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与人权》简介  编辑部  编辑启示
HRIC
RYRQ

《人与人权》首页栏目

时政焦点

公民权益

人权与法制

专题探讨

杂文与随笔

社会与维权

中国人权所属网站和刊物


中国人权网站


《华夏报》


《人权论坛》


报告和简报


"六四" 档案网站



网上献花,支持 "天安门母亲"


网站联络
约稿启事和通告
读者评论及来信

Forward Print


纪念俄罗斯作家索尔仁尼琴(二)王康访谈录
北明(美国)



他没有穷尽真理,他也没有看到自由和光明的真正凯旋,但他几乎穷尽了黑暗



四、索尔仁尼琴的归国之路及意义

北:比起八九年中国的流亡作家,老索很幸运。他在晚年能够带着尊严,堂堂正正回到自己的祖国。请介绍一下他归国及其前后的情况。

王:老索1974年2月14日被苏联当局驱逐出国,过了二十年,1994年7月21日苏联解体、苏共下台之后,他居然回到、可以说是凯旋式地回到了自己的祖国。当年老索被驱逐到苏黎世时就预言,已经看到了自己回到俄罗斯的那一天。他妻子说,老索真的具备一种预见未来的能力。老索深信自己终将回到俄国,这一信念从未改变,并支撑他克服一切困难从事了持久而巨量的创作。

老索从不认为自己是侨民和流亡者,他认为当代人类命运的关键仍然在于俄罗斯。虽然美国授予他荣誉公民称号,他早已失去苏俄国籍,他却比俄国国内所有人都更准确地预见到自己和俄国即将到来的命运。他曾把《古拉格群岛》的全部版税捐献给援助被监禁者及其家属俄罗斯公共基金》,建立《俄罗斯纪念文库》。1987年10月,他通过美国之音向戈尔巴乔夫政府发出信号,如果他的著作在苏联出版,他将返回自己的祖国。1989年苏联作协作出撤销开除老索会籍的决定。《新世界》大量刊载老索过去没有在国内发表的作品,一时形成索尔仁尼琴热。1990年老索发表《我们应当如何重建俄罗斯》,再次预言苏联即将解体,同时再次提出,俄国必须通过忏悔、自我克制、放弃帝国和专制以及复兴东正教才能得到新生。1992年叶利钦访美,亲自与老索通话,商定老索和他家人在适当时候返回俄国。1993年12月,75岁的老索告别美国,他和卡文迪什镇的邻居们告别时说,流亡永远是辛酸的,但是我不可能想像会有一个比卡文迪镇更美好的地方。

老索是乘飞机从美国穿过阿拉斯加,直接飞到弗拉迪沃斯托克,苏联的远东地带。然后坐火车,穿过整个西伯利亚回到莫斯科。这成了老索回归祖国、让人感慨万分、让整个俄罗斯激动、让世界媒体都关注的一次空前的文学凯旋:放逐到西方,从东方返回。1994年7月21日他到达莫斯科雅罗斯拉夫尔车站时,受到成千上万市民欢迎,当局派出大批警察,保安措施之严密,不亚于20年前把他驱逐出境时的情境。
  
北:作为一个苏联流亡文学首屈一指的代表人物,他的归程是苏联流亡文学的     重大事件。这一事件对苏联和俄罗斯文学意味着什么?

王:老索回到俄罗斯,意味着苏联文学的终结,意味着十九世纪俄罗斯伟大文学传统在俄罗斯的复活。意味着以老索为代表的集中营文学精神、流亡文学精神与与俄罗斯人道主义文学传统一道重新成为俄罗斯文学的主流,而充满谎言、虚饰和粗制滥造的苏联文学则沦为俄国文学的逆流和插曲。老索对祖国的回归,俄罗斯文学传统文学的重新接通,比当年伏尔泰和雨果对法兰西文学的回归更为世界文学史增添了史诗式的荣耀。

北:索尔仁尼琴在苏联解体之后结束20年的流亡生涯,回到自己祖国之后所面临的状况。他的去世对俄罗斯的集中营文学、流亡文学和流亡回国后的文学是不是一个很大的遗憾。

王:不仅是一个遗憾,老索回到俄国的时候,苏联已经解体,苏联共产党已经下台。老索的历史使命、文学使命的直接目标就是揭露、否定、对抗,最后结束这个红色帝国、集权主义的政权,这个历史使命已经完成。俄罗斯斯大林主义在精神上肯定被埋葬了,俄罗斯的集中营文学和俄罗斯流亡文学,作为一种文学形式同时终止了。索尔仁尼琴回到俄罗斯后14个年头,他的整个文学创作、他的整个思维、他的人生探索,某种意义上,都呈现出一种终止的状态。

北:就是说一个时代结束了。

王:关于老索的遗憾、终止和结束,我们还有话要说。越是伟大、独特的作家,越是深深地陷入时代的断层和生活的深渊。1945年,老索在被捕一刹那时曾处于双重失语状态,他无法抗议,他又不想呼喊,因为在野蛮面前,语言太苍白,而在几个秘密警察和几十号围观者面前,他的喊声毫无意义,他之所以没有号叫,是因为他已模模糊糊地感到,有朝一日他将向两亿人呼喊。有必要无数次引用老索获奖词的每句话,在集中营疲惫的长期徒步行军中,在冰冷的寒夜里,点点孤灯透过黑暗偶尔照亮了囚徒的队伍。不只一次,我们渴望着,要向世界吐出长久哽塞在喉头的郁结,只望这世界能听到我们之中任何人的申诉。此刻,我们心里非常清楚,代表我们的这位幸运使者,他只需放声呐喊,整个世界必将报以回应。

近二十年后,1974年12月10日,老索终于出现在斯德哥尔摩那个为他而推迟了四年的仪式中,这时的他已经不仅对两亿俄国人,而是对二十亿自由世界的男女发出了自己的心声。

俄国十九世纪天才辈出,群星满天,陀氏和托翁作为两位集大成者,在道德和精神意义上宣布了沙俄帝国的死刑,但是俄国的野蛮、黑暗、愚昧和专制本性远未消除,十月革命以更为恐怖和无耻的暴政将俄国和半个世界拖入噩梦。19世纪俄国大地的十字架更形沉重,毫无疑问,老索是扛起20世纪俄国十字架的第一人。

他是俄罗斯痛苦灵魂的伟大私生子,他属于只有在俄国才能孕育的人物不是一类,而是独一无二的一个:如果没有他,这个时代和国度的外观没有什么两样,但是他发现了它们的秘密,他是活在绞刑架下的先知,套用阿赫玛托娃的诗句,他的忧郁与绝望具有涅瓦河畔的壮阔和高加索积雪炫目的光芒。他几乎与地狱俄国同生共死,战争、杀戮、镇压、流放、苦役,告密、背叛、癌症,耳闻目睹身心遭遇的,除了荒野,就是十字架。他又从俄罗斯两百年特有的救赎与牺牲中、尤其扶助苦难俄国前行不止、不绝如缕的圣徒和殉道者那里,接过荆冠。他由此不能容忍自己沉默,不甘於只为一个破碎不堪的俄国作证,他要对整个俄罗斯和全世界发出声音,并且坚信,自己就是应召而来的使者,他一旦发音,世界将为之震骇,因为俄国正在展开和即将到来的岁月里所承受的,正是人类命运最沉痛最阴郁的角落,因为俄国的悲剧一开始就具有启示录式的世界意义,因为他很早就明白了那宿命般的责任,俄罗斯全部文学在二十世纪的使命最终将以史诗和《圣经》的规模和气象,与帝国、暴政、奴役、不义以及一切在俄国土地上蹂躏践踏灭绝人的现象相对峙抗衡,并最终凌驾其上。

从人类有文学以来,没有一位作家对人类命运产生过如此有力的影响,并由此永远拥有荆、桂两冠的殊荣。《古拉格群岛》并不仅仅是一部关于苏拉苏联共产主义罪行的编年史,也不仅仅为了摧毁有史以来最庞大的专制帝国的历史道义基石,它是关于一个伟大民族臣服于梦魇和妄灾的终极审判,它为历史、特别是极权主义历史重新立法:在二十世纪的特殊环境里,面对俄罗斯特有的悲剧命运,一旦有人道出真相,并把一张写字桌容纳不下的所有素材拼镶为一体,只要那片既真实又虚构的群岛从秘密档案、刑讯室、流放集中营和无数死亡中脱壳而出,苏俄帝国被审判被颠覆就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了。他证明了一条很简单的真理,再强盛的帝国,有时就坍塌在一位作家的纸页上,这看来类似于一个神迹,神说,这种制度不好,这个社会不义,神说,你把它们写出来,一切就结束了。

一部《古拉格群岛》,让欧洲共产主义在精神上瓦解,加缪和萨特的绝交,不啻是法国大革命后欧洲激进主义退潮的标志性事件。戈尔巴乔夫夫妇和苏共上层改革人士变革并最终唾弃苏联、苏共,他们的精神源头之一,便来自群岛。那里记录的是他们父辈、祖辈以及全体俄国人民的历史。即便斯大林、贝利亚一类暴君和刽子手的子女也无法绕开群岛,而能正常地呼吸。

当斯大林主义的幽灵重新在俄国上空游荡时,苏俄人民凭什么抵御那由党的领袖、元帅们、警察首领和全部国家机器推动的复辟浪潮?继十九世纪之后,经过近五十年的沉寂,苦难俄国再次拥有自己的代言人,作家、物理学家、诗人、大提琴手、功勋运动员、芭蕾舞演员、剧作家,老索站在最前面,他就没有从约伯天枰上退下来的一天。尽管包括萨哈洛夫、罗伊麦德维杰夫在内的俄国优秀人士并不赞同他那篇致苏联领导人的公开信,但历史证明,老索比他们更深刻,更了解俄国,他在精神上为俄国作出的诊断,一次又一次被嗣后的事件所证实:建立大帝国的梦想与一个高尚的民族是不相容的,建立大帝国的人民注定会遭殃的。

老索没有穷尽真理,他也没有看到自由和光明的真正凯旋,但他几乎穷尽了黑暗,不能说老索以一己之力结束了俄国历史最强大的专制帝国,但毫无疑问,如果没有《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没有《古拉格群岛》,俄国自恰达耶夫《哲学书简》以来沉重痛苦、英勇伟大的自我认识,将缺少最珍贵最重要的启示。

老索与其先辈一样,是奇迹创造者。他从牢狱和绝症里走出,内心仍然保持着勇气、怜悯心、正义感、眼泪和爱;他享有帝国赐予的恩荣,却丝毫不愿改变一名前集中营苦役犯的初衷;他荣膺世界最高文学殊荣,却被祖国驱逐出境;他领受了西方的自由、安宁、祝福和推崇,却从不放弃自己独立的人格和批判立场;他是20世纪弥漫全球的极权主义的最著名挽歌作者,他活着回到废墟般的祖国;他在人类现代最沉重的命运里留下过自己的足迹,他在旧时代死亡书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这就够了。我不知道老索临终前是否留下遗言,最后萦绕老索心中的,大概还是他曾向世人表白过的承诺:我深知自己的责任的沉重。请借用伏拉基米尔索洛维耶夫的话作结:

让我们手挽手围成一圈,完成我们沉痛的使命。

一个时代完全结束了。1994年到2008年14个年头,在整个后苏联时代、俄罗斯的新时代,他和所有俄国知识分子,某种意义上都失语了,都无法面对俄国新的巨大现实,这种现实巨大到什么程度?俄国五百多年以来,从瓦西理三世征服喀山以来,向西伯利亚的征服造成了世界上最大一个帝国,五百年间俄罗斯的努力全部毁于一旦,俄国分崩离析了,俄国变成了一个亚洲、欧洲、全世界的二流甚至三流国家。老索没有想到,俄国、他的祖国会面临这样的一个局面。尽管老索曾数次公开预言苏联的解体,但当他回到俄国后,还是感到前所未有的失望,俄国处于历史上未曾出现的严重情况。在这种情况下,包括他、包括很多俄国知识分子,包括前苏共领导人,叶利钦,戈尔巴乔夫,后来的普京等实际掌权的人,包括全世界知识分子,都在俄罗斯前所未有的历史境况面前失语。除了上帝,没有谁能够回答俄罗斯何去何从的问题。
  

五、索尔仁尼琴的精神资源
  
北:索尔仁尼琴我们都知道他生活在斯大林时代,跟49年之后中国作家生活在毛泽东时代恶劣的咨讯环境大同小异,那么索尔仁尼琴作为一个有世界影响的大作家,他的思想背景、精神资源是什么?
王:老索精神源头,主要有三方面。第一,俄国东正教。自从公元988年基督教垂降于俄罗斯后,俄国历代知识分子都跟东正教接下不解之缘。十月革命后,东正教本身被取缔、被宣布为非法,宗教唯心主义被认为是最反动最危险的敌对力量之一,因此更加珍贵、更加重要,更加根本。索尔仁尼琴并非全部思想资源都来自东正教,但越到后来,随着年龄、人生阅历的增长,他越发深入地回归东正教传统。在《古拉格群岛》这本最重要的代表作里,他多次提到东正教。在古拉格集中营里所有人物中,他最尊重,他以前根本不了解,一旦了解就特别敬服的不是那些政治反对派,不是那些立宪派、社会民党人和孟什维克,他们中有很多杰出人物,而是他以前不熟悉的俄国东正教人士,教士、主教,那些圣徒、殉道者。他认为他们才在精神上、灵魂上代表俄国的正统。在他们身上,他看到了在苏联社会里长期隔绝、荡然不存的美德,比如宽容,超然,英勇,比如谦卑,敬畏、感恩。尤其他们对上帝的虔诚,对永恒和不朽真理的向往,让他们面对监禁和暴力以至死亡时,能够从容无畏甚至带有诗意地面对。老索讲述了许多在索洛维茨岛修道院的悲惨而壮丽的故事。1930年夏天,几十名教派分子被押到一个荒岛上去,他们拒绝来自反基督者的一切,不肯在任何领取食物和生存必需品的文书上签字,结果全部饿死。他们的白骨形成一个完整的符号:一个也没有逃跑。老索问道,除了这些僧人、修士,谁能如此平静而尊严地面对死亡?这些殉道者,这些圣徒,构成了俄国历史穹隆中最灿烂最眩目的光辉。回到俄国后,面对分崩离析的俄国,老索仍然把最后希望寄托在上帝那里。他认为东正教在俄国历史上、尤其在黑暗年代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既有宗教意义,也有道德和社会意义。正教从根本上缔造了俄罗斯的传统、习俗、生活方式、价值观和心理结构。俄国正处在空前的不幸和危机中,处在道德沦丧、礼崩乐怀的境地,只有依靠宗教的力量才能够医治俄罗斯的心灵创伤。东正教是一颗一直闪烁在俄罗斯天上的星星,千万不要让它熄灭!

第二,他的精神源头还源自俄国十九世纪伟大的人道主义传统,十九世纪俄国伟大的贵族传统。这种传统,首先,反对专制主义、反对农奴制、反对蒙昧主义,希望在俄国土地上出现大写的人,希望俄国社会、俄国人民能够真正地实现福音书上所说的四海之内皆兄弟的那种宗教性的大爱与和谐。其次,从十二月党人开始,首先贵族知识分子,然后贫民知识分子,几代知识分子最珍贵的理想就是在俄国土地上建立人间天堂。他们看重的是道德的健全、精神的纯洁;他们抗议社会的不公正、苦难,希望这些罪孽在俄国土地上被消除。普希金是自由之子,涅克拉索夫,果戈里、莱蒙托夫、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俄国十九世纪几乎所有的诗人和作家,都坚持以俄罗斯命运、俄罗斯人民存在的意义和价值来决定他们的文学创作。这一传统,索尔仁尼琴切实继承下来了。就是瑞典皇家科学院给他授奖词里所说的那句话,他的文学作品体现了俄国十九世纪不可或缺的道德力量的传统。

第三,俄国二十世纪的文学现实土壤。虽然布尔什维克把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把官方意识形态钦定为俄国所有艺术家们必须遵循的天条,但是,俄国十九世纪的传统并没有完全消失。从20年代到40年代,文学仍然甚至更加成为俄罗斯痛苦灵魂的安慰,成为俄罗斯唯一的精神家园。有一些非常卓越的作家,以自杀的方式来表达对文学的殉道:勃洛克、叶塞宁、马雅科夫斯基,包括苏联作家协会书记法捷耶夫,包括伟大的女诗人茨维塔耶娃,他们都是老索的兄长或同代人。老索他不是孤立产生的,在二十世纪苏俄文学土壤里,包括帕斯捷尔纳克、象征派诗人皮里亚克、幽默大师米哈伊尔左琴科、大自然讴歌者普利什文、浪漫主义梦幻作家格林、帕乌斯扶夫斯基、讽刺高手扎米亚京、现实主义纪实作家爱伦堡、以及天才悲剧诗人曼德尔施塔姆、阿赫玛托娃、茨维塔耶娃,以及被称为萨米兹达特的苏联地下文学的杰出代表卡拉万斯基、马尔琴科、阿马利尼克、楚科夫斯卡娅、金斯堡、沙拉莫夫,他们与著名物理学家萨哈罗夫、著名历史学家罗伊麦德维杰夫、著名大提琴家罗斯特罗波维奇等人士共同组成了抗衡并最终埋葬斯大林主义和苏联共产主义制度的精神骑士团。不仅在历史、社会和政治意义上,而且在精神、文化和美学意义上,这个骑士团都是十九世纪从普希金到托尔斯泰俄国人道和自由精神的继承者。无论在国内还是在海外,老索都是这个享有世界声誉的英勇团队最忠实最有魅力的发言人之一。

第四,比较次要,但也不能忽略的是,老索毕竟生活在二十世纪。苏联虽然反对西方现代自由民主制度,但是知识界并没有完全阻断十九世纪赫尔岑等西化派知识分子融入西方现代文明潮流的传统。1975年6月30日,老索在华盛顿美国劳联-产联那次著名的演讲中,多次高度地肯定美国和西方的现代普世价值对俄国命运、对俄国知识界的正面影响。他的观点、倾向性和希望,在今天也没有过时:美国帮助欧洲赢得了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美国曾经两次使欧洲从战后废墟上得以复兴。在战后25年里,当欧洲许多国家都在打自己的算盘的时候,美国却一直作为欧洲的后盾承担了巨大的责任。很早以前,美国就以世界上最大方、最慷慨的国家而闻名。无论什么地区发生了水灾、地震、火灾、天灾,是谁首先提供救灾物资呢?是美国,是谁的援救数量最大而又无私呢?是美国。可是美国得到的报答又是什么呢?谴责声和咒骂声美国佬,滚回去!然而,尽管如此,也不能减轻美国的历史重任。历史的发展把美国推向了世界领导者的地位,不管你们愿意还是不愿意。一旦世界上出现新的、全球性的政治危机时(依我看,一个很尖锐的政治危机刚刚结束,下一个危机又随时可以到来),作出决定性的决策的重任,无论如何将要落到美国的肩上。老索说,在我本人、我的朋友、与我志同道合的人,以及除了高级阶层的人们以外的苏联普通人中,美国的形象总会引起仰慕和同情之感。仰慕的是你们的无限广阔的前景和你们的强大。你们自己往往估计不到这一点。未来是属于你们美国的。美国是个年轻的国度,拥有尚待利用的巨大潜力,辽阔的土地,广阔而无私的胸怀。老索曾经多次批评西方,但他比所有大俄罗斯主义者都清楚,西方尽管存有它们的弊端、丑恶与危机,但那都是自由和民主不得不付出的代价,而俄国的不幸和罪孽确源自专制,野蛮和愚昧。

当然,作为一个天才作家,不管有多少资源、多少源头,老索的创作,最根本的是他的人生体验、感受能力,是他的心灵形式以及他对俄国命运、俄国土壤、俄国人民的那一番不可改变、不可转让的担当精神,像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等先辈一样,这块土地,俄罗斯人民的命运,就是他本人的生命,就是他文学创作的全部目的。
  
北:老索生活在斯大林时代,那个时代奠定了他一生创作和思想的基石。索尔仁尼琴1983年在伦敦获宗教进步奖的授奖词中,针对苏联的问题说过这样的话:半个世纪以前,当我还是个孩童的时候,就听到不少老人们分析俄国之所以掉进灾难深渊的原因,那个原因是人忘记了上帝,这就是一切的起因。他说呢,自从那以后我花了50多年的时间来研究我们革命的历史,也就是苏联革命的历史。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读了数百本书,收集了好几百份个人的见证。并且他说他本人已经写了八部著作,试图帮助清理这个动荡后留下来的烂摊子。这场毁灭性的革命吞噬了六千万条俄国人的性命,但如果有人要我以简炼的言语来总结其根源,我实在想象不出有什么还会比重复这句话更为精确。这句话就是,人忘记了上帝,这就是一切的起因。他认为这句话是针对苏联问题的一把钥匙。事实上,那次著名的演讲的标题就是忘记了上帝迈向古拉格的第一步。您刚才介绍过了,他是在集中营里,在那些教士和圣徒身上,认识上帝的。我们看到,索尔仁尼琴的上帝,似乎不是一个抽象的观念,不是一般的宗教情怀,也不是他文学的工具,更不是他人生艰危时的拐杖。事实上,上帝是他作为一个知识分子解读人类现象的基石和他生命之根。老康,我想请您针对索尔仁尼琴的这个解释、他演讲中所强调的这种表述作一个评价。

王:刚才说过,老索的精神首先来自一千年的东正教传统。同时,老索不光是对东正教的回归,也是对十九世纪伟大文学传统的回归,尤其是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精神世界的回归。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最后都把希望寄托在上帝、寄托在十字架上。不管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本人的命运怎么样,俄罗斯的文学道路最后都意在为俄国历史命运提供真实的图景和精神上的出路。俄罗斯一直陷在一种巨大的时空宿命里。俄国横跨欧亚,亚洲和欧洲两种不同的原则始终在俄国同时存在,亚细亚专制主义传统和欧罗巴自由主义传统,在同一个国家同时存在,只有俄国才拥有这种独一无二的宿命。俄国太特殊了,若干先后或同时发生的历史事件与其地理环境共同加剧并强化了俄罗斯的内在冲突分裂。在老索时代,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他出生,第二次世界大战他亲自到东普鲁士参加反抗法西斯德国的战争。战争、革命,各种动荡充斥了俄罗斯的历史和土地。这种地缘关系和历史事件的交相激荡重叠,导致俄国人民对巨大悲剧命运的特殊感受,这种感受与东正教结合起来,就使俄国人比其他民族更具有一种弥塞亚救世主义的期盼。然而,正如别尔嘉耶夫、舍斯托夫等许多俄国思想家一再指出的那样,这种弥赛亚救世主义一但接受了马克思主义那样特殊的历史哲学,俄国几乎就不可避免地转向特殊的末世论和虚无主义,堕入特殊的无神论和唯物主义,并同时建立起一种史无前例的以戕害上帝的最高创造物生命为能事的专制暴政。在此意义上,老索曾反复提及的前苏联的巨大悲剧,莫斯科人口学家库尔干诺夫教授总结的六千六百万人的代价,根本的原因是忘记了上帝,就有了它的历史逻辑和血肉文本。不要说在中国,在整个西方得出这个结论都是很稀罕的。俄国人在面对自己命运的时候,无法也不愿用一般的历史理论、经济理论、意识形态理论来总结,他们宁愿返回俄国东正教传统、上帝的传统,才可能解释俄罗斯的命运。老索是一个非常虔诚的东正教信徒,可以说是二十世纪俄罗斯宗教唯心主义、宗教历史主义的最后一个代表性人物。我们中国人对俄罗斯的最大误读,就是从来不能理解宗教、上帝对于俄国的根本意义和绝对必需。

老索曾多次接触基督教徒。其中一次是在癌症手术床上,他在黑暗中与身旁另一张手术床上的基督徒囚犯进行了一次生死交流,老索直接感受到福音的启示。第二天清晨,那位基督信徒荣归天国,他的话却像光和盐一样留在老索心里。

俄国人自己再三提请,用理性和逻辑不能理解俄罗斯。老索也一再称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一位具有洞见真理能力的作家,一位很奇妙、充满智慧之光的人,美国作家艾力克森(Edward Ericson)也认为,老索是一个燃烧着信仰、理想,具有撼人心脾的生命体的作家。关于俄国20世纪的特殊噩运,向来有两种解释。一种是历史唯物主义、生产力、社会环境,一种是精神、信仰、人性。前者固然能从外部解释俄国的命运,而只有后者才能真实地从内部揭示俄国的悲剧。

老索坚持,人类应该也真实地拥有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价值观,它关于善、公义、怜悯、慈悲和爱的训诫具有绝对而永恒的性质。在老索心里,那就是《圣经》和耶酥。究竟是黑格尔、马克思、达尔文、尼采等西方理性主义、历史主义、进化学说和经济物质崇拜正确,是这些19、20世界性显学正确,还是老索和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特里萨修女、图图大主教们正确,究竟是宗奉物质力量的凯撒、拿破仑、希特勒、斯大林、毛泽东们代表了世界历史的法则,还是但丁、雨果、甘地、天安门母亲们体现了人类文明的真谛,稍有良知和常识能力的人们,都早已有了结论。

老索以其一生的受难和创作证明,上帝不是抽象的教条和空洞的存在,而是疗救人类灵魂的源头活水。至少,在无神论和唯物主义被奉为国家哲学的前苏联和今天的中国,人性的蜕变和堕落呈现出远比西方社会更加可悲的状态。20世纪发生在苏俄和中国等否弃神灵的国家的巨大祸乱,从根本上说,皆源于20世纪人类的特殊罪孽:现代迷狂。套用现代术语,一个至高的元逻辑已经宣告了20世纪现代迷狂的荒唐和破产;灵性之物高于任何物质状态,永恒之光终可彻照黑暗时代,天国临近的审判即一切专制帝国的覆灭。

至于老索对西方的批评,对自由、民主、多元、宪政的某种程度的漠视,其实从来只是索尔仁尼琴局限的伪命题。老索早早庄严指证,宇宙中有多少生物,就有多少中心。我们每个人都是宇宙中心,因此当一个沙哑的声音对你说你被捕了时,天地就崩溃了。他从未忘掉自己的文学使命,保留残酷的昏暗年代里的生命图景、人物命运、历史真相,并且请求没有生存下来的诸君原谅他没有看到一切,没有想到一切,没有猜到一切。武断地说,老索在独自面对人类历史上最庞大凶残的专制帝国时,对人的命运、自由、尊严、价值、意义的纪录、见证、珍藏、揭示,祭奠和颂扬,远在任何西方自由斗士和现代作家之上。何况,老索从未仅仅停留在人类现世祸福和一般权利上。他与托尔斯泰一样,最终信奉的是哪里有爱,哪里就有上帝这一古老而弥久长新的真理。在我看来,基督教的历史命运体现在西方的主要历程是敞朗、幸运、普泛,其福音真理由于工业文明和资本主义的进步而造福于整个西方,却因此流于浮浅,倾向实用哲学。同时,两次世界大战,奥斯威辛和充斥西方的商业主义成了这一历史进程难以避免的负面衍生品。在俄罗斯,基督教以悲剧史诗的形式获得了与西方大异其趣的展示。老索与其俄罗斯先驱一样,在道德和精神上不能满足于纯粹个人(首先是他们自己)的现世幸福,俄国自彼得大帝以来三个多世纪的西化历史,竟然导致了一个空前的暴政。智力和道德能力并不比西方自由主义者低劣的老索们从中得到的体验和结论,肯定不会与西方完全相同。
  
北:老索不接受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的颂扬和褒奖,却接受了普京的颁奖。有人因此指出,他最终还是一个大俄罗斯主义者,并没有超过19世纪斯拉夫派的历史局限。这个问题对西方和中国都有现实性。

王:许多西方和中国人对老索近年接受普京的颁奖和颂扬时所表露的大俄罗斯主义,颇不以为然。即使在这个最易使老索蒙诟,被指斥为专制帝国同路人和过时的民族沙文主义者的地方,我也要为他说几句。

在俄国,大俄罗斯主义,从1453年君士坦丁堡陷落时就产生了。500多年俄国人由于地理、逃避奴役和拓疆殖民以及东正教的世界观,无休止地轮番向东、西方扩张,是与西方从宗教改革、工业革命、启蒙运动和法国大革命迥然不同的历史运动,是人类历史上另一种意义上的现代化进程。俄国在欧亚大陆遭遇的战争、入侵、黑暗、耻辱,以及俄国二十几代先知、圣徒感受到的一切,从亲斯拉夫到泛斯拉夫到大俄罗斯主义,是人类历史巨大而特殊的部分,其中的经验教训,俄国人曾用了近三百年时间进行了极为深刻而有力的总结。自十二月党人、普希金到托尔斯泰,都是俄罗斯之子,某种程度上都是大俄罗斯主义者,正如华盛顿、杰佛逊、林肯都是美国之子,都是美国天定命运的信奉者,卢梭、伏尔泰、雨果都是法兰西之子一样。谁有资格在天下未成一家之前要求一个充满苦难的民族永远自我贬斥呢?自恰达耶夫开始,俄国人的自我审判,丝毫不亚于任何民族,尤其不逊色于20世纪的中国人。

同时,当俄国500多年的奋斗毁于一旦之际,谁能要求老索这位与俄罗斯生死与共的俄国文豪欢欣鼓舞呢,谁又有权力要求他把苏联与俄罗斯泾渭分明地区别开来呢。

同时,西方在冷战之后的作为,毕竟远未表现出基督精神和绅士风度,俄罗斯在自由、民主降临之际有求于西方的一切,那被承诺被期许的一切,始终渺茫。同时,如果俄国再支离破碎,单单它所拥有的核武库,又由谁来保证不落入恐怖主义者之手呢?

同时,更为根本的是,老索的大俄罗斯主义的精神内核,早已排除了第三罗马和第三国际的成分。不是别人,正是老索再三警告苏联当局、也告诫俄国同胞,追求大帝国的人民注定会遭殃,大帝国和道德高尚的人民是不相容的。事实上,老索直到临终前不久,还异常清醒而充满信心地预言,在21世纪,欧洲和美国都更需要俄罗斯作为伙伴。与其指责老索的大俄罗斯主义,不如以同情地理解、设身处地地体验作为俄罗斯良心和灵魂的老索的暮年心境,比起普希金为沙皇制度的辩护,果戈里对农奴制的赞扬以及陀思妥耶夫斯基天字第一号的大俄罗斯主义,老索对俄罗斯的血肉眷念,对俄罗斯现状的如焚忧心,对西方在苏联时代的软弱、在俄国解体之后的短视的失望和批评,已经充分体现出俄国现代精神的自我忏悔、宽容和底线。而正处于义和团和红卫兵式狂热民族主义的中国,有什么资格指责一个在血污中挣扎了74年,在灾妄和悲剧末路继续挣扎的俄国为自己基本的尊严与生存而对西方对世界发出的请求和忠告呢?

那些非难老索身上至死不渝的大俄罗斯主义的人们,该去读读先被俄国放逐后被俄国窒息的女诗人茨维塔耶娃的大俄罗斯情节:
  

所有的房屋都陌生,所有的
庙宇都空荡荡,但是
倘若在道路旁出现
灌木丛,尤其是山楂树

俄罗斯呀,哪怕失去一只手,
哪怕砍去双手!我也要用嘴唇
在断头台上书写满目疮痍的土地

我的骄傲,我的祖国!

与茨维塔耶娃一样,被誉为俄罗斯诗歌月亮的阿赫玛托娃也死于对俄罗斯的爱,她的《祖国土》难道读不出大俄罗斯情结:

我们不用护身香囊把她贴心佩戴,
也不以深情的诗为她失声痛哭,
她不给我们苦涩的梦增添酸楚,
她也不像是上帝许给你的天国乐土。
我们心中没有她的位置,
我们也不想拿她做买卖。
我们在她那儿默默地受难,
我们甚至记不起她的存在。

是的,在我们,她是套鞋上的污泥,
是的,在我们,她是洁齿间的砂砾,
我们把她践踏蹂躏,磨成齑粉,---
这多余的 ,哪儿都用不着的灰尘!
但我们都躺进她怀里,与她化为一体,
因此才不拘礼节的称她:自己的土地。    

(未完待续:六,索尔仁尼琴与中国;七,索尔仁尼琴与中国同行之比较八,索尔仁尼琴对中国的启示)

采访时间:2008年8月28日

采访地点:华盛顿
补充采訪:重庆


他没有穷尽真理,他也没有看到自由和光明的真正凯旋,但他几乎穷尽了黑暗



四、索尔仁尼琴的归国之路及意义

北:比起八九年中国的流亡作家,老索很幸运。他在晚年能够带着尊严,堂堂正正回到自己的祖国。请介绍一下他归国及其前后的情况。

王:老索1974年2月14日被苏联当局驱逐出国,过了二十年,1994年7月21日苏联解体、苏共下台之后,他居然回到、可以说是凯旋式地回到了自己的祖国。当年老索被驱逐到苏黎世时就预言,已经看到了自己回到俄罗斯的那一天。他妻子说,老索真的具备一种预见未来的能力。老索深信自己终将回到俄国,这一信念从未改变,并支撑他克服一切困难从事了持久而巨量的创作。

老索从不认为自己是侨民和流亡者,他认为当代人类命运的关键仍然在于俄罗斯。虽然美国授予他荣誉公民称号,他早已失去苏俄国籍,他却比俄国国内所有人都更准确地预见到自己和俄国即将到来的命运。他曾把《古拉格群岛》的全部版税捐献给援助被监禁者及其家属俄罗斯公共基金》,建立《俄罗斯纪念文库》。1987年10月,他通过美国之音向戈尔巴乔夫政府发出信号,如果他的著作在苏联出版,他将返回自己的祖国。1989年苏联作协作出撤销开除老索会籍的决定。《新世界》大量刊载老索过去没有在国内发表的作品,一时形成索尔仁尼琴热。1990年老索发表《我们应当如何重建俄罗斯》,再次预言苏联即将解体,同时再次提出,俄国必须通过忏悔、自我克制、放弃帝国和专制以及复兴东正教才能得到新生。1992年叶利钦访美,亲自与老索通话,商定老索和他家人在适当时候返回俄国。1993年12月,75岁的老索告别美国,他和卡文迪什镇的邻居们告别时说,流亡永远是辛酸的,但是我不可能想像会有一个比卡文迪镇更美好的地方。

老索是乘飞机从美国穿过阿拉斯加,直接飞到弗拉迪沃斯托克,苏联的远东地带。然后坐火车,穿过整个西伯利亚回到莫斯科。这成了老索回归祖国、让人感慨万分、让整个俄罗斯激动、让世界媒体都关注的一次空前的文学凯旋:放逐到西方,从东方返回。1994年7月21日他到达莫斯科雅罗斯拉夫尔车站时,受到成千上万市民欢迎,当局派出大批警察,保安措施之严密,不亚于20年前把他驱逐出境时的情境。
  
北:作为一个苏联流亡文学首屈一指的代表人物,他的归程是苏联流亡文学的     重大事件。这一事件对苏联和俄罗斯文学意味着什么?

王:老索回到俄罗斯,意味着苏联文学的终结,意味着十九世纪俄罗斯伟大文学传统在俄罗斯的复活。意味着以老索为代表的集中营文学精神、流亡文学精神与与俄罗斯人道主义文学传统一道重新成为俄罗斯文学的主流,而充满谎言、虚饰和粗制滥造的苏联文学则沦为俄国文学的逆流和插曲。老索对祖国的回归,俄罗斯文学传统文学的重新接通,比当年伏尔泰和雨果对法兰西文学的回归更为世界文学史增添了史诗式的荣耀。

北:索尔仁尼琴在苏联解体之后结束20年的流亡生涯,回到自己祖国之后所面临的状况。他的去世对俄罗斯的集中营文学、流亡文学和流亡回国后的文学是不是一个很大的遗憾。

王:不仅是一个遗憾,老索回到俄国的时候,苏联已经解体,苏联共产党已经下台。老索的历史使命、文学使命的直接目标就是揭露、否定、对抗,最后结束这个红色帝国、集权主义的政权,这个历史使命已经完成。俄罗斯斯大林主义在精神上肯定被埋葬了,俄罗斯的集中营文学和俄罗斯流亡文学,作为一种文学形式同时终止了。索尔仁尼琴回到俄罗斯后14个年头,他的整个文学创作、他的整个思维、他的人生探索,某种意义上,都呈现出一种终止的状态。

北:就是说一个时代结束了。

王:关于老索的遗憾、终止和结束,我们还有话要说。越是伟大、独特的作家,越是深深地陷入时代的断层和生活的深渊。1945年,老索在被捕一刹那时曾处于双重失语状态,他无法抗议,他又不想呼喊,因为在野蛮面前,语言太苍白,而在几个秘密警察和几十号围观者面前,他的喊声毫无意义,他之所以没有号叫,是因为他已模模糊糊地感到,有朝一日他将向两亿人呼喊。有必要无数次引用老索获奖词的每句话,在集中营疲惫的长期徒步行军中,在冰冷的寒夜里,点点孤灯透过黑暗偶尔照亮了囚徒的队伍。不只一次,我们渴望着,要向世界吐出长久哽塞在喉头的郁结,只望这世界能听到我们之中任何人的申诉。此刻,我们心里非常清楚,代表我们的这位幸运使者,他只需放声呐喊,整个世界必将报以回应。

近二十年后,1974年12月10日,老索终于出现在斯德哥尔摩那个为他而推迟了四年的仪式中,这时的他已经不仅对两亿俄国人,而是对二十亿自由世界的男女发出了自己的心声。

俄国十九世纪天才辈出,群星满天,陀氏和托翁作为两位集大成者,在道德和精神意义上宣布了沙俄帝国的死刑,但是俄国的野蛮、黑暗、愚昧和专制本性远未消除,十月革命以更为恐怖和无耻的暴政将俄国和半个世界拖入噩梦。19世纪俄国大地的十字架更形沉重,毫无疑问,老索是扛起20世纪俄国十字架的第一人。

他是俄罗斯痛苦灵魂的伟大私生子,他属于只有在俄国才能孕育的人物不是一类,而是独一无二的一个:如果没有他,这个时代和国度的外观没有什么两样,但是他发现了它们的秘密,他是活在绞刑架下的先知,套用阿赫玛托娃的诗句,他的忧郁与绝望具有涅瓦河畔的壮阔和高加索积雪炫目的光芒。他几乎与地狱俄国同生共死,战争、杀戮、镇压、流放、苦役,告密、背叛、癌症,耳闻目睹身心遭遇的,除了荒野,就是十字架。他又从俄罗斯两百年特有的救赎与牺牲中、尤其扶助苦难俄国前行不止、不绝如缕的圣徒和殉道者那里,接过荆冠。他由此不能容忍自己沉默,不甘於只为一个破碎不堪的俄国作证,他要对整个俄罗斯和全世界发出声音,并且坚信,自己就是应召而来的使者,他一旦发音,世界将为之震骇,因为俄国正在展开和即将到来的岁月里所承受的,正是人类命运最沉痛最阴郁的角落,因为俄国的悲剧一开始就具有启示录式的世界意义,因为他很早就明白了那宿命般的责任,俄罗斯全部文学在二十世纪的使命最终将以史诗和《圣经》的规模和气象,与帝国、暴政、奴役、不义以及一切在俄国土地上蹂躏践踏灭绝人的现象相对峙抗衡,并最终凌驾其上。

从人类有文学以来,没有一位作家对人类命运产生过如此有力的影响,并由此永远拥有荆、桂两冠的殊荣。《古拉格群岛》并不仅仅是一部关于苏拉苏联共产主义罪行的编年史,也不仅仅为了摧毁有史以来最庞大的专制帝国的历史道义基石,它是关于一个伟大民族臣服于梦魇和妄灾的终极审判,它为历史、特别是极权主义历史重新立法:在二十世纪的特殊环境里,面对俄罗斯特有的悲剧命运,一旦有人道出真相,并把一张写字桌容纳不下的所有素材拼镶为一体,只要那片既真实又虚构的群岛从秘密档案、刑讯室、流放集中营和无数死亡中脱壳而出,苏俄帝国被审判被颠覆就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了。他证明了一条很简单的真理,再强盛的帝国,有时就坍塌在一位作家的纸页上,这看来类似于一个神迹,神说,这种制度不好,这个社会不义,神说,你把它们写出来,一切就结束了。

一部《古拉格群岛》,让欧洲共产主义在精神上瓦解,加缪和萨特的绝交,不啻是法国大革命后欧洲激进主义退潮的标志性事件。戈尔巴乔夫夫妇和苏共上层改革人士变革并最终唾弃苏联、苏共,他们的精神源头之一,便来自群岛。那里记录的是他们父辈、祖辈以及全体俄国人民的历史。即便斯大林、贝利亚一类暴君和刽子手的子女也无法绕开群岛,而能正常地呼吸。

当斯大林主义的幽灵重新在俄国上空游荡时,苏俄人民凭什么抵御那由党的领袖、元帅们、警察首领和全部国家机器推动的复辟浪潮?继十九世纪之后,经过近五十年的沉寂,苦难俄国再次拥有自己的代言人,作家、物理学家、诗人、大提琴手、功勋运动员、芭蕾舞演员、剧作家,老索站在最前面,他就没有从约伯天枰上退下来的一天。尽管包括萨哈洛夫、罗伊麦德维杰夫在内的俄国优秀人士并不赞同他那篇致苏联领导人的公开信,但历史证明,老索比他们更深刻,更了解俄国,他在精神上为俄国作出的诊断,一次又一次被嗣后的事件所证实:建立大帝国的梦想与一个高尚的民族是不相容的,建立大帝国的人民注定会遭殃的。

老索没有穷尽真理,他也没有看到自由和光明的真正凯旋,但他几乎穷尽了黑暗,不能说老索以一己之力结束了俄国历史最强大的专制帝国,但毫无疑问,如果没有《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没有《古拉格群岛》,俄国自恰达耶夫《哲学书简》以来沉重痛苦、英勇伟大的自我认识,将缺少最珍贵最重要的启示。

老索与其先辈一样,是奇迹创造者。他从牢狱和绝症里走出,内心仍然保持着勇气、怜悯心、正义感、眼泪和爱;他享有帝国赐予的恩荣,却丝毫不愿改变一名前集中营苦役犯的初衷;他荣膺世界最高文学殊荣,却被祖国驱逐出境;他领受了西方的自由、安宁、祝福和推崇,却从不放弃自己独立的人格和批判立场;他是20世纪弥漫全球的极权主义的最著名挽歌作者,他活着回到废墟般的祖国;他在人类现代最沉重的命运里留下过自己的足迹,他在旧时代死亡书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这就够了。我不知道老索临终前是否留下遗言,最后萦绕老索心中的,大概还是他曾向世人表白过的承诺:我深知自己的责任的沉重。请借用伏拉基米尔索洛维耶夫的话作结:

让我们手挽手围成一圈,完成我们沉痛的使命。

一个时代完全结束了。1994年到2008年14个年头,在整个后苏联时代、俄罗斯的新时代,他和所有俄国知识分子,某种意义上都失语了,都无法面对俄国新的巨大现实,这种现实巨大到什么程度?俄国五百多年以来,从瓦西理三世征服喀山以来,向西伯利亚的征服造成了世界上最大一个帝国,五百年间俄罗斯的努力全部毁于一旦,俄国分崩离析了,俄国变成了一个亚洲、欧洲、全世界的二流甚至三流国家。老索没有想到,俄国、他的祖国会面临这样的一个局面。尽管老索曾数次公开预言苏联的解体,但当他回到俄国后,还是感到前所未有的失望,俄国处于历史上未曾出现的严重情况。在这种情况下,包括他、包括很多俄国知识分子,包括前苏共领导人,叶利钦,戈尔巴乔夫,后来的普京等实际掌权的人,包括全世界知识分子,都在俄罗斯前所未有的历史境况面前失语。除了上帝,没有谁能够回答俄罗斯何去何从的问题。
  

五、索尔仁尼琴的精神资源
  
北:索尔仁尼琴我们都知道他生活在斯大林时代,跟49年之后中国作家生活在毛泽东时代恶劣的咨讯环境大同小异,那么索尔仁尼琴作为一个有世界影响的大作家,他的思想背景、精神资源是什么?
王:老索精神源头,主要有三方面。第一,俄国东正教。自从公元988年基督教垂降于俄罗斯后,俄国历代知识分子都跟东正教接下不解之缘。十月革命后,东正教本身被取缔、被宣布为非法,宗教唯心主义被认为是最反动最危险的敌对力量之一,因此更加珍贵、更加重要,更加根本。索尔仁尼琴并非全部思想资源都来自东正教,但越到后来,随着年龄、人生阅历的增长,他越发深入地回归东正教传统。在《古拉格群岛》这本最重要的代表作里,他多次提到东正教。在古拉格集中营里所有人物中,他最尊重,他以前根本不了解,一旦了解就特别敬服的不是那些政治反对派,不是那些立宪派、社会民党人和孟什维克,他们中有很多杰出人物,而是他以前不熟悉的俄国东正教人士,教士、主教,那些圣徒、殉道者。他认为他们才在精神上、灵魂上代表俄国的正统。在他们身上,他看到了在苏联社会里长期隔绝、荡然不存的美德,比如宽容,超然,英勇,比如谦卑,敬畏、感恩。尤其他们对上帝的虔诚,对永恒和不朽真理的向往,让他们面对监禁和暴力以至死亡时,能够从容无畏甚至带有诗意地面对。老索讲述了许多在索洛维茨岛修道院的悲惨而壮丽的故事。1930年夏天,几十名教派分子被押到一个荒岛上去,他们拒绝来自反基督者的一切,不肯在任何领取食物和生存必需品的文书上签字,结果全部饿死。他们的白骨形成一个完整的符号:一个也没有逃跑。老索问道,除了这些僧人、修士,谁能如此平静而尊严地面对死亡?这些殉道者,这些圣徒,构成了俄国历史穹隆中最灿烂最眩目的光辉。回到俄国后,面对分崩离析的俄国,老索仍然把最后希望寄托在上帝那里。他认为东正教在俄国历史上、尤其在黑暗年代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既有宗教意义,也有道德和社会意义。正教从根本上缔造了俄罗斯的传统、习俗、生活方式、价值观和心理结构。俄国正处在空前的不幸和危机中,处在道德沦丧、礼崩乐怀的境地,只有依靠宗教的力量才能够医治俄罗斯的心灵创伤。东正教是一颗一直闪烁在俄罗斯天上的星星,千万不要让它熄灭!

第二,他的精神源头还源自俄国十九世纪伟大的人道主义传统,十九世纪俄国伟大的贵族传统。这种传统,首先,反对专制主义、反对农奴制、反对蒙昧主义,希望在俄国土地上出现大写的人,希望俄国社会、俄国人民能够真正地实现福音书上所说的四海之内皆兄弟的那种宗教性的大爱与和谐。其次,从十二月党人开始,首先贵族知识分子,然后贫民知识分子,几代知识分子最珍贵的理想就是在俄国土地上建立人间天堂。他们看重的是道德的健全、精神的纯洁;他们抗议社会的不公正、苦难,希望这些罪孽在俄国土地上被消除。普希金是自由之子,涅克拉索夫,果戈里、莱蒙托夫、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俄国十九世纪几乎所有的诗人和作家,都坚持以俄罗斯命运、俄罗斯人民存在的意义和价值来决定他们的文学创作。这一传统,索尔仁尼琴切实继承下来了。就是瑞典皇家科学院给他授奖词里所说的那句话,他的文学作品体现了俄国十九世纪不可或缺的道德力量的传统。

第三,俄国二十世纪的文学现实土壤。虽然布尔什维克把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把官方意识形态钦定为俄国所有艺术家们必须遵循的天条,但是,俄国十九世纪的传统并没有完全消失。从20年代到40年代,文学仍然甚至更加成为俄罗斯痛苦灵魂的安慰,成为俄罗斯唯一的精神家园。有一些非常卓越的作家,以自杀的方式来表达对文学的殉道:勃洛克、叶塞宁、马雅科夫斯基,包括苏联作家协会书记法捷耶夫,包括伟大的女诗人茨维塔耶娃,他们都是老索的兄长或同代人。老索他不是孤立产生的,在二十世纪苏俄文学土壤里,包括帕斯捷尔纳克、象征派诗人皮里亚克、幽默大师米哈伊尔左琴科、大自然讴歌者普利什文、浪漫主义梦幻作家格林、帕乌斯扶夫斯基、讽刺高手扎米亚京、现实主义纪实作家爱伦堡、以及天才悲剧诗人曼德尔施塔姆、阿赫玛托娃、茨维塔耶娃,以及被称为萨米兹达特的苏联地下文学的杰出代表卡拉万斯基、马尔琴科、阿马利尼克、楚科夫斯卡娅、金斯堡、沙拉莫夫,他们与著名物理学家萨哈罗夫、著名历史学家罗伊麦德维杰夫、著名大提琴家罗斯特罗波维奇等人士共同组成了抗衡并最终埋葬斯大林主义和苏联共产主义制度的精神骑士团。不仅在历史、社会和政治意义上,而且在精神、文化和美学意义上,这个骑士团都是十九世纪从普希金到托尔斯泰俄国人道和自由精神的继承者。无论在国内还是在海外,老索都是这个享有世界声誉的英勇团队最忠实最有魅力的发言人之一。

第四,比较次要,但也不能忽略的是,老索毕竟生活在二十世纪。苏联虽然反对西方现代自由民主制度,但是知识界并没有完全阻断十九世纪赫尔岑等西化派知识分子融入西方现代文明潮流的传统。1975年6月30日,老索在华盛顿美国劳联-产联那次著名的演讲中,多次高度地肯定美国和西方的现代普世价值对俄国命运、对俄国知识界的正面影响。他的观点、倾向性和希望,在今天也没有过时:美国帮助欧洲赢得了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美国曾经两次使欧洲从战后废墟上得以复兴。在战后25年里,当欧洲许多国家都在打自己的算盘的时候,美国却一直作为欧洲的后盾承担了巨大的责任。很早以前,美国就以世界上最大方、最慷慨的国家而闻名。无论什么地区发生了水灾、地震、火灾、天灾,是谁首先提供救灾物资呢?是美国,是谁的援救数量最大而又无私呢?是美国。可是美国得到的报答又是什么呢?谴责声和咒骂声美国佬,滚回去!然而,尽管如此,也不能减轻美国的历史重任。历史的发展把美国推向了世界领导者的地位,不管你们愿意还是不愿意。一旦世界上出现新的、全球性的政治危机时(依我看,一个很尖锐的政治危机刚刚结束,下一个危机又随时可以到来),作出决定性的决策的重任,无论如何将要落到美国的肩上。老索说,在我本人、我的朋友、与我志同道合的人,以及除了高级阶层的人们以外的苏联普通人中,美国的形象总会引起仰慕和同情之感。仰慕的是你们的无限广阔的前景和你们的强大。你们自己往往估计不到这一点。未来是属于你们美国的。美国是个年轻的国度,拥有尚待利用的巨大潜力,辽阔的土地,广阔而无私的胸怀。老索曾经多次批评西方,但他比所有大俄罗斯主义者都清楚,西方尽管存有它们的弊端、丑恶与危机,但那都是自由和民主不得不付出的代价,而俄国的不幸和罪孽确源自专制,野蛮和愚昧。

当然,作为一个天才作家,不管有多少资源、多少源头,老索的创作,最根本的是他的人生体验、感受能力,是他的心灵形式以及他对俄国命运、俄国土壤、俄国人民的那一番不可改变、不可转让的担当精神,像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等先辈一样,这块土地,俄罗斯人民的命运,就是他本人的生命,就是他文学创作的全部目的。
  
北:老索生活在斯大林时代,那个时代奠定了他一生创作和思想的基石。索尔仁尼琴1983年在伦敦获宗教进步奖的授奖词中,针对苏联的问题说过这样的话:半个世纪以前,当我还是个孩童的时候,就听到不少老人们分析俄国之所以掉进灾难深渊的原因,那个原因是人忘记了上帝,这就是一切的起因。他说呢,自从那以后我花了50多年的时间来研究我们革命的历史,也就是苏联革命的历史。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读了数百本书,收集了好几百份个人的见证。并且他说他本人已经写了八部著作,试图帮助清理这个动荡后留下来的烂摊子。这场毁灭性的革命吞噬了六千万条俄国人的性命,但如果有人要我以简炼的言语来总结其根源,我实在想象不出有什么还会比重复这句话更为精确。这句话就是,人忘记了上帝,这就是一切的起因。他认为这句话是针对苏联问题的一把钥匙。事实上,那次著名的演讲的标题就是忘记了上帝迈向古拉格的第一步。您刚才介绍过了,他是在集中营里,在那些教士和圣徒身上,认识上帝的。我们看到,索尔仁尼琴的上帝,似乎不是一个抽象的观念,不是一般的宗教情怀,也不是他文学的工具,更不是他人生艰危时的拐杖。事实上,上帝是他作为一个知识分子解读人类现象的基石和他生命之根。老康,我想请您针对索尔仁尼琴的这个解释、他演讲中所强调的这种表述作一个评价。

王:刚才说过,老索的精神首先来自一千年的东正教传统。同时,老索不光是对东正教的回归,也是对十九世纪伟大文学传统的回归,尤其是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精神世界的回归。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最后都把希望寄托在上帝、寄托在十字架上。不管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本人的命运怎么样,俄罗斯的文学道路最后都意在为俄国历史命运提供真实的图景和精神上的出路。俄罗斯一直陷在一种巨大的时空宿命里。俄国横跨欧亚,亚洲和欧洲两种不同的原则始终在俄国同时存在,亚细亚专制主义传统和欧罗巴自由主义传统,在同一个国家同时存在,只有俄国才拥有这种独一无二的宿命。俄国太特殊了,若干先后或同时发生的历史事件与其地理环境共同加剧并强化了俄罗斯的内在冲突分裂。在老索时代,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他出生,第二次世界大战他亲自到东普鲁士参加反抗法西斯德国的战争。战争、革命,各种动荡充斥了俄罗斯的历史和土地。这种地缘关系和历史事件的交相激荡重叠,导致俄国人民对巨大悲剧命运的特殊感受,这种感受与东正教结合起来,就使俄国人比其他民族更具有一种弥塞亚救世主义的期盼。然而,正如别尔嘉耶夫、舍斯托夫等许多俄国思想家一再指出的那样,这种弥赛亚救世主义一但接受了马克思主义那样特殊的历史哲学,俄国几乎就不可避免地转向特殊的末世论和虚无主义,堕入特殊的无神论和唯物主义,并同时建立起一种史无前例的以戕害上帝的最高创造物生命为能事的专制暴政。在此意义上,老索曾反复提及的前苏联的巨大悲剧,莫斯科人口学家库尔干诺夫教授总结的六千六百万人的代价,根本的原因是忘记了上帝,就有了它的历史逻辑和血肉文本。不要说在中国,在整个西方得出这个结论都是很稀罕的。俄国人在面对自己命运的时候,无法也不愿用一般的历史理论、经济理论、意识形态理论来总结,他们宁愿返回俄国东正教传统、上帝的传统,才可能解释俄罗斯的命运。老索是一个非常虔诚的东正教信徒,可以说是二十世纪俄罗斯宗教唯心主义、宗教历史主义的最后一个代表性人物。我们中国人对俄罗斯的最大误读,就是从来不能理解宗教、上帝对于俄国的根本意义和绝对必需。

老索曾多次接触基督教徒。其中一次是在癌症手术床上,他在黑暗中与身旁另一张手术床上的基督徒囚犯进行了一次生死交流,老索直接感受到福音的启示。第二天清晨,那位基督信徒荣归天国,他的话却像光和盐一样留在老索心里。

俄国人自己再三提请,用理性和逻辑不能理解俄罗斯。老索也一再称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一位具有洞见真理能力的作家,一位很奇妙、充满智慧之光的人,美国作家艾力克森(Edward Ericson)也认为,老索是一个燃烧着信仰、理想,具有撼人心脾的生命体的作家。关于俄国20世纪的特殊噩运,向来有两种解释。一种是历史唯物主义、生产力、社会环境,一种是精神、信仰、人性。前者固然能从外部解释俄国的命运,而只有后者才能真实地从内部揭示俄国的悲剧。

老索坚持,人类应该也真实地拥有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价值观,它关于善、公义、怜悯、慈悲和爱的训诫具有绝对而永恒的性质。在老索心里,那就是《圣经》和耶酥。究竟是黑格尔、马克思、达尔文、尼采等西方理性主义、历史主义、进化学说和经济物质崇拜正确,是这些19、20世界性显学正确,还是老索和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特里萨修女、图图大主教们正确,究竟是宗奉物质力量的凯撒、拿破仑、希特勒、斯大林、毛泽东们代表了世界历史的法则,还是但丁、雨果、甘地、天安门母亲们体现了人类文明的真谛,稍有良知和常识能力的人们,都早已有了结论。

老索以其一生的受难和创作证明,上帝不是抽象的教条和空洞的存在,而是疗救人类灵魂的源头活水。至少,在无神论和唯物主义被奉为国家哲学的前苏联和今天的中国,人性的蜕变和堕落呈现出远比西方社会更加可悲的状态。20世纪发生在苏俄和中国等否弃神灵的国家的巨大祸乱,从根本上说,皆源于20世纪人类的特殊罪孽:现代迷狂。套用现代术语,一个至高的元逻辑已经宣告了20世纪现代迷狂的荒唐和破产;灵性之物高于任何物质状态,永恒之光终可彻照黑暗时代,天国临近的审判即一切专制帝国的覆灭。

至于老索对西方的批评,对自由、民主、多元、宪政的某种程度的漠视,其实从来只是索尔仁尼琴局限的伪命题。老索早早庄严指证,宇宙中有多少生物,就有多少中心。我们每个人都是宇宙中心,因此当一个沙哑的声音对你说你被捕了时,天地就崩溃了。他从未忘掉自己的文学使命,保留残酷的昏暗年代里的生命图景、人物命运、历史真相,并且请求没有生存下来的诸君原谅他没有看到一切,没有想到一切,没有猜到一切。武断地说,老索在独自面对人类历史上最庞大凶残的专制帝国时,对人的命运、自由、尊严、价值、意义的纪录、见证、珍藏、揭示,祭奠和颂扬,远在任何西方自由斗士和现代作家之上。何况,老索从未仅仅停留在人类现世祸福和一般权利上。他与托尔斯泰一样,最终信奉的是哪里有爱,哪里就有上帝这一古老而弥久长新的真理。在我看来,基督教的历史命运体现在西方的主要历程是敞朗、幸运、普泛,其福音真理由于工业文明和资本主义的进步而造福于整个西方,却因此流于浮浅,倾向实用哲学。同时,两次世界大战,奥斯威辛和充斥西方的商业主义成了这一历史进程难以避免的负面衍生品。在俄罗斯,基督教以悲剧史诗的形式获得了与西方大异其趣的展示。老索与其俄罗斯先驱一样,在道德和精神上不能满足于纯粹个人(首先是他们自己)的现世幸福,俄国自彼得大帝以来三个多世纪的西化历史,竟然导致了一个空前的暴政。智力和道德能力并不比西方自由主义者低劣的老索们从中得到的体验和结论,肯定不会与西方完全相同。
  
北:老索不接受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的颂扬和褒奖,却接受了普京的颁奖。有人因此指出,他最终还是一个大俄罗斯主义者,并没有超过19世纪斯拉夫派的历史局限。这个问题对西方和中国都有现实性。

王:许多西方和中国人对老索近年接受普京的颁奖和颂扬时所表露的大俄罗斯主义,颇不以为然。即使在这个最易使老索蒙诟,被指斥为专制帝国同路人和过时的民族沙文主义者的地方,我也要为他说几句。

在俄国,大俄罗斯主义,从1453年君士坦丁堡陷落时就产生了。500多年俄国人由于地理、逃避奴役和拓疆殖民以及东正教的世界观,无休止地轮番向东、西方扩张,是与西方从宗教改革、工业革命、启蒙运动和法国大革命迥然不同的历史运动,是人类历史上另一种意义上的现代化进程。俄国在欧亚大陆遭遇的战争、入侵、黑暗、耻辱,以及俄国二十几代先知、圣徒感受到的一切,从亲斯拉夫到泛斯拉夫到大俄罗斯主义,是人类历史巨大而特殊的部分,其中的经验教训,俄国人曾用了近三百年时间进行了极为深刻而有力的总结。自十二月党人、普希金到托尔斯泰,都是俄罗斯之子,某种程度上都是大俄罗斯主义者,正如华盛顿、杰佛逊、林肯都是美国之子,都是美国天定命运的信奉者,卢梭、伏尔泰、雨果都是法兰西之子一样。谁有资格在天下未成一家之前要求一个充满苦难的民族永远自我贬斥呢?自恰达耶夫开始,俄国人的自我审判,丝毫不亚于任何民族,尤其不逊色于20世纪的中国人。

同时,当俄国500多年的奋斗毁于一旦之际,谁能要求老索这位与俄罗斯生死与共的俄国文豪欢欣鼓舞呢,谁又有权力要求他把苏联与俄罗斯泾渭分明地区别开来呢。

同时,西方在冷战之后的作为,毕竟远未表现出基督精神和绅士风度,俄罗斯在自由、民主降临之际有求于西方的一切,那被承诺被期许的一切,始终渺茫。同时,如果俄国再支离破碎,单单它所拥有的核武库,又由谁来保证不落入恐怖主义者之手呢?

同时,更为根本的是,老索的大俄罗斯主义的精神内核,早已排除了第三罗马和第三国际的成分。不是别人,正是老索再三警告苏联当局、也告诫俄国同胞,追求大帝国的人民注定会遭殃,大帝国和道德高尚的人民是不相容的。事实上,老索直到临终前不久,还异常清醒而充满信心地预言,在21世纪,欧洲和美国都更需要俄罗斯作为伙伴。与其指责老索的大俄罗斯主义,不如以同情地理解、设身处地地体验作为俄罗斯良心和灵魂的老索的暮年心境,比起普希金为沙皇制度的辩护,果戈里对农奴制的赞扬以及陀思妥耶夫斯基天字第一号的大俄罗斯主义,老索对俄罗斯的血肉眷念,对俄罗斯现状的如焚忧心,对西方在苏联时代的软弱、在俄国解体之后的短视的失望和批评,已经充分体现出俄国现代精神的自我忏悔、宽容和底线。而正处于义和团和红卫兵式狂热民族主义的中国,有什么资格指责一个在血污中挣扎了74年,在灾妄和悲剧末路继续挣扎的俄国为自己基本的尊严与生存而对西方对世界发出的请求和忠告呢?

那些非难老索身上至死不渝的大俄罗斯主义的人们,该去读读先被俄国放逐后被俄国窒息的女诗人茨维塔耶娃的大俄罗斯情节:
  

所有的房屋都陌生,所有的
庙宇都空荡荡,但是
倘若在道路旁出现
灌木丛,尤其是山楂树

俄罗斯呀,哪怕失去一只手,
哪怕砍去双手!我也要用嘴唇
在断头台上书写满目疮痍的土地

我的骄傲,我的祖国!

与茨维塔耶娃一样,被誉为俄罗斯诗歌月亮的阿赫玛托娃也死于对俄罗斯的爱,她的《祖国土》难道读不出大俄罗斯情结:

我们不用护身香囊把她贴心佩戴,
也不以深情的诗为她失声痛哭,
她不给我们苦涩的梦增添酸楚,
她也不像是上帝许给你的天国乐土。
我们心中没有她的位置,
我们也不想拿她做买卖。
我们在她那儿默默地受难,
我们甚至记不起她的存在。

是的,在我们,她是套鞋上的污泥,
是的,在我们,她是洁齿间的砂砾,
我们把她践踏蹂躏,磨成齑粉,---
这多余的 ,哪儿都用不着的灰尘!
但我们都躺进她怀里,与她化为一体,
因此才不拘礼节的称她:自己的土地。    

(未完待续:六,索尔仁尼琴与中国;七,索尔仁尼琴与中国同行之比较八,索尔仁尼琴对中国的启示)

采访时间:2008年8月28日

采访地点:华盛顿
补充采訪:重庆


他没有穷尽真理,他也没有看到自由和光明的真正凯旋,但他几乎穷尽了黑暗



四、索尔仁尼琴的归国之路及意义

北:比起八九年中国的流亡作家,老索很幸运。他在晚年能够带着尊严,堂堂正正回到自己的祖国。请介绍一下他归国及其前后的情况。

王:老索1974年2月14日被苏联当局驱逐出国,过了二十年,1994年7月21日苏联解体、苏共下台之后,他居然回到、可以说是凯旋式地回到了自己的祖国。当年老索被驱逐到苏黎世时就预言,已经看到了自己回到俄罗斯的那一天。他妻子说,老索真的具备一种预见未来的能力。老索深信自己终将回到俄国,这一信念从未改变,并支撑他克服一切困难从事了持久而巨量的创作。

老索从不认为自己是侨民和流亡者,他认为当代人类命运的关键仍然在于俄罗斯。虽然美国授予他荣誉公民称号,他早已失去苏俄国籍,他却比俄国国内所有人都更准确地预见到自己和俄国即将到来的命运。他曾把《古拉格群岛》的全部版税捐献给援助被监禁者及其家属俄罗斯公共基金》,建立《俄罗斯纪念文库》。1987年10月,他通过美国之音向戈尔巴乔夫政府发出信号,如果他的著作在苏联出版,他将返回自己的祖国。1989年苏联作协作出撤销开除老索会籍的决定。《新世界》大量刊载老索过去没有在国内发表的作品,一时形成索尔仁尼琴热。1990年老索发表《我们应当如何重建俄罗斯》,再次预言苏联即将解体,同时再次提出,俄国必须通过忏悔、自我克制、放弃帝国和专制以及复兴东正教才能得到新生。1992年叶利钦访美,亲自与老索通话,商定老索和他家人在适当时候返回俄国。1993年12月,75岁的老索告别美国,他和卡文迪什镇的邻居们告别时说,流亡永远是辛酸的,但是我不可能想像会有一个比卡文迪镇更美好的地方。

老索是乘飞机从美国穿过阿拉斯加,直接飞到弗拉迪沃斯托克,苏联的远东地带。然后坐火车,穿过整个西伯利亚回到莫斯科。这成了老索回归祖国、让人感慨万分、让整个俄罗斯激动、让世界媒体都关注的一次空前的文学凯旋:放逐到西方,从东方返回。1994年7月21日他到达莫斯科雅罗斯拉夫尔车站时,受到成千上万市民欢迎,当局派出大批警察,保安措施之严密,不亚于20年前把他驱逐出境时的情境。
  
北:作为一个苏联流亡文学首屈一指的代表人物,他的归程是苏联流亡文学的     重大事件。这一事件对苏联和俄罗斯文学意味着什么?

王:老索回到俄罗斯,意味着苏联文学的终结,意味着十九世纪俄罗斯伟大文学传统在俄罗斯的复活。意味着以老索为代表的集中营文学精神、流亡文学精神与与俄罗斯人道主义文学传统一道重新成为俄罗斯文学的主流,而充满谎言、虚饰和粗制滥造的苏联文学则沦为俄国文学的逆流和插曲。老索对祖国的回归,俄罗斯文学传统文学的重新接通,比当年伏尔泰和雨果对法兰西文学的回归更为世界文学史增添了史诗式的荣耀。

北:索尔仁尼琴在苏联解体之后结束20年的流亡生涯,回到自己祖国之后所面临的状况。他的去世对俄罗斯的集中营文学、流亡文学和流亡回国后的文学是不是一个很大的遗憾。

王:不仅是一个遗憾,老索回到俄国的时候,苏联已经解体,苏联共产党已经下台。老索的历史使命、文学使命的直接目标就是揭露、否定、对抗,最后结束这个红色帝国、集权主义的政权,这个历史使命已经完成。俄罗斯斯大林主义在精神上肯定被埋葬了,俄罗斯的集中营文学和俄罗斯流亡文学,作为一种文学形式同时终止了。索尔仁尼琴回到俄罗斯后14个年头,他的整个文学创作、他的整个思维、他的人生探索,某种意义上,都呈现出一种终止的状态。

北:就是说一个时代结束了。

王:关于老索的遗憾、终止和结束,我们还有话要说。越是伟大、独特的作家,越是深深地陷入时代的断层和生活的深渊。1945年,老索在被捕一刹那时曾处于双重失语状态,他无法抗议,他又不想呼喊,因为在野蛮面前,语言太苍白,而在几个秘密警察和几十号围观者面前,他的喊声毫无意义,他之所以没有号叫,是因为他已模模糊糊地感到,有朝一日他将向两亿人呼喊。有必要无数次引用老索获奖词的每句话,在集中营疲惫的长期徒步行军中,在冰冷的寒夜里,点点孤灯透过黑暗偶尔照亮了囚徒的队伍。不只一次,我们渴望着,要向世界吐出长久哽塞在喉头的郁结,只望这世界能听到我们之中任何人的申诉。此刻,我们心里非常清楚,代表我们的这位幸运使者,他只需放声呐喊,整个世界必将报以回应。

近二十年后,1974年12月10日,老索终于出现在斯德哥尔摩那个为他而推迟了四年的仪式中,这时的他已经不仅对两亿俄国人,而是对二十亿自由世界的男女发出了自己的心声。

俄国十九世纪天才辈出,群星满天,陀氏和托翁作为两位集大成者,在道德和精神意义上宣布了沙俄帝国的死刑,但是俄国的野蛮、黑暗、愚昧和专制本性远未消除,十月革命以更为恐怖和无耻的暴政将俄国和半个世界拖入噩梦。19世纪俄国大地的十字架更形沉重,毫无疑问,老索是扛起20世纪俄国十字架的第一人。

他是俄罗斯痛苦灵魂的伟大私生子,他属于只有在俄国才能孕育的人物不是一类,而是独一无二的一个:如果没有他,这个时代和国度的外观没有什么两样,但是他发现了它们的秘密,他是活在绞刑架下的先知,套用阿赫玛托娃的诗句,他的忧郁与绝望具有涅瓦河畔的壮阔和高加索积雪炫目的光芒。他几乎与地狱俄国同生共死,战争、杀戮、镇压、流放、苦役,告密、背叛、癌症,耳闻目睹身心遭遇的,除了荒野,就是十字架。他又从俄罗斯两百年特有的救赎与牺牲中、尤其扶助苦难俄国前行不止、不绝如缕的圣徒和殉道者那里,接过荆冠。他由此不能容忍自己沉默,不甘於只为一个破碎不堪的俄国作证,他要对整个俄罗斯和全世界发出声音,并且坚信,自己就是应召而来的使者,他一旦发音,世界将为之震骇,因为俄国正在展开和即将到来的岁月里所承受的,正是人类命运最沉痛最阴郁的角落,因为俄国的悲剧一开始就具有启示录式的世界意义,因为他很早就明白了那宿命般的责任,俄罗斯全部文学在二十世纪的使命最终将以史诗和《圣经》的规模和气象,与帝国、暴政、奴役、不义以及一切在俄国土地上蹂躏践踏灭绝人的现象相对峙抗衡,并最终凌驾其上。

从人类有文学以来,没有一位作家对人类命运产生过如此有力的影响,并由此永远拥有荆、桂两冠的殊荣。《古拉格群岛》并不仅仅是一部关于苏拉苏联共产主义罪行的编年史,也不仅仅为了摧毁有史以来最庞大的专制帝国的历史道义基石,它是关于一个伟大民族臣服于梦魇和妄灾的终极审判,它为历史、特别是极权主义历史重新立法:在二十世纪的特殊环境里,面对俄罗斯特有的悲剧命运,一旦有人道出真相,并把一张写字桌容纳不下的所有素材拼镶为一体,只要那片既真实又虚构的群岛从秘密档案、刑讯室、流放集中营和无数死亡中脱壳而出,苏俄帝国被审判被颠覆就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了。他证明了一条很简单的真理,再强盛的帝国,有时就坍塌在一位作家的纸页上,这看来类似于一个神迹,神说,这种制度不好,这个社会不义,神说,你把它们写出来,一切就结束了。

一部《古拉格群岛》,让欧洲共产主义在精神上瓦解,加缪和萨特的绝交,不啻是法国大革命后欧洲激进主义退潮的标志性事件。戈尔巴乔夫夫妇和苏共上层改革人士变革并最终唾弃苏联、苏共,他们的精神源头之一,便来自群岛。那里记录的是他们父辈、祖辈以及全体俄国人民的历史。即便斯大林、贝利亚一类暴君和刽子手的子女也无法绕开群岛,而能正常地呼吸。

当斯大林主义的幽灵重新在俄国上空游荡时,苏俄人民凭什么抵御那由党的领袖、元帅们、警察首领和全部国家机器推动的复辟浪潮?继十九世纪之后,经过近五十年的沉寂,苦难俄国再次拥有自己的代言人,作家、物理学家、诗人、大提琴手、功勋运动员、芭蕾舞演员、剧作家,老索站在最前面,他就没有从约伯天枰上退下来的一天。尽管包括萨哈洛夫、罗伊麦德维杰夫在内的俄国优秀人士并不赞同他那篇致苏联领导人的公开信,但历史证明,老索比他们更深刻,更了解俄国,他在精神上为俄国作出的诊断,一次又一次被嗣后的事件所证实:建立大帝国的梦想与一个高尚的民族是不相容的,建立大帝国的人民注定会遭殃的。

老索没有穷尽真理,他也没有看到自由和光明的真正凯旋,但他几乎穷尽了黑暗,不能说老索以一己之力结束了俄国历史最强大的专制帝国,但毫无疑问,如果没有《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没有《古拉格群岛》,俄国自恰达耶夫《哲学书简》以来沉重痛苦、英勇伟大的自我认识,将缺少最珍贵最重要的启示。

老索与其先辈一样,是奇迹创造者。他从牢狱和绝症里走出,内心仍然保持着勇气、怜悯心、正义感、眼泪和爱;他享有帝国赐予的恩荣,却丝毫不愿改变一名前集中营苦役犯的初衷;他荣膺世界最高文学殊荣,却被祖国驱逐出境;他领受了西方的自由、安宁、祝福和推崇,却从不放弃自己独立的人格和批判立场;他是20世纪弥漫全球的极权主义的最著名挽歌作者,他活着回到废墟般的祖国;他在人类现代最沉重的命运里留下过自己的足迹,他在旧时代死亡书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这就够了。我不知道老索临终前是否留下遗言,最后萦绕老索心中的,大概还是他曾向世人表白过的承诺:我深知自己的责任的沉重。请借用伏拉基米尔索洛维耶夫的话作结:

让我们手挽手围成一圈,完成我们沉痛的使命。

一个时代完全结束了。1994年到2008年14个年头,在整个后苏联时代、俄罗斯的新时代,他和所有俄国知识分子,某种意义上都失语了,都无法面对俄国新的巨大现实,这种现实巨大到什么程度?俄国五百多年以来,从瓦西理三世征服喀山以来,向西伯利亚的征服造成了世界上最大一个帝国,五百年间俄罗斯的努力全部毁于一旦,俄国分崩离析了,俄国变成了一个亚洲、欧洲、全世界的二流甚至三流国家。老索没有想到,俄国、他的祖国会面临这样的一个局面。尽管老索曾数次公开预言苏联的解体,但当他回到俄国后,还是感到前所未有的失望,俄国处于历史上未曾出现的严重情况。在这种情况下,包括他、包括很多俄国知识分子,包括前苏共领导人,叶利钦,戈尔巴乔夫,后来的普京等实际掌权的人,包括全世界知识分子,都在俄罗斯前所未有的历史境况面前失语。除了上帝,没有谁能够回答俄罗斯何去何从的问题。
  

五、索尔仁尼琴的精神资源
  
北:索尔仁尼琴我们都知道他生活在斯大林时代,跟49年之后中国作家生活在毛泽东时代恶劣的咨讯环境大同小异,那么索尔仁尼琴作为一个有世界影响的大作家,他的思想背景、精神资源是什么?
王:老索精神源头,主要有三方面。第一,俄国东正教。自从公元988年基督教垂降于俄罗斯后,俄国历代知识分子都跟东正教接下不解之缘。十月革命后,东正教本身被取缔、被宣布为非法,宗教唯心主义被认为是最反动最危险的敌对力量之一,因此更加珍贵、更加重要,更加根本。索尔仁尼琴并非全部思想资源都来自东正教,但越到后来,随着年龄、人生阅历的增长,他越发深入地回归东正教传统。在《古拉格群岛》这本最重要的代表作里,他多次提到东正教。在古拉格集中营里所有人物中,他最尊重,他以前根本不了解,一旦了解就特别敬服的不是那些政治反对派,不是那些立宪派、社会民党人和孟什维克,他们中有很多杰出人物,而是他以前不熟悉的俄国东正教人士,教士、主教,那些圣徒、殉道者。他认为他们才在精神上、灵魂上代表俄国的正统。在他们身上,他看到了在苏联社会里长期隔绝、荡然不存的美德,比如宽容,超然,英勇,比如谦卑,敬畏、感恩。尤其他们对上帝的虔诚,对永恒和不朽真理的向往,让他们面对监禁和暴力以至死亡时,能够从容无畏甚至带有诗意地面对。老索讲述了许多在索洛维茨岛修道院的悲惨而壮丽的故事。1930年夏天,几十名教派分子被押到一个荒岛上去,他们拒绝来自反基督者的一切,不肯在任何领取食物和生存必需品的文书上签字,结果全部饿死。他们的白骨形成一个完整的符号:一个也没有逃跑。老索问道,除了这些僧人、修士,谁能如此平静而尊严地面对死亡?这些殉道者,这些圣徒,构成了俄国历史穹隆中最灿烂最眩目的光辉。回到俄国后,面对分崩离析的俄国,老索仍然把最后希望寄托在上帝那里。他认为东正教在俄国历史上、尤其在黑暗年代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既有宗教意义,也有道德和社会意义。正教从根本上缔造了俄罗斯的传统、习俗、生活方式、价值观和心理结构。俄国正处在空前的不幸和危机中,处在道德沦丧、礼崩乐怀的境地,只有依靠宗教的力量才能够医治俄罗斯的心灵创伤。东正教是一颗一直闪烁在俄罗斯天上的星星,千万不要让它熄灭!

第二,他的精神源头还源自俄国十九世纪伟大的人道主义传统,十九世纪俄国伟大的贵族传统。这种传统,首先,反对专制主义、反对农奴制、反对蒙昧主义,希望在俄国土地上出现大写的人,希望俄国社会、俄国人民能够真正地实现福音书上所说的四海之内皆兄弟的那种宗教性的大爱与和谐。其次,从十二月党人开始,首先贵族知识分子,然后贫民知识分子,几代知识分子最珍贵的理想就是在俄国土地上建立人间天堂。他们看重的是道德的健全、精神的纯洁;他们抗议社会的不公正、苦难,希望这些罪孽在俄国土地上被消除。普希金是自由之子,涅克拉索夫,果戈里、莱蒙托夫、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俄国十九世纪几乎所有的诗人和作家,都坚持以俄罗斯命运、俄罗斯人民存在的意义和价值来决定他们的文学创作。这一传统,索尔仁尼琴切实继承下来了。就是瑞典皇家科学院给他授奖词里所说的那句话,他的文学作品体现了俄国十九世纪不可或缺的道德力量的传统。

第三,俄国二十世纪的文学现实土壤。虽然布尔什维克把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把官方意识形态钦定为俄国所有艺术家们必须遵循的天条,但是,俄国十九世纪的传统并没有完全消失。从20年代到40年代,文学仍然甚至更加成为俄罗斯痛苦灵魂的安慰,成为俄罗斯唯一的精神家园。有一些非常卓越的作家,以自杀的方式来表达对文学的殉道:勃洛克、叶塞宁、马雅科夫斯基,包括苏联作家协会书记法捷耶夫,包括伟大的女诗人茨维塔耶娃,他们都是老索的兄长或同代人。老索他不是孤立产生的,在二十世纪苏俄文学土壤里,包括帕斯捷尔纳克、象征派诗人皮里亚克、幽默大师米哈伊尔左琴科、大自然讴歌者普利什文、浪漫主义梦幻作家格林、帕乌斯扶夫斯基、讽刺高手扎米亚京、现实主义纪实作家爱伦堡、以及天才悲剧诗人曼德尔施塔姆、阿赫玛托娃、茨维塔耶娃,以及被称为萨米兹达特的苏联地下文学的杰出代表卡拉万斯基、马尔琴科、阿马利尼克、楚科夫斯卡娅、金斯堡、沙拉莫夫,他们与著名物理学家萨哈罗夫、著名历史学家罗伊麦德维杰夫、著名大提琴家罗斯特罗波维奇等人士共同组成了抗衡并最终埋葬斯大林主义和苏联共产主义制度的精神骑士团。不仅在历史、社会和政治意义上,而且在精神、文化和美学意义上,这个骑士团都是十九世纪从普希金到托尔斯泰俄国人道和自由精神的继承者。无论在国内还是在海外,老索都是这个享有世界声誉的英勇团队最忠实最有魅力的发言人之一。

第四,比较次要,但也不能忽略的是,老索毕竟生活在二十世纪。苏联虽然反对西方现代自由民主制度,但是知识界并没有完全阻断十九世纪赫尔岑等西化派知识分子融入西方现代文明潮流的传统。1975年6月30日,老索在华盛顿美国劳联-产联那次著名的演讲中,多次高度地肯定美国和西方的现代普世价值对俄国命运、对俄国知识界的正面影响。他的观点、倾向性和希望,在今天也没有过时:美国帮助欧洲赢得了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美国曾经两次使欧洲从战后废墟上得以复兴。在战后25年里,当欧洲许多国家都在打自己的算盘的时候,美国却一直作为欧洲的后盾承担了巨大的责任。很早以前,美国就以世界上最大方、最慷慨的国家而闻名。无论什么地区发生了水灾、地震、火灾、天灾,是谁首先提供救灾物资呢?是美国,是谁的援救数量最大而又无私呢?是美国。可是美国得到的报答又是什么呢?谴责声和咒骂声美国佬,滚回去!然而,尽管如此,也不能减轻美国的历史重任。历史的发展把美国推向了世界领导者的地位,不管你们愿意还是不愿意。一旦世界上出现新的、全球性的政治危机时(依我看,一个很尖锐的政治危机刚刚结束,下一个危机又随时可以到来),作出决定性的决策的重任,无论如何将要落到美国的肩上。老索说,在我本人、我的朋友、与我志同道合的人,以及除了高级阶层的人们以外的苏联普通人中,美国的形象总会引起仰慕和同情之感。仰慕的是你们的无限广阔的前景和你们的强大。你们自己往往估计不到这一点。未来是属于你们美国的。美国是个年轻的国度,拥有尚待利用的巨大潜力,辽阔的土地,广阔而无私的胸怀。老索曾经多次批评西方,但他比所有大俄罗斯主义者都清楚,西方尽管存有它们的弊端、丑恶与危机,但那都是自由和民主不得不付出的代价,而俄国的不幸和罪孽确源自专制,野蛮和愚昧。

当然,作为一个天才作家,不管有多少资源、多少源头,老索的创作,最根本的是他的人生体验、感受能力,是他的心灵形式以及他对俄国命运、俄国土壤、俄国人民的那一番不可改变、不可转让的担当精神,像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等先辈一样,这块土地,俄罗斯人民的命运,就是他本人的生命,就是他文学创作的全部目的。
  
北:老索生活在斯大林时代,那个时代奠定了他一生创作和思想的基石。索尔仁尼琴1983年在伦敦获宗教进步奖的授奖词中,针对苏联的问题说过这样的话:半个世纪以前,当我还是个孩童的时候,就听到不少老人们分析俄国之所以掉进灾难深渊的原因,那个原因是人忘记了上帝,这就是一切的起因。他说呢,自从那以后我花了50多年的时间来研究我们革命的历史,也就是苏联革命的历史。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读了数百本书,收集了好几百份个人的见证。并且他说他本人已经写了八部著作,试图帮助清理这个动荡后留下来的烂摊子。这场毁灭性的革命吞噬了六千万条俄国人的性命,但如果有人要我以简炼的言语来总结其根源,我实在想象不出有什么还会比重复这句话更为精确。这句话就是,人忘记了上帝,这就是一切的起因。他认为这句话是针对苏联问题的一把钥匙。事实上,那次著名的演讲的标题就是忘记了上帝迈向古拉格的第一步。您刚才介绍过了,他是在集中营里,在那些教士和圣徒身上,认识上帝的。我们看到,索尔仁尼琴的上帝,似乎不是一个抽象的观念,不是一般的宗教情怀,也不是他文学的工具,更不是他人生艰危时的拐杖。事实上,上帝是他作为一个知识分子解读人类现象的基石和他生命之根。老康,我想请您针对索尔仁尼琴的这个解释、他演讲中所强调的这种表述作一个评价。

王:刚才说过,老索的精神首先来自一千年的东正教传统。同时,老索不光是对东正教的回归,也是对十九世纪伟大文学传统的回归,尤其是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精神世界的回归。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最后都把希望寄托在上帝、寄托在十字架上。不管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本人的命运怎么样,俄罗斯的文学道路最后都意在为俄国历史命运提供真实的图景和精神上的出路。俄罗斯一直陷在一种巨大的时空宿命里。俄国横跨欧亚,亚洲和欧洲两种不同的原则始终在俄国同时存在,亚细亚专制主义传统和欧罗巴自由主义传统,在同一个国家同时存在,只有俄国才拥有这种独一无二的宿命。俄国太特殊了,若干先后或同时发生的历史事件与其地理环境共同加剧并强化了俄罗斯的内在冲突分裂。在老索时代,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他出生,第二次世界大战他亲自到东普鲁士参加反抗法西斯德国的战争。战争、革命,各种动荡充斥了俄罗斯的历史和土地。这种地缘关系和历史事件的交相激荡重叠,导致俄国人民对巨大悲剧命运的特殊感受,这种感受与东正教结合起来,就使俄国人比其他民族更具有一种弥塞亚救世主义的期盼。然而,正如别尔嘉耶夫、舍斯托夫等许多俄国思想家一再指出的那样,这种弥赛亚救世主义一但接受了马克思主义那样特殊的历史哲学,俄国几乎就不可避免地转向特殊的末世论和虚无主义,堕入特殊的无神论和唯物主义,并同时建立起一种史无前例的以戕害上帝的最高创造物生命为能事的专制暴政。在此意义上,老索曾反复提及的前苏联的巨大悲剧,莫斯科人口学家库尔干诺夫教授总结的六千六百万人的代价,根本的原因是忘记了上帝,就有了它的历史逻辑和血肉文本。不要说在中国,在整个西方得出这个结论都是很稀罕的。俄国人在面对自己命运的时候,无法也不愿用一般的历史理论、经济理论、意识形态理论来总结,他们宁愿返回俄国东正教传统、上帝的传统,才可能解释俄罗斯的命运。老索是一个非常虔诚的东正教信徒,可以说是二十世纪俄罗斯宗教唯心主义、宗教历史主义的最后一个代表性人物。我们中国人对俄罗斯的最大误读,就是从来不能理解宗教、上帝对于俄国的根本意义和绝对必需。

老索曾多次接触基督教徒。其中一次是在癌症手术床上,他在黑暗中与身旁另一张手术床上的基督徒囚犯进行了一次生死交流,老索直接感受到福音的启示。第二天清晨,那位基督信徒荣归天国,他的话却像光和盐一样留在老索心里。

俄国人自己再三提请,用理性和逻辑不能理解俄罗斯。老索也一再称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一位具有洞见真理能力的作家,一位很奇妙、充满智慧之光的人,美国作家艾力克森(Edward Ericson)也认为,老索是一个燃烧着信仰、理想,具有撼人心脾的生命体的作家。关于俄国20世纪的特殊噩运,向来有两种解释。一种是历史唯物主义、生产力、社会环境,一种是精神、信仰、人性。前者固然能从外部解释俄国的命运,而只有后者才能真实地从内部揭示俄国的悲剧。

老索坚持,人类应该也真实地拥有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价值观,它关于善、公义、怜悯、慈悲和爱的训诫具有绝对而永恒的性质。在老索心里,那就是《圣经》和耶酥。究竟是黑格尔、马克思、达尔文、尼采等西方理性主义、历史主义、进化学说和经济物质崇拜正确,是这些19、20世界性显学正确,还是老索和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特里萨修女、图图大主教们正确,究竟是宗奉物质力量的凯撒、拿破仑、希特勒、斯大林、毛泽东们代表了世界历史的法则,还是但丁、雨果、甘地、天安门母亲们体现了人类文明的真谛,稍有良知和常识能力的人们,都早已有了结论。

老索以其一生的受难和创作证明,上帝不是抽象的教条和空洞的存在,而是疗救人类灵魂的源头活水。至少,在无神论和唯物主义被奉为国家哲学的前苏联和今天的中国,人性的蜕变和堕落呈现出远比西方社会更加可悲的状态。20世纪发生在苏俄和中国等否弃神灵的国家的巨大祸乱,从根本上说,皆源于20世纪人类的特殊罪孽:现代迷狂。套用现代术语,一个至高的元逻辑已经宣告了20世纪现代迷狂的荒唐和破产;灵性之物高于任何物质状态,永恒之光终可彻照黑暗时代,天国临近的审判即一切专制帝国的覆灭。

至于老索对西方的批评,对自由、民主、多元、宪政的某种程度的漠视,其实从来只是索尔仁尼琴局限的伪命题。老索早早庄严指证,宇宙中有多少生物,就有多少中心。我们每个人都是宇宙中心,因此当一个沙哑的声音对你说你被捕了时,天地就崩溃了。他从未忘掉自己的文学使命,保留残酷的昏暗年代里的生命图景、人物命运、历史真相,并且请求没有生存下来的诸君原谅他没有看到一切,没有想到一切,没有猜到一切。武断地说,老索在独自面对人类历史上最庞大凶残的专制帝国时,对人的命运、自由、尊严、价值、意义的纪录、见证、珍藏、揭示,祭奠和颂扬,远在任何西方自由斗士和现代作家之上。何况,老索从未仅仅停留在人类现世祸福和一般权利上。他与托尔斯泰一样,最终信奉的是哪里有爱,哪里就有上帝这一古老而弥久长新的真理。在我看来,基督教的历史命运体现在西方的主要历程是敞朗、幸运、普泛,其福音真理由于工业文明和资本主义的进步而造福于整个西方,却因此流于浮浅,倾向实用哲学。同时,两次世界大战,奥斯威辛和充斥西方的商业主义成了这一历史进程难以避免的负面衍生品。在俄罗斯,基督教以悲剧史诗的形式获得了与西方大异其趣的展示。老索与其俄罗斯先驱一样,在道德和精神上不能满足于纯粹个人(首先是他们自己)的现世幸福,俄国自彼得大帝以来三个多世纪的西化历史,竟然导致了一个空前的暴政。智力和道德能力并不比西方自由主义者低劣的老索们从中得到的体验和结论,肯定不会与西方完全相同。
  
北:老索不接受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的颂扬和褒奖,却接受了普京的颁奖。有人因此指出,他最终还是一个大俄罗斯主义者,并没有超过19世纪斯拉夫派的历史局限。这个问题对西方和中国都有现实性。

王:许多西方和中国人对老索近年接受普京的颁奖和颂扬时所表露的大俄罗斯主义,颇不以为然。即使在这个最易使老索蒙诟,被指斥为专制帝国同路人和过时的民族沙文主义者的地方,我也要为他说几句。

在俄国,大俄罗斯主义,从1453年君士坦丁堡陷落时就产生了。500多年俄国人由于地理、逃避奴役和拓疆殖民以及东正教的世界观,无休止地轮番向东、西方扩张,是与西方从宗教改革、工业革命、启蒙运动和法国大革命迥然不同的历史运动,是人类历史上另一种意义上的现代化进程。俄国在欧亚大陆遭遇的战争、入侵、黑暗、耻辱,以及俄国二十几代先知、圣徒感受到的一切,从亲斯拉夫到泛斯拉夫到大俄罗斯主义,是人类历史巨大而特殊的部分,其中的经验教训,俄国人曾用了近三百年时间进行了极为深刻而有力的总结。自十二月党人、普希金到托尔斯泰,都是俄罗斯之子,某种程度上都是大俄罗斯主义者,正如华盛顿、杰佛逊、林肯都是美国之子,都是美国天定命运的信奉者,卢梭、伏尔泰、雨果都是法兰西之子一样。谁有资格在天下未成一家之前要求一个充满苦难的民族永远自我贬斥呢?自恰达耶夫开始,俄国人的自我审判,丝毫不亚于任何民族,尤其不逊色于20世纪的中国人。

同时,当俄国500多年的奋斗毁于一旦之际,谁能要求老索这位与俄罗斯生死与共的俄国文豪欢欣鼓舞呢,谁又有权力要求他把苏联与俄罗斯泾渭分明地区别开来呢。

同时,西方在冷战之后的作为,毕竟远未表现出基督精神和绅士风度,俄罗斯在自由、民主降临之际有求于西方的一切,那被承诺被期许的一切,始终渺茫。同时,如果俄国再支离破碎,单单它所拥有的核武库,又由谁来保证不落入恐怖主义者之手呢?

同时,更为根本的是,老索的大俄罗斯主义的精神内核,早已排除了第三罗马和第三国际的成分。不是别人,正是老索再三警告苏联当局、也告诫俄国同胞,追求大帝国的人民注定会遭殃,大帝国和道德高尚的人民是不相容的。事实上,老索直到临终前不久,还异常清醒而充满信心地预言,在21世纪,欧洲和美国都更需要俄罗斯作为伙伴。与其指责老索的大俄罗斯主义,不如以同情地理解、设身处地地体验作为俄罗斯良心和灵魂的老索的暮年心境,比起普希金为沙皇制度的辩护,果戈里对农奴制的赞扬以及陀思妥耶夫斯基天字第一号的大俄罗斯主义,老索对俄罗斯的血肉眷念,对俄罗斯现状的如焚忧心,对西方在苏联时代的软弱、在俄国解体之后的短视的失望和批评,已经充分体现出俄国现代精神的自我忏悔、宽容和底线。而正处于义和团和红卫兵式狂热民族主义的中国,有什么资格指责一个在血污中挣扎了74年,在灾妄和悲剧末路继续挣扎的俄国为自己基本的尊严与生存而对西方对世界发出的请求和忠告呢?

那些非难老索身上至死不渝的大俄罗斯主义的人们,该去读读先被俄国放逐后被俄国窒息的女诗人茨维塔耶娃的大俄罗斯情节:
  

所有的房屋都陌生,所有的
庙宇都空荡荡,但是
倘若在道路旁出现
灌木丛,尤其是山楂树

俄罗斯呀,哪怕失去一只手,
哪怕砍去双手!我也要用嘴唇
在断头台上书写满目疮痍的土地

我的骄傲,我的祖国!

与茨维塔耶娃一样,被誉为俄罗斯诗歌月亮的阿赫玛托娃也死于对俄罗斯的爱,她的《祖国土》难道读不出大俄罗斯情结:

我们不用护身香囊把她贴心佩戴,
也不以深情的诗为她失声痛哭,
她不给我们苦涩的梦增添酸楚,
她也不像是上帝许给你的天国乐土。
我们心中没有她的位置,
我们也不想拿她做买卖。
我们在她那儿默默地受难,
我们甚至记不起她的存在。

是的,在我们,她是套鞋上的污泥,
是的,在我们,她是洁齿间的砂砾,
我们把她践踏蹂躏,磨成齑粉,---
这多余的 ,哪儿都用不着的灰尘!
但我们都躺进她怀里,与她化为一体,
因此才不拘礼节的称她:自己的土地。    

(未完待续:六,索尔仁尼琴与中国;七,索尔仁尼琴与中国同行之比较八,索尔仁尼琴对中国的启示)

采访时间:2008年8月28日

采访地点:华盛顿
补充采訪:重庆


他没有穷尽真理,他也没有看到自由和光明的真正凯旋,但他几乎穷尽了黑暗



四、索尔仁尼琴的归国之路及意义

北:比起八九年中国的流亡作家,老索很幸运。他在晚年能够带着尊严,堂堂正正回到自己的祖国。请介绍一下他归国及其前后的情况。

王:老索1974年2月14日被苏联当局驱逐出国,过了二十年,1994年7月21日苏联解体、苏共下台之后,他居然回到、可以说是凯旋式地回到了自己的祖国。当年老索被驱逐到苏黎世时就预言,已经看到了自己回到俄罗斯的那一天。他妻子说,老索真的具备一种预见未来的能力。老索深信自己终将回到俄国,这一信念从未改变,并支撑他克服一切困难从事了持久而巨量的创作。

老索从不认为自己是侨民和流亡者,他认为当代人类命运的关键仍然在于俄罗斯。虽然美国授予他荣誉公民称号,他早已失去苏俄国籍,他却比俄国国内所有人都更准确地预见到自己和俄国即将到来的命运。他曾把《古拉格群岛》的全部版税捐献给援助被监禁者及其家属俄罗斯公共基金》,建立《俄罗斯纪念文库》。1987年10月,他通过美国之音向戈尔巴乔夫政府发出信号,如果他的著作在苏联出版,他将返回自己的祖国。1989年苏联作协作出撤销开除老索会籍的决定。《新世界》大量刊载老索过去没有在国内发表的作品,一时形成索尔仁尼琴热。1990年老索发表《我们应当如何重建俄罗斯》,再次预言苏联即将解体,同时再次提出,俄国必须通过忏悔、自我克制、放弃帝国和专制以及复兴东正教才能得到新生。1992年叶利钦访美,亲自与老索通话,商定老索和他家人在适当时候返回俄国。1993年12月,75岁的老索告别美国,他和卡文迪什镇的邻居们告别时说,流亡永远是辛酸的,但是我不可能想像会有一个比卡文迪镇更美好的地方。

老索是乘飞机从美国穿过阿拉斯加,直接飞到弗拉迪沃斯托克,苏联的远东地带。然后坐火车,穿过整个西伯利亚回到莫斯科。这成了老索回归祖国、让人感慨万分、让整个俄罗斯激动、让世界媒体都关注的一次空前的文学凯旋:放逐到西方,从东方返回。1994年7月21日他到达莫斯科雅罗斯拉夫尔车站时,受到成千上万市民欢迎,当局派出大批警察,保安措施之严密,不亚于20年前把他驱逐出境时的情境。
  
北:作为一个苏联流亡文学首屈一指的代表人物,他的归程是苏联流亡文学的     重大事件。这一事件对苏联和俄罗斯文学意味着什么?

王:老索回到俄罗斯,意味着苏联文学的终结,意味着十九世纪俄罗斯伟大文学传统在俄罗斯的复活。意味着以老索为代表的集中营文学精神、流亡文学精神与与俄罗斯人道主义文学传统一道重新成为俄罗斯文学的主流,而充满谎言、虚饰和粗制滥造的苏联文学则沦为俄国文学的逆流和插曲。老索对祖国的回归,俄罗斯文学传统文学的重新接通,比当年伏尔泰和雨果对法兰西文学的回归更为世界文学史增添了史诗式的荣耀。

北:索尔仁尼琴在苏联解体之后结束20年的流亡生涯,回到自己祖国之后所面临的状况。他的去世对俄罗斯的集中营文学、流亡文学和流亡回国后的文学是不是一个很大的遗憾。

王:不仅是一个遗憾,老索回到俄国的时候,苏联已经解体,苏联共产党已经下台。老索的历史使命、文学使命的直接目标就是揭露、否定、对抗,最后结束这个红色帝国、集权主义的政权,这个历史使命已经完成。俄罗斯斯大林主义在精神上肯定被埋葬了,俄罗斯的集中营文学和俄罗斯流亡文学,作为一种文学形式同时终止了。索尔仁尼琴回到俄罗斯后14个年头,他的整个文学创作、他的整个思维、他的人生探索,某种意义上,都呈现出一种终止的状态。

北:就是说一个时代结束了。

王:关于老索的遗憾、终止和结束,我们还有话要说。越是伟大、独特的作家,越是深深地陷入时代的断层和生活的深渊。1945年,老索在被捕一刹那时曾处于双重失语状态,他无法抗议,他又不想呼喊,因为在野蛮面前,语言太苍白,而在几个秘密警察和几十号围观者面前,他的喊声毫无意义,他之所以没有号叫,是因为他已模模糊糊地感到,有朝一日他将向两亿人呼喊。有必要无数次引用老索获奖词的每句话,在集中营疲惫的长期徒步行军中,在冰冷的寒夜里,点点孤灯透过黑暗偶尔照亮了囚徒的队伍。不只一次,我们渴望着,要向世界吐出长久哽塞在喉头的郁结,只望这世界能听到我们之中任何人的申诉。此刻,我们心里非常清楚,代表我们的这位幸运使者,他只需放声呐喊,整个世界必将报以回应。

近二十年后,1974年12月10日,老索终于出现在斯德哥尔摩那个为他而推迟了四年的仪式中,这时的他已经不仅对两亿俄国人,而是对二十亿自由世界的男女发出了自己的心声。

俄国十九世纪天才辈出,群星满天,陀氏和托翁作为两位集大成者,在道德和精神意义上宣布了沙俄帝国的死刑,但是俄国的野蛮、黑暗、愚昧和专制本性远未消除,十月革命以更为恐怖和无耻的暴政将俄国和半个世界拖入噩梦。19世纪俄国大地的十字架更形沉重,毫无疑问,老索是扛起20世纪俄国十字架的第一人。

他是俄罗斯痛苦灵魂的伟大私生子,他属于只有在俄国才能孕育的人物不是一类,而是独一无二的一个:如果没有他,这个时代和国度的外观没有什么两样,但是他发现了它们的秘密,他是活在绞刑架下的先知,套用阿赫玛托娃的诗句,他的忧郁与绝望具有涅瓦河畔的壮阔和高加索积雪炫目的光芒。他几乎与地狱俄国同生共死,战争、杀戮、镇压、流放、苦役,告密、背叛、癌症,耳闻目睹身心遭遇的,除了荒野,就是十字架。他又从俄罗斯两百年特有的救赎与牺牲中、尤其扶助苦难俄国前行不止、不绝如缕的圣徒和殉道者那里,接过荆冠。他由此不能容忍自己沉默,不甘於只为一个破碎不堪的俄国作证,他要对整个俄罗斯和全世界发出声音,并且坚信,自己就是应召而来的使者,他一旦发音,世界将为之震骇,因为俄国正在展开和即将到来的岁月里所承受的,正是人类命运最沉痛最阴郁的角落,因为俄国的悲剧一开始就具有启示录式的世界意义,因为他很早就明白了那宿命般的责任,俄罗斯全部文学在二十世纪的使命最终将以史诗和《圣经》的规模和气象,与帝国、暴政、奴役、不义以及一切在俄国土地上蹂躏践踏灭绝人的现象相对峙抗衡,并最终凌驾其上。

从人类有文学以来,没有一位作家对人类命运产生过如此有力的影响,并由此永远拥有荆、桂两冠的殊荣。《古拉格群岛》并不仅仅是一部关于苏拉苏联共产主义罪行的编年史,也不仅仅为了摧毁有史以来最庞大的专制帝国的历史道义基石,它是关于一个伟大民族臣服于梦魇和妄灾的终极审判,它为历史、特别是极权主义历史重新立法:在二十世纪的特殊环境里,面对俄罗斯特有的悲剧命运,一旦有人道出真相,并把一张写字桌容纳不下的所有素材拼镶为一体,只要那片既真实又虚构的群岛从秘密档案、刑讯室、流放集中营和无数死亡中脱壳而出,苏俄帝国被审判被颠覆就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了。他证明了一条很简单的真理,再强盛的帝国,有时就坍塌在一位作家的纸页上,这看来类似于一个神迹,神说,这种制度不好,这个社会不义,神说,你把它们写出来,一切就结束了。

一部《古拉格群岛》,让欧洲共产主义在精神上瓦解,加缪和萨特的绝交,不啻是法国大革命后欧洲激进主义退潮的标志性事件。戈尔巴乔夫夫妇和苏共上层改革人士变革并最终唾弃苏联、苏共,他们的精神源头之一,便来自群岛。那里记录的是他们父辈、祖辈以及全体俄国人民的历史。即便斯大林、贝利亚一类暴君和刽子手的子女也无法绕开群岛,而能正常地呼吸。

当斯大林主义的幽灵重新在俄国上空游荡时,苏俄人民凭什么抵御那由党的领袖、元帅们、警察首领和全部国家机器推动的复辟浪潮?继十九世纪之后,经过近五十年的沉寂,苦难俄国再次拥有自己的代言人,作家、物理学家、诗人、大提琴手、功勋运动员、芭蕾舞演员、剧作家,老索站在最前面,他就没有从约伯天枰上退下来的一天。尽管包括萨哈洛夫、罗伊麦德维杰夫在内的俄国优秀人士并不赞同他那篇致苏联领导人的公开信,但历史证明,老索比他们更深刻,更了解俄国,他在精神上为俄国作出的诊断,一次又一次被嗣后的事件所证实:建立大帝国的梦想与一个高尚的民族是不相容的,建立大帝国的人民注定会遭殃的。

老索没有穷尽真理,他也没有看到自由和光明的真正凯旋,但他几乎穷尽了黑暗,不能说老索以一己之力结束了俄国历史最强大的专制帝国,但毫无疑问,如果没有《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没有《古拉格群岛》,俄国自恰达耶夫《哲学书简》以来沉重痛苦、英勇伟大的自我认识,将缺少最珍贵最重要的启示。

老索与其先辈一样,是奇迹创造者。他从牢狱和绝症里走出,内心仍然保持着勇气、怜悯心、正义感、眼泪和爱;他享有帝国赐予的恩荣,却丝毫不愿改变一名前集中营苦役犯的初衷;他荣膺世界最高文学殊荣,却被祖国驱逐出境;他领受了西方的自由、安宁、祝福和推崇,却从不放弃自己独立的人格和批判立场;他是20世纪弥漫全球的极权主义的最著名挽歌作者,他活着回到废墟般的祖国;他在人类现代最沉重的命运里留下过自己的足迹,他在旧时代死亡书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这就够了。我不知道老索临终前是否留下遗言,最后萦绕老索心中的,大概还是他曾向世人表白过的承诺:我深知自己的责任的沉重。请借用伏拉基米尔索洛维耶夫的话作结:

让我们手挽手围成一圈,完成我们沉痛的使命。

一个时代完全结束了。1994年到2008年14个年头,在整个后苏联时代、俄罗斯的新时代,他和所有俄国知识分子,某种意义上都失语了,都无法面对俄国新的巨大现实,这种现实巨大到什么程度?俄国五百多年以来,从瓦西理三世征服喀山以来,向西伯利亚的征服造成了世界上最大一个帝国,五百年间俄罗斯的努力全部毁于一旦,俄国分崩离析了,俄国变成了一个亚洲、欧洲、全世界的二流甚至三流国家。老索没有想到,俄国、他的祖国会面临这样的一个局面。尽管老索曾数次公开预言苏联的解体,但当他回到俄国后,还是感到前所未有的失望,俄国处于历史上未曾出现的严重情况。在这种情况下,包括他、包括很多俄国知识分子,包括前苏共领导人,叶利钦,戈尔巴乔夫,后来的普京等实际掌权的人,包括全世界知识分子,都在俄罗斯前所未有的历史境况面前失语。除了上帝,没有谁能够回答俄罗斯何去何从的问题。
  

五、索尔仁尼琴的精神资源
  
北:索尔仁尼琴我们都知道他生活在斯大林时代,跟49年之后中国作家生活在毛泽东时代恶劣的咨讯环境大同小异,那么索尔仁尼琴作为一个有世界影响的大作家,他的思想背景、精神资源是什么?
王:老索精神源头,主要有三方面。第一,俄国东正教。自从公元988年基督教垂降于俄罗斯后,俄国历代知识分子都跟东正教接下不解之缘。十月革命后,东正教本身被取缔、被宣布为非法,宗教唯心主义被认为是最反动最危险的敌对力量之一,因此更加珍贵、更加重要,更加根本。索尔仁尼琴并非全部思想资源都来自东正教,但越到后来,随着年龄、人生阅历的增长,他越发深入地回归东正教传统。在《古拉格群岛》这本最重要的代表作里,他多次提到东正教。在古拉格集中营里所有人物中,他最尊重,他以前根本不了解,一旦了解就特别敬服的不是那些政治反对派,不是那些立宪派、社会民党人和孟什维克,他们中有很多杰出人物,而是他以前不熟悉的俄国东正教人士,教士、主教,那些圣徒、殉道者。他认为他们才在精神上、灵魂上代表俄国的正统。在他们身上,他看到了在苏联社会里长期隔绝、荡然不存的美德,比如宽容,超然,英勇,比如谦卑,敬畏、感恩。尤其他们对上帝的虔诚,对永恒和不朽真理的向往,让他们面对监禁和暴力以至死亡时,能够从容无畏甚至带有诗意地面对。老索讲述了许多在索洛维茨岛修道院的悲惨而壮丽的故事。1930年夏天,几十名教派分子被押到一个荒岛上去,他们拒绝来自反基督者的一切,不肯在任何领取食物和生存必需品的文书上签字,结果全部饿死。他们的白骨形成一个完整的符号:一个也没有逃跑。老索问道,除了这些僧人、修士,谁能如此平静而尊严地面对死亡?这些殉道者,这些圣徒,构成了俄国历史穹隆中最灿烂最眩目的光辉。回到俄国后,面对分崩离析的俄国,老索仍然把最后希望寄托在上帝那里。他认为东正教在俄国历史上、尤其在黑暗年代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既有宗教意义,也有道德和社会意义。正教从根本上缔造了俄罗斯的传统、习俗、生活方式、价值观和心理结构。俄国正处在空前的不幸和危机中,处在道德沦丧、礼崩乐怀的境地,只有依靠宗教的力量才能够医治俄罗斯的心灵创伤。东正教是一颗一直闪烁在俄罗斯天上的星星,千万不要让它熄灭!

第二,他的精神源头还源自俄国十九世纪伟大的人道主义传统,十九世纪俄国伟大的贵族传统。这种传统,首先,反对专制主义、反对农奴制、反对蒙昧主义,希望在俄国土地上出现大写的人,希望俄国社会、俄国人民能够真正地实现福音书上所说的四海之内皆兄弟的那种宗教性的大爱与和谐。其次,从十二月党人开始,首先贵族知识分子,然后贫民知识分子,几代知识分子最珍贵的理想就是在俄国土地上建立人间天堂。他们看重的是道德的健全、精神的纯洁;他们抗议社会的不公正、苦难,希望这些罪孽在俄国土地上被消除。普希金是自由之子,涅克拉索夫,果戈里、莱蒙托夫、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俄国十九世纪几乎所有的诗人和作家,都坚持以俄罗斯命运、俄罗斯人民存在的意义和价值来决定他们的文学创作。这一传统,索尔仁尼琴切实继承下来了。就是瑞典皇家科学院给他授奖词里所说的那句话,他的文学作品体现了俄国十九世纪不可或缺的道德力量的传统。

第三,俄国二十世纪的文学现实土壤。虽然布尔什维克把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把官方意识形态钦定为俄国所有艺术家们必须遵循的天条,但是,俄国十九世纪的传统并没有完全消失。从20年代到40年代,文学仍然甚至更加成为俄罗斯痛苦灵魂的安慰,成为俄罗斯唯一的精神家园。有一些非常卓越的作家,以自杀的方式来表达对文学的殉道:勃洛克、叶塞宁、马雅科夫斯基,包括苏联作家协会书记法捷耶夫,包括伟大的女诗人茨维塔耶娃,他们都是老索的兄长或同代人。老索他不是孤立产生的,在二十世纪苏俄文学土壤里,包括帕斯捷尔纳克、象征派诗人皮里亚克、幽默大师米哈伊尔左琴科、大自然讴歌者普利什文、浪漫主义梦幻作家格林、帕乌斯扶夫斯基、讽刺高手扎米亚京、现实主义纪实作家爱伦堡、以及天才悲剧诗人曼德尔施塔姆、阿赫玛托娃、茨维塔耶娃,以及被称为萨米兹达特的苏联地下文学的杰出代表卡拉万斯基、马尔琴科、阿马利尼克、楚科夫斯卡娅、金斯堡、沙拉莫夫,他们与著名物理学家萨哈罗夫、著名历史学家罗伊麦德维杰夫、著名大提琴家罗斯特罗波维奇等人士共同组成了抗衡并最终埋葬斯大林主义和苏联共产主义制度的精神骑士团。不仅在历史、社会和政治意义上,而且在精神、文化和美学意义上,这个骑士团都是十九世纪从普希金到托尔斯泰俄国人道和自由精神的继承者。无论在国内还是在海外,老索都是这个享有世界声誉的英勇团队最忠实最有魅力的发言人之一。

第四,比较次要,但也不能忽略的是,老索毕竟生活在二十世纪。苏联虽然反对西方现代自由民主制度,但是知识界并没有完全阻断十九世纪赫尔岑等西化派知识分子融入西方现代文明潮流的传统。1975年6月30日,老索在华盛顿美国劳联-产联那次著名的演讲中,多次高度地肯定美国和西方的现代普世价值对俄国命运、对俄国知识界的正面影响。他的观点、倾向性和希望,在今天也没有过时:美国帮助欧洲赢得了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美国曾经两次使欧洲从战后废墟上得以复兴。在战后25年里,当欧洲许多国家都在打自己的算盘的时候,美国却一直作为欧洲的后盾承担了巨大的责任。很早以前,美国就以世界上最大方、最慷慨的国家而闻名。无论什么地区发生了水灾、地震、火灾、天灾,是谁首先提供救灾物资呢?是美国,是谁的援救数量最大而又无私呢?是美国。可是美国得到的报答又是什么呢?谴责声和咒骂声美国佬,滚回去!然而,尽管如此,也不能减轻美国的历史重任。历史的发展把美国推向了世界领导者的地位,不管你们愿意还是不愿意。一旦世界上出现新的、全球性的政治危机时(依我看,一个很尖锐的政治危机刚刚结束,下一个危机又随时可以到来),作出决定性的决策的重任,无论如何将要落到美国的肩上。老索说,在我本人、我的朋友、与我志同道合的人,以及除了高级阶层的人们以外的苏联普通人中,美国的形象总会引起仰慕和同情之感。仰慕的是你们的无限广阔的前景和你们的强大。你们自己往往估计不到这一点。未来是属于你们美国的。美国是个年轻的国度,拥有尚待利用的巨大潜力,辽阔的土地,广阔而无私的胸怀。老索曾经多次批评西方,但他比所有大俄罗斯主义者都清楚,西方尽管存有它们的弊端、丑恶与危机,但那都是自由和民主不得不付出的代价,而俄国的不幸和罪孽确源自专制,野蛮和愚昧。

当然,作为一个天才作家,不管有多少资源、多少源头,老索的创作,最根本的是他的人生体验、感受能力,是他的心灵形式以及他对俄国命运、俄国土壤、俄国人民的那一番不可改变、不可转让的担当精神,像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等先辈一样,这块土地,俄罗斯人民的命运,就是他本人的生命,就是他文学创作的全部目的。
  
北:老索生活在斯大林时代,那个时代奠定了他一生创作和思想的基石。索尔仁尼琴1983年在伦敦获宗教进步奖的授奖词中,针对苏联的问题说过这样的话:半个世纪以前,当我还是个孩童的时候,就听到不少老人们分析俄国之所以掉进灾难深渊的原因,那个原因是人忘记了上帝,这就是一切的起因。他说呢,自从那以后我花了50多年的时间来研究我们革命的历史,也就是苏联革命的历史。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读了数百本书,收集了好几百份个人的见证。并且他说他本人已经写了八部著作,试图帮助清理这个动荡后留下来的烂摊子。这场毁灭性的革命吞噬了六千万条俄国人的性命,但如果有人要我以简炼的言语来总结其根源,我实在想象不出有什么还会比重复这句话更为精确。这句话就是,人忘记了上帝,这就是一切的起因。他认为这句话是针对苏联问题的一把钥匙。事实上,那次著名的演讲的标题就是忘记了上帝迈向古拉格的第一步。您刚才介绍过了,他是在集中营里,在那些教士和圣徒身上,认识上帝的。我们看到,索尔仁尼琴的上帝,似乎不是一个抽象的观念,不是一般的宗教情怀,也不是他文学的工具,更不是他人生艰危时的拐杖。事实上,上帝是他作为一个知识分子解读人类现象的基石和他生命之根。老康,我想请您针对索尔仁尼琴的这个解释、他演讲中所强调的这种表述作一个评价。

王:刚才说过,老索的精神首先来自一千年的东正教传统。同时,老索不光是对东正教的回归,也是对十九世纪伟大文学传统的回归,尤其是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精神世界的回归。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最后都把希望寄托在上帝、寄托在十字架上。不管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本人的命运怎么样,俄罗斯的文学道路最后都意在为俄国历史命运提供真实的图景和精神上的出路。俄罗斯一直陷在一种巨大的时空宿命里。俄国横跨欧亚,亚洲和欧洲两种不同的原则始终在俄国同时存在,亚细亚专制主义传统和欧罗巴自由主义传统,在同一个国家同时存在,只有俄国才拥有这种独一无二的宿命。俄国太特殊了,若干先后或同时发生的历史事件与其地理环境共同加剧并强化了俄罗斯的内在冲突分裂。在老索时代,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他出生,第二次世界大战他亲自到东普鲁士参加反抗法西斯德国的战争。战争、革命,各种动荡充斥了俄罗斯的历史和土地。这种地缘关系和历史事件的交相激荡重叠,导致俄国人民对巨大悲剧命运的特殊感受,这种感受与东正教结合起来,就使俄国人比其他民族更具有一种弥塞亚救世主义的期盼。然而,正如别尔嘉耶夫、舍斯托夫等许多俄国思想家一再指出的那样,这种弥赛亚救世主义一但接受了马克思主义那样特殊的历史哲学,俄国几乎就不可避免地转向特殊的末世论和虚无主义,堕入特殊的无神论和唯物主义,并同时建立起一种史无前例的以戕害上帝的最高创造物生命为能事的专制暴政。在此意义上,老索曾反复提及的前苏联的巨大悲剧,莫斯科人口学家库尔干诺夫教授总结的六千六百万人的代价,根本的原因是忘记了上帝,就有了它的历史逻辑和血肉文本。不要说在中国,在整个西方得出这个结论都是很稀罕的。俄国人在面对自己命运的时候,无法也不愿用一般的历史理论、经济理论、意识形态理论来总结,他们宁愿返回俄国东正教传统、上帝的传统,才可能解释俄罗斯的命运。老索是一个非常虔诚的东正教信徒,可以说是二十世纪俄罗斯宗教唯心主义、宗教历史主义的最后一个代表性人物。我们中国人对俄罗斯的最大误读,就是从来不能理解宗教、上帝对于俄国的根本意义和绝对必需。

老索曾多次接触基督教徒。其中一次是在癌症手术床上,他在黑暗中与身旁另一张手术床上的基督徒囚犯进行了一次生死交流,老索直接感受到福音的启示。第二天清晨,那位基督信徒荣归天国,他的话却像光和盐一样留在老索心里。

俄国人自己再三提请,用理性和逻辑不能理解俄罗斯。老索也一再称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一位具有洞见真理能力的作家,一位很奇妙、充满智慧之光的人,美国作家艾力克森(Edward Ericson)也认为,老索是一个燃烧着信仰、理想,具有撼人心脾的生命体的作家。关于俄国20世纪的特殊噩运,向来有两种解释。一种是历史唯物主义、生产力、社会环境,一种是精神、信仰、人性。前者固然能从外部解释俄国的命运,而只有后者才能真实地从内部揭示俄国的悲剧。

老索坚持,人类应该也真实地拥有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价值观,它关于善、公义、怜悯、慈悲和爱的训诫具有绝对而永恒的性质。在老索心里,那就是《圣经》和耶酥。究竟是黑格尔、马克思、达尔文、尼采等西方理性主义、历史主义、进化学说和经济物质崇拜正确,是这些19、20世界性显学正确,还是老索和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特里萨修女、图图大主教们正确,究竟是宗奉物质力量的凯撒、拿破仑、希特勒、斯大林、毛泽东们代表了世界历史的法则,还是但丁、雨果、甘地、天安门母亲们体现了人类文明的真谛,稍有良知和常识能力的人们,都早已有了结论。

老索以其一生的受难和创作证明,上帝不是抽象的教条和空洞的存在,而是疗救人类灵魂的源头活水。至少,在无神论和唯物主义被奉为国家哲学的前苏联和今天的中国,人性的蜕变和堕落呈现出远比西方社会更加可悲的状态。20世纪发生在苏俄和中国等否弃神灵的国家的巨大祸乱,从根本上说,皆源于20世纪人类的特殊罪孽:现代迷狂。套用现代术语,一个至高的元逻辑已经宣告了20世纪现代迷狂的荒唐和破产;灵性之物高于任何物质状态,永恒之光终可彻照黑暗时代,天国临近的审判即一切专制帝国的覆灭。

至于老索对西方的批评,对自由、民主、多元、宪政的某种程度的漠视,其实从来只是索尔仁尼琴局限的伪命题。老索早早庄严指证,宇宙中有多少生物,就有多少中心。我们每个人都是宇宙中心,因此当一个沙哑的声音对你说你被捕了时,天地就崩溃了。他从未忘掉自己的文学使命,保留残酷的昏暗年代里的生命图景、人物命运、历史真相,并且请求没有生存下来的诸君原谅他没有看到一切,没有想到一切,没有猜到一切。武断地说,老索在独自面对人类历史上最庞大凶残的专制帝国时,对人的命运、自由、尊严、价值、意义的纪录、见证、珍藏、揭示,祭奠和颂扬,远在任何西方自由斗士和现代作家之上。何况,老索从未仅仅停留在人类现世祸福和一般权利上。他与托尔斯泰一样,最终信奉的是哪里有爱,哪里就有上帝这一古老而弥久长新的真理。在我看来,基督教的历史命运体现在西方的主要历程是敞朗、幸运、普泛,其福音真理由于工业文明和资本主义的进步而造福于整个西方,却因此流于浮浅,倾向实用哲学。同时,两次世界大战,奥斯威辛和充斥西方的商业主义成了这一历史进程难以避免的负面衍生品。在俄罗斯,基督教以悲剧史诗的形式获得了与西方大异其趣的展示。老索与其俄罗斯先驱一样,在道德和精神上不能满足于纯粹个人(首先是他们自己)的现世幸福,俄国自彼得大帝以来三个多世纪的西化历史,竟然导致了一个空前的暴政。智力和道德能力并不比西方自由主义者低劣的老索们从中得到的体验和结论,肯定不会与西方完全相同。
  
北:老索不接受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的颂扬和褒奖,却接受了普京的颁奖。有人因此指出,他最终还是一个大俄罗斯主义者,并没有超过19世纪斯拉夫派的历史局限。这个问题对西方和中国都有现实性。

王:许多西方和中国人对老索近年接受普京的颁奖和颂扬时所表露的大俄罗斯主义,颇不以为然。即使在这个最易使老索蒙诟,被指斥为专制帝国同路人和过时的民族沙文主义者的地方,我也要为他说几句。

在俄国,大俄罗斯主义,从1453年君士坦丁堡陷落时就产生了。500多年俄国人由于地理、逃避奴役和拓疆殖民以及东正教的世界观,无休止地轮番向东、西方扩张,是与西方从宗教改革、工业革命、启蒙运动和法国大革命迥然不同的历史运动,是人类历史上另一种意义上的现代化进程。俄国在欧亚大陆遭遇的战争、入侵、黑暗、耻辱,以及俄国二十几代先知、圣徒感受到的一切,从亲斯拉夫到泛斯拉夫到大俄罗斯主义,是人类历史巨大而特殊的部分,其中的经验教训,俄国人曾用了近三百年时间进行了极为深刻而有力的总结。自十二月党人、普希金到托尔斯泰,都是俄罗斯之子,某种程度上都是大俄罗斯主义者,正如华盛顿、杰佛逊、林肯都是美国之子,都是美国天定命运的信奉者,卢梭、伏尔泰、雨果都是法兰西之子一样。谁有资格在天下未成一家之前要求一个充满苦难的民族永远自我贬斥呢?自恰达耶夫开始,俄国人的自我审判,丝毫不亚于任何民族,尤其不逊色于20世纪的中国人。

同时,当俄国500多年的奋斗毁于一旦之际,谁能要求老索这位与俄罗斯生死与共的俄国文豪欢欣鼓舞呢,谁又有权力要求他把苏联与俄罗斯泾渭分明地区别开来呢。

同时,西方在冷战之后的作为,毕竟远未表现出基督精神和绅士风度,俄罗斯在自由、民主降临之际有求于西方的一切,那被承诺被期许的一切,始终渺茫。同时,如果俄国再支离破碎,单单它所拥有的核武库,又由谁来保证不落入恐怖主义者之手呢?

同时,更为根本的是,老索的大俄罗斯主义的精神内核,早已排除了第三罗马和第三国际的成分。不是别人,正是老索再三警告苏联当局、也告诫俄国同胞,追求大帝国的人民注定会遭殃,大帝国和道德高尚的人民是不相容的。事实上,老索直到临终前不久,还异常清醒而充满信心地预言,在21世纪,欧洲和美国都更需要俄罗斯作为伙伴。与其指责老索的大俄罗斯主义,不如以同情地理解、设身处地地体验作为俄罗斯良心和灵魂的老索的暮年心境,比起普希金为沙皇制度的辩护,果戈里对农奴制的赞扬以及陀思妥耶夫斯基天字第一号的大俄罗斯主义,老索对俄罗斯的血肉眷念,对俄罗斯现状的如焚忧心,对西方在苏联时代的软弱、在俄国解体之后的短视的失望和批评,已经充分体现出俄国现代精神的自我忏悔、宽容和底线。而正处于义和团和红卫兵式狂热民族主义的中国,有什么资格指责一个在血污中挣扎了74年,在灾妄和悲剧末路继续挣扎的俄国为自己基本的尊严与生存而对西方对世界发出的请求和忠告呢?

那些非难老索身上至死不渝的大俄罗斯主义的人们,该去读读先被俄国放逐后被俄国窒息的女诗人茨维塔耶娃的大俄罗斯情节:
  

所有的房屋都陌生,所有的
庙宇都空荡荡,但是
倘若在道路旁出现
灌木丛,尤其是山楂树

俄罗斯呀,哪怕失去一只手,
哪怕砍去双手!我也要用嘴唇
在断头台上书写满目疮痍的土地

我的骄傲,我的祖国!

与茨维塔耶娃一样,被誉为俄罗斯诗歌月亮的阿赫玛托娃也死于对俄罗斯的爱,她的《祖国土》难道读不出大俄罗斯情结:

我们不用护身香囊把她贴心佩戴,
也不以深情的诗为她失声痛哭,
她不给我们苦涩的梦增添酸楚,
她也不像是上帝许给你的天国乐土。
我们心中没有她的位置,
我们也不想拿她做买卖。
我们在她那儿默默地受难,
我们甚至记不起她的存在。

是的,在我们,她是套鞋上的污泥,
是的,在我们,她是洁齿间的砂砾,
我们把她践踏蹂躏,磨成齑粉,---
这多余的 ,哪儿都用不着的灰尘!
但我们都躺进她怀里,与她化为一体,
因此才不拘礼节的称她:自己的土地。    

(未完待续:六,索尔仁尼琴与中国;七,索尔仁尼琴与中国同行之比较八,索尔仁尼琴对中国的启示)

采访时间:2008年8月28日

采访地点:华盛顿
补充采訪:重庆


他没有穷尽真理,他也没有看到自由和光明的真正凯旋,但他几乎穷尽了黑暗



四、索尔仁尼琴的归国之路及意义

北:比起八九年中国的流亡作家,老索很幸运。他在晚年能够带着尊严,堂堂正正回到自己的祖国。请介绍一下他归国及其前后的情况。

王:老索1974年2月14日被苏联当局驱逐出国,过了二十年,1994年7月21日苏联解体、苏共下台之后,他居然回到、可以说是凯旋式地回到了自己的祖国。当年老索被驱逐到苏黎世时就预言,已经看到了自己回到俄罗斯的那一天。他妻子说,老索真的具备一种预见未来的能力。老索深信自己终将回到俄国,这一信念从未改变,并支撑他克服一切困难从事了持久而巨量的创作。

老索从不认为自己是侨民和流亡者,他认为当代人类命运的关键仍然在于俄罗斯。虽然美国授予他荣誉公民称号,他早已失去苏俄国籍,他却比俄国国内所有人都更准确地预见到自己和俄国即将到来的命运。他曾把《古拉格群岛》的全部版税捐献给援助被监禁者及其家属俄罗斯公共基金》,建立《俄罗斯纪念文库》。1987年10月,他通过美国之音向戈尔巴乔夫政府发出信号,如果他的著作在苏联出版,他将返回自己的祖国。1989年苏联作协作出撤销开除老索会籍的决定。《新世界》大量刊载老索过去没有在国内发表的作品,一时形成索尔仁尼琴热。1990年老索发表《我们应当如何重建俄罗斯》,再次预言苏联即将解体,同时再次提出,俄国必须通过忏悔、自我克制、放弃帝国和专制以及复兴东正教才能得到新生。1992年叶利钦访美,亲自与老索通话,商定老索和他家人在适当时候返回俄国。1993年12月,75岁的老索告别美国,他和卡文迪什镇的邻居们告别时说,流亡永远是辛酸的,但是我不可能想像会有一个比卡文迪镇更美好的地方。

老索是乘飞机从美国穿过阿拉斯加,直接飞到弗拉迪沃斯托克,苏联的远东地带。然后坐火车,穿过整个西伯利亚回到莫斯科。这成了老索回归祖国、让人感慨万分、让整个俄罗斯激动、让世界媒体都关注的一次空前的文学凯旋:放逐到西方,从东方返回。1994年7月21日他到达莫斯科雅罗斯拉夫尔车站时,受到成千上万市民欢迎,当局派出大批警察,保安措施之严密,不亚于20年前把他驱逐出境时的情境。
  
北:作为一个苏联流亡文学首屈一指的代表人物,他的归程是苏联流亡文学的     重大事件。这一事件对苏联和俄罗斯文学意味着什么?

王:老索回到俄罗斯,意味着苏联文学的终结,意味着十九世纪俄罗斯伟大文学传统在俄罗斯的复活。意味着以老索为代表的集中营文学精神、流亡文学精神与与俄罗斯人道主义文学传统一道重新成为俄罗斯文学的主流,而充满谎言、虚饰和粗制滥造的苏联文学则沦为俄国文学的逆流和插曲。老索对祖国的回归,俄罗斯文学传统文学的重新接通,比当年伏尔泰和雨果对法兰西文学的回归更为世界文学史增添了史诗式的荣耀。

北:索尔仁尼琴在苏联解体之后结束20年的流亡生涯,回到自己祖国之后所面临的状况。他的去世对俄罗斯的集中营文学、流亡文学和流亡回国后的文学是不是一个很大的遗憾。

王:不仅是一个遗憾,老索回到俄国的时候,苏联已经解体,苏联共产党已经下台。老索的历史使命、文学使命的直接目标就是揭露、否定、对抗,最后结束这个红色帝国、集权主义的政权,这个历史使命已经完成。俄罗斯斯大林主义在精神上肯定被埋葬了,俄罗斯的集中营文学和俄罗斯流亡文学,作为一种文学形式同时终止了。索尔仁尼琴回到俄罗斯后14个年头,他的整个文学创作、他的整个思维、他的人生探索,某种意义上,都呈现出一种终止的状态。

北:就是说一个时代结束了。

王:关于老索的遗憾、终止和结束,我们还有话要说。越是伟大、独特的作家,越是深深地陷入时代的断层和生活的深渊。1945年,老索在被捕一刹那时曾处于双重失语状态,他无法抗议,他又不想呼喊,因为在野蛮面前,语言太苍白,而在几个秘密警察和几十号围观者面前,他的喊声毫无意义,他之所以没有号叫,是因为他已模模糊糊地感到,有朝一日他将向两亿人呼喊。有必要无数次引用老索获奖词的每句话,在集中营疲惫的长期徒步行军中,在冰冷的寒夜里,点点孤灯透过黑暗偶尔照亮了囚徒的队伍。不只一次,我们渴望着,要向世界吐出长久哽塞在喉头的郁结,只望这世界能听到我们之中任何人的申诉。此刻,我们心里非常清楚,代表我们的这位幸运使者,他只需放声呐喊,整个世界必将报以回应。

近二十年后,1974年12月10日,老索终于出现在斯德哥尔摩那个为他而推迟了四年的仪式中,这时的他已经不仅对两亿俄国人,而是对二十亿自由世界的男女发出了自己的心声。

俄国十九世纪天才辈出,群星满天,陀氏和托翁作为两位集大成者,在道德和精神意义上宣布了沙俄帝国的死刑,但是俄国的野蛮、黑暗、愚昧和专制本性远未消除,十月革命以更为恐怖和无耻的暴政将俄国和半个世界拖入噩梦。19世纪俄国大地的十字架更形沉重,毫无疑问,老索是扛起20世纪俄国十字架的第一人。

他是俄罗斯痛苦灵魂的伟大私生子,他属于只有在俄国才能孕育的人物不是一类,而是独一无二的一个:如果没有他,这个时代和国度的外观没有什么两样,但是他发现了它们的秘密,他是活在绞刑架下的先知,套用阿赫玛托娃的诗句,他的忧郁与绝望具有涅瓦河畔的壮阔和高加索积雪炫目的光芒。他几乎与地狱俄国同生共死,战争、杀戮、镇压、流放、苦役,告密、背叛、癌症,耳闻目睹身心遭遇的,除了荒野,就是十字架。他又从俄罗斯两百年特有的救赎与牺牲中、尤其扶助苦难俄国前行不止、不绝如缕的圣徒和殉道者那里,接过荆冠。他由此不能容忍自己沉默,不甘於只为一个破碎不堪的俄国作证,他要对整个俄罗斯和全世界发出声音,并且坚信,自己就是应召而来的使者,他一旦发音,世界将为之震骇,因为俄国正在展开和即将到来的岁月里所承受的,正是人类命运最沉痛最阴郁的角落,因为俄国的悲剧一开始就具有启示录式的世界意义,因为他很早就明白了那宿命般的责任,俄罗斯全部文学在二十世纪的使命最终将以史诗和《圣经》的规模和气象,与帝国、暴政、奴役、不义以及一切在俄国土地上蹂躏践踏灭绝人的现象相对峙抗衡,并最终凌驾其上。

从人类有文学以来,没有一位作家对人类命运产生过如此有力的影响,并由此永远拥有荆、桂两冠的殊荣。《古拉格群岛》并不仅仅是一部关于苏拉苏联共产主义罪行的编年史,也不仅仅为了摧毁有史以来最庞大的专制帝国的历史道义基石,它是关于一个伟大民族臣服于梦魇和妄灾的终极审判,它为历史、特别是极权主义历史重新立法:在二十世纪的特殊环境里,面对俄罗斯特有的悲剧命运,一旦有人道出真相,并把一张写字桌容纳不下的所有素材拼镶为一体,只要那片既真实又虚构的群岛从秘密档案、刑讯室、流放集中营和无数死亡中脱壳而出,苏俄帝国被审判被颠覆就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了。他证明了一条很简单的真理,再强盛的帝国,有时就坍塌在一位作家的纸页上,这看来类似于一个神迹,神说,这种制度不好,这个社会不义,神说,你把它们写出来,一切就结束了。

一部《古拉格群岛》,让欧洲共产主义在精神上瓦解,加缪和萨特的绝交,不啻是法国大革命后欧洲激进主义退潮的标志性事件。戈尔巴乔夫夫妇和苏共上层改革人士变革并最终唾弃苏联、苏共,他们的精神源头之一,便来自群岛。那里记录的是他们父辈、祖辈以及全体俄国人民的历史。即便斯大林、贝利亚一类暴君和刽子手的子女也无法绕开群岛,而能正常地呼吸。

当斯大林主义的幽灵重新在俄国上空游荡时,苏俄人民凭什么抵御那由党的领袖、元帅们、警察首领和全部国家机器推动的复辟浪潮?继十九世纪之后,经过近五十年的沉寂,苦难俄国再次拥有自己的代言人,作家、物理学家、诗人、大提琴手、功勋运动员、芭蕾舞演员、剧作家,老索站在最前面,他就没有从约伯天枰上退下来的一天。尽管包括萨哈洛夫、罗伊麦德维杰夫在内的俄国优秀人士并不赞同他那篇致苏联领导人的公开信,但历史证明,老索比他们更深刻,更了解俄国,他在精神上为俄国作出的诊断,一次又一次被嗣后的事件所证实:建立大帝国的梦想与一个高尚的民族是不相容的,建立大帝国的人民注定会遭殃的。

老索没有穷尽真理,他也没有看到自由和光明的真正凯旋,但他几乎穷尽了黑暗,不能说老索以一己之力结束了俄国历史最强大的专制帝国,但毫无疑问,如果没有《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没有《古拉格群岛》,俄国自恰达耶夫《哲学书简》以来沉重痛苦、英勇伟大的自我认识,将缺少最珍贵最重要的启示。

老索与其先辈一样,是奇迹创造者。他从牢狱和绝症里走出,内心仍然保持着勇气、怜悯心、正义感、眼泪和爱;他享有帝国赐予的恩荣,却丝毫不愿改变一名前集中营苦役犯的初衷;他荣膺世界最高文学殊荣,却被祖国驱逐出境;他领受了西方的自由、安宁、祝福和推崇,却从不放弃自己独立的人格和批判立场;他是20世纪弥漫全球的极权主义的最著名挽歌作者,他活着回到废墟般的祖国;他在人类现代最沉重的命运里留下过自己的足迹,他在旧时代死亡书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这就够了。我不知道老索临终前是否留下遗言,最后萦绕老索心中的,大概还是他曾向世人表白过的承诺:我深知自己的责任的沉重。请借用伏拉基米尔索洛维耶夫的话作结:

让我们手挽手围成一圈,完成我们沉痛的使命。

一个时代完全结束了。1994年到2008年14个年头,在整个后苏联时代、俄罗斯的新时代,他和所有俄国知识分子,某种意义上都失语了,都无法面对俄国新的巨大现实,这种现实巨大到什么程度?俄国五百多年以来,从瓦西理三世征服喀山以来,向西伯利亚的征服造成了世界上最大一个帝国,五百年间俄罗斯的努力全部毁于一旦,俄国分崩离析了,俄国变成了一个亚洲、欧洲、全世界的二流甚至三流国家。老索没有想到,俄国、他的祖国会面临这样的一个局面。尽管老索曾数次公开预言苏联的解体,但当他回到俄国后,还是感到前所未有的失望,俄国处于历史上未曾出现的严重情况。在这种情况下,包括他、包括很多俄国知识分子,包括前苏共领导人,叶利钦,戈尔巴乔夫,后来的普京等实际掌权的人,包括全世界知识分子,都在俄罗斯前所未有的历史境况面前失语。除了上帝,没有谁能够回答俄罗斯何去何从的问题。
  

五、索尔仁尼琴的精神资源
  
北:索尔仁尼琴我们都知道他生活在斯大林时代,跟49年之后中国作家生活在毛泽东时代恶劣的咨讯环境大同小异,那么索尔仁尼琴作为一个有世界影响的大作家,他的思想背景、精神资源是什么?
王:老索精神源头,主要有三方面。第一,俄国东正教。自从公元988年基督教垂降于俄罗斯后,俄国历代知识分子都跟东正教接下不解之缘。十月革命后,东正教本身被取缔、被宣布为非法,宗教唯心主义被认为是最反动最危险的敌对力量之一,因此更加珍贵、更加重要,更加根本。索尔仁尼琴并非全部思想资源都来自东正教,但越到后来,随着年龄、人生阅历的增长,他越发深入地回归东正教传统。在《古拉格群岛》这本最重要的代表作里,他多次提到东正教。在古拉格集中营里所有人物中,他最尊重,他以前根本不了解,一旦了解就特别敬服的不是那些政治反对派,不是那些立宪派、社会民党人和孟什维克,他们中有很多杰出人物,而是他以前不熟悉的俄国东正教人士,教士、主教,那些圣徒、殉道者。他认为他们才在精神上、灵魂上代表俄国的正统。在他们身上,他看到了在苏联社会里长期隔绝、荡然不存的美德,比如宽容,超然,英勇,比如谦卑,敬畏、感恩。尤其他们对上帝的虔诚,对永恒和不朽真理的向往,让他们面对监禁和暴力以至死亡时,能够从容无畏甚至带有诗意地面对。老索讲述了许多在索洛维茨岛修道院的悲惨而壮丽的故事。1930年夏天,几十名教派分子被押到一个荒岛上去,他们拒绝来自反基督者的一切,不肯在任何领取食物和生存必需品的文书上签字,结果全部饿死。他们的白骨形成一个完整的符号:一个也没有逃跑。老索问道,除了这些僧人、修士,谁能如此平静而尊严地面对死亡?这些殉道者,这些圣徒,构成了俄国历史穹隆中最灿烂最眩目的光辉。回到俄国后,面对分崩离析的俄国,老索仍然把最后希望寄托在上帝那里。他认为东正教在俄国历史上、尤其在黑暗年代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既有宗教意义,也有道德和社会意义。正教从根本上缔造了俄罗斯的传统、习俗、生活方式、价值观和心理结构。俄国正处在空前的不幸和危机中,处在道德沦丧、礼崩乐怀的境地,只有依靠宗教的力量才能够医治俄罗斯的心灵创伤。东正教是一颗一直闪烁在俄罗斯天上的星星,千万不要让它熄灭!

第二,他的精神源头还源自俄国十九世纪伟大的人道主义传统,十九世纪俄国伟大的贵族传统。这种传统,首先,反对专制主义、反对农奴制、反对蒙昧主义,希望在俄国土地上出现大写的人,希望俄国社会、俄国人民能够真正地实现福音书上所说的四海之内皆兄弟的那种宗教性的大爱与和谐。其次,从十二月党人开始,首先贵族知识分子,然后贫民知识分子,几代知识分子最珍贵的理想就是在俄国土地上建立人间天堂。他们看重的是道德的健全、精神的纯洁;他们抗议社会的不公正、苦难,希望这些罪孽在俄国土地上被消除。普希金是自由之子,涅克拉索夫,果戈里、莱蒙托夫、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俄国十九世纪几乎所有的诗人和作家,都坚持以俄罗斯命运、俄罗斯人民存在的意义和价值来决定他们的文学创作。这一传统,索尔仁尼琴切实继承下来了。就是瑞典皇家科学院给他授奖词里所说的那句话,他的文学作品体现了俄国十九世纪不可或缺的道德力量的传统。

第三,俄国二十世纪的文学现实土壤。虽然布尔什维克把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把官方意识形态钦定为俄国所有艺术家们必须遵循的天条,但是,俄国十九世纪的传统并没有完全消失。从20年代到40年代,文学仍然甚至更加成为俄罗斯痛苦灵魂的安慰,成为俄罗斯唯一的精神家园。有一些非常卓越的作家,以自杀的方式来表达对文学的殉道:勃洛克、叶塞宁、马雅科夫斯基,包括苏联作家协会书记法捷耶夫,包括伟大的女诗人茨维塔耶娃,他们都是老索的兄长或同代人。老索他不是孤立产生的,在二十世纪苏俄文学土壤里,包括帕斯捷尔纳克、象征派诗人皮里亚克、幽默大师米哈伊尔左琴科、大自然讴歌者普利什文、浪漫主义梦幻作家格林、帕乌斯扶夫斯基、讽刺高手扎米亚京、现实主义纪实作家爱伦堡、以及天才悲剧诗人曼德尔施塔姆、阿赫玛托娃、茨维塔耶娃,以及被称为萨米兹达特的苏联地下文学的杰出代表卡拉万斯基、马尔琴科、阿马利尼克、楚科夫斯卡娅、金斯堡、沙拉莫夫,他们与著名物理学家萨哈罗夫、著名历史学家罗伊麦德维杰夫、著名大提琴家罗斯特罗波维奇等人士共同组成了抗衡并最终埋葬斯大林主义和苏联共产主义制度的精神骑士团。不仅在历史、社会和政治意义上,而且在精神、文化和美学意义上,这个骑士团都是十九世纪从普希金到托尔斯泰俄国人道和自由精神的继承者。无论在国内还是在海外,老索都是这个享有世界声誉的英勇团队最忠实最有魅力的发言人之一。

第四,比较次要,但也不能忽略的是,老索毕竟生活在二十世纪。苏联虽然反对西方现代自由民主制度,但是知识界并没有完全阻断十九世纪赫尔岑等西化派知识分子融入西方现代文明潮流的传统。1975年6月30日,老索在华盛顿美国劳联-产联那次著名的演讲中,多次高度地肯定美国和西方的现代普世价值对俄国命运、对俄国知识界的正面影响。他的观点、倾向性和希望,在今天也没有过时:美国帮助欧洲赢得了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美国曾经两次使欧洲从战后废墟上得以复兴。在战后25年里,当欧洲许多国家都在打自己的算盘的时候,美国却一直作为欧洲的后盾承担了巨大的责任。很早以前,美国就以世界上最大方、最慷慨的国家而闻名。无论什么地区发生了水灾、地震、火灾、天灾,是谁首先提供救灾物资呢?是美国,是谁的援救数量最大而又无私呢?是美国。可是美国得到的报答又是什么呢?谴责声和咒骂声美国佬,滚回去!然而,尽管如此,也不能减轻美国的历史重任。历史的发展把美国推向了世界领导者的地位,不管你们愿意还是不愿意。一旦世界上出现新的、全球性的政治危机时(依我看,一个很尖锐的政治危机刚刚结束,下一个危机又随时可以到来),作出决定性的决策的重任,无论如何将要落到美国的肩上。老索说,在我本人、我的朋友、与我志同道合的人,以及除了高级阶层的人们以外的苏联普通人中,美国的形象总会引起仰慕和同情之感。仰慕的是你们的无限广阔的前景和你们的强大。你们自己往往估计不到这一点。未来是属于你们美国的。美国是个年轻的国度,拥有尚待利用的巨大潜力,辽阔的土地,广阔而无私的胸怀。老索曾经多次批评西方,但他比所有大俄罗斯主义者都清楚,西方尽管存有它们的弊端、丑恶与危机,但那都是自由和民主不得不付出的代价,而俄国的不幸和罪孽确源自专制,野蛮和愚昧。

当然,作为一个天才作家,不管有多少资源、多少源头,老索的创作,最根本的是他的人生体验、感受能力,是他的心灵形式以及他对俄国命运、俄国土壤、俄国人民的那一番不可改变、不可转让的担当精神,像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等先辈一样,这块土地,俄罗斯人民的命运,就是他本人的生命,就是他文学创作的全部目的。
  
北:老索生活在斯大林时代,那个时代奠定了他一生创作和思想的基石。索尔仁尼琴1983年在伦敦获宗教进步奖的授奖词中,针对苏联的问题说过这样的话:半个世纪以前,当我还是个孩童的时候,就听到不少老人们分析俄国之所以掉进灾难深渊的原因,那个原因是人忘记了上帝,这就是一切的起因。他说呢,自从那以后我花了50多年的时间来研究我们革命的历史,也就是苏联革命的历史。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读了数百本书,收集了好几百份个人的见证。并且他说他本人已经写了八部著作,试图帮助清理这个动荡后留下来的烂摊子。这场毁灭性的革命吞噬了六千万条俄国人的性命,但如果有人要我以简炼的言语来总结其根源,我实在想象不出有什么还会比重复这句话更为精确。这句话就是,人忘记了上帝,这就是一切的起因。他认为这句话是针对苏联问题的一把钥匙。事实上,那次著名的演讲的标题就是忘记了上帝迈向古拉格的第一步。您刚才介绍过了,他是在集中营里,在那些教士和圣徒身上,认识上帝的。我们看到,索尔仁尼琴的上帝,似乎不是一个抽象的观念,不是一般的宗教情怀,也不是他文学的工具,更不是他人生艰危时的拐杖。事实上,上帝是他作为一个知识分子解读人类现象的基石和他生命之根。老康,我想请您针对索尔仁尼琴的这个解释、他演讲中所强调的这种表述作一个评价。

王:刚才说过,老索的精神首先来自一千年的东正教传统。同时,老索不光是对东正教的回归,也是对十九世纪伟大文学传统的回归,尤其是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精神世界的回归。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最后都把希望寄托在上帝、寄托在十字架上。不管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本人的命运怎么样,俄罗斯的文学道路最后都意在为俄国历史命运提供真实的图景和精神上的出路。俄罗斯一直陷在一种巨大的时空宿命里。俄国横跨欧亚,亚洲和欧洲两种不同的原则始终在俄国同时存在,亚细亚专制主义传统和欧罗巴自由主义传统,在同一个国家同时存在,只有俄国才拥有这种独一无二的宿命。俄国太特殊了,若干先后或同时发生的历史事件与其地理环境共同加剧并强化了俄罗斯的内在冲突分裂。在老索时代,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他出生,第二次世界大战他亲自到东普鲁士参加反抗法西斯德国的战争。战争、革命,各种动荡充斥了俄罗斯的历史和土地。这种地缘关系和历史事件的交相激荡重叠,导致俄国人民对巨大悲剧命运的特殊感受,这种感受与东正教结合起来,就使俄国人比其他民族更具有一种弥塞亚救世主义的期盼。然而,正如别尔嘉耶夫、舍斯托夫等许多俄国思想家一再指出的那样,这种弥赛亚救世主义一但接受了马克思主义那样特殊的历史哲学,俄国几乎就不可避免地转向特殊的末世论和虚无主义,堕入特殊的无神论和唯物主义,并同时建立起一种史无前例的以戕害上帝的最高创造物生命为能事的专制暴政。在此意义上,老索曾反复提及的前苏联的巨大悲剧,莫斯科人口学家库尔干诺夫教授总结的六千六百万人的代价,根本的原因是忘记了上帝,就有了它的历史逻辑和血肉文本。不要说在中国,在整个西方得出这个结论都是很稀罕的。俄国人在面对自己命运的时候,无法也不愿用一般的历史理论、经济理论、意识形态理论来总结,他们宁愿返回俄国东正教传统、上帝的传统,才可能解释俄罗斯的命运。老索是一个非常虔诚的东正教信徒,可以说是二十世纪俄罗斯宗教唯心主义、宗教历史主义的最后一个代表性人物。我们中国人对俄罗斯的最大误读,就是从来不能理解宗教、上帝对于俄国的根本意义和绝对必需。

老索曾多次接触基督教徒。其中一次是在癌症手术床上,他在黑暗中与身旁另一张手术床上的基督徒囚犯进行了一次生死交流,老索直接感受到福音的启示。第二天清晨,那位基督信徒荣归天国,他的话却像光和盐一样留在老索心里。

俄国人自己再三提请,用理性和逻辑不能理解俄罗斯。老索也一再称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一位具有洞见真理能力的作家,一位很奇妙、充满智慧之光的人,美国作家艾力克森(Edward Ericson)也认为,老索是一个燃烧着信仰、理想,具有撼人心脾的生命体的作家。关于俄国20世纪的特殊噩运,向来有两种解释。一种是历史唯物主义、生产力、社会环境,一种是精神、信仰、人性。前者固然能从外部解释俄国的命运,而只有后者才能真实地从内部揭示俄国的悲剧。

老索坚持,人类应该也真实地拥有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价值观,它关于善、公义、怜悯、慈悲和爱的训诫具有绝对而永恒的性质。在老索心里,那就是《圣经》和耶酥。究竟是黑格尔、马克思、达尔文、尼采等西方理性主义、历史主义、进化学说和经济物质崇拜正确,是这些19、20世界性显学正确,还是老索和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特里萨修女、图图大主教们正确,究竟是宗奉物质力量的凯撒、拿破仑、希特勒、斯大林、毛泽东们代表了世界历史的法则,还是但丁、雨果、甘地、天安门母亲们体现了人类文明的真谛,稍有良知和常识能力的人们,都早已有了结论。

老索以其一生的受难和创作证明,上帝不是抽象的教条和空洞的存在,而是疗救人类灵魂的源头活水。至少,在无神论和唯物主义被奉为国家哲学的前苏联和今天的中国,人性的蜕变和堕落呈现出远比西方社会更加可悲的状态。20世纪发生在苏俄和中国等否弃神灵的国家的巨大祸乱,从根本上说,皆源于20世纪人类的特殊罪孽:现代迷狂。套用现代术语,一个至高的元逻辑已经宣告了20世纪现代迷狂的荒唐和破产;灵性之物高于任何物质状态,永恒之光终可彻照黑暗时代,天国临近的审判即一切专制帝国的覆灭。

至于老索对西方的批评,对自由、民主、多元、宪政的某种程度的漠视,其实从来只是索尔仁尼琴局限的伪命题。老索早早庄严指证,宇宙中有多少生物,就有多少中心。我们每个人都是宇宙中心,因此当一个沙哑的声音对你说你被捕了时,天地就崩溃了。他从未忘掉自己的文学使命,保留残酷的昏暗年代里的生命图景、人物命运、历史真相,并且请求没有生存下来的诸君原谅他没有看到一切,没有想到一切,没有猜到一切。武断地说,老索在独自面对人类历史上最庞大凶残的专制帝国时,对人的命运、自由、尊严、价值、意义的纪录、见证、珍藏、揭示,祭奠和颂扬,远在任何西方自由斗士和现代作家之上。何况,老索从未仅仅停留在人类现世祸福和一般权利上。他与托尔斯泰一样,最终信奉的是哪里有爱,哪里就有上帝这一古老而弥久长新的真理。在我看来,基督教的历史命运体现在西方的主要历程是敞朗、幸运、普泛,其福音真理由于工业文明和资本主义的进步而造福于整个西方,却因此流于浮浅,倾向实用哲学。同时,两次世界大战,奥斯威辛和充斥西方的商业主义成了这一历史进程难以避免的负面衍生品。在俄罗斯,基督教以悲剧史诗的形式获得了与西方大异其趣的展示。老索与其俄罗斯先驱一样,在道德和精神上不能满足于纯粹个人(首先是他们自己)的现世幸福,俄国自彼得大帝以来三个多世纪的西化历史,竟然导致了一个空前的暴政。智力和道德能力并不比西方自由主义者低劣的老索们从中得到的体验和结论,肯定不会与西方完全相同。
  
北:老索不接受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的颂扬和褒奖,却接受了普京的颁奖。有人因此指出,他最终还是一个大俄罗斯主义者,并没有超过19世纪斯拉夫派的历史局限。这个问题对西方和中国都有现实性。

王:许多西方和中国人对老索近年接受普京的颁奖和颂扬时所表露的大俄罗斯主义,颇不以为然。即使在这个最易使老索蒙诟,被指斥为专制帝国同路人和过时的民族沙文主义者的地方,我也要为他说几句。

在俄国,大俄罗斯主义,从1453年君士坦丁堡陷落时就产生了。500多年俄国人由于地理、逃避奴役和拓疆殖民以及东正教的世界观,无休止地轮番向东、西方扩张,是与西方从宗教改革、工业革命、启蒙运动和法国大革命迥然不同的历史运动,是人类历史上另一种意义上的现代化进程。俄国在欧亚大陆遭遇的战争、入侵、黑暗、耻辱,以及俄国二十几代先知、圣徒感受到的一切,从亲斯拉夫到泛斯拉夫到大俄罗斯主义,是人类历史巨大而特殊的部分,其中的经验教训,俄国人曾用了近三百年时间进行了极为深刻而有力的总结。自十二月党人、普希金到托尔斯泰,都是俄罗斯之子,某种程度上都是大俄罗斯主义者,正如华盛顿、杰佛逊、林肯都是美国之子,都是美国天定命运的信奉者,卢梭、伏尔泰、雨果都是法兰西之子一样。谁有资格在天下未成一家之前要求一个充满苦难的民族永远自我贬斥呢?自恰达耶夫开始,俄国人的自我审判,丝毫不亚于任何民族,尤其不逊色于20世纪的中国人。

同时,当俄国500多年的奋斗毁于一旦之际,谁能要求老索这位与俄罗斯生死与共的俄国文豪欢欣鼓舞呢,谁又有权力要求他把苏联与俄罗斯泾渭分明地区别开来呢。

同时,西方在冷战之后的作为,毕竟远未表现出基督精神和绅士风度,俄罗斯在自由、民主降临之际有求于西方的一切,那被承诺被期许的一切,始终渺茫。同时,如果俄国再支离破碎,单单它所拥有的核武库,又由谁来保证不落入恐怖主义者之手呢?

同时,更为根本的是,老索的大俄罗斯主义的精神内核,早已排除了第三罗马和第三国际的成分。不是别人,正是老索再三警告苏联当局、也告诫俄国同胞,追求大帝国的人民注定会遭殃,大帝国和道德高尚的人民是不相容的。事实上,老索直到临终前不久,还异常清醒而充满信心地预言,在21世纪,欧洲和美国都更需要俄罗斯作为伙伴。与其指责老索的大俄罗斯主义,不如以同情地理解、设身处地地体验作为俄罗斯良心和灵魂的老索的暮年心境,比起普希金为沙皇制度的辩护,果戈里对农奴制的赞扬以及陀思妥耶夫斯基天字第一号的大俄罗斯主义,老索对俄罗斯的血肉眷念,对俄罗斯现状的如焚忧心,对西方在苏联时代的软弱、在俄国解体之后的短视的失望和批评,已经充分体现出俄国现代精神的自我忏悔、宽容和底线。而正处于义和团和红卫兵式狂热民族主义的中国,有什么资格指责一个在血污中挣扎了74年,在灾妄和悲剧末路继续挣扎的俄国为自己基本的尊严与生存而对西方对世界发出的请求和忠告呢?

那些非难老索身上至死不渝的大俄罗斯主义的人们,该去读读先被俄国放逐后被俄国窒息的女诗人茨维塔耶娃的大俄罗斯情节:
  

所有的房屋都陌生,所有的
庙宇都空荡荡,但是
倘若在道路旁出现
灌木丛,尤其是山楂树

俄罗斯呀,哪怕失去一只手,
哪怕砍去双手!我也要用嘴唇
在断头台上书写满目疮痍的土地

我的骄傲,我的祖国!

与茨维塔耶娃一样,被誉为俄罗斯诗歌月亮的阿赫玛托娃也死于对俄罗斯的爱,她的《祖国土》难道读不出大俄罗斯情结:

我们不用护身香囊把她贴心佩戴,
也不以深情的诗为她失声痛哭,
她不给我们苦涩的梦增添酸楚,
她也不像是上帝许给你的天国乐土。
我们心中没有她的位置,
我们也不想拿她做买卖。
我们在她那儿默默地受难,
我们甚至记不起她的存在。

是的,在我们,她是套鞋上的污泥,
是的,在我们,她是洁齿间的砂砾,
我们把她践踏蹂躏,磨成齑粉,---
这多余的 ,哪儿都用不着的灰尘!
但我们都躺进她怀里,与她化为一体,
因此才不拘礼节的称她:自己的土地。    

(未完待续:六,索尔仁尼琴与中国;七,索尔仁尼琴与中国同行之比较八,索尔仁尼琴对中国的启示)

采访时间:2008年8月28日

采访地点:华盛顿
补充采訪:重庆


他没有穷尽真理,他也没有看到自由和光明的真正凯旋,但他几乎穷尽了黑暗



四、索尔仁尼琴的归国之路及意义

北:比起八九年中国的流亡作家,老索很幸运。他在晚年能够带着尊严,堂堂正正回到自己的祖国。请介绍一下他归国及其前后的情况。

王:老索1974年2月14日被苏联当局驱逐出国,过了二十年,1994年7月21日苏联解体、苏共下台之后,他居然回到、可以说是凯旋式地回到了自己的祖国。当年老索被驱逐到苏黎世时就预言,已经看到了自己回到俄罗斯的那一天。他妻子说,老索真的具备一种预见未来的能力。老索深信自己终将回到俄国,这一信念从未改变,并支撑他克服一切困难从事了持久而巨量的创作。

老索从不认为自己是侨民和流亡者,他认为当代人类命运的关键仍然在于俄罗斯。虽然美国授予他荣誉公民称号,他早已失去苏俄国籍,他却比俄国国内所有人都更准确地预见到自己和俄国即将到来的命运。他曾把《古拉格群岛》的全部版税捐献给援助被监禁者及其家属俄罗斯公共基金》,建立《俄罗斯纪念文库》。1987年10月,他通过美国之音向戈尔巴乔夫政府发出信号,如果他的著作在苏联出版,他将返回自己的祖国。1989年苏联作协作出撤销开除老索会籍的决定。《新世界》大量刊载老索过去没有在国内发表的作品,一时形成索尔仁尼琴热。1990年老索发表《我们应当如何重建俄罗斯》,再次预言苏联即将解体,同时再次提出,俄国必须通过忏悔、自我克制、放弃帝国和专制以及复兴东正教才能得到新生。1992年叶利钦访美,亲自与老索通话,商定老索和他家人在适当时候返回俄国。1993年12月,75岁的老索告别美国,他和卡文迪什镇的邻居们告别时说,流亡永远是辛酸的,但是我不可能想像会有一个比卡文迪镇更美好的地方。

老索是乘飞机从美国穿过阿拉斯加,直接飞到弗拉迪沃斯托克,苏联的远东地带。然后坐火车,穿过整个西伯利亚回到莫斯科。这成了老索回归祖国、让人感慨万分、让整个俄罗斯激动、让世界媒体都关注的一次空前的文学凯旋:放逐到西方,从东方返回。1994年7月21日他到达莫斯科雅罗斯拉夫尔车站时,受到成千上万市民欢迎,当局派出大批警察,保安措施之严密,不亚于20年前把他驱逐出境时的情境。
  
北:作为一个苏联流亡文学首屈一指的代表人物,他的归程是苏联流亡文学的     重大事件。这一事件对苏联和俄罗斯文学意味着什么?

王:老索回到俄罗斯,意味着苏联文学的终结,意味着十九世纪俄罗斯伟大文学传统在俄罗斯的复活。意味着以老索为代表的集中营文学精神、流亡文学精神与与俄罗斯人道主义文学传统一道重新成为俄罗斯文学的主流,而充满谎言、虚饰和粗制滥造的苏联文学则沦为俄国文学的逆流和插曲。老索对祖国的回归,俄罗斯文学传统文学的重新接通,比当年伏尔泰和雨果对法兰西文学的回归更为世界文学史增添了史诗式的荣耀。

北:索尔仁尼琴在苏联解体之后结束20年的流亡生涯,回到自己祖国之后所面临的状况。他的去世对俄罗斯的集中营文学、流亡文学和流亡回国后的文学是不是一个很大的遗憾。

王:不仅是一个遗憾,老索回到俄国的时候,苏联已经解体,苏联共产党已经下台。老索的历史使命、文学使命的直接目标就是揭露、否定、对抗,最后结束这个红色帝国、集权主义的政权,这个历史使命已经完成。俄罗斯斯大林主义在精神上肯定被埋葬了,俄罗斯的集中营文学和俄罗斯流亡文学,作为一种文学形式同时终止了。索尔仁尼琴回到俄罗斯后14个年头,他的整个文学创作、他的整个思维、他的人生探索,某种意义上,都呈现出一种终止的状态。

北:就是说一个时代结束了。

王:关于老索的遗憾、终止和结束,我们还有话要说。越是伟大、独特的作家,越是深深地陷入时代的断层和生活的深渊。1945年,老索在被捕一刹那时曾处于双重失语状态,他无法抗议,他又不想呼喊,因为在野蛮面前,语言太苍白,而在几个秘密警察和几十号围观者面前,他的喊声毫无意义,他之所以没有号叫,是因为他已模模糊糊地感到,有朝一日他将向两亿人呼喊。有必要无数次引用老索获奖词的每句话,在集中营疲惫的长期徒步行军中,在冰冷的寒夜里,点点孤灯透过黑暗偶尔照亮了囚徒的队伍。不只一次,我们渴望着,要向世界吐出长久哽塞在喉头的郁结,只望这世界能听到我们之中任何人的申诉。此刻,我们心里非常清楚,代表我们的这位幸运使者,他只需放声呐喊,整个世界必将报以回应。

近二十年后,1974年12月10日,老索终于出现在斯德哥尔摩那个为他而推迟了四年的仪式中,这时的他已经不仅对两亿俄国人,而是对二十亿自由世界的男女发出了自己的心声。

俄国十九世纪天才辈出,群星满天,陀氏和托翁作为两位集大成者,在道德和精神意义上宣布了沙俄帝国的死刑,但是俄国的野蛮、黑暗、愚昧和专制本性远未消除,十月革命以更为恐怖和无耻的暴政将俄国和半个世界拖入噩梦。19世纪俄国大地的十字架更形沉重,毫无疑问,老索是扛起20世纪俄国十字架的第一人。

他是俄罗斯痛苦灵魂的伟大私生子,他属于只有在俄国才能孕育的人物不是一类,而是独一无二的一个:如果没有他,这个时代和国度的外观没有什么两样,但是他发现了它们的秘密,他是活在绞刑架下的先知,套用阿赫玛托娃的诗句,他的忧郁与绝望具有涅瓦河畔的壮阔和高加索积雪炫目的光芒。他几乎与地狱俄国同生共死,战争、杀戮、镇压、流放、苦役,告密、背叛、癌症,耳闻目睹身心遭遇的,除了荒野,就是十字架。他又从俄罗斯两百年特有的救赎与牺牲中、尤其扶助苦难俄国前行不止、不绝如缕的圣徒和殉道者那里,接过荆冠。他由此不能容忍自己沉默,不甘於只为一个破碎不堪的俄国作证,他要对整个俄罗斯和全世界发出声音,并且坚信,自己就是应召而来的使者,他一旦发音,世界将为之震骇,因为俄国正在展开和即将到来的岁月里所承受的,正是人类命运最沉痛最阴郁的角落,因为俄国的悲剧一开始就具有启示录式的世界意义,因为他很早就明白了那宿命般的责任,俄罗斯全部文学在二十世纪的使命最终将以史诗和《圣经》的规模和气象,与帝国、暴政、奴役、不义以及一切在俄国土地上蹂躏践踏灭绝人的现象相对峙抗衡,并最终凌驾其上。

从人类有文学以来,没有一位作家对人类命运产生过如此有力的影响,并由此永远拥有荆、桂两冠的殊荣。《古拉格群岛》并不仅仅是一部关于苏拉苏联共产主义罪行的编年史,也不仅仅为了摧毁有史以来最庞大的专制帝国的历史道义基石,它是关于一个伟大民族臣服于梦魇和妄灾的终极审判,它为历史、特别是极权主义历史重新立法:在二十世纪的特殊环境里,面对俄罗斯特有的悲剧命运,一旦有人道出真相,并把一张写字桌容纳不下的所有素材拼镶为一体,只要那片既真实又虚构的群岛从秘密档案、刑讯室、流放集中营和无数死亡中脱壳而出,苏俄帝国被审判被颠覆就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了。他证明了一条很简单的真理,再强盛的帝国,有时就坍塌在一位作家的纸页上,这看来类似于一个神迹,神说,这种制度不好,这个社会不义,神说,你把它们写出来,一切就结束了。

一部《古拉格群岛》,让欧洲共产主义在精神上瓦解,加缪和萨特的绝交,不啻是法国大革命后欧洲激进主义退潮的标志性事件。戈尔巴乔夫夫妇和苏共上层改革人士变革并最终唾弃苏联、苏共,他们的精神源头之一,便来自群岛。那里记录的是他们父辈、祖辈以及全体俄国人民的历史。即便斯大林、贝利亚一类暴君和刽子手的子女也无法绕开群岛,而能正常地呼吸。

当斯大林主义的幽灵重新在俄国上空游荡时,苏俄人民凭什么抵御那由党的领袖、元帅们、警察首领和全部国家机器推动的复辟浪潮?继十九世纪之后,经过近五十年的沉寂,苦难俄国再次拥有自己的代言人,作家、物理学家、诗人、大提琴手、功勋运动员、芭蕾舞演员、剧作家,老索站在最前面,他就没有从约伯天枰上退下来的一天。尽管包括萨哈洛夫、罗伊麦德维杰夫在内的俄国优秀人士并不赞同他那篇致苏联领导人的公开信,但历史证明,老索比他们更深刻,更了解俄国,他在精神上为俄国作出的诊断,一次又一次被嗣后的事件所证实:建立大帝国的梦想与一个高尚的民族是不相容的,建立大帝国的人民注定会遭殃的。

老索没有穷尽真理,他也没有看到自由和光明的真正凯旋,但他几乎穷尽了黑暗,不能说老索以一己之力结束了俄国历史最强大的专制帝国,但毫无疑问,如果没有《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没有《古拉格群岛》,俄国自恰达耶夫《哲学书简》以来沉重痛苦、英勇伟大的自我认识,将缺少最珍贵最重要的启示。

老索与其先辈一样,是奇迹创造者。他从牢狱和绝症里走出,内心仍然保持着勇气、怜悯心、正义感、眼泪和爱;他享有帝国赐予的恩荣,却丝毫不愿改变一名前集中营苦役犯的初衷;他荣膺世界最高文学殊荣,却被祖国驱逐出境;他领受了西方的自由、安宁、祝福和推崇,却从不放弃自己独立的人格和批判立场;他是20世纪弥漫全球的极权主义的最著名挽歌作者,他活着回到废墟般的祖国;他在人类现代最沉重的命运里留下过自己的足迹,他在旧时代死亡书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这就够了。我不知道老索临终前是否留下遗言,最后萦绕老索心中的,大概还是他曾向世人表白过的承诺:我深知自己的责任的沉重。请借用伏拉基米尔索洛维耶夫的话作结:

让我们手挽手围成一圈,完成我们沉痛的使命。

一个时代完全结束了。1994年到2008年14个年头,在整个后苏联时代、俄罗斯的新时代,他和所有俄国知识分子,某种意义上都失语了,都无法面对俄国新的巨大现实,这种现实巨大到什么程度?俄国五百多年以来,从瓦西理三世征服喀山以来,向西伯利亚的征服造成了世界上最大一个帝国,五百年间俄罗斯的努力全部毁于一旦,俄国分崩离析了,俄国变成了一个亚洲、欧洲、全世界的二流甚至三流国家。老索没有想到,俄国、他的祖国会面临这样的一个局面。尽管老索曾数次公开预言苏联的解体,但当他回到俄国后,还是感到前所未有的失望,俄国处于历史上未曾出现的严重情况。在这种情况下,包括他、包括很多俄国知识分子,包括前苏共领导人,叶利钦,戈尔巴乔夫,后来的普京等实际掌权的人,包括全世界知识分子,都在俄罗斯前所未有的历史境况面前失语。除了上帝,没有谁能够回答俄罗斯何去何从的问题。
  

五、索尔仁尼琴的精神资源
  
北:索尔仁尼琴我们都知道他生活在斯大林时代,跟49年之后中国作家生活在毛泽东时代恶劣的咨讯环境大同小异,那么索尔仁尼琴作为一个有世界影响的大作家,他的思想背景、精神资源是什么?
王:老索精神源头,主要有三方面。第一,俄国东正教。自从公元988年基督教垂降于俄罗斯后,俄国历代知识分子都跟东正教接下不解之缘。十月革命后,东正教本身被取缔、被宣布为非法,宗教唯心主义被认为是最反动最危险的敌对力量之一,因此更加珍贵、更加重要,更加根本。索尔仁尼琴并非全部思想资源都来自东正教,但越到后来,随着年龄、人生阅历的增长,他越发深入地回归东正教传统。在《古拉格群岛》这本最重要的代表作里,他多次提到东正教。在古拉格集中营里所有人物中,他最尊重,他以前根本不了解,一旦了解就特别敬服的不是那些政治反对派,不是那些立宪派、社会民党人和孟什维克,他们中有很多杰出人物,而是他以前不熟悉的俄国东正教人士,教士、主教,那些圣徒、殉道者。他认为他们才在精神上、灵魂上代表俄国的正统。在他们身上,他看到了在苏联社会里长期隔绝、荡然不存的美德,比如宽容,超然,英勇,比如谦卑,敬畏、感恩。尤其他们对上帝的虔诚,对永恒和不朽真理的向往,让他们面对监禁和暴力以至死亡时,能够从容无畏甚至带有诗意地面对。老索讲述了许多在索洛维茨岛修道院的悲惨而壮丽的故事。1930年夏天,几十名教派分子被押到一个荒岛上去,他们拒绝来自反基督者的一切,不肯在任何领取食物和生存必需品的文书上签字,结果全部饿死。他们的白骨形成一个完整的符号:一个也没有逃跑。老索问道,除了这些僧人、修士,谁能如此平静而尊严地面对死亡?这些殉道者,这些圣徒,构成了俄国历史穹隆中最灿烂最眩目的光辉。回到俄国后,面对分崩离析的俄国,老索仍然把最后希望寄托在上帝那里。他认为东正教在俄国历史上、尤其在黑暗年代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既有宗教意义,也有道德和社会意义。正教从根本上缔造了俄罗斯的传统、习俗、生活方式、价值观和心理结构。俄国正处在空前的不幸和危机中,处在道德沦丧、礼崩乐怀的境地,只有依靠宗教的力量才能够医治俄罗斯的心灵创伤。东正教是一颗一直闪烁在俄罗斯天上的星星,千万不要让它熄灭!

第二,他的精神源头还源自俄国十九世纪伟大的人道主义传统,十九世纪俄国伟大的贵族传统。这种传统,首先,反对专制主义、反对农奴制、反对蒙昧主义,希望在俄国土地上出现大写的人,希望俄国社会、俄国人民能够真正地实现福音书上所说的四海之内皆兄弟的那种宗教性的大爱与和谐。其次,从十二月党人开始,首先贵族知识分子,然后贫民知识分子,几代知识分子最珍贵的理想就是在俄国土地上建立人间天堂。他们看重的是道德的健全、精神的纯洁;他们抗议社会的不公正、苦难,希望这些罪孽在俄国土地上被消除。普希金是自由之子,涅克拉索夫,果戈里、莱蒙托夫、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俄国十九世纪几乎所有的诗人和作家,都坚持以俄罗斯命运、俄罗斯人民存在的意义和价值来决定他们的文学创作。这一传统,索尔仁尼琴切实继承下来了。就是瑞典皇家科学院给他授奖词里所说的那句话,他的文学作品体现了俄国十九世纪不可或缺的道德力量的传统。

第三,俄国二十世纪的文学现实土壤。虽然布尔什维克把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把官方意识形态钦定为俄国所有艺术家们必须遵循的天条,但是,俄国十九世纪的传统并没有完全消失。从20年代到40年代,文学仍然甚至更加成为俄罗斯痛苦灵魂的安慰,成为俄罗斯唯一的精神家园。有一些非常卓越的作家,以自杀的方式来表达对文学的殉道:勃洛克、叶塞宁、马雅科夫斯基,包括苏联作家协会书记法捷耶夫,包括伟大的女诗人茨维塔耶娃,他们都是老索的兄长或同代人。老索他不是孤立产生的,在二十世纪苏俄文学土壤里,包括帕斯捷尔纳克、象征派诗人皮里亚克、幽默大师米哈伊尔左琴科、大自然讴歌者普利什文、浪漫主义梦幻作家格林、帕乌斯扶夫斯基、讽刺高手扎米亚京、现实主义纪实作家爱伦堡、以及天才悲剧诗人曼德尔施塔姆、阿赫玛托娃、茨维塔耶娃,以及被称为萨米兹达特的苏联地下文学的杰出代表卡拉万斯基、马尔琴科、阿马利尼克、楚科夫斯卡娅、金斯堡、沙拉莫夫,他们与著名物理学家萨哈罗夫、著名历史学家罗伊麦德维杰夫、著名大提琴家罗斯特罗波维奇等人士共同组成了抗衡并最终埋葬斯大林主义和苏联共产主义制度的精神骑士团。不仅在历史、社会和政治意义上,而且在精神、文化和美学意义上,这个骑士团都是十九世纪从普希金到托尔斯泰俄国人道和自由精神的继承者。无论在国内还是在海外,老索都是这个享有世界声誉的英勇团队最忠实最有魅力的发言人之一。

第四,比较次要,但也不能忽略的是,老索毕竟生活在二十世纪。苏联虽然反对西方现代自由民主制度,但是知识界并没有完全阻断十九世纪赫尔岑等西化派知识分子融入西方现代文明潮流的传统。1975年6月30日,老索在华盛顿美国劳联-产联那次著名的演讲中,多次高度地肯定美国和西方的现代普世价值对俄国命运、对俄国知识界的正面影响。他的观点、倾向性和希望,在今天也没有过时:美国帮助欧洲赢得了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美国曾经两次使欧洲从战后废墟上得以复兴。在战后25年里,当欧洲许多国家都在打自己的算盘的时候,美国却一直作为欧洲的后盾承担了巨大的责任。很早以前,美国就以世界上最大方、最慷慨的国家而闻名。无论什么地区发生了水灾、地震、火灾、天灾,是谁首先提供救灾物资呢?是美国,是谁的援救数量最大而又无私呢?是美国。可是美国得到的报答又是什么呢?谴责声和咒骂声美国佬,滚回去!然而,尽管如此,也不能减轻美国的历史重任。历史的发展把美国推向了世界领导者的地位,不管你们愿意还是不愿意。一旦世界上出现新的、全球性的政治危机时(依我看,一个很尖锐的政治危机刚刚结束,下一个危机又随时可以到来),作出决定性的决策的重任,无论如何将要落到美国的肩上。老索说,在我本人、我的朋友、与我志同道合的人,以及除了高级阶层的人们以外的苏联普通人中,美国的形象总会引起仰慕和同情之感。仰慕的是你们的无限广阔的前景和你们的强大。你们自己往往估计不到这一点。未来是属于你们美国的。美国是个年轻的国度,拥有尚待利用的巨大潜力,辽阔的土地,广阔而无私的胸怀。老索曾经多次批评西方,但他比所有大俄罗斯主义者都清楚,西方尽管存有它们的弊端、丑恶与危机,但那都是自由和民主不得不付出的代价,而俄国的不幸和罪孽确源自专制,野蛮和愚昧。

当然,作为一个天才作家,不管有多少资源、多少源头,老索的创作,最根本的是他的人生体验、感受能力,是他的心灵形式以及他对俄国命运、俄国土壤、俄国人民的那一番不可改变、不可转让的担当精神,像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等先辈一样,这块土地,俄罗斯人民的命运,就是他本人的生命,就是他文学创作的全部目的。
  
北:老索生活在斯大林时代,那个时代奠定了他一生创作和思想的基石。索尔仁尼琴1983年在伦敦获宗教进步奖的授奖词中,针对苏联的问题说过这样的话:半个世纪以前,当我还是个孩童的时候,就听到不少老人们分析俄国之所以掉进灾难深渊的原因,那个原因是人忘记了上帝,这就是一切的起因。他说呢,自从那以后我花了50多年的时间来研究我们革命的历史,也就是苏联革命的历史。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读了数百本书,收集了好几百份个人的见证。并且他说他本人已经写了八部著作,试图帮助清理这个动荡后留下来的烂摊子。这场毁灭性的革命吞噬了六千万条俄国人的性命,但如果有人要我以简炼的言语来总结其根源,我实在想象不出有什么还会比重复这句话更为精确。这句话就是,人忘记了上帝,这就是一切的起因。他认为这句话是针对苏联问题的一把钥匙。事实上,那次著名的演讲的标题就是忘记了上帝迈向古拉格的第一步。您刚才介绍过了,他是在集中营里,在那些教士和圣徒身上,认识上帝的。我们看到,索尔仁尼琴的上帝,似乎不是一个抽象的观念,不是一般的宗教情怀,也不是他文学的工具,更不是他人生艰危时的拐杖。事实上,上帝是他作为一个知识分子解读人类现象的基石和他生命之根。老康,我想请您针对索尔仁尼琴的这个解释、他演讲中所强调的这种表述作一个评价。

王:刚才说过,老索的精神首先来自一千年的东正教传统。同时,老索不光是对东正教的回归,也是对十九世纪伟大文学传统的回归,尤其是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精神世界的回归。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最后都把希望寄托在上帝、寄托在十字架上。不管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本人的命运怎么样,俄罗斯的文学道路最后都意在为俄国历史命运提供真实的图景和精神上的出路。俄罗斯一直陷在一种巨大的时空宿命里。俄国横跨欧亚,亚洲和欧洲两种不同的原则始终在俄国同时存在,亚细亚专制主义传统和欧罗巴自由主义传统,在同一个国家同时存在,只有俄国才拥有这种独一无二的宿命。俄国太特殊了,若干先后或同时发生的历史事件与其地理环境共同加剧并强化了俄罗斯的内在冲突分裂。在老索时代,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他出生,第二次世界大战他亲自到东普鲁士参加反抗法西斯德国的战争。战争、革命,各种动荡充斥了俄罗斯的历史和土地。这种地缘关系和历史事件的交相激荡重叠,导致俄国人民对巨大悲剧命运的特殊感受,这种感受与东正教结合起来,就使俄国人比其他民族更具有一种弥塞亚救世主义的期盼。然而,正如别尔嘉耶夫、舍斯托夫等许多俄国思想家一再指出的那样,这种弥赛亚救世主义一但接受了马克思主义那样特殊的历史哲学,俄国几乎就不可避免地转向特殊的末世论和虚无主义,堕入特殊的无神论和唯物主义,并同时建立起一种史无前例的以戕害上帝的最高创造物生命为能事的专制暴政。在此意义上,老索曾反复提及的前苏联的巨大悲剧,莫斯科人口学家库尔干诺夫教授总结的六千六百万人的代价,根本的原因是忘记了上帝,就有了它的历史逻辑和血肉文本。不要说在中国,在整个西方得出这个结论都是很稀罕的。俄国人在面对自己命运的时候,无法也不愿用一般的历史理论、经济理论、意识形态理论来总结,他们宁愿返回俄国东正教传统、上帝的传统,才可能解释俄罗斯的命运。老索是一个非常虔诚的东正教信徒,可以说是二十世纪俄罗斯宗教唯心主义、宗教历史主义的最后一个代表性人物。我们中国人对俄罗斯的最大误读,就是从来不能理解宗教、上帝对于俄国的根本意义和绝对必需。

老索曾多次接触基督教徒。其中一次是在癌症手术床上,他在黑暗中与身旁另一张手术床上的基督徒囚犯进行了一次生死交流,老索直接感受到福音的启示。第二天清晨,那位基督信徒荣归天国,他的话却像光和盐一样留在老索心里。

俄国人自己再三提请,用理性和逻辑不能理解俄罗斯。老索也一再称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一位具有洞见真理能力的作家,一位很奇妙、充满智慧之光的人,美国作家艾力克森(Edward Ericson)也认为,老索是一个燃烧着信仰、理想,具有撼人心脾的生命体的作家。关于俄国20世纪的特殊噩运,向来有两种解释。一种是历史唯物主义、生产力、社会环境,一种是精神、信仰、人性。前者固然能从外部解释俄国的命运,而只有后者才能真实地从内部揭示俄国的悲剧。

老索坚持,人类应该也真实地拥有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价值观,它关于善、公义、怜悯、慈悲和爱的训诫具有绝对而永恒的性质。在老索心里,那就是《圣经》和耶酥。究竟是黑格尔、马克思、达尔文、尼采等西方理性主义、历史主义、进化学说和经济物质崇拜正确,是这些19、20世界性显学正确,还是老索和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特里萨修女、图图大主教们正确,究竟是宗奉物质力量的凯撒、拿破仑、希特勒、斯大林、毛泽东们代表了世界历史的法则,还是但丁、雨果、甘地、天安门母亲们体现了人类文明的真谛,稍有良知和常识能力的人们,都早已有了结论。

老索以其一生的受难和创作证明,上帝不是抽象的教条和空洞的存在,而是疗救人类灵魂的源头活水。至少,在无神论和唯物主义被奉为国家哲学的前苏联和今天的中国,人性的蜕变和堕落呈现出远比西方社会更加可悲的状态。20世纪发生在苏俄和中国等否弃神灵的国家的巨大祸乱,从根本上说,皆源于20世纪人类的特殊罪孽:现代迷狂。套用现代术语,一个至高的元逻辑已经宣告了20世纪现代迷狂的荒唐和破产;灵性之物高于任何物质状态,永恒之光终可彻照黑暗时代,天国临近的审判即一切专制帝国的覆灭。

至于老索对西方的批评,对自由、民主、多元、宪政的某种程度的漠视,其实从来只是索尔仁尼琴局限的伪命题。老索早早庄严指证,宇宙中有多少生物,就有多少中心。我们每个人都是宇宙中心,因此当一个沙哑的声音对你说你被捕了时,天地就崩溃了。他从未忘掉自己的文学使命,保留残酷的昏暗年代里的生命图景、人物命运、历史真相,并且请求没有生存下来的诸君原谅他没有看到一切,没有想到一切,没有猜到一切。武断地说,老索在独自面对人类历史上最庞大凶残的专制帝国时,对人的命运、自由、尊严、价值、意义的纪录、见证、珍藏、揭示,祭奠和颂扬,远在任何西方自由斗士和现代作家之上。何况,老索从未仅仅停留在人类现世祸福和一般权利上。他与托尔斯泰一样,最终信奉的是哪里有爱,哪里就有上帝这一古老而弥久长新的真理。在我看来,基督教的历史命运体现在西方的主要历程是敞朗、幸运、普泛,其福音真理由于工业文明和资本主义的进步而造福于整个西方,却因此流于浮浅,倾向实用哲学。同时,两次世界大战,奥斯威辛和充斥西方的商业主义成了这一历史进程难以避免的负面衍生品。在俄罗斯,基督教以悲剧史诗的形式获得了与西方大异其趣的展示。老索与其俄罗斯先驱一样,在道德和精神上不能满足于纯粹个人(首先是他们自己)的现世幸福,俄国自彼得大帝以来三个多世纪的西化历史,竟然导致了一个空前的暴政。智力和道德能力并不比西方自由主义者低劣的老索们从中得到的体验和结论,肯定不会与西方完全相同。
  
北:老索不接受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的颂扬和褒奖,却接受了普京的颁奖。有人因此指出,他最终还是一个大俄罗斯主义者,并没有超过19世纪斯拉夫派的历史局限。这个问题对西方和中国都有现实性。

王:许多西方和中国人对老索近年接受普京的颁奖和颂扬时所表露的大俄罗斯主义,颇不以为然。即使在这个最易使老索蒙诟,被指斥为专制帝国同路人和过时的民族沙文主义者的地方,我也要为他说几句。

在俄国,大俄罗斯主义,从1453年君士坦丁堡陷落时就产生了。500多年俄国人由于地理、逃避奴役和拓疆殖民以及东正教的世界观,无休止地轮番向东、西方扩张,是与西方从宗教改革、工业革命、启蒙运动和法国大革命迥然不同的历史运动,是人类历史上另一种意义上的现代化进程。俄国在欧亚大陆遭遇的战争、入侵、黑暗、耻辱,以及俄国二十几代先知、圣徒感受到的一切,从亲斯拉夫到泛斯拉夫到大俄罗斯主义,是人类历史巨大而特殊的部分,其中的经验教训,俄国人曾用了近三百年时间进行了极为深刻而有力的总结。自十二月党人、普希金到托尔斯泰,都是俄罗斯之子,某种程度上都是大俄罗斯主义者,正如华盛顿、杰佛逊、林肯都是美国之子,都是美国天定命运的信奉者,卢梭、伏尔泰、雨果都是法兰西之子一样。谁有资格在天下未成一家之前要求一个充满苦难的民族永远自我贬斥呢?自恰达耶夫开始,俄国人的自我审判,丝毫不亚于任何民族,尤其不逊色于20世纪的中国人。

同时,当俄国500多年的奋斗毁于一旦之际,谁能要求老索这位与俄罗斯生死与共的俄国文豪欢欣鼓舞呢,谁又有权力要求他把苏联与俄罗斯泾渭分明地区别开来呢。

同时,西方在冷战之后的作为,毕竟远未表现出基督精神和绅士风度,俄罗斯在自由、民主降临之际有求于西方的一切,那被承诺被期许的一切,始终渺茫。同时,如果俄国再支离破碎,单单它所拥有的核武库,又由谁来保证不落入恐怖主义者之手呢?

同时,更为根本的是,老索的大俄罗斯主义的精神内核,早已排除了第三罗马和第三国际的成分。不是别人,正是老索再三警告苏联当局、也告诫俄国同胞,追求大帝国的人民注定会遭殃,大帝国和道德高尚的人民是不相容的。事实上,老索直到临终前不久,还异常清醒而充满信心地预言,在21世纪,欧洲和美国都更需要俄罗斯作为伙伴。与其指责老索的大俄罗斯主义,不如以同情地理解、设身处地地体验作为俄罗斯良心和灵魂的老索的暮年心境,比起普希金为沙皇制度的辩护,果戈里对农奴制的赞扬以及陀思妥耶夫斯基天字第一号的大俄罗斯主义,老索对俄罗斯的血肉眷念,对俄罗斯现状的如焚忧心,对西方在苏联时代的软弱、在俄国解体之后的短视的失望和批评,已经充分体现出俄国现代精神的自我忏悔、宽容和底线。而正处于义和团和红卫兵式狂热民族主义的中国,有什么资格指责一个在血污中挣扎了74年,在灾妄和悲剧末路继续挣扎的俄国为自己基本的尊严与生存而对西方对世界发出的请求和忠告呢?

那些非难老索身上至死不渝的大俄罗斯主义的人们,该去读读先被俄国放逐后被俄国窒息的女诗人茨维塔耶娃的大俄罗斯情节:
  

所有的房屋都陌生,所有的
庙宇都空荡荡,但是
倘若在道路旁出现
灌木丛,尤其是山楂树

俄罗斯呀,哪怕失去一只手,
哪怕砍去双手!我也要用嘴唇
在断头台上书写满目疮痍的土地

我的骄傲,我的祖国!

与茨维塔耶娃一样,被誉为俄罗斯诗歌月亮的阿赫玛托娃也死于对俄罗斯的爱,她的《祖国土》难道读不出大俄罗斯情结:

我们不用护身香囊把她贴心佩戴,
也不以深情的诗为她失声痛哭,
她不给我们苦涩的梦增添酸楚,
她也不像是上帝许给你的天国乐土。
我们心中没有她的位置,
我们也不想拿她做买卖。
我们在她那儿默默地受难,
我们甚至记不起她的存在。

是的,在我们,她是套鞋上的污泥,
是的,在我们,她是洁齿间的砂砾,
我们把她践踏蹂躏,磨成齑粉,---
这多余的 ,哪儿都用不着的灰尘!
但我们都躺进她怀里,与她化为一体,
因此才不拘礼节的称她:自己的土地。    

(未完待续:六,索尔仁尼琴与中国;七,索尔仁尼琴与中国同行之比较八,索尔仁尼琴对中国的启示)

采访时间:2008年8月28日

采访地点:华盛顿
补充采訪:重庆


************************************************************


《人与人权》(http://www.renyurenquan.org)发表的文章文责自负,
均不代表中国人权http://www.hrichina.org/chs)的立场观点,除特别注明。

主编:胡平
责任编辑:一平
投稿和联系信箱:communications@hrichina.org

编辑部


 
编辑联繫 | 隐私政策声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