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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终身遗恨
胡平(美国)



直到最后一刻,我也没能见上母亲一面。



今年是"六四"二十周年。中国的人权问题再一次成为举世瞩目的焦点。这里我讲一件我自己的事情
 
去国二十二年,我最大的遗恨是,在母亲临终之际,作为母亲唯一的儿子,我竟未能见上她最后一面。
 
2000年8月的一天,我收到姐姐妹妹自成都家中来信,得知母亲病危,心焦如焚。我意识到这是最后的 时候,如果我现在不赶回国去见母亲,那就永远见不到了。我知道,中国政府有禁止回国的黑名单,我的名字在名单上。尽管我思念家国,但此前从不曾向领馆提出过回国申请。然而这一次我不得不破例。我给认识的领事打了电话,对方回答说要向上面请示。我也给家人打了电话,说我正在申请签证,并宽慰她们说很可能批准成行。
 
数日后,领事回话"不行"。与此同时,我收到母亲来信。生命垂危的母亲,神智依然十分清醒,只是字迹不如以前工整。母亲写道:"关于给领事馆打电话要求答应你们回来一事,我认为没必要,即便他们答应了我也不想让你们回来。你们若回来,我担心就受不了。我可信不过他们。当初老毛亲自命令起义人员过往一切概不追咎,结果手中拿着这命令人就给杀了。我对这一点到闭目时都忘不了的。"
 
母亲讲的是父亲的遭遇。我父亲原是国民党军人,49年他所在的那支军队的军长宣布"起义投诚",于是 我父亲又成了解放军。随军"起义",又成为解放军。当时共产党说"起义光荣",保证"既往不咎",还发过一纸证书,我家的门口还挂了一块"光荣军属"的木 牌。但是到了52年"镇反"运动,父亲却被定为"历史反革命"而惨遭杀害。那时,我姐姐十一岁,我五岁,妹妹还不到两岁。母亲惊悉噩耗,痛不欲生。她准备把姐姐、妹妹和我分别送给亲戚,然后回老家投井自尽;但终因舍不下三个年幼的儿女,不忍心让我们既失去父亲,再失去母亲,于是咬牙活下来,并以加倍的爱护,抚育我们成人。
 
放下母亲的信,我不禁想:也许母亲说的是对的。虽然按我的估计,如果当局允许我回国探望,应当不会危及我的安全;可是母亲却不能不担惊受怕。 如果我回去了,一大堆警察整天盯着你,在你家周围打转,也许还要叫你出去跟他们谈话。这对我母亲会产生多大的精神压力,会勾起她多少痛苦的回忆和深藏的恐惧。就算他们在我母亲面前信誓旦旦,说保证让我平安回美,想到父亲的悲惨命运,母亲怎么能放得下心?我不能不想,也许,我不回去,母亲反而会走得更安心。
 
就这样,直到最后一刻,我也没能见上母亲一面。




 

直到最后一刻,我也没能见上母亲一面。



今年是"六四"二十周年。中国的人权问题再一次成为举世瞩目的焦点。这里我讲一件我自己的事情
 
去国二十二年,我最大的遗恨是,在母亲临终之际,作为母亲唯一的儿子,我竟未能见上她最后一面。
 
2000年8月的一天,我收到姐姐妹妹自成都家中来信,得知母亲病危,心焦如焚。我意识到这是最后的 时候,如果我现在不赶回国去见母亲,那就永远见不到了。我知道,中国政府有禁止回国的黑名单,我的名字在名单上。尽管我思念家国,但此前从不曾向领馆提出过回国申请。然而这一次我不得不破例。我给认识的领事打了电话,对方回答说要向上面请示。我也给家人打了电话,说我正在申请签证,并宽慰她们说很可能批准成行。
 
数日后,领事回话"不行"。与此同时,我收到母亲来信。生命垂危的母亲,神智依然十分清醒,只是字迹不如以前工整。母亲写道:"关于给领事馆打电话要求答应你们回来一事,我认为没必要,即便他们答应了我也不想让你们回来。你们若回来,我担心就受不了。我可信不过他们。当初老毛亲自命令起义人员过往一切概不追咎,结果手中拿着这命令人就给杀了。我对这一点到闭目时都忘不了的。"
 
母亲讲的是父亲的遭遇。我父亲原是国民党军人,49年他所在的那支军队的军长宣布"起义投诚",于是 我父亲又成了解放军。随军"起义",又成为解放军。当时共产党说"起义光荣",保证"既往不咎",还发过一纸证书,我家的门口还挂了一块"光荣军属"的木 牌。但是到了52年"镇反"运动,父亲却被定为"历史反革命"而惨遭杀害。那时,我姐姐十一岁,我五岁,妹妹还不到两岁。母亲惊悉噩耗,痛不欲生。她准备把姐姐、妹妹和我分别送给亲戚,然后回老家投井自尽;但终因舍不下三个年幼的儿女,不忍心让我们既失去父亲,再失去母亲,于是咬牙活下来,并以加倍的爱护,抚育我们成人。
 
放下母亲的信,我不禁想:也许母亲说的是对的。虽然按我的估计,如果当局允许我回国探望,应当不会危及我的安全;可是母亲却不能不担惊受怕。 如果我回去了,一大堆警察整天盯着你,在你家周围打转,也许还要叫你出去跟他们谈话。这对我母亲会产生多大的精神压力,会勾起她多少痛苦的回忆和深藏的恐惧。就算他们在我母亲面前信誓旦旦,说保证让我平安回美,想到父亲的悲惨命运,母亲怎么能放得下心?我不能不想,也许,我不回去,母亲反而会走得更安心。
 
就这样,直到最后一刻,我也没能见上母亲一面。




 

直到最后一刻,我也没能见上母亲一面。



今年是"六四"二十周年。中国的人权问题再一次成为举世瞩目的焦点。这里我讲一件我自己的事情
 
去国二十二年,我最大的遗恨是,在母亲临终之际,作为母亲唯一的儿子,我竟未能见上她最后一面。
 
2000年8月的一天,我收到姐姐妹妹自成都家中来信,得知母亲病危,心焦如焚。我意识到这是最后的 时候,如果我现在不赶回国去见母亲,那就永远见不到了。我知道,中国政府有禁止回国的黑名单,我的名字在名单上。尽管我思念家国,但此前从不曾向领馆提出过回国申请。然而这一次我不得不破例。我给认识的领事打了电话,对方回答说要向上面请示。我也给家人打了电话,说我正在申请签证,并宽慰她们说很可能批准成行。
 
数日后,领事回话"不行"。与此同时,我收到母亲来信。生命垂危的母亲,神智依然十分清醒,只是字迹不如以前工整。母亲写道:"关于给领事馆打电话要求答应你们回来一事,我认为没必要,即便他们答应了我也不想让你们回来。你们若回来,我担心就受不了。我可信不过他们。当初老毛亲自命令起义人员过往一切概不追咎,结果手中拿着这命令人就给杀了。我对这一点到闭目时都忘不了的。"
 
母亲讲的是父亲的遭遇。我父亲原是国民党军人,49年他所在的那支军队的军长宣布"起义投诚",于是 我父亲又成了解放军。随军"起义",又成为解放军。当时共产党说"起义光荣",保证"既往不咎",还发过一纸证书,我家的门口还挂了一块"光荣军属"的木 牌。但是到了52年"镇反"运动,父亲却被定为"历史反革命"而惨遭杀害。那时,我姐姐十一岁,我五岁,妹妹还不到两岁。母亲惊悉噩耗,痛不欲生。她准备把姐姐、妹妹和我分别送给亲戚,然后回老家投井自尽;但终因舍不下三个年幼的儿女,不忍心让我们既失去父亲,再失去母亲,于是咬牙活下来,并以加倍的爱护,抚育我们成人。
 
放下母亲的信,我不禁想:也许母亲说的是对的。虽然按我的估计,如果当局允许我回国探望,应当不会危及我的安全;可是母亲却不能不担惊受怕。 如果我回去了,一大堆警察整天盯着你,在你家周围打转,也许还要叫你出去跟他们谈话。这对我母亲会产生多大的精神压力,会勾起她多少痛苦的回忆和深藏的恐惧。就算他们在我母亲面前信誓旦旦,说保证让我平安回美,想到父亲的悲惨命运,母亲怎么能放得下心?我不能不想,也许,我不回去,母亲反而会走得更安心。
 
就这样,直到最后一刻,我也没能见上母亲一面。




 

直到最后一刻,我也没能见上母亲一面。



今年是"六四"二十周年。中国的人权问题再一次成为举世瞩目的焦点。这里我讲一件我自己的事情
 
去国二十二年,我最大的遗恨是,在母亲临终之际,作为母亲唯一的儿子,我竟未能见上她最后一面。
 
2000年8月的一天,我收到姐姐妹妹自成都家中来信,得知母亲病危,心焦如焚。我意识到这是最后的 时候,如果我现在不赶回国去见母亲,那就永远见不到了。我知道,中国政府有禁止回国的黑名单,我的名字在名单上。尽管我思念家国,但此前从不曾向领馆提出过回国申请。然而这一次我不得不破例。我给认识的领事打了电话,对方回答说要向上面请示。我也给家人打了电话,说我正在申请签证,并宽慰她们说很可能批准成行。
 
数日后,领事回话"不行"。与此同时,我收到母亲来信。生命垂危的母亲,神智依然十分清醒,只是字迹不如以前工整。母亲写道:"关于给领事馆打电话要求答应你们回来一事,我认为没必要,即便他们答应了我也不想让你们回来。你们若回来,我担心就受不了。我可信不过他们。当初老毛亲自命令起义人员过往一切概不追咎,结果手中拿着这命令人就给杀了。我对这一点到闭目时都忘不了的。"
 
母亲讲的是父亲的遭遇。我父亲原是国民党军人,49年他所在的那支军队的军长宣布"起义投诚",于是 我父亲又成了解放军。随军"起义",又成为解放军。当时共产党说"起义光荣",保证"既往不咎",还发过一纸证书,我家的门口还挂了一块"光荣军属"的木 牌。但是到了52年"镇反"运动,父亲却被定为"历史反革命"而惨遭杀害。那时,我姐姐十一岁,我五岁,妹妹还不到两岁。母亲惊悉噩耗,痛不欲生。她准备把姐姐、妹妹和我分别送给亲戚,然后回老家投井自尽;但终因舍不下三个年幼的儿女,不忍心让我们既失去父亲,再失去母亲,于是咬牙活下来,并以加倍的爱护,抚育我们成人。
 
放下母亲的信,我不禁想:也许母亲说的是对的。虽然按我的估计,如果当局允许我回国探望,应当不会危及我的安全;可是母亲却不能不担惊受怕。 如果我回去了,一大堆警察整天盯着你,在你家周围打转,也许还要叫你出去跟他们谈话。这对我母亲会产生多大的精神压力,会勾起她多少痛苦的回忆和深藏的恐惧。就算他们在我母亲面前信誓旦旦,说保证让我平安回美,想到父亲的悲惨命运,母亲怎么能放得下心?我不能不想,也许,我不回去,母亲反而会走得更安心。
 
就这样,直到最后一刻,我也没能见上母亲一面。




 

直到最后一刻,我也没能见上母亲一面。



今年是"六四"二十周年。中国的人权问题再一次成为举世瞩目的焦点。这里我讲一件我自己的事情
 
去国二十二年,我最大的遗恨是,在母亲临终之际,作为母亲唯一的儿子,我竟未能见上她最后一面。
 
2000年8月的一天,我收到姐姐妹妹自成都家中来信,得知母亲病危,心焦如焚。我意识到这是最后的 时候,如果我现在不赶回国去见母亲,那就永远见不到了。我知道,中国政府有禁止回国的黑名单,我的名字在名单上。尽管我思念家国,但此前从不曾向领馆提出过回国申请。然而这一次我不得不破例。我给认识的领事打了电话,对方回答说要向上面请示。我也给家人打了电话,说我正在申请签证,并宽慰她们说很可能批准成行。
 
数日后,领事回话"不行"。与此同时,我收到母亲来信。生命垂危的母亲,神智依然十分清醒,只是字迹不如以前工整。母亲写道:"关于给领事馆打电话要求答应你们回来一事,我认为没必要,即便他们答应了我也不想让你们回来。你们若回来,我担心就受不了。我可信不过他们。当初老毛亲自命令起义人员过往一切概不追咎,结果手中拿着这命令人就给杀了。我对这一点到闭目时都忘不了的。"
 
母亲讲的是父亲的遭遇。我父亲原是国民党军人,49年他所在的那支军队的军长宣布"起义投诚",于是 我父亲又成了解放军。随军"起义",又成为解放军。当时共产党说"起义光荣",保证"既往不咎",还发过一纸证书,我家的门口还挂了一块"光荣军属"的木 牌。但是到了52年"镇反"运动,父亲却被定为"历史反革命"而惨遭杀害。那时,我姐姐十一岁,我五岁,妹妹还不到两岁。母亲惊悉噩耗,痛不欲生。她准备把姐姐、妹妹和我分别送给亲戚,然后回老家投井自尽;但终因舍不下三个年幼的儿女,不忍心让我们既失去父亲,再失去母亲,于是咬牙活下来,并以加倍的爱护,抚育我们成人。
 
放下母亲的信,我不禁想:也许母亲说的是对的。虽然按我的估计,如果当局允许我回国探望,应当不会危及我的安全;可是母亲却不能不担惊受怕。 如果我回去了,一大堆警察整天盯着你,在你家周围打转,也许还要叫你出去跟他们谈话。这对我母亲会产生多大的精神压力,会勾起她多少痛苦的回忆和深藏的恐惧。就算他们在我母亲面前信誓旦旦,说保证让我平安回美,想到父亲的悲惨命运,母亲怎么能放得下心?我不能不想,也许,我不回去,母亲反而会走得更安心。
 
就这样,直到最后一刻,我也没能见上母亲一面。




 

直到最后一刻,我也没能见上母亲一面。



今年是"六四"二十周年。中国的人权问题再一次成为举世瞩目的焦点。这里我讲一件我自己的事情
 
去国二十二年,我最大的遗恨是,在母亲临终之际,作为母亲唯一的儿子,我竟未能见上她最后一面。
 
2000年8月的一天,我收到姐姐妹妹自成都家中来信,得知母亲病危,心焦如焚。我意识到这是最后的 时候,如果我现在不赶回国去见母亲,那就永远见不到了。我知道,中国政府有禁止回国的黑名单,我的名字在名单上。尽管我思念家国,但此前从不曾向领馆提出过回国申请。然而这一次我不得不破例。我给认识的领事打了电话,对方回答说要向上面请示。我也给家人打了电话,说我正在申请签证,并宽慰她们说很可能批准成行。
 
数日后,领事回话"不行"。与此同时,我收到母亲来信。生命垂危的母亲,神智依然十分清醒,只是字迹不如以前工整。母亲写道:"关于给领事馆打电话要求答应你们回来一事,我认为没必要,即便他们答应了我也不想让你们回来。你们若回来,我担心就受不了。我可信不过他们。当初老毛亲自命令起义人员过往一切概不追咎,结果手中拿着这命令人就给杀了。我对这一点到闭目时都忘不了的。"
 
母亲讲的是父亲的遭遇。我父亲原是国民党军人,49年他所在的那支军队的军长宣布"起义投诚",于是 我父亲又成了解放军。随军"起义",又成为解放军。当时共产党说"起义光荣",保证"既往不咎",还发过一纸证书,我家的门口还挂了一块"光荣军属"的木 牌。但是到了52年"镇反"运动,父亲却被定为"历史反革命"而惨遭杀害。那时,我姐姐十一岁,我五岁,妹妹还不到两岁。母亲惊悉噩耗,痛不欲生。她准备把姐姐、妹妹和我分别送给亲戚,然后回老家投井自尽;但终因舍不下三个年幼的儿女,不忍心让我们既失去父亲,再失去母亲,于是咬牙活下来,并以加倍的爱护,抚育我们成人。
 
放下母亲的信,我不禁想:也许母亲说的是对的。虽然按我的估计,如果当局允许我回国探望,应当不会危及我的安全;可是母亲却不能不担惊受怕。 如果我回去了,一大堆警察整天盯着你,在你家周围打转,也许还要叫你出去跟他们谈话。这对我母亲会产生多大的精神压力,会勾起她多少痛苦的回忆和深藏的恐惧。就算他们在我母亲面前信誓旦旦,说保证让我平安回美,想到父亲的悲惨命运,母亲怎么能放得下心?我不能不想,也许,我不回去,母亲反而会走得更安心。
 
就这样,直到最后一刻,我也没能见上母亲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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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编:胡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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