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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国《国家人权报告》的不同意见书
贵州人权研讨会



彻底告别一党专政制度,照《零八宪章》所阐明的去实践,才是中国的挑战。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各位女士、先生们好!
 
我们是中国贵州人权研讨会,是一个由贵州部分人权捍卫者、民间人士汇成的群体,我们以关注中国人权的现状及其发展为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但我们不是一个组织,因为在中国,掌握着国家所有政治权力的中共官方决不允许在中国出现任何一个持不同政见的政治组织。
 
前不久,我们有幸阅读了中国政府根据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5/1号决议第15(a)段提交的《中国人权报告》。在此,我们根据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第19条关于人人有权享有主张和发表意见的自由...通过任何媒介和不论国界寻求、接受和传递信息和思想的自由的规定,根据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9条以及《保护人权捍卫者宣言》第6、7、8、9诸条的相关规定,向你们提交这份意见书,表明我们对该《国家人权报告》的不同看法和明确态度。供你们参考,并请该报告的组织撰写者中国外交部对我们所提问题给予公开答复。
 
此前,我们已经把这份意见书文本的电子邮件发给了中国外交部。以下是我们希望能得到回答的16个问题(该提问按《国家报告》结构顺序进行):

 
第一部分 导言和背景
 
1)该人权报告申明:为撰写本报告,中国外交部牵头成立了近30家立法、司法、行政部门组成的专门工作组,并口头和书面征询了近20家非政府组织和学术机构的意见;报告通过外交部网站广泛征求了公众的意见。查阅报告附件二所提供的参与征询意见的16家非政府组织名单,我们十分惊讶!这16个所谓非政府组织到底是何方神庙?原来,它们是中华妇女联合会、中华全国总工会和中国残疾人联合会等等。据我们所知,这些组织的活动经费和组织成员的薪酬几乎全都来源于政府的财政拨款,按民众的说法这些组织是由纳税人供养的;而它们本身必须接受设于其内部的中共党组织直接领导,其组织的首席负责人几乎全都是官方高层要员;因此,它们无一例外的都具有深厚的官方背景。明明是官方机构,却挂上非政府组织的牌子,打民间代言人的旗帜。而真正对人权现状能真实表达,持不同政见的民间组织却被视为非法。撰写人为何这般地造假?
 
2)该报告中共官方的基本立场申明:中国尊重人权的普遍原则┅┅。我们认为,情況并非如此。我们没有忘记,还在十多年前,他们根本就不把人权视为人生而有之的尊严和平等不移的权利,恰恰相反,官方开动掌控的所有宣传工具,对人权的基本概念肆意歪曲和妖魔化,将人权列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范畴,斥责为西方敌对势力颠覆我国政府,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向党进攻的工具。现在,官方虽然承认了人权的合法性并载入了中国宪法,然而其主要目的是在于和民间从事人权活动的人士争夺话语权。从他们肢解人权的整体性,把人民群众的参政权和生存发展权对立起来,用单一的生存发展权取代和涵盖人权的全部内容,让人们产生一种错觉:有饭吃有衣穿就有了人权。可看出,中国政府仍然仇视人权的普世价值观。我们还可以看到,中国政府打压民间人权捍卫者的事例,只要谁呼唤保障人民的政治权利,谁就是别有用心,谁就是破坏稳定大局的罪犯。像杨天水、郭飞雄、胡佳、还有《08宪章》发起人之一的刘晓波等一大批人权捍卫者不就是因倡导《世界人权宣言》精神而被当局拘押监禁的吗?
 
报告最引人注目的是,在其文本附录三所列中国已参加的25个联合国国际公约中,找不到作为核心文件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该公约与《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同等重要,同为国际公认的人权理念不可或缺的两块基石;联合国通过这个公约并开放给各国签署、批准和加入已经43年,整整两代人的时间过去了,中国政府仅仅只签字,不批准不加入,到底是何原因?据说条件不成熟,需要创造条件,到底需要什么样的条件?创造条件要到何年何月才成熟?能不能给全国人民一个说法?另外,中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现任人权理事会委员,在批准加入该公约上怎么带的头?称职吗?
 

第二部分 促进和保护人权的法律和制度框架
 
3)该报告宣称:中国宪法明确规定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对公民各项权利作了详尽规定。人大代表由人民民主选举产生;凡年满18周岁的公民均亨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中国实行差额选举,县乡两级直选;多年来,全国的参选率一直都在90%以上。不客气说,这纯属谎言,真虚伪!

众所周知,西方和世界民主各国都有多个独立的党派,选民选的是各党派推荐出来的候选人,各党派都有自己的纲领,有竞选承诺,选民有多种选择;选民直选,小到镇长、议员,大到国家元首。可是,在中国,除了农民能在乡村多多病态的基层选举中选个小小的村长,我们还能选什么?有网民说:美国能选举非洲黑人的儿子当总统,中国能选举西藏人、新疆人、蒙古人当国家主席吗?现实是汉族人连竞选当一名村官都困难。中共建政已达60年,非常遗憾,60年来,所谓县乡两级人大代表直选,很多地区绝大多数选民连选票是什么样子都没有看见过,哪里来的90%以上的参选率,纯粹是政府自编自导掩人耳目的闹剧。更为可笑的是,选民们既不认识这些候选人是谁,又看不到他们站出来发表竞选演说,听不到他们说要代表选民干些什么,他们就突然成为了人民代表。去年全国人大开会期间,两名女人大农民工代表做客中央电视台时,无意中泄露一段隐情:领导通知她们去北京开会时,她们才知道自己是人大代表,要不,她们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这儿还有一个精彩案例,2007年11月上旬,山东大学孙广文教授,以公民的身份独立参与地方人大的参选活动,一个上了年岁的老人,按理说应当得到当局的保护,但等待他的是有关部门设置的重重选举碍障和毫无道理的不断骚扰;为孙教授散发竞选资料的义工陈西先生也被警方扣留和盘问,最后,从山东押解出境。这种所谓的选举表演不滑稽吗?
 
4) 报告宣称:中国宪法明确规定公民拥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政治权利。不错,这些权利确实存在,而且已经存在了整整60年,不过,它们只存在于宪法文本中,只是一纸空文。民间称这种现象叫有法律而无法治,有宪法而无宪政。在中国人权灾难最为深重的反右、文革时期,好像真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自由,也就是所谓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但获得这些自由是有前提的,那就是你必须为专制独裁者毛泽东歌功颂德,否则,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将置你于死地,再踏上千万只脚,叫你永世不得翻身;因言获罪临刑前被割喉的张志新和被强用刀片卡喉的贵州人马绵征两位女囚的悲剧、国家主席刘少奇和开国元帅彭德怀至死不得申辩的冤屈见证了这个中国现代史上最为黑暗的时代。今天呢?日益觉醒的公民意识、强大的互联网以及体制内不时传出的理性的呼声,使那些迷恋和习惯于用铁腕强权治世的统治者不得不考虑可能会付出的成本和代价而有所收敛;但是,历史的惯性还在发挥作用,对大胆直言的网络博客严密封堵,对不听话的媒体人严加整肃,为了达到让人们莫谈国事和妄议朝政的目的,拘禁恐吓、跟踪盯哨、监视住所等等特务手段全都派上用场。多年来,我们贵州人权研讨会、这个由真正草根民间人士组成的松散型的群众集会所遭受的压制和干扰就是典型案例。这里,是否需要我们站出来作证?
 
5) 报告还宣称:中国宪法明确规定公民拥有游行、示威的政治权利。看上去这个自由似乎是真的,然而得讲条件,那就是你的游行示威必须跟官方保持一致,必须是给党和政府形象添光增彩,多年前在文革时期,夜半三更敲锣打鼓迎接毛的最高指示和金色的芒果,高唱我们心中的红太阳。但是,如果你非得要像西方或者香港那样搞一次目的在于批评官方政府的示威游行,你就等着过好日子吧!颠覆国家政权罪、扰乱社会治安罪和煽动罪,随便给你戴一个帽子,叫你吃不完兜着走。试问,中国全国各地,大大小小的城镇数以千计,60年来,有哪一个城镇的治安当局批准过人民群众旨在批评官方政府的游行申请的。可以有把握地说,没有,从来没有!2008奥运前夕,奥组委官员公布了奥运会期间可在指定区域举行示威,可是有70多次的申请报告,竟遭受当局拒绝。世界公园、紫竹院公园和日坛公园三处被划为奥运期间的示威区,这不明摆着像宪法里的游行示威权利一样,是愚弄人的假货吗?人们希望通过示威游行表达情绪的正常途径因为不予批准而被堵死,于是就得寻找别的方式,理智的,散散步、上上访;不理智的,则豁出来发泄一通,最后弄得个鱼死网破、两败俱伤。瓮安事件、垄南事件不都是这样产生的吗?如果中共官方有关部门想搞清楚为什么香港不会产生类似的暴力抗争事件,是不是该先了解和查询一下香港警署是否拒批过向特区政府示威的游行申请?
 
6) 撰写这份人权报告的各位先生:行行好!请你们别再把所谓一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协商制度当成不得了的创新和国粹拿到全世界人民的面前去炫耀、去摆谱、去推广应用;说句实话,我们真为自己这个国家有这么一件活宝而感到无地自容。请你们先看看西方民主国家已经发展成熟了的多党制是什么架构,人家所有的政党都是独立的,都有它们独自的人格、个性和不同的竞选施政纲领,能执政与否,得让人民用选票说了算,所以人民是这种制度的最大受益者。你表现得不好或者不是最好,我们小老百姓就不投你的票。偶然看走了眼,选出了一个不称职不地道的、或者是个坏种,下一次可以用选票赶走他,甚至弹劾。这点民主常识性的东西,十来岁的小学生都会做出正确的判断。可是,放在一些专制政治大人物手里,常识性东西居然变成另一番模样,他们的智商显得怪怪的,竟然创造出另类多党制,明文规定自己是老大,要永远领导别人。以你们自封的理论而论,你不是永远正确、光荣、伟大吗?不是很先进吗?那么,为什么没有胆量站出来与你们认为的偏房,或者被你们定性为低级的资产阶级们一对一的竞选比武呢?大凡有点历史知识的人都很清楚,这个一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类似于木偶戏团,其本质就是封建帝王制下几个专职奴才组合版的木偶戏表演,领导与被领导者之间是一种地地道道的君臣或主仆关系。难怪民间把这八个被领导的所谓民主党派称为花瓶党。如果报告人认为这话说错了,那么请解释:为什么中共拥有数以百计的党校,掌握着全国几乎所有的电视广播台和上千家报刊杂志,这8个参政党却难得见到有一份像样的刊物?为什么中共的组织从中央到地方 省市、县镇、乡村层层有机构设置,而8个参政党均无自己县镇以下的基层组织?为什么中共党员多达千万之众,而8个参政党人数加起来还不到中共的一个零头?
 
7) 人民法院是国家的审判机关。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法院和检察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和检查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以上是报告人给中国司法现状所作的十分肯定的结论。这独立两个字非常刺眼,我们又遭遇到了报告第一部分中官方附属机构冒充非政府组织牌子的假冒货;试问,既然法院是独立的,检察院也是独立的,那为什么要在这两院中设立党组织,这些党组织的任务是什么?这些党组织为什么不是8个参政党而清一色是共产党?中国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不乏下面这样的例子:有些靠家族血缘关系连接起来的地方豪强,横行一方,如果家族中的某人和外人结怨,那么这个家族会倾巢出动去对付那个外来的倒霉蛋。老大专管抓人起诉,老二负责升堂审问,小三分工监禁看管。非常遗憾,我们看不出一个现实社会中的政治集团和血亲家族在维护自身的政治和经济利益上有什么不同。如果认为这个类比错了,请问:安徽阜阳那个叫张培安的地级市的区委书记那儿来的能量,竟然动用所谓独立的公检法3个司法单位和纪委罗织罪名陷害举报人并导致其冤死狱中。
 
其实在中国,立法、司法和行政三项权力既不分离也不独立,它们全被执政党包揽和垄断,变成统治集团私家的囊中之物和维护自身利益的工具。最近,胡锦涛的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报告无疑给谎称独立的报告人一记沉重的耳光,该文强势宣告要筑牢抵御西方多党制和三权分离制衡等错误思想干扰的防线。把能产生相对清廉干净政府的西方制度丑化成邪路,同时,把滋生成群贪污腐化分子特色的制度赞美为正确,真不知这叫什么逻辑?


第三部分  促进和保护人权的政策与实践

8)国家报告说:中国政府把生存权和发展权放在首位。这的确与过去把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放在首位进步了一点。然而,根据联合国的人权常识,人权的方方面面是整体的、不可分割的。中国政府把生存权和发展权放在首位明显是对人权的整体性的割裂。其结果是对联合国人权工作的伤害,是挑战人权理事会的能力。再说,如此的生存权和发展权也受到质疑。根据数据分析,中国城市建立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是按联合国界定的每人每天1美元以下为贫困执行的,对每人每天不足1美元的补足1美元,以贵阳市为例每月是230元人民币,不足的补足,在贵阳市官方媒介2009年春节为困难户发红包的报道中,贵阳市就有33万人以上,这个数字还是根据有常驻户口人数来统计的。联合国界定的贫困标准是在初级教育、医疗等免费的情况下的,而中国的教育、医疗等却是民众消费的大头。综合这一因素,贵阳市的贫困人口就远不止33万人。政府的计算是以户为单位,联合国的计算则落实到人口个人。政府建立的最低生活保障标准显然是不能保障弱势民众的最基本的做人尊严的。目前,政府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仅限城镇,还有广大的农村并未惠及。中国政府的把生存权和发展权放在首位的政策这么低效,我们表示怀疑?我们认为,中国政府并非把生存权和发展权放在首位,而是把权贵集团的利益放在了首位。从中国是世界公认的贫富差距最大的国家,同时也是奢侈消费品居世界第一,管理成本核算世界最高的国家就可看出,报告中掩盖了事实的真相。

9) 国家人权报告说:中国《宪法》、《民法通则》等法律都对保障公民生命权作出了规定,国家严格控制和慎用死刑。我们认为,如果国家法律要保障公民的生命权就应当公开每年国家执行死刑人数的数据,并让公民参与关注死刑的事件中来。国家是负责任的国家就应当给出一个杀自己的百姓的正当的理由,并尽可能广泛征求广大公民舆论的认同。像上海的杀杨佳,偷偷摸摸的进行,就不是国家严格控制和慎用死刑,保障公民生命权的表现。信息不公开,尽管国家在死刑方面近年来做了不少改进,审批权向上收到了最高法院,由于缺乏信息公开,死刑个案和数据仍属于国家机密,我们就可以说国家法律说的一套,做的一套。

据BBC 意大利反死刑组织发表报告称,2006年全世界有5628人被处决,其中中国被处决人数达到5000人。报告称,可经证实的数据显示每年中国至少处决5000人,而有未经证实的数据称2007在中国有8000人被处决。报告引中国官员和学者的话,中国在90年代每年被处决的人数约在1.5万人左右。在死刑数量上,伊朗是仅次于中国的国家。我们想知道,这是否属实?

10) 国家人权报告说:中国的《宪法》有公民人身自由权利不受侵犯,《刑法》有非法拘禁罪,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实施上述犯罪的,依法从重处罚。我们要问撰稿人,这些条款是否排除执政党?因为,我们发现在中国有许多黑监狱,并且都是各地方党政领导安排设立的。北京法律人许志永先生从2008年9月至2009年1月,探访京城黑监狱不同地点8次之多,其中之一是探访被关押在北京陶然亭附近太平街青年宾馆后面胡同里黑监狱的上访者。在各地,有许多的上访者、维权人士、持不同政见者、和弱势群体被关押于当地的黑监狱里,这已经是公开的秘密。其中,我们人权捍卫者被非法拘禁或关押已经成为生活中的常事。2008年12月4日,我们贵州的三名人权捍卫者被当地公安在不出据任何法律手续的情况下遭到非法拘禁长达一星期之久。湖北民间人士姚立法先生在2009年1月要参加武汉领事馆的祝贺奥巴马总统任职活动被官方强行拘禁数日。我们人权捍卫者还注意到对付官员的双规制,大批的官员被任意剥夺了人身自由权,要求在规定的时间,规定的地点谈清楚自己的事情。有执法人员公然称谓道,双规比法律还要管用。我们对这种践踏法律,侵犯公民人身自由权的恶行感到愤慨。在这里,我们同样要关注官员的人权。在大陆中国,公民没有自由迁徙权,没有出门旅游权、探亲访友权。当然,你要有这些权利也可以,那就是你不得关心国家大事,不得批评政府和监督政府官员。如果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不相信我们说的事实,我们可以出示这方面的证据!

11) 报告妄称:法院通过公开审判制度、辩护制度、回避制度、人民陪审员制度等一系列机制保障公正审判。我们要问撰稿人,中国的司法独立吗?政法委、政法委书记制在司法部门是干什么的?中国的司法部门运作就像党军的运作一样,很不专业,也没有职业道德。他们在审判中,重的是看上级党委的指示,不依法律文本和程序法办事,政法委、政法委书记制就是专门干涉司法公正审判的。政法委,政法委书记制的存在架空了辩护制度、陪审员制度,破坏了司法的公正性。因为,政法委,政法委书记制实际上是表达了党指挥枪的革命传统,是在于确保司法部门永远忠于党,而不是忠于法律,更不是忠于国家和人民。看一看因极权导致的司法部门腐败严重的现象,看一看因执行党的指示导致的各种各样的冤假错案和人权灾难。我们可以说,整个公安、检察院、法院、等司法系统,实际上早就成为党国利益集团管辖的工具,司法部门几乎不受任何中国公民、新闻媒体的监督,不按法律程序办案,使那些弱势群体中的每一个个体极易遭受到不公正的审判。要证实这个提问不难,请人权理事会质问中国政府:政法委、政法委书记制与司法公正有何关系?

12) 国家报告说:中国的法律规定公民有信仰和不信仰的自由,国家保障公民的信仰自由权。我们引用广大信仰者的话说,中国的法律是写给外国人看的,这是普遍大陆中国人的看法。中国的宗教信仰自由应当这样写道:在官方宗教局、三自爱国委员会领导下的自由。新疆的穆斯林伊斯兰教信徒是如此,西藏藏民的喇嘛教是如此,天主教、基督教是如此。最近,新疆的伊斯兰教信徒、西藏的喇嘛教信徒被驱赶,北京基督徒家庭教会联合会主席张明选被拒之于北京之外便可以为证。

中国政府怎么这样不知羞耻,我们再举我们身边的例子:2008年8月,贵阳的基督徒陈西先生,他曾经是贵阳基督教圣乐团的成员,因为他还是一个人权捍卫者,其基督教圣乐团成员的资格在有关单位的关照下就被取消。同是那一个月,陈西参加温州教会的同工学习班,在四天的学习中,学习班有两天被停水停电。20多人事后知道是当地政府人为扰乱,其目的是要驱赶陈西。

受政府管控和毒害的还有佛教组织。佛教界已经与政府部门成为一体,它再也没有宗教独立和宗教信仰自由可言。其部门任命、待遇和运作的商业化,世俗化已经与传统佛教不同。最近的贵阳市黔灵山寺庙的传钵制度可以为证。2008年9月,广东南华寺宣布判处超颂法师三年劳动教养;以及对江西某寺庙主持圣观法师的驱逐可以为证。

13) 国家报告说,中国《宪法》明确规定,中国公民有言论、出版等自由: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员,公民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然而,我们不得不揭穿,在这冠冕堂皇的语词之下隐藏着的确是无数的残酷迫害。据国际人权组织报道,中国是全世界关押持不同政见者人数最多的国家之一。13亿人没有言论、集会、结社、出版、游行、示威、宗教信仰等等的自由,中国民众像"罪犯"一样被判处了"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的徒刑。

政府的村村通电话、通广播电视工程、以及出版图书刊物24万种,这些业绩与言论新闻媒体自由无关。甚至可以说是党国奴役中国人的愚民政策。因为,人们只有被强迫接受的义务,没有自由选择的权利。据记者无国界组织正在编撰的一份13个国家政府为"互联网之敌"的名单,大陆中国政府是被列为其中的一个。因为,大陆中国政府参与了卑鄙无耻的审查和封锁网上批评他们内容的事。自由的互联网世界受到了来自像中国这样专制的国家的威胁。许多大陆中国人因为在互联网上发表不同的声音而被投入牢房,一些人则因此受打压丢了自己的工作。这里有一份受迫害人员的名单:

师涛、张林、杨天水、力虹、严正学、杜导斌、刘晓波、李元龙、孔佑平、黄金秋、杨子立、张宏海、徐伟、靳海科、吴义龙、徐泽荣、陶海东、拖乎提吐尼雅孜、何德普、秦永敏、李智、朱虞夫、哈达、郑贻春、阿卜杜勒加尼.梅梅特民、郭飞熊、郭起真、努尔莫哈提.亚辛、陈树庆、王小宁、齐崇怀、吕耿松、胡佳、贺彦杰、陈道军、曾宏玲、孙林、张玉辉、许万平、胡明君。 黄 琦、王炳章、陆建华、达瓦坚赞、江白加措、卓玛嘉、卢正奇、宁先华、袁湫雁、阿布露莎、任自元、郭泉等等。
  
 所谓的国家《信访条例》制,其实对许多访民来说更是一道陷阱。信访制度不但保障不了公民的言论自由,许多访民由于公开表达了自己的言论还被遭受到更多的迫害。仅说一个现象,因信访制度各地还派生了一个截访队伍。截访机构是政府的一个新部门,专为法外处罚上访人员而设的。中国的黑监狱就由这类组织管辖。北京有个马家楼,它是中国访民都比较熟习的黑监狱。


第四部分  面临的困难和挑战
  
14)这一部分的开头,我们承认国家人权报告讲得很真实,虽然经济总量已位居世界前列,但中国的人均水平仍然排在全世界的100位以后。我们还要补充道,中国的基尼系数已经达到0。45的危急警戒线!然而,中国政府把落后的原因怪罪在自然资源的贫乏上,说,在促进和保障人权方面主要是贫困人口、就业、福利、卫生、环境、安全生产、和国家工作人员人权意识差,依法行政水平不高等。我们认为这些方面是造成中国人权状态差的一部分,是中国政府有待于解决的问题之一。但是,国家报告回避了主要的问题和挑战。目前,我们认为,中国社会面临的主要难题是社会不公的问题。权贵集团把持了社会一切利益部门。贫困者永远贫困,富有者越来越富有。贫富悬殊超越了一般状态下非常的极限。地区之间、城乡之间、社会不同类群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然而,权贵集团永远不可能满足的恶性膨胀,继续导致社会严重的不公,社会失态的险象环生!
 
而社会不公,社会陷落于失范的原因在于一党极权制度。 实行政治制度的革命,彻底告别旧有的一党专政制度,照《零八宪章》所阐明的去实践,这才是我们国家最大的挑战。

国家报告不省察上层权贵集团,不追究制度作恶的原因,不指责是一党专制造成了中国目前的困局,却对一般工作人员发难。这种避难就易的表述不是承担困难勇于挑战的坦率态度。譬如,我们认为很多人权灾难或困局都是由国家行为造成的,绝非一般工作人员的责任。远的有89、64惨案,镇压法轮功;近的有在2008年3月15日,贵州省警方出动几百名警察在公共场所公开收缴《世界人权宣言》,禁止进行人权知识宣传;2008年12月4日,警力抓捕响应联合国号召举行世界人权宣言发布60周年纪念活动的组织者,驱赶参加纪念活动的人士的行为。这样的行为归罪于物质条件差,贫困人口多,国家工作人员依法行政能力水平低?有说服力吗?


第六、七部分  香港特区、澳门特区促进和保护人权的情况

15) 我们注意到国家人权报告第115节表态,在2008年至2012年,第三届特区政府会推动香港的选举方法至一中途站。特区政府会进行公众咨询,以决定2012年的两个选举方法。在2012年至2017年之间,第四届特区政府及立法会会共同处理普选行政长官的方法。我们拭目以待。尤其是澳门的情况,因为,比香港小得多的澳门立法会最近通过了《23条》。这个不能在香港通过的法案条款规定了禁止任何叛国、分裂国家、煽动叛乱、颠覆中央人民政府及窃取国家机密的行为,禁止外国的政治性组织或团体在澳门特区进行政治活动,禁止澳门的政治性组织或团体与外国政治性组织或团体建立联系。这个条款完全颠覆了澳门的一国两制,在与大陆中国法律接轨下的《基本法》已经在澳门开始否定一国两制、高度自治、享有独立的立法权的保障。尽管香港的《23条》遭到否决,我们也看到澳门《23条》中规定的涉及国家安全和颠覆的内容禁止外国的政治性组织或团体在特区进行政治活动在香港得到贯彻落实。譬如,香港入境处泄密的入境监视名单,香港司法部门对民主派人士司徒华先生的打压,香港司法当局向高等法院申请禁制令,要禁止民间电台广播自由民主的声音,多名民主异议人士被香港特区政府禁止入境。

我们大陆的人权捍卫者有权质疑香港和澳门的一国两制,我们感知到遭到大陆政府正在消解的香港和澳门的一国两制,其东方自由世界的明珠正在受损。我们可以用事实说明,香港澳门在威逼中被逐渐修改成为大陆内地的城市之一。他们心中不再有西方的法治之下的自由感,而只有中共威权制度下的顺从感;他们不再珍惜西方世界留给他们的享有尊严的生活,而喜欢上了看中共脸色的活法。因为,中共的枪炮离他们太近,他们时常在恐惧感中;西方世界离他们太远,再不可能像殖民制度那样保护他们。

16)最后一问,我们要问国家人权报告的组织者,怎么在七大部分,共125节的国家报告中缺少台湾的部分,你们可要知道,这是代表国家向人权理事会提交的国家人权状况!

这种忽视或疏漏可具有分裂国家罪的嫌疑!

要知道,我们的法律并没有把台湾划出国界,中华人民共和国可没有承认台湾独立。你们这样的报告不是在公然宣布台湾独立吗!

如果是说因为台湾的人权状态太高于我们大陆,高过香港和澳门。不方便公开述说,为了避免暴露出台湾实行真正的民主制度,台湾人享有真正的公民权利因而害臊。哪就免了!

但是,应当有个说明,好给全中国人民一个交待。这最后的提问,和以上的问题请国家外交部回答。

2009-1-24



注:1)中国政府提交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国家报告》连接:http://lib.ohchr.org/HRBodies/UPR/Documents/Session4/CN/A_HRC_WG6_4_CHN_1%20China%20national%20report.pdf

2)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普遍定期审查工作组邮箱:uprsubmissions@ohchr.org

3)中国外交部邮箱:webmaster@mfa.gov.cn






彻底告别一党专政制度,照《零八宪章》所阐明的去实践,才是中国的挑战。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各位女士、先生们好!
 
我们是中国贵州人权研讨会,是一个由贵州部分人权捍卫者、民间人士汇成的群体,我们以关注中国人权的现状及其发展为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但我们不是一个组织,因为在中国,掌握着国家所有政治权力的中共官方决不允许在中国出现任何一个持不同政见的政治组织。
 
前不久,我们有幸阅读了中国政府根据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5/1号决议第15(a)段提交的《中国人权报告》。在此,我们根据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第19条关于人人有权享有主张和发表意见的自由...通过任何媒介和不论国界寻求、接受和传递信息和思想的自由的规定,根据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9条以及《保护人权捍卫者宣言》第6、7、8、9诸条的相关规定,向你们提交这份意见书,表明我们对该《国家人权报告》的不同看法和明确态度。供你们参考,并请该报告的组织撰写者中国外交部对我们所提问题给予公开答复。
 
此前,我们已经把这份意见书文本的电子邮件发给了中国外交部。以下是我们希望能得到回答的16个问题(该提问按《国家报告》结构顺序进行):

 
第一部分 导言和背景
 
1)该人权报告申明:为撰写本报告,中国外交部牵头成立了近30家立法、司法、行政部门组成的专门工作组,并口头和书面征询了近20家非政府组织和学术机构的意见;报告通过外交部网站广泛征求了公众的意见。查阅报告附件二所提供的参与征询意见的16家非政府组织名单,我们十分惊讶!这16个所谓非政府组织到底是何方神庙?原来,它们是中华妇女联合会、中华全国总工会和中国残疾人联合会等等。据我们所知,这些组织的活动经费和组织成员的薪酬几乎全都来源于政府的财政拨款,按民众的说法这些组织是由纳税人供养的;而它们本身必须接受设于其内部的中共党组织直接领导,其组织的首席负责人几乎全都是官方高层要员;因此,它们无一例外的都具有深厚的官方背景。明明是官方机构,却挂上非政府组织的牌子,打民间代言人的旗帜。而真正对人权现状能真实表达,持不同政见的民间组织却被视为非法。撰写人为何这般地造假?
 
2)该报告中共官方的基本立场申明:中国尊重人权的普遍原则┅┅。我们认为,情況并非如此。我们没有忘记,还在十多年前,他们根本就不把人权视为人生而有之的尊严和平等不移的权利,恰恰相反,官方开动掌控的所有宣传工具,对人权的基本概念肆意歪曲和妖魔化,将人权列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范畴,斥责为西方敌对势力颠覆我国政府,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向党进攻的工具。现在,官方虽然承认了人权的合法性并载入了中国宪法,然而其主要目的是在于和民间从事人权活动的人士争夺话语权。从他们肢解人权的整体性,把人民群众的参政权和生存发展权对立起来,用单一的生存发展权取代和涵盖人权的全部内容,让人们产生一种错觉:有饭吃有衣穿就有了人权。可看出,中国政府仍然仇视人权的普世价值观。我们还可以看到,中国政府打压民间人权捍卫者的事例,只要谁呼唤保障人民的政治权利,谁就是别有用心,谁就是破坏稳定大局的罪犯。像杨天水、郭飞雄、胡佳、还有《08宪章》发起人之一的刘晓波等一大批人权捍卫者不就是因倡导《世界人权宣言》精神而被当局拘押监禁的吗?
 
报告最引人注目的是,在其文本附录三所列中国已参加的25个联合国国际公约中,找不到作为核心文件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该公约与《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同等重要,同为国际公认的人权理念不可或缺的两块基石;联合国通过这个公约并开放给各国签署、批准和加入已经43年,整整两代人的时间过去了,中国政府仅仅只签字,不批准不加入,到底是何原因?据说条件不成熟,需要创造条件,到底需要什么样的条件?创造条件要到何年何月才成熟?能不能给全国人民一个说法?另外,中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现任人权理事会委员,在批准加入该公约上怎么带的头?称职吗?
 

第二部分 促进和保护人权的法律和制度框架
 
3)该报告宣称:中国宪法明确规定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对公民各项权利作了详尽规定。人大代表由人民民主选举产生;凡年满18周岁的公民均亨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中国实行差额选举,县乡两级直选;多年来,全国的参选率一直都在90%以上。不客气说,这纯属谎言,真虚伪!

众所周知,西方和世界民主各国都有多个独立的党派,选民选的是各党派推荐出来的候选人,各党派都有自己的纲领,有竞选承诺,选民有多种选择;选民直选,小到镇长、议员,大到国家元首。可是,在中国,除了农民能在乡村多多病态的基层选举中选个小小的村长,我们还能选什么?有网民说:美国能选举非洲黑人的儿子当总统,中国能选举西藏人、新疆人、蒙古人当国家主席吗?现实是汉族人连竞选当一名村官都困难。中共建政已达60年,非常遗憾,60年来,所谓县乡两级人大代表直选,很多地区绝大多数选民连选票是什么样子都没有看见过,哪里来的90%以上的参选率,纯粹是政府自编自导掩人耳目的闹剧。更为可笑的是,选民们既不认识这些候选人是谁,又看不到他们站出来发表竞选演说,听不到他们说要代表选民干些什么,他们就突然成为了人民代表。去年全国人大开会期间,两名女人大农民工代表做客中央电视台时,无意中泄露一段隐情:领导通知她们去北京开会时,她们才知道自己是人大代表,要不,她们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这儿还有一个精彩案例,2007年11月上旬,山东大学孙广文教授,以公民的身份独立参与地方人大的参选活动,一个上了年岁的老人,按理说应当得到当局的保护,但等待他的是有关部门设置的重重选举碍障和毫无道理的不断骚扰;为孙教授散发竞选资料的义工陈西先生也被警方扣留和盘问,最后,从山东押解出境。这种所谓的选举表演不滑稽吗?
 
4) 报告宣称:中国宪法明确规定公民拥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政治权利。不错,这些权利确实存在,而且已经存在了整整60年,不过,它们只存在于宪法文本中,只是一纸空文。民间称这种现象叫有法律而无法治,有宪法而无宪政。在中国人权灾难最为深重的反右、文革时期,好像真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自由,也就是所谓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但获得这些自由是有前提的,那就是你必须为专制独裁者毛泽东歌功颂德,否则,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将置你于死地,再踏上千万只脚,叫你永世不得翻身;因言获罪临刑前被割喉的张志新和被强用刀片卡喉的贵州人马绵征两位女囚的悲剧、国家主席刘少奇和开国元帅彭德怀至死不得申辩的冤屈见证了这个中国现代史上最为黑暗的时代。今天呢?日益觉醒的公民意识、强大的互联网以及体制内不时传出的理性的呼声,使那些迷恋和习惯于用铁腕强权治世的统治者不得不考虑可能会付出的成本和代价而有所收敛;但是,历史的惯性还在发挥作用,对大胆直言的网络博客严密封堵,对不听话的媒体人严加整肃,为了达到让人们莫谈国事和妄议朝政的目的,拘禁恐吓、跟踪盯哨、监视住所等等特务手段全都派上用场。多年来,我们贵州人权研讨会、这个由真正草根民间人士组成的松散型的群众集会所遭受的压制和干扰就是典型案例。这里,是否需要我们站出来作证?
 
5) 报告还宣称:中国宪法明确规定公民拥有游行、示威的政治权利。看上去这个自由似乎是真的,然而得讲条件,那就是你的游行示威必须跟官方保持一致,必须是给党和政府形象添光增彩,多年前在文革时期,夜半三更敲锣打鼓迎接毛的最高指示和金色的芒果,高唱我们心中的红太阳。但是,如果你非得要像西方或者香港那样搞一次目的在于批评官方政府的示威游行,你就等着过好日子吧!颠覆国家政权罪、扰乱社会治安罪和煽动罪,随便给你戴一个帽子,叫你吃不完兜着走。试问,中国全国各地,大大小小的城镇数以千计,60年来,有哪一个城镇的治安当局批准过人民群众旨在批评官方政府的游行申请的。可以有把握地说,没有,从来没有!2008奥运前夕,奥组委官员公布了奥运会期间可在指定区域举行示威,可是有70多次的申请报告,竟遭受当局拒绝。世界公园、紫竹院公园和日坛公园三处被划为奥运期间的示威区,这不明摆着像宪法里的游行示威权利一样,是愚弄人的假货吗?人们希望通过示威游行表达情绪的正常途径因为不予批准而被堵死,于是就得寻找别的方式,理智的,散散步、上上访;不理智的,则豁出来发泄一通,最后弄得个鱼死网破、两败俱伤。瓮安事件、垄南事件不都是这样产生的吗?如果中共官方有关部门想搞清楚为什么香港不会产生类似的暴力抗争事件,是不是该先了解和查询一下香港警署是否拒批过向特区政府示威的游行申请?
 
6) 撰写这份人权报告的各位先生:行行好!请你们别再把所谓一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协商制度当成不得了的创新和国粹拿到全世界人民的面前去炫耀、去摆谱、去推广应用;说句实话,我们真为自己这个国家有这么一件活宝而感到无地自容。请你们先看看西方民主国家已经发展成熟了的多党制是什么架构,人家所有的政党都是独立的,都有它们独自的人格、个性和不同的竞选施政纲领,能执政与否,得让人民用选票说了算,所以人民是这种制度的最大受益者。你表现得不好或者不是最好,我们小老百姓就不投你的票。偶然看走了眼,选出了一个不称职不地道的、或者是个坏种,下一次可以用选票赶走他,甚至弹劾。这点民主常识性的东西,十来岁的小学生都会做出正确的判断。可是,放在一些专制政治大人物手里,常识性东西居然变成另一番模样,他们的智商显得怪怪的,竟然创造出另类多党制,明文规定自己是老大,要永远领导别人。以你们自封的理论而论,你不是永远正确、光荣、伟大吗?不是很先进吗?那么,为什么没有胆量站出来与你们认为的偏房,或者被你们定性为低级的资产阶级们一对一的竞选比武呢?大凡有点历史知识的人都很清楚,这个一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类似于木偶戏团,其本质就是封建帝王制下几个专职奴才组合版的木偶戏表演,领导与被领导者之间是一种地地道道的君臣或主仆关系。难怪民间把这八个被领导的所谓民主党派称为花瓶党。如果报告人认为这话说错了,那么请解释:为什么中共拥有数以百计的党校,掌握着全国几乎所有的电视广播台和上千家报刊杂志,这8个参政党却难得见到有一份像样的刊物?为什么中共的组织从中央到地方 省市、县镇、乡村层层有机构设置,而8个参政党均无自己县镇以下的基层组织?为什么中共党员多达千万之众,而8个参政党人数加起来还不到中共的一个零头?
 
7) 人民法院是国家的审判机关。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法院和检察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和检查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以上是报告人给中国司法现状所作的十分肯定的结论。这独立两个字非常刺眼,我们又遭遇到了报告第一部分中官方附属机构冒充非政府组织牌子的假冒货;试问,既然法院是独立的,检察院也是独立的,那为什么要在这两院中设立党组织,这些党组织的任务是什么?这些党组织为什么不是8个参政党而清一色是共产党?中国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不乏下面这样的例子:有些靠家族血缘关系连接起来的地方豪强,横行一方,如果家族中的某人和外人结怨,那么这个家族会倾巢出动去对付那个外来的倒霉蛋。老大专管抓人起诉,老二负责升堂审问,小三分工监禁看管。非常遗憾,我们看不出一个现实社会中的政治集团和血亲家族在维护自身的政治和经济利益上有什么不同。如果认为这个类比错了,请问:安徽阜阳那个叫张培安的地级市的区委书记那儿来的能量,竟然动用所谓独立的公检法3个司法单位和纪委罗织罪名陷害举报人并导致其冤死狱中。
 
其实在中国,立法、司法和行政三项权力既不分离也不独立,它们全被执政党包揽和垄断,变成统治集团私家的囊中之物和维护自身利益的工具。最近,胡锦涛的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报告无疑给谎称独立的报告人一记沉重的耳光,该文强势宣告要筑牢抵御西方多党制和三权分离制衡等错误思想干扰的防线。把能产生相对清廉干净政府的西方制度丑化成邪路,同时,把滋生成群贪污腐化分子特色的制度赞美为正确,真不知这叫什么逻辑?


第三部分  促进和保护人权的政策与实践

8)国家报告说:中国政府把生存权和发展权放在首位。这的确与过去把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放在首位进步了一点。然而,根据联合国的人权常识,人权的方方面面是整体的、不可分割的。中国政府把生存权和发展权放在首位明显是对人权的整体性的割裂。其结果是对联合国人权工作的伤害,是挑战人权理事会的能力。再说,如此的生存权和发展权也受到质疑。根据数据分析,中国城市建立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是按联合国界定的每人每天1美元以下为贫困执行的,对每人每天不足1美元的补足1美元,以贵阳市为例每月是230元人民币,不足的补足,在贵阳市官方媒介2009年春节为困难户发红包的报道中,贵阳市就有33万人以上,这个数字还是根据有常驻户口人数来统计的。联合国界定的贫困标准是在初级教育、医疗等免费的情况下的,而中国的教育、医疗等却是民众消费的大头。综合这一因素,贵阳市的贫困人口就远不止33万人。政府的计算是以户为单位,联合国的计算则落实到人口个人。政府建立的最低生活保障标准显然是不能保障弱势民众的最基本的做人尊严的。目前,政府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仅限城镇,还有广大的农村并未惠及。中国政府的把生存权和发展权放在首位的政策这么低效,我们表示怀疑?我们认为,中国政府并非把生存权和发展权放在首位,而是把权贵集团的利益放在了首位。从中国是世界公认的贫富差距最大的国家,同时也是奢侈消费品居世界第一,管理成本核算世界最高的国家就可看出,报告中掩盖了事实的真相。

9) 国家人权报告说:中国《宪法》、《民法通则》等法律都对保障公民生命权作出了规定,国家严格控制和慎用死刑。我们认为,如果国家法律要保障公民的生命权就应当公开每年国家执行死刑人数的数据,并让公民参与关注死刑的事件中来。国家是负责任的国家就应当给出一个杀自己的百姓的正当的理由,并尽可能广泛征求广大公民舆论的认同。像上海的杀杨佳,偷偷摸摸的进行,就不是国家严格控制和慎用死刑,保障公民生命权的表现。信息不公开,尽管国家在死刑方面近年来做了不少改进,审批权向上收到了最高法院,由于缺乏信息公开,死刑个案和数据仍属于国家机密,我们就可以说国家法律说的一套,做的一套。

据BBC 意大利反死刑组织发表报告称,2006年全世界有5628人被处决,其中中国被处决人数达到5000人。报告称,可经证实的数据显示每年中国至少处决5000人,而有未经证实的数据称2007在中国有8000人被处决。报告引中国官员和学者的话,中国在90年代每年被处决的人数约在1.5万人左右。在死刑数量上,伊朗是仅次于中国的国家。我们想知道,这是否属实?

10) 国家人权报告说:中国的《宪法》有公民人身自由权利不受侵犯,《刑法》有非法拘禁罪,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实施上述犯罪的,依法从重处罚。我们要问撰稿人,这些条款是否排除执政党?因为,我们发现在中国有许多黑监狱,并且都是各地方党政领导安排设立的。北京法律人许志永先生从2008年9月至2009年1月,探访京城黑监狱不同地点8次之多,其中之一是探访被关押在北京陶然亭附近太平街青年宾馆后面胡同里黑监狱的上访者。在各地,有许多的上访者、维权人士、持不同政见者、和弱势群体被关押于当地的黑监狱里,这已经是公开的秘密。其中,我们人权捍卫者被非法拘禁或关押已经成为生活中的常事。2008年12月4日,我们贵州的三名人权捍卫者被当地公安在不出据任何法律手续的情况下遭到非法拘禁长达一星期之久。湖北民间人士姚立法先生在2009年1月要参加武汉领事馆的祝贺奥巴马总统任职活动被官方强行拘禁数日。我们人权捍卫者还注意到对付官员的双规制,大批的官员被任意剥夺了人身自由权,要求在规定的时间,规定的地点谈清楚自己的事情。有执法人员公然称谓道,双规比法律还要管用。我们对这种践踏法律,侵犯公民人身自由权的恶行感到愤慨。在这里,我们同样要关注官员的人权。在大陆中国,公民没有自由迁徙权,没有出门旅游权、探亲访友权。当然,你要有这些权利也可以,那就是你不得关心国家大事,不得批评政府和监督政府官员。如果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不相信我们说的事实,我们可以出示这方面的证据!

11) 报告妄称:法院通过公开审判制度、辩护制度、回避制度、人民陪审员制度等一系列机制保障公正审判。我们要问撰稿人,中国的司法独立吗?政法委、政法委书记制在司法部门是干什么的?中国的司法部门运作就像党军的运作一样,很不专业,也没有职业道德。他们在审判中,重的是看上级党委的指示,不依法律文本和程序法办事,政法委、政法委书记制就是专门干涉司法公正审判的。政法委,政法委书记制的存在架空了辩护制度、陪审员制度,破坏了司法的公正性。因为,政法委,政法委书记制实际上是表达了党指挥枪的革命传统,是在于确保司法部门永远忠于党,而不是忠于法律,更不是忠于国家和人民。看一看因极权导致的司法部门腐败严重的现象,看一看因执行党的指示导致的各种各样的冤假错案和人权灾难。我们可以说,整个公安、检察院、法院、等司法系统,实际上早就成为党国利益集团管辖的工具,司法部门几乎不受任何中国公民、新闻媒体的监督,不按法律程序办案,使那些弱势群体中的每一个个体极易遭受到不公正的审判。要证实这个提问不难,请人权理事会质问中国政府:政法委、政法委书记制与司法公正有何关系?

12) 国家报告说:中国的法律规定公民有信仰和不信仰的自由,国家保障公民的信仰自由权。我们引用广大信仰者的话说,中国的法律是写给外国人看的,这是普遍大陆中国人的看法。中国的宗教信仰自由应当这样写道:在官方宗教局、三自爱国委员会领导下的自由。新疆的穆斯林伊斯兰教信徒是如此,西藏藏民的喇嘛教是如此,天主教、基督教是如此。最近,新疆的伊斯兰教信徒、西藏的喇嘛教信徒被驱赶,北京基督徒家庭教会联合会主席张明选被拒之于北京之外便可以为证。

中国政府怎么这样不知羞耻,我们再举我们身边的例子:2008年8月,贵阳的基督徒陈西先生,他曾经是贵阳基督教圣乐团的成员,因为他还是一个人权捍卫者,其基督教圣乐团成员的资格在有关单位的关照下就被取消。同是那一个月,陈西参加温州教会的同工学习班,在四天的学习中,学习班有两天被停水停电。20多人事后知道是当地政府人为扰乱,其目的是要驱赶陈西。

受政府管控和毒害的还有佛教组织。佛教界已经与政府部门成为一体,它再也没有宗教独立和宗教信仰自由可言。其部门任命、待遇和运作的商业化,世俗化已经与传统佛教不同。最近的贵阳市黔灵山寺庙的传钵制度可以为证。2008年9月,广东南华寺宣布判处超颂法师三年劳动教养;以及对江西某寺庙主持圣观法师的驱逐可以为证。

13) 国家报告说,中国《宪法》明确规定,中国公民有言论、出版等自由: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员,公民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然而,我们不得不揭穿,在这冠冕堂皇的语词之下隐藏着的确是无数的残酷迫害。据国际人权组织报道,中国是全世界关押持不同政见者人数最多的国家之一。13亿人没有言论、集会、结社、出版、游行、示威、宗教信仰等等的自由,中国民众像"罪犯"一样被判处了"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的徒刑。

政府的村村通电话、通广播电视工程、以及出版图书刊物24万种,这些业绩与言论新闻媒体自由无关。甚至可以说是党国奴役中国人的愚民政策。因为,人们只有被强迫接受的义务,没有自由选择的权利。据记者无国界组织正在编撰的一份13个国家政府为"互联网之敌"的名单,大陆中国政府是被列为其中的一个。因为,大陆中国政府参与了卑鄙无耻的审查和封锁网上批评他们内容的事。自由的互联网世界受到了来自像中国这样专制的国家的威胁。许多大陆中国人因为在互联网上发表不同的声音而被投入牢房,一些人则因此受打压丢了自己的工作。这里有一份受迫害人员的名单:

师涛、张林、杨天水、力虹、严正学、杜导斌、刘晓波、李元龙、孔佑平、黄金秋、杨子立、张宏海、徐伟、靳海科、吴义龙、徐泽荣、陶海东、拖乎提吐尼雅孜、何德普、秦永敏、李智、朱虞夫、哈达、郑贻春、阿卜杜勒加尼.梅梅特民、郭飞熊、郭起真、努尔莫哈提.亚辛、陈树庆、王小宁、齐崇怀、吕耿松、胡佳、贺彦杰、陈道军、曾宏玲、孙林、张玉辉、许万平、胡明君。 黄 琦、王炳章、陆建华、达瓦坚赞、江白加措、卓玛嘉、卢正奇、宁先华、袁湫雁、阿布露莎、任自元、郭泉等等。
  
 所谓的国家《信访条例》制,其实对许多访民来说更是一道陷阱。信访制度不但保障不了公民的言论自由,许多访民由于公开表达了自己的言论还被遭受到更多的迫害。仅说一个现象,因信访制度各地还派生了一个截访队伍。截访机构是政府的一个新部门,专为法外处罚上访人员而设的。中国的黑监狱就由这类组织管辖。北京有个马家楼,它是中国访民都比较熟习的黑监狱。


第四部分  面临的困难和挑战
  
14)这一部分的开头,我们承认国家人权报告讲得很真实,虽然经济总量已位居世界前列,但中国的人均水平仍然排在全世界的100位以后。我们还要补充道,中国的基尼系数已经达到0。45的危急警戒线!然而,中国政府把落后的原因怪罪在自然资源的贫乏上,说,在促进和保障人权方面主要是贫困人口、就业、福利、卫生、环境、安全生产、和国家工作人员人权意识差,依法行政水平不高等。我们认为这些方面是造成中国人权状态差的一部分,是中国政府有待于解决的问题之一。但是,国家报告回避了主要的问题和挑战。目前,我们认为,中国社会面临的主要难题是社会不公的问题。权贵集团把持了社会一切利益部门。贫困者永远贫困,富有者越来越富有。贫富悬殊超越了一般状态下非常的极限。地区之间、城乡之间、社会不同类群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然而,权贵集团永远不可能满足的恶性膨胀,继续导致社会严重的不公,社会失态的险象环生!
 
而社会不公,社会陷落于失范的原因在于一党极权制度。 实行政治制度的革命,彻底告别旧有的一党专政制度,照《零八宪章》所阐明的去实践,这才是我们国家最大的挑战。

国家报告不省察上层权贵集团,不追究制度作恶的原因,不指责是一党专制造成了中国目前的困局,却对一般工作人员发难。这种避难就易的表述不是承担困难勇于挑战的坦率态度。譬如,我们认为很多人权灾难或困局都是由国家行为造成的,绝非一般工作人员的责任。远的有89、64惨案,镇压法轮功;近的有在2008年3月15日,贵州省警方出动几百名警察在公共场所公开收缴《世界人权宣言》,禁止进行人权知识宣传;2008年12月4日,警力抓捕响应联合国号召举行世界人权宣言发布60周年纪念活动的组织者,驱赶参加纪念活动的人士的行为。这样的行为归罪于物质条件差,贫困人口多,国家工作人员依法行政能力水平低?有说服力吗?


第六、七部分  香港特区、澳门特区促进和保护人权的情况

15) 我们注意到国家人权报告第115节表态,在2008年至2012年,第三届特区政府会推动香港的选举方法至一中途站。特区政府会进行公众咨询,以决定2012年的两个选举方法。在2012年至2017年之间,第四届特区政府及立法会会共同处理普选行政长官的方法。我们拭目以待。尤其是澳门的情况,因为,比香港小得多的澳门立法会最近通过了《23条》。这个不能在香港通过的法案条款规定了禁止任何叛国、分裂国家、煽动叛乱、颠覆中央人民政府及窃取国家机密的行为,禁止外国的政治性组织或团体在澳门特区进行政治活动,禁止澳门的政治性组织或团体与外国政治性组织或团体建立联系。这个条款完全颠覆了澳门的一国两制,在与大陆中国法律接轨下的《基本法》已经在澳门开始否定一国两制、高度自治、享有独立的立法权的保障。尽管香港的《23条》遭到否决,我们也看到澳门《23条》中规定的涉及国家安全和颠覆的内容禁止外国的政治性组织或团体在特区进行政治活动在香港得到贯彻落实。譬如,香港入境处泄密的入境监视名单,香港司法部门对民主派人士司徒华先生的打压,香港司法当局向高等法院申请禁制令,要禁止民间电台广播自由民主的声音,多名民主异议人士被香港特区政府禁止入境。

我们大陆的人权捍卫者有权质疑香港和澳门的一国两制,我们感知到遭到大陆政府正在消解的香港和澳门的一国两制,其东方自由世界的明珠正在受损。我们可以用事实说明,香港澳门在威逼中被逐渐修改成为大陆内地的城市之一。他们心中不再有西方的法治之下的自由感,而只有中共威权制度下的顺从感;他们不再珍惜西方世界留给他们的享有尊严的生活,而喜欢上了看中共脸色的活法。因为,中共的枪炮离他们太近,他们时常在恐惧感中;西方世界离他们太远,再不可能像殖民制度那样保护他们。

16)最后一问,我们要问国家人权报告的组织者,怎么在七大部分,共125节的国家报告中缺少台湾的部分,你们可要知道,这是代表国家向人权理事会提交的国家人权状况!

这种忽视或疏漏可具有分裂国家罪的嫌疑!

要知道,我们的法律并没有把台湾划出国界,中华人民共和国可没有承认台湾独立。你们这样的报告不是在公然宣布台湾独立吗!

如果是说因为台湾的人权状态太高于我们大陆,高过香港和澳门。不方便公开述说,为了避免暴露出台湾实行真正的民主制度,台湾人享有真正的公民权利因而害臊。哪就免了!

但是,应当有个说明,好给全中国人民一个交待。这最后的提问,和以上的问题请国家外交部回答。

2009-1-24



注:1)中国政府提交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国家报告》连接:http://lib.ohchr.org/HRBodies/UPR/Documents/Session4/CN/A_HRC_WG6_4_CHN_1%20China%20national%20report.pdf

2)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普遍定期审查工作组邮箱:uprsubmissions@ohchr.org

3)中国外交部邮箱:webmaster@mfa.gov.cn






彻底告别一党专政制度,照《零八宪章》所阐明的去实践,才是中国的挑战。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各位女士、先生们好!
 
我们是中国贵州人权研讨会,是一个由贵州部分人权捍卫者、民间人士汇成的群体,我们以关注中国人权的现状及其发展为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但我们不是一个组织,因为在中国,掌握着国家所有政治权力的中共官方决不允许在中国出现任何一个持不同政见的政治组织。
 
前不久,我们有幸阅读了中国政府根据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5/1号决议第15(a)段提交的《中国人权报告》。在此,我们根据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第19条关于人人有权享有主张和发表意见的自由...通过任何媒介和不论国界寻求、接受和传递信息和思想的自由的规定,根据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9条以及《保护人权捍卫者宣言》第6、7、8、9诸条的相关规定,向你们提交这份意见书,表明我们对该《国家人权报告》的不同看法和明确态度。供你们参考,并请该报告的组织撰写者中国外交部对我们所提问题给予公开答复。
 
此前,我们已经把这份意见书文本的电子邮件发给了中国外交部。以下是我们希望能得到回答的16个问题(该提问按《国家报告》结构顺序进行):

 
第一部分 导言和背景
 
1)该人权报告申明:为撰写本报告,中国外交部牵头成立了近30家立法、司法、行政部门组成的专门工作组,并口头和书面征询了近20家非政府组织和学术机构的意见;报告通过外交部网站广泛征求了公众的意见。查阅报告附件二所提供的参与征询意见的16家非政府组织名单,我们十分惊讶!这16个所谓非政府组织到底是何方神庙?原来,它们是中华妇女联合会、中华全国总工会和中国残疾人联合会等等。据我们所知,这些组织的活动经费和组织成员的薪酬几乎全都来源于政府的财政拨款,按民众的说法这些组织是由纳税人供养的;而它们本身必须接受设于其内部的中共党组织直接领导,其组织的首席负责人几乎全都是官方高层要员;因此,它们无一例外的都具有深厚的官方背景。明明是官方机构,却挂上非政府组织的牌子,打民间代言人的旗帜。而真正对人权现状能真实表达,持不同政见的民间组织却被视为非法。撰写人为何这般地造假?
 
2)该报告中共官方的基本立场申明:中国尊重人权的普遍原则┅┅。我们认为,情況并非如此。我们没有忘记,还在十多年前,他们根本就不把人权视为人生而有之的尊严和平等不移的权利,恰恰相反,官方开动掌控的所有宣传工具,对人权的基本概念肆意歪曲和妖魔化,将人权列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范畴,斥责为西方敌对势力颠覆我国政府,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向党进攻的工具。现在,官方虽然承认了人权的合法性并载入了中国宪法,然而其主要目的是在于和民间从事人权活动的人士争夺话语权。从他们肢解人权的整体性,把人民群众的参政权和生存发展权对立起来,用单一的生存发展权取代和涵盖人权的全部内容,让人们产生一种错觉:有饭吃有衣穿就有了人权。可看出,中国政府仍然仇视人权的普世价值观。我们还可以看到,中国政府打压民间人权捍卫者的事例,只要谁呼唤保障人民的政治权利,谁就是别有用心,谁就是破坏稳定大局的罪犯。像杨天水、郭飞雄、胡佳、还有《08宪章》发起人之一的刘晓波等一大批人权捍卫者不就是因倡导《世界人权宣言》精神而被当局拘押监禁的吗?
 
报告最引人注目的是,在其文本附录三所列中国已参加的25个联合国国际公约中,找不到作为核心文件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该公约与《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同等重要,同为国际公认的人权理念不可或缺的两块基石;联合国通过这个公约并开放给各国签署、批准和加入已经43年,整整两代人的时间过去了,中国政府仅仅只签字,不批准不加入,到底是何原因?据说条件不成熟,需要创造条件,到底需要什么样的条件?创造条件要到何年何月才成熟?能不能给全国人民一个说法?另外,中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现任人权理事会委员,在批准加入该公约上怎么带的头?称职吗?
 

第二部分 促进和保护人权的法律和制度框架
 
3)该报告宣称:中国宪法明确规定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对公民各项权利作了详尽规定。人大代表由人民民主选举产生;凡年满18周岁的公民均亨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中国实行差额选举,县乡两级直选;多年来,全国的参选率一直都在90%以上。不客气说,这纯属谎言,真虚伪!

众所周知,西方和世界民主各国都有多个独立的党派,选民选的是各党派推荐出来的候选人,各党派都有自己的纲领,有竞选承诺,选民有多种选择;选民直选,小到镇长、议员,大到国家元首。可是,在中国,除了农民能在乡村多多病态的基层选举中选个小小的村长,我们还能选什么?有网民说:美国能选举非洲黑人的儿子当总统,中国能选举西藏人、新疆人、蒙古人当国家主席吗?现实是汉族人连竞选当一名村官都困难。中共建政已达60年,非常遗憾,60年来,所谓县乡两级人大代表直选,很多地区绝大多数选民连选票是什么样子都没有看见过,哪里来的90%以上的参选率,纯粹是政府自编自导掩人耳目的闹剧。更为可笑的是,选民们既不认识这些候选人是谁,又看不到他们站出来发表竞选演说,听不到他们说要代表选民干些什么,他们就突然成为了人民代表。去年全国人大开会期间,两名女人大农民工代表做客中央电视台时,无意中泄露一段隐情:领导通知她们去北京开会时,她们才知道自己是人大代表,要不,她们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这儿还有一个精彩案例,2007年11月上旬,山东大学孙广文教授,以公民的身份独立参与地方人大的参选活动,一个上了年岁的老人,按理说应当得到当局的保护,但等待他的是有关部门设置的重重选举碍障和毫无道理的不断骚扰;为孙教授散发竞选资料的义工陈西先生也被警方扣留和盘问,最后,从山东押解出境。这种所谓的选举表演不滑稽吗?
 
4) 报告宣称:中国宪法明确规定公民拥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政治权利。不错,这些权利确实存在,而且已经存在了整整60年,不过,它们只存在于宪法文本中,只是一纸空文。民间称这种现象叫有法律而无法治,有宪法而无宪政。在中国人权灾难最为深重的反右、文革时期,好像真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自由,也就是所谓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但获得这些自由是有前提的,那就是你必须为专制独裁者毛泽东歌功颂德,否则,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将置你于死地,再踏上千万只脚,叫你永世不得翻身;因言获罪临刑前被割喉的张志新和被强用刀片卡喉的贵州人马绵征两位女囚的悲剧、国家主席刘少奇和开国元帅彭德怀至死不得申辩的冤屈见证了这个中国现代史上最为黑暗的时代。今天呢?日益觉醒的公民意识、强大的互联网以及体制内不时传出的理性的呼声,使那些迷恋和习惯于用铁腕强权治世的统治者不得不考虑可能会付出的成本和代价而有所收敛;但是,历史的惯性还在发挥作用,对大胆直言的网络博客严密封堵,对不听话的媒体人严加整肃,为了达到让人们莫谈国事和妄议朝政的目的,拘禁恐吓、跟踪盯哨、监视住所等等特务手段全都派上用场。多年来,我们贵州人权研讨会、这个由真正草根民间人士组成的松散型的群众集会所遭受的压制和干扰就是典型案例。这里,是否需要我们站出来作证?
 
5) 报告还宣称:中国宪法明确规定公民拥有游行、示威的政治权利。看上去这个自由似乎是真的,然而得讲条件,那就是你的游行示威必须跟官方保持一致,必须是给党和政府形象添光增彩,多年前在文革时期,夜半三更敲锣打鼓迎接毛的最高指示和金色的芒果,高唱我们心中的红太阳。但是,如果你非得要像西方或者香港那样搞一次目的在于批评官方政府的示威游行,你就等着过好日子吧!颠覆国家政权罪、扰乱社会治安罪和煽动罪,随便给你戴一个帽子,叫你吃不完兜着走。试问,中国全国各地,大大小小的城镇数以千计,60年来,有哪一个城镇的治安当局批准过人民群众旨在批评官方政府的游行申请的。可以有把握地说,没有,从来没有!2008奥运前夕,奥组委官员公布了奥运会期间可在指定区域举行示威,可是有70多次的申请报告,竟遭受当局拒绝。世界公园、紫竹院公园和日坛公园三处被划为奥运期间的示威区,这不明摆着像宪法里的游行示威权利一样,是愚弄人的假货吗?人们希望通过示威游行表达情绪的正常途径因为不予批准而被堵死,于是就得寻找别的方式,理智的,散散步、上上访;不理智的,则豁出来发泄一通,最后弄得个鱼死网破、两败俱伤。瓮安事件、垄南事件不都是这样产生的吗?如果中共官方有关部门想搞清楚为什么香港不会产生类似的暴力抗争事件,是不是该先了解和查询一下香港警署是否拒批过向特区政府示威的游行申请?
 
6) 撰写这份人权报告的各位先生:行行好!请你们别再把所谓一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协商制度当成不得了的创新和国粹拿到全世界人民的面前去炫耀、去摆谱、去推广应用;说句实话,我们真为自己这个国家有这么一件活宝而感到无地自容。请你们先看看西方民主国家已经发展成熟了的多党制是什么架构,人家所有的政党都是独立的,都有它们独自的人格、个性和不同的竞选施政纲领,能执政与否,得让人民用选票说了算,所以人民是这种制度的最大受益者。你表现得不好或者不是最好,我们小老百姓就不投你的票。偶然看走了眼,选出了一个不称职不地道的、或者是个坏种,下一次可以用选票赶走他,甚至弹劾。这点民主常识性的东西,十来岁的小学生都会做出正确的判断。可是,放在一些专制政治大人物手里,常识性东西居然变成另一番模样,他们的智商显得怪怪的,竟然创造出另类多党制,明文规定自己是老大,要永远领导别人。以你们自封的理论而论,你不是永远正确、光荣、伟大吗?不是很先进吗?那么,为什么没有胆量站出来与你们认为的偏房,或者被你们定性为低级的资产阶级们一对一的竞选比武呢?大凡有点历史知识的人都很清楚,这个一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类似于木偶戏团,其本质就是封建帝王制下几个专职奴才组合版的木偶戏表演,领导与被领导者之间是一种地地道道的君臣或主仆关系。难怪民间把这八个被领导的所谓民主党派称为花瓶党。如果报告人认为这话说错了,那么请解释:为什么中共拥有数以百计的党校,掌握着全国几乎所有的电视广播台和上千家报刊杂志,这8个参政党却难得见到有一份像样的刊物?为什么中共的组织从中央到地方 省市、县镇、乡村层层有机构设置,而8个参政党均无自己县镇以下的基层组织?为什么中共党员多达千万之众,而8个参政党人数加起来还不到中共的一个零头?
 
7) 人民法院是国家的审判机关。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法院和检察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和检查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以上是报告人给中国司法现状所作的十分肯定的结论。这独立两个字非常刺眼,我们又遭遇到了报告第一部分中官方附属机构冒充非政府组织牌子的假冒货;试问,既然法院是独立的,检察院也是独立的,那为什么要在这两院中设立党组织,这些党组织的任务是什么?这些党组织为什么不是8个参政党而清一色是共产党?中国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不乏下面这样的例子:有些靠家族血缘关系连接起来的地方豪强,横行一方,如果家族中的某人和外人结怨,那么这个家族会倾巢出动去对付那个外来的倒霉蛋。老大专管抓人起诉,老二负责升堂审问,小三分工监禁看管。非常遗憾,我们看不出一个现实社会中的政治集团和血亲家族在维护自身的政治和经济利益上有什么不同。如果认为这个类比错了,请问:安徽阜阳那个叫张培安的地级市的区委书记那儿来的能量,竟然动用所谓独立的公检法3个司法单位和纪委罗织罪名陷害举报人并导致其冤死狱中。
 
其实在中国,立法、司法和行政三项权力既不分离也不独立,它们全被执政党包揽和垄断,变成统治集团私家的囊中之物和维护自身利益的工具。最近,胡锦涛的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报告无疑给谎称独立的报告人一记沉重的耳光,该文强势宣告要筑牢抵御西方多党制和三权分离制衡等错误思想干扰的防线。把能产生相对清廉干净政府的西方制度丑化成邪路,同时,把滋生成群贪污腐化分子特色的制度赞美为正确,真不知这叫什么逻辑?


第三部分  促进和保护人权的政策与实践

8)国家报告说:中国政府把生存权和发展权放在首位。这的确与过去把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放在首位进步了一点。然而,根据联合国的人权常识,人权的方方面面是整体的、不可分割的。中国政府把生存权和发展权放在首位明显是对人权的整体性的割裂。其结果是对联合国人权工作的伤害,是挑战人权理事会的能力。再说,如此的生存权和发展权也受到质疑。根据数据分析,中国城市建立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是按联合国界定的每人每天1美元以下为贫困执行的,对每人每天不足1美元的补足1美元,以贵阳市为例每月是230元人民币,不足的补足,在贵阳市官方媒介2009年春节为困难户发红包的报道中,贵阳市就有33万人以上,这个数字还是根据有常驻户口人数来统计的。联合国界定的贫困标准是在初级教育、医疗等免费的情况下的,而中国的教育、医疗等却是民众消费的大头。综合这一因素,贵阳市的贫困人口就远不止33万人。政府的计算是以户为单位,联合国的计算则落实到人口个人。政府建立的最低生活保障标准显然是不能保障弱势民众的最基本的做人尊严的。目前,政府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仅限城镇,还有广大的农村并未惠及。中国政府的把生存权和发展权放在首位的政策这么低效,我们表示怀疑?我们认为,中国政府并非把生存权和发展权放在首位,而是把权贵集团的利益放在了首位。从中国是世界公认的贫富差距最大的国家,同时也是奢侈消费品居世界第一,管理成本核算世界最高的国家就可看出,报告中掩盖了事实的真相。

9) 国家人权报告说:中国《宪法》、《民法通则》等法律都对保障公民生命权作出了规定,国家严格控制和慎用死刑。我们认为,如果国家法律要保障公民的生命权就应当公开每年国家执行死刑人数的数据,并让公民参与关注死刑的事件中来。国家是负责任的国家就应当给出一个杀自己的百姓的正当的理由,并尽可能广泛征求广大公民舆论的认同。像上海的杀杨佳,偷偷摸摸的进行,就不是国家严格控制和慎用死刑,保障公民生命权的表现。信息不公开,尽管国家在死刑方面近年来做了不少改进,审批权向上收到了最高法院,由于缺乏信息公开,死刑个案和数据仍属于国家机密,我们就可以说国家法律说的一套,做的一套。

据BBC 意大利反死刑组织发表报告称,2006年全世界有5628人被处决,其中中国被处决人数达到5000人。报告称,可经证实的数据显示每年中国至少处决5000人,而有未经证实的数据称2007在中国有8000人被处决。报告引中国官员和学者的话,中国在90年代每年被处决的人数约在1.5万人左右。在死刑数量上,伊朗是仅次于中国的国家。我们想知道,这是否属实?

10) 国家人权报告说:中国的《宪法》有公民人身自由权利不受侵犯,《刑法》有非法拘禁罪,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实施上述犯罪的,依法从重处罚。我们要问撰稿人,这些条款是否排除执政党?因为,我们发现在中国有许多黑监狱,并且都是各地方党政领导安排设立的。北京法律人许志永先生从2008年9月至2009年1月,探访京城黑监狱不同地点8次之多,其中之一是探访被关押在北京陶然亭附近太平街青年宾馆后面胡同里黑监狱的上访者。在各地,有许多的上访者、维权人士、持不同政见者、和弱势群体被关押于当地的黑监狱里,这已经是公开的秘密。其中,我们人权捍卫者被非法拘禁或关押已经成为生活中的常事。2008年12月4日,我们贵州的三名人权捍卫者被当地公安在不出据任何法律手续的情况下遭到非法拘禁长达一星期之久。湖北民间人士姚立法先生在2009年1月要参加武汉领事馆的祝贺奥巴马总统任职活动被官方强行拘禁数日。我们人权捍卫者还注意到对付官员的双规制,大批的官员被任意剥夺了人身自由权,要求在规定的时间,规定的地点谈清楚自己的事情。有执法人员公然称谓道,双规比法律还要管用。我们对这种践踏法律,侵犯公民人身自由权的恶行感到愤慨。在这里,我们同样要关注官员的人权。在大陆中国,公民没有自由迁徙权,没有出门旅游权、探亲访友权。当然,你要有这些权利也可以,那就是你不得关心国家大事,不得批评政府和监督政府官员。如果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不相信我们说的事实,我们可以出示这方面的证据!

11) 报告妄称:法院通过公开审判制度、辩护制度、回避制度、人民陪审员制度等一系列机制保障公正审判。我们要问撰稿人,中国的司法独立吗?政法委、政法委书记制在司法部门是干什么的?中国的司法部门运作就像党军的运作一样,很不专业,也没有职业道德。他们在审判中,重的是看上级党委的指示,不依法律文本和程序法办事,政法委、政法委书记制就是专门干涉司法公正审判的。政法委,政法委书记制的存在架空了辩护制度、陪审员制度,破坏了司法的公正性。因为,政法委,政法委书记制实际上是表达了党指挥枪的革命传统,是在于确保司法部门永远忠于党,而不是忠于法律,更不是忠于国家和人民。看一看因极权导致的司法部门腐败严重的现象,看一看因执行党的指示导致的各种各样的冤假错案和人权灾难。我们可以说,整个公安、检察院、法院、等司法系统,实际上早就成为党国利益集团管辖的工具,司法部门几乎不受任何中国公民、新闻媒体的监督,不按法律程序办案,使那些弱势群体中的每一个个体极易遭受到不公正的审判。要证实这个提问不难,请人权理事会质问中国政府:政法委、政法委书记制与司法公正有何关系?

12) 国家报告说:中国的法律规定公民有信仰和不信仰的自由,国家保障公民的信仰自由权。我们引用广大信仰者的话说,中国的法律是写给外国人看的,这是普遍大陆中国人的看法。中国的宗教信仰自由应当这样写道:在官方宗教局、三自爱国委员会领导下的自由。新疆的穆斯林伊斯兰教信徒是如此,西藏藏民的喇嘛教是如此,天主教、基督教是如此。最近,新疆的伊斯兰教信徒、西藏的喇嘛教信徒被驱赶,北京基督徒家庭教会联合会主席张明选被拒之于北京之外便可以为证。

中国政府怎么这样不知羞耻,我们再举我们身边的例子:2008年8月,贵阳的基督徒陈西先生,他曾经是贵阳基督教圣乐团的成员,因为他还是一个人权捍卫者,其基督教圣乐团成员的资格在有关单位的关照下就被取消。同是那一个月,陈西参加温州教会的同工学习班,在四天的学习中,学习班有两天被停水停电。20多人事后知道是当地政府人为扰乱,其目的是要驱赶陈西。

受政府管控和毒害的还有佛教组织。佛教界已经与政府部门成为一体,它再也没有宗教独立和宗教信仰自由可言。其部门任命、待遇和运作的商业化,世俗化已经与传统佛教不同。最近的贵阳市黔灵山寺庙的传钵制度可以为证。2008年9月,广东南华寺宣布判处超颂法师三年劳动教养;以及对江西某寺庙主持圣观法师的驱逐可以为证。

13) 国家报告说,中国《宪法》明确规定,中国公民有言论、出版等自由: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员,公民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然而,我们不得不揭穿,在这冠冕堂皇的语词之下隐藏着的确是无数的残酷迫害。据国际人权组织报道,中国是全世界关押持不同政见者人数最多的国家之一。13亿人没有言论、集会、结社、出版、游行、示威、宗教信仰等等的自由,中国民众像"罪犯"一样被判处了"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的徒刑。

政府的村村通电话、通广播电视工程、以及出版图书刊物24万种,这些业绩与言论新闻媒体自由无关。甚至可以说是党国奴役中国人的愚民政策。因为,人们只有被强迫接受的义务,没有自由选择的权利。据记者无国界组织正在编撰的一份13个国家政府为"互联网之敌"的名单,大陆中国政府是被列为其中的一个。因为,大陆中国政府参与了卑鄙无耻的审查和封锁网上批评他们内容的事。自由的互联网世界受到了来自像中国这样专制的国家的威胁。许多大陆中国人因为在互联网上发表不同的声音而被投入牢房,一些人则因此受打压丢了自己的工作。这里有一份受迫害人员的名单:

师涛、张林、杨天水、力虹、严正学、杜导斌、刘晓波、李元龙、孔佑平、黄金秋、杨子立、张宏海、徐伟、靳海科、吴义龙、徐泽荣、陶海东、拖乎提吐尼雅孜、何德普、秦永敏、李智、朱虞夫、哈达、郑贻春、阿卜杜勒加尼.梅梅特民、郭飞熊、郭起真、努尔莫哈提.亚辛、陈树庆、王小宁、齐崇怀、吕耿松、胡佳、贺彦杰、陈道军、曾宏玲、孙林、张玉辉、许万平、胡明君。 黄 琦、王炳章、陆建华、达瓦坚赞、江白加措、卓玛嘉、卢正奇、宁先华、袁湫雁、阿布露莎、任自元、郭泉等等。
  
 所谓的国家《信访条例》制,其实对许多访民来说更是一道陷阱。信访制度不但保障不了公民的言论自由,许多访民由于公开表达了自己的言论还被遭受到更多的迫害。仅说一个现象,因信访制度各地还派生了一个截访队伍。截访机构是政府的一个新部门,专为法外处罚上访人员而设的。中国的黑监狱就由这类组织管辖。北京有个马家楼,它是中国访民都比较熟习的黑监狱。


第四部分  面临的困难和挑战
  
14)这一部分的开头,我们承认国家人权报告讲得很真实,虽然经济总量已位居世界前列,但中国的人均水平仍然排在全世界的100位以后。我们还要补充道,中国的基尼系数已经达到0。45的危急警戒线!然而,中国政府把落后的原因怪罪在自然资源的贫乏上,说,在促进和保障人权方面主要是贫困人口、就业、福利、卫生、环境、安全生产、和国家工作人员人权意识差,依法行政水平不高等。我们认为这些方面是造成中国人权状态差的一部分,是中国政府有待于解决的问题之一。但是,国家报告回避了主要的问题和挑战。目前,我们认为,中国社会面临的主要难题是社会不公的问题。权贵集团把持了社会一切利益部门。贫困者永远贫困,富有者越来越富有。贫富悬殊超越了一般状态下非常的极限。地区之间、城乡之间、社会不同类群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然而,权贵集团永远不可能满足的恶性膨胀,继续导致社会严重的不公,社会失态的险象环生!
 
而社会不公,社会陷落于失范的原因在于一党极权制度。 实行政治制度的革命,彻底告别旧有的一党专政制度,照《零八宪章》所阐明的去实践,这才是我们国家最大的挑战。

国家报告不省察上层权贵集团,不追究制度作恶的原因,不指责是一党专制造成了中国目前的困局,却对一般工作人员发难。这种避难就易的表述不是承担困难勇于挑战的坦率态度。譬如,我们认为很多人权灾难或困局都是由国家行为造成的,绝非一般工作人员的责任。远的有89、64惨案,镇压法轮功;近的有在2008年3月15日,贵州省警方出动几百名警察在公共场所公开收缴《世界人权宣言》,禁止进行人权知识宣传;2008年12月4日,警力抓捕响应联合国号召举行世界人权宣言发布60周年纪念活动的组织者,驱赶参加纪念活动的人士的行为。这样的行为归罪于物质条件差,贫困人口多,国家工作人员依法行政能力水平低?有说服力吗?


第六、七部分  香港特区、澳门特区促进和保护人权的情况

15) 我们注意到国家人权报告第115节表态,在2008年至2012年,第三届特区政府会推动香港的选举方法至一中途站。特区政府会进行公众咨询,以决定2012年的两个选举方法。在2012年至2017年之间,第四届特区政府及立法会会共同处理普选行政长官的方法。我们拭目以待。尤其是澳门的情况,因为,比香港小得多的澳门立法会最近通过了《23条》。这个不能在香港通过的法案条款规定了禁止任何叛国、分裂国家、煽动叛乱、颠覆中央人民政府及窃取国家机密的行为,禁止外国的政治性组织或团体在澳门特区进行政治活动,禁止澳门的政治性组织或团体与外国政治性组织或团体建立联系。这个条款完全颠覆了澳门的一国两制,在与大陆中国法律接轨下的《基本法》已经在澳门开始否定一国两制、高度自治、享有独立的立法权的保障。尽管香港的《23条》遭到否决,我们也看到澳门《23条》中规定的涉及国家安全和颠覆的内容禁止外国的政治性组织或团体在特区进行政治活动在香港得到贯彻落实。譬如,香港入境处泄密的入境监视名单,香港司法部门对民主派人士司徒华先生的打压,香港司法当局向高等法院申请禁制令,要禁止民间电台广播自由民主的声音,多名民主异议人士被香港特区政府禁止入境。

我们大陆的人权捍卫者有权质疑香港和澳门的一国两制,我们感知到遭到大陆政府正在消解的香港和澳门的一国两制,其东方自由世界的明珠正在受损。我们可以用事实说明,香港澳门在威逼中被逐渐修改成为大陆内地的城市之一。他们心中不再有西方的法治之下的自由感,而只有中共威权制度下的顺从感;他们不再珍惜西方世界留给他们的享有尊严的生活,而喜欢上了看中共脸色的活法。因为,中共的枪炮离他们太近,他们时常在恐惧感中;西方世界离他们太远,再不可能像殖民制度那样保护他们。

16)最后一问,我们要问国家人权报告的组织者,怎么在七大部分,共125节的国家报告中缺少台湾的部分,你们可要知道,这是代表国家向人权理事会提交的国家人权状况!

这种忽视或疏漏可具有分裂国家罪的嫌疑!

要知道,我们的法律并没有把台湾划出国界,中华人民共和国可没有承认台湾独立。你们这样的报告不是在公然宣布台湾独立吗!

如果是说因为台湾的人权状态太高于我们大陆,高过香港和澳门。不方便公开述说,为了避免暴露出台湾实行真正的民主制度,台湾人享有真正的公民权利因而害臊。哪就免了!

但是,应当有个说明,好给全中国人民一个交待。这最后的提问,和以上的问题请国家外交部回答。

2009-1-24



注:1)中国政府提交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国家报告》连接:http://lib.ohchr.org/HRBodies/UPR/Documents/Session4/CN/A_HRC_WG6_4_CHN_1%20China%20national%20report.pdf

2)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普遍定期审查工作组邮箱:uprsubmissions@ohchr.org

3)中国外交部邮箱:webmaster@mfa.gov.cn






彻底告别一党专政制度,照《零八宪章》所阐明的去实践,才是中国的挑战。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各位女士、先生们好!
 
我们是中国贵州人权研讨会,是一个由贵州部分人权捍卫者、民间人士汇成的群体,我们以关注中国人权的现状及其发展为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但我们不是一个组织,因为在中国,掌握着国家所有政治权力的中共官方决不允许在中国出现任何一个持不同政见的政治组织。
 
前不久,我们有幸阅读了中国政府根据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5/1号决议第15(a)段提交的《中国人权报告》。在此,我们根据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第19条关于人人有权享有主张和发表意见的自由...通过任何媒介和不论国界寻求、接受和传递信息和思想的自由的规定,根据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9条以及《保护人权捍卫者宣言》第6、7、8、9诸条的相关规定,向你们提交这份意见书,表明我们对该《国家人权报告》的不同看法和明确态度。供你们参考,并请该报告的组织撰写者中国外交部对我们所提问题给予公开答复。
 
此前,我们已经把这份意见书文本的电子邮件发给了中国外交部。以下是我们希望能得到回答的16个问题(该提问按《国家报告》结构顺序进行):

 
第一部分 导言和背景
 
1)该人权报告申明:为撰写本报告,中国外交部牵头成立了近30家立法、司法、行政部门组成的专门工作组,并口头和书面征询了近20家非政府组织和学术机构的意见;报告通过外交部网站广泛征求了公众的意见。查阅报告附件二所提供的参与征询意见的16家非政府组织名单,我们十分惊讶!这16个所谓非政府组织到底是何方神庙?原来,它们是中华妇女联合会、中华全国总工会和中国残疾人联合会等等。据我们所知,这些组织的活动经费和组织成员的薪酬几乎全都来源于政府的财政拨款,按民众的说法这些组织是由纳税人供养的;而它们本身必须接受设于其内部的中共党组织直接领导,其组织的首席负责人几乎全都是官方高层要员;因此,它们无一例外的都具有深厚的官方背景。明明是官方机构,却挂上非政府组织的牌子,打民间代言人的旗帜。而真正对人权现状能真实表达,持不同政见的民间组织却被视为非法。撰写人为何这般地造假?
 
2)该报告中共官方的基本立场申明:中国尊重人权的普遍原则┅┅。我们认为,情況并非如此。我们没有忘记,还在十多年前,他们根本就不把人权视为人生而有之的尊严和平等不移的权利,恰恰相反,官方开动掌控的所有宣传工具,对人权的基本概念肆意歪曲和妖魔化,将人权列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范畴,斥责为西方敌对势力颠覆我国政府,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向党进攻的工具。现在,官方虽然承认了人权的合法性并载入了中国宪法,然而其主要目的是在于和民间从事人权活动的人士争夺话语权。从他们肢解人权的整体性,把人民群众的参政权和生存发展权对立起来,用单一的生存发展权取代和涵盖人权的全部内容,让人们产生一种错觉:有饭吃有衣穿就有了人权。可看出,中国政府仍然仇视人权的普世价值观。我们还可以看到,中国政府打压民间人权捍卫者的事例,只要谁呼唤保障人民的政治权利,谁就是别有用心,谁就是破坏稳定大局的罪犯。像杨天水、郭飞雄、胡佳、还有《08宪章》发起人之一的刘晓波等一大批人权捍卫者不就是因倡导《世界人权宣言》精神而被当局拘押监禁的吗?
 
报告最引人注目的是,在其文本附录三所列中国已参加的25个联合国国际公约中,找不到作为核心文件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该公约与《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同等重要,同为国际公认的人权理念不可或缺的两块基石;联合国通过这个公约并开放给各国签署、批准和加入已经43年,整整两代人的时间过去了,中国政府仅仅只签字,不批准不加入,到底是何原因?据说条件不成熟,需要创造条件,到底需要什么样的条件?创造条件要到何年何月才成熟?能不能给全国人民一个说法?另外,中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现任人权理事会委员,在批准加入该公约上怎么带的头?称职吗?
 

第二部分 促进和保护人权的法律和制度框架
 
3)该报告宣称:中国宪法明确规定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对公民各项权利作了详尽规定。人大代表由人民民主选举产生;凡年满18周岁的公民均亨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中国实行差额选举,县乡两级直选;多年来,全国的参选率一直都在90%以上。不客气说,这纯属谎言,真虚伪!

众所周知,西方和世界民主各国都有多个独立的党派,选民选的是各党派推荐出来的候选人,各党派都有自己的纲领,有竞选承诺,选民有多种选择;选民直选,小到镇长、议员,大到国家元首。可是,在中国,除了农民能在乡村多多病态的基层选举中选个小小的村长,我们还能选什么?有网民说:美国能选举非洲黑人的儿子当总统,中国能选举西藏人、新疆人、蒙古人当国家主席吗?现实是汉族人连竞选当一名村官都困难。中共建政已达60年,非常遗憾,60年来,所谓县乡两级人大代表直选,很多地区绝大多数选民连选票是什么样子都没有看见过,哪里来的90%以上的参选率,纯粹是政府自编自导掩人耳目的闹剧。更为可笑的是,选民们既不认识这些候选人是谁,又看不到他们站出来发表竞选演说,听不到他们说要代表选民干些什么,他们就突然成为了人民代表。去年全国人大开会期间,两名女人大农民工代表做客中央电视台时,无意中泄露一段隐情:领导通知她们去北京开会时,她们才知道自己是人大代表,要不,她们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这儿还有一个精彩案例,2007年11月上旬,山东大学孙广文教授,以公民的身份独立参与地方人大的参选活动,一个上了年岁的老人,按理说应当得到当局的保护,但等待他的是有关部门设置的重重选举碍障和毫无道理的不断骚扰;为孙教授散发竞选资料的义工陈西先生也被警方扣留和盘问,最后,从山东押解出境。这种所谓的选举表演不滑稽吗?
 
4) 报告宣称:中国宪法明确规定公民拥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政治权利。不错,这些权利确实存在,而且已经存在了整整60年,不过,它们只存在于宪法文本中,只是一纸空文。民间称这种现象叫有法律而无法治,有宪法而无宪政。在中国人权灾难最为深重的反右、文革时期,好像真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自由,也就是所谓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但获得这些自由是有前提的,那就是你必须为专制独裁者毛泽东歌功颂德,否则,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将置你于死地,再踏上千万只脚,叫你永世不得翻身;因言获罪临刑前被割喉的张志新和被强用刀片卡喉的贵州人马绵征两位女囚的悲剧、国家主席刘少奇和开国元帅彭德怀至死不得申辩的冤屈见证了这个中国现代史上最为黑暗的时代。今天呢?日益觉醒的公民意识、强大的互联网以及体制内不时传出的理性的呼声,使那些迷恋和习惯于用铁腕强权治世的统治者不得不考虑可能会付出的成本和代价而有所收敛;但是,历史的惯性还在发挥作用,对大胆直言的网络博客严密封堵,对不听话的媒体人严加整肃,为了达到让人们莫谈国事和妄议朝政的目的,拘禁恐吓、跟踪盯哨、监视住所等等特务手段全都派上用场。多年来,我们贵州人权研讨会、这个由真正草根民间人士组成的松散型的群众集会所遭受的压制和干扰就是典型案例。这里,是否需要我们站出来作证?
 
5) 报告还宣称:中国宪法明确规定公民拥有游行、示威的政治权利。看上去这个自由似乎是真的,然而得讲条件,那就是你的游行示威必须跟官方保持一致,必须是给党和政府形象添光增彩,多年前在文革时期,夜半三更敲锣打鼓迎接毛的最高指示和金色的芒果,高唱我们心中的红太阳。但是,如果你非得要像西方或者香港那样搞一次目的在于批评官方政府的示威游行,你就等着过好日子吧!颠覆国家政权罪、扰乱社会治安罪和煽动罪,随便给你戴一个帽子,叫你吃不完兜着走。试问,中国全国各地,大大小小的城镇数以千计,60年来,有哪一个城镇的治安当局批准过人民群众旨在批评官方政府的游行申请的。可以有把握地说,没有,从来没有!2008奥运前夕,奥组委官员公布了奥运会期间可在指定区域举行示威,可是有70多次的申请报告,竟遭受当局拒绝。世界公园、紫竹院公园和日坛公园三处被划为奥运期间的示威区,这不明摆着像宪法里的游行示威权利一样,是愚弄人的假货吗?人们希望通过示威游行表达情绪的正常途径因为不予批准而被堵死,于是就得寻找别的方式,理智的,散散步、上上访;不理智的,则豁出来发泄一通,最后弄得个鱼死网破、两败俱伤。瓮安事件、垄南事件不都是这样产生的吗?如果中共官方有关部门想搞清楚为什么香港不会产生类似的暴力抗争事件,是不是该先了解和查询一下香港警署是否拒批过向特区政府示威的游行申请?
 
6) 撰写这份人权报告的各位先生:行行好!请你们别再把所谓一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协商制度当成不得了的创新和国粹拿到全世界人民的面前去炫耀、去摆谱、去推广应用;说句实话,我们真为自己这个国家有这么一件活宝而感到无地自容。请你们先看看西方民主国家已经发展成熟了的多党制是什么架构,人家所有的政党都是独立的,都有它们独自的人格、个性和不同的竞选施政纲领,能执政与否,得让人民用选票说了算,所以人民是这种制度的最大受益者。你表现得不好或者不是最好,我们小老百姓就不投你的票。偶然看走了眼,选出了一个不称职不地道的、或者是个坏种,下一次可以用选票赶走他,甚至弹劾。这点民主常识性的东西,十来岁的小学生都会做出正确的判断。可是,放在一些专制政治大人物手里,常识性东西居然变成另一番模样,他们的智商显得怪怪的,竟然创造出另类多党制,明文规定自己是老大,要永远领导别人。以你们自封的理论而论,你不是永远正确、光荣、伟大吗?不是很先进吗?那么,为什么没有胆量站出来与你们认为的偏房,或者被你们定性为低级的资产阶级们一对一的竞选比武呢?大凡有点历史知识的人都很清楚,这个一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类似于木偶戏团,其本质就是封建帝王制下几个专职奴才组合版的木偶戏表演,领导与被领导者之间是一种地地道道的君臣或主仆关系。难怪民间把这八个被领导的所谓民主党派称为花瓶党。如果报告人认为这话说错了,那么请解释:为什么中共拥有数以百计的党校,掌握着全国几乎所有的电视广播台和上千家报刊杂志,这8个参政党却难得见到有一份像样的刊物?为什么中共的组织从中央到地方 省市、县镇、乡村层层有机构设置,而8个参政党均无自己县镇以下的基层组织?为什么中共党员多达千万之众,而8个参政党人数加起来还不到中共的一个零头?
 
7) 人民法院是国家的审判机关。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法院和检察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和检查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以上是报告人给中国司法现状所作的十分肯定的结论。这独立两个字非常刺眼,我们又遭遇到了报告第一部分中官方附属机构冒充非政府组织牌子的假冒货;试问,既然法院是独立的,检察院也是独立的,那为什么要在这两院中设立党组织,这些党组织的任务是什么?这些党组织为什么不是8个参政党而清一色是共产党?中国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不乏下面这样的例子:有些靠家族血缘关系连接起来的地方豪强,横行一方,如果家族中的某人和外人结怨,那么这个家族会倾巢出动去对付那个外来的倒霉蛋。老大专管抓人起诉,老二负责升堂审问,小三分工监禁看管。非常遗憾,我们看不出一个现实社会中的政治集团和血亲家族在维护自身的政治和经济利益上有什么不同。如果认为这个类比错了,请问:安徽阜阳那个叫张培安的地级市的区委书记那儿来的能量,竟然动用所谓独立的公检法3个司法单位和纪委罗织罪名陷害举报人并导致其冤死狱中。
 
其实在中国,立法、司法和行政三项权力既不分离也不独立,它们全被执政党包揽和垄断,变成统治集团私家的囊中之物和维护自身利益的工具。最近,胡锦涛的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报告无疑给谎称独立的报告人一记沉重的耳光,该文强势宣告要筑牢抵御西方多党制和三权分离制衡等错误思想干扰的防线。把能产生相对清廉干净政府的西方制度丑化成邪路,同时,把滋生成群贪污腐化分子特色的制度赞美为正确,真不知这叫什么逻辑?


第三部分  促进和保护人权的政策与实践

8)国家报告说:中国政府把生存权和发展权放在首位。这的确与过去把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放在首位进步了一点。然而,根据联合国的人权常识,人权的方方面面是整体的、不可分割的。中国政府把生存权和发展权放在首位明显是对人权的整体性的割裂。其结果是对联合国人权工作的伤害,是挑战人权理事会的能力。再说,如此的生存权和发展权也受到质疑。根据数据分析,中国城市建立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是按联合国界定的每人每天1美元以下为贫困执行的,对每人每天不足1美元的补足1美元,以贵阳市为例每月是230元人民币,不足的补足,在贵阳市官方媒介2009年春节为困难户发红包的报道中,贵阳市就有33万人以上,这个数字还是根据有常驻户口人数来统计的。联合国界定的贫困标准是在初级教育、医疗等免费的情况下的,而中国的教育、医疗等却是民众消费的大头。综合这一因素,贵阳市的贫困人口就远不止33万人。政府的计算是以户为单位,联合国的计算则落实到人口个人。政府建立的最低生活保障标准显然是不能保障弱势民众的最基本的做人尊严的。目前,政府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仅限城镇,还有广大的农村并未惠及。中国政府的把生存权和发展权放在首位的政策这么低效,我们表示怀疑?我们认为,中国政府并非把生存权和发展权放在首位,而是把权贵集团的利益放在了首位。从中国是世界公认的贫富差距最大的国家,同时也是奢侈消费品居世界第一,管理成本核算世界最高的国家就可看出,报告中掩盖了事实的真相。

9) 国家人权报告说:中国《宪法》、《民法通则》等法律都对保障公民生命权作出了规定,国家严格控制和慎用死刑。我们认为,如果国家法律要保障公民的生命权就应当公开每年国家执行死刑人数的数据,并让公民参与关注死刑的事件中来。国家是负责任的国家就应当给出一个杀自己的百姓的正当的理由,并尽可能广泛征求广大公民舆论的认同。像上海的杀杨佳,偷偷摸摸的进行,就不是国家严格控制和慎用死刑,保障公民生命权的表现。信息不公开,尽管国家在死刑方面近年来做了不少改进,审批权向上收到了最高法院,由于缺乏信息公开,死刑个案和数据仍属于国家机密,我们就可以说国家法律说的一套,做的一套。

据BBC 意大利反死刑组织发表报告称,2006年全世界有5628人被处决,其中中国被处决人数达到5000人。报告称,可经证实的数据显示每年中国至少处决5000人,而有未经证实的数据称2007在中国有8000人被处决。报告引中国官员和学者的话,中国在90年代每年被处决的人数约在1.5万人左右。在死刑数量上,伊朗是仅次于中国的国家。我们想知道,这是否属实?

10) 国家人权报告说:中国的《宪法》有公民人身自由权利不受侵犯,《刑法》有非法拘禁罪,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实施上述犯罪的,依法从重处罚。我们要问撰稿人,这些条款是否排除执政党?因为,我们发现在中国有许多黑监狱,并且都是各地方党政领导安排设立的。北京法律人许志永先生从2008年9月至2009年1月,探访京城黑监狱不同地点8次之多,其中之一是探访被关押在北京陶然亭附近太平街青年宾馆后面胡同里黑监狱的上访者。在各地,有许多的上访者、维权人士、持不同政见者、和弱势群体被关押于当地的黑监狱里,这已经是公开的秘密。其中,我们人权捍卫者被非法拘禁或关押已经成为生活中的常事。2008年12月4日,我们贵州的三名人权捍卫者被当地公安在不出据任何法律手续的情况下遭到非法拘禁长达一星期之久。湖北民间人士姚立法先生在2009年1月要参加武汉领事馆的祝贺奥巴马总统任职活动被官方强行拘禁数日。我们人权捍卫者还注意到对付官员的双规制,大批的官员被任意剥夺了人身自由权,要求在规定的时间,规定的地点谈清楚自己的事情。有执法人员公然称谓道,双规比法律还要管用。我们对这种践踏法律,侵犯公民人身自由权的恶行感到愤慨。在这里,我们同样要关注官员的人权。在大陆中国,公民没有自由迁徙权,没有出门旅游权、探亲访友权。当然,你要有这些权利也可以,那就是你不得关心国家大事,不得批评政府和监督政府官员。如果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不相信我们说的事实,我们可以出示这方面的证据!

11) 报告妄称:法院通过公开审判制度、辩护制度、回避制度、人民陪审员制度等一系列机制保障公正审判。我们要问撰稿人,中国的司法独立吗?政法委、政法委书记制在司法部门是干什么的?中国的司法部门运作就像党军的运作一样,很不专业,也没有职业道德。他们在审判中,重的是看上级党委的指示,不依法律文本和程序法办事,政法委、政法委书记制就是专门干涉司法公正审判的。政法委,政法委书记制的存在架空了辩护制度、陪审员制度,破坏了司法的公正性。因为,政法委,政法委书记制实际上是表达了党指挥枪的革命传统,是在于确保司法部门永远忠于党,而不是忠于法律,更不是忠于国家和人民。看一看因极权导致的司法部门腐败严重的现象,看一看因执行党的指示导致的各种各样的冤假错案和人权灾难。我们可以说,整个公安、检察院、法院、等司法系统,实际上早就成为党国利益集团管辖的工具,司法部门几乎不受任何中国公民、新闻媒体的监督,不按法律程序办案,使那些弱势群体中的每一个个体极易遭受到不公正的审判。要证实这个提问不难,请人权理事会质问中国政府:政法委、政法委书记制与司法公正有何关系?

12) 国家报告说:中国的法律规定公民有信仰和不信仰的自由,国家保障公民的信仰自由权。我们引用广大信仰者的话说,中国的法律是写给外国人看的,这是普遍大陆中国人的看法。中国的宗教信仰自由应当这样写道:在官方宗教局、三自爱国委员会领导下的自由。新疆的穆斯林伊斯兰教信徒是如此,西藏藏民的喇嘛教是如此,天主教、基督教是如此。最近,新疆的伊斯兰教信徒、西藏的喇嘛教信徒被驱赶,北京基督徒家庭教会联合会主席张明选被拒之于北京之外便可以为证。

中国政府怎么这样不知羞耻,我们再举我们身边的例子:2008年8月,贵阳的基督徒陈西先生,他曾经是贵阳基督教圣乐团的成员,因为他还是一个人权捍卫者,其基督教圣乐团成员的资格在有关单位的关照下就被取消。同是那一个月,陈西参加温州教会的同工学习班,在四天的学习中,学习班有两天被停水停电。20多人事后知道是当地政府人为扰乱,其目的是要驱赶陈西。

受政府管控和毒害的还有佛教组织。佛教界已经与政府部门成为一体,它再也没有宗教独立和宗教信仰自由可言。其部门任命、待遇和运作的商业化,世俗化已经与传统佛教不同。最近的贵阳市黔灵山寺庙的传钵制度可以为证。2008年9月,广东南华寺宣布判处超颂法师三年劳动教养;以及对江西某寺庙主持圣观法师的驱逐可以为证。

13) 国家报告说,中国《宪法》明确规定,中国公民有言论、出版等自由: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员,公民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然而,我们不得不揭穿,在这冠冕堂皇的语词之下隐藏着的确是无数的残酷迫害。据国际人权组织报道,中国是全世界关押持不同政见者人数最多的国家之一。13亿人没有言论、集会、结社、出版、游行、示威、宗教信仰等等的自由,中国民众像"罪犯"一样被判处了"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的徒刑。

政府的村村通电话、通广播电视工程、以及出版图书刊物24万种,这些业绩与言论新闻媒体自由无关。甚至可以说是党国奴役中国人的愚民政策。因为,人们只有被强迫接受的义务,没有自由选择的权利。据记者无国界组织正在编撰的一份13个国家政府为"互联网之敌"的名单,大陆中国政府是被列为其中的一个。因为,大陆中国政府参与了卑鄙无耻的审查和封锁网上批评他们内容的事。自由的互联网世界受到了来自像中国这样专制的国家的威胁。许多大陆中国人因为在互联网上发表不同的声音而被投入牢房,一些人则因此受打压丢了自己的工作。这里有一份受迫害人员的名单:

师涛、张林、杨天水、力虹、严正学、杜导斌、刘晓波、李元龙、孔佑平、黄金秋、杨子立、张宏海、徐伟、靳海科、吴义龙、徐泽荣、陶海东、拖乎提吐尼雅孜、何德普、秦永敏、李智、朱虞夫、哈达、郑贻春、阿卜杜勒加尼.梅梅特民、郭飞熊、郭起真、努尔莫哈提.亚辛、陈树庆、王小宁、齐崇怀、吕耿松、胡佳、贺彦杰、陈道军、曾宏玲、孙林、张玉辉、许万平、胡明君。 黄 琦、王炳章、陆建华、达瓦坚赞、江白加措、卓玛嘉、卢正奇、宁先华、袁湫雁、阿布露莎、任自元、郭泉等等。
  
 所谓的国家《信访条例》制,其实对许多访民来说更是一道陷阱。信访制度不但保障不了公民的言论自由,许多访民由于公开表达了自己的言论还被遭受到更多的迫害。仅说一个现象,因信访制度各地还派生了一个截访队伍。截访机构是政府的一个新部门,专为法外处罚上访人员而设的。中国的黑监狱就由这类组织管辖。北京有个马家楼,它是中国访民都比较熟习的黑监狱。


第四部分  面临的困难和挑战
  
14)这一部分的开头,我们承认国家人权报告讲得很真实,虽然经济总量已位居世界前列,但中国的人均水平仍然排在全世界的100位以后。我们还要补充道,中国的基尼系数已经达到0。45的危急警戒线!然而,中国政府把落后的原因怪罪在自然资源的贫乏上,说,在促进和保障人权方面主要是贫困人口、就业、福利、卫生、环境、安全生产、和国家工作人员人权意识差,依法行政水平不高等。我们认为这些方面是造成中国人权状态差的一部分,是中国政府有待于解决的问题之一。但是,国家报告回避了主要的问题和挑战。目前,我们认为,中国社会面临的主要难题是社会不公的问题。权贵集团把持了社会一切利益部门。贫困者永远贫困,富有者越来越富有。贫富悬殊超越了一般状态下非常的极限。地区之间、城乡之间、社会不同类群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然而,权贵集团永远不可能满足的恶性膨胀,继续导致社会严重的不公,社会失态的险象环生!
 
而社会不公,社会陷落于失范的原因在于一党极权制度。 实行政治制度的革命,彻底告别旧有的一党专政制度,照《零八宪章》所阐明的去实践,这才是我们国家最大的挑战。

国家报告不省察上层权贵集团,不追究制度作恶的原因,不指责是一党专制造成了中国目前的困局,却对一般工作人员发难。这种避难就易的表述不是承担困难勇于挑战的坦率态度。譬如,我们认为很多人权灾难或困局都是由国家行为造成的,绝非一般工作人员的责任。远的有89、64惨案,镇压法轮功;近的有在2008年3月15日,贵州省警方出动几百名警察在公共场所公开收缴《世界人权宣言》,禁止进行人权知识宣传;2008年12月4日,警力抓捕响应联合国号召举行世界人权宣言发布60周年纪念活动的组织者,驱赶参加纪念活动的人士的行为。这样的行为归罪于物质条件差,贫困人口多,国家工作人员依法行政能力水平低?有说服力吗?


第六、七部分  香港特区、澳门特区促进和保护人权的情况

15) 我们注意到国家人权报告第115节表态,在2008年至2012年,第三届特区政府会推动香港的选举方法至一中途站。特区政府会进行公众咨询,以决定2012年的两个选举方法。在2012年至2017年之间,第四届特区政府及立法会会共同处理普选行政长官的方法。我们拭目以待。尤其是澳门的情况,因为,比香港小得多的澳门立法会最近通过了《23条》。这个不能在香港通过的法案条款规定了禁止任何叛国、分裂国家、煽动叛乱、颠覆中央人民政府及窃取国家机密的行为,禁止外国的政治性组织或团体在澳门特区进行政治活动,禁止澳门的政治性组织或团体与外国政治性组织或团体建立联系。这个条款完全颠覆了澳门的一国两制,在与大陆中国法律接轨下的《基本法》已经在澳门开始否定一国两制、高度自治、享有独立的立法权的保障。尽管香港的《23条》遭到否决,我们也看到澳门《23条》中规定的涉及国家安全和颠覆的内容禁止外国的政治性组织或团体在特区进行政治活动在香港得到贯彻落实。譬如,香港入境处泄密的入境监视名单,香港司法部门对民主派人士司徒华先生的打压,香港司法当局向高等法院申请禁制令,要禁止民间电台广播自由民主的声音,多名民主异议人士被香港特区政府禁止入境。

我们大陆的人权捍卫者有权质疑香港和澳门的一国两制,我们感知到遭到大陆政府正在消解的香港和澳门的一国两制,其东方自由世界的明珠正在受损。我们可以用事实说明,香港澳门在威逼中被逐渐修改成为大陆内地的城市之一。他们心中不再有西方的法治之下的自由感,而只有中共威权制度下的顺从感;他们不再珍惜西方世界留给他们的享有尊严的生活,而喜欢上了看中共脸色的活法。因为,中共的枪炮离他们太近,他们时常在恐惧感中;西方世界离他们太远,再不可能像殖民制度那样保护他们。

16)最后一问,我们要问国家人权报告的组织者,怎么在七大部分,共125节的国家报告中缺少台湾的部分,你们可要知道,这是代表国家向人权理事会提交的国家人权状况!

这种忽视或疏漏可具有分裂国家罪的嫌疑!

要知道,我们的法律并没有把台湾划出国界,中华人民共和国可没有承认台湾独立。你们这样的报告不是在公然宣布台湾独立吗!

如果是说因为台湾的人权状态太高于我们大陆,高过香港和澳门。不方便公开述说,为了避免暴露出台湾实行真正的民主制度,台湾人享有真正的公民权利因而害臊。哪就免了!

但是,应当有个说明,好给全中国人民一个交待。这最后的提问,和以上的问题请国家外交部回答。

2009-1-24



注:1)中国政府提交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国家报告》连接:http://lib.ohchr.org/HRBodies/UPR/Documents/Session4/CN/A_HRC_WG6_4_CHN_1%20China%20national%20report.pdf

2)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普遍定期审查工作组邮箱:uprsubmissions@ohchr.org

3)中国外交部邮箱:webmaster@mfa.gov.cn






彻底告别一党专政制度,照《零八宪章》所阐明的去实践,才是中国的挑战。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各位女士、先生们好!
 
我们是中国贵州人权研讨会,是一个由贵州部分人权捍卫者、民间人士汇成的群体,我们以关注中国人权的现状及其发展为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但我们不是一个组织,因为在中国,掌握着国家所有政治权力的中共官方决不允许在中国出现任何一个持不同政见的政治组织。
 
前不久,我们有幸阅读了中国政府根据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5/1号决议第15(a)段提交的《中国人权报告》。在此,我们根据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第19条关于人人有权享有主张和发表意见的自由...通过任何媒介和不论国界寻求、接受和传递信息和思想的自由的规定,根据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9条以及《保护人权捍卫者宣言》第6、7、8、9诸条的相关规定,向你们提交这份意见书,表明我们对该《国家人权报告》的不同看法和明确态度。供你们参考,并请该报告的组织撰写者中国外交部对我们所提问题给予公开答复。
 
此前,我们已经把这份意见书文本的电子邮件发给了中国外交部。以下是我们希望能得到回答的16个问题(该提问按《国家报告》结构顺序进行):

 
第一部分 导言和背景
 
1)该人权报告申明:为撰写本报告,中国外交部牵头成立了近30家立法、司法、行政部门组成的专门工作组,并口头和书面征询了近20家非政府组织和学术机构的意见;报告通过外交部网站广泛征求了公众的意见。查阅报告附件二所提供的参与征询意见的16家非政府组织名单,我们十分惊讶!这16个所谓非政府组织到底是何方神庙?原来,它们是中华妇女联合会、中华全国总工会和中国残疾人联合会等等。据我们所知,这些组织的活动经费和组织成员的薪酬几乎全都来源于政府的财政拨款,按民众的说法这些组织是由纳税人供养的;而它们本身必须接受设于其内部的中共党组织直接领导,其组织的首席负责人几乎全都是官方高层要员;因此,它们无一例外的都具有深厚的官方背景。明明是官方机构,却挂上非政府组织的牌子,打民间代言人的旗帜。而真正对人权现状能真实表达,持不同政见的民间组织却被视为非法。撰写人为何这般地造假?
 
2)该报告中共官方的基本立场申明:中国尊重人权的普遍原则┅┅。我们认为,情況并非如此。我们没有忘记,还在十多年前,他们根本就不把人权视为人生而有之的尊严和平等不移的权利,恰恰相反,官方开动掌控的所有宣传工具,对人权的基本概念肆意歪曲和妖魔化,将人权列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范畴,斥责为西方敌对势力颠覆我国政府,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向党进攻的工具。现在,官方虽然承认了人权的合法性并载入了中国宪法,然而其主要目的是在于和民间从事人权活动的人士争夺话语权。从他们肢解人权的整体性,把人民群众的参政权和生存发展权对立起来,用单一的生存发展权取代和涵盖人权的全部内容,让人们产生一种错觉:有饭吃有衣穿就有了人权。可看出,中国政府仍然仇视人权的普世价值观。我们还可以看到,中国政府打压民间人权捍卫者的事例,只要谁呼唤保障人民的政治权利,谁就是别有用心,谁就是破坏稳定大局的罪犯。像杨天水、郭飞雄、胡佳、还有《08宪章》发起人之一的刘晓波等一大批人权捍卫者不就是因倡导《世界人权宣言》精神而被当局拘押监禁的吗?
 
报告最引人注目的是,在其文本附录三所列中国已参加的25个联合国国际公约中,找不到作为核心文件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该公约与《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同等重要,同为国际公认的人权理念不可或缺的两块基石;联合国通过这个公约并开放给各国签署、批准和加入已经43年,整整两代人的时间过去了,中国政府仅仅只签字,不批准不加入,到底是何原因?据说条件不成熟,需要创造条件,到底需要什么样的条件?创造条件要到何年何月才成熟?能不能给全国人民一个说法?另外,中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现任人权理事会委员,在批准加入该公约上怎么带的头?称职吗?
 

第二部分 促进和保护人权的法律和制度框架
 
3)该报告宣称:中国宪法明确规定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对公民各项权利作了详尽规定。人大代表由人民民主选举产生;凡年满18周岁的公民均亨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中国实行差额选举,县乡两级直选;多年来,全国的参选率一直都在90%以上。不客气说,这纯属谎言,真虚伪!

众所周知,西方和世界民主各国都有多个独立的党派,选民选的是各党派推荐出来的候选人,各党派都有自己的纲领,有竞选承诺,选民有多种选择;选民直选,小到镇长、议员,大到国家元首。可是,在中国,除了农民能在乡村多多病态的基层选举中选个小小的村长,我们还能选什么?有网民说:美国能选举非洲黑人的儿子当总统,中国能选举西藏人、新疆人、蒙古人当国家主席吗?现实是汉族人连竞选当一名村官都困难。中共建政已达60年,非常遗憾,60年来,所谓县乡两级人大代表直选,很多地区绝大多数选民连选票是什么样子都没有看见过,哪里来的90%以上的参选率,纯粹是政府自编自导掩人耳目的闹剧。更为可笑的是,选民们既不认识这些候选人是谁,又看不到他们站出来发表竞选演说,听不到他们说要代表选民干些什么,他们就突然成为了人民代表。去年全国人大开会期间,两名女人大农民工代表做客中央电视台时,无意中泄露一段隐情:领导通知她们去北京开会时,她们才知道自己是人大代表,要不,她们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这儿还有一个精彩案例,2007年11月上旬,山东大学孙广文教授,以公民的身份独立参与地方人大的参选活动,一个上了年岁的老人,按理说应当得到当局的保护,但等待他的是有关部门设置的重重选举碍障和毫无道理的不断骚扰;为孙教授散发竞选资料的义工陈西先生也被警方扣留和盘问,最后,从山东押解出境。这种所谓的选举表演不滑稽吗?
 
4) 报告宣称:中国宪法明确规定公民拥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政治权利。不错,这些权利确实存在,而且已经存在了整整60年,不过,它们只存在于宪法文本中,只是一纸空文。民间称这种现象叫有法律而无法治,有宪法而无宪政。在中国人权灾难最为深重的反右、文革时期,好像真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自由,也就是所谓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但获得这些自由是有前提的,那就是你必须为专制独裁者毛泽东歌功颂德,否则,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将置你于死地,再踏上千万只脚,叫你永世不得翻身;因言获罪临刑前被割喉的张志新和被强用刀片卡喉的贵州人马绵征两位女囚的悲剧、国家主席刘少奇和开国元帅彭德怀至死不得申辩的冤屈见证了这个中国现代史上最为黑暗的时代。今天呢?日益觉醒的公民意识、强大的互联网以及体制内不时传出的理性的呼声,使那些迷恋和习惯于用铁腕强权治世的统治者不得不考虑可能会付出的成本和代价而有所收敛;但是,历史的惯性还在发挥作用,对大胆直言的网络博客严密封堵,对不听话的媒体人严加整肃,为了达到让人们莫谈国事和妄议朝政的目的,拘禁恐吓、跟踪盯哨、监视住所等等特务手段全都派上用场。多年来,我们贵州人权研讨会、这个由真正草根民间人士组成的松散型的群众集会所遭受的压制和干扰就是典型案例。这里,是否需要我们站出来作证?
 
5) 报告还宣称:中国宪法明确规定公民拥有游行、示威的政治权利。看上去这个自由似乎是真的,然而得讲条件,那就是你的游行示威必须跟官方保持一致,必须是给党和政府形象添光增彩,多年前在文革时期,夜半三更敲锣打鼓迎接毛的最高指示和金色的芒果,高唱我们心中的红太阳。但是,如果你非得要像西方或者香港那样搞一次目的在于批评官方政府的示威游行,你就等着过好日子吧!颠覆国家政权罪、扰乱社会治安罪和煽动罪,随便给你戴一个帽子,叫你吃不完兜着走。试问,中国全国各地,大大小小的城镇数以千计,60年来,有哪一个城镇的治安当局批准过人民群众旨在批评官方政府的游行申请的。可以有把握地说,没有,从来没有!2008奥运前夕,奥组委官员公布了奥运会期间可在指定区域举行示威,可是有70多次的申请报告,竟遭受当局拒绝。世界公园、紫竹院公园和日坛公园三处被划为奥运期间的示威区,这不明摆着像宪法里的游行示威权利一样,是愚弄人的假货吗?人们希望通过示威游行表达情绪的正常途径因为不予批准而被堵死,于是就得寻找别的方式,理智的,散散步、上上访;不理智的,则豁出来发泄一通,最后弄得个鱼死网破、两败俱伤。瓮安事件、垄南事件不都是这样产生的吗?如果中共官方有关部门想搞清楚为什么香港不会产生类似的暴力抗争事件,是不是该先了解和查询一下香港警署是否拒批过向特区政府示威的游行申请?
 
6) 撰写这份人权报告的各位先生:行行好!请你们别再把所谓一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协商制度当成不得了的创新和国粹拿到全世界人民的面前去炫耀、去摆谱、去推广应用;说句实话,我们真为自己这个国家有这么一件活宝而感到无地自容。请你们先看看西方民主国家已经发展成熟了的多党制是什么架构,人家所有的政党都是独立的,都有它们独自的人格、个性和不同的竞选施政纲领,能执政与否,得让人民用选票说了算,所以人民是这种制度的最大受益者。你表现得不好或者不是最好,我们小老百姓就不投你的票。偶然看走了眼,选出了一个不称职不地道的、或者是个坏种,下一次可以用选票赶走他,甚至弹劾。这点民主常识性的东西,十来岁的小学生都会做出正确的判断。可是,放在一些专制政治大人物手里,常识性东西居然变成另一番模样,他们的智商显得怪怪的,竟然创造出另类多党制,明文规定自己是老大,要永远领导别人。以你们自封的理论而论,你不是永远正确、光荣、伟大吗?不是很先进吗?那么,为什么没有胆量站出来与你们认为的偏房,或者被你们定性为低级的资产阶级们一对一的竞选比武呢?大凡有点历史知识的人都很清楚,这个一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类似于木偶戏团,其本质就是封建帝王制下几个专职奴才组合版的木偶戏表演,领导与被领导者之间是一种地地道道的君臣或主仆关系。难怪民间把这八个被领导的所谓民主党派称为花瓶党。如果报告人认为这话说错了,那么请解释:为什么中共拥有数以百计的党校,掌握着全国几乎所有的电视广播台和上千家报刊杂志,这8个参政党却难得见到有一份像样的刊物?为什么中共的组织从中央到地方 省市、县镇、乡村层层有机构设置,而8个参政党均无自己县镇以下的基层组织?为什么中共党员多达千万之众,而8个参政党人数加起来还不到中共的一个零头?
 
7) 人民法院是国家的审判机关。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法院和检察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和检查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以上是报告人给中国司法现状所作的十分肯定的结论。这独立两个字非常刺眼,我们又遭遇到了报告第一部分中官方附属机构冒充非政府组织牌子的假冒货;试问,既然法院是独立的,检察院也是独立的,那为什么要在这两院中设立党组织,这些党组织的任务是什么?这些党组织为什么不是8个参政党而清一色是共产党?中国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不乏下面这样的例子:有些靠家族血缘关系连接起来的地方豪强,横行一方,如果家族中的某人和外人结怨,那么这个家族会倾巢出动去对付那个外来的倒霉蛋。老大专管抓人起诉,老二负责升堂审问,小三分工监禁看管。非常遗憾,我们看不出一个现实社会中的政治集团和血亲家族在维护自身的政治和经济利益上有什么不同。如果认为这个类比错了,请问:安徽阜阳那个叫张培安的地级市的区委书记那儿来的能量,竟然动用所谓独立的公检法3个司法单位和纪委罗织罪名陷害举报人并导致其冤死狱中。
 
其实在中国,立法、司法和行政三项权力既不分离也不独立,它们全被执政党包揽和垄断,变成统治集团私家的囊中之物和维护自身利益的工具。最近,胡锦涛的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报告无疑给谎称独立的报告人一记沉重的耳光,该文强势宣告要筑牢抵御西方多党制和三权分离制衡等错误思想干扰的防线。把能产生相对清廉干净政府的西方制度丑化成邪路,同时,把滋生成群贪污腐化分子特色的制度赞美为正确,真不知这叫什么逻辑?


第三部分  促进和保护人权的政策与实践

8)国家报告说:中国政府把生存权和发展权放在首位。这的确与过去把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放在首位进步了一点。然而,根据联合国的人权常识,人权的方方面面是整体的、不可分割的。中国政府把生存权和发展权放在首位明显是对人权的整体性的割裂。其结果是对联合国人权工作的伤害,是挑战人权理事会的能力。再说,如此的生存权和发展权也受到质疑。根据数据分析,中国城市建立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是按联合国界定的每人每天1美元以下为贫困执行的,对每人每天不足1美元的补足1美元,以贵阳市为例每月是230元人民币,不足的补足,在贵阳市官方媒介2009年春节为困难户发红包的报道中,贵阳市就有33万人以上,这个数字还是根据有常驻户口人数来统计的。联合国界定的贫困标准是在初级教育、医疗等免费的情况下的,而中国的教育、医疗等却是民众消费的大头。综合这一因素,贵阳市的贫困人口就远不止33万人。政府的计算是以户为单位,联合国的计算则落实到人口个人。政府建立的最低生活保障标准显然是不能保障弱势民众的最基本的做人尊严的。目前,政府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仅限城镇,还有广大的农村并未惠及。中国政府的把生存权和发展权放在首位的政策这么低效,我们表示怀疑?我们认为,中国政府并非把生存权和发展权放在首位,而是把权贵集团的利益放在了首位。从中国是世界公认的贫富差距最大的国家,同时也是奢侈消费品居世界第一,管理成本核算世界最高的国家就可看出,报告中掩盖了事实的真相。

9) 国家人权报告说:中国《宪法》、《民法通则》等法律都对保障公民生命权作出了规定,国家严格控制和慎用死刑。我们认为,如果国家法律要保障公民的生命权就应当公开每年国家执行死刑人数的数据,并让公民参与关注死刑的事件中来。国家是负责任的国家就应当给出一个杀自己的百姓的正当的理由,并尽可能广泛征求广大公民舆论的认同。像上海的杀杨佳,偷偷摸摸的进行,就不是国家严格控制和慎用死刑,保障公民生命权的表现。信息不公开,尽管国家在死刑方面近年来做了不少改进,审批权向上收到了最高法院,由于缺乏信息公开,死刑个案和数据仍属于国家机密,我们就可以说国家法律说的一套,做的一套。

据BBC 意大利反死刑组织发表报告称,2006年全世界有5628人被处决,其中中国被处决人数达到5000人。报告称,可经证实的数据显示每年中国至少处决5000人,而有未经证实的数据称2007在中国有8000人被处决。报告引中国官员和学者的话,中国在90年代每年被处决的人数约在1.5万人左右。在死刑数量上,伊朗是仅次于中国的国家。我们想知道,这是否属实?

10) 国家人权报告说:中国的《宪法》有公民人身自由权利不受侵犯,《刑法》有非法拘禁罪,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实施上述犯罪的,依法从重处罚。我们要问撰稿人,这些条款是否排除执政党?因为,我们发现在中国有许多黑监狱,并且都是各地方党政领导安排设立的。北京法律人许志永先生从2008年9月至2009年1月,探访京城黑监狱不同地点8次之多,其中之一是探访被关押在北京陶然亭附近太平街青年宾馆后面胡同里黑监狱的上访者。在各地,有许多的上访者、维权人士、持不同政见者、和弱势群体被关押于当地的黑监狱里,这已经是公开的秘密。其中,我们人权捍卫者被非法拘禁或关押已经成为生活中的常事。2008年12月4日,我们贵州的三名人权捍卫者被当地公安在不出据任何法律手续的情况下遭到非法拘禁长达一星期之久。湖北民间人士姚立法先生在2009年1月要参加武汉领事馆的祝贺奥巴马总统任职活动被官方强行拘禁数日。我们人权捍卫者还注意到对付官员的双规制,大批的官员被任意剥夺了人身自由权,要求在规定的时间,规定的地点谈清楚自己的事情。有执法人员公然称谓道,双规比法律还要管用。我们对这种践踏法律,侵犯公民人身自由权的恶行感到愤慨。在这里,我们同样要关注官员的人权。在大陆中国,公民没有自由迁徙权,没有出门旅游权、探亲访友权。当然,你要有这些权利也可以,那就是你不得关心国家大事,不得批评政府和监督政府官员。如果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不相信我们说的事实,我们可以出示这方面的证据!

11) 报告妄称:法院通过公开审判制度、辩护制度、回避制度、人民陪审员制度等一系列机制保障公正审判。我们要问撰稿人,中国的司法独立吗?政法委、政法委书记制在司法部门是干什么的?中国的司法部门运作就像党军的运作一样,很不专业,也没有职业道德。他们在审判中,重的是看上级党委的指示,不依法律文本和程序法办事,政法委、政法委书记制就是专门干涉司法公正审判的。政法委,政法委书记制的存在架空了辩护制度、陪审员制度,破坏了司法的公正性。因为,政法委,政法委书记制实际上是表达了党指挥枪的革命传统,是在于确保司法部门永远忠于党,而不是忠于法律,更不是忠于国家和人民。看一看因极权导致的司法部门腐败严重的现象,看一看因执行党的指示导致的各种各样的冤假错案和人权灾难。我们可以说,整个公安、检察院、法院、等司法系统,实际上早就成为党国利益集团管辖的工具,司法部门几乎不受任何中国公民、新闻媒体的监督,不按法律程序办案,使那些弱势群体中的每一个个体极易遭受到不公正的审判。要证实这个提问不难,请人权理事会质问中国政府:政法委、政法委书记制与司法公正有何关系?

12) 国家报告说:中国的法律规定公民有信仰和不信仰的自由,国家保障公民的信仰自由权。我们引用广大信仰者的话说,中国的法律是写给外国人看的,这是普遍大陆中国人的看法。中国的宗教信仰自由应当这样写道:在官方宗教局、三自爱国委员会领导下的自由。新疆的穆斯林伊斯兰教信徒是如此,西藏藏民的喇嘛教是如此,天主教、基督教是如此。最近,新疆的伊斯兰教信徒、西藏的喇嘛教信徒被驱赶,北京基督徒家庭教会联合会主席张明选被拒之于北京之外便可以为证。

中国政府怎么这样不知羞耻,我们再举我们身边的例子:2008年8月,贵阳的基督徒陈西先生,他曾经是贵阳基督教圣乐团的成员,因为他还是一个人权捍卫者,其基督教圣乐团成员的资格在有关单位的关照下就被取消。同是那一个月,陈西参加温州教会的同工学习班,在四天的学习中,学习班有两天被停水停电。20多人事后知道是当地政府人为扰乱,其目的是要驱赶陈西。

受政府管控和毒害的还有佛教组织。佛教界已经与政府部门成为一体,它再也没有宗教独立和宗教信仰自由可言。其部门任命、待遇和运作的商业化,世俗化已经与传统佛教不同。最近的贵阳市黔灵山寺庙的传钵制度可以为证。2008年9月,广东南华寺宣布判处超颂法师三年劳动教养;以及对江西某寺庙主持圣观法师的驱逐可以为证。

13) 国家报告说,中国《宪法》明确规定,中国公民有言论、出版等自由: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员,公民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然而,我们不得不揭穿,在这冠冕堂皇的语词之下隐藏着的确是无数的残酷迫害。据国际人权组织报道,中国是全世界关押持不同政见者人数最多的国家之一。13亿人没有言论、集会、结社、出版、游行、示威、宗教信仰等等的自由,中国民众像"罪犯"一样被判处了"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的徒刑。

政府的村村通电话、通广播电视工程、以及出版图书刊物24万种,这些业绩与言论新闻媒体自由无关。甚至可以说是党国奴役中国人的愚民政策。因为,人们只有被强迫接受的义务,没有自由选择的权利。据记者无国界组织正在编撰的一份13个国家政府为"互联网之敌"的名单,大陆中国政府是被列为其中的一个。因为,大陆中国政府参与了卑鄙无耻的审查和封锁网上批评他们内容的事。自由的互联网世界受到了来自像中国这样专制的国家的威胁。许多大陆中国人因为在互联网上发表不同的声音而被投入牢房,一些人则因此受打压丢了自己的工作。这里有一份受迫害人员的名单:

师涛、张林、杨天水、力虹、严正学、杜导斌、刘晓波、李元龙、孔佑平、黄金秋、杨子立、张宏海、徐伟、靳海科、吴义龙、徐泽荣、陶海东、拖乎提吐尼雅孜、何德普、秦永敏、李智、朱虞夫、哈达、郑贻春、阿卜杜勒加尼.梅梅特民、郭飞熊、郭起真、努尔莫哈提.亚辛、陈树庆、王小宁、齐崇怀、吕耿松、胡佳、贺彦杰、陈道军、曾宏玲、孙林、张玉辉、许万平、胡明君。 黄 琦、王炳章、陆建华、达瓦坚赞、江白加措、卓玛嘉、卢正奇、宁先华、袁湫雁、阿布露莎、任自元、郭泉等等。
  
 所谓的国家《信访条例》制,其实对许多访民来说更是一道陷阱。信访制度不但保障不了公民的言论自由,许多访民由于公开表达了自己的言论还被遭受到更多的迫害。仅说一个现象,因信访制度各地还派生了一个截访队伍。截访机构是政府的一个新部门,专为法外处罚上访人员而设的。中国的黑监狱就由这类组织管辖。北京有个马家楼,它是中国访民都比较熟习的黑监狱。


第四部分  面临的困难和挑战
  
14)这一部分的开头,我们承认国家人权报告讲得很真实,虽然经济总量已位居世界前列,但中国的人均水平仍然排在全世界的100位以后。我们还要补充道,中国的基尼系数已经达到0。45的危急警戒线!然而,中国政府把落后的原因怪罪在自然资源的贫乏上,说,在促进和保障人权方面主要是贫困人口、就业、福利、卫生、环境、安全生产、和国家工作人员人权意识差,依法行政水平不高等。我们认为这些方面是造成中国人权状态差的一部分,是中国政府有待于解决的问题之一。但是,国家报告回避了主要的问题和挑战。目前,我们认为,中国社会面临的主要难题是社会不公的问题。权贵集团把持了社会一切利益部门。贫困者永远贫困,富有者越来越富有。贫富悬殊超越了一般状态下非常的极限。地区之间、城乡之间、社会不同类群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然而,权贵集团永远不可能满足的恶性膨胀,继续导致社会严重的不公,社会失态的险象环生!
 
而社会不公,社会陷落于失范的原因在于一党极权制度。 实行政治制度的革命,彻底告别旧有的一党专政制度,照《零八宪章》所阐明的去实践,这才是我们国家最大的挑战。

国家报告不省察上层权贵集团,不追究制度作恶的原因,不指责是一党专制造成了中国目前的困局,却对一般工作人员发难。这种避难就易的表述不是承担困难勇于挑战的坦率态度。譬如,我们认为很多人权灾难或困局都是由国家行为造成的,绝非一般工作人员的责任。远的有89、64惨案,镇压法轮功;近的有在2008年3月15日,贵州省警方出动几百名警察在公共场所公开收缴《世界人权宣言》,禁止进行人权知识宣传;2008年12月4日,警力抓捕响应联合国号召举行世界人权宣言发布60周年纪念活动的组织者,驱赶参加纪念活动的人士的行为。这样的行为归罪于物质条件差,贫困人口多,国家工作人员依法行政能力水平低?有说服力吗?


第六、七部分  香港特区、澳门特区促进和保护人权的情况

15) 我们注意到国家人权报告第115节表态,在2008年至2012年,第三届特区政府会推动香港的选举方法至一中途站。特区政府会进行公众咨询,以决定2012年的两个选举方法。在2012年至2017年之间,第四届特区政府及立法会会共同处理普选行政长官的方法。我们拭目以待。尤其是澳门的情况,因为,比香港小得多的澳门立法会最近通过了《23条》。这个不能在香港通过的法案条款规定了禁止任何叛国、分裂国家、煽动叛乱、颠覆中央人民政府及窃取国家机密的行为,禁止外国的政治性组织或团体在澳门特区进行政治活动,禁止澳门的政治性组织或团体与外国政治性组织或团体建立联系。这个条款完全颠覆了澳门的一国两制,在与大陆中国法律接轨下的《基本法》已经在澳门开始否定一国两制、高度自治、享有独立的立法权的保障。尽管香港的《23条》遭到否决,我们也看到澳门《23条》中规定的涉及国家安全和颠覆的内容禁止外国的政治性组织或团体在特区进行政治活动在香港得到贯彻落实。譬如,香港入境处泄密的入境监视名单,香港司法部门对民主派人士司徒华先生的打压,香港司法当局向高等法院申请禁制令,要禁止民间电台广播自由民主的声音,多名民主异议人士被香港特区政府禁止入境。

我们大陆的人权捍卫者有权质疑香港和澳门的一国两制,我们感知到遭到大陆政府正在消解的香港和澳门的一国两制,其东方自由世界的明珠正在受损。我们可以用事实说明,香港澳门在威逼中被逐渐修改成为大陆内地的城市之一。他们心中不再有西方的法治之下的自由感,而只有中共威权制度下的顺从感;他们不再珍惜西方世界留给他们的享有尊严的生活,而喜欢上了看中共脸色的活法。因为,中共的枪炮离他们太近,他们时常在恐惧感中;西方世界离他们太远,再不可能像殖民制度那样保护他们。

16)最后一问,我们要问国家人权报告的组织者,怎么在七大部分,共125节的国家报告中缺少台湾的部分,你们可要知道,这是代表国家向人权理事会提交的国家人权状况!

这种忽视或疏漏可具有分裂国家罪的嫌疑!

要知道,我们的法律并没有把台湾划出国界,中华人民共和国可没有承认台湾独立。你们这样的报告不是在公然宣布台湾独立吗!

如果是说因为台湾的人权状态太高于我们大陆,高过香港和澳门。不方便公开述说,为了避免暴露出台湾实行真正的民主制度,台湾人享有真正的公民权利因而害臊。哪就免了!

但是,应当有个说明,好给全中国人民一个交待。这最后的提问,和以上的问题请国家外交部回答。

2009-1-24



注:1)中国政府提交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国家报告》连接:http://lib.ohchr.org/HRBodies/UPR/Documents/Session4/CN/A_HRC_WG6_4_CHN_1%20China%20national%20report.pdf

2)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普遍定期审查工作组邮箱:uprsubmissions@ohchr.org

3)中国外交部邮箱:webmaster@mfa.gov.cn






彻底告别一党专政制度,照《零八宪章》所阐明的去实践,才是中国的挑战。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各位女士、先生们好!
 
我们是中国贵州人权研讨会,是一个由贵州部分人权捍卫者、民间人士汇成的群体,我们以关注中国人权的现状及其发展为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但我们不是一个组织,因为在中国,掌握着国家所有政治权力的中共官方决不允许在中国出现任何一个持不同政见的政治组织。
 
前不久,我们有幸阅读了中国政府根据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5/1号决议第15(a)段提交的《中国人权报告》。在此,我们根据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第19条关于人人有权享有主张和发表意见的自由...通过任何媒介和不论国界寻求、接受和传递信息和思想的自由的规定,根据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9条以及《保护人权捍卫者宣言》第6、7、8、9诸条的相关规定,向你们提交这份意见书,表明我们对该《国家人权报告》的不同看法和明确态度。供你们参考,并请该报告的组织撰写者中国外交部对我们所提问题给予公开答复。
 
此前,我们已经把这份意见书文本的电子邮件发给了中国外交部。以下是我们希望能得到回答的16个问题(该提问按《国家报告》结构顺序进行):

 
第一部分 导言和背景
 
1)该人权报告申明:为撰写本报告,中国外交部牵头成立了近30家立法、司法、行政部门组成的专门工作组,并口头和书面征询了近20家非政府组织和学术机构的意见;报告通过外交部网站广泛征求了公众的意见。查阅报告附件二所提供的参与征询意见的16家非政府组织名单,我们十分惊讶!这16个所谓非政府组织到底是何方神庙?原来,它们是中华妇女联合会、中华全国总工会和中国残疾人联合会等等。据我们所知,这些组织的活动经费和组织成员的薪酬几乎全都来源于政府的财政拨款,按民众的说法这些组织是由纳税人供养的;而它们本身必须接受设于其内部的中共党组织直接领导,其组织的首席负责人几乎全都是官方高层要员;因此,它们无一例外的都具有深厚的官方背景。明明是官方机构,却挂上非政府组织的牌子,打民间代言人的旗帜。而真正对人权现状能真实表达,持不同政见的民间组织却被视为非法。撰写人为何这般地造假?
 
2)该报告中共官方的基本立场申明:中国尊重人权的普遍原则┅┅。我们认为,情況并非如此。我们没有忘记,还在十多年前,他们根本就不把人权视为人生而有之的尊严和平等不移的权利,恰恰相反,官方开动掌控的所有宣传工具,对人权的基本概念肆意歪曲和妖魔化,将人权列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范畴,斥责为西方敌对势力颠覆我国政府,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向党进攻的工具。现在,官方虽然承认了人权的合法性并载入了中国宪法,然而其主要目的是在于和民间从事人权活动的人士争夺话语权。从他们肢解人权的整体性,把人民群众的参政权和生存发展权对立起来,用单一的生存发展权取代和涵盖人权的全部内容,让人们产生一种错觉:有饭吃有衣穿就有了人权。可看出,中国政府仍然仇视人权的普世价值观。我们还可以看到,中国政府打压民间人权捍卫者的事例,只要谁呼唤保障人民的政治权利,谁就是别有用心,谁就是破坏稳定大局的罪犯。像杨天水、郭飞雄、胡佳、还有《08宪章》发起人之一的刘晓波等一大批人权捍卫者不就是因倡导《世界人权宣言》精神而被当局拘押监禁的吗?
 
报告最引人注目的是,在其文本附录三所列中国已参加的25个联合国国际公约中,找不到作为核心文件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该公约与《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同等重要,同为国际公认的人权理念不可或缺的两块基石;联合国通过这个公约并开放给各国签署、批准和加入已经43年,整整两代人的时间过去了,中国政府仅仅只签字,不批准不加入,到底是何原因?据说条件不成熟,需要创造条件,到底需要什么样的条件?创造条件要到何年何月才成熟?能不能给全国人民一个说法?另外,中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现任人权理事会委员,在批准加入该公约上怎么带的头?称职吗?
 

第二部分 促进和保护人权的法律和制度框架
 
3)该报告宣称:中国宪法明确规定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对公民各项权利作了详尽规定。人大代表由人民民主选举产生;凡年满18周岁的公民均亨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中国实行差额选举,县乡两级直选;多年来,全国的参选率一直都在90%以上。不客气说,这纯属谎言,真虚伪!

众所周知,西方和世界民主各国都有多个独立的党派,选民选的是各党派推荐出来的候选人,各党派都有自己的纲领,有竞选承诺,选民有多种选择;选民直选,小到镇长、议员,大到国家元首。可是,在中国,除了农民能在乡村多多病态的基层选举中选个小小的村长,我们还能选什么?有网民说:美国能选举非洲黑人的儿子当总统,中国能选举西藏人、新疆人、蒙古人当国家主席吗?现实是汉族人连竞选当一名村官都困难。中共建政已达60年,非常遗憾,60年来,所谓县乡两级人大代表直选,很多地区绝大多数选民连选票是什么样子都没有看见过,哪里来的90%以上的参选率,纯粹是政府自编自导掩人耳目的闹剧。更为可笑的是,选民们既不认识这些候选人是谁,又看不到他们站出来发表竞选演说,听不到他们说要代表选民干些什么,他们就突然成为了人民代表。去年全国人大开会期间,两名女人大农民工代表做客中央电视台时,无意中泄露一段隐情:领导通知她们去北京开会时,她们才知道自己是人大代表,要不,她们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这儿还有一个精彩案例,2007年11月上旬,山东大学孙广文教授,以公民的身份独立参与地方人大的参选活动,一个上了年岁的老人,按理说应当得到当局的保护,但等待他的是有关部门设置的重重选举碍障和毫无道理的不断骚扰;为孙教授散发竞选资料的义工陈西先生也被警方扣留和盘问,最后,从山东押解出境。这种所谓的选举表演不滑稽吗?
 
4) 报告宣称:中国宪法明确规定公民拥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政治权利。不错,这些权利确实存在,而且已经存在了整整60年,不过,它们只存在于宪法文本中,只是一纸空文。民间称这种现象叫有法律而无法治,有宪法而无宪政。在中国人权灾难最为深重的反右、文革时期,好像真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自由,也就是所谓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但获得这些自由是有前提的,那就是你必须为专制独裁者毛泽东歌功颂德,否则,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将置你于死地,再踏上千万只脚,叫你永世不得翻身;因言获罪临刑前被割喉的张志新和被强用刀片卡喉的贵州人马绵征两位女囚的悲剧、国家主席刘少奇和开国元帅彭德怀至死不得申辩的冤屈见证了这个中国现代史上最为黑暗的时代。今天呢?日益觉醒的公民意识、强大的互联网以及体制内不时传出的理性的呼声,使那些迷恋和习惯于用铁腕强权治世的统治者不得不考虑可能会付出的成本和代价而有所收敛;但是,历史的惯性还在发挥作用,对大胆直言的网络博客严密封堵,对不听话的媒体人严加整肃,为了达到让人们莫谈国事和妄议朝政的目的,拘禁恐吓、跟踪盯哨、监视住所等等特务手段全都派上用场。多年来,我们贵州人权研讨会、这个由真正草根民间人士组成的松散型的群众集会所遭受的压制和干扰就是典型案例。这里,是否需要我们站出来作证?
 
5) 报告还宣称:中国宪法明确规定公民拥有游行、示威的政治权利。看上去这个自由似乎是真的,然而得讲条件,那就是你的游行示威必须跟官方保持一致,必须是给党和政府形象添光增彩,多年前在文革时期,夜半三更敲锣打鼓迎接毛的最高指示和金色的芒果,高唱我们心中的红太阳。但是,如果你非得要像西方或者香港那样搞一次目的在于批评官方政府的示威游行,你就等着过好日子吧!颠覆国家政权罪、扰乱社会治安罪和煽动罪,随便给你戴一个帽子,叫你吃不完兜着走。试问,中国全国各地,大大小小的城镇数以千计,60年来,有哪一个城镇的治安当局批准过人民群众旨在批评官方政府的游行申请的。可以有把握地说,没有,从来没有!2008奥运前夕,奥组委官员公布了奥运会期间可在指定区域举行示威,可是有70多次的申请报告,竟遭受当局拒绝。世界公园、紫竹院公园和日坛公园三处被划为奥运期间的示威区,这不明摆着像宪法里的游行示威权利一样,是愚弄人的假货吗?人们希望通过示威游行表达情绪的正常途径因为不予批准而被堵死,于是就得寻找别的方式,理智的,散散步、上上访;不理智的,则豁出来发泄一通,最后弄得个鱼死网破、两败俱伤。瓮安事件、垄南事件不都是这样产生的吗?如果中共官方有关部门想搞清楚为什么香港不会产生类似的暴力抗争事件,是不是该先了解和查询一下香港警署是否拒批过向特区政府示威的游行申请?
 
6) 撰写这份人权报告的各位先生:行行好!请你们别再把所谓一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协商制度当成不得了的创新和国粹拿到全世界人民的面前去炫耀、去摆谱、去推广应用;说句实话,我们真为自己这个国家有这么一件活宝而感到无地自容。请你们先看看西方民主国家已经发展成熟了的多党制是什么架构,人家所有的政党都是独立的,都有它们独自的人格、个性和不同的竞选施政纲领,能执政与否,得让人民用选票说了算,所以人民是这种制度的最大受益者。你表现得不好或者不是最好,我们小老百姓就不投你的票。偶然看走了眼,选出了一个不称职不地道的、或者是个坏种,下一次可以用选票赶走他,甚至弹劾。这点民主常识性的东西,十来岁的小学生都会做出正确的判断。可是,放在一些专制政治大人物手里,常识性东西居然变成另一番模样,他们的智商显得怪怪的,竟然创造出另类多党制,明文规定自己是老大,要永远领导别人。以你们自封的理论而论,你不是永远正确、光荣、伟大吗?不是很先进吗?那么,为什么没有胆量站出来与你们认为的偏房,或者被你们定性为低级的资产阶级们一对一的竞选比武呢?大凡有点历史知识的人都很清楚,这个一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类似于木偶戏团,其本质就是封建帝王制下几个专职奴才组合版的木偶戏表演,领导与被领导者之间是一种地地道道的君臣或主仆关系。难怪民间把这八个被领导的所谓民主党派称为花瓶党。如果报告人认为这话说错了,那么请解释:为什么中共拥有数以百计的党校,掌握着全国几乎所有的电视广播台和上千家报刊杂志,这8个参政党却难得见到有一份像样的刊物?为什么中共的组织从中央到地方 省市、县镇、乡村层层有机构设置,而8个参政党均无自己县镇以下的基层组织?为什么中共党员多达千万之众,而8个参政党人数加起来还不到中共的一个零头?
 
7) 人民法院是国家的审判机关。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法院和检察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和检查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以上是报告人给中国司法现状所作的十分肯定的结论。这独立两个字非常刺眼,我们又遭遇到了报告第一部分中官方附属机构冒充非政府组织牌子的假冒货;试问,既然法院是独立的,检察院也是独立的,那为什么要在这两院中设立党组织,这些党组织的任务是什么?这些党组织为什么不是8个参政党而清一色是共产党?中国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不乏下面这样的例子:有些靠家族血缘关系连接起来的地方豪强,横行一方,如果家族中的某人和外人结怨,那么这个家族会倾巢出动去对付那个外来的倒霉蛋。老大专管抓人起诉,老二负责升堂审问,小三分工监禁看管。非常遗憾,我们看不出一个现实社会中的政治集团和血亲家族在维护自身的政治和经济利益上有什么不同。如果认为这个类比错了,请问:安徽阜阳那个叫张培安的地级市的区委书记那儿来的能量,竟然动用所谓独立的公检法3个司法单位和纪委罗织罪名陷害举报人并导致其冤死狱中。
 
其实在中国,立法、司法和行政三项权力既不分离也不独立,它们全被执政党包揽和垄断,变成统治集团私家的囊中之物和维护自身利益的工具。最近,胡锦涛的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报告无疑给谎称独立的报告人一记沉重的耳光,该文强势宣告要筑牢抵御西方多党制和三权分离制衡等错误思想干扰的防线。把能产生相对清廉干净政府的西方制度丑化成邪路,同时,把滋生成群贪污腐化分子特色的制度赞美为正确,真不知这叫什么逻辑?


第三部分  促进和保护人权的政策与实践

8)国家报告说:中国政府把生存权和发展权放在首位。这的确与过去把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放在首位进步了一点。然而,根据联合国的人权常识,人权的方方面面是整体的、不可分割的。中国政府把生存权和发展权放在首位明显是对人权的整体性的割裂。其结果是对联合国人权工作的伤害,是挑战人权理事会的能力。再说,如此的生存权和发展权也受到质疑。根据数据分析,中国城市建立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是按联合国界定的每人每天1美元以下为贫困执行的,对每人每天不足1美元的补足1美元,以贵阳市为例每月是230元人民币,不足的补足,在贵阳市官方媒介2009年春节为困难户发红包的报道中,贵阳市就有33万人以上,这个数字还是根据有常驻户口人数来统计的。联合国界定的贫困标准是在初级教育、医疗等免费的情况下的,而中国的教育、医疗等却是民众消费的大头。综合这一因素,贵阳市的贫困人口就远不止33万人。政府的计算是以户为单位,联合国的计算则落实到人口个人。政府建立的最低生活保障标准显然是不能保障弱势民众的最基本的做人尊严的。目前,政府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仅限城镇,还有广大的农村并未惠及。中国政府的把生存权和发展权放在首位的政策这么低效,我们表示怀疑?我们认为,中国政府并非把生存权和发展权放在首位,而是把权贵集团的利益放在了首位。从中国是世界公认的贫富差距最大的国家,同时也是奢侈消费品居世界第一,管理成本核算世界最高的国家就可看出,报告中掩盖了事实的真相。

9) 国家人权报告说:中国《宪法》、《民法通则》等法律都对保障公民生命权作出了规定,国家严格控制和慎用死刑。我们认为,如果国家法律要保障公民的生命权就应当公开每年国家执行死刑人数的数据,并让公民参与关注死刑的事件中来。国家是负责任的国家就应当给出一个杀自己的百姓的正当的理由,并尽可能广泛征求广大公民舆论的认同。像上海的杀杨佳,偷偷摸摸的进行,就不是国家严格控制和慎用死刑,保障公民生命权的表现。信息不公开,尽管国家在死刑方面近年来做了不少改进,审批权向上收到了最高法院,由于缺乏信息公开,死刑个案和数据仍属于国家机密,我们就可以说国家法律说的一套,做的一套。

据BBC 意大利反死刑组织发表报告称,2006年全世界有5628人被处决,其中中国被处决人数达到5000人。报告称,可经证实的数据显示每年中国至少处决5000人,而有未经证实的数据称2007在中国有8000人被处决。报告引中国官员和学者的话,中国在90年代每年被处决的人数约在1.5万人左右。在死刑数量上,伊朗是仅次于中国的国家。我们想知道,这是否属实?

10) 国家人权报告说:中国的《宪法》有公民人身自由权利不受侵犯,《刑法》有非法拘禁罪,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实施上述犯罪的,依法从重处罚。我们要问撰稿人,这些条款是否排除执政党?因为,我们发现在中国有许多黑监狱,并且都是各地方党政领导安排设立的。北京法律人许志永先生从2008年9月至2009年1月,探访京城黑监狱不同地点8次之多,其中之一是探访被关押在北京陶然亭附近太平街青年宾馆后面胡同里黑监狱的上访者。在各地,有许多的上访者、维权人士、持不同政见者、和弱势群体被关押于当地的黑监狱里,这已经是公开的秘密。其中,我们人权捍卫者被非法拘禁或关押已经成为生活中的常事。2008年12月4日,我们贵州的三名人权捍卫者被当地公安在不出据任何法律手续的情况下遭到非法拘禁长达一星期之久。湖北民间人士姚立法先生在2009年1月要参加武汉领事馆的祝贺奥巴马总统任职活动被官方强行拘禁数日。我们人权捍卫者还注意到对付官员的双规制,大批的官员被任意剥夺了人身自由权,要求在规定的时间,规定的地点谈清楚自己的事情。有执法人员公然称谓道,双规比法律还要管用。我们对这种践踏法律,侵犯公民人身自由权的恶行感到愤慨。在这里,我们同样要关注官员的人权。在大陆中国,公民没有自由迁徙权,没有出门旅游权、探亲访友权。当然,你要有这些权利也可以,那就是你不得关心国家大事,不得批评政府和监督政府官员。如果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不相信我们说的事实,我们可以出示这方面的证据!

11) 报告妄称:法院通过公开审判制度、辩护制度、回避制度、人民陪审员制度等一系列机制保障公正审判。我们要问撰稿人,中国的司法独立吗?政法委、政法委书记制在司法部门是干什么的?中国的司法部门运作就像党军的运作一样,很不专业,也没有职业道德。他们在审判中,重的是看上级党委的指示,不依法律文本和程序法办事,政法委、政法委书记制就是专门干涉司法公正审判的。政法委,政法委书记制的存在架空了辩护制度、陪审员制度,破坏了司法的公正性。因为,政法委,政法委书记制实际上是表达了党指挥枪的革命传统,是在于确保司法部门永远忠于党,而不是忠于法律,更不是忠于国家和人民。看一看因极权导致的司法部门腐败严重的现象,看一看因执行党的指示导致的各种各样的冤假错案和人权灾难。我们可以说,整个公安、检察院、法院、等司法系统,实际上早就成为党国利益集团管辖的工具,司法部门几乎不受任何中国公民、新闻媒体的监督,不按法律程序办案,使那些弱势群体中的每一个个体极易遭受到不公正的审判。要证实这个提问不难,请人权理事会质问中国政府:政法委、政法委书记制与司法公正有何关系?

12) 国家报告说:中国的法律规定公民有信仰和不信仰的自由,国家保障公民的信仰自由权。我们引用广大信仰者的话说,中国的法律是写给外国人看的,这是普遍大陆中国人的看法。中国的宗教信仰自由应当这样写道:在官方宗教局、三自爱国委员会领导下的自由。新疆的穆斯林伊斯兰教信徒是如此,西藏藏民的喇嘛教是如此,天主教、基督教是如此。最近,新疆的伊斯兰教信徒、西藏的喇嘛教信徒被驱赶,北京基督徒家庭教会联合会主席张明选被拒之于北京之外便可以为证。

中国政府怎么这样不知羞耻,我们再举我们身边的例子:2008年8月,贵阳的基督徒陈西先生,他曾经是贵阳基督教圣乐团的成员,因为他还是一个人权捍卫者,其基督教圣乐团成员的资格在有关单位的关照下就被取消。同是那一个月,陈西参加温州教会的同工学习班,在四天的学习中,学习班有两天被停水停电。20多人事后知道是当地政府人为扰乱,其目的是要驱赶陈西。

受政府管控和毒害的还有佛教组织。佛教界已经与政府部门成为一体,它再也没有宗教独立和宗教信仰自由可言。其部门任命、待遇和运作的商业化,世俗化已经与传统佛教不同。最近的贵阳市黔灵山寺庙的传钵制度可以为证。2008年9月,广东南华寺宣布判处超颂法师三年劳动教养;以及对江西某寺庙主持圣观法师的驱逐可以为证。

13) 国家报告说,中国《宪法》明确规定,中国公民有言论、出版等自由: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员,公民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然而,我们不得不揭穿,在这冠冕堂皇的语词之下隐藏着的确是无数的残酷迫害。据国际人权组织报道,中国是全世界关押持不同政见者人数最多的国家之一。13亿人没有言论、集会、结社、出版、游行、示威、宗教信仰等等的自由,中国民众像"罪犯"一样被判处了"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的徒刑。

政府的村村通电话、通广播电视工程、以及出版图书刊物24万种,这些业绩与言论新闻媒体自由无关。甚至可以说是党国奴役中国人的愚民政策。因为,人们只有被强迫接受的义务,没有自由选择的权利。据记者无国界组织正在编撰的一份13个国家政府为"互联网之敌"的名单,大陆中国政府是被列为其中的一个。因为,大陆中国政府参与了卑鄙无耻的审查和封锁网上批评他们内容的事。自由的互联网世界受到了来自像中国这样专制的国家的威胁。许多大陆中国人因为在互联网上发表不同的声音而被投入牢房,一些人则因此受打压丢了自己的工作。这里有一份受迫害人员的名单:

师涛、张林、杨天水、力虹、严正学、杜导斌、刘晓波、李元龙、孔佑平、黄金秋、杨子立、张宏海、徐伟、靳海科、吴义龙、徐泽荣、陶海东、拖乎提吐尼雅孜、何德普、秦永敏、李智、朱虞夫、哈达、郑贻春、阿卜杜勒加尼.梅梅特民、郭飞熊、郭起真、努尔莫哈提.亚辛、陈树庆、王小宁、齐崇怀、吕耿松、胡佳、贺彦杰、陈道军、曾宏玲、孙林、张玉辉、许万平、胡明君。 黄 琦、王炳章、陆建华、达瓦坚赞、江白加措、卓玛嘉、卢正奇、宁先华、袁湫雁、阿布露莎、任自元、郭泉等等。
  
 所谓的国家《信访条例》制,其实对许多访民来说更是一道陷阱。信访制度不但保障不了公民的言论自由,许多访民由于公开表达了自己的言论还被遭受到更多的迫害。仅说一个现象,因信访制度各地还派生了一个截访队伍。截访机构是政府的一个新部门,专为法外处罚上访人员而设的。中国的黑监狱就由这类组织管辖。北京有个马家楼,它是中国访民都比较熟习的黑监狱。


第四部分  面临的困难和挑战
  
14)这一部分的开头,我们承认国家人权报告讲得很真实,虽然经济总量已位居世界前列,但中国的人均水平仍然排在全世界的100位以后。我们还要补充道,中国的基尼系数已经达到0。45的危急警戒线!然而,中国政府把落后的原因怪罪在自然资源的贫乏上,说,在促进和保障人权方面主要是贫困人口、就业、福利、卫生、环境、安全生产、和国家工作人员人权意识差,依法行政水平不高等。我们认为这些方面是造成中国人权状态差的一部分,是中国政府有待于解决的问题之一。但是,国家报告回避了主要的问题和挑战。目前,我们认为,中国社会面临的主要难题是社会不公的问题。权贵集团把持了社会一切利益部门。贫困者永远贫困,富有者越来越富有。贫富悬殊超越了一般状态下非常的极限。地区之间、城乡之间、社会不同类群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然而,权贵集团永远不可能满足的恶性膨胀,继续导致社会严重的不公,社会失态的险象环生!
 
而社会不公,社会陷落于失范的原因在于一党极权制度。 实行政治制度的革命,彻底告别旧有的一党专政制度,照《零八宪章》所阐明的去实践,这才是我们国家最大的挑战。

国家报告不省察上层权贵集团,不追究制度作恶的原因,不指责是一党专制造成了中国目前的困局,却对一般工作人员发难。这种避难就易的表述不是承担困难勇于挑战的坦率态度。譬如,我们认为很多人权灾难或困局都是由国家行为造成的,绝非一般工作人员的责任。远的有89、64惨案,镇压法轮功;近的有在2008年3月15日,贵州省警方出动几百名警察在公共场所公开收缴《世界人权宣言》,禁止进行人权知识宣传;2008年12月4日,警力抓捕响应联合国号召举行世界人权宣言发布60周年纪念活动的组织者,驱赶参加纪念活动的人士的行为。这样的行为归罪于物质条件差,贫困人口多,国家工作人员依法行政能力水平低?有说服力吗?


第六、七部分  香港特区、澳门特区促进和保护人权的情况

15) 我们注意到国家人权报告第115节表态,在2008年至2012年,第三届特区政府会推动香港的选举方法至一中途站。特区政府会进行公众咨询,以决定2012年的两个选举方法。在2012年至2017年之间,第四届特区政府及立法会会共同处理普选行政长官的方法。我们拭目以待。尤其是澳门的情况,因为,比香港小得多的澳门立法会最近通过了《23条》。这个不能在香港通过的法案条款规定了禁止任何叛国、分裂国家、煽动叛乱、颠覆中央人民政府及窃取国家机密的行为,禁止外国的政治性组织或团体在澳门特区进行政治活动,禁止澳门的政治性组织或团体与外国政治性组织或团体建立联系。这个条款完全颠覆了澳门的一国两制,在与大陆中国法律接轨下的《基本法》已经在澳门开始否定一国两制、高度自治、享有独立的立法权的保障。尽管香港的《23条》遭到否决,我们也看到澳门《23条》中规定的涉及国家安全和颠覆的内容禁止外国的政治性组织或团体在特区进行政治活动在香港得到贯彻落实。譬如,香港入境处泄密的入境监视名单,香港司法部门对民主派人士司徒华先生的打压,香港司法当局向高等法院申请禁制令,要禁止民间电台广播自由民主的声音,多名民主异议人士被香港特区政府禁止入境。

我们大陆的人权捍卫者有权质疑香港和澳门的一国两制,我们感知到遭到大陆政府正在消解的香港和澳门的一国两制,其东方自由世界的明珠正在受损。我们可以用事实说明,香港澳门在威逼中被逐渐修改成为大陆内地的城市之一。他们心中不再有西方的法治之下的自由感,而只有中共威权制度下的顺从感;他们不再珍惜西方世界留给他们的享有尊严的生活,而喜欢上了看中共脸色的活法。因为,中共的枪炮离他们太近,他们时常在恐惧感中;西方世界离他们太远,再不可能像殖民制度那样保护他们。

16)最后一问,我们要问国家人权报告的组织者,怎么在七大部分,共125节的国家报告中缺少台湾的部分,你们可要知道,这是代表国家向人权理事会提交的国家人权状况!

这种忽视或疏漏可具有分裂国家罪的嫌疑!

要知道,我们的法律并没有把台湾划出国界,中华人民共和国可没有承认台湾独立。你们这样的报告不是在公然宣布台湾独立吗!

如果是说因为台湾的人权状态太高于我们大陆,高过香港和澳门。不方便公开述说,为了避免暴露出台湾实行真正的民主制度,台湾人享有真正的公民权利因而害臊。哪就免了!

但是,应当有个说明,好给全中国人民一个交待。这最后的提问,和以上的问题请国家外交部回答。

2009-1-24



注:1)中国政府提交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国家报告》连接:http://lib.ohchr.org/HRBodies/UPR/Documents/Session4/CN/A_HRC_WG6_4_CHN_1%20China%20national%20report.pdf

2)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普遍定期审查工作组邮箱:uprsubmissions@ohchr.org

3)中国外交部邮箱:webmaster@mfa.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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