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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组织、有预谋”正名
杨光(北京)



中共之视“有组织、有预谋”为大敌,是要禁绝一切自治性的组织和独立性的预谋,以便永久垄断“组织”和“预谋”。




孔子说:“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民无所措手足。”(《论语》第十三章)哈耶克说,“语言是行为的指南”,“只要我们用建立在错误理论上的语言说话,我们就会犯下错误并使其长久存在。”(引自《致命的自负》第七章“被毒化的语言”)

中共的一党专制制度有它一套独特的政治语汇,它用这套语汇来描述和解释日常的政治事务与社会现象,并形成了一套独特的历史叙事结构和政治论辩逻辑。当我们因为习以为常的思维惰性而逐渐接受了这套语言,也就会在不知不觉间陷入这套语言的叙事结构和论辩逻辑之中。而这必将限制和扭曲我们的理解能力,并使我们误入歧途。“有组织、有预谋”一词便在此例。所以,对有中共特色的专制语言进行正本清源式的清理,这应当是一件非常重要的工作。

本文的直接目的是为“有组织、有预谋”除罪、解毒、正名。笔者相信,除了“有组织、有预谋”的刑事犯罪之外,其他一切正当的群体活动均以“有组织、有预谋”优于“无组织、无预谋”。但这个词语是一个长期被毒化的词语,对其进行一番解析不仅在理论上是必要的,其实践意义则尤为重要。这有两个原因:第一,在若干重要的领域——如异议活动、党内斗争、公民社会、“群体性事件”中,“有组织、有预谋”是关乎中共当局对人对事如何定性、如何处置的一个关键词;第二,当前的中国社会正在上演着层出不穷、愈演愈烈的官民冲突性质的“群体性事件”,而这些事件表现出越来越明显的突发性、盲目性、扩散性、“无直接利害关系”、激进化、非理性化、暴力化等等特征。易言之,这些事件几乎完全是“无组织、无预谋”的——唯其如此,它们才有可能凸显出上述那些可怕的特征。不久前发生的翁安骚乱、杨佳杀警,以及近些年来频繁发生的其他类似事件,充分说明了底层社会久苦于“无组织”、集体行动久困于“无预谋”、中国人民已经普遍陷入了“民无所措手足”的严重状态。




我们知道,在当代中国的政治词典里,“有组织、有预谋”一直是一个贬义词。更确切地说,当这两个词被固定地搭配在一起的时候,它专门适用于某些特定的“坏人坏事”,如“反党集团”、“反动分子”、“反华势力”或“反革命政治事件”、“政治动乱”之类。比如1957年的“反右运动”,据说是因为“右派分子有组织、有预谋地向党发动猖狂进攻”,1989年的“六四事件”,据说是因为发生了“一场有组织、有预谋的政治动乱和反革命暴乱”。但反过来,你却不能说“毛主席、党中央有组织、有预谋地向五类分子发动猖狂进攻”,也不能说“一批无产阶级革命家有组织、有预谋地镇压青年学生、屠杀无辜百姓”,尽管事实确实如此。这也就是说,“有组织、有预谋”是专门用在“敌人”身上、是为“敌人”量身定制的一个紧箍咒。

正因如此,“有组织、有预谋”也就成了一个“上纲上线”的标准。如果你做了某件共产党所不太喜欢的事情——比如公开发表了比较刺耳的“不同政见”,或者私下里给最高领袖写了一封令人讨厌的“万言书”,那么,你将面临两种后果:若被认定为“无组织、无预谋”,当局也许会网开一面、从轻发落,但若沾上了“有组织、有预谋”的嫌疑,则必定被严惩不贷,甚至还要斩草除根(那恐怕就非得被“专政”、“粉碎”或“打倒”不可了)。也正因如此,“有组织、有预谋”逐渐变成了一项社会禁忌、一项道德指控、一个政治魔咒。同时,它也成了一件权力斗争的致胜法宝。任何人、任何(分散的或群体的)社会活动,无论是在党内还是党外,一旦被扣上了“有组织、有预谋”的帽子,将立刻从“人民内部矛盾”转化为“敌我矛盾”——按毛泽东的说法:“事情的性质就变了”。于是乎魔咒降身、厄运当头:在“无产阶级专政”和“群众运动”的天罗地网中,不仅“政治生命”难保,就连人身自由、生命财产也朝不保夕。

在中共治下,从“苏区”到“边区”到全国,因“有组织、有预谋”而大祸临头的政治案件数不胜数。如“AB团”、“社民党”、“改组派”、“托派”、“红旗党”,如“高饶”、“彭黄张周”、“彭罗陆杨”、“二月逆流”、“黄吴邱李”,如“王实味集团”、“胡风集团”、“章罗联盟”、“丁陈集团”、“三家村”,如“东北帮”、“西北帮”、“南方叛徒网”、“伊玛尼党”、“内人党”等等。其实,这些所谓的“集团”、“联盟”、“党”及其“预谋”大都虚无缥缈,有些是邻人疑斧、猜忌过度,有些是权力斗争、栽赃陷害(某某与某某长期共事,某某与某某过从甚密,某某与某某意见相近,某某为某某打抱不平,甚至某某和某某常互赠诗文、某某和某某都爱养兰花,这些都能够成为“有组织、有预谋”的罪证)。对于成规模的群体性事件,中共当局最经典的指控也是“有组织、有预谋”。人们不会忘记,1976年“四五天安门事件”、“1989年那场政治风波”、1999年法轮功中南海请愿事件,正式的官方定性都特别强调其为“有组织、有预谋”,以此来证明武力镇压的正确性和必要性。今年的413拉萨骚乱,“有组织、有预谋”的指控照样赫然在目。可见,中共虽然自诩“与时俱进”,其政治词典却显然缺乏更新,每到图穷匕见之际,它的说辞还是老掉牙的那一套。

可不要小看了“有组织、有预谋”,它既可让个人身败名裂,也能让社会伤筋动骨。在某种意义上,中共已经获得了“成功”—— 基本上,它“成功”地实现了“党外无党、党内无派”的组织一元化,它甚至于“成功”地毁坏了中国传统的家庭关系、师生关系、邻里关系、宗族关系、社区关系和乡土关系,从而使中国社会之最基础的组织基因和组织细胞发生了极大的变异,这从根本上损害了中国人的自治能力。

经过五十多年的中共统治,中国人民已经习惯于主动避嫌、自我设限,以免在“组织”和“预谋”上触犯了当局的禁忌。人们不仅在做当局所不喜欢的事情时尽量保持“无组织、无预谋”的状态,即使是在做共产党所喜欢(或不太讨厌)的事情时也不敢“有组织、有预谋”。久而久之,人们甚至普遍认为,除非由“党中央”和党的最高领袖亲自“组织”和“预谋”,任何其他人、其他事都不应该、不可以“有组织、有预谋”。于是,真正的自治性组织常常被扼杀在摇篮之中,真正的独立性预谋往往被消灭在萌芽状态。

结果是,中国人民普遍地变得自私冷漠,也普遍地变得孤立无援。因为我们除了共同附庸于一个“党和国家”之外,其他一切更自然、更贴近、更紧密的社会联系均被严重削弱,乃至被彻底阻断。确实,中华民族几乎真的快要变成一个漫无组织、缺智少谋的民族,几乎真的快要变成一群离散隔绝、绝圣弃智的大国寡民!而这一超越了秦始皇和明太祖的不世之功,或许有一大半都应该归功于中共当局对“有组织、有预谋”的严防死守和穷追猛打。




中共之视“有组织、有预谋”为大敌,当然并不是要消灭“组织”和“预谋”,它只是要禁绝一切自治性的组织和独立性的预谋,以便永久垄断“组织”和“预谋”;它也并不是特别偏爱“无组织、无预谋”,而只是极度倾心于“一元化组织”和“单极化预谋”。简言之,“有组织、有预谋”被设定为一项特权,仅仅属于“党中央”和党的最高领袖——“党中央”是唯一的组织发源地,领袖意志则是唯一的真理源泉。此外,不仅普通的公民不可以“有组织、有预谋”,党的分支机构、下级组织,工青妇、“民主党派”,所有的社会阶层和团体,也通通没有“组织”与“预谋”的真正资格——它们至多只能在“紧密团结在党中央周围”、“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的前提下分享“组织”和“预谋”之一杯羹。中共试图以一个组织取代一切组织、以一种预谋排斥一切智谋,以便将中华民族打造成一部任其驱使的人造机器,将中国社会打造成“一个组织、一个领袖、一个主义”的党国社会。这样一个社会,便是一党制极权社会。

然而,20世纪的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业已证明,一党制极权社会是不可能稳定、不可能持久、不可能成功的。1978年以来,毛式极权体系迅速消解、中共专制政治逐渐衰朽,在这个进程当中,我们忽然发现:在“党和国家”的上层结构与底层社会的下层结构之间,出现了大面积的组织荒漠化和长距离的政治社会断裂。

这个事实就是:在破坏一个旧社会方面,中共体制几乎“成功”了,在建设一个新世界方面,它注定完全不可能成功,而它自己也已经认识到并接受了这一点(虽然它还不敢于公开承认)。当我们加入了一个号称代表全人类最高利益的伟大阶级、当我们在砸烂了传统的社会关系之后面目全非地以所谓“人民”的名义集体臣服于一个号称领导一切的全能政党,我们便无可救药地变成了“无组织、无预谋”的一群人。而此一事实的严重后果,即大面积的组织荒漠化和长距离的政治社会断裂,我们将无从躲避,必须承受。

毛泽东时代的极权政治摧毁了太多的东西:毛时代彻底消灭了奄奄一息的士绅地主阶层——而他们本来是天然的、值得倍加珍惜和保护的地方权威,是传统权利、固有秩序和自治精神的捍卫者,是熟人社会的文化精英和精神领袖;毛时代彻底解构了宗族、家族和基于“孝悌”观念的中国式家庭关系——而它们本来是最亲近最牢固的基层自治组织,是最简单最可靠的互助群体和利益共同体;毛时代彻底败坏了传统的儒家礼法秩序——而这种秩序本来是建立在悠久的习俗、惯例和代复一代的文明教化基础之上的传承秩序,无需额外的政治强制,这一秩序便可持续运行、自我修复、渐进均衡。

党和政府曾经豪情满怀地把亿万劳苦大众从小共同体的压制中“解放”出来,将他们纳入一个史无前例的一元化极权组织的垂直管治之中,以便凝聚起终结历史、改天换地的伟大力量。于是,人们不再服从士绅的自然权威转而服从党支部的人造权威,人们不再相信家长、族长、亲缘关系转而相信所谓“阶级感情”,人们不再敬天祭祖转而向伟大领袖大表忠心,而且,为了后者,人们以极尽残忍、几乎变态的方式摧毁前者,以示与旧传统彻底决裂。这是一个民族失去理智的疯狂举动。虽然,党支部书记曾经一度取代了乡村士绅,生产大队和人民公社曾经一度取代了血缘宗族和邻里社会,国营企业和官僚机构曾经一度取代了工商阶层和自治性行会,自上而下的共产极权体系曾经一度取代了底层社会的礼法秩序,尽管在完成这些取代的血腥过程中,中国社会付出了极其高昂的制度成本,但是,即使是在专制甚嚣尘上、极权无孔不入、一元化组织一竿子插到底的巅峰时刻,在底层社会的管治能力和管治效率方面,在提供基本公共品的数量、质量和及时性方面,党、领袖和集权政府从来也没有真正优越于以往传统的基层自治体,极权秩序的有效性和稳定性从来也没有真正超越过以往由家长、族长、乡绅、祠堂、文教、社区、寺庙、行会、集镇所共同提供的自然政经秩序。

而更加糟糕的是,当一个传统的“旧社会”被破坏殆尽,“新社会”——这个驱逐了传统权威、消灭了社会精英、断绝了文化传承的昙花一现的“新社会”——却终于支撑不住,顷刻间又要土崩瓦解了。




在过去两千多年的帝制时间里,山高皇帝远,皇权不下县。在日常生活中,皇帝大概和玉皇大帝一样遥远,除了偶尔发布免除税赋、大赦天下的圣旨,皇帝的其他旨意与民间生活少有关联。与此相对的是,孔子的教导远比皇帝的权力更加持久、更加深刻地影响着普通中国人的生活态度、价值观和公共道德。中国正式的朝廷命官通常只有区区几千名,清朝人口鼎盛时最多也不到两万名,所以,皇帝和他的朝廷若要实行统治,必然离不开社会贤达、当地士绅,也必须立足于居民互保、基层自治,也就是说,皇帝常常统而不治,在若干重要的地方性公共生活领域,人们更多地接受礼俗、道德、家法、族条、乡规、民约的规范而非接受皇权的垂直管治。即使是实行“偶语诗书者弃市”的秦始皇和发布《大诰》三篇令全民习诵的朱元璋也没有能力让皇权体系进入千家万户,因为他不可能向每个村庄、每条街道、每个作坊都派遣一位既在当地“代表人民利益”又时刻听命于上级领导的“父母官”。

因此,与其说中国先民生活在帝制结构之中,不如说他们生活在帝制框架之下的居民自治结构之中。普通中国先民最主要的生活领域是一个世代相传的熟人社区——他生活在世代承接的家族社会、乡土社会和职业社会之中。在那里,“组织”和成熟规范的公共生活长久存在,并无一刻稍息,他们既无需事前申请,也无需事后备案,就可以每日每时地“有组织、有预谋”地维护私权、化解冲突、发展公益、捍卫秩序。

如今,我们不必怀恋、更不必美化中国传统社会,但是,将传统社会与极权衰朽之际的当前社会相比,我们能够获得很多重要的启示。其中极重要的启示之一是:当人们推翻了家长权威、宗法结构和儒家士绅的“压迫”和“剥削”,所失去的绝不仅仅是枷锁;当人们以新的社会身份融汇于“阶级”、臣服于“党”,所得到的也绝不仅仅是“解放”。

我想起托克维尔在评价法国大革命时所说的一段话:“这场革命摧毁了那么多与自由背道而驰的制度、思想、习惯,另一方面它也废除了那么多自由所赖以存在的其他东西,这时,我便倾向于认为,如果当初由专制君主来完成革命,革命可能使我们有朝一日发展为一个自由的民族,而以人民主权的名义并由人民进行的革命,不可能使我们成为自由民族。要理解我们这段革命的历史,千万不要忘记上述观点。”(引自《旧制度与大革命》第三编第三章)




当今中国,正处于一个高度不确定的时期。与毛泽东、邓小平掌权的时代相比:中国的经济更加繁荣,而政治更加腐败;中国的国力更加强盛,而社会更加脆弱;中国的文化更加开放,而精神更加空虚。在上层,权力正在变异,但方向并不明朗。有时候它专横暴虐、肆无忌惮,有时候又优柔寡断、惶惶不安;在下层,“痛苦已经减轻,痛感却更加敏锐”(托克维尔语),人民常常百依百顺、漫不经心,但有时又会勃然大怒、一怒冲天。当今中国,到处都弥漫着希望,也到处都蕴藏着危险。而要减少未来中国社会的不确定性,其根本之途,就是恢复公民社会的组织化和集体行动的预谋化,在已经丧失掉那些延续了数千年的传统组织形式和传统社会精英的情况下,这一点尤为迫切。

通常,一个群体的组织化程度越高,则其理性化程度也越高,一项集体行动越是经过深谋远虑,其建设性会越大、破坏性会越小,就越具有正面价值,其成功的可能性也越高。而相反,临时聚集的乌合之众和临时起意的集体骚动则往往是暴烈的、可怕的,因为没有组织的约束,没有预先的谋划,便极易受到愤怒、激情和偏见的驱使,极易受到偶然突发因素的制约,极易走向极端化、暴力化,结果只能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如果中共当局愿意对自己负责也对国家负责,那么事不宜迟,它应该立刻停止对“有组织、有预谋”的妖魔化,立刻将自由结社的权利还给社会。在极权裂解、体制衰变的过程中,政治异议、抗争性维权等公民行动将会越来越多,中共党内的权力斗争、利益冲突和意见纠纷也将越来越显性化,在这个前景高度不确定的时期,唯有将上述一切正常的群体纷争纳入“有组织、有预谋”的轨道,才有可能避免暴力循环和政局突变的风险,才有可能使全社会对我们的未来获得一个比较乐观的预期。





中共之视“有组织、有预谋”为大敌,是要禁绝一切自治性的组织和独立性的预谋,以便永久垄断“组织”和“预谋”。




孔子说:“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民无所措手足。”(《论语》第十三章)哈耶克说,“语言是行为的指南”,“只要我们用建立在错误理论上的语言说话,我们就会犯下错误并使其长久存在。”(引自《致命的自负》第七章“被毒化的语言”)

中共的一党专制制度有它一套独特的政治语汇,它用这套语汇来描述和解释日常的政治事务与社会现象,并形成了一套独特的历史叙事结构和政治论辩逻辑。当我们因为习以为常的思维惰性而逐渐接受了这套语言,也就会在不知不觉间陷入这套语言的叙事结构和论辩逻辑之中。而这必将限制和扭曲我们的理解能力,并使我们误入歧途。“有组织、有预谋”一词便在此例。所以,对有中共特色的专制语言进行正本清源式的清理,这应当是一件非常重要的工作。

本文的直接目的是为“有组织、有预谋”除罪、解毒、正名。笔者相信,除了“有组织、有预谋”的刑事犯罪之外,其他一切正当的群体活动均以“有组织、有预谋”优于“无组织、无预谋”。但这个词语是一个长期被毒化的词语,对其进行一番解析不仅在理论上是必要的,其实践意义则尤为重要。这有两个原因:第一,在若干重要的领域——如异议活动、党内斗争、公民社会、“群体性事件”中,“有组织、有预谋”是关乎中共当局对人对事如何定性、如何处置的一个关键词;第二,当前的中国社会正在上演着层出不穷、愈演愈烈的官民冲突性质的“群体性事件”,而这些事件表现出越来越明显的突发性、盲目性、扩散性、“无直接利害关系”、激进化、非理性化、暴力化等等特征。易言之,这些事件几乎完全是“无组织、无预谋”的——唯其如此,它们才有可能凸显出上述那些可怕的特征。不久前发生的翁安骚乱、杨佳杀警,以及近些年来频繁发生的其他类似事件,充分说明了底层社会久苦于“无组织”、集体行动久困于“无预谋”、中国人民已经普遍陷入了“民无所措手足”的严重状态。




我们知道,在当代中国的政治词典里,“有组织、有预谋”一直是一个贬义词。更确切地说,当这两个词被固定地搭配在一起的时候,它专门适用于某些特定的“坏人坏事”,如“反党集团”、“反动分子”、“反华势力”或“反革命政治事件”、“政治动乱”之类。比如1957年的“反右运动”,据说是因为“右派分子有组织、有预谋地向党发动猖狂进攻”,1989年的“六四事件”,据说是因为发生了“一场有组织、有预谋的政治动乱和反革命暴乱”。但反过来,你却不能说“毛主席、党中央有组织、有预谋地向五类分子发动猖狂进攻”,也不能说“一批无产阶级革命家有组织、有预谋地镇压青年学生、屠杀无辜百姓”,尽管事实确实如此。这也就是说,“有组织、有预谋”是专门用在“敌人”身上、是为“敌人”量身定制的一个紧箍咒。

正因如此,“有组织、有预谋”也就成了一个“上纲上线”的标准。如果你做了某件共产党所不太喜欢的事情——比如公开发表了比较刺耳的“不同政见”,或者私下里给最高领袖写了一封令人讨厌的“万言书”,那么,你将面临两种后果:若被认定为“无组织、无预谋”,当局也许会网开一面、从轻发落,但若沾上了“有组织、有预谋”的嫌疑,则必定被严惩不贷,甚至还要斩草除根(那恐怕就非得被“专政”、“粉碎”或“打倒”不可了)。也正因如此,“有组织、有预谋”逐渐变成了一项社会禁忌、一项道德指控、一个政治魔咒。同时,它也成了一件权力斗争的致胜法宝。任何人、任何(分散的或群体的)社会活动,无论是在党内还是党外,一旦被扣上了“有组织、有预谋”的帽子,将立刻从“人民内部矛盾”转化为“敌我矛盾”——按毛泽东的说法:“事情的性质就变了”。于是乎魔咒降身、厄运当头:在“无产阶级专政”和“群众运动”的天罗地网中,不仅“政治生命”难保,就连人身自由、生命财产也朝不保夕。

在中共治下,从“苏区”到“边区”到全国,因“有组织、有预谋”而大祸临头的政治案件数不胜数。如“AB团”、“社民党”、“改组派”、“托派”、“红旗党”,如“高饶”、“彭黄张周”、“彭罗陆杨”、“二月逆流”、“黄吴邱李”,如“王实味集团”、“胡风集团”、“章罗联盟”、“丁陈集团”、“三家村”,如“东北帮”、“西北帮”、“南方叛徒网”、“伊玛尼党”、“内人党”等等。其实,这些所谓的“集团”、“联盟”、“党”及其“预谋”大都虚无缥缈,有些是邻人疑斧、猜忌过度,有些是权力斗争、栽赃陷害(某某与某某长期共事,某某与某某过从甚密,某某与某某意见相近,某某为某某打抱不平,甚至某某和某某常互赠诗文、某某和某某都爱养兰花,这些都能够成为“有组织、有预谋”的罪证)。对于成规模的群体性事件,中共当局最经典的指控也是“有组织、有预谋”。人们不会忘记,1976年“四五天安门事件”、“1989年那场政治风波”、1999年法轮功中南海请愿事件,正式的官方定性都特别强调其为“有组织、有预谋”,以此来证明武力镇压的正确性和必要性。今年的413拉萨骚乱,“有组织、有预谋”的指控照样赫然在目。可见,中共虽然自诩“与时俱进”,其政治词典却显然缺乏更新,每到图穷匕见之际,它的说辞还是老掉牙的那一套。

可不要小看了“有组织、有预谋”,它既可让个人身败名裂,也能让社会伤筋动骨。在某种意义上,中共已经获得了“成功”—— 基本上,它“成功”地实现了“党外无党、党内无派”的组织一元化,它甚至于“成功”地毁坏了中国传统的家庭关系、师生关系、邻里关系、宗族关系、社区关系和乡土关系,从而使中国社会之最基础的组织基因和组织细胞发生了极大的变异,这从根本上损害了中国人的自治能力。

经过五十多年的中共统治,中国人民已经习惯于主动避嫌、自我设限,以免在“组织”和“预谋”上触犯了当局的禁忌。人们不仅在做当局所不喜欢的事情时尽量保持“无组织、无预谋”的状态,即使是在做共产党所喜欢(或不太讨厌)的事情时也不敢“有组织、有预谋”。久而久之,人们甚至普遍认为,除非由“党中央”和党的最高领袖亲自“组织”和“预谋”,任何其他人、其他事都不应该、不可以“有组织、有预谋”。于是,真正的自治性组织常常被扼杀在摇篮之中,真正的独立性预谋往往被消灭在萌芽状态。

结果是,中国人民普遍地变得自私冷漠,也普遍地变得孤立无援。因为我们除了共同附庸于一个“党和国家”之外,其他一切更自然、更贴近、更紧密的社会联系均被严重削弱,乃至被彻底阻断。确实,中华民族几乎真的快要变成一个漫无组织、缺智少谋的民族,几乎真的快要变成一群离散隔绝、绝圣弃智的大国寡民!而这一超越了秦始皇和明太祖的不世之功,或许有一大半都应该归功于中共当局对“有组织、有预谋”的严防死守和穷追猛打。




中共之视“有组织、有预谋”为大敌,当然并不是要消灭“组织”和“预谋”,它只是要禁绝一切自治性的组织和独立性的预谋,以便永久垄断“组织”和“预谋”;它也并不是特别偏爱“无组织、无预谋”,而只是极度倾心于“一元化组织”和“单极化预谋”。简言之,“有组织、有预谋”被设定为一项特权,仅仅属于“党中央”和党的最高领袖——“党中央”是唯一的组织发源地,领袖意志则是唯一的真理源泉。此外,不仅普通的公民不可以“有组织、有预谋”,党的分支机构、下级组织,工青妇、“民主党派”,所有的社会阶层和团体,也通通没有“组织”与“预谋”的真正资格——它们至多只能在“紧密团结在党中央周围”、“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的前提下分享“组织”和“预谋”之一杯羹。中共试图以一个组织取代一切组织、以一种预谋排斥一切智谋,以便将中华民族打造成一部任其驱使的人造机器,将中国社会打造成“一个组织、一个领袖、一个主义”的党国社会。这样一个社会,便是一党制极权社会。

然而,20世纪的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业已证明,一党制极权社会是不可能稳定、不可能持久、不可能成功的。1978年以来,毛式极权体系迅速消解、中共专制政治逐渐衰朽,在这个进程当中,我们忽然发现:在“党和国家”的上层结构与底层社会的下层结构之间,出现了大面积的组织荒漠化和长距离的政治社会断裂。

这个事实就是:在破坏一个旧社会方面,中共体制几乎“成功”了,在建设一个新世界方面,它注定完全不可能成功,而它自己也已经认识到并接受了这一点(虽然它还不敢于公开承认)。当我们加入了一个号称代表全人类最高利益的伟大阶级、当我们在砸烂了传统的社会关系之后面目全非地以所谓“人民”的名义集体臣服于一个号称领导一切的全能政党,我们便无可救药地变成了“无组织、无预谋”的一群人。而此一事实的严重后果,即大面积的组织荒漠化和长距离的政治社会断裂,我们将无从躲避,必须承受。

毛泽东时代的极权政治摧毁了太多的东西:毛时代彻底消灭了奄奄一息的士绅地主阶层——而他们本来是天然的、值得倍加珍惜和保护的地方权威,是传统权利、固有秩序和自治精神的捍卫者,是熟人社会的文化精英和精神领袖;毛时代彻底解构了宗族、家族和基于“孝悌”观念的中国式家庭关系——而它们本来是最亲近最牢固的基层自治组织,是最简单最可靠的互助群体和利益共同体;毛时代彻底败坏了传统的儒家礼法秩序——而这种秩序本来是建立在悠久的习俗、惯例和代复一代的文明教化基础之上的传承秩序,无需额外的政治强制,这一秩序便可持续运行、自我修复、渐进均衡。

党和政府曾经豪情满怀地把亿万劳苦大众从小共同体的压制中“解放”出来,将他们纳入一个史无前例的一元化极权组织的垂直管治之中,以便凝聚起终结历史、改天换地的伟大力量。于是,人们不再服从士绅的自然权威转而服从党支部的人造权威,人们不再相信家长、族长、亲缘关系转而相信所谓“阶级感情”,人们不再敬天祭祖转而向伟大领袖大表忠心,而且,为了后者,人们以极尽残忍、几乎变态的方式摧毁前者,以示与旧传统彻底决裂。这是一个民族失去理智的疯狂举动。虽然,党支部书记曾经一度取代了乡村士绅,生产大队和人民公社曾经一度取代了血缘宗族和邻里社会,国营企业和官僚机构曾经一度取代了工商阶层和自治性行会,自上而下的共产极权体系曾经一度取代了底层社会的礼法秩序,尽管在完成这些取代的血腥过程中,中国社会付出了极其高昂的制度成本,但是,即使是在专制甚嚣尘上、极权无孔不入、一元化组织一竿子插到底的巅峰时刻,在底层社会的管治能力和管治效率方面,在提供基本公共品的数量、质量和及时性方面,党、领袖和集权政府从来也没有真正优越于以往传统的基层自治体,极权秩序的有效性和稳定性从来也没有真正超越过以往由家长、族长、乡绅、祠堂、文教、社区、寺庙、行会、集镇所共同提供的自然政经秩序。

而更加糟糕的是,当一个传统的“旧社会”被破坏殆尽,“新社会”——这个驱逐了传统权威、消灭了社会精英、断绝了文化传承的昙花一现的“新社会”——却终于支撑不住,顷刻间又要土崩瓦解了。




在过去两千多年的帝制时间里,山高皇帝远,皇权不下县。在日常生活中,皇帝大概和玉皇大帝一样遥远,除了偶尔发布免除税赋、大赦天下的圣旨,皇帝的其他旨意与民间生活少有关联。与此相对的是,孔子的教导远比皇帝的权力更加持久、更加深刻地影响着普通中国人的生活态度、价值观和公共道德。中国正式的朝廷命官通常只有区区几千名,清朝人口鼎盛时最多也不到两万名,所以,皇帝和他的朝廷若要实行统治,必然离不开社会贤达、当地士绅,也必须立足于居民互保、基层自治,也就是说,皇帝常常统而不治,在若干重要的地方性公共生活领域,人们更多地接受礼俗、道德、家法、族条、乡规、民约的规范而非接受皇权的垂直管治。即使是实行“偶语诗书者弃市”的秦始皇和发布《大诰》三篇令全民习诵的朱元璋也没有能力让皇权体系进入千家万户,因为他不可能向每个村庄、每条街道、每个作坊都派遣一位既在当地“代表人民利益”又时刻听命于上级领导的“父母官”。

因此,与其说中国先民生活在帝制结构之中,不如说他们生活在帝制框架之下的居民自治结构之中。普通中国先民最主要的生活领域是一个世代相传的熟人社区——他生活在世代承接的家族社会、乡土社会和职业社会之中。在那里,“组织”和成熟规范的公共生活长久存在,并无一刻稍息,他们既无需事前申请,也无需事后备案,就可以每日每时地“有组织、有预谋”地维护私权、化解冲突、发展公益、捍卫秩序。

如今,我们不必怀恋、更不必美化中国传统社会,但是,将传统社会与极权衰朽之际的当前社会相比,我们能够获得很多重要的启示。其中极重要的启示之一是:当人们推翻了家长权威、宗法结构和儒家士绅的“压迫”和“剥削”,所失去的绝不仅仅是枷锁;当人们以新的社会身份融汇于“阶级”、臣服于“党”,所得到的也绝不仅仅是“解放”。

我想起托克维尔在评价法国大革命时所说的一段话:“这场革命摧毁了那么多与自由背道而驰的制度、思想、习惯,另一方面它也废除了那么多自由所赖以存在的其他东西,这时,我便倾向于认为,如果当初由专制君主来完成革命,革命可能使我们有朝一日发展为一个自由的民族,而以人民主权的名义并由人民进行的革命,不可能使我们成为自由民族。要理解我们这段革命的历史,千万不要忘记上述观点。”(引自《旧制度与大革命》第三编第三章)




当今中国,正处于一个高度不确定的时期。与毛泽东、邓小平掌权的时代相比:中国的经济更加繁荣,而政治更加腐败;中国的国力更加强盛,而社会更加脆弱;中国的文化更加开放,而精神更加空虚。在上层,权力正在变异,但方向并不明朗。有时候它专横暴虐、肆无忌惮,有时候又优柔寡断、惶惶不安;在下层,“痛苦已经减轻,痛感却更加敏锐”(托克维尔语),人民常常百依百顺、漫不经心,但有时又会勃然大怒、一怒冲天。当今中国,到处都弥漫着希望,也到处都蕴藏着危险。而要减少未来中国社会的不确定性,其根本之途,就是恢复公民社会的组织化和集体行动的预谋化,在已经丧失掉那些延续了数千年的传统组织形式和传统社会精英的情况下,这一点尤为迫切。

通常,一个群体的组织化程度越高,则其理性化程度也越高,一项集体行动越是经过深谋远虑,其建设性会越大、破坏性会越小,就越具有正面价值,其成功的可能性也越高。而相反,临时聚集的乌合之众和临时起意的集体骚动则往往是暴烈的、可怕的,因为没有组织的约束,没有预先的谋划,便极易受到愤怒、激情和偏见的驱使,极易受到偶然突发因素的制约,极易走向极端化、暴力化,结果只能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如果中共当局愿意对自己负责也对国家负责,那么事不宜迟,它应该立刻停止对“有组织、有预谋”的妖魔化,立刻将自由结社的权利还给社会。在极权裂解、体制衰变的过程中,政治异议、抗争性维权等公民行动将会越来越多,中共党内的权力斗争、利益冲突和意见纠纷也将越来越显性化,在这个前景高度不确定的时期,唯有将上述一切正常的群体纷争纳入“有组织、有预谋”的轨道,才有可能避免暴力循环和政局突变的风险,才有可能使全社会对我们的未来获得一个比较乐观的预期。





中共之视“有组织、有预谋”为大敌,是要禁绝一切自治性的组织和独立性的预谋,以便永久垄断“组织”和“预谋”。




孔子说:“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民无所措手足。”(《论语》第十三章)哈耶克说,“语言是行为的指南”,“只要我们用建立在错误理论上的语言说话,我们就会犯下错误并使其长久存在。”(引自《致命的自负》第七章“被毒化的语言”)

中共的一党专制制度有它一套独特的政治语汇,它用这套语汇来描述和解释日常的政治事务与社会现象,并形成了一套独特的历史叙事结构和政治论辩逻辑。当我们因为习以为常的思维惰性而逐渐接受了这套语言,也就会在不知不觉间陷入这套语言的叙事结构和论辩逻辑之中。而这必将限制和扭曲我们的理解能力,并使我们误入歧途。“有组织、有预谋”一词便在此例。所以,对有中共特色的专制语言进行正本清源式的清理,这应当是一件非常重要的工作。

本文的直接目的是为“有组织、有预谋”除罪、解毒、正名。笔者相信,除了“有组织、有预谋”的刑事犯罪之外,其他一切正当的群体活动均以“有组织、有预谋”优于“无组织、无预谋”。但这个词语是一个长期被毒化的词语,对其进行一番解析不仅在理论上是必要的,其实践意义则尤为重要。这有两个原因:第一,在若干重要的领域——如异议活动、党内斗争、公民社会、“群体性事件”中,“有组织、有预谋”是关乎中共当局对人对事如何定性、如何处置的一个关键词;第二,当前的中国社会正在上演着层出不穷、愈演愈烈的官民冲突性质的“群体性事件”,而这些事件表现出越来越明显的突发性、盲目性、扩散性、“无直接利害关系”、激进化、非理性化、暴力化等等特征。易言之,这些事件几乎完全是“无组织、无预谋”的——唯其如此,它们才有可能凸显出上述那些可怕的特征。不久前发生的翁安骚乱、杨佳杀警,以及近些年来频繁发生的其他类似事件,充分说明了底层社会久苦于“无组织”、集体行动久困于“无预谋”、中国人民已经普遍陷入了“民无所措手足”的严重状态。




我们知道,在当代中国的政治词典里,“有组织、有预谋”一直是一个贬义词。更确切地说,当这两个词被固定地搭配在一起的时候,它专门适用于某些特定的“坏人坏事”,如“反党集团”、“反动分子”、“反华势力”或“反革命政治事件”、“政治动乱”之类。比如1957年的“反右运动”,据说是因为“右派分子有组织、有预谋地向党发动猖狂进攻”,1989年的“六四事件”,据说是因为发生了“一场有组织、有预谋的政治动乱和反革命暴乱”。但反过来,你却不能说“毛主席、党中央有组织、有预谋地向五类分子发动猖狂进攻”,也不能说“一批无产阶级革命家有组织、有预谋地镇压青年学生、屠杀无辜百姓”,尽管事实确实如此。这也就是说,“有组织、有预谋”是专门用在“敌人”身上、是为“敌人”量身定制的一个紧箍咒。

正因如此,“有组织、有预谋”也就成了一个“上纲上线”的标准。如果你做了某件共产党所不太喜欢的事情——比如公开发表了比较刺耳的“不同政见”,或者私下里给最高领袖写了一封令人讨厌的“万言书”,那么,你将面临两种后果:若被认定为“无组织、无预谋”,当局也许会网开一面、从轻发落,但若沾上了“有组织、有预谋”的嫌疑,则必定被严惩不贷,甚至还要斩草除根(那恐怕就非得被“专政”、“粉碎”或“打倒”不可了)。也正因如此,“有组织、有预谋”逐渐变成了一项社会禁忌、一项道德指控、一个政治魔咒。同时,它也成了一件权力斗争的致胜法宝。任何人、任何(分散的或群体的)社会活动,无论是在党内还是党外,一旦被扣上了“有组织、有预谋”的帽子,将立刻从“人民内部矛盾”转化为“敌我矛盾”——按毛泽东的说法:“事情的性质就变了”。于是乎魔咒降身、厄运当头:在“无产阶级专政”和“群众运动”的天罗地网中,不仅“政治生命”难保,就连人身自由、生命财产也朝不保夕。

在中共治下,从“苏区”到“边区”到全国,因“有组织、有预谋”而大祸临头的政治案件数不胜数。如“AB团”、“社民党”、“改组派”、“托派”、“红旗党”,如“高饶”、“彭黄张周”、“彭罗陆杨”、“二月逆流”、“黄吴邱李”,如“王实味集团”、“胡风集团”、“章罗联盟”、“丁陈集团”、“三家村”,如“东北帮”、“西北帮”、“南方叛徒网”、“伊玛尼党”、“内人党”等等。其实,这些所谓的“集团”、“联盟”、“党”及其“预谋”大都虚无缥缈,有些是邻人疑斧、猜忌过度,有些是权力斗争、栽赃陷害(某某与某某长期共事,某某与某某过从甚密,某某与某某意见相近,某某为某某打抱不平,甚至某某和某某常互赠诗文、某某和某某都爱养兰花,这些都能够成为“有组织、有预谋”的罪证)。对于成规模的群体性事件,中共当局最经典的指控也是“有组织、有预谋”。人们不会忘记,1976年“四五天安门事件”、“1989年那场政治风波”、1999年法轮功中南海请愿事件,正式的官方定性都特别强调其为“有组织、有预谋”,以此来证明武力镇压的正确性和必要性。今年的413拉萨骚乱,“有组织、有预谋”的指控照样赫然在目。可见,中共虽然自诩“与时俱进”,其政治词典却显然缺乏更新,每到图穷匕见之际,它的说辞还是老掉牙的那一套。

可不要小看了“有组织、有预谋”,它既可让个人身败名裂,也能让社会伤筋动骨。在某种意义上,中共已经获得了“成功”—— 基本上,它“成功”地实现了“党外无党、党内无派”的组织一元化,它甚至于“成功”地毁坏了中国传统的家庭关系、师生关系、邻里关系、宗族关系、社区关系和乡土关系,从而使中国社会之最基础的组织基因和组织细胞发生了极大的变异,这从根本上损害了中国人的自治能力。

经过五十多年的中共统治,中国人民已经习惯于主动避嫌、自我设限,以免在“组织”和“预谋”上触犯了当局的禁忌。人们不仅在做当局所不喜欢的事情时尽量保持“无组织、无预谋”的状态,即使是在做共产党所喜欢(或不太讨厌)的事情时也不敢“有组织、有预谋”。久而久之,人们甚至普遍认为,除非由“党中央”和党的最高领袖亲自“组织”和“预谋”,任何其他人、其他事都不应该、不可以“有组织、有预谋”。于是,真正的自治性组织常常被扼杀在摇篮之中,真正的独立性预谋往往被消灭在萌芽状态。

结果是,中国人民普遍地变得自私冷漠,也普遍地变得孤立无援。因为我们除了共同附庸于一个“党和国家”之外,其他一切更自然、更贴近、更紧密的社会联系均被严重削弱,乃至被彻底阻断。确实,中华民族几乎真的快要变成一个漫无组织、缺智少谋的民族,几乎真的快要变成一群离散隔绝、绝圣弃智的大国寡民!而这一超越了秦始皇和明太祖的不世之功,或许有一大半都应该归功于中共当局对“有组织、有预谋”的严防死守和穷追猛打。




中共之视“有组织、有预谋”为大敌,当然并不是要消灭“组织”和“预谋”,它只是要禁绝一切自治性的组织和独立性的预谋,以便永久垄断“组织”和“预谋”;它也并不是特别偏爱“无组织、无预谋”,而只是极度倾心于“一元化组织”和“单极化预谋”。简言之,“有组织、有预谋”被设定为一项特权,仅仅属于“党中央”和党的最高领袖——“党中央”是唯一的组织发源地,领袖意志则是唯一的真理源泉。此外,不仅普通的公民不可以“有组织、有预谋”,党的分支机构、下级组织,工青妇、“民主党派”,所有的社会阶层和团体,也通通没有“组织”与“预谋”的真正资格——它们至多只能在“紧密团结在党中央周围”、“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的前提下分享“组织”和“预谋”之一杯羹。中共试图以一个组织取代一切组织、以一种预谋排斥一切智谋,以便将中华民族打造成一部任其驱使的人造机器,将中国社会打造成“一个组织、一个领袖、一个主义”的党国社会。这样一个社会,便是一党制极权社会。

然而,20世纪的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业已证明,一党制极权社会是不可能稳定、不可能持久、不可能成功的。1978年以来,毛式极权体系迅速消解、中共专制政治逐渐衰朽,在这个进程当中,我们忽然发现:在“党和国家”的上层结构与底层社会的下层结构之间,出现了大面积的组织荒漠化和长距离的政治社会断裂。

这个事实就是:在破坏一个旧社会方面,中共体制几乎“成功”了,在建设一个新世界方面,它注定完全不可能成功,而它自己也已经认识到并接受了这一点(虽然它还不敢于公开承认)。当我们加入了一个号称代表全人类最高利益的伟大阶级、当我们在砸烂了传统的社会关系之后面目全非地以所谓“人民”的名义集体臣服于一个号称领导一切的全能政党,我们便无可救药地变成了“无组织、无预谋”的一群人。而此一事实的严重后果,即大面积的组织荒漠化和长距离的政治社会断裂,我们将无从躲避,必须承受。

毛泽东时代的极权政治摧毁了太多的东西:毛时代彻底消灭了奄奄一息的士绅地主阶层——而他们本来是天然的、值得倍加珍惜和保护的地方权威,是传统权利、固有秩序和自治精神的捍卫者,是熟人社会的文化精英和精神领袖;毛时代彻底解构了宗族、家族和基于“孝悌”观念的中国式家庭关系——而它们本来是最亲近最牢固的基层自治组织,是最简单最可靠的互助群体和利益共同体;毛时代彻底败坏了传统的儒家礼法秩序——而这种秩序本来是建立在悠久的习俗、惯例和代复一代的文明教化基础之上的传承秩序,无需额外的政治强制,这一秩序便可持续运行、自我修复、渐进均衡。

党和政府曾经豪情满怀地把亿万劳苦大众从小共同体的压制中“解放”出来,将他们纳入一个史无前例的一元化极权组织的垂直管治之中,以便凝聚起终结历史、改天换地的伟大力量。于是,人们不再服从士绅的自然权威转而服从党支部的人造权威,人们不再相信家长、族长、亲缘关系转而相信所谓“阶级感情”,人们不再敬天祭祖转而向伟大领袖大表忠心,而且,为了后者,人们以极尽残忍、几乎变态的方式摧毁前者,以示与旧传统彻底决裂。这是一个民族失去理智的疯狂举动。虽然,党支部书记曾经一度取代了乡村士绅,生产大队和人民公社曾经一度取代了血缘宗族和邻里社会,国营企业和官僚机构曾经一度取代了工商阶层和自治性行会,自上而下的共产极权体系曾经一度取代了底层社会的礼法秩序,尽管在完成这些取代的血腥过程中,中国社会付出了极其高昂的制度成本,但是,即使是在专制甚嚣尘上、极权无孔不入、一元化组织一竿子插到底的巅峰时刻,在底层社会的管治能力和管治效率方面,在提供基本公共品的数量、质量和及时性方面,党、领袖和集权政府从来也没有真正优越于以往传统的基层自治体,极权秩序的有效性和稳定性从来也没有真正超越过以往由家长、族长、乡绅、祠堂、文教、社区、寺庙、行会、集镇所共同提供的自然政经秩序。

而更加糟糕的是,当一个传统的“旧社会”被破坏殆尽,“新社会”——这个驱逐了传统权威、消灭了社会精英、断绝了文化传承的昙花一现的“新社会”——却终于支撑不住,顷刻间又要土崩瓦解了。




在过去两千多年的帝制时间里,山高皇帝远,皇权不下县。在日常生活中,皇帝大概和玉皇大帝一样遥远,除了偶尔发布免除税赋、大赦天下的圣旨,皇帝的其他旨意与民间生活少有关联。与此相对的是,孔子的教导远比皇帝的权力更加持久、更加深刻地影响着普通中国人的生活态度、价值观和公共道德。中国正式的朝廷命官通常只有区区几千名,清朝人口鼎盛时最多也不到两万名,所以,皇帝和他的朝廷若要实行统治,必然离不开社会贤达、当地士绅,也必须立足于居民互保、基层自治,也就是说,皇帝常常统而不治,在若干重要的地方性公共生活领域,人们更多地接受礼俗、道德、家法、族条、乡规、民约的规范而非接受皇权的垂直管治。即使是实行“偶语诗书者弃市”的秦始皇和发布《大诰》三篇令全民习诵的朱元璋也没有能力让皇权体系进入千家万户,因为他不可能向每个村庄、每条街道、每个作坊都派遣一位既在当地“代表人民利益”又时刻听命于上级领导的“父母官”。

因此,与其说中国先民生活在帝制结构之中,不如说他们生活在帝制框架之下的居民自治结构之中。普通中国先民最主要的生活领域是一个世代相传的熟人社区——他生活在世代承接的家族社会、乡土社会和职业社会之中。在那里,“组织”和成熟规范的公共生活长久存在,并无一刻稍息,他们既无需事前申请,也无需事后备案,就可以每日每时地“有组织、有预谋”地维护私权、化解冲突、发展公益、捍卫秩序。

如今,我们不必怀恋、更不必美化中国传统社会,但是,将传统社会与极权衰朽之际的当前社会相比,我们能够获得很多重要的启示。其中极重要的启示之一是:当人们推翻了家长权威、宗法结构和儒家士绅的“压迫”和“剥削”,所失去的绝不仅仅是枷锁;当人们以新的社会身份融汇于“阶级”、臣服于“党”,所得到的也绝不仅仅是“解放”。

我想起托克维尔在评价法国大革命时所说的一段话:“这场革命摧毁了那么多与自由背道而驰的制度、思想、习惯,另一方面它也废除了那么多自由所赖以存在的其他东西,这时,我便倾向于认为,如果当初由专制君主来完成革命,革命可能使我们有朝一日发展为一个自由的民族,而以人民主权的名义并由人民进行的革命,不可能使我们成为自由民族。要理解我们这段革命的历史,千万不要忘记上述观点。”(引自《旧制度与大革命》第三编第三章)




当今中国,正处于一个高度不确定的时期。与毛泽东、邓小平掌权的时代相比:中国的经济更加繁荣,而政治更加腐败;中国的国力更加强盛,而社会更加脆弱;中国的文化更加开放,而精神更加空虚。在上层,权力正在变异,但方向并不明朗。有时候它专横暴虐、肆无忌惮,有时候又优柔寡断、惶惶不安;在下层,“痛苦已经减轻,痛感却更加敏锐”(托克维尔语),人民常常百依百顺、漫不经心,但有时又会勃然大怒、一怒冲天。当今中国,到处都弥漫着希望,也到处都蕴藏着危险。而要减少未来中国社会的不确定性,其根本之途,就是恢复公民社会的组织化和集体行动的预谋化,在已经丧失掉那些延续了数千年的传统组织形式和传统社会精英的情况下,这一点尤为迫切。

通常,一个群体的组织化程度越高,则其理性化程度也越高,一项集体行动越是经过深谋远虑,其建设性会越大、破坏性会越小,就越具有正面价值,其成功的可能性也越高。而相反,临时聚集的乌合之众和临时起意的集体骚动则往往是暴烈的、可怕的,因为没有组织的约束,没有预先的谋划,便极易受到愤怒、激情和偏见的驱使,极易受到偶然突发因素的制约,极易走向极端化、暴力化,结果只能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如果中共当局愿意对自己负责也对国家负责,那么事不宜迟,它应该立刻停止对“有组织、有预谋”的妖魔化,立刻将自由结社的权利还给社会。在极权裂解、体制衰变的过程中,政治异议、抗争性维权等公民行动将会越来越多,中共党内的权力斗争、利益冲突和意见纠纷也将越来越显性化,在这个前景高度不确定的时期,唯有将上述一切正常的群体纷争纳入“有组织、有预谋”的轨道,才有可能避免暴力循环和政局突变的风险,才有可能使全社会对我们的未来获得一个比较乐观的预期。





中共之视“有组织、有预谋”为大敌,是要禁绝一切自治性的组织和独立性的预谋,以便永久垄断“组织”和“预谋”。




孔子说:“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民无所措手足。”(《论语》第十三章)哈耶克说,“语言是行为的指南”,“只要我们用建立在错误理论上的语言说话,我们就会犯下错误并使其长久存在。”(引自《致命的自负》第七章“被毒化的语言”)

中共的一党专制制度有它一套独特的政治语汇,它用这套语汇来描述和解释日常的政治事务与社会现象,并形成了一套独特的历史叙事结构和政治论辩逻辑。当我们因为习以为常的思维惰性而逐渐接受了这套语言,也就会在不知不觉间陷入这套语言的叙事结构和论辩逻辑之中。而这必将限制和扭曲我们的理解能力,并使我们误入歧途。“有组织、有预谋”一词便在此例。所以,对有中共特色的专制语言进行正本清源式的清理,这应当是一件非常重要的工作。

本文的直接目的是为“有组织、有预谋”除罪、解毒、正名。笔者相信,除了“有组织、有预谋”的刑事犯罪之外,其他一切正当的群体活动均以“有组织、有预谋”优于“无组织、无预谋”。但这个词语是一个长期被毒化的词语,对其进行一番解析不仅在理论上是必要的,其实践意义则尤为重要。这有两个原因:第一,在若干重要的领域——如异议活动、党内斗争、公民社会、“群体性事件”中,“有组织、有预谋”是关乎中共当局对人对事如何定性、如何处置的一个关键词;第二,当前的中国社会正在上演着层出不穷、愈演愈烈的官民冲突性质的“群体性事件”,而这些事件表现出越来越明显的突发性、盲目性、扩散性、“无直接利害关系”、激进化、非理性化、暴力化等等特征。易言之,这些事件几乎完全是“无组织、无预谋”的——唯其如此,它们才有可能凸显出上述那些可怕的特征。不久前发生的翁安骚乱、杨佳杀警,以及近些年来频繁发生的其他类似事件,充分说明了底层社会久苦于“无组织”、集体行动久困于“无预谋”、中国人民已经普遍陷入了“民无所措手足”的严重状态。




我们知道,在当代中国的政治词典里,“有组织、有预谋”一直是一个贬义词。更确切地说,当这两个词被固定地搭配在一起的时候,它专门适用于某些特定的“坏人坏事”,如“反党集团”、“反动分子”、“反华势力”或“反革命政治事件”、“政治动乱”之类。比如1957年的“反右运动”,据说是因为“右派分子有组织、有预谋地向党发动猖狂进攻”,1989年的“六四事件”,据说是因为发生了“一场有组织、有预谋的政治动乱和反革命暴乱”。但反过来,你却不能说“毛主席、党中央有组织、有预谋地向五类分子发动猖狂进攻”,也不能说“一批无产阶级革命家有组织、有预谋地镇压青年学生、屠杀无辜百姓”,尽管事实确实如此。这也就是说,“有组织、有预谋”是专门用在“敌人”身上、是为“敌人”量身定制的一个紧箍咒。

正因如此,“有组织、有预谋”也就成了一个“上纲上线”的标准。如果你做了某件共产党所不太喜欢的事情——比如公开发表了比较刺耳的“不同政见”,或者私下里给最高领袖写了一封令人讨厌的“万言书”,那么,你将面临两种后果:若被认定为“无组织、无预谋”,当局也许会网开一面、从轻发落,但若沾上了“有组织、有预谋”的嫌疑,则必定被严惩不贷,甚至还要斩草除根(那恐怕就非得被“专政”、“粉碎”或“打倒”不可了)。也正因如此,“有组织、有预谋”逐渐变成了一项社会禁忌、一项道德指控、一个政治魔咒。同时,它也成了一件权力斗争的致胜法宝。任何人、任何(分散的或群体的)社会活动,无论是在党内还是党外,一旦被扣上了“有组织、有预谋”的帽子,将立刻从“人民内部矛盾”转化为“敌我矛盾”——按毛泽东的说法:“事情的性质就变了”。于是乎魔咒降身、厄运当头:在“无产阶级专政”和“群众运动”的天罗地网中,不仅“政治生命”难保,就连人身自由、生命财产也朝不保夕。

在中共治下,从“苏区”到“边区”到全国,因“有组织、有预谋”而大祸临头的政治案件数不胜数。如“AB团”、“社民党”、“改组派”、“托派”、“红旗党”,如“高饶”、“彭黄张周”、“彭罗陆杨”、“二月逆流”、“黄吴邱李”,如“王实味集团”、“胡风集团”、“章罗联盟”、“丁陈集团”、“三家村”,如“东北帮”、“西北帮”、“南方叛徒网”、“伊玛尼党”、“内人党”等等。其实,这些所谓的“集团”、“联盟”、“党”及其“预谋”大都虚无缥缈,有些是邻人疑斧、猜忌过度,有些是权力斗争、栽赃陷害(某某与某某长期共事,某某与某某过从甚密,某某与某某意见相近,某某为某某打抱不平,甚至某某和某某常互赠诗文、某某和某某都爱养兰花,这些都能够成为“有组织、有预谋”的罪证)。对于成规模的群体性事件,中共当局最经典的指控也是“有组织、有预谋”。人们不会忘记,1976年“四五天安门事件”、“1989年那场政治风波”、1999年法轮功中南海请愿事件,正式的官方定性都特别强调其为“有组织、有预谋”,以此来证明武力镇压的正确性和必要性。今年的413拉萨骚乱,“有组织、有预谋”的指控照样赫然在目。可见,中共虽然自诩“与时俱进”,其政治词典却显然缺乏更新,每到图穷匕见之际,它的说辞还是老掉牙的那一套。

可不要小看了“有组织、有预谋”,它既可让个人身败名裂,也能让社会伤筋动骨。在某种意义上,中共已经获得了“成功”—— 基本上,它“成功”地实现了“党外无党、党内无派”的组织一元化,它甚至于“成功”地毁坏了中国传统的家庭关系、师生关系、邻里关系、宗族关系、社区关系和乡土关系,从而使中国社会之最基础的组织基因和组织细胞发生了极大的变异,这从根本上损害了中国人的自治能力。

经过五十多年的中共统治,中国人民已经习惯于主动避嫌、自我设限,以免在“组织”和“预谋”上触犯了当局的禁忌。人们不仅在做当局所不喜欢的事情时尽量保持“无组织、无预谋”的状态,即使是在做共产党所喜欢(或不太讨厌)的事情时也不敢“有组织、有预谋”。久而久之,人们甚至普遍认为,除非由“党中央”和党的最高领袖亲自“组织”和“预谋”,任何其他人、其他事都不应该、不可以“有组织、有预谋”。于是,真正的自治性组织常常被扼杀在摇篮之中,真正的独立性预谋往往被消灭在萌芽状态。

结果是,中国人民普遍地变得自私冷漠,也普遍地变得孤立无援。因为我们除了共同附庸于一个“党和国家”之外,其他一切更自然、更贴近、更紧密的社会联系均被严重削弱,乃至被彻底阻断。确实,中华民族几乎真的快要变成一个漫无组织、缺智少谋的民族,几乎真的快要变成一群离散隔绝、绝圣弃智的大国寡民!而这一超越了秦始皇和明太祖的不世之功,或许有一大半都应该归功于中共当局对“有组织、有预谋”的严防死守和穷追猛打。




中共之视“有组织、有预谋”为大敌,当然并不是要消灭“组织”和“预谋”,它只是要禁绝一切自治性的组织和独立性的预谋,以便永久垄断“组织”和“预谋”;它也并不是特别偏爱“无组织、无预谋”,而只是极度倾心于“一元化组织”和“单极化预谋”。简言之,“有组织、有预谋”被设定为一项特权,仅仅属于“党中央”和党的最高领袖——“党中央”是唯一的组织发源地,领袖意志则是唯一的真理源泉。此外,不仅普通的公民不可以“有组织、有预谋”,党的分支机构、下级组织,工青妇、“民主党派”,所有的社会阶层和团体,也通通没有“组织”与“预谋”的真正资格——它们至多只能在“紧密团结在党中央周围”、“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的前提下分享“组织”和“预谋”之一杯羹。中共试图以一个组织取代一切组织、以一种预谋排斥一切智谋,以便将中华民族打造成一部任其驱使的人造机器,将中国社会打造成“一个组织、一个领袖、一个主义”的党国社会。这样一个社会,便是一党制极权社会。

然而,20世纪的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业已证明,一党制极权社会是不可能稳定、不可能持久、不可能成功的。1978年以来,毛式极权体系迅速消解、中共专制政治逐渐衰朽,在这个进程当中,我们忽然发现:在“党和国家”的上层结构与底层社会的下层结构之间,出现了大面积的组织荒漠化和长距离的政治社会断裂。

这个事实就是:在破坏一个旧社会方面,中共体制几乎“成功”了,在建设一个新世界方面,它注定完全不可能成功,而它自己也已经认识到并接受了这一点(虽然它还不敢于公开承认)。当我们加入了一个号称代表全人类最高利益的伟大阶级、当我们在砸烂了传统的社会关系之后面目全非地以所谓“人民”的名义集体臣服于一个号称领导一切的全能政党,我们便无可救药地变成了“无组织、无预谋”的一群人。而此一事实的严重后果,即大面积的组织荒漠化和长距离的政治社会断裂,我们将无从躲避,必须承受。

毛泽东时代的极权政治摧毁了太多的东西:毛时代彻底消灭了奄奄一息的士绅地主阶层——而他们本来是天然的、值得倍加珍惜和保护的地方权威,是传统权利、固有秩序和自治精神的捍卫者,是熟人社会的文化精英和精神领袖;毛时代彻底解构了宗族、家族和基于“孝悌”观念的中国式家庭关系——而它们本来是最亲近最牢固的基层自治组织,是最简单最可靠的互助群体和利益共同体;毛时代彻底败坏了传统的儒家礼法秩序——而这种秩序本来是建立在悠久的习俗、惯例和代复一代的文明教化基础之上的传承秩序,无需额外的政治强制,这一秩序便可持续运行、自我修复、渐进均衡。

党和政府曾经豪情满怀地把亿万劳苦大众从小共同体的压制中“解放”出来,将他们纳入一个史无前例的一元化极权组织的垂直管治之中,以便凝聚起终结历史、改天换地的伟大力量。于是,人们不再服从士绅的自然权威转而服从党支部的人造权威,人们不再相信家长、族长、亲缘关系转而相信所谓“阶级感情”,人们不再敬天祭祖转而向伟大领袖大表忠心,而且,为了后者,人们以极尽残忍、几乎变态的方式摧毁前者,以示与旧传统彻底决裂。这是一个民族失去理智的疯狂举动。虽然,党支部书记曾经一度取代了乡村士绅,生产大队和人民公社曾经一度取代了血缘宗族和邻里社会,国营企业和官僚机构曾经一度取代了工商阶层和自治性行会,自上而下的共产极权体系曾经一度取代了底层社会的礼法秩序,尽管在完成这些取代的血腥过程中,中国社会付出了极其高昂的制度成本,但是,即使是在专制甚嚣尘上、极权无孔不入、一元化组织一竿子插到底的巅峰时刻,在底层社会的管治能力和管治效率方面,在提供基本公共品的数量、质量和及时性方面,党、领袖和集权政府从来也没有真正优越于以往传统的基层自治体,极权秩序的有效性和稳定性从来也没有真正超越过以往由家长、族长、乡绅、祠堂、文教、社区、寺庙、行会、集镇所共同提供的自然政经秩序。

而更加糟糕的是,当一个传统的“旧社会”被破坏殆尽,“新社会”——这个驱逐了传统权威、消灭了社会精英、断绝了文化传承的昙花一现的“新社会”——却终于支撑不住,顷刻间又要土崩瓦解了。




在过去两千多年的帝制时间里,山高皇帝远,皇权不下县。在日常生活中,皇帝大概和玉皇大帝一样遥远,除了偶尔发布免除税赋、大赦天下的圣旨,皇帝的其他旨意与民间生活少有关联。与此相对的是,孔子的教导远比皇帝的权力更加持久、更加深刻地影响着普通中国人的生活态度、价值观和公共道德。中国正式的朝廷命官通常只有区区几千名,清朝人口鼎盛时最多也不到两万名,所以,皇帝和他的朝廷若要实行统治,必然离不开社会贤达、当地士绅,也必须立足于居民互保、基层自治,也就是说,皇帝常常统而不治,在若干重要的地方性公共生活领域,人们更多地接受礼俗、道德、家法、族条、乡规、民约的规范而非接受皇权的垂直管治。即使是实行“偶语诗书者弃市”的秦始皇和发布《大诰》三篇令全民习诵的朱元璋也没有能力让皇权体系进入千家万户,因为他不可能向每个村庄、每条街道、每个作坊都派遣一位既在当地“代表人民利益”又时刻听命于上级领导的“父母官”。

因此,与其说中国先民生活在帝制结构之中,不如说他们生活在帝制框架之下的居民自治结构之中。普通中国先民最主要的生活领域是一个世代相传的熟人社区——他生活在世代承接的家族社会、乡土社会和职业社会之中。在那里,“组织”和成熟规范的公共生活长久存在,并无一刻稍息,他们既无需事前申请,也无需事后备案,就可以每日每时地“有组织、有预谋”地维护私权、化解冲突、发展公益、捍卫秩序。

如今,我们不必怀恋、更不必美化中国传统社会,但是,将传统社会与极权衰朽之际的当前社会相比,我们能够获得很多重要的启示。其中极重要的启示之一是:当人们推翻了家长权威、宗法结构和儒家士绅的“压迫”和“剥削”,所失去的绝不仅仅是枷锁;当人们以新的社会身份融汇于“阶级”、臣服于“党”,所得到的也绝不仅仅是“解放”。

我想起托克维尔在评价法国大革命时所说的一段话:“这场革命摧毁了那么多与自由背道而驰的制度、思想、习惯,另一方面它也废除了那么多自由所赖以存在的其他东西,这时,我便倾向于认为,如果当初由专制君主来完成革命,革命可能使我们有朝一日发展为一个自由的民族,而以人民主权的名义并由人民进行的革命,不可能使我们成为自由民族。要理解我们这段革命的历史,千万不要忘记上述观点。”(引自《旧制度与大革命》第三编第三章)




当今中国,正处于一个高度不确定的时期。与毛泽东、邓小平掌权的时代相比:中国的经济更加繁荣,而政治更加腐败;中国的国力更加强盛,而社会更加脆弱;中国的文化更加开放,而精神更加空虚。在上层,权力正在变异,但方向并不明朗。有时候它专横暴虐、肆无忌惮,有时候又优柔寡断、惶惶不安;在下层,“痛苦已经减轻,痛感却更加敏锐”(托克维尔语),人民常常百依百顺、漫不经心,但有时又会勃然大怒、一怒冲天。当今中国,到处都弥漫着希望,也到处都蕴藏着危险。而要减少未来中国社会的不确定性,其根本之途,就是恢复公民社会的组织化和集体行动的预谋化,在已经丧失掉那些延续了数千年的传统组织形式和传统社会精英的情况下,这一点尤为迫切。

通常,一个群体的组织化程度越高,则其理性化程度也越高,一项集体行动越是经过深谋远虑,其建设性会越大、破坏性会越小,就越具有正面价值,其成功的可能性也越高。而相反,临时聚集的乌合之众和临时起意的集体骚动则往往是暴烈的、可怕的,因为没有组织的约束,没有预先的谋划,便极易受到愤怒、激情和偏见的驱使,极易受到偶然突发因素的制约,极易走向极端化、暴力化,结果只能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如果中共当局愿意对自己负责也对国家负责,那么事不宜迟,它应该立刻停止对“有组织、有预谋”的妖魔化,立刻将自由结社的权利还给社会。在极权裂解、体制衰变的过程中,政治异议、抗争性维权等公民行动将会越来越多,中共党内的权力斗争、利益冲突和意见纠纷也将越来越显性化,在这个前景高度不确定的时期,唯有将上述一切正常的群体纷争纳入“有组织、有预谋”的轨道,才有可能避免暴力循环和政局突变的风险,才有可能使全社会对我们的未来获得一个比较乐观的预期。





中共之视“有组织、有预谋”为大敌,是要禁绝一切自治性的组织和独立性的预谋,以便永久垄断“组织”和“预谋”。




孔子说:“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民无所措手足。”(《论语》第十三章)哈耶克说,“语言是行为的指南”,“只要我们用建立在错误理论上的语言说话,我们就会犯下错误并使其长久存在。”(引自《致命的自负》第七章“被毒化的语言”)

中共的一党专制制度有它一套独特的政治语汇,它用这套语汇来描述和解释日常的政治事务与社会现象,并形成了一套独特的历史叙事结构和政治论辩逻辑。当我们因为习以为常的思维惰性而逐渐接受了这套语言,也就会在不知不觉间陷入这套语言的叙事结构和论辩逻辑之中。而这必将限制和扭曲我们的理解能力,并使我们误入歧途。“有组织、有预谋”一词便在此例。所以,对有中共特色的专制语言进行正本清源式的清理,这应当是一件非常重要的工作。

本文的直接目的是为“有组织、有预谋”除罪、解毒、正名。笔者相信,除了“有组织、有预谋”的刑事犯罪之外,其他一切正当的群体活动均以“有组织、有预谋”优于“无组织、无预谋”。但这个词语是一个长期被毒化的词语,对其进行一番解析不仅在理论上是必要的,其实践意义则尤为重要。这有两个原因:第一,在若干重要的领域——如异议活动、党内斗争、公民社会、“群体性事件”中,“有组织、有预谋”是关乎中共当局对人对事如何定性、如何处置的一个关键词;第二,当前的中国社会正在上演着层出不穷、愈演愈烈的官民冲突性质的“群体性事件”,而这些事件表现出越来越明显的突发性、盲目性、扩散性、“无直接利害关系”、激进化、非理性化、暴力化等等特征。易言之,这些事件几乎完全是“无组织、无预谋”的——唯其如此,它们才有可能凸显出上述那些可怕的特征。不久前发生的翁安骚乱、杨佳杀警,以及近些年来频繁发生的其他类似事件,充分说明了底层社会久苦于“无组织”、集体行动久困于“无预谋”、中国人民已经普遍陷入了“民无所措手足”的严重状态。




我们知道,在当代中国的政治词典里,“有组织、有预谋”一直是一个贬义词。更确切地说,当这两个词被固定地搭配在一起的时候,它专门适用于某些特定的“坏人坏事”,如“反党集团”、“反动分子”、“反华势力”或“反革命政治事件”、“政治动乱”之类。比如1957年的“反右运动”,据说是因为“右派分子有组织、有预谋地向党发动猖狂进攻”,1989年的“六四事件”,据说是因为发生了“一场有组织、有预谋的政治动乱和反革命暴乱”。但反过来,你却不能说“毛主席、党中央有组织、有预谋地向五类分子发动猖狂进攻”,也不能说“一批无产阶级革命家有组织、有预谋地镇压青年学生、屠杀无辜百姓”,尽管事实确实如此。这也就是说,“有组织、有预谋”是专门用在“敌人”身上、是为“敌人”量身定制的一个紧箍咒。

正因如此,“有组织、有预谋”也就成了一个“上纲上线”的标准。如果你做了某件共产党所不太喜欢的事情——比如公开发表了比较刺耳的“不同政见”,或者私下里给最高领袖写了一封令人讨厌的“万言书”,那么,你将面临两种后果:若被认定为“无组织、无预谋”,当局也许会网开一面、从轻发落,但若沾上了“有组织、有预谋”的嫌疑,则必定被严惩不贷,甚至还要斩草除根(那恐怕就非得被“专政”、“粉碎”或“打倒”不可了)。也正因如此,“有组织、有预谋”逐渐变成了一项社会禁忌、一项道德指控、一个政治魔咒。同时,它也成了一件权力斗争的致胜法宝。任何人、任何(分散的或群体的)社会活动,无论是在党内还是党外,一旦被扣上了“有组织、有预谋”的帽子,将立刻从“人民内部矛盾”转化为“敌我矛盾”——按毛泽东的说法:“事情的性质就变了”。于是乎魔咒降身、厄运当头:在“无产阶级专政”和“群众运动”的天罗地网中,不仅“政治生命”难保,就连人身自由、生命财产也朝不保夕。

在中共治下,从“苏区”到“边区”到全国,因“有组织、有预谋”而大祸临头的政治案件数不胜数。如“AB团”、“社民党”、“改组派”、“托派”、“红旗党”,如“高饶”、“彭黄张周”、“彭罗陆杨”、“二月逆流”、“黄吴邱李”,如“王实味集团”、“胡风集团”、“章罗联盟”、“丁陈集团”、“三家村”,如“东北帮”、“西北帮”、“南方叛徒网”、“伊玛尼党”、“内人党”等等。其实,这些所谓的“集团”、“联盟”、“党”及其“预谋”大都虚无缥缈,有些是邻人疑斧、猜忌过度,有些是权力斗争、栽赃陷害(某某与某某长期共事,某某与某某过从甚密,某某与某某意见相近,某某为某某打抱不平,甚至某某和某某常互赠诗文、某某和某某都爱养兰花,这些都能够成为“有组织、有预谋”的罪证)。对于成规模的群体性事件,中共当局最经典的指控也是“有组织、有预谋”。人们不会忘记,1976年“四五天安门事件”、“1989年那场政治风波”、1999年法轮功中南海请愿事件,正式的官方定性都特别强调其为“有组织、有预谋”,以此来证明武力镇压的正确性和必要性。今年的413拉萨骚乱,“有组织、有预谋”的指控照样赫然在目。可见,中共虽然自诩“与时俱进”,其政治词典却显然缺乏更新,每到图穷匕见之际,它的说辞还是老掉牙的那一套。

可不要小看了“有组织、有预谋”,它既可让个人身败名裂,也能让社会伤筋动骨。在某种意义上,中共已经获得了“成功”—— 基本上,它“成功”地实现了“党外无党、党内无派”的组织一元化,它甚至于“成功”地毁坏了中国传统的家庭关系、师生关系、邻里关系、宗族关系、社区关系和乡土关系,从而使中国社会之最基础的组织基因和组织细胞发生了极大的变异,这从根本上损害了中国人的自治能力。

经过五十多年的中共统治,中国人民已经习惯于主动避嫌、自我设限,以免在“组织”和“预谋”上触犯了当局的禁忌。人们不仅在做当局所不喜欢的事情时尽量保持“无组织、无预谋”的状态,即使是在做共产党所喜欢(或不太讨厌)的事情时也不敢“有组织、有预谋”。久而久之,人们甚至普遍认为,除非由“党中央”和党的最高领袖亲自“组织”和“预谋”,任何其他人、其他事都不应该、不可以“有组织、有预谋”。于是,真正的自治性组织常常被扼杀在摇篮之中,真正的独立性预谋往往被消灭在萌芽状态。

结果是,中国人民普遍地变得自私冷漠,也普遍地变得孤立无援。因为我们除了共同附庸于一个“党和国家”之外,其他一切更自然、更贴近、更紧密的社会联系均被严重削弱,乃至被彻底阻断。确实,中华民族几乎真的快要变成一个漫无组织、缺智少谋的民族,几乎真的快要变成一群离散隔绝、绝圣弃智的大国寡民!而这一超越了秦始皇和明太祖的不世之功,或许有一大半都应该归功于中共当局对“有组织、有预谋”的严防死守和穷追猛打。




中共之视“有组织、有预谋”为大敌,当然并不是要消灭“组织”和“预谋”,它只是要禁绝一切自治性的组织和独立性的预谋,以便永久垄断“组织”和“预谋”;它也并不是特别偏爱“无组织、无预谋”,而只是极度倾心于“一元化组织”和“单极化预谋”。简言之,“有组织、有预谋”被设定为一项特权,仅仅属于“党中央”和党的最高领袖——“党中央”是唯一的组织发源地,领袖意志则是唯一的真理源泉。此外,不仅普通的公民不可以“有组织、有预谋”,党的分支机构、下级组织,工青妇、“民主党派”,所有的社会阶层和团体,也通通没有“组织”与“预谋”的真正资格——它们至多只能在“紧密团结在党中央周围”、“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的前提下分享“组织”和“预谋”之一杯羹。中共试图以一个组织取代一切组织、以一种预谋排斥一切智谋,以便将中华民族打造成一部任其驱使的人造机器,将中国社会打造成“一个组织、一个领袖、一个主义”的党国社会。这样一个社会,便是一党制极权社会。

然而,20世纪的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业已证明,一党制极权社会是不可能稳定、不可能持久、不可能成功的。1978年以来,毛式极权体系迅速消解、中共专制政治逐渐衰朽,在这个进程当中,我们忽然发现:在“党和国家”的上层结构与底层社会的下层结构之间,出现了大面积的组织荒漠化和长距离的政治社会断裂。

这个事实就是:在破坏一个旧社会方面,中共体制几乎“成功”了,在建设一个新世界方面,它注定完全不可能成功,而它自己也已经认识到并接受了这一点(虽然它还不敢于公开承认)。当我们加入了一个号称代表全人类最高利益的伟大阶级、当我们在砸烂了传统的社会关系之后面目全非地以所谓“人民”的名义集体臣服于一个号称领导一切的全能政党,我们便无可救药地变成了“无组织、无预谋”的一群人。而此一事实的严重后果,即大面积的组织荒漠化和长距离的政治社会断裂,我们将无从躲避,必须承受。

毛泽东时代的极权政治摧毁了太多的东西:毛时代彻底消灭了奄奄一息的士绅地主阶层——而他们本来是天然的、值得倍加珍惜和保护的地方权威,是传统权利、固有秩序和自治精神的捍卫者,是熟人社会的文化精英和精神领袖;毛时代彻底解构了宗族、家族和基于“孝悌”观念的中国式家庭关系——而它们本来是最亲近最牢固的基层自治组织,是最简单最可靠的互助群体和利益共同体;毛时代彻底败坏了传统的儒家礼法秩序——而这种秩序本来是建立在悠久的习俗、惯例和代复一代的文明教化基础之上的传承秩序,无需额外的政治强制,这一秩序便可持续运行、自我修复、渐进均衡。

党和政府曾经豪情满怀地把亿万劳苦大众从小共同体的压制中“解放”出来,将他们纳入一个史无前例的一元化极权组织的垂直管治之中,以便凝聚起终结历史、改天换地的伟大力量。于是,人们不再服从士绅的自然权威转而服从党支部的人造权威,人们不再相信家长、族长、亲缘关系转而相信所谓“阶级感情”,人们不再敬天祭祖转而向伟大领袖大表忠心,而且,为了后者,人们以极尽残忍、几乎变态的方式摧毁前者,以示与旧传统彻底决裂。这是一个民族失去理智的疯狂举动。虽然,党支部书记曾经一度取代了乡村士绅,生产大队和人民公社曾经一度取代了血缘宗族和邻里社会,国营企业和官僚机构曾经一度取代了工商阶层和自治性行会,自上而下的共产极权体系曾经一度取代了底层社会的礼法秩序,尽管在完成这些取代的血腥过程中,中国社会付出了极其高昂的制度成本,但是,即使是在专制甚嚣尘上、极权无孔不入、一元化组织一竿子插到底的巅峰时刻,在底层社会的管治能力和管治效率方面,在提供基本公共品的数量、质量和及时性方面,党、领袖和集权政府从来也没有真正优越于以往传统的基层自治体,极权秩序的有效性和稳定性从来也没有真正超越过以往由家长、族长、乡绅、祠堂、文教、社区、寺庙、行会、集镇所共同提供的自然政经秩序。

而更加糟糕的是,当一个传统的“旧社会”被破坏殆尽,“新社会”——这个驱逐了传统权威、消灭了社会精英、断绝了文化传承的昙花一现的“新社会”——却终于支撑不住,顷刻间又要土崩瓦解了。




在过去两千多年的帝制时间里,山高皇帝远,皇权不下县。在日常生活中,皇帝大概和玉皇大帝一样遥远,除了偶尔发布免除税赋、大赦天下的圣旨,皇帝的其他旨意与民间生活少有关联。与此相对的是,孔子的教导远比皇帝的权力更加持久、更加深刻地影响着普通中国人的生活态度、价值观和公共道德。中国正式的朝廷命官通常只有区区几千名,清朝人口鼎盛时最多也不到两万名,所以,皇帝和他的朝廷若要实行统治,必然离不开社会贤达、当地士绅,也必须立足于居民互保、基层自治,也就是说,皇帝常常统而不治,在若干重要的地方性公共生活领域,人们更多地接受礼俗、道德、家法、族条、乡规、民约的规范而非接受皇权的垂直管治。即使是实行“偶语诗书者弃市”的秦始皇和发布《大诰》三篇令全民习诵的朱元璋也没有能力让皇权体系进入千家万户,因为他不可能向每个村庄、每条街道、每个作坊都派遣一位既在当地“代表人民利益”又时刻听命于上级领导的“父母官”。

因此,与其说中国先民生活在帝制结构之中,不如说他们生活在帝制框架之下的居民自治结构之中。普通中国先民最主要的生活领域是一个世代相传的熟人社区——他生活在世代承接的家族社会、乡土社会和职业社会之中。在那里,“组织”和成熟规范的公共生活长久存在,并无一刻稍息,他们既无需事前申请,也无需事后备案,就可以每日每时地“有组织、有预谋”地维护私权、化解冲突、发展公益、捍卫秩序。

如今,我们不必怀恋、更不必美化中国传统社会,但是,将传统社会与极权衰朽之际的当前社会相比,我们能够获得很多重要的启示。其中极重要的启示之一是:当人们推翻了家长权威、宗法结构和儒家士绅的“压迫”和“剥削”,所失去的绝不仅仅是枷锁;当人们以新的社会身份融汇于“阶级”、臣服于“党”,所得到的也绝不仅仅是“解放”。

我想起托克维尔在评价法国大革命时所说的一段话:“这场革命摧毁了那么多与自由背道而驰的制度、思想、习惯,另一方面它也废除了那么多自由所赖以存在的其他东西,这时,我便倾向于认为,如果当初由专制君主来完成革命,革命可能使我们有朝一日发展为一个自由的民族,而以人民主权的名义并由人民进行的革命,不可能使我们成为自由民族。要理解我们这段革命的历史,千万不要忘记上述观点。”(引自《旧制度与大革命》第三编第三章)




当今中国,正处于一个高度不确定的时期。与毛泽东、邓小平掌权的时代相比:中国的经济更加繁荣,而政治更加腐败;中国的国力更加强盛,而社会更加脆弱;中国的文化更加开放,而精神更加空虚。在上层,权力正在变异,但方向并不明朗。有时候它专横暴虐、肆无忌惮,有时候又优柔寡断、惶惶不安;在下层,“痛苦已经减轻,痛感却更加敏锐”(托克维尔语),人民常常百依百顺、漫不经心,但有时又会勃然大怒、一怒冲天。当今中国,到处都弥漫着希望,也到处都蕴藏着危险。而要减少未来中国社会的不确定性,其根本之途,就是恢复公民社会的组织化和集体行动的预谋化,在已经丧失掉那些延续了数千年的传统组织形式和传统社会精英的情况下,这一点尤为迫切。

通常,一个群体的组织化程度越高,则其理性化程度也越高,一项集体行动越是经过深谋远虑,其建设性会越大、破坏性会越小,就越具有正面价值,其成功的可能性也越高。而相反,临时聚集的乌合之众和临时起意的集体骚动则往往是暴烈的、可怕的,因为没有组织的约束,没有预先的谋划,便极易受到愤怒、激情和偏见的驱使,极易受到偶然突发因素的制约,极易走向极端化、暴力化,结果只能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如果中共当局愿意对自己负责也对国家负责,那么事不宜迟,它应该立刻停止对“有组织、有预谋”的妖魔化,立刻将自由结社的权利还给社会。在极权裂解、体制衰变的过程中,政治异议、抗争性维权等公民行动将会越来越多,中共党内的权力斗争、利益冲突和意见纠纷也将越来越显性化,在这个前景高度不确定的时期,唯有将上述一切正常的群体纷争纳入“有组织、有预谋”的轨道,才有可能避免暴力循环和政局突变的风险,才有可能使全社会对我们的未来获得一个比较乐观的预期。





中共之视“有组织、有预谋”为大敌,是要禁绝一切自治性的组织和独立性的预谋,以便永久垄断“组织”和“预谋”。




孔子说:“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民无所措手足。”(《论语》第十三章)哈耶克说,“语言是行为的指南”,“只要我们用建立在错误理论上的语言说话,我们就会犯下错误并使其长久存在。”(引自《致命的自负》第七章“被毒化的语言”)

中共的一党专制制度有它一套独特的政治语汇,它用这套语汇来描述和解释日常的政治事务与社会现象,并形成了一套独特的历史叙事结构和政治论辩逻辑。当我们因为习以为常的思维惰性而逐渐接受了这套语言,也就会在不知不觉间陷入这套语言的叙事结构和论辩逻辑之中。而这必将限制和扭曲我们的理解能力,并使我们误入歧途。“有组织、有预谋”一词便在此例。所以,对有中共特色的专制语言进行正本清源式的清理,这应当是一件非常重要的工作。

本文的直接目的是为“有组织、有预谋”除罪、解毒、正名。笔者相信,除了“有组织、有预谋”的刑事犯罪之外,其他一切正当的群体活动均以“有组织、有预谋”优于“无组织、无预谋”。但这个词语是一个长期被毒化的词语,对其进行一番解析不仅在理论上是必要的,其实践意义则尤为重要。这有两个原因:第一,在若干重要的领域——如异议活动、党内斗争、公民社会、“群体性事件”中,“有组织、有预谋”是关乎中共当局对人对事如何定性、如何处置的一个关键词;第二,当前的中国社会正在上演着层出不穷、愈演愈烈的官民冲突性质的“群体性事件”,而这些事件表现出越来越明显的突发性、盲目性、扩散性、“无直接利害关系”、激进化、非理性化、暴力化等等特征。易言之,这些事件几乎完全是“无组织、无预谋”的——唯其如此,它们才有可能凸显出上述那些可怕的特征。不久前发生的翁安骚乱、杨佳杀警,以及近些年来频繁发生的其他类似事件,充分说明了底层社会久苦于“无组织”、集体行动久困于“无预谋”、中国人民已经普遍陷入了“民无所措手足”的严重状态。




我们知道,在当代中国的政治词典里,“有组织、有预谋”一直是一个贬义词。更确切地说,当这两个词被固定地搭配在一起的时候,它专门适用于某些特定的“坏人坏事”,如“反党集团”、“反动分子”、“反华势力”或“反革命政治事件”、“政治动乱”之类。比如1957年的“反右运动”,据说是因为“右派分子有组织、有预谋地向党发动猖狂进攻”,1989年的“六四事件”,据说是因为发生了“一场有组织、有预谋的政治动乱和反革命暴乱”。但反过来,你却不能说“毛主席、党中央有组织、有预谋地向五类分子发动猖狂进攻”,也不能说“一批无产阶级革命家有组织、有预谋地镇压青年学生、屠杀无辜百姓”,尽管事实确实如此。这也就是说,“有组织、有预谋”是专门用在“敌人”身上、是为“敌人”量身定制的一个紧箍咒。

正因如此,“有组织、有预谋”也就成了一个“上纲上线”的标准。如果你做了某件共产党所不太喜欢的事情——比如公开发表了比较刺耳的“不同政见”,或者私下里给最高领袖写了一封令人讨厌的“万言书”,那么,你将面临两种后果:若被认定为“无组织、无预谋”,当局也许会网开一面、从轻发落,但若沾上了“有组织、有预谋”的嫌疑,则必定被严惩不贷,甚至还要斩草除根(那恐怕就非得被“专政”、“粉碎”或“打倒”不可了)。也正因如此,“有组织、有预谋”逐渐变成了一项社会禁忌、一项道德指控、一个政治魔咒。同时,它也成了一件权力斗争的致胜法宝。任何人、任何(分散的或群体的)社会活动,无论是在党内还是党外,一旦被扣上了“有组织、有预谋”的帽子,将立刻从“人民内部矛盾”转化为“敌我矛盾”——按毛泽东的说法:“事情的性质就变了”。于是乎魔咒降身、厄运当头:在“无产阶级专政”和“群众运动”的天罗地网中,不仅“政治生命”难保,就连人身自由、生命财产也朝不保夕。

在中共治下,从“苏区”到“边区”到全国,因“有组织、有预谋”而大祸临头的政治案件数不胜数。如“AB团”、“社民党”、“改组派”、“托派”、“红旗党”,如“高饶”、“彭黄张周”、“彭罗陆杨”、“二月逆流”、“黄吴邱李”,如“王实味集团”、“胡风集团”、“章罗联盟”、“丁陈集团”、“三家村”,如“东北帮”、“西北帮”、“南方叛徒网”、“伊玛尼党”、“内人党”等等。其实,这些所谓的“集团”、“联盟”、“党”及其“预谋”大都虚无缥缈,有些是邻人疑斧、猜忌过度,有些是权力斗争、栽赃陷害(某某与某某长期共事,某某与某某过从甚密,某某与某某意见相近,某某为某某打抱不平,甚至某某和某某常互赠诗文、某某和某某都爱养兰花,这些都能够成为“有组织、有预谋”的罪证)。对于成规模的群体性事件,中共当局最经典的指控也是“有组织、有预谋”。人们不会忘记,1976年“四五天安门事件”、“1989年那场政治风波”、1999年法轮功中南海请愿事件,正式的官方定性都特别强调其为“有组织、有预谋”,以此来证明武力镇压的正确性和必要性。今年的413拉萨骚乱,“有组织、有预谋”的指控照样赫然在目。可见,中共虽然自诩“与时俱进”,其政治词典却显然缺乏更新,每到图穷匕见之际,它的说辞还是老掉牙的那一套。

可不要小看了“有组织、有预谋”,它既可让个人身败名裂,也能让社会伤筋动骨。在某种意义上,中共已经获得了“成功”—— 基本上,它“成功”地实现了“党外无党、党内无派”的组织一元化,它甚至于“成功”地毁坏了中国传统的家庭关系、师生关系、邻里关系、宗族关系、社区关系和乡土关系,从而使中国社会之最基础的组织基因和组织细胞发生了极大的变异,这从根本上损害了中国人的自治能力。

经过五十多年的中共统治,中国人民已经习惯于主动避嫌、自我设限,以免在“组织”和“预谋”上触犯了当局的禁忌。人们不仅在做当局所不喜欢的事情时尽量保持“无组织、无预谋”的状态,即使是在做共产党所喜欢(或不太讨厌)的事情时也不敢“有组织、有预谋”。久而久之,人们甚至普遍认为,除非由“党中央”和党的最高领袖亲自“组织”和“预谋”,任何其他人、其他事都不应该、不可以“有组织、有预谋”。于是,真正的自治性组织常常被扼杀在摇篮之中,真正的独立性预谋往往被消灭在萌芽状态。

结果是,中国人民普遍地变得自私冷漠,也普遍地变得孤立无援。因为我们除了共同附庸于一个“党和国家”之外,其他一切更自然、更贴近、更紧密的社会联系均被严重削弱,乃至被彻底阻断。确实,中华民族几乎真的快要变成一个漫无组织、缺智少谋的民族,几乎真的快要变成一群离散隔绝、绝圣弃智的大国寡民!而这一超越了秦始皇和明太祖的不世之功,或许有一大半都应该归功于中共当局对“有组织、有预谋”的严防死守和穷追猛打。




中共之视“有组织、有预谋”为大敌,当然并不是要消灭“组织”和“预谋”,它只是要禁绝一切自治性的组织和独立性的预谋,以便永久垄断“组织”和“预谋”;它也并不是特别偏爱“无组织、无预谋”,而只是极度倾心于“一元化组织”和“单极化预谋”。简言之,“有组织、有预谋”被设定为一项特权,仅仅属于“党中央”和党的最高领袖——“党中央”是唯一的组织发源地,领袖意志则是唯一的真理源泉。此外,不仅普通的公民不可以“有组织、有预谋”,党的分支机构、下级组织,工青妇、“民主党派”,所有的社会阶层和团体,也通通没有“组织”与“预谋”的真正资格——它们至多只能在“紧密团结在党中央周围”、“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的前提下分享“组织”和“预谋”之一杯羹。中共试图以一个组织取代一切组织、以一种预谋排斥一切智谋,以便将中华民族打造成一部任其驱使的人造机器,将中国社会打造成“一个组织、一个领袖、一个主义”的党国社会。这样一个社会,便是一党制极权社会。

然而,20世纪的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业已证明,一党制极权社会是不可能稳定、不可能持久、不可能成功的。1978年以来,毛式极权体系迅速消解、中共专制政治逐渐衰朽,在这个进程当中,我们忽然发现:在“党和国家”的上层结构与底层社会的下层结构之间,出现了大面积的组织荒漠化和长距离的政治社会断裂。

这个事实就是:在破坏一个旧社会方面,中共体制几乎“成功”了,在建设一个新世界方面,它注定完全不可能成功,而它自己也已经认识到并接受了这一点(虽然它还不敢于公开承认)。当我们加入了一个号称代表全人类最高利益的伟大阶级、当我们在砸烂了传统的社会关系之后面目全非地以所谓“人民”的名义集体臣服于一个号称领导一切的全能政党,我们便无可救药地变成了“无组织、无预谋”的一群人。而此一事实的严重后果,即大面积的组织荒漠化和长距离的政治社会断裂,我们将无从躲避,必须承受。

毛泽东时代的极权政治摧毁了太多的东西:毛时代彻底消灭了奄奄一息的士绅地主阶层——而他们本来是天然的、值得倍加珍惜和保护的地方权威,是传统权利、固有秩序和自治精神的捍卫者,是熟人社会的文化精英和精神领袖;毛时代彻底解构了宗族、家族和基于“孝悌”观念的中国式家庭关系——而它们本来是最亲近最牢固的基层自治组织,是最简单最可靠的互助群体和利益共同体;毛时代彻底败坏了传统的儒家礼法秩序——而这种秩序本来是建立在悠久的习俗、惯例和代复一代的文明教化基础之上的传承秩序,无需额外的政治强制,这一秩序便可持续运行、自我修复、渐进均衡。

党和政府曾经豪情满怀地把亿万劳苦大众从小共同体的压制中“解放”出来,将他们纳入一个史无前例的一元化极权组织的垂直管治之中,以便凝聚起终结历史、改天换地的伟大力量。于是,人们不再服从士绅的自然权威转而服从党支部的人造权威,人们不再相信家长、族长、亲缘关系转而相信所谓“阶级感情”,人们不再敬天祭祖转而向伟大领袖大表忠心,而且,为了后者,人们以极尽残忍、几乎变态的方式摧毁前者,以示与旧传统彻底决裂。这是一个民族失去理智的疯狂举动。虽然,党支部书记曾经一度取代了乡村士绅,生产大队和人民公社曾经一度取代了血缘宗族和邻里社会,国营企业和官僚机构曾经一度取代了工商阶层和自治性行会,自上而下的共产极权体系曾经一度取代了底层社会的礼法秩序,尽管在完成这些取代的血腥过程中,中国社会付出了极其高昂的制度成本,但是,即使是在专制甚嚣尘上、极权无孔不入、一元化组织一竿子插到底的巅峰时刻,在底层社会的管治能力和管治效率方面,在提供基本公共品的数量、质量和及时性方面,党、领袖和集权政府从来也没有真正优越于以往传统的基层自治体,极权秩序的有效性和稳定性从来也没有真正超越过以往由家长、族长、乡绅、祠堂、文教、社区、寺庙、行会、集镇所共同提供的自然政经秩序。

而更加糟糕的是,当一个传统的“旧社会”被破坏殆尽,“新社会”——这个驱逐了传统权威、消灭了社会精英、断绝了文化传承的昙花一现的“新社会”——却终于支撑不住,顷刻间又要土崩瓦解了。




在过去两千多年的帝制时间里,山高皇帝远,皇权不下县。在日常生活中,皇帝大概和玉皇大帝一样遥远,除了偶尔发布免除税赋、大赦天下的圣旨,皇帝的其他旨意与民间生活少有关联。与此相对的是,孔子的教导远比皇帝的权力更加持久、更加深刻地影响着普通中国人的生活态度、价值观和公共道德。中国正式的朝廷命官通常只有区区几千名,清朝人口鼎盛时最多也不到两万名,所以,皇帝和他的朝廷若要实行统治,必然离不开社会贤达、当地士绅,也必须立足于居民互保、基层自治,也就是说,皇帝常常统而不治,在若干重要的地方性公共生活领域,人们更多地接受礼俗、道德、家法、族条、乡规、民约的规范而非接受皇权的垂直管治。即使是实行“偶语诗书者弃市”的秦始皇和发布《大诰》三篇令全民习诵的朱元璋也没有能力让皇权体系进入千家万户,因为他不可能向每个村庄、每条街道、每个作坊都派遣一位既在当地“代表人民利益”又时刻听命于上级领导的“父母官”。

因此,与其说中国先民生活在帝制结构之中,不如说他们生活在帝制框架之下的居民自治结构之中。普通中国先民最主要的生活领域是一个世代相传的熟人社区——他生活在世代承接的家族社会、乡土社会和职业社会之中。在那里,“组织”和成熟规范的公共生活长久存在,并无一刻稍息,他们既无需事前申请,也无需事后备案,就可以每日每时地“有组织、有预谋”地维护私权、化解冲突、发展公益、捍卫秩序。

如今,我们不必怀恋、更不必美化中国传统社会,但是,将传统社会与极权衰朽之际的当前社会相比,我们能够获得很多重要的启示。其中极重要的启示之一是:当人们推翻了家长权威、宗法结构和儒家士绅的“压迫”和“剥削”,所失去的绝不仅仅是枷锁;当人们以新的社会身份融汇于“阶级”、臣服于“党”,所得到的也绝不仅仅是“解放”。

我想起托克维尔在评价法国大革命时所说的一段话:“这场革命摧毁了那么多与自由背道而驰的制度、思想、习惯,另一方面它也废除了那么多自由所赖以存在的其他东西,这时,我便倾向于认为,如果当初由专制君主来完成革命,革命可能使我们有朝一日发展为一个自由的民族,而以人民主权的名义并由人民进行的革命,不可能使我们成为自由民族。要理解我们这段革命的历史,千万不要忘记上述观点。”(引自《旧制度与大革命》第三编第三章)




当今中国,正处于一个高度不确定的时期。与毛泽东、邓小平掌权的时代相比:中国的经济更加繁荣,而政治更加腐败;中国的国力更加强盛,而社会更加脆弱;中国的文化更加开放,而精神更加空虚。在上层,权力正在变异,但方向并不明朗。有时候它专横暴虐、肆无忌惮,有时候又优柔寡断、惶惶不安;在下层,“痛苦已经减轻,痛感却更加敏锐”(托克维尔语),人民常常百依百顺、漫不经心,但有时又会勃然大怒、一怒冲天。当今中国,到处都弥漫着希望,也到处都蕴藏着危险。而要减少未来中国社会的不确定性,其根本之途,就是恢复公民社会的组织化和集体行动的预谋化,在已经丧失掉那些延续了数千年的传统组织形式和传统社会精英的情况下,这一点尤为迫切。

通常,一个群体的组织化程度越高,则其理性化程度也越高,一项集体行动越是经过深谋远虑,其建设性会越大、破坏性会越小,就越具有正面价值,其成功的可能性也越高。而相反,临时聚集的乌合之众和临时起意的集体骚动则往往是暴烈的、可怕的,因为没有组织的约束,没有预先的谋划,便极易受到愤怒、激情和偏见的驱使,极易受到偶然突发因素的制约,极易走向极端化、暴力化,结果只能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如果中共当局愿意对自己负责也对国家负责,那么事不宜迟,它应该立刻停止对“有组织、有预谋”的妖魔化,立刻将自由结社的权利还给社会。在极权裂解、体制衰变的过程中,政治异议、抗争性维权等公民行动将会越来越多,中共党内的权力斗争、利益冲突和意见纠纷也将越来越显性化,在这个前景高度不确定的时期,唯有将上述一切正常的群体纷争纳入“有组织、有预谋”的轨道,才有可能避免暴力循环和政局突变的风险,才有可能使全社会对我们的未来获得一个比较乐观的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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