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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俄罗斯作家索尔仁尼琴(三)王康访谈录
北明(美国)



生命,这是一出激动人心的辉煌壮丽的戏剧。



六、索尔仁尼琴与中国

北:老大哥苏联在斯大林统治时期对中国的影响首屈一指。另方面,异议作家索尔仁尼琴在苏联的禁书《古拉格群岛》在中国不胫而走。如果对中国没有启示意义,中国知识界不会如此关注他。请谈谈索尔仁尼琴与中国的关系和对对中国的意义。

王:我们这一代人在自我认识过程中,深受外国文学、外国哲学和各种理论的影响。我记得我们年轻的时候,有三本书大大影响了中国社会:一本是曼彻斯特写的《光荣与梦想》,一本是夏伊勒写的《第三帝国的兴亡》,再一本就是《古拉格群岛》。现在看起来,《古拉格群岛》对中国知识界,对我们这一代人的影响远远超过前两本书和其他所有的书。中国知识界、中国知识分子对老索怀着一种非常特殊的情感,老索和中国的精神、思想界有一种特殊的关系。老索所做的事情正是中国知识分子应该做而没有做好的事情。在某种意义上,他的《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牛犊顶橡树》、《第一圈》、《癌病房》、《古拉格群岛》和给苏联作协书记处、给苏联内务部和苏联领导人的公开信以及《不要靠谎言生活》等著名散文,所有这些都是老索面对自己的时代,面对红色苏维埃帝国,建立了一个跟这个帝国相对峙的精神王国,这个精神王国最后居然摧毁了那个权力帝国。这个精神、道德王国的重建是中国知识分子最想做、最应该做而始终没有做好的事情。老索是中国自由精神当之无愧的先驱。

俄国和中国在二十世纪的命运实在太相似。谁都知道,毛泽东主义是斯大林主义在中国的一个继承、在东方的一个翻版。毛对秦始皇的继承远远不能跟他在斯大林那儿所接受的现代极权主义国家的一套制度、理论相提并论。老索文学创作最主要的使命就是揭露、就是见证,就是最后直接地把斯大林主义埋葬。这个意义上,老索所做的事情,在精神和历史意义上,在文学上的成就,都是中国知识分子应该做而没有做到的事情。当然中、俄两国肯定有所区别,但在基本的社会性格上,在本质上,中苏两国的社会制度,整个生活方式、两国的命运高度的相似、高度的一致。为什么《古拉格群岛》、《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在中国两代知识分子里引起这么持久的关注,引起这么多或公开或私下的思考、讨论和感叹,具有这么深的启示,就在于他的文学创作实际上代表了中国的文学道路。在这一点上,老索在文学上对苏联历史命运以及对中国历史命运所发挥的作用,胜过了所有中国作家。也超过了所有二十世纪西方作家对中国的影响。

有一个很苦涩的现实。作为中国知识分子和青年如此敬仰的作家,老索对中国却没有说几句好话,老索对中国也不了解,可以说很冷漠,甚至很反感。很著名的事例,他那封在1973年给苏联领导人的公开信。他辟了一个专页,专门谈论俄罗斯和中国的关系。其中两点我印象非常深刻:第一,他建议苏联领导人把马克思主义让给中国共产党,因为俄国有一千年的东正教传统,俄国在精神上不需要马克思。马克思主义是十九世纪从西方刮过来的一股黑风。老索认为这股黑风已经让俄国付出了6600万生命的代价,他希望这股黑风继续往东刮去,让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正统自居,让他们去拯救人类;第二,他建议苏共领导集团千万不要和中国发生战争。因为一旦开战,游击战、人民战争的所有优势如不怕死、吃苦耐劳,绝对服从命令等等,这些优势全都在中国人那里。这种战争对俄国来说,和拿破仑的战争、两次世界大战都不能相比,这场战争对俄国将是一场噩梦和浩劫。他力劝苏联统治集团千万要避免和中国的战争。关于中国文化大革命和红卫兵运动,老索也一眼看清它们的异国源头。他在斯德哥尔摩指出,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魔鬼本来只是19世纪俄国局部地区梦魇般的想像物,但是在20世纪却在人们眼皮底下爬过整个地球,在想像不到的国度,他指的正是中国,红卫兵们可悲地堕落和野蛮,兴高采烈地重复着俄国19世纪的堕落和错误,还以为他们在砸烂旧世界,天真地以为自己正在创造一个人间天堂。老索对中国这两点看法,肯定没有一个中国人听起来感到愉快和轻松。老索之所以这样看待中国,在于他那基本的判断,毛泽东主义正是斯大林主义在东方的翻版。亚细亚主义的、中国固有的专制主义传统使毛主义比斯大林主义更野蛮、更可怕、更恐怖。老索的这个判断应该说真实不虚。当然老索没有对中国人民、知识界像俄国一样追求自由、追求一种精神救赎的艰难的历史过程,说几句好话。老索在美国呆了近二十年时间,1974到1994二十年时间,这二十年时间中国发生了巨大的、充满灾难和戏剧性的变化,老索对此似乎不置一词。也许他过于关心他的祖国的命运,他对西方的评价似乎也不多,他对西方对美国也有很多激烈的批评。他对中国没有什么赞誉,也没有什么批评。就像这个巨大的国度不存在一样。我也许咨讯太少,我没看见老索对中国有一次很郑重、很系统的评价。这就形成了一种很奇特、很荒诞、很可悲的反差:中国知识分子如此高度地评价老索,把他看成自己精神上的盟友,很多作家以他为榜样,认为老索的道路是中国作家应该走的道路。但是,就这么一个老索,他对中国并不了解,甚至没有兴趣,甚至很反感。

无论如何,老索对中国的影响绝对不会止于他离开世界那一刻。也许他的去世会让中国作家、中国知识分子们重新思考:索尔仁尼琴的道路和中国知识分子、中国作家的道路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我相信,不管老索本人对中国的态度如何,中国人、中国作家对老索的基本情感和评价不会改变。因为索尔仁尼琴所代表的文学方向、文学使命仍然是中国作家、中国知识分子的方向和使命。

近代以来,除了同情、好奇,对古代文明的赞扬外,西方世界有几个人曾对中国作过正面的评价呢?在马克思、恩格斯眼里,中国一直是暴君和大帝国的舞台,是腐朽的半文明制度,从来表现不出任何独立意志和历史首创精神,中国一直是欧洲文明的直接对立面,代表着世界上总体反动、总体保守的强大堡垒,是腐朽世界的总代表。被毛泽东称为一代天骄的成吉思汗,在列宁那里不过是可诅咒的遗产和可耻的待人方式的化身,是普遍奴隶制的怪物。到1949年以后,中国始而成为斯大林俄国的文化-政治殖民地,后来蜕变为更为强硬、僵化、好战和不可理喻的斯大林-毛泽东主义国家。

西方人惊讶地发现,数亿中国人如同秦始皇时代的兵马佣一样,几乎丧失了最些微的个人特征,清一色的斯大林-毛泽东式蓝布衫,军人一般坚起领口,上衣口袋插着一支墨水笔,数以亿计的生灵只有一种思维,操同一种话语,着同一种服装,干同一种活路。1964年,西方世界最温和的小国瑞士记者斯塔奇获准进入中国,他在《大墙之内的国度》一文中写道,共产党中国已达6-7亿人口,土地比美国和英国加起来还大,并且拥有二百七十万常备军,当年爆破了第一颗原子弹,成为第五支核力量,这个狂热的、教条的共产党政权,已将中国变成世界上最富侵略性的国家,世界上武装革命起义的最大温床,成为当今世界唯一一个公开推行战争政策、并将战争作为实现其意识形态目标的基本手段的国家。毛泽东公开号召亚非拉即黄、黑、褐色人种联合起来对抗帝修反即白种人,这使当年希特勒式法西斯种族主义大大相形见拙。

索尔兹伯里1966年奇迹式地从香港进入中国,他的结论是,古典时代西方人头脑中的黄祸已经演变成红祸,中共政权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越出亚洲,把西方最激进的马克思主义和苏俄的专制主义成功地引入中国,中国对世界的恐怖力量在于,亿万中国人已被驯服,成为没有前例可循的巨大暴力工具。西方人发现,在苏俄的咄咄逼人的进攻态势之外,真正的威胁来自东方。红色中国几乎不可阻遏地将成为一个庞大的、人口过剩的、野心勃勃的国家,中共驱使这无与伦比的秦始皇-成吉思汗-毛泽东的后备军满怀对西方的仇恨,把革命、造反、起义、战争、流血、恐怖当成天下大义所在,当成悠悠万事中惟此惟大的圣战。他们把美国当成实现其世界革命目标的最大障碍,期望加深美、苏之间的敌意,美国与欧洲之间的分裂,美国与整个第三世界的对抗。

中国数以千万计生命的悲惨死亡,饥饿、逮捕、公开枪杀、游行批斗和对自杀者的凌辱,让连费正清、赛珍珠、卢斯、萨特一类长期同情中国的西方人都感到迷惘、绝望。1966年9月,文革猝然发动,美国《生活》杂志连续三期载文,回顾中国100年的血腥动荡,而眼前正在发生的将是更为可怕的恐怖痉挛,这场灾难将把中国和世界带到什么田地,无人知晓。费正清在其《对华回忆录》中悲叹道:文革暴行将把中国带到我们难以想像的地狱的边缘。中国已经堕落成世界历史上未曾出现过的极权主义怪兽加暴民恐怖专政的双头恶龙。《圣经》中所描绘的魔鬼是一种狰狞可怕的怪蛇,1949年以后的中国,令人想起一种曾经灭绝了的、侏罗纪时代的、在黑暗中瘫痪甚至窒息了亿万年的怪物。它孕育着某种神秘、凶险、巨大无比的毁灭性力量,它隐藏在那层峦叠峰般的红墙和长城后面,一旦时机成熟,就会让西方和东方自己的文明玉石俱焚。

我们是否应该反躬自省,在反抗黑暗、专制、愚昧和腐化力量的斗争中,中国的纪录足以让世界称道吗?中国从1949年以来惨不忍睹的历史和当下礼崩乐坏的可悲现实,难道与作家们的选择毫无关系吗?面对同样的境遇,在老索为代表的俄苏先驱面前,我们能不汗颜吗? 俄国确实瓦解了,老索至死不能回答俄罗斯何去何从的问题,但是他的祖国和人民并没有堕落、腐败,并没有怨天尤人祸及世界,俄国在道德、精神上保持着尊严和自信,在东、西方惊恐莫名、弹冠相庆的时候,俄国没有自暴自弃。无论如何,俄国和全世界有识之士对老索的悼念再次成为人类文学和精神史上的壮举。普京和梅德维杰夫对老索的送行,表明良心、真理、性灵和神迹依然没有离开俄国。

230年前,雨果在纪念伏尔泰逝世100周年时发表了一场演说,他对那位法国先贤的赞辞,完全适用于刚刚去世的索尔仁尼琴先生:

他离开人世时已经年届耄耋,他著述极富,肩负着光荣也最艰巨的责任,那就是:培育良知,教化人类。

他发动了一场非同寻常的战争,一场以一敌众的战争,一场气壮山河的战争。这是思想向物质作战,理性向偏见作战,正义向不义作战,被压迫者向压迫者作战;这是善之战,仁爱之战。

一个新的纪元从他开始。从此我们感到,最高的统治力量就是让一切被理性思考。文明曾服从于武力,以后,文明将服从于思想。王杖和宝剑折断了,光明取而代之,这就是说,权威已经变换为自由。自此以往,高于一切的是人民的法律和个人的良心。

他不仅是一个人,他是整整一个时代。他曾尽己任,完成了一项使命。他已完成的工作显然是天意选派他去完成的,命运的法则和自然的法则都同样明白地体现出上天的意旨。
  

七、索尔仁尼琴与中国同行之比较

  
北:在谈论老索对中国的影响的时候,您提到了几点:一点是毛泽东比之斯大林更残忍、更野蛮;第二点,中国知识分子对老索的崇敬和对老索的关注比世界上其他国家更甚。在这两个前提下,中国文学界和知识界并没有达到老索对集权统治那种批判的高度。您认为究竟是什么原因,是因为毛泽东比之斯大林更残忍?还是因为中国缺少东正教那样的宗教传统?或者是因为中国知识界自己精神准备不足?为什么中国知识界就没有出现像索尔仁尼琴那样的作家,也没有出现像麦德维杰夫那样的历史学家?没有出现《让历史来审判》和《古拉格群岛》那样的作品?

王:老索不是一种孤独的存在,与他同时代的精神巨人还有不少。著名物理学家、苏联氢弹之父萨哈罗夫,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他把自己所有的荣誉和光环全部放下不管,坚持在前苏联成立一个逐步履行芬兰赫尔辛基人权最后条款的人权委员会,从而遭到放逐,一直到死。麦德维耶夫,著名历史学家、《让历史来审判》的作者,从上世纪六十年代起开始公开批判苏联现存制度,批判斯大林主义。而中国到现在也没有产生一部严肃清算和批判毛泽东主义的历史著作。他们的传统就是十二月革命党人的传统。不是为自己的利益、现实的功利而奋斗,而是为俄罗斯的命运、为自由和真理而奋斗。这种传统在中国不是没有,但已太久远。孔子所说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孟子所谓天降大任于斯人,司马迁所倡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张载所谓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已过去千百年,经过长期专制主义的磨洗和镇压,尤其明、清两代高度中央专制主义的毒化,已经式微衰败。蒙元以后,中国士大夫精神就江河日下。清初就只剩顾、黄、王三家。近代五四以来,一种简单化的西方启蒙学说入主中国,以否弃中国传统道德伦理、精神气象为前提的激进主义席卷社会和知识界。1949年后,毛派共产党对中国知识分子和传统文化,包括他们的气节、风骨、人格给予犁庭扫穴式、毁灭性的打击。反右、文革、六.四以及嗣后的利益赎买和精神高压,中国知识分界普遍堕落蜕化,犬儒主义盛行,乡愿哲学风靡,更有甚者,公然鼓吹国家专制、暴君崇拜和法西斯主义。可悲可耻可叹。在中国当下污垢一般的社会土壤里,产生老索式的作品几乎不可能。向时下中国文学界提出这种要求,太苛刻了。将来有没有可能我不知道。当然也不绝对,中国有作家和思想家,正在继续老索式的工作,但是他们比老索更孤独更艰难。另外,因为俄国在地缘上远比中国更接近西方,彼得大帝以后,俄国就一直想融入西方。俄国既是西方的重要对手,同时又是它的重要部分。这种地缘关系,让西方为中心的近代世界对俄国命运,包括它的作家、诗人、思想家们的著作备加关注,对他们的创作寄予了很大的期待。老索之前之后,俄国许多作家都有世界性的声誉,这确实跟俄国与西方特殊的地缘关系有关。而中国因和西方、和世界的主流文明隔绝太久、太远,中国发出的声音太微弱了,何况中国本来没有发出什么像样的声音。另一个重要原因,说到底,文学创作是天才们的事情。同样的苦难、同样的黑暗,俄国就能产生光芒四射的作品,这最终取决于个体生命对苦难、命运,对拯救的感受方式和表达力度。外界、客观、传统和地缘的因缘最后要体现在个体的解悟和写作中。毕竟,中国没有出现与自己的历史命运相照应的作品,没有产生老索式的先知、天才和大师,这是中国作家莫大的失职和遗憾。

北:您能不能具体谈谈这个话题?中国没有索尔仁尼琴,但是中国有高行健、莫言、苏童等另一类型的作家。

王:我虽是中文系毕业,对文学与人类的关系有独特的观察和思考,但坦率说,我对这几位作家毫无兴趣,这几位作家都没有认真评价的必要。理由很简单,他们的写作只跟他们自己有关。
        就思想和政治道德而言,熊十力、吴宓、陈寅恪、唐君毅、牟宗三和林昭、顾准、李慎之等与老索同属共产主义世界范围内坚守自由和文明立场的中国先贤先圣,刘宾雁、郑义、高尔品、辛灏年等在政治倾向上各存己见,但作为作家,他们都以其常年一以贯之的气节、风骨和襟怀践履着自己的文学使命,未尝稍解。由于中国精神统绪的反复斫断,由于1949年后毛泽东等对知识界和作家的长期洗脑和极度控制,由于11989年后中国当局成功地镇压和败坏了知识界,也由于文字语言的隔阂和流亡作家面临的远比俄罗斯作家更为严酷的处境,我们至今没有出现能与老索并肩媲美、享有世界盛誉的作家,这确实是中国文学界的悲哀。不过我有一个预感,一旦中国作家在精神和灵魂上获得独立和自由,他们当中将有人拔地而起。就在我们一代,我坚信这是大器晚成的一代,中国20世纪的诗史性悲剧一定会孕育出中国的但丁、雨果、托尔斯泰和我们的索尔仁尼琴。

老索为自己和俄国文学赢得的世界性声誉,成为中国知识分子和作家们几十年来最怵目的文学现实。如果拿高行健的文学创作与老索比较,其间的反差和对比简直令人惊心动魄。老索诺贝尔文学奖获奖词的标题叫为人类而艺术。老索坚信,人类命运和世界真理是不可分割的整体。文学有一种奇特的力量,它能把一个民族、一个时代的生活传达给世界,从而使人类历史少走弯路。他坚信,人类唯一的拯救就在于每一个人都把每一件事当成自己的事,在于东方的人民生死攸关地关切着西方的命运,而西方人民同样关注着东方道路。文学是人类所拥有的最为敏感、最易唤起共鸣的工具,因而也是最能使人类彼此了解和团结的工具。1970年,老索在斯德哥尔摩发表的获奖演讲中坚定地指出,文学的最高使命乃是救赎和创造奇迹,文学有帮助人类的力量,有看清人类真相的力量,作家有责任在人们心灵内部培养出拥抱世界的激情,文学能够把浓缩的痛苦、经历和教训传达给世界,文学对世界负有特殊而神圣的使命。

十七年后,1987年,布罗茨基站在同一个讲坛上,再次宣告了俄国文学的意义和使命。法国作家阿尔多诺问,奥斯威辛之后还能写出诗吗?美国诗人斯特雷德问,奥斯威辛后还能共进午餐吗?布罗茨基回答说,死在斯大林集中营的人数,远远超过死在希特勒集中营的人数。无论如何,我所属的一代人有勇气写诗。或许还存在另一种文学道路:废墟、碎石、抽象派、窒息呼吸的现代诗,俄国作家抵制了这条道路,因为它们不能反映俄国在20世纪的真实命运。

在同一个地方,被授予20世纪最后一名诺贝尔文学奖的高行健,却发表了让我们沮丧不已的获奖辞。高行健获奖词的标题,我记得不太清楚,大概意思是文学没有其他理由,文学唯一的理由乃是个人的理由。这是完全不同的两种文学创作主张。刚才说了,中、俄两国二十世纪的命运高度相似,我们所面临的困境,专制、暴力、谎言,都太相似。因此,中俄两国作家的文学主张应该是接近的。毫无疑问,老索的文学主张远比高行健的文学主张更贴近、更忠实地体现不光是俄国、也是中国二十世纪命运的本质。

要达到老索的高度,要像他一样引起世界文学界的首肯,首先必须有勇气有力量面对黑暗、面对邪恶、面对人类的悲剧。老索所有的作品不遗余力地承担了这种使命。老索首先体现的是道德勇气,担当精神,殉道者和圣徒的信仰,这是俄罗斯文学传统最珍贵的遗产,老索继承下来了,这正是中国作家和知识分子最为缺欠的。高行健的《灵山》、《一个人的圣经》,完全看不见中国悲剧史诗的真实,看不到作家所承担的精神苦难,他理当忧心如焚的灵魂上的煎熬和升华。这名并不为中国官方喜欢的作家,似乎有意不把那份文学殊荣与自己祖国的命运联系起来,相反,他倒是竭力逃避太沉重的中国命运,最多把它们消解为某种遥远飘渺的背景。

他也缺少应有的惶恐和谦卑,罔顾这份世纪末的荣誉天然具有的庄严意味而安之若素。这种不怀感恩和辞让之心的中国现代做派与他那虚无浮浅的文学理念倒一脉相通。毕竟,在同一个讲坛上,年轻的非常西化的布罗茨基早在高行健之前就表现了俄罗斯的贵族风范和君子之风。他郑重地提到几个他认为比他更有资格站在那里的诗人(曼德尔施塔姆、茨维塔耶娃、弗罗斯特、阿赫玛托娃和奥登)。他满怀感激地表示,他自己在精神和才华上都小于他们中的任何一位。拥有5,000年文明和50年巨大苦难的国家,终于有一个以汉语为母语,以中国为题材的作家获得了世界文学的桂冠,而他却说,对不起,我不想作斗士或英雄,我不过是一个脆弱的个人,我只能发出微弱而不中听的声音。他弯弯绕绕地说,文学不过是感觉和直觉、概念和观念的载体,文学纯然是个人的事情 如果说高行健也是某种现代中国精神的代表,那他代表的就是你刚才提到的几个中国作家,以及在官方鼻息下拿人民血汗钱为自己沽名钓誉安享富贵除粉饰太平扭捏矫情外别无所长的所谓的中国文学界。。

其实,关于文学使命的争论一直在世界范围内进行。1957年瑞典皇家科学院授予法国作家加缪诺贝尔奖的依据,就在于加缪肯定西绪福斯的选择代表了人类对自由和真理的坚守,他的作品照亮了我们时代人类良心的诸般实情。加缪承认,没有任何人伟大到能使世界不再有贫穷、灾难和暴力的地步,但是他特别强调,无论默默无闻还是显赫一时,是处于暴政的锁链之中还是活在自由国度,他都应尽其所能地接受两种责任:为真理服务,为自由服务。好像是一种预见,加缪指出,艺术并不是一种孤独的享受,而是为人类创造能感同身受的特定形象来感动世界,这种艺术迫使艺术家不再离群索居,要求他服从于最谦卑、最普遍的真理。加缪的文学主张,有一个重要的时代背景,即他与萨特决裂的那个选择,要不要谴责斯大林主义和古拉格群岛。加缪拒绝为苏联暴政开脱的历史合理性,他不接受历史唯物主义使暴力合于最终目标因而属于不能谴责的历史工具的任何意识形态。

老索在自己的获奖词中赞扬了加缪的文学立场。他深知现代艺术家杜撰了20世纪特有的艺术特权,以沉溺于个体内省、幻觉和文字游戏而拒绝古典主义对人类文明的庄严承诺。但是,在空前残酷、恐怖和荒谬的20世纪,作家至少不能安于看客或同谋的地位。一个白昼,如果他的祖国的坦克用鲜血淹没了一个外国首都(更勿需说本国首都!)的柏油马路,那么血腥的污点将永远溅在作家的脸上;一个夜晚,如果秘密警察把一个无辜者勒死,那么作家的手掌就会留下一条绳索的痕印;如果年轻一代宣称堕落是天底下最高的快乐,吸毒、绑票、欺诈和新的偶像崇拜成为时尚,那么这个时代的臭气也与作家的呼吸混合一起。老索问道,作家们能轻率地宣称,我们对当代世界的创伤和危机不负责任吗?

老索和加缪之所以获得那份文学大奖,正在于他们代表了西方自耶酥、柏位图以来,东方自孔子、司马迁以来的伟大传统,坚持对自由、真理、道路和救赎的没有终点的跋涉。至于高行健获奖,也许如他所言,那理由只与他个人有关。至于高行健获奖,正如他自己所说,只与他个人有关。但是我得再说几句。九年前那次世界最高文学荣誉的授受,是一次在例行时间、地点举行的空前荒唐的仪式。在这曾为20世 纪人类文学和社会进步发挥过伟大影响的历史谱系中,那肯定是最黯澹最无趣的一次。获奖者既没有开创什么新流派,也没有什么惊世之作;他甚至不愿为哪怕稍稍 改善他人的悲惨状况而让自己稍稍高尚一分;他甚至在那个举世瞩目的讲坛上公然宣传文学犬儒主义。这样一名获奖者,竟然进入泰戈尔、罗曼。罗兰、叶芝、福克 纳、丘吉尔、海明威、帕斯捷尔纳克、川端康成、马尔克斯、格拉斯和老索的行列!在吉凶未卜、艰难轮替的世纪之交,在占人类四分之一的中国人礼崩乐坏亟待拯 救之际,那次颁奖不啻是西方对中国又一次严重误读,是西方任由人类最大生命共同体继续深陷其灾难性历史宿命的又一则显例。它也错待了我的这名同胞作家,这份显赫殊荣是他难以承受的重负。

请允许我再次引用老索的文学表白,以让中国同胞们明白我们这位精神先驱早已达到什么高度:幸而我们有另一种手段!那便是艺术,那便是文学。它们能够把人生的经验,把整个民族数十年间备尝艰苦、历经辛酸所得来的宝贵教训,交付给另外一个民族。从最好的方面来看,这种经验或可能拯救一个国家,俾不至步及危险、错误与毁灭之途,并从而减短人类历史之曲折与重复。是的,俄罗斯文学几十年来走着这一方向:努力不使自己在自我陶醉中迷失方向,并避免任意瞎闯。我并不对此传统感到羞耻,并愿尽绵薄使之得以持续下去。这种思想已经长久在俄国文学中生根:一个作家必须,而且可能为大众做出极有意义的事。我深信世界文学有力量在此存亡绝续之时,帮助人类去认知并唾弃居心不善者和他们的组织所企图灌输的一切:沟通各地域人类浓缩的经验以终止人类继续分裂,使世界各族能深刻而正确的去了解彼此之历史并感同身受朋友们!倘若我们仍有丝毫价值可言,让我们携手完成此一使命吧。在阶级、运动、党派所撕裂的国土里,有谁自始便关心人类的统一?这基本上是作家的责任:我们是民族语言的代言人,是结合民族并从而结合世界使成一族的主要维系力,可能的话,更是人类崇高灵魂的表征。朋友们,这便是为什么我认为在世界正面临空前残酷的考验之际,我们能帮助它的地方。我们不应妥协束手待毙,我们不应空度岁月沉沦在无意义的生活里,我们应该走出来参加战斗的行列。
  

八、索尔仁尼琴对中国的启示
  
北:老康,我再问你最后一个问题,如果中国在全球化时代要走向世界融入世界,要成为世界上的大国与人类对话,要提供提供人类生存中积极的经验并且为人类的和平与福祉作出贡献,老索对于中国而言,有什么样的启示?

王:老索绝不仅仅是一个揭露斯大林主义罪行的编年史家,也绝不仅仅是一个社会斗士,一个持不同政见作家(这几种身份已足够令历史肃然起敬了!)。老索的所有作品 都充满着强烈的、挥之不去的、永远的救赎精神。这当然与俄国东正教传统和俄国十九世纪人道主义传统有关。老索留给俄国、中国乃至世界的最大启示就是:坚信人类的救赎使命比其苦难命运更能反映人类的本质,更代表至高真理和永恒法则,爱、公义、善和美在每一个时空(即使在地狱般的斯大林毛泽东时代)也无可比拟地优越于仇恨、专制、邪恶和丑陋。 战胜苦难,穿越黑暗,消解一切悲剧、罪孽、谬误和迷狂,这就是俄罗斯通过老索的复活之道。对中国知识分子,救赎精神也许来自中国固有传统,儒家、道家 或者佛家,也许源于基督教或其他文明。无论如何,我们不能长久以至永远丧失人类这一最神圣的天赋。与所有其他伟大作家一样,救赎精神是老索所有文学创作里 最美丽、最高贵、最壮丽的日出。我就看不见高行健的作品呈现过通过苦难走向拯救,穿越黑暗走向光明,让人感动向善赞美不已的片断。没有!有的只是空灵、机巧、偶然、虚无、性。一位作家,一位从蒙受了巨大灾难的、有巨大危机的民族中间走出的 作家,内心深处没有光、没有爱、没有不忍之心,也没有愤怒、悲悯、绝望,不抚慰被迫害、被践踏的生命之痛,不欣赏不颂扬正义、真理、淳朴、牺牲,这位作家跟御用文人并无分别,即使他得到了世界文学的最高荣誉。把老索的作品和包括高行健在内的中国作家相比,他们在精神和灵魂上,相差何可以道理计!他们甚至是不同类型的人!中国大陆庞大的作家集团至今没有灵性,没有勇气、没有智慧,也没有才华去面对自己的历史和现实,没有在精神和道德上走出黑暗、通向彼岸的动力。

这些便是老索给我的启示。也是在老索去世之后,我个人怀念、祭奠这位俄罗斯精神先驱之余初步的反思。对这位从来没有跟中国人谋面(有几名中国人有幸拜访过他,但不能算文学或精神意义上的对话)的俄国文豪,我想说的其实只有两句话:对承担苦难,坚守救赎。

诚如爱因斯坦所言,生命,这是一出激动人心的辉煌壮丽的戏剧。在这无穷无尽的生命洪流中,个别的成员开始了或终结了,都无关宏旨。死去的我们将在我们共同创造的保留在我们身后的事物中获得不朽。精神巨人和文学大师的逝世犹如太阳落山,给世界无限的遗憾和感慨。索尔仁尼琴具有罕见的高贵气质、惊人的想像力,无与伦比的英勇气概、难以企及的毅力和我们时代最稀缺最卓绝的文学才华。历史已经并且将继续证明,老索是俄国和世界文学史上最辉煌的作家之一,人类因为他而增加了一份希望,他的影响将永世长存。
  
全文完
  
注:本文根据录音整理,业经被采访本人校对、修正和充实

          
采访时间:2008年8月28日
采访地点:华盛顿
补充采訪:重庆







生命,这是一出激动人心的辉煌壮丽的戏剧。



六、索尔仁尼琴与中国

北:老大哥苏联在斯大林统治时期对中国的影响首屈一指。另方面,异议作家索尔仁尼琴在苏联的禁书《古拉格群岛》在中国不胫而走。如果对中国没有启示意义,中国知识界不会如此关注他。请谈谈索尔仁尼琴与中国的关系和对对中国的意义。

王:我们这一代人在自我认识过程中,深受外国文学、外国哲学和各种理论的影响。我记得我们年轻的时候,有三本书大大影响了中国社会:一本是曼彻斯特写的《光荣与梦想》,一本是夏伊勒写的《第三帝国的兴亡》,再一本就是《古拉格群岛》。现在看起来,《古拉格群岛》对中国知识界,对我们这一代人的影响远远超过前两本书和其他所有的书。中国知识界、中国知识分子对老索怀着一种非常特殊的情感,老索和中国的精神、思想界有一种特殊的关系。老索所做的事情正是中国知识分子应该做而没有做好的事情。在某种意义上,他的《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牛犊顶橡树》、《第一圈》、《癌病房》、《古拉格群岛》和给苏联作协书记处、给苏联内务部和苏联领导人的公开信以及《不要靠谎言生活》等著名散文,所有这些都是老索面对自己的时代,面对红色苏维埃帝国,建立了一个跟这个帝国相对峙的精神王国,这个精神王国最后居然摧毁了那个权力帝国。这个精神、道德王国的重建是中国知识分子最想做、最应该做而始终没有做好的事情。老索是中国自由精神当之无愧的先驱。

俄国和中国在二十世纪的命运实在太相似。谁都知道,毛泽东主义是斯大林主义在中国的一个继承、在东方的一个翻版。毛对秦始皇的继承远远不能跟他在斯大林那儿所接受的现代极权主义国家的一套制度、理论相提并论。老索文学创作最主要的使命就是揭露、就是见证,就是最后直接地把斯大林主义埋葬。这个意义上,老索所做的事情,在精神和历史意义上,在文学上的成就,都是中国知识分子应该做而没有做到的事情。当然中、俄两国肯定有所区别,但在基本的社会性格上,在本质上,中苏两国的社会制度,整个生活方式、两国的命运高度的相似、高度的一致。为什么《古拉格群岛》、《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在中国两代知识分子里引起这么持久的关注,引起这么多或公开或私下的思考、讨论和感叹,具有这么深的启示,就在于他的文学创作实际上代表了中国的文学道路。在这一点上,老索在文学上对苏联历史命运以及对中国历史命运所发挥的作用,胜过了所有中国作家。也超过了所有二十世纪西方作家对中国的影响。

有一个很苦涩的现实。作为中国知识分子和青年如此敬仰的作家,老索对中国却没有说几句好话,老索对中国也不了解,可以说很冷漠,甚至很反感。很著名的事例,他那封在1973年给苏联领导人的公开信。他辟了一个专页,专门谈论俄罗斯和中国的关系。其中两点我印象非常深刻:第一,他建议苏联领导人把马克思主义让给中国共产党,因为俄国有一千年的东正教传统,俄国在精神上不需要马克思。马克思主义是十九世纪从西方刮过来的一股黑风。老索认为这股黑风已经让俄国付出了6600万生命的代价,他希望这股黑风继续往东刮去,让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正统自居,让他们去拯救人类;第二,他建议苏共领导集团千万不要和中国发生战争。因为一旦开战,游击战、人民战争的所有优势如不怕死、吃苦耐劳,绝对服从命令等等,这些优势全都在中国人那里。这种战争对俄国来说,和拿破仑的战争、两次世界大战都不能相比,这场战争对俄国将是一场噩梦和浩劫。他力劝苏联统治集团千万要避免和中国的战争。关于中国文化大革命和红卫兵运动,老索也一眼看清它们的异国源头。他在斯德哥尔摩指出,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魔鬼本来只是19世纪俄国局部地区梦魇般的想像物,但是在20世纪却在人们眼皮底下爬过整个地球,在想像不到的国度,他指的正是中国,红卫兵们可悲地堕落和野蛮,兴高采烈地重复着俄国19世纪的堕落和错误,还以为他们在砸烂旧世界,天真地以为自己正在创造一个人间天堂。老索对中国这两点看法,肯定没有一个中国人听起来感到愉快和轻松。老索之所以这样看待中国,在于他那基本的判断,毛泽东主义正是斯大林主义在东方的翻版。亚细亚主义的、中国固有的专制主义传统使毛主义比斯大林主义更野蛮、更可怕、更恐怖。老索的这个判断应该说真实不虚。当然老索没有对中国人民、知识界像俄国一样追求自由、追求一种精神救赎的艰难的历史过程,说几句好话。老索在美国呆了近二十年时间,1974到1994二十年时间,这二十年时间中国发生了巨大的、充满灾难和戏剧性的变化,老索对此似乎不置一词。也许他过于关心他的祖国的命运,他对西方的评价似乎也不多,他对西方对美国也有很多激烈的批评。他对中国没有什么赞誉,也没有什么批评。就像这个巨大的国度不存在一样。我也许咨讯太少,我没看见老索对中国有一次很郑重、很系统的评价。这就形成了一种很奇特、很荒诞、很可悲的反差:中国知识分子如此高度地评价老索,把他看成自己精神上的盟友,很多作家以他为榜样,认为老索的道路是中国作家应该走的道路。但是,就这么一个老索,他对中国并不了解,甚至没有兴趣,甚至很反感。

无论如何,老索对中国的影响绝对不会止于他离开世界那一刻。也许他的去世会让中国作家、中国知识分子们重新思考:索尔仁尼琴的道路和中国知识分子、中国作家的道路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我相信,不管老索本人对中国的态度如何,中国人、中国作家对老索的基本情感和评价不会改变。因为索尔仁尼琴所代表的文学方向、文学使命仍然是中国作家、中国知识分子的方向和使命。

近代以来,除了同情、好奇,对古代文明的赞扬外,西方世界有几个人曾对中国作过正面的评价呢?在马克思、恩格斯眼里,中国一直是暴君和大帝国的舞台,是腐朽的半文明制度,从来表现不出任何独立意志和历史首创精神,中国一直是欧洲文明的直接对立面,代表着世界上总体反动、总体保守的强大堡垒,是腐朽世界的总代表。被毛泽东称为一代天骄的成吉思汗,在列宁那里不过是可诅咒的遗产和可耻的待人方式的化身,是普遍奴隶制的怪物。到1949年以后,中国始而成为斯大林俄国的文化-政治殖民地,后来蜕变为更为强硬、僵化、好战和不可理喻的斯大林-毛泽东主义国家。

西方人惊讶地发现,数亿中国人如同秦始皇时代的兵马佣一样,几乎丧失了最些微的个人特征,清一色的斯大林-毛泽东式蓝布衫,军人一般坚起领口,上衣口袋插着一支墨水笔,数以亿计的生灵只有一种思维,操同一种话语,着同一种服装,干同一种活路。1964年,西方世界最温和的小国瑞士记者斯塔奇获准进入中国,他在《大墙之内的国度》一文中写道,共产党中国已达6-7亿人口,土地比美国和英国加起来还大,并且拥有二百七十万常备军,当年爆破了第一颗原子弹,成为第五支核力量,这个狂热的、教条的共产党政权,已将中国变成世界上最富侵略性的国家,世界上武装革命起义的最大温床,成为当今世界唯一一个公开推行战争政策、并将战争作为实现其意识形态目标的基本手段的国家。毛泽东公开号召亚非拉即黄、黑、褐色人种联合起来对抗帝修反即白种人,这使当年希特勒式法西斯种族主义大大相形见拙。

索尔兹伯里1966年奇迹式地从香港进入中国,他的结论是,古典时代西方人头脑中的黄祸已经演变成红祸,中共政权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越出亚洲,把西方最激进的马克思主义和苏俄的专制主义成功地引入中国,中国对世界的恐怖力量在于,亿万中国人已被驯服,成为没有前例可循的巨大暴力工具。西方人发现,在苏俄的咄咄逼人的进攻态势之外,真正的威胁来自东方。红色中国几乎不可阻遏地将成为一个庞大的、人口过剩的、野心勃勃的国家,中共驱使这无与伦比的秦始皇-成吉思汗-毛泽东的后备军满怀对西方的仇恨,把革命、造反、起义、战争、流血、恐怖当成天下大义所在,当成悠悠万事中惟此惟大的圣战。他们把美国当成实现其世界革命目标的最大障碍,期望加深美、苏之间的敌意,美国与欧洲之间的分裂,美国与整个第三世界的对抗。

中国数以千万计生命的悲惨死亡,饥饿、逮捕、公开枪杀、游行批斗和对自杀者的凌辱,让连费正清、赛珍珠、卢斯、萨特一类长期同情中国的西方人都感到迷惘、绝望。1966年9月,文革猝然发动,美国《生活》杂志连续三期载文,回顾中国100年的血腥动荡,而眼前正在发生的将是更为可怕的恐怖痉挛,这场灾难将把中国和世界带到什么田地,无人知晓。费正清在其《对华回忆录》中悲叹道:文革暴行将把中国带到我们难以想像的地狱的边缘。中国已经堕落成世界历史上未曾出现过的极权主义怪兽加暴民恐怖专政的双头恶龙。《圣经》中所描绘的魔鬼是一种狰狞可怕的怪蛇,1949年以后的中国,令人想起一种曾经灭绝了的、侏罗纪时代的、在黑暗中瘫痪甚至窒息了亿万年的怪物。它孕育着某种神秘、凶险、巨大无比的毁灭性力量,它隐藏在那层峦叠峰般的红墙和长城后面,一旦时机成熟,就会让西方和东方自己的文明玉石俱焚。

我们是否应该反躬自省,在反抗黑暗、专制、愚昧和腐化力量的斗争中,中国的纪录足以让世界称道吗?中国从1949年以来惨不忍睹的历史和当下礼崩乐坏的可悲现实,难道与作家们的选择毫无关系吗?面对同样的境遇,在老索为代表的俄苏先驱面前,我们能不汗颜吗? 俄国确实瓦解了,老索至死不能回答俄罗斯何去何从的问题,但是他的祖国和人民并没有堕落、腐败,并没有怨天尤人祸及世界,俄国在道德、精神上保持着尊严和自信,在东、西方惊恐莫名、弹冠相庆的时候,俄国没有自暴自弃。无论如何,俄国和全世界有识之士对老索的悼念再次成为人类文学和精神史上的壮举。普京和梅德维杰夫对老索的送行,表明良心、真理、性灵和神迹依然没有离开俄国。

230年前,雨果在纪念伏尔泰逝世100周年时发表了一场演说,他对那位法国先贤的赞辞,完全适用于刚刚去世的索尔仁尼琴先生:

他离开人世时已经年届耄耋,他著述极富,肩负着光荣也最艰巨的责任,那就是:培育良知,教化人类。

他发动了一场非同寻常的战争,一场以一敌众的战争,一场气壮山河的战争。这是思想向物质作战,理性向偏见作战,正义向不义作战,被压迫者向压迫者作战;这是善之战,仁爱之战。

一个新的纪元从他开始。从此我们感到,最高的统治力量就是让一切被理性思考。文明曾服从于武力,以后,文明将服从于思想。王杖和宝剑折断了,光明取而代之,这就是说,权威已经变换为自由。自此以往,高于一切的是人民的法律和个人的良心。

他不仅是一个人,他是整整一个时代。他曾尽己任,完成了一项使命。他已完成的工作显然是天意选派他去完成的,命运的法则和自然的法则都同样明白地体现出上天的意旨。
  

七、索尔仁尼琴与中国同行之比较

  
北:在谈论老索对中国的影响的时候,您提到了几点:一点是毛泽东比之斯大林更残忍、更野蛮;第二点,中国知识分子对老索的崇敬和对老索的关注比世界上其他国家更甚。在这两个前提下,中国文学界和知识界并没有达到老索对集权统治那种批判的高度。您认为究竟是什么原因,是因为毛泽东比之斯大林更残忍?还是因为中国缺少东正教那样的宗教传统?或者是因为中国知识界自己精神准备不足?为什么中国知识界就没有出现像索尔仁尼琴那样的作家,也没有出现像麦德维杰夫那样的历史学家?没有出现《让历史来审判》和《古拉格群岛》那样的作品?

王:老索不是一种孤独的存在,与他同时代的精神巨人还有不少。著名物理学家、苏联氢弹之父萨哈罗夫,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他把自己所有的荣誉和光环全部放下不管,坚持在前苏联成立一个逐步履行芬兰赫尔辛基人权最后条款的人权委员会,从而遭到放逐,一直到死。麦德维耶夫,著名历史学家、《让历史来审判》的作者,从上世纪六十年代起开始公开批判苏联现存制度,批判斯大林主义。而中国到现在也没有产生一部严肃清算和批判毛泽东主义的历史著作。他们的传统就是十二月革命党人的传统。不是为自己的利益、现实的功利而奋斗,而是为俄罗斯的命运、为自由和真理而奋斗。这种传统在中国不是没有,但已太久远。孔子所说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孟子所谓天降大任于斯人,司马迁所倡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张载所谓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已过去千百年,经过长期专制主义的磨洗和镇压,尤其明、清两代高度中央专制主义的毒化,已经式微衰败。蒙元以后,中国士大夫精神就江河日下。清初就只剩顾、黄、王三家。近代五四以来,一种简单化的西方启蒙学说入主中国,以否弃中国传统道德伦理、精神气象为前提的激进主义席卷社会和知识界。1949年后,毛派共产党对中国知识分子和传统文化,包括他们的气节、风骨、人格给予犁庭扫穴式、毁灭性的打击。反右、文革、六.四以及嗣后的利益赎买和精神高压,中国知识分界普遍堕落蜕化,犬儒主义盛行,乡愿哲学风靡,更有甚者,公然鼓吹国家专制、暴君崇拜和法西斯主义。可悲可耻可叹。在中国当下污垢一般的社会土壤里,产生老索式的作品几乎不可能。向时下中国文学界提出这种要求,太苛刻了。将来有没有可能我不知道。当然也不绝对,中国有作家和思想家,正在继续老索式的工作,但是他们比老索更孤独更艰难。另外,因为俄国在地缘上远比中国更接近西方,彼得大帝以后,俄国就一直想融入西方。俄国既是西方的重要对手,同时又是它的重要部分。这种地缘关系,让西方为中心的近代世界对俄国命运,包括它的作家、诗人、思想家们的著作备加关注,对他们的创作寄予了很大的期待。老索之前之后,俄国许多作家都有世界性的声誉,这确实跟俄国与西方特殊的地缘关系有关。而中国因和西方、和世界的主流文明隔绝太久、太远,中国发出的声音太微弱了,何况中国本来没有发出什么像样的声音。另一个重要原因,说到底,文学创作是天才们的事情。同样的苦难、同样的黑暗,俄国就能产生光芒四射的作品,这最终取决于个体生命对苦难、命运,对拯救的感受方式和表达力度。外界、客观、传统和地缘的因缘最后要体现在个体的解悟和写作中。毕竟,中国没有出现与自己的历史命运相照应的作品,没有产生老索式的先知、天才和大师,这是中国作家莫大的失职和遗憾。

北:您能不能具体谈谈这个话题?中国没有索尔仁尼琴,但是中国有高行健、莫言、苏童等另一类型的作家。

王:我虽是中文系毕业,对文学与人类的关系有独特的观察和思考,但坦率说,我对这几位作家毫无兴趣,这几位作家都没有认真评价的必要。理由很简单,他们的写作只跟他们自己有关。
        就思想和政治道德而言,熊十力、吴宓、陈寅恪、唐君毅、牟宗三和林昭、顾准、李慎之等与老索同属共产主义世界范围内坚守自由和文明立场的中国先贤先圣,刘宾雁、郑义、高尔品、辛灏年等在政治倾向上各存己见,但作为作家,他们都以其常年一以贯之的气节、风骨和襟怀践履着自己的文学使命,未尝稍解。由于中国精神统绪的反复斫断,由于1949年后毛泽东等对知识界和作家的长期洗脑和极度控制,由于11989年后中国当局成功地镇压和败坏了知识界,也由于文字语言的隔阂和流亡作家面临的远比俄罗斯作家更为严酷的处境,我们至今没有出现能与老索并肩媲美、享有世界盛誉的作家,这确实是中国文学界的悲哀。不过我有一个预感,一旦中国作家在精神和灵魂上获得独立和自由,他们当中将有人拔地而起。就在我们一代,我坚信这是大器晚成的一代,中国20世纪的诗史性悲剧一定会孕育出中国的但丁、雨果、托尔斯泰和我们的索尔仁尼琴。

老索为自己和俄国文学赢得的世界性声誉,成为中国知识分子和作家们几十年来最怵目的文学现实。如果拿高行健的文学创作与老索比较,其间的反差和对比简直令人惊心动魄。老索诺贝尔文学奖获奖词的标题叫为人类而艺术。老索坚信,人类命运和世界真理是不可分割的整体。文学有一种奇特的力量,它能把一个民族、一个时代的生活传达给世界,从而使人类历史少走弯路。他坚信,人类唯一的拯救就在于每一个人都把每一件事当成自己的事,在于东方的人民生死攸关地关切着西方的命运,而西方人民同样关注着东方道路。文学是人类所拥有的最为敏感、最易唤起共鸣的工具,因而也是最能使人类彼此了解和团结的工具。1970年,老索在斯德哥尔摩发表的获奖演讲中坚定地指出,文学的最高使命乃是救赎和创造奇迹,文学有帮助人类的力量,有看清人类真相的力量,作家有责任在人们心灵内部培养出拥抱世界的激情,文学能够把浓缩的痛苦、经历和教训传达给世界,文学对世界负有特殊而神圣的使命。

十七年后,1987年,布罗茨基站在同一个讲坛上,再次宣告了俄国文学的意义和使命。法国作家阿尔多诺问,奥斯威辛之后还能写出诗吗?美国诗人斯特雷德问,奥斯威辛后还能共进午餐吗?布罗茨基回答说,死在斯大林集中营的人数,远远超过死在希特勒集中营的人数。无论如何,我所属的一代人有勇气写诗。或许还存在另一种文学道路:废墟、碎石、抽象派、窒息呼吸的现代诗,俄国作家抵制了这条道路,因为它们不能反映俄国在20世纪的真实命运。

在同一个地方,被授予20世纪最后一名诺贝尔文学奖的高行健,却发表了让我们沮丧不已的获奖辞。高行健获奖词的标题,我记得不太清楚,大概意思是文学没有其他理由,文学唯一的理由乃是个人的理由。这是完全不同的两种文学创作主张。刚才说了,中、俄两国二十世纪的命运高度相似,我们所面临的困境,专制、暴力、谎言,都太相似。因此,中俄两国作家的文学主张应该是接近的。毫无疑问,老索的文学主张远比高行健的文学主张更贴近、更忠实地体现不光是俄国、也是中国二十世纪命运的本质。

要达到老索的高度,要像他一样引起世界文学界的首肯,首先必须有勇气有力量面对黑暗、面对邪恶、面对人类的悲剧。老索所有的作品不遗余力地承担了这种使命。老索首先体现的是道德勇气,担当精神,殉道者和圣徒的信仰,这是俄罗斯文学传统最珍贵的遗产,老索继承下来了,这正是中国作家和知识分子最为缺欠的。高行健的《灵山》、《一个人的圣经》,完全看不见中国悲剧史诗的真实,看不到作家所承担的精神苦难,他理当忧心如焚的灵魂上的煎熬和升华。这名并不为中国官方喜欢的作家,似乎有意不把那份文学殊荣与自己祖国的命运联系起来,相反,他倒是竭力逃避太沉重的中国命运,最多把它们消解为某种遥远飘渺的背景。

他也缺少应有的惶恐和谦卑,罔顾这份世纪末的荣誉天然具有的庄严意味而安之若素。这种不怀感恩和辞让之心的中国现代做派与他那虚无浮浅的文学理念倒一脉相通。毕竟,在同一个讲坛上,年轻的非常西化的布罗茨基早在高行健之前就表现了俄罗斯的贵族风范和君子之风。他郑重地提到几个他认为比他更有资格站在那里的诗人(曼德尔施塔姆、茨维塔耶娃、弗罗斯特、阿赫玛托娃和奥登)。他满怀感激地表示,他自己在精神和才华上都小于他们中的任何一位。拥有5,000年文明和50年巨大苦难的国家,终于有一个以汉语为母语,以中国为题材的作家获得了世界文学的桂冠,而他却说,对不起,我不想作斗士或英雄,我不过是一个脆弱的个人,我只能发出微弱而不中听的声音。他弯弯绕绕地说,文学不过是感觉和直觉、概念和观念的载体,文学纯然是个人的事情 如果说高行健也是某种现代中国精神的代表,那他代表的就是你刚才提到的几个中国作家,以及在官方鼻息下拿人民血汗钱为自己沽名钓誉安享富贵除粉饰太平扭捏矫情外别无所长的所谓的中国文学界。。

其实,关于文学使命的争论一直在世界范围内进行。1957年瑞典皇家科学院授予法国作家加缪诺贝尔奖的依据,就在于加缪肯定西绪福斯的选择代表了人类对自由和真理的坚守,他的作品照亮了我们时代人类良心的诸般实情。加缪承认,没有任何人伟大到能使世界不再有贫穷、灾难和暴力的地步,但是他特别强调,无论默默无闻还是显赫一时,是处于暴政的锁链之中还是活在自由国度,他都应尽其所能地接受两种责任:为真理服务,为自由服务。好像是一种预见,加缪指出,艺术并不是一种孤独的享受,而是为人类创造能感同身受的特定形象来感动世界,这种艺术迫使艺术家不再离群索居,要求他服从于最谦卑、最普遍的真理。加缪的文学主张,有一个重要的时代背景,即他与萨特决裂的那个选择,要不要谴责斯大林主义和古拉格群岛。加缪拒绝为苏联暴政开脱的历史合理性,他不接受历史唯物主义使暴力合于最终目标因而属于不能谴责的历史工具的任何意识形态。

老索在自己的获奖词中赞扬了加缪的文学立场。他深知现代艺术家杜撰了20世纪特有的艺术特权,以沉溺于个体内省、幻觉和文字游戏而拒绝古典主义对人类文明的庄严承诺。但是,在空前残酷、恐怖和荒谬的20世纪,作家至少不能安于看客或同谋的地位。一个白昼,如果他的祖国的坦克用鲜血淹没了一个外国首都(更勿需说本国首都!)的柏油马路,那么血腥的污点将永远溅在作家的脸上;一个夜晚,如果秘密警察把一个无辜者勒死,那么作家的手掌就会留下一条绳索的痕印;如果年轻一代宣称堕落是天底下最高的快乐,吸毒、绑票、欺诈和新的偶像崇拜成为时尚,那么这个时代的臭气也与作家的呼吸混合一起。老索问道,作家们能轻率地宣称,我们对当代世界的创伤和危机不负责任吗?

老索和加缪之所以获得那份文学大奖,正在于他们代表了西方自耶酥、柏位图以来,东方自孔子、司马迁以来的伟大传统,坚持对自由、真理、道路和救赎的没有终点的跋涉。至于高行健获奖,也许如他所言,那理由只与他个人有关。至于高行健获奖,正如他自己所说,只与他个人有关。但是我得再说几句。九年前那次世界最高文学荣誉的授受,是一次在例行时间、地点举行的空前荒唐的仪式。在这曾为20世 纪人类文学和社会进步发挥过伟大影响的历史谱系中,那肯定是最黯澹最无趣的一次。获奖者既没有开创什么新流派,也没有什么惊世之作;他甚至不愿为哪怕稍稍 改善他人的悲惨状况而让自己稍稍高尚一分;他甚至在那个举世瞩目的讲坛上公然宣传文学犬儒主义。这样一名获奖者,竟然进入泰戈尔、罗曼。罗兰、叶芝、福克 纳、丘吉尔、海明威、帕斯捷尔纳克、川端康成、马尔克斯、格拉斯和老索的行列!在吉凶未卜、艰难轮替的世纪之交,在占人类四分之一的中国人礼崩乐坏亟待拯 救之际,那次颁奖不啻是西方对中国又一次严重误读,是西方任由人类最大生命共同体继续深陷其灾难性历史宿命的又一则显例。它也错待了我的这名同胞作家,这份显赫殊荣是他难以承受的重负。

请允许我再次引用老索的文学表白,以让中国同胞们明白我们这位精神先驱早已达到什么高度:幸而我们有另一种手段!那便是艺术,那便是文学。它们能够把人生的经验,把整个民族数十年间备尝艰苦、历经辛酸所得来的宝贵教训,交付给另外一个民族。从最好的方面来看,这种经验或可能拯救一个国家,俾不至步及危险、错误与毁灭之途,并从而减短人类历史之曲折与重复。是的,俄罗斯文学几十年来走着这一方向:努力不使自己在自我陶醉中迷失方向,并避免任意瞎闯。我并不对此传统感到羞耻,并愿尽绵薄使之得以持续下去。这种思想已经长久在俄国文学中生根:一个作家必须,而且可能为大众做出极有意义的事。我深信世界文学有力量在此存亡绝续之时,帮助人类去认知并唾弃居心不善者和他们的组织所企图灌输的一切:沟通各地域人类浓缩的经验以终止人类继续分裂,使世界各族能深刻而正确的去了解彼此之历史并感同身受朋友们!倘若我们仍有丝毫价值可言,让我们携手完成此一使命吧。在阶级、运动、党派所撕裂的国土里,有谁自始便关心人类的统一?这基本上是作家的责任:我们是民族语言的代言人,是结合民族并从而结合世界使成一族的主要维系力,可能的话,更是人类崇高灵魂的表征。朋友们,这便是为什么我认为在世界正面临空前残酷的考验之际,我们能帮助它的地方。我们不应妥协束手待毙,我们不应空度岁月沉沦在无意义的生活里,我们应该走出来参加战斗的行列。
  

八、索尔仁尼琴对中国的启示
  
北:老康,我再问你最后一个问题,如果中国在全球化时代要走向世界融入世界,要成为世界上的大国与人类对话,要提供提供人类生存中积极的经验并且为人类的和平与福祉作出贡献,老索对于中国而言,有什么样的启示?

王:老索绝不仅仅是一个揭露斯大林主义罪行的编年史家,也绝不仅仅是一个社会斗士,一个持不同政见作家(这几种身份已足够令历史肃然起敬了!)。老索的所有作品 都充满着强烈的、挥之不去的、永远的救赎精神。这当然与俄国东正教传统和俄国十九世纪人道主义传统有关。老索留给俄国、中国乃至世界的最大启示就是:坚信人类的救赎使命比其苦难命运更能反映人类的本质,更代表至高真理和永恒法则,爱、公义、善和美在每一个时空(即使在地狱般的斯大林毛泽东时代)也无可比拟地优越于仇恨、专制、邪恶和丑陋。 战胜苦难,穿越黑暗,消解一切悲剧、罪孽、谬误和迷狂,这就是俄罗斯通过老索的复活之道。对中国知识分子,救赎精神也许来自中国固有传统,儒家、道家 或者佛家,也许源于基督教或其他文明。无论如何,我们不能长久以至永远丧失人类这一最神圣的天赋。与所有其他伟大作家一样,救赎精神是老索所有文学创作里 最美丽、最高贵、最壮丽的日出。我就看不见高行健的作品呈现过通过苦难走向拯救,穿越黑暗走向光明,让人感动向善赞美不已的片断。没有!有的只是空灵、机巧、偶然、虚无、性。一位作家,一位从蒙受了巨大灾难的、有巨大危机的民族中间走出的 作家,内心深处没有光、没有爱、没有不忍之心,也没有愤怒、悲悯、绝望,不抚慰被迫害、被践踏的生命之痛,不欣赏不颂扬正义、真理、淳朴、牺牲,这位作家跟御用文人并无分别,即使他得到了世界文学的最高荣誉。把老索的作品和包括高行健在内的中国作家相比,他们在精神和灵魂上,相差何可以道理计!他们甚至是不同类型的人!中国大陆庞大的作家集团至今没有灵性,没有勇气、没有智慧,也没有才华去面对自己的历史和现实,没有在精神和道德上走出黑暗、通向彼岸的动力。

这些便是老索给我的启示。也是在老索去世之后,我个人怀念、祭奠这位俄罗斯精神先驱之余初步的反思。对这位从来没有跟中国人谋面(有几名中国人有幸拜访过他,但不能算文学或精神意义上的对话)的俄国文豪,我想说的其实只有两句话:对承担苦难,坚守救赎。

诚如爱因斯坦所言,生命,这是一出激动人心的辉煌壮丽的戏剧。在这无穷无尽的生命洪流中,个别的成员开始了或终结了,都无关宏旨。死去的我们将在我们共同创造的保留在我们身后的事物中获得不朽。精神巨人和文学大师的逝世犹如太阳落山,给世界无限的遗憾和感慨。索尔仁尼琴具有罕见的高贵气质、惊人的想像力,无与伦比的英勇气概、难以企及的毅力和我们时代最稀缺最卓绝的文学才华。历史已经并且将继续证明,老索是俄国和世界文学史上最辉煌的作家之一,人类因为他而增加了一份希望,他的影响将永世长存。
  
全文完
  
注:本文根据录音整理,业经被采访本人校对、修正和充实

          
采访时间:2008年8月28日
采访地点:华盛顿
补充采訪:重庆







生命,这是一出激动人心的辉煌壮丽的戏剧。



六、索尔仁尼琴与中国

北:老大哥苏联在斯大林统治时期对中国的影响首屈一指。另方面,异议作家索尔仁尼琴在苏联的禁书《古拉格群岛》在中国不胫而走。如果对中国没有启示意义,中国知识界不会如此关注他。请谈谈索尔仁尼琴与中国的关系和对对中国的意义。

王:我们这一代人在自我认识过程中,深受外国文学、外国哲学和各种理论的影响。我记得我们年轻的时候,有三本书大大影响了中国社会:一本是曼彻斯特写的《光荣与梦想》,一本是夏伊勒写的《第三帝国的兴亡》,再一本就是《古拉格群岛》。现在看起来,《古拉格群岛》对中国知识界,对我们这一代人的影响远远超过前两本书和其他所有的书。中国知识界、中国知识分子对老索怀着一种非常特殊的情感,老索和中国的精神、思想界有一种特殊的关系。老索所做的事情正是中国知识分子应该做而没有做好的事情。在某种意义上,他的《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牛犊顶橡树》、《第一圈》、《癌病房》、《古拉格群岛》和给苏联作协书记处、给苏联内务部和苏联领导人的公开信以及《不要靠谎言生活》等著名散文,所有这些都是老索面对自己的时代,面对红色苏维埃帝国,建立了一个跟这个帝国相对峙的精神王国,这个精神王国最后居然摧毁了那个权力帝国。这个精神、道德王国的重建是中国知识分子最想做、最应该做而始终没有做好的事情。老索是中国自由精神当之无愧的先驱。

俄国和中国在二十世纪的命运实在太相似。谁都知道,毛泽东主义是斯大林主义在中国的一个继承、在东方的一个翻版。毛对秦始皇的继承远远不能跟他在斯大林那儿所接受的现代极权主义国家的一套制度、理论相提并论。老索文学创作最主要的使命就是揭露、就是见证,就是最后直接地把斯大林主义埋葬。这个意义上,老索所做的事情,在精神和历史意义上,在文学上的成就,都是中国知识分子应该做而没有做到的事情。当然中、俄两国肯定有所区别,但在基本的社会性格上,在本质上,中苏两国的社会制度,整个生活方式、两国的命运高度的相似、高度的一致。为什么《古拉格群岛》、《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在中国两代知识分子里引起这么持久的关注,引起这么多或公开或私下的思考、讨论和感叹,具有这么深的启示,就在于他的文学创作实际上代表了中国的文学道路。在这一点上,老索在文学上对苏联历史命运以及对中国历史命运所发挥的作用,胜过了所有中国作家。也超过了所有二十世纪西方作家对中国的影响。

有一个很苦涩的现实。作为中国知识分子和青年如此敬仰的作家,老索对中国却没有说几句好话,老索对中国也不了解,可以说很冷漠,甚至很反感。很著名的事例,他那封在1973年给苏联领导人的公开信。他辟了一个专页,专门谈论俄罗斯和中国的关系。其中两点我印象非常深刻:第一,他建议苏联领导人把马克思主义让给中国共产党,因为俄国有一千年的东正教传统,俄国在精神上不需要马克思。马克思主义是十九世纪从西方刮过来的一股黑风。老索认为这股黑风已经让俄国付出了6600万生命的代价,他希望这股黑风继续往东刮去,让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正统自居,让他们去拯救人类;第二,他建议苏共领导集团千万不要和中国发生战争。因为一旦开战,游击战、人民战争的所有优势如不怕死、吃苦耐劳,绝对服从命令等等,这些优势全都在中国人那里。这种战争对俄国来说,和拿破仑的战争、两次世界大战都不能相比,这场战争对俄国将是一场噩梦和浩劫。他力劝苏联统治集团千万要避免和中国的战争。关于中国文化大革命和红卫兵运动,老索也一眼看清它们的异国源头。他在斯德哥尔摩指出,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魔鬼本来只是19世纪俄国局部地区梦魇般的想像物,但是在20世纪却在人们眼皮底下爬过整个地球,在想像不到的国度,他指的正是中国,红卫兵们可悲地堕落和野蛮,兴高采烈地重复着俄国19世纪的堕落和错误,还以为他们在砸烂旧世界,天真地以为自己正在创造一个人间天堂。老索对中国这两点看法,肯定没有一个中国人听起来感到愉快和轻松。老索之所以这样看待中国,在于他那基本的判断,毛泽东主义正是斯大林主义在东方的翻版。亚细亚主义的、中国固有的专制主义传统使毛主义比斯大林主义更野蛮、更可怕、更恐怖。老索的这个判断应该说真实不虚。当然老索没有对中国人民、知识界像俄国一样追求自由、追求一种精神救赎的艰难的历史过程,说几句好话。老索在美国呆了近二十年时间,1974到1994二十年时间,这二十年时间中国发生了巨大的、充满灾难和戏剧性的变化,老索对此似乎不置一词。也许他过于关心他的祖国的命运,他对西方的评价似乎也不多,他对西方对美国也有很多激烈的批评。他对中国没有什么赞誉,也没有什么批评。就像这个巨大的国度不存在一样。我也许咨讯太少,我没看见老索对中国有一次很郑重、很系统的评价。这就形成了一种很奇特、很荒诞、很可悲的反差:中国知识分子如此高度地评价老索,把他看成自己精神上的盟友,很多作家以他为榜样,认为老索的道路是中国作家应该走的道路。但是,就这么一个老索,他对中国并不了解,甚至没有兴趣,甚至很反感。

无论如何,老索对中国的影响绝对不会止于他离开世界那一刻。也许他的去世会让中国作家、中国知识分子们重新思考:索尔仁尼琴的道路和中国知识分子、中国作家的道路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我相信,不管老索本人对中国的态度如何,中国人、中国作家对老索的基本情感和评价不会改变。因为索尔仁尼琴所代表的文学方向、文学使命仍然是中国作家、中国知识分子的方向和使命。

近代以来,除了同情、好奇,对古代文明的赞扬外,西方世界有几个人曾对中国作过正面的评价呢?在马克思、恩格斯眼里,中国一直是暴君和大帝国的舞台,是腐朽的半文明制度,从来表现不出任何独立意志和历史首创精神,中国一直是欧洲文明的直接对立面,代表着世界上总体反动、总体保守的强大堡垒,是腐朽世界的总代表。被毛泽东称为一代天骄的成吉思汗,在列宁那里不过是可诅咒的遗产和可耻的待人方式的化身,是普遍奴隶制的怪物。到1949年以后,中国始而成为斯大林俄国的文化-政治殖民地,后来蜕变为更为强硬、僵化、好战和不可理喻的斯大林-毛泽东主义国家。

西方人惊讶地发现,数亿中国人如同秦始皇时代的兵马佣一样,几乎丧失了最些微的个人特征,清一色的斯大林-毛泽东式蓝布衫,军人一般坚起领口,上衣口袋插着一支墨水笔,数以亿计的生灵只有一种思维,操同一种话语,着同一种服装,干同一种活路。1964年,西方世界最温和的小国瑞士记者斯塔奇获准进入中国,他在《大墙之内的国度》一文中写道,共产党中国已达6-7亿人口,土地比美国和英国加起来还大,并且拥有二百七十万常备军,当年爆破了第一颗原子弹,成为第五支核力量,这个狂热的、教条的共产党政权,已将中国变成世界上最富侵略性的国家,世界上武装革命起义的最大温床,成为当今世界唯一一个公开推行战争政策、并将战争作为实现其意识形态目标的基本手段的国家。毛泽东公开号召亚非拉即黄、黑、褐色人种联合起来对抗帝修反即白种人,这使当年希特勒式法西斯种族主义大大相形见拙。

索尔兹伯里1966年奇迹式地从香港进入中国,他的结论是,古典时代西方人头脑中的黄祸已经演变成红祸,中共政权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越出亚洲,把西方最激进的马克思主义和苏俄的专制主义成功地引入中国,中国对世界的恐怖力量在于,亿万中国人已被驯服,成为没有前例可循的巨大暴力工具。西方人发现,在苏俄的咄咄逼人的进攻态势之外,真正的威胁来自东方。红色中国几乎不可阻遏地将成为一个庞大的、人口过剩的、野心勃勃的国家,中共驱使这无与伦比的秦始皇-成吉思汗-毛泽东的后备军满怀对西方的仇恨,把革命、造反、起义、战争、流血、恐怖当成天下大义所在,当成悠悠万事中惟此惟大的圣战。他们把美国当成实现其世界革命目标的最大障碍,期望加深美、苏之间的敌意,美国与欧洲之间的分裂,美国与整个第三世界的对抗。

中国数以千万计生命的悲惨死亡,饥饿、逮捕、公开枪杀、游行批斗和对自杀者的凌辱,让连费正清、赛珍珠、卢斯、萨特一类长期同情中国的西方人都感到迷惘、绝望。1966年9月,文革猝然发动,美国《生活》杂志连续三期载文,回顾中国100年的血腥动荡,而眼前正在发生的将是更为可怕的恐怖痉挛,这场灾难将把中国和世界带到什么田地,无人知晓。费正清在其《对华回忆录》中悲叹道:文革暴行将把中国带到我们难以想像的地狱的边缘。中国已经堕落成世界历史上未曾出现过的极权主义怪兽加暴民恐怖专政的双头恶龙。《圣经》中所描绘的魔鬼是一种狰狞可怕的怪蛇,1949年以后的中国,令人想起一种曾经灭绝了的、侏罗纪时代的、在黑暗中瘫痪甚至窒息了亿万年的怪物。它孕育着某种神秘、凶险、巨大无比的毁灭性力量,它隐藏在那层峦叠峰般的红墙和长城后面,一旦时机成熟,就会让西方和东方自己的文明玉石俱焚。

我们是否应该反躬自省,在反抗黑暗、专制、愚昧和腐化力量的斗争中,中国的纪录足以让世界称道吗?中国从1949年以来惨不忍睹的历史和当下礼崩乐坏的可悲现实,难道与作家们的选择毫无关系吗?面对同样的境遇,在老索为代表的俄苏先驱面前,我们能不汗颜吗? 俄国确实瓦解了,老索至死不能回答俄罗斯何去何从的问题,但是他的祖国和人民并没有堕落、腐败,并没有怨天尤人祸及世界,俄国在道德、精神上保持着尊严和自信,在东、西方惊恐莫名、弹冠相庆的时候,俄国没有自暴自弃。无论如何,俄国和全世界有识之士对老索的悼念再次成为人类文学和精神史上的壮举。普京和梅德维杰夫对老索的送行,表明良心、真理、性灵和神迹依然没有离开俄国。

230年前,雨果在纪念伏尔泰逝世100周年时发表了一场演说,他对那位法国先贤的赞辞,完全适用于刚刚去世的索尔仁尼琴先生:

他离开人世时已经年届耄耋,他著述极富,肩负着光荣也最艰巨的责任,那就是:培育良知,教化人类。

他发动了一场非同寻常的战争,一场以一敌众的战争,一场气壮山河的战争。这是思想向物质作战,理性向偏见作战,正义向不义作战,被压迫者向压迫者作战;这是善之战,仁爱之战。

一个新的纪元从他开始。从此我们感到,最高的统治力量就是让一切被理性思考。文明曾服从于武力,以后,文明将服从于思想。王杖和宝剑折断了,光明取而代之,这就是说,权威已经变换为自由。自此以往,高于一切的是人民的法律和个人的良心。

他不仅是一个人,他是整整一个时代。他曾尽己任,完成了一项使命。他已完成的工作显然是天意选派他去完成的,命运的法则和自然的法则都同样明白地体现出上天的意旨。
  

七、索尔仁尼琴与中国同行之比较

  
北:在谈论老索对中国的影响的时候,您提到了几点:一点是毛泽东比之斯大林更残忍、更野蛮;第二点,中国知识分子对老索的崇敬和对老索的关注比世界上其他国家更甚。在这两个前提下,中国文学界和知识界并没有达到老索对集权统治那种批判的高度。您认为究竟是什么原因,是因为毛泽东比之斯大林更残忍?还是因为中国缺少东正教那样的宗教传统?或者是因为中国知识界自己精神准备不足?为什么中国知识界就没有出现像索尔仁尼琴那样的作家,也没有出现像麦德维杰夫那样的历史学家?没有出现《让历史来审判》和《古拉格群岛》那样的作品?

王:老索不是一种孤独的存在,与他同时代的精神巨人还有不少。著名物理学家、苏联氢弹之父萨哈罗夫,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他把自己所有的荣誉和光环全部放下不管,坚持在前苏联成立一个逐步履行芬兰赫尔辛基人权最后条款的人权委员会,从而遭到放逐,一直到死。麦德维耶夫,著名历史学家、《让历史来审判》的作者,从上世纪六十年代起开始公开批判苏联现存制度,批判斯大林主义。而中国到现在也没有产生一部严肃清算和批判毛泽东主义的历史著作。他们的传统就是十二月革命党人的传统。不是为自己的利益、现实的功利而奋斗,而是为俄罗斯的命运、为自由和真理而奋斗。这种传统在中国不是没有,但已太久远。孔子所说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孟子所谓天降大任于斯人,司马迁所倡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张载所谓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已过去千百年,经过长期专制主义的磨洗和镇压,尤其明、清两代高度中央专制主义的毒化,已经式微衰败。蒙元以后,中国士大夫精神就江河日下。清初就只剩顾、黄、王三家。近代五四以来,一种简单化的西方启蒙学说入主中国,以否弃中国传统道德伦理、精神气象为前提的激进主义席卷社会和知识界。1949年后,毛派共产党对中国知识分子和传统文化,包括他们的气节、风骨、人格给予犁庭扫穴式、毁灭性的打击。反右、文革、六.四以及嗣后的利益赎买和精神高压,中国知识分界普遍堕落蜕化,犬儒主义盛行,乡愿哲学风靡,更有甚者,公然鼓吹国家专制、暴君崇拜和法西斯主义。可悲可耻可叹。在中国当下污垢一般的社会土壤里,产生老索式的作品几乎不可能。向时下中国文学界提出这种要求,太苛刻了。将来有没有可能我不知道。当然也不绝对,中国有作家和思想家,正在继续老索式的工作,但是他们比老索更孤独更艰难。另外,因为俄国在地缘上远比中国更接近西方,彼得大帝以后,俄国就一直想融入西方。俄国既是西方的重要对手,同时又是它的重要部分。这种地缘关系,让西方为中心的近代世界对俄国命运,包括它的作家、诗人、思想家们的著作备加关注,对他们的创作寄予了很大的期待。老索之前之后,俄国许多作家都有世界性的声誉,这确实跟俄国与西方特殊的地缘关系有关。而中国因和西方、和世界的主流文明隔绝太久、太远,中国发出的声音太微弱了,何况中国本来没有发出什么像样的声音。另一个重要原因,说到底,文学创作是天才们的事情。同样的苦难、同样的黑暗,俄国就能产生光芒四射的作品,这最终取决于个体生命对苦难、命运,对拯救的感受方式和表达力度。外界、客观、传统和地缘的因缘最后要体现在个体的解悟和写作中。毕竟,中国没有出现与自己的历史命运相照应的作品,没有产生老索式的先知、天才和大师,这是中国作家莫大的失职和遗憾。

北:您能不能具体谈谈这个话题?中国没有索尔仁尼琴,但是中国有高行健、莫言、苏童等另一类型的作家。

王:我虽是中文系毕业,对文学与人类的关系有独特的观察和思考,但坦率说,我对这几位作家毫无兴趣,这几位作家都没有认真评价的必要。理由很简单,他们的写作只跟他们自己有关。
        就思想和政治道德而言,熊十力、吴宓、陈寅恪、唐君毅、牟宗三和林昭、顾准、李慎之等与老索同属共产主义世界范围内坚守自由和文明立场的中国先贤先圣,刘宾雁、郑义、高尔品、辛灏年等在政治倾向上各存己见,但作为作家,他们都以其常年一以贯之的气节、风骨和襟怀践履着自己的文学使命,未尝稍解。由于中国精神统绪的反复斫断,由于1949年后毛泽东等对知识界和作家的长期洗脑和极度控制,由于11989年后中国当局成功地镇压和败坏了知识界,也由于文字语言的隔阂和流亡作家面临的远比俄罗斯作家更为严酷的处境,我们至今没有出现能与老索并肩媲美、享有世界盛誉的作家,这确实是中国文学界的悲哀。不过我有一个预感,一旦中国作家在精神和灵魂上获得独立和自由,他们当中将有人拔地而起。就在我们一代,我坚信这是大器晚成的一代,中国20世纪的诗史性悲剧一定会孕育出中国的但丁、雨果、托尔斯泰和我们的索尔仁尼琴。

老索为自己和俄国文学赢得的世界性声誉,成为中国知识分子和作家们几十年来最怵目的文学现实。如果拿高行健的文学创作与老索比较,其间的反差和对比简直令人惊心动魄。老索诺贝尔文学奖获奖词的标题叫为人类而艺术。老索坚信,人类命运和世界真理是不可分割的整体。文学有一种奇特的力量,它能把一个民族、一个时代的生活传达给世界,从而使人类历史少走弯路。他坚信,人类唯一的拯救就在于每一个人都把每一件事当成自己的事,在于东方的人民生死攸关地关切着西方的命运,而西方人民同样关注着东方道路。文学是人类所拥有的最为敏感、最易唤起共鸣的工具,因而也是最能使人类彼此了解和团结的工具。1970年,老索在斯德哥尔摩发表的获奖演讲中坚定地指出,文学的最高使命乃是救赎和创造奇迹,文学有帮助人类的力量,有看清人类真相的力量,作家有责任在人们心灵内部培养出拥抱世界的激情,文学能够把浓缩的痛苦、经历和教训传达给世界,文学对世界负有特殊而神圣的使命。

十七年后,1987年,布罗茨基站在同一个讲坛上,再次宣告了俄国文学的意义和使命。法国作家阿尔多诺问,奥斯威辛之后还能写出诗吗?美国诗人斯特雷德问,奥斯威辛后还能共进午餐吗?布罗茨基回答说,死在斯大林集中营的人数,远远超过死在希特勒集中营的人数。无论如何,我所属的一代人有勇气写诗。或许还存在另一种文学道路:废墟、碎石、抽象派、窒息呼吸的现代诗,俄国作家抵制了这条道路,因为它们不能反映俄国在20世纪的真实命运。

在同一个地方,被授予20世纪最后一名诺贝尔文学奖的高行健,却发表了让我们沮丧不已的获奖辞。高行健获奖词的标题,我记得不太清楚,大概意思是文学没有其他理由,文学唯一的理由乃是个人的理由。这是完全不同的两种文学创作主张。刚才说了,中、俄两国二十世纪的命运高度相似,我们所面临的困境,专制、暴力、谎言,都太相似。因此,中俄两国作家的文学主张应该是接近的。毫无疑问,老索的文学主张远比高行健的文学主张更贴近、更忠实地体现不光是俄国、也是中国二十世纪命运的本质。

要达到老索的高度,要像他一样引起世界文学界的首肯,首先必须有勇气有力量面对黑暗、面对邪恶、面对人类的悲剧。老索所有的作品不遗余力地承担了这种使命。老索首先体现的是道德勇气,担当精神,殉道者和圣徒的信仰,这是俄罗斯文学传统最珍贵的遗产,老索继承下来了,这正是中国作家和知识分子最为缺欠的。高行健的《灵山》、《一个人的圣经》,完全看不见中国悲剧史诗的真实,看不到作家所承担的精神苦难,他理当忧心如焚的灵魂上的煎熬和升华。这名并不为中国官方喜欢的作家,似乎有意不把那份文学殊荣与自己祖国的命运联系起来,相反,他倒是竭力逃避太沉重的中国命运,最多把它们消解为某种遥远飘渺的背景。

他也缺少应有的惶恐和谦卑,罔顾这份世纪末的荣誉天然具有的庄严意味而安之若素。这种不怀感恩和辞让之心的中国现代做派与他那虚无浮浅的文学理念倒一脉相通。毕竟,在同一个讲坛上,年轻的非常西化的布罗茨基早在高行健之前就表现了俄罗斯的贵族风范和君子之风。他郑重地提到几个他认为比他更有资格站在那里的诗人(曼德尔施塔姆、茨维塔耶娃、弗罗斯特、阿赫玛托娃和奥登)。他满怀感激地表示,他自己在精神和才华上都小于他们中的任何一位。拥有5,000年文明和50年巨大苦难的国家,终于有一个以汉语为母语,以中国为题材的作家获得了世界文学的桂冠,而他却说,对不起,我不想作斗士或英雄,我不过是一个脆弱的个人,我只能发出微弱而不中听的声音。他弯弯绕绕地说,文学不过是感觉和直觉、概念和观念的载体,文学纯然是个人的事情 如果说高行健也是某种现代中国精神的代表,那他代表的就是你刚才提到的几个中国作家,以及在官方鼻息下拿人民血汗钱为自己沽名钓誉安享富贵除粉饰太平扭捏矫情外别无所长的所谓的中国文学界。。

其实,关于文学使命的争论一直在世界范围内进行。1957年瑞典皇家科学院授予法国作家加缪诺贝尔奖的依据,就在于加缪肯定西绪福斯的选择代表了人类对自由和真理的坚守,他的作品照亮了我们时代人类良心的诸般实情。加缪承认,没有任何人伟大到能使世界不再有贫穷、灾难和暴力的地步,但是他特别强调,无论默默无闻还是显赫一时,是处于暴政的锁链之中还是活在自由国度,他都应尽其所能地接受两种责任:为真理服务,为自由服务。好像是一种预见,加缪指出,艺术并不是一种孤独的享受,而是为人类创造能感同身受的特定形象来感动世界,这种艺术迫使艺术家不再离群索居,要求他服从于最谦卑、最普遍的真理。加缪的文学主张,有一个重要的时代背景,即他与萨特决裂的那个选择,要不要谴责斯大林主义和古拉格群岛。加缪拒绝为苏联暴政开脱的历史合理性,他不接受历史唯物主义使暴力合于最终目标因而属于不能谴责的历史工具的任何意识形态。

老索在自己的获奖词中赞扬了加缪的文学立场。他深知现代艺术家杜撰了20世纪特有的艺术特权,以沉溺于个体内省、幻觉和文字游戏而拒绝古典主义对人类文明的庄严承诺。但是,在空前残酷、恐怖和荒谬的20世纪,作家至少不能安于看客或同谋的地位。一个白昼,如果他的祖国的坦克用鲜血淹没了一个外国首都(更勿需说本国首都!)的柏油马路,那么血腥的污点将永远溅在作家的脸上;一个夜晚,如果秘密警察把一个无辜者勒死,那么作家的手掌就会留下一条绳索的痕印;如果年轻一代宣称堕落是天底下最高的快乐,吸毒、绑票、欺诈和新的偶像崇拜成为时尚,那么这个时代的臭气也与作家的呼吸混合一起。老索问道,作家们能轻率地宣称,我们对当代世界的创伤和危机不负责任吗?

老索和加缪之所以获得那份文学大奖,正在于他们代表了西方自耶酥、柏位图以来,东方自孔子、司马迁以来的伟大传统,坚持对自由、真理、道路和救赎的没有终点的跋涉。至于高行健获奖,也许如他所言,那理由只与他个人有关。至于高行健获奖,正如他自己所说,只与他个人有关。但是我得再说几句。九年前那次世界最高文学荣誉的授受,是一次在例行时间、地点举行的空前荒唐的仪式。在这曾为20世 纪人类文学和社会进步发挥过伟大影响的历史谱系中,那肯定是最黯澹最无趣的一次。获奖者既没有开创什么新流派,也没有什么惊世之作;他甚至不愿为哪怕稍稍 改善他人的悲惨状况而让自己稍稍高尚一分;他甚至在那个举世瞩目的讲坛上公然宣传文学犬儒主义。这样一名获奖者,竟然进入泰戈尔、罗曼。罗兰、叶芝、福克 纳、丘吉尔、海明威、帕斯捷尔纳克、川端康成、马尔克斯、格拉斯和老索的行列!在吉凶未卜、艰难轮替的世纪之交,在占人类四分之一的中国人礼崩乐坏亟待拯 救之际,那次颁奖不啻是西方对中国又一次严重误读,是西方任由人类最大生命共同体继续深陷其灾难性历史宿命的又一则显例。它也错待了我的这名同胞作家,这份显赫殊荣是他难以承受的重负。

请允许我再次引用老索的文学表白,以让中国同胞们明白我们这位精神先驱早已达到什么高度:幸而我们有另一种手段!那便是艺术,那便是文学。它们能够把人生的经验,把整个民族数十年间备尝艰苦、历经辛酸所得来的宝贵教训,交付给另外一个民族。从最好的方面来看,这种经验或可能拯救一个国家,俾不至步及危险、错误与毁灭之途,并从而减短人类历史之曲折与重复。是的,俄罗斯文学几十年来走着这一方向:努力不使自己在自我陶醉中迷失方向,并避免任意瞎闯。我并不对此传统感到羞耻,并愿尽绵薄使之得以持续下去。这种思想已经长久在俄国文学中生根:一个作家必须,而且可能为大众做出极有意义的事。我深信世界文学有力量在此存亡绝续之时,帮助人类去认知并唾弃居心不善者和他们的组织所企图灌输的一切:沟通各地域人类浓缩的经验以终止人类继续分裂,使世界各族能深刻而正确的去了解彼此之历史并感同身受朋友们!倘若我们仍有丝毫价值可言,让我们携手完成此一使命吧。在阶级、运动、党派所撕裂的国土里,有谁自始便关心人类的统一?这基本上是作家的责任:我们是民族语言的代言人,是结合民族并从而结合世界使成一族的主要维系力,可能的话,更是人类崇高灵魂的表征。朋友们,这便是为什么我认为在世界正面临空前残酷的考验之际,我们能帮助它的地方。我们不应妥协束手待毙,我们不应空度岁月沉沦在无意义的生活里,我们应该走出来参加战斗的行列。
  

八、索尔仁尼琴对中国的启示
  
北:老康,我再问你最后一个问题,如果中国在全球化时代要走向世界融入世界,要成为世界上的大国与人类对话,要提供提供人类生存中积极的经验并且为人类的和平与福祉作出贡献,老索对于中国而言,有什么样的启示?

王:老索绝不仅仅是一个揭露斯大林主义罪行的编年史家,也绝不仅仅是一个社会斗士,一个持不同政见作家(这几种身份已足够令历史肃然起敬了!)。老索的所有作品 都充满着强烈的、挥之不去的、永远的救赎精神。这当然与俄国东正教传统和俄国十九世纪人道主义传统有关。老索留给俄国、中国乃至世界的最大启示就是:坚信人类的救赎使命比其苦难命运更能反映人类的本质,更代表至高真理和永恒法则,爱、公义、善和美在每一个时空(即使在地狱般的斯大林毛泽东时代)也无可比拟地优越于仇恨、专制、邪恶和丑陋。 战胜苦难,穿越黑暗,消解一切悲剧、罪孽、谬误和迷狂,这就是俄罗斯通过老索的复活之道。对中国知识分子,救赎精神也许来自中国固有传统,儒家、道家 或者佛家,也许源于基督教或其他文明。无论如何,我们不能长久以至永远丧失人类这一最神圣的天赋。与所有其他伟大作家一样,救赎精神是老索所有文学创作里 最美丽、最高贵、最壮丽的日出。我就看不见高行健的作品呈现过通过苦难走向拯救,穿越黑暗走向光明,让人感动向善赞美不已的片断。没有!有的只是空灵、机巧、偶然、虚无、性。一位作家,一位从蒙受了巨大灾难的、有巨大危机的民族中间走出的 作家,内心深处没有光、没有爱、没有不忍之心,也没有愤怒、悲悯、绝望,不抚慰被迫害、被践踏的生命之痛,不欣赏不颂扬正义、真理、淳朴、牺牲,这位作家跟御用文人并无分别,即使他得到了世界文学的最高荣誉。把老索的作品和包括高行健在内的中国作家相比,他们在精神和灵魂上,相差何可以道理计!他们甚至是不同类型的人!中国大陆庞大的作家集团至今没有灵性,没有勇气、没有智慧,也没有才华去面对自己的历史和现实,没有在精神和道德上走出黑暗、通向彼岸的动力。

这些便是老索给我的启示。也是在老索去世之后,我个人怀念、祭奠这位俄罗斯精神先驱之余初步的反思。对这位从来没有跟中国人谋面(有几名中国人有幸拜访过他,但不能算文学或精神意义上的对话)的俄国文豪,我想说的其实只有两句话:对承担苦难,坚守救赎。

诚如爱因斯坦所言,生命,这是一出激动人心的辉煌壮丽的戏剧。在这无穷无尽的生命洪流中,个别的成员开始了或终结了,都无关宏旨。死去的我们将在我们共同创造的保留在我们身后的事物中获得不朽。精神巨人和文学大师的逝世犹如太阳落山,给世界无限的遗憾和感慨。索尔仁尼琴具有罕见的高贵气质、惊人的想像力,无与伦比的英勇气概、难以企及的毅力和我们时代最稀缺最卓绝的文学才华。历史已经并且将继续证明,老索是俄国和世界文学史上最辉煌的作家之一,人类因为他而增加了一份希望,他的影响将永世长存。
  
全文完
  
注:本文根据录音整理,业经被采访本人校对、修正和充实

          
采访时间:2008年8月28日
采访地点:华盛顿
补充采訪:重庆







生命,这是一出激动人心的辉煌壮丽的戏剧。



六、索尔仁尼琴与中国

北:老大哥苏联在斯大林统治时期对中国的影响首屈一指。另方面,异议作家索尔仁尼琴在苏联的禁书《古拉格群岛》在中国不胫而走。如果对中国没有启示意义,中国知识界不会如此关注他。请谈谈索尔仁尼琴与中国的关系和对对中国的意义。

王:我们这一代人在自我认识过程中,深受外国文学、外国哲学和各种理论的影响。我记得我们年轻的时候,有三本书大大影响了中国社会:一本是曼彻斯特写的《光荣与梦想》,一本是夏伊勒写的《第三帝国的兴亡》,再一本就是《古拉格群岛》。现在看起来,《古拉格群岛》对中国知识界,对我们这一代人的影响远远超过前两本书和其他所有的书。中国知识界、中国知识分子对老索怀着一种非常特殊的情感,老索和中国的精神、思想界有一种特殊的关系。老索所做的事情正是中国知识分子应该做而没有做好的事情。在某种意义上,他的《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牛犊顶橡树》、《第一圈》、《癌病房》、《古拉格群岛》和给苏联作协书记处、给苏联内务部和苏联领导人的公开信以及《不要靠谎言生活》等著名散文,所有这些都是老索面对自己的时代,面对红色苏维埃帝国,建立了一个跟这个帝国相对峙的精神王国,这个精神王国最后居然摧毁了那个权力帝国。这个精神、道德王国的重建是中国知识分子最想做、最应该做而始终没有做好的事情。老索是中国自由精神当之无愧的先驱。

俄国和中国在二十世纪的命运实在太相似。谁都知道,毛泽东主义是斯大林主义在中国的一个继承、在东方的一个翻版。毛对秦始皇的继承远远不能跟他在斯大林那儿所接受的现代极权主义国家的一套制度、理论相提并论。老索文学创作最主要的使命就是揭露、就是见证,就是最后直接地把斯大林主义埋葬。这个意义上,老索所做的事情,在精神和历史意义上,在文学上的成就,都是中国知识分子应该做而没有做到的事情。当然中、俄两国肯定有所区别,但在基本的社会性格上,在本质上,中苏两国的社会制度,整个生活方式、两国的命运高度的相似、高度的一致。为什么《古拉格群岛》、《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在中国两代知识分子里引起这么持久的关注,引起这么多或公开或私下的思考、讨论和感叹,具有这么深的启示,就在于他的文学创作实际上代表了中国的文学道路。在这一点上,老索在文学上对苏联历史命运以及对中国历史命运所发挥的作用,胜过了所有中国作家。也超过了所有二十世纪西方作家对中国的影响。

有一个很苦涩的现实。作为中国知识分子和青年如此敬仰的作家,老索对中国却没有说几句好话,老索对中国也不了解,可以说很冷漠,甚至很反感。很著名的事例,他那封在1973年给苏联领导人的公开信。他辟了一个专页,专门谈论俄罗斯和中国的关系。其中两点我印象非常深刻:第一,他建议苏联领导人把马克思主义让给中国共产党,因为俄国有一千年的东正教传统,俄国在精神上不需要马克思。马克思主义是十九世纪从西方刮过来的一股黑风。老索认为这股黑风已经让俄国付出了6600万生命的代价,他希望这股黑风继续往东刮去,让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正统自居,让他们去拯救人类;第二,他建议苏共领导集团千万不要和中国发生战争。因为一旦开战,游击战、人民战争的所有优势如不怕死、吃苦耐劳,绝对服从命令等等,这些优势全都在中国人那里。这种战争对俄国来说,和拿破仑的战争、两次世界大战都不能相比,这场战争对俄国将是一场噩梦和浩劫。他力劝苏联统治集团千万要避免和中国的战争。关于中国文化大革命和红卫兵运动,老索也一眼看清它们的异国源头。他在斯德哥尔摩指出,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魔鬼本来只是19世纪俄国局部地区梦魇般的想像物,但是在20世纪却在人们眼皮底下爬过整个地球,在想像不到的国度,他指的正是中国,红卫兵们可悲地堕落和野蛮,兴高采烈地重复着俄国19世纪的堕落和错误,还以为他们在砸烂旧世界,天真地以为自己正在创造一个人间天堂。老索对中国这两点看法,肯定没有一个中国人听起来感到愉快和轻松。老索之所以这样看待中国,在于他那基本的判断,毛泽东主义正是斯大林主义在东方的翻版。亚细亚主义的、中国固有的专制主义传统使毛主义比斯大林主义更野蛮、更可怕、更恐怖。老索的这个判断应该说真实不虚。当然老索没有对中国人民、知识界像俄国一样追求自由、追求一种精神救赎的艰难的历史过程,说几句好话。老索在美国呆了近二十年时间,1974到1994二十年时间,这二十年时间中国发生了巨大的、充满灾难和戏剧性的变化,老索对此似乎不置一词。也许他过于关心他的祖国的命运,他对西方的评价似乎也不多,他对西方对美国也有很多激烈的批评。他对中国没有什么赞誉,也没有什么批评。就像这个巨大的国度不存在一样。我也许咨讯太少,我没看见老索对中国有一次很郑重、很系统的评价。这就形成了一种很奇特、很荒诞、很可悲的反差:中国知识分子如此高度地评价老索,把他看成自己精神上的盟友,很多作家以他为榜样,认为老索的道路是中国作家应该走的道路。但是,就这么一个老索,他对中国并不了解,甚至没有兴趣,甚至很反感。

无论如何,老索对中国的影响绝对不会止于他离开世界那一刻。也许他的去世会让中国作家、中国知识分子们重新思考:索尔仁尼琴的道路和中国知识分子、中国作家的道路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我相信,不管老索本人对中国的态度如何,中国人、中国作家对老索的基本情感和评价不会改变。因为索尔仁尼琴所代表的文学方向、文学使命仍然是中国作家、中国知识分子的方向和使命。

近代以来,除了同情、好奇,对古代文明的赞扬外,西方世界有几个人曾对中国作过正面的评价呢?在马克思、恩格斯眼里,中国一直是暴君和大帝国的舞台,是腐朽的半文明制度,从来表现不出任何独立意志和历史首创精神,中国一直是欧洲文明的直接对立面,代表着世界上总体反动、总体保守的强大堡垒,是腐朽世界的总代表。被毛泽东称为一代天骄的成吉思汗,在列宁那里不过是可诅咒的遗产和可耻的待人方式的化身,是普遍奴隶制的怪物。到1949年以后,中国始而成为斯大林俄国的文化-政治殖民地,后来蜕变为更为强硬、僵化、好战和不可理喻的斯大林-毛泽东主义国家。

西方人惊讶地发现,数亿中国人如同秦始皇时代的兵马佣一样,几乎丧失了最些微的个人特征,清一色的斯大林-毛泽东式蓝布衫,军人一般坚起领口,上衣口袋插着一支墨水笔,数以亿计的生灵只有一种思维,操同一种话语,着同一种服装,干同一种活路。1964年,西方世界最温和的小国瑞士记者斯塔奇获准进入中国,他在《大墙之内的国度》一文中写道,共产党中国已达6-7亿人口,土地比美国和英国加起来还大,并且拥有二百七十万常备军,当年爆破了第一颗原子弹,成为第五支核力量,这个狂热的、教条的共产党政权,已将中国变成世界上最富侵略性的国家,世界上武装革命起义的最大温床,成为当今世界唯一一个公开推行战争政策、并将战争作为实现其意识形态目标的基本手段的国家。毛泽东公开号召亚非拉即黄、黑、褐色人种联合起来对抗帝修反即白种人,这使当年希特勒式法西斯种族主义大大相形见拙。

索尔兹伯里1966年奇迹式地从香港进入中国,他的结论是,古典时代西方人头脑中的黄祸已经演变成红祸,中共政权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越出亚洲,把西方最激进的马克思主义和苏俄的专制主义成功地引入中国,中国对世界的恐怖力量在于,亿万中国人已被驯服,成为没有前例可循的巨大暴力工具。西方人发现,在苏俄的咄咄逼人的进攻态势之外,真正的威胁来自东方。红色中国几乎不可阻遏地将成为一个庞大的、人口过剩的、野心勃勃的国家,中共驱使这无与伦比的秦始皇-成吉思汗-毛泽东的后备军满怀对西方的仇恨,把革命、造反、起义、战争、流血、恐怖当成天下大义所在,当成悠悠万事中惟此惟大的圣战。他们把美国当成实现其世界革命目标的最大障碍,期望加深美、苏之间的敌意,美国与欧洲之间的分裂,美国与整个第三世界的对抗。

中国数以千万计生命的悲惨死亡,饥饿、逮捕、公开枪杀、游行批斗和对自杀者的凌辱,让连费正清、赛珍珠、卢斯、萨特一类长期同情中国的西方人都感到迷惘、绝望。1966年9月,文革猝然发动,美国《生活》杂志连续三期载文,回顾中国100年的血腥动荡,而眼前正在发生的将是更为可怕的恐怖痉挛,这场灾难将把中国和世界带到什么田地,无人知晓。费正清在其《对华回忆录》中悲叹道:文革暴行将把中国带到我们难以想像的地狱的边缘。中国已经堕落成世界历史上未曾出现过的极权主义怪兽加暴民恐怖专政的双头恶龙。《圣经》中所描绘的魔鬼是一种狰狞可怕的怪蛇,1949年以后的中国,令人想起一种曾经灭绝了的、侏罗纪时代的、在黑暗中瘫痪甚至窒息了亿万年的怪物。它孕育着某种神秘、凶险、巨大无比的毁灭性力量,它隐藏在那层峦叠峰般的红墙和长城后面,一旦时机成熟,就会让西方和东方自己的文明玉石俱焚。

我们是否应该反躬自省,在反抗黑暗、专制、愚昧和腐化力量的斗争中,中国的纪录足以让世界称道吗?中国从1949年以来惨不忍睹的历史和当下礼崩乐坏的可悲现实,难道与作家们的选择毫无关系吗?面对同样的境遇,在老索为代表的俄苏先驱面前,我们能不汗颜吗? 俄国确实瓦解了,老索至死不能回答俄罗斯何去何从的问题,但是他的祖国和人民并没有堕落、腐败,并没有怨天尤人祸及世界,俄国在道德、精神上保持着尊严和自信,在东、西方惊恐莫名、弹冠相庆的时候,俄国没有自暴自弃。无论如何,俄国和全世界有识之士对老索的悼念再次成为人类文学和精神史上的壮举。普京和梅德维杰夫对老索的送行,表明良心、真理、性灵和神迹依然没有离开俄国。

230年前,雨果在纪念伏尔泰逝世100周年时发表了一场演说,他对那位法国先贤的赞辞,完全适用于刚刚去世的索尔仁尼琴先生:

他离开人世时已经年届耄耋,他著述极富,肩负着光荣也最艰巨的责任,那就是:培育良知,教化人类。

他发动了一场非同寻常的战争,一场以一敌众的战争,一场气壮山河的战争。这是思想向物质作战,理性向偏见作战,正义向不义作战,被压迫者向压迫者作战;这是善之战,仁爱之战。

一个新的纪元从他开始。从此我们感到,最高的统治力量就是让一切被理性思考。文明曾服从于武力,以后,文明将服从于思想。王杖和宝剑折断了,光明取而代之,这就是说,权威已经变换为自由。自此以往,高于一切的是人民的法律和个人的良心。

他不仅是一个人,他是整整一个时代。他曾尽己任,完成了一项使命。他已完成的工作显然是天意选派他去完成的,命运的法则和自然的法则都同样明白地体现出上天的意旨。
  

七、索尔仁尼琴与中国同行之比较

  
北:在谈论老索对中国的影响的时候,您提到了几点:一点是毛泽东比之斯大林更残忍、更野蛮;第二点,中国知识分子对老索的崇敬和对老索的关注比世界上其他国家更甚。在这两个前提下,中国文学界和知识界并没有达到老索对集权统治那种批判的高度。您认为究竟是什么原因,是因为毛泽东比之斯大林更残忍?还是因为中国缺少东正教那样的宗教传统?或者是因为中国知识界自己精神准备不足?为什么中国知识界就没有出现像索尔仁尼琴那样的作家,也没有出现像麦德维杰夫那样的历史学家?没有出现《让历史来审判》和《古拉格群岛》那样的作品?

王:老索不是一种孤独的存在,与他同时代的精神巨人还有不少。著名物理学家、苏联氢弹之父萨哈罗夫,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他把自己所有的荣誉和光环全部放下不管,坚持在前苏联成立一个逐步履行芬兰赫尔辛基人权最后条款的人权委员会,从而遭到放逐,一直到死。麦德维耶夫,著名历史学家、《让历史来审判》的作者,从上世纪六十年代起开始公开批判苏联现存制度,批判斯大林主义。而中国到现在也没有产生一部严肃清算和批判毛泽东主义的历史著作。他们的传统就是十二月革命党人的传统。不是为自己的利益、现实的功利而奋斗,而是为俄罗斯的命运、为自由和真理而奋斗。这种传统在中国不是没有,但已太久远。孔子所说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孟子所谓天降大任于斯人,司马迁所倡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张载所谓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已过去千百年,经过长期专制主义的磨洗和镇压,尤其明、清两代高度中央专制主义的毒化,已经式微衰败。蒙元以后,中国士大夫精神就江河日下。清初就只剩顾、黄、王三家。近代五四以来,一种简单化的西方启蒙学说入主中国,以否弃中国传统道德伦理、精神气象为前提的激进主义席卷社会和知识界。1949年后,毛派共产党对中国知识分子和传统文化,包括他们的气节、风骨、人格给予犁庭扫穴式、毁灭性的打击。反右、文革、六.四以及嗣后的利益赎买和精神高压,中国知识分界普遍堕落蜕化,犬儒主义盛行,乡愿哲学风靡,更有甚者,公然鼓吹国家专制、暴君崇拜和法西斯主义。可悲可耻可叹。在中国当下污垢一般的社会土壤里,产生老索式的作品几乎不可能。向时下中国文学界提出这种要求,太苛刻了。将来有没有可能我不知道。当然也不绝对,中国有作家和思想家,正在继续老索式的工作,但是他们比老索更孤独更艰难。另外,因为俄国在地缘上远比中国更接近西方,彼得大帝以后,俄国就一直想融入西方。俄国既是西方的重要对手,同时又是它的重要部分。这种地缘关系,让西方为中心的近代世界对俄国命运,包括它的作家、诗人、思想家们的著作备加关注,对他们的创作寄予了很大的期待。老索之前之后,俄国许多作家都有世界性的声誉,这确实跟俄国与西方特殊的地缘关系有关。而中国因和西方、和世界的主流文明隔绝太久、太远,中国发出的声音太微弱了,何况中国本来没有发出什么像样的声音。另一个重要原因,说到底,文学创作是天才们的事情。同样的苦难、同样的黑暗,俄国就能产生光芒四射的作品,这最终取决于个体生命对苦难、命运,对拯救的感受方式和表达力度。外界、客观、传统和地缘的因缘最后要体现在个体的解悟和写作中。毕竟,中国没有出现与自己的历史命运相照应的作品,没有产生老索式的先知、天才和大师,这是中国作家莫大的失职和遗憾。

北:您能不能具体谈谈这个话题?中国没有索尔仁尼琴,但是中国有高行健、莫言、苏童等另一类型的作家。

王:我虽是中文系毕业,对文学与人类的关系有独特的观察和思考,但坦率说,我对这几位作家毫无兴趣,这几位作家都没有认真评价的必要。理由很简单,他们的写作只跟他们自己有关。
        就思想和政治道德而言,熊十力、吴宓、陈寅恪、唐君毅、牟宗三和林昭、顾准、李慎之等与老索同属共产主义世界范围内坚守自由和文明立场的中国先贤先圣,刘宾雁、郑义、高尔品、辛灏年等在政治倾向上各存己见,但作为作家,他们都以其常年一以贯之的气节、风骨和襟怀践履着自己的文学使命,未尝稍解。由于中国精神统绪的反复斫断,由于1949年后毛泽东等对知识界和作家的长期洗脑和极度控制,由于11989年后中国当局成功地镇压和败坏了知识界,也由于文字语言的隔阂和流亡作家面临的远比俄罗斯作家更为严酷的处境,我们至今没有出现能与老索并肩媲美、享有世界盛誉的作家,这确实是中国文学界的悲哀。不过我有一个预感,一旦中国作家在精神和灵魂上获得独立和自由,他们当中将有人拔地而起。就在我们一代,我坚信这是大器晚成的一代,中国20世纪的诗史性悲剧一定会孕育出中国的但丁、雨果、托尔斯泰和我们的索尔仁尼琴。

老索为自己和俄国文学赢得的世界性声誉,成为中国知识分子和作家们几十年来最怵目的文学现实。如果拿高行健的文学创作与老索比较,其间的反差和对比简直令人惊心动魄。老索诺贝尔文学奖获奖词的标题叫为人类而艺术。老索坚信,人类命运和世界真理是不可分割的整体。文学有一种奇特的力量,它能把一个民族、一个时代的生活传达给世界,从而使人类历史少走弯路。他坚信,人类唯一的拯救就在于每一个人都把每一件事当成自己的事,在于东方的人民生死攸关地关切着西方的命运,而西方人民同样关注着东方道路。文学是人类所拥有的最为敏感、最易唤起共鸣的工具,因而也是最能使人类彼此了解和团结的工具。1970年,老索在斯德哥尔摩发表的获奖演讲中坚定地指出,文学的最高使命乃是救赎和创造奇迹,文学有帮助人类的力量,有看清人类真相的力量,作家有责任在人们心灵内部培养出拥抱世界的激情,文学能够把浓缩的痛苦、经历和教训传达给世界,文学对世界负有特殊而神圣的使命。

十七年后,1987年,布罗茨基站在同一个讲坛上,再次宣告了俄国文学的意义和使命。法国作家阿尔多诺问,奥斯威辛之后还能写出诗吗?美国诗人斯特雷德问,奥斯威辛后还能共进午餐吗?布罗茨基回答说,死在斯大林集中营的人数,远远超过死在希特勒集中营的人数。无论如何,我所属的一代人有勇气写诗。或许还存在另一种文学道路:废墟、碎石、抽象派、窒息呼吸的现代诗,俄国作家抵制了这条道路,因为它们不能反映俄国在20世纪的真实命运。

在同一个地方,被授予20世纪最后一名诺贝尔文学奖的高行健,却发表了让我们沮丧不已的获奖辞。高行健获奖词的标题,我记得不太清楚,大概意思是文学没有其他理由,文学唯一的理由乃是个人的理由。这是完全不同的两种文学创作主张。刚才说了,中、俄两国二十世纪的命运高度相似,我们所面临的困境,专制、暴力、谎言,都太相似。因此,中俄两国作家的文学主张应该是接近的。毫无疑问,老索的文学主张远比高行健的文学主张更贴近、更忠实地体现不光是俄国、也是中国二十世纪命运的本质。

要达到老索的高度,要像他一样引起世界文学界的首肯,首先必须有勇气有力量面对黑暗、面对邪恶、面对人类的悲剧。老索所有的作品不遗余力地承担了这种使命。老索首先体现的是道德勇气,担当精神,殉道者和圣徒的信仰,这是俄罗斯文学传统最珍贵的遗产,老索继承下来了,这正是中国作家和知识分子最为缺欠的。高行健的《灵山》、《一个人的圣经》,完全看不见中国悲剧史诗的真实,看不到作家所承担的精神苦难,他理当忧心如焚的灵魂上的煎熬和升华。这名并不为中国官方喜欢的作家,似乎有意不把那份文学殊荣与自己祖国的命运联系起来,相反,他倒是竭力逃避太沉重的中国命运,最多把它们消解为某种遥远飘渺的背景。

他也缺少应有的惶恐和谦卑,罔顾这份世纪末的荣誉天然具有的庄严意味而安之若素。这种不怀感恩和辞让之心的中国现代做派与他那虚无浮浅的文学理念倒一脉相通。毕竟,在同一个讲坛上,年轻的非常西化的布罗茨基早在高行健之前就表现了俄罗斯的贵族风范和君子之风。他郑重地提到几个他认为比他更有资格站在那里的诗人(曼德尔施塔姆、茨维塔耶娃、弗罗斯特、阿赫玛托娃和奥登)。他满怀感激地表示,他自己在精神和才华上都小于他们中的任何一位。拥有5,000年文明和50年巨大苦难的国家,终于有一个以汉语为母语,以中国为题材的作家获得了世界文学的桂冠,而他却说,对不起,我不想作斗士或英雄,我不过是一个脆弱的个人,我只能发出微弱而不中听的声音。他弯弯绕绕地说,文学不过是感觉和直觉、概念和观念的载体,文学纯然是个人的事情 如果说高行健也是某种现代中国精神的代表,那他代表的就是你刚才提到的几个中国作家,以及在官方鼻息下拿人民血汗钱为自己沽名钓誉安享富贵除粉饰太平扭捏矫情外别无所长的所谓的中国文学界。。

其实,关于文学使命的争论一直在世界范围内进行。1957年瑞典皇家科学院授予法国作家加缪诺贝尔奖的依据,就在于加缪肯定西绪福斯的选择代表了人类对自由和真理的坚守,他的作品照亮了我们时代人类良心的诸般实情。加缪承认,没有任何人伟大到能使世界不再有贫穷、灾难和暴力的地步,但是他特别强调,无论默默无闻还是显赫一时,是处于暴政的锁链之中还是活在自由国度,他都应尽其所能地接受两种责任:为真理服务,为自由服务。好像是一种预见,加缪指出,艺术并不是一种孤独的享受,而是为人类创造能感同身受的特定形象来感动世界,这种艺术迫使艺术家不再离群索居,要求他服从于最谦卑、最普遍的真理。加缪的文学主张,有一个重要的时代背景,即他与萨特决裂的那个选择,要不要谴责斯大林主义和古拉格群岛。加缪拒绝为苏联暴政开脱的历史合理性,他不接受历史唯物主义使暴力合于最终目标因而属于不能谴责的历史工具的任何意识形态。

老索在自己的获奖词中赞扬了加缪的文学立场。他深知现代艺术家杜撰了20世纪特有的艺术特权,以沉溺于个体内省、幻觉和文字游戏而拒绝古典主义对人类文明的庄严承诺。但是,在空前残酷、恐怖和荒谬的20世纪,作家至少不能安于看客或同谋的地位。一个白昼,如果他的祖国的坦克用鲜血淹没了一个外国首都(更勿需说本国首都!)的柏油马路,那么血腥的污点将永远溅在作家的脸上;一个夜晚,如果秘密警察把一个无辜者勒死,那么作家的手掌就会留下一条绳索的痕印;如果年轻一代宣称堕落是天底下最高的快乐,吸毒、绑票、欺诈和新的偶像崇拜成为时尚,那么这个时代的臭气也与作家的呼吸混合一起。老索问道,作家们能轻率地宣称,我们对当代世界的创伤和危机不负责任吗?

老索和加缪之所以获得那份文学大奖,正在于他们代表了西方自耶酥、柏位图以来,东方自孔子、司马迁以来的伟大传统,坚持对自由、真理、道路和救赎的没有终点的跋涉。至于高行健获奖,也许如他所言,那理由只与他个人有关。至于高行健获奖,正如他自己所说,只与他个人有关。但是我得再说几句。九年前那次世界最高文学荣誉的授受,是一次在例行时间、地点举行的空前荒唐的仪式。在这曾为20世 纪人类文学和社会进步发挥过伟大影响的历史谱系中,那肯定是最黯澹最无趣的一次。获奖者既没有开创什么新流派,也没有什么惊世之作;他甚至不愿为哪怕稍稍 改善他人的悲惨状况而让自己稍稍高尚一分;他甚至在那个举世瞩目的讲坛上公然宣传文学犬儒主义。这样一名获奖者,竟然进入泰戈尔、罗曼。罗兰、叶芝、福克 纳、丘吉尔、海明威、帕斯捷尔纳克、川端康成、马尔克斯、格拉斯和老索的行列!在吉凶未卜、艰难轮替的世纪之交,在占人类四分之一的中国人礼崩乐坏亟待拯 救之际,那次颁奖不啻是西方对中国又一次严重误读,是西方任由人类最大生命共同体继续深陷其灾难性历史宿命的又一则显例。它也错待了我的这名同胞作家,这份显赫殊荣是他难以承受的重负。

请允许我再次引用老索的文学表白,以让中国同胞们明白我们这位精神先驱早已达到什么高度:幸而我们有另一种手段!那便是艺术,那便是文学。它们能够把人生的经验,把整个民族数十年间备尝艰苦、历经辛酸所得来的宝贵教训,交付给另外一个民族。从最好的方面来看,这种经验或可能拯救一个国家,俾不至步及危险、错误与毁灭之途,并从而减短人类历史之曲折与重复。是的,俄罗斯文学几十年来走着这一方向:努力不使自己在自我陶醉中迷失方向,并避免任意瞎闯。我并不对此传统感到羞耻,并愿尽绵薄使之得以持续下去。这种思想已经长久在俄国文学中生根:一个作家必须,而且可能为大众做出极有意义的事。我深信世界文学有力量在此存亡绝续之时,帮助人类去认知并唾弃居心不善者和他们的组织所企图灌输的一切:沟通各地域人类浓缩的经验以终止人类继续分裂,使世界各族能深刻而正确的去了解彼此之历史并感同身受朋友们!倘若我们仍有丝毫价值可言,让我们携手完成此一使命吧。在阶级、运动、党派所撕裂的国土里,有谁自始便关心人类的统一?这基本上是作家的责任:我们是民族语言的代言人,是结合民族并从而结合世界使成一族的主要维系力,可能的话,更是人类崇高灵魂的表征。朋友们,这便是为什么我认为在世界正面临空前残酷的考验之际,我们能帮助它的地方。我们不应妥协束手待毙,我们不应空度岁月沉沦在无意义的生活里,我们应该走出来参加战斗的行列。
  

八、索尔仁尼琴对中国的启示
  
北:老康,我再问你最后一个问题,如果中国在全球化时代要走向世界融入世界,要成为世界上的大国与人类对话,要提供提供人类生存中积极的经验并且为人类的和平与福祉作出贡献,老索对于中国而言,有什么样的启示?

王:老索绝不仅仅是一个揭露斯大林主义罪行的编年史家,也绝不仅仅是一个社会斗士,一个持不同政见作家(这几种身份已足够令历史肃然起敬了!)。老索的所有作品 都充满着强烈的、挥之不去的、永远的救赎精神。这当然与俄国东正教传统和俄国十九世纪人道主义传统有关。老索留给俄国、中国乃至世界的最大启示就是:坚信人类的救赎使命比其苦难命运更能反映人类的本质,更代表至高真理和永恒法则,爱、公义、善和美在每一个时空(即使在地狱般的斯大林毛泽东时代)也无可比拟地优越于仇恨、专制、邪恶和丑陋。 战胜苦难,穿越黑暗,消解一切悲剧、罪孽、谬误和迷狂,这就是俄罗斯通过老索的复活之道。对中国知识分子,救赎精神也许来自中国固有传统,儒家、道家 或者佛家,也许源于基督教或其他文明。无论如何,我们不能长久以至永远丧失人类这一最神圣的天赋。与所有其他伟大作家一样,救赎精神是老索所有文学创作里 最美丽、最高贵、最壮丽的日出。我就看不见高行健的作品呈现过通过苦难走向拯救,穿越黑暗走向光明,让人感动向善赞美不已的片断。没有!有的只是空灵、机巧、偶然、虚无、性。一位作家,一位从蒙受了巨大灾难的、有巨大危机的民族中间走出的 作家,内心深处没有光、没有爱、没有不忍之心,也没有愤怒、悲悯、绝望,不抚慰被迫害、被践踏的生命之痛,不欣赏不颂扬正义、真理、淳朴、牺牲,这位作家跟御用文人并无分别,即使他得到了世界文学的最高荣誉。把老索的作品和包括高行健在内的中国作家相比,他们在精神和灵魂上,相差何可以道理计!他们甚至是不同类型的人!中国大陆庞大的作家集团至今没有灵性,没有勇气、没有智慧,也没有才华去面对自己的历史和现实,没有在精神和道德上走出黑暗、通向彼岸的动力。

这些便是老索给我的启示。也是在老索去世之后,我个人怀念、祭奠这位俄罗斯精神先驱之余初步的反思。对这位从来没有跟中国人谋面(有几名中国人有幸拜访过他,但不能算文学或精神意义上的对话)的俄国文豪,我想说的其实只有两句话:对承担苦难,坚守救赎。

诚如爱因斯坦所言,生命,这是一出激动人心的辉煌壮丽的戏剧。在这无穷无尽的生命洪流中,个别的成员开始了或终结了,都无关宏旨。死去的我们将在我们共同创造的保留在我们身后的事物中获得不朽。精神巨人和文学大师的逝世犹如太阳落山,给世界无限的遗憾和感慨。索尔仁尼琴具有罕见的高贵气质、惊人的想像力,无与伦比的英勇气概、难以企及的毅力和我们时代最稀缺最卓绝的文学才华。历史已经并且将继续证明,老索是俄国和世界文学史上最辉煌的作家之一,人类因为他而增加了一份希望,他的影响将永世长存。
  
全文完
  
注:本文根据录音整理,业经被采访本人校对、修正和充实

          
采访时间:2008年8月28日
采访地点:华盛顿
补充采訪:重庆







生命,这是一出激动人心的辉煌壮丽的戏剧。



六、索尔仁尼琴与中国

北:老大哥苏联在斯大林统治时期对中国的影响首屈一指。另方面,异议作家索尔仁尼琴在苏联的禁书《古拉格群岛》在中国不胫而走。如果对中国没有启示意义,中国知识界不会如此关注他。请谈谈索尔仁尼琴与中国的关系和对对中国的意义。

王:我们这一代人在自我认识过程中,深受外国文学、外国哲学和各种理论的影响。我记得我们年轻的时候,有三本书大大影响了中国社会:一本是曼彻斯特写的《光荣与梦想》,一本是夏伊勒写的《第三帝国的兴亡》,再一本就是《古拉格群岛》。现在看起来,《古拉格群岛》对中国知识界,对我们这一代人的影响远远超过前两本书和其他所有的书。中国知识界、中国知识分子对老索怀着一种非常特殊的情感,老索和中国的精神、思想界有一种特殊的关系。老索所做的事情正是中国知识分子应该做而没有做好的事情。在某种意义上,他的《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牛犊顶橡树》、《第一圈》、《癌病房》、《古拉格群岛》和给苏联作协书记处、给苏联内务部和苏联领导人的公开信以及《不要靠谎言生活》等著名散文,所有这些都是老索面对自己的时代,面对红色苏维埃帝国,建立了一个跟这个帝国相对峙的精神王国,这个精神王国最后居然摧毁了那个权力帝国。这个精神、道德王国的重建是中国知识分子最想做、最应该做而始终没有做好的事情。老索是中国自由精神当之无愧的先驱。

俄国和中国在二十世纪的命运实在太相似。谁都知道,毛泽东主义是斯大林主义在中国的一个继承、在东方的一个翻版。毛对秦始皇的继承远远不能跟他在斯大林那儿所接受的现代极权主义国家的一套制度、理论相提并论。老索文学创作最主要的使命就是揭露、就是见证,就是最后直接地把斯大林主义埋葬。这个意义上,老索所做的事情,在精神和历史意义上,在文学上的成就,都是中国知识分子应该做而没有做到的事情。当然中、俄两国肯定有所区别,但在基本的社会性格上,在本质上,中苏两国的社会制度,整个生活方式、两国的命运高度的相似、高度的一致。为什么《古拉格群岛》、《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在中国两代知识分子里引起这么持久的关注,引起这么多或公开或私下的思考、讨论和感叹,具有这么深的启示,就在于他的文学创作实际上代表了中国的文学道路。在这一点上,老索在文学上对苏联历史命运以及对中国历史命运所发挥的作用,胜过了所有中国作家。也超过了所有二十世纪西方作家对中国的影响。

有一个很苦涩的现实。作为中国知识分子和青年如此敬仰的作家,老索对中国却没有说几句好话,老索对中国也不了解,可以说很冷漠,甚至很反感。很著名的事例,他那封在1973年给苏联领导人的公开信。他辟了一个专页,专门谈论俄罗斯和中国的关系。其中两点我印象非常深刻:第一,他建议苏联领导人把马克思主义让给中国共产党,因为俄国有一千年的东正教传统,俄国在精神上不需要马克思。马克思主义是十九世纪从西方刮过来的一股黑风。老索认为这股黑风已经让俄国付出了6600万生命的代价,他希望这股黑风继续往东刮去,让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正统自居,让他们去拯救人类;第二,他建议苏共领导集团千万不要和中国发生战争。因为一旦开战,游击战、人民战争的所有优势如不怕死、吃苦耐劳,绝对服从命令等等,这些优势全都在中国人那里。这种战争对俄国来说,和拿破仑的战争、两次世界大战都不能相比,这场战争对俄国将是一场噩梦和浩劫。他力劝苏联统治集团千万要避免和中国的战争。关于中国文化大革命和红卫兵运动,老索也一眼看清它们的异国源头。他在斯德哥尔摩指出,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魔鬼本来只是19世纪俄国局部地区梦魇般的想像物,但是在20世纪却在人们眼皮底下爬过整个地球,在想像不到的国度,他指的正是中国,红卫兵们可悲地堕落和野蛮,兴高采烈地重复着俄国19世纪的堕落和错误,还以为他们在砸烂旧世界,天真地以为自己正在创造一个人间天堂。老索对中国这两点看法,肯定没有一个中国人听起来感到愉快和轻松。老索之所以这样看待中国,在于他那基本的判断,毛泽东主义正是斯大林主义在东方的翻版。亚细亚主义的、中国固有的专制主义传统使毛主义比斯大林主义更野蛮、更可怕、更恐怖。老索的这个判断应该说真实不虚。当然老索没有对中国人民、知识界像俄国一样追求自由、追求一种精神救赎的艰难的历史过程,说几句好话。老索在美国呆了近二十年时间,1974到1994二十年时间,这二十年时间中国发生了巨大的、充满灾难和戏剧性的变化,老索对此似乎不置一词。也许他过于关心他的祖国的命运,他对西方的评价似乎也不多,他对西方对美国也有很多激烈的批评。他对中国没有什么赞誉,也没有什么批评。就像这个巨大的国度不存在一样。我也许咨讯太少,我没看见老索对中国有一次很郑重、很系统的评价。这就形成了一种很奇特、很荒诞、很可悲的反差:中国知识分子如此高度地评价老索,把他看成自己精神上的盟友,很多作家以他为榜样,认为老索的道路是中国作家应该走的道路。但是,就这么一个老索,他对中国并不了解,甚至没有兴趣,甚至很反感。

无论如何,老索对中国的影响绝对不会止于他离开世界那一刻。也许他的去世会让中国作家、中国知识分子们重新思考:索尔仁尼琴的道路和中国知识分子、中国作家的道路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我相信,不管老索本人对中国的态度如何,中国人、中国作家对老索的基本情感和评价不会改变。因为索尔仁尼琴所代表的文学方向、文学使命仍然是中国作家、中国知识分子的方向和使命。

近代以来,除了同情、好奇,对古代文明的赞扬外,西方世界有几个人曾对中国作过正面的评价呢?在马克思、恩格斯眼里,中国一直是暴君和大帝国的舞台,是腐朽的半文明制度,从来表现不出任何独立意志和历史首创精神,中国一直是欧洲文明的直接对立面,代表着世界上总体反动、总体保守的强大堡垒,是腐朽世界的总代表。被毛泽东称为一代天骄的成吉思汗,在列宁那里不过是可诅咒的遗产和可耻的待人方式的化身,是普遍奴隶制的怪物。到1949年以后,中国始而成为斯大林俄国的文化-政治殖民地,后来蜕变为更为强硬、僵化、好战和不可理喻的斯大林-毛泽东主义国家。

西方人惊讶地发现,数亿中国人如同秦始皇时代的兵马佣一样,几乎丧失了最些微的个人特征,清一色的斯大林-毛泽东式蓝布衫,军人一般坚起领口,上衣口袋插着一支墨水笔,数以亿计的生灵只有一种思维,操同一种话语,着同一种服装,干同一种活路。1964年,西方世界最温和的小国瑞士记者斯塔奇获准进入中国,他在《大墙之内的国度》一文中写道,共产党中国已达6-7亿人口,土地比美国和英国加起来还大,并且拥有二百七十万常备军,当年爆破了第一颗原子弹,成为第五支核力量,这个狂热的、教条的共产党政权,已将中国变成世界上最富侵略性的国家,世界上武装革命起义的最大温床,成为当今世界唯一一个公开推行战争政策、并将战争作为实现其意识形态目标的基本手段的国家。毛泽东公开号召亚非拉即黄、黑、褐色人种联合起来对抗帝修反即白种人,这使当年希特勒式法西斯种族主义大大相形见拙。

索尔兹伯里1966年奇迹式地从香港进入中国,他的结论是,古典时代西方人头脑中的黄祸已经演变成红祸,中共政权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越出亚洲,把西方最激进的马克思主义和苏俄的专制主义成功地引入中国,中国对世界的恐怖力量在于,亿万中国人已被驯服,成为没有前例可循的巨大暴力工具。西方人发现,在苏俄的咄咄逼人的进攻态势之外,真正的威胁来自东方。红色中国几乎不可阻遏地将成为一个庞大的、人口过剩的、野心勃勃的国家,中共驱使这无与伦比的秦始皇-成吉思汗-毛泽东的后备军满怀对西方的仇恨,把革命、造反、起义、战争、流血、恐怖当成天下大义所在,当成悠悠万事中惟此惟大的圣战。他们把美国当成实现其世界革命目标的最大障碍,期望加深美、苏之间的敌意,美国与欧洲之间的分裂,美国与整个第三世界的对抗。

中国数以千万计生命的悲惨死亡,饥饿、逮捕、公开枪杀、游行批斗和对自杀者的凌辱,让连费正清、赛珍珠、卢斯、萨特一类长期同情中国的西方人都感到迷惘、绝望。1966年9月,文革猝然发动,美国《生活》杂志连续三期载文,回顾中国100年的血腥动荡,而眼前正在发生的将是更为可怕的恐怖痉挛,这场灾难将把中国和世界带到什么田地,无人知晓。费正清在其《对华回忆录》中悲叹道:文革暴行将把中国带到我们难以想像的地狱的边缘。中国已经堕落成世界历史上未曾出现过的极权主义怪兽加暴民恐怖专政的双头恶龙。《圣经》中所描绘的魔鬼是一种狰狞可怕的怪蛇,1949年以后的中国,令人想起一种曾经灭绝了的、侏罗纪时代的、在黑暗中瘫痪甚至窒息了亿万年的怪物。它孕育着某种神秘、凶险、巨大无比的毁灭性力量,它隐藏在那层峦叠峰般的红墙和长城后面,一旦时机成熟,就会让西方和东方自己的文明玉石俱焚。

我们是否应该反躬自省,在反抗黑暗、专制、愚昧和腐化力量的斗争中,中国的纪录足以让世界称道吗?中国从1949年以来惨不忍睹的历史和当下礼崩乐坏的可悲现实,难道与作家们的选择毫无关系吗?面对同样的境遇,在老索为代表的俄苏先驱面前,我们能不汗颜吗? 俄国确实瓦解了,老索至死不能回答俄罗斯何去何从的问题,但是他的祖国和人民并没有堕落、腐败,并没有怨天尤人祸及世界,俄国在道德、精神上保持着尊严和自信,在东、西方惊恐莫名、弹冠相庆的时候,俄国没有自暴自弃。无论如何,俄国和全世界有识之士对老索的悼念再次成为人类文学和精神史上的壮举。普京和梅德维杰夫对老索的送行,表明良心、真理、性灵和神迹依然没有离开俄国。

230年前,雨果在纪念伏尔泰逝世100周年时发表了一场演说,他对那位法国先贤的赞辞,完全适用于刚刚去世的索尔仁尼琴先生:

他离开人世时已经年届耄耋,他著述极富,肩负着光荣也最艰巨的责任,那就是:培育良知,教化人类。

他发动了一场非同寻常的战争,一场以一敌众的战争,一场气壮山河的战争。这是思想向物质作战,理性向偏见作战,正义向不义作战,被压迫者向压迫者作战;这是善之战,仁爱之战。

一个新的纪元从他开始。从此我们感到,最高的统治力量就是让一切被理性思考。文明曾服从于武力,以后,文明将服从于思想。王杖和宝剑折断了,光明取而代之,这就是说,权威已经变换为自由。自此以往,高于一切的是人民的法律和个人的良心。

他不仅是一个人,他是整整一个时代。他曾尽己任,完成了一项使命。他已完成的工作显然是天意选派他去完成的,命运的法则和自然的法则都同样明白地体现出上天的意旨。
  

七、索尔仁尼琴与中国同行之比较

  
北:在谈论老索对中国的影响的时候,您提到了几点:一点是毛泽东比之斯大林更残忍、更野蛮;第二点,中国知识分子对老索的崇敬和对老索的关注比世界上其他国家更甚。在这两个前提下,中国文学界和知识界并没有达到老索对集权统治那种批判的高度。您认为究竟是什么原因,是因为毛泽东比之斯大林更残忍?还是因为中国缺少东正教那样的宗教传统?或者是因为中国知识界自己精神准备不足?为什么中国知识界就没有出现像索尔仁尼琴那样的作家,也没有出现像麦德维杰夫那样的历史学家?没有出现《让历史来审判》和《古拉格群岛》那样的作品?

王:老索不是一种孤独的存在,与他同时代的精神巨人还有不少。著名物理学家、苏联氢弹之父萨哈罗夫,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他把自己所有的荣誉和光环全部放下不管,坚持在前苏联成立一个逐步履行芬兰赫尔辛基人权最后条款的人权委员会,从而遭到放逐,一直到死。麦德维耶夫,著名历史学家、《让历史来审判》的作者,从上世纪六十年代起开始公开批判苏联现存制度,批判斯大林主义。而中国到现在也没有产生一部严肃清算和批判毛泽东主义的历史著作。他们的传统就是十二月革命党人的传统。不是为自己的利益、现实的功利而奋斗,而是为俄罗斯的命运、为自由和真理而奋斗。这种传统在中国不是没有,但已太久远。孔子所说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孟子所谓天降大任于斯人,司马迁所倡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张载所谓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已过去千百年,经过长期专制主义的磨洗和镇压,尤其明、清两代高度中央专制主义的毒化,已经式微衰败。蒙元以后,中国士大夫精神就江河日下。清初就只剩顾、黄、王三家。近代五四以来,一种简单化的西方启蒙学说入主中国,以否弃中国传统道德伦理、精神气象为前提的激进主义席卷社会和知识界。1949年后,毛派共产党对中国知识分子和传统文化,包括他们的气节、风骨、人格给予犁庭扫穴式、毁灭性的打击。反右、文革、六.四以及嗣后的利益赎买和精神高压,中国知识分界普遍堕落蜕化,犬儒主义盛行,乡愿哲学风靡,更有甚者,公然鼓吹国家专制、暴君崇拜和法西斯主义。可悲可耻可叹。在中国当下污垢一般的社会土壤里,产生老索式的作品几乎不可能。向时下中国文学界提出这种要求,太苛刻了。将来有没有可能我不知道。当然也不绝对,中国有作家和思想家,正在继续老索式的工作,但是他们比老索更孤独更艰难。另外,因为俄国在地缘上远比中国更接近西方,彼得大帝以后,俄国就一直想融入西方。俄国既是西方的重要对手,同时又是它的重要部分。这种地缘关系,让西方为中心的近代世界对俄国命运,包括它的作家、诗人、思想家们的著作备加关注,对他们的创作寄予了很大的期待。老索之前之后,俄国许多作家都有世界性的声誉,这确实跟俄国与西方特殊的地缘关系有关。而中国因和西方、和世界的主流文明隔绝太久、太远,中国发出的声音太微弱了,何况中国本来没有发出什么像样的声音。另一个重要原因,说到底,文学创作是天才们的事情。同样的苦难、同样的黑暗,俄国就能产生光芒四射的作品,这最终取决于个体生命对苦难、命运,对拯救的感受方式和表达力度。外界、客观、传统和地缘的因缘最后要体现在个体的解悟和写作中。毕竟,中国没有出现与自己的历史命运相照应的作品,没有产生老索式的先知、天才和大师,这是中国作家莫大的失职和遗憾。

北:您能不能具体谈谈这个话题?中国没有索尔仁尼琴,但是中国有高行健、莫言、苏童等另一类型的作家。

王:我虽是中文系毕业,对文学与人类的关系有独特的观察和思考,但坦率说,我对这几位作家毫无兴趣,这几位作家都没有认真评价的必要。理由很简单,他们的写作只跟他们自己有关。
        就思想和政治道德而言,熊十力、吴宓、陈寅恪、唐君毅、牟宗三和林昭、顾准、李慎之等与老索同属共产主义世界范围内坚守自由和文明立场的中国先贤先圣,刘宾雁、郑义、高尔品、辛灏年等在政治倾向上各存己见,但作为作家,他们都以其常年一以贯之的气节、风骨和襟怀践履着自己的文学使命,未尝稍解。由于中国精神统绪的反复斫断,由于1949年后毛泽东等对知识界和作家的长期洗脑和极度控制,由于11989年后中国当局成功地镇压和败坏了知识界,也由于文字语言的隔阂和流亡作家面临的远比俄罗斯作家更为严酷的处境,我们至今没有出现能与老索并肩媲美、享有世界盛誉的作家,这确实是中国文学界的悲哀。不过我有一个预感,一旦中国作家在精神和灵魂上获得独立和自由,他们当中将有人拔地而起。就在我们一代,我坚信这是大器晚成的一代,中国20世纪的诗史性悲剧一定会孕育出中国的但丁、雨果、托尔斯泰和我们的索尔仁尼琴。

老索为自己和俄国文学赢得的世界性声誉,成为中国知识分子和作家们几十年来最怵目的文学现实。如果拿高行健的文学创作与老索比较,其间的反差和对比简直令人惊心动魄。老索诺贝尔文学奖获奖词的标题叫为人类而艺术。老索坚信,人类命运和世界真理是不可分割的整体。文学有一种奇特的力量,它能把一个民族、一个时代的生活传达给世界,从而使人类历史少走弯路。他坚信,人类唯一的拯救就在于每一个人都把每一件事当成自己的事,在于东方的人民生死攸关地关切着西方的命运,而西方人民同样关注着东方道路。文学是人类所拥有的最为敏感、最易唤起共鸣的工具,因而也是最能使人类彼此了解和团结的工具。1970年,老索在斯德哥尔摩发表的获奖演讲中坚定地指出,文学的最高使命乃是救赎和创造奇迹,文学有帮助人类的力量,有看清人类真相的力量,作家有责任在人们心灵内部培养出拥抱世界的激情,文学能够把浓缩的痛苦、经历和教训传达给世界,文学对世界负有特殊而神圣的使命。

十七年后,1987年,布罗茨基站在同一个讲坛上,再次宣告了俄国文学的意义和使命。法国作家阿尔多诺问,奥斯威辛之后还能写出诗吗?美国诗人斯特雷德问,奥斯威辛后还能共进午餐吗?布罗茨基回答说,死在斯大林集中营的人数,远远超过死在希特勒集中营的人数。无论如何,我所属的一代人有勇气写诗。或许还存在另一种文学道路:废墟、碎石、抽象派、窒息呼吸的现代诗,俄国作家抵制了这条道路,因为它们不能反映俄国在20世纪的真实命运。

在同一个地方,被授予20世纪最后一名诺贝尔文学奖的高行健,却发表了让我们沮丧不已的获奖辞。高行健获奖词的标题,我记得不太清楚,大概意思是文学没有其他理由,文学唯一的理由乃是个人的理由。这是完全不同的两种文学创作主张。刚才说了,中、俄两国二十世纪的命运高度相似,我们所面临的困境,专制、暴力、谎言,都太相似。因此,中俄两国作家的文学主张应该是接近的。毫无疑问,老索的文学主张远比高行健的文学主张更贴近、更忠实地体现不光是俄国、也是中国二十世纪命运的本质。

要达到老索的高度,要像他一样引起世界文学界的首肯,首先必须有勇气有力量面对黑暗、面对邪恶、面对人类的悲剧。老索所有的作品不遗余力地承担了这种使命。老索首先体现的是道德勇气,担当精神,殉道者和圣徒的信仰,这是俄罗斯文学传统最珍贵的遗产,老索继承下来了,这正是中国作家和知识分子最为缺欠的。高行健的《灵山》、《一个人的圣经》,完全看不见中国悲剧史诗的真实,看不到作家所承担的精神苦难,他理当忧心如焚的灵魂上的煎熬和升华。这名并不为中国官方喜欢的作家,似乎有意不把那份文学殊荣与自己祖国的命运联系起来,相反,他倒是竭力逃避太沉重的中国命运,最多把它们消解为某种遥远飘渺的背景。

他也缺少应有的惶恐和谦卑,罔顾这份世纪末的荣誉天然具有的庄严意味而安之若素。这种不怀感恩和辞让之心的中国现代做派与他那虚无浮浅的文学理念倒一脉相通。毕竟,在同一个讲坛上,年轻的非常西化的布罗茨基早在高行健之前就表现了俄罗斯的贵族风范和君子之风。他郑重地提到几个他认为比他更有资格站在那里的诗人(曼德尔施塔姆、茨维塔耶娃、弗罗斯特、阿赫玛托娃和奥登)。他满怀感激地表示,他自己在精神和才华上都小于他们中的任何一位。拥有5,000年文明和50年巨大苦难的国家,终于有一个以汉语为母语,以中国为题材的作家获得了世界文学的桂冠,而他却说,对不起,我不想作斗士或英雄,我不过是一个脆弱的个人,我只能发出微弱而不中听的声音。他弯弯绕绕地说,文学不过是感觉和直觉、概念和观念的载体,文学纯然是个人的事情 如果说高行健也是某种现代中国精神的代表,那他代表的就是你刚才提到的几个中国作家,以及在官方鼻息下拿人民血汗钱为自己沽名钓誉安享富贵除粉饰太平扭捏矫情外别无所长的所谓的中国文学界。。

其实,关于文学使命的争论一直在世界范围内进行。1957年瑞典皇家科学院授予法国作家加缪诺贝尔奖的依据,就在于加缪肯定西绪福斯的选择代表了人类对自由和真理的坚守,他的作品照亮了我们时代人类良心的诸般实情。加缪承认,没有任何人伟大到能使世界不再有贫穷、灾难和暴力的地步,但是他特别强调,无论默默无闻还是显赫一时,是处于暴政的锁链之中还是活在自由国度,他都应尽其所能地接受两种责任:为真理服务,为自由服务。好像是一种预见,加缪指出,艺术并不是一种孤独的享受,而是为人类创造能感同身受的特定形象来感动世界,这种艺术迫使艺术家不再离群索居,要求他服从于最谦卑、最普遍的真理。加缪的文学主张,有一个重要的时代背景,即他与萨特决裂的那个选择,要不要谴责斯大林主义和古拉格群岛。加缪拒绝为苏联暴政开脱的历史合理性,他不接受历史唯物主义使暴力合于最终目标因而属于不能谴责的历史工具的任何意识形态。

老索在自己的获奖词中赞扬了加缪的文学立场。他深知现代艺术家杜撰了20世纪特有的艺术特权,以沉溺于个体内省、幻觉和文字游戏而拒绝古典主义对人类文明的庄严承诺。但是,在空前残酷、恐怖和荒谬的20世纪,作家至少不能安于看客或同谋的地位。一个白昼,如果他的祖国的坦克用鲜血淹没了一个外国首都(更勿需说本国首都!)的柏油马路,那么血腥的污点将永远溅在作家的脸上;一个夜晚,如果秘密警察把一个无辜者勒死,那么作家的手掌就会留下一条绳索的痕印;如果年轻一代宣称堕落是天底下最高的快乐,吸毒、绑票、欺诈和新的偶像崇拜成为时尚,那么这个时代的臭气也与作家的呼吸混合一起。老索问道,作家们能轻率地宣称,我们对当代世界的创伤和危机不负责任吗?

老索和加缪之所以获得那份文学大奖,正在于他们代表了西方自耶酥、柏位图以来,东方自孔子、司马迁以来的伟大传统,坚持对自由、真理、道路和救赎的没有终点的跋涉。至于高行健获奖,也许如他所言,那理由只与他个人有关。至于高行健获奖,正如他自己所说,只与他个人有关。但是我得再说几句。九年前那次世界最高文学荣誉的授受,是一次在例行时间、地点举行的空前荒唐的仪式。在这曾为20世 纪人类文学和社会进步发挥过伟大影响的历史谱系中,那肯定是最黯澹最无趣的一次。获奖者既没有开创什么新流派,也没有什么惊世之作;他甚至不愿为哪怕稍稍 改善他人的悲惨状况而让自己稍稍高尚一分;他甚至在那个举世瞩目的讲坛上公然宣传文学犬儒主义。这样一名获奖者,竟然进入泰戈尔、罗曼。罗兰、叶芝、福克 纳、丘吉尔、海明威、帕斯捷尔纳克、川端康成、马尔克斯、格拉斯和老索的行列!在吉凶未卜、艰难轮替的世纪之交,在占人类四分之一的中国人礼崩乐坏亟待拯 救之际,那次颁奖不啻是西方对中国又一次严重误读,是西方任由人类最大生命共同体继续深陷其灾难性历史宿命的又一则显例。它也错待了我的这名同胞作家,这份显赫殊荣是他难以承受的重负。

请允许我再次引用老索的文学表白,以让中国同胞们明白我们这位精神先驱早已达到什么高度:幸而我们有另一种手段!那便是艺术,那便是文学。它们能够把人生的经验,把整个民族数十年间备尝艰苦、历经辛酸所得来的宝贵教训,交付给另外一个民族。从最好的方面来看,这种经验或可能拯救一个国家,俾不至步及危险、错误与毁灭之途,并从而减短人类历史之曲折与重复。是的,俄罗斯文学几十年来走着这一方向:努力不使自己在自我陶醉中迷失方向,并避免任意瞎闯。我并不对此传统感到羞耻,并愿尽绵薄使之得以持续下去。这种思想已经长久在俄国文学中生根:一个作家必须,而且可能为大众做出极有意义的事。我深信世界文学有力量在此存亡绝续之时,帮助人类去认知并唾弃居心不善者和他们的组织所企图灌输的一切:沟通各地域人类浓缩的经验以终止人类继续分裂,使世界各族能深刻而正确的去了解彼此之历史并感同身受朋友们!倘若我们仍有丝毫价值可言,让我们携手完成此一使命吧。在阶级、运动、党派所撕裂的国土里,有谁自始便关心人类的统一?这基本上是作家的责任:我们是民族语言的代言人,是结合民族并从而结合世界使成一族的主要维系力,可能的话,更是人类崇高灵魂的表征。朋友们,这便是为什么我认为在世界正面临空前残酷的考验之际,我们能帮助它的地方。我们不应妥协束手待毙,我们不应空度岁月沉沦在无意义的生活里,我们应该走出来参加战斗的行列。
  

八、索尔仁尼琴对中国的启示
  
北:老康,我再问你最后一个问题,如果中国在全球化时代要走向世界融入世界,要成为世界上的大国与人类对话,要提供提供人类生存中积极的经验并且为人类的和平与福祉作出贡献,老索对于中国而言,有什么样的启示?

王:老索绝不仅仅是一个揭露斯大林主义罪行的编年史家,也绝不仅仅是一个社会斗士,一个持不同政见作家(这几种身份已足够令历史肃然起敬了!)。老索的所有作品 都充满着强烈的、挥之不去的、永远的救赎精神。这当然与俄国东正教传统和俄国十九世纪人道主义传统有关。老索留给俄国、中国乃至世界的最大启示就是:坚信人类的救赎使命比其苦难命运更能反映人类的本质,更代表至高真理和永恒法则,爱、公义、善和美在每一个时空(即使在地狱般的斯大林毛泽东时代)也无可比拟地优越于仇恨、专制、邪恶和丑陋。 战胜苦难,穿越黑暗,消解一切悲剧、罪孽、谬误和迷狂,这就是俄罗斯通过老索的复活之道。对中国知识分子,救赎精神也许来自中国固有传统,儒家、道家 或者佛家,也许源于基督教或其他文明。无论如何,我们不能长久以至永远丧失人类这一最神圣的天赋。与所有其他伟大作家一样,救赎精神是老索所有文学创作里 最美丽、最高贵、最壮丽的日出。我就看不见高行健的作品呈现过通过苦难走向拯救,穿越黑暗走向光明,让人感动向善赞美不已的片断。没有!有的只是空灵、机巧、偶然、虚无、性。一位作家,一位从蒙受了巨大灾难的、有巨大危机的民族中间走出的 作家,内心深处没有光、没有爱、没有不忍之心,也没有愤怒、悲悯、绝望,不抚慰被迫害、被践踏的生命之痛,不欣赏不颂扬正义、真理、淳朴、牺牲,这位作家跟御用文人并无分别,即使他得到了世界文学的最高荣誉。把老索的作品和包括高行健在内的中国作家相比,他们在精神和灵魂上,相差何可以道理计!他们甚至是不同类型的人!中国大陆庞大的作家集团至今没有灵性,没有勇气、没有智慧,也没有才华去面对自己的历史和现实,没有在精神和道德上走出黑暗、通向彼岸的动力。

这些便是老索给我的启示。也是在老索去世之后,我个人怀念、祭奠这位俄罗斯精神先驱之余初步的反思。对这位从来没有跟中国人谋面(有几名中国人有幸拜访过他,但不能算文学或精神意义上的对话)的俄国文豪,我想说的其实只有两句话:对承担苦难,坚守救赎。

诚如爱因斯坦所言,生命,这是一出激动人心的辉煌壮丽的戏剧。在这无穷无尽的生命洪流中,个别的成员开始了或终结了,都无关宏旨。死去的我们将在我们共同创造的保留在我们身后的事物中获得不朽。精神巨人和文学大师的逝世犹如太阳落山,给世界无限的遗憾和感慨。索尔仁尼琴具有罕见的高贵气质、惊人的想像力,无与伦比的英勇气概、难以企及的毅力和我们时代最稀缺最卓绝的文学才华。历史已经并且将继续证明,老索是俄国和世界文学史上最辉煌的作家之一,人类因为他而增加了一份希望,他的影响将永世长存。
  
全文完
  
注:本文根据录音整理,业经被采访本人校对、修正和充实

          
采访时间:2008年8月28日
采访地点:华盛顿
补充采訪:重庆







生命,这是一出激动人心的辉煌壮丽的戏剧。



六、索尔仁尼琴与中国

北:老大哥苏联在斯大林统治时期对中国的影响首屈一指。另方面,异议作家索尔仁尼琴在苏联的禁书《古拉格群岛》在中国不胫而走。如果对中国没有启示意义,中国知识界不会如此关注他。请谈谈索尔仁尼琴与中国的关系和对对中国的意义。

王:我们这一代人在自我认识过程中,深受外国文学、外国哲学和各种理论的影响。我记得我们年轻的时候,有三本书大大影响了中国社会:一本是曼彻斯特写的《光荣与梦想》,一本是夏伊勒写的《第三帝国的兴亡》,再一本就是《古拉格群岛》。现在看起来,《古拉格群岛》对中国知识界,对我们这一代人的影响远远超过前两本书和其他所有的书。中国知识界、中国知识分子对老索怀着一种非常特殊的情感,老索和中国的精神、思想界有一种特殊的关系。老索所做的事情正是中国知识分子应该做而没有做好的事情。在某种意义上,他的《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牛犊顶橡树》、《第一圈》、《癌病房》、《古拉格群岛》和给苏联作协书记处、给苏联内务部和苏联领导人的公开信以及《不要靠谎言生活》等著名散文,所有这些都是老索面对自己的时代,面对红色苏维埃帝国,建立了一个跟这个帝国相对峙的精神王国,这个精神王国最后居然摧毁了那个权力帝国。这个精神、道德王国的重建是中国知识分子最想做、最应该做而始终没有做好的事情。老索是中国自由精神当之无愧的先驱。

俄国和中国在二十世纪的命运实在太相似。谁都知道,毛泽东主义是斯大林主义在中国的一个继承、在东方的一个翻版。毛对秦始皇的继承远远不能跟他在斯大林那儿所接受的现代极权主义国家的一套制度、理论相提并论。老索文学创作最主要的使命就是揭露、就是见证,就是最后直接地把斯大林主义埋葬。这个意义上,老索所做的事情,在精神和历史意义上,在文学上的成就,都是中国知识分子应该做而没有做到的事情。当然中、俄两国肯定有所区别,但在基本的社会性格上,在本质上,中苏两国的社会制度,整个生活方式、两国的命运高度的相似、高度的一致。为什么《古拉格群岛》、《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在中国两代知识分子里引起这么持久的关注,引起这么多或公开或私下的思考、讨论和感叹,具有这么深的启示,就在于他的文学创作实际上代表了中国的文学道路。在这一点上,老索在文学上对苏联历史命运以及对中国历史命运所发挥的作用,胜过了所有中国作家。也超过了所有二十世纪西方作家对中国的影响。

有一个很苦涩的现实。作为中国知识分子和青年如此敬仰的作家,老索对中国却没有说几句好话,老索对中国也不了解,可以说很冷漠,甚至很反感。很著名的事例,他那封在1973年给苏联领导人的公开信。他辟了一个专页,专门谈论俄罗斯和中国的关系。其中两点我印象非常深刻:第一,他建议苏联领导人把马克思主义让给中国共产党,因为俄国有一千年的东正教传统,俄国在精神上不需要马克思。马克思主义是十九世纪从西方刮过来的一股黑风。老索认为这股黑风已经让俄国付出了6600万生命的代价,他希望这股黑风继续往东刮去,让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正统自居,让他们去拯救人类;第二,他建议苏共领导集团千万不要和中国发生战争。因为一旦开战,游击战、人民战争的所有优势如不怕死、吃苦耐劳,绝对服从命令等等,这些优势全都在中国人那里。这种战争对俄国来说,和拿破仑的战争、两次世界大战都不能相比,这场战争对俄国将是一场噩梦和浩劫。他力劝苏联统治集团千万要避免和中国的战争。关于中国文化大革命和红卫兵运动,老索也一眼看清它们的异国源头。他在斯德哥尔摩指出,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魔鬼本来只是19世纪俄国局部地区梦魇般的想像物,但是在20世纪却在人们眼皮底下爬过整个地球,在想像不到的国度,他指的正是中国,红卫兵们可悲地堕落和野蛮,兴高采烈地重复着俄国19世纪的堕落和错误,还以为他们在砸烂旧世界,天真地以为自己正在创造一个人间天堂。老索对中国这两点看法,肯定没有一个中国人听起来感到愉快和轻松。老索之所以这样看待中国,在于他那基本的判断,毛泽东主义正是斯大林主义在东方的翻版。亚细亚主义的、中国固有的专制主义传统使毛主义比斯大林主义更野蛮、更可怕、更恐怖。老索的这个判断应该说真实不虚。当然老索没有对中国人民、知识界像俄国一样追求自由、追求一种精神救赎的艰难的历史过程,说几句好话。老索在美国呆了近二十年时间,1974到1994二十年时间,这二十年时间中国发生了巨大的、充满灾难和戏剧性的变化,老索对此似乎不置一词。也许他过于关心他的祖国的命运,他对西方的评价似乎也不多,他对西方对美国也有很多激烈的批评。他对中国没有什么赞誉,也没有什么批评。就像这个巨大的国度不存在一样。我也许咨讯太少,我没看见老索对中国有一次很郑重、很系统的评价。这就形成了一种很奇特、很荒诞、很可悲的反差:中国知识分子如此高度地评价老索,把他看成自己精神上的盟友,很多作家以他为榜样,认为老索的道路是中国作家应该走的道路。但是,就这么一个老索,他对中国并不了解,甚至没有兴趣,甚至很反感。

无论如何,老索对中国的影响绝对不会止于他离开世界那一刻。也许他的去世会让中国作家、中国知识分子们重新思考:索尔仁尼琴的道路和中国知识分子、中国作家的道路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我相信,不管老索本人对中国的态度如何,中国人、中国作家对老索的基本情感和评价不会改变。因为索尔仁尼琴所代表的文学方向、文学使命仍然是中国作家、中国知识分子的方向和使命。

近代以来,除了同情、好奇,对古代文明的赞扬外,西方世界有几个人曾对中国作过正面的评价呢?在马克思、恩格斯眼里,中国一直是暴君和大帝国的舞台,是腐朽的半文明制度,从来表现不出任何独立意志和历史首创精神,中国一直是欧洲文明的直接对立面,代表着世界上总体反动、总体保守的强大堡垒,是腐朽世界的总代表。被毛泽东称为一代天骄的成吉思汗,在列宁那里不过是可诅咒的遗产和可耻的待人方式的化身,是普遍奴隶制的怪物。到1949年以后,中国始而成为斯大林俄国的文化-政治殖民地,后来蜕变为更为强硬、僵化、好战和不可理喻的斯大林-毛泽东主义国家。

西方人惊讶地发现,数亿中国人如同秦始皇时代的兵马佣一样,几乎丧失了最些微的个人特征,清一色的斯大林-毛泽东式蓝布衫,军人一般坚起领口,上衣口袋插着一支墨水笔,数以亿计的生灵只有一种思维,操同一种话语,着同一种服装,干同一种活路。1964年,西方世界最温和的小国瑞士记者斯塔奇获准进入中国,他在《大墙之内的国度》一文中写道,共产党中国已达6-7亿人口,土地比美国和英国加起来还大,并且拥有二百七十万常备军,当年爆破了第一颗原子弹,成为第五支核力量,这个狂热的、教条的共产党政权,已将中国变成世界上最富侵略性的国家,世界上武装革命起义的最大温床,成为当今世界唯一一个公开推行战争政策、并将战争作为实现其意识形态目标的基本手段的国家。毛泽东公开号召亚非拉即黄、黑、褐色人种联合起来对抗帝修反即白种人,这使当年希特勒式法西斯种族主义大大相形见拙。

索尔兹伯里1966年奇迹式地从香港进入中国,他的结论是,古典时代西方人头脑中的黄祸已经演变成红祸,中共政权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越出亚洲,把西方最激进的马克思主义和苏俄的专制主义成功地引入中国,中国对世界的恐怖力量在于,亿万中国人已被驯服,成为没有前例可循的巨大暴力工具。西方人发现,在苏俄的咄咄逼人的进攻态势之外,真正的威胁来自东方。红色中国几乎不可阻遏地将成为一个庞大的、人口过剩的、野心勃勃的国家,中共驱使这无与伦比的秦始皇-成吉思汗-毛泽东的后备军满怀对西方的仇恨,把革命、造反、起义、战争、流血、恐怖当成天下大义所在,当成悠悠万事中惟此惟大的圣战。他们把美国当成实现其世界革命目标的最大障碍,期望加深美、苏之间的敌意,美国与欧洲之间的分裂,美国与整个第三世界的对抗。

中国数以千万计生命的悲惨死亡,饥饿、逮捕、公开枪杀、游行批斗和对自杀者的凌辱,让连费正清、赛珍珠、卢斯、萨特一类长期同情中国的西方人都感到迷惘、绝望。1966年9月,文革猝然发动,美国《生活》杂志连续三期载文,回顾中国100年的血腥动荡,而眼前正在发生的将是更为可怕的恐怖痉挛,这场灾难将把中国和世界带到什么田地,无人知晓。费正清在其《对华回忆录》中悲叹道:文革暴行将把中国带到我们难以想像的地狱的边缘。中国已经堕落成世界历史上未曾出现过的极权主义怪兽加暴民恐怖专政的双头恶龙。《圣经》中所描绘的魔鬼是一种狰狞可怕的怪蛇,1949年以后的中国,令人想起一种曾经灭绝了的、侏罗纪时代的、在黑暗中瘫痪甚至窒息了亿万年的怪物。它孕育着某种神秘、凶险、巨大无比的毁灭性力量,它隐藏在那层峦叠峰般的红墙和长城后面,一旦时机成熟,就会让西方和东方自己的文明玉石俱焚。

我们是否应该反躬自省,在反抗黑暗、专制、愚昧和腐化力量的斗争中,中国的纪录足以让世界称道吗?中国从1949年以来惨不忍睹的历史和当下礼崩乐坏的可悲现实,难道与作家们的选择毫无关系吗?面对同样的境遇,在老索为代表的俄苏先驱面前,我们能不汗颜吗? 俄国确实瓦解了,老索至死不能回答俄罗斯何去何从的问题,但是他的祖国和人民并没有堕落、腐败,并没有怨天尤人祸及世界,俄国在道德、精神上保持着尊严和自信,在东、西方惊恐莫名、弹冠相庆的时候,俄国没有自暴自弃。无论如何,俄国和全世界有识之士对老索的悼念再次成为人类文学和精神史上的壮举。普京和梅德维杰夫对老索的送行,表明良心、真理、性灵和神迹依然没有离开俄国。

230年前,雨果在纪念伏尔泰逝世100周年时发表了一场演说,他对那位法国先贤的赞辞,完全适用于刚刚去世的索尔仁尼琴先生:

他离开人世时已经年届耄耋,他著述极富,肩负着光荣也最艰巨的责任,那就是:培育良知,教化人类。

他发动了一场非同寻常的战争,一场以一敌众的战争,一场气壮山河的战争。这是思想向物质作战,理性向偏见作战,正义向不义作战,被压迫者向压迫者作战;这是善之战,仁爱之战。

一个新的纪元从他开始。从此我们感到,最高的统治力量就是让一切被理性思考。文明曾服从于武力,以后,文明将服从于思想。王杖和宝剑折断了,光明取而代之,这就是说,权威已经变换为自由。自此以往,高于一切的是人民的法律和个人的良心。

他不仅是一个人,他是整整一个时代。他曾尽己任,完成了一项使命。他已完成的工作显然是天意选派他去完成的,命运的法则和自然的法则都同样明白地体现出上天的意旨。
  

七、索尔仁尼琴与中国同行之比较

  
北:在谈论老索对中国的影响的时候,您提到了几点:一点是毛泽东比之斯大林更残忍、更野蛮;第二点,中国知识分子对老索的崇敬和对老索的关注比世界上其他国家更甚。在这两个前提下,中国文学界和知识界并没有达到老索对集权统治那种批判的高度。您认为究竟是什么原因,是因为毛泽东比之斯大林更残忍?还是因为中国缺少东正教那样的宗教传统?或者是因为中国知识界自己精神准备不足?为什么中国知识界就没有出现像索尔仁尼琴那样的作家,也没有出现像麦德维杰夫那样的历史学家?没有出现《让历史来审判》和《古拉格群岛》那样的作品?

王:老索不是一种孤独的存在,与他同时代的精神巨人还有不少。著名物理学家、苏联氢弹之父萨哈罗夫,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他把自己所有的荣誉和光环全部放下不管,坚持在前苏联成立一个逐步履行芬兰赫尔辛基人权最后条款的人权委员会,从而遭到放逐,一直到死。麦德维耶夫,著名历史学家、《让历史来审判》的作者,从上世纪六十年代起开始公开批判苏联现存制度,批判斯大林主义。而中国到现在也没有产生一部严肃清算和批判毛泽东主义的历史著作。他们的传统就是十二月革命党人的传统。不是为自己的利益、现实的功利而奋斗,而是为俄罗斯的命运、为自由和真理而奋斗。这种传统在中国不是没有,但已太久远。孔子所说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孟子所谓天降大任于斯人,司马迁所倡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张载所谓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已过去千百年,经过长期专制主义的磨洗和镇压,尤其明、清两代高度中央专制主义的毒化,已经式微衰败。蒙元以后,中国士大夫精神就江河日下。清初就只剩顾、黄、王三家。近代五四以来,一种简单化的西方启蒙学说入主中国,以否弃中国传统道德伦理、精神气象为前提的激进主义席卷社会和知识界。1949年后,毛派共产党对中国知识分子和传统文化,包括他们的气节、风骨、人格给予犁庭扫穴式、毁灭性的打击。反右、文革、六.四以及嗣后的利益赎买和精神高压,中国知识分界普遍堕落蜕化,犬儒主义盛行,乡愿哲学风靡,更有甚者,公然鼓吹国家专制、暴君崇拜和法西斯主义。可悲可耻可叹。在中国当下污垢一般的社会土壤里,产生老索式的作品几乎不可能。向时下中国文学界提出这种要求,太苛刻了。将来有没有可能我不知道。当然也不绝对,中国有作家和思想家,正在继续老索式的工作,但是他们比老索更孤独更艰难。另外,因为俄国在地缘上远比中国更接近西方,彼得大帝以后,俄国就一直想融入西方。俄国既是西方的重要对手,同时又是它的重要部分。这种地缘关系,让西方为中心的近代世界对俄国命运,包括它的作家、诗人、思想家们的著作备加关注,对他们的创作寄予了很大的期待。老索之前之后,俄国许多作家都有世界性的声誉,这确实跟俄国与西方特殊的地缘关系有关。而中国因和西方、和世界的主流文明隔绝太久、太远,中国发出的声音太微弱了,何况中国本来没有发出什么像样的声音。另一个重要原因,说到底,文学创作是天才们的事情。同样的苦难、同样的黑暗,俄国就能产生光芒四射的作品,这最终取决于个体生命对苦难、命运,对拯救的感受方式和表达力度。外界、客观、传统和地缘的因缘最后要体现在个体的解悟和写作中。毕竟,中国没有出现与自己的历史命运相照应的作品,没有产生老索式的先知、天才和大师,这是中国作家莫大的失职和遗憾。

北:您能不能具体谈谈这个话题?中国没有索尔仁尼琴,但是中国有高行健、莫言、苏童等另一类型的作家。

王:我虽是中文系毕业,对文学与人类的关系有独特的观察和思考,但坦率说,我对这几位作家毫无兴趣,这几位作家都没有认真评价的必要。理由很简单,他们的写作只跟他们自己有关。
        就思想和政治道德而言,熊十力、吴宓、陈寅恪、唐君毅、牟宗三和林昭、顾准、李慎之等与老索同属共产主义世界范围内坚守自由和文明立场的中国先贤先圣,刘宾雁、郑义、高尔品、辛灏年等在政治倾向上各存己见,但作为作家,他们都以其常年一以贯之的气节、风骨和襟怀践履着自己的文学使命,未尝稍解。由于中国精神统绪的反复斫断,由于1949年后毛泽东等对知识界和作家的长期洗脑和极度控制,由于11989年后中国当局成功地镇压和败坏了知识界,也由于文字语言的隔阂和流亡作家面临的远比俄罗斯作家更为严酷的处境,我们至今没有出现能与老索并肩媲美、享有世界盛誉的作家,这确实是中国文学界的悲哀。不过我有一个预感,一旦中国作家在精神和灵魂上获得独立和自由,他们当中将有人拔地而起。就在我们一代,我坚信这是大器晚成的一代,中国20世纪的诗史性悲剧一定会孕育出中国的但丁、雨果、托尔斯泰和我们的索尔仁尼琴。

老索为自己和俄国文学赢得的世界性声誉,成为中国知识分子和作家们几十年来最怵目的文学现实。如果拿高行健的文学创作与老索比较,其间的反差和对比简直令人惊心动魄。老索诺贝尔文学奖获奖词的标题叫为人类而艺术。老索坚信,人类命运和世界真理是不可分割的整体。文学有一种奇特的力量,它能把一个民族、一个时代的生活传达给世界,从而使人类历史少走弯路。他坚信,人类唯一的拯救就在于每一个人都把每一件事当成自己的事,在于东方的人民生死攸关地关切着西方的命运,而西方人民同样关注着东方道路。文学是人类所拥有的最为敏感、最易唤起共鸣的工具,因而也是最能使人类彼此了解和团结的工具。1970年,老索在斯德哥尔摩发表的获奖演讲中坚定地指出,文学的最高使命乃是救赎和创造奇迹,文学有帮助人类的力量,有看清人类真相的力量,作家有责任在人们心灵内部培养出拥抱世界的激情,文学能够把浓缩的痛苦、经历和教训传达给世界,文学对世界负有特殊而神圣的使命。

十七年后,1987年,布罗茨基站在同一个讲坛上,再次宣告了俄国文学的意义和使命。法国作家阿尔多诺问,奥斯威辛之后还能写出诗吗?美国诗人斯特雷德问,奥斯威辛后还能共进午餐吗?布罗茨基回答说,死在斯大林集中营的人数,远远超过死在希特勒集中营的人数。无论如何,我所属的一代人有勇气写诗。或许还存在另一种文学道路:废墟、碎石、抽象派、窒息呼吸的现代诗,俄国作家抵制了这条道路,因为它们不能反映俄国在20世纪的真实命运。

在同一个地方,被授予20世纪最后一名诺贝尔文学奖的高行健,却发表了让我们沮丧不已的获奖辞。高行健获奖词的标题,我记得不太清楚,大概意思是文学没有其他理由,文学唯一的理由乃是个人的理由。这是完全不同的两种文学创作主张。刚才说了,中、俄两国二十世纪的命运高度相似,我们所面临的困境,专制、暴力、谎言,都太相似。因此,中俄两国作家的文学主张应该是接近的。毫无疑问,老索的文学主张远比高行健的文学主张更贴近、更忠实地体现不光是俄国、也是中国二十世纪命运的本质。

要达到老索的高度,要像他一样引起世界文学界的首肯,首先必须有勇气有力量面对黑暗、面对邪恶、面对人类的悲剧。老索所有的作品不遗余力地承担了这种使命。老索首先体现的是道德勇气,担当精神,殉道者和圣徒的信仰,这是俄罗斯文学传统最珍贵的遗产,老索继承下来了,这正是中国作家和知识分子最为缺欠的。高行健的《灵山》、《一个人的圣经》,完全看不见中国悲剧史诗的真实,看不到作家所承担的精神苦难,他理当忧心如焚的灵魂上的煎熬和升华。这名并不为中国官方喜欢的作家,似乎有意不把那份文学殊荣与自己祖国的命运联系起来,相反,他倒是竭力逃避太沉重的中国命运,最多把它们消解为某种遥远飘渺的背景。

他也缺少应有的惶恐和谦卑,罔顾这份世纪末的荣誉天然具有的庄严意味而安之若素。这种不怀感恩和辞让之心的中国现代做派与他那虚无浮浅的文学理念倒一脉相通。毕竟,在同一个讲坛上,年轻的非常西化的布罗茨基早在高行健之前就表现了俄罗斯的贵族风范和君子之风。他郑重地提到几个他认为比他更有资格站在那里的诗人(曼德尔施塔姆、茨维塔耶娃、弗罗斯特、阿赫玛托娃和奥登)。他满怀感激地表示,他自己在精神和才华上都小于他们中的任何一位。拥有5,000年文明和50年巨大苦难的国家,终于有一个以汉语为母语,以中国为题材的作家获得了世界文学的桂冠,而他却说,对不起,我不想作斗士或英雄,我不过是一个脆弱的个人,我只能发出微弱而不中听的声音。他弯弯绕绕地说,文学不过是感觉和直觉、概念和观念的载体,文学纯然是个人的事情 如果说高行健也是某种现代中国精神的代表,那他代表的就是你刚才提到的几个中国作家,以及在官方鼻息下拿人民血汗钱为自己沽名钓誉安享富贵除粉饰太平扭捏矫情外别无所长的所谓的中国文学界。。

其实,关于文学使命的争论一直在世界范围内进行。1957年瑞典皇家科学院授予法国作家加缪诺贝尔奖的依据,就在于加缪肯定西绪福斯的选择代表了人类对自由和真理的坚守,他的作品照亮了我们时代人类良心的诸般实情。加缪承认,没有任何人伟大到能使世界不再有贫穷、灾难和暴力的地步,但是他特别强调,无论默默无闻还是显赫一时,是处于暴政的锁链之中还是活在自由国度,他都应尽其所能地接受两种责任:为真理服务,为自由服务。好像是一种预见,加缪指出,艺术并不是一种孤独的享受,而是为人类创造能感同身受的特定形象来感动世界,这种艺术迫使艺术家不再离群索居,要求他服从于最谦卑、最普遍的真理。加缪的文学主张,有一个重要的时代背景,即他与萨特决裂的那个选择,要不要谴责斯大林主义和古拉格群岛。加缪拒绝为苏联暴政开脱的历史合理性,他不接受历史唯物主义使暴力合于最终目标因而属于不能谴责的历史工具的任何意识形态。

老索在自己的获奖词中赞扬了加缪的文学立场。他深知现代艺术家杜撰了20世纪特有的艺术特权,以沉溺于个体内省、幻觉和文字游戏而拒绝古典主义对人类文明的庄严承诺。但是,在空前残酷、恐怖和荒谬的20世纪,作家至少不能安于看客或同谋的地位。一个白昼,如果他的祖国的坦克用鲜血淹没了一个外国首都(更勿需说本国首都!)的柏油马路,那么血腥的污点将永远溅在作家的脸上;一个夜晚,如果秘密警察把一个无辜者勒死,那么作家的手掌就会留下一条绳索的痕印;如果年轻一代宣称堕落是天底下最高的快乐,吸毒、绑票、欺诈和新的偶像崇拜成为时尚,那么这个时代的臭气也与作家的呼吸混合一起。老索问道,作家们能轻率地宣称,我们对当代世界的创伤和危机不负责任吗?

老索和加缪之所以获得那份文学大奖,正在于他们代表了西方自耶酥、柏位图以来,东方自孔子、司马迁以来的伟大传统,坚持对自由、真理、道路和救赎的没有终点的跋涉。至于高行健获奖,也许如他所言,那理由只与他个人有关。至于高行健获奖,正如他自己所说,只与他个人有关。但是我得再说几句。九年前那次世界最高文学荣誉的授受,是一次在例行时间、地点举行的空前荒唐的仪式。在这曾为20世 纪人类文学和社会进步发挥过伟大影响的历史谱系中,那肯定是最黯澹最无趣的一次。获奖者既没有开创什么新流派,也没有什么惊世之作;他甚至不愿为哪怕稍稍 改善他人的悲惨状况而让自己稍稍高尚一分;他甚至在那个举世瞩目的讲坛上公然宣传文学犬儒主义。这样一名获奖者,竟然进入泰戈尔、罗曼。罗兰、叶芝、福克 纳、丘吉尔、海明威、帕斯捷尔纳克、川端康成、马尔克斯、格拉斯和老索的行列!在吉凶未卜、艰难轮替的世纪之交,在占人类四分之一的中国人礼崩乐坏亟待拯 救之际,那次颁奖不啻是西方对中国又一次严重误读,是西方任由人类最大生命共同体继续深陷其灾难性历史宿命的又一则显例。它也错待了我的这名同胞作家,这份显赫殊荣是他难以承受的重负。

请允许我再次引用老索的文学表白,以让中国同胞们明白我们这位精神先驱早已达到什么高度:幸而我们有另一种手段!那便是艺术,那便是文学。它们能够把人生的经验,把整个民族数十年间备尝艰苦、历经辛酸所得来的宝贵教训,交付给另外一个民族。从最好的方面来看,这种经验或可能拯救一个国家,俾不至步及危险、错误与毁灭之途,并从而减短人类历史之曲折与重复。是的,俄罗斯文学几十年来走着这一方向:努力不使自己在自我陶醉中迷失方向,并避免任意瞎闯。我并不对此传统感到羞耻,并愿尽绵薄使之得以持续下去。这种思想已经长久在俄国文学中生根:一个作家必须,而且可能为大众做出极有意义的事。我深信世界文学有力量在此存亡绝续之时,帮助人类去认知并唾弃居心不善者和他们的组织所企图灌输的一切:沟通各地域人类浓缩的经验以终止人类继续分裂,使世界各族能深刻而正确的去了解彼此之历史并感同身受朋友们!倘若我们仍有丝毫价值可言,让我们携手完成此一使命吧。在阶级、运动、党派所撕裂的国土里,有谁自始便关心人类的统一?这基本上是作家的责任:我们是民族语言的代言人,是结合民族并从而结合世界使成一族的主要维系力,可能的话,更是人类崇高灵魂的表征。朋友们,这便是为什么我认为在世界正面临空前残酷的考验之际,我们能帮助它的地方。我们不应妥协束手待毙,我们不应空度岁月沉沦在无意义的生活里,我们应该走出来参加战斗的行列。
  

八、索尔仁尼琴对中国的启示
  
北:老康,我再问你最后一个问题,如果中国在全球化时代要走向世界融入世界,要成为世界上的大国与人类对话,要提供提供人类生存中积极的经验并且为人类的和平与福祉作出贡献,老索对于中国而言,有什么样的启示?

王:老索绝不仅仅是一个揭露斯大林主义罪行的编年史家,也绝不仅仅是一个社会斗士,一个持不同政见作家(这几种身份已足够令历史肃然起敬了!)。老索的所有作品 都充满着强烈的、挥之不去的、永远的救赎精神。这当然与俄国东正教传统和俄国十九世纪人道主义传统有关。老索留给俄国、中国乃至世界的最大启示就是:坚信人类的救赎使命比其苦难命运更能反映人类的本质,更代表至高真理和永恒法则,爱、公义、善和美在每一个时空(即使在地狱般的斯大林毛泽东时代)也无可比拟地优越于仇恨、专制、邪恶和丑陋。 战胜苦难,穿越黑暗,消解一切悲剧、罪孽、谬误和迷狂,这就是俄罗斯通过老索的复活之道。对中国知识分子,救赎精神也许来自中国固有传统,儒家、道家 或者佛家,也许源于基督教或其他文明。无论如何,我们不能长久以至永远丧失人类这一最神圣的天赋。与所有其他伟大作家一样,救赎精神是老索所有文学创作里 最美丽、最高贵、最壮丽的日出。我就看不见高行健的作品呈现过通过苦难走向拯救,穿越黑暗走向光明,让人感动向善赞美不已的片断。没有!有的只是空灵、机巧、偶然、虚无、性。一位作家,一位从蒙受了巨大灾难的、有巨大危机的民族中间走出的 作家,内心深处没有光、没有爱、没有不忍之心,也没有愤怒、悲悯、绝望,不抚慰被迫害、被践踏的生命之痛,不欣赏不颂扬正义、真理、淳朴、牺牲,这位作家跟御用文人并无分别,即使他得到了世界文学的最高荣誉。把老索的作品和包括高行健在内的中国作家相比,他们在精神和灵魂上,相差何可以道理计!他们甚至是不同类型的人!中国大陆庞大的作家集团至今没有灵性,没有勇气、没有智慧,也没有才华去面对自己的历史和现实,没有在精神和道德上走出黑暗、通向彼岸的动力。

这些便是老索给我的启示。也是在老索去世之后,我个人怀念、祭奠这位俄罗斯精神先驱之余初步的反思。对这位从来没有跟中国人谋面(有几名中国人有幸拜访过他,但不能算文学或精神意义上的对话)的俄国文豪,我想说的其实只有两句话:对承担苦难,坚守救赎。

诚如爱因斯坦所言,生命,这是一出激动人心的辉煌壮丽的戏剧。在这无穷无尽的生命洪流中,个别的成员开始了或终结了,都无关宏旨。死去的我们将在我们共同创造的保留在我们身后的事物中获得不朽。精神巨人和文学大师的逝世犹如太阳落山,给世界无限的遗憾和感慨。索尔仁尼琴具有罕见的高贵气质、惊人的想像力,无与伦比的英勇气概、难以企及的毅力和我们时代最稀缺最卓绝的文学才华。历史已经并且将继续证明,老索是俄国和世界文学史上最辉煌的作家之一,人类因为他而增加了一份希望,他的影响将永世长存。
  
全文完
  
注:本文根据录音整理,业经被采访本人校对、修正和充实

          
采访时间:2008年8月28日
采访地点:华盛顿
补充采訪:重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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