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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世纪前大跃进中的成人礼 往事追忆
李贵仁 (陕西)



那是另一种成人礼在我远未成年时被迫遭遇的一段苦涩的经历。



古代中国男子二十岁行冠礼,大致相当于后世之成人礼;当代中国,男女皆在满十八岁时行成人礼,电视上过段时间就会播出各地搞的如出一辙的仪式,内容以宣誓之类为主。无论古代的冠礼还是当代的成人礼,都是既隆重又充满喜庆意味的,因而都会在人的一生中留下难忘的记忆。这些都和我无缘。但是回想起来,我也算是经历过成人礼呵。那是另一种成人礼在我远未成年时被迫遭遇的一段苦涩的经历。

整整半个世纪之前的1958年盛夏,我和哥哥茂忠同时从西安市第十二中学五八级三班毕业,又同时参加了升学考试。我们哥俩学习成绩都很好,当年初中升高中的比例又很可观,大家都说我们肯定会被双双录取。谁料结果恰恰相反,我们双双被淘汰了。全家都很失望,妈妈更是把她的痛苦尽情发泄出来。她从幼儿园下班回到家里,一反平时的沉静姿态,大声嘟嚷个不停,反复说:怎么会这样呢?经过探问,终于搞清了原因:有人认为我们的父亲上过黄埔军校,又在国民党军队的汽车兵团当过军官,是历史反革命,所以不能让我们升学。显然是因为刚搞过反右运动,而且余波仍在荡漾,各方面的政治关就把得格外严了,竟然连初中升高中的政审都抓得那么狠!难怪十二中那个满脸横肉的姓牛的女政工专干一看见我们哥俩就露出凶神恶煞的神气。

那时我十四岁,还处在少年时代。对于政治斗争的严酷性,我当然还没有什么认识,但是在过去若干年中毕竟也已耳闻目睹了不少令人毛骨悚然的事件。远的不说,就在我们初中毕业前夕,学校传达室那位待人十分和蔼的杨师傅突然被人五花大绑抓走了。同学们在一旁围观,个个吓得不敢吱声,后来才有人说,原来杨师傅是潜藏的反革命,在河南老家躲过了镇压,跑到这里来避风险,结果还是被查出了底细,看来终究难逃一死。类似情景,那个年代在各个地方都经常出现。正因为如此,人们一听到反革命就心惊胆战,生怕又有人被抓被杀。在这种情势中,我和哥哥作为历史反革命的儿子被挡在高中门外,又有什么话好说呢?只能自认倒霉。

无奈之下,农历六月刚满十六岁的哥哥只好到工厂当学徒工。我也想去,但是妈妈说什么也不答应。她和爸爸一致决定,无论如何要让我继续读书!当时爸爸在敦煌修公路,不能离开,就请在兰州工作的浙江同乡帮忙解决问题。那位同乡很快给我联系好了他家附近的一所中学本来叫兰州市第三初中,位于黄河边的小西湖,在大跃进的浪潮中刚升格为完全中学,名字也改为兰州市第九中学,新学年开始前就要迁到龚家湾的新校址去。也许是因为学生不够多吧,那个学校对录取我并没有提什么苛刻条件,只是让我把初中毕业证带去,就答应接收了。

8月下旬,妈妈凑了些钱,给我买了张硬座慢车票,把我送上了西行列车。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独自出远门,而且,从此我就要像个成年人,开始独立生活了。也许可以说,这就是命运迫使我提前接受的成人礼的开端吧。

陈旧而肮脏的客车在越往西越荒凉的旅途上咣当咣当走了十多个小时,终于到了兰州。真想不到,兰州火车站又小又破,实在令人憋气。我背着行李卷快步走到检票口,又快步穿过拥挤的通道,进入了这个我就要开始独立生活的城市。正要找人打听去学校的路怎么走,却被眼前喧闹的景象吸引住了。打眼一看,前面大街两侧挤满了人,都瞪大眼睛盯着从来没有见过的奇观:一辆卡车挂着大约五十个装满重物的拖斗,慢慢地蠕动着,那速度简直和蜗牛差不多,如果不仔细看,就会觉得它们是静卧在街道上的怪物,也许是什么人在这里搞展览呢。那怪物像条黑色巨龙,长达200多米,显然是从北面爬过来的,在火车站前折而向西,前半截的100多米已经拐了弯,横在东西向的街上,后半截的100多米还没有拐过弯,仍竖立在南北向的街上。看样子,拐弯和行进都极艰难,而且搞不好就会出乱子,所以每个拖斗两侧都有头戴柳条帽的工人在紧张地照应着,工人总数至少有三百名。从北向南和从东向西的两条大街,除此之外自然不可能再有其他车辆行驶,连自行车也没有一辆。行人也不许通行。这片地区的交通,事实上完全处于瘫痪状态,而且要持续很长时间,因此给各方面造成的损失,不知道该怎么计算。挤着欣赏奇观的市民数以万计,他们为此白白耗费了半天时间,也不知道耽误了多少事情,那笔账更是没法算了。这究竟是为什么呵?我根本无法理解,只是从身边一些人的讥诮声中多少明白了一点由头:咳,这一下算是放了个大卫星!原来大跃进就是这个样子!

哦,大跃进!放卫星!我刚踏上兰州的土地,就一下子目睹了正在中国城乡普遍形成竞赛热潮的伟大运动的一幕,真是大开眼界。然而我的心里说不出是什么滋味。

第二天,我看到了一张甘肃日报,是用粗糙得发硬的灰色新闻纸印的,上面登的一条很醒目的消息就是:一辆卡车带了五十多个拖斗,不仅打破了全国纪录,而且打破了世界纪录,充分显示了中国人民的惊人能力。兰州放了这样一颗大卫星,是大跃进的辉煌成果,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

已经升格为兰州市第九中学的三初中坐落在黄河岸上,地势低,房屋破,除了黄河的浊浪,周围没有任何风景可以观赏。我不明白这个地方为什么叫做小西湖,但也不想探问。在校内找到相关人员报了名,被安顿了住处,就有人来带我去参加劳动:烧制水泥。虽然还在暑假之中,大部分学生回了家,但是仍有一些学生留在校内不是闲住,而是从事劳动生产。我既然已经成为这里的学生,自然也得参加到劳动生产中去。对我来说,这算不了什么从童年起,放牛、种地、卖冰棍、干小工,我早就习惯于胜任和不胜任的劳动生产了,苦和累都不怕。在我心头升起的,倒是一种带点喜悦的好奇心:水泥是怎么烧制的呢?以前根本不知道,也没想过,现在却要亲手干这种活了,不仅很有意思,而且可以学到一门新的技艺,真好!但是到烧制现场一看,我心头的喜悦和好奇心顿时就被泼了冷水。那是两个设在屋檐下的用泥巴糊起来的小炉灶,只有一个学生守着。我不知道该干什么,事实上也没有可干的事情,就在那个学生旁边蹲下,傻傻地盯着小炉灶发呆。过了好一阵子,那个学生才对我说起话来:我们烧的是二百号。我不解地问:什么叫二百号?他对我说那是水泥的等级标号,并说二百号是比较低的。说着,他从炉灶前的一个坑里抓出几个形状像煤球的赭黄色疙瘩给我看:这就是二百号。我很惊讶:这种东西也算是水泥呀?用这种东西盖房子,能行吗?那个学生笑着说:总比黄土强吧。说着,他又从另一个坑里抓出几个同样形状的灰色疙瘩给我看:我们常见的水泥是这种五百号的,质量高得多,咱们也能烧,但是原料不好搞,工艺也比较复杂。我不再说什么,只是在心里想:无论二百号还是五百号,在眼前的小炉灶中烧制,费半天工夫,一次只能烧几十斤,而且没有技术含量,充其量只能算是一种实验,和真正的生产根本沾不上边,实在没有什么意思。真不明白三初中为什么要搞这种东西。也许,这是为了体现自己投入了大跃进罢。

我和水泥生产的缘分仅此而已。第二天,我就和在校的同学们一起被派去参加兰州市政工程建设了挖掘一条可能长达几十公里的地坑。那地坑好像是为了铺设巨型管道而挖掘的,宽度有六七米,深度已经有十多米,还要继续往下挖,施工者上下都得坐吊篮。也许是劳动力不够,也许是为了节省资金,施工者大都是从各方面抽调的各类人员,连我这样只有十四岁的中学生也作为免费劳动力抽来了,而且白天干了夜里还得接着干。我和那些成年人一样,不停地在坑底拚命挥动双臂,挖掘越来越硬的土层,再把挖出的泥土一次次铲进大吊篮,由上面的人拉上去倒在两边,胳膊累得抬不动了也不能休息。每天都是到后半夜才能睡几个小时,我的感觉简直像是掉进了地狱。更糟糕的是,第三天深夜,我正在继续挖土时,那只刚刚拉上去的大吊篮突然掉了下来,连同一百多斤重的泥土砸在我的背上,我顿时昏厥在地。就这样,我也不能回校休养,被人救醒后睡了几个小时就又被派到坑底去挖土。

在工地干了差不多十天,就到要开学的时间了。我和参加劳动的同学们回到学校,立即和那些从各地返校的师生们一起搬迁到龚家湾的新校址去。龚家湾在城市西郊,新升格的兰州市第九中学设在这里的一块荒地上,没有围墙和校门,只是毫无章法地盖了一些平房作为校舍。也许是因为还在初建阶段,九中的初中部分仍留在小西湖原校址,搬到龚家湾新校址的只有两班高中一年级学生,全部住校。宿舍和教室一样大,几十个人住一间,每间有两排大通铺,只能挤着睡。我们班的同学一部分是当地工农子女,说兰州话;另一部分是近年迁入兰州的工矿企业的子弟,说普通话或者东北话。他们的年龄都比我大,多数十五六岁,还有十七八岁甚至二十来岁的,都是我的哥哥姐姐,因此都喜欢我、关照我,有几个家在农村的大姐姐还时不时把家里的东果梨带给我吃,使我感到非常温暖。

我们的班主任叫章惠农,是复旦大学毕业的数学教师,长得很帅,说一口上海腔的普通话,对学生很严厉,从来没有笑脸,几乎没和我搭过腔,我也就非常不喜欢他。语文老师叫赵挺,戴近视眼镜,说一口标准的普通话,待人既和气又诚恳,课也讲得好,自然受学生们爱戴。没多久,我在一次作文课上写了两首诗,他很欣赏,不仅给了很好的评语,还在课堂上读给全班同学听,让大家向我学习。生物老师是一位姓陶的江南女子,刚从北京师范大学毕业,很腼腆,爱笑,我在心里把她也看成大姐姐。

学校的伙食非常糟糕。起初还有些粗粮和细粮混杂的馒头米饭之类,没过多久便只有干巴巴的蒸土豆了。头两天,同学们还觉得挺新鲜,但是连吃几天之后就失去了胃口,甚至对这种没有蔬菜和油腥的所谓饭食产生了恐惧,只是为了充饥才强迫自己在每次开饭时硬吃两块。日子一长,人人都觉得肚子总是很饿,却不断胀气,忍不住要放屁。上课的时候,大家当然要尽量忍,一下课就忍不住了,马上此呼彼应地放起来;夜间挤在通铺上睡觉,更是放个不停,在很长时间里搞得满宿舍炮声隆隆。后来,这种本来无意识的夜间集体放屁演变成了有意识的集体活动,而且加进了游乐色彩:同学们各显其能,互相配合,分别把自己的屁声控制成或长或短、或粗或细、或响亮或沉闷的音调,时而独放时而齐放,有的还能婉转起伏,俨然构成了一种奇特的交响乐。在这种时候,大家都忘记了饥饿和烦恼,反而都只是欢笑。在我们的生活中,似乎只有这么一点欢笑,但也很快被制止了:几天后的一个夜间,我们正在重复这种边演奏放屁交响乐边肆意欢笑的活动时,窗外突然响起一声怒吼:你们在干什么?都给我放老实点!大家都听出是章惠农老师的声音,就一下子全止住了放屁声和欢笑声。整个宿舍顿时陷入令人痛苦的死寂,每个人都觉得十分懊丧。

尽管环境恶劣,条件艰苦,我对在这里开始的新的学习生活还是充满了很乐观的期待,因此学得格外用功。除了上课和做作业,我还利用一切课外时间读文学作品,在开学后的头一个月就读完了高植翻译的四大卷《战争与和平》以及另外几部外国小说。就在那个时候,我下定了走文学之路的决心。同学当中也有特别喜欢文学的,一个名叫谢廷訾的当地青年还能写出很不错的抒情诗和叙事诗,曾经好几次读给我听。他还私下给我讲了不少当地的民情和大事件,其中很让我吃惊的是:前不久某少数民族叛乱,为了迅速平定,国防部长彭德怀元帅还亲自到兰州来了一趟。但我对此类事情只是听听而已,并没有动脑筋多想。我的心思毕竟集中在学习上。我的目标很明确:在高中阶段取得比以往更优异的成绩,争取三年后考一个好大学,使自己成为一个出色的人才。为此,我不仅要能吃苦,还必须专心致志,心无旁骛。

谁知我这种想法很快就遭到了致命打击:开学还不到两个月,我们就被迫停课了!全体学生一律参加大炼钢铁!

那一年,作为大跃进最响亮的口号是超英赶美,国家制定的最宏伟的指标则是钢产量翻一番从500多万吨一下子增加到1070万吨。当时国民经济基础极度薄弱,靠几个现有的国营钢铁企业根本不可能完成这个任务,但是伟大领袖自有高招:发动群众,号召全民大炼钢铁。全民正处于狂热中,自然群起响应,而兰州市第九中学据说要被树为全市教育系统的一面红旗,必须起表率作用,就毫不犹豫地停止了教学,决心倾全力办一座钢铁厂。

不能上课了,我心里很不痛快,而对学校办钢铁厂,我更是觉得不成体统。想来想去,我只能把这种事情看成胡闹:让一百多名全靠蒸土豆充饥的高一学生凭空去办什么钢铁厂,这不是疯子逼人瞎折腾么?

当然,说成让我们凭空办钢铁厂并不确切,因为在我们正式投入这一壮举之前,已经有人提供了一些基本生产资料:一座高炉,也叫冲天炉,据说是炼铁的;两座转炉,也叫贝氏炉,据说是炼钢的;一堆焦碳,据说是炼铁和炼钢的燃料;还有一堆各式各样的废钢铁,据说是供我们炼钢用的原料。这些基本生产资料都堆放在为我们选定的厂址学校西边大约3公里的一块坡地上。我和同学们到这里后,发现已经有了这些东西,心里明白是政府提前派人准备的,那就不是让我们搞无米之炊了。但也只是有了这些东西而已;要把钢铁厂办起来,投入生产,还连一点头绪也没有呢。

不用说,一切都有人组织,有人指导,我和同学们只管充当免费劳动力就是了,让干什么就干什么,让怎么干就怎么干,让干多长时间就干多长时间哪怕夜以继日。

根本没有什么厂房之类,也没有听说要盖房子,看来我们要建设的是一座连围墙也不设的露天钢铁厂。要干的第一件事情是为高炉打地基,砌基座,然后把横放在一边的高炉竖起来,安装并固定在基座上。光是打地基、砌基座就花费了好几天时间。我和多数同学的工作只是挖土、夯土、搬砖,干一阵子就累了,日复一日地连着干,更是大家都吃不消。把高炉竖起来安装和固定好,那就更艰苦了:先得用粗木料在几个方位搭几个很大的架子,都装上滑轮,然后上百人分别在东南西北拉动几十米长的粗麻绳,把十五六米高、上十吨重的高炉一点点吊起来,再一点点移动到基座上,仔细定位、安装。这个过程不仅费时费力,而且十分危险,稍有不慎就会发生意外。我在长时间拉着粗麻绳时,一面身体后倾拚命使劲,一面在脑子里想:这就是读高中吗?真是见鬼!当然,我没有说出口。

经过多日苦战,高炉终于直直地矗立起来。两座转炉是本来就带架子的,不必劳神费力搞什么安装。但是高炉和转炉送来时都只是空壳子,必须在炉膛中用耐火砖砌上一层又一层炉壁。砌耐火砖不能用水泥和沙土,得用一种粘稠的叫做水玻璃的粘合剂;有同学开玩笑说:这东西像精液。砌耐火砖是细活,只有少数特选的人干,多数人则是当下手,干杂活,比如搬砖之类。这也干了好些日子。

那些日子,每次获得较长时间的休息,我便立即就地躺下睡一觉。兰州的气候很怪,深秋时节中午还觉得热,到傍晚就寒气袭人了,入夜后更是冻得牙齿打颤。我破旧的衣衫本来单薄,睡在空气和地气都冷入骨髓的土地上又没有东西铺盖,身体自然要受到摧残。可我顾不了那么多。总是又饿又累,我已经很难支撑,不利用宝贵的休息时间就地睡一阵子,缓解一下疲劳,恢复一点体力,我就不可能接着干下去了。

大约半个月后,高炉和转炉都完成了准备工作,据说已经可以开始炼钢。就在这个时候,我突然倒了下来。先是高烧不止,随后双腿剧烈疼痛,连站立都困难,走路更是举步维艰。原以为只是偶感风寒,歇两天就会没事,可是在床上躺了几天,情况竟越来越严重,于是由几个同学用架子车把我拉到城里的一家医院去看,诊断的结果是除了重感冒之外还患了严重的风湿性关节炎。医生说需要住院治疗,但是我没有钱,就只是让医生打了一针,开了些药,回学校去静卧了。同学们不能守着我,第二天都回了钢铁厂,临走时在我身边放了些食品,让我自己在饿的时候吃。我独自一人躺在大通铺上,寂寞之中感到无限悲凉,忍不住想喊妈妈,却没有喊出口。过了好一阵,我想上厕所,就硬撑着下了床,跌跌撞撞地出了门,不料刚走到门口就跌倒了,再也站不起身,只好在地上艰难地爬行。宿舍距厕所不过六七十米远,我爬了一来回,竟用了差不多半小时。重新躺到通铺上时,我伤心地哭了,心里想:天哪,我是不是就要死在这里了呢?

我没有死,而且逐渐退去了高烧,但是仍然不能下床活动,硬是干躺了十多天,才恢复了一半体力,关节炎则已无法消除,双腿即便后来能走路了也经常疼痛难忍。所以,我再也没有去钢铁厂干活。至于钢铁厂的生产情况,我不想问,只是听同学们说很不顺利,反复折腾了那么久,终究没能炼出钢来。也许是上面有人不甘心失败,逼着同学们又坚持了一些日子,直到秋去冬来,天气转寒,才准许撤离。

一场闹剧过后,学校又恢复了教学。这时已到了学期末,只上了三四周课就得匆匆准备考试,然后放寒假。这时我接到妈妈的信,说是已经联系好让我转回西安二十中继续读书,下学期不必再到兰州受罪了。同学们知道后,都为我高兴,但又都有些依依不舍。有人买了个硬皮的小笔记本,题上辞送给我,其他同学也争着在这个小本子上题辞留念,有的还写了诗歌。虽然已经过去半个世纪,这个小本子我至今还珍藏着。

要离开兰州时,我黯然想:我高中生活的第一页就这样揭过去了。整整一个学期,我学了些什么,干了些什么呢?留在心底的,只是一堆杂乱无章的苦涩记忆。但是,它们对我来说并非毫无意义。不管怎么说,我总算经历并参与了大跃进,而且在大跃进中一下子长大了;也可以说,我正是在大跃进中提前行了成人礼。

再次来到又小又破而且脏乱不堪的兰州火车站,我脑海中不禁浮起半年前初到这里时所目睹的一辆卡车拉着五六十个拖斗蜗牛般蠕动的大跃进放卫星的壮观场景。曾几何时,那种景象已经不可能再出现了,它造成的宏大气势也已荡然无存,取代它的是一种仿佛面临死亡的绝望之气。

在拥挤的候车厅里,我遭遇了一个小意外:一个中年男子提着一个铺盖卷走到我坐的长条椅前,把铺盖卷放在我身边说:请你照看一下。说罢就离开了。没多久,两个警察来到我的面前,很不客气地问:这个行李是谁的?我如实说是一个陌生人托我照看的。警察什么也不再说,抓起那个铺盖卷就走,同时让我带着自己的行李跟他们一起到一个房子里去,盘问我的身份之类,还让我把自己的行李打开,仔细检查了一番,俨然把我当成了嫌疑犯。我觉得自己受了侮辱,气得直想跟他们大吵,但还是忍住了。幸而折腾了一阵,他们总算把我放了出来。

我就带着兰州给我的这个新的恶劣印象上了返回西安的火车。我在心里说:别了,兰州!别了,大跃进!别了,我的提前举行的苦涩的成人礼!


2008年10月27日晨6时竣







那是另一种成人礼在我远未成年时被迫遭遇的一段苦涩的经历。



古代中国男子二十岁行冠礼,大致相当于后世之成人礼;当代中国,男女皆在满十八岁时行成人礼,电视上过段时间就会播出各地搞的如出一辙的仪式,内容以宣誓之类为主。无论古代的冠礼还是当代的成人礼,都是既隆重又充满喜庆意味的,因而都会在人的一生中留下难忘的记忆。这些都和我无缘。但是回想起来,我也算是经历过成人礼呵。那是另一种成人礼在我远未成年时被迫遭遇的一段苦涩的经历。

整整半个世纪之前的1958年盛夏,我和哥哥茂忠同时从西安市第十二中学五八级三班毕业,又同时参加了升学考试。我们哥俩学习成绩都很好,当年初中升高中的比例又很可观,大家都说我们肯定会被双双录取。谁料结果恰恰相反,我们双双被淘汰了。全家都很失望,妈妈更是把她的痛苦尽情发泄出来。她从幼儿园下班回到家里,一反平时的沉静姿态,大声嘟嚷个不停,反复说:怎么会这样呢?经过探问,终于搞清了原因:有人认为我们的父亲上过黄埔军校,又在国民党军队的汽车兵团当过军官,是历史反革命,所以不能让我们升学。显然是因为刚搞过反右运动,而且余波仍在荡漾,各方面的政治关就把得格外严了,竟然连初中升高中的政审都抓得那么狠!难怪十二中那个满脸横肉的姓牛的女政工专干一看见我们哥俩就露出凶神恶煞的神气。

那时我十四岁,还处在少年时代。对于政治斗争的严酷性,我当然还没有什么认识,但是在过去若干年中毕竟也已耳闻目睹了不少令人毛骨悚然的事件。远的不说,就在我们初中毕业前夕,学校传达室那位待人十分和蔼的杨师傅突然被人五花大绑抓走了。同学们在一旁围观,个个吓得不敢吱声,后来才有人说,原来杨师傅是潜藏的反革命,在河南老家躲过了镇压,跑到这里来避风险,结果还是被查出了底细,看来终究难逃一死。类似情景,那个年代在各个地方都经常出现。正因为如此,人们一听到反革命就心惊胆战,生怕又有人被抓被杀。在这种情势中,我和哥哥作为历史反革命的儿子被挡在高中门外,又有什么话好说呢?只能自认倒霉。

无奈之下,农历六月刚满十六岁的哥哥只好到工厂当学徒工。我也想去,但是妈妈说什么也不答应。她和爸爸一致决定,无论如何要让我继续读书!当时爸爸在敦煌修公路,不能离开,就请在兰州工作的浙江同乡帮忙解决问题。那位同乡很快给我联系好了他家附近的一所中学本来叫兰州市第三初中,位于黄河边的小西湖,在大跃进的浪潮中刚升格为完全中学,名字也改为兰州市第九中学,新学年开始前就要迁到龚家湾的新校址去。也许是因为学生不够多吧,那个学校对录取我并没有提什么苛刻条件,只是让我把初中毕业证带去,就答应接收了。

8月下旬,妈妈凑了些钱,给我买了张硬座慢车票,把我送上了西行列车。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独自出远门,而且,从此我就要像个成年人,开始独立生活了。也许可以说,这就是命运迫使我提前接受的成人礼的开端吧。

陈旧而肮脏的客车在越往西越荒凉的旅途上咣当咣当走了十多个小时,终于到了兰州。真想不到,兰州火车站又小又破,实在令人憋气。我背着行李卷快步走到检票口,又快步穿过拥挤的通道,进入了这个我就要开始独立生活的城市。正要找人打听去学校的路怎么走,却被眼前喧闹的景象吸引住了。打眼一看,前面大街两侧挤满了人,都瞪大眼睛盯着从来没有见过的奇观:一辆卡车挂着大约五十个装满重物的拖斗,慢慢地蠕动着,那速度简直和蜗牛差不多,如果不仔细看,就会觉得它们是静卧在街道上的怪物,也许是什么人在这里搞展览呢。那怪物像条黑色巨龙,长达200多米,显然是从北面爬过来的,在火车站前折而向西,前半截的100多米已经拐了弯,横在东西向的街上,后半截的100多米还没有拐过弯,仍竖立在南北向的街上。看样子,拐弯和行进都极艰难,而且搞不好就会出乱子,所以每个拖斗两侧都有头戴柳条帽的工人在紧张地照应着,工人总数至少有三百名。从北向南和从东向西的两条大街,除此之外自然不可能再有其他车辆行驶,连自行车也没有一辆。行人也不许通行。这片地区的交通,事实上完全处于瘫痪状态,而且要持续很长时间,因此给各方面造成的损失,不知道该怎么计算。挤着欣赏奇观的市民数以万计,他们为此白白耗费了半天时间,也不知道耽误了多少事情,那笔账更是没法算了。这究竟是为什么呵?我根本无法理解,只是从身边一些人的讥诮声中多少明白了一点由头:咳,这一下算是放了个大卫星!原来大跃进就是这个样子!

哦,大跃进!放卫星!我刚踏上兰州的土地,就一下子目睹了正在中国城乡普遍形成竞赛热潮的伟大运动的一幕,真是大开眼界。然而我的心里说不出是什么滋味。

第二天,我看到了一张甘肃日报,是用粗糙得发硬的灰色新闻纸印的,上面登的一条很醒目的消息就是:一辆卡车带了五十多个拖斗,不仅打破了全国纪录,而且打破了世界纪录,充分显示了中国人民的惊人能力。兰州放了这样一颗大卫星,是大跃进的辉煌成果,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

已经升格为兰州市第九中学的三初中坐落在黄河岸上,地势低,房屋破,除了黄河的浊浪,周围没有任何风景可以观赏。我不明白这个地方为什么叫做小西湖,但也不想探问。在校内找到相关人员报了名,被安顿了住处,就有人来带我去参加劳动:烧制水泥。虽然还在暑假之中,大部分学生回了家,但是仍有一些学生留在校内不是闲住,而是从事劳动生产。我既然已经成为这里的学生,自然也得参加到劳动生产中去。对我来说,这算不了什么从童年起,放牛、种地、卖冰棍、干小工,我早就习惯于胜任和不胜任的劳动生产了,苦和累都不怕。在我心头升起的,倒是一种带点喜悦的好奇心:水泥是怎么烧制的呢?以前根本不知道,也没想过,现在却要亲手干这种活了,不仅很有意思,而且可以学到一门新的技艺,真好!但是到烧制现场一看,我心头的喜悦和好奇心顿时就被泼了冷水。那是两个设在屋檐下的用泥巴糊起来的小炉灶,只有一个学生守着。我不知道该干什么,事实上也没有可干的事情,就在那个学生旁边蹲下,傻傻地盯着小炉灶发呆。过了好一阵子,那个学生才对我说起话来:我们烧的是二百号。我不解地问:什么叫二百号?他对我说那是水泥的等级标号,并说二百号是比较低的。说着,他从炉灶前的一个坑里抓出几个形状像煤球的赭黄色疙瘩给我看:这就是二百号。我很惊讶:这种东西也算是水泥呀?用这种东西盖房子,能行吗?那个学生笑着说:总比黄土强吧。说着,他又从另一个坑里抓出几个同样形状的灰色疙瘩给我看:我们常见的水泥是这种五百号的,质量高得多,咱们也能烧,但是原料不好搞,工艺也比较复杂。我不再说什么,只是在心里想:无论二百号还是五百号,在眼前的小炉灶中烧制,费半天工夫,一次只能烧几十斤,而且没有技术含量,充其量只能算是一种实验,和真正的生产根本沾不上边,实在没有什么意思。真不明白三初中为什么要搞这种东西。也许,这是为了体现自己投入了大跃进罢。

我和水泥生产的缘分仅此而已。第二天,我就和在校的同学们一起被派去参加兰州市政工程建设了挖掘一条可能长达几十公里的地坑。那地坑好像是为了铺设巨型管道而挖掘的,宽度有六七米,深度已经有十多米,还要继续往下挖,施工者上下都得坐吊篮。也许是劳动力不够,也许是为了节省资金,施工者大都是从各方面抽调的各类人员,连我这样只有十四岁的中学生也作为免费劳动力抽来了,而且白天干了夜里还得接着干。我和那些成年人一样,不停地在坑底拚命挥动双臂,挖掘越来越硬的土层,再把挖出的泥土一次次铲进大吊篮,由上面的人拉上去倒在两边,胳膊累得抬不动了也不能休息。每天都是到后半夜才能睡几个小时,我的感觉简直像是掉进了地狱。更糟糕的是,第三天深夜,我正在继续挖土时,那只刚刚拉上去的大吊篮突然掉了下来,连同一百多斤重的泥土砸在我的背上,我顿时昏厥在地。就这样,我也不能回校休养,被人救醒后睡了几个小时就又被派到坑底去挖土。

在工地干了差不多十天,就到要开学的时间了。我和参加劳动的同学们回到学校,立即和那些从各地返校的师生们一起搬迁到龚家湾的新校址去。龚家湾在城市西郊,新升格的兰州市第九中学设在这里的一块荒地上,没有围墙和校门,只是毫无章法地盖了一些平房作为校舍。也许是因为还在初建阶段,九中的初中部分仍留在小西湖原校址,搬到龚家湾新校址的只有两班高中一年级学生,全部住校。宿舍和教室一样大,几十个人住一间,每间有两排大通铺,只能挤着睡。我们班的同学一部分是当地工农子女,说兰州话;另一部分是近年迁入兰州的工矿企业的子弟,说普通话或者东北话。他们的年龄都比我大,多数十五六岁,还有十七八岁甚至二十来岁的,都是我的哥哥姐姐,因此都喜欢我、关照我,有几个家在农村的大姐姐还时不时把家里的东果梨带给我吃,使我感到非常温暖。

我们的班主任叫章惠农,是复旦大学毕业的数学教师,长得很帅,说一口上海腔的普通话,对学生很严厉,从来没有笑脸,几乎没和我搭过腔,我也就非常不喜欢他。语文老师叫赵挺,戴近视眼镜,说一口标准的普通话,待人既和气又诚恳,课也讲得好,自然受学生们爱戴。没多久,我在一次作文课上写了两首诗,他很欣赏,不仅给了很好的评语,还在课堂上读给全班同学听,让大家向我学习。生物老师是一位姓陶的江南女子,刚从北京师范大学毕业,很腼腆,爱笑,我在心里把她也看成大姐姐。

学校的伙食非常糟糕。起初还有些粗粮和细粮混杂的馒头米饭之类,没过多久便只有干巴巴的蒸土豆了。头两天,同学们还觉得挺新鲜,但是连吃几天之后就失去了胃口,甚至对这种没有蔬菜和油腥的所谓饭食产生了恐惧,只是为了充饥才强迫自己在每次开饭时硬吃两块。日子一长,人人都觉得肚子总是很饿,却不断胀气,忍不住要放屁。上课的时候,大家当然要尽量忍,一下课就忍不住了,马上此呼彼应地放起来;夜间挤在通铺上睡觉,更是放个不停,在很长时间里搞得满宿舍炮声隆隆。后来,这种本来无意识的夜间集体放屁演变成了有意识的集体活动,而且加进了游乐色彩:同学们各显其能,互相配合,分别把自己的屁声控制成或长或短、或粗或细、或响亮或沉闷的音调,时而独放时而齐放,有的还能婉转起伏,俨然构成了一种奇特的交响乐。在这种时候,大家都忘记了饥饿和烦恼,反而都只是欢笑。在我们的生活中,似乎只有这么一点欢笑,但也很快被制止了:几天后的一个夜间,我们正在重复这种边演奏放屁交响乐边肆意欢笑的活动时,窗外突然响起一声怒吼:你们在干什么?都给我放老实点!大家都听出是章惠农老师的声音,就一下子全止住了放屁声和欢笑声。整个宿舍顿时陷入令人痛苦的死寂,每个人都觉得十分懊丧。

尽管环境恶劣,条件艰苦,我对在这里开始的新的学习生活还是充满了很乐观的期待,因此学得格外用功。除了上课和做作业,我还利用一切课外时间读文学作品,在开学后的头一个月就读完了高植翻译的四大卷《战争与和平》以及另外几部外国小说。就在那个时候,我下定了走文学之路的决心。同学当中也有特别喜欢文学的,一个名叫谢廷訾的当地青年还能写出很不错的抒情诗和叙事诗,曾经好几次读给我听。他还私下给我讲了不少当地的民情和大事件,其中很让我吃惊的是:前不久某少数民族叛乱,为了迅速平定,国防部长彭德怀元帅还亲自到兰州来了一趟。但我对此类事情只是听听而已,并没有动脑筋多想。我的心思毕竟集中在学习上。我的目标很明确:在高中阶段取得比以往更优异的成绩,争取三年后考一个好大学,使自己成为一个出色的人才。为此,我不仅要能吃苦,还必须专心致志,心无旁骛。

谁知我这种想法很快就遭到了致命打击:开学还不到两个月,我们就被迫停课了!全体学生一律参加大炼钢铁!

那一年,作为大跃进最响亮的口号是超英赶美,国家制定的最宏伟的指标则是钢产量翻一番从500多万吨一下子增加到1070万吨。当时国民经济基础极度薄弱,靠几个现有的国营钢铁企业根本不可能完成这个任务,但是伟大领袖自有高招:发动群众,号召全民大炼钢铁。全民正处于狂热中,自然群起响应,而兰州市第九中学据说要被树为全市教育系统的一面红旗,必须起表率作用,就毫不犹豫地停止了教学,决心倾全力办一座钢铁厂。

不能上课了,我心里很不痛快,而对学校办钢铁厂,我更是觉得不成体统。想来想去,我只能把这种事情看成胡闹:让一百多名全靠蒸土豆充饥的高一学生凭空去办什么钢铁厂,这不是疯子逼人瞎折腾么?

当然,说成让我们凭空办钢铁厂并不确切,因为在我们正式投入这一壮举之前,已经有人提供了一些基本生产资料:一座高炉,也叫冲天炉,据说是炼铁的;两座转炉,也叫贝氏炉,据说是炼钢的;一堆焦碳,据说是炼铁和炼钢的燃料;还有一堆各式各样的废钢铁,据说是供我们炼钢用的原料。这些基本生产资料都堆放在为我们选定的厂址学校西边大约3公里的一块坡地上。我和同学们到这里后,发现已经有了这些东西,心里明白是政府提前派人准备的,那就不是让我们搞无米之炊了。但也只是有了这些东西而已;要把钢铁厂办起来,投入生产,还连一点头绪也没有呢。

不用说,一切都有人组织,有人指导,我和同学们只管充当免费劳动力就是了,让干什么就干什么,让怎么干就怎么干,让干多长时间就干多长时间哪怕夜以继日。

根本没有什么厂房之类,也没有听说要盖房子,看来我们要建设的是一座连围墙也不设的露天钢铁厂。要干的第一件事情是为高炉打地基,砌基座,然后把横放在一边的高炉竖起来,安装并固定在基座上。光是打地基、砌基座就花费了好几天时间。我和多数同学的工作只是挖土、夯土、搬砖,干一阵子就累了,日复一日地连着干,更是大家都吃不消。把高炉竖起来安装和固定好,那就更艰苦了:先得用粗木料在几个方位搭几个很大的架子,都装上滑轮,然后上百人分别在东南西北拉动几十米长的粗麻绳,把十五六米高、上十吨重的高炉一点点吊起来,再一点点移动到基座上,仔细定位、安装。这个过程不仅费时费力,而且十分危险,稍有不慎就会发生意外。我在长时间拉着粗麻绳时,一面身体后倾拚命使劲,一面在脑子里想:这就是读高中吗?真是见鬼!当然,我没有说出口。

经过多日苦战,高炉终于直直地矗立起来。两座转炉是本来就带架子的,不必劳神费力搞什么安装。但是高炉和转炉送来时都只是空壳子,必须在炉膛中用耐火砖砌上一层又一层炉壁。砌耐火砖不能用水泥和沙土,得用一种粘稠的叫做水玻璃的粘合剂;有同学开玩笑说:这东西像精液。砌耐火砖是细活,只有少数特选的人干,多数人则是当下手,干杂活,比如搬砖之类。这也干了好些日子。

那些日子,每次获得较长时间的休息,我便立即就地躺下睡一觉。兰州的气候很怪,深秋时节中午还觉得热,到傍晚就寒气袭人了,入夜后更是冻得牙齿打颤。我破旧的衣衫本来单薄,睡在空气和地气都冷入骨髓的土地上又没有东西铺盖,身体自然要受到摧残。可我顾不了那么多。总是又饿又累,我已经很难支撑,不利用宝贵的休息时间就地睡一阵子,缓解一下疲劳,恢复一点体力,我就不可能接着干下去了。

大约半个月后,高炉和转炉都完成了准备工作,据说已经可以开始炼钢。就在这个时候,我突然倒了下来。先是高烧不止,随后双腿剧烈疼痛,连站立都困难,走路更是举步维艰。原以为只是偶感风寒,歇两天就会没事,可是在床上躺了几天,情况竟越来越严重,于是由几个同学用架子车把我拉到城里的一家医院去看,诊断的结果是除了重感冒之外还患了严重的风湿性关节炎。医生说需要住院治疗,但是我没有钱,就只是让医生打了一针,开了些药,回学校去静卧了。同学们不能守着我,第二天都回了钢铁厂,临走时在我身边放了些食品,让我自己在饿的时候吃。我独自一人躺在大通铺上,寂寞之中感到无限悲凉,忍不住想喊妈妈,却没有喊出口。过了好一阵,我想上厕所,就硬撑着下了床,跌跌撞撞地出了门,不料刚走到门口就跌倒了,再也站不起身,只好在地上艰难地爬行。宿舍距厕所不过六七十米远,我爬了一来回,竟用了差不多半小时。重新躺到通铺上时,我伤心地哭了,心里想:天哪,我是不是就要死在这里了呢?

我没有死,而且逐渐退去了高烧,但是仍然不能下床活动,硬是干躺了十多天,才恢复了一半体力,关节炎则已无法消除,双腿即便后来能走路了也经常疼痛难忍。所以,我再也没有去钢铁厂干活。至于钢铁厂的生产情况,我不想问,只是听同学们说很不顺利,反复折腾了那么久,终究没能炼出钢来。也许是上面有人不甘心失败,逼着同学们又坚持了一些日子,直到秋去冬来,天气转寒,才准许撤离。

一场闹剧过后,学校又恢复了教学。这时已到了学期末,只上了三四周课就得匆匆准备考试,然后放寒假。这时我接到妈妈的信,说是已经联系好让我转回西安二十中继续读书,下学期不必再到兰州受罪了。同学们知道后,都为我高兴,但又都有些依依不舍。有人买了个硬皮的小笔记本,题上辞送给我,其他同学也争着在这个小本子上题辞留念,有的还写了诗歌。虽然已经过去半个世纪,这个小本子我至今还珍藏着。

要离开兰州时,我黯然想:我高中生活的第一页就这样揭过去了。整整一个学期,我学了些什么,干了些什么呢?留在心底的,只是一堆杂乱无章的苦涩记忆。但是,它们对我来说并非毫无意义。不管怎么说,我总算经历并参与了大跃进,而且在大跃进中一下子长大了;也可以说,我正是在大跃进中提前行了成人礼。

再次来到又小又破而且脏乱不堪的兰州火车站,我脑海中不禁浮起半年前初到这里时所目睹的一辆卡车拉着五六十个拖斗蜗牛般蠕动的大跃进放卫星的壮观场景。曾几何时,那种景象已经不可能再出现了,它造成的宏大气势也已荡然无存,取代它的是一种仿佛面临死亡的绝望之气。

在拥挤的候车厅里,我遭遇了一个小意外:一个中年男子提着一个铺盖卷走到我坐的长条椅前,把铺盖卷放在我身边说:请你照看一下。说罢就离开了。没多久,两个警察来到我的面前,很不客气地问:这个行李是谁的?我如实说是一个陌生人托我照看的。警察什么也不再说,抓起那个铺盖卷就走,同时让我带着自己的行李跟他们一起到一个房子里去,盘问我的身份之类,还让我把自己的行李打开,仔细检查了一番,俨然把我当成了嫌疑犯。我觉得自己受了侮辱,气得直想跟他们大吵,但还是忍住了。幸而折腾了一阵,他们总算把我放了出来。

我就带着兰州给我的这个新的恶劣印象上了返回西安的火车。我在心里说:别了,兰州!别了,大跃进!别了,我的提前举行的苦涩的成人礼!


2008年10月27日晨6时竣







那是另一种成人礼在我远未成年时被迫遭遇的一段苦涩的经历。



古代中国男子二十岁行冠礼,大致相当于后世之成人礼;当代中国,男女皆在满十八岁时行成人礼,电视上过段时间就会播出各地搞的如出一辙的仪式,内容以宣誓之类为主。无论古代的冠礼还是当代的成人礼,都是既隆重又充满喜庆意味的,因而都会在人的一生中留下难忘的记忆。这些都和我无缘。但是回想起来,我也算是经历过成人礼呵。那是另一种成人礼在我远未成年时被迫遭遇的一段苦涩的经历。

整整半个世纪之前的1958年盛夏,我和哥哥茂忠同时从西安市第十二中学五八级三班毕业,又同时参加了升学考试。我们哥俩学习成绩都很好,当年初中升高中的比例又很可观,大家都说我们肯定会被双双录取。谁料结果恰恰相反,我们双双被淘汰了。全家都很失望,妈妈更是把她的痛苦尽情发泄出来。她从幼儿园下班回到家里,一反平时的沉静姿态,大声嘟嚷个不停,反复说:怎么会这样呢?经过探问,终于搞清了原因:有人认为我们的父亲上过黄埔军校,又在国民党军队的汽车兵团当过军官,是历史反革命,所以不能让我们升学。显然是因为刚搞过反右运动,而且余波仍在荡漾,各方面的政治关就把得格外严了,竟然连初中升高中的政审都抓得那么狠!难怪十二中那个满脸横肉的姓牛的女政工专干一看见我们哥俩就露出凶神恶煞的神气。

那时我十四岁,还处在少年时代。对于政治斗争的严酷性,我当然还没有什么认识,但是在过去若干年中毕竟也已耳闻目睹了不少令人毛骨悚然的事件。远的不说,就在我们初中毕业前夕,学校传达室那位待人十分和蔼的杨师傅突然被人五花大绑抓走了。同学们在一旁围观,个个吓得不敢吱声,后来才有人说,原来杨师傅是潜藏的反革命,在河南老家躲过了镇压,跑到这里来避风险,结果还是被查出了底细,看来终究难逃一死。类似情景,那个年代在各个地方都经常出现。正因为如此,人们一听到反革命就心惊胆战,生怕又有人被抓被杀。在这种情势中,我和哥哥作为历史反革命的儿子被挡在高中门外,又有什么话好说呢?只能自认倒霉。

无奈之下,农历六月刚满十六岁的哥哥只好到工厂当学徒工。我也想去,但是妈妈说什么也不答应。她和爸爸一致决定,无论如何要让我继续读书!当时爸爸在敦煌修公路,不能离开,就请在兰州工作的浙江同乡帮忙解决问题。那位同乡很快给我联系好了他家附近的一所中学本来叫兰州市第三初中,位于黄河边的小西湖,在大跃进的浪潮中刚升格为完全中学,名字也改为兰州市第九中学,新学年开始前就要迁到龚家湾的新校址去。也许是因为学生不够多吧,那个学校对录取我并没有提什么苛刻条件,只是让我把初中毕业证带去,就答应接收了。

8月下旬,妈妈凑了些钱,给我买了张硬座慢车票,把我送上了西行列车。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独自出远门,而且,从此我就要像个成年人,开始独立生活了。也许可以说,这就是命运迫使我提前接受的成人礼的开端吧。

陈旧而肮脏的客车在越往西越荒凉的旅途上咣当咣当走了十多个小时,终于到了兰州。真想不到,兰州火车站又小又破,实在令人憋气。我背着行李卷快步走到检票口,又快步穿过拥挤的通道,进入了这个我就要开始独立生活的城市。正要找人打听去学校的路怎么走,却被眼前喧闹的景象吸引住了。打眼一看,前面大街两侧挤满了人,都瞪大眼睛盯着从来没有见过的奇观:一辆卡车挂着大约五十个装满重物的拖斗,慢慢地蠕动着,那速度简直和蜗牛差不多,如果不仔细看,就会觉得它们是静卧在街道上的怪物,也许是什么人在这里搞展览呢。那怪物像条黑色巨龙,长达200多米,显然是从北面爬过来的,在火车站前折而向西,前半截的100多米已经拐了弯,横在东西向的街上,后半截的100多米还没有拐过弯,仍竖立在南北向的街上。看样子,拐弯和行进都极艰难,而且搞不好就会出乱子,所以每个拖斗两侧都有头戴柳条帽的工人在紧张地照应着,工人总数至少有三百名。从北向南和从东向西的两条大街,除此之外自然不可能再有其他车辆行驶,连自行车也没有一辆。行人也不许通行。这片地区的交通,事实上完全处于瘫痪状态,而且要持续很长时间,因此给各方面造成的损失,不知道该怎么计算。挤着欣赏奇观的市民数以万计,他们为此白白耗费了半天时间,也不知道耽误了多少事情,那笔账更是没法算了。这究竟是为什么呵?我根本无法理解,只是从身边一些人的讥诮声中多少明白了一点由头:咳,这一下算是放了个大卫星!原来大跃进就是这个样子!

哦,大跃进!放卫星!我刚踏上兰州的土地,就一下子目睹了正在中国城乡普遍形成竞赛热潮的伟大运动的一幕,真是大开眼界。然而我的心里说不出是什么滋味。

第二天,我看到了一张甘肃日报,是用粗糙得发硬的灰色新闻纸印的,上面登的一条很醒目的消息就是:一辆卡车带了五十多个拖斗,不仅打破了全国纪录,而且打破了世界纪录,充分显示了中国人民的惊人能力。兰州放了这样一颗大卫星,是大跃进的辉煌成果,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

已经升格为兰州市第九中学的三初中坐落在黄河岸上,地势低,房屋破,除了黄河的浊浪,周围没有任何风景可以观赏。我不明白这个地方为什么叫做小西湖,但也不想探问。在校内找到相关人员报了名,被安顿了住处,就有人来带我去参加劳动:烧制水泥。虽然还在暑假之中,大部分学生回了家,但是仍有一些学生留在校内不是闲住,而是从事劳动生产。我既然已经成为这里的学生,自然也得参加到劳动生产中去。对我来说,这算不了什么从童年起,放牛、种地、卖冰棍、干小工,我早就习惯于胜任和不胜任的劳动生产了,苦和累都不怕。在我心头升起的,倒是一种带点喜悦的好奇心:水泥是怎么烧制的呢?以前根本不知道,也没想过,现在却要亲手干这种活了,不仅很有意思,而且可以学到一门新的技艺,真好!但是到烧制现场一看,我心头的喜悦和好奇心顿时就被泼了冷水。那是两个设在屋檐下的用泥巴糊起来的小炉灶,只有一个学生守着。我不知道该干什么,事实上也没有可干的事情,就在那个学生旁边蹲下,傻傻地盯着小炉灶发呆。过了好一阵子,那个学生才对我说起话来:我们烧的是二百号。我不解地问:什么叫二百号?他对我说那是水泥的等级标号,并说二百号是比较低的。说着,他从炉灶前的一个坑里抓出几个形状像煤球的赭黄色疙瘩给我看:这就是二百号。我很惊讶:这种东西也算是水泥呀?用这种东西盖房子,能行吗?那个学生笑着说:总比黄土强吧。说着,他又从另一个坑里抓出几个同样形状的灰色疙瘩给我看:我们常见的水泥是这种五百号的,质量高得多,咱们也能烧,但是原料不好搞,工艺也比较复杂。我不再说什么,只是在心里想:无论二百号还是五百号,在眼前的小炉灶中烧制,费半天工夫,一次只能烧几十斤,而且没有技术含量,充其量只能算是一种实验,和真正的生产根本沾不上边,实在没有什么意思。真不明白三初中为什么要搞这种东西。也许,这是为了体现自己投入了大跃进罢。

我和水泥生产的缘分仅此而已。第二天,我就和在校的同学们一起被派去参加兰州市政工程建设了挖掘一条可能长达几十公里的地坑。那地坑好像是为了铺设巨型管道而挖掘的,宽度有六七米,深度已经有十多米,还要继续往下挖,施工者上下都得坐吊篮。也许是劳动力不够,也许是为了节省资金,施工者大都是从各方面抽调的各类人员,连我这样只有十四岁的中学生也作为免费劳动力抽来了,而且白天干了夜里还得接着干。我和那些成年人一样,不停地在坑底拚命挥动双臂,挖掘越来越硬的土层,再把挖出的泥土一次次铲进大吊篮,由上面的人拉上去倒在两边,胳膊累得抬不动了也不能休息。每天都是到后半夜才能睡几个小时,我的感觉简直像是掉进了地狱。更糟糕的是,第三天深夜,我正在继续挖土时,那只刚刚拉上去的大吊篮突然掉了下来,连同一百多斤重的泥土砸在我的背上,我顿时昏厥在地。就这样,我也不能回校休养,被人救醒后睡了几个小时就又被派到坑底去挖土。

在工地干了差不多十天,就到要开学的时间了。我和参加劳动的同学们回到学校,立即和那些从各地返校的师生们一起搬迁到龚家湾的新校址去。龚家湾在城市西郊,新升格的兰州市第九中学设在这里的一块荒地上,没有围墙和校门,只是毫无章法地盖了一些平房作为校舍。也许是因为还在初建阶段,九中的初中部分仍留在小西湖原校址,搬到龚家湾新校址的只有两班高中一年级学生,全部住校。宿舍和教室一样大,几十个人住一间,每间有两排大通铺,只能挤着睡。我们班的同学一部分是当地工农子女,说兰州话;另一部分是近年迁入兰州的工矿企业的子弟,说普通话或者东北话。他们的年龄都比我大,多数十五六岁,还有十七八岁甚至二十来岁的,都是我的哥哥姐姐,因此都喜欢我、关照我,有几个家在农村的大姐姐还时不时把家里的东果梨带给我吃,使我感到非常温暖。

我们的班主任叫章惠农,是复旦大学毕业的数学教师,长得很帅,说一口上海腔的普通话,对学生很严厉,从来没有笑脸,几乎没和我搭过腔,我也就非常不喜欢他。语文老师叫赵挺,戴近视眼镜,说一口标准的普通话,待人既和气又诚恳,课也讲得好,自然受学生们爱戴。没多久,我在一次作文课上写了两首诗,他很欣赏,不仅给了很好的评语,还在课堂上读给全班同学听,让大家向我学习。生物老师是一位姓陶的江南女子,刚从北京师范大学毕业,很腼腆,爱笑,我在心里把她也看成大姐姐。

学校的伙食非常糟糕。起初还有些粗粮和细粮混杂的馒头米饭之类,没过多久便只有干巴巴的蒸土豆了。头两天,同学们还觉得挺新鲜,但是连吃几天之后就失去了胃口,甚至对这种没有蔬菜和油腥的所谓饭食产生了恐惧,只是为了充饥才强迫自己在每次开饭时硬吃两块。日子一长,人人都觉得肚子总是很饿,却不断胀气,忍不住要放屁。上课的时候,大家当然要尽量忍,一下课就忍不住了,马上此呼彼应地放起来;夜间挤在通铺上睡觉,更是放个不停,在很长时间里搞得满宿舍炮声隆隆。后来,这种本来无意识的夜间集体放屁演变成了有意识的集体活动,而且加进了游乐色彩:同学们各显其能,互相配合,分别把自己的屁声控制成或长或短、或粗或细、或响亮或沉闷的音调,时而独放时而齐放,有的还能婉转起伏,俨然构成了一种奇特的交响乐。在这种时候,大家都忘记了饥饿和烦恼,反而都只是欢笑。在我们的生活中,似乎只有这么一点欢笑,但也很快被制止了:几天后的一个夜间,我们正在重复这种边演奏放屁交响乐边肆意欢笑的活动时,窗外突然响起一声怒吼:你们在干什么?都给我放老实点!大家都听出是章惠农老师的声音,就一下子全止住了放屁声和欢笑声。整个宿舍顿时陷入令人痛苦的死寂,每个人都觉得十分懊丧。

尽管环境恶劣,条件艰苦,我对在这里开始的新的学习生活还是充满了很乐观的期待,因此学得格外用功。除了上课和做作业,我还利用一切课外时间读文学作品,在开学后的头一个月就读完了高植翻译的四大卷《战争与和平》以及另外几部外国小说。就在那个时候,我下定了走文学之路的决心。同学当中也有特别喜欢文学的,一个名叫谢廷訾的当地青年还能写出很不错的抒情诗和叙事诗,曾经好几次读给我听。他还私下给我讲了不少当地的民情和大事件,其中很让我吃惊的是:前不久某少数民族叛乱,为了迅速平定,国防部长彭德怀元帅还亲自到兰州来了一趟。但我对此类事情只是听听而已,并没有动脑筋多想。我的心思毕竟集中在学习上。我的目标很明确:在高中阶段取得比以往更优异的成绩,争取三年后考一个好大学,使自己成为一个出色的人才。为此,我不仅要能吃苦,还必须专心致志,心无旁骛。

谁知我这种想法很快就遭到了致命打击:开学还不到两个月,我们就被迫停课了!全体学生一律参加大炼钢铁!

那一年,作为大跃进最响亮的口号是超英赶美,国家制定的最宏伟的指标则是钢产量翻一番从500多万吨一下子增加到1070万吨。当时国民经济基础极度薄弱,靠几个现有的国营钢铁企业根本不可能完成这个任务,但是伟大领袖自有高招:发动群众,号召全民大炼钢铁。全民正处于狂热中,自然群起响应,而兰州市第九中学据说要被树为全市教育系统的一面红旗,必须起表率作用,就毫不犹豫地停止了教学,决心倾全力办一座钢铁厂。

不能上课了,我心里很不痛快,而对学校办钢铁厂,我更是觉得不成体统。想来想去,我只能把这种事情看成胡闹:让一百多名全靠蒸土豆充饥的高一学生凭空去办什么钢铁厂,这不是疯子逼人瞎折腾么?

当然,说成让我们凭空办钢铁厂并不确切,因为在我们正式投入这一壮举之前,已经有人提供了一些基本生产资料:一座高炉,也叫冲天炉,据说是炼铁的;两座转炉,也叫贝氏炉,据说是炼钢的;一堆焦碳,据说是炼铁和炼钢的燃料;还有一堆各式各样的废钢铁,据说是供我们炼钢用的原料。这些基本生产资料都堆放在为我们选定的厂址学校西边大约3公里的一块坡地上。我和同学们到这里后,发现已经有了这些东西,心里明白是政府提前派人准备的,那就不是让我们搞无米之炊了。但也只是有了这些东西而已;要把钢铁厂办起来,投入生产,还连一点头绪也没有呢。

不用说,一切都有人组织,有人指导,我和同学们只管充当免费劳动力就是了,让干什么就干什么,让怎么干就怎么干,让干多长时间就干多长时间哪怕夜以继日。

根本没有什么厂房之类,也没有听说要盖房子,看来我们要建设的是一座连围墙也不设的露天钢铁厂。要干的第一件事情是为高炉打地基,砌基座,然后把横放在一边的高炉竖起来,安装并固定在基座上。光是打地基、砌基座就花费了好几天时间。我和多数同学的工作只是挖土、夯土、搬砖,干一阵子就累了,日复一日地连着干,更是大家都吃不消。把高炉竖起来安装和固定好,那就更艰苦了:先得用粗木料在几个方位搭几个很大的架子,都装上滑轮,然后上百人分别在东南西北拉动几十米长的粗麻绳,把十五六米高、上十吨重的高炉一点点吊起来,再一点点移动到基座上,仔细定位、安装。这个过程不仅费时费力,而且十分危险,稍有不慎就会发生意外。我在长时间拉着粗麻绳时,一面身体后倾拚命使劲,一面在脑子里想:这就是读高中吗?真是见鬼!当然,我没有说出口。

经过多日苦战,高炉终于直直地矗立起来。两座转炉是本来就带架子的,不必劳神费力搞什么安装。但是高炉和转炉送来时都只是空壳子,必须在炉膛中用耐火砖砌上一层又一层炉壁。砌耐火砖不能用水泥和沙土,得用一种粘稠的叫做水玻璃的粘合剂;有同学开玩笑说:这东西像精液。砌耐火砖是细活,只有少数特选的人干,多数人则是当下手,干杂活,比如搬砖之类。这也干了好些日子。

那些日子,每次获得较长时间的休息,我便立即就地躺下睡一觉。兰州的气候很怪,深秋时节中午还觉得热,到傍晚就寒气袭人了,入夜后更是冻得牙齿打颤。我破旧的衣衫本来单薄,睡在空气和地气都冷入骨髓的土地上又没有东西铺盖,身体自然要受到摧残。可我顾不了那么多。总是又饿又累,我已经很难支撑,不利用宝贵的休息时间就地睡一阵子,缓解一下疲劳,恢复一点体力,我就不可能接着干下去了。

大约半个月后,高炉和转炉都完成了准备工作,据说已经可以开始炼钢。就在这个时候,我突然倒了下来。先是高烧不止,随后双腿剧烈疼痛,连站立都困难,走路更是举步维艰。原以为只是偶感风寒,歇两天就会没事,可是在床上躺了几天,情况竟越来越严重,于是由几个同学用架子车把我拉到城里的一家医院去看,诊断的结果是除了重感冒之外还患了严重的风湿性关节炎。医生说需要住院治疗,但是我没有钱,就只是让医生打了一针,开了些药,回学校去静卧了。同学们不能守着我,第二天都回了钢铁厂,临走时在我身边放了些食品,让我自己在饿的时候吃。我独自一人躺在大通铺上,寂寞之中感到无限悲凉,忍不住想喊妈妈,却没有喊出口。过了好一阵,我想上厕所,就硬撑着下了床,跌跌撞撞地出了门,不料刚走到门口就跌倒了,再也站不起身,只好在地上艰难地爬行。宿舍距厕所不过六七十米远,我爬了一来回,竟用了差不多半小时。重新躺到通铺上时,我伤心地哭了,心里想:天哪,我是不是就要死在这里了呢?

我没有死,而且逐渐退去了高烧,但是仍然不能下床活动,硬是干躺了十多天,才恢复了一半体力,关节炎则已无法消除,双腿即便后来能走路了也经常疼痛难忍。所以,我再也没有去钢铁厂干活。至于钢铁厂的生产情况,我不想问,只是听同学们说很不顺利,反复折腾了那么久,终究没能炼出钢来。也许是上面有人不甘心失败,逼着同学们又坚持了一些日子,直到秋去冬来,天气转寒,才准许撤离。

一场闹剧过后,学校又恢复了教学。这时已到了学期末,只上了三四周课就得匆匆准备考试,然后放寒假。这时我接到妈妈的信,说是已经联系好让我转回西安二十中继续读书,下学期不必再到兰州受罪了。同学们知道后,都为我高兴,但又都有些依依不舍。有人买了个硬皮的小笔记本,题上辞送给我,其他同学也争着在这个小本子上题辞留念,有的还写了诗歌。虽然已经过去半个世纪,这个小本子我至今还珍藏着。

要离开兰州时,我黯然想:我高中生活的第一页就这样揭过去了。整整一个学期,我学了些什么,干了些什么呢?留在心底的,只是一堆杂乱无章的苦涩记忆。但是,它们对我来说并非毫无意义。不管怎么说,我总算经历并参与了大跃进,而且在大跃进中一下子长大了;也可以说,我正是在大跃进中提前行了成人礼。

再次来到又小又破而且脏乱不堪的兰州火车站,我脑海中不禁浮起半年前初到这里时所目睹的一辆卡车拉着五六十个拖斗蜗牛般蠕动的大跃进放卫星的壮观场景。曾几何时,那种景象已经不可能再出现了,它造成的宏大气势也已荡然无存,取代它的是一种仿佛面临死亡的绝望之气。

在拥挤的候车厅里,我遭遇了一个小意外:一个中年男子提着一个铺盖卷走到我坐的长条椅前,把铺盖卷放在我身边说:请你照看一下。说罢就离开了。没多久,两个警察来到我的面前,很不客气地问:这个行李是谁的?我如实说是一个陌生人托我照看的。警察什么也不再说,抓起那个铺盖卷就走,同时让我带着自己的行李跟他们一起到一个房子里去,盘问我的身份之类,还让我把自己的行李打开,仔细检查了一番,俨然把我当成了嫌疑犯。我觉得自己受了侮辱,气得直想跟他们大吵,但还是忍住了。幸而折腾了一阵,他们总算把我放了出来。

我就带着兰州给我的这个新的恶劣印象上了返回西安的火车。我在心里说:别了,兰州!别了,大跃进!别了,我的提前举行的苦涩的成人礼!


2008年10月27日晨6时竣







那是另一种成人礼在我远未成年时被迫遭遇的一段苦涩的经历。



古代中国男子二十岁行冠礼,大致相当于后世之成人礼;当代中国,男女皆在满十八岁时行成人礼,电视上过段时间就会播出各地搞的如出一辙的仪式,内容以宣誓之类为主。无论古代的冠礼还是当代的成人礼,都是既隆重又充满喜庆意味的,因而都会在人的一生中留下难忘的记忆。这些都和我无缘。但是回想起来,我也算是经历过成人礼呵。那是另一种成人礼在我远未成年时被迫遭遇的一段苦涩的经历。

整整半个世纪之前的1958年盛夏,我和哥哥茂忠同时从西安市第十二中学五八级三班毕业,又同时参加了升学考试。我们哥俩学习成绩都很好,当年初中升高中的比例又很可观,大家都说我们肯定会被双双录取。谁料结果恰恰相反,我们双双被淘汰了。全家都很失望,妈妈更是把她的痛苦尽情发泄出来。她从幼儿园下班回到家里,一反平时的沉静姿态,大声嘟嚷个不停,反复说:怎么会这样呢?经过探问,终于搞清了原因:有人认为我们的父亲上过黄埔军校,又在国民党军队的汽车兵团当过军官,是历史反革命,所以不能让我们升学。显然是因为刚搞过反右运动,而且余波仍在荡漾,各方面的政治关就把得格外严了,竟然连初中升高中的政审都抓得那么狠!难怪十二中那个满脸横肉的姓牛的女政工专干一看见我们哥俩就露出凶神恶煞的神气。

那时我十四岁,还处在少年时代。对于政治斗争的严酷性,我当然还没有什么认识,但是在过去若干年中毕竟也已耳闻目睹了不少令人毛骨悚然的事件。远的不说,就在我们初中毕业前夕,学校传达室那位待人十分和蔼的杨师傅突然被人五花大绑抓走了。同学们在一旁围观,个个吓得不敢吱声,后来才有人说,原来杨师傅是潜藏的反革命,在河南老家躲过了镇压,跑到这里来避风险,结果还是被查出了底细,看来终究难逃一死。类似情景,那个年代在各个地方都经常出现。正因为如此,人们一听到反革命就心惊胆战,生怕又有人被抓被杀。在这种情势中,我和哥哥作为历史反革命的儿子被挡在高中门外,又有什么话好说呢?只能自认倒霉。

无奈之下,农历六月刚满十六岁的哥哥只好到工厂当学徒工。我也想去,但是妈妈说什么也不答应。她和爸爸一致决定,无论如何要让我继续读书!当时爸爸在敦煌修公路,不能离开,就请在兰州工作的浙江同乡帮忙解决问题。那位同乡很快给我联系好了他家附近的一所中学本来叫兰州市第三初中,位于黄河边的小西湖,在大跃进的浪潮中刚升格为完全中学,名字也改为兰州市第九中学,新学年开始前就要迁到龚家湾的新校址去。也许是因为学生不够多吧,那个学校对录取我并没有提什么苛刻条件,只是让我把初中毕业证带去,就答应接收了。

8月下旬,妈妈凑了些钱,给我买了张硬座慢车票,把我送上了西行列车。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独自出远门,而且,从此我就要像个成年人,开始独立生活了。也许可以说,这就是命运迫使我提前接受的成人礼的开端吧。

陈旧而肮脏的客车在越往西越荒凉的旅途上咣当咣当走了十多个小时,终于到了兰州。真想不到,兰州火车站又小又破,实在令人憋气。我背着行李卷快步走到检票口,又快步穿过拥挤的通道,进入了这个我就要开始独立生活的城市。正要找人打听去学校的路怎么走,却被眼前喧闹的景象吸引住了。打眼一看,前面大街两侧挤满了人,都瞪大眼睛盯着从来没有见过的奇观:一辆卡车挂着大约五十个装满重物的拖斗,慢慢地蠕动着,那速度简直和蜗牛差不多,如果不仔细看,就会觉得它们是静卧在街道上的怪物,也许是什么人在这里搞展览呢。那怪物像条黑色巨龙,长达200多米,显然是从北面爬过来的,在火车站前折而向西,前半截的100多米已经拐了弯,横在东西向的街上,后半截的100多米还没有拐过弯,仍竖立在南北向的街上。看样子,拐弯和行进都极艰难,而且搞不好就会出乱子,所以每个拖斗两侧都有头戴柳条帽的工人在紧张地照应着,工人总数至少有三百名。从北向南和从东向西的两条大街,除此之外自然不可能再有其他车辆行驶,连自行车也没有一辆。行人也不许通行。这片地区的交通,事实上完全处于瘫痪状态,而且要持续很长时间,因此给各方面造成的损失,不知道该怎么计算。挤着欣赏奇观的市民数以万计,他们为此白白耗费了半天时间,也不知道耽误了多少事情,那笔账更是没法算了。这究竟是为什么呵?我根本无法理解,只是从身边一些人的讥诮声中多少明白了一点由头:咳,这一下算是放了个大卫星!原来大跃进就是这个样子!

哦,大跃进!放卫星!我刚踏上兰州的土地,就一下子目睹了正在中国城乡普遍形成竞赛热潮的伟大运动的一幕,真是大开眼界。然而我的心里说不出是什么滋味。

第二天,我看到了一张甘肃日报,是用粗糙得发硬的灰色新闻纸印的,上面登的一条很醒目的消息就是:一辆卡车带了五十多个拖斗,不仅打破了全国纪录,而且打破了世界纪录,充分显示了中国人民的惊人能力。兰州放了这样一颗大卫星,是大跃进的辉煌成果,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

已经升格为兰州市第九中学的三初中坐落在黄河岸上,地势低,房屋破,除了黄河的浊浪,周围没有任何风景可以观赏。我不明白这个地方为什么叫做小西湖,但也不想探问。在校内找到相关人员报了名,被安顿了住处,就有人来带我去参加劳动:烧制水泥。虽然还在暑假之中,大部分学生回了家,但是仍有一些学生留在校内不是闲住,而是从事劳动生产。我既然已经成为这里的学生,自然也得参加到劳动生产中去。对我来说,这算不了什么从童年起,放牛、种地、卖冰棍、干小工,我早就习惯于胜任和不胜任的劳动生产了,苦和累都不怕。在我心头升起的,倒是一种带点喜悦的好奇心:水泥是怎么烧制的呢?以前根本不知道,也没想过,现在却要亲手干这种活了,不仅很有意思,而且可以学到一门新的技艺,真好!但是到烧制现场一看,我心头的喜悦和好奇心顿时就被泼了冷水。那是两个设在屋檐下的用泥巴糊起来的小炉灶,只有一个学生守着。我不知道该干什么,事实上也没有可干的事情,就在那个学生旁边蹲下,傻傻地盯着小炉灶发呆。过了好一阵子,那个学生才对我说起话来:我们烧的是二百号。我不解地问:什么叫二百号?他对我说那是水泥的等级标号,并说二百号是比较低的。说着,他从炉灶前的一个坑里抓出几个形状像煤球的赭黄色疙瘩给我看:这就是二百号。我很惊讶:这种东西也算是水泥呀?用这种东西盖房子,能行吗?那个学生笑着说:总比黄土强吧。说着,他又从另一个坑里抓出几个同样形状的灰色疙瘩给我看:我们常见的水泥是这种五百号的,质量高得多,咱们也能烧,但是原料不好搞,工艺也比较复杂。我不再说什么,只是在心里想:无论二百号还是五百号,在眼前的小炉灶中烧制,费半天工夫,一次只能烧几十斤,而且没有技术含量,充其量只能算是一种实验,和真正的生产根本沾不上边,实在没有什么意思。真不明白三初中为什么要搞这种东西。也许,这是为了体现自己投入了大跃进罢。

我和水泥生产的缘分仅此而已。第二天,我就和在校的同学们一起被派去参加兰州市政工程建设了挖掘一条可能长达几十公里的地坑。那地坑好像是为了铺设巨型管道而挖掘的,宽度有六七米,深度已经有十多米,还要继续往下挖,施工者上下都得坐吊篮。也许是劳动力不够,也许是为了节省资金,施工者大都是从各方面抽调的各类人员,连我这样只有十四岁的中学生也作为免费劳动力抽来了,而且白天干了夜里还得接着干。我和那些成年人一样,不停地在坑底拚命挥动双臂,挖掘越来越硬的土层,再把挖出的泥土一次次铲进大吊篮,由上面的人拉上去倒在两边,胳膊累得抬不动了也不能休息。每天都是到后半夜才能睡几个小时,我的感觉简直像是掉进了地狱。更糟糕的是,第三天深夜,我正在继续挖土时,那只刚刚拉上去的大吊篮突然掉了下来,连同一百多斤重的泥土砸在我的背上,我顿时昏厥在地。就这样,我也不能回校休养,被人救醒后睡了几个小时就又被派到坑底去挖土。

在工地干了差不多十天,就到要开学的时间了。我和参加劳动的同学们回到学校,立即和那些从各地返校的师生们一起搬迁到龚家湾的新校址去。龚家湾在城市西郊,新升格的兰州市第九中学设在这里的一块荒地上,没有围墙和校门,只是毫无章法地盖了一些平房作为校舍。也许是因为还在初建阶段,九中的初中部分仍留在小西湖原校址,搬到龚家湾新校址的只有两班高中一年级学生,全部住校。宿舍和教室一样大,几十个人住一间,每间有两排大通铺,只能挤着睡。我们班的同学一部分是当地工农子女,说兰州话;另一部分是近年迁入兰州的工矿企业的子弟,说普通话或者东北话。他们的年龄都比我大,多数十五六岁,还有十七八岁甚至二十来岁的,都是我的哥哥姐姐,因此都喜欢我、关照我,有几个家在农村的大姐姐还时不时把家里的东果梨带给我吃,使我感到非常温暖。

我们的班主任叫章惠农,是复旦大学毕业的数学教师,长得很帅,说一口上海腔的普通话,对学生很严厉,从来没有笑脸,几乎没和我搭过腔,我也就非常不喜欢他。语文老师叫赵挺,戴近视眼镜,说一口标准的普通话,待人既和气又诚恳,课也讲得好,自然受学生们爱戴。没多久,我在一次作文课上写了两首诗,他很欣赏,不仅给了很好的评语,还在课堂上读给全班同学听,让大家向我学习。生物老师是一位姓陶的江南女子,刚从北京师范大学毕业,很腼腆,爱笑,我在心里把她也看成大姐姐。

学校的伙食非常糟糕。起初还有些粗粮和细粮混杂的馒头米饭之类,没过多久便只有干巴巴的蒸土豆了。头两天,同学们还觉得挺新鲜,但是连吃几天之后就失去了胃口,甚至对这种没有蔬菜和油腥的所谓饭食产生了恐惧,只是为了充饥才强迫自己在每次开饭时硬吃两块。日子一长,人人都觉得肚子总是很饿,却不断胀气,忍不住要放屁。上课的时候,大家当然要尽量忍,一下课就忍不住了,马上此呼彼应地放起来;夜间挤在通铺上睡觉,更是放个不停,在很长时间里搞得满宿舍炮声隆隆。后来,这种本来无意识的夜间集体放屁演变成了有意识的集体活动,而且加进了游乐色彩:同学们各显其能,互相配合,分别把自己的屁声控制成或长或短、或粗或细、或响亮或沉闷的音调,时而独放时而齐放,有的还能婉转起伏,俨然构成了一种奇特的交响乐。在这种时候,大家都忘记了饥饿和烦恼,反而都只是欢笑。在我们的生活中,似乎只有这么一点欢笑,但也很快被制止了:几天后的一个夜间,我们正在重复这种边演奏放屁交响乐边肆意欢笑的活动时,窗外突然响起一声怒吼:你们在干什么?都给我放老实点!大家都听出是章惠农老师的声音,就一下子全止住了放屁声和欢笑声。整个宿舍顿时陷入令人痛苦的死寂,每个人都觉得十分懊丧。

尽管环境恶劣,条件艰苦,我对在这里开始的新的学习生活还是充满了很乐观的期待,因此学得格外用功。除了上课和做作业,我还利用一切课外时间读文学作品,在开学后的头一个月就读完了高植翻译的四大卷《战争与和平》以及另外几部外国小说。就在那个时候,我下定了走文学之路的决心。同学当中也有特别喜欢文学的,一个名叫谢廷訾的当地青年还能写出很不错的抒情诗和叙事诗,曾经好几次读给我听。他还私下给我讲了不少当地的民情和大事件,其中很让我吃惊的是:前不久某少数民族叛乱,为了迅速平定,国防部长彭德怀元帅还亲自到兰州来了一趟。但我对此类事情只是听听而已,并没有动脑筋多想。我的心思毕竟集中在学习上。我的目标很明确:在高中阶段取得比以往更优异的成绩,争取三年后考一个好大学,使自己成为一个出色的人才。为此,我不仅要能吃苦,还必须专心致志,心无旁骛。

谁知我这种想法很快就遭到了致命打击:开学还不到两个月,我们就被迫停课了!全体学生一律参加大炼钢铁!

那一年,作为大跃进最响亮的口号是超英赶美,国家制定的最宏伟的指标则是钢产量翻一番从500多万吨一下子增加到1070万吨。当时国民经济基础极度薄弱,靠几个现有的国营钢铁企业根本不可能完成这个任务,但是伟大领袖自有高招:发动群众,号召全民大炼钢铁。全民正处于狂热中,自然群起响应,而兰州市第九中学据说要被树为全市教育系统的一面红旗,必须起表率作用,就毫不犹豫地停止了教学,决心倾全力办一座钢铁厂。

不能上课了,我心里很不痛快,而对学校办钢铁厂,我更是觉得不成体统。想来想去,我只能把这种事情看成胡闹:让一百多名全靠蒸土豆充饥的高一学生凭空去办什么钢铁厂,这不是疯子逼人瞎折腾么?

当然,说成让我们凭空办钢铁厂并不确切,因为在我们正式投入这一壮举之前,已经有人提供了一些基本生产资料:一座高炉,也叫冲天炉,据说是炼铁的;两座转炉,也叫贝氏炉,据说是炼钢的;一堆焦碳,据说是炼铁和炼钢的燃料;还有一堆各式各样的废钢铁,据说是供我们炼钢用的原料。这些基本生产资料都堆放在为我们选定的厂址学校西边大约3公里的一块坡地上。我和同学们到这里后,发现已经有了这些东西,心里明白是政府提前派人准备的,那就不是让我们搞无米之炊了。但也只是有了这些东西而已;要把钢铁厂办起来,投入生产,还连一点头绪也没有呢。

不用说,一切都有人组织,有人指导,我和同学们只管充当免费劳动力就是了,让干什么就干什么,让怎么干就怎么干,让干多长时间就干多长时间哪怕夜以继日。

根本没有什么厂房之类,也没有听说要盖房子,看来我们要建设的是一座连围墙也不设的露天钢铁厂。要干的第一件事情是为高炉打地基,砌基座,然后把横放在一边的高炉竖起来,安装并固定在基座上。光是打地基、砌基座就花费了好几天时间。我和多数同学的工作只是挖土、夯土、搬砖,干一阵子就累了,日复一日地连着干,更是大家都吃不消。把高炉竖起来安装和固定好,那就更艰苦了:先得用粗木料在几个方位搭几个很大的架子,都装上滑轮,然后上百人分别在东南西北拉动几十米长的粗麻绳,把十五六米高、上十吨重的高炉一点点吊起来,再一点点移动到基座上,仔细定位、安装。这个过程不仅费时费力,而且十分危险,稍有不慎就会发生意外。我在长时间拉着粗麻绳时,一面身体后倾拚命使劲,一面在脑子里想:这就是读高中吗?真是见鬼!当然,我没有说出口。

经过多日苦战,高炉终于直直地矗立起来。两座转炉是本来就带架子的,不必劳神费力搞什么安装。但是高炉和转炉送来时都只是空壳子,必须在炉膛中用耐火砖砌上一层又一层炉壁。砌耐火砖不能用水泥和沙土,得用一种粘稠的叫做水玻璃的粘合剂;有同学开玩笑说:这东西像精液。砌耐火砖是细活,只有少数特选的人干,多数人则是当下手,干杂活,比如搬砖之类。这也干了好些日子。

那些日子,每次获得较长时间的休息,我便立即就地躺下睡一觉。兰州的气候很怪,深秋时节中午还觉得热,到傍晚就寒气袭人了,入夜后更是冻得牙齿打颤。我破旧的衣衫本来单薄,睡在空气和地气都冷入骨髓的土地上又没有东西铺盖,身体自然要受到摧残。可我顾不了那么多。总是又饿又累,我已经很难支撑,不利用宝贵的休息时间就地睡一阵子,缓解一下疲劳,恢复一点体力,我就不可能接着干下去了。

大约半个月后,高炉和转炉都完成了准备工作,据说已经可以开始炼钢。就在这个时候,我突然倒了下来。先是高烧不止,随后双腿剧烈疼痛,连站立都困难,走路更是举步维艰。原以为只是偶感风寒,歇两天就会没事,可是在床上躺了几天,情况竟越来越严重,于是由几个同学用架子车把我拉到城里的一家医院去看,诊断的结果是除了重感冒之外还患了严重的风湿性关节炎。医生说需要住院治疗,但是我没有钱,就只是让医生打了一针,开了些药,回学校去静卧了。同学们不能守着我,第二天都回了钢铁厂,临走时在我身边放了些食品,让我自己在饿的时候吃。我独自一人躺在大通铺上,寂寞之中感到无限悲凉,忍不住想喊妈妈,却没有喊出口。过了好一阵,我想上厕所,就硬撑着下了床,跌跌撞撞地出了门,不料刚走到门口就跌倒了,再也站不起身,只好在地上艰难地爬行。宿舍距厕所不过六七十米远,我爬了一来回,竟用了差不多半小时。重新躺到通铺上时,我伤心地哭了,心里想:天哪,我是不是就要死在这里了呢?

我没有死,而且逐渐退去了高烧,但是仍然不能下床活动,硬是干躺了十多天,才恢复了一半体力,关节炎则已无法消除,双腿即便后来能走路了也经常疼痛难忍。所以,我再也没有去钢铁厂干活。至于钢铁厂的生产情况,我不想问,只是听同学们说很不顺利,反复折腾了那么久,终究没能炼出钢来。也许是上面有人不甘心失败,逼着同学们又坚持了一些日子,直到秋去冬来,天气转寒,才准许撤离。

一场闹剧过后,学校又恢复了教学。这时已到了学期末,只上了三四周课就得匆匆准备考试,然后放寒假。这时我接到妈妈的信,说是已经联系好让我转回西安二十中继续读书,下学期不必再到兰州受罪了。同学们知道后,都为我高兴,但又都有些依依不舍。有人买了个硬皮的小笔记本,题上辞送给我,其他同学也争着在这个小本子上题辞留念,有的还写了诗歌。虽然已经过去半个世纪,这个小本子我至今还珍藏着。

要离开兰州时,我黯然想:我高中生活的第一页就这样揭过去了。整整一个学期,我学了些什么,干了些什么呢?留在心底的,只是一堆杂乱无章的苦涩记忆。但是,它们对我来说并非毫无意义。不管怎么说,我总算经历并参与了大跃进,而且在大跃进中一下子长大了;也可以说,我正是在大跃进中提前行了成人礼。

再次来到又小又破而且脏乱不堪的兰州火车站,我脑海中不禁浮起半年前初到这里时所目睹的一辆卡车拉着五六十个拖斗蜗牛般蠕动的大跃进放卫星的壮观场景。曾几何时,那种景象已经不可能再出现了,它造成的宏大气势也已荡然无存,取代它的是一种仿佛面临死亡的绝望之气。

在拥挤的候车厅里,我遭遇了一个小意外:一个中年男子提着一个铺盖卷走到我坐的长条椅前,把铺盖卷放在我身边说:请你照看一下。说罢就离开了。没多久,两个警察来到我的面前,很不客气地问:这个行李是谁的?我如实说是一个陌生人托我照看的。警察什么也不再说,抓起那个铺盖卷就走,同时让我带着自己的行李跟他们一起到一个房子里去,盘问我的身份之类,还让我把自己的行李打开,仔细检查了一番,俨然把我当成了嫌疑犯。我觉得自己受了侮辱,气得直想跟他们大吵,但还是忍住了。幸而折腾了一阵,他们总算把我放了出来。

我就带着兰州给我的这个新的恶劣印象上了返回西安的火车。我在心里说:别了,兰州!别了,大跃进!别了,我的提前举行的苦涩的成人礼!


2008年10月27日晨6时竣







那是另一种成人礼在我远未成年时被迫遭遇的一段苦涩的经历。



古代中国男子二十岁行冠礼,大致相当于后世之成人礼;当代中国,男女皆在满十八岁时行成人礼,电视上过段时间就会播出各地搞的如出一辙的仪式,内容以宣誓之类为主。无论古代的冠礼还是当代的成人礼,都是既隆重又充满喜庆意味的,因而都会在人的一生中留下难忘的记忆。这些都和我无缘。但是回想起来,我也算是经历过成人礼呵。那是另一种成人礼在我远未成年时被迫遭遇的一段苦涩的经历。

整整半个世纪之前的1958年盛夏,我和哥哥茂忠同时从西安市第十二中学五八级三班毕业,又同时参加了升学考试。我们哥俩学习成绩都很好,当年初中升高中的比例又很可观,大家都说我们肯定会被双双录取。谁料结果恰恰相反,我们双双被淘汰了。全家都很失望,妈妈更是把她的痛苦尽情发泄出来。她从幼儿园下班回到家里,一反平时的沉静姿态,大声嘟嚷个不停,反复说:怎么会这样呢?经过探问,终于搞清了原因:有人认为我们的父亲上过黄埔军校,又在国民党军队的汽车兵团当过军官,是历史反革命,所以不能让我们升学。显然是因为刚搞过反右运动,而且余波仍在荡漾,各方面的政治关就把得格外严了,竟然连初中升高中的政审都抓得那么狠!难怪十二中那个满脸横肉的姓牛的女政工专干一看见我们哥俩就露出凶神恶煞的神气。

那时我十四岁,还处在少年时代。对于政治斗争的严酷性,我当然还没有什么认识,但是在过去若干年中毕竟也已耳闻目睹了不少令人毛骨悚然的事件。远的不说,就在我们初中毕业前夕,学校传达室那位待人十分和蔼的杨师傅突然被人五花大绑抓走了。同学们在一旁围观,个个吓得不敢吱声,后来才有人说,原来杨师傅是潜藏的反革命,在河南老家躲过了镇压,跑到这里来避风险,结果还是被查出了底细,看来终究难逃一死。类似情景,那个年代在各个地方都经常出现。正因为如此,人们一听到反革命就心惊胆战,生怕又有人被抓被杀。在这种情势中,我和哥哥作为历史反革命的儿子被挡在高中门外,又有什么话好说呢?只能自认倒霉。

无奈之下,农历六月刚满十六岁的哥哥只好到工厂当学徒工。我也想去,但是妈妈说什么也不答应。她和爸爸一致决定,无论如何要让我继续读书!当时爸爸在敦煌修公路,不能离开,就请在兰州工作的浙江同乡帮忙解决问题。那位同乡很快给我联系好了他家附近的一所中学本来叫兰州市第三初中,位于黄河边的小西湖,在大跃进的浪潮中刚升格为完全中学,名字也改为兰州市第九中学,新学年开始前就要迁到龚家湾的新校址去。也许是因为学生不够多吧,那个学校对录取我并没有提什么苛刻条件,只是让我把初中毕业证带去,就答应接收了。

8月下旬,妈妈凑了些钱,给我买了张硬座慢车票,把我送上了西行列车。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独自出远门,而且,从此我就要像个成年人,开始独立生活了。也许可以说,这就是命运迫使我提前接受的成人礼的开端吧。

陈旧而肮脏的客车在越往西越荒凉的旅途上咣当咣当走了十多个小时,终于到了兰州。真想不到,兰州火车站又小又破,实在令人憋气。我背着行李卷快步走到检票口,又快步穿过拥挤的通道,进入了这个我就要开始独立生活的城市。正要找人打听去学校的路怎么走,却被眼前喧闹的景象吸引住了。打眼一看,前面大街两侧挤满了人,都瞪大眼睛盯着从来没有见过的奇观:一辆卡车挂着大约五十个装满重物的拖斗,慢慢地蠕动着,那速度简直和蜗牛差不多,如果不仔细看,就会觉得它们是静卧在街道上的怪物,也许是什么人在这里搞展览呢。那怪物像条黑色巨龙,长达200多米,显然是从北面爬过来的,在火车站前折而向西,前半截的100多米已经拐了弯,横在东西向的街上,后半截的100多米还没有拐过弯,仍竖立在南北向的街上。看样子,拐弯和行进都极艰难,而且搞不好就会出乱子,所以每个拖斗两侧都有头戴柳条帽的工人在紧张地照应着,工人总数至少有三百名。从北向南和从东向西的两条大街,除此之外自然不可能再有其他车辆行驶,连自行车也没有一辆。行人也不许通行。这片地区的交通,事实上完全处于瘫痪状态,而且要持续很长时间,因此给各方面造成的损失,不知道该怎么计算。挤着欣赏奇观的市民数以万计,他们为此白白耗费了半天时间,也不知道耽误了多少事情,那笔账更是没法算了。这究竟是为什么呵?我根本无法理解,只是从身边一些人的讥诮声中多少明白了一点由头:咳,这一下算是放了个大卫星!原来大跃进就是这个样子!

哦,大跃进!放卫星!我刚踏上兰州的土地,就一下子目睹了正在中国城乡普遍形成竞赛热潮的伟大运动的一幕,真是大开眼界。然而我的心里说不出是什么滋味。

第二天,我看到了一张甘肃日报,是用粗糙得发硬的灰色新闻纸印的,上面登的一条很醒目的消息就是:一辆卡车带了五十多个拖斗,不仅打破了全国纪录,而且打破了世界纪录,充分显示了中国人民的惊人能力。兰州放了这样一颗大卫星,是大跃进的辉煌成果,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

已经升格为兰州市第九中学的三初中坐落在黄河岸上,地势低,房屋破,除了黄河的浊浪,周围没有任何风景可以观赏。我不明白这个地方为什么叫做小西湖,但也不想探问。在校内找到相关人员报了名,被安顿了住处,就有人来带我去参加劳动:烧制水泥。虽然还在暑假之中,大部分学生回了家,但是仍有一些学生留在校内不是闲住,而是从事劳动生产。我既然已经成为这里的学生,自然也得参加到劳动生产中去。对我来说,这算不了什么从童年起,放牛、种地、卖冰棍、干小工,我早就习惯于胜任和不胜任的劳动生产了,苦和累都不怕。在我心头升起的,倒是一种带点喜悦的好奇心:水泥是怎么烧制的呢?以前根本不知道,也没想过,现在却要亲手干这种活了,不仅很有意思,而且可以学到一门新的技艺,真好!但是到烧制现场一看,我心头的喜悦和好奇心顿时就被泼了冷水。那是两个设在屋檐下的用泥巴糊起来的小炉灶,只有一个学生守着。我不知道该干什么,事实上也没有可干的事情,就在那个学生旁边蹲下,傻傻地盯着小炉灶发呆。过了好一阵子,那个学生才对我说起话来:我们烧的是二百号。我不解地问:什么叫二百号?他对我说那是水泥的等级标号,并说二百号是比较低的。说着,他从炉灶前的一个坑里抓出几个形状像煤球的赭黄色疙瘩给我看:这就是二百号。我很惊讶:这种东西也算是水泥呀?用这种东西盖房子,能行吗?那个学生笑着说:总比黄土强吧。说着,他又从另一个坑里抓出几个同样形状的灰色疙瘩给我看:我们常见的水泥是这种五百号的,质量高得多,咱们也能烧,但是原料不好搞,工艺也比较复杂。我不再说什么,只是在心里想:无论二百号还是五百号,在眼前的小炉灶中烧制,费半天工夫,一次只能烧几十斤,而且没有技术含量,充其量只能算是一种实验,和真正的生产根本沾不上边,实在没有什么意思。真不明白三初中为什么要搞这种东西。也许,这是为了体现自己投入了大跃进罢。

我和水泥生产的缘分仅此而已。第二天,我就和在校的同学们一起被派去参加兰州市政工程建设了挖掘一条可能长达几十公里的地坑。那地坑好像是为了铺设巨型管道而挖掘的,宽度有六七米,深度已经有十多米,还要继续往下挖,施工者上下都得坐吊篮。也许是劳动力不够,也许是为了节省资金,施工者大都是从各方面抽调的各类人员,连我这样只有十四岁的中学生也作为免费劳动力抽来了,而且白天干了夜里还得接着干。我和那些成年人一样,不停地在坑底拚命挥动双臂,挖掘越来越硬的土层,再把挖出的泥土一次次铲进大吊篮,由上面的人拉上去倒在两边,胳膊累得抬不动了也不能休息。每天都是到后半夜才能睡几个小时,我的感觉简直像是掉进了地狱。更糟糕的是,第三天深夜,我正在继续挖土时,那只刚刚拉上去的大吊篮突然掉了下来,连同一百多斤重的泥土砸在我的背上,我顿时昏厥在地。就这样,我也不能回校休养,被人救醒后睡了几个小时就又被派到坑底去挖土。

在工地干了差不多十天,就到要开学的时间了。我和参加劳动的同学们回到学校,立即和那些从各地返校的师生们一起搬迁到龚家湾的新校址去。龚家湾在城市西郊,新升格的兰州市第九中学设在这里的一块荒地上,没有围墙和校门,只是毫无章法地盖了一些平房作为校舍。也许是因为还在初建阶段,九中的初中部分仍留在小西湖原校址,搬到龚家湾新校址的只有两班高中一年级学生,全部住校。宿舍和教室一样大,几十个人住一间,每间有两排大通铺,只能挤着睡。我们班的同学一部分是当地工农子女,说兰州话;另一部分是近年迁入兰州的工矿企业的子弟,说普通话或者东北话。他们的年龄都比我大,多数十五六岁,还有十七八岁甚至二十来岁的,都是我的哥哥姐姐,因此都喜欢我、关照我,有几个家在农村的大姐姐还时不时把家里的东果梨带给我吃,使我感到非常温暖。

我们的班主任叫章惠农,是复旦大学毕业的数学教师,长得很帅,说一口上海腔的普通话,对学生很严厉,从来没有笑脸,几乎没和我搭过腔,我也就非常不喜欢他。语文老师叫赵挺,戴近视眼镜,说一口标准的普通话,待人既和气又诚恳,课也讲得好,自然受学生们爱戴。没多久,我在一次作文课上写了两首诗,他很欣赏,不仅给了很好的评语,还在课堂上读给全班同学听,让大家向我学习。生物老师是一位姓陶的江南女子,刚从北京师范大学毕业,很腼腆,爱笑,我在心里把她也看成大姐姐。

学校的伙食非常糟糕。起初还有些粗粮和细粮混杂的馒头米饭之类,没过多久便只有干巴巴的蒸土豆了。头两天,同学们还觉得挺新鲜,但是连吃几天之后就失去了胃口,甚至对这种没有蔬菜和油腥的所谓饭食产生了恐惧,只是为了充饥才强迫自己在每次开饭时硬吃两块。日子一长,人人都觉得肚子总是很饿,却不断胀气,忍不住要放屁。上课的时候,大家当然要尽量忍,一下课就忍不住了,马上此呼彼应地放起来;夜间挤在通铺上睡觉,更是放个不停,在很长时间里搞得满宿舍炮声隆隆。后来,这种本来无意识的夜间集体放屁演变成了有意识的集体活动,而且加进了游乐色彩:同学们各显其能,互相配合,分别把自己的屁声控制成或长或短、或粗或细、或响亮或沉闷的音调,时而独放时而齐放,有的还能婉转起伏,俨然构成了一种奇特的交响乐。在这种时候,大家都忘记了饥饿和烦恼,反而都只是欢笑。在我们的生活中,似乎只有这么一点欢笑,但也很快被制止了:几天后的一个夜间,我们正在重复这种边演奏放屁交响乐边肆意欢笑的活动时,窗外突然响起一声怒吼:你们在干什么?都给我放老实点!大家都听出是章惠农老师的声音,就一下子全止住了放屁声和欢笑声。整个宿舍顿时陷入令人痛苦的死寂,每个人都觉得十分懊丧。

尽管环境恶劣,条件艰苦,我对在这里开始的新的学习生活还是充满了很乐观的期待,因此学得格外用功。除了上课和做作业,我还利用一切课外时间读文学作品,在开学后的头一个月就读完了高植翻译的四大卷《战争与和平》以及另外几部外国小说。就在那个时候,我下定了走文学之路的决心。同学当中也有特别喜欢文学的,一个名叫谢廷訾的当地青年还能写出很不错的抒情诗和叙事诗,曾经好几次读给我听。他还私下给我讲了不少当地的民情和大事件,其中很让我吃惊的是:前不久某少数民族叛乱,为了迅速平定,国防部长彭德怀元帅还亲自到兰州来了一趟。但我对此类事情只是听听而已,并没有动脑筋多想。我的心思毕竟集中在学习上。我的目标很明确:在高中阶段取得比以往更优异的成绩,争取三年后考一个好大学,使自己成为一个出色的人才。为此,我不仅要能吃苦,还必须专心致志,心无旁骛。

谁知我这种想法很快就遭到了致命打击:开学还不到两个月,我们就被迫停课了!全体学生一律参加大炼钢铁!

那一年,作为大跃进最响亮的口号是超英赶美,国家制定的最宏伟的指标则是钢产量翻一番从500多万吨一下子增加到1070万吨。当时国民经济基础极度薄弱,靠几个现有的国营钢铁企业根本不可能完成这个任务,但是伟大领袖自有高招:发动群众,号召全民大炼钢铁。全民正处于狂热中,自然群起响应,而兰州市第九中学据说要被树为全市教育系统的一面红旗,必须起表率作用,就毫不犹豫地停止了教学,决心倾全力办一座钢铁厂。

不能上课了,我心里很不痛快,而对学校办钢铁厂,我更是觉得不成体统。想来想去,我只能把这种事情看成胡闹:让一百多名全靠蒸土豆充饥的高一学生凭空去办什么钢铁厂,这不是疯子逼人瞎折腾么?

当然,说成让我们凭空办钢铁厂并不确切,因为在我们正式投入这一壮举之前,已经有人提供了一些基本生产资料:一座高炉,也叫冲天炉,据说是炼铁的;两座转炉,也叫贝氏炉,据说是炼钢的;一堆焦碳,据说是炼铁和炼钢的燃料;还有一堆各式各样的废钢铁,据说是供我们炼钢用的原料。这些基本生产资料都堆放在为我们选定的厂址学校西边大约3公里的一块坡地上。我和同学们到这里后,发现已经有了这些东西,心里明白是政府提前派人准备的,那就不是让我们搞无米之炊了。但也只是有了这些东西而已;要把钢铁厂办起来,投入生产,还连一点头绪也没有呢。

不用说,一切都有人组织,有人指导,我和同学们只管充当免费劳动力就是了,让干什么就干什么,让怎么干就怎么干,让干多长时间就干多长时间哪怕夜以继日。

根本没有什么厂房之类,也没有听说要盖房子,看来我们要建设的是一座连围墙也不设的露天钢铁厂。要干的第一件事情是为高炉打地基,砌基座,然后把横放在一边的高炉竖起来,安装并固定在基座上。光是打地基、砌基座就花费了好几天时间。我和多数同学的工作只是挖土、夯土、搬砖,干一阵子就累了,日复一日地连着干,更是大家都吃不消。把高炉竖起来安装和固定好,那就更艰苦了:先得用粗木料在几个方位搭几个很大的架子,都装上滑轮,然后上百人分别在东南西北拉动几十米长的粗麻绳,把十五六米高、上十吨重的高炉一点点吊起来,再一点点移动到基座上,仔细定位、安装。这个过程不仅费时费力,而且十分危险,稍有不慎就会发生意外。我在长时间拉着粗麻绳时,一面身体后倾拚命使劲,一面在脑子里想:这就是读高中吗?真是见鬼!当然,我没有说出口。

经过多日苦战,高炉终于直直地矗立起来。两座转炉是本来就带架子的,不必劳神费力搞什么安装。但是高炉和转炉送来时都只是空壳子,必须在炉膛中用耐火砖砌上一层又一层炉壁。砌耐火砖不能用水泥和沙土,得用一种粘稠的叫做水玻璃的粘合剂;有同学开玩笑说:这东西像精液。砌耐火砖是细活,只有少数特选的人干,多数人则是当下手,干杂活,比如搬砖之类。这也干了好些日子。

那些日子,每次获得较长时间的休息,我便立即就地躺下睡一觉。兰州的气候很怪,深秋时节中午还觉得热,到傍晚就寒气袭人了,入夜后更是冻得牙齿打颤。我破旧的衣衫本来单薄,睡在空气和地气都冷入骨髓的土地上又没有东西铺盖,身体自然要受到摧残。可我顾不了那么多。总是又饿又累,我已经很难支撑,不利用宝贵的休息时间就地睡一阵子,缓解一下疲劳,恢复一点体力,我就不可能接着干下去了。

大约半个月后,高炉和转炉都完成了准备工作,据说已经可以开始炼钢。就在这个时候,我突然倒了下来。先是高烧不止,随后双腿剧烈疼痛,连站立都困难,走路更是举步维艰。原以为只是偶感风寒,歇两天就会没事,可是在床上躺了几天,情况竟越来越严重,于是由几个同学用架子车把我拉到城里的一家医院去看,诊断的结果是除了重感冒之外还患了严重的风湿性关节炎。医生说需要住院治疗,但是我没有钱,就只是让医生打了一针,开了些药,回学校去静卧了。同学们不能守着我,第二天都回了钢铁厂,临走时在我身边放了些食品,让我自己在饿的时候吃。我独自一人躺在大通铺上,寂寞之中感到无限悲凉,忍不住想喊妈妈,却没有喊出口。过了好一阵,我想上厕所,就硬撑着下了床,跌跌撞撞地出了门,不料刚走到门口就跌倒了,再也站不起身,只好在地上艰难地爬行。宿舍距厕所不过六七十米远,我爬了一来回,竟用了差不多半小时。重新躺到通铺上时,我伤心地哭了,心里想:天哪,我是不是就要死在这里了呢?

我没有死,而且逐渐退去了高烧,但是仍然不能下床活动,硬是干躺了十多天,才恢复了一半体力,关节炎则已无法消除,双腿即便后来能走路了也经常疼痛难忍。所以,我再也没有去钢铁厂干活。至于钢铁厂的生产情况,我不想问,只是听同学们说很不顺利,反复折腾了那么久,终究没能炼出钢来。也许是上面有人不甘心失败,逼着同学们又坚持了一些日子,直到秋去冬来,天气转寒,才准许撤离。

一场闹剧过后,学校又恢复了教学。这时已到了学期末,只上了三四周课就得匆匆准备考试,然后放寒假。这时我接到妈妈的信,说是已经联系好让我转回西安二十中继续读书,下学期不必再到兰州受罪了。同学们知道后,都为我高兴,但又都有些依依不舍。有人买了个硬皮的小笔记本,题上辞送给我,其他同学也争着在这个小本子上题辞留念,有的还写了诗歌。虽然已经过去半个世纪,这个小本子我至今还珍藏着。

要离开兰州时,我黯然想:我高中生活的第一页就这样揭过去了。整整一个学期,我学了些什么,干了些什么呢?留在心底的,只是一堆杂乱无章的苦涩记忆。但是,它们对我来说并非毫无意义。不管怎么说,我总算经历并参与了大跃进,而且在大跃进中一下子长大了;也可以说,我正是在大跃进中提前行了成人礼。

再次来到又小又破而且脏乱不堪的兰州火车站,我脑海中不禁浮起半年前初到这里时所目睹的一辆卡车拉着五六十个拖斗蜗牛般蠕动的大跃进放卫星的壮观场景。曾几何时,那种景象已经不可能再出现了,它造成的宏大气势也已荡然无存,取代它的是一种仿佛面临死亡的绝望之气。

在拥挤的候车厅里,我遭遇了一个小意外:一个中年男子提着一个铺盖卷走到我坐的长条椅前,把铺盖卷放在我身边说:请你照看一下。说罢就离开了。没多久,两个警察来到我的面前,很不客气地问:这个行李是谁的?我如实说是一个陌生人托我照看的。警察什么也不再说,抓起那个铺盖卷就走,同时让我带着自己的行李跟他们一起到一个房子里去,盘问我的身份之类,还让我把自己的行李打开,仔细检查了一番,俨然把我当成了嫌疑犯。我觉得自己受了侮辱,气得直想跟他们大吵,但还是忍住了。幸而折腾了一阵,他们总算把我放了出来。

我就带着兰州给我的这个新的恶劣印象上了返回西安的火车。我在心里说:别了,兰州!别了,大跃进!别了,我的提前举行的苦涩的成人礼!


2008年10月27日晨6时竣







那是另一种成人礼在我远未成年时被迫遭遇的一段苦涩的经历。



古代中国男子二十岁行冠礼,大致相当于后世之成人礼;当代中国,男女皆在满十八岁时行成人礼,电视上过段时间就会播出各地搞的如出一辙的仪式,内容以宣誓之类为主。无论古代的冠礼还是当代的成人礼,都是既隆重又充满喜庆意味的,因而都会在人的一生中留下难忘的记忆。这些都和我无缘。但是回想起来,我也算是经历过成人礼呵。那是另一种成人礼在我远未成年时被迫遭遇的一段苦涩的经历。

整整半个世纪之前的1958年盛夏,我和哥哥茂忠同时从西安市第十二中学五八级三班毕业,又同时参加了升学考试。我们哥俩学习成绩都很好,当年初中升高中的比例又很可观,大家都说我们肯定会被双双录取。谁料结果恰恰相反,我们双双被淘汰了。全家都很失望,妈妈更是把她的痛苦尽情发泄出来。她从幼儿园下班回到家里,一反平时的沉静姿态,大声嘟嚷个不停,反复说:怎么会这样呢?经过探问,终于搞清了原因:有人认为我们的父亲上过黄埔军校,又在国民党军队的汽车兵团当过军官,是历史反革命,所以不能让我们升学。显然是因为刚搞过反右运动,而且余波仍在荡漾,各方面的政治关就把得格外严了,竟然连初中升高中的政审都抓得那么狠!难怪十二中那个满脸横肉的姓牛的女政工专干一看见我们哥俩就露出凶神恶煞的神气。

那时我十四岁,还处在少年时代。对于政治斗争的严酷性,我当然还没有什么认识,但是在过去若干年中毕竟也已耳闻目睹了不少令人毛骨悚然的事件。远的不说,就在我们初中毕业前夕,学校传达室那位待人十分和蔼的杨师傅突然被人五花大绑抓走了。同学们在一旁围观,个个吓得不敢吱声,后来才有人说,原来杨师傅是潜藏的反革命,在河南老家躲过了镇压,跑到这里来避风险,结果还是被查出了底细,看来终究难逃一死。类似情景,那个年代在各个地方都经常出现。正因为如此,人们一听到反革命就心惊胆战,生怕又有人被抓被杀。在这种情势中,我和哥哥作为历史反革命的儿子被挡在高中门外,又有什么话好说呢?只能自认倒霉。

无奈之下,农历六月刚满十六岁的哥哥只好到工厂当学徒工。我也想去,但是妈妈说什么也不答应。她和爸爸一致决定,无论如何要让我继续读书!当时爸爸在敦煌修公路,不能离开,就请在兰州工作的浙江同乡帮忙解决问题。那位同乡很快给我联系好了他家附近的一所中学本来叫兰州市第三初中,位于黄河边的小西湖,在大跃进的浪潮中刚升格为完全中学,名字也改为兰州市第九中学,新学年开始前就要迁到龚家湾的新校址去。也许是因为学生不够多吧,那个学校对录取我并没有提什么苛刻条件,只是让我把初中毕业证带去,就答应接收了。

8月下旬,妈妈凑了些钱,给我买了张硬座慢车票,把我送上了西行列车。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独自出远门,而且,从此我就要像个成年人,开始独立生活了。也许可以说,这就是命运迫使我提前接受的成人礼的开端吧。

陈旧而肮脏的客车在越往西越荒凉的旅途上咣当咣当走了十多个小时,终于到了兰州。真想不到,兰州火车站又小又破,实在令人憋气。我背着行李卷快步走到检票口,又快步穿过拥挤的通道,进入了这个我就要开始独立生活的城市。正要找人打听去学校的路怎么走,却被眼前喧闹的景象吸引住了。打眼一看,前面大街两侧挤满了人,都瞪大眼睛盯着从来没有见过的奇观:一辆卡车挂着大约五十个装满重物的拖斗,慢慢地蠕动着,那速度简直和蜗牛差不多,如果不仔细看,就会觉得它们是静卧在街道上的怪物,也许是什么人在这里搞展览呢。那怪物像条黑色巨龙,长达200多米,显然是从北面爬过来的,在火车站前折而向西,前半截的100多米已经拐了弯,横在东西向的街上,后半截的100多米还没有拐过弯,仍竖立在南北向的街上。看样子,拐弯和行进都极艰难,而且搞不好就会出乱子,所以每个拖斗两侧都有头戴柳条帽的工人在紧张地照应着,工人总数至少有三百名。从北向南和从东向西的两条大街,除此之外自然不可能再有其他车辆行驶,连自行车也没有一辆。行人也不许通行。这片地区的交通,事实上完全处于瘫痪状态,而且要持续很长时间,因此给各方面造成的损失,不知道该怎么计算。挤着欣赏奇观的市民数以万计,他们为此白白耗费了半天时间,也不知道耽误了多少事情,那笔账更是没法算了。这究竟是为什么呵?我根本无法理解,只是从身边一些人的讥诮声中多少明白了一点由头:咳,这一下算是放了个大卫星!原来大跃进就是这个样子!

哦,大跃进!放卫星!我刚踏上兰州的土地,就一下子目睹了正在中国城乡普遍形成竞赛热潮的伟大运动的一幕,真是大开眼界。然而我的心里说不出是什么滋味。

第二天,我看到了一张甘肃日报,是用粗糙得发硬的灰色新闻纸印的,上面登的一条很醒目的消息就是:一辆卡车带了五十多个拖斗,不仅打破了全国纪录,而且打破了世界纪录,充分显示了中国人民的惊人能力。兰州放了这样一颗大卫星,是大跃进的辉煌成果,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

已经升格为兰州市第九中学的三初中坐落在黄河岸上,地势低,房屋破,除了黄河的浊浪,周围没有任何风景可以观赏。我不明白这个地方为什么叫做小西湖,但也不想探问。在校内找到相关人员报了名,被安顿了住处,就有人来带我去参加劳动:烧制水泥。虽然还在暑假之中,大部分学生回了家,但是仍有一些学生留在校内不是闲住,而是从事劳动生产。我既然已经成为这里的学生,自然也得参加到劳动生产中去。对我来说,这算不了什么从童年起,放牛、种地、卖冰棍、干小工,我早就习惯于胜任和不胜任的劳动生产了,苦和累都不怕。在我心头升起的,倒是一种带点喜悦的好奇心:水泥是怎么烧制的呢?以前根本不知道,也没想过,现在却要亲手干这种活了,不仅很有意思,而且可以学到一门新的技艺,真好!但是到烧制现场一看,我心头的喜悦和好奇心顿时就被泼了冷水。那是两个设在屋檐下的用泥巴糊起来的小炉灶,只有一个学生守着。我不知道该干什么,事实上也没有可干的事情,就在那个学生旁边蹲下,傻傻地盯着小炉灶发呆。过了好一阵子,那个学生才对我说起话来:我们烧的是二百号。我不解地问:什么叫二百号?他对我说那是水泥的等级标号,并说二百号是比较低的。说着,他从炉灶前的一个坑里抓出几个形状像煤球的赭黄色疙瘩给我看:这就是二百号。我很惊讶:这种东西也算是水泥呀?用这种东西盖房子,能行吗?那个学生笑着说:总比黄土强吧。说着,他又从另一个坑里抓出几个同样形状的灰色疙瘩给我看:我们常见的水泥是这种五百号的,质量高得多,咱们也能烧,但是原料不好搞,工艺也比较复杂。我不再说什么,只是在心里想:无论二百号还是五百号,在眼前的小炉灶中烧制,费半天工夫,一次只能烧几十斤,而且没有技术含量,充其量只能算是一种实验,和真正的生产根本沾不上边,实在没有什么意思。真不明白三初中为什么要搞这种东西。也许,这是为了体现自己投入了大跃进罢。

我和水泥生产的缘分仅此而已。第二天,我就和在校的同学们一起被派去参加兰州市政工程建设了挖掘一条可能长达几十公里的地坑。那地坑好像是为了铺设巨型管道而挖掘的,宽度有六七米,深度已经有十多米,还要继续往下挖,施工者上下都得坐吊篮。也许是劳动力不够,也许是为了节省资金,施工者大都是从各方面抽调的各类人员,连我这样只有十四岁的中学生也作为免费劳动力抽来了,而且白天干了夜里还得接着干。我和那些成年人一样,不停地在坑底拚命挥动双臂,挖掘越来越硬的土层,再把挖出的泥土一次次铲进大吊篮,由上面的人拉上去倒在两边,胳膊累得抬不动了也不能休息。每天都是到后半夜才能睡几个小时,我的感觉简直像是掉进了地狱。更糟糕的是,第三天深夜,我正在继续挖土时,那只刚刚拉上去的大吊篮突然掉了下来,连同一百多斤重的泥土砸在我的背上,我顿时昏厥在地。就这样,我也不能回校休养,被人救醒后睡了几个小时就又被派到坑底去挖土。

在工地干了差不多十天,就到要开学的时间了。我和参加劳动的同学们回到学校,立即和那些从各地返校的师生们一起搬迁到龚家湾的新校址去。龚家湾在城市西郊,新升格的兰州市第九中学设在这里的一块荒地上,没有围墙和校门,只是毫无章法地盖了一些平房作为校舍。也许是因为还在初建阶段,九中的初中部分仍留在小西湖原校址,搬到龚家湾新校址的只有两班高中一年级学生,全部住校。宿舍和教室一样大,几十个人住一间,每间有两排大通铺,只能挤着睡。我们班的同学一部分是当地工农子女,说兰州话;另一部分是近年迁入兰州的工矿企业的子弟,说普通话或者东北话。他们的年龄都比我大,多数十五六岁,还有十七八岁甚至二十来岁的,都是我的哥哥姐姐,因此都喜欢我、关照我,有几个家在农村的大姐姐还时不时把家里的东果梨带给我吃,使我感到非常温暖。

我们的班主任叫章惠农,是复旦大学毕业的数学教师,长得很帅,说一口上海腔的普通话,对学生很严厉,从来没有笑脸,几乎没和我搭过腔,我也就非常不喜欢他。语文老师叫赵挺,戴近视眼镜,说一口标准的普通话,待人既和气又诚恳,课也讲得好,自然受学生们爱戴。没多久,我在一次作文课上写了两首诗,他很欣赏,不仅给了很好的评语,还在课堂上读给全班同学听,让大家向我学习。生物老师是一位姓陶的江南女子,刚从北京师范大学毕业,很腼腆,爱笑,我在心里把她也看成大姐姐。

学校的伙食非常糟糕。起初还有些粗粮和细粮混杂的馒头米饭之类,没过多久便只有干巴巴的蒸土豆了。头两天,同学们还觉得挺新鲜,但是连吃几天之后就失去了胃口,甚至对这种没有蔬菜和油腥的所谓饭食产生了恐惧,只是为了充饥才强迫自己在每次开饭时硬吃两块。日子一长,人人都觉得肚子总是很饿,却不断胀气,忍不住要放屁。上课的时候,大家当然要尽量忍,一下课就忍不住了,马上此呼彼应地放起来;夜间挤在通铺上睡觉,更是放个不停,在很长时间里搞得满宿舍炮声隆隆。后来,这种本来无意识的夜间集体放屁演变成了有意识的集体活动,而且加进了游乐色彩:同学们各显其能,互相配合,分别把自己的屁声控制成或长或短、或粗或细、或响亮或沉闷的音调,时而独放时而齐放,有的还能婉转起伏,俨然构成了一种奇特的交响乐。在这种时候,大家都忘记了饥饿和烦恼,反而都只是欢笑。在我们的生活中,似乎只有这么一点欢笑,但也很快被制止了:几天后的一个夜间,我们正在重复这种边演奏放屁交响乐边肆意欢笑的活动时,窗外突然响起一声怒吼:你们在干什么?都给我放老实点!大家都听出是章惠农老师的声音,就一下子全止住了放屁声和欢笑声。整个宿舍顿时陷入令人痛苦的死寂,每个人都觉得十分懊丧。

尽管环境恶劣,条件艰苦,我对在这里开始的新的学习生活还是充满了很乐观的期待,因此学得格外用功。除了上课和做作业,我还利用一切课外时间读文学作品,在开学后的头一个月就读完了高植翻译的四大卷《战争与和平》以及另外几部外国小说。就在那个时候,我下定了走文学之路的决心。同学当中也有特别喜欢文学的,一个名叫谢廷訾的当地青年还能写出很不错的抒情诗和叙事诗,曾经好几次读给我听。他还私下给我讲了不少当地的民情和大事件,其中很让我吃惊的是:前不久某少数民族叛乱,为了迅速平定,国防部长彭德怀元帅还亲自到兰州来了一趟。但我对此类事情只是听听而已,并没有动脑筋多想。我的心思毕竟集中在学习上。我的目标很明确:在高中阶段取得比以往更优异的成绩,争取三年后考一个好大学,使自己成为一个出色的人才。为此,我不仅要能吃苦,还必须专心致志,心无旁骛。

谁知我这种想法很快就遭到了致命打击:开学还不到两个月,我们就被迫停课了!全体学生一律参加大炼钢铁!

那一年,作为大跃进最响亮的口号是超英赶美,国家制定的最宏伟的指标则是钢产量翻一番从500多万吨一下子增加到1070万吨。当时国民经济基础极度薄弱,靠几个现有的国营钢铁企业根本不可能完成这个任务,但是伟大领袖自有高招:发动群众,号召全民大炼钢铁。全民正处于狂热中,自然群起响应,而兰州市第九中学据说要被树为全市教育系统的一面红旗,必须起表率作用,就毫不犹豫地停止了教学,决心倾全力办一座钢铁厂。

不能上课了,我心里很不痛快,而对学校办钢铁厂,我更是觉得不成体统。想来想去,我只能把这种事情看成胡闹:让一百多名全靠蒸土豆充饥的高一学生凭空去办什么钢铁厂,这不是疯子逼人瞎折腾么?

当然,说成让我们凭空办钢铁厂并不确切,因为在我们正式投入这一壮举之前,已经有人提供了一些基本生产资料:一座高炉,也叫冲天炉,据说是炼铁的;两座转炉,也叫贝氏炉,据说是炼钢的;一堆焦碳,据说是炼铁和炼钢的燃料;还有一堆各式各样的废钢铁,据说是供我们炼钢用的原料。这些基本生产资料都堆放在为我们选定的厂址学校西边大约3公里的一块坡地上。我和同学们到这里后,发现已经有了这些东西,心里明白是政府提前派人准备的,那就不是让我们搞无米之炊了。但也只是有了这些东西而已;要把钢铁厂办起来,投入生产,还连一点头绪也没有呢。

不用说,一切都有人组织,有人指导,我和同学们只管充当免费劳动力就是了,让干什么就干什么,让怎么干就怎么干,让干多长时间就干多长时间哪怕夜以继日。

根本没有什么厂房之类,也没有听说要盖房子,看来我们要建设的是一座连围墙也不设的露天钢铁厂。要干的第一件事情是为高炉打地基,砌基座,然后把横放在一边的高炉竖起来,安装并固定在基座上。光是打地基、砌基座就花费了好几天时间。我和多数同学的工作只是挖土、夯土、搬砖,干一阵子就累了,日复一日地连着干,更是大家都吃不消。把高炉竖起来安装和固定好,那就更艰苦了:先得用粗木料在几个方位搭几个很大的架子,都装上滑轮,然后上百人分别在东南西北拉动几十米长的粗麻绳,把十五六米高、上十吨重的高炉一点点吊起来,再一点点移动到基座上,仔细定位、安装。这个过程不仅费时费力,而且十分危险,稍有不慎就会发生意外。我在长时间拉着粗麻绳时,一面身体后倾拚命使劲,一面在脑子里想:这就是读高中吗?真是见鬼!当然,我没有说出口。

经过多日苦战,高炉终于直直地矗立起来。两座转炉是本来就带架子的,不必劳神费力搞什么安装。但是高炉和转炉送来时都只是空壳子,必须在炉膛中用耐火砖砌上一层又一层炉壁。砌耐火砖不能用水泥和沙土,得用一种粘稠的叫做水玻璃的粘合剂;有同学开玩笑说:这东西像精液。砌耐火砖是细活,只有少数特选的人干,多数人则是当下手,干杂活,比如搬砖之类。这也干了好些日子。

那些日子,每次获得较长时间的休息,我便立即就地躺下睡一觉。兰州的气候很怪,深秋时节中午还觉得热,到傍晚就寒气袭人了,入夜后更是冻得牙齿打颤。我破旧的衣衫本来单薄,睡在空气和地气都冷入骨髓的土地上又没有东西铺盖,身体自然要受到摧残。可我顾不了那么多。总是又饿又累,我已经很难支撑,不利用宝贵的休息时间就地睡一阵子,缓解一下疲劳,恢复一点体力,我就不可能接着干下去了。

大约半个月后,高炉和转炉都完成了准备工作,据说已经可以开始炼钢。就在这个时候,我突然倒了下来。先是高烧不止,随后双腿剧烈疼痛,连站立都困难,走路更是举步维艰。原以为只是偶感风寒,歇两天就会没事,可是在床上躺了几天,情况竟越来越严重,于是由几个同学用架子车把我拉到城里的一家医院去看,诊断的结果是除了重感冒之外还患了严重的风湿性关节炎。医生说需要住院治疗,但是我没有钱,就只是让医生打了一针,开了些药,回学校去静卧了。同学们不能守着我,第二天都回了钢铁厂,临走时在我身边放了些食品,让我自己在饿的时候吃。我独自一人躺在大通铺上,寂寞之中感到无限悲凉,忍不住想喊妈妈,却没有喊出口。过了好一阵,我想上厕所,就硬撑着下了床,跌跌撞撞地出了门,不料刚走到门口就跌倒了,再也站不起身,只好在地上艰难地爬行。宿舍距厕所不过六七十米远,我爬了一来回,竟用了差不多半小时。重新躺到通铺上时,我伤心地哭了,心里想:天哪,我是不是就要死在这里了呢?

我没有死,而且逐渐退去了高烧,但是仍然不能下床活动,硬是干躺了十多天,才恢复了一半体力,关节炎则已无法消除,双腿即便后来能走路了也经常疼痛难忍。所以,我再也没有去钢铁厂干活。至于钢铁厂的生产情况,我不想问,只是听同学们说很不顺利,反复折腾了那么久,终究没能炼出钢来。也许是上面有人不甘心失败,逼着同学们又坚持了一些日子,直到秋去冬来,天气转寒,才准许撤离。

一场闹剧过后,学校又恢复了教学。这时已到了学期末,只上了三四周课就得匆匆准备考试,然后放寒假。这时我接到妈妈的信,说是已经联系好让我转回西安二十中继续读书,下学期不必再到兰州受罪了。同学们知道后,都为我高兴,但又都有些依依不舍。有人买了个硬皮的小笔记本,题上辞送给我,其他同学也争着在这个小本子上题辞留念,有的还写了诗歌。虽然已经过去半个世纪,这个小本子我至今还珍藏着。

要离开兰州时,我黯然想:我高中生活的第一页就这样揭过去了。整整一个学期,我学了些什么,干了些什么呢?留在心底的,只是一堆杂乱无章的苦涩记忆。但是,它们对我来说并非毫无意义。不管怎么说,我总算经历并参与了大跃进,而且在大跃进中一下子长大了;也可以说,我正是在大跃进中提前行了成人礼。

再次来到又小又破而且脏乱不堪的兰州火车站,我脑海中不禁浮起半年前初到这里时所目睹的一辆卡车拉着五六十个拖斗蜗牛般蠕动的大跃进放卫星的壮观场景。曾几何时,那种景象已经不可能再出现了,它造成的宏大气势也已荡然无存,取代它的是一种仿佛面临死亡的绝望之气。

在拥挤的候车厅里,我遭遇了一个小意外:一个中年男子提着一个铺盖卷走到我坐的长条椅前,把铺盖卷放在我身边说:请你照看一下。说罢就离开了。没多久,两个警察来到我的面前,很不客气地问:这个行李是谁的?我如实说是一个陌生人托我照看的。警察什么也不再说,抓起那个铺盖卷就走,同时让我带着自己的行李跟他们一起到一个房子里去,盘问我的身份之类,还让我把自己的行李打开,仔细检查了一番,俨然把我当成了嫌疑犯。我觉得自己受了侮辱,气得直想跟他们大吵,但还是忍住了。幸而折腾了一阵,他们总算把我放了出来。

我就带着兰州给我的这个新的恶劣印象上了返回西安的火车。我在心里说:别了,兰州!别了,大跃进!别了,我的提前举行的苦涩的成人礼!


2008年10月27日晨6时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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