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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政治转型中的零八宪章
王军涛(美国)



在这个转型模式中,《零八宪章》将是一个过渡,民间运动由于政治不作为走向革命的下一个环节。


 
最近两年,随着胡温新政解决中国问题的希望日益渺茫,民主化又开始成为各界的共识。去年年底出现的《零八宪章》,增加了人们对于中国民主转型的期待;人们对此展开热烈的讨论。然而,民主化转型的模式和动力机制是什么?包括中国民主运动领军人物在内的各界,对此却了解甚少。
    
本文简述比较政治学界关于民主转型的讨论,理解《零八宪章》的政治博弈。这里有三个小问题:中国民主转型的动力机制和一般格局会是怎样?《零八宪政》在民主化进程中有什么意义?围绕零八宪章的政治博弈的可能后果?

    
民主化转型的动力机制与格局
    
根据第三波民主化转型的经验,民主化转型有三个阶段:启动,建立与巩固。本文只讨论启动这个阶段的动力机制和格局。民主化的启动会经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自由化。出于种种原因,统治者放松对民间力量的控制,有些是经济原因,有些是政治领导更替,有些是为了更好的政治形象。自由化会导致反对运动的重新集结和行动。这样,博弈进入第二阶段,转型启动阶段。统治集团内部围绕着怎样对待反对运动会发生分化。统治集团内部的鸽派和改革派,与鹰牌和保守派分化,并且展开激烈的权力斗争。当他们打着改革体制动员民众支持、并与反对运动中的理性力量互动时,转型就启动了。 在这个机制中,关键的动力不一定是出于建立民主制度的理念,争权夺利的利益动机也可以是驱动力。例如,有些政治家希望得到更好的名声,有些政治家象夺取更大的权力,他们都需要人民的支持。
    
比较政治学关于政治转型的主流模式,实质上是以精英之间的政治博弈和交易,来解释转型的动力机制。这一模式受到一些批评。某些批评强调宏观经济社会条件和文化条件对于转型的影响。另一些批评来自探讨暴力和大众反抗运动在启动转型中的作用。然而,这些都不是否认精英的博弈的主导作用。
    
根据第三波民主化的研究,转型最容易发生的时机是权力继承关头或者出现治理危机。中国在90年代末邓小平去世时没有发生转型,成为一个重要的反例。那时,中国同时面临着严重的腐败、失业、混乱、继承人缺乏派系基础以及1989年镇压导致的合法性丧失等问题。如果再考虑到当时的台湾和前苏联这些与中国有相同的历史和制度遗产的国家都转型了,中国的这一反例更引人注目。
    
多数西方的中国问题专家和中国知识分子的解释,没有超出比较政治学者在第三波民主化之前的理论;例如东亚模式和宏观经济社会文化条件等。然而,这些解释性因素,被第三波民主化证明,不是维持非民主政体的稳定性的充分条件。哥伦比亚大学教授黎安友解释,中共发展出一个有弹性的政体;但他没解释这个政体的内在结构与机制。
    
我本人的博士论文给出另一个解释,这就是由于文化大革命的政治经验造成一代人的保守政治心理,使得中国精英不相信民众自主管理的理性和善意。因此,在其它国家导致转型的继承关头和危机性问题,反而成为中国凝聚精英度过难关的心理条件。精英保守心态,使得上层执政核心缺乏求变分化的动力机制。相反,精英们自我陶醉在中国稳定发展的成就中。
    

零八宪章在中国政治转型中的作用
    
由于中国精英的保守心态,中国出现了现代人类政治史的反常现象。越是危机深重,政体反而越稳定。这使得导致危机的种种问题,例如腐败和社会不公持续恶化, 引发民众大规模不满和反抗。虽然这些不满和反抗,暂时可以被控制。但是,中国社会的道德沦丧、社会秩序混乱、生态环境恶劣、特别是各级政权黑社会化滥用暴力,使得中国民众反抗的规模、频率和暴力登记逐步升级。
    
在问题恶化和官民对抗日益升级的背景下,中国的精英开始意识到问题的严重。由于1989年的保守心态,他们最初希望问题能够由当权者解决。执政党颁布一系列法规政纪和建立一套新机构系统,似乎也对这类民意做出正面回应。然而,绝对权力导致的腐败和滥用暴力,窒息和扼杀了靠清官治理吏治和解决问题的可能。于是,民间力量开始寻求在执政者倡导的法治框架中尝试解决问题,各类民间运动勃然兴起,其中维权运动最引人注目。
    
这些民间运动,利用经济改革开放释放出的民间经济和文化力量的活动空间和资源,在执政者允许的话语体系中,艰难地开拓独立于政府的机制,去解决问题。他们虽然不认为腐败和专横的党政可以独立解决问题,但是他们却认为,通过他们这些民间独立力量的专业化活动,可以在与腐败的官员队伍的斗争中,将执政核心的想法落实。他们强调专业活动,主张非政治化的道路;小心谨慎地与反对运动保持距离。但是,中国各级黑社会化的党政机构并不接受这样的威胁他们的利益的力量和机制。他们不仅不给维权成功的机会,而且羞辱和迫害参与维权的专业人士,践踏专业规范。有些维权人士甚至被投入监狱。
    
当专业人士通过专业无法节制黑社会化的政权时,权益状况日益恶化的百姓开始不耐烦了,他们的反抗急剧发展。中国正在走向一场全面造反的革命。这些危机,导致关注中国前途的专业人士意识到,没有宪政制度结构节制权力,就不会解决中国的问题,也不会有真正的专业领域规范和空间。
    
《零八宪章》就是在一背景下产生的。《零八宪章》标志着中国精英,经历了89年之后将近20年的弯路,再度意识到政治改革的重要性,并采取行动推动政治变革。这是一次各阶层、各专业和各代的人的联合行动。他们尝试着进行一场和平的政体革命。
    
根据第三波民主化转型的模式,中国现在逐步具备了和平转型的机会。如果再有新的危机出现,中国将有可能像世界其他国家一样,启动民主化转型。
    

中国政治转型前景与《零八宪章》的命运
    
第三波民主化的主流转型模式中,各种力量的互动决定了和平开放转型的发生。 《零八宪章》虽然使得中国的转型有了条件,但是能否发生转型,还要看各种力量之间的互动。其中,中国执政者的态度至关重要。尽管转型实践揭示了,转型的动机不一定是追求民主理念,但是转型需要统治集团内部有个对待反对运动温和的改革派。《零八宪》章标志着中国出现了理性的反对派,但是中国执政者内部是否有一个开明的改革派呢?中国政治前景与《零八宪章》的命运都是由这一点决定的。
    
就目前情况看,中国执政者还没有一个明确的开明改革派。也就是说,中国没有戊戌变法时期的光绪皇帝。一种乐观的可能性是,《零八宪》运动逐步发展,与当局产生摩擦式互动,教育和改变了一些执政者的观念,从而形成一个改革派。还有一种乐观的可能,当暴力方式无法维持或成本太高时,统治者考虑更加温和的治理方案。这就会与《零八宪章》互动。但是,这两种情况现在看,都是奢望。







在这个转型模式中,《零八宪章》将是一个过渡,民间运动由于政治不作为走向革命的下一个环节。


 
最近两年,随着胡温新政解决中国问题的希望日益渺茫,民主化又开始成为各界的共识。去年年底出现的《零八宪章》,增加了人们对于中国民主转型的期待;人们对此展开热烈的讨论。然而,民主化转型的模式和动力机制是什么?包括中国民主运动领军人物在内的各界,对此却了解甚少。
    
本文简述比较政治学界关于民主转型的讨论,理解《零八宪章》的政治博弈。这里有三个小问题:中国民主转型的动力机制和一般格局会是怎样?《零八宪政》在民主化进程中有什么意义?围绕零八宪章的政治博弈的可能后果?

    
民主化转型的动力机制与格局
    
根据第三波民主化转型的经验,民主化转型有三个阶段:启动,建立与巩固。本文只讨论启动这个阶段的动力机制和格局。民主化的启动会经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自由化。出于种种原因,统治者放松对民间力量的控制,有些是经济原因,有些是政治领导更替,有些是为了更好的政治形象。自由化会导致反对运动的重新集结和行动。这样,博弈进入第二阶段,转型启动阶段。统治集团内部围绕着怎样对待反对运动会发生分化。统治集团内部的鸽派和改革派,与鹰牌和保守派分化,并且展开激烈的权力斗争。当他们打着改革体制动员民众支持、并与反对运动中的理性力量互动时,转型就启动了。 在这个机制中,关键的动力不一定是出于建立民主制度的理念,争权夺利的利益动机也可以是驱动力。例如,有些政治家希望得到更好的名声,有些政治家象夺取更大的权力,他们都需要人民的支持。
    
比较政治学关于政治转型的主流模式,实质上是以精英之间的政治博弈和交易,来解释转型的动力机制。这一模式受到一些批评。某些批评强调宏观经济社会条件和文化条件对于转型的影响。另一些批评来自探讨暴力和大众反抗运动在启动转型中的作用。然而,这些都不是否认精英的博弈的主导作用。
    
根据第三波民主化的研究,转型最容易发生的时机是权力继承关头或者出现治理危机。中国在90年代末邓小平去世时没有发生转型,成为一个重要的反例。那时,中国同时面临着严重的腐败、失业、混乱、继承人缺乏派系基础以及1989年镇压导致的合法性丧失等问题。如果再考虑到当时的台湾和前苏联这些与中国有相同的历史和制度遗产的国家都转型了,中国的这一反例更引人注目。
    
多数西方的中国问题专家和中国知识分子的解释,没有超出比较政治学者在第三波民主化之前的理论;例如东亚模式和宏观经济社会文化条件等。然而,这些解释性因素,被第三波民主化证明,不是维持非民主政体的稳定性的充分条件。哥伦比亚大学教授黎安友解释,中共发展出一个有弹性的政体;但他没解释这个政体的内在结构与机制。
    
我本人的博士论文给出另一个解释,这就是由于文化大革命的政治经验造成一代人的保守政治心理,使得中国精英不相信民众自主管理的理性和善意。因此,在其它国家导致转型的继承关头和危机性问题,反而成为中国凝聚精英度过难关的心理条件。精英保守心态,使得上层执政核心缺乏求变分化的动力机制。相反,精英们自我陶醉在中国稳定发展的成就中。
    

零八宪章在中国政治转型中的作用
    
由于中国精英的保守心态,中国出现了现代人类政治史的反常现象。越是危机深重,政体反而越稳定。这使得导致危机的种种问题,例如腐败和社会不公持续恶化, 引发民众大规模不满和反抗。虽然这些不满和反抗,暂时可以被控制。但是,中国社会的道德沦丧、社会秩序混乱、生态环境恶劣、特别是各级政权黑社会化滥用暴力,使得中国民众反抗的规模、频率和暴力登记逐步升级。
    
在问题恶化和官民对抗日益升级的背景下,中国的精英开始意识到问题的严重。由于1989年的保守心态,他们最初希望问题能够由当权者解决。执政党颁布一系列法规政纪和建立一套新机构系统,似乎也对这类民意做出正面回应。然而,绝对权力导致的腐败和滥用暴力,窒息和扼杀了靠清官治理吏治和解决问题的可能。于是,民间力量开始寻求在执政者倡导的法治框架中尝试解决问题,各类民间运动勃然兴起,其中维权运动最引人注目。
    
这些民间运动,利用经济改革开放释放出的民间经济和文化力量的活动空间和资源,在执政者允许的话语体系中,艰难地开拓独立于政府的机制,去解决问题。他们虽然不认为腐败和专横的党政可以独立解决问题,但是他们却认为,通过他们这些民间独立力量的专业化活动,可以在与腐败的官员队伍的斗争中,将执政核心的想法落实。他们强调专业活动,主张非政治化的道路;小心谨慎地与反对运动保持距离。但是,中国各级黑社会化的党政机构并不接受这样的威胁他们的利益的力量和机制。他们不仅不给维权成功的机会,而且羞辱和迫害参与维权的专业人士,践踏专业规范。有些维权人士甚至被投入监狱。
    
当专业人士通过专业无法节制黑社会化的政权时,权益状况日益恶化的百姓开始不耐烦了,他们的反抗急剧发展。中国正在走向一场全面造反的革命。这些危机,导致关注中国前途的专业人士意识到,没有宪政制度结构节制权力,就不会解决中国的问题,也不会有真正的专业领域规范和空间。
    
《零八宪章》就是在一背景下产生的。《零八宪章》标志着中国精英,经历了89年之后将近20年的弯路,再度意识到政治改革的重要性,并采取行动推动政治变革。这是一次各阶层、各专业和各代的人的联合行动。他们尝试着进行一场和平的政体革命。
    
根据第三波民主化转型的模式,中国现在逐步具备了和平转型的机会。如果再有新的危机出现,中国将有可能像世界其他国家一样,启动民主化转型。
    

中国政治转型前景与《零八宪章》的命运
    
第三波民主化的主流转型模式中,各种力量的互动决定了和平开放转型的发生。 《零八宪章》虽然使得中国的转型有了条件,但是能否发生转型,还要看各种力量之间的互动。其中,中国执政者的态度至关重要。尽管转型实践揭示了,转型的动机不一定是追求民主理念,但是转型需要统治集团内部有个对待反对运动温和的改革派。《零八宪》章标志着中国出现了理性的反对派,但是中国执政者内部是否有一个开明的改革派呢?中国政治前景与《零八宪章》的命运都是由这一点决定的。
    
就目前情况看,中国执政者还没有一个明确的开明改革派。也就是说,中国没有戊戌变法时期的光绪皇帝。一种乐观的可能性是,《零八宪》运动逐步发展,与当局产生摩擦式互动,教育和改变了一些执政者的观念,从而形成一个改革派。还有一种乐观的可能,当暴力方式无法维持或成本太高时,统治者考虑更加温和的治理方案。这就会与《零八宪章》互动。但是,这两种情况现在看,都是奢望。







在这个转型模式中,《零八宪章》将是一个过渡,民间运动由于政治不作为走向革命的下一个环节。


 
最近两年,随着胡温新政解决中国问题的希望日益渺茫,民主化又开始成为各界的共识。去年年底出现的《零八宪章》,增加了人们对于中国民主转型的期待;人们对此展开热烈的讨论。然而,民主化转型的模式和动力机制是什么?包括中国民主运动领军人物在内的各界,对此却了解甚少。
    
本文简述比较政治学界关于民主转型的讨论,理解《零八宪章》的政治博弈。这里有三个小问题:中国民主转型的动力机制和一般格局会是怎样?《零八宪政》在民主化进程中有什么意义?围绕零八宪章的政治博弈的可能后果?

    
民主化转型的动力机制与格局
    
根据第三波民主化转型的经验,民主化转型有三个阶段:启动,建立与巩固。本文只讨论启动这个阶段的动力机制和格局。民主化的启动会经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自由化。出于种种原因,统治者放松对民间力量的控制,有些是经济原因,有些是政治领导更替,有些是为了更好的政治形象。自由化会导致反对运动的重新集结和行动。这样,博弈进入第二阶段,转型启动阶段。统治集团内部围绕着怎样对待反对运动会发生分化。统治集团内部的鸽派和改革派,与鹰牌和保守派分化,并且展开激烈的权力斗争。当他们打着改革体制动员民众支持、并与反对运动中的理性力量互动时,转型就启动了。 在这个机制中,关键的动力不一定是出于建立民主制度的理念,争权夺利的利益动机也可以是驱动力。例如,有些政治家希望得到更好的名声,有些政治家象夺取更大的权力,他们都需要人民的支持。
    
比较政治学关于政治转型的主流模式,实质上是以精英之间的政治博弈和交易,来解释转型的动力机制。这一模式受到一些批评。某些批评强调宏观经济社会条件和文化条件对于转型的影响。另一些批评来自探讨暴力和大众反抗运动在启动转型中的作用。然而,这些都不是否认精英的博弈的主导作用。
    
根据第三波民主化的研究,转型最容易发生的时机是权力继承关头或者出现治理危机。中国在90年代末邓小平去世时没有发生转型,成为一个重要的反例。那时,中国同时面临着严重的腐败、失业、混乱、继承人缺乏派系基础以及1989年镇压导致的合法性丧失等问题。如果再考虑到当时的台湾和前苏联这些与中国有相同的历史和制度遗产的国家都转型了,中国的这一反例更引人注目。
    
多数西方的中国问题专家和中国知识分子的解释,没有超出比较政治学者在第三波民主化之前的理论;例如东亚模式和宏观经济社会文化条件等。然而,这些解释性因素,被第三波民主化证明,不是维持非民主政体的稳定性的充分条件。哥伦比亚大学教授黎安友解释,中共发展出一个有弹性的政体;但他没解释这个政体的内在结构与机制。
    
我本人的博士论文给出另一个解释,这就是由于文化大革命的政治经验造成一代人的保守政治心理,使得中国精英不相信民众自主管理的理性和善意。因此,在其它国家导致转型的继承关头和危机性问题,反而成为中国凝聚精英度过难关的心理条件。精英保守心态,使得上层执政核心缺乏求变分化的动力机制。相反,精英们自我陶醉在中国稳定发展的成就中。
    

零八宪章在中国政治转型中的作用
    
由于中国精英的保守心态,中国出现了现代人类政治史的反常现象。越是危机深重,政体反而越稳定。这使得导致危机的种种问题,例如腐败和社会不公持续恶化, 引发民众大规模不满和反抗。虽然这些不满和反抗,暂时可以被控制。但是,中国社会的道德沦丧、社会秩序混乱、生态环境恶劣、特别是各级政权黑社会化滥用暴力,使得中国民众反抗的规模、频率和暴力登记逐步升级。
    
在问题恶化和官民对抗日益升级的背景下,中国的精英开始意识到问题的严重。由于1989年的保守心态,他们最初希望问题能够由当权者解决。执政党颁布一系列法规政纪和建立一套新机构系统,似乎也对这类民意做出正面回应。然而,绝对权力导致的腐败和滥用暴力,窒息和扼杀了靠清官治理吏治和解决问题的可能。于是,民间力量开始寻求在执政者倡导的法治框架中尝试解决问题,各类民间运动勃然兴起,其中维权运动最引人注目。
    
这些民间运动,利用经济改革开放释放出的民间经济和文化力量的活动空间和资源,在执政者允许的话语体系中,艰难地开拓独立于政府的机制,去解决问题。他们虽然不认为腐败和专横的党政可以独立解决问题,但是他们却认为,通过他们这些民间独立力量的专业化活动,可以在与腐败的官员队伍的斗争中,将执政核心的想法落实。他们强调专业活动,主张非政治化的道路;小心谨慎地与反对运动保持距离。但是,中国各级黑社会化的党政机构并不接受这样的威胁他们的利益的力量和机制。他们不仅不给维权成功的机会,而且羞辱和迫害参与维权的专业人士,践踏专业规范。有些维权人士甚至被投入监狱。
    
当专业人士通过专业无法节制黑社会化的政权时,权益状况日益恶化的百姓开始不耐烦了,他们的反抗急剧发展。中国正在走向一场全面造反的革命。这些危机,导致关注中国前途的专业人士意识到,没有宪政制度结构节制权力,就不会解决中国的问题,也不会有真正的专业领域规范和空间。
    
《零八宪章》就是在一背景下产生的。《零八宪章》标志着中国精英,经历了89年之后将近20年的弯路,再度意识到政治改革的重要性,并采取行动推动政治变革。这是一次各阶层、各专业和各代的人的联合行动。他们尝试着进行一场和平的政体革命。
    
根据第三波民主化转型的模式,中国现在逐步具备了和平转型的机会。如果再有新的危机出现,中国将有可能像世界其他国家一样,启动民主化转型。
    

中国政治转型前景与《零八宪章》的命运
    
第三波民主化的主流转型模式中,各种力量的互动决定了和平开放转型的发生。 《零八宪章》虽然使得中国的转型有了条件,但是能否发生转型,还要看各种力量之间的互动。其中,中国执政者的态度至关重要。尽管转型实践揭示了,转型的动机不一定是追求民主理念,但是转型需要统治集团内部有个对待反对运动温和的改革派。《零八宪》章标志着中国出现了理性的反对派,但是中国执政者内部是否有一个开明的改革派呢?中国政治前景与《零八宪章》的命运都是由这一点决定的。
    
就目前情况看,中国执政者还没有一个明确的开明改革派。也就是说,中国没有戊戌变法时期的光绪皇帝。一种乐观的可能性是,《零八宪》运动逐步发展,与当局产生摩擦式互动,教育和改变了一些执政者的观念,从而形成一个改革派。还有一种乐观的可能,当暴力方式无法维持或成本太高时,统治者考虑更加温和的治理方案。这就会与《零八宪章》互动。但是,这两种情况现在看,都是奢望。







在这个转型模式中,《零八宪章》将是一个过渡,民间运动由于政治不作为走向革命的下一个环节。


 
最近两年,随着胡温新政解决中国问题的希望日益渺茫,民主化又开始成为各界的共识。去年年底出现的《零八宪章》,增加了人们对于中国民主转型的期待;人们对此展开热烈的讨论。然而,民主化转型的模式和动力机制是什么?包括中国民主运动领军人物在内的各界,对此却了解甚少。
    
本文简述比较政治学界关于民主转型的讨论,理解《零八宪章》的政治博弈。这里有三个小问题:中国民主转型的动力机制和一般格局会是怎样?《零八宪政》在民主化进程中有什么意义?围绕零八宪章的政治博弈的可能后果?

    
民主化转型的动力机制与格局
    
根据第三波民主化转型的经验,民主化转型有三个阶段:启动,建立与巩固。本文只讨论启动这个阶段的动力机制和格局。民主化的启动会经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自由化。出于种种原因,统治者放松对民间力量的控制,有些是经济原因,有些是政治领导更替,有些是为了更好的政治形象。自由化会导致反对运动的重新集结和行动。这样,博弈进入第二阶段,转型启动阶段。统治集团内部围绕着怎样对待反对运动会发生分化。统治集团内部的鸽派和改革派,与鹰牌和保守派分化,并且展开激烈的权力斗争。当他们打着改革体制动员民众支持、并与反对运动中的理性力量互动时,转型就启动了。 在这个机制中,关键的动力不一定是出于建立民主制度的理念,争权夺利的利益动机也可以是驱动力。例如,有些政治家希望得到更好的名声,有些政治家象夺取更大的权力,他们都需要人民的支持。
    
比较政治学关于政治转型的主流模式,实质上是以精英之间的政治博弈和交易,来解释转型的动力机制。这一模式受到一些批评。某些批评强调宏观经济社会条件和文化条件对于转型的影响。另一些批评来自探讨暴力和大众反抗运动在启动转型中的作用。然而,这些都不是否认精英的博弈的主导作用。
    
根据第三波民主化的研究,转型最容易发生的时机是权力继承关头或者出现治理危机。中国在90年代末邓小平去世时没有发生转型,成为一个重要的反例。那时,中国同时面临着严重的腐败、失业、混乱、继承人缺乏派系基础以及1989年镇压导致的合法性丧失等问题。如果再考虑到当时的台湾和前苏联这些与中国有相同的历史和制度遗产的国家都转型了,中国的这一反例更引人注目。
    
多数西方的中国问题专家和中国知识分子的解释,没有超出比较政治学者在第三波民主化之前的理论;例如东亚模式和宏观经济社会文化条件等。然而,这些解释性因素,被第三波民主化证明,不是维持非民主政体的稳定性的充分条件。哥伦比亚大学教授黎安友解释,中共发展出一个有弹性的政体;但他没解释这个政体的内在结构与机制。
    
我本人的博士论文给出另一个解释,这就是由于文化大革命的政治经验造成一代人的保守政治心理,使得中国精英不相信民众自主管理的理性和善意。因此,在其它国家导致转型的继承关头和危机性问题,反而成为中国凝聚精英度过难关的心理条件。精英保守心态,使得上层执政核心缺乏求变分化的动力机制。相反,精英们自我陶醉在中国稳定发展的成就中。
    

零八宪章在中国政治转型中的作用
    
由于中国精英的保守心态,中国出现了现代人类政治史的反常现象。越是危机深重,政体反而越稳定。这使得导致危机的种种问题,例如腐败和社会不公持续恶化, 引发民众大规模不满和反抗。虽然这些不满和反抗,暂时可以被控制。但是,中国社会的道德沦丧、社会秩序混乱、生态环境恶劣、特别是各级政权黑社会化滥用暴力,使得中国民众反抗的规模、频率和暴力登记逐步升级。
    
在问题恶化和官民对抗日益升级的背景下,中国的精英开始意识到问题的严重。由于1989年的保守心态,他们最初希望问题能够由当权者解决。执政党颁布一系列法规政纪和建立一套新机构系统,似乎也对这类民意做出正面回应。然而,绝对权力导致的腐败和滥用暴力,窒息和扼杀了靠清官治理吏治和解决问题的可能。于是,民间力量开始寻求在执政者倡导的法治框架中尝试解决问题,各类民间运动勃然兴起,其中维权运动最引人注目。
    
这些民间运动,利用经济改革开放释放出的民间经济和文化力量的活动空间和资源,在执政者允许的话语体系中,艰难地开拓独立于政府的机制,去解决问题。他们虽然不认为腐败和专横的党政可以独立解决问题,但是他们却认为,通过他们这些民间独立力量的专业化活动,可以在与腐败的官员队伍的斗争中,将执政核心的想法落实。他们强调专业活动,主张非政治化的道路;小心谨慎地与反对运动保持距离。但是,中国各级黑社会化的党政机构并不接受这样的威胁他们的利益的力量和机制。他们不仅不给维权成功的机会,而且羞辱和迫害参与维权的专业人士,践踏专业规范。有些维权人士甚至被投入监狱。
    
当专业人士通过专业无法节制黑社会化的政权时,权益状况日益恶化的百姓开始不耐烦了,他们的反抗急剧发展。中国正在走向一场全面造反的革命。这些危机,导致关注中国前途的专业人士意识到,没有宪政制度结构节制权力,就不会解决中国的问题,也不会有真正的专业领域规范和空间。
    
《零八宪章》就是在一背景下产生的。《零八宪章》标志着中国精英,经历了89年之后将近20年的弯路,再度意识到政治改革的重要性,并采取行动推动政治变革。这是一次各阶层、各专业和各代的人的联合行动。他们尝试着进行一场和平的政体革命。
    
根据第三波民主化转型的模式,中国现在逐步具备了和平转型的机会。如果再有新的危机出现,中国将有可能像世界其他国家一样,启动民主化转型。
    

中国政治转型前景与《零八宪章》的命运
    
第三波民主化的主流转型模式中,各种力量的互动决定了和平开放转型的发生。 《零八宪章》虽然使得中国的转型有了条件,但是能否发生转型,还要看各种力量之间的互动。其中,中国执政者的态度至关重要。尽管转型实践揭示了,转型的动机不一定是追求民主理念,但是转型需要统治集团内部有个对待反对运动温和的改革派。《零八宪》章标志着中国出现了理性的反对派,但是中国执政者内部是否有一个开明的改革派呢?中国政治前景与《零八宪章》的命运都是由这一点决定的。
    
就目前情况看,中国执政者还没有一个明确的开明改革派。也就是说,中国没有戊戌变法时期的光绪皇帝。一种乐观的可能性是,《零八宪》运动逐步发展,与当局产生摩擦式互动,教育和改变了一些执政者的观念,从而形成一个改革派。还有一种乐观的可能,当暴力方式无法维持或成本太高时,统治者考虑更加温和的治理方案。这就会与《零八宪章》互动。但是,这两种情况现在看,都是奢望。







在这个转型模式中,《零八宪章》将是一个过渡,民间运动由于政治不作为走向革命的下一个环节。


 
最近两年,随着胡温新政解决中国问题的希望日益渺茫,民主化又开始成为各界的共识。去年年底出现的《零八宪章》,增加了人们对于中国民主转型的期待;人们对此展开热烈的讨论。然而,民主化转型的模式和动力机制是什么?包括中国民主运动领军人物在内的各界,对此却了解甚少。
    
本文简述比较政治学界关于民主转型的讨论,理解《零八宪章》的政治博弈。这里有三个小问题:中国民主转型的动力机制和一般格局会是怎样?《零八宪政》在民主化进程中有什么意义?围绕零八宪章的政治博弈的可能后果?

    
民主化转型的动力机制与格局
    
根据第三波民主化转型的经验,民主化转型有三个阶段:启动,建立与巩固。本文只讨论启动这个阶段的动力机制和格局。民主化的启动会经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自由化。出于种种原因,统治者放松对民间力量的控制,有些是经济原因,有些是政治领导更替,有些是为了更好的政治形象。自由化会导致反对运动的重新集结和行动。这样,博弈进入第二阶段,转型启动阶段。统治集团内部围绕着怎样对待反对运动会发生分化。统治集团内部的鸽派和改革派,与鹰牌和保守派分化,并且展开激烈的权力斗争。当他们打着改革体制动员民众支持、并与反对运动中的理性力量互动时,转型就启动了。 在这个机制中,关键的动力不一定是出于建立民主制度的理念,争权夺利的利益动机也可以是驱动力。例如,有些政治家希望得到更好的名声,有些政治家象夺取更大的权力,他们都需要人民的支持。
    
比较政治学关于政治转型的主流模式,实质上是以精英之间的政治博弈和交易,来解释转型的动力机制。这一模式受到一些批评。某些批评强调宏观经济社会条件和文化条件对于转型的影响。另一些批评来自探讨暴力和大众反抗运动在启动转型中的作用。然而,这些都不是否认精英的博弈的主导作用。
    
根据第三波民主化的研究,转型最容易发生的时机是权力继承关头或者出现治理危机。中国在90年代末邓小平去世时没有发生转型,成为一个重要的反例。那时,中国同时面临着严重的腐败、失业、混乱、继承人缺乏派系基础以及1989年镇压导致的合法性丧失等问题。如果再考虑到当时的台湾和前苏联这些与中国有相同的历史和制度遗产的国家都转型了,中国的这一反例更引人注目。
    
多数西方的中国问题专家和中国知识分子的解释,没有超出比较政治学者在第三波民主化之前的理论;例如东亚模式和宏观经济社会文化条件等。然而,这些解释性因素,被第三波民主化证明,不是维持非民主政体的稳定性的充分条件。哥伦比亚大学教授黎安友解释,中共发展出一个有弹性的政体;但他没解释这个政体的内在结构与机制。
    
我本人的博士论文给出另一个解释,这就是由于文化大革命的政治经验造成一代人的保守政治心理,使得中国精英不相信民众自主管理的理性和善意。因此,在其它国家导致转型的继承关头和危机性问题,反而成为中国凝聚精英度过难关的心理条件。精英保守心态,使得上层执政核心缺乏求变分化的动力机制。相反,精英们自我陶醉在中国稳定发展的成就中。
    

零八宪章在中国政治转型中的作用
    
由于中国精英的保守心态,中国出现了现代人类政治史的反常现象。越是危机深重,政体反而越稳定。这使得导致危机的种种问题,例如腐败和社会不公持续恶化, 引发民众大规模不满和反抗。虽然这些不满和反抗,暂时可以被控制。但是,中国社会的道德沦丧、社会秩序混乱、生态环境恶劣、特别是各级政权黑社会化滥用暴力,使得中国民众反抗的规模、频率和暴力登记逐步升级。
    
在问题恶化和官民对抗日益升级的背景下,中国的精英开始意识到问题的严重。由于1989年的保守心态,他们最初希望问题能够由当权者解决。执政党颁布一系列法规政纪和建立一套新机构系统,似乎也对这类民意做出正面回应。然而,绝对权力导致的腐败和滥用暴力,窒息和扼杀了靠清官治理吏治和解决问题的可能。于是,民间力量开始寻求在执政者倡导的法治框架中尝试解决问题,各类民间运动勃然兴起,其中维权运动最引人注目。
    
这些民间运动,利用经济改革开放释放出的民间经济和文化力量的活动空间和资源,在执政者允许的话语体系中,艰难地开拓独立于政府的机制,去解决问题。他们虽然不认为腐败和专横的党政可以独立解决问题,但是他们却认为,通过他们这些民间独立力量的专业化活动,可以在与腐败的官员队伍的斗争中,将执政核心的想法落实。他们强调专业活动,主张非政治化的道路;小心谨慎地与反对运动保持距离。但是,中国各级黑社会化的党政机构并不接受这样的威胁他们的利益的力量和机制。他们不仅不给维权成功的机会,而且羞辱和迫害参与维权的专业人士,践踏专业规范。有些维权人士甚至被投入监狱。
    
当专业人士通过专业无法节制黑社会化的政权时,权益状况日益恶化的百姓开始不耐烦了,他们的反抗急剧发展。中国正在走向一场全面造反的革命。这些危机,导致关注中国前途的专业人士意识到,没有宪政制度结构节制权力,就不会解决中国的问题,也不会有真正的专业领域规范和空间。
    
《零八宪章》就是在一背景下产生的。《零八宪章》标志着中国精英,经历了89年之后将近20年的弯路,再度意识到政治改革的重要性,并采取行动推动政治变革。这是一次各阶层、各专业和各代的人的联合行动。他们尝试着进行一场和平的政体革命。
    
根据第三波民主化转型的模式,中国现在逐步具备了和平转型的机会。如果再有新的危机出现,中国将有可能像世界其他国家一样,启动民主化转型。
    

中国政治转型前景与《零八宪章》的命运
    
第三波民主化的主流转型模式中,各种力量的互动决定了和平开放转型的发生。 《零八宪章》虽然使得中国的转型有了条件,但是能否发生转型,还要看各种力量之间的互动。其中,中国执政者的态度至关重要。尽管转型实践揭示了,转型的动机不一定是追求民主理念,但是转型需要统治集团内部有个对待反对运动温和的改革派。《零八宪》章标志着中国出现了理性的反对派,但是中国执政者内部是否有一个开明的改革派呢?中国政治前景与《零八宪章》的命运都是由这一点决定的。
    
就目前情况看,中国执政者还没有一个明确的开明改革派。也就是说,中国没有戊戌变法时期的光绪皇帝。一种乐观的可能性是,《零八宪》运动逐步发展,与当局产生摩擦式互动,教育和改变了一些执政者的观念,从而形成一个改革派。还有一种乐观的可能,当暴力方式无法维持或成本太高时,统治者考虑更加温和的治理方案。这就会与《零八宪章》互动。但是,这两种情况现在看,都是奢望。







在这个转型模式中,《零八宪章》将是一个过渡,民间运动由于政治不作为走向革命的下一个环节。


 
最近两年,随着胡温新政解决中国问题的希望日益渺茫,民主化又开始成为各界的共识。去年年底出现的《零八宪章》,增加了人们对于中国民主转型的期待;人们对此展开热烈的讨论。然而,民主化转型的模式和动力机制是什么?包括中国民主运动领军人物在内的各界,对此却了解甚少。
    
本文简述比较政治学界关于民主转型的讨论,理解《零八宪章》的政治博弈。这里有三个小问题:中国民主转型的动力机制和一般格局会是怎样?《零八宪政》在民主化进程中有什么意义?围绕零八宪章的政治博弈的可能后果?

    
民主化转型的动力机制与格局
    
根据第三波民主化转型的经验,民主化转型有三个阶段:启动,建立与巩固。本文只讨论启动这个阶段的动力机制和格局。民主化的启动会经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自由化。出于种种原因,统治者放松对民间力量的控制,有些是经济原因,有些是政治领导更替,有些是为了更好的政治形象。自由化会导致反对运动的重新集结和行动。这样,博弈进入第二阶段,转型启动阶段。统治集团内部围绕着怎样对待反对运动会发生分化。统治集团内部的鸽派和改革派,与鹰牌和保守派分化,并且展开激烈的权力斗争。当他们打着改革体制动员民众支持、并与反对运动中的理性力量互动时,转型就启动了。 在这个机制中,关键的动力不一定是出于建立民主制度的理念,争权夺利的利益动机也可以是驱动力。例如,有些政治家希望得到更好的名声,有些政治家象夺取更大的权力,他们都需要人民的支持。
    
比较政治学关于政治转型的主流模式,实质上是以精英之间的政治博弈和交易,来解释转型的动力机制。这一模式受到一些批评。某些批评强调宏观经济社会条件和文化条件对于转型的影响。另一些批评来自探讨暴力和大众反抗运动在启动转型中的作用。然而,这些都不是否认精英的博弈的主导作用。
    
根据第三波民主化的研究,转型最容易发生的时机是权力继承关头或者出现治理危机。中国在90年代末邓小平去世时没有发生转型,成为一个重要的反例。那时,中国同时面临着严重的腐败、失业、混乱、继承人缺乏派系基础以及1989年镇压导致的合法性丧失等问题。如果再考虑到当时的台湾和前苏联这些与中国有相同的历史和制度遗产的国家都转型了,中国的这一反例更引人注目。
    
多数西方的中国问题专家和中国知识分子的解释,没有超出比较政治学者在第三波民主化之前的理论;例如东亚模式和宏观经济社会文化条件等。然而,这些解释性因素,被第三波民主化证明,不是维持非民主政体的稳定性的充分条件。哥伦比亚大学教授黎安友解释,中共发展出一个有弹性的政体;但他没解释这个政体的内在结构与机制。
    
我本人的博士论文给出另一个解释,这就是由于文化大革命的政治经验造成一代人的保守政治心理,使得中国精英不相信民众自主管理的理性和善意。因此,在其它国家导致转型的继承关头和危机性问题,反而成为中国凝聚精英度过难关的心理条件。精英保守心态,使得上层执政核心缺乏求变分化的动力机制。相反,精英们自我陶醉在中国稳定发展的成就中。
    

零八宪章在中国政治转型中的作用
    
由于中国精英的保守心态,中国出现了现代人类政治史的反常现象。越是危机深重,政体反而越稳定。这使得导致危机的种种问题,例如腐败和社会不公持续恶化, 引发民众大规模不满和反抗。虽然这些不满和反抗,暂时可以被控制。但是,中国社会的道德沦丧、社会秩序混乱、生态环境恶劣、特别是各级政权黑社会化滥用暴力,使得中国民众反抗的规模、频率和暴力登记逐步升级。
    
在问题恶化和官民对抗日益升级的背景下,中国的精英开始意识到问题的严重。由于1989年的保守心态,他们最初希望问题能够由当权者解决。执政党颁布一系列法规政纪和建立一套新机构系统,似乎也对这类民意做出正面回应。然而,绝对权力导致的腐败和滥用暴力,窒息和扼杀了靠清官治理吏治和解决问题的可能。于是,民间力量开始寻求在执政者倡导的法治框架中尝试解决问题,各类民间运动勃然兴起,其中维权运动最引人注目。
    
这些民间运动,利用经济改革开放释放出的民间经济和文化力量的活动空间和资源,在执政者允许的话语体系中,艰难地开拓独立于政府的机制,去解决问题。他们虽然不认为腐败和专横的党政可以独立解决问题,但是他们却认为,通过他们这些民间独立力量的专业化活动,可以在与腐败的官员队伍的斗争中,将执政核心的想法落实。他们强调专业活动,主张非政治化的道路;小心谨慎地与反对运动保持距离。但是,中国各级黑社会化的党政机构并不接受这样的威胁他们的利益的力量和机制。他们不仅不给维权成功的机会,而且羞辱和迫害参与维权的专业人士,践踏专业规范。有些维权人士甚至被投入监狱。
    
当专业人士通过专业无法节制黑社会化的政权时,权益状况日益恶化的百姓开始不耐烦了,他们的反抗急剧发展。中国正在走向一场全面造反的革命。这些危机,导致关注中国前途的专业人士意识到,没有宪政制度结构节制权力,就不会解决中国的问题,也不会有真正的专业领域规范和空间。
    
《零八宪章》就是在一背景下产生的。《零八宪章》标志着中国精英,经历了89年之后将近20年的弯路,再度意识到政治改革的重要性,并采取行动推动政治变革。这是一次各阶层、各专业和各代的人的联合行动。他们尝试着进行一场和平的政体革命。
    
根据第三波民主化转型的模式,中国现在逐步具备了和平转型的机会。如果再有新的危机出现,中国将有可能像世界其他国家一样,启动民主化转型。
    

中国政治转型前景与《零八宪章》的命运
    
第三波民主化的主流转型模式中,各种力量的互动决定了和平开放转型的发生。 《零八宪章》虽然使得中国的转型有了条件,但是能否发生转型,还要看各种力量之间的互动。其中,中国执政者的态度至关重要。尽管转型实践揭示了,转型的动机不一定是追求民主理念,但是转型需要统治集团内部有个对待反对运动温和的改革派。《零八宪》章标志着中国出现了理性的反对派,但是中国执政者内部是否有一个开明的改革派呢?中国政治前景与《零八宪章》的命运都是由这一点决定的。
    
就目前情况看,中国执政者还没有一个明确的开明改革派。也就是说,中国没有戊戌变法时期的光绪皇帝。一种乐观的可能性是,《零八宪》运动逐步发展,与当局产生摩擦式互动,教育和改变了一些执政者的观念,从而形成一个改革派。还有一种乐观的可能,当暴力方式无法维持或成本太高时,统治者考虑更加温和的治理方案。这就会与《零八宪章》互动。但是,这两种情况现在看,都是奢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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