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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看得见的胡温政改
李劼(美国)



中国将要面临的,不是又一轮王朝更迭,而是最终结束几千年的专制历史。



从某种意义上说,《08宪章》激起的反馈和谢韬《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一文的遭遇十分相似。与毛式左派的狂热围攻相反,胡温当局的总体姿态是低调回避。即便《08宪章》是群体作为,并且激起了海外汹涌如潮的回应,胡温当局也只是擒一慑众。这与其说是法不责众,不如说是专制确实式微。倘若这份宪章在一九五七年问世,虽然会成为全然不同的历史标记,但中国知识分子付出的代价,不知会高出多少倍。也是因为五七年的历史记忆,致使宪章的一些签署者心有余悸,稍有风吹草动,便反应过度。由此也凸现了林昭式的从容,确实底气充沛。

倘若要扮演历史的创造者,那么文化的底气,恐怕是不可或缺的。这样的底气不啻在于临危不惧,还在于不把对手逼入死角。中国过去的政治游戏动辄诉诸赶尽杀绝,其人格基因,大都源于屠夫自身的怯懦。毛泽东的冷酷,不是因为他英勇,而是由于他卑怯。那样的卑怯不仅基于自幼被父亲责打的记忆,也来自贪生怕死的委琐。毛泽东当年被捕时令人不齿的所作所为,经由网文流传已经广为人知。至于邓小平在毛泽东面前的低声下气,权力角逐过程之中的告密求荣,武装暴动紧要关头的临阵脱逃,更是中国政治史上永恒的笑谈。屠戮他人的痛快,通常用来医治自身心理上的卑怯。同样道理,鼓励他人英勇赴义,逼迫当局开动镇压机器,也是懦夫才有的阴暗。一九八九年的历史教训,不仅仅是教训专制当局的,也值得专制的反抗者用心记取。

《08宪章》不关涉民众切身利益的标高,是给当局留出余地的做法。同样,当局所采用的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制止方式,也在无意当中给言论自由留出了空间。正如谢韬文章激起的,只是左右两派的激辩。相信《08宪章》,也不会引起大规模的民变和动荡。政治的艺术,通常是见好就收。一拳伸出去非要打到底不可,不仅愚蠢,而且事倍功半,甚至适得其反。当今的政治游戏如何改变你死我活的陋习,在于双方博弈时的适可而止。政治的智慧在于变招,而不在于一招致老。

《08宪章》虽然道出的是常识,但骨子里还是相当理想主义的。这样的理想主义,不会让当政者着迷,却可能误导某些签署人,产生自己已然是历史创造者的幻觉。误以为占领了历史的制高点,可以一览群山小。个别比较浮躁的,还没有做成宋江,却已经开始征方腊,讨田虎。他们忘记了黑格尔的那句名言:恶是推动历史的杠杆。换句话,不是理想,而是欲望,通常成为历史前进的动力。说得再明白些就是,利益才是历史的动因,逐利才会导致历史有所推动。

指出《08宪章》不过是常识,不啻是意指此乃中国知识分子的共同诉求,同时也意味着,这也是体制内权力阶层的共识。虽然签署者的人口比例很小很小,但无论在知识阶层还是在权力阶层,这份宪章的认同率,可能高达百分之九十以上。执政党不是不明白宪章表述的内容。因为早在半个多世纪之前,该党也曾向当时的执政党如此表述过。当政者的无言以对,是因为宪章的诉求,目前还无法诉诸利益的驱动。大凡由任何一种话语包装的权力斗争,骨子里都缘自利益的诉求。邓小平改弦易辙,不是反对毛泽东思想,而是想把毛式家天下,变成利益分享的党天下。邓小平又患得患失地担心党天下可能会损害到自己家族的利益,因此在废除终身制的同时,又以指定接班人的方式,破坏了集体分权应有的公平竞争规则。

邓氏的进一步,退半步,致使党内民主一下子被延宕二十年。指望胡温当局实现《08宪章》提出的目标,那是不切实际的梦想。但不再以指定接班人的方式交接权力,却是胡温可以做到的政治改革,假如这也能被称作改革的话。对于一个完全丧失了理念的执政党来说,权力的民主交接,可能是延续执政的有效途径。由各个利益集团推出各自的代表人物,实行民主选举,公平竞争,这不是没有操作性可言的。至于经由这样一番竞争,能否选出一批胸怀大志人物执掌权力,那也只能听凭天意了。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人不谋事,天何以成?

中国的未来,需要执政者有抱负,或者说,要有历史责任感。就历史的实际进程而言,责任感远比理想更加可靠。思想家可以天马行空,政治家必须脚踏实地。没有责任感的政治人物,不会对历史有所贡献。中国将来政治家的抱负,说起来也很可怜,不过是把中华民族带到相当于日本明治维新的政治水平上而已。但这也已经很不容易了。《08宪章》不会成全任何政治领袖,而是有待于被将来的政治领袖所成全。

也许有人会为胡温可以做到的这一步改革,感到很不满足。事实上,即便胡温没有这样的心思,利益的相逐也早晚会把执政党推向党内民主。但政治就像做买卖一样,有利必有弊,反之亦然。改革的缓慢,通常会引起民众的不满。殊不知,慢也有慢的历史合理性。且不说其它,光是几千年专制历史造成的文化心理扭曲,就需要一段相当长的时间加以治疗和整合。倘若有人问,专制的权贵集团为什么不能立即释放手中的权力?那么完全有理由反问:反对专制的海外民运诸公,又何曾让他人分享过手中的各种资源?从来没有听说过,民运组织有过让贤的美谈。更不用说,生存上的互助和对异见的宽容。相反,互相攻讦,拉帮结派,排斥异己,抹黑他人;诸如此类的丢人现眼,倒是从来没有中断过。在自由的土地上,尚且不能获得自由的心态,更何况在不自由的故国,指望整个民族一下子完成文化心理的结构性转换。医治文化心态的艰巨,远甚于改革政治体制的滞重。只消参照一下海外民运的人文素质,再反观中国的政治改革,就应该明白,怎么可能速成?

《08宪章》的目标,眼下只能悬在空中。以中国目前的现状,任何人,哪怕是上帝亲自降临,也无法一步抵达。不说其它,仅仅是烂污透顶的人文基数,就足以把宪章的目标一转眼全部推翻。中国将要面临的,不是又一轮王朝更迭,而是最终结束几千年的专制历史。就此而言,在野者尽可以天马行空,但当朝者却不得不如履薄冰。推翻一个王朝,是容易的,并且在几千年的历史上,已经一遍又一遍地上演过了。但是,要从一个专制王朝里像变戏法似的变出一个民主政体来,却是相当艰难的。虽然人家日本人早在一百多年前就已经变成功了。但也正是这样的艰难,会使中国历史全然改观。也正是这样的艰难,会使那样的改革获得长治久安的效应。

倘若说,邓小平的废除终身制,算是跨出了党内民主的第一步。那么不再指定接班人的自由竞争,则是胡温当局可以抵达的第二步。这是既是可以看见的,也是可以做到的。人们不妨拭目以待。

2009年1月6日星期二写于纽约寓所







中国将要面临的,不是又一轮王朝更迭,而是最终结束几千年的专制历史。



从某种意义上说,《08宪章》激起的反馈和谢韬《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一文的遭遇十分相似。与毛式左派的狂热围攻相反,胡温当局的总体姿态是低调回避。即便《08宪章》是群体作为,并且激起了海外汹涌如潮的回应,胡温当局也只是擒一慑众。这与其说是法不责众,不如说是专制确实式微。倘若这份宪章在一九五七年问世,虽然会成为全然不同的历史标记,但中国知识分子付出的代价,不知会高出多少倍。也是因为五七年的历史记忆,致使宪章的一些签署者心有余悸,稍有风吹草动,便反应过度。由此也凸现了林昭式的从容,确实底气充沛。

倘若要扮演历史的创造者,那么文化的底气,恐怕是不可或缺的。这样的底气不啻在于临危不惧,还在于不把对手逼入死角。中国过去的政治游戏动辄诉诸赶尽杀绝,其人格基因,大都源于屠夫自身的怯懦。毛泽东的冷酷,不是因为他英勇,而是由于他卑怯。那样的卑怯不仅基于自幼被父亲责打的记忆,也来自贪生怕死的委琐。毛泽东当年被捕时令人不齿的所作所为,经由网文流传已经广为人知。至于邓小平在毛泽东面前的低声下气,权力角逐过程之中的告密求荣,武装暴动紧要关头的临阵脱逃,更是中国政治史上永恒的笑谈。屠戮他人的痛快,通常用来医治自身心理上的卑怯。同样道理,鼓励他人英勇赴义,逼迫当局开动镇压机器,也是懦夫才有的阴暗。一九八九年的历史教训,不仅仅是教训专制当局的,也值得专制的反抗者用心记取。

《08宪章》不关涉民众切身利益的标高,是给当局留出余地的做法。同样,当局所采用的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制止方式,也在无意当中给言论自由留出了空间。正如谢韬文章激起的,只是左右两派的激辩。相信《08宪章》,也不会引起大规模的民变和动荡。政治的艺术,通常是见好就收。一拳伸出去非要打到底不可,不仅愚蠢,而且事倍功半,甚至适得其反。当今的政治游戏如何改变你死我活的陋习,在于双方博弈时的适可而止。政治的智慧在于变招,而不在于一招致老。

《08宪章》虽然道出的是常识,但骨子里还是相当理想主义的。这样的理想主义,不会让当政者着迷,却可能误导某些签署人,产生自己已然是历史创造者的幻觉。误以为占领了历史的制高点,可以一览群山小。个别比较浮躁的,还没有做成宋江,却已经开始征方腊,讨田虎。他们忘记了黑格尔的那句名言:恶是推动历史的杠杆。换句话,不是理想,而是欲望,通常成为历史前进的动力。说得再明白些就是,利益才是历史的动因,逐利才会导致历史有所推动。

指出《08宪章》不过是常识,不啻是意指此乃中国知识分子的共同诉求,同时也意味着,这也是体制内权力阶层的共识。虽然签署者的人口比例很小很小,但无论在知识阶层还是在权力阶层,这份宪章的认同率,可能高达百分之九十以上。执政党不是不明白宪章表述的内容。因为早在半个多世纪之前,该党也曾向当时的执政党如此表述过。当政者的无言以对,是因为宪章的诉求,目前还无法诉诸利益的驱动。大凡由任何一种话语包装的权力斗争,骨子里都缘自利益的诉求。邓小平改弦易辙,不是反对毛泽东思想,而是想把毛式家天下,变成利益分享的党天下。邓小平又患得患失地担心党天下可能会损害到自己家族的利益,因此在废除终身制的同时,又以指定接班人的方式,破坏了集体分权应有的公平竞争规则。

邓氏的进一步,退半步,致使党内民主一下子被延宕二十年。指望胡温当局实现《08宪章》提出的目标,那是不切实际的梦想。但不再以指定接班人的方式交接权力,却是胡温可以做到的政治改革,假如这也能被称作改革的话。对于一个完全丧失了理念的执政党来说,权力的民主交接,可能是延续执政的有效途径。由各个利益集团推出各自的代表人物,实行民主选举,公平竞争,这不是没有操作性可言的。至于经由这样一番竞争,能否选出一批胸怀大志人物执掌权力,那也只能听凭天意了。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人不谋事,天何以成?

中国的未来,需要执政者有抱负,或者说,要有历史责任感。就历史的实际进程而言,责任感远比理想更加可靠。思想家可以天马行空,政治家必须脚踏实地。没有责任感的政治人物,不会对历史有所贡献。中国将来政治家的抱负,说起来也很可怜,不过是把中华民族带到相当于日本明治维新的政治水平上而已。但这也已经很不容易了。《08宪章》不会成全任何政治领袖,而是有待于被将来的政治领袖所成全。

也许有人会为胡温可以做到的这一步改革,感到很不满足。事实上,即便胡温没有这样的心思,利益的相逐也早晚会把执政党推向党内民主。但政治就像做买卖一样,有利必有弊,反之亦然。改革的缓慢,通常会引起民众的不满。殊不知,慢也有慢的历史合理性。且不说其它,光是几千年专制历史造成的文化心理扭曲,就需要一段相当长的时间加以治疗和整合。倘若有人问,专制的权贵集团为什么不能立即释放手中的权力?那么完全有理由反问:反对专制的海外民运诸公,又何曾让他人分享过手中的各种资源?从来没有听说过,民运组织有过让贤的美谈。更不用说,生存上的互助和对异见的宽容。相反,互相攻讦,拉帮结派,排斥异己,抹黑他人;诸如此类的丢人现眼,倒是从来没有中断过。在自由的土地上,尚且不能获得自由的心态,更何况在不自由的故国,指望整个民族一下子完成文化心理的结构性转换。医治文化心态的艰巨,远甚于改革政治体制的滞重。只消参照一下海外民运的人文素质,再反观中国的政治改革,就应该明白,怎么可能速成?

《08宪章》的目标,眼下只能悬在空中。以中国目前的现状,任何人,哪怕是上帝亲自降临,也无法一步抵达。不说其它,仅仅是烂污透顶的人文基数,就足以把宪章的目标一转眼全部推翻。中国将要面临的,不是又一轮王朝更迭,而是最终结束几千年的专制历史。就此而言,在野者尽可以天马行空,但当朝者却不得不如履薄冰。推翻一个王朝,是容易的,并且在几千年的历史上,已经一遍又一遍地上演过了。但是,要从一个专制王朝里像变戏法似的变出一个民主政体来,却是相当艰难的。虽然人家日本人早在一百多年前就已经变成功了。但也正是这样的艰难,会使中国历史全然改观。也正是这样的艰难,会使那样的改革获得长治久安的效应。

倘若说,邓小平的废除终身制,算是跨出了党内民主的第一步。那么不再指定接班人的自由竞争,则是胡温当局可以抵达的第二步。这是既是可以看见的,也是可以做到的。人们不妨拭目以待。

2009年1月6日星期二写于纽约寓所







中国将要面临的,不是又一轮王朝更迭,而是最终结束几千年的专制历史。



从某种意义上说,《08宪章》激起的反馈和谢韬《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一文的遭遇十分相似。与毛式左派的狂热围攻相反,胡温当局的总体姿态是低调回避。即便《08宪章》是群体作为,并且激起了海外汹涌如潮的回应,胡温当局也只是擒一慑众。这与其说是法不责众,不如说是专制确实式微。倘若这份宪章在一九五七年问世,虽然会成为全然不同的历史标记,但中国知识分子付出的代价,不知会高出多少倍。也是因为五七年的历史记忆,致使宪章的一些签署者心有余悸,稍有风吹草动,便反应过度。由此也凸现了林昭式的从容,确实底气充沛。

倘若要扮演历史的创造者,那么文化的底气,恐怕是不可或缺的。这样的底气不啻在于临危不惧,还在于不把对手逼入死角。中国过去的政治游戏动辄诉诸赶尽杀绝,其人格基因,大都源于屠夫自身的怯懦。毛泽东的冷酷,不是因为他英勇,而是由于他卑怯。那样的卑怯不仅基于自幼被父亲责打的记忆,也来自贪生怕死的委琐。毛泽东当年被捕时令人不齿的所作所为,经由网文流传已经广为人知。至于邓小平在毛泽东面前的低声下气,权力角逐过程之中的告密求荣,武装暴动紧要关头的临阵脱逃,更是中国政治史上永恒的笑谈。屠戮他人的痛快,通常用来医治自身心理上的卑怯。同样道理,鼓励他人英勇赴义,逼迫当局开动镇压机器,也是懦夫才有的阴暗。一九八九年的历史教训,不仅仅是教训专制当局的,也值得专制的反抗者用心记取。

《08宪章》不关涉民众切身利益的标高,是给当局留出余地的做法。同样,当局所采用的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制止方式,也在无意当中给言论自由留出了空间。正如谢韬文章激起的,只是左右两派的激辩。相信《08宪章》,也不会引起大规模的民变和动荡。政治的艺术,通常是见好就收。一拳伸出去非要打到底不可,不仅愚蠢,而且事倍功半,甚至适得其反。当今的政治游戏如何改变你死我活的陋习,在于双方博弈时的适可而止。政治的智慧在于变招,而不在于一招致老。

《08宪章》虽然道出的是常识,但骨子里还是相当理想主义的。这样的理想主义,不会让当政者着迷,却可能误导某些签署人,产生自己已然是历史创造者的幻觉。误以为占领了历史的制高点,可以一览群山小。个别比较浮躁的,还没有做成宋江,却已经开始征方腊,讨田虎。他们忘记了黑格尔的那句名言:恶是推动历史的杠杆。换句话,不是理想,而是欲望,通常成为历史前进的动力。说得再明白些就是,利益才是历史的动因,逐利才会导致历史有所推动。

指出《08宪章》不过是常识,不啻是意指此乃中国知识分子的共同诉求,同时也意味着,这也是体制内权力阶层的共识。虽然签署者的人口比例很小很小,但无论在知识阶层还是在权力阶层,这份宪章的认同率,可能高达百分之九十以上。执政党不是不明白宪章表述的内容。因为早在半个多世纪之前,该党也曾向当时的执政党如此表述过。当政者的无言以对,是因为宪章的诉求,目前还无法诉诸利益的驱动。大凡由任何一种话语包装的权力斗争,骨子里都缘自利益的诉求。邓小平改弦易辙,不是反对毛泽东思想,而是想把毛式家天下,变成利益分享的党天下。邓小平又患得患失地担心党天下可能会损害到自己家族的利益,因此在废除终身制的同时,又以指定接班人的方式,破坏了集体分权应有的公平竞争规则。

邓氏的进一步,退半步,致使党内民主一下子被延宕二十年。指望胡温当局实现《08宪章》提出的目标,那是不切实际的梦想。但不再以指定接班人的方式交接权力,却是胡温可以做到的政治改革,假如这也能被称作改革的话。对于一个完全丧失了理念的执政党来说,权力的民主交接,可能是延续执政的有效途径。由各个利益集团推出各自的代表人物,实行民主选举,公平竞争,这不是没有操作性可言的。至于经由这样一番竞争,能否选出一批胸怀大志人物执掌权力,那也只能听凭天意了。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人不谋事,天何以成?

中国的未来,需要执政者有抱负,或者说,要有历史责任感。就历史的实际进程而言,责任感远比理想更加可靠。思想家可以天马行空,政治家必须脚踏实地。没有责任感的政治人物,不会对历史有所贡献。中国将来政治家的抱负,说起来也很可怜,不过是把中华民族带到相当于日本明治维新的政治水平上而已。但这也已经很不容易了。《08宪章》不会成全任何政治领袖,而是有待于被将来的政治领袖所成全。

也许有人会为胡温可以做到的这一步改革,感到很不满足。事实上,即便胡温没有这样的心思,利益的相逐也早晚会把执政党推向党内民主。但政治就像做买卖一样,有利必有弊,反之亦然。改革的缓慢,通常会引起民众的不满。殊不知,慢也有慢的历史合理性。且不说其它,光是几千年专制历史造成的文化心理扭曲,就需要一段相当长的时间加以治疗和整合。倘若有人问,专制的权贵集团为什么不能立即释放手中的权力?那么完全有理由反问:反对专制的海外民运诸公,又何曾让他人分享过手中的各种资源?从来没有听说过,民运组织有过让贤的美谈。更不用说,生存上的互助和对异见的宽容。相反,互相攻讦,拉帮结派,排斥异己,抹黑他人;诸如此类的丢人现眼,倒是从来没有中断过。在自由的土地上,尚且不能获得自由的心态,更何况在不自由的故国,指望整个民族一下子完成文化心理的结构性转换。医治文化心态的艰巨,远甚于改革政治体制的滞重。只消参照一下海外民运的人文素质,再反观中国的政治改革,就应该明白,怎么可能速成?

《08宪章》的目标,眼下只能悬在空中。以中国目前的现状,任何人,哪怕是上帝亲自降临,也无法一步抵达。不说其它,仅仅是烂污透顶的人文基数,就足以把宪章的目标一转眼全部推翻。中国将要面临的,不是又一轮王朝更迭,而是最终结束几千年的专制历史。就此而言,在野者尽可以天马行空,但当朝者却不得不如履薄冰。推翻一个王朝,是容易的,并且在几千年的历史上,已经一遍又一遍地上演过了。但是,要从一个专制王朝里像变戏法似的变出一个民主政体来,却是相当艰难的。虽然人家日本人早在一百多年前就已经变成功了。但也正是这样的艰难,会使中国历史全然改观。也正是这样的艰难,会使那样的改革获得长治久安的效应。

倘若说,邓小平的废除终身制,算是跨出了党内民主的第一步。那么不再指定接班人的自由竞争,则是胡温当局可以抵达的第二步。这是既是可以看见的,也是可以做到的。人们不妨拭目以待。

2009年1月6日星期二写于纽约寓所







中国将要面临的,不是又一轮王朝更迭,而是最终结束几千年的专制历史。



从某种意义上说,《08宪章》激起的反馈和谢韬《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一文的遭遇十分相似。与毛式左派的狂热围攻相反,胡温当局的总体姿态是低调回避。即便《08宪章》是群体作为,并且激起了海外汹涌如潮的回应,胡温当局也只是擒一慑众。这与其说是法不责众,不如说是专制确实式微。倘若这份宪章在一九五七年问世,虽然会成为全然不同的历史标记,但中国知识分子付出的代价,不知会高出多少倍。也是因为五七年的历史记忆,致使宪章的一些签署者心有余悸,稍有风吹草动,便反应过度。由此也凸现了林昭式的从容,确实底气充沛。

倘若要扮演历史的创造者,那么文化的底气,恐怕是不可或缺的。这样的底气不啻在于临危不惧,还在于不把对手逼入死角。中国过去的政治游戏动辄诉诸赶尽杀绝,其人格基因,大都源于屠夫自身的怯懦。毛泽东的冷酷,不是因为他英勇,而是由于他卑怯。那样的卑怯不仅基于自幼被父亲责打的记忆,也来自贪生怕死的委琐。毛泽东当年被捕时令人不齿的所作所为,经由网文流传已经广为人知。至于邓小平在毛泽东面前的低声下气,权力角逐过程之中的告密求荣,武装暴动紧要关头的临阵脱逃,更是中国政治史上永恒的笑谈。屠戮他人的痛快,通常用来医治自身心理上的卑怯。同样道理,鼓励他人英勇赴义,逼迫当局开动镇压机器,也是懦夫才有的阴暗。一九八九年的历史教训,不仅仅是教训专制当局的,也值得专制的反抗者用心记取。

《08宪章》不关涉民众切身利益的标高,是给当局留出余地的做法。同样,当局所采用的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制止方式,也在无意当中给言论自由留出了空间。正如谢韬文章激起的,只是左右两派的激辩。相信《08宪章》,也不会引起大规模的民变和动荡。政治的艺术,通常是见好就收。一拳伸出去非要打到底不可,不仅愚蠢,而且事倍功半,甚至适得其反。当今的政治游戏如何改变你死我活的陋习,在于双方博弈时的适可而止。政治的智慧在于变招,而不在于一招致老。

《08宪章》虽然道出的是常识,但骨子里还是相当理想主义的。这样的理想主义,不会让当政者着迷,却可能误导某些签署人,产生自己已然是历史创造者的幻觉。误以为占领了历史的制高点,可以一览群山小。个别比较浮躁的,还没有做成宋江,却已经开始征方腊,讨田虎。他们忘记了黑格尔的那句名言:恶是推动历史的杠杆。换句话,不是理想,而是欲望,通常成为历史前进的动力。说得再明白些就是,利益才是历史的动因,逐利才会导致历史有所推动。

指出《08宪章》不过是常识,不啻是意指此乃中国知识分子的共同诉求,同时也意味着,这也是体制内权力阶层的共识。虽然签署者的人口比例很小很小,但无论在知识阶层还是在权力阶层,这份宪章的认同率,可能高达百分之九十以上。执政党不是不明白宪章表述的内容。因为早在半个多世纪之前,该党也曾向当时的执政党如此表述过。当政者的无言以对,是因为宪章的诉求,目前还无法诉诸利益的驱动。大凡由任何一种话语包装的权力斗争,骨子里都缘自利益的诉求。邓小平改弦易辙,不是反对毛泽东思想,而是想把毛式家天下,变成利益分享的党天下。邓小平又患得患失地担心党天下可能会损害到自己家族的利益,因此在废除终身制的同时,又以指定接班人的方式,破坏了集体分权应有的公平竞争规则。

邓氏的进一步,退半步,致使党内民主一下子被延宕二十年。指望胡温当局实现《08宪章》提出的目标,那是不切实际的梦想。但不再以指定接班人的方式交接权力,却是胡温可以做到的政治改革,假如这也能被称作改革的话。对于一个完全丧失了理念的执政党来说,权力的民主交接,可能是延续执政的有效途径。由各个利益集团推出各自的代表人物,实行民主选举,公平竞争,这不是没有操作性可言的。至于经由这样一番竞争,能否选出一批胸怀大志人物执掌权力,那也只能听凭天意了。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人不谋事,天何以成?

中国的未来,需要执政者有抱负,或者说,要有历史责任感。就历史的实际进程而言,责任感远比理想更加可靠。思想家可以天马行空,政治家必须脚踏实地。没有责任感的政治人物,不会对历史有所贡献。中国将来政治家的抱负,说起来也很可怜,不过是把中华民族带到相当于日本明治维新的政治水平上而已。但这也已经很不容易了。《08宪章》不会成全任何政治领袖,而是有待于被将来的政治领袖所成全。

也许有人会为胡温可以做到的这一步改革,感到很不满足。事实上,即便胡温没有这样的心思,利益的相逐也早晚会把执政党推向党内民主。但政治就像做买卖一样,有利必有弊,反之亦然。改革的缓慢,通常会引起民众的不满。殊不知,慢也有慢的历史合理性。且不说其它,光是几千年专制历史造成的文化心理扭曲,就需要一段相当长的时间加以治疗和整合。倘若有人问,专制的权贵集团为什么不能立即释放手中的权力?那么完全有理由反问:反对专制的海外民运诸公,又何曾让他人分享过手中的各种资源?从来没有听说过,民运组织有过让贤的美谈。更不用说,生存上的互助和对异见的宽容。相反,互相攻讦,拉帮结派,排斥异己,抹黑他人;诸如此类的丢人现眼,倒是从来没有中断过。在自由的土地上,尚且不能获得自由的心态,更何况在不自由的故国,指望整个民族一下子完成文化心理的结构性转换。医治文化心态的艰巨,远甚于改革政治体制的滞重。只消参照一下海外民运的人文素质,再反观中国的政治改革,就应该明白,怎么可能速成?

《08宪章》的目标,眼下只能悬在空中。以中国目前的现状,任何人,哪怕是上帝亲自降临,也无法一步抵达。不说其它,仅仅是烂污透顶的人文基数,就足以把宪章的目标一转眼全部推翻。中国将要面临的,不是又一轮王朝更迭,而是最终结束几千年的专制历史。就此而言,在野者尽可以天马行空,但当朝者却不得不如履薄冰。推翻一个王朝,是容易的,并且在几千年的历史上,已经一遍又一遍地上演过了。但是,要从一个专制王朝里像变戏法似的变出一个民主政体来,却是相当艰难的。虽然人家日本人早在一百多年前就已经变成功了。但也正是这样的艰难,会使中国历史全然改观。也正是这样的艰难,会使那样的改革获得长治久安的效应。

倘若说,邓小平的废除终身制,算是跨出了党内民主的第一步。那么不再指定接班人的自由竞争,则是胡温当局可以抵达的第二步。这是既是可以看见的,也是可以做到的。人们不妨拭目以待。

2009年1月6日星期二写于纽约寓所







中国将要面临的,不是又一轮王朝更迭,而是最终结束几千年的专制历史。



从某种意义上说,《08宪章》激起的反馈和谢韬《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一文的遭遇十分相似。与毛式左派的狂热围攻相反,胡温当局的总体姿态是低调回避。即便《08宪章》是群体作为,并且激起了海外汹涌如潮的回应,胡温当局也只是擒一慑众。这与其说是法不责众,不如说是专制确实式微。倘若这份宪章在一九五七年问世,虽然会成为全然不同的历史标记,但中国知识分子付出的代价,不知会高出多少倍。也是因为五七年的历史记忆,致使宪章的一些签署者心有余悸,稍有风吹草动,便反应过度。由此也凸现了林昭式的从容,确实底气充沛。

倘若要扮演历史的创造者,那么文化的底气,恐怕是不可或缺的。这样的底气不啻在于临危不惧,还在于不把对手逼入死角。中国过去的政治游戏动辄诉诸赶尽杀绝,其人格基因,大都源于屠夫自身的怯懦。毛泽东的冷酷,不是因为他英勇,而是由于他卑怯。那样的卑怯不仅基于自幼被父亲责打的记忆,也来自贪生怕死的委琐。毛泽东当年被捕时令人不齿的所作所为,经由网文流传已经广为人知。至于邓小平在毛泽东面前的低声下气,权力角逐过程之中的告密求荣,武装暴动紧要关头的临阵脱逃,更是中国政治史上永恒的笑谈。屠戮他人的痛快,通常用来医治自身心理上的卑怯。同样道理,鼓励他人英勇赴义,逼迫当局开动镇压机器,也是懦夫才有的阴暗。一九八九年的历史教训,不仅仅是教训专制当局的,也值得专制的反抗者用心记取。

《08宪章》不关涉民众切身利益的标高,是给当局留出余地的做法。同样,当局所采用的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制止方式,也在无意当中给言论自由留出了空间。正如谢韬文章激起的,只是左右两派的激辩。相信《08宪章》,也不会引起大规模的民变和动荡。政治的艺术,通常是见好就收。一拳伸出去非要打到底不可,不仅愚蠢,而且事倍功半,甚至适得其反。当今的政治游戏如何改变你死我活的陋习,在于双方博弈时的适可而止。政治的智慧在于变招,而不在于一招致老。

《08宪章》虽然道出的是常识,但骨子里还是相当理想主义的。这样的理想主义,不会让当政者着迷,却可能误导某些签署人,产生自己已然是历史创造者的幻觉。误以为占领了历史的制高点,可以一览群山小。个别比较浮躁的,还没有做成宋江,却已经开始征方腊,讨田虎。他们忘记了黑格尔的那句名言:恶是推动历史的杠杆。换句话,不是理想,而是欲望,通常成为历史前进的动力。说得再明白些就是,利益才是历史的动因,逐利才会导致历史有所推动。

指出《08宪章》不过是常识,不啻是意指此乃中国知识分子的共同诉求,同时也意味着,这也是体制内权力阶层的共识。虽然签署者的人口比例很小很小,但无论在知识阶层还是在权力阶层,这份宪章的认同率,可能高达百分之九十以上。执政党不是不明白宪章表述的内容。因为早在半个多世纪之前,该党也曾向当时的执政党如此表述过。当政者的无言以对,是因为宪章的诉求,目前还无法诉诸利益的驱动。大凡由任何一种话语包装的权力斗争,骨子里都缘自利益的诉求。邓小平改弦易辙,不是反对毛泽东思想,而是想把毛式家天下,变成利益分享的党天下。邓小平又患得患失地担心党天下可能会损害到自己家族的利益,因此在废除终身制的同时,又以指定接班人的方式,破坏了集体分权应有的公平竞争规则。

邓氏的进一步,退半步,致使党内民主一下子被延宕二十年。指望胡温当局实现《08宪章》提出的目标,那是不切实际的梦想。但不再以指定接班人的方式交接权力,却是胡温可以做到的政治改革,假如这也能被称作改革的话。对于一个完全丧失了理念的执政党来说,权力的民主交接,可能是延续执政的有效途径。由各个利益集团推出各自的代表人物,实行民主选举,公平竞争,这不是没有操作性可言的。至于经由这样一番竞争,能否选出一批胸怀大志人物执掌权力,那也只能听凭天意了。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人不谋事,天何以成?

中国的未来,需要执政者有抱负,或者说,要有历史责任感。就历史的实际进程而言,责任感远比理想更加可靠。思想家可以天马行空,政治家必须脚踏实地。没有责任感的政治人物,不会对历史有所贡献。中国将来政治家的抱负,说起来也很可怜,不过是把中华民族带到相当于日本明治维新的政治水平上而已。但这也已经很不容易了。《08宪章》不会成全任何政治领袖,而是有待于被将来的政治领袖所成全。

也许有人会为胡温可以做到的这一步改革,感到很不满足。事实上,即便胡温没有这样的心思,利益的相逐也早晚会把执政党推向党内民主。但政治就像做买卖一样,有利必有弊,反之亦然。改革的缓慢,通常会引起民众的不满。殊不知,慢也有慢的历史合理性。且不说其它,光是几千年专制历史造成的文化心理扭曲,就需要一段相当长的时间加以治疗和整合。倘若有人问,专制的权贵集团为什么不能立即释放手中的权力?那么完全有理由反问:反对专制的海外民运诸公,又何曾让他人分享过手中的各种资源?从来没有听说过,民运组织有过让贤的美谈。更不用说,生存上的互助和对异见的宽容。相反,互相攻讦,拉帮结派,排斥异己,抹黑他人;诸如此类的丢人现眼,倒是从来没有中断过。在自由的土地上,尚且不能获得自由的心态,更何况在不自由的故国,指望整个民族一下子完成文化心理的结构性转换。医治文化心态的艰巨,远甚于改革政治体制的滞重。只消参照一下海外民运的人文素质,再反观中国的政治改革,就应该明白,怎么可能速成?

《08宪章》的目标,眼下只能悬在空中。以中国目前的现状,任何人,哪怕是上帝亲自降临,也无法一步抵达。不说其它,仅仅是烂污透顶的人文基数,就足以把宪章的目标一转眼全部推翻。中国将要面临的,不是又一轮王朝更迭,而是最终结束几千年的专制历史。就此而言,在野者尽可以天马行空,但当朝者却不得不如履薄冰。推翻一个王朝,是容易的,并且在几千年的历史上,已经一遍又一遍地上演过了。但是,要从一个专制王朝里像变戏法似的变出一个民主政体来,却是相当艰难的。虽然人家日本人早在一百多年前就已经变成功了。但也正是这样的艰难,会使中国历史全然改观。也正是这样的艰难,会使那样的改革获得长治久安的效应。

倘若说,邓小平的废除终身制,算是跨出了党内民主的第一步。那么不再指定接班人的自由竞争,则是胡温当局可以抵达的第二步。这是既是可以看见的,也是可以做到的。人们不妨拭目以待。

2009年1月6日星期二写于纽约寓所







中国将要面临的,不是又一轮王朝更迭,而是最终结束几千年的专制历史。



从某种意义上说,《08宪章》激起的反馈和谢韬《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一文的遭遇十分相似。与毛式左派的狂热围攻相反,胡温当局的总体姿态是低调回避。即便《08宪章》是群体作为,并且激起了海外汹涌如潮的回应,胡温当局也只是擒一慑众。这与其说是法不责众,不如说是专制确实式微。倘若这份宪章在一九五七年问世,虽然会成为全然不同的历史标记,但中国知识分子付出的代价,不知会高出多少倍。也是因为五七年的历史记忆,致使宪章的一些签署者心有余悸,稍有风吹草动,便反应过度。由此也凸现了林昭式的从容,确实底气充沛。

倘若要扮演历史的创造者,那么文化的底气,恐怕是不可或缺的。这样的底气不啻在于临危不惧,还在于不把对手逼入死角。中国过去的政治游戏动辄诉诸赶尽杀绝,其人格基因,大都源于屠夫自身的怯懦。毛泽东的冷酷,不是因为他英勇,而是由于他卑怯。那样的卑怯不仅基于自幼被父亲责打的记忆,也来自贪生怕死的委琐。毛泽东当年被捕时令人不齿的所作所为,经由网文流传已经广为人知。至于邓小平在毛泽东面前的低声下气,权力角逐过程之中的告密求荣,武装暴动紧要关头的临阵脱逃,更是中国政治史上永恒的笑谈。屠戮他人的痛快,通常用来医治自身心理上的卑怯。同样道理,鼓励他人英勇赴义,逼迫当局开动镇压机器,也是懦夫才有的阴暗。一九八九年的历史教训,不仅仅是教训专制当局的,也值得专制的反抗者用心记取。

《08宪章》不关涉民众切身利益的标高,是给当局留出余地的做法。同样,当局所采用的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制止方式,也在无意当中给言论自由留出了空间。正如谢韬文章激起的,只是左右两派的激辩。相信《08宪章》,也不会引起大规模的民变和动荡。政治的艺术,通常是见好就收。一拳伸出去非要打到底不可,不仅愚蠢,而且事倍功半,甚至适得其反。当今的政治游戏如何改变你死我活的陋习,在于双方博弈时的适可而止。政治的智慧在于变招,而不在于一招致老。

《08宪章》虽然道出的是常识,但骨子里还是相当理想主义的。这样的理想主义,不会让当政者着迷,却可能误导某些签署人,产生自己已然是历史创造者的幻觉。误以为占领了历史的制高点,可以一览群山小。个别比较浮躁的,还没有做成宋江,却已经开始征方腊,讨田虎。他们忘记了黑格尔的那句名言:恶是推动历史的杠杆。换句话,不是理想,而是欲望,通常成为历史前进的动力。说得再明白些就是,利益才是历史的动因,逐利才会导致历史有所推动。

指出《08宪章》不过是常识,不啻是意指此乃中国知识分子的共同诉求,同时也意味着,这也是体制内权力阶层的共识。虽然签署者的人口比例很小很小,但无论在知识阶层还是在权力阶层,这份宪章的认同率,可能高达百分之九十以上。执政党不是不明白宪章表述的内容。因为早在半个多世纪之前,该党也曾向当时的执政党如此表述过。当政者的无言以对,是因为宪章的诉求,目前还无法诉诸利益的驱动。大凡由任何一种话语包装的权力斗争,骨子里都缘自利益的诉求。邓小平改弦易辙,不是反对毛泽东思想,而是想把毛式家天下,变成利益分享的党天下。邓小平又患得患失地担心党天下可能会损害到自己家族的利益,因此在废除终身制的同时,又以指定接班人的方式,破坏了集体分权应有的公平竞争规则。

邓氏的进一步,退半步,致使党内民主一下子被延宕二十年。指望胡温当局实现《08宪章》提出的目标,那是不切实际的梦想。但不再以指定接班人的方式交接权力,却是胡温可以做到的政治改革,假如这也能被称作改革的话。对于一个完全丧失了理念的执政党来说,权力的民主交接,可能是延续执政的有效途径。由各个利益集团推出各自的代表人物,实行民主选举,公平竞争,这不是没有操作性可言的。至于经由这样一番竞争,能否选出一批胸怀大志人物执掌权力,那也只能听凭天意了。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人不谋事,天何以成?

中国的未来,需要执政者有抱负,或者说,要有历史责任感。就历史的实际进程而言,责任感远比理想更加可靠。思想家可以天马行空,政治家必须脚踏实地。没有责任感的政治人物,不会对历史有所贡献。中国将来政治家的抱负,说起来也很可怜,不过是把中华民族带到相当于日本明治维新的政治水平上而已。但这也已经很不容易了。《08宪章》不会成全任何政治领袖,而是有待于被将来的政治领袖所成全。

也许有人会为胡温可以做到的这一步改革,感到很不满足。事实上,即便胡温没有这样的心思,利益的相逐也早晚会把执政党推向党内民主。但政治就像做买卖一样,有利必有弊,反之亦然。改革的缓慢,通常会引起民众的不满。殊不知,慢也有慢的历史合理性。且不说其它,光是几千年专制历史造成的文化心理扭曲,就需要一段相当长的时间加以治疗和整合。倘若有人问,专制的权贵集团为什么不能立即释放手中的权力?那么完全有理由反问:反对专制的海外民运诸公,又何曾让他人分享过手中的各种资源?从来没有听说过,民运组织有过让贤的美谈。更不用说,生存上的互助和对异见的宽容。相反,互相攻讦,拉帮结派,排斥异己,抹黑他人;诸如此类的丢人现眼,倒是从来没有中断过。在自由的土地上,尚且不能获得自由的心态,更何况在不自由的故国,指望整个民族一下子完成文化心理的结构性转换。医治文化心态的艰巨,远甚于改革政治体制的滞重。只消参照一下海外民运的人文素质,再反观中国的政治改革,就应该明白,怎么可能速成?

《08宪章》的目标,眼下只能悬在空中。以中国目前的现状,任何人,哪怕是上帝亲自降临,也无法一步抵达。不说其它,仅仅是烂污透顶的人文基数,就足以把宪章的目标一转眼全部推翻。中国将要面临的,不是又一轮王朝更迭,而是最终结束几千年的专制历史。就此而言,在野者尽可以天马行空,但当朝者却不得不如履薄冰。推翻一个王朝,是容易的,并且在几千年的历史上,已经一遍又一遍地上演过了。但是,要从一个专制王朝里像变戏法似的变出一个民主政体来,却是相当艰难的。虽然人家日本人早在一百多年前就已经变成功了。但也正是这样的艰难,会使中国历史全然改观。也正是这样的艰难,会使那样的改革获得长治久安的效应。

倘若说,邓小平的废除终身制,算是跨出了党内民主的第一步。那么不再指定接班人的自由竞争,则是胡温当局可以抵达的第二步。这是既是可以看见的,也是可以做到的。人们不妨拭目以待。

2009年1月6日星期二写于纽约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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