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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不能半途而废
乔新生(湖北)



在改革的过程中,没有超然世外万能的上帝,改革必须从政治体制入手。



执政党应该是一个现代文明政党,而不是一个野蛮的独裁政党。执政党内部不能制定残酷的纪律,惩治那些违反党纪党纲的领导干部,而应该在执政党内部平等对待 每一个党员,尊重他们的政治选择。如果政治理念发生了问题,那么应该主动规劝不同政见者脱离执政团队,而不是杀一儆百,从而在国际社会树立独裁者的形象。

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不能半途而废,不能在触及到既得利益集团根本利益的时候,偏转方向。改革的终极目标是实现主权在民,改革的路径选择是自下而上,改革的具体模式是完善代表制度,改革的结果是让人民重新作出政治选择。假如执政者充满自信,不害怕被人民所抛弃,那么从现在开始,就应该着手实现既定的目标;反过来,如果执政者畏首畏尾,害怕改革失去权力,而偷梁换柱,试图借助于强人政治,控制改革的局面,那么最终的结果很可能是彻底丧失人心。

"谁阻挡了河北事业发展,谁让市场主体和人民群众过不去,我们就让他过不去,调整他的位置、摘取他的帽子"。这是在"河北省干部作风建设年动员大会"上,河北省委书记通过电视电话现场直播的讲话。(人民网2009年2月13日石家庄电)假如在过去的岁月,听到这样荡气回肠、感人肺腑的话语,中国公民一定会感激涕零,拍手称快。可是,在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今天,居然还有这样的领导干部,不能不令人感到心惊胆战,直冒冷汗。在互联网络 上,人们可以很容易搜索到类似的话语。湖南为了强制拆迁,县委书记也说过这样的话;在一些地方政府的宣传横幅上,也出现过类似的标语。从表面上来看,党的 一把手,为民做主,敢于碰硬,值得称赞。可是,现代民主早已走过了为民做主的时代,宪法上写明"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试问,作为党的负责人,有什么 资格"调整他的位置,摘取他的帽子"呢?

为民做主,替民做主,是中国历史不同时期特有的政治现象。所谓为民做主,就是把统治者当作牧羊人,而所有的臣民不需要独立的思想,不需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牧羊人决定一切;所谓替民做主,就是在社会 转型时期,民主决策机制尚未完全建立之前,统治者主动放下身段,把自己打扮成国民的代言人,代替人民作出决定。在民族生死存亡的特殊年代,在军事管制时期,替民做主还有一定的合理性。可是,在现代文明社会,如果有人还想要替民做主,那么他必须按照法定的程序,直接征求选民的意见,让选民利用选票为其政 治主张"背书"。在"代议制"民主体制下,为了防止代表滥用权力,各国无不实行定期选举制度,通过公开选举产生代表人,然后由代表人直接与选民发生联系, 听取选民的意见,代表选民作出政治决策。假如领导人不是由全体选民选举产生,领导人作出各项决策不需要征求人民的意见,那么这样的代议制民主,就是虚伪 的民主。

人民群众当家作主,是宪法的既定目标。为了实现这一既定目标。宪法和法律设计了一系列程序规则。不论是联邦制国家的议会制度,还是单一制国家的代表制度,都是通过自下而上的选举,实现人民当家作主。 从各国的政治实践来看,全体公民投票表决制度,只适用于那些关系国家命运的根本性问题,政府不可能事事动员全体公民投票作出决定。所以,少数代表代替全体 公民作出决定,既是现实,也是政治文明发展的必然结果。

在政党政治条件下,执政者在决定国家事项和人 事任免的时候,都必须按照宪法和法律规定的程序,征求选民或者选民代表的意见。假如执政党的负责人可以直接作出决定,而不必征求选民的意见,那么这样的民主不是现代民主,而是打着现代民主的幌子,摆出一幅为民请命的架势,强奸民意的行为。

中国是一个只注重结果而不注重程序的国家,正是这种传统的社会普遍意识,为某些专制思想的生存和发展提供了肥沃的土壤。一些领导人追求实质正义,只要能够让人民群众拍手称快,那么就可以不讲程序, 直接免去某些领导干部的职务。可是这样一来,就会使得整个国家的行政秩序变得异常混乱覧那些基层领导干部,不但要时时处处察言观色,迎合上级领导的趣 味,而且要时时处处观察选民的举动,决不能让选民给上级领导添麻烦,更不能逼迫选民集体造反。正是这种特殊的政治生态,使得一些领导干部习惯于欺上瞒下, 在问题发生之后,不是公开解决问题,而是千方百计地把自己所管辖区域内的问题掩盖起来,避免问题爆发影响自己的仕途,也影响上级领导干部的政治形象。

可以这样说,中国的改革正处在一个非常艰难的 阶段。执政党一方面希望通过亲民举动,重新赢得人民的信赖;另一方面又不得不维持庞大的官僚体制,千方百计地安抚官僚阶层。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下,执政团队内部出现了明星式的政治人物。这些人强悍的作风,既可以争取到一部分民众的支持,提高执政党的公信力,同时也可 以在官僚体制内部产生一种"鲶鱼效应",让那些既得利益者滋生出危机感,主动积极地配合上级领导各项改革。可以这样说,在体制内外各种复杂的利益关系相互 交织、不可调和的情况下,这些政治人物就像一股"黑旋风"。这种中国社会转型时期特有的政治现象,值得中国的历史学家、政治学家、法学家认真研究。

现在人们不禁要问,假如省委书记出现问题,谁来"调整他的位置、摘取他的帽子"?按照惯例,当然应该由中央作出处理。但问题就在于,如果中央决策者出现问题,那么应该由谁来作出处理呢?民主从来都 不是一种至上而下的过程,民主应该是一种自下而上的社会运动。假如依靠少数人铁腕执政,那么改革的结果不是走上民主,而是走向独裁。这是古今中外社会发展反复验证了的政治规律。

有些中国学者提出,中国政治的发展应该"让民 做主",一个"让"字道不尽的辛酸。按照中国的语言表达方式,在"让"的前面,应该有一个高高在上的、主宰全体国民命运的特殊"主体"。这个主体让人民当 家作主。在君主立宪制国家,的确存在着这样一个非常清晰的主体,封建社会的君王被迫让出权力,实现主权在民。所以,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让"人民当家作 主,既是一种历史的描述,同时也是对现行政治结构的高度概括。可是,在中国并不存在这样一个历史阶段,通过暴力革命取得政权之后,执政党一直强调人民当家 作主,所以所有的人民早已成为执政者,在人民之外,不存在特殊利益主体"让"人民当家作主。历史的吊诡之处就在于,当我们分析执政者讲话的时候,就会在 不知不觉间进入到封建社会特殊的政治语境之中,把执政者描绘成为封建社会的君王。这是一种历史的错觉,也是一种错误的逻辑思维定势。实现人民当家作主,不是让某个既得利益集团,将权力重新让渡给公民,而是由公民真正行使宪法上的权利。在这样的政治变革中,既得利益集团既没有话语权,也没有规则的制定权,更没有按照规则作出处罚的权力。假如执政者把自己打扮成正义的化身,义正辞严,强烈谴责执政团队内部的尸位素餐者,那么就会形成一种非常怪异的局面覧批判他人的执政者,恰恰是应该接受批判的既得利益者。所以,中国的改革必须从观念改革入手,不要被某些清官或者气势汹汹的独裁者所蒙蔽,而应该珍视宪法上的权利,真正实现人民主权。

中国的革命历史就是一个城头变幻大王旗的历 史。几千年来的农民起义和封建革命,实际上是不断地建立集权制国家的历史过程。按照某些历史学家的说法,所谓封建,就是分封土地,建立诸侯体制。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历史从秦代统一中国之后,就已经不再是封建国家,周代形成的封建制度早已彻底消亡。中国的改革就是不断地争夺国家的最高权力的运动,在每一次改革之前,改革者或者革命者总是向国民作出庄严的承诺,但到头来,这些承诺都成为水中月镜中花。中国人不可能一次又一次接受欺骗,所以中国的改革再也 不能走回头路,而应该从还权于民着手,让人民运用手中的选票,一步一步地重新建立国家政权。只有这样,才能防止人民的权利被掏空,也只有这样,才能防止少 数既得利益集团打着为民请命的幌子,党同伐异,排斥异己。

当然,笔者必须说明的是,我对河北省委书记没 有任何政治上的偏见,相反地能够在一个如此重要的场合,公开表达自己的政治观点,需要承担巨大的政治风险。笔者对他的政治勇气和胆量表示钦佩,但是,对 其话语中所流露出来的政治理念,表示一点点不同的意见。在政治清明的时代,没有一个人可以为选民做主;而在百弊丛生的时代,则需要铁腕人物。或许,在那种 特殊的政治时期和政治环境之中,他必须以自己的政治生命为赌注,果断决策,力挽狂澜,但是,我们希望这样的局面能够尽快结束。

马克思在考察了西方国家的议会制度之后,早在100多年前就曾经对某些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官老爷进行了辛辣的批判。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的执政党,应该把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作为教育领导干部的读本,应该了解马克思当年所担忧的政治问题,决不能让历史的悲剧重演。

中国的政治改革正在循序渐进,可是这场改革的危险性就在于,当改革触及到决策者自身利益的时候,改革就会止步不前。假如书记可以随意任免党政官员,那么改革很快就会出现新的错误导向覧凡是书记赞同的改革就会持续下去,凡是书记反对的改革就会徘徊不前。中国30年 改革之所以出现严重的变形,在某些领域甚至出现彻底异化的现象,与改革的策略和手段直接相关。正是由于我们过分信赖某些执政者,甚至赋予他们生杀予夺的大权,结果导致改革忽上忽下,忽左忽右,大起大落,给普通民众带来无穷无尽的灾难。改革的制度化设计,需要首先澄清下列问题覧改革的终极目的是什么?谁才 是改革的最终决策者?假如改革者自己置身度外,君临天下,指点江山,那么,改革必然会出现方向性的错误。在改革的过程中,没有超然世外万能的上帝,改革必须从政治体制入手,首先落实宪法上人民主权原则,让人民根据自己的意愿,决定改革的方向和改革的程序。执政者在改革面前应该保持谦卑的姿态,对于改革中出 现的问题,应该依法处理,而不是在困难时期实行独裁。

当前中国的执政者应该明白这样的道理:假如要想重新收拾人心,必须首先学会在宪法和法律的框架内依法执政,必须让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重新授权,必须时刻接受人民的检验。假如做不到这一点,那么就不 要贸然推出改革措施,因为这样的改革非但不能取得人民的信任,反而会增加人民的反感。现在,国务院一些部门提出的改革方案,之所以成为千夫所指,根本原因 不在于改革者的出发点错误,而在于这些改革措施没有照顾到方方面面的利益,行政机关"挑动群众斗群众"的改革举措,只能在社会上增加越来越多的混乱。执政者应当重新学会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让人大代表提出各项改革建议和议案,把自己打扮成一个循规蹈矩执行改革决策的角色。假如执政者杀气腾腾,把普通公民 作为改革的对象,那么执政者就是在自掘坟墓。

执政党应该是一个现代文明政党,而不是一个野蛮的独裁政党。执政党内部不能制定残酷的纪律,惩治那些违反党纪党纲的领导干部,而应该在执政党内部,平等对待每一个党员,尊重他们的政治选择。如果政治 理念发生了问题,那么应该主动规劝不同政见者脱离执政团队,而不是杀一儆百,从而在国际社会树立独裁者的形象。

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不能半途而废,不能在触及 到既得利益集团根本利益的时候,偏转方向。改革的终极目标是实现主权在民,改革的路径选择是自下而上,改革的具体模式是完善代表制度,改革的结果是让人民 重新作出政治选择。假如执政者充满自信,不害怕被人民所抛弃,那么从现在开始,就应该着手实现既定的目标;反过来,如果执政者畏首畏尾,害怕改革失去权 力,而偷梁换柱,试图借助于强人政治,控制改革的局面,那么最终的结果很可能是彻底丧失人心。执政者应该三思而后行。







在改革的过程中,没有超然世外万能的上帝,改革必须从政治体制入手。



执政党应该是一个现代文明政党,而不是一个野蛮的独裁政党。执政党内部不能制定残酷的纪律,惩治那些违反党纪党纲的领导干部,而应该在执政党内部平等对待 每一个党员,尊重他们的政治选择。如果政治理念发生了问题,那么应该主动规劝不同政见者脱离执政团队,而不是杀一儆百,从而在国际社会树立独裁者的形象。

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不能半途而废,不能在触及到既得利益集团根本利益的时候,偏转方向。改革的终极目标是实现主权在民,改革的路径选择是自下而上,改革的具体模式是完善代表制度,改革的结果是让人民重新作出政治选择。假如执政者充满自信,不害怕被人民所抛弃,那么从现在开始,就应该着手实现既定的目标;反过来,如果执政者畏首畏尾,害怕改革失去权力,而偷梁换柱,试图借助于强人政治,控制改革的局面,那么最终的结果很可能是彻底丧失人心。

"谁阻挡了河北事业发展,谁让市场主体和人民群众过不去,我们就让他过不去,调整他的位置、摘取他的帽子"。这是在"河北省干部作风建设年动员大会"上,河北省委书记通过电视电话现场直播的讲话。(人民网2009年2月13日石家庄电)假如在过去的岁月,听到这样荡气回肠、感人肺腑的话语,中国公民一定会感激涕零,拍手称快。可是,在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今天,居然还有这样的领导干部,不能不令人感到心惊胆战,直冒冷汗。在互联网络 上,人们可以很容易搜索到类似的话语。湖南为了强制拆迁,县委书记也说过这样的话;在一些地方政府的宣传横幅上,也出现过类似的标语。从表面上来看,党的 一把手,为民做主,敢于碰硬,值得称赞。可是,现代民主早已走过了为民做主的时代,宪法上写明"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试问,作为党的负责人,有什么 资格"调整他的位置,摘取他的帽子"呢?

为民做主,替民做主,是中国历史不同时期特有的政治现象。所谓为民做主,就是把统治者当作牧羊人,而所有的臣民不需要独立的思想,不需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牧羊人决定一切;所谓替民做主,就是在社会 转型时期,民主决策机制尚未完全建立之前,统治者主动放下身段,把自己打扮成国民的代言人,代替人民作出决定。在民族生死存亡的特殊年代,在军事管制时期,替民做主还有一定的合理性。可是,在现代文明社会,如果有人还想要替民做主,那么他必须按照法定的程序,直接征求选民的意见,让选民利用选票为其政 治主张"背书"。在"代议制"民主体制下,为了防止代表滥用权力,各国无不实行定期选举制度,通过公开选举产生代表人,然后由代表人直接与选民发生联系, 听取选民的意见,代表选民作出政治决策。假如领导人不是由全体选民选举产生,领导人作出各项决策不需要征求人民的意见,那么这样的代议制民主,就是虚伪 的民主。

人民群众当家作主,是宪法的既定目标。为了实现这一既定目标。宪法和法律设计了一系列程序规则。不论是联邦制国家的议会制度,还是单一制国家的代表制度,都是通过自下而上的选举,实现人民当家作主。 从各国的政治实践来看,全体公民投票表决制度,只适用于那些关系国家命运的根本性问题,政府不可能事事动员全体公民投票作出决定。所以,少数代表代替全体 公民作出决定,既是现实,也是政治文明发展的必然结果。

在政党政治条件下,执政者在决定国家事项和人 事任免的时候,都必须按照宪法和法律规定的程序,征求选民或者选民代表的意见。假如执政党的负责人可以直接作出决定,而不必征求选民的意见,那么这样的民主不是现代民主,而是打着现代民主的幌子,摆出一幅为民请命的架势,强奸民意的行为。

中国是一个只注重结果而不注重程序的国家,正是这种传统的社会普遍意识,为某些专制思想的生存和发展提供了肥沃的土壤。一些领导人追求实质正义,只要能够让人民群众拍手称快,那么就可以不讲程序, 直接免去某些领导干部的职务。可是这样一来,就会使得整个国家的行政秩序变得异常混乱覧那些基层领导干部,不但要时时处处察言观色,迎合上级领导的趣 味,而且要时时处处观察选民的举动,决不能让选民给上级领导添麻烦,更不能逼迫选民集体造反。正是这种特殊的政治生态,使得一些领导干部习惯于欺上瞒下, 在问题发生之后,不是公开解决问题,而是千方百计地把自己所管辖区域内的问题掩盖起来,避免问题爆发影响自己的仕途,也影响上级领导干部的政治形象。

可以这样说,中国的改革正处在一个非常艰难的 阶段。执政党一方面希望通过亲民举动,重新赢得人民的信赖;另一方面又不得不维持庞大的官僚体制,千方百计地安抚官僚阶层。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下,执政团队内部出现了明星式的政治人物。这些人强悍的作风,既可以争取到一部分民众的支持,提高执政党的公信力,同时也可 以在官僚体制内部产生一种"鲶鱼效应",让那些既得利益者滋生出危机感,主动积极地配合上级领导各项改革。可以这样说,在体制内外各种复杂的利益关系相互 交织、不可调和的情况下,这些政治人物就像一股"黑旋风"。这种中国社会转型时期特有的政治现象,值得中国的历史学家、政治学家、法学家认真研究。

现在人们不禁要问,假如省委书记出现问题,谁来"调整他的位置、摘取他的帽子"?按照惯例,当然应该由中央作出处理。但问题就在于,如果中央决策者出现问题,那么应该由谁来作出处理呢?民主从来都 不是一种至上而下的过程,民主应该是一种自下而上的社会运动。假如依靠少数人铁腕执政,那么改革的结果不是走上民主,而是走向独裁。这是古今中外社会发展反复验证了的政治规律。

有些中国学者提出,中国政治的发展应该"让民 做主",一个"让"字道不尽的辛酸。按照中国的语言表达方式,在"让"的前面,应该有一个高高在上的、主宰全体国民命运的特殊"主体"。这个主体让人民当 家作主。在君主立宪制国家,的确存在着这样一个非常清晰的主体,封建社会的君王被迫让出权力,实现主权在民。所以,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让"人民当家作 主,既是一种历史的描述,同时也是对现行政治结构的高度概括。可是,在中国并不存在这样一个历史阶段,通过暴力革命取得政权之后,执政党一直强调人民当家 作主,所以所有的人民早已成为执政者,在人民之外,不存在特殊利益主体"让"人民当家作主。历史的吊诡之处就在于,当我们分析执政者讲话的时候,就会在 不知不觉间进入到封建社会特殊的政治语境之中,把执政者描绘成为封建社会的君王。这是一种历史的错觉,也是一种错误的逻辑思维定势。实现人民当家作主,不是让某个既得利益集团,将权力重新让渡给公民,而是由公民真正行使宪法上的权利。在这样的政治变革中,既得利益集团既没有话语权,也没有规则的制定权,更没有按照规则作出处罚的权力。假如执政者把自己打扮成正义的化身,义正辞严,强烈谴责执政团队内部的尸位素餐者,那么就会形成一种非常怪异的局面覧批判他人的执政者,恰恰是应该接受批判的既得利益者。所以,中国的改革必须从观念改革入手,不要被某些清官或者气势汹汹的独裁者所蒙蔽,而应该珍视宪法上的权利,真正实现人民主权。

中国的革命历史就是一个城头变幻大王旗的历 史。几千年来的农民起义和封建革命,实际上是不断地建立集权制国家的历史过程。按照某些历史学家的说法,所谓封建,就是分封土地,建立诸侯体制。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历史从秦代统一中国之后,就已经不再是封建国家,周代形成的封建制度早已彻底消亡。中国的改革就是不断地争夺国家的最高权力的运动,在每一次改革之前,改革者或者革命者总是向国民作出庄严的承诺,但到头来,这些承诺都成为水中月镜中花。中国人不可能一次又一次接受欺骗,所以中国的改革再也 不能走回头路,而应该从还权于民着手,让人民运用手中的选票,一步一步地重新建立国家政权。只有这样,才能防止人民的权利被掏空,也只有这样,才能防止少 数既得利益集团打着为民请命的幌子,党同伐异,排斥异己。

当然,笔者必须说明的是,我对河北省委书记没 有任何政治上的偏见,相反地能够在一个如此重要的场合,公开表达自己的政治观点,需要承担巨大的政治风险。笔者对他的政治勇气和胆量表示钦佩,但是,对 其话语中所流露出来的政治理念,表示一点点不同的意见。在政治清明的时代,没有一个人可以为选民做主;而在百弊丛生的时代,则需要铁腕人物。或许,在那种 特殊的政治时期和政治环境之中,他必须以自己的政治生命为赌注,果断决策,力挽狂澜,但是,我们希望这样的局面能够尽快结束。

马克思在考察了西方国家的议会制度之后,早在100多年前就曾经对某些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官老爷进行了辛辣的批判。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的执政党,应该把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作为教育领导干部的读本,应该了解马克思当年所担忧的政治问题,决不能让历史的悲剧重演。

中国的政治改革正在循序渐进,可是这场改革的危险性就在于,当改革触及到决策者自身利益的时候,改革就会止步不前。假如书记可以随意任免党政官员,那么改革很快就会出现新的错误导向覧凡是书记赞同的改革就会持续下去,凡是书记反对的改革就会徘徊不前。中国30年 改革之所以出现严重的变形,在某些领域甚至出现彻底异化的现象,与改革的策略和手段直接相关。正是由于我们过分信赖某些执政者,甚至赋予他们生杀予夺的大权,结果导致改革忽上忽下,忽左忽右,大起大落,给普通民众带来无穷无尽的灾难。改革的制度化设计,需要首先澄清下列问题覧改革的终极目的是什么?谁才 是改革的最终决策者?假如改革者自己置身度外,君临天下,指点江山,那么,改革必然会出现方向性的错误。在改革的过程中,没有超然世外万能的上帝,改革必须从政治体制入手,首先落实宪法上人民主权原则,让人民根据自己的意愿,决定改革的方向和改革的程序。执政者在改革面前应该保持谦卑的姿态,对于改革中出 现的问题,应该依法处理,而不是在困难时期实行独裁。

当前中国的执政者应该明白这样的道理:假如要想重新收拾人心,必须首先学会在宪法和法律的框架内依法执政,必须让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重新授权,必须时刻接受人民的检验。假如做不到这一点,那么就不 要贸然推出改革措施,因为这样的改革非但不能取得人民的信任,反而会增加人民的反感。现在,国务院一些部门提出的改革方案,之所以成为千夫所指,根本原因 不在于改革者的出发点错误,而在于这些改革措施没有照顾到方方面面的利益,行政机关"挑动群众斗群众"的改革举措,只能在社会上增加越来越多的混乱。执政者应当重新学会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让人大代表提出各项改革建议和议案,把自己打扮成一个循规蹈矩执行改革决策的角色。假如执政者杀气腾腾,把普通公民 作为改革的对象,那么执政者就是在自掘坟墓。

执政党应该是一个现代文明政党,而不是一个野蛮的独裁政党。执政党内部不能制定残酷的纪律,惩治那些违反党纪党纲的领导干部,而应该在执政党内部,平等对待每一个党员,尊重他们的政治选择。如果政治 理念发生了问题,那么应该主动规劝不同政见者脱离执政团队,而不是杀一儆百,从而在国际社会树立独裁者的形象。

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不能半途而废,不能在触及 到既得利益集团根本利益的时候,偏转方向。改革的终极目标是实现主权在民,改革的路径选择是自下而上,改革的具体模式是完善代表制度,改革的结果是让人民 重新作出政治选择。假如执政者充满自信,不害怕被人民所抛弃,那么从现在开始,就应该着手实现既定的目标;反过来,如果执政者畏首畏尾,害怕改革失去权 力,而偷梁换柱,试图借助于强人政治,控制改革的局面,那么最终的结果很可能是彻底丧失人心。执政者应该三思而后行。







在改革的过程中,没有超然世外万能的上帝,改革必须从政治体制入手。



执政党应该是一个现代文明政党,而不是一个野蛮的独裁政党。执政党内部不能制定残酷的纪律,惩治那些违反党纪党纲的领导干部,而应该在执政党内部平等对待 每一个党员,尊重他们的政治选择。如果政治理念发生了问题,那么应该主动规劝不同政见者脱离执政团队,而不是杀一儆百,从而在国际社会树立独裁者的形象。

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不能半途而废,不能在触及到既得利益集团根本利益的时候,偏转方向。改革的终极目标是实现主权在民,改革的路径选择是自下而上,改革的具体模式是完善代表制度,改革的结果是让人民重新作出政治选择。假如执政者充满自信,不害怕被人民所抛弃,那么从现在开始,就应该着手实现既定的目标;反过来,如果执政者畏首畏尾,害怕改革失去权力,而偷梁换柱,试图借助于强人政治,控制改革的局面,那么最终的结果很可能是彻底丧失人心。

"谁阻挡了河北事业发展,谁让市场主体和人民群众过不去,我们就让他过不去,调整他的位置、摘取他的帽子"。这是在"河北省干部作风建设年动员大会"上,河北省委书记通过电视电话现场直播的讲话。(人民网2009年2月13日石家庄电)假如在过去的岁月,听到这样荡气回肠、感人肺腑的话语,中国公民一定会感激涕零,拍手称快。可是,在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今天,居然还有这样的领导干部,不能不令人感到心惊胆战,直冒冷汗。在互联网络 上,人们可以很容易搜索到类似的话语。湖南为了强制拆迁,县委书记也说过这样的话;在一些地方政府的宣传横幅上,也出现过类似的标语。从表面上来看,党的 一把手,为民做主,敢于碰硬,值得称赞。可是,现代民主早已走过了为民做主的时代,宪法上写明"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试问,作为党的负责人,有什么 资格"调整他的位置,摘取他的帽子"呢?

为民做主,替民做主,是中国历史不同时期特有的政治现象。所谓为民做主,就是把统治者当作牧羊人,而所有的臣民不需要独立的思想,不需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牧羊人决定一切;所谓替民做主,就是在社会 转型时期,民主决策机制尚未完全建立之前,统治者主动放下身段,把自己打扮成国民的代言人,代替人民作出决定。在民族生死存亡的特殊年代,在军事管制时期,替民做主还有一定的合理性。可是,在现代文明社会,如果有人还想要替民做主,那么他必须按照法定的程序,直接征求选民的意见,让选民利用选票为其政 治主张"背书"。在"代议制"民主体制下,为了防止代表滥用权力,各国无不实行定期选举制度,通过公开选举产生代表人,然后由代表人直接与选民发生联系, 听取选民的意见,代表选民作出政治决策。假如领导人不是由全体选民选举产生,领导人作出各项决策不需要征求人民的意见,那么这样的代议制民主,就是虚伪 的民主。

人民群众当家作主,是宪法的既定目标。为了实现这一既定目标。宪法和法律设计了一系列程序规则。不论是联邦制国家的议会制度,还是单一制国家的代表制度,都是通过自下而上的选举,实现人民当家作主。 从各国的政治实践来看,全体公民投票表决制度,只适用于那些关系国家命运的根本性问题,政府不可能事事动员全体公民投票作出决定。所以,少数代表代替全体 公民作出决定,既是现实,也是政治文明发展的必然结果。

在政党政治条件下,执政者在决定国家事项和人 事任免的时候,都必须按照宪法和法律规定的程序,征求选民或者选民代表的意见。假如执政党的负责人可以直接作出决定,而不必征求选民的意见,那么这样的民主不是现代民主,而是打着现代民主的幌子,摆出一幅为民请命的架势,强奸民意的行为。

中国是一个只注重结果而不注重程序的国家,正是这种传统的社会普遍意识,为某些专制思想的生存和发展提供了肥沃的土壤。一些领导人追求实质正义,只要能够让人民群众拍手称快,那么就可以不讲程序, 直接免去某些领导干部的职务。可是这样一来,就会使得整个国家的行政秩序变得异常混乱覧那些基层领导干部,不但要时时处处察言观色,迎合上级领导的趣 味,而且要时时处处观察选民的举动,决不能让选民给上级领导添麻烦,更不能逼迫选民集体造反。正是这种特殊的政治生态,使得一些领导干部习惯于欺上瞒下, 在问题发生之后,不是公开解决问题,而是千方百计地把自己所管辖区域内的问题掩盖起来,避免问题爆发影响自己的仕途,也影响上级领导干部的政治形象。

可以这样说,中国的改革正处在一个非常艰难的 阶段。执政党一方面希望通过亲民举动,重新赢得人民的信赖;另一方面又不得不维持庞大的官僚体制,千方百计地安抚官僚阶层。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下,执政团队内部出现了明星式的政治人物。这些人强悍的作风,既可以争取到一部分民众的支持,提高执政党的公信力,同时也可 以在官僚体制内部产生一种"鲶鱼效应",让那些既得利益者滋生出危机感,主动积极地配合上级领导各项改革。可以这样说,在体制内外各种复杂的利益关系相互 交织、不可调和的情况下,这些政治人物就像一股"黑旋风"。这种中国社会转型时期特有的政治现象,值得中国的历史学家、政治学家、法学家认真研究。

现在人们不禁要问,假如省委书记出现问题,谁来"调整他的位置、摘取他的帽子"?按照惯例,当然应该由中央作出处理。但问题就在于,如果中央决策者出现问题,那么应该由谁来作出处理呢?民主从来都 不是一种至上而下的过程,民主应该是一种自下而上的社会运动。假如依靠少数人铁腕执政,那么改革的结果不是走上民主,而是走向独裁。这是古今中外社会发展反复验证了的政治规律。

有些中国学者提出,中国政治的发展应该"让民 做主",一个"让"字道不尽的辛酸。按照中国的语言表达方式,在"让"的前面,应该有一个高高在上的、主宰全体国民命运的特殊"主体"。这个主体让人民当 家作主。在君主立宪制国家,的确存在着这样一个非常清晰的主体,封建社会的君王被迫让出权力,实现主权在民。所以,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让"人民当家作 主,既是一种历史的描述,同时也是对现行政治结构的高度概括。可是,在中国并不存在这样一个历史阶段,通过暴力革命取得政权之后,执政党一直强调人民当家 作主,所以所有的人民早已成为执政者,在人民之外,不存在特殊利益主体"让"人民当家作主。历史的吊诡之处就在于,当我们分析执政者讲话的时候,就会在 不知不觉间进入到封建社会特殊的政治语境之中,把执政者描绘成为封建社会的君王。这是一种历史的错觉,也是一种错误的逻辑思维定势。实现人民当家作主,不是让某个既得利益集团,将权力重新让渡给公民,而是由公民真正行使宪法上的权利。在这样的政治变革中,既得利益集团既没有话语权,也没有规则的制定权,更没有按照规则作出处罚的权力。假如执政者把自己打扮成正义的化身,义正辞严,强烈谴责执政团队内部的尸位素餐者,那么就会形成一种非常怪异的局面覧批判他人的执政者,恰恰是应该接受批判的既得利益者。所以,中国的改革必须从观念改革入手,不要被某些清官或者气势汹汹的独裁者所蒙蔽,而应该珍视宪法上的权利,真正实现人民主权。

中国的革命历史就是一个城头变幻大王旗的历 史。几千年来的农民起义和封建革命,实际上是不断地建立集权制国家的历史过程。按照某些历史学家的说法,所谓封建,就是分封土地,建立诸侯体制。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历史从秦代统一中国之后,就已经不再是封建国家,周代形成的封建制度早已彻底消亡。中国的改革就是不断地争夺国家的最高权力的运动,在每一次改革之前,改革者或者革命者总是向国民作出庄严的承诺,但到头来,这些承诺都成为水中月镜中花。中国人不可能一次又一次接受欺骗,所以中国的改革再也 不能走回头路,而应该从还权于民着手,让人民运用手中的选票,一步一步地重新建立国家政权。只有这样,才能防止人民的权利被掏空,也只有这样,才能防止少 数既得利益集团打着为民请命的幌子,党同伐异,排斥异己。

当然,笔者必须说明的是,我对河北省委书记没 有任何政治上的偏见,相反地能够在一个如此重要的场合,公开表达自己的政治观点,需要承担巨大的政治风险。笔者对他的政治勇气和胆量表示钦佩,但是,对 其话语中所流露出来的政治理念,表示一点点不同的意见。在政治清明的时代,没有一个人可以为选民做主;而在百弊丛生的时代,则需要铁腕人物。或许,在那种 特殊的政治时期和政治环境之中,他必须以自己的政治生命为赌注,果断决策,力挽狂澜,但是,我们希望这样的局面能够尽快结束。

马克思在考察了西方国家的议会制度之后,早在100多年前就曾经对某些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官老爷进行了辛辣的批判。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的执政党,应该把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作为教育领导干部的读本,应该了解马克思当年所担忧的政治问题,决不能让历史的悲剧重演。

中国的政治改革正在循序渐进,可是这场改革的危险性就在于,当改革触及到决策者自身利益的时候,改革就会止步不前。假如书记可以随意任免党政官员,那么改革很快就会出现新的错误导向覧凡是书记赞同的改革就会持续下去,凡是书记反对的改革就会徘徊不前。中国30年 改革之所以出现严重的变形,在某些领域甚至出现彻底异化的现象,与改革的策略和手段直接相关。正是由于我们过分信赖某些执政者,甚至赋予他们生杀予夺的大权,结果导致改革忽上忽下,忽左忽右,大起大落,给普通民众带来无穷无尽的灾难。改革的制度化设计,需要首先澄清下列问题覧改革的终极目的是什么?谁才 是改革的最终决策者?假如改革者自己置身度外,君临天下,指点江山,那么,改革必然会出现方向性的错误。在改革的过程中,没有超然世外万能的上帝,改革必须从政治体制入手,首先落实宪法上人民主权原则,让人民根据自己的意愿,决定改革的方向和改革的程序。执政者在改革面前应该保持谦卑的姿态,对于改革中出 现的问题,应该依法处理,而不是在困难时期实行独裁。

当前中国的执政者应该明白这样的道理:假如要想重新收拾人心,必须首先学会在宪法和法律的框架内依法执政,必须让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重新授权,必须时刻接受人民的检验。假如做不到这一点,那么就不 要贸然推出改革措施,因为这样的改革非但不能取得人民的信任,反而会增加人民的反感。现在,国务院一些部门提出的改革方案,之所以成为千夫所指,根本原因 不在于改革者的出发点错误,而在于这些改革措施没有照顾到方方面面的利益,行政机关"挑动群众斗群众"的改革举措,只能在社会上增加越来越多的混乱。执政者应当重新学会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让人大代表提出各项改革建议和议案,把自己打扮成一个循规蹈矩执行改革决策的角色。假如执政者杀气腾腾,把普通公民 作为改革的对象,那么执政者就是在自掘坟墓。

执政党应该是一个现代文明政党,而不是一个野蛮的独裁政党。执政党内部不能制定残酷的纪律,惩治那些违反党纪党纲的领导干部,而应该在执政党内部,平等对待每一个党员,尊重他们的政治选择。如果政治 理念发生了问题,那么应该主动规劝不同政见者脱离执政团队,而不是杀一儆百,从而在国际社会树立独裁者的形象。

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不能半途而废,不能在触及 到既得利益集团根本利益的时候,偏转方向。改革的终极目标是实现主权在民,改革的路径选择是自下而上,改革的具体模式是完善代表制度,改革的结果是让人民 重新作出政治选择。假如执政者充满自信,不害怕被人民所抛弃,那么从现在开始,就应该着手实现既定的目标;反过来,如果执政者畏首畏尾,害怕改革失去权 力,而偷梁换柱,试图借助于强人政治,控制改革的局面,那么最终的结果很可能是彻底丧失人心。执政者应该三思而后行。







在改革的过程中,没有超然世外万能的上帝,改革必须从政治体制入手。



执政党应该是一个现代文明政党,而不是一个野蛮的独裁政党。执政党内部不能制定残酷的纪律,惩治那些违反党纪党纲的领导干部,而应该在执政党内部平等对待 每一个党员,尊重他们的政治选择。如果政治理念发生了问题,那么应该主动规劝不同政见者脱离执政团队,而不是杀一儆百,从而在国际社会树立独裁者的形象。

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不能半途而废,不能在触及到既得利益集团根本利益的时候,偏转方向。改革的终极目标是实现主权在民,改革的路径选择是自下而上,改革的具体模式是完善代表制度,改革的结果是让人民重新作出政治选择。假如执政者充满自信,不害怕被人民所抛弃,那么从现在开始,就应该着手实现既定的目标;反过来,如果执政者畏首畏尾,害怕改革失去权力,而偷梁换柱,试图借助于强人政治,控制改革的局面,那么最终的结果很可能是彻底丧失人心。

"谁阻挡了河北事业发展,谁让市场主体和人民群众过不去,我们就让他过不去,调整他的位置、摘取他的帽子"。这是在"河北省干部作风建设年动员大会"上,河北省委书记通过电视电话现场直播的讲话。(人民网2009年2月13日石家庄电)假如在过去的岁月,听到这样荡气回肠、感人肺腑的话语,中国公民一定会感激涕零,拍手称快。可是,在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今天,居然还有这样的领导干部,不能不令人感到心惊胆战,直冒冷汗。在互联网络 上,人们可以很容易搜索到类似的话语。湖南为了强制拆迁,县委书记也说过这样的话;在一些地方政府的宣传横幅上,也出现过类似的标语。从表面上来看,党的 一把手,为民做主,敢于碰硬,值得称赞。可是,现代民主早已走过了为民做主的时代,宪法上写明"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试问,作为党的负责人,有什么 资格"调整他的位置,摘取他的帽子"呢?

为民做主,替民做主,是中国历史不同时期特有的政治现象。所谓为民做主,就是把统治者当作牧羊人,而所有的臣民不需要独立的思想,不需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牧羊人决定一切;所谓替民做主,就是在社会 转型时期,民主决策机制尚未完全建立之前,统治者主动放下身段,把自己打扮成国民的代言人,代替人民作出决定。在民族生死存亡的特殊年代,在军事管制时期,替民做主还有一定的合理性。可是,在现代文明社会,如果有人还想要替民做主,那么他必须按照法定的程序,直接征求选民的意见,让选民利用选票为其政 治主张"背书"。在"代议制"民主体制下,为了防止代表滥用权力,各国无不实行定期选举制度,通过公开选举产生代表人,然后由代表人直接与选民发生联系, 听取选民的意见,代表选民作出政治决策。假如领导人不是由全体选民选举产生,领导人作出各项决策不需要征求人民的意见,那么这样的代议制民主,就是虚伪 的民主。

人民群众当家作主,是宪法的既定目标。为了实现这一既定目标。宪法和法律设计了一系列程序规则。不论是联邦制国家的议会制度,还是单一制国家的代表制度,都是通过自下而上的选举,实现人民当家作主。 从各国的政治实践来看,全体公民投票表决制度,只适用于那些关系国家命运的根本性问题,政府不可能事事动员全体公民投票作出决定。所以,少数代表代替全体 公民作出决定,既是现实,也是政治文明发展的必然结果。

在政党政治条件下,执政者在决定国家事项和人 事任免的时候,都必须按照宪法和法律规定的程序,征求选民或者选民代表的意见。假如执政党的负责人可以直接作出决定,而不必征求选民的意见,那么这样的民主不是现代民主,而是打着现代民主的幌子,摆出一幅为民请命的架势,强奸民意的行为。

中国是一个只注重结果而不注重程序的国家,正是这种传统的社会普遍意识,为某些专制思想的生存和发展提供了肥沃的土壤。一些领导人追求实质正义,只要能够让人民群众拍手称快,那么就可以不讲程序, 直接免去某些领导干部的职务。可是这样一来,就会使得整个国家的行政秩序变得异常混乱覧那些基层领导干部,不但要时时处处察言观色,迎合上级领导的趣 味,而且要时时处处观察选民的举动,决不能让选民给上级领导添麻烦,更不能逼迫选民集体造反。正是这种特殊的政治生态,使得一些领导干部习惯于欺上瞒下, 在问题发生之后,不是公开解决问题,而是千方百计地把自己所管辖区域内的问题掩盖起来,避免问题爆发影响自己的仕途,也影响上级领导干部的政治形象。

可以这样说,中国的改革正处在一个非常艰难的 阶段。执政党一方面希望通过亲民举动,重新赢得人民的信赖;另一方面又不得不维持庞大的官僚体制,千方百计地安抚官僚阶层。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下,执政团队内部出现了明星式的政治人物。这些人强悍的作风,既可以争取到一部分民众的支持,提高执政党的公信力,同时也可 以在官僚体制内部产生一种"鲶鱼效应",让那些既得利益者滋生出危机感,主动积极地配合上级领导各项改革。可以这样说,在体制内外各种复杂的利益关系相互 交织、不可调和的情况下,这些政治人物就像一股"黑旋风"。这种中国社会转型时期特有的政治现象,值得中国的历史学家、政治学家、法学家认真研究。

现在人们不禁要问,假如省委书记出现问题,谁来"调整他的位置、摘取他的帽子"?按照惯例,当然应该由中央作出处理。但问题就在于,如果中央决策者出现问题,那么应该由谁来作出处理呢?民主从来都 不是一种至上而下的过程,民主应该是一种自下而上的社会运动。假如依靠少数人铁腕执政,那么改革的结果不是走上民主,而是走向独裁。这是古今中外社会发展反复验证了的政治规律。

有些中国学者提出,中国政治的发展应该"让民 做主",一个"让"字道不尽的辛酸。按照中国的语言表达方式,在"让"的前面,应该有一个高高在上的、主宰全体国民命运的特殊"主体"。这个主体让人民当 家作主。在君主立宪制国家,的确存在着这样一个非常清晰的主体,封建社会的君王被迫让出权力,实现主权在民。所以,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让"人民当家作 主,既是一种历史的描述,同时也是对现行政治结构的高度概括。可是,在中国并不存在这样一个历史阶段,通过暴力革命取得政权之后,执政党一直强调人民当家 作主,所以所有的人民早已成为执政者,在人民之外,不存在特殊利益主体"让"人民当家作主。历史的吊诡之处就在于,当我们分析执政者讲话的时候,就会在 不知不觉间进入到封建社会特殊的政治语境之中,把执政者描绘成为封建社会的君王。这是一种历史的错觉,也是一种错误的逻辑思维定势。实现人民当家作主,不是让某个既得利益集团,将权力重新让渡给公民,而是由公民真正行使宪法上的权利。在这样的政治变革中,既得利益集团既没有话语权,也没有规则的制定权,更没有按照规则作出处罚的权力。假如执政者把自己打扮成正义的化身,义正辞严,强烈谴责执政团队内部的尸位素餐者,那么就会形成一种非常怪异的局面覧批判他人的执政者,恰恰是应该接受批判的既得利益者。所以,中国的改革必须从观念改革入手,不要被某些清官或者气势汹汹的独裁者所蒙蔽,而应该珍视宪法上的权利,真正实现人民主权。

中国的革命历史就是一个城头变幻大王旗的历 史。几千年来的农民起义和封建革命,实际上是不断地建立集权制国家的历史过程。按照某些历史学家的说法,所谓封建,就是分封土地,建立诸侯体制。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历史从秦代统一中国之后,就已经不再是封建国家,周代形成的封建制度早已彻底消亡。中国的改革就是不断地争夺国家的最高权力的运动,在每一次改革之前,改革者或者革命者总是向国民作出庄严的承诺,但到头来,这些承诺都成为水中月镜中花。中国人不可能一次又一次接受欺骗,所以中国的改革再也 不能走回头路,而应该从还权于民着手,让人民运用手中的选票,一步一步地重新建立国家政权。只有这样,才能防止人民的权利被掏空,也只有这样,才能防止少 数既得利益集团打着为民请命的幌子,党同伐异,排斥异己。

当然,笔者必须说明的是,我对河北省委书记没 有任何政治上的偏见,相反地能够在一个如此重要的场合,公开表达自己的政治观点,需要承担巨大的政治风险。笔者对他的政治勇气和胆量表示钦佩,但是,对 其话语中所流露出来的政治理念,表示一点点不同的意见。在政治清明的时代,没有一个人可以为选民做主;而在百弊丛生的时代,则需要铁腕人物。或许,在那种 特殊的政治时期和政治环境之中,他必须以自己的政治生命为赌注,果断决策,力挽狂澜,但是,我们希望这样的局面能够尽快结束。

马克思在考察了西方国家的议会制度之后,早在100多年前就曾经对某些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官老爷进行了辛辣的批判。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的执政党,应该把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作为教育领导干部的读本,应该了解马克思当年所担忧的政治问题,决不能让历史的悲剧重演。

中国的政治改革正在循序渐进,可是这场改革的危险性就在于,当改革触及到决策者自身利益的时候,改革就会止步不前。假如书记可以随意任免党政官员,那么改革很快就会出现新的错误导向覧凡是书记赞同的改革就会持续下去,凡是书记反对的改革就会徘徊不前。中国30年 改革之所以出现严重的变形,在某些领域甚至出现彻底异化的现象,与改革的策略和手段直接相关。正是由于我们过分信赖某些执政者,甚至赋予他们生杀予夺的大权,结果导致改革忽上忽下,忽左忽右,大起大落,给普通民众带来无穷无尽的灾难。改革的制度化设计,需要首先澄清下列问题覧改革的终极目的是什么?谁才 是改革的最终决策者?假如改革者自己置身度外,君临天下,指点江山,那么,改革必然会出现方向性的错误。在改革的过程中,没有超然世外万能的上帝,改革必须从政治体制入手,首先落实宪法上人民主权原则,让人民根据自己的意愿,决定改革的方向和改革的程序。执政者在改革面前应该保持谦卑的姿态,对于改革中出 现的问题,应该依法处理,而不是在困难时期实行独裁。

当前中国的执政者应该明白这样的道理:假如要想重新收拾人心,必须首先学会在宪法和法律的框架内依法执政,必须让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重新授权,必须时刻接受人民的检验。假如做不到这一点,那么就不 要贸然推出改革措施,因为这样的改革非但不能取得人民的信任,反而会增加人民的反感。现在,国务院一些部门提出的改革方案,之所以成为千夫所指,根本原因 不在于改革者的出发点错误,而在于这些改革措施没有照顾到方方面面的利益,行政机关"挑动群众斗群众"的改革举措,只能在社会上增加越来越多的混乱。执政者应当重新学会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让人大代表提出各项改革建议和议案,把自己打扮成一个循规蹈矩执行改革决策的角色。假如执政者杀气腾腾,把普通公民 作为改革的对象,那么执政者就是在自掘坟墓。

执政党应该是一个现代文明政党,而不是一个野蛮的独裁政党。执政党内部不能制定残酷的纪律,惩治那些违反党纪党纲的领导干部,而应该在执政党内部,平等对待每一个党员,尊重他们的政治选择。如果政治 理念发生了问题,那么应该主动规劝不同政见者脱离执政团队,而不是杀一儆百,从而在国际社会树立独裁者的形象。

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不能半途而废,不能在触及 到既得利益集团根本利益的时候,偏转方向。改革的终极目标是实现主权在民,改革的路径选择是自下而上,改革的具体模式是完善代表制度,改革的结果是让人民 重新作出政治选择。假如执政者充满自信,不害怕被人民所抛弃,那么从现在开始,就应该着手实现既定的目标;反过来,如果执政者畏首畏尾,害怕改革失去权 力,而偷梁换柱,试图借助于强人政治,控制改革的局面,那么最终的结果很可能是彻底丧失人心。执政者应该三思而后行。







在改革的过程中,没有超然世外万能的上帝,改革必须从政治体制入手。



执政党应该是一个现代文明政党,而不是一个野蛮的独裁政党。执政党内部不能制定残酷的纪律,惩治那些违反党纪党纲的领导干部,而应该在执政党内部平等对待 每一个党员,尊重他们的政治选择。如果政治理念发生了问题,那么应该主动规劝不同政见者脱离执政团队,而不是杀一儆百,从而在国际社会树立独裁者的形象。

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不能半途而废,不能在触及到既得利益集团根本利益的时候,偏转方向。改革的终极目标是实现主权在民,改革的路径选择是自下而上,改革的具体模式是完善代表制度,改革的结果是让人民重新作出政治选择。假如执政者充满自信,不害怕被人民所抛弃,那么从现在开始,就应该着手实现既定的目标;反过来,如果执政者畏首畏尾,害怕改革失去权力,而偷梁换柱,试图借助于强人政治,控制改革的局面,那么最终的结果很可能是彻底丧失人心。

"谁阻挡了河北事业发展,谁让市场主体和人民群众过不去,我们就让他过不去,调整他的位置、摘取他的帽子"。这是在"河北省干部作风建设年动员大会"上,河北省委书记通过电视电话现场直播的讲话。(人民网2009年2月13日石家庄电)假如在过去的岁月,听到这样荡气回肠、感人肺腑的话语,中国公民一定会感激涕零,拍手称快。可是,在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今天,居然还有这样的领导干部,不能不令人感到心惊胆战,直冒冷汗。在互联网络 上,人们可以很容易搜索到类似的话语。湖南为了强制拆迁,县委书记也说过这样的话;在一些地方政府的宣传横幅上,也出现过类似的标语。从表面上来看,党的 一把手,为民做主,敢于碰硬,值得称赞。可是,现代民主早已走过了为民做主的时代,宪法上写明"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试问,作为党的负责人,有什么 资格"调整他的位置,摘取他的帽子"呢?

为民做主,替民做主,是中国历史不同时期特有的政治现象。所谓为民做主,就是把统治者当作牧羊人,而所有的臣民不需要独立的思想,不需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牧羊人决定一切;所谓替民做主,就是在社会 转型时期,民主决策机制尚未完全建立之前,统治者主动放下身段,把自己打扮成国民的代言人,代替人民作出决定。在民族生死存亡的特殊年代,在军事管制时期,替民做主还有一定的合理性。可是,在现代文明社会,如果有人还想要替民做主,那么他必须按照法定的程序,直接征求选民的意见,让选民利用选票为其政 治主张"背书"。在"代议制"民主体制下,为了防止代表滥用权力,各国无不实行定期选举制度,通过公开选举产生代表人,然后由代表人直接与选民发生联系, 听取选民的意见,代表选民作出政治决策。假如领导人不是由全体选民选举产生,领导人作出各项决策不需要征求人民的意见,那么这样的代议制民主,就是虚伪 的民主。

人民群众当家作主,是宪法的既定目标。为了实现这一既定目标。宪法和法律设计了一系列程序规则。不论是联邦制国家的议会制度,还是单一制国家的代表制度,都是通过自下而上的选举,实现人民当家作主。 从各国的政治实践来看,全体公民投票表决制度,只适用于那些关系国家命运的根本性问题,政府不可能事事动员全体公民投票作出决定。所以,少数代表代替全体 公民作出决定,既是现实,也是政治文明发展的必然结果。

在政党政治条件下,执政者在决定国家事项和人 事任免的时候,都必须按照宪法和法律规定的程序,征求选民或者选民代表的意见。假如执政党的负责人可以直接作出决定,而不必征求选民的意见,那么这样的民主不是现代民主,而是打着现代民主的幌子,摆出一幅为民请命的架势,强奸民意的行为。

中国是一个只注重结果而不注重程序的国家,正是这种传统的社会普遍意识,为某些专制思想的生存和发展提供了肥沃的土壤。一些领导人追求实质正义,只要能够让人民群众拍手称快,那么就可以不讲程序, 直接免去某些领导干部的职务。可是这样一来,就会使得整个国家的行政秩序变得异常混乱覧那些基层领导干部,不但要时时处处察言观色,迎合上级领导的趣 味,而且要时时处处观察选民的举动,决不能让选民给上级领导添麻烦,更不能逼迫选民集体造反。正是这种特殊的政治生态,使得一些领导干部习惯于欺上瞒下, 在问题发生之后,不是公开解决问题,而是千方百计地把自己所管辖区域内的问题掩盖起来,避免问题爆发影响自己的仕途,也影响上级领导干部的政治形象。

可以这样说,中国的改革正处在一个非常艰难的 阶段。执政党一方面希望通过亲民举动,重新赢得人民的信赖;另一方面又不得不维持庞大的官僚体制,千方百计地安抚官僚阶层。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下,执政团队内部出现了明星式的政治人物。这些人强悍的作风,既可以争取到一部分民众的支持,提高执政党的公信力,同时也可 以在官僚体制内部产生一种"鲶鱼效应",让那些既得利益者滋生出危机感,主动积极地配合上级领导各项改革。可以这样说,在体制内外各种复杂的利益关系相互 交织、不可调和的情况下,这些政治人物就像一股"黑旋风"。这种中国社会转型时期特有的政治现象,值得中国的历史学家、政治学家、法学家认真研究。

现在人们不禁要问,假如省委书记出现问题,谁来"调整他的位置、摘取他的帽子"?按照惯例,当然应该由中央作出处理。但问题就在于,如果中央决策者出现问题,那么应该由谁来作出处理呢?民主从来都 不是一种至上而下的过程,民主应该是一种自下而上的社会运动。假如依靠少数人铁腕执政,那么改革的结果不是走上民主,而是走向独裁。这是古今中外社会发展反复验证了的政治规律。

有些中国学者提出,中国政治的发展应该"让民 做主",一个"让"字道不尽的辛酸。按照中国的语言表达方式,在"让"的前面,应该有一个高高在上的、主宰全体国民命运的特殊"主体"。这个主体让人民当 家作主。在君主立宪制国家,的确存在着这样一个非常清晰的主体,封建社会的君王被迫让出权力,实现主权在民。所以,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让"人民当家作 主,既是一种历史的描述,同时也是对现行政治结构的高度概括。可是,在中国并不存在这样一个历史阶段,通过暴力革命取得政权之后,执政党一直强调人民当家 作主,所以所有的人民早已成为执政者,在人民之外,不存在特殊利益主体"让"人民当家作主。历史的吊诡之处就在于,当我们分析执政者讲话的时候,就会在 不知不觉间进入到封建社会特殊的政治语境之中,把执政者描绘成为封建社会的君王。这是一种历史的错觉,也是一种错误的逻辑思维定势。实现人民当家作主,不是让某个既得利益集团,将权力重新让渡给公民,而是由公民真正行使宪法上的权利。在这样的政治变革中,既得利益集团既没有话语权,也没有规则的制定权,更没有按照规则作出处罚的权力。假如执政者把自己打扮成正义的化身,义正辞严,强烈谴责执政团队内部的尸位素餐者,那么就会形成一种非常怪异的局面覧批判他人的执政者,恰恰是应该接受批判的既得利益者。所以,中国的改革必须从观念改革入手,不要被某些清官或者气势汹汹的独裁者所蒙蔽,而应该珍视宪法上的权利,真正实现人民主权。

中国的革命历史就是一个城头变幻大王旗的历 史。几千年来的农民起义和封建革命,实际上是不断地建立集权制国家的历史过程。按照某些历史学家的说法,所谓封建,就是分封土地,建立诸侯体制。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历史从秦代统一中国之后,就已经不再是封建国家,周代形成的封建制度早已彻底消亡。中国的改革就是不断地争夺国家的最高权力的运动,在每一次改革之前,改革者或者革命者总是向国民作出庄严的承诺,但到头来,这些承诺都成为水中月镜中花。中国人不可能一次又一次接受欺骗,所以中国的改革再也 不能走回头路,而应该从还权于民着手,让人民运用手中的选票,一步一步地重新建立国家政权。只有这样,才能防止人民的权利被掏空,也只有这样,才能防止少 数既得利益集团打着为民请命的幌子,党同伐异,排斥异己。

当然,笔者必须说明的是,我对河北省委书记没 有任何政治上的偏见,相反地能够在一个如此重要的场合,公开表达自己的政治观点,需要承担巨大的政治风险。笔者对他的政治勇气和胆量表示钦佩,但是,对 其话语中所流露出来的政治理念,表示一点点不同的意见。在政治清明的时代,没有一个人可以为选民做主;而在百弊丛生的时代,则需要铁腕人物。或许,在那种 特殊的政治时期和政治环境之中,他必须以自己的政治生命为赌注,果断决策,力挽狂澜,但是,我们希望这样的局面能够尽快结束。

马克思在考察了西方国家的议会制度之后,早在100多年前就曾经对某些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官老爷进行了辛辣的批判。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的执政党,应该把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作为教育领导干部的读本,应该了解马克思当年所担忧的政治问题,决不能让历史的悲剧重演。

中国的政治改革正在循序渐进,可是这场改革的危险性就在于,当改革触及到决策者自身利益的时候,改革就会止步不前。假如书记可以随意任免党政官员,那么改革很快就会出现新的错误导向覧凡是书记赞同的改革就会持续下去,凡是书记反对的改革就会徘徊不前。中国30年 改革之所以出现严重的变形,在某些领域甚至出现彻底异化的现象,与改革的策略和手段直接相关。正是由于我们过分信赖某些执政者,甚至赋予他们生杀予夺的大权,结果导致改革忽上忽下,忽左忽右,大起大落,给普通民众带来无穷无尽的灾难。改革的制度化设计,需要首先澄清下列问题覧改革的终极目的是什么?谁才 是改革的最终决策者?假如改革者自己置身度外,君临天下,指点江山,那么,改革必然会出现方向性的错误。在改革的过程中,没有超然世外万能的上帝,改革必须从政治体制入手,首先落实宪法上人民主权原则,让人民根据自己的意愿,决定改革的方向和改革的程序。执政者在改革面前应该保持谦卑的姿态,对于改革中出 现的问题,应该依法处理,而不是在困难时期实行独裁。

当前中国的执政者应该明白这样的道理:假如要想重新收拾人心,必须首先学会在宪法和法律的框架内依法执政,必须让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重新授权,必须时刻接受人民的检验。假如做不到这一点,那么就不 要贸然推出改革措施,因为这样的改革非但不能取得人民的信任,反而会增加人民的反感。现在,国务院一些部门提出的改革方案,之所以成为千夫所指,根本原因 不在于改革者的出发点错误,而在于这些改革措施没有照顾到方方面面的利益,行政机关"挑动群众斗群众"的改革举措,只能在社会上增加越来越多的混乱。执政者应当重新学会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让人大代表提出各项改革建议和议案,把自己打扮成一个循规蹈矩执行改革决策的角色。假如执政者杀气腾腾,把普通公民 作为改革的对象,那么执政者就是在自掘坟墓。

执政党应该是一个现代文明政党,而不是一个野蛮的独裁政党。执政党内部不能制定残酷的纪律,惩治那些违反党纪党纲的领导干部,而应该在执政党内部,平等对待每一个党员,尊重他们的政治选择。如果政治 理念发生了问题,那么应该主动规劝不同政见者脱离执政团队,而不是杀一儆百,从而在国际社会树立独裁者的形象。

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不能半途而废,不能在触及 到既得利益集团根本利益的时候,偏转方向。改革的终极目标是实现主权在民,改革的路径选择是自下而上,改革的具体模式是完善代表制度,改革的结果是让人民 重新作出政治选择。假如执政者充满自信,不害怕被人民所抛弃,那么从现在开始,就应该着手实现既定的目标;反过来,如果执政者畏首畏尾,害怕改革失去权 力,而偷梁换柱,试图借助于强人政治,控制改革的局面,那么最终的结果很可能是彻底丧失人心。执政者应该三思而后行。







在改革的过程中,没有超然世外万能的上帝,改革必须从政治体制入手。



执政党应该是一个现代文明政党,而不是一个野蛮的独裁政党。执政党内部不能制定残酷的纪律,惩治那些违反党纪党纲的领导干部,而应该在执政党内部平等对待 每一个党员,尊重他们的政治选择。如果政治理念发生了问题,那么应该主动规劝不同政见者脱离执政团队,而不是杀一儆百,从而在国际社会树立独裁者的形象。

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不能半途而废,不能在触及到既得利益集团根本利益的时候,偏转方向。改革的终极目标是实现主权在民,改革的路径选择是自下而上,改革的具体模式是完善代表制度,改革的结果是让人民重新作出政治选择。假如执政者充满自信,不害怕被人民所抛弃,那么从现在开始,就应该着手实现既定的目标;反过来,如果执政者畏首畏尾,害怕改革失去权力,而偷梁换柱,试图借助于强人政治,控制改革的局面,那么最终的结果很可能是彻底丧失人心。

"谁阻挡了河北事业发展,谁让市场主体和人民群众过不去,我们就让他过不去,调整他的位置、摘取他的帽子"。这是在"河北省干部作风建设年动员大会"上,河北省委书记通过电视电话现场直播的讲话。(人民网2009年2月13日石家庄电)假如在过去的岁月,听到这样荡气回肠、感人肺腑的话语,中国公民一定会感激涕零,拍手称快。可是,在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今天,居然还有这样的领导干部,不能不令人感到心惊胆战,直冒冷汗。在互联网络 上,人们可以很容易搜索到类似的话语。湖南为了强制拆迁,县委书记也说过这样的话;在一些地方政府的宣传横幅上,也出现过类似的标语。从表面上来看,党的 一把手,为民做主,敢于碰硬,值得称赞。可是,现代民主早已走过了为民做主的时代,宪法上写明"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试问,作为党的负责人,有什么 资格"调整他的位置,摘取他的帽子"呢?

为民做主,替民做主,是中国历史不同时期特有的政治现象。所谓为民做主,就是把统治者当作牧羊人,而所有的臣民不需要独立的思想,不需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牧羊人决定一切;所谓替民做主,就是在社会 转型时期,民主决策机制尚未完全建立之前,统治者主动放下身段,把自己打扮成国民的代言人,代替人民作出决定。在民族生死存亡的特殊年代,在军事管制时期,替民做主还有一定的合理性。可是,在现代文明社会,如果有人还想要替民做主,那么他必须按照法定的程序,直接征求选民的意见,让选民利用选票为其政 治主张"背书"。在"代议制"民主体制下,为了防止代表滥用权力,各国无不实行定期选举制度,通过公开选举产生代表人,然后由代表人直接与选民发生联系, 听取选民的意见,代表选民作出政治决策。假如领导人不是由全体选民选举产生,领导人作出各项决策不需要征求人民的意见,那么这样的代议制民主,就是虚伪 的民主。

人民群众当家作主,是宪法的既定目标。为了实现这一既定目标。宪法和法律设计了一系列程序规则。不论是联邦制国家的议会制度,还是单一制国家的代表制度,都是通过自下而上的选举,实现人民当家作主。 从各国的政治实践来看,全体公民投票表决制度,只适用于那些关系国家命运的根本性问题,政府不可能事事动员全体公民投票作出决定。所以,少数代表代替全体 公民作出决定,既是现实,也是政治文明发展的必然结果。

在政党政治条件下,执政者在决定国家事项和人 事任免的时候,都必须按照宪法和法律规定的程序,征求选民或者选民代表的意见。假如执政党的负责人可以直接作出决定,而不必征求选民的意见,那么这样的民主不是现代民主,而是打着现代民主的幌子,摆出一幅为民请命的架势,强奸民意的行为。

中国是一个只注重结果而不注重程序的国家,正是这种传统的社会普遍意识,为某些专制思想的生存和发展提供了肥沃的土壤。一些领导人追求实质正义,只要能够让人民群众拍手称快,那么就可以不讲程序, 直接免去某些领导干部的职务。可是这样一来,就会使得整个国家的行政秩序变得异常混乱覧那些基层领导干部,不但要时时处处察言观色,迎合上级领导的趣 味,而且要时时处处观察选民的举动,决不能让选民给上级领导添麻烦,更不能逼迫选民集体造反。正是这种特殊的政治生态,使得一些领导干部习惯于欺上瞒下, 在问题发生之后,不是公开解决问题,而是千方百计地把自己所管辖区域内的问题掩盖起来,避免问题爆发影响自己的仕途,也影响上级领导干部的政治形象。

可以这样说,中国的改革正处在一个非常艰难的 阶段。执政党一方面希望通过亲民举动,重新赢得人民的信赖;另一方面又不得不维持庞大的官僚体制,千方百计地安抚官僚阶层。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下,执政团队内部出现了明星式的政治人物。这些人强悍的作风,既可以争取到一部分民众的支持,提高执政党的公信力,同时也可 以在官僚体制内部产生一种"鲶鱼效应",让那些既得利益者滋生出危机感,主动积极地配合上级领导各项改革。可以这样说,在体制内外各种复杂的利益关系相互 交织、不可调和的情况下,这些政治人物就像一股"黑旋风"。这种中国社会转型时期特有的政治现象,值得中国的历史学家、政治学家、法学家认真研究。

现在人们不禁要问,假如省委书记出现问题,谁来"调整他的位置、摘取他的帽子"?按照惯例,当然应该由中央作出处理。但问题就在于,如果中央决策者出现问题,那么应该由谁来作出处理呢?民主从来都 不是一种至上而下的过程,民主应该是一种自下而上的社会运动。假如依靠少数人铁腕执政,那么改革的结果不是走上民主,而是走向独裁。这是古今中外社会发展反复验证了的政治规律。

有些中国学者提出,中国政治的发展应该"让民 做主",一个"让"字道不尽的辛酸。按照中国的语言表达方式,在"让"的前面,应该有一个高高在上的、主宰全体国民命运的特殊"主体"。这个主体让人民当 家作主。在君主立宪制国家,的确存在着这样一个非常清晰的主体,封建社会的君王被迫让出权力,实现主权在民。所以,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让"人民当家作 主,既是一种历史的描述,同时也是对现行政治结构的高度概括。可是,在中国并不存在这样一个历史阶段,通过暴力革命取得政权之后,执政党一直强调人民当家 作主,所以所有的人民早已成为执政者,在人民之外,不存在特殊利益主体"让"人民当家作主。历史的吊诡之处就在于,当我们分析执政者讲话的时候,就会在 不知不觉间进入到封建社会特殊的政治语境之中,把执政者描绘成为封建社会的君王。这是一种历史的错觉,也是一种错误的逻辑思维定势。实现人民当家作主,不是让某个既得利益集团,将权力重新让渡给公民,而是由公民真正行使宪法上的权利。在这样的政治变革中,既得利益集团既没有话语权,也没有规则的制定权,更没有按照规则作出处罚的权力。假如执政者把自己打扮成正义的化身,义正辞严,强烈谴责执政团队内部的尸位素餐者,那么就会形成一种非常怪异的局面覧批判他人的执政者,恰恰是应该接受批判的既得利益者。所以,中国的改革必须从观念改革入手,不要被某些清官或者气势汹汹的独裁者所蒙蔽,而应该珍视宪法上的权利,真正实现人民主权。

中国的革命历史就是一个城头变幻大王旗的历 史。几千年来的农民起义和封建革命,实际上是不断地建立集权制国家的历史过程。按照某些历史学家的说法,所谓封建,就是分封土地,建立诸侯体制。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历史从秦代统一中国之后,就已经不再是封建国家,周代形成的封建制度早已彻底消亡。中国的改革就是不断地争夺国家的最高权力的运动,在每一次改革之前,改革者或者革命者总是向国民作出庄严的承诺,但到头来,这些承诺都成为水中月镜中花。中国人不可能一次又一次接受欺骗,所以中国的改革再也 不能走回头路,而应该从还权于民着手,让人民运用手中的选票,一步一步地重新建立国家政权。只有这样,才能防止人民的权利被掏空,也只有这样,才能防止少 数既得利益集团打着为民请命的幌子,党同伐异,排斥异己。

当然,笔者必须说明的是,我对河北省委书记没 有任何政治上的偏见,相反地能够在一个如此重要的场合,公开表达自己的政治观点,需要承担巨大的政治风险。笔者对他的政治勇气和胆量表示钦佩,但是,对 其话语中所流露出来的政治理念,表示一点点不同的意见。在政治清明的时代,没有一个人可以为选民做主;而在百弊丛生的时代,则需要铁腕人物。或许,在那种 特殊的政治时期和政治环境之中,他必须以自己的政治生命为赌注,果断决策,力挽狂澜,但是,我们希望这样的局面能够尽快结束。

马克思在考察了西方国家的议会制度之后,早在100多年前就曾经对某些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官老爷进行了辛辣的批判。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的执政党,应该把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作为教育领导干部的读本,应该了解马克思当年所担忧的政治问题,决不能让历史的悲剧重演。

中国的政治改革正在循序渐进,可是这场改革的危险性就在于,当改革触及到决策者自身利益的时候,改革就会止步不前。假如书记可以随意任免党政官员,那么改革很快就会出现新的错误导向覧凡是书记赞同的改革就会持续下去,凡是书记反对的改革就会徘徊不前。中国30年 改革之所以出现严重的变形,在某些领域甚至出现彻底异化的现象,与改革的策略和手段直接相关。正是由于我们过分信赖某些执政者,甚至赋予他们生杀予夺的大权,结果导致改革忽上忽下,忽左忽右,大起大落,给普通民众带来无穷无尽的灾难。改革的制度化设计,需要首先澄清下列问题覧改革的终极目的是什么?谁才 是改革的最终决策者?假如改革者自己置身度外,君临天下,指点江山,那么,改革必然会出现方向性的错误。在改革的过程中,没有超然世外万能的上帝,改革必须从政治体制入手,首先落实宪法上人民主权原则,让人民根据自己的意愿,决定改革的方向和改革的程序。执政者在改革面前应该保持谦卑的姿态,对于改革中出 现的问题,应该依法处理,而不是在困难时期实行独裁。

当前中国的执政者应该明白这样的道理:假如要想重新收拾人心,必须首先学会在宪法和法律的框架内依法执政,必须让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重新授权,必须时刻接受人民的检验。假如做不到这一点,那么就不 要贸然推出改革措施,因为这样的改革非但不能取得人民的信任,反而会增加人民的反感。现在,国务院一些部门提出的改革方案,之所以成为千夫所指,根本原因 不在于改革者的出发点错误,而在于这些改革措施没有照顾到方方面面的利益,行政机关"挑动群众斗群众"的改革举措,只能在社会上增加越来越多的混乱。执政者应当重新学会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让人大代表提出各项改革建议和议案,把自己打扮成一个循规蹈矩执行改革决策的角色。假如执政者杀气腾腾,把普通公民 作为改革的对象,那么执政者就是在自掘坟墓。

执政党应该是一个现代文明政党,而不是一个野蛮的独裁政党。执政党内部不能制定残酷的纪律,惩治那些违反党纪党纲的领导干部,而应该在执政党内部,平等对待每一个党员,尊重他们的政治选择。如果政治 理念发生了问题,那么应该主动规劝不同政见者脱离执政团队,而不是杀一儆百,从而在国际社会树立独裁者的形象。

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不能半途而废,不能在触及 到既得利益集团根本利益的时候,偏转方向。改革的终极目标是实现主权在民,改革的路径选择是自下而上,改革的具体模式是完善代表制度,改革的结果是让人民 重新作出政治选择。假如执政者充满自信,不害怕被人民所抛弃,那么从现在开始,就应该着手实现既定的目标;反过来,如果执政者畏首畏尾,害怕改革失去权 力,而偷梁换柱,试图借助于强人政治,控制改革的局面,那么最终的结果很可能是彻底丧失人心。执政者应该三思而后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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