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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营企业何时才能走出雷区?
李咏胜(四川)



民营企业极权体制中,永远走不出只能充当权势的"狗"和" 奴"的宿命。


 
200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周年。其一个值得纪念的重要内容,是推动了民营企业的产生和发展,而民营企业的发展推动了国民经济的提升,增强了国家经济实力。前一个问题的讨论,已经很多了;但后一点,人们却很少论及。

记得几年前,我在《还原牟其中:1995》一书中,曾将中国民营企业从无到有,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的生存和发展过程,大致分三个阶段:1、走投无路,当个体户;2、处处求人的私营企业;3、荆棘密布中的民营企业。我论述说:"今天,当我们回过头来查看牟其中和民营企业家所走过的这条充满艰难曲折和悲剧色彩的路线图时,不难看到他们走过的路并不是直线的,而是曲线的。而这条曲线滞后于时代的。它的坐标是国家当时给予民营企业的具体政策。为此,民营企业家的运行方式就是利用各种社会关系和非正常渠道,去求取某些政策上只有国有企业才能享有的机会和条件,比如向银行贷款、社会融资、出口许可、搞交通能源等等。

客观地看,可以说民营企业家大多都要这样被迫做。这些看似不正当的经营,大多出现在市场经济尚未建立,民营企业的地位 还未得到确定那个时期。然而,民营企业却在这种极艰难的环境下,为国民经济复苏,市场繁荣作出了巨大贡献,并以日趋茂盛和强大的生命力,为国家的现代化建设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真正成了推进国家富强和民族复兴的重要力量。历史真不应该忘记了民企业家们所创建的这些伟绩丰功!"

然而几年后的今天,当我重新面对眼前一个个接踵倒下的民营企业时,方意识到问题并不似我当时想象的那么简单。事实是,中国民营企业至今并没有走出那条发展滞后的曲线,还在体制性的雷区里徜徉徘徊。中国现在的所谓市场经济,其实并没有摆脱清末官僚买办资本的模式。

我国的改革开放是在"摸着石头过河"的非理性状态下进行的,就是走一步看一步,走到哪里算哪里。那么在实践中,我们是怎样走的呢?说穿了,就是"天不变,道亦不变"。政治上,权力不受监督的体制不变;经济上,国有企业的主导地位不变。至于其它不伤筋动骨的方面,试一试,改一改也行。中国的民营企业便是在这种时代背景下,由民间自生自长起来的没爹没娘的孩子,天生就是妾身弃儿的处境。因而从它产生的那一刻起,便如同民营企业家冯仑说的是"野蛮生长"。
    
这里,我不妨将这个"野蛮生长"时期通行的惯例,也就是所谓的"潜规则"裸露几点出来:

1、缺少资金。用钱去打通银行的关系,搞高回扣贷款就。92、93年沿海开发热时,某些民营企业从银行贷款1000万元,实际到款最多为800万元,少的则在650700万 元,利息还在其外。至于这笔贷款能否还,是另外一回事。有时,银行为了追回这笔贷款,还会再贷款去救这类企业的。因此当时,国内曾有几十家银行行长相继自杀的。那些千奇百怪的融资诈骗案、信用证诈骗案,没有哪一桩不与金融部门的里应外合有关。

2
、 没有后台。用钱去打通官场的关系,寻找到权力者的支持。有的民营企业除了公开聘用老干部做顾问或名誉董事等,还暗里给掌权官员股份,形成利益共同体。以致这种"权钱交易"发展到后来,竟形成了千古未见的奇观:每个贪官倒下去,便会有几家甚至几十家企业被牵连进去;而每个企业出了事,便会有几个官员甚至几十个官员被牵连进去。

3
、没有开发项目和优惠政策。用钱打通主管官员的关系,取得国家项目和优惠政策。至于条件,只要政府明处有"政绩",官员暗中有利益,企业创收,什么都行。以致后来,凡官员参与的开发,几乎没有几个对国家和社会有利无害。

4
、没有品牌。用钱去打通工商、质检和媒体的关系。只要工商、质检给"部优","国优","免检产品","驰名商标"等贞洁牌坊;媒体给包装、称颂,企业出多少贡钱都行。
5、没有政治地位。用钱去打通人大、政协的关系。只要平时多给老菩萨们烧香作揖,请他们到国内外考察一番,然后为自己 谋个委员、常委的位子。有的民营企业为了求得地方人大、政协的光环,甚至把他们吃喝嫖赌的费用包揽下来。今天许多地方人大、政协会议, 已经像是官员和企业家的联谊会了。
   
客观地看,上述诸种民营企业"野蛮生长"的状况,在90年代初,还不见特别凸显,但到了是90年代末已经全面开花,势不可挡。民营企业走向与权势相结合的道路,是因为体制改革无望,才有腐败的恶浪狂涛。换言之, 民营企业是在碰到了旧体制这堵威严而又冷酷的红墙之后,为了生存和发展下,才迫不得已走向与权势联姻,形成官商利益共谋集团。但由于民营企业放弃公正和原则,也就自己置于非法的危险处境,只要国家或者政权需要哪怕是权力之争,就随时可以对他们整肃,这是他们在后极权社会必然的悲剧命运。
    
后极权社会,民营企业被迫要向权势乞怜谋生,可以理解;但是一些企业做大做强之后,为什么还依旧抱着权势的大腿不放,甚至与之狼狈为奸,合伙掳掠国家资源和民众的财富,就不可宽容了。而新近发生的一系列大贪大腐案件,如"陈良宇案"、"襄汾溃坝"、"汶川豆腐渣工程"、"三聚氰胺"等等,莫不与民营企业有内在联系。

香港著名经济学家郎咸平曾指出,民营企业的发展过程本身就是一个血腥的资本积累过程,因而它本身就是带着"原罪"而来的。记得对他的"原罪论",我曾提出过异议和质疑,但现在回头来看,他的预见还是有其合理性。人类历史上的资本企业,都是以利至上。但我与郎先生的论点不同的是,正因为企业有见利忘义,为富不仁的贪婪本性,所以文明社会才构建出了那 么多遏制它们"野蛮生长"的法规和制度,来迫使它们依法文明生长。因此我们在认清了企业的"原罪"之 后,绝不能像郎咸平先生那么举起道德和公义的大棒,对它们严加打杀。而应该用理性和智慧去唤起全体国民,包括所有的民营企业家们在内,共同构建既让马儿能吃草,又要马儿跑得好的制度。这即是我们至今仍在千呼万唤的对国家政治体制的根本改革。
 
然而十分痛心的是,我们的民营企业家们时至今天为止,还依然沉迷在旧体制里,悠然做着在权势卵翼下,共同掳掠民众利益的好梦。他们好似真的由原来那种"做奴隶而不得"的境地,进入到"甘于做奴隶"的极乐世界了。他们没有意识到在一个法制不健全,权力制约机制缺失,市场经济秩序紊乱的恶劣生存状态下, 权势对于企业来说是一把双刃剑。它既可以顷刻间让某个企业富如和珅,也可以让它转瞬间又溃如蚁穴。以今年商界落马的三大巨富顾雏军、田文华、黄光裕为例:在他们得势时,权势部门为他们大开绿灯,保驾护航;可到他们垮台时,却没有谁对他们援手相救。再说这次金融风暴,也没有因为谁是红顶商人或买办企业,便宽放一马。 相反的倒是,危难之际,国家权力竭力救援的"国有企业"。至于民营企业,只能任其坠落,自生自灭。广东、上海所谓"腾笼换鸟"就是例证。

纵观民营企业之路,我觉得有必要在他们背后击猛掌,提醒他们:任何强大的权势,都是靠不住的。不能再走与虎谋皮,为权势陪葬的自我毁灭之路。他们需要回到社会公民的角色上来,把企业的利益和诉与大多数人 的利益和诉求结合在一起,共同去推动国家体制层面的改革,构建不用"潜规则"的法制社会。现代商业的昌盛需要公正与法律的保障。如此,中国民营企业才能彻底走出旧体制的雷区,融入世界经济主流。

最后,我觉得有必要对牟其中提出一点质疑:他认为中国要走上民族复兴的大国之路,唯有寄望于一个强大的威权体制,由权力理性去推动现代经济体系的建立和民主法制社会的完善。可惜,照他的思路越往前走,就越是官僚阶层和少数新贵阶层的天堂,多数人受苦受难的地狱。在极权国家内,不可能生长出自由经济和民主法制。至于权力的理性,就是痴人说梦了,权力的本身就是非理性。而与此截然相反的是,唯有彻底改革这个扼杀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威权体制,建立起一个有民主、自由的监督和制约机制制衡的新体制来,才能迫使权力真正走向理性。而民营企业极权体制中,永远走不出只能充当权势的"狗"和" 奴"的悲剧命运和宿命。反观中国企业家一个个由短暂的辉煌而最后归于沉寂,就是一个历史的结论。这其中,包括牟其中本人在内。


                                                                                       2009.1.17







民营企业极权体制中,永远走不出只能充当权势的"狗"和" 奴"的宿命。


 
200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周年。其一个值得纪念的重要内容,是推动了民营企业的产生和发展,而民营企业的发展推动了国民经济的提升,增强了国家经济实力。前一个问题的讨论,已经很多了;但后一点,人们却很少论及。

记得几年前,我在《还原牟其中:1995》一书中,曾将中国民营企业从无到有,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的生存和发展过程,大致分三个阶段:1、走投无路,当个体户;2、处处求人的私营企业;3、荆棘密布中的民营企业。我论述说:"今天,当我们回过头来查看牟其中和民营企业家所走过的这条充满艰难曲折和悲剧色彩的路线图时,不难看到他们走过的路并不是直线的,而是曲线的。而这条曲线滞后于时代的。它的坐标是国家当时给予民营企业的具体政策。为此,民营企业家的运行方式就是利用各种社会关系和非正常渠道,去求取某些政策上只有国有企业才能享有的机会和条件,比如向银行贷款、社会融资、出口许可、搞交通能源等等。

客观地看,可以说民营企业家大多都要这样被迫做。这些看似不正当的经营,大多出现在市场经济尚未建立,民营企业的地位 还未得到确定那个时期。然而,民营企业却在这种极艰难的环境下,为国民经济复苏,市场繁荣作出了巨大贡献,并以日趋茂盛和强大的生命力,为国家的现代化建设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真正成了推进国家富强和民族复兴的重要力量。历史真不应该忘记了民企业家们所创建的这些伟绩丰功!"

然而几年后的今天,当我重新面对眼前一个个接踵倒下的民营企业时,方意识到问题并不似我当时想象的那么简单。事实是,中国民营企业至今并没有走出那条发展滞后的曲线,还在体制性的雷区里徜徉徘徊。中国现在的所谓市场经济,其实并没有摆脱清末官僚买办资本的模式。

我国的改革开放是在"摸着石头过河"的非理性状态下进行的,就是走一步看一步,走到哪里算哪里。那么在实践中,我们是怎样走的呢?说穿了,就是"天不变,道亦不变"。政治上,权力不受监督的体制不变;经济上,国有企业的主导地位不变。至于其它不伤筋动骨的方面,试一试,改一改也行。中国的民营企业便是在这种时代背景下,由民间自生自长起来的没爹没娘的孩子,天生就是妾身弃儿的处境。因而从它产生的那一刻起,便如同民营企业家冯仑说的是"野蛮生长"。
    
这里,我不妨将这个"野蛮生长"时期通行的惯例,也就是所谓的"潜规则"裸露几点出来:

1、缺少资金。用钱去打通银行的关系,搞高回扣贷款就。92、93年沿海开发热时,某些民营企业从银行贷款1000万元,实际到款最多为800万元,少的则在650700万 元,利息还在其外。至于这笔贷款能否还,是另外一回事。有时,银行为了追回这笔贷款,还会再贷款去救这类企业的。因此当时,国内曾有几十家银行行长相继自杀的。那些千奇百怪的融资诈骗案、信用证诈骗案,没有哪一桩不与金融部门的里应外合有关。

2
、 没有后台。用钱去打通官场的关系,寻找到权力者的支持。有的民营企业除了公开聘用老干部做顾问或名誉董事等,还暗里给掌权官员股份,形成利益共同体。以致这种"权钱交易"发展到后来,竟形成了千古未见的奇观:每个贪官倒下去,便会有几家甚至几十家企业被牵连进去;而每个企业出了事,便会有几个官员甚至几十个官员被牵连进去。

3
、没有开发项目和优惠政策。用钱打通主管官员的关系,取得国家项目和优惠政策。至于条件,只要政府明处有"政绩",官员暗中有利益,企业创收,什么都行。以致后来,凡官员参与的开发,几乎没有几个对国家和社会有利无害。

4
、没有品牌。用钱去打通工商、质检和媒体的关系。只要工商、质检给"部优","国优","免检产品","驰名商标"等贞洁牌坊;媒体给包装、称颂,企业出多少贡钱都行。
5、没有政治地位。用钱去打通人大、政协的关系。只要平时多给老菩萨们烧香作揖,请他们到国内外考察一番,然后为自己 谋个委员、常委的位子。有的民营企业为了求得地方人大、政协的光环,甚至把他们吃喝嫖赌的费用包揽下来。今天许多地方人大、政协会议, 已经像是官员和企业家的联谊会了。
   
客观地看,上述诸种民营企业"野蛮生长"的状况,在90年代初,还不见特别凸显,但到了是90年代末已经全面开花,势不可挡。民营企业走向与权势相结合的道路,是因为体制改革无望,才有腐败的恶浪狂涛。换言之, 民营企业是在碰到了旧体制这堵威严而又冷酷的红墙之后,为了生存和发展下,才迫不得已走向与权势联姻,形成官商利益共谋集团。但由于民营企业放弃公正和原则,也就自己置于非法的危险处境,只要国家或者政权需要哪怕是权力之争,就随时可以对他们整肃,这是他们在后极权社会必然的悲剧命运。
    
后极权社会,民营企业被迫要向权势乞怜谋生,可以理解;但是一些企业做大做强之后,为什么还依旧抱着权势的大腿不放,甚至与之狼狈为奸,合伙掳掠国家资源和民众的财富,就不可宽容了。而新近发生的一系列大贪大腐案件,如"陈良宇案"、"襄汾溃坝"、"汶川豆腐渣工程"、"三聚氰胺"等等,莫不与民营企业有内在联系。

香港著名经济学家郎咸平曾指出,民营企业的发展过程本身就是一个血腥的资本积累过程,因而它本身就是带着"原罪"而来的。记得对他的"原罪论",我曾提出过异议和质疑,但现在回头来看,他的预见还是有其合理性。人类历史上的资本企业,都是以利至上。但我与郎先生的论点不同的是,正因为企业有见利忘义,为富不仁的贪婪本性,所以文明社会才构建出了那 么多遏制它们"野蛮生长"的法规和制度,来迫使它们依法文明生长。因此我们在认清了企业的"原罪"之 后,绝不能像郎咸平先生那么举起道德和公义的大棒,对它们严加打杀。而应该用理性和智慧去唤起全体国民,包括所有的民营企业家们在内,共同构建既让马儿能吃草,又要马儿跑得好的制度。这即是我们至今仍在千呼万唤的对国家政治体制的根本改革。
 
然而十分痛心的是,我们的民营企业家们时至今天为止,还依然沉迷在旧体制里,悠然做着在权势卵翼下,共同掳掠民众利益的好梦。他们好似真的由原来那种"做奴隶而不得"的境地,进入到"甘于做奴隶"的极乐世界了。他们没有意识到在一个法制不健全,权力制约机制缺失,市场经济秩序紊乱的恶劣生存状态下, 权势对于企业来说是一把双刃剑。它既可以顷刻间让某个企业富如和珅,也可以让它转瞬间又溃如蚁穴。以今年商界落马的三大巨富顾雏军、田文华、黄光裕为例:在他们得势时,权势部门为他们大开绿灯,保驾护航;可到他们垮台时,却没有谁对他们援手相救。再说这次金融风暴,也没有因为谁是红顶商人或买办企业,便宽放一马。 相反的倒是,危难之际,国家权力竭力救援的"国有企业"。至于民营企业,只能任其坠落,自生自灭。广东、上海所谓"腾笼换鸟"就是例证。

纵观民营企业之路,我觉得有必要在他们背后击猛掌,提醒他们:任何强大的权势,都是靠不住的。不能再走与虎谋皮,为权势陪葬的自我毁灭之路。他们需要回到社会公民的角色上来,把企业的利益和诉与大多数人 的利益和诉求结合在一起,共同去推动国家体制层面的改革,构建不用"潜规则"的法制社会。现代商业的昌盛需要公正与法律的保障。如此,中国民营企业才能彻底走出旧体制的雷区,融入世界经济主流。

最后,我觉得有必要对牟其中提出一点质疑:他认为中国要走上民族复兴的大国之路,唯有寄望于一个强大的威权体制,由权力理性去推动现代经济体系的建立和民主法制社会的完善。可惜,照他的思路越往前走,就越是官僚阶层和少数新贵阶层的天堂,多数人受苦受难的地狱。在极权国家内,不可能生长出自由经济和民主法制。至于权力的理性,就是痴人说梦了,权力的本身就是非理性。而与此截然相反的是,唯有彻底改革这个扼杀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威权体制,建立起一个有民主、自由的监督和制约机制制衡的新体制来,才能迫使权力真正走向理性。而民营企业极权体制中,永远走不出只能充当权势的"狗"和" 奴"的悲剧命运和宿命。反观中国企业家一个个由短暂的辉煌而最后归于沉寂,就是一个历史的结论。这其中,包括牟其中本人在内。


                                                                                       2009.1.17







民营企业极权体制中,永远走不出只能充当权势的"狗"和" 奴"的宿命。


 
200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周年。其一个值得纪念的重要内容,是推动了民营企业的产生和发展,而民营企业的发展推动了国民经济的提升,增强了国家经济实力。前一个问题的讨论,已经很多了;但后一点,人们却很少论及。

记得几年前,我在《还原牟其中:1995》一书中,曾将中国民营企业从无到有,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的生存和发展过程,大致分三个阶段:1、走投无路,当个体户;2、处处求人的私营企业;3、荆棘密布中的民营企业。我论述说:"今天,当我们回过头来查看牟其中和民营企业家所走过的这条充满艰难曲折和悲剧色彩的路线图时,不难看到他们走过的路并不是直线的,而是曲线的。而这条曲线滞后于时代的。它的坐标是国家当时给予民营企业的具体政策。为此,民营企业家的运行方式就是利用各种社会关系和非正常渠道,去求取某些政策上只有国有企业才能享有的机会和条件,比如向银行贷款、社会融资、出口许可、搞交通能源等等。

客观地看,可以说民营企业家大多都要这样被迫做。这些看似不正当的经营,大多出现在市场经济尚未建立,民营企业的地位 还未得到确定那个时期。然而,民营企业却在这种极艰难的环境下,为国民经济复苏,市场繁荣作出了巨大贡献,并以日趋茂盛和强大的生命力,为国家的现代化建设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真正成了推进国家富强和民族复兴的重要力量。历史真不应该忘记了民企业家们所创建的这些伟绩丰功!"

然而几年后的今天,当我重新面对眼前一个个接踵倒下的民营企业时,方意识到问题并不似我当时想象的那么简单。事实是,中国民营企业至今并没有走出那条发展滞后的曲线,还在体制性的雷区里徜徉徘徊。中国现在的所谓市场经济,其实并没有摆脱清末官僚买办资本的模式。

我国的改革开放是在"摸着石头过河"的非理性状态下进行的,就是走一步看一步,走到哪里算哪里。那么在实践中,我们是怎样走的呢?说穿了,就是"天不变,道亦不变"。政治上,权力不受监督的体制不变;经济上,国有企业的主导地位不变。至于其它不伤筋动骨的方面,试一试,改一改也行。中国的民营企业便是在这种时代背景下,由民间自生自长起来的没爹没娘的孩子,天生就是妾身弃儿的处境。因而从它产生的那一刻起,便如同民营企业家冯仑说的是"野蛮生长"。
    
这里,我不妨将这个"野蛮生长"时期通行的惯例,也就是所谓的"潜规则"裸露几点出来:

1、缺少资金。用钱去打通银行的关系,搞高回扣贷款就。92、93年沿海开发热时,某些民营企业从银行贷款1000万元,实际到款最多为800万元,少的则在650700万 元,利息还在其外。至于这笔贷款能否还,是另外一回事。有时,银行为了追回这笔贷款,还会再贷款去救这类企业的。因此当时,国内曾有几十家银行行长相继自杀的。那些千奇百怪的融资诈骗案、信用证诈骗案,没有哪一桩不与金融部门的里应外合有关。

2
、 没有后台。用钱去打通官场的关系,寻找到权力者的支持。有的民营企业除了公开聘用老干部做顾问或名誉董事等,还暗里给掌权官员股份,形成利益共同体。以致这种"权钱交易"发展到后来,竟形成了千古未见的奇观:每个贪官倒下去,便会有几家甚至几十家企业被牵连进去;而每个企业出了事,便会有几个官员甚至几十个官员被牵连进去。

3
、没有开发项目和优惠政策。用钱打通主管官员的关系,取得国家项目和优惠政策。至于条件,只要政府明处有"政绩",官员暗中有利益,企业创收,什么都行。以致后来,凡官员参与的开发,几乎没有几个对国家和社会有利无害。

4
、没有品牌。用钱去打通工商、质检和媒体的关系。只要工商、质检给"部优","国优","免检产品","驰名商标"等贞洁牌坊;媒体给包装、称颂,企业出多少贡钱都行。
5、没有政治地位。用钱去打通人大、政协的关系。只要平时多给老菩萨们烧香作揖,请他们到国内外考察一番,然后为自己 谋个委员、常委的位子。有的民营企业为了求得地方人大、政协的光环,甚至把他们吃喝嫖赌的费用包揽下来。今天许多地方人大、政协会议, 已经像是官员和企业家的联谊会了。
   
客观地看,上述诸种民营企业"野蛮生长"的状况,在90年代初,还不见特别凸显,但到了是90年代末已经全面开花,势不可挡。民营企业走向与权势相结合的道路,是因为体制改革无望,才有腐败的恶浪狂涛。换言之, 民营企业是在碰到了旧体制这堵威严而又冷酷的红墙之后,为了生存和发展下,才迫不得已走向与权势联姻,形成官商利益共谋集团。但由于民营企业放弃公正和原则,也就自己置于非法的危险处境,只要国家或者政权需要哪怕是权力之争,就随时可以对他们整肃,这是他们在后极权社会必然的悲剧命运。
    
后极权社会,民营企业被迫要向权势乞怜谋生,可以理解;但是一些企业做大做强之后,为什么还依旧抱着权势的大腿不放,甚至与之狼狈为奸,合伙掳掠国家资源和民众的财富,就不可宽容了。而新近发生的一系列大贪大腐案件,如"陈良宇案"、"襄汾溃坝"、"汶川豆腐渣工程"、"三聚氰胺"等等,莫不与民营企业有内在联系。

香港著名经济学家郎咸平曾指出,民营企业的发展过程本身就是一个血腥的资本积累过程,因而它本身就是带着"原罪"而来的。记得对他的"原罪论",我曾提出过异议和质疑,但现在回头来看,他的预见还是有其合理性。人类历史上的资本企业,都是以利至上。但我与郎先生的论点不同的是,正因为企业有见利忘义,为富不仁的贪婪本性,所以文明社会才构建出了那 么多遏制它们"野蛮生长"的法规和制度,来迫使它们依法文明生长。因此我们在认清了企业的"原罪"之 后,绝不能像郎咸平先生那么举起道德和公义的大棒,对它们严加打杀。而应该用理性和智慧去唤起全体国民,包括所有的民营企业家们在内,共同构建既让马儿能吃草,又要马儿跑得好的制度。这即是我们至今仍在千呼万唤的对国家政治体制的根本改革。
 
然而十分痛心的是,我们的民营企业家们时至今天为止,还依然沉迷在旧体制里,悠然做着在权势卵翼下,共同掳掠民众利益的好梦。他们好似真的由原来那种"做奴隶而不得"的境地,进入到"甘于做奴隶"的极乐世界了。他们没有意识到在一个法制不健全,权力制约机制缺失,市场经济秩序紊乱的恶劣生存状态下, 权势对于企业来说是一把双刃剑。它既可以顷刻间让某个企业富如和珅,也可以让它转瞬间又溃如蚁穴。以今年商界落马的三大巨富顾雏军、田文华、黄光裕为例:在他们得势时,权势部门为他们大开绿灯,保驾护航;可到他们垮台时,却没有谁对他们援手相救。再说这次金融风暴,也没有因为谁是红顶商人或买办企业,便宽放一马。 相反的倒是,危难之际,国家权力竭力救援的"国有企业"。至于民营企业,只能任其坠落,自生自灭。广东、上海所谓"腾笼换鸟"就是例证。

纵观民营企业之路,我觉得有必要在他们背后击猛掌,提醒他们:任何强大的权势,都是靠不住的。不能再走与虎谋皮,为权势陪葬的自我毁灭之路。他们需要回到社会公民的角色上来,把企业的利益和诉与大多数人 的利益和诉求结合在一起,共同去推动国家体制层面的改革,构建不用"潜规则"的法制社会。现代商业的昌盛需要公正与法律的保障。如此,中国民营企业才能彻底走出旧体制的雷区,融入世界经济主流。

最后,我觉得有必要对牟其中提出一点质疑:他认为中国要走上民族复兴的大国之路,唯有寄望于一个强大的威权体制,由权力理性去推动现代经济体系的建立和民主法制社会的完善。可惜,照他的思路越往前走,就越是官僚阶层和少数新贵阶层的天堂,多数人受苦受难的地狱。在极权国家内,不可能生长出自由经济和民主法制。至于权力的理性,就是痴人说梦了,权力的本身就是非理性。而与此截然相反的是,唯有彻底改革这个扼杀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威权体制,建立起一个有民主、自由的监督和制约机制制衡的新体制来,才能迫使权力真正走向理性。而民营企业极权体制中,永远走不出只能充当权势的"狗"和" 奴"的悲剧命运和宿命。反观中国企业家一个个由短暂的辉煌而最后归于沉寂,就是一个历史的结论。这其中,包括牟其中本人在内。


                                                                                       2009.1.17







民营企业极权体制中,永远走不出只能充当权势的"狗"和" 奴"的宿命。


 
200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周年。其一个值得纪念的重要内容,是推动了民营企业的产生和发展,而民营企业的发展推动了国民经济的提升,增强了国家经济实力。前一个问题的讨论,已经很多了;但后一点,人们却很少论及。

记得几年前,我在《还原牟其中:1995》一书中,曾将中国民营企业从无到有,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的生存和发展过程,大致分三个阶段:1、走投无路,当个体户;2、处处求人的私营企业;3、荆棘密布中的民营企业。我论述说:"今天,当我们回过头来查看牟其中和民营企业家所走过的这条充满艰难曲折和悲剧色彩的路线图时,不难看到他们走过的路并不是直线的,而是曲线的。而这条曲线滞后于时代的。它的坐标是国家当时给予民营企业的具体政策。为此,民营企业家的运行方式就是利用各种社会关系和非正常渠道,去求取某些政策上只有国有企业才能享有的机会和条件,比如向银行贷款、社会融资、出口许可、搞交通能源等等。

客观地看,可以说民营企业家大多都要这样被迫做。这些看似不正当的经营,大多出现在市场经济尚未建立,民营企业的地位 还未得到确定那个时期。然而,民营企业却在这种极艰难的环境下,为国民经济复苏,市场繁荣作出了巨大贡献,并以日趋茂盛和强大的生命力,为国家的现代化建设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真正成了推进国家富强和民族复兴的重要力量。历史真不应该忘记了民企业家们所创建的这些伟绩丰功!"

然而几年后的今天,当我重新面对眼前一个个接踵倒下的民营企业时,方意识到问题并不似我当时想象的那么简单。事实是,中国民营企业至今并没有走出那条发展滞后的曲线,还在体制性的雷区里徜徉徘徊。中国现在的所谓市场经济,其实并没有摆脱清末官僚买办资本的模式。

我国的改革开放是在"摸着石头过河"的非理性状态下进行的,就是走一步看一步,走到哪里算哪里。那么在实践中,我们是怎样走的呢?说穿了,就是"天不变,道亦不变"。政治上,权力不受监督的体制不变;经济上,国有企业的主导地位不变。至于其它不伤筋动骨的方面,试一试,改一改也行。中国的民营企业便是在这种时代背景下,由民间自生自长起来的没爹没娘的孩子,天生就是妾身弃儿的处境。因而从它产生的那一刻起,便如同民营企业家冯仑说的是"野蛮生长"。
    
这里,我不妨将这个"野蛮生长"时期通行的惯例,也就是所谓的"潜规则"裸露几点出来:

1、缺少资金。用钱去打通银行的关系,搞高回扣贷款就。92、93年沿海开发热时,某些民营企业从银行贷款1000万元,实际到款最多为800万元,少的则在650700万 元,利息还在其外。至于这笔贷款能否还,是另外一回事。有时,银行为了追回这笔贷款,还会再贷款去救这类企业的。因此当时,国内曾有几十家银行行长相继自杀的。那些千奇百怪的融资诈骗案、信用证诈骗案,没有哪一桩不与金融部门的里应外合有关。

2
、 没有后台。用钱去打通官场的关系,寻找到权力者的支持。有的民营企业除了公开聘用老干部做顾问或名誉董事等,还暗里给掌权官员股份,形成利益共同体。以致这种"权钱交易"发展到后来,竟形成了千古未见的奇观:每个贪官倒下去,便会有几家甚至几十家企业被牵连进去;而每个企业出了事,便会有几个官员甚至几十个官员被牵连进去。

3
、没有开发项目和优惠政策。用钱打通主管官员的关系,取得国家项目和优惠政策。至于条件,只要政府明处有"政绩",官员暗中有利益,企业创收,什么都行。以致后来,凡官员参与的开发,几乎没有几个对国家和社会有利无害。

4
、没有品牌。用钱去打通工商、质检和媒体的关系。只要工商、质检给"部优","国优","免检产品","驰名商标"等贞洁牌坊;媒体给包装、称颂,企业出多少贡钱都行。
5、没有政治地位。用钱去打通人大、政协的关系。只要平时多给老菩萨们烧香作揖,请他们到国内外考察一番,然后为自己 谋个委员、常委的位子。有的民营企业为了求得地方人大、政协的光环,甚至把他们吃喝嫖赌的费用包揽下来。今天许多地方人大、政协会议, 已经像是官员和企业家的联谊会了。
   
客观地看,上述诸种民营企业"野蛮生长"的状况,在90年代初,还不见特别凸显,但到了是90年代末已经全面开花,势不可挡。民营企业走向与权势相结合的道路,是因为体制改革无望,才有腐败的恶浪狂涛。换言之, 民营企业是在碰到了旧体制这堵威严而又冷酷的红墙之后,为了生存和发展下,才迫不得已走向与权势联姻,形成官商利益共谋集团。但由于民营企业放弃公正和原则,也就自己置于非法的危险处境,只要国家或者政权需要哪怕是权力之争,就随时可以对他们整肃,这是他们在后极权社会必然的悲剧命运。
    
后极权社会,民营企业被迫要向权势乞怜谋生,可以理解;但是一些企业做大做强之后,为什么还依旧抱着权势的大腿不放,甚至与之狼狈为奸,合伙掳掠国家资源和民众的财富,就不可宽容了。而新近发生的一系列大贪大腐案件,如"陈良宇案"、"襄汾溃坝"、"汶川豆腐渣工程"、"三聚氰胺"等等,莫不与民营企业有内在联系。

香港著名经济学家郎咸平曾指出,民营企业的发展过程本身就是一个血腥的资本积累过程,因而它本身就是带着"原罪"而来的。记得对他的"原罪论",我曾提出过异议和质疑,但现在回头来看,他的预见还是有其合理性。人类历史上的资本企业,都是以利至上。但我与郎先生的论点不同的是,正因为企业有见利忘义,为富不仁的贪婪本性,所以文明社会才构建出了那 么多遏制它们"野蛮生长"的法规和制度,来迫使它们依法文明生长。因此我们在认清了企业的"原罪"之 后,绝不能像郎咸平先生那么举起道德和公义的大棒,对它们严加打杀。而应该用理性和智慧去唤起全体国民,包括所有的民营企业家们在内,共同构建既让马儿能吃草,又要马儿跑得好的制度。这即是我们至今仍在千呼万唤的对国家政治体制的根本改革。
 
然而十分痛心的是,我们的民营企业家们时至今天为止,还依然沉迷在旧体制里,悠然做着在权势卵翼下,共同掳掠民众利益的好梦。他们好似真的由原来那种"做奴隶而不得"的境地,进入到"甘于做奴隶"的极乐世界了。他们没有意识到在一个法制不健全,权力制约机制缺失,市场经济秩序紊乱的恶劣生存状态下, 权势对于企业来说是一把双刃剑。它既可以顷刻间让某个企业富如和珅,也可以让它转瞬间又溃如蚁穴。以今年商界落马的三大巨富顾雏军、田文华、黄光裕为例:在他们得势时,权势部门为他们大开绿灯,保驾护航;可到他们垮台时,却没有谁对他们援手相救。再说这次金融风暴,也没有因为谁是红顶商人或买办企业,便宽放一马。 相反的倒是,危难之际,国家权力竭力救援的"国有企业"。至于民营企业,只能任其坠落,自生自灭。广东、上海所谓"腾笼换鸟"就是例证。

纵观民营企业之路,我觉得有必要在他们背后击猛掌,提醒他们:任何强大的权势,都是靠不住的。不能再走与虎谋皮,为权势陪葬的自我毁灭之路。他们需要回到社会公民的角色上来,把企业的利益和诉与大多数人 的利益和诉求结合在一起,共同去推动国家体制层面的改革,构建不用"潜规则"的法制社会。现代商业的昌盛需要公正与法律的保障。如此,中国民营企业才能彻底走出旧体制的雷区,融入世界经济主流。

最后,我觉得有必要对牟其中提出一点质疑:他认为中国要走上民族复兴的大国之路,唯有寄望于一个强大的威权体制,由权力理性去推动现代经济体系的建立和民主法制社会的完善。可惜,照他的思路越往前走,就越是官僚阶层和少数新贵阶层的天堂,多数人受苦受难的地狱。在极权国家内,不可能生长出自由经济和民主法制。至于权力的理性,就是痴人说梦了,权力的本身就是非理性。而与此截然相反的是,唯有彻底改革这个扼杀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威权体制,建立起一个有民主、自由的监督和制约机制制衡的新体制来,才能迫使权力真正走向理性。而民营企业极权体制中,永远走不出只能充当权势的"狗"和" 奴"的悲剧命运和宿命。反观中国企业家一个个由短暂的辉煌而最后归于沉寂,就是一个历史的结论。这其中,包括牟其中本人在内。


                                                                                       2009.1.17







民营企业极权体制中,永远走不出只能充当权势的"狗"和" 奴"的宿命。


 
200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周年。其一个值得纪念的重要内容,是推动了民营企业的产生和发展,而民营企业的发展推动了国民经济的提升,增强了国家经济实力。前一个问题的讨论,已经很多了;但后一点,人们却很少论及。

记得几年前,我在《还原牟其中:1995》一书中,曾将中国民营企业从无到有,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的生存和发展过程,大致分三个阶段:1、走投无路,当个体户;2、处处求人的私营企业;3、荆棘密布中的民营企业。我论述说:"今天,当我们回过头来查看牟其中和民营企业家所走过的这条充满艰难曲折和悲剧色彩的路线图时,不难看到他们走过的路并不是直线的,而是曲线的。而这条曲线滞后于时代的。它的坐标是国家当时给予民营企业的具体政策。为此,民营企业家的运行方式就是利用各种社会关系和非正常渠道,去求取某些政策上只有国有企业才能享有的机会和条件,比如向银行贷款、社会融资、出口许可、搞交通能源等等。

客观地看,可以说民营企业家大多都要这样被迫做。这些看似不正当的经营,大多出现在市场经济尚未建立,民营企业的地位 还未得到确定那个时期。然而,民营企业却在这种极艰难的环境下,为国民经济复苏,市场繁荣作出了巨大贡献,并以日趋茂盛和强大的生命力,为国家的现代化建设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真正成了推进国家富强和民族复兴的重要力量。历史真不应该忘记了民企业家们所创建的这些伟绩丰功!"

然而几年后的今天,当我重新面对眼前一个个接踵倒下的民营企业时,方意识到问题并不似我当时想象的那么简单。事实是,中国民营企业至今并没有走出那条发展滞后的曲线,还在体制性的雷区里徜徉徘徊。中国现在的所谓市场经济,其实并没有摆脱清末官僚买办资本的模式。

我国的改革开放是在"摸着石头过河"的非理性状态下进行的,就是走一步看一步,走到哪里算哪里。那么在实践中,我们是怎样走的呢?说穿了,就是"天不变,道亦不变"。政治上,权力不受监督的体制不变;经济上,国有企业的主导地位不变。至于其它不伤筋动骨的方面,试一试,改一改也行。中国的民营企业便是在这种时代背景下,由民间自生自长起来的没爹没娘的孩子,天生就是妾身弃儿的处境。因而从它产生的那一刻起,便如同民营企业家冯仑说的是"野蛮生长"。
    
这里,我不妨将这个"野蛮生长"时期通行的惯例,也就是所谓的"潜规则"裸露几点出来:

1、缺少资金。用钱去打通银行的关系,搞高回扣贷款就。92、93年沿海开发热时,某些民营企业从银行贷款1000万元,实际到款最多为800万元,少的则在650700万 元,利息还在其外。至于这笔贷款能否还,是另外一回事。有时,银行为了追回这笔贷款,还会再贷款去救这类企业的。因此当时,国内曾有几十家银行行长相继自杀的。那些千奇百怪的融资诈骗案、信用证诈骗案,没有哪一桩不与金融部门的里应外合有关。

2
、 没有后台。用钱去打通官场的关系,寻找到权力者的支持。有的民营企业除了公开聘用老干部做顾问或名誉董事等,还暗里给掌权官员股份,形成利益共同体。以致这种"权钱交易"发展到后来,竟形成了千古未见的奇观:每个贪官倒下去,便会有几家甚至几十家企业被牵连进去;而每个企业出了事,便会有几个官员甚至几十个官员被牵连进去。

3
、没有开发项目和优惠政策。用钱打通主管官员的关系,取得国家项目和优惠政策。至于条件,只要政府明处有"政绩",官员暗中有利益,企业创收,什么都行。以致后来,凡官员参与的开发,几乎没有几个对国家和社会有利无害。

4
、没有品牌。用钱去打通工商、质检和媒体的关系。只要工商、质检给"部优","国优","免检产品","驰名商标"等贞洁牌坊;媒体给包装、称颂,企业出多少贡钱都行。
5、没有政治地位。用钱去打通人大、政协的关系。只要平时多给老菩萨们烧香作揖,请他们到国内外考察一番,然后为自己 谋个委员、常委的位子。有的民营企业为了求得地方人大、政协的光环,甚至把他们吃喝嫖赌的费用包揽下来。今天许多地方人大、政协会议, 已经像是官员和企业家的联谊会了。
   
客观地看,上述诸种民营企业"野蛮生长"的状况,在90年代初,还不见特别凸显,但到了是90年代末已经全面开花,势不可挡。民营企业走向与权势相结合的道路,是因为体制改革无望,才有腐败的恶浪狂涛。换言之, 民营企业是在碰到了旧体制这堵威严而又冷酷的红墙之后,为了生存和发展下,才迫不得已走向与权势联姻,形成官商利益共谋集团。但由于民营企业放弃公正和原则,也就自己置于非法的危险处境,只要国家或者政权需要哪怕是权力之争,就随时可以对他们整肃,这是他们在后极权社会必然的悲剧命运。
    
后极权社会,民营企业被迫要向权势乞怜谋生,可以理解;但是一些企业做大做强之后,为什么还依旧抱着权势的大腿不放,甚至与之狼狈为奸,合伙掳掠国家资源和民众的财富,就不可宽容了。而新近发生的一系列大贪大腐案件,如"陈良宇案"、"襄汾溃坝"、"汶川豆腐渣工程"、"三聚氰胺"等等,莫不与民营企业有内在联系。

香港著名经济学家郎咸平曾指出,民营企业的发展过程本身就是一个血腥的资本积累过程,因而它本身就是带着"原罪"而来的。记得对他的"原罪论",我曾提出过异议和质疑,但现在回头来看,他的预见还是有其合理性。人类历史上的资本企业,都是以利至上。但我与郎先生的论点不同的是,正因为企业有见利忘义,为富不仁的贪婪本性,所以文明社会才构建出了那 么多遏制它们"野蛮生长"的法规和制度,来迫使它们依法文明生长。因此我们在认清了企业的"原罪"之 后,绝不能像郎咸平先生那么举起道德和公义的大棒,对它们严加打杀。而应该用理性和智慧去唤起全体国民,包括所有的民营企业家们在内,共同构建既让马儿能吃草,又要马儿跑得好的制度。这即是我们至今仍在千呼万唤的对国家政治体制的根本改革。
 
然而十分痛心的是,我们的民营企业家们时至今天为止,还依然沉迷在旧体制里,悠然做着在权势卵翼下,共同掳掠民众利益的好梦。他们好似真的由原来那种"做奴隶而不得"的境地,进入到"甘于做奴隶"的极乐世界了。他们没有意识到在一个法制不健全,权力制约机制缺失,市场经济秩序紊乱的恶劣生存状态下, 权势对于企业来说是一把双刃剑。它既可以顷刻间让某个企业富如和珅,也可以让它转瞬间又溃如蚁穴。以今年商界落马的三大巨富顾雏军、田文华、黄光裕为例:在他们得势时,权势部门为他们大开绿灯,保驾护航;可到他们垮台时,却没有谁对他们援手相救。再说这次金融风暴,也没有因为谁是红顶商人或买办企业,便宽放一马。 相反的倒是,危难之际,国家权力竭力救援的"国有企业"。至于民营企业,只能任其坠落,自生自灭。广东、上海所谓"腾笼换鸟"就是例证。

纵观民营企业之路,我觉得有必要在他们背后击猛掌,提醒他们:任何强大的权势,都是靠不住的。不能再走与虎谋皮,为权势陪葬的自我毁灭之路。他们需要回到社会公民的角色上来,把企业的利益和诉与大多数人 的利益和诉求结合在一起,共同去推动国家体制层面的改革,构建不用"潜规则"的法制社会。现代商业的昌盛需要公正与法律的保障。如此,中国民营企业才能彻底走出旧体制的雷区,融入世界经济主流。

最后,我觉得有必要对牟其中提出一点质疑:他认为中国要走上民族复兴的大国之路,唯有寄望于一个强大的威权体制,由权力理性去推动现代经济体系的建立和民主法制社会的完善。可惜,照他的思路越往前走,就越是官僚阶层和少数新贵阶层的天堂,多数人受苦受难的地狱。在极权国家内,不可能生长出自由经济和民主法制。至于权力的理性,就是痴人说梦了,权力的本身就是非理性。而与此截然相反的是,唯有彻底改革这个扼杀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威权体制,建立起一个有民主、自由的监督和制约机制制衡的新体制来,才能迫使权力真正走向理性。而民营企业极权体制中,永远走不出只能充当权势的"狗"和" 奴"的悲剧命运和宿命。反观中国企业家一个个由短暂的辉煌而最后归于沉寂,就是一个历史的结论。这其中,包括牟其中本人在内。


                                                                                       2009.1.17







民营企业极权体制中,永远走不出只能充当权势的"狗"和" 奴"的宿命。


 
200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周年。其一个值得纪念的重要内容,是推动了民营企业的产生和发展,而民营企业的发展推动了国民经济的提升,增强了国家经济实力。前一个问题的讨论,已经很多了;但后一点,人们却很少论及。

记得几年前,我在《还原牟其中:1995》一书中,曾将中国民营企业从无到有,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的生存和发展过程,大致分三个阶段:1、走投无路,当个体户;2、处处求人的私营企业;3、荆棘密布中的民营企业。我论述说:"今天,当我们回过头来查看牟其中和民营企业家所走过的这条充满艰难曲折和悲剧色彩的路线图时,不难看到他们走过的路并不是直线的,而是曲线的。而这条曲线滞后于时代的。它的坐标是国家当时给予民营企业的具体政策。为此,民营企业家的运行方式就是利用各种社会关系和非正常渠道,去求取某些政策上只有国有企业才能享有的机会和条件,比如向银行贷款、社会融资、出口许可、搞交通能源等等。

客观地看,可以说民营企业家大多都要这样被迫做。这些看似不正当的经营,大多出现在市场经济尚未建立,民营企业的地位 还未得到确定那个时期。然而,民营企业却在这种极艰难的环境下,为国民经济复苏,市场繁荣作出了巨大贡献,并以日趋茂盛和强大的生命力,为国家的现代化建设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真正成了推进国家富强和民族复兴的重要力量。历史真不应该忘记了民企业家们所创建的这些伟绩丰功!"

然而几年后的今天,当我重新面对眼前一个个接踵倒下的民营企业时,方意识到问题并不似我当时想象的那么简单。事实是,中国民营企业至今并没有走出那条发展滞后的曲线,还在体制性的雷区里徜徉徘徊。中国现在的所谓市场经济,其实并没有摆脱清末官僚买办资本的模式。

我国的改革开放是在"摸着石头过河"的非理性状态下进行的,就是走一步看一步,走到哪里算哪里。那么在实践中,我们是怎样走的呢?说穿了,就是"天不变,道亦不变"。政治上,权力不受监督的体制不变;经济上,国有企业的主导地位不变。至于其它不伤筋动骨的方面,试一试,改一改也行。中国的民营企业便是在这种时代背景下,由民间自生自长起来的没爹没娘的孩子,天生就是妾身弃儿的处境。因而从它产生的那一刻起,便如同民营企业家冯仑说的是"野蛮生长"。
    
这里,我不妨将这个"野蛮生长"时期通行的惯例,也就是所谓的"潜规则"裸露几点出来:

1、缺少资金。用钱去打通银行的关系,搞高回扣贷款就。92、93年沿海开发热时,某些民营企业从银行贷款1000万元,实际到款最多为800万元,少的则在650700万 元,利息还在其外。至于这笔贷款能否还,是另外一回事。有时,银行为了追回这笔贷款,还会再贷款去救这类企业的。因此当时,国内曾有几十家银行行长相继自杀的。那些千奇百怪的融资诈骗案、信用证诈骗案,没有哪一桩不与金融部门的里应外合有关。

2
、 没有后台。用钱去打通官场的关系,寻找到权力者的支持。有的民营企业除了公开聘用老干部做顾问或名誉董事等,还暗里给掌权官员股份,形成利益共同体。以致这种"权钱交易"发展到后来,竟形成了千古未见的奇观:每个贪官倒下去,便会有几家甚至几十家企业被牵连进去;而每个企业出了事,便会有几个官员甚至几十个官员被牵连进去。

3
、没有开发项目和优惠政策。用钱打通主管官员的关系,取得国家项目和优惠政策。至于条件,只要政府明处有"政绩",官员暗中有利益,企业创收,什么都行。以致后来,凡官员参与的开发,几乎没有几个对国家和社会有利无害。

4
、没有品牌。用钱去打通工商、质检和媒体的关系。只要工商、质检给"部优","国优","免检产品","驰名商标"等贞洁牌坊;媒体给包装、称颂,企业出多少贡钱都行。
5、没有政治地位。用钱去打通人大、政协的关系。只要平时多给老菩萨们烧香作揖,请他们到国内外考察一番,然后为自己 谋个委员、常委的位子。有的民营企业为了求得地方人大、政协的光环,甚至把他们吃喝嫖赌的费用包揽下来。今天许多地方人大、政协会议, 已经像是官员和企业家的联谊会了。
   
客观地看,上述诸种民营企业"野蛮生长"的状况,在90年代初,还不见特别凸显,但到了是90年代末已经全面开花,势不可挡。民营企业走向与权势相结合的道路,是因为体制改革无望,才有腐败的恶浪狂涛。换言之, 民营企业是在碰到了旧体制这堵威严而又冷酷的红墙之后,为了生存和发展下,才迫不得已走向与权势联姻,形成官商利益共谋集团。但由于民营企业放弃公正和原则,也就自己置于非法的危险处境,只要国家或者政权需要哪怕是权力之争,就随时可以对他们整肃,这是他们在后极权社会必然的悲剧命运。
    
后极权社会,民营企业被迫要向权势乞怜谋生,可以理解;但是一些企业做大做强之后,为什么还依旧抱着权势的大腿不放,甚至与之狼狈为奸,合伙掳掠国家资源和民众的财富,就不可宽容了。而新近发生的一系列大贪大腐案件,如"陈良宇案"、"襄汾溃坝"、"汶川豆腐渣工程"、"三聚氰胺"等等,莫不与民营企业有内在联系。

香港著名经济学家郎咸平曾指出,民营企业的发展过程本身就是一个血腥的资本积累过程,因而它本身就是带着"原罪"而来的。记得对他的"原罪论",我曾提出过异议和质疑,但现在回头来看,他的预见还是有其合理性。人类历史上的资本企业,都是以利至上。但我与郎先生的论点不同的是,正因为企业有见利忘义,为富不仁的贪婪本性,所以文明社会才构建出了那 么多遏制它们"野蛮生长"的法规和制度,来迫使它们依法文明生长。因此我们在认清了企业的"原罪"之 后,绝不能像郎咸平先生那么举起道德和公义的大棒,对它们严加打杀。而应该用理性和智慧去唤起全体国民,包括所有的民营企业家们在内,共同构建既让马儿能吃草,又要马儿跑得好的制度。这即是我们至今仍在千呼万唤的对国家政治体制的根本改革。
 
然而十分痛心的是,我们的民营企业家们时至今天为止,还依然沉迷在旧体制里,悠然做着在权势卵翼下,共同掳掠民众利益的好梦。他们好似真的由原来那种"做奴隶而不得"的境地,进入到"甘于做奴隶"的极乐世界了。他们没有意识到在一个法制不健全,权力制约机制缺失,市场经济秩序紊乱的恶劣生存状态下, 权势对于企业来说是一把双刃剑。它既可以顷刻间让某个企业富如和珅,也可以让它转瞬间又溃如蚁穴。以今年商界落马的三大巨富顾雏军、田文华、黄光裕为例:在他们得势时,权势部门为他们大开绿灯,保驾护航;可到他们垮台时,却没有谁对他们援手相救。再说这次金融风暴,也没有因为谁是红顶商人或买办企业,便宽放一马。 相反的倒是,危难之际,国家权力竭力救援的"国有企业"。至于民营企业,只能任其坠落,自生自灭。广东、上海所谓"腾笼换鸟"就是例证。

纵观民营企业之路,我觉得有必要在他们背后击猛掌,提醒他们:任何强大的权势,都是靠不住的。不能再走与虎谋皮,为权势陪葬的自我毁灭之路。他们需要回到社会公民的角色上来,把企业的利益和诉与大多数人 的利益和诉求结合在一起,共同去推动国家体制层面的改革,构建不用"潜规则"的法制社会。现代商业的昌盛需要公正与法律的保障。如此,中国民营企业才能彻底走出旧体制的雷区,融入世界经济主流。

最后,我觉得有必要对牟其中提出一点质疑:他认为中国要走上民族复兴的大国之路,唯有寄望于一个强大的威权体制,由权力理性去推动现代经济体系的建立和民主法制社会的完善。可惜,照他的思路越往前走,就越是官僚阶层和少数新贵阶层的天堂,多数人受苦受难的地狱。在极权国家内,不可能生长出自由经济和民主法制。至于权力的理性,就是痴人说梦了,权力的本身就是非理性。而与此截然相反的是,唯有彻底改革这个扼杀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威权体制,建立起一个有民主、自由的监督和制约机制制衡的新体制来,才能迫使权力真正走向理性。而民营企业极权体制中,永远走不出只能充当权势的"狗"和" 奴"的悲剧命运和宿命。反观中国企业家一个个由短暂的辉煌而最后归于沉寂,就是一个历史的结论。这其中,包括牟其中本人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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