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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国体制的反思与出路
楚寒(美国)



举国体制均是为政治化服务的样板工程,根本不关心十多亿民众尤其是底层民众的权益。



目前在中国的政治语境里,举国体制已成为出现频率极高的政治语词。随着北京奥运会的巨制盛宴闭幕,及神州七号的载人航天顺利升空,这种举国体制带来的金牌大国与航天大国的显著成果很让中国政府感到振奋。于是官方人士放话,今后还要继续坚持这种所谓的举国体制,中国某些专家学者与时事评论员也开始大赞举国体制的优越。
 
对此,持赞成与反对意见的皆大有人在。举国体制今后是否还要坚持,一度成为中国社会热烈讨论的一个重要话题。为此,让我们来看看举国体制的面目和它的前生今世。
 
所谓举国体制,顾名思义,就是举整个国家之力、集中全国的资源包括人力、财力和物力等,用计划经济的方式,去从事某项宏大事业的一种发展体制,如体育、航空、军工等事业。在举国体制下,通常一国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内,在某项事业上取得立竿见影的成效。
   
追溯其源,举国体制是前苏联及东欧国家曾经实行的冷战体制。在长达逾半个世纪的冷战时代里,苏美两大阵营在科技和军备竞赛、外交争夺、体育竞争等领域展开对抗与竞争,苏东社会主义阵营为了压倒美国及其盟友西方阵营,决定在某些领域内倾全国之力、采举国体制。此招果然见效,1960年代苏联的军事实力和航空太空工业一度赶上甚至超越了美国的水平,1970年代苏联和东德在蒙特利尔奥运会上金牌总数历史性地超过了美国。然而好景不长,一时的领先未能挽救东欧及苏联共产阵营在1990年代前后的相继崩溃。
   
冷战结束后,西方学术界有许多学者研究分析苏东阵营失败的原因,得出结论其中一大要点,就在于其军事工业等产业的举国体制导致了后来国家整个经济的崩盘。在冷战时美苏两方的军备竞赛过程中,双方采用不同的军备竞赛模式。美国采取市场经济的全民体制,由民间的企业来发展军事工业,军事工业的投资又带动经济的发展。而苏联采取的即是计划经济的集中全国资源的举国体制,严格隔绝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造成军事工业越发展,国民经济的负担越大,随后本国经济一路滑坡,导致最后的大厦倾塌。
   
如今冷战已结束十几年,冷战时代的举国体制已经被历史和现实证明不合时宜。虽说中国承袭举国体制确实在某些领域取得了表面的成就,这样的成就在某种程度上也固然值得庆贺。但是,这种成就不能也不应该掩饰举国体制的重大弊端,不能也不应该掩盖中国存在的严重问题。看待举国体制问题,实应当以冷静观察,切莫陶醉在它辉煌的面象里难以自拔,应清醒看到它的缺陷和存在的严重问题。这才是科学的思维方式,与理性的应对态度。
   
举国体制成本的巨大与成本的过高堪称天文数字,令人瞠目结舌。举国体制主要依靠纳税人的钱,依赖国家资源,虽然中国官方对举国体制的项目所涉成本一直不予公布,但这一体制的发展动用巨资、代价高昂,应当是不争的结论。特别是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举国体制乃是一种特别昂贵的奢侈品。
   
比如在体育领域,其他国家一般依靠商业赞助去推动体育,而中国是集中全国力量去培养几十名金牌选手。04年雅典奥运备战四年,中国花费了超过200亿元,以中国队在上届奥运上获得的32枚金牌计算,每枚金牌的成本就差不多是7亿元,当年被各国媒体称为世界上最昂贵的金牌。08年北京奥运,全世界有幸见识了中国当局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威力,中国出资五千多亿元去筹办本届奥运,耗资逾二百亿元培养金牌选手。结束时媒体以中国队获得51枚金牌、对单枚金牌成本的估算,计算出从六、七千万元至7亿元的不同数字,因中国当局沉默难以证实或证伪,总之是出奇地昂贵的极大代价。可以肯定,绝大多数为金牌激情涌动的普通中国民众,对金牌付出如此巨大代价是缺乏心理准备的。
   
再看神州七号,按官方数字,今次发射神七耗资二十七亿人民币,以此推算,整个神舟系列研究应花了二百二十余亿元。如果确实如此,那么这就是迄今全球投资最大、成效最小的航天技术研究。按照其所占国民生产总值百分比计算,载人航天技术是有史以来花费最大的工程。因此在经济实力居世界前列的国家里,日本、德国、英国、法国均没有独立开展过载人航天活动,但这并未影响他们在其他科技领域的创新实力。
   
举国体制的投入与产出极不对称。现有的举全国之人财物力体制集中于某个特定项目,在投入与产出上,究竟在多大程度上符合经济合理的原则?而如此的举国体制决策,其中又有多少符合民主决策、民主监督的现代社会政治操作模式?这是中国敢言学者反复质疑的问题,但是有关方面对此始终讳莫如深。显而易见的是,当前中国的举国体制,其中缺乏必备的民主政治因素,而陷入当局专权、行政专横的一意孤行局面。
   
像在竞技体育方面,举国体制着眼于层层选拔、封闭培养专业精英运动员,在占用了大量资金后没有对民间相关事业形成带动力,在经济上无须回报出资人。项目成功的主要收益,不过是刻意诱发广大民众的关注与兴奋,瞬间的成功之后出现边际收益的急剧下降。虽然当前中国经济正处于增长方式转换的关键期,服务业发展和内需市场都在呼唤体育产业的冒起,可是举国体制以垄断方式占据了竞技体育的主要资源,堵塞了商业体育的发展之路,体育产业的成长受到严重抑制。
   
在航空科技领域,举国体制没有将之广泛传播及应用到商业世界中,提升中国工商业的发展,也没能应用到民生事业上。按美国经验,人造卫星、火星探测船等太空研究,在制造具体的太空产品时,还会带动材料、光学仪器等一系列工业及制造业的开发。当每投入一元在太空科技研究,就会产生八至十四元的社会效益。据称,美国将部份太空科技转为民用,已成功创造二万亿美元的巨额利润。
   
而中国在太空研究中,这些先进的太空科学技术,无法广泛传播及应用到商业世界,每年投入几十亿元研究经费的神七系列航天计划与民生发展彻底绝缘,并未将太空技术转化为民用。除了神舟系列,中国在火箭、人造卫星、探月工程等领域也研究了几十年,国家投入数以千亿计资金,但取得的这些成就也同样很少应用在民生上,不仅无法造福民众,也没有带动中国制造业的升级。目前,中国的制造业仍旧停留在加工阶段,无法用自主技术创造世界级品牌的工业产品,甚至连像样的国产汽车也难以出台。对于中国制造业来说,这些尖端科技正是最好不过的支援,可惜事与愿违。其原因并非这些航天太空技术不尖端,或者原创性不足,乃是因为参与太空技术研究的人员,毋须考虑将技术用之于民,其唯一目标只是发射太空船上太空在世界面前露一下面而已。
   
举国体制下导致资源严重错置,是一种漠视民生的体制。从中国财政收入的支出流向看,举国体制下投入的体育及航空等事业,即使按中国官方对外公布且大大缩水的数字来看,其投入也远远超过中国的教育支出,更是远远超过全国医疗卫生支出,而教育与医疗费用过高,一直是中国民众苦不堪负的巨大压力。这说明,中国政府将有限国力倾斜在了少数项目特别面子工程上,将其置于教育与公共卫生这些基本民生的项目之上,没有将国家的财政开支用在刀刃上,把主要的财力集中到民众最需求的民生领域。在强化民族主义情绪的心态下,举国体制成了抹煞、损害公共利益为代价而形成的单一项目的发展模式,日益脱离民众民生成了它的标签。
   
举国体制产生了严重社会不公。按照经济学的受益原理,既然是全国税收支撑的举国体制出炉的项目成果,作为投资者的全体民众应当分享由此带来的经济等效益。但是举国体制之下形成了一个个利益集团,而真正的出资人全体民众却只是在荣誉与心理上获得片刻满足而已,没能分享包括利润在内的一切成果。原因在于,举国体制自身具有封闭性,否定和排斥社会各界的监督,逐渐演变为民间不敢问津的官办制度化产物,不讲经济规律也不顾民生需求,对建立全体国民的基本生活保障体系视若罔闻。
   
举国体制沦为政治化和强化民族主义的工具。不客气地说,举国体制均是为政治化服务的样板工程,根本不关心十多亿民众尤其是底层民众的权益。举国体制一贯以振奋民族精神、提高民族自信心、自豪感、凝聚力之类的高调自诩,其结果却是造福极少数受益者的劳民伤财之举。按《中国航天白皮书》中阐述,神州航空系列的发展不是出于经济因素,也不是国防需要,而是所谓国家整体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宏大叙述在资讯通畅的当今时代只是笑谈。民众或许说不清楚国家整体发展战略是什么,但总有权去问,那套三千万美元的俄国太空服,和那套据称造价高达一点六亿人民币的国产太空服秀那么几分钟就变成一堆太空垃圾,难道不让人心疼吗?以希望工程的报价,一套国产太空服便可兴建八百所希望小学。难道基础教育就不是国家整体发展战略吗?何不将举国体制转向民众最渴求的教育与医疗卫生领域,或者目前广为肆虐民间的含毒奶制品等食品安全领域。
   
正如有识之士一针见血地指出,举国体制的最大弊病,就在于少数人的运动,更少数人的政绩,全国大多数人买单。在采取举国体制的领域,可以说已经脱离重大事业本该具有的公益化、全民化和公平化属性,而沦为了利益集团追求政绩、谋取私利的工具,随之而来的是腐败衍生和黑箱作业。从根本上看,举国体制是以拖延解决更为重要的国计民生问题为代价的,是以进一步向中国底层社会转嫁负担与危机为代价的。
   
英国当代著名政治哲学家迈克尔奥克肖特认为,人类最为可取的是行正义之治的法治社会,这样的社会里没有类似所谓举国一致的单一目标,更不可能有极少数人趁势将自己的目标强加于社会全体,而变成一个社会的目标。一个自由的社会不轻易夸言举国建设的规模。在这样的社会只有各个人的特殊目标,这样的社会为各个人的特殊目标之实现而创造机会。纵观人类的历史,可以看出一切违逆广大民众以顺遂少数人之类的体制,有日终会烟消云散,中国在从目的社会走向法治社会的进程中,当前在某些领域奉行的举国体制亦然。这是它的必然命运。
   
既然举国体制存有上述的致命性缺陷,就应当听取分散民间的多方面民意然后作出正确选择,真正下气力把中国还很薄弱的民生事业搞好,而不是穷尽民脂民膏去争得一个粉饰太平的面子工程。当然,改革尚需过程,更需策略。比较理性的做法是首先大幅缩小体育及航空等领域举国体制的范围,结束其国有垄断局面,同步推进相关产业与商业,让市场机制成为体育及航空产业发展的基石。进而逐渐让举国体制淡出国家发展,以顺应时代潮流。三十年改革成绩斐然的中华民族,不需要用举国体制堆彻起来的浮华表象来慰藉自己。有此清醒认识,将举国体制送进历史博物馆,就是可以期待的。







举国体制均是为政治化服务的样板工程,根本不关心十多亿民众尤其是底层民众的权益。



目前在中国的政治语境里,举国体制已成为出现频率极高的政治语词。随着北京奥运会的巨制盛宴闭幕,及神州七号的载人航天顺利升空,这种举国体制带来的金牌大国与航天大国的显著成果很让中国政府感到振奋。于是官方人士放话,今后还要继续坚持这种所谓的举国体制,中国某些专家学者与时事评论员也开始大赞举国体制的优越。
 
对此,持赞成与反对意见的皆大有人在。举国体制今后是否还要坚持,一度成为中国社会热烈讨论的一个重要话题。为此,让我们来看看举国体制的面目和它的前生今世。
 
所谓举国体制,顾名思义,就是举整个国家之力、集中全国的资源包括人力、财力和物力等,用计划经济的方式,去从事某项宏大事业的一种发展体制,如体育、航空、军工等事业。在举国体制下,通常一国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内,在某项事业上取得立竿见影的成效。
   
追溯其源,举国体制是前苏联及东欧国家曾经实行的冷战体制。在长达逾半个世纪的冷战时代里,苏美两大阵营在科技和军备竞赛、外交争夺、体育竞争等领域展开对抗与竞争,苏东社会主义阵营为了压倒美国及其盟友西方阵营,决定在某些领域内倾全国之力、采举国体制。此招果然见效,1960年代苏联的军事实力和航空太空工业一度赶上甚至超越了美国的水平,1970年代苏联和东德在蒙特利尔奥运会上金牌总数历史性地超过了美国。然而好景不长,一时的领先未能挽救东欧及苏联共产阵营在1990年代前后的相继崩溃。
   
冷战结束后,西方学术界有许多学者研究分析苏东阵营失败的原因,得出结论其中一大要点,就在于其军事工业等产业的举国体制导致了后来国家整个经济的崩盘。在冷战时美苏两方的军备竞赛过程中,双方采用不同的军备竞赛模式。美国采取市场经济的全民体制,由民间的企业来发展军事工业,军事工业的投资又带动经济的发展。而苏联采取的即是计划经济的集中全国资源的举国体制,严格隔绝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造成军事工业越发展,国民经济的负担越大,随后本国经济一路滑坡,导致最后的大厦倾塌。
   
如今冷战已结束十几年,冷战时代的举国体制已经被历史和现实证明不合时宜。虽说中国承袭举国体制确实在某些领域取得了表面的成就,这样的成就在某种程度上也固然值得庆贺。但是,这种成就不能也不应该掩饰举国体制的重大弊端,不能也不应该掩盖中国存在的严重问题。看待举国体制问题,实应当以冷静观察,切莫陶醉在它辉煌的面象里难以自拔,应清醒看到它的缺陷和存在的严重问题。这才是科学的思维方式,与理性的应对态度。
   
举国体制成本的巨大与成本的过高堪称天文数字,令人瞠目结舌。举国体制主要依靠纳税人的钱,依赖国家资源,虽然中国官方对举国体制的项目所涉成本一直不予公布,但这一体制的发展动用巨资、代价高昂,应当是不争的结论。特别是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举国体制乃是一种特别昂贵的奢侈品。
   
比如在体育领域,其他国家一般依靠商业赞助去推动体育,而中国是集中全国力量去培养几十名金牌选手。04年雅典奥运备战四年,中国花费了超过200亿元,以中国队在上届奥运上获得的32枚金牌计算,每枚金牌的成本就差不多是7亿元,当年被各国媒体称为世界上最昂贵的金牌。08年北京奥运,全世界有幸见识了中国当局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威力,中国出资五千多亿元去筹办本届奥运,耗资逾二百亿元培养金牌选手。结束时媒体以中国队获得51枚金牌、对单枚金牌成本的估算,计算出从六、七千万元至7亿元的不同数字,因中国当局沉默难以证实或证伪,总之是出奇地昂贵的极大代价。可以肯定,绝大多数为金牌激情涌动的普通中国民众,对金牌付出如此巨大代价是缺乏心理准备的。
   
再看神州七号,按官方数字,今次发射神七耗资二十七亿人民币,以此推算,整个神舟系列研究应花了二百二十余亿元。如果确实如此,那么这就是迄今全球投资最大、成效最小的航天技术研究。按照其所占国民生产总值百分比计算,载人航天技术是有史以来花费最大的工程。因此在经济实力居世界前列的国家里,日本、德国、英国、法国均没有独立开展过载人航天活动,但这并未影响他们在其他科技领域的创新实力。
   
举国体制的投入与产出极不对称。现有的举全国之人财物力体制集中于某个特定项目,在投入与产出上,究竟在多大程度上符合经济合理的原则?而如此的举国体制决策,其中又有多少符合民主决策、民主监督的现代社会政治操作模式?这是中国敢言学者反复质疑的问题,但是有关方面对此始终讳莫如深。显而易见的是,当前中国的举国体制,其中缺乏必备的民主政治因素,而陷入当局专权、行政专横的一意孤行局面。
   
像在竞技体育方面,举国体制着眼于层层选拔、封闭培养专业精英运动员,在占用了大量资金后没有对民间相关事业形成带动力,在经济上无须回报出资人。项目成功的主要收益,不过是刻意诱发广大民众的关注与兴奋,瞬间的成功之后出现边际收益的急剧下降。虽然当前中国经济正处于增长方式转换的关键期,服务业发展和内需市场都在呼唤体育产业的冒起,可是举国体制以垄断方式占据了竞技体育的主要资源,堵塞了商业体育的发展之路,体育产业的成长受到严重抑制。
   
在航空科技领域,举国体制没有将之广泛传播及应用到商业世界中,提升中国工商业的发展,也没能应用到民生事业上。按美国经验,人造卫星、火星探测船等太空研究,在制造具体的太空产品时,还会带动材料、光学仪器等一系列工业及制造业的开发。当每投入一元在太空科技研究,就会产生八至十四元的社会效益。据称,美国将部份太空科技转为民用,已成功创造二万亿美元的巨额利润。
   
而中国在太空研究中,这些先进的太空科学技术,无法广泛传播及应用到商业世界,每年投入几十亿元研究经费的神七系列航天计划与民生发展彻底绝缘,并未将太空技术转化为民用。除了神舟系列,中国在火箭、人造卫星、探月工程等领域也研究了几十年,国家投入数以千亿计资金,但取得的这些成就也同样很少应用在民生上,不仅无法造福民众,也没有带动中国制造业的升级。目前,中国的制造业仍旧停留在加工阶段,无法用自主技术创造世界级品牌的工业产品,甚至连像样的国产汽车也难以出台。对于中国制造业来说,这些尖端科技正是最好不过的支援,可惜事与愿违。其原因并非这些航天太空技术不尖端,或者原创性不足,乃是因为参与太空技术研究的人员,毋须考虑将技术用之于民,其唯一目标只是发射太空船上太空在世界面前露一下面而已。
   
举国体制下导致资源严重错置,是一种漠视民生的体制。从中国财政收入的支出流向看,举国体制下投入的体育及航空等事业,即使按中国官方对外公布且大大缩水的数字来看,其投入也远远超过中国的教育支出,更是远远超过全国医疗卫生支出,而教育与医疗费用过高,一直是中国民众苦不堪负的巨大压力。这说明,中国政府将有限国力倾斜在了少数项目特别面子工程上,将其置于教育与公共卫生这些基本民生的项目之上,没有将国家的财政开支用在刀刃上,把主要的财力集中到民众最需求的民生领域。在强化民族主义情绪的心态下,举国体制成了抹煞、损害公共利益为代价而形成的单一项目的发展模式,日益脱离民众民生成了它的标签。
   
举国体制产生了严重社会不公。按照经济学的受益原理,既然是全国税收支撑的举国体制出炉的项目成果,作为投资者的全体民众应当分享由此带来的经济等效益。但是举国体制之下形成了一个个利益集团,而真正的出资人全体民众却只是在荣誉与心理上获得片刻满足而已,没能分享包括利润在内的一切成果。原因在于,举国体制自身具有封闭性,否定和排斥社会各界的监督,逐渐演变为民间不敢问津的官办制度化产物,不讲经济规律也不顾民生需求,对建立全体国民的基本生活保障体系视若罔闻。
   
举国体制沦为政治化和强化民族主义的工具。不客气地说,举国体制均是为政治化服务的样板工程,根本不关心十多亿民众尤其是底层民众的权益。举国体制一贯以振奋民族精神、提高民族自信心、自豪感、凝聚力之类的高调自诩,其结果却是造福极少数受益者的劳民伤财之举。按《中国航天白皮书》中阐述,神州航空系列的发展不是出于经济因素,也不是国防需要,而是所谓国家整体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宏大叙述在资讯通畅的当今时代只是笑谈。民众或许说不清楚国家整体发展战略是什么,但总有权去问,那套三千万美元的俄国太空服,和那套据称造价高达一点六亿人民币的国产太空服秀那么几分钟就变成一堆太空垃圾,难道不让人心疼吗?以希望工程的报价,一套国产太空服便可兴建八百所希望小学。难道基础教育就不是国家整体发展战略吗?何不将举国体制转向民众最渴求的教育与医疗卫生领域,或者目前广为肆虐民间的含毒奶制品等食品安全领域。
   
正如有识之士一针见血地指出,举国体制的最大弊病,就在于少数人的运动,更少数人的政绩,全国大多数人买单。在采取举国体制的领域,可以说已经脱离重大事业本该具有的公益化、全民化和公平化属性,而沦为了利益集团追求政绩、谋取私利的工具,随之而来的是腐败衍生和黑箱作业。从根本上看,举国体制是以拖延解决更为重要的国计民生问题为代价的,是以进一步向中国底层社会转嫁负担与危机为代价的。
   
英国当代著名政治哲学家迈克尔奥克肖特认为,人类最为可取的是行正义之治的法治社会,这样的社会里没有类似所谓举国一致的单一目标,更不可能有极少数人趁势将自己的目标强加于社会全体,而变成一个社会的目标。一个自由的社会不轻易夸言举国建设的规模。在这样的社会只有各个人的特殊目标,这样的社会为各个人的特殊目标之实现而创造机会。纵观人类的历史,可以看出一切违逆广大民众以顺遂少数人之类的体制,有日终会烟消云散,中国在从目的社会走向法治社会的进程中,当前在某些领域奉行的举国体制亦然。这是它的必然命运。
   
既然举国体制存有上述的致命性缺陷,就应当听取分散民间的多方面民意然后作出正确选择,真正下气力把中国还很薄弱的民生事业搞好,而不是穷尽民脂民膏去争得一个粉饰太平的面子工程。当然,改革尚需过程,更需策略。比较理性的做法是首先大幅缩小体育及航空等领域举国体制的范围,结束其国有垄断局面,同步推进相关产业与商业,让市场机制成为体育及航空产业发展的基石。进而逐渐让举国体制淡出国家发展,以顺应时代潮流。三十年改革成绩斐然的中华民族,不需要用举国体制堆彻起来的浮华表象来慰藉自己。有此清醒认识,将举国体制送进历史博物馆,就是可以期待的。







举国体制均是为政治化服务的样板工程,根本不关心十多亿民众尤其是底层民众的权益。



目前在中国的政治语境里,举国体制已成为出现频率极高的政治语词。随着北京奥运会的巨制盛宴闭幕,及神州七号的载人航天顺利升空,这种举国体制带来的金牌大国与航天大国的显著成果很让中国政府感到振奋。于是官方人士放话,今后还要继续坚持这种所谓的举国体制,中国某些专家学者与时事评论员也开始大赞举国体制的优越。
 
对此,持赞成与反对意见的皆大有人在。举国体制今后是否还要坚持,一度成为中国社会热烈讨论的一个重要话题。为此,让我们来看看举国体制的面目和它的前生今世。
 
所谓举国体制,顾名思义,就是举整个国家之力、集中全国的资源包括人力、财力和物力等,用计划经济的方式,去从事某项宏大事业的一种发展体制,如体育、航空、军工等事业。在举国体制下,通常一国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内,在某项事业上取得立竿见影的成效。
   
追溯其源,举国体制是前苏联及东欧国家曾经实行的冷战体制。在长达逾半个世纪的冷战时代里,苏美两大阵营在科技和军备竞赛、外交争夺、体育竞争等领域展开对抗与竞争,苏东社会主义阵营为了压倒美国及其盟友西方阵营,决定在某些领域内倾全国之力、采举国体制。此招果然见效,1960年代苏联的军事实力和航空太空工业一度赶上甚至超越了美国的水平,1970年代苏联和东德在蒙特利尔奥运会上金牌总数历史性地超过了美国。然而好景不长,一时的领先未能挽救东欧及苏联共产阵营在1990年代前后的相继崩溃。
   
冷战结束后,西方学术界有许多学者研究分析苏东阵营失败的原因,得出结论其中一大要点,就在于其军事工业等产业的举国体制导致了后来国家整个经济的崩盘。在冷战时美苏两方的军备竞赛过程中,双方采用不同的军备竞赛模式。美国采取市场经济的全民体制,由民间的企业来发展军事工业,军事工业的投资又带动经济的发展。而苏联采取的即是计划经济的集中全国资源的举国体制,严格隔绝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造成军事工业越发展,国民经济的负担越大,随后本国经济一路滑坡,导致最后的大厦倾塌。
   
如今冷战已结束十几年,冷战时代的举国体制已经被历史和现实证明不合时宜。虽说中国承袭举国体制确实在某些领域取得了表面的成就,这样的成就在某种程度上也固然值得庆贺。但是,这种成就不能也不应该掩饰举国体制的重大弊端,不能也不应该掩盖中国存在的严重问题。看待举国体制问题,实应当以冷静观察,切莫陶醉在它辉煌的面象里难以自拔,应清醒看到它的缺陷和存在的严重问题。这才是科学的思维方式,与理性的应对态度。
   
举国体制成本的巨大与成本的过高堪称天文数字,令人瞠目结舌。举国体制主要依靠纳税人的钱,依赖国家资源,虽然中国官方对举国体制的项目所涉成本一直不予公布,但这一体制的发展动用巨资、代价高昂,应当是不争的结论。特别是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举国体制乃是一种特别昂贵的奢侈品。
   
比如在体育领域,其他国家一般依靠商业赞助去推动体育,而中国是集中全国力量去培养几十名金牌选手。04年雅典奥运备战四年,中国花费了超过200亿元,以中国队在上届奥运上获得的32枚金牌计算,每枚金牌的成本就差不多是7亿元,当年被各国媒体称为世界上最昂贵的金牌。08年北京奥运,全世界有幸见识了中国当局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威力,中国出资五千多亿元去筹办本届奥运,耗资逾二百亿元培养金牌选手。结束时媒体以中国队获得51枚金牌、对单枚金牌成本的估算,计算出从六、七千万元至7亿元的不同数字,因中国当局沉默难以证实或证伪,总之是出奇地昂贵的极大代价。可以肯定,绝大多数为金牌激情涌动的普通中国民众,对金牌付出如此巨大代价是缺乏心理准备的。
   
再看神州七号,按官方数字,今次发射神七耗资二十七亿人民币,以此推算,整个神舟系列研究应花了二百二十余亿元。如果确实如此,那么这就是迄今全球投资最大、成效最小的航天技术研究。按照其所占国民生产总值百分比计算,载人航天技术是有史以来花费最大的工程。因此在经济实力居世界前列的国家里,日本、德国、英国、法国均没有独立开展过载人航天活动,但这并未影响他们在其他科技领域的创新实力。
   
举国体制的投入与产出极不对称。现有的举全国之人财物力体制集中于某个特定项目,在投入与产出上,究竟在多大程度上符合经济合理的原则?而如此的举国体制决策,其中又有多少符合民主决策、民主监督的现代社会政治操作模式?这是中国敢言学者反复质疑的问题,但是有关方面对此始终讳莫如深。显而易见的是,当前中国的举国体制,其中缺乏必备的民主政治因素,而陷入当局专权、行政专横的一意孤行局面。
   
像在竞技体育方面,举国体制着眼于层层选拔、封闭培养专业精英运动员,在占用了大量资金后没有对民间相关事业形成带动力,在经济上无须回报出资人。项目成功的主要收益,不过是刻意诱发广大民众的关注与兴奋,瞬间的成功之后出现边际收益的急剧下降。虽然当前中国经济正处于增长方式转换的关键期,服务业发展和内需市场都在呼唤体育产业的冒起,可是举国体制以垄断方式占据了竞技体育的主要资源,堵塞了商业体育的发展之路,体育产业的成长受到严重抑制。
   
在航空科技领域,举国体制没有将之广泛传播及应用到商业世界中,提升中国工商业的发展,也没能应用到民生事业上。按美国经验,人造卫星、火星探测船等太空研究,在制造具体的太空产品时,还会带动材料、光学仪器等一系列工业及制造业的开发。当每投入一元在太空科技研究,就会产生八至十四元的社会效益。据称,美国将部份太空科技转为民用,已成功创造二万亿美元的巨额利润。
   
而中国在太空研究中,这些先进的太空科学技术,无法广泛传播及应用到商业世界,每年投入几十亿元研究经费的神七系列航天计划与民生发展彻底绝缘,并未将太空技术转化为民用。除了神舟系列,中国在火箭、人造卫星、探月工程等领域也研究了几十年,国家投入数以千亿计资金,但取得的这些成就也同样很少应用在民生上,不仅无法造福民众,也没有带动中国制造业的升级。目前,中国的制造业仍旧停留在加工阶段,无法用自主技术创造世界级品牌的工业产品,甚至连像样的国产汽车也难以出台。对于中国制造业来说,这些尖端科技正是最好不过的支援,可惜事与愿违。其原因并非这些航天太空技术不尖端,或者原创性不足,乃是因为参与太空技术研究的人员,毋须考虑将技术用之于民,其唯一目标只是发射太空船上太空在世界面前露一下面而已。
   
举国体制下导致资源严重错置,是一种漠视民生的体制。从中国财政收入的支出流向看,举国体制下投入的体育及航空等事业,即使按中国官方对外公布且大大缩水的数字来看,其投入也远远超过中国的教育支出,更是远远超过全国医疗卫生支出,而教育与医疗费用过高,一直是中国民众苦不堪负的巨大压力。这说明,中国政府将有限国力倾斜在了少数项目特别面子工程上,将其置于教育与公共卫生这些基本民生的项目之上,没有将国家的财政开支用在刀刃上,把主要的财力集中到民众最需求的民生领域。在强化民族主义情绪的心态下,举国体制成了抹煞、损害公共利益为代价而形成的单一项目的发展模式,日益脱离民众民生成了它的标签。
   
举国体制产生了严重社会不公。按照经济学的受益原理,既然是全国税收支撑的举国体制出炉的项目成果,作为投资者的全体民众应当分享由此带来的经济等效益。但是举国体制之下形成了一个个利益集团,而真正的出资人全体民众却只是在荣誉与心理上获得片刻满足而已,没能分享包括利润在内的一切成果。原因在于,举国体制自身具有封闭性,否定和排斥社会各界的监督,逐渐演变为民间不敢问津的官办制度化产物,不讲经济规律也不顾民生需求,对建立全体国民的基本生活保障体系视若罔闻。
   
举国体制沦为政治化和强化民族主义的工具。不客气地说,举国体制均是为政治化服务的样板工程,根本不关心十多亿民众尤其是底层民众的权益。举国体制一贯以振奋民族精神、提高民族自信心、自豪感、凝聚力之类的高调自诩,其结果却是造福极少数受益者的劳民伤财之举。按《中国航天白皮书》中阐述,神州航空系列的发展不是出于经济因素,也不是国防需要,而是所谓国家整体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宏大叙述在资讯通畅的当今时代只是笑谈。民众或许说不清楚国家整体发展战略是什么,但总有权去问,那套三千万美元的俄国太空服,和那套据称造价高达一点六亿人民币的国产太空服秀那么几分钟就变成一堆太空垃圾,难道不让人心疼吗?以希望工程的报价,一套国产太空服便可兴建八百所希望小学。难道基础教育就不是国家整体发展战略吗?何不将举国体制转向民众最渴求的教育与医疗卫生领域,或者目前广为肆虐民间的含毒奶制品等食品安全领域。
   
正如有识之士一针见血地指出,举国体制的最大弊病,就在于少数人的运动,更少数人的政绩,全国大多数人买单。在采取举国体制的领域,可以说已经脱离重大事业本该具有的公益化、全民化和公平化属性,而沦为了利益集团追求政绩、谋取私利的工具,随之而来的是腐败衍生和黑箱作业。从根本上看,举国体制是以拖延解决更为重要的国计民生问题为代价的,是以进一步向中国底层社会转嫁负担与危机为代价的。
   
英国当代著名政治哲学家迈克尔奥克肖特认为,人类最为可取的是行正义之治的法治社会,这样的社会里没有类似所谓举国一致的单一目标,更不可能有极少数人趁势将自己的目标强加于社会全体,而变成一个社会的目标。一个自由的社会不轻易夸言举国建设的规模。在这样的社会只有各个人的特殊目标,这样的社会为各个人的特殊目标之实现而创造机会。纵观人类的历史,可以看出一切违逆广大民众以顺遂少数人之类的体制,有日终会烟消云散,中国在从目的社会走向法治社会的进程中,当前在某些领域奉行的举国体制亦然。这是它的必然命运。
   
既然举国体制存有上述的致命性缺陷,就应当听取分散民间的多方面民意然后作出正确选择,真正下气力把中国还很薄弱的民生事业搞好,而不是穷尽民脂民膏去争得一个粉饰太平的面子工程。当然,改革尚需过程,更需策略。比较理性的做法是首先大幅缩小体育及航空等领域举国体制的范围,结束其国有垄断局面,同步推进相关产业与商业,让市场机制成为体育及航空产业发展的基石。进而逐渐让举国体制淡出国家发展,以顺应时代潮流。三十年改革成绩斐然的中华民族,不需要用举国体制堆彻起来的浮华表象来慰藉自己。有此清醒认识,将举国体制送进历史博物馆,就是可以期待的。







举国体制均是为政治化服务的样板工程,根本不关心十多亿民众尤其是底层民众的权益。



目前在中国的政治语境里,举国体制已成为出现频率极高的政治语词。随着北京奥运会的巨制盛宴闭幕,及神州七号的载人航天顺利升空,这种举国体制带来的金牌大国与航天大国的显著成果很让中国政府感到振奋。于是官方人士放话,今后还要继续坚持这种所谓的举国体制,中国某些专家学者与时事评论员也开始大赞举国体制的优越。
 
对此,持赞成与反对意见的皆大有人在。举国体制今后是否还要坚持,一度成为中国社会热烈讨论的一个重要话题。为此,让我们来看看举国体制的面目和它的前生今世。
 
所谓举国体制,顾名思义,就是举整个国家之力、集中全国的资源包括人力、财力和物力等,用计划经济的方式,去从事某项宏大事业的一种发展体制,如体育、航空、军工等事业。在举国体制下,通常一国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内,在某项事业上取得立竿见影的成效。
   
追溯其源,举国体制是前苏联及东欧国家曾经实行的冷战体制。在长达逾半个世纪的冷战时代里,苏美两大阵营在科技和军备竞赛、外交争夺、体育竞争等领域展开对抗与竞争,苏东社会主义阵营为了压倒美国及其盟友西方阵营,决定在某些领域内倾全国之力、采举国体制。此招果然见效,1960年代苏联的军事实力和航空太空工业一度赶上甚至超越了美国的水平,1970年代苏联和东德在蒙特利尔奥运会上金牌总数历史性地超过了美国。然而好景不长,一时的领先未能挽救东欧及苏联共产阵营在1990年代前后的相继崩溃。
   
冷战结束后,西方学术界有许多学者研究分析苏东阵营失败的原因,得出结论其中一大要点,就在于其军事工业等产业的举国体制导致了后来国家整个经济的崩盘。在冷战时美苏两方的军备竞赛过程中,双方采用不同的军备竞赛模式。美国采取市场经济的全民体制,由民间的企业来发展军事工业,军事工业的投资又带动经济的发展。而苏联采取的即是计划经济的集中全国资源的举国体制,严格隔绝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造成军事工业越发展,国民经济的负担越大,随后本国经济一路滑坡,导致最后的大厦倾塌。
   
如今冷战已结束十几年,冷战时代的举国体制已经被历史和现实证明不合时宜。虽说中国承袭举国体制确实在某些领域取得了表面的成就,这样的成就在某种程度上也固然值得庆贺。但是,这种成就不能也不应该掩饰举国体制的重大弊端,不能也不应该掩盖中国存在的严重问题。看待举国体制问题,实应当以冷静观察,切莫陶醉在它辉煌的面象里难以自拔,应清醒看到它的缺陷和存在的严重问题。这才是科学的思维方式,与理性的应对态度。
   
举国体制成本的巨大与成本的过高堪称天文数字,令人瞠目结舌。举国体制主要依靠纳税人的钱,依赖国家资源,虽然中国官方对举国体制的项目所涉成本一直不予公布,但这一体制的发展动用巨资、代价高昂,应当是不争的结论。特别是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举国体制乃是一种特别昂贵的奢侈品。
   
比如在体育领域,其他国家一般依靠商业赞助去推动体育,而中国是集中全国力量去培养几十名金牌选手。04年雅典奥运备战四年,中国花费了超过200亿元,以中国队在上届奥运上获得的32枚金牌计算,每枚金牌的成本就差不多是7亿元,当年被各国媒体称为世界上最昂贵的金牌。08年北京奥运,全世界有幸见识了中国当局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威力,中国出资五千多亿元去筹办本届奥运,耗资逾二百亿元培养金牌选手。结束时媒体以中国队获得51枚金牌、对单枚金牌成本的估算,计算出从六、七千万元至7亿元的不同数字,因中国当局沉默难以证实或证伪,总之是出奇地昂贵的极大代价。可以肯定,绝大多数为金牌激情涌动的普通中国民众,对金牌付出如此巨大代价是缺乏心理准备的。
   
再看神州七号,按官方数字,今次发射神七耗资二十七亿人民币,以此推算,整个神舟系列研究应花了二百二十余亿元。如果确实如此,那么这就是迄今全球投资最大、成效最小的航天技术研究。按照其所占国民生产总值百分比计算,载人航天技术是有史以来花费最大的工程。因此在经济实力居世界前列的国家里,日本、德国、英国、法国均没有独立开展过载人航天活动,但这并未影响他们在其他科技领域的创新实力。
   
举国体制的投入与产出极不对称。现有的举全国之人财物力体制集中于某个特定项目,在投入与产出上,究竟在多大程度上符合经济合理的原则?而如此的举国体制决策,其中又有多少符合民主决策、民主监督的现代社会政治操作模式?这是中国敢言学者反复质疑的问题,但是有关方面对此始终讳莫如深。显而易见的是,当前中国的举国体制,其中缺乏必备的民主政治因素,而陷入当局专权、行政专横的一意孤行局面。
   
像在竞技体育方面,举国体制着眼于层层选拔、封闭培养专业精英运动员,在占用了大量资金后没有对民间相关事业形成带动力,在经济上无须回报出资人。项目成功的主要收益,不过是刻意诱发广大民众的关注与兴奋,瞬间的成功之后出现边际收益的急剧下降。虽然当前中国经济正处于增长方式转换的关键期,服务业发展和内需市场都在呼唤体育产业的冒起,可是举国体制以垄断方式占据了竞技体育的主要资源,堵塞了商业体育的发展之路,体育产业的成长受到严重抑制。
   
在航空科技领域,举国体制没有将之广泛传播及应用到商业世界中,提升中国工商业的发展,也没能应用到民生事业上。按美国经验,人造卫星、火星探测船等太空研究,在制造具体的太空产品时,还会带动材料、光学仪器等一系列工业及制造业的开发。当每投入一元在太空科技研究,就会产生八至十四元的社会效益。据称,美国将部份太空科技转为民用,已成功创造二万亿美元的巨额利润。
   
而中国在太空研究中,这些先进的太空科学技术,无法广泛传播及应用到商业世界,每年投入几十亿元研究经费的神七系列航天计划与民生发展彻底绝缘,并未将太空技术转化为民用。除了神舟系列,中国在火箭、人造卫星、探月工程等领域也研究了几十年,国家投入数以千亿计资金,但取得的这些成就也同样很少应用在民生上,不仅无法造福民众,也没有带动中国制造业的升级。目前,中国的制造业仍旧停留在加工阶段,无法用自主技术创造世界级品牌的工业产品,甚至连像样的国产汽车也难以出台。对于中国制造业来说,这些尖端科技正是最好不过的支援,可惜事与愿违。其原因并非这些航天太空技术不尖端,或者原创性不足,乃是因为参与太空技术研究的人员,毋须考虑将技术用之于民,其唯一目标只是发射太空船上太空在世界面前露一下面而已。
   
举国体制下导致资源严重错置,是一种漠视民生的体制。从中国财政收入的支出流向看,举国体制下投入的体育及航空等事业,即使按中国官方对外公布且大大缩水的数字来看,其投入也远远超过中国的教育支出,更是远远超过全国医疗卫生支出,而教育与医疗费用过高,一直是中国民众苦不堪负的巨大压力。这说明,中国政府将有限国力倾斜在了少数项目特别面子工程上,将其置于教育与公共卫生这些基本民生的项目之上,没有将国家的财政开支用在刀刃上,把主要的财力集中到民众最需求的民生领域。在强化民族主义情绪的心态下,举国体制成了抹煞、损害公共利益为代价而形成的单一项目的发展模式,日益脱离民众民生成了它的标签。
   
举国体制产生了严重社会不公。按照经济学的受益原理,既然是全国税收支撑的举国体制出炉的项目成果,作为投资者的全体民众应当分享由此带来的经济等效益。但是举国体制之下形成了一个个利益集团,而真正的出资人全体民众却只是在荣誉与心理上获得片刻满足而已,没能分享包括利润在内的一切成果。原因在于,举国体制自身具有封闭性,否定和排斥社会各界的监督,逐渐演变为民间不敢问津的官办制度化产物,不讲经济规律也不顾民生需求,对建立全体国民的基本生活保障体系视若罔闻。
   
举国体制沦为政治化和强化民族主义的工具。不客气地说,举国体制均是为政治化服务的样板工程,根本不关心十多亿民众尤其是底层民众的权益。举国体制一贯以振奋民族精神、提高民族自信心、自豪感、凝聚力之类的高调自诩,其结果却是造福极少数受益者的劳民伤财之举。按《中国航天白皮书》中阐述,神州航空系列的发展不是出于经济因素,也不是国防需要,而是所谓国家整体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宏大叙述在资讯通畅的当今时代只是笑谈。民众或许说不清楚国家整体发展战略是什么,但总有权去问,那套三千万美元的俄国太空服,和那套据称造价高达一点六亿人民币的国产太空服秀那么几分钟就变成一堆太空垃圾,难道不让人心疼吗?以希望工程的报价,一套国产太空服便可兴建八百所希望小学。难道基础教育就不是国家整体发展战略吗?何不将举国体制转向民众最渴求的教育与医疗卫生领域,或者目前广为肆虐民间的含毒奶制品等食品安全领域。
   
正如有识之士一针见血地指出,举国体制的最大弊病,就在于少数人的运动,更少数人的政绩,全国大多数人买单。在采取举国体制的领域,可以说已经脱离重大事业本该具有的公益化、全民化和公平化属性,而沦为了利益集团追求政绩、谋取私利的工具,随之而来的是腐败衍生和黑箱作业。从根本上看,举国体制是以拖延解决更为重要的国计民生问题为代价的,是以进一步向中国底层社会转嫁负担与危机为代价的。
   
英国当代著名政治哲学家迈克尔奥克肖特认为,人类最为可取的是行正义之治的法治社会,这样的社会里没有类似所谓举国一致的单一目标,更不可能有极少数人趁势将自己的目标强加于社会全体,而变成一个社会的目标。一个自由的社会不轻易夸言举国建设的规模。在这样的社会只有各个人的特殊目标,这样的社会为各个人的特殊目标之实现而创造机会。纵观人类的历史,可以看出一切违逆广大民众以顺遂少数人之类的体制,有日终会烟消云散,中国在从目的社会走向法治社会的进程中,当前在某些领域奉行的举国体制亦然。这是它的必然命运。
   
既然举国体制存有上述的致命性缺陷,就应当听取分散民间的多方面民意然后作出正确选择,真正下气力把中国还很薄弱的民生事业搞好,而不是穷尽民脂民膏去争得一个粉饰太平的面子工程。当然,改革尚需过程,更需策略。比较理性的做法是首先大幅缩小体育及航空等领域举国体制的范围,结束其国有垄断局面,同步推进相关产业与商业,让市场机制成为体育及航空产业发展的基石。进而逐渐让举国体制淡出国家发展,以顺应时代潮流。三十年改革成绩斐然的中华民族,不需要用举国体制堆彻起来的浮华表象来慰藉自己。有此清醒认识,将举国体制送进历史博物馆,就是可以期待的。







举国体制均是为政治化服务的样板工程,根本不关心十多亿民众尤其是底层民众的权益。



目前在中国的政治语境里,举国体制已成为出现频率极高的政治语词。随着北京奥运会的巨制盛宴闭幕,及神州七号的载人航天顺利升空,这种举国体制带来的金牌大国与航天大国的显著成果很让中国政府感到振奋。于是官方人士放话,今后还要继续坚持这种所谓的举国体制,中国某些专家学者与时事评论员也开始大赞举国体制的优越。
 
对此,持赞成与反对意见的皆大有人在。举国体制今后是否还要坚持,一度成为中国社会热烈讨论的一个重要话题。为此,让我们来看看举国体制的面目和它的前生今世。
 
所谓举国体制,顾名思义,就是举整个国家之力、集中全国的资源包括人力、财力和物力等,用计划经济的方式,去从事某项宏大事业的一种发展体制,如体育、航空、军工等事业。在举国体制下,通常一国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内,在某项事业上取得立竿见影的成效。
   
追溯其源,举国体制是前苏联及东欧国家曾经实行的冷战体制。在长达逾半个世纪的冷战时代里,苏美两大阵营在科技和军备竞赛、外交争夺、体育竞争等领域展开对抗与竞争,苏东社会主义阵营为了压倒美国及其盟友西方阵营,决定在某些领域内倾全国之力、采举国体制。此招果然见效,1960年代苏联的军事实力和航空太空工业一度赶上甚至超越了美国的水平,1970年代苏联和东德在蒙特利尔奥运会上金牌总数历史性地超过了美国。然而好景不长,一时的领先未能挽救东欧及苏联共产阵营在1990年代前后的相继崩溃。
   
冷战结束后,西方学术界有许多学者研究分析苏东阵营失败的原因,得出结论其中一大要点,就在于其军事工业等产业的举国体制导致了后来国家整个经济的崩盘。在冷战时美苏两方的军备竞赛过程中,双方采用不同的军备竞赛模式。美国采取市场经济的全民体制,由民间的企业来发展军事工业,军事工业的投资又带动经济的发展。而苏联采取的即是计划经济的集中全国资源的举国体制,严格隔绝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造成军事工业越发展,国民经济的负担越大,随后本国经济一路滑坡,导致最后的大厦倾塌。
   
如今冷战已结束十几年,冷战时代的举国体制已经被历史和现实证明不合时宜。虽说中国承袭举国体制确实在某些领域取得了表面的成就,这样的成就在某种程度上也固然值得庆贺。但是,这种成就不能也不应该掩饰举国体制的重大弊端,不能也不应该掩盖中国存在的严重问题。看待举国体制问题,实应当以冷静观察,切莫陶醉在它辉煌的面象里难以自拔,应清醒看到它的缺陷和存在的严重问题。这才是科学的思维方式,与理性的应对态度。
   
举国体制成本的巨大与成本的过高堪称天文数字,令人瞠目结舌。举国体制主要依靠纳税人的钱,依赖国家资源,虽然中国官方对举国体制的项目所涉成本一直不予公布,但这一体制的发展动用巨资、代价高昂,应当是不争的结论。特别是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举国体制乃是一种特别昂贵的奢侈品。
   
比如在体育领域,其他国家一般依靠商业赞助去推动体育,而中国是集中全国力量去培养几十名金牌选手。04年雅典奥运备战四年,中国花费了超过200亿元,以中国队在上届奥运上获得的32枚金牌计算,每枚金牌的成本就差不多是7亿元,当年被各国媒体称为世界上最昂贵的金牌。08年北京奥运,全世界有幸见识了中国当局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威力,中国出资五千多亿元去筹办本届奥运,耗资逾二百亿元培养金牌选手。结束时媒体以中国队获得51枚金牌、对单枚金牌成本的估算,计算出从六、七千万元至7亿元的不同数字,因中国当局沉默难以证实或证伪,总之是出奇地昂贵的极大代价。可以肯定,绝大多数为金牌激情涌动的普通中国民众,对金牌付出如此巨大代价是缺乏心理准备的。
   
再看神州七号,按官方数字,今次发射神七耗资二十七亿人民币,以此推算,整个神舟系列研究应花了二百二十余亿元。如果确实如此,那么这就是迄今全球投资最大、成效最小的航天技术研究。按照其所占国民生产总值百分比计算,载人航天技术是有史以来花费最大的工程。因此在经济实力居世界前列的国家里,日本、德国、英国、法国均没有独立开展过载人航天活动,但这并未影响他们在其他科技领域的创新实力。
   
举国体制的投入与产出极不对称。现有的举全国之人财物力体制集中于某个特定项目,在投入与产出上,究竟在多大程度上符合经济合理的原则?而如此的举国体制决策,其中又有多少符合民主决策、民主监督的现代社会政治操作模式?这是中国敢言学者反复质疑的问题,但是有关方面对此始终讳莫如深。显而易见的是,当前中国的举国体制,其中缺乏必备的民主政治因素,而陷入当局专权、行政专横的一意孤行局面。
   
像在竞技体育方面,举国体制着眼于层层选拔、封闭培养专业精英运动员,在占用了大量资金后没有对民间相关事业形成带动力,在经济上无须回报出资人。项目成功的主要收益,不过是刻意诱发广大民众的关注与兴奋,瞬间的成功之后出现边际收益的急剧下降。虽然当前中国经济正处于增长方式转换的关键期,服务业发展和内需市场都在呼唤体育产业的冒起,可是举国体制以垄断方式占据了竞技体育的主要资源,堵塞了商业体育的发展之路,体育产业的成长受到严重抑制。
   
在航空科技领域,举国体制没有将之广泛传播及应用到商业世界中,提升中国工商业的发展,也没能应用到民生事业上。按美国经验,人造卫星、火星探测船等太空研究,在制造具体的太空产品时,还会带动材料、光学仪器等一系列工业及制造业的开发。当每投入一元在太空科技研究,就会产生八至十四元的社会效益。据称,美国将部份太空科技转为民用,已成功创造二万亿美元的巨额利润。
   
而中国在太空研究中,这些先进的太空科学技术,无法广泛传播及应用到商业世界,每年投入几十亿元研究经费的神七系列航天计划与民生发展彻底绝缘,并未将太空技术转化为民用。除了神舟系列,中国在火箭、人造卫星、探月工程等领域也研究了几十年,国家投入数以千亿计资金,但取得的这些成就也同样很少应用在民生上,不仅无法造福民众,也没有带动中国制造业的升级。目前,中国的制造业仍旧停留在加工阶段,无法用自主技术创造世界级品牌的工业产品,甚至连像样的国产汽车也难以出台。对于中国制造业来说,这些尖端科技正是最好不过的支援,可惜事与愿违。其原因并非这些航天太空技术不尖端,或者原创性不足,乃是因为参与太空技术研究的人员,毋须考虑将技术用之于民,其唯一目标只是发射太空船上太空在世界面前露一下面而已。
   
举国体制下导致资源严重错置,是一种漠视民生的体制。从中国财政收入的支出流向看,举国体制下投入的体育及航空等事业,即使按中国官方对外公布且大大缩水的数字来看,其投入也远远超过中国的教育支出,更是远远超过全国医疗卫生支出,而教育与医疗费用过高,一直是中国民众苦不堪负的巨大压力。这说明,中国政府将有限国力倾斜在了少数项目特别面子工程上,将其置于教育与公共卫生这些基本民生的项目之上,没有将国家的财政开支用在刀刃上,把主要的财力集中到民众最需求的民生领域。在强化民族主义情绪的心态下,举国体制成了抹煞、损害公共利益为代价而形成的单一项目的发展模式,日益脱离民众民生成了它的标签。
   
举国体制产生了严重社会不公。按照经济学的受益原理,既然是全国税收支撑的举国体制出炉的项目成果,作为投资者的全体民众应当分享由此带来的经济等效益。但是举国体制之下形成了一个个利益集团,而真正的出资人全体民众却只是在荣誉与心理上获得片刻满足而已,没能分享包括利润在内的一切成果。原因在于,举国体制自身具有封闭性,否定和排斥社会各界的监督,逐渐演变为民间不敢问津的官办制度化产物,不讲经济规律也不顾民生需求,对建立全体国民的基本生活保障体系视若罔闻。
   
举国体制沦为政治化和强化民族主义的工具。不客气地说,举国体制均是为政治化服务的样板工程,根本不关心十多亿民众尤其是底层民众的权益。举国体制一贯以振奋民族精神、提高民族自信心、自豪感、凝聚力之类的高调自诩,其结果却是造福极少数受益者的劳民伤财之举。按《中国航天白皮书》中阐述,神州航空系列的发展不是出于经济因素,也不是国防需要,而是所谓国家整体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宏大叙述在资讯通畅的当今时代只是笑谈。民众或许说不清楚国家整体发展战略是什么,但总有权去问,那套三千万美元的俄国太空服,和那套据称造价高达一点六亿人民币的国产太空服秀那么几分钟就变成一堆太空垃圾,难道不让人心疼吗?以希望工程的报价,一套国产太空服便可兴建八百所希望小学。难道基础教育就不是国家整体发展战略吗?何不将举国体制转向民众最渴求的教育与医疗卫生领域,或者目前广为肆虐民间的含毒奶制品等食品安全领域。
   
正如有识之士一针见血地指出,举国体制的最大弊病,就在于少数人的运动,更少数人的政绩,全国大多数人买单。在采取举国体制的领域,可以说已经脱离重大事业本该具有的公益化、全民化和公平化属性,而沦为了利益集团追求政绩、谋取私利的工具,随之而来的是腐败衍生和黑箱作业。从根本上看,举国体制是以拖延解决更为重要的国计民生问题为代价的,是以进一步向中国底层社会转嫁负担与危机为代价的。
   
英国当代著名政治哲学家迈克尔奥克肖特认为,人类最为可取的是行正义之治的法治社会,这样的社会里没有类似所谓举国一致的单一目标,更不可能有极少数人趁势将自己的目标强加于社会全体,而变成一个社会的目标。一个自由的社会不轻易夸言举国建设的规模。在这样的社会只有各个人的特殊目标,这样的社会为各个人的特殊目标之实现而创造机会。纵观人类的历史,可以看出一切违逆广大民众以顺遂少数人之类的体制,有日终会烟消云散,中国在从目的社会走向法治社会的进程中,当前在某些领域奉行的举国体制亦然。这是它的必然命运。
   
既然举国体制存有上述的致命性缺陷,就应当听取分散民间的多方面民意然后作出正确选择,真正下气力把中国还很薄弱的民生事业搞好,而不是穷尽民脂民膏去争得一个粉饰太平的面子工程。当然,改革尚需过程,更需策略。比较理性的做法是首先大幅缩小体育及航空等领域举国体制的范围,结束其国有垄断局面,同步推进相关产业与商业,让市场机制成为体育及航空产业发展的基石。进而逐渐让举国体制淡出国家发展,以顺应时代潮流。三十年改革成绩斐然的中华民族,不需要用举国体制堆彻起来的浮华表象来慰藉自己。有此清醒认识,将举国体制送进历史博物馆,就是可以期待的。







举国体制均是为政治化服务的样板工程,根本不关心十多亿民众尤其是底层民众的权益。



目前在中国的政治语境里,举国体制已成为出现频率极高的政治语词。随着北京奥运会的巨制盛宴闭幕,及神州七号的载人航天顺利升空,这种举国体制带来的金牌大国与航天大国的显著成果很让中国政府感到振奋。于是官方人士放话,今后还要继续坚持这种所谓的举国体制,中国某些专家学者与时事评论员也开始大赞举国体制的优越。
 
对此,持赞成与反对意见的皆大有人在。举国体制今后是否还要坚持,一度成为中国社会热烈讨论的一个重要话题。为此,让我们来看看举国体制的面目和它的前生今世。
 
所谓举国体制,顾名思义,就是举整个国家之力、集中全国的资源包括人力、财力和物力等,用计划经济的方式,去从事某项宏大事业的一种发展体制,如体育、航空、军工等事业。在举国体制下,通常一国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内,在某项事业上取得立竿见影的成效。
   
追溯其源,举国体制是前苏联及东欧国家曾经实行的冷战体制。在长达逾半个世纪的冷战时代里,苏美两大阵营在科技和军备竞赛、外交争夺、体育竞争等领域展开对抗与竞争,苏东社会主义阵营为了压倒美国及其盟友西方阵营,决定在某些领域内倾全国之力、采举国体制。此招果然见效,1960年代苏联的军事实力和航空太空工业一度赶上甚至超越了美国的水平,1970年代苏联和东德在蒙特利尔奥运会上金牌总数历史性地超过了美国。然而好景不长,一时的领先未能挽救东欧及苏联共产阵营在1990年代前后的相继崩溃。
   
冷战结束后,西方学术界有许多学者研究分析苏东阵营失败的原因,得出结论其中一大要点,就在于其军事工业等产业的举国体制导致了后来国家整个经济的崩盘。在冷战时美苏两方的军备竞赛过程中,双方采用不同的军备竞赛模式。美国采取市场经济的全民体制,由民间的企业来发展军事工业,军事工业的投资又带动经济的发展。而苏联采取的即是计划经济的集中全国资源的举国体制,严格隔绝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造成军事工业越发展,国民经济的负担越大,随后本国经济一路滑坡,导致最后的大厦倾塌。
   
如今冷战已结束十几年,冷战时代的举国体制已经被历史和现实证明不合时宜。虽说中国承袭举国体制确实在某些领域取得了表面的成就,这样的成就在某种程度上也固然值得庆贺。但是,这种成就不能也不应该掩饰举国体制的重大弊端,不能也不应该掩盖中国存在的严重问题。看待举国体制问题,实应当以冷静观察,切莫陶醉在它辉煌的面象里难以自拔,应清醒看到它的缺陷和存在的严重问题。这才是科学的思维方式,与理性的应对态度。
   
举国体制成本的巨大与成本的过高堪称天文数字,令人瞠目结舌。举国体制主要依靠纳税人的钱,依赖国家资源,虽然中国官方对举国体制的项目所涉成本一直不予公布,但这一体制的发展动用巨资、代价高昂,应当是不争的结论。特别是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举国体制乃是一种特别昂贵的奢侈品。
   
比如在体育领域,其他国家一般依靠商业赞助去推动体育,而中国是集中全国力量去培养几十名金牌选手。04年雅典奥运备战四年,中国花费了超过200亿元,以中国队在上届奥运上获得的32枚金牌计算,每枚金牌的成本就差不多是7亿元,当年被各国媒体称为世界上最昂贵的金牌。08年北京奥运,全世界有幸见识了中国当局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威力,中国出资五千多亿元去筹办本届奥运,耗资逾二百亿元培养金牌选手。结束时媒体以中国队获得51枚金牌、对单枚金牌成本的估算,计算出从六、七千万元至7亿元的不同数字,因中国当局沉默难以证实或证伪,总之是出奇地昂贵的极大代价。可以肯定,绝大多数为金牌激情涌动的普通中国民众,对金牌付出如此巨大代价是缺乏心理准备的。
   
再看神州七号,按官方数字,今次发射神七耗资二十七亿人民币,以此推算,整个神舟系列研究应花了二百二十余亿元。如果确实如此,那么这就是迄今全球投资最大、成效最小的航天技术研究。按照其所占国民生产总值百分比计算,载人航天技术是有史以来花费最大的工程。因此在经济实力居世界前列的国家里,日本、德国、英国、法国均没有独立开展过载人航天活动,但这并未影响他们在其他科技领域的创新实力。
   
举国体制的投入与产出极不对称。现有的举全国之人财物力体制集中于某个特定项目,在投入与产出上,究竟在多大程度上符合经济合理的原则?而如此的举国体制决策,其中又有多少符合民主决策、民主监督的现代社会政治操作模式?这是中国敢言学者反复质疑的问题,但是有关方面对此始终讳莫如深。显而易见的是,当前中国的举国体制,其中缺乏必备的民主政治因素,而陷入当局专权、行政专横的一意孤行局面。
   
像在竞技体育方面,举国体制着眼于层层选拔、封闭培养专业精英运动员,在占用了大量资金后没有对民间相关事业形成带动力,在经济上无须回报出资人。项目成功的主要收益,不过是刻意诱发广大民众的关注与兴奋,瞬间的成功之后出现边际收益的急剧下降。虽然当前中国经济正处于增长方式转换的关键期,服务业发展和内需市场都在呼唤体育产业的冒起,可是举国体制以垄断方式占据了竞技体育的主要资源,堵塞了商业体育的发展之路,体育产业的成长受到严重抑制。
   
在航空科技领域,举国体制没有将之广泛传播及应用到商业世界中,提升中国工商业的发展,也没能应用到民生事业上。按美国经验,人造卫星、火星探测船等太空研究,在制造具体的太空产品时,还会带动材料、光学仪器等一系列工业及制造业的开发。当每投入一元在太空科技研究,就会产生八至十四元的社会效益。据称,美国将部份太空科技转为民用,已成功创造二万亿美元的巨额利润。
   
而中国在太空研究中,这些先进的太空科学技术,无法广泛传播及应用到商业世界,每年投入几十亿元研究经费的神七系列航天计划与民生发展彻底绝缘,并未将太空技术转化为民用。除了神舟系列,中国在火箭、人造卫星、探月工程等领域也研究了几十年,国家投入数以千亿计资金,但取得的这些成就也同样很少应用在民生上,不仅无法造福民众,也没有带动中国制造业的升级。目前,中国的制造业仍旧停留在加工阶段,无法用自主技术创造世界级品牌的工业产品,甚至连像样的国产汽车也难以出台。对于中国制造业来说,这些尖端科技正是最好不过的支援,可惜事与愿违。其原因并非这些航天太空技术不尖端,或者原创性不足,乃是因为参与太空技术研究的人员,毋须考虑将技术用之于民,其唯一目标只是发射太空船上太空在世界面前露一下面而已。
   
举国体制下导致资源严重错置,是一种漠视民生的体制。从中国财政收入的支出流向看,举国体制下投入的体育及航空等事业,即使按中国官方对外公布且大大缩水的数字来看,其投入也远远超过中国的教育支出,更是远远超过全国医疗卫生支出,而教育与医疗费用过高,一直是中国民众苦不堪负的巨大压力。这说明,中国政府将有限国力倾斜在了少数项目特别面子工程上,将其置于教育与公共卫生这些基本民生的项目之上,没有将国家的财政开支用在刀刃上,把主要的财力集中到民众最需求的民生领域。在强化民族主义情绪的心态下,举国体制成了抹煞、损害公共利益为代价而形成的单一项目的发展模式,日益脱离民众民生成了它的标签。
   
举国体制产生了严重社会不公。按照经济学的受益原理,既然是全国税收支撑的举国体制出炉的项目成果,作为投资者的全体民众应当分享由此带来的经济等效益。但是举国体制之下形成了一个个利益集团,而真正的出资人全体民众却只是在荣誉与心理上获得片刻满足而已,没能分享包括利润在内的一切成果。原因在于,举国体制自身具有封闭性,否定和排斥社会各界的监督,逐渐演变为民间不敢问津的官办制度化产物,不讲经济规律也不顾民生需求,对建立全体国民的基本生活保障体系视若罔闻。
   
举国体制沦为政治化和强化民族主义的工具。不客气地说,举国体制均是为政治化服务的样板工程,根本不关心十多亿民众尤其是底层民众的权益。举国体制一贯以振奋民族精神、提高民族自信心、自豪感、凝聚力之类的高调自诩,其结果却是造福极少数受益者的劳民伤财之举。按《中国航天白皮书》中阐述,神州航空系列的发展不是出于经济因素,也不是国防需要,而是所谓国家整体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宏大叙述在资讯通畅的当今时代只是笑谈。民众或许说不清楚国家整体发展战略是什么,但总有权去问,那套三千万美元的俄国太空服,和那套据称造价高达一点六亿人民币的国产太空服秀那么几分钟就变成一堆太空垃圾,难道不让人心疼吗?以希望工程的报价,一套国产太空服便可兴建八百所希望小学。难道基础教育就不是国家整体发展战略吗?何不将举国体制转向民众最渴求的教育与医疗卫生领域,或者目前广为肆虐民间的含毒奶制品等食品安全领域。
   
正如有识之士一针见血地指出,举国体制的最大弊病,就在于少数人的运动,更少数人的政绩,全国大多数人买单。在采取举国体制的领域,可以说已经脱离重大事业本该具有的公益化、全民化和公平化属性,而沦为了利益集团追求政绩、谋取私利的工具,随之而来的是腐败衍生和黑箱作业。从根本上看,举国体制是以拖延解决更为重要的国计民生问题为代价的,是以进一步向中国底层社会转嫁负担与危机为代价的。
   
英国当代著名政治哲学家迈克尔奥克肖特认为,人类最为可取的是行正义之治的法治社会,这样的社会里没有类似所谓举国一致的单一目标,更不可能有极少数人趁势将自己的目标强加于社会全体,而变成一个社会的目标。一个自由的社会不轻易夸言举国建设的规模。在这样的社会只有各个人的特殊目标,这样的社会为各个人的特殊目标之实现而创造机会。纵观人类的历史,可以看出一切违逆广大民众以顺遂少数人之类的体制,有日终会烟消云散,中国在从目的社会走向法治社会的进程中,当前在某些领域奉行的举国体制亦然。这是它的必然命运。
   
既然举国体制存有上述的致命性缺陷,就应当听取分散民间的多方面民意然后作出正确选择,真正下气力把中国还很薄弱的民生事业搞好,而不是穷尽民脂民膏去争得一个粉饰太平的面子工程。当然,改革尚需过程,更需策略。比较理性的做法是首先大幅缩小体育及航空等领域举国体制的范围,结束其国有垄断局面,同步推进相关产业与商业,让市场机制成为体育及航空产业发展的基石。进而逐渐让举国体制淡出国家发展,以顺应时代潮流。三十年改革成绩斐然的中华民族,不需要用举国体制堆彻起来的浮华表象来慰藉自己。有此清醒认识,将举国体制送进历史博物馆,就是可以期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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