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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中国政治改革的挑战与机遇
王军涛(美国)



汉族人应该好好研究西藏宪政民主试验的理论、制度和策略及实践。这是中国主权范围内巨大的政治成就和宝贵的政治经验。


 
中国正在经历一场深刻与全面的政治变革。很明显,现有的政治体制无法消化全球化、市场化和信息技术革命及快速增长带来的各种问题。现在的执政者已经失去引导变迁方向的视野。民间社会一些运动的领军人物,虽然就未来制度建设的理念框架形成了共识(08宪章),但是还没表现出如何把握现实机遇、实现他们的政见的方式和途径。
    
一个社会演化的出路,常常来自于一个边缘问题的解决。在解决一个边缘问题的过程中,主流力量拓展了自己的胸襟和视野,学会了新的方式,然后用于解决主要问题。对于中国而言,西藏问题,就是这样的一个机遇。
    
汉藏两族的政治冲突,是一个由来已久的问题。在唐代,曾经是关乎中原政权生死存亡的大问题。然后,到明朝以后,这个问题成为中原政权的边缘政治问题。到中国人民共和国时期,这个问题对于藏族成为生死存亡的大问题。如何解决汉藏政治冲突,可能成为推动和启示今后中国大陆政治体制变革的一个重要因素。
    
本文从中国政治体制的变迁角度探讨西藏问题的意义,首先回顾和分析西藏问题的由来,然后解读各方观点中的西藏问题,最后讨论可能的出路及对大陆政局变化的意义。大陆政治变迁不是唯一的视角;我们不仅可以从西藏角度思考问题,还可以从大陆维持对藏统治的角度探索方案。
    

 一、西藏问题的由来
    
西藏问题在不同历史阶段有不同的政治意义。在没有现代国际法的条约体系确认的主权国家概念时,古代西藏问题就是中原政权和西藏政权之间的蕃供关系。这是由于两个政治共同体地缘相接但治理的条件又很不同,他们可以相互征服但却无法相互吞并。然而,谁是附属国,谁是宗主国,随着时间和两个政治共同体的实力和意志 强弱对比而变化。唐朝期间,崛起的西藏曾经数度成为中国的宗主国。但宋代以后,西藏开始多为中原政权的附属国。特别是西藏内部教派之间争端以及来自南部的外敌入侵威胁,不仅引入中国军队在藏区驻扎,而且使得政教合一的藏传佛教领袖的确认须有中原政权参与和保障。
    
西方进入东亚和南亚后,伴随着中国的衰落,不仅中国与西藏、而且中国与其他藩属国的关系,都开始在西方的主权国家的条约框架中重新界定。经过一百多年的摩擦、争论、冲突和战争,一些藩属国独立成为主权国家,另一些则成为中国名义管辖下的政治实体。尽管国际社会主流认为西藏是后者,但是1959年之前,中国对西藏的治理仅仅是名义上的。西藏保留着自己的政策、人事、制度及文明生活的独立选择权力。
    
50年代,中共在中国内地完成对国家政权、经济社会制度和思想文化的社会主义革命,建立了极权政权。50年代后期,开始突破当初进藏的17条协定,试探对西藏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激起藏族武装反抗,整个藏区出现大规模暴力冲突。1959年中共大举进兵,粉碎抵抗后,占领全藏区,建立类似内地的极权体制。逃离中国的达赖喇嘛及藏民,在海外建立流亡政府。至此,历史上属于纠纷性质的西藏问题,演变成为内政外交不可调和重大政治问题。
    

二、西藏问题的内容
    
西藏问题,是大陆非民主的中央政府对西藏行使主权国家全面治理统治;核心是汉藏两个政治共同体之间的政治关系。西藏问题出现后,汉藏政治关系有一个演化过程。总起来看,随着大陆实力增强和越来越不易于被外部力量根本改变,西藏问题越来越成为大陆主权框架中的问题。不过,对于中国人、西藏人和国际社会而言, 西藏问题其实不是一类问题。
    
对于中央政权而言,从1959年到80年代,西藏问题是粉碎西藏传统势力的抵抗、对西藏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问题。80年代,中国人自己开始反思和抨击那场社会主义革命在各方面带来的灾难,结束了社会主义革命,并探索新的制度和政策政策选项。主要领导人邓小平和胡耀邦都提 出,要调更改治理西藏的模式。从那时起,西藏问题成为探讨采取什么样的治理模式将西藏保留在国家主权范围内并促进发展的问题。实践中,中央政权采取在内地类似的措施,对过去的错误道歉,在各方面给与西藏人民一些资源和更大的选择空间,并为此与流亡藏族领袖和政府谈判,寻找新的汉藏政治关系模式。
    
1989年执政者面临的各种危机和解决危机中滥用暴行,使得内地政治由宽松自由化再度转向依靠暴力维持稳定和秩序。由于80年代藏区再度出现挑战中央政府统治的事件和情绪,治理西藏模式转而比内地更加严厉。然而,由于没有意识形态可以对付蓬勃复兴的独特藏传佛教信仰传统,也由于不再有极权政治控制体制垄断民间资源和选择,中央政府无法有效重建传统的严厉的治理模式,不仅不能消除反抗,更不能建立藏民对汉族政权的认同和忠诚感。80年代以来寻求新的长治久安的治理模式的任务被搁置一边,西藏问题越来越成为寻找如何有效控制局势需要采取的严厉紧急措施。不过,汉族民间开始出现日益兴起的同情藏民事业的力量和情绪。
    
对于西藏人而言,西藏问题是生死存亡的问题,过去和现在都是西藏人按照自己的文化和宗教方式生活和发展的问题。在50年代末期到80年代,西藏人争取建立独立的民族国家,为此而争取国际支持。80年 代,大陆开始清算和纠正毛泽东时期各方面的所谓错误路线,出现调整对藏治理模式的机会和姿态,藏区出现在中国主权的框架中寻求自治的机会和活动空间。另一 方面,西方为遏制前苏联的扩展,需要大陆的合作,在国际社会中明确认可大陆对台湾的主权诉求,容忍对少数民族居住地区的控制行动。西藏流亡政府调整自己的立场,愿意接受中央政府的主权诉求,以换取在藏区中发展影响的机会,并与大陆谈判寻求建立真正自治的政治实体。西藏问题,是一个如何在汉人中央政权主权范 围内建立一个藏族政治自治体以自己决定民族文化命运的问题。
    
1989年发生的政治事件,并没有改变西藏流亡政府所代表的藏民主流的这种政治姿态。尽管藏区内部对抗的情绪在增长,海外流亡藏民中的独立力量在扩展,认同达赖喇嘛为领袖的主流藏民政治诉求越来越寻求与汉族合作的方式解决汉藏就西藏问题的分歧。
    
在国际社会中,西藏问题是人权问题,而不是主权问题。80年代以前,某些西方国家的情治部门有支持藏民在藏区进行武装反抗的行动。在80年代以后,政府基本上都承认大陆中央政府对藏区的主权管辖权。对于汉藏之间冲突中同情和支持西藏的态度,主要是从关注被镇压政治权利和社会文化发展的选择权利的角度提出问题。西方民间社会对于流亡藏民中主权诉求有许多支持,但是也不是支持西藏独立原则,而是支持藏民提出诉求的权利。
    

三、西藏问题的意义
    
虽然近年来中国中央政权和西藏流亡政府多代表的西藏之间的冲突在加剧和升级,但是在西藏问题中的各方关于解决西藏问题的诉求中,并没有不可调和的分歧。







汉族人应该好好研究西藏宪政民主试验的理论、制度和策略及实践。这是中国主权范围内巨大的政治成就和宝贵的政治经验。


 
中国正在经历一场深刻与全面的政治变革。很明显,现有的政治体制无法消化全球化、市场化和信息技术革命及快速增长带来的各种问题。现在的执政者已经失去引导变迁方向的视野。民间社会一些运动的领军人物,虽然就未来制度建设的理念框架形成了共识(08宪章),但是还没表现出如何把握现实机遇、实现他们的政见的方式和途径。
    
一个社会演化的出路,常常来自于一个边缘问题的解决。在解决一个边缘问题的过程中,主流力量拓展了自己的胸襟和视野,学会了新的方式,然后用于解决主要问题。对于中国而言,西藏问题,就是这样的一个机遇。
    
汉藏两族的政治冲突,是一个由来已久的问题。在唐代,曾经是关乎中原政权生死存亡的大问题。然后,到明朝以后,这个问题成为中原政权的边缘政治问题。到中国人民共和国时期,这个问题对于藏族成为生死存亡的大问题。如何解决汉藏政治冲突,可能成为推动和启示今后中国大陆政治体制变革的一个重要因素。
    
本文从中国政治体制的变迁角度探讨西藏问题的意义,首先回顾和分析西藏问题的由来,然后解读各方观点中的西藏问题,最后讨论可能的出路及对大陆政局变化的意义。大陆政治变迁不是唯一的视角;我们不仅可以从西藏角度思考问题,还可以从大陆维持对藏统治的角度探索方案。
    

 一、西藏问题的由来
    
西藏问题在不同历史阶段有不同的政治意义。在没有现代国际法的条约体系确认的主权国家概念时,古代西藏问题就是中原政权和西藏政权之间的蕃供关系。这是由于两个政治共同体地缘相接但治理的条件又很不同,他们可以相互征服但却无法相互吞并。然而,谁是附属国,谁是宗主国,随着时间和两个政治共同体的实力和意志 强弱对比而变化。唐朝期间,崛起的西藏曾经数度成为中国的宗主国。但宋代以后,西藏开始多为中原政权的附属国。特别是西藏内部教派之间争端以及来自南部的外敌入侵威胁,不仅引入中国军队在藏区驻扎,而且使得政教合一的藏传佛教领袖的确认须有中原政权参与和保障。
    
西方进入东亚和南亚后,伴随着中国的衰落,不仅中国与西藏、而且中国与其他藩属国的关系,都开始在西方的主权国家的条约框架中重新界定。经过一百多年的摩擦、争论、冲突和战争,一些藩属国独立成为主权国家,另一些则成为中国名义管辖下的政治实体。尽管国际社会主流认为西藏是后者,但是1959年之前,中国对西藏的治理仅仅是名义上的。西藏保留着自己的政策、人事、制度及文明生活的独立选择权力。
    
50年代,中共在中国内地完成对国家政权、经济社会制度和思想文化的社会主义革命,建立了极权政权。50年代后期,开始突破当初进藏的17条协定,试探对西藏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激起藏族武装反抗,整个藏区出现大规模暴力冲突。1959年中共大举进兵,粉碎抵抗后,占领全藏区,建立类似内地的极权体制。逃离中国的达赖喇嘛及藏民,在海外建立流亡政府。至此,历史上属于纠纷性质的西藏问题,演变成为内政外交不可调和重大政治问题。
    

二、西藏问题的内容
    
西藏问题,是大陆非民主的中央政府对西藏行使主权国家全面治理统治;核心是汉藏两个政治共同体之间的政治关系。西藏问题出现后,汉藏政治关系有一个演化过程。总起来看,随着大陆实力增强和越来越不易于被外部力量根本改变,西藏问题越来越成为大陆主权框架中的问题。不过,对于中国人、西藏人和国际社会而言, 西藏问题其实不是一类问题。
    
对于中央政权而言,从1959年到80年代,西藏问题是粉碎西藏传统势力的抵抗、对西藏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问题。80年代,中国人自己开始反思和抨击那场社会主义革命在各方面带来的灾难,结束了社会主义革命,并探索新的制度和政策政策选项。主要领导人邓小平和胡耀邦都提 出,要调更改治理西藏的模式。从那时起,西藏问题成为探讨采取什么样的治理模式将西藏保留在国家主权范围内并促进发展的问题。实践中,中央政权采取在内地类似的措施,对过去的错误道歉,在各方面给与西藏人民一些资源和更大的选择空间,并为此与流亡藏族领袖和政府谈判,寻找新的汉藏政治关系模式。
    
1989年执政者面临的各种危机和解决危机中滥用暴行,使得内地政治由宽松自由化再度转向依靠暴力维持稳定和秩序。由于80年代藏区再度出现挑战中央政府统治的事件和情绪,治理西藏模式转而比内地更加严厉。然而,由于没有意识形态可以对付蓬勃复兴的独特藏传佛教信仰传统,也由于不再有极权政治控制体制垄断民间资源和选择,中央政府无法有效重建传统的严厉的治理模式,不仅不能消除反抗,更不能建立藏民对汉族政权的认同和忠诚感。80年代以来寻求新的长治久安的治理模式的任务被搁置一边,西藏问题越来越成为寻找如何有效控制局势需要采取的严厉紧急措施。不过,汉族民间开始出现日益兴起的同情藏民事业的力量和情绪。
    
对于西藏人而言,西藏问题是生死存亡的问题,过去和现在都是西藏人按照自己的文化和宗教方式生活和发展的问题。在50年代末期到80年代,西藏人争取建立独立的民族国家,为此而争取国际支持。80年 代,大陆开始清算和纠正毛泽东时期各方面的所谓错误路线,出现调整对藏治理模式的机会和姿态,藏区出现在中国主权的框架中寻求自治的机会和活动空间。另一 方面,西方为遏制前苏联的扩展,需要大陆的合作,在国际社会中明确认可大陆对台湾的主权诉求,容忍对少数民族居住地区的控制行动。西藏流亡政府调整自己的立场,愿意接受中央政府的主权诉求,以换取在藏区中发展影响的机会,并与大陆谈判寻求建立真正自治的政治实体。西藏问题,是一个如何在汉人中央政权主权范 围内建立一个藏族政治自治体以自己决定民族文化命运的问题。
    
1989年发生的政治事件,并没有改变西藏流亡政府所代表的藏民主流的这种政治姿态。尽管藏区内部对抗的情绪在增长,海外流亡藏民中的独立力量在扩展,认同达赖喇嘛为领袖的主流藏民政治诉求越来越寻求与汉族合作的方式解决汉藏就西藏问题的分歧。
    
在国际社会中,西藏问题是人权问题,而不是主权问题。80年代以前,某些西方国家的情治部门有支持藏民在藏区进行武装反抗的行动。在80年代以后,政府基本上都承认大陆中央政府对藏区的主权管辖权。对于汉藏之间冲突中同情和支持西藏的态度,主要是从关注被镇压政治权利和社会文化发展的选择权利的角度提出问题。西方民间社会对于流亡藏民中主权诉求有许多支持,但是也不是支持西藏独立原则,而是支持藏民提出诉求的权利。
    

三、西藏问题的意义
    
虽然近年来中国中央政权和西藏流亡政府多代表的西藏之间的冲突在加剧和升级,但是在西藏问题中的各方关于解决西藏问题的诉求中,并没有不可调和的分歧。







汉族人应该好好研究西藏宪政民主试验的理论、制度和策略及实践。这是中国主权范围内巨大的政治成就和宝贵的政治经验。


 
中国正在经历一场深刻与全面的政治变革。很明显,现有的政治体制无法消化全球化、市场化和信息技术革命及快速增长带来的各种问题。现在的执政者已经失去引导变迁方向的视野。民间社会一些运动的领军人物,虽然就未来制度建设的理念框架形成了共识(08宪章),但是还没表现出如何把握现实机遇、实现他们的政见的方式和途径。
    
一个社会演化的出路,常常来自于一个边缘问题的解决。在解决一个边缘问题的过程中,主流力量拓展了自己的胸襟和视野,学会了新的方式,然后用于解决主要问题。对于中国而言,西藏问题,就是这样的一个机遇。
    
汉藏两族的政治冲突,是一个由来已久的问题。在唐代,曾经是关乎中原政权生死存亡的大问题。然后,到明朝以后,这个问题成为中原政权的边缘政治问题。到中国人民共和国时期,这个问题对于藏族成为生死存亡的大问题。如何解决汉藏政治冲突,可能成为推动和启示今后中国大陆政治体制变革的一个重要因素。
    
本文从中国政治体制的变迁角度探讨西藏问题的意义,首先回顾和分析西藏问题的由来,然后解读各方观点中的西藏问题,最后讨论可能的出路及对大陆政局变化的意义。大陆政治变迁不是唯一的视角;我们不仅可以从西藏角度思考问题,还可以从大陆维持对藏统治的角度探索方案。
    

 一、西藏问题的由来
    
西藏问题在不同历史阶段有不同的政治意义。在没有现代国际法的条约体系确认的主权国家概念时,古代西藏问题就是中原政权和西藏政权之间的蕃供关系。这是由于两个政治共同体地缘相接但治理的条件又很不同,他们可以相互征服但却无法相互吞并。然而,谁是附属国,谁是宗主国,随着时间和两个政治共同体的实力和意志 强弱对比而变化。唐朝期间,崛起的西藏曾经数度成为中国的宗主国。但宋代以后,西藏开始多为中原政权的附属国。特别是西藏内部教派之间争端以及来自南部的外敌入侵威胁,不仅引入中国军队在藏区驻扎,而且使得政教合一的藏传佛教领袖的确认须有中原政权参与和保障。
    
西方进入东亚和南亚后,伴随着中国的衰落,不仅中国与西藏、而且中国与其他藩属国的关系,都开始在西方的主权国家的条约框架中重新界定。经过一百多年的摩擦、争论、冲突和战争,一些藩属国独立成为主权国家,另一些则成为中国名义管辖下的政治实体。尽管国际社会主流认为西藏是后者,但是1959年之前,中国对西藏的治理仅仅是名义上的。西藏保留着自己的政策、人事、制度及文明生活的独立选择权力。
    
50年代,中共在中国内地完成对国家政权、经济社会制度和思想文化的社会主义革命,建立了极权政权。50年代后期,开始突破当初进藏的17条协定,试探对西藏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激起藏族武装反抗,整个藏区出现大规模暴力冲突。1959年中共大举进兵,粉碎抵抗后,占领全藏区,建立类似内地的极权体制。逃离中国的达赖喇嘛及藏民,在海外建立流亡政府。至此,历史上属于纠纷性质的西藏问题,演变成为内政外交不可调和重大政治问题。
    

二、西藏问题的内容
    
西藏问题,是大陆非民主的中央政府对西藏行使主权国家全面治理统治;核心是汉藏两个政治共同体之间的政治关系。西藏问题出现后,汉藏政治关系有一个演化过程。总起来看,随着大陆实力增强和越来越不易于被外部力量根本改变,西藏问题越来越成为大陆主权框架中的问题。不过,对于中国人、西藏人和国际社会而言, 西藏问题其实不是一类问题。
    
对于中央政权而言,从1959年到80年代,西藏问题是粉碎西藏传统势力的抵抗、对西藏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问题。80年代,中国人自己开始反思和抨击那场社会主义革命在各方面带来的灾难,结束了社会主义革命,并探索新的制度和政策政策选项。主要领导人邓小平和胡耀邦都提 出,要调更改治理西藏的模式。从那时起,西藏问题成为探讨采取什么样的治理模式将西藏保留在国家主权范围内并促进发展的问题。实践中,中央政权采取在内地类似的措施,对过去的错误道歉,在各方面给与西藏人民一些资源和更大的选择空间,并为此与流亡藏族领袖和政府谈判,寻找新的汉藏政治关系模式。
    
1989年执政者面临的各种危机和解决危机中滥用暴行,使得内地政治由宽松自由化再度转向依靠暴力维持稳定和秩序。由于80年代藏区再度出现挑战中央政府统治的事件和情绪,治理西藏模式转而比内地更加严厉。然而,由于没有意识形态可以对付蓬勃复兴的独特藏传佛教信仰传统,也由于不再有极权政治控制体制垄断民间资源和选择,中央政府无法有效重建传统的严厉的治理模式,不仅不能消除反抗,更不能建立藏民对汉族政权的认同和忠诚感。80年代以来寻求新的长治久安的治理模式的任务被搁置一边,西藏问题越来越成为寻找如何有效控制局势需要采取的严厉紧急措施。不过,汉族民间开始出现日益兴起的同情藏民事业的力量和情绪。
    
对于西藏人而言,西藏问题是生死存亡的问题,过去和现在都是西藏人按照自己的文化和宗教方式生活和发展的问题。在50年代末期到80年代,西藏人争取建立独立的民族国家,为此而争取国际支持。80年 代,大陆开始清算和纠正毛泽东时期各方面的所谓错误路线,出现调整对藏治理模式的机会和姿态,藏区出现在中国主权的框架中寻求自治的机会和活动空间。另一 方面,西方为遏制前苏联的扩展,需要大陆的合作,在国际社会中明确认可大陆对台湾的主权诉求,容忍对少数民族居住地区的控制行动。西藏流亡政府调整自己的立场,愿意接受中央政府的主权诉求,以换取在藏区中发展影响的机会,并与大陆谈判寻求建立真正自治的政治实体。西藏问题,是一个如何在汉人中央政权主权范 围内建立一个藏族政治自治体以自己决定民族文化命运的问题。
    
1989年发生的政治事件,并没有改变西藏流亡政府所代表的藏民主流的这种政治姿态。尽管藏区内部对抗的情绪在增长,海外流亡藏民中的独立力量在扩展,认同达赖喇嘛为领袖的主流藏民政治诉求越来越寻求与汉族合作的方式解决汉藏就西藏问题的分歧。
    
在国际社会中,西藏问题是人权问题,而不是主权问题。80年代以前,某些西方国家的情治部门有支持藏民在藏区进行武装反抗的行动。在80年代以后,政府基本上都承认大陆中央政府对藏区的主权管辖权。对于汉藏之间冲突中同情和支持西藏的态度,主要是从关注被镇压政治权利和社会文化发展的选择权利的角度提出问题。西方民间社会对于流亡藏民中主权诉求有许多支持,但是也不是支持西藏独立原则,而是支持藏民提出诉求的权利。
    

三、西藏问题的意义
    
虽然近年来中国中央政权和西藏流亡政府多代表的西藏之间的冲突在加剧和升级,但是在西藏问题中的各方关于解决西藏问题的诉求中,并没有不可调和的分歧。







汉族人应该好好研究西藏宪政民主试验的理论、制度和策略及实践。这是中国主权范围内巨大的政治成就和宝贵的政治经验。


 
中国正在经历一场深刻与全面的政治变革。很明显,现有的政治体制无法消化全球化、市场化和信息技术革命及快速增长带来的各种问题。现在的执政者已经失去引导变迁方向的视野。民间社会一些运动的领军人物,虽然就未来制度建设的理念框架形成了共识(08宪章),但是还没表现出如何把握现实机遇、实现他们的政见的方式和途径。
    
一个社会演化的出路,常常来自于一个边缘问题的解决。在解决一个边缘问题的过程中,主流力量拓展了自己的胸襟和视野,学会了新的方式,然后用于解决主要问题。对于中国而言,西藏问题,就是这样的一个机遇。
    
汉藏两族的政治冲突,是一个由来已久的问题。在唐代,曾经是关乎中原政权生死存亡的大问题。然后,到明朝以后,这个问题成为中原政权的边缘政治问题。到中国人民共和国时期,这个问题对于藏族成为生死存亡的大问题。如何解决汉藏政治冲突,可能成为推动和启示今后中国大陆政治体制变革的一个重要因素。
    
本文从中国政治体制的变迁角度探讨西藏问题的意义,首先回顾和分析西藏问题的由来,然后解读各方观点中的西藏问题,最后讨论可能的出路及对大陆政局变化的意义。大陆政治变迁不是唯一的视角;我们不仅可以从西藏角度思考问题,还可以从大陆维持对藏统治的角度探索方案。
    

 一、西藏问题的由来
    
西藏问题在不同历史阶段有不同的政治意义。在没有现代国际法的条约体系确认的主权国家概念时,古代西藏问题就是中原政权和西藏政权之间的蕃供关系。这是由于两个政治共同体地缘相接但治理的条件又很不同,他们可以相互征服但却无法相互吞并。然而,谁是附属国,谁是宗主国,随着时间和两个政治共同体的实力和意志 强弱对比而变化。唐朝期间,崛起的西藏曾经数度成为中国的宗主国。但宋代以后,西藏开始多为中原政权的附属国。特别是西藏内部教派之间争端以及来自南部的外敌入侵威胁,不仅引入中国军队在藏区驻扎,而且使得政教合一的藏传佛教领袖的确认须有中原政权参与和保障。
    
西方进入东亚和南亚后,伴随着中国的衰落,不仅中国与西藏、而且中国与其他藩属国的关系,都开始在西方的主权国家的条约框架中重新界定。经过一百多年的摩擦、争论、冲突和战争,一些藩属国独立成为主权国家,另一些则成为中国名义管辖下的政治实体。尽管国际社会主流认为西藏是后者,但是1959年之前,中国对西藏的治理仅仅是名义上的。西藏保留着自己的政策、人事、制度及文明生活的独立选择权力。
    
50年代,中共在中国内地完成对国家政权、经济社会制度和思想文化的社会主义革命,建立了极权政权。50年代后期,开始突破当初进藏的17条协定,试探对西藏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激起藏族武装反抗,整个藏区出现大规模暴力冲突。1959年中共大举进兵,粉碎抵抗后,占领全藏区,建立类似内地的极权体制。逃离中国的达赖喇嘛及藏民,在海外建立流亡政府。至此,历史上属于纠纷性质的西藏问题,演变成为内政外交不可调和重大政治问题。
    

二、西藏问题的内容
    
西藏问题,是大陆非民主的中央政府对西藏行使主权国家全面治理统治;核心是汉藏两个政治共同体之间的政治关系。西藏问题出现后,汉藏政治关系有一个演化过程。总起来看,随着大陆实力增强和越来越不易于被外部力量根本改变,西藏问题越来越成为大陆主权框架中的问题。不过,对于中国人、西藏人和国际社会而言, 西藏问题其实不是一类问题。
    
对于中央政权而言,从1959年到80年代,西藏问题是粉碎西藏传统势力的抵抗、对西藏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问题。80年代,中国人自己开始反思和抨击那场社会主义革命在各方面带来的灾难,结束了社会主义革命,并探索新的制度和政策政策选项。主要领导人邓小平和胡耀邦都提 出,要调更改治理西藏的模式。从那时起,西藏问题成为探讨采取什么样的治理模式将西藏保留在国家主权范围内并促进发展的问题。实践中,中央政权采取在内地类似的措施,对过去的错误道歉,在各方面给与西藏人民一些资源和更大的选择空间,并为此与流亡藏族领袖和政府谈判,寻找新的汉藏政治关系模式。
    
1989年执政者面临的各种危机和解决危机中滥用暴行,使得内地政治由宽松自由化再度转向依靠暴力维持稳定和秩序。由于80年代藏区再度出现挑战中央政府统治的事件和情绪,治理西藏模式转而比内地更加严厉。然而,由于没有意识形态可以对付蓬勃复兴的独特藏传佛教信仰传统,也由于不再有极权政治控制体制垄断民间资源和选择,中央政府无法有效重建传统的严厉的治理模式,不仅不能消除反抗,更不能建立藏民对汉族政权的认同和忠诚感。80年代以来寻求新的长治久安的治理模式的任务被搁置一边,西藏问题越来越成为寻找如何有效控制局势需要采取的严厉紧急措施。不过,汉族民间开始出现日益兴起的同情藏民事业的力量和情绪。
    
对于西藏人而言,西藏问题是生死存亡的问题,过去和现在都是西藏人按照自己的文化和宗教方式生活和发展的问题。在50年代末期到80年代,西藏人争取建立独立的民族国家,为此而争取国际支持。80年 代,大陆开始清算和纠正毛泽东时期各方面的所谓错误路线,出现调整对藏治理模式的机会和姿态,藏区出现在中国主权的框架中寻求自治的机会和活动空间。另一 方面,西方为遏制前苏联的扩展,需要大陆的合作,在国际社会中明确认可大陆对台湾的主权诉求,容忍对少数民族居住地区的控制行动。西藏流亡政府调整自己的立场,愿意接受中央政府的主权诉求,以换取在藏区中发展影响的机会,并与大陆谈判寻求建立真正自治的政治实体。西藏问题,是一个如何在汉人中央政权主权范 围内建立一个藏族政治自治体以自己决定民族文化命运的问题。
    
1989年发生的政治事件,并没有改变西藏流亡政府所代表的藏民主流的这种政治姿态。尽管藏区内部对抗的情绪在增长,海外流亡藏民中的独立力量在扩展,认同达赖喇嘛为领袖的主流藏民政治诉求越来越寻求与汉族合作的方式解决汉藏就西藏问题的分歧。
    
在国际社会中,西藏问题是人权问题,而不是主权问题。80年代以前,某些西方国家的情治部门有支持藏民在藏区进行武装反抗的行动。在80年代以后,政府基本上都承认大陆中央政府对藏区的主权管辖权。对于汉藏之间冲突中同情和支持西藏的态度,主要是从关注被镇压政治权利和社会文化发展的选择权利的角度提出问题。西方民间社会对于流亡藏民中主权诉求有许多支持,但是也不是支持西藏独立原则,而是支持藏民提出诉求的权利。
    

三、西藏问题的意义
    
虽然近年来中国中央政权和西藏流亡政府多代表的西藏之间的冲突在加剧和升级,但是在西藏问题中的各方关于解决西藏问题的诉求中,并没有不可调和的分歧。







汉族人应该好好研究西藏宪政民主试验的理论、制度和策略及实践。这是中国主权范围内巨大的政治成就和宝贵的政治经验。


 
中国正在经历一场深刻与全面的政治变革。很明显,现有的政治体制无法消化全球化、市场化和信息技术革命及快速增长带来的各种问题。现在的执政者已经失去引导变迁方向的视野。民间社会一些运动的领军人物,虽然就未来制度建设的理念框架形成了共识(08宪章),但是还没表现出如何把握现实机遇、实现他们的政见的方式和途径。
    
一个社会演化的出路,常常来自于一个边缘问题的解决。在解决一个边缘问题的过程中,主流力量拓展了自己的胸襟和视野,学会了新的方式,然后用于解决主要问题。对于中国而言,西藏问题,就是这样的一个机遇。
    
汉藏两族的政治冲突,是一个由来已久的问题。在唐代,曾经是关乎中原政权生死存亡的大问题。然后,到明朝以后,这个问题成为中原政权的边缘政治问题。到中国人民共和国时期,这个问题对于藏族成为生死存亡的大问题。如何解决汉藏政治冲突,可能成为推动和启示今后中国大陆政治体制变革的一个重要因素。
    
本文从中国政治体制的变迁角度探讨西藏问题的意义,首先回顾和分析西藏问题的由来,然后解读各方观点中的西藏问题,最后讨论可能的出路及对大陆政局变化的意义。大陆政治变迁不是唯一的视角;我们不仅可以从西藏角度思考问题,还可以从大陆维持对藏统治的角度探索方案。
    

 一、西藏问题的由来
    
西藏问题在不同历史阶段有不同的政治意义。在没有现代国际法的条约体系确认的主权国家概念时,古代西藏问题就是中原政权和西藏政权之间的蕃供关系。这是由于两个政治共同体地缘相接但治理的条件又很不同,他们可以相互征服但却无法相互吞并。然而,谁是附属国,谁是宗主国,随着时间和两个政治共同体的实力和意志 强弱对比而变化。唐朝期间,崛起的西藏曾经数度成为中国的宗主国。但宋代以后,西藏开始多为中原政权的附属国。特别是西藏内部教派之间争端以及来自南部的外敌入侵威胁,不仅引入中国军队在藏区驻扎,而且使得政教合一的藏传佛教领袖的确认须有中原政权参与和保障。
    
西方进入东亚和南亚后,伴随着中国的衰落,不仅中国与西藏、而且中国与其他藩属国的关系,都开始在西方的主权国家的条约框架中重新界定。经过一百多年的摩擦、争论、冲突和战争,一些藩属国独立成为主权国家,另一些则成为中国名义管辖下的政治实体。尽管国际社会主流认为西藏是后者,但是1959年之前,中国对西藏的治理仅仅是名义上的。西藏保留着自己的政策、人事、制度及文明生活的独立选择权力。
    
50年代,中共在中国内地完成对国家政权、经济社会制度和思想文化的社会主义革命,建立了极权政权。50年代后期,开始突破当初进藏的17条协定,试探对西藏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激起藏族武装反抗,整个藏区出现大规模暴力冲突。1959年中共大举进兵,粉碎抵抗后,占领全藏区,建立类似内地的极权体制。逃离中国的达赖喇嘛及藏民,在海外建立流亡政府。至此,历史上属于纠纷性质的西藏问题,演变成为内政外交不可调和重大政治问题。
    

二、西藏问题的内容
    
西藏问题,是大陆非民主的中央政府对西藏行使主权国家全面治理统治;核心是汉藏两个政治共同体之间的政治关系。西藏问题出现后,汉藏政治关系有一个演化过程。总起来看,随着大陆实力增强和越来越不易于被外部力量根本改变,西藏问题越来越成为大陆主权框架中的问题。不过,对于中国人、西藏人和国际社会而言, 西藏问题其实不是一类问题。
    
对于中央政权而言,从1959年到80年代,西藏问题是粉碎西藏传统势力的抵抗、对西藏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问题。80年代,中国人自己开始反思和抨击那场社会主义革命在各方面带来的灾难,结束了社会主义革命,并探索新的制度和政策政策选项。主要领导人邓小平和胡耀邦都提 出,要调更改治理西藏的模式。从那时起,西藏问题成为探讨采取什么样的治理模式将西藏保留在国家主权范围内并促进发展的问题。实践中,中央政权采取在内地类似的措施,对过去的错误道歉,在各方面给与西藏人民一些资源和更大的选择空间,并为此与流亡藏族领袖和政府谈判,寻找新的汉藏政治关系模式。
    
1989年执政者面临的各种危机和解决危机中滥用暴行,使得内地政治由宽松自由化再度转向依靠暴力维持稳定和秩序。由于80年代藏区再度出现挑战中央政府统治的事件和情绪,治理西藏模式转而比内地更加严厉。然而,由于没有意识形态可以对付蓬勃复兴的独特藏传佛教信仰传统,也由于不再有极权政治控制体制垄断民间资源和选择,中央政府无法有效重建传统的严厉的治理模式,不仅不能消除反抗,更不能建立藏民对汉族政权的认同和忠诚感。80年代以来寻求新的长治久安的治理模式的任务被搁置一边,西藏问题越来越成为寻找如何有效控制局势需要采取的严厉紧急措施。不过,汉族民间开始出现日益兴起的同情藏民事业的力量和情绪。
    
对于西藏人而言,西藏问题是生死存亡的问题,过去和现在都是西藏人按照自己的文化和宗教方式生活和发展的问题。在50年代末期到80年代,西藏人争取建立独立的民族国家,为此而争取国际支持。80年 代,大陆开始清算和纠正毛泽东时期各方面的所谓错误路线,出现调整对藏治理模式的机会和姿态,藏区出现在中国主权的框架中寻求自治的机会和活动空间。另一 方面,西方为遏制前苏联的扩展,需要大陆的合作,在国际社会中明确认可大陆对台湾的主权诉求,容忍对少数民族居住地区的控制行动。西藏流亡政府调整自己的立场,愿意接受中央政府的主权诉求,以换取在藏区中发展影响的机会,并与大陆谈判寻求建立真正自治的政治实体。西藏问题,是一个如何在汉人中央政权主权范 围内建立一个藏族政治自治体以自己决定民族文化命运的问题。
    
1989年发生的政治事件,并没有改变西藏流亡政府所代表的藏民主流的这种政治姿态。尽管藏区内部对抗的情绪在增长,海外流亡藏民中的独立力量在扩展,认同达赖喇嘛为领袖的主流藏民政治诉求越来越寻求与汉族合作的方式解决汉藏就西藏问题的分歧。
    
在国际社会中,西藏问题是人权问题,而不是主权问题。80年代以前,某些西方国家的情治部门有支持藏民在藏区进行武装反抗的行动。在80年代以后,政府基本上都承认大陆中央政府对藏区的主权管辖权。对于汉藏之间冲突中同情和支持西藏的态度,主要是从关注被镇压政治权利和社会文化发展的选择权利的角度提出问题。西方民间社会对于流亡藏民中主权诉求有许多支持,但是也不是支持西藏独立原则,而是支持藏民提出诉求的权利。
    

三、西藏问题的意义
    
虽然近年来中国中央政权和西藏流亡政府多代表的西藏之间的冲突在加剧和升级,但是在西藏问题中的各方关于解决西藏问题的诉求中,并没有不可调和的分歧。







汉族人应该好好研究西藏宪政民主试验的理论、制度和策略及实践。这是中国主权范围内巨大的政治成就和宝贵的政治经验。


 
中国正在经历一场深刻与全面的政治变革。很明显,现有的政治体制无法消化全球化、市场化和信息技术革命及快速增长带来的各种问题。现在的执政者已经失去引导变迁方向的视野。民间社会一些运动的领军人物,虽然就未来制度建设的理念框架形成了共识(08宪章),但是还没表现出如何把握现实机遇、实现他们的政见的方式和途径。
    
一个社会演化的出路,常常来自于一个边缘问题的解决。在解决一个边缘问题的过程中,主流力量拓展了自己的胸襟和视野,学会了新的方式,然后用于解决主要问题。对于中国而言,西藏问题,就是这样的一个机遇。
    
汉藏两族的政治冲突,是一个由来已久的问题。在唐代,曾经是关乎中原政权生死存亡的大问题。然后,到明朝以后,这个问题成为中原政权的边缘政治问题。到中国人民共和国时期,这个问题对于藏族成为生死存亡的大问题。如何解决汉藏政治冲突,可能成为推动和启示今后中国大陆政治体制变革的一个重要因素。
    
本文从中国政治体制的变迁角度探讨西藏问题的意义,首先回顾和分析西藏问题的由来,然后解读各方观点中的西藏问题,最后讨论可能的出路及对大陆政局变化的意义。大陆政治变迁不是唯一的视角;我们不仅可以从西藏角度思考问题,还可以从大陆维持对藏统治的角度探索方案。
    

 一、西藏问题的由来
    
西藏问题在不同历史阶段有不同的政治意义。在没有现代国际法的条约体系确认的主权国家概念时,古代西藏问题就是中原政权和西藏政权之间的蕃供关系。这是由于两个政治共同体地缘相接但治理的条件又很不同,他们可以相互征服但却无法相互吞并。然而,谁是附属国,谁是宗主国,随着时间和两个政治共同体的实力和意志 强弱对比而变化。唐朝期间,崛起的西藏曾经数度成为中国的宗主国。但宋代以后,西藏开始多为中原政权的附属国。特别是西藏内部教派之间争端以及来自南部的外敌入侵威胁,不仅引入中国军队在藏区驻扎,而且使得政教合一的藏传佛教领袖的确认须有中原政权参与和保障。
    
西方进入东亚和南亚后,伴随着中国的衰落,不仅中国与西藏、而且中国与其他藩属国的关系,都开始在西方的主权国家的条约框架中重新界定。经过一百多年的摩擦、争论、冲突和战争,一些藩属国独立成为主权国家,另一些则成为中国名义管辖下的政治实体。尽管国际社会主流认为西藏是后者,但是1959年之前,中国对西藏的治理仅仅是名义上的。西藏保留着自己的政策、人事、制度及文明生活的独立选择权力。
    
50年代,中共在中国内地完成对国家政权、经济社会制度和思想文化的社会主义革命,建立了极权政权。50年代后期,开始突破当初进藏的17条协定,试探对西藏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激起藏族武装反抗,整个藏区出现大规模暴力冲突。1959年中共大举进兵,粉碎抵抗后,占领全藏区,建立类似内地的极权体制。逃离中国的达赖喇嘛及藏民,在海外建立流亡政府。至此,历史上属于纠纷性质的西藏问题,演变成为内政外交不可调和重大政治问题。
    

二、西藏问题的内容
    
西藏问题,是大陆非民主的中央政府对西藏行使主权国家全面治理统治;核心是汉藏两个政治共同体之间的政治关系。西藏问题出现后,汉藏政治关系有一个演化过程。总起来看,随着大陆实力增强和越来越不易于被外部力量根本改变,西藏问题越来越成为大陆主权框架中的问题。不过,对于中国人、西藏人和国际社会而言, 西藏问题其实不是一类问题。
    
对于中央政权而言,从1959年到80年代,西藏问题是粉碎西藏传统势力的抵抗、对西藏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问题。80年代,中国人自己开始反思和抨击那场社会主义革命在各方面带来的灾难,结束了社会主义革命,并探索新的制度和政策政策选项。主要领导人邓小平和胡耀邦都提 出,要调更改治理西藏的模式。从那时起,西藏问题成为探讨采取什么样的治理模式将西藏保留在国家主权范围内并促进发展的问题。实践中,中央政权采取在内地类似的措施,对过去的错误道歉,在各方面给与西藏人民一些资源和更大的选择空间,并为此与流亡藏族领袖和政府谈判,寻找新的汉藏政治关系模式。
    
1989年执政者面临的各种危机和解决危机中滥用暴行,使得内地政治由宽松自由化再度转向依靠暴力维持稳定和秩序。由于80年代藏区再度出现挑战中央政府统治的事件和情绪,治理西藏模式转而比内地更加严厉。然而,由于没有意识形态可以对付蓬勃复兴的独特藏传佛教信仰传统,也由于不再有极权政治控制体制垄断民间资源和选择,中央政府无法有效重建传统的严厉的治理模式,不仅不能消除反抗,更不能建立藏民对汉族政权的认同和忠诚感。80年代以来寻求新的长治久安的治理模式的任务被搁置一边,西藏问题越来越成为寻找如何有效控制局势需要采取的严厉紧急措施。不过,汉族民间开始出现日益兴起的同情藏民事业的力量和情绪。
    
对于西藏人而言,西藏问题是生死存亡的问题,过去和现在都是西藏人按照自己的文化和宗教方式生活和发展的问题。在50年代末期到80年代,西藏人争取建立独立的民族国家,为此而争取国际支持。80年 代,大陆开始清算和纠正毛泽东时期各方面的所谓错误路线,出现调整对藏治理模式的机会和姿态,藏区出现在中国主权的框架中寻求自治的机会和活动空间。另一 方面,西方为遏制前苏联的扩展,需要大陆的合作,在国际社会中明确认可大陆对台湾的主权诉求,容忍对少数民族居住地区的控制行动。西藏流亡政府调整自己的立场,愿意接受中央政府的主权诉求,以换取在藏区中发展影响的机会,并与大陆谈判寻求建立真正自治的政治实体。西藏问题,是一个如何在汉人中央政权主权范 围内建立一个藏族政治自治体以自己决定民族文化命运的问题。
    
1989年发生的政治事件,并没有改变西藏流亡政府所代表的藏民主流的这种政治姿态。尽管藏区内部对抗的情绪在增长,海外流亡藏民中的独立力量在扩展,认同达赖喇嘛为领袖的主流藏民政治诉求越来越寻求与汉族合作的方式解决汉藏就西藏问题的分歧。
    
在国际社会中,西藏问题是人权问题,而不是主权问题。80年代以前,某些西方国家的情治部门有支持藏民在藏区进行武装反抗的行动。在80年代以后,政府基本上都承认大陆中央政府对藏区的主权管辖权。对于汉藏之间冲突中同情和支持西藏的态度,主要是从关注被镇压政治权利和社会文化发展的选择权利的角度提出问题。西方民间社会对于流亡藏民中主权诉求有许多支持,但是也不是支持西藏独立原则,而是支持藏民提出诉求的权利。
    

三、西藏问题的意义
    
虽然近年来中国中央政权和西藏流亡政府多代表的西藏之间的冲突在加剧和升级,但是在西藏问题中的各方关于解决西藏问题的诉求中,并没有不可调和的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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