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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良温柔的王义珍 重庆市长寿湖右派采访录(摘选之一)
裴桑(四川)



政治是个什么东西呢?多年来,它比医术重要、比亲情重要、比善良重要、比良心重要
 

  
王义珍:1957年重庆南温泉疗养院医务人员,1935年生。
    
我这个人天生对政治不感兴趣,也不要求进步,连团员都不是。我喜欢唱歌跳舞,喜欢音乐艺术,1957年之前,我成天嘻嘻哈哈,性格十分开朗。

那个时候,经常进行政治测验,凭良心说,我不是不努力,我其它测验都很好,就是政治时事题考不起,硬是考不起,考一次败一次,不及格。不及格就要把姓名登在黑板报上,我觉得很没面子。有一次,有人对我说:王义珍,没得啥子嘛,书记还不是每次都没及格。

我们书记是个大老粗,没什么文化。

我一听,不服气了,说:那为啥子不公布书记的分数,不把他的名字上黑板?

把我打成右派当然不是以这个罪名,他们抓住我说过报纸上有很多假话给我定了一个反党反社会主义。

我的的确确说过那句话,那也的的确确是事实。

斗争我的时候,要我交待反党的思想根源。我没有根源,不晓得啷个说,憋得满面通红,只好反反复复地说:是嘛,是嘛,我反党反社会主义,我反党反社会主义。这样说过不了关,非得交待为什么要反党?为什么仇恨社会主义?动机、目的等等。前面有个右派交待得很好,深挖思想根源,我想照着他那样说,但刚说两句就混乱了,照着说我都说不来,没办法,只好连连说:我错了嘛,我错了嘛。

挖不出思想根源,被认为是顽固抗拒,把我判为极右,发18元生活费,是我们单位几个右派中处罚最重的。当然,也有我出身不好、哥哥在香港的因素。

下放长寿湖之前,我绝望得很,认定这辈子完了,再也回不了这个城市。临行前,我把毕业文凭、获奖证书、私人信件、日记本等全部烧毁。我没有成家,也没有男朋友,只有一个妈妈(后妈),她是我在这个城市的唯一亲人。

下长寿湖后,我先在狮子滩打石头男右派打,我扶钢钎,手震得火烧火辣。管我们的人叫韦少清,是个下放干部,人还不错,给我们找手套,收工后,还打热水让我们烫手。在最初那段精神和肉体都很痛苦的日子,他给我很大的安慰。

在长寿湖,我看到很多老革命、学者、专家。我心想,既然这么多优秀人物都是右派,我这个政治上落后的人也算不上冤枉了。陈孟汀(重庆市文教部部长,右派)就冲我说:你不要以为你划不来,我们这些为新中国出生入死的人都到这儿来了。

打了一段时间石头,我被派到湖里面最偏远的一个点(飞龙岛项家坝)开荒。那里没有灯,没有房子,睡在草棚下的包谷杆上,我天天去担土来造简易的泥巴屋。收工后,还要下到湖里去挑水做饭,那段日子与世隔绝,像回到原始社会。

不久,派我到三台岛喂猪,这一次调动对我一生意义重大。首先,喂猪可以偷吃点猪食,配给猪的精饲料有胡豆、红苕。大饥荒那几年,这救了我的命,还救了我妈的命。我妈在重庆活不下去,到长寿湖找我,帮我喂猪,吃口饭,当然也吃点猪饲料。我和我妈都活下来。其次,我在猪场解决了终身大事。

猪场有一个浓眉大眼的年轻人,叫陈大中,是市机械局的右派,在猪场负责打扫粪便、修补圈栏、割猪草。他手脚勤快,干活卖力,人也善良,但是他情绪很低沉,唉呀,太低沉,成天闷闷不乐,也不多说话。我性格开朗,爱唱爱跳。我看到他太消沉,想影响他一下,一来二往,产生了感情。

我们俩虽然一个消沉一个开朗,但旗鼓相当的地方很多。首先,我们都是右派,地位相等;其次,家庭出身都不好,门当户对;第三,都因为一句话落难,本是同根生。

但是,我们是右派,结婚必须要领导同意,领导要不同意,打死我也不敢。

在长寿湖那种困难环境下,我遇到了不少好人,管我们猪场的陈大姐就是其中之一,她是一个下放干部,离了婚,前夫也是右派,她对我们比较好,不整人。我们几个对她说:你不做事,活我们干完,我们遇到啥子事你帮我们解决。

我找她帮我解决的事就是同意我结婚。她很痛快地就同意了,我高兴得不得了!你不明白,她要是不同意,我说不定一辈子单身了,我不敢结婚,真的,你不明白。

1962年,我同陈大中结了婚,我27岁,他28。

那个时候物资供应还很匮乏,我们凭结婚证购买了一个热水瓶,一个脸盆,几斤水果糖。我们回重庆结的婚,在我妈妈的那间小房间里,请左邻右舍吃了几颗糖。

结婚后刚刚半年,市机械局就下令把该局在长寿湖的右派全部召回。我们两个又喜又忧,喜的是,回去当然好,忧的是我回不去,新婚就得分离,而且我已经怀了孕。

(陈大中:我很想留下来,但我在机械局的朋友说: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机会难得,先回去一个,再想办法调另一个。我觉得有道理,于是在1963年春回到重庆。)

这一分,就分了12年。1963年我生了儿子陈小峰,我每天白天劳动,晚上开会,带不了儿子,只得把他送回重庆。我每年春节探亲,见他们父子俩一面。

一年一度的探亲假,对长寿湖的右派来说,是最最重要的日子。我们最最担心的,就是监管人员以种种理由,最常见的就是改造不好,不准探亲。(五一校的李恩章就因这个罪名整整七年不准探亲。)

有一个叫聂成奎的右派(市委办公厅右派,2000年去世),管教干部先不准他探亲,大年三十天黑后,领导大概是吃得愉快,心情好,突然对他说:你走嘛,回去探亲。聂成奎回家心切,连夜出发,为了赶第二天到重庆的船,他步行往长寿走,60多里路,半夜时走不动了,蹲在一家农民的屋檐下,冷抖抖的过了一个年三十。

我也有一次连夜步行的经历。那是1969年1月,我们一帮右派,十来个,从飞龙岛出来,在狮子滩等第二天的车到长寿。当天晚上,突然有个人来给我们报信,他说:听说上面刚刚来了一个文件,为了保证文化大革命的顺利进行,今年春节右派分子一律不准探亲。

我们立马慌了手脚,乱成一团。我们已经有两年没有探亲了,去年春节,也是因为文革,不准探亲。我们一群人中有几个很有斗争经验的人,如曹贞干、李甫杰、高志长等,这一帮团市委的右派脑壳好使。他们召集大家紧急商量,李甫杰说,我们离开飞龙是经过批准的,不违规,现在没得到正式通知,走了,怪罪不到我们。所以,必须赶快离开狮子滩,步行到长寿。

大家一致同意。

从狮子滩到长寿县江边,60多里路,每个人都带了一大堆年货,大背兜、小背兜,沉甸甸的。最麻烦的是我,除了鱼鱼虾虾、红苕干、豆腐皮等等,还背得有我的小儿子陈伟,他才两个月。他们非常关心我,把我所有的年货全部分担,一个人分一部分。李普杰说:王义珍,娃儿只能你一个人背,背不背得动?我说:背得动,背得动。他们不放心,跑去找了一把秤来,一称,娃儿连皮(包裹)一共15斤。我说:15斤,得行,得行。他们还不放心,说:路上没人换你哟,你不要小看15斤。

多年来,我都记得他们。

那天晚上,天阴沉沉的,寒风冷嗖嗖地吹,我们十来个右派大包小包,背兜箩筐,急急匆匆往县城赶,一路走,一路担心有人追上来。我儿子很乖,不哭,但越来越沉,我咬紧牙一声不吭,大家憋足了劲要回家,我不能拖后腿。高志长人高马大,挑着担子虎虎虎的在前面走得没了影,喊遭不住的是成中霖(西南政法学院右派),我们叫他老翘脚。他年龄大了点,东西又多。还抱一个大菜板,一路上他老叫歇气。我们说,你把菜板丢了嘛,又不值钱,他舍不得,说走都走了这么远。

曹贞干脑瓜灵,但挑力不行,他不停地换肩,喘气,从箩筐里拎出一网鸡蛋,抓出几个,想扔,掂了掂,又放回去,挑上担子再走,实在走不动了,又把鸡蛋抓出来,还是舍不得,如此好几次。还有一个右派杨健,半路歇气时,掉了一条羊毛围巾,走了一阵才发现,他心痛得要死,要返回去找,我们好容易劝住他,他垂头丧气,路都差点走不动了。

第二天早上,我们走到县城,累得东倒西歪,赶紧找了一个招待所住下。不一会,有人跑来说快点快点!老翘脚不行了,倒在厕所里。我们慌忙跑出去。老翘脚和另一个右派上厕所,一蹲下去就站不起来。那个右派挣扎了半天才出来,但老翘脚硬是没办法。他们几个男的进去把他抬出来,他面色惨白,狼狈不堪。有人说:老翘脚,你要是把那个菜板丢了嘛也要松活点嘛。

在县城,仍然害怕长寿湖的人追上来,现在拦回去就太冤了。我们眼巴巴的盼船,每分每秒,真的是度日如年呀

到家后第三天,长寿湖又有探亲的右派回来了,他们说:根本没那回事,你们虚惊一场。

我们几个右派都说:不后悔!不后悔!
   
那些日子里,一点关爱就可以拯救一个人,让人终身难忘。

文革初期,我在飞龙岛劳动,一天,突然来了一帮人,抓我到三台岛批斗。我在三台岛喂猪的时候,渔场的一些小青年听说我文艺方面比较在行,找我帮他们编排文艺节目,我请示了管教人员,同意之后才去的。文革一来,有人揭发说:王义珍教革命青年拉二胡,拉的反动曲子梁祝。造反派认为,我同那些青年相处得很好是违反了阶级斗争,我是坏人,必须抓去斗,肃清流毒。

船到三台岛时,天已经黑了,我看见上面屋子里灯火通亮,听见一阵一阵的喊打喊杀声,长寿湖夜晚寂静,声音十分震耳十分恐怖。我骇得全身发软,双脚打颤。我望着上面屋子里透出的灯光,觉得命要丢在那点,狮子滩的批斗会上已经打死了好几个人。我想到陈大中,想到我儿子,他们在重庆......

那一坡石梯坎,我硬是走不动,差点瘫倒在地上。

(笔者按:我曾经三次登上三台岛,那一坡窄窄的石梯还在,上面的屋子已面目全非,四下一片寂静。我顺着那坡石梯往上爬,眼前活鲜鲜地出现一个年轻女人,她善良、漂亮、柔弱、无助,在黑漆漆的夜空里浑身发抖,象一只羔羊,走向灯火通亮的屠场)

正在这个时候,有一个人走到我身边,悄悄对我说:你不要怕,他们是要吼的,没做的事你不要承认。这几句话你现在听起来很一般,但那个时候我要沉下去了,一块小木板就可以救我命。他的话让我感到极大的安慰,我一下子就不打抖了,真的,很怪,我不再抖了,爬上坡走进了会场。

这个人叫顾华银,是下放渔场的学生。
   
在长寿湖,我同农民的关系特别好。那一带缺医少药,农民听说岛上有个女右派是医生,纷纷找上门来,管教干部批准后我就去给他们看病。我是无偿劳动,没一分钱报酬,还要担很大的风险,万一救治中出了问题,肯定要把我打成现行反革命。为了保险,该开三片药的我只开两片。农民朴实,你对他好,他巴心巴肠报答你,才不管你右派不右派。文革我挨斗后,不准我再去看病,把药也封了。农民不管那么多,照样找上门来。有一次,一对农民夫妇急匆匆赶来,我知道是找我,赶紧躲进屋。

管教干部把他们拦住。农民说,儿子病重,要找王医生。管教干部说:啥子王医生?她是坏人,你们晓不晓得?

农民说:那不管,我们只晓得她能救我儿子。

救儿子找公社卫生院。

公社看不好,非要王医生。

给你说了她是坏人。

农民冒火了:啥子坏人好人?我是贫下中农,是啥子人?!我儿子要是死了,告诉你,我要找你负责

我躲在屋里,不敢出去,听他们吵,心里很难过。我究竟是个什么坏人?娃儿要死了,当医生的不准去救?

最后,在农民的威胁下,管教干部让步了。我背着药包出门时,他一脸恼怒地瞪着我。

我在长寿湖21年,前前后后救治了多少人早记不清了,但农民记得,他们至今对我非常好。前几年,我小儿子结婚,专门到长寿湖渡蜜月,十多天时间,每一顿饭在不同的农民家里吃,农民排着队请我们,一大早就来等,生怕等不到。农民拉着我儿子的手说:当初没有你妈就没有我儿子,右派,好哇,好,右派。

当然,长寿湖也有专门整人的人,有一些就是右派本身。有一个叫XXX的右派,劳动时悄悄记下大家说的话,唱的歌,然后向管教干部汇报。XXX以前被别人整,她认为只有整别人自己日子才好过,果然,她后来混得不错。

陈大中:共产党就喜欢这种人汇报别人、整人的人。

王义珍:小儿子跟我住在长寿湖,大儿子跟爸爸住在重庆。我除了喂猪之外,还要出去看病,经常忙得昏天黑地。我把儿子放在一个箩筐里,给他盖一个小棉被,锁上门,任他哭。有一次回来,看见他两只小手乱舞,脚乱蹬。我仔细一看,他把小棉被咬烂了,吃进了一嘴的棉花,我骇得心都差点跳出来,要是棉花堵了气管,他这条小命就报销了。

大一点之后,我把他放在背篼里,在墙上打一根钉子,一根绳子栓在他身上,另一头系在钉子上。我没有其它办法,只有晚上回来,尽可能地多给他一点母爱。

他长到四岁的时候,我不得不把他送回重庆。岛子四面环水,粪坑又多,他活蹦乱跳,掉下去怎么办?(长寿湖教师右派尹从华的小儿子就是掉到湖里淹死的。)我总不能把一个四岁的男孩栓在钉子上。

我把他送到重庆,陪他住了两天,走前的一晚,我彻夜难眠。清晨,天还没亮,陈大中送我到朝天门。离开家门前,我在灯下细细看他,亲了又亲。他同我在长寿湖四年,从没离开过,我舍不得。轮船要开时,我使劲抓住陈大中的手,心像被掏空了

(王义珍泪流满面,陈大中眼睛也红了)

陈大中:我把小儿子送到幼儿园,他抓住铁门,坚决不进去。晚上我去接他,老师说,你这个娃儿没得办法,不吃不喝,一不留神就往外跑,抓住每一个人要妈妈,还钻到外面抱住一个过路人说:叔叔:你带我去长寿湖嘛,你带我去找妈妈嘛。

儿子整整三天坚决不吃饭,非要妈妈,左邻右舍说,没见过这么顽固的娃儿。我没办法,只好请假把他送回长寿湖。

王义珍:那几天,儿子不吃不睡,我在长寿湖也不吃不睡,那种痛苦比当右派都可怕。陈大中把他送回来,我抱着他不松手。

陈大中:我看这种日子不是个办法,十几年了,王义珍调不回来,一个家分成两半。王义珍很难,我在重庆一样的挨斗,一样的劳动,一样的过过街老鼠的日子,回到家里还没有老婆,与其如此不如回长寿湖,情愿不要这个城市户口。

我找领导谈,自愿申请到长寿湖。领导说,你要考虑好,这次下去,肯定再回不来。我回答说,我已经想好了,不后悔。

1975年,离开长寿湖13年之后,我又返回来。

王义珍:当时我们想,一家子就在长寿湖渡过余生,根本没指望什么平反昭雪的好事。1979年,中央文件下达,我和陈大中双双获得平反。我调回了重庆,但是陈大中回不来,机械局的人说,他是自己申请下去的,不属于落实政策的范围。我找到我的单位南泉疗养院,单位表示,我回来都不好安排,意思是年龄大了,业务荒疏了,哪里还能接受一个外人?我到处找人,托关系,希望收留陈大中,但是处处碰壁,我好绝望。

陈大中:我后悔得不得了,落实政策又造成我们分居,早晓得我肯定再忍耐几年。

王义珍:我四处求人,陈大中的朋友也帮忙,上上下下又折腾了一年多,他才终于回到了重庆。我们没有房子,我在市电机厂医务室上班,晚上在注射室铺一个凉板(一个清洁工借我的),带小儿子过夜,陈大中住机械局集体宿舍,与几个单身汉挤一间屋。所以,我们虽然回到重庆,但仍然分居。

1982年,我终于分到一间屋子,总算有了一个安稳的家。这一年,我们刚好结婚20周年。
  
(采访时间2001年5月5日,地点:重庆市石桥铺)

 
采访后记
              
王义珍是我小时到我家来过多次的长寿湖分子之一。她给我的外观印象是苗条修长,慈眉善目,眼睛常含着笑意,举手投足显得轻灵活泼。

我永远记得那对笑盈盈的眼睛,漂亮、亲切,盈满女性的温柔和母性的慈爱。

再见到她时已经是30多年之后。推开门,我一眼就认出了她,那双笑盈盈的眼睛,满面的和蔼亲切,连身材都保持着当年的苗条修长,虽然,头上已是斑斑白发。

可惜,她当年政治不行,屡考屡败,这一败,一生的代价就大了。

政治是个什么东西呢?多年来,它显得比医术重要、比亲情重要、比善良重要、比良心重要、比道义重要、比是非重要、比诚实重要、比真理重要。有了政治,上述那些东西统统可以不要,甚至,为了获得政治,必须先把那些东西剿灭掉。

从毛泽东念念不忘政治挂帅到江泽民大力呼喊讲政治,社会主义五十年过去了,无数个王义珍,张义珍,李义珍的大半生也过去了。

但愿未来那些喜欢政治、擅长政治的伟大人物、英明领袖、领导核心们不要再冲着象王义珍这样美丽、单纯、善良的女人下手。







政治是个什么东西呢?多年来,它比医术重要、比亲情重要、比善良重要、比良心重要
 

  
王义珍:1957年重庆南温泉疗养院医务人员,1935年生。
    
我这个人天生对政治不感兴趣,也不要求进步,连团员都不是。我喜欢唱歌跳舞,喜欢音乐艺术,1957年之前,我成天嘻嘻哈哈,性格十分开朗。

那个时候,经常进行政治测验,凭良心说,我不是不努力,我其它测验都很好,就是政治时事题考不起,硬是考不起,考一次败一次,不及格。不及格就要把姓名登在黑板报上,我觉得很没面子。有一次,有人对我说:王义珍,没得啥子嘛,书记还不是每次都没及格。

我们书记是个大老粗,没什么文化。

我一听,不服气了,说:那为啥子不公布书记的分数,不把他的名字上黑板?

把我打成右派当然不是以这个罪名,他们抓住我说过报纸上有很多假话给我定了一个反党反社会主义。

我的的确确说过那句话,那也的的确确是事实。

斗争我的时候,要我交待反党的思想根源。我没有根源,不晓得啷个说,憋得满面通红,只好反反复复地说:是嘛,是嘛,我反党反社会主义,我反党反社会主义。这样说过不了关,非得交待为什么要反党?为什么仇恨社会主义?动机、目的等等。前面有个右派交待得很好,深挖思想根源,我想照着他那样说,但刚说两句就混乱了,照着说我都说不来,没办法,只好连连说:我错了嘛,我错了嘛。

挖不出思想根源,被认为是顽固抗拒,把我判为极右,发18元生活费,是我们单位几个右派中处罚最重的。当然,也有我出身不好、哥哥在香港的因素。

下放长寿湖之前,我绝望得很,认定这辈子完了,再也回不了这个城市。临行前,我把毕业文凭、获奖证书、私人信件、日记本等全部烧毁。我没有成家,也没有男朋友,只有一个妈妈(后妈),她是我在这个城市的唯一亲人。

下长寿湖后,我先在狮子滩打石头男右派打,我扶钢钎,手震得火烧火辣。管我们的人叫韦少清,是个下放干部,人还不错,给我们找手套,收工后,还打热水让我们烫手。在最初那段精神和肉体都很痛苦的日子,他给我很大的安慰。

在长寿湖,我看到很多老革命、学者、专家。我心想,既然这么多优秀人物都是右派,我这个政治上落后的人也算不上冤枉了。陈孟汀(重庆市文教部部长,右派)就冲我说:你不要以为你划不来,我们这些为新中国出生入死的人都到这儿来了。

打了一段时间石头,我被派到湖里面最偏远的一个点(飞龙岛项家坝)开荒。那里没有灯,没有房子,睡在草棚下的包谷杆上,我天天去担土来造简易的泥巴屋。收工后,还要下到湖里去挑水做饭,那段日子与世隔绝,像回到原始社会。

不久,派我到三台岛喂猪,这一次调动对我一生意义重大。首先,喂猪可以偷吃点猪食,配给猪的精饲料有胡豆、红苕。大饥荒那几年,这救了我的命,还救了我妈的命。我妈在重庆活不下去,到长寿湖找我,帮我喂猪,吃口饭,当然也吃点猪饲料。我和我妈都活下来。其次,我在猪场解决了终身大事。

猪场有一个浓眉大眼的年轻人,叫陈大中,是市机械局的右派,在猪场负责打扫粪便、修补圈栏、割猪草。他手脚勤快,干活卖力,人也善良,但是他情绪很低沉,唉呀,太低沉,成天闷闷不乐,也不多说话。我性格开朗,爱唱爱跳。我看到他太消沉,想影响他一下,一来二往,产生了感情。

我们俩虽然一个消沉一个开朗,但旗鼓相当的地方很多。首先,我们都是右派,地位相等;其次,家庭出身都不好,门当户对;第三,都因为一句话落难,本是同根生。

但是,我们是右派,结婚必须要领导同意,领导要不同意,打死我也不敢。

在长寿湖那种困难环境下,我遇到了不少好人,管我们猪场的陈大姐就是其中之一,她是一个下放干部,离了婚,前夫也是右派,她对我们比较好,不整人。我们几个对她说:你不做事,活我们干完,我们遇到啥子事你帮我们解决。

我找她帮我解决的事就是同意我结婚。她很痛快地就同意了,我高兴得不得了!你不明白,她要是不同意,我说不定一辈子单身了,我不敢结婚,真的,你不明白。

1962年,我同陈大中结了婚,我27岁,他28。

那个时候物资供应还很匮乏,我们凭结婚证购买了一个热水瓶,一个脸盆,几斤水果糖。我们回重庆结的婚,在我妈妈的那间小房间里,请左邻右舍吃了几颗糖。

结婚后刚刚半年,市机械局就下令把该局在长寿湖的右派全部召回。我们两个又喜又忧,喜的是,回去当然好,忧的是我回不去,新婚就得分离,而且我已经怀了孕。

(陈大中:我很想留下来,但我在机械局的朋友说: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机会难得,先回去一个,再想办法调另一个。我觉得有道理,于是在1963年春回到重庆。)

这一分,就分了12年。1963年我生了儿子陈小峰,我每天白天劳动,晚上开会,带不了儿子,只得把他送回重庆。我每年春节探亲,见他们父子俩一面。

一年一度的探亲假,对长寿湖的右派来说,是最最重要的日子。我们最最担心的,就是监管人员以种种理由,最常见的就是改造不好,不准探亲。(五一校的李恩章就因这个罪名整整七年不准探亲。)

有一个叫聂成奎的右派(市委办公厅右派,2000年去世),管教干部先不准他探亲,大年三十天黑后,领导大概是吃得愉快,心情好,突然对他说:你走嘛,回去探亲。聂成奎回家心切,连夜出发,为了赶第二天到重庆的船,他步行往长寿走,60多里路,半夜时走不动了,蹲在一家农民的屋檐下,冷抖抖的过了一个年三十。

我也有一次连夜步行的经历。那是1969年1月,我们一帮右派,十来个,从飞龙岛出来,在狮子滩等第二天的车到长寿。当天晚上,突然有个人来给我们报信,他说:听说上面刚刚来了一个文件,为了保证文化大革命的顺利进行,今年春节右派分子一律不准探亲。

我们立马慌了手脚,乱成一团。我们已经有两年没有探亲了,去年春节,也是因为文革,不准探亲。我们一群人中有几个很有斗争经验的人,如曹贞干、李甫杰、高志长等,这一帮团市委的右派脑壳好使。他们召集大家紧急商量,李甫杰说,我们离开飞龙是经过批准的,不违规,现在没得到正式通知,走了,怪罪不到我们。所以,必须赶快离开狮子滩,步行到长寿。

大家一致同意。

从狮子滩到长寿县江边,60多里路,每个人都带了一大堆年货,大背兜、小背兜,沉甸甸的。最麻烦的是我,除了鱼鱼虾虾、红苕干、豆腐皮等等,还背得有我的小儿子陈伟,他才两个月。他们非常关心我,把我所有的年货全部分担,一个人分一部分。李普杰说:王义珍,娃儿只能你一个人背,背不背得动?我说:背得动,背得动。他们不放心,跑去找了一把秤来,一称,娃儿连皮(包裹)一共15斤。我说:15斤,得行,得行。他们还不放心,说:路上没人换你哟,你不要小看15斤。

多年来,我都记得他们。

那天晚上,天阴沉沉的,寒风冷嗖嗖地吹,我们十来个右派大包小包,背兜箩筐,急急匆匆往县城赶,一路走,一路担心有人追上来。我儿子很乖,不哭,但越来越沉,我咬紧牙一声不吭,大家憋足了劲要回家,我不能拖后腿。高志长人高马大,挑着担子虎虎虎的在前面走得没了影,喊遭不住的是成中霖(西南政法学院右派),我们叫他老翘脚。他年龄大了点,东西又多。还抱一个大菜板,一路上他老叫歇气。我们说,你把菜板丢了嘛,又不值钱,他舍不得,说走都走了这么远。

曹贞干脑瓜灵,但挑力不行,他不停地换肩,喘气,从箩筐里拎出一网鸡蛋,抓出几个,想扔,掂了掂,又放回去,挑上担子再走,实在走不动了,又把鸡蛋抓出来,还是舍不得,如此好几次。还有一个右派杨健,半路歇气时,掉了一条羊毛围巾,走了一阵才发现,他心痛得要死,要返回去找,我们好容易劝住他,他垂头丧气,路都差点走不动了。

第二天早上,我们走到县城,累得东倒西歪,赶紧找了一个招待所住下。不一会,有人跑来说快点快点!老翘脚不行了,倒在厕所里。我们慌忙跑出去。老翘脚和另一个右派上厕所,一蹲下去就站不起来。那个右派挣扎了半天才出来,但老翘脚硬是没办法。他们几个男的进去把他抬出来,他面色惨白,狼狈不堪。有人说:老翘脚,你要是把那个菜板丢了嘛也要松活点嘛。

在县城,仍然害怕长寿湖的人追上来,现在拦回去就太冤了。我们眼巴巴的盼船,每分每秒,真的是度日如年呀

到家后第三天,长寿湖又有探亲的右派回来了,他们说:根本没那回事,你们虚惊一场。

我们几个右派都说:不后悔!不后悔!
   
那些日子里,一点关爱就可以拯救一个人,让人终身难忘。

文革初期,我在飞龙岛劳动,一天,突然来了一帮人,抓我到三台岛批斗。我在三台岛喂猪的时候,渔场的一些小青年听说我文艺方面比较在行,找我帮他们编排文艺节目,我请示了管教人员,同意之后才去的。文革一来,有人揭发说:王义珍教革命青年拉二胡,拉的反动曲子梁祝。造反派认为,我同那些青年相处得很好是违反了阶级斗争,我是坏人,必须抓去斗,肃清流毒。

船到三台岛时,天已经黑了,我看见上面屋子里灯火通亮,听见一阵一阵的喊打喊杀声,长寿湖夜晚寂静,声音十分震耳十分恐怖。我骇得全身发软,双脚打颤。我望着上面屋子里透出的灯光,觉得命要丢在那点,狮子滩的批斗会上已经打死了好几个人。我想到陈大中,想到我儿子,他们在重庆......

那一坡石梯坎,我硬是走不动,差点瘫倒在地上。

(笔者按:我曾经三次登上三台岛,那一坡窄窄的石梯还在,上面的屋子已面目全非,四下一片寂静。我顺着那坡石梯往上爬,眼前活鲜鲜地出现一个年轻女人,她善良、漂亮、柔弱、无助,在黑漆漆的夜空里浑身发抖,象一只羔羊,走向灯火通亮的屠场)

正在这个时候,有一个人走到我身边,悄悄对我说:你不要怕,他们是要吼的,没做的事你不要承认。这几句话你现在听起来很一般,但那个时候我要沉下去了,一块小木板就可以救我命。他的话让我感到极大的安慰,我一下子就不打抖了,真的,很怪,我不再抖了,爬上坡走进了会场。

这个人叫顾华银,是下放渔场的学生。
   
在长寿湖,我同农民的关系特别好。那一带缺医少药,农民听说岛上有个女右派是医生,纷纷找上门来,管教干部批准后我就去给他们看病。我是无偿劳动,没一分钱报酬,还要担很大的风险,万一救治中出了问题,肯定要把我打成现行反革命。为了保险,该开三片药的我只开两片。农民朴实,你对他好,他巴心巴肠报答你,才不管你右派不右派。文革我挨斗后,不准我再去看病,把药也封了。农民不管那么多,照样找上门来。有一次,一对农民夫妇急匆匆赶来,我知道是找我,赶紧躲进屋。

管教干部把他们拦住。农民说,儿子病重,要找王医生。管教干部说:啥子王医生?她是坏人,你们晓不晓得?

农民说:那不管,我们只晓得她能救我儿子。

救儿子找公社卫生院。

公社看不好,非要王医生。

给你说了她是坏人。

农民冒火了:啥子坏人好人?我是贫下中农,是啥子人?!我儿子要是死了,告诉你,我要找你负责

我躲在屋里,不敢出去,听他们吵,心里很难过。我究竟是个什么坏人?娃儿要死了,当医生的不准去救?

最后,在农民的威胁下,管教干部让步了。我背着药包出门时,他一脸恼怒地瞪着我。

我在长寿湖21年,前前后后救治了多少人早记不清了,但农民记得,他们至今对我非常好。前几年,我小儿子结婚,专门到长寿湖渡蜜月,十多天时间,每一顿饭在不同的农民家里吃,农民排着队请我们,一大早就来等,生怕等不到。农民拉着我儿子的手说:当初没有你妈就没有我儿子,右派,好哇,好,右派。

当然,长寿湖也有专门整人的人,有一些就是右派本身。有一个叫XXX的右派,劳动时悄悄记下大家说的话,唱的歌,然后向管教干部汇报。XXX以前被别人整,她认为只有整别人自己日子才好过,果然,她后来混得不错。

陈大中:共产党就喜欢这种人汇报别人、整人的人。

王义珍:小儿子跟我住在长寿湖,大儿子跟爸爸住在重庆。我除了喂猪之外,还要出去看病,经常忙得昏天黑地。我把儿子放在一个箩筐里,给他盖一个小棉被,锁上门,任他哭。有一次回来,看见他两只小手乱舞,脚乱蹬。我仔细一看,他把小棉被咬烂了,吃进了一嘴的棉花,我骇得心都差点跳出来,要是棉花堵了气管,他这条小命就报销了。

大一点之后,我把他放在背篼里,在墙上打一根钉子,一根绳子栓在他身上,另一头系在钉子上。我没有其它办法,只有晚上回来,尽可能地多给他一点母爱。

他长到四岁的时候,我不得不把他送回重庆。岛子四面环水,粪坑又多,他活蹦乱跳,掉下去怎么办?(长寿湖教师右派尹从华的小儿子就是掉到湖里淹死的。)我总不能把一个四岁的男孩栓在钉子上。

我把他送到重庆,陪他住了两天,走前的一晚,我彻夜难眠。清晨,天还没亮,陈大中送我到朝天门。离开家门前,我在灯下细细看他,亲了又亲。他同我在长寿湖四年,从没离开过,我舍不得。轮船要开时,我使劲抓住陈大中的手,心像被掏空了

(王义珍泪流满面,陈大中眼睛也红了)

陈大中:我把小儿子送到幼儿园,他抓住铁门,坚决不进去。晚上我去接他,老师说,你这个娃儿没得办法,不吃不喝,一不留神就往外跑,抓住每一个人要妈妈,还钻到外面抱住一个过路人说:叔叔:你带我去长寿湖嘛,你带我去找妈妈嘛。

儿子整整三天坚决不吃饭,非要妈妈,左邻右舍说,没见过这么顽固的娃儿。我没办法,只好请假把他送回长寿湖。

王义珍:那几天,儿子不吃不睡,我在长寿湖也不吃不睡,那种痛苦比当右派都可怕。陈大中把他送回来,我抱着他不松手。

陈大中:我看这种日子不是个办法,十几年了,王义珍调不回来,一个家分成两半。王义珍很难,我在重庆一样的挨斗,一样的劳动,一样的过过街老鼠的日子,回到家里还没有老婆,与其如此不如回长寿湖,情愿不要这个城市户口。

我找领导谈,自愿申请到长寿湖。领导说,你要考虑好,这次下去,肯定再回不来。我回答说,我已经想好了,不后悔。

1975年,离开长寿湖13年之后,我又返回来。

王义珍:当时我们想,一家子就在长寿湖渡过余生,根本没指望什么平反昭雪的好事。1979年,中央文件下达,我和陈大中双双获得平反。我调回了重庆,但是陈大中回不来,机械局的人说,他是自己申请下去的,不属于落实政策的范围。我找到我的单位南泉疗养院,单位表示,我回来都不好安排,意思是年龄大了,业务荒疏了,哪里还能接受一个外人?我到处找人,托关系,希望收留陈大中,但是处处碰壁,我好绝望。

陈大中:我后悔得不得了,落实政策又造成我们分居,早晓得我肯定再忍耐几年。

王义珍:我四处求人,陈大中的朋友也帮忙,上上下下又折腾了一年多,他才终于回到了重庆。我们没有房子,我在市电机厂医务室上班,晚上在注射室铺一个凉板(一个清洁工借我的),带小儿子过夜,陈大中住机械局集体宿舍,与几个单身汉挤一间屋。所以,我们虽然回到重庆,但仍然分居。

1982年,我终于分到一间屋子,总算有了一个安稳的家。这一年,我们刚好结婚20周年。
  
(采访时间2001年5月5日,地点:重庆市石桥铺)

 
采访后记
              
王义珍是我小时到我家来过多次的长寿湖分子之一。她给我的外观印象是苗条修长,慈眉善目,眼睛常含着笑意,举手投足显得轻灵活泼。

我永远记得那对笑盈盈的眼睛,漂亮、亲切,盈满女性的温柔和母性的慈爱。

再见到她时已经是30多年之后。推开门,我一眼就认出了她,那双笑盈盈的眼睛,满面的和蔼亲切,连身材都保持着当年的苗条修长,虽然,头上已是斑斑白发。

可惜,她当年政治不行,屡考屡败,这一败,一生的代价就大了。

政治是个什么东西呢?多年来,它显得比医术重要、比亲情重要、比善良重要、比良心重要、比道义重要、比是非重要、比诚实重要、比真理重要。有了政治,上述那些东西统统可以不要,甚至,为了获得政治,必须先把那些东西剿灭掉。

从毛泽东念念不忘政治挂帅到江泽民大力呼喊讲政治,社会主义五十年过去了,无数个王义珍,张义珍,李义珍的大半生也过去了。

但愿未来那些喜欢政治、擅长政治的伟大人物、英明领袖、领导核心们不要再冲着象王义珍这样美丽、单纯、善良的女人下手。







政治是个什么东西呢?多年来,它比医术重要、比亲情重要、比善良重要、比良心重要
 

  
王义珍:1957年重庆南温泉疗养院医务人员,1935年生。
    
我这个人天生对政治不感兴趣,也不要求进步,连团员都不是。我喜欢唱歌跳舞,喜欢音乐艺术,1957年之前,我成天嘻嘻哈哈,性格十分开朗。

那个时候,经常进行政治测验,凭良心说,我不是不努力,我其它测验都很好,就是政治时事题考不起,硬是考不起,考一次败一次,不及格。不及格就要把姓名登在黑板报上,我觉得很没面子。有一次,有人对我说:王义珍,没得啥子嘛,书记还不是每次都没及格。

我们书记是个大老粗,没什么文化。

我一听,不服气了,说:那为啥子不公布书记的分数,不把他的名字上黑板?

把我打成右派当然不是以这个罪名,他们抓住我说过报纸上有很多假话给我定了一个反党反社会主义。

我的的确确说过那句话,那也的的确确是事实。

斗争我的时候,要我交待反党的思想根源。我没有根源,不晓得啷个说,憋得满面通红,只好反反复复地说:是嘛,是嘛,我反党反社会主义,我反党反社会主义。这样说过不了关,非得交待为什么要反党?为什么仇恨社会主义?动机、目的等等。前面有个右派交待得很好,深挖思想根源,我想照着他那样说,但刚说两句就混乱了,照着说我都说不来,没办法,只好连连说:我错了嘛,我错了嘛。

挖不出思想根源,被认为是顽固抗拒,把我判为极右,发18元生活费,是我们单位几个右派中处罚最重的。当然,也有我出身不好、哥哥在香港的因素。

下放长寿湖之前,我绝望得很,认定这辈子完了,再也回不了这个城市。临行前,我把毕业文凭、获奖证书、私人信件、日记本等全部烧毁。我没有成家,也没有男朋友,只有一个妈妈(后妈),她是我在这个城市的唯一亲人。

下长寿湖后,我先在狮子滩打石头男右派打,我扶钢钎,手震得火烧火辣。管我们的人叫韦少清,是个下放干部,人还不错,给我们找手套,收工后,还打热水让我们烫手。在最初那段精神和肉体都很痛苦的日子,他给我很大的安慰。

在长寿湖,我看到很多老革命、学者、专家。我心想,既然这么多优秀人物都是右派,我这个政治上落后的人也算不上冤枉了。陈孟汀(重庆市文教部部长,右派)就冲我说:你不要以为你划不来,我们这些为新中国出生入死的人都到这儿来了。

打了一段时间石头,我被派到湖里面最偏远的一个点(飞龙岛项家坝)开荒。那里没有灯,没有房子,睡在草棚下的包谷杆上,我天天去担土来造简易的泥巴屋。收工后,还要下到湖里去挑水做饭,那段日子与世隔绝,像回到原始社会。

不久,派我到三台岛喂猪,这一次调动对我一生意义重大。首先,喂猪可以偷吃点猪食,配给猪的精饲料有胡豆、红苕。大饥荒那几年,这救了我的命,还救了我妈的命。我妈在重庆活不下去,到长寿湖找我,帮我喂猪,吃口饭,当然也吃点猪饲料。我和我妈都活下来。其次,我在猪场解决了终身大事。

猪场有一个浓眉大眼的年轻人,叫陈大中,是市机械局的右派,在猪场负责打扫粪便、修补圈栏、割猪草。他手脚勤快,干活卖力,人也善良,但是他情绪很低沉,唉呀,太低沉,成天闷闷不乐,也不多说话。我性格开朗,爱唱爱跳。我看到他太消沉,想影响他一下,一来二往,产生了感情。

我们俩虽然一个消沉一个开朗,但旗鼓相当的地方很多。首先,我们都是右派,地位相等;其次,家庭出身都不好,门当户对;第三,都因为一句话落难,本是同根生。

但是,我们是右派,结婚必须要领导同意,领导要不同意,打死我也不敢。

在长寿湖那种困难环境下,我遇到了不少好人,管我们猪场的陈大姐就是其中之一,她是一个下放干部,离了婚,前夫也是右派,她对我们比较好,不整人。我们几个对她说:你不做事,活我们干完,我们遇到啥子事你帮我们解决。

我找她帮我解决的事就是同意我结婚。她很痛快地就同意了,我高兴得不得了!你不明白,她要是不同意,我说不定一辈子单身了,我不敢结婚,真的,你不明白。

1962年,我同陈大中结了婚,我27岁,他28。

那个时候物资供应还很匮乏,我们凭结婚证购买了一个热水瓶,一个脸盆,几斤水果糖。我们回重庆结的婚,在我妈妈的那间小房间里,请左邻右舍吃了几颗糖。

结婚后刚刚半年,市机械局就下令把该局在长寿湖的右派全部召回。我们两个又喜又忧,喜的是,回去当然好,忧的是我回不去,新婚就得分离,而且我已经怀了孕。

(陈大中:我很想留下来,但我在机械局的朋友说: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机会难得,先回去一个,再想办法调另一个。我觉得有道理,于是在1963年春回到重庆。)

这一分,就分了12年。1963年我生了儿子陈小峰,我每天白天劳动,晚上开会,带不了儿子,只得把他送回重庆。我每年春节探亲,见他们父子俩一面。

一年一度的探亲假,对长寿湖的右派来说,是最最重要的日子。我们最最担心的,就是监管人员以种种理由,最常见的就是改造不好,不准探亲。(五一校的李恩章就因这个罪名整整七年不准探亲。)

有一个叫聂成奎的右派(市委办公厅右派,2000年去世),管教干部先不准他探亲,大年三十天黑后,领导大概是吃得愉快,心情好,突然对他说:你走嘛,回去探亲。聂成奎回家心切,连夜出发,为了赶第二天到重庆的船,他步行往长寿走,60多里路,半夜时走不动了,蹲在一家农民的屋檐下,冷抖抖的过了一个年三十。

我也有一次连夜步行的经历。那是1969年1月,我们一帮右派,十来个,从飞龙岛出来,在狮子滩等第二天的车到长寿。当天晚上,突然有个人来给我们报信,他说:听说上面刚刚来了一个文件,为了保证文化大革命的顺利进行,今年春节右派分子一律不准探亲。

我们立马慌了手脚,乱成一团。我们已经有两年没有探亲了,去年春节,也是因为文革,不准探亲。我们一群人中有几个很有斗争经验的人,如曹贞干、李甫杰、高志长等,这一帮团市委的右派脑壳好使。他们召集大家紧急商量,李甫杰说,我们离开飞龙是经过批准的,不违规,现在没得到正式通知,走了,怪罪不到我们。所以,必须赶快离开狮子滩,步行到长寿。

大家一致同意。

从狮子滩到长寿县江边,60多里路,每个人都带了一大堆年货,大背兜、小背兜,沉甸甸的。最麻烦的是我,除了鱼鱼虾虾、红苕干、豆腐皮等等,还背得有我的小儿子陈伟,他才两个月。他们非常关心我,把我所有的年货全部分担,一个人分一部分。李普杰说:王义珍,娃儿只能你一个人背,背不背得动?我说:背得动,背得动。他们不放心,跑去找了一把秤来,一称,娃儿连皮(包裹)一共15斤。我说:15斤,得行,得行。他们还不放心,说:路上没人换你哟,你不要小看15斤。

多年来,我都记得他们。

那天晚上,天阴沉沉的,寒风冷嗖嗖地吹,我们十来个右派大包小包,背兜箩筐,急急匆匆往县城赶,一路走,一路担心有人追上来。我儿子很乖,不哭,但越来越沉,我咬紧牙一声不吭,大家憋足了劲要回家,我不能拖后腿。高志长人高马大,挑着担子虎虎虎的在前面走得没了影,喊遭不住的是成中霖(西南政法学院右派),我们叫他老翘脚。他年龄大了点,东西又多。还抱一个大菜板,一路上他老叫歇气。我们说,你把菜板丢了嘛,又不值钱,他舍不得,说走都走了这么远。

曹贞干脑瓜灵,但挑力不行,他不停地换肩,喘气,从箩筐里拎出一网鸡蛋,抓出几个,想扔,掂了掂,又放回去,挑上担子再走,实在走不动了,又把鸡蛋抓出来,还是舍不得,如此好几次。还有一个右派杨健,半路歇气时,掉了一条羊毛围巾,走了一阵才发现,他心痛得要死,要返回去找,我们好容易劝住他,他垂头丧气,路都差点走不动了。

第二天早上,我们走到县城,累得东倒西歪,赶紧找了一个招待所住下。不一会,有人跑来说快点快点!老翘脚不行了,倒在厕所里。我们慌忙跑出去。老翘脚和另一个右派上厕所,一蹲下去就站不起来。那个右派挣扎了半天才出来,但老翘脚硬是没办法。他们几个男的进去把他抬出来,他面色惨白,狼狈不堪。有人说:老翘脚,你要是把那个菜板丢了嘛也要松活点嘛。

在县城,仍然害怕长寿湖的人追上来,现在拦回去就太冤了。我们眼巴巴的盼船,每分每秒,真的是度日如年呀

到家后第三天,长寿湖又有探亲的右派回来了,他们说:根本没那回事,你们虚惊一场。

我们几个右派都说:不后悔!不后悔!
   
那些日子里,一点关爱就可以拯救一个人,让人终身难忘。

文革初期,我在飞龙岛劳动,一天,突然来了一帮人,抓我到三台岛批斗。我在三台岛喂猪的时候,渔场的一些小青年听说我文艺方面比较在行,找我帮他们编排文艺节目,我请示了管教人员,同意之后才去的。文革一来,有人揭发说:王义珍教革命青年拉二胡,拉的反动曲子梁祝。造反派认为,我同那些青年相处得很好是违反了阶级斗争,我是坏人,必须抓去斗,肃清流毒。

船到三台岛时,天已经黑了,我看见上面屋子里灯火通亮,听见一阵一阵的喊打喊杀声,长寿湖夜晚寂静,声音十分震耳十分恐怖。我骇得全身发软,双脚打颤。我望着上面屋子里透出的灯光,觉得命要丢在那点,狮子滩的批斗会上已经打死了好几个人。我想到陈大中,想到我儿子,他们在重庆......

那一坡石梯坎,我硬是走不动,差点瘫倒在地上。

(笔者按:我曾经三次登上三台岛,那一坡窄窄的石梯还在,上面的屋子已面目全非,四下一片寂静。我顺着那坡石梯往上爬,眼前活鲜鲜地出现一个年轻女人,她善良、漂亮、柔弱、无助,在黑漆漆的夜空里浑身发抖,象一只羔羊,走向灯火通亮的屠场)

正在这个时候,有一个人走到我身边,悄悄对我说:你不要怕,他们是要吼的,没做的事你不要承认。这几句话你现在听起来很一般,但那个时候我要沉下去了,一块小木板就可以救我命。他的话让我感到极大的安慰,我一下子就不打抖了,真的,很怪,我不再抖了,爬上坡走进了会场。

这个人叫顾华银,是下放渔场的学生。
   
在长寿湖,我同农民的关系特别好。那一带缺医少药,农民听说岛上有个女右派是医生,纷纷找上门来,管教干部批准后我就去给他们看病。我是无偿劳动,没一分钱报酬,还要担很大的风险,万一救治中出了问题,肯定要把我打成现行反革命。为了保险,该开三片药的我只开两片。农民朴实,你对他好,他巴心巴肠报答你,才不管你右派不右派。文革我挨斗后,不准我再去看病,把药也封了。农民不管那么多,照样找上门来。有一次,一对农民夫妇急匆匆赶来,我知道是找我,赶紧躲进屋。

管教干部把他们拦住。农民说,儿子病重,要找王医生。管教干部说:啥子王医生?她是坏人,你们晓不晓得?

农民说:那不管,我们只晓得她能救我儿子。

救儿子找公社卫生院。

公社看不好,非要王医生。

给你说了她是坏人。

农民冒火了:啥子坏人好人?我是贫下中农,是啥子人?!我儿子要是死了,告诉你,我要找你负责

我躲在屋里,不敢出去,听他们吵,心里很难过。我究竟是个什么坏人?娃儿要死了,当医生的不准去救?

最后,在农民的威胁下,管教干部让步了。我背着药包出门时,他一脸恼怒地瞪着我。

我在长寿湖21年,前前后后救治了多少人早记不清了,但农民记得,他们至今对我非常好。前几年,我小儿子结婚,专门到长寿湖渡蜜月,十多天时间,每一顿饭在不同的农民家里吃,农民排着队请我们,一大早就来等,生怕等不到。农民拉着我儿子的手说:当初没有你妈就没有我儿子,右派,好哇,好,右派。

当然,长寿湖也有专门整人的人,有一些就是右派本身。有一个叫XXX的右派,劳动时悄悄记下大家说的话,唱的歌,然后向管教干部汇报。XXX以前被别人整,她认为只有整别人自己日子才好过,果然,她后来混得不错。

陈大中:共产党就喜欢这种人汇报别人、整人的人。

王义珍:小儿子跟我住在长寿湖,大儿子跟爸爸住在重庆。我除了喂猪之外,还要出去看病,经常忙得昏天黑地。我把儿子放在一个箩筐里,给他盖一个小棉被,锁上门,任他哭。有一次回来,看见他两只小手乱舞,脚乱蹬。我仔细一看,他把小棉被咬烂了,吃进了一嘴的棉花,我骇得心都差点跳出来,要是棉花堵了气管,他这条小命就报销了。

大一点之后,我把他放在背篼里,在墙上打一根钉子,一根绳子栓在他身上,另一头系在钉子上。我没有其它办法,只有晚上回来,尽可能地多给他一点母爱。

他长到四岁的时候,我不得不把他送回重庆。岛子四面环水,粪坑又多,他活蹦乱跳,掉下去怎么办?(长寿湖教师右派尹从华的小儿子就是掉到湖里淹死的。)我总不能把一个四岁的男孩栓在钉子上。

我把他送到重庆,陪他住了两天,走前的一晚,我彻夜难眠。清晨,天还没亮,陈大中送我到朝天门。离开家门前,我在灯下细细看他,亲了又亲。他同我在长寿湖四年,从没离开过,我舍不得。轮船要开时,我使劲抓住陈大中的手,心像被掏空了

(王义珍泪流满面,陈大中眼睛也红了)

陈大中:我把小儿子送到幼儿园,他抓住铁门,坚决不进去。晚上我去接他,老师说,你这个娃儿没得办法,不吃不喝,一不留神就往外跑,抓住每一个人要妈妈,还钻到外面抱住一个过路人说:叔叔:你带我去长寿湖嘛,你带我去找妈妈嘛。

儿子整整三天坚决不吃饭,非要妈妈,左邻右舍说,没见过这么顽固的娃儿。我没办法,只好请假把他送回长寿湖。

王义珍:那几天,儿子不吃不睡,我在长寿湖也不吃不睡,那种痛苦比当右派都可怕。陈大中把他送回来,我抱着他不松手。

陈大中:我看这种日子不是个办法,十几年了,王义珍调不回来,一个家分成两半。王义珍很难,我在重庆一样的挨斗,一样的劳动,一样的过过街老鼠的日子,回到家里还没有老婆,与其如此不如回长寿湖,情愿不要这个城市户口。

我找领导谈,自愿申请到长寿湖。领导说,你要考虑好,这次下去,肯定再回不来。我回答说,我已经想好了,不后悔。

1975年,离开长寿湖13年之后,我又返回来。

王义珍:当时我们想,一家子就在长寿湖渡过余生,根本没指望什么平反昭雪的好事。1979年,中央文件下达,我和陈大中双双获得平反。我调回了重庆,但是陈大中回不来,机械局的人说,他是自己申请下去的,不属于落实政策的范围。我找到我的单位南泉疗养院,单位表示,我回来都不好安排,意思是年龄大了,业务荒疏了,哪里还能接受一个外人?我到处找人,托关系,希望收留陈大中,但是处处碰壁,我好绝望。

陈大中:我后悔得不得了,落实政策又造成我们分居,早晓得我肯定再忍耐几年。

王义珍:我四处求人,陈大中的朋友也帮忙,上上下下又折腾了一年多,他才终于回到了重庆。我们没有房子,我在市电机厂医务室上班,晚上在注射室铺一个凉板(一个清洁工借我的),带小儿子过夜,陈大中住机械局集体宿舍,与几个单身汉挤一间屋。所以,我们虽然回到重庆,但仍然分居。

1982年,我终于分到一间屋子,总算有了一个安稳的家。这一年,我们刚好结婚20周年。
  
(采访时间2001年5月5日,地点:重庆市石桥铺)

 
采访后记
              
王义珍是我小时到我家来过多次的长寿湖分子之一。她给我的外观印象是苗条修长,慈眉善目,眼睛常含着笑意,举手投足显得轻灵活泼。

我永远记得那对笑盈盈的眼睛,漂亮、亲切,盈满女性的温柔和母性的慈爱。

再见到她时已经是30多年之后。推开门,我一眼就认出了她,那双笑盈盈的眼睛,满面的和蔼亲切,连身材都保持着当年的苗条修长,虽然,头上已是斑斑白发。

可惜,她当年政治不行,屡考屡败,这一败,一生的代价就大了。

政治是个什么东西呢?多年来,它显得比医术重要、比亲情重要、比善良重要、比良心重要、比道义重要、比是非重要、比诚实重要、比真理重要。有了政治,上述那些东西统统可以不要,甚至,为了获得政治,必须先把那些东西剿灭掉。

从毛泽东念念不忘政治挂帅到江泽民大力呼喊讲政治,社会主义五十年过去了,无数个王义珍,张义珍,李义珍的大半生也过去了。

但愿未来那些喜欢政治、擅长政治的伟大人物、英明领袖、领导核心们不要再冲着象王义珍这样美丽、单纯、善良的女人下手。







政治是个什么东西呢?多年来,它比医术重要、比亲情重要、比善良重要、比良心重要
 

  
王义珍:1957年重庆南温泉疗养院医务人员,1935年生。
    
我这个人天生对政治不感兴趣,也不要求进步,连团员都不是。我喜欢唱歌跳舞,喜欢音乐艺术,1957年之前,我成天嘻嘻哈哈,性格十分开朗。

那个时候,经常进行政治测验,凭良心说,我不是不努力,我其它测验都很好,就是政治时事题考不起,硬是考不起,考一次败一次,不及格。不及格就要把姓名登在黑板报上,我觉得很没面子。有一次,有人对我说:王义珍,没得啥子嘛,书记还不是每次都没及格。

我们书记是个大老粗,没什么文化。

我一听,不服气了,说:那为啥子不公布书记的分数,不把他的名字上黑板?

把我打成右派当然不是以这个罪名,他们抓住我说过报纸上有很多假话给我定了一个反党反社会主义。

我的的确确说过那句话,那也的的确确是事实。

斗争我的时候,要我交待反党的思想根源。我没有根源,不晓得啷个说,憋得满面通红,只好反反复复地说:是嘛,是嘛,我反党反社会主义,我反党反社会主义。这样说过不了关,非得交待为什么要反党?为什么仇恨社会主义?动机、目的等等。前面有个右派交待得很好,深挖思想根源,我想照着他那样说,但刚说两句就混乱了,照着说我都说不来,没办法,只好连连说:我错了嘛,我错了嘛。

挖不出思想根源,被认为是顽固抗拒,把我判为极右,发18元生活费,是我们单位几个右派中处罚最重的。当然,也有我出身不好、哥哥在香港的因素。

下放长寿湖之前,我绝望得很,认定这辈子完了,再也回不了这个城市。临行前,我把毕业文凭、获奖证书、私人信件、日记本等全部烧毁。我没有成家,也没有男朋友,只有一个妈妈(后妈),她是我在这个城市的唯一亲人。

下长寿湖后,我先在狮子滩打石头男右派打,我扶钢钎,手震得火烧火辣。管我们的人叫韦少清,是个下放干部,人还不错,给我们找手套,收工后,还打热水让我们烫手。在最初那段精神和肉体都很痛苦的日子,他给我很大的安慰。

在长寿湖,我看到很多老革命、学者、专家。我心想,既然这么多优秀人物都是右派,我这个政治上落后的人也算不上冤枉了。陈孟汀(重庆市文教部部长,右派)就冲我说:你不要以为你划不来,我们这些为新中国出生入死的人都到这儿来了。

打了一段时间石头,我被派到湖里面最偏远的一个点(飞龙岛项家坝)开荒。那里没有灯,没有房子,睡在草棚下的包谷杆上,我天天去担土来造简易的泥巴屋。收工后,还要下到湖里去挑水做饭,那段日子与世隔绝,像回到原始社会。

不久,派我到三台岛喂猪,这一次调动对我一生意义重大。首先,喂猪可以偷吃点猪食,配给猪的精饲料有胡豆、红苕。大饥荒那几年,这救了我的命,还救了我妈的命。我妈在重庆活不下去,到长寿湖找我,帮我喂猪,吃口饭,当然也吃点猪饲料。我和我妈都活下来。其次,我在猪场解决了终身大事。

猪场有一个浓眉大眼的年轻人,叫陈大中,是市机械局的右派,在猪场负责打扫粪便、修补圈栏、割猪草。他手脚勤快,干活卖力,人也善良,但是他情绪很低沉,唉呀,太低沉,成天闷闷不乐,也不多说话。我性格开朗,爱唱爱跳。我看到他太消沉,想影响他一下,一来二往,产生了感情。

我们俩虽然一个消沉一个开朗,但旗鼓相当的地方很多。首先,我们都是右派,地位相等;其次,家庭出身都不好,门当户对;第三,都因为一句话落难,本是同根生。

但是,我们是右派,结婚必须要领导同意,领导要不同意,打死我也不敢。

在长寿湖那种困难环境下,我遇到了不少好人,管我们猪场的陈大姐就是其中之一,她是一个下放干部,离了婚,前夫也是右派,她对我们比较好,不整人。我们几个对她说:你不做事,活我们干完,我们遇到啥子事你帮我们解决。

我找她帮我解决的事就是同意我结婚。她很痛快地就同意了,我高兴得不得了!你不明白,她要是不同意,我说不定一辈子单身了,我不敢结婚,真的,你不明白。

1962年,我同陈大中结了婚,我27岁,他28。

那个时候物资供应还很匮乏,我们凭结婚证购买了一个热水瓶,一个脸盆,几斤水果糖。我们回重庆结的婚,在我妈妈的那间小房间里,请左邻右舍吃了几颗糖。

结婚后刚刚半年,市机械局就下令把该局在长寿湖的右派全部召回。我们两个又喜又忧,喜的是,回去当然好,忧的是我回不去,新婚就得分离,而且我已经怀了孕。

(陈大中:我很想留下来,但我在机械局的朋友说: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机会难得,先回去一个,再想办法调另一个。我觉得有道理,于是在1963年春回到重庆。)

这一分,就分了12年。1963年我生了儿子陈小峰,我每天白天劳动,晚上开会,带不了儿子,只得把他送回重庆。我每年春节探亲,见他们父子俩一面。

一年一度的探亲假,对长寿湖的右派来说,是最最重要的日子。我们最最担心的,就是监管人员以种种理由,最常见的就是改造不好,不准探亲。(五一校的李恩章就因这个罪名整整七年不准探亲。)

有一个叫聂成奎的右派(市委办公厅右派,2000年去世),管教干部先不准他探亲,大年三十天黑后,领导大概是吃得愉快,心情好,突然对他说:你走嘛,回去探亲。聂成奎回家心切,连夜出发,为了赶第二天到重庆的船,他步行往长寿走,60多里路,半夜时走不动了,蹲在一家农民的屋檐下,冷抖抖的过了一个年三十。

我也有一次连夜步行的经历。那是1969年1月,我们一帮右派,十来个,从飞龙岛出来,在狮子滩等第二天的车到长寿。当天晚上,突然有个人来给我们报信,他说:听说上面刚刚来了一个文件,为了保证文化大革命的顺利进行,今年春节右派分子一律不准探亲。

我们立马慌了手脚,乱成一团。我们已经有两年没有探亲了,去年春节,也是因为文革,不准探亲。我们一群人中有几个很有斗争经验的人,如曹贞干、李甫杰、高志长等,这一帮团市委的右派脑壳好使。他们召集大家紧急商量,李甫杰说,我们离开飞龙是经过批准的,不违规,现在没得到正式通知,走了,怪罪不到我们。所以,必须赶快离开狮子滩,步行到长寿。

大家一致同意。

从狮子滩到长寿县江边,60多里路,每个人都带了一大堆年货,大背兜、小背兜,沉甸甸的。最麻烦的是我,除了鱼鱼虾虾、红苕干、豆腐皮等等,还背得有我的小儿子陈伟,他才两个月。他们非常关心我,把我所有的年货全部分担,一个人分一部分。李普杰说:王义珍,娃儿只能你一个人背,背不背得动?我说:背得动,背得动。他们不放心,跑去找了一把秤来,一称,娃儿连皮(包裹)一共15斤。我说:15斤,得行,得行。他们还不放心,说:路上没人换你哟,你不要小看15斤。

多年来,我都记得他们。

那天晚上,天阴沉沉的,寒风冷嗖嗖地吹,我们十来个右派大包小包,背兜箩筐,急急匆匆往县城赶,一路走,一路担心有人追上来。我儿子很乖,不哭,但越来越沉,我咬紧牙一声不吭,大家憋足了劲要回家,我不能拖后腿。高志长人高马大,挑着担子虎虎虎的在前面走得没了影,喊遭不住的是成中霖(西南政法学院右派),我们叫他老翘脚。他年龄大了点,东西又多。还抱一个大菜板,一路上他老叫歇气。我们说,你把菜板丢了嘛,又不值钱,他舍不得,说走都走了这么远。

曹贞干脑瓜灵,但挑力不行,他不停地换肩,喘气,从箩筐里拎出一网鸡蛋,抓出几个,想扔,掂了掂,又放回去,挑上担子再走,实在走不动了,又把鸡蛋抓出来,还是舍不得,如此好几次。还有一个右派杨健,半路歇气时,掉了一条羊毛围巾,走了一阵才发现,他心痛得要死,要返回去找,我们好容易劝住他,他垂头丧气,路都差点走不动了。

第二天早上,我们走到县城,累得东倒西歪,赶紧找了一个招待所住下。不一会,有人跑来说快点快点!老翘脚不行了,倒在厕所里。我们慌忙跑出去。老翘脚和另一个右派上厕所,一蹲下去就站不起来。那个右派挣扎了半天才出来,但老翘脚硬是没办法。他们几个男的进去把他抬出来,他面色惨白,狼狈不堪。有人说:老翘脚,你要是把那个菜板丢了嘛也要松活点嘛。

在县城,仍然害怕长寿湖的人追上来,现在拦回去就太冤了。我们眼巴巴的盼船,每分每秒,真的是度日如年呀

到家后第三天,长寿湖又有探亲的右派回来了,他们说:根本没那回事,你们虚惊一场。

我们几个右派都说:不后悔!不后悔!
   
那些日子里,一点关爱就可以拯救一个人,让人终身难忘。

文革初期,我在飞龙岛劳动,一天,突然来了一帮人,抓我到三台岛批斗。我在三台岛喂猪的时候,渔场的一些小青年听说我文艺方面比较在行,找我帮他们编排文艺节目,我请示了管教人员,同意之后才去的。文革一来,有人揭发说:王义珍教革命青年拉二胡,拉的反动曲子梁祝。造反派认为,我同那些青年相处得很好是违反了阶级斗争,我是坏人,必须抓去斗,肃清流毒。

船到三台岛时,天已经黑了,我看见上面屋子里灯火通亮,听见一阵一阵的喊打喊杀声,长寿湖夜晚寂静,声音十分震耳十分恐怖。我骇得全身发软,双脚打颤。我望着上面屋子里透出的灯光,觉得命要丢在那点,狮子滩的批斗会上已经打死了好几个人。我想到陈大中,想到我儿子,他们在重庆......

那一坡石梯坎,我硬是走不动,差点瘫倒在地上。

(笔者按:我曾经三次登上三台岛,那一坡窄窄的石梯还在,上面的屋子已面目全非,四下一片寂静。我顺着那坡石梯往上爬,眼前活鲜鲜地出现一个年轻女人,她善良、漂亮、柔弱、无助,在黑漆漆的夜空里浑身发抖,象一只羔羊,走向灯火通亮的屠场)

正在这个时候,有一个人走到我身边,悄悄对我说:你不要怕,他们是要吼的,没做的事你不要承认。这几句话你现在听起来很一般,但那个时候我要沉下去了,一块小木板就可以救我命。他的话让我感到极大的安慰,我一下子就不打抖了,真的,很怪,我不再抖了,爬上坡走进了会场。

这个人叫顾华银,是下放渔场的学生。
   
在长寿湖,我同农民的关系特别好。那一带缺医少药,农民听说岛上有个女右派是医生,纷纷找上门来,管教干部批准后我就去给他们看病。我是无偿劳动,没一分钱报酬,还要担很大的风险,万一救治中出了问题,肯定要把我打成现行反革命。为了保险,该开三片药的我只开两片。农民朴实,你对他好,他巴心巴肠报答你,才不管你右派不右派。文革我挨斗后,不准我再去看病,把药也封了。农民不管那么多,照样找上门来。有一次,一对农民夫妇急匆匆赶来,我知道是找我,赶紧躲进屋。

管教干部把他们拦住。农民说,儿子病重,要找王医生。管教干部说:啥子王医生?她是坏人,你们晓不晓得?

农民说:那不管,我们只晓得她能救我儿子。

救儿子找公社卫生院。

公社看不好,非要王医生。

给你说了她是坏人。

农民冒火了:啥子坏人好人?我是贫下中农,是啥子人?!我儿子要是死了,告诉你,我要找你负责

我躲在屋里,不敢出去,听他们吵,心里很难过。我究竟是个什么坏人?娃儿要死了,当医生的不准去救?

最后,在农民的威胁下,管教干部让步了。我背着药包出门时,他一脸恼怒地瞪着我。

我在长寿湖21年,前前后后救治了多少人早记不清了,但农民记得,他们至今对我非常好。前几年,我小儿子结婚,专门到长寿湖渡蜜月,十多天时间,每一顿饭在不同的农民家里吃,农民排着队请我们,一大早就来等,生怕等不到。农民拉着我儿子的手说:当初没有你妈就没有我儿子,右派,好哇,好,右派。

当然,长寿湖也有专门整人的人,有一些就是右派本身。有一个叫XXX的右派,劳动时悄悄记下大家说的话,唱的歌,然后向管教干部汇报。XXX以前被别人整,她认为只有整别人自己日子才好过,果然,她后来混得不错。

陈大中:共产党就喜欢这种人汇报别人、整人的人。

王义珍:小儿子跟我住在长寿湖,大儿子跟爸爸住在重庆。我除了喂猪之外,还要出去看病,经常忙得昏天黑地。我把儿子放在一个箩筐里,给他盖一个小棉被,锁上门,任他哭。有一次回来,看见他两只小手乱舞,脚乱蹬。我仔细一看,他把小棉被咬烂了,吃进了一嘴的棉花,我骇得心都差点跳出来,要是棉花堵了气管,他这条小命就报销了。

大一点之后,我把他放在背篼里,在墙上打一根钉子,一根绳子栓在他身上,另一头系在钉子上。我没有其它办法,只有晚上回来,尽可能地多给他一点母爱。

他长到四岁的时候,我不得不把他送回重庆。岛子四面环水,粪坑又多,他活蹦乱跳,掉下去怎么办?(长寿湖教师右派尹从华的小儿子就是掉到湖里淹死的。)我总不能把一个四岁的男孩栓在钉子上。

我把他送到重庆,陪他住了两天,走前的一晚,我彻夜难眠。清晨,天还没亮,陈大中送我到朝天门。离开家门前,我在灯下细细看他,亲了又亲。他同我在长寿湖四年,从没离开过,我舍不得。轮船要开时,我使劲抓住陈大中的手,心像被掏空了

(王义珍泪流满面,陈大中眼睛也红了)

陈大中:我把小儿子送到幼儿园,他抓住铁门,坚决不进去。晚上我去接他,老师说,你这个娃儿没得办法,不吃不喝,一不留神就往外跑,抓住每一个人要妈妈,还钻到外面抱住一个过路人说:叔叔:你带我去长寿湖嘛,你带我去找妈妈嘛。

儿子整整三天坚决不吃饭,非要妈妈,左邻右舍说,没见过这么顽固的娃儿。我没办法,只好请假把他送回长寿湖。

王义珍:那几天,儿子不吃不睡,我在长寿湖也不吃不睡,那种痛苦比当右派都可怕。陈大中把他送回来,我抱着他不松手。

陈大中:我看这种日子不是个办法,十几年了,王义珍调不回来,一个家分成两半。王义珍很难,我在重庆一样的挨斗,一样的劳动,一样的过过街老鼠的日子,回到家里还没有老婆,与其如此不如回长寿湖,情愿不要这个城市户口。

我找领导谈,自愿申请到长寿湖。领导说,你要考虑好,这次下去,肯定再回不来。我回答说,我已经想好了,不后悔。

1975年,离开长寿湖13年之后,我又返回来。

王义珍:当时我们想,一家子就在长寿湖渡过余生,根本没指望什么平反昭雪的好事。1979年,中央文件下达,我和陈大中双双获得平反。我调回了重庆,但是陈大中回不来,机械局的人说,他是自己申请下去的,不属于落实政策的范围。我找到我的单位南泉疗养院,单位表示,我回来都不好安排,意思是年龄大了,业务荒疏了,哪里还能接受一个外人?我到处找人,托关系,希望收留陈大中,但是处处碰壁,我好绝望。

陈大中:我后悔得不得了,落实政策又造成我们分居,早晓得我肯定再忍耐几年。

王义珍:我四处求人,陈大中的朋友也帮忙,上上下下又折腾了一年多,他才终于回到了重庆。我们没有房子,我在市电机厂医务室上班,晚上在注射室铺一个凉板(一个清洁工借我的),带小儿子过夜,陈大中住机械局集体宿舍,与几个单身汉挤一间屋。所以,我们虽然回到重庆,但仍然分居。

1982年,我终于分到一间屋子,总算有了一个安稳的家。这一年,我们刚好结婚20周年。
  
(采访时间2001年5月5日,地点:重庆市石桥铺)

 
采访后记
              
王义珍是我小时到我家来过多次的长寿湖分子之一。她给我的外观印象是苗条修长,慈眉善目,眼睛常含着笑意,举手投足显得轻灵活泼。

我永远记得那对笑盈盈的眼睛,漂亮、亲切,盈满女性的温柔和母性的慈爱。

再见到她时已经是30多年之后。推开门,我一眼就认出了她,那双笑盈盈的眼睛,满面的和蔼亲切,连身材都保持着当年的苗条修长,虽然,头上已是斑斑白发。

可惜,她当年政治不行,屡考屡败,这一败,一生的代价就大了。

政治是个什么东西呢?多年来,它显得比医术重要、比亲情重要、比善良重要、比良心重要、比道义重要、比是非重要、比诚实重要、比真理重要。有了政治,上述那些东西统统可以不要,甚至,为了获得政治,必须先把那些东西剿灭掉。

从毛泽东念念不忘政治挂帅到江泽民大力呼喊讲政治,社会主义五十年过去了,无数个王义珍,张义珍,李义珍的大半生也过去了。

但愿未来那些喜欢政治、擅长政治的伟大人物、英明领袖、领导核心们不要再冲着象王义珍这样美丽、单纯、善良的女人下手。







政治是个什么东西呢?多年来,它比医术重要、比亲情重要、比善良重要、比良心重要
 

  
王义珍:1957年重庆南温泉疗养院医务人员,1935年生。
    
我这个人天生对政治不感兴趣,也不要求进步,连团员都不是。我喜欢唱歌跳舞,喜欢音乐艺术,1957年之前,我成天嘻嘻哈哈,性格十分开朗。

那个时候,经常进行政治测验,凭良心说,我不是不努力,我其它测验都很好,就是政治时事题考不起,硬是考不起,考一次败一次,不及格。不及格就要把姓名登在黑板报上,我觉得很没面子。有一次,有人对我说:王义珍,没得啥子嘛,书记还不是每次都没及格。

我们书记是个大老粗,没什么文化。

我一听,不服气了,说:那为啥子不公布书记的分数,不把他的名字上黑板?

把我打成右派当然不是以这个罪名,他们抓住我说过报纸上有很多假话给我定了一个反党反社会主义。

我的的确确说过那句话,那也的的确确是事实。

斗争我的时候,要我交待反党的思想根源。我没有根源,不晓得啷个说,憋得满面通红,只好反反复复地说:是嘛,是嘛,我反党反社会主义,我反党反社会主义。这样说过不了关,非得交待为什么要反党?为什么仇恨社会主义?动机、目的等等。前面有个右派交待得很好,深挖思想根源,我想照着他那样说,但刚说两句就混乱了,照着说我都说不来,没办法,只好连连说:我错了嘛,我错了嘛。

挖不出思想根源,被认为是顽固抗拒,把我判为极右,发18元生活费,是我们单位几个右派中处罚最重的。当然,也有我出身不好、哥哥在香港的因素。

下放长寿湖之前,我绝望得很,认定这辈子完了,再也回不了这个城市。临行前,我把毕业文凭、获奖证书、私人信件、日记本等全部烧毁。我没有成家,也没有男朋友,只有一个妈妈(后妈),她是我在这个城市的唯一亲人。

下长寿湖后,我先在狮子滩打石头男右派打,我扶钢钎,手震得火烧火辣。管我们的人叫韦少清,是个下放干部,人还不错,给我们找手套,收工后,还打热水让我们烫手。在最初那段精神和肉体都很痛苦的日子,他给我很大的安慰。

在长寿湖,我看到很多老革命、学者、专家。我心想,既然这么多优秀人物都是右派,我这个政治上落后的人也算不上冤枉了。陈孟汀(重庆市文教部部长,右派)就冲我说:你不要以为你划不来,我们这些为新中国出生入死的人都到这儿来了。

打了一段时间石头,我被派到湖里面最偏远的一个点(飞龙岛项家坝)开荒。那里没有灯,没有房子,睡在草棚下的包谷杆上,我天天去担土来造简易的泥巴屋。收工后,还要下到湖里去挑水做饭,那段日子与世隔绝,像回到原始社会。

不久,派我到三台岛喂猪,这一次调动对我一生意义重大。首先,喂猪可以偷吃点猪食,配给猪的精饲料有胡豆、红苕。大饥荒那几年,这救了我的命,还救了我妈的命。我妈在重庆活不下去,到长寿湖找我,帮我喂猪,吃口饭,当然也吃点猪饲料。我和我妈都活下来。其次,我在猪场解决了终身大事。

猪场有一个浓眉大眼的年轻人,叫陈大中,是市机械局的右派,在猪场负责打扫粪便、修补圈栏、割猪草。他手脚勤快,干活卖力,人也善良,但是他情绪很低沉,唉呀,太低沉,成天闷闷不乐,也不多说话。我性格开朗,爱唱爱跳。我看到他太消沉,想影响他一下,一来二往,产生了感情。

我们俩虽然一个消沉一个开朗,但旗鼓相当的地方很多。首先,我们都是右派,地位相等;其次,家庭出身都不好,门当户对;第三,都因为一句话落难,本是同根生。

但是,我们是右派,结婚必须要领导同意,领导要不同意,打死我也不敢。

在长寿湖那种困难环境下,我遇到了不少好人,管我们猪场的陈大姐就是其中之一,她是一个下放干部,离了婚,前夫也是右派,她对我们比较好,不整人。我们几个对她说:你不做事,活我们干完,我们遇到啥子事你帮我们解决。

我找她帮我解决的事就是同意我结婚。她很痛快地就同意了,我高兴得不得了!你不明白,她要是不同意,我说不定一辈子单身了,我不敢结婚,真的,你不明白。

1962年,我同陈大中结了婚,我27岁,他28。

那个时候物资供应还很匮乏,我们凭结婚证购买了一个热水瓶,一个脸盆,几斤水果糖。我们回重庆结的婚,在我妈妈的那间小房间里,请左邻右舍吃了几颗糖。

结婚后刚刚半年,市机械局就下令把该局在长寿湖的右派全部召回。我们两个又喜又忧,喜的是,回去当然好,忧的是我回不去,新婚就得分离,而且我已经怀了孕。

(陈大中:我很想留下来,但我在机械局的朋友说: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机会难得,先回去一个,再想办法调另一个。我觉得有道理,于是在1963年春回到重庆。)

这一分,就分了12年。1963年我生了儿子陈小峰,我每天白天劳动,晚上开会,带不了儿子,只得把他送回重庆。我每年春节探亲,见他们父子俩一面。

一年一度的探亲假,对长寿湖的右派来说,是最最重要的日子。我们最最担心的,就是监管人员以种种理由,最常见的就是改造不好,不准探亲。(五一校的李恩章就因这个罪名整整七年不准探亲。)

有一个叫聂成奎的右派(市委办公厅右派,2000年去世),管教干部先不准他探亲,大年三十天黑后,领导大概是吃得愉快,心情好,突然对他说:你走嘛,回去探亲。聂成奎回家心切,连夜出发,为了赶第二天到重庆的船,他步行往长寿走,60多里路,半夜时走不动了,蹲在一家农民的屋檐下,冷抖抖的过了一个年三十。

我也有一次连夜步行的经历。那是1969年1月,我们一帮右派,十来个,从飞龙岛出来,在狮子滩等第二天的车到长寿。当天晚上,突然有个人来给我们报信,他说:听说上面刚刚来了一个文件,为了保证文化大革命的顺利进行,今年春节右派分子一律不准探亲。

我们立马慌了手脚,乱成一团。我们已经有两年没有探亲了,去年春节,也是因为文革,不准探亲。我们一群人中有几个很有斗争经验的人,如曹贞干、李甫杰、高志长等,这一帮团市委的右派脑壳好使。他们召集大家紧急商量,李甫杰说,我们离开飞龙是经过批准的,不违规,现在没得到正式通知,走了,怪罪不到我们。所以,必须赶快离开狮子滩,步行到长寿。

大家一致同意。

从狮子滩到长寿县江边,60多里路,每个人都带了一大堆年货,大背兜、小背兜,沉甸甸的。最麻烦的是我,除了鱼鱼虾虾、红苕干、豆腐皮等等,还背得有我的小儿子陈伟,他才两个月。他们非常关心我,把我所有的年货全部分担,一个人分一部分。李普杰说:王义珍,娃儿只能你一个人背,背不背得动?我说:背得动,背得动。他们不放心,跑去找了一把秤来,一称,娃儿连皮(包裹)一共15斤。我说:15斤,得行,得行。他们还不放心,说:路上没人换你哟,你不要小看15斤。

多年来,我都记得他们。

那天晚上,天阴沉沉的,寒风冷嗖嗖地吹,我们十来个右派大包小包,背兜箩筐,急急匆匆往县城赶,一路走,一路担心有人追上来。我儿子很乖,不哭,但越来越沉,我咬紧牙一声不吭,大家憋足了劲要回家,我不能拖后腿。高志长人高马大,挑着担子虎虎虎的在前面走得没了影,喊遭不住的是成中霖(西南政法学院右派),我们叫他老翘脚。他年龄大了点,东西又多。还抱一个大菜板,一路上他老叫歇气。我们说,你把菜板丢了嘛,又不值钱,他舍不得,说走都走了这么远。

曹贞干脑瓜灵,但挑力不行,他不停地换肩,喘气,从箩筐里拎出一网鸡蛋,抓出几个,想扔,掂了掂,又放回去,挑上担子再走,实在走不动了,又把鸡蛋抓出来,还是舍不得,如此好几次。还有一个右派杨健,半路歇气时,掉了一条羊毛围巾,走了一阵才发现,他心痛得要死,要返回去找,我们好容易劝住他,他垂头丧气,路都差点走不动了。

第二天早上,我们走到县城,累得东倒西歪,赶紧找了一个招待所住下。不一会,有人跑来说快点快点!老翘脚不行了,倒在厕所里。我们慌忙跑出去。老翘脚和另一个右派上厕所,一蹲下去就站不起来。那个右派挣扎了半天才出来,但老翘脚硬是没办法。他们几个男的进去把他抬出来,他面色惨白,狼狈不堪。有人说:老翘脚,你要是把那个菜板丢了嘛也要松活点嘛。

在县城,仍然害怕长寿湖的人追上来,现在拦回去就太冤了。我们眼巴巴的盼船,每分每秒,真的是度日如年呀

到家后第三天,长寿湖又有探亲的右派回来了,他们说:根本没那回事,你们虚惊一场。

我们几个右派都说:不后悔!不后悔!
   
那些日子里,一点关爱就可以拯救一个人,让人终身难忘。

文革初期,我在飞龙岛劳动,一天,突然来了一帮人,抓我到三台岛批斗。我在三台岛喂猪的时候,渔场的一些小青年听说我文艺方面比较在行,找我帮他们编排文艺节目,我请示了管教人员,同意之后才去的。文革一来,有人揭发说:王义珍教革命青年拉二胡,拉的反动曲子梁祝。造反派认为,我同那些青年相处得很好是违反了阶级斗争,我是坏人,必须抓去斗,肃清流毒。

船到三台岛时,天已经黑了,我看见上面屋子里灯火通亮,听见一阵一阵的喊打喊杀声,长寿湖夜晚寂静,声音十分震耳十分恐怖。我骇得全身发软,双脚打颤。我望着上面屋子里透出的灯光,觉得命要丢在那点,狮子滩的批斗会上已经打死了好几个人。我想到陈大中,想到我儿子,他们在重庆......

那一坡石梯坎,我硬是走不动,差点瘫倒在地上。

(笔者按:我曾经三次登上三台岛,那一坡窄窄的石梯还在,上面的屋子已面目全非,四下一片寂静。我顺着那坡石梯往上爬,眼前活鲜鲜地出现一个年轻女人,她善良、漂亮、柔弱、无助,在黑漆漆的夜空里浑身发抖,象一只羔羊,走向灯火通亮的屠场)

正在这个时候,有一个人走到我身边,悄悄对我说:你不要怕,他们是要吼的,没做的事你不要承认。这几句话你现在听起来很一般,但那个时候我要沉下去了,一块小木板就可以救我命。他的话让我感到极大的安慰,我一下子就不打抖了,真的,很怪,我不再抖了,爬上坡走进了会场。

这个人叫顾华银,是下放渔场的学生。
   
在长寿湖,我同农民的关系特别好。那一带缺医少药,农民听说岛上有个女右派是医生,纷纷找上门来,管教干部批准后我就去给他们看病。我是无偿劳动,没一分钱报酬,还要担很大的风险,万一救治中出了问题,肯定要把我打成现行反革命。为了保险,该开三片药的我只开两片。农民朴实,你对他好,他巴心巴肠报答你,才不管你右派不右派。文革我挨斗后,不准我再去看病,把药也封了。农民不管那么多,照样找上门来。有一次,一对农民夫妇急匆匆赶来,我知道是找我,赶紧躲进屋。

管教干部把他们拦住。农民说,儿子病重,要找王医生。管教干部说:啥子王医生?她是坏人,你们晓不晓得?

农民说:那不管,我们只晓得她能救我儿子。

救儿子找公社卫生院。

公社看不好,非要王医生。

给你说了她是坏人。

农民冒火了:啥子坏人好人?我是贫下中农,是啥子人?!我儿子要是死了,告诉你,我要找你负责

我躲在屋里,不敢出去,听他们吵,心里很难过。我究竟是个什么坏人?娃儿要死了,当医生的不准去救?

最后,在农民的威胁下,管教干部让步了。我背着药包出门时,他一脸恼怒地瞪着我。

我在长寿湖21年,前前后后救治了多少人早记不清了,但农民记得,他们至今对我非常好。前几年,我小儿子结婚,专门到长寿湖渡蜜月,十多天时间,每一顿饭在不同的农民家里吃,农民排着队请我们,一大早就来等,生怕等不到。农民拉着我儿子的手说:当初没有你妈就没有我儿子,右派,好哇,好,右派。

当然,长寿湖也有专门整人的人,有一些就是右派本身。有一个叫XXX的右派,劳动时悄悄记下大家说的话,唱的歌,然后向管教干部汇报。XXX以前被别人整,她认为只有整别人自己日子才好过,果然,她后来混得不错。

陈大中:共产党就喜欢这种人汇报别人、整人的人。

王义珍:小儿子跟我住在长寿湖,大儿子跟爸爸住在重庆。我除了喂猪之外,还要出去看病,经常忙得昏天黑地。我把儿子放在一个箩筐里,给他盖一个小棉被,锁上门,任他哭。有一次回来,看见他两只小手乱舞,脚乱蹬。我仔细一看,他把小棉被咬烂了,吃进了一嘴的棉花,我骇得心都差点跳出来,要是棉花堵了气管,他这条小命就报销了。

大一点之后,我把他放在背篼里,在墙上打一根钉子,一根绳子栓在他身上,另一头系在钉子上。我没有其它办法,只有晚上回来,尽可能地多给他一点母爱。

他长到四岁的时候,我不得不把他送回重庆。岛子四面环水,粪坑又多,他活蹦乱跳,掉下去怎么办?(长寿湖教师右派尹从华的小儿子就是掉到湖里淹死的。)我总不能把一个四岁的男孩栓在钉子上。

我把他送到重庆,陪他住了两天,走前的一晚,我彻夜难眠。清晨,天还没亮,陈大中送我到朝天门。离开家门前,我在灯下细细看他,亲了又亲。他同我在长寿湖四年,从没离开过,我舍不得。轮船要开时,我使劲抓住陈大中的手,心像被掏空了

(王义珍泪流满面,陈大中眼睛也红了)

陈大中:我把小儿子送到幼儿园,他抓住铁门,坚决不进去。晚上我去接他,老师说,你这个娃儿没得办法,不吃不喝,一不留神就往外跑,抓住每一个人要妈妈,还钻到外面抱住一个过路人说:叔叔:你带我去长寿湖嘛,你带我去找妈妈嘛。

儿子整整三天坚决不吃饭,非要妈妈,左邻右舍说,没见过这么顽固的娃儿。我没办法,只好请假把他送回长寿湖。

王义珍:那几天,儿子不吃不睡,我在长寿湖也不吃不睡,那种痛苦比当右派都可怕。陈大中把他送回来,我抱着他不松手。

陈大中:我看这种日子不是个办法,十几年了,王义珍调不回来,一个家分成两半。王义珍很难,我在重庆一样的挨斗,一样的劳动,一样的过过街老鼠的日子,回到家里还没有老婆,与其如此不如回长寿湖,情愿不要这个城市户口。

我找领导谈,自愿申请到长寿湖。领导说,你要考虑好,这次下去,肯定再回不来。我回答说,我已经想好了,不后悔。

1975年,离开长寿湖13年之后,我又返回来。

王义珍:当时我们想,一家子就在长寿湖渡过余生,根本没指望什么平反昭雪的好事。1979年,中央文件下达,我和陈大中双双获得平反。我调回了重庆,但是陈大中回不来,机械局的人说,他是自己申请下去的,不属于落实政策的范围。我找到我的单位南泉疗养院,单位表示,我回来都不好安排,意思是年龄大了,业务荒疏了,哪里还能接受一个外人?我到处找人,托关系,希望收留陈大中,但是处处碰壁,我好绝望。

陈大中:我后悔得不得了,落实政策又造成我们分居,早晓得我肯定再忍耐几年。

王义珍:我四处求人,陈大中的朋友也帮忙,上上下下又折腾了一年多,他才终于回到了重庆。我们没有房子,我在市电机厂医务室上班,晚上在注射室铺一个凉板(一个清洁工借我的),带小儿子过夜,陈大中住机械局集体宿舍,与几个单身汉挤一间屋。所以,我们虽然回到重庆,但仍然分居。

1982年,我终于分到一间屋子,总算有了一个安稳的家。这一年,我们刚好结婚20周年。
  
(采访时间2001年5月5日,地点:重庆市石桥铺)

 
采访后记
              
王义珍是我小时到我家来过多次的长寿湖分子之一。她给我的外观印象是苗条修长,慈眉善目,眼睛常含着笑意,举手投足显得轻灵活泼。

我永远记得那对笑盈盈的眼睛,漂亮、亲切,盈满女性的温柔和母性的慈爱。

再见到她时已经是30多年之后。推开门,我一眼就认出了她,那双笑盈盈的眼睛,满面的和蔼亲切,连身材都保持着当年的苗条修长,虽然,头上已是斑斑白发。

可惜,她当年政治不行,屡考屡败,这一败,一生的代价就大了。

政治是个什么东西呢?多年来,它显得比医术重要、比亲情重要、比善良重要、比良心重要、比道义重要、比是非重要、比诚实重要、比真理重要。有了政治,上述那些东西统统可以不要,甚至,为了获得政治,必须先把那些东西剿灭掉。

从毛泽东念念不忘政治挂帅到江泽民大力呼喊讲政治,社会主义五十年过去了,无数个王义珍,张义珍,李义珍的大半生也过去了。

但愿未来那些喜欢政治、擅长政治的伟大人物、英明领袖、领导核心们不要再冲着象王义珍这样美丽、单纯、善良的女人下手。







政治是个什么东西呢?多年来,它比医术重要、比亲情重要、比善良重要、比良心重要
 

  
王义珍:1957年重庆南温泉疗养院医务人员,1935年生。
    
我这个人天生对政治不感兴趣,也不要求进步,连团员都不是。我喜欢唱歌跳舞,喜欢音乐艺术,1957年之前,我成天嘻嘻哈哈,性格十分开朗。

那个时候,经常进行政治测验,凭良心说,我不是不努力,我其它测验都很好,就是政治时事题考不起,硬是考不起,考一次败一次,不及格。不及格就要把姓名登在黑板报上,我觉得很没面子。有一次,有人对我说:王义珍,没得啥子嘛,书记还不是每次都没及格。

我们书记是个大老粗,没什么文化。

我一听,不服气了,说:那为啥子不公布书记的分数,不把他的名字上黑板?

把我打成右派当然不是以这个罪名,他们抓住我说过报纸上有很多假话给我定了一个反党反社会主义。

我的的确确说过那句话,那也的的确确是事实。

斗争我的时候,要我交待反党的思想根源。我没有根源,不晓得啷个说,憋得满面通红,只好反反复复地说:是嘛,是嘛,我反党反社会主义,我反党反社会主义。这样说过不了关,非得交待为什么要反党?为什么仇恨社会主义?动机、目的等等。前面有个右派交待得很好,深挖思想根源,我想照着他那样说,但刚说两句就混乱了,照着说我都说不来,没办法,只好连连说:我错了嘛,我错了嘛。

挖不出思想根源,被认为是顽固抗拒,把我判为极右,发18元生活费,是我们单位几个右派中处罚最重的。当然,也有我出身不好、哥哥在香港的因素。

下放长寿湖之前,我绝望得很,认定这辈子完了,再也回不了这个城市。临行前,我把毕业文凭、获奖证书、私人信件、日记本等全部烧毁。我没有成家,也没有男朋友,只有一个妈妈(后妈),她是我在这个城市的唯一亲人。

下长寿湖后,我先在狮子滩打石头男右派打,我扶钢钎,手震得火烧火辣。管我们的人叫韦少清,是个下放干部,人还不错,给我们找手套,收工后,还打热水让我们烫手。在最初那段精神和肉体都很痛苦的日子,他给我很大的安慰。

在长寿湖,我看到很多老革命、学者、专家。我心想,既然这么多优秀人物都是右派,我这个政治上落后的人也算不上冤枉了。陈孟汀(重庆市文教部部长,右派)就冲我说:你不要以为你划不来,我们这些为新中国出生入死的人都到这儿来了。

打了一段时间石头,我被派到湖里面最偏远的一个点(飞龙岛项家坝)开荒。那里没有灯,没有房子,睡在草棚下的包谷杆上,我天天去担土来造简易的泥巴屋。收工后,还要下到湖里去挑水做饭,那段日子与世隔绝,像回到原始社会。

不久,派我到三台岛喂猪,这一次调动对我一生意义重大。首先,喂猪可以偷吃点猪食,配给猪的精饲料有胡豆、红苕。大饥荒那几年,这救了我的命,还救了我妈的命。我妈在重庆活不下去,到长寿湖找我,帮我喂猪,吃口饭,当然也吃点猪饲料。我和我妈都活下来。其次,我在猪场解决了终身大事。

猪场有一个浓眉大眼的年轻人,叫陈大中,是市机械局的右派,在猪场负责打扫粪便、修补圈栏、割猪草。他手脚勤快,干活卖力,人也善良,但是他情绪很低沉,唉呀,太低沉,成天闷闷不乐,也不多说话。我性格开朗,爱唱爱跳。我看到他太消沉,想影响他一下,一来二往,产生了感情。

我们俩虽然一个消沉一个开朗,但旗鼓相当的地方很多。首先,我们都是右派,地位相等;其次,家庭出身都不好,门当户对;第三,都因为一句话落难,本是同根生。

但是,我们是右派,结婚必须要领导同意,领导要不同意,打死我也不敢。

在长寿湖那种困难环境下,我遇到了不少好人,管我们猪场的陈大姐就是其中之一,她是一个下放干部,离了婚,前夫也是右派,她对我们比较好,不整人。我们几个对她说:你不做事,活我们干完,我们遇到啥子事你帮我们解决。

我找她帮我解决的事就是同意我结婚。她很痛快地就同意了,我高兴得不得了!你不明白,她要是不同意,我说不定一辈子单身了,我不敢结婚,真的,你不明白。

1962年,我同陈大中结了婚,我27岁,他28。

那个时候物资供应还很匮乏,我们凭结婚证购买了一个热水瓶,一个脸盆,几斤水果糖。我们回重庆结的婚,在我妈妈的那间小房间里,请左邻右舍吃了几颗糖。

结婚后刚刚半年,市机械局就下令把该局在长寿湖的右派全部召回。我们两个又喜又忧,喜的是,回去当然好,忧的是我回不去,新婚就得分离,而且我已经怀了孕。

(陈大中:我很想留下来,但我在机械局的朋友说: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机会难得,先回去一个,再想办法调另一个。我觉得有道理,于是在1963年春回到重庆。)

这一分,就分了12年。1963年我生了儿子陈小峰,我每天白天劳动,晚上开会,带不了儿子,只得把他送回重庆。我每年春节探亲,见他们父子俩一面。

一年一度的探亲假,对长寿湖的右派来说,是最最重要的日子。我们最最担心的,就是监管人员以种种理由,最常见的就是改造不好,不准探亲。(五一校的李恩章就因这个罪名整整七年不准探亲。)

有一个叫聂成奎的右派(市委办公厅右派,2000年去世),管教干部先不准他探亲,大年三十天黑后,领导大概是吃得愉快,心情好,突然对他说:你走嘛,回去探亲。聂成奎回家心切,连夜出发,为了赶第二天到重庆的船,他步行往长寿走,60多里路,半夜时走不动了,蹲在一家农民的屋檐下,冷抖抖的过了一个年三十。

我也有一次连夜步行的经历。那是1969年1月,我们一帮右派,十来个,从飞龙岛出来,在狮子滩等第二天的车到长寿。当天晚上,突然有个人来给我们报信,他说:听说上面刚刚来了一个文件,为了保证文化大革命的顺利进行,今年春节右派分子一律不准探亲。

我们立马慌了手脚,乱成一团。我们已经有两年没有探亲了,去年春节,也是因为文革,不准探亲。我们一群人中有几个很有斗争经验的人,如曹贞干、李甫杰、高志长等,这一帮团市委的右派脑壳好使。他们召集大家紧急商量,李甫杰说,我们离开飞龙是经过批准的,不违规,现在没得到正式通知,走了,怪罪不到我们。所以,必须赶快离开狮子滩,步行到长寿。

大家一致同意。

从狮子滩到长寿县江边,60多里路,每个人都带了一大堆年货,大背兜、小背兜,沉甸甸的。最麻烦的是我,除了鱼鱼虾虾、红苕干、豆腐皮等等,还背得有我的小儿子陈伟,他才两个月。他们非常关心我,把我所有的年货全部分担,一个人分一部分。李普杰说:王义珍,娃儿只能你一个人背,背不背得动?我说:背得动,背得动。他们不放心,跑去找了一把秤来,一称,娃儿连皮(包裹)一共15斤。我说:15斤,得行,得行。他们还不放心,说:路上没人换你哟,你不要小看15斤。

多年来,我都记得他们。

那天晚上,天阴沉沉的,寒风冷嗖嗖地吹,我们十来个右派大包小包,背兜箩筐,急急匆匆往县城赶,一路走,一路担心有人追上来。我儿子很乖,不哭,但越来越沉,我咬紧牙一声不吭,大家憋足了劲要回家,我不能拖后腿。高志长人高马大,挑着担子虎虎虎的在前面走得没了影,喊遭不住的是成中霖(西南政法学院右派),我们叫他老翘脚。他年龄大了点,东西又多。还抱一个大菜板,一路上他老叫歇气。我们说,你把菜板丢了嘛,又不值钱,他舍不得,说走都走了这么远。

曹贞干脑瓜灵,但挑力不行,他不停地换肩,喘气,从箩筐里拎出一网鸡蛋,抓出几个,想扔,掂了掂,又放回去,挑上担子再走,实在走不动了,又把鸡蛋抓出来,还是舍不得,如此好几次。还有一个右派杨健,半路歇气时,掉了一条羊毛围巾,走了一阵才发现,他心痛得要死,要返回去找,我们好容易劝住他,他垂头丧气,路都差点走不动了。

第二天早上,我们走到县城,累得东倒西歪,赶紧找了一个招待所住下。不一会,有人跑来说快点快点!老翘脚不行了,倒在厕所里。我们慌忙跑出去。老翘脚和另一个右派上厕所,一蹲下去就站不起来。那个右派挣扎了半天才出来,但老翘脚硬是没办法。他们几个男的进去把他抬出来,他面色惨白,狼狈不堪。有人说:老翘脚,你要是把那个菜板丢了嘛也要松活点嘛。

在县城,仍然害怕长寿湖的人追上来,现在拦回去就太冤了。我们眼巴巴的盼船,每分每秒,真的是度日如年呀

到家后第三天,长寿湖又有探亲的右派回来了,他们说:根本没那回事,你们虚惊一场。

我们几个右派都说:不后悔!不后悔!
   
那些日子里,一点关爱就可以拯救一个人,让人终身难忘。

文革初期,我在飞龙岛劳动,一天,突然来了一帮人,抓我到三台岛批斗。我在三台岛喂猪的时候,渔场的一些小青年听说我文艺方面比较在行,找我帮他们编排文艺节目,我请示了管教人员,同意之后才去的。文革一来,有人揭发说:王义珍教革命青年拉二胡,拉的反动曲子梁祝。造反派认为,我同那些青年相处得很好是违反了阶级斗争,我是坏人,必须抓去斗,肃清流毒。

船到三台岛时,天已经黑了,我看见上面屋子里灯火通亮,听见一阵一阵的喊打喊杀声,长寿湖夜晚寂静,声音十分震耳十分恐怖。我骇得全身发软,双脚打颤。我望着上面屋子里透出的灯光,觉得命要丢在那点,狮子滩的批斗会上已经打死了好几个人。我想到陈大中,想到我儿子,他们在重庆......

那一坡石梯坎,我硬是走不动,差点瘫倒在地上。

(笔者按:我曾经三次登上三台岛,那一坡窄窄的石梯还在,上面的屋子已面目全非,四下一片寂静。我顺着那坡石梯往上爬,眼前活鲜鲜地出现一个年轻女人,她善良、漂亮、柔弱、无助,在黑漆漆的夜空里浑身发抖,象一只羔羊,走向灯火通亮的屠场)

正在这个时候,有一个人走到我身边,悄悄对我说:你不要怕,他们是要吼的,没做的事你不要承认。这几句话你现在听起来很一般,但那个时候我要沉下去了,一块小木板就可以救我命。他的话让我感到极大的安慰,我一下子就不打抖了,真的,很怪,我不再抖了,爬上坡走进了会场。

这个人叫顾华银,是下放渔场的学生。
   
在长寿湖,我同农民的关系特别好。那一带缺医少药,农民听说岛上有个女右派是医生,纷纷找上门来,管教干部批准后我就去给他们看病。我是无偿劳动,没一分钱报酬,还要担很大的风险,万一救治中出了问题,肯定要把我打成现行反革命。为了保险,该开三片药的我只开两片。农民朴实,你对他好,他巴心巴肠报答你,才不管你右派不右派。文革我挨斗后,不准我再去看病,把药也封了。农民不管那么多,照样找上门来。有一次,一对农民夫妇急匆匆赶来,我知道是找我,赶紧躲进屋。

管教干部把他们拦住。农民说,儿子病重,要找王医生。管教干部说:啥子王医生?她是坏人,你们晓不晓得?

农民说:那不管,我们只晓得她能救我儿子。

救儿子找公社卫生院。

公社看不好,非要王医生。

给你说了她是坏人。

农民冒火了:啥子坏人好人?我是贫下中农,是啥子人?!我儿子要是死了,告诉你,我要找你负责

我躲在屋里,不敢出去,听他们吵,心里很难过。我究竟是个什么坏人?娃儿要死了,当医生的不准去救?

最后,在农民的威胁下,管教干部让步了。我背着药包出门时,他一脸恼怒地瞪着我。

我在长寿湖21年,前前后后救治了多少人早记不清了,但农民记得,他们至今对我非常好。前几年,我小儿子结婚,专门到长寿湖渡蜜月,十多天时间,每一顿饭在不同的农民家里吃,农民排着队请我们,一大早就来等,生怕等不到。农民拉着我儿子的手说:当初没有你妈就没有我儿子,右派,好哇,好,右派。

当然,长寿湖也有专门整人的人,有一些就是右派本身。有一个叫XXX的右派,劳动时悄悄记下大家说的话,唱的歌,然后向管教干部汇报。XXX以前被别人整,她认为只有整别人自己日子才好过,果然,她后来混得不错。

陈大中:共产党就喜欢这种人汇报别人、整人的人。

王义珍:小儿子跟我住在长寿湖,大儿子跟爸爸住在重庆。我除了喂猪之外,还要出去看病,经常忙得昏天黑地。我把儿子放在一个箩筐里,给他盖一个小棉被,锁上门,任他哭。有一次回来,看见他两只小手乱舞,脚乱蹬。我仔细一看,他把小棉被咬烂了,吃进了一嘴的棉花,我骇得心都差点跳出来,要是棉花堵了气管,他这条小命就报销了。

大一点之后,我把他放在背篼里,在墙上打一根钉子,一根绳子栓在他身上,另一头系在钉子上。我没有其它办法,只有晚上回来,尽可能地多给他一点母爱。

他长到四岁的时候,我不得不把他送回重庆。岛子四面环水,粪坑又多,他活蹦乱跳,掉下去怎么办?(长寿湖教师右派尹从华的小儿子就是掉到湖里淹死的。)我总不能把一个四岁的男孩栓在钉子上。

我把他送到重庆,陪他住了两天,走前的一晚,我彻夜难眠。清晨,天还没亮,陈大中送我到朝天门。离开家门前,我在灯下细细看他,亲了又亲。他同我在长寿湖四年,从没离开过,我舍不得。轮船要开时,我使劲抓住陈大中的手,心像被掏空了

(王义珍泪流满面,陈大中眼睛也红了)

陈大中:我把小儿子送到幼儿园,他抓住铁门,坚决不进去。晚上我去接他,老师说,你这个娃儿没得办法,不吃不喝,一不留神就往外跑,抓住每一个人要妈妈,还钻到外面抱住一个过路人说:叔叔:你带我去长寿湖嘛,你带我去找妈妈嘛。

儿子整整三天坚决不吃饭,非要妈妈,左邻右舍说,没见过这么顽固的娃儿。我没办法,只好请假把他送回长寿湖。

王义珍:那几天,儿子不吃不睡,我在长寿湖也不吃不睡,那种痛苦比当右派都可怕。陈大中把他送回来,我抱着他不松手。

陈大中:我看这种日子不是个办法,十几年了,王义珍调不回来,一个家分成两半。王义珍很难,我在重庆一样的挨斗,一样的劳动,一样的过过街老鼠的日子,回到家里还没有老婆,与其如此不如回长寿湖,情愿不要这个城市户口。

我找领导谈,自愿申请到长寿湖。领导说,你要考虑好,这次下去,肯定再回不来。我回答说,我已经想好了,不后悔。

1975年,离开长寿湖13年之后,我又返回来。

王义珍:当时我们想,一家子就在长寿湖渡过余生,根本没指望什么平反昭雪的好事。1979年,中央文件下达,我和陈大中双双获得平反。我调回了重庆,但是陈大中回不来,机械局的人说,他是自己申请下去的,不属于落实政策的范围。我找到我的单位南泉疗养院,单位表示,我回来都不好安排,意思是年龄大了,业务荒疏了,哪里还能接受一个外人?我到处找人,托关系,希望收留陈大中,但是处处碰壁,我好绝望。

陈大中:我后悔得不得了,落实政策又造成我们分居,早晓得我肯定再忍耐几年。

王义珍:我四处求人,陈大中的朋友也帮忙,上上下下又折腾了一年多,他才终于回到了重庆。我们没有房子,我在市电机厂医务室上班,晚上在注射室铺一个凉板(一个清洁工借我的),带小儿子过夜,陈大中住机械局集体宿舍,与几个单身汉挤一间屋。所以,我们虽然回到重庆,但仍然分居。

1982年,我终于分到一间屋子,总算有了一个安稳的家。这一年,我们刚好结婚20周年。
  
(采访时间2001年5月5日,地点:重庆市石桥铺)

 
采访后记
              
王义珍是我小时到我家来过多次的长寿湖分子之一。她给我的外观印象是苗条修长,慈眉善目,眼睛常含着笑意,举手投足显得轻灵活泼。

我永远记得那对笑盈盈的眼睛,漂亮、亲切,盈满女性的温柔和母性的慈爱。

再见到她时已经是30多年之后。推开门,我一眼就认出了她,那双笑盈盈的眼睛,满面的和蔼亲切,连身材都保持着当年的苗条修长,虽然,头上已是斑斑白发。

可惜,她当年政治不行,屡考屡败,这一败,一生的代价就大了。

政治是个什么东西呢?多年来,它显得比医术重要、比亲情重要、比善良重要、比良心重要、比道义重要、比是非重要、比诚实重要、比真理重要。有了政治,上述那些东西统统可以不要,甚至,为了获得政治,必须先把那些东西剿灭掉。

从毛泽东念念不忘政治挂帅到江泽民大力呼喊讲政治,社会主义五十年过去了,无数个王义珍,张义珍,李义珍的大半生也过去了。

但愿未来那些喜欢政治、擅长政治的伟大人物、英明领袖、领导核心们不要再冲着象王义珍这样美丽、单纯、善良的女人下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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