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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度自杀的一级警督(之一)
张先痴(四川)



他又大吼一声,整个山林似在震颤:我叫你朝这里打!他的食指能   摸到自己的心脏在急速地跳动。


                                                   
1965年,我背负着十八年有期徒刑的冤假错案,从四川西部平原上的万家煤矿调到了大凉山里的雷马屏农场,这座严密封闭在彝族聚居区里的大型劳改农场,正从四川省内星罗棋布的各式劳改队中调来一批又一批反改造分子,在这个远离现代文明的蛮荒之地,任无产阶级专政的铁蹄肆意践踏蹂躏。来到农场的当夜,监管狱吏便对着这批新调来的反改造分子宣称:在你们没长出翅膀之前,休想穿过四周的原始森林逃离

劳改犯中被称为反改造分子的犯人多种多样,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便是越狱逃跑者,而我正是因为从劳教队越狱逃跑,被捕回后以叛国投敌罪判刑的重刑犯。狱吏对企图越狱者发出的警告似乎在威胁我,我下意识地对同时听这句豪言壮语的新犯们扫视了一番,发现从西昌黄连关监狱调来的犯群中,正有一位戴眼镜的犯兄在扫视中锁定了我脸上的这副眼镜,在我俩眼光碰撞的一刹那,我分明看见他的唇边闪过了一丝会心的微笑,它释放的善意勿庸置疑,我也用同样的笑容向他作了回应。应该特别说明的是,在人人自危的劳改队里,没有人敢握手、更没有人敢于拥抱,唯独政治犯和政治犯之间才可能泛出这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微笑,还真像从人性荒漠里流出的一汪滋润心田的清泉。

就这样开始了我和这位姓黄名伦的犯兄之间的交往,其时间持续至今已达四十三年之久。五年前,我在写《格拉古轶事》这本劳改回忆录时,涉及到他的章节曾多次出现,因而我几度征求他的意见,希望能象书中其他角色一样,尽量使用真名实姓,每次他都以统治者的奸诈和残忍是无法估量的而婉言拒绝。直到三个月前,从他七十五岁生日的饭局上退席回家前,他才紧握着我的手轻松自如地说:黄伦这个被你错爱了几十年的名字今天就送给你啦,看来他已授权我写写他的故事。

我和这位踏破铁鞋无觅处的密友有太多的近似之处,我俩年龄近似,他只比我大十个月;学历近似,1949年时,我俩都是高中学生;虽然我的家庭出身被称为反动官僚,他家被斗成地主,二者似有差异,但在中共戴着的有色眼镜看去,却像一对罪该万死的剥削阶级双胞胎;在兴趣爱好方面,我俩都是虔诚的文学门徒,虽然我爱读翻译作品,他却专攻古典文学特别是诗词歌赋;他会拉小提琴,我爱弹手风琴

更令人称奇的是,天各一方的我俩,各自在十六、七岁时,几乎同时受中共地下党的蒙骗,以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都怀着天真的爱国主义情怀,误入歧途般先后参加了名为解放军、实为中共党卫军设立的军事院校,而且都隶属于西南军区直属队,只不过他学了医,而我却学了无线电,其实专业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其间我俩都参加了挂羊头卖狗肉的青年团;更让人叹为观止的是1957年,素昧平生的我俩,竟鬼。

使神差地同时中了毛泽东的阳谋,还真像遥相呼应般参与了鸣、放,乃至一同被中共反咬一口,诬之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并双双获得极右的最高峰值,最终一网打尽;1958年,我被判处管制五年送劳动教养,他却破记录地一步到位直接判刑投入劳改,可誉为捷足先登的先行者;他年龄虽比我长了将近一岁,似乎为了补偿而让他的刑期比我少了一年。如果说冥冥之中真有什么神灵,这神灵对我和他是一碗水端平了的。

黄伦是四川省潼南县人,虽然他出身在地主家庭,但他并没有因这个出身而改变他人人生而平等的朴素价值观,他勤奋好学,从未企求过不劳而食的寄生生活。刚进入部队,便将他调到卫生队学护理,开学不久,在对学员进行的一次文化考试中,黄伦名列第一,这个成绩证明他在高中念书时就是一个品学兼优的好学生。原来此番文化考核也只是为军区新成立的军医大学招募学员而举行,榜上有名的黄伦在军医大学里如饥似渴地吸取着医学知识的丰厚营养,由于学业成绩优异,他立了个三等功。在那次西南军区直属队召开的庆功大会上,我也是英模代表之一,我也同样立了三等功.当然我们互不相识,却一同证实了,我们当年是多么弱智地任阴谋家摆弄。

1954年,这时的黄伦应该被称作黄医生了,他从军医大学毕业后,分配到十八军也就是西藏军区,在拉萨的军区医院里当五官科医生。同年秋季,十九岁的达赖喇嘛赴北京,到任不久的黄伦医生调去当了随团医生,来到成都经过短暂休整,不作任何解释便告知黄伦中止随团北上,这对当年把去北京视为朝圣的迷信者来说,几乎是当头一棒,肝火正旺的年轻医生气愤之极。此时,恰逢黄伦的母亲病逝,他要求请假返乡奔丧未被批准,反而批评他是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黄医生再也无法忍受,一气之下,拒绝返回西藏军区,僵持数月之后,组织上将他临时安排到中建四公司,在该公司在成都的一个内部门诊部上班。这个公司是专门为修建所谓苏联援华的156项大型工程而设立,在成都它有庞大的建筑队伍。无奈之下,黄伦开始在曹家巷的门诊部上班。

今天,大陆的中国人多已熟悉了共产党整人的手法,黄伦医生所遭遇的正是这一手法的熟练运用。此番被党组织判定的极端个人主义发展到与组织对抗,特别是一把手找他谈话时所表现的目无领导更犯了极权统治的大忌,类似言行,通过年终鉴定已一一记入个人档案。毛时代巧立名目的各种运动,正是为整肃他们认定的异己分子的大好时机,也难怪号召帮助党整风一开始,黄伦医生周围的相关领导人,个个都一改高高在上的常态,戴上一副礼贤下士的假面具,要求黄伦医生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黄伦这位一贯以眼睛里夹不得砂子而自诩的眼科医生,不仅对一切他认定的坏人坏事嫉恶如仇,对一切给他扣大帽子,漫无边际的上纲上线的意见也同样嫉恶如仇。以致他与那几个所谓的积极分子的对立斗争一天比一天更尖锐更激烈,甚至辱骂甚至动手动脚。在一次互不相让的斗争会上,一位暴跳如雷的外科医生一记响亮的耳光抽伤了黄伦视为比生命更重要的尊严,被激怒的五官科医生一击直拳命中对方鹰钩鼻,顿时血流如注。在政治运动高潮中,这就叫右派阶级敌人对革命群众的疯狂反扑。两天后,党委决定紧急召开公捕大会,对行凶报复的现行反革命分子黄伦来了个当场逮捕。

成都市的宁夏街看守所又名四大监,从清王朝而民国而中共已有百多年历史,这所赫赫有名的监狱关押过的犯人林林总总。但1957年9月18日,以现行反革命名义囚入的犯人黄伦,才为该监狱新增了右派分子这一前无古人的崭新品种,不到一年,黄伦案已审理终结并提起了公诉。按中共办案常规,黄伦的判决书早已拟就,只准备在一个节日前夕,召开具有轰动效应的公判大会,以获得鼓革命群众正气,压阶级敌人歪风之效果。

1958年毛泽东头脑发热,发动全民大炼钢铁超英赶美,作为已经结案只等宣读判决书的在押犯人黄伦,也被调到汶川铁矿去参加小高炉放高产卫星,在荷枪实弹的看守兵押解下,强迫每个犯人用背蔸背负近百斤的铁矿石,在崎岖的羊肠小道上艰难地搬运。象黄伦这个生平只当过学生和医生两种角色的人,可谓难上加难,而且以大跃进的名义加班加点夜以继日,犯人们体力的耗损已近极限。尤其令黄伦痛心疾首的是,这明摆着的所谓小高炉土法炼钢,纯粹违反科学违背常理的瞎胡闹,竟能在全国畅通无阻,足见反右运动中,将敢说真话者扔进地狱以后,任独裁暴君怎样倒行逆施、胡作非为,再也没人敢说一个不字。长此以往,我们这个多灾多难的民族又将何以自救?想到这里,黄伦心如刀绞。  

第二天出工时,犯人们背着空背篼翻山越岭,一字长蛇阵前往生产矿石的工地,行进中突然有人高叫:有人跳岩啦!有人跳岩啦!原本没精打彩的人群象突然中了魔似的紧张起来,犯人们一个个伸长脖子朝岩下看去,但除了缭绕在山林中的晨雾以外却什么也看不见。这时传来命令:全体犯人不再上工,立即返回工棚!--狱吏们迫切地想知道跳岩的犯人究竟是谁?

真说不准跳岩的黄伦是运气好或者是不好,岩间一棵仁慈的树搂住了他清瘦的身躯。  气极败坏的黄伦只得缓缓地走下山岩,双脚刚刚站定,便听对面传来吼声:不准动!接着是拉动枪栓的声音。当过兵的黄伦当然知道这意味着什么,他的反应让这名嘴上无毛的小兵目瞪口呆,黄伦用双手拉开他劳改服的前襟,用他那只多次拿过手术刀的右手,伸出食指准确地指向心脏部位,对十步开外前面的小兵说:朝这里打。没听见枪响也没有中弹的感觉,紧接着他又大吼一声,整个山林似在震颤:我叫你朝这里打!他的食指能摸到自己的心脏在急速地跳动。小兵没有开枪,并非他舍不得那一粒子弹,而是他分明看见黄伦身后的两名同伙,已经伸出了抓捕的手,他怕误伤了他们。

被捕的黄伦并没有押回汶川铁矿,以免对放高产卫星带来恶劣影响,而是直接将他捆绑回原单位宁夏街看守所。黄伦不仅是这所监狱关押的第一个右派分子,而且是关押在这所监狱里的犯人中,独一无二的在一个月内收到两张判决书的连中二元的幸运儿。前一张判决书以反革命行凶打人罪判刑十二年,---二十天后,监狱里召开宣判大会,五花大绑的黄伦又收到一张判决书,称黄犯思想极端反动,一贯抗拒改造,越狱逃跑,加刑五年。一位省公安厅的头目用一口陕西腔作总结说:老子在延安就管过犯人,还没见过哪个犯人对着枪口叫往胸口上打,看他这嚣张劲,是老子非一枪崩了你这臭知识分子不可。

黄伦很快离开了宁夏街看守所,当然并非怕挨老子的那一枪,而是奉命调动。因为看守所毕竟只是关押、审讯和宣判犯人的单位,而不是劳改犯正式服刑的工厂和农场。黄伦被调到边远山区的石棉县,那里有一座由劳改犯们开采的新康石棉矿,从新康石棉矿专程来成都接收新犯的一位高姓狱吏,阴差阳错的曾经让当年的黄伦医生作过手术,他一眼就认出了黄犯脸上的那副眼镜,到石棉矿以后,还没下到车间,黄伦就直接分配去了矿部医院。

劳改犯当医生虽然不像在矿井下那样劳累并承担安全风险,但却得背着双重人格的沉重包袱走钢丝,一方面是救死扶伤的道义责任,另一方面是任人呵斥使唤的奴隶处境,是在恶意挑剔下出不得半点差错的危险份子。才干半个月,黄伦早已厌烦了这人不人、鬼不鬼的劳改工种。一天,黄伦正在门诊上给三车间的一个司务长诊断眼病,突然住院部主任在过道上大叫:黄伦,你过来!这位高人一等的主任,一贯以奴隶主的心态在医院里趾高气扬威风八面,而黄伦此时刚刚给司务长作了散瞳,按医疗常规此时医生不能放下病人不管,便没有马上过去,几分钟后,主任气势汹汹地跑过来怒斥黄伦:我叫你为什么不动?黄伦据理力争:我刚给病人散了瞳走不开,那主任知道黄伦的理由正当,但早已养成一呼百诺恶习的主任还是扔给黄伦一句:我看你又在翘尾巴了!

当年中国大陆的所谓革命者,在侮辱知识份子时,最尖刻也是使用频率最高的词汇便是翘尾巴三个字。几分钟后,气呼呼的黄伦站在主任面前说:你是人,我也是人,如果人类还有尾巴,你也摸摸你屁股看有没有尾巴。一贯盛气凌人的主任绝对没想到会有犯人敢于对抗他的侮辱,便猛地从藤椅上站起,扬起手臂,狠狠地抽了黄伦一记耳光连眼镜也被打飞,忍无可忍的黄伦一击当胸重拳将主任打到墙璧上靠着,回身冲向自己的诊断室,刚好有20毫升阿托品倒进嘴里,咕嘟嘟地吞下了这足以毒死十条水牛的剂量,然后拴好了房门。

主任涨红着脸手提一根麻绳,叫了两个助手,准备把黄犯捆个死去活来,掀开门却看见倒在地上早已昏死的黄伦,又看见阿托品的空瓶,他只得咬牙切齿地对助手下令:给他洗胃。接着又叽叽咕咕地自言自语地自我膨胀:等醒过来老子再收拾他。

在狱吏任意践踏犯人的劳改队,犯人对狱吏的打罚还手绝对属于头版头条的特大新闻,一夜之间,黄伦在石棉矿的犯人心目中成了一个抗暴英雄,这个英雄典型的存在,客观上对狱吏的威风带来不利影响。正在矿部考虑怎样重处这个视死如归的反改造分子的时候,设在西昌的黄连关监狱来石棉矿调犯人。黄连关是一座专门关押重刑犯的人间地狱:让那里的同志来收拾你。石棉矿的狱吏们这样想,同时也没忘记,在两个单位交接犯人时,把黄伦的嚣张气焰作为个案特别向黄连关来接犯人的狱吏作了一番交代。

和劳改队打过交道的人都知道,有一个现象发人深思:千方百计蹂躏犯人的狱吏中,常常是那些所谓家庭出身不好,或者有某种历史问题的人心术最坏、下手也最狠毒。或许他们心头有鬼,随时随地防范有人在监视他是否同情阶级敌人?因而他们故作姿态,夸大自己对敌斗争的坚定性,以期得到组织上的赞许,为自己日后捞到什么油水奠定基础。

黄伦调到黄连关以后,遇到的正是这位既踌躇满志又幻得幻失的王分队长,在等级森严的极权国家,仅仅只管三个犯人班组的分队长是狱吏中级别最低的。可见这位出身二流子又当过一年伪乡丁的起码官,这个年龄已三十开外的他,在仕途上也并非像他渴求地那样顺畅,他也是到石棉矿押解犯人的狱吏之一。这个背着中共建政前的历史包袱的昔日二流子,对黄伦的反改造劣迹已牢记在心,不排除正是他回黄连关监狱后,刻意把这个死硬分子编在自己的治下,以便创造机会向组织上展示他收拾犯人的才华。

打从黄伦正式编入他治下的这个分队开始,不论班组开会或者全分队开会,只要有黄伦在听众圈内,王分队长必会讲话,讲话中也必会含沙射影的涉及黄伦,尽其所能地对黄犯敲敲打打。例如他说:你们中那几个反革命气焰嚣张的家伙,竟敢对干部行凶,我看他是活得不耐烦了。或者说:有人想自杀,用他那一文不值的狗命去对抗我们对他的改造。还这样说:我要警告你们中的死硬分子,再不回头,必然只有死路一条。说这类话时,他那双三角眼死死地盯住黄伦的身上。黄伦对王分队长的来者不善也早有察觉,他认定这属于狱吏们的职业病,只要他们不过分。黄伦说:我可以给任何一个想往上爬的人当垫脚石,但只能用来垫着往上爬,而绝不能踩着它拉屎拉尿。

王分队长所管辖的是一个专种蔬菜的分队,劳动的地区是监狱周边的蔬菜地。这里没有山岩可跳,也没有阿托品可吞服,中国人最普及的悬梁自缢,在随时随地相互监督的犯人群体中,黄伦既便要自杀也无隙可乘。似乎暂时搁置了自杀的念头,但这并不意味着黄伦对他的生存现状有了某种认同。

共产党离不开运动,恰似酒鬼离不开酒精的刺激,这个特点不论在社会生活中或者在劳改队都别无二致。中共发动的种种运动,说到底也只是为了消灭异己力量,每次运动所打击的对象许多都关进了劳改队,这意味着对统治者而言,已经达到了他们开展运动的目的,只需以改造的名义将他们囚禁起来,剥夺其活动能力便万事大吉了。劳改队每年雷打不动地都要开展半年大评和年终总评两次运动,分别在年中和年尾开展,以利对这些异己分子进行更有效的监管。其监管过程便是分管狱吏们大显身手的大好机会。王分队长今年手下有了黄伦这个罪证确凿的反改造典型,不愁运动不会开展得有声有色热火朝天。

正在进行的年终总评运动很快地进入揭发批斗阶段,此前王分队长在犯人中已作了足够的铺垫,队上那几个想立功减刑的所谓积极份子,早已在下面磨拳擦掌蠢蠢欲动。单说那晚已是斗争黄伦的第三晚,前两次都是无功而返草草收兵。今夜,斗争者和被斗者的耐心都已接近底线,再不动刑加温,黄伦的反改造气焰很可能压不下去,王分队长的能耐又何以显示出来?

学习会主持人王分队长作了简短讲话以后,便直奔主题,让黄伦补充交代他反省的结果,并要他不再重复前两晚已交代过的问题。内心已厌烦至极的黄伦简单地说:我没啥新问题可以补充。这个简称为关门的回答似乎激起那几个真假积极分子的真假愤怒。有一个去年减过两年刑的劳改积极份子冲到黄伦面前,指手划脚地说:昨晚我揭发了你几句反动言论,今天早上出工时,我走在你前面,听见你在我身后唱了一句山中老虎都见过,哪怕你这一条狗,你分明是在骂我!这句歌词本是当年尽人皆知的电影《刘三姐》中的一句唱词,有几个曾经被狗咬过的犯人在窃笑,黄伦假装没看见。只回头问王队长:我现在可以回答他的问题吗?王分队长傲慢地作不屑一顾状,没表示反对。黄伦说:我没有骂你,你分明是长着两支脚的人,就不该怀疑自己是条四支脚的狗。这时王分队长捏紧了拳头,向狗使了个眼色,狗按规定喊了声报告,随即离开了学习室。

中共称其劳改方针是劳动改造与思想改造相结合,规定犯人每晚都得学习两小时,其学习内容说到实处就是犯人间相互揭发、批判、斗争,因为它有利于共产党对敌斗争的分化瓦解政策,狱吏们嘲笑称这是狗咬狗,似乎也符合制定政策者的初衷。这两小时中的最后三十分钟,犯人们私下称之为血腥三十分。因为此时已接近熄灯就寝时间,而捆绑吊打的压轴戏通常从这时开演,事实上把一个活人整到半死,三十分钟已经足够,明天毕竟还得出工,还需要与劳动改造相结合。

狗返回学习室时,有一个假积极正对着黄伦装模作样地扣着大帽子。狗提着一卷麻纯大摇大摆地走到黄伦背后,示威似的扬了扬这根质地上乘的麻绳,对黄伦说:把棉衣脱下来!经验早已告诉了黄伦,这时的抗争除了徒增皮肉之苦外不会有任何意义,便脱下了棉衣。这种用勒进肌肉的绳索来阻断血液流通的刑罚,给受刑者带来的疼痛感岂止是锥心刺骨四字了得。穿一件薄薄的单衣与穿一件厚厚的棉衣相比较,穿单衣者的肌肉更容易被紧捆的麻绳嵌入,才更能体现中共自诩的对劳改犯进行大力挽救的力度。这种在劳改队普及度最高的酷刑,被犯人称作挨绳子,中国大陆的劳改犯百分之九十五以上都被专政机器用这种酷刑挽救过,唯一的区别只是被捆绑时间的长短和感受到的疼痛程度的深浅。我无法描述四十四年前黄伦那晚被捆的感受,只是虽然经过漫长岁月的新陈代谢,至今在黄伦那苍老的胳膊上还留着那绳绳咬过的伤痕,它已变成几圈黑碣色的疤痕,它们能告诉你什么叫苦难深重。

王分队长站在门口吹响了下学习的哨音,犯人们打着哈欠提着小板凳向寝室走去,学习室内只剩下捆着的黄伦和站在门边的王分队长。在四下无人的环境里,王分队长叼着香烟踱到黄伦面前,张牙舞爪地现出他二流子的本来面目,挑衅地向黄伦发问:你信不信老子们捆你龟儿子一个通宵?受辱的黄伦早已横了心,直接借用二流子的骯脏词汇回答说:你龟儿子最好把老子们捆死,老子好变鬼来找你算账。长期被劳改犯娇生惯养的昔日二流子,哪里受得了黄伦的平等对抗,他对着黄伦的腹部猛揍一拳,接着骂骂咧咧地吼道:你给老子们等倒!说着就冲向了保管室。

此刻,已是深夜时分,气得脸红筋胀的前二流子拿着一根粗麻绳走了回来。经验早已告诉了人们,细麻绳宜于捆人,它更容易勒入肌肉;粗绳子宜于吊人,它承受力较强不易断裂。显然前二流子今分队长要把黄伦吊将起来。因为整个文化大革命我和黄伦都一同在劳改队里度过.按当年强制执行的公安六条的规定,劳改犯一律不准参加那场革命,因此,运动中由毛泽东亲自指挥的红卫兵广泛使用的坐喷气式刑罚,我等劳改犯无缘目睹,只能揣想它与今晚黄伦即将经受的吊异曲同工,其基流程就是把已经捆起来的人,用支点在高处放下的绳子将他悬空升起,所以劳改犯俗称吊为升起。黄伦心里暗想,长此以往.在未来那漫长的刑期中,让这些暴徒慢慢将我折磨而死,还不如我创造死刑条件让他们杀掉算了

哪怕意志再坚强的人,一旦被吊离地面,很难不呼妈喊娘发出撕心裂肺的哭叫求饶。黄伦真不愧为血性男子,他没有鼻涕泪水顺流而下,但是他还是发出了呼喊,这一声呼喊在中国足以惊天动地:打倒毛泽东!喊声一出口,他发现王分队长突然脸色大变,惊慌失措地跑到黄伦身后阻止他:不准喊!并立即动手把黄伦从屋梁上放了下来,毕竟他动作慢了一点,在黄伦双脚落地之前,他又喊出一句:打倒共产党!这时,心急火燎的王分队长甚至伸手捂住黄伦的嘴,说道:不要闹,我这就给你解绳子。他那陌生的颤抖声甚至隐含着乞求的成份。这个不可一世的狱吏此刻浑身发抖只差瘫倒在地,显露出他那胆小鬼的原形。对这个意外变化最感到惊奇的还是正在被松绑的黄伦,不管出于什么原因,这个二流子太害怕我那两句口号了,对一直受他凌辱的黄伦而言,二流子的狼狈多少都会带来几分快意。黄伦要扩大他的这份快意,故意对着二流子那迷乱的眼神说:刚才那两句口号是你叫我喊的。迷乱的眼神更加迷乱赶紧说:我什么时候叫你喊的?黄伦斩钉截铁地说:就在你吊我之前。政府不会相信你的诬陷。二流子假装还有点底气,黄伦坚定地说:杀我的头我都会这样说,因为这是事实,他们肯定会相信的,劳改队的犯人有几个不是冤枉的

二流子终于垮了,他垂下了眼皮,轻轻的又缓缓地说:算了,今晚的事我们两个都不再提了,你下去睡觉吧。待黄伦抬腿跨出房门时,身后传过来一句话,音调里多少带有几分关切:你明天不出工,在家休息。

黄伦倒在床上,辗转反侧地无法入眠,今夜,他通过王分队长灵魂的曝光,更加看清了我们所经历的这个制度的恐怖阴森,没有一个人不在它的恫吓下战战兢兢,小到眼前这个劳改队里的区区分队长,大至开国元勋、被毛泽东赞誉过的彭大将军,无一不在暴君的淫威之下诚惶诚恐,我比他们自由得多也快乐得多,我为什么要和自己过不去,几度三番地要离开这个精彩的世界?

《孙子兵法》这样说:置之死地而后生。黄伦已是第三次将自己置之死地了,唯独在今晚这第三次的经历中,从王分队长几乎是向他举白旗投降的意外中,他才找到了自己活下去的理由,他终于看出敌人虽然貌似强大,他们的内心世界却是脆弱的恐惧的,他们对异己分子的残酷镇压,也是这种虚弱的表现,我有什么理由向这群懦夫示弱?

黄伦酣然入睡,脸上有久违的笑容。从此疏菜队不再有人对黄伦说  三道四,狡猾的犯人已看出王分队长不再把训斥黄伦作为必修课,犯人们看不见的是这个前二流子的内心世界,在这段短暂的日子里,黄伦好像过得相当平静。

似乎是应了好景不常的那句老话,黄伦突然从黄连关调来了雷马屏农场,此举最大的获益者竟然是王分队长,通过他的努力,终于除去了身边这颗令他忐忑不安的定时炸弹。

我和黄伦在雷马屏农场集训队结识以后,通过简单交谈,发现两人经历近似,观点近似,彼此都有较好的印象,更加上我和他都是狱吏们经常敲敲打打的落后分子,似乎在催促我俩同病相怜,我和他自然就亲近起来,交往由浅入深,最终成了无话不谈的知心朋友。除我之外,很少有人知道黄伦在进入劳改队以后,遭遇过些什么样的坡坡坎坎,我俩在人际交往上都奉行一个原则:整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劳改队毕竟是一个危机四伏的特殊群体,狱吏们刻意营造的气氛就是使政治犯成为众矢之的,通过几年的劳改实践,我们都看清了这个事实。

在文化大革命以前的劳改队里,政治犯们哪怕再简单不过的行囊中,也会精心保留着几本心仪的好书,相互间交换各人的书籍珍藏、交流阅读心得,几乎成了政治犯们友谊的润滑剂。我已记不得黄伦借过些什么书给我,只记得他背诵《古文观止》、《白香词谱笺》、《唐诗三百首》中那些千古名句时的如痴如醉,我不仅惊叹他超凡的记忆力.更钦佩他对祖国传统文化瑰宝的无限钟爱。在随之而来的文革破四旧运动中,狱吏们强行将犯人的珍藏全部搜走付之一炬,任何一个热爱中华传统文化的华夏子孙,对这种视祖宗的精神遗产为垃圾的倒行逆施,无不义愤填膺,面对周围林立的刀枪,人们只能怒而不敢言。当晚,在我上厕所的途中,黄伦擦身走在我的身侧,我听见他似乎在自言自语地说了一句:我怀疑共产党已经疯了。

集训队对犯人的监管十分严格,劳动方面比起专搞生产的中队则松散得多,虽然出工时四周都有看守兵密切注视,但他们的任务只是防止犯人逃跑,并不在乎你卖力不卖力。劳动强度的减轻对犯人而言,压力也大大减小,这大概也可以用塞翁失马,焉知非福之类的哲理加以表述。可惜随着文革的深入,牢房里再也听不见黄伦那如泣如诉的二胡声了,他再也找不到一首可以拉的二胡曲,以往熟悉的曲子统统被打上了封、资、修的反动印记,除了那首令人肉麻让人讨厌的《东方红》以外。某日,分管狱吏拿着一张印好了的歌单交给黄伦,叫他教犯人唱这首语录歌,歌名是《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黄伦看了看歌单回话说:我患着咽炎,根本没办法大声说话,更不能拉开嗓门唱歌了。狱吏进一步启发他:这可是宣传毛泽东伟大思想的政治任务,是你立功减刑的机会啊?黄伦说:我也想减刑,只是心有余而力不足。这句话恰好被在旁的一个文盲犯人听见,他以后便经常用来这句成语来为自己偷奸耍猾开脱,只可惜他说成心有余而立不住脚,反而变成在劳改农场流传甚广的一句著名言俏皮话。

黄伦私下对我说过:音乐为政治服务就是糟塌音乐,艺术一旦和政治勾搭成奸,艺术的圣洁便不复存在了,什么语录歌,不如干脆让人呼政治口号。又说:当下最好的生存方式便是闭目养神,我用鲁迅的一句名言作了回应:沉默是最高的讽刺。当全国军民都被毛泽东挑逗得神志不清的日子里,我们这一大批所谓反改造份子,在集训队的严管中度过了那场造神运动的发情期。

(未完待续)







他又大吼一声,整个山林似在震颤:我叫你朝这里打!他的食指能   摸到自己的心脏在急速地跳动。


                                                   
1965年,我背负着十八年有期徒刑的冤假错案,从四川西部平原上的万家煤矿调到了大凉山里的雷马屏农场,这座严密封闭在彝族聚居区里的大型劳改农场,正从四川省内星罗棋布的各式劳改队中调来一批又一批反改造分子,在这个远离现代文明的蛮荒之地,任无产阶级专政的铁蹄肆意践踏蹂躏。来到农场的当夜,监管狱吏便对着这批新调来的反改造分子宣称:在你们没长出翅膀之前,休想穿过四周的原始森林逃离

劳改犯中被称为反改造分子的犯人多种多样,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便是越狱逃跑者,而我正是因为从劳教队越狱逃跑,被捕回后以叛国投敌罪判刑的重刑犯。狱吏对企图越狱者发出的警告似乎在威胁我,我下意识地对同时听这句豪言壮语的新犯们扫视了一番,发现从西昌黄连关监狱调来的犯群中,正有一位戴眼镜的犯兄在扫视中锁定了我脸上的这副眼镜,在我俩眼光碰撞的一刹那,我分明看见他的唇边闪过了一丝会心的微笑,它释放的善意勿庸置疑,我也用同样的笑容向他作了回应。应该特别说明的是,在人人自危的劳改队里,没有人敢握手、更没有人敢于拥抱,唯独政治犯和政治犯之间才可能泛出这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微笑,还真像从人性荒漠里流出的一汪滋润心田的清泉。

就这样开始了我和这位姓黄名伦的犯兄之间的交往,其时间持续至今已达四十三年之久。五年前,我在写《格拉古轶事》这本劳改回忆录时,涉及到他的章节曾多次出现,因而我几度征求他的意见,希望能象书中其他角色一样,尽量使用真名实姓,每次他都以统治者的奸诈和残忍是无法估量的而婉言拒绝。直到三个月前,从他七十五岁生日的饭局上退席回家前,他才紧握着我的手轻松自如地说:黄伦这个被你错爱了几十年的名字今天就送给你啦,看来他已授权我写写他的故事。

我和这位踏破铁鞋无觅处的密友有太多的近似之处,我俩年龄近似,他只比我大十个月;学历近似,1949年时,我俩都是高中学生;虽然我的家庭出身被称为反动官僚,他家被斗成地主,二者似有差异,但在中共戴着的有色眼镜看去,却像一对罪该万死的剥削阶级双胞胎;在兴趣爱好方面,我俩都是虔诚的文学门徒,虽然我爱读翻译作品,他却专攻古典文学特别是诗词歌赋;他会拉小提琴,我爱弹手风琴

更令人称奇的是,天各一方的我俩,各自在十六、七岁时,几乎同时受中共地下党的蒙骗,以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都怀着天真的爱国主义情怀,误入歧途般先后参加了名为解放军、实为中共党卫军设立的军事院校,而且都隶属于西南军区直属队,只不过他学了医,而我却学了无线电,其实专业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其间我俩都参加了挂羊头卖狗肉的青年团;更让人叹为观止的是1957年,素昧平生的我俩,竟鬼。

使神差地同时中了毛泽东的阳谋,还真像遥相呼应般参与了鸣、放,乃至一同被中共反咬一口,诬之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并双双获得极右的最高峰值,最终一网打尽;1958年,我被判处管制五年送劳动教养,他却破记录地一步到位直接判刑投入劳改,可誉为捷足先登的先行者;他年龄虽比我长了将近一岁,似乎为了补偿而让他的刑期比我少了一年。如果说冥冥之中真有什么神灵,这神灵对我和他是一碗水端平了的。

黄伦是四川省潼南县人,虽然他出身在地主家庭,但他并没有因这个出身而改变他人人生而平等的朴素价值观,他勤奋好学,从未企求过不劳而食的寄生生活。刚进入部队,便将他调到卫生队学护理,开学不久,在对学员进行的一次文化考试中,黄伦名列第一,这个成绩证明他在高中念书时就是一个品学兼优的好学生。原来此番文化考核也只是为军区新成立的军医大学招募学员而举行,榜上有名的黄伦在军医大学里如饥似渴地吸取着医学知识的丰厚营养,由于学业成绩优异,他立了个三等功。在那次西南军区直属队召开的庆功大会上,我也是英模代表之一,我也同样立了三等功.当然我们互不相识,却一同证实了,我们当年是多么弱智地任阴谋家摆弄。

1954年,这时的黄伦应该被称作黄医生了,他从军医大学毕业后,分配到十八军也就是西藏军区,在拉萨的军区医院里当五官科医生。同年秋季,十九岁的达赖喇嘛赴北京,到任不久的黄伦医生调去当了随团医生,来到成都经过短暂休整,不作任何解释便告知黄伦中止随团北上,这对当年把去北京视为朝圣的迷信者来说,几乎是当头一棒,肝火正旺的年轻医生气愤之极。此时,恰逢黄伦的母亲病逝,他要求请假返乡奔丧未被批准,反而批评他是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黄医生再也无法忍受,一气之下,拒绝返回西藏军区,僵持数月之后,组织上将他临时安排到中建四公司,在该公司在成都的一个内部门诊部上班。这个公司是专门为修建所谓苏联援华的156项大型工程而设立,在成都它有庞大的建筑队伍。无奈之下,黄伦开始在曹家巷的门诊部上班。

今天,大陆的中国人多已熟悉了共产党整人的手法,黄伦医生所遭遇的正是这一手法的熟练运用。此番被党组织判定的极端个人主义发展到与组织对抗,特别是一把手找他谈话时所表现的目无领导更犯了极权统治的大忌,类似言行,通过年终鉴定已一一记入个人档案。毛时代巧立名目的各种运动,正是为整肃他们认定的异己分子的大好时机,也难怪号召帮助党整风一开始,黄伦医生周围的相关领导人,个个都一改高高在上的常态,戴上一副礼贤下士的假面具,要求黄伦医生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黄伦这位一贯以眼睛里夹不得砂子而自诩的眼科医生,不仅对一切他认定的坏人坏事嫉恶如仇,对一切给他扣大帽子,漫无边际的上纲上线的意见也同样嫉恶如仇。以致他与那几个所谓的积极分子的对立斗争一天比一天更尖锐更激烈,甚至辱骂甚至动手动脚。在一次互不相让的斗争会上,一位暴跳如雷的外科医生一记响亮的耳光抽伤了黄伦视为比生命更重要的尊严,被激怒的五官科医生一击直拳命中对方鹰钩鼻,顿时血流如注。在政治运动高潮中,这就叫右派阶级敌人对革命群众的疯狂反扑。两天后,党委决定紧急召开公捕大会,对行凶报复的现行反革命分子黄伦来了个当场逮捕。

成都市的宁夏街看守所又名四大监,从清王朝而民国而中共已有百多年历史,这所赫赫有名的监狱关押过的犯人林林总总。但1957年9月18日,以现行反革命名义囚入的犯人黄伦,才为该监狱新增了右派分子这一前无古人的崭新品种,不到一年,黄伦案已审理终结并提起了公诉。按中共办案常规,黄伦的判决书早已拟就,只准备在一个节日前夕,召开具有轰动效应的公判大会,以获得鼓革命群众正气,压阶级敌人歪风之效果。

1958年毛泽东头脑发热,发动全民大炼钢铁超英赶美,作为已经结案只等宣读判决书的在押犯人黄伦,也被调到汶川铁矿去参加小高炉放高产卫星,在荷枪实弹的看守兵押解下,强迫每个犯人用背蔸背负近百斤的铁矿石,在崎岖的羊肠小道上艰难地搬运。象黄伦这个生平只当过学生和医生两种角色的人,可谓难上加难,而且以大跃进的名义加班加点夜以继日,犯人们体力的耗损已近极限。尤其令黄伦痛心疾首的是,这明摆着的所谓小高炉土法炼钢,纯粹违反科学违背常理的瞎胡闹,竟能在全国畅通无阻,足见反右运动中,将敢说真话者扔进地狱以后,任独裁暴君怎样倒行逆施、胡作非为,再也没人敢说一个不字。长此以往,我们这个多灾多难的民族又将何以自救?想到这里,黄伦心如刀绞。  

第二天出工时,犯人们背着空背篼翻山越岭,一字长蛇阵前往生产矿石的工地,行进中突然有人高叫:有人跳岩啦!有人跳岩啦!原本没精打彩的人群象突然中了魔似的紧张起来,犯人们一个个伸长脖子朝岩下看去,但除了缭绕在山林中的晨雾以外却什么也看不见。这时传来命令:全体犯人不再上工,立即返回工棚!--狱吏们迫切地想知道跳岩的犯人究竟是谁?

真说不准跳岩的黄伦是运气好或者是不好,岩间一棵仁慈的树搂住了他清瘦的身躯。  气极败坏的黄伦只得缓缓地走下山岩,双脚刚刚站定,便听对面传来吼声:不准动!接着是拉动枪栓的声音。当过兵的黄伦当然知道这意味着什么,他的反应让这名嘴上无毛的小兵目瞪口呆,黄伦用双手拉开他劳改服的前襟,用他那只多次拿过手术刀的右手,伸出食指准确地指向心脏部位,对十步开外前面的小兵说:朝这里打。没听见枪响也没有中弹的感觉,紧接着他又大吼一声,整个山林似在震颤:我叫你朝这里打!他的食指能摸到自己的心脏在急速地跳动。小兵没有开枪,并非他舍不得那一粒子弹,而是他分明看见黄伦身后的两名同伙,已经伸出了抓捕的手,他怕误伤了他们。

被捕的黄伦并没有押回汶川铁矿,以免对放高产卫星带来恶劣影响,而是直接将他捆绑回原单位宁夏街看守所。黄伦不仅是这所监狱关押的第一个右派分子,而且是关押在这所监狱里的犯人中,独一无二的在一个月内收到两张判决书的连中二元的幸运儿。前一张判决书以反革命行凶打人罪判刑十二年,---二十天后,监狱里召开宣判大会,五花大绑的黄伦又收到一张判决书,称黄犯思想极端反动,一贯抗拒改造,越狱逃跑,加刑五年。一位省公安厅的头目用一口陕西腔作总结说:老子在延安就管过犯人,还没见过哪个犯人对着枪口叫往胸口上打,看他这嚣张劲,是老子非一枪崩了你这臭知识分子不可。

黄伦很快离开了宁夏街看守所,当然并非怕挨老子的那一枪,而是奉命调动。因为看守所毕竟只是关押、审讯和宣判犯人的单位,而不是劳改犯正式服刑的工厂和农场。黄伦被调到边远山区的石棉县,那里有一座由劳改犯们开采的新康石棉矿,从新康石棉矿专程来成都接收新犯的一位高姓狱吏,阴差阳错的曾经让当年的黄伦医生作过手术,他一眼就认出了黄犯脸上的那副眼镜,到石棉矿以后,还没下到车间,黄伦就直接分配去了矿部医院。

劳改犯当医生虽然不像在矿井下那样劳累并承担安全风险,但却得背着双重人格的沉重包袱走钢丝,一方面是救死扶伤的道义责任,另一方面是任人呵斥使唤的奴隶处境,是在恶意挑剔下出不得半点差错的危险份子。才干半个月,黄伦早已厌烦了这人不人、鬼不鬼的劳改工种。一天,黄伦正在门诊上给三车间的一个司务长诊断眼病,突然住院部主任在过道上大叫:黄伦,你过来!这位高人一等的主任,一贯以奴隶主的心态在医院里趾高气扬威风八面,而黄伦此时刚刚给司务长作了散瞳,按医疗常规此时医生不能放下病人不管,便没有马上过去,几分钟后,主任气势汹汹地跑过来怒斥黄伦:我叫你为什么不动?黄伦据理力争:我刚给病人散了瞳走不开,那主任知道黄伦的理由正当,但早已养成一呼百诺恶习的主任还是扔给黄伦一句:我看你又在翘尾巴了!

当年中国大陆的所谓革命者,在侮辱知识份子时,最尖刻也是使用频率最高的词汇便是翘尾巴三个字。几分钟后,气呼呼的黄伦站在主任面前说:你是人,我也是人,如果人类还有尾巴,你也摸摸你屁股看有没有尾巴。一贯盛气凌人的主任绝对没想到会有犯人敢于对抗他的侮辱,便猛地从藤椅上站起,扬起手臂,狠狠地抽了黄伦一记耳光连眼镜也被打飞,忍无可忍的黄伦一击当胸重拳将主任打到墙璧上靠着,回身冲向自己的诊断室,刚好有20毫升阿托品倒进嘴里,咕嘟嘟地吞下了这足以毒死十条水牛的剂量,然后拴好了房门。

主任涨红着脸手提一根麻绳,叫了两个助手,准备把黄犯捆个死去活来,掀开门却看见倒在地上早已昏死的黄伦,又看见阿托品的空瓶,他只得咬牙切齿地对助手下令:给他洗胃。接着又叽叽咕咕地自言自语地自我膨胀:等醒过来老子再收拾他。

在狱吏任意践踏犯人的劳改队,犯人对狱吏的打罚还手绝对属于头版头条的特大新闻,一夜之间,黄伦在石棉矿的犯人心目中成了一个抗暴英雄,这个英雄典型的存在,客观上对狱吏的威风带来不利影响。正在矿部考虑怎样重处这个视死如归的反改造分子的时候,设在西昌的黄连关监狱来石棉矿调犯人。黄连关是一座专门关押重刑犯的人间地狱:让那里的同志来收拾你。石棉矿的狱吏们这样想,同时也没忘记,在两个单位交接犯人时,把黄伦的嚣张气焰作为个案特别向黄连关来接犯人的狱吏作了一番交代。

和劳改队打过交道的人都知道,有一个现象发人深思:千方百计蹂躏犯人的狱吏中,常常是那些所谓家庭出身不好,或者有某种历史问题的人心术最坏、下手也最狠毒。或许他们心头有鬼,随时随地防范有人在监视他是否同情阶级敌人?因而他们故作姿态,夸大自己对敌斗争的坚定性,以期得到组织上的赞许,为自己日后捞到什么油水奠定基础。

黄伦调到黄连关以后,遇到的正是这位既踌躇满志又幻得幻失的王分队长,在等级森严的极权国家,仅仅只管三个犯人班组的分队长是狱吏中级别最低的。可见这位出身二流子又当过一年伪乡丁的起码官,这个年龄已三十开外的他,在仕途上也并非像他渴求地那样顺畅,他也是到石棉矿押解犯人的狱吏之一。这个背着中共建政前的历史包袱的昔日二流子,对黄伦的反改造劣迹已牢记在心,不排除正是他回黄连关监狱后,刻意把这个死硬分子编在自己的治下,以便创造机会向组织上展示他收拾犯人的才华。

打从黄伦正式编入他治下的这个分队开始,不论班组开会或者全分队开会,只要有黄伦在听众圈内,王分队长必会讲话,讲话中也必会含沙射影的涉及黄伦,尽其所能地对黄犯敲敲打打。例如他说:你们中那几个反革命气焰嚣张的家伙,竟敢对干部行凶,我看他是活得不耐烦了。或者说:有人想自杀,用他那一文不值的狗命去对抗我们对他的改造。还这样说:我要警告你们中的死硬分子,再不回头,必然只有死路一条。说这类话时,他那双三角眼死死地盯住黄伦的身上。黄伦对王分队长的来者不善也早有察觉,他认定这属于狱吏们的职业病,只要他们不过分。黄伦说:我可以给任何一个想往上爬的人当垫脚石,但只能用来垫着往上爬,而绝不能踩着它拉屎拉尿。

王分队长所管辖的是一个专种蔬菜的分队,劳动的地区是监狱周边的蔬菜地。这里没有山岩可跳,也没有阿托品可吞服,中国人最普及的悬梁自缢,在随时随地相互监督的犯人群体中,黄伦既便要自杀也无隙可乘。似乎暂时搁置了自杀的念头,但这并不意味着黄伦对他的生存现状有了某种认同。

共产党离不开运动,恰似酒鬼离不开酒精的刺激,这个特点不论在社会生活中或者在劳改队都别无二致。中共发动的种种运动,说到底也只是为了消灭异己力量,每次运动所打击的对象许多都关进了劳改队,这意味着对统治者而言,已经达到了他们开展运动的目的,只需以改造的名义将他们囚禁起来,剥夺其活动能力便万事大吉了。劳改队每年雷打不动地都要开展半年大评和年终总评两次运动,分别在年中和年尾开展,以利对这些异己分子进行更有效的监管。其监管过程便是分管狱吏们大显身手的大好机会。王分队长今年手下有了黄伦这个罪证确凿的反改造典型,不愁运动不会开展得有声有色热火朝天。

正在进行的年终总评运动很快地进入揭发批斗阶段,此前王分队长在犯人中已作了足够的铺垫,队上那几个想立功减刑的所谓积极份子,早已在下面磨拳擦掌蠢蠢欲动。单说那晚已是斗争黄伦的第三晚,前两次都是无功而返草草收兵。今夜,斗争者和被斗者的耐心都已接近底线,再不动刑加温,黄伦的反改造气焰很可能压不下去,王分队长的能耐又何以显示出来?

学习会主持人王分队长作了简短讲话以后,便直奔主题,让黄伦补充交代他反省的结果,并要他不再重复前两晚已交代过的问题。内心已厌烦至极的黄伦简单地说:我没啥新问题可以补充。这个简称为关门的回答似乎激起那几个真假积极分子的真假愤怒。有一个去年减过两年刑的劳改积极份子冲到黄伦面前,指手划脚地说:昨晚我揭发了你几句反动言论,今天早上出工时,我走在你前面,听见你在我身后唱了一句山中老虎都见过,哪怕你这一条狗,你分明是在骂我!这句歌词本是当年尽人皆知的电影《刘三姐》中的一句唱词,有几个曾经被狗咬过的犯人在窃笑,黄伦假装没看见。只回头问王队长:我现在可以回答他的问题吗?王分队长傲慢地作不屑一顾状,没表示反对。黄伦说:我没有骂你,你分明是长着两支脚的人,就不该怀疑自己是条四支脚的狗。这时王分队长捏紧了拳头,向狗使了个眼色,狗按规定喊了声报告,随即离开了学习室。

中共称其劳改方针是劳动改造与思想改造相结合,规定犯人每晚都得学习两小时,其学习内容说到实处就是犯人间相互揭发、批判、斗争,因为它有利于共产党对敌斗争的分化瓦解政策,狱吏们嘲笑称这是狗咬狗,似乎也符合制定政策者的初衷。这两小时中的最后三十分钟,犯人们私下称之为血腥三十分。因为此时已接近熄灯就寝时间,而捆绑吊打的压轴戏通常从这时开演,事实上把一个活人整到半死,三十分钟已经足够,明天毕竟还得出工,还需要与劳动改造相结合。

狗返回学习室时,有一个假积极正对着黄伦装模作样地扣着大帽子。狗提着一卷麻纯大摇大摆地走到黄伦背后,示威似的扬了扬这根质地上乘的麻绳,对黄伦说:把棉衣脱下来!经验早已告诉了黄伦,这时的抗争除了徒增皮肉之苦外不会有任何意义,便脱下了棉衣。这种用勒进肌肉的绳索来阻断血液流通的刑罚,给受刑者带来的疼痛感岂止是锥心刺骨四字了得。穿一件薄薄的单衣与穿一件厚厚的棉衣相比较,穿单衣者的肌肉更容易被紧捆的麻绳嵌入,才更能体现中共自诩的对劳改犯进行大力挽救的力度。这种在劳改队普及度最高的酷刑,被犯人称作挨绳子,中国大陆的劳改犯百分之九十五以上都被专政机器用这种酷刑挽救过,唯一的区别只是被捆绑时间的长短和感受到的疼痛程度的深浅。我无法描述四十四年前黄伦那晚被捆的感受,只是虽然经过漫长岁月的新陈代谢,至今在黄伦那苍老的胳膊上还留着那绳绳咬过的伤痕,它已变成几圈黑碣色的疤痕,它们能告诉你什么叫苦难深重。

王分队长站在门口吹响了下学习的哨音,犯人们打着哈欠提着小板凳向寝室走去,学习室内只剩下捆着的黄伦和站在门边的王分队长。在四下无人的环境里,王分队长叼着香烟踱到黄伦面前,张牙舞爪地现出他二流子的本来面目,挑衅地向黄伦发问:你信不信老子们捆你龟儿子一个通宵?受辱的黄伦早已横了心,直接借用二流子的骯脏词汇回答说:你龟儿子最好把老子们捆死,老子好变鬼来找你算账。长期被劳改犯娇生惯养的昔日二流子,哪里受得了黄伦的平等对抗,他对着黄伦的腹部猛揍一拳,接着骂骂咧咧地吼道:你给老子们等倒!说着就冲向了保管室。

此刻,已是深夜时分,气得脸红筋胀的前二流子拿着一根粗麻绳走了回来。经验早已告诉了人们,细麻绳宜于捆人,它更容易勒入肌肉;粗绳子宜于吊人,它承受力较强不易断裂。显然前二流子今分队长要把黄伦吊将起来。因为整个文化大革命我和黄伦都一同在劳改队里度过.按当年强制执行的公安六条的规定,劳改犯一律不准参加那场革命,因此,运动中由毛泽东亲自指挥的红卫兵广泛使用的坐喷气式刑罚,我等劳改犯无缘目睹,只能揣想它与今晚黄伦即将经受的吊异曲同工,其基流程就是把已经捆起来的人,用支点在高处放下的绳子将他悬空升起,所以劳改犯俗称吊为升起。黄伦心里暗想,长此以往.在未来那漫长的刑期中,让这些暴徒慢慢将我折磨而死,还不如我创造死刑条件让他们杀掉算了

哪怕意志再坚强的人,一旦被吊离地面,很难不呼妈喊娘发出撕心裂肺的哭叫求饶。黄伦真不愧为血性男子,他没有鼻涕泪水顺流而下,但是他还是发出了呼喊,这一声呼喊在中国足以惊天动地:打倒毛泽东!喊声一出口,他发现王分队长突然脸色大变,惊慌失措地跑到黄伦身后阻止他:不准喊!并立即动手把黄伦从屋梁上放了下来,毕竟他动作慢了一点,在黄伦双脚落地之前,他又喊出一句:打倒共产党!这时,心急火燎的王分队长甚至伸手捂住黄伦的嘴,说道:不要闹,我这就给你解绳子。他那陌生的颤抖声甚至隐含着乞求的成份。这个不可一世的狱吏此刻浑身发抖只差瘫倒在地,显露出他那胆小鬼的原形。对这个意外变化最感到惊奇的还是正在被松绑的黄伦,不管出于什么原因,这个二流子太害怕我那两句口号了,对一直受他凌辱的黄伦而言,二流子的狼狈多少都会带来几分快意。黄伦要扩大他的这份快意,故意对着二流子那迷乱的眼神说:刚才那两句口号是你叫我喊的。迷乱的眼神更加迷乱赶紧说:我什么时候叫你喊的?黄伦斩钉截铁地说:就在你吊我之前。政府不会相信你的诬陷。二流子假装还有点底气,黄伦坚定地说:杀我的头我都会这样说,因为这是事实,他们肯定会相信的,劳改队的犯人有几个不是冤枉的

二流子终于垮了,他垂下了眼皮,轻轻的又缓缓地说:算了,今晚的事我们两个都不再提了,你下去睡觉吧。待黄伦抬腿跨出房门时,身后传过来一句话,音调里多少带有几分关切:你明天不出工,在家休息。

黄伦倒在床上,辗转反侧地无法入眠,今夜,他通过王分队长灵魂的曝光,更加看清了我们所经历的这个制度的恐怖阴森,没有一个人不在它的恫吓下战战兢兢,小到眼前这个劳改队里的区区分队长,大至开国元勋、被毛泽东赞誉过的彭大将军,无一不在暴君的淫威之下诚惶诚恐,我比他们自由得多也快乐得多,我为什么要和自己过不去,几度三番地要离开这个精彩的世界?

《孙子兵法》这样说:置之死地而后生。黄伦已是第三次将自己置之死地了,唯独在今晚这第三次的经历中,从王分队长几乎是向他举白旗投降的意外中,他才找到了自己活下去的理由,他终于看出敌人虽然貌似强大,他们的内心世界却是脆弱的恐惧的,他们对异己分子的残酷镇压,也是这种虚弱的表现,我有什么理由向这群懦夫示弱?

黄伦酣然入睡,脸上有久违的笑容。从此疏菜队不再有人对黄伦说  三道四,狡猾的犯人已看出王分队长不再把训斥黄伦作为必修课,犯人们看不见的是这个前二流子的内心世界,在这段短暂的日子里,黄伦好像过得相当平静。

似乎是应了好景不常的那句老话,黄伦突然从黄连关调来了雷马屏农场,此举最大的获益者竟然是王分队长,通过他的努力,终于除去了身边这颗令他忐忑不安的定时炸弹。

我和黄伦在雷马屏农场集训队结识以后,通过简单交谈,发现两人经历近似,观点近似,彼此都有较好的印象,更加上我和他都是狱吏们经常敲敲打打的落后分子,似乎在催促我俩同病相怜,我和他自然就亲近起来,交往由浅入深,最终成了无话不谈的知心朋友。除我之外,很少有人知道黄伦在进入劳改队以后,遭遇过些什么样的坡坡坎坎,我俩在人际交往上都奉行一个原则:整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劳改队毕竟是一个危机四伏的特殊群体,狱吏们刻意营造的气氛就是使政治犯成为众矢之的,通过几年的劳改实践,我们都看清了这个事实。

在文化大革命以前的劳改队里,政治犯们哪怕再简单不过的行囊中,也会精心保留着几本心仪的好书,相互间交换各人的书籍珍藏、交流阅读心得,几乎成了政治犯们友谊的润滑剂。我已记不得黄伦借过些什么书给我,只记得他背诵《古文观止》、《白香词谱笺》、《唐诗三百首》中那些千古名句时的如痴如醉,我不仅惊叹他超凡的记忆力.更钦佩他对祖国传统文化瑰宝的无限钟爱。在随之而来的文革破四旧运动中,狱吏们强行将犯人的珍藏全部搜走付之一炬,任何一个热爱中华传统文化的华夏子孙,对这种视祖宗的精神遗产为垃圾的倒行逆施,无不义愤填膺,面对周围林立的刀枪,人们只能怒而不敢言。当晚,在我上厕所的途中,黄伦擦身走在我的身侧,我听见他似乎在自言自语地说了一句:我怀疑共产党已经疯了。

集训队对犯人的监管十分严格,劳动方面比起专搞生产的中队则松散得多,虽然出工时四周都有看守兵密切注视,但他们的任务只是防止犯人逃跑,并不在乎你卖力不卖力。劳动强度的减轻对犯人而言,压力也大大减小,这大概也可以用塞翁失马,焉知非福之类的哲理加以表述。可惜随着文革的深入,牢房里再也听不见黄伦那如泣如诉的二胡声了,他再也找不到一首可以拉的二胡曲,以往熟悉的曲子统统被打上了封、资、修的反动印记,除了那首令人肉麻让人讨厌的《东方红》以外。某日,分管狱吏拿着一张印好了的歌单交给黄伦,叫他教犯人唱这首语录歌,歌名是《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黄伦看了看歌单回话说:我患着咽炎,根本没办法大声说话,更不能拉开嗓门唱歌了。狱吏进一步启发他:这可是宣传毛泽东伟大思想的政治任务,是你立功减刑的机会啊?黄伦说:我也想减刑,只是心有余而力不足。这句话恰好被在旁的一个文盲犯人听见,他以后便经常用来这句成语来为自己偷奸耍猾开脱,只可惜他说成心有余而立不住脚,反而变成在劳改农场流传甚广的一句著名言俏皮话。

黄伦私下对我说过:音乐为政治服务就是糟塌音乐,艺术一旦和政治勾搭成奸,艺术的圣洁便不复存在了,什么语录歌,不如干脆让人呼政治口号。又说:当下最好的生存方式便是闭目养神,我用鲁迅的一句名言作了回应:沉默是最高的讽刺。当全国军民都被毛泽东挑逗得神志不清的日子里,我们这一大批所谓反改造份子,在集训队的严管中度过了那场造神运动的发情期。

(未完待续)







他又大吼一声,整个山林似在震颤:我叫你朝这里打!他的食指能   摸到自己的心脏在急速地跳动。


                                                   
1965年,我背负着十八年有期徒刑的冤假错案,从四川西部平原上的万家煤矿调到了大凉山里的雷马屏农场,这座严密封闭在彝族聚居区里的大型劳改农场,正从四川省内星罗棋布的各式劳改队中调来一批又一批反改造分子,在这个远离现代文明的蛮荒之地,任无产阶级专政的铁蹄肆意践踏蹂躏。来到农场的当夜,监管狱吏便对着这批新调来的反改造分子宣称:在你们没长出翅膀之前,休想穿过四周的原始森林逃离

劳改犯中被称为反改造分子的犯人多种多样,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便是越狱逃跑者,而我正是因为从劳教队越狱逃跑,被捕回后以叛国投敌罪判刑的重刑犯。狱吏对企图越狱者发出的警告似乎在威胁我,我下意识地对同时听这句豪言壮语的新犯们扫视了一番,发现从西昌黄连关监狱调来的犯群中,正有一位戴眼镜的犯兄在扫视中锁定了我脸上的这副眼镜,在我俩眼光碰撞的一刹那,我分明看见他的唇边闪过了一丝会心的微笑,它释放的善意勿庸置疑,我也用同样的笑容向他作了回应。应该特别说明的是,在人人自危的劳改队里,没有人敢握手、更没有人敢于拥抱,唯独政治犯和政治犯之间才可能泛出这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微笑,还真像从人性荒漠里流出的一汪滋润心田的清泉。

就这样开始了我和这位姓黄名伦的犯兄之间的交往,其时间持续至今已达四十三年之久。五年前,我在写《格拉古轶事》这本劳改回忆录时,涉及到他的章节曾多次出现,因而我几度征求他的意见,希望能象书中其他角色一样,尽量使用真名实姓,每次他都以统治者的奸诈和残忍是无法估量的而婉言拒绝。直到三个月前,从他七十五岁生日的饭局上退席回家前,他才紧握着我的手轻松自如地说:黄伦这个被你错爱了几十年的名字今天就送给你啦,看来他已授权我写写他的故事。

我和这位踏破铁鞋无觅处的密友有太多的近似之处,我俩年龄近似,他只比我大十个月;学历近似,1949年时,我俩都是高中学生;虽然我的家庭出身被称为反动官僚,他家被斗成地主,二者似有差异,但在中共戴着的有色眼镜看去,却像一对罪该万死的剥削阶级双胞胎;在兴趣爱好方面,我俩都是虔诚的文学门徒,虽然我爱读翻译作品,他却专攻古典文学特别是诗词歌赋;他会拉小提琴,我爱弹手风琴

更令人称奇的是,天各一方的我俩,各自在十六、七岁时,几乎同时受中共地下党的蒙骗,以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都怀着天真的爱国主义情怀,误入歧途般先后参加了名为解放军、实为中共党卫军设立的军事院校,而且都隶属于西南军区直属队,只不过他学了医,而我却学了无线电,其实专业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其间我俩都参加了挂羊头卖狗肉的青年团;更让人叹为观止的是1957年,素昧平生的我俩,竟鬼。

使神差地同时中了毛泽东的阳谋,还真像遥相呼应般参与了鸣、放,乃至一同被中共反咬一口,诬之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并双双获得极右的最高峰值,最终一网打尽;1958年,我被判处管制五年送劳动教养,他却破记录地一步到位直接判刑投入劳改,可誉为捷足先登的先行者;他年龄虽比我长了将近一岁,似乎为了补偿而让他的刑期比我少了一年。如果说冥冥之中真有什么神灵,这神灵对我和他是一碗水端平了的。

黄伦是四川省潼南县人,虽然他出身在地主家庭,但他并没有因这个出身而改变他人人生而平等的朴素价值观,他勤奋好学,从未企求过不劳而食的寄生生活。刚进入部队,便将他调到卫生队学护理,开学不久,在对学员进行的一次文化考试中,黄伦名列第一,这个成绩证明他在高中念书时就是一个品学兼优的好学生。原来此番文化考核也只是为军区新成立的军医大学招募学员而举行,榜上有名的黄伦在军医大学里如饥似渴地吸取着医学知识的丰厚营养,由于学业成绩优异,他立了个三等功。在那次西南军区直属队召开的庆功大会上,我也是英模代表之一,我也同样立了三等功.当然我们互不相识,却一同证实了,我们当年是多么弱智地任阴谋家摆弄。

1954年,这时的黄伦应该被称作黄医生了,他从军医大学毕业后,分配到十八军也就是西藏军区,在拉萨的军区医院里当五官科医生。同年秋季,十九岁的达赖喇嘛赴北京,到任不久的黄伦医生调去当了随团医生,来到成都经过短暂休整,不作任何解释便告知黄伦中止随团北上,这对当年把去北京视为朝圣的迷信者来说,几乎是当头一棒,肝火正旺的年轻医生气愤之极。此时,恰逢黄伦的母亲病逝,他要求请假返乡奔丧未被批准,反而批评他是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黄医生再也无法忍受,一气之下,拒绝返回西藏军区,僵持数月之后,组织上将他临时安排到中建四公司,在该公司在成都的一个内部门诊部上班。这个公司是专门为修建所谓苏联援华的156项大型工程而设立,在成都它有庞大的建筑队伍。无奈之下,黄伦开始在曹家巷的门诊部上班。

今天,大陆的中国人多已熟悉了共产党整人的手法,黄伦医生所遭遇的正是这一手法的熟练运用。此番被党组织判定的极端个人主义发展到与组织对抗,特别是一把手找他谈话时所表现的目无领导更犯了极权统治的大忌,类似言行,通过年终鉴定已一一记入个人档案。毛时代巧立名目的各种运动,正是为整肃他们认定的异己分子的大好时机,也难怪号召帮助党整风一开始,黄伦医生周围的相关领导人,个个都一改高高在上的常态,戴上一副礼贤下士的假面具,要求黄伦医生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黄伦这位一贯以眼睛里夹不得砂子而自诩的眼科医生,不仅对一切他认定的坏人坏事嫉恶如仇,对一切给他扣大帽子,漫无边际的上纲上线的意见也同样嫉恶如仇。以致他与那几个所谓的积极分子的对立斗争一天比一天更尖锐更激烈,甚至辱骂甚至动手动脚。在一次互不相让的斗争会上,一位暴跳如雷的外科医生一记响亮的耳光抽伤了黄伦视为比生命更重要的尊严,被激怒的五官科医生一击直拳命中对方鹰钩鼻,顿时血流如注。在政治运动高潮中,这就叫右派阶级敌人对革命群众的疯狂反扑。两天后,党委决定紧急召开公捕大会,对行凶报复的现行反革命分子黄伦来了个当场逮捕。

成都市的宁夏街看守所又名四大监,从清王朝而民国而中共已有百多年历史,这所赫赫有名的监狱关押过的犯人林林总总。但1957年9月18日,以现行反革命名义囚入的犯人黄伦,才为该监狱新增了右派分子这一前无古人的崭新品种,不到一年,黄伦案已审理终结并提起了公诉。按中共办案常规,黄伦的判决书早已拟就,只准备在一个节日前夕,召开具有轰动效应的公判大会,以获得鼓革命群众正气,压阶级敌人歪风之效果。

1958年毛泽东头脑发热,发动全民大炼钢铁超英赶美,作为已经结案只等宣读判决书的在押犯人黄伦,也被调到汶川铁矿去参加小高炉放高产卫星,在荷枪实弹的看守兵押解下,强迫每个犯人用背蔸背负近百斤的铁矿石,在崎岖的羊肠小道上艰难地搬运。象黄伦这个生平只当过学生和医生两种角色的人,可谓难上加难,而且以大跃进的名义加班加点夜以继日,犯人们体力的耗损已近极限。尤其令黄伦痛心疾首的是,这明摆着的所谓小高炉土法炼钢,纯粹违反科学违背常理的瞎胡闹,竟能在全国畅通无阻,足见反右运动中,将敢说真话者扔进地狱以后,任独裁暴君怎样倒行逆施、胡作非为,再也没人敢说一个不字。长此以往,我们这个多灾多难的民族又将何以自救?想到这里,黄伦心如刀绞。  

第二天出工时,犯人们背着空背篼翻山越岭,一字长蛇阵前往生产矿石的工地,行进中突然有人高叫:有人跳岩啦!有人跳岩啦!原本没精打彩的人群象突然中了魔似的紧张起来,犯人们一个个伸长脖子朝岩下看去,但除了缭绕在山林中的晨雾以外却什么也看不见。这时传来命令:全体犯人不再上工,立即返回工棚!--狱吏们迫切地想知道跳岩的犯人究竟是谁?

真说不准跳岩的黄伦是运气好或者是不好,岩间一棵仁慈的树搂住了他清瘦的身躯。  气极败坏的黄伦只得缓缓地走下山岩,双脚刚刚站定,便听对面传来吼声:不准动!接着是拉动枪栓的声音。当过兵的黄伦当然知道这意味着什么,他的反应让这名嘴上无毛的小兵目瞪口呆,黄伦用双手拉开他劳改服的前襟,用他那只多次拿过手术刀的右手,伸出食指准确地指向心脏部位,对十步开外前面的小兵说:朝这里打。没听见枪响也没有中弹的感觉,紧接着他又大吼一声,整个山林似在震颤:我叫你朝这里打!他的食指能摸到自己的心脏在急速地跳动。小兵没有开枪,并非他舍不得那一粒子弹,而是他分明看见黄伦身后的两名同伙,已经伸出了抓捕的手,他怕误伤了他们。

被捕的黄伦并没有押回汶川铁矿,以免对放高产卫星带来恶劣影响,而是直接将他捆绑回原单位宁夏街看守所。黄伦不仅是这所监狱关押的第一个右派分子,而且是关押在这所监狱里的犯人中,独一无二的在一个月内收到两张判决书的连中二元的幸运儿。前一张判决书以反革命行凶打人罪判刑十二年,---二十天后,监狱里召开宣判大会,五花大绑的黄伦又收到一张判决书,称黄犯思想极端反动,一贯抗拒改造,越狱逃跑,加刑五年。一位省公安厅的头目用一口陕西腔作总结说:老子在延安就管过犯人,还没见过哪个犯人对着枪口叫往胸口上打,看他这嚣张劲,是老子非一枪崩了你这臭知识分子不可。

黄伦很快离开了宁夏街看守所,当然并非怕挨老子的那一枪,而是奉命调动。因为看守所毕竟只是关押、审讯和宣判犯人的单位,而不是劳改犯正式服刑的工厂和农场。黄伦被调到边远山区的石棉县,那里有一座由劳改犯们开采的新康石棉矿,从新康石棉矿专程来成都接收新犯的一位高姓狱吏,阴差阳错的曾经让当年的黄伦医生作过手术,他一眼就认出了黄犯脸上的那副眼镜,到石棉矿以后,还没下到车间,黄伦就直接分配去了矿部医院。

劳改犯当医生虽然不像在矿井下那样劳累并承担安全风险,但却得背着双重人格的沉重包袱走钢丝,一方面是救死扶伤的道义责任,另一方面是任人呵斥使唤的奴隶处境,是在恶意挑剔下出不得半点差错的危险份子。才干半个月,黄伦早已厌烦了这人不人、鬼不鬼的劳改工种。一天,黄伦正在门诊上给三车间的一个司务长诊断眼病,突然住院部主任在过道上大叫:黄伦,你过来!这位高人一等的主任,一贯以奴隶主的心态在医院里趾高气扬威风八面,而黄伦此时刚刚给司务长作了散瞳,按医疗常规此时医生不能放下病人不管,便没有马上过去,几分钟后,主任气势汹汹地跑过来怒斥黄伦:我叫你为什么不动?黄伦据理力争:我刚给病人散了瞳走不开,那主任知道黄伦的理由正当,但早已养成一呼百诺恶习的主任还是扔给黄伦一句:我看你又在翘尾巴了!

当年中国大陆的所谓革命者,在侮辱知识份子时,最尖刻也是使用频率最高的词汇便是翘尾巴三个字。几分钟后,气呼呼的黄伦站在主任面前说:你是人,我也是人,如果人类还有尾巴,你也摸摸你屁股看有没有尾巴。一贯盛气凌人的主任绝对没想到会有犯人敢于对抗他的侮辱,便猛地从藤椅上站起,扬起手臂,狠狠地抽了黄伦一记耳光连眼镜也被打飞,忍无可忍的黄伦一击当胸重拳将主任打到墙璧上靠着,回身冲向自己的诊断室,刚好有20毫升阿托品倒进嘴里,咕嘟嘟地吞下了这足以毒死十条水牛的剂量,然后拴好了房门。

主任涨红着脸手提一根麻绳,叫了两个助手,准备把黄犯捆个死去活来,掀开门却看见倒在地上早已昏死的黄伦,又看见阿托品的空瓶,他只得咬牙切齿地对助手下令:给他洗胃。接着又叽叽咕咕地自言自语地自我膨胀:等醒过来老子再收拾他。

在狱吏任意践踏犯人的劳改队,犯人对狱吏的打罚还手绝对属于头版头条的特大新闻,一夜之间,黄伦在石棉矿的犯人心目中成了一个抗暴英雄,这个英雄典型的存在,客观上对狱吏的威风带来不利影响。正在矿部考虑怎样重处这个视死如归的反改造分子的时候,设在西昌的黄连关监狱来石棉矿调犯人。黄连关是一座专门关押重刑犯的人间地狱:让那里的同志来收拾你。石棉矿的狱吏们这样想,同时也没忘记,在两个单位交接犯人时,把黄伦的嚣张气焰作为个案特别向黄连关来接犯人的狱吏作了一番交代。

和劳改队打过交道的人都知道,有一个现象发人深思:千方百计蹂躏犯人的狱吏中,常常是那些所谓家庭出身不好,或者有某种历史问题的人心术最坏、下手也最狠毒。或许他们心头有鬼,随时随地防范有人在监视他是否同情阶级敌人?因而他们故作姿态,夸大自己对敌斗争的坚定性,以期得到组织上的赞许,为自己日后捞到什么油水奠定基础。

黄伦调到黄连关以后,遇到的正是这位既踌躇满志又幻得幻失的王分队长,在等级森严的极权国家,仅仅只管三个犯人班组的分队长是狱吏中级别最低的。可见这位出身二流子又当过一年伪乡丁的起码官,这个年龄已三十开外的他,在仕途上也并非像他渴求地那样顺畅,他也是到石棉矿押解犯人的狱吏之一。这个背着中共建政前的历史包袱的昔日二流子,对黄伦的反改造劣迹已牢记在心,不排除正是他回黄连关监狱后,刻意把这个死硬分子编在自己的治下,以便创造机会向组织上展示他收拾犯人的才华。

打从黄伦正式编入他治下的这个分队开始,不论班组开会或者全分队开会,只要有黄伦在听众圈内,王分队长必会讲话,讲话中也必会含沙射影的涉及黄伦,尽其所能地对黄犯敲敲打打。例如他说:你们中那几个反革命气焰嚣张的家伙,竟敢对干部行凶,我看他是活得不耐烦了。或者说:有人想自杀,用他那一文不值的狗命去对抗我们对他的改造。还这样说:我要警告你们中的死硬分子,再不回头,必然只有死路一条。说这类话时,他那双三角眼死死地盯住黄伦的身上。黄伦对王分队长的来者不善也早有察觉,他认定这属于狱吏们的职业病,只要他们不过分。黄伦说:我可以给任何一个想往上爬的人当垫脚石,但只能用来垫着往上爬,而绝不能踩着它拉屎拉尿。

王分队长所管辖的是一个专种蔬菜的分队,劳动的地区是监狱周边的蔬菜地。这里没有山岩可跳,也没有阿托品可吞服,中国人最普及的悬梁自缢,在随时随地相互监督的犯人群体中,黄伦既便要自杀也无隙可乘。似乎暂时搁置了自杀的念头,但这并不意味着黄伦对他的生存现状有了某种认同。

共产党离不开运动,恰似酒鬼离不开酒精的刺激,这个特点不论在社会生活中或者在劳改队都别无二致。中共发动的种种运动,说到底也只是为了消灭异己力量,每次运动所打击的对象许多都关进了劳改队,这意味着对统治者而言,已经达到了他们开展运动的目的,只需以改造的名义将他们囚禁起来,剥夺其活动能力便万事大吉了。劳改队每年雷打不动地都要开展半年大评和年终总评两次运动,分别在年中和年尾开展,以利对这些异己分子进行更有效的监管。其监管过程便是分管狱吏们大显身手的大好机会。王分队长今年手下有了黄伦这个罪证确凿的反改造典型,不愁运动不会开展得有声有色热火朝天。

正在进行的年终总评运动很快地进入揭发批斗阶段,此前王分队长在犯人中已作了足够的铺垫,队上那几个想立功减刑的所谓积极份子,早已在下面磨拳擦掌蠢蠢欲动。单说那晚已是斗争黄伦的第三晚,前两次都是无功而返草草收兵。今夜,斗争者和被斗者的耐心都已接近底线,再不动刑加温,黄伦的反改造气焰很可能压不下去,王分队长的能耐又何以显示出来?

学习会主持人王分队长作了简短讲话以后,便直奔主题,让黄伦补充交代他反省的结果,并要他不再重复前两晚已交代过的问题。内心已厌烦至极的黄伦简单地说:我没啥新问题可以补充。这个简称为关门的回答似乎激起那几个真假积极分子的真假愤怒。有一个去年减过两年刑的劳改积极份子冲到黄伦面前,指手划脚地说:昨晚我揭发了你几句反动言论,今天早上出工时,我走在你前面,听见你在我身后唱了一句山中老虎都见过,哪怕你这一条狗,你分明是在骂我!这句歌词本是当年尽人皆知的电影《刘三姐》中的一句唱词,有几个曾经被狗咬过的犯人在窃笑,黄伦假装没看见。只回头问王队长:我现在可以回答他的问题吗?王分队长傲慢地作不屑一顾状,没表示反对。黄伦说:我没有骂你,你分明是长着两支脚的人,就不该怀疑自己是条四支脚的狗。这时王分队长捏紧了拳头,向狗使了个眼色,狗按规定喊了声报告,随即离开了学习室。

中共称其劳改方针是劳动改造与思想改造相结合,规定犯人每晚都得学习两小时,其学习内容说到实处就是犯人间相互揭发、批判、斗争,因为它有利于共产党对敌斗争的分化瓦解政策,狱吏们嘲笑称这是狗咬狗,似乎也符合制定政策者的初衷。这两小时中的最后三十分钟,犯人们私下称之为血腥三十分。因为此时已接近熄灯就寝时间,而捆绑吊打的压轴戏通常从这时开演,事实上把一个活人整到半死,三十分钟已经足够,明天毕竟还得出工,还需要与劳动改造相结合。

狗返回学习室时,有一个假积极正对着黄伦装模作样地扣着大帽子。狗提着一卷麻纯大摇大摆地走到黄伦背后,示威似的扬了扬这根质地上乘的麻绳,对黄伦说:把棉衣脱下来!经验早已告诉了黄伦,这时的抗争除了徒增皮肉之苦外不会有任何意义,便脱下了棉衣。这种用勒进肌肉的绳索来阻断血液流通的刑罚,给受刑者带来的疼痛感岂止是锥心刺骨四字了得。穿一件薄薄的单衣与穿一件厚厚的棉衣相比较,穿单衣者的肌肉更容易被紧捆的麻绳嵌入,才更能体现中共自诩的对劳改犯进行大力挽救的力度。这种在劳改队普及度最高的酷刑,被犯人称作挨绳子,中国大陆的劳改犯百分之九十五以上都被专政机器用这种酷刑挽救过,唯一的区别只是被捆绑时间的长短和感受到的疼痛程度的深浅。我无法描述四十四年前黄伦那晚被捆的感受,只是虽然经过漫长岁月的新陈代谢,至今在黄伦那苍老的胳膊上还留着那绳绳咬过的伤痕,它已变成几圈黑碣色的疤痕,它们能告诉你什么叫苦难深重。

王分队长站在门口吹响了下学习的哨音,犯人们打着哈欠提着小板凳向寝室走去,学习室内只剩下捆着的黄伦和站在门边的王分队长。在四下无人的环境里,王分队长叼着香烟踱到黄伦面前,张牙舞爪地现出他二流子的本来面目,挑衅地向黄伦发问:你信不信老子们捆你龟儿子一个通宵?受辱的黄伦早已横了心,直接借用二流子的骯脏词汇回答说:你龟儿子最好把老子们捆死,老子好变鬼来找你算账。长期被劳改犯娇生惯养的昔日二流子,哪里受得了黄伦的平等对抗,他对着黄伦的腹部猛揍一拳,接着骂骂咧咧地吼道:你给老子们等倒!说着就冲向了保管室。

此刻,已是深夜时分,气得脸红筋胀的前二流子拿着一根粗麻绳走了回来。经验早已告诉了人们,细麻绳宜于捆人,它更容易勒入肌肉;粗绳子宜于吊人,它承受力较强不易断裂。显然前二流子今分队长要把黄伦吊将起来。因为整个文化大革命我和黄伦都一同在劳改队里度过.按当年强制执行的公安六条的规定,劳改犯一律不准参加那场革命,因此,运动中由毛泽东亲自指挥的红卫兵广泛使用的坐喷气式刑罚,我等劳改犯无缘目睹,只能揣想它与今晚黄伦即将经受的吊异曲同工,其基流程就是把已经捆起来的人,用支点在高处放下的绳子将他悬空升起,所以劳改犯俗称吊为升起。黄伦心里暗想,长此以往.在未来那漫长的刑期中,让这些暴徒慢慢将我折磨而死,还不如我创造死刑条件让他们杀掉算了

哪怕意志再坚强的人,一旦被吊离地面,很难不呼妈喊娘发出撕心裂肺的哭叫求饶。黄伦真不愧为血性男子,他没有鼻涕泪水顺流而下,但是他还是发出了呼喊,这一声呼喊在中国足以惊天动地:打倒毛泽东!喊声一出口,他发现王分队长突然脸色大变,惊慌失措地跑到黄伦身后阻止他:不准喊!并立即动手把黄伦从屋梁上放了下来,毕竟他动作慢了一点,在黄伦双脚落地之前,他又喊出一句:打倒共产党!这时,心急火燎的王分队长甚至伸手捂住黄伦的嘴,说道:不要闹,我这就给你解绳子。他那陌生的颤抖声甚至隐含着乞求的成份。这个不可一世的狱吏此刻浑身发抖只差瘫倒在地,显露出他那胆小鬼的原形。对这个意外变化最感到惊奇的还是正在被松绑的黄伦,不管出于什么原因,这个二流子太害怕我那两句口号了,对一直受他凌辱的黄伦而言,二流子的狼狈多少都会带来几分快意。黄伦要扩大他的这份快意,故意对着二流子那迷乱的眼神说:刚才那两句口号是你叫我喊的。迷乱的眼神更加迷乱赶紧说:我什么时候叫你喊的?黄伦斩钉截铁地说:就在你吊我之前。政府不会相信你的诬陷。二流子假装还有点底气,黄伦坚定地说:杀我的头我都会这样说,因为这是事实,他们肯定会相信的,劳改队的犯人有几个不是冤枉的

二流子终于垮了,他垂下了眼皮,轻轻的又缓缓地说:算了,今晚的事我们两个都不再提了,你下去睡觉吧。待黄伦抬腿跨出房门时,身后传过来一句话,音调里多少带有几分关切:你明天不出工,在家休息。

黄伦倒在床上,辗转反侧地无法入眠,今夜,他通过王分队长灵魂的曝光,更加看清了我们所经历的这个制度的恐怖阴森,没有一个人不在它的恫吓下战战兢兢,小到眼前这个劳改队里的区区分队长,大至开国元勋、被毛泽东赞誉过的彭大将军,无一不在暴君的淫威之下诚惶诚恐,我比他们自由得多也快乐得多,我为什么要和自己过不去,几度三番地要离开这个精彩的世界?

《孙子兵法》这样说:置之死地而后生。黄伦已是第三次将自己置之死地了,唯独在今晚这第三次的经历中,从王分队长几乎是向他举白旗投降的意外中,他才找到了自己活下去的理由,他终于看出敌人虽然貌似强大,他们的内心世界却是脆弱的恐惧的,他们对异己分子的残酷镇压,也是这种虚弱的表现,我有什么理由向这群懦夫示弱?

黄伦酣然入睡,脸上有久违的笑容。从此疏菜队不再有人对黄伦说  三道四,狡猾的犯人已看出王分队长不再把训斥黄伦作为必修课,犯人们看不见的是这个前二流子的内心世界,在这段短暂的日子里,黄伦好像过得相当平静。

似乎是应了好景不常的那句老话,黄伦突然从黄连关调来了雷马屏农场,此举最大的获益者竟然是王分队长,通过他的努力,终于除去了身边这颗令他忐忑不安的定时炸弹。

我和黄伦在雷马屏农场集训队结识以后,通过简单交谈,发现两人经历近似,观点近似,彼此都有较好的印象,更加上我和他都是狱吏们经常敲敲打打的落后分子,似乎在催促我俩同病相怜,我和他自然就亲近起来,交往由浅入深,最终成了无话不谈的知心朋友。除我之外,很少有人知道黄伦在进入劳改队以后,遭遇过些什么样的坡坡坎坎,我俩在人际交往上都奉行一个原则:整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劳改队毕竟是一个危机四伏的特殊群体,狱吏们刻意营造的气氛就是使政治犯成为众矢之的,通过几年的劳改实践,我们都看清了这个事实。

在文化大革命以前的劳改队里,政治犯们哪怕再简单不过的行囊中,也会精心保留着几本心仪的好书,相互间交换各人的书籍珍藏、交流阅读心得,几乎成了政治犯们友谊的润滑剂。我已记不得黄伦借过些什么书给我,只记得他背诵《古文观止》、《白香词谱笺》、《唐诗三百首》中那些千古名句时的如痴如醉,我不仅惊叹他超凡的记忆力.更钦佩他对祖国传统文化瑰宝的无限钟爱。在随之而来的文革破四旧运动中,狱吏们强行将犯人的珍藏全部搜走付之一炬,任何一个热爱中华传统文化的华夏子孙,对这种视祖宗的精神遗产为垃圾的倒行逆施,无不义愤填膺,面对周围林立的刀枪,人们只能怒而不敢言。当晚,在我上厕所的途中,黄伦擦身走在我的身侧,我听见他似乎在自言自语地说了一句:我怀疑共产党已经疯了。

集训队对犯人的监管十分严格,劳动方面比起专搞生产的中队则松散得多,虽然出工时四周都有看守兵密切注视,但他们的任务只是防止犯人逃跑,并不在乎你卖力不卖力。劳动强度的减轻对犯人而言,压力也大大减小,这大概也可以用塞翁失马,焉知非福之类的哲理加以表述。可惜随着文革的深入,牢房里再也听不见黄伦那如泣如诉的二胡声了,他再也找不到一首可以拉的二胡曲,以往熟悉的曲子统统被打上了封、资、修的反动印记,除了那首令人肉麻让人讨厌的《东方红》以外。某日,分管狱吏拿着一张印好了的歌单交给黄伦,叫他教犯人唱这首语录歌,歌名是《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黄伦看了看歌单回话说:我患着咽炎,根本没办法大声说话,更不能拉开嗓门唱歌了。狱吏进一步启发他:这可是宣传毛泽东伟大思想的政治任务,是你立功减刑的机会啊?黄伦说:我也想减刑,只是心有余而力不足。这句话恰好被在旁的一个文盲犯人听见,他以后便经常用来这句成语来为自己偷奸耍猾开脱,只可惜他说成心有余而立不住脚,反而变成在劳改农场流传甚广的一句著名言俏皮话。

黄伦私下对我说过:音乐为政治服务就是糟塌音乐,艺术一旦和政治勾搭成奸,艺术的圣洁便不复存在了,什么语录歌,不如干脆让人呼政治口号。又说:当下最好的生存方式便是闭目养神,我用鲁迅的一句名言作了回应:沉默是最高的讽刺。当全国军民都被毛泽东挑逗得神志不清的日子里,我们这一大批所谓反改造份子,在集训队的严管中度过了那场造神运动的发情期。

(未完待续)







他又大吼一声,整个山林似在震颤:我叫你朝这里打!他的食指能   摸到自己的心脏在急速地跳动。


                                                   
1965年,我背负着十八年有期徒刑的冤假错案,从四川西部平原上的万家煤矿调到了大凉山里的雷马屏农场,这座严密封闭在彝族聚居区里的大型劳改农场,正从四川省内星罗棋布的各式劳改队中调来一批又一批反改造分子,在这个远离现代文明的蛮荒之地,任无产阶级专政的铁蹄肆意践踏蹂躏。来到农场的当夜,监管狱吏便对着这批新调来的反改造分子宣称:在你们没长出翅膀之前,休想穿过四周的原始森林逃离

劳改犯中被称为反改造分子的犯人多种多样,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便是越狱逃跑者,而我正是因为从劳教队越狱逃跑,被捕回后以叛国投敌罪判刑的重刑犯。狱吏对企图越狱者发出的警告似乎在威胁我,我下意识地对同时听这句豪言壮语的新犯们扫视了一番,发现从西昌黄连关监狱调来的犯群中,正有一位戴眼镜的犯兄在扫视中锁定了我脸上的这副眼镜,在我俩眼光碰撞的一刹那,我分明看见他的唇边闪过了一丝会心的微笑,它释放的善意勿庸置疑,我也用同样的笑容向他作了回应。应该特别说明的是,在人人自危的劳改队里,没有人敢握手、更没有人敢于拥抱,唯独政治犯和政治犯之间才可能泛出这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微笑,还真像从人性荒漠里流出的一汪滋润心田的清泉。

就这样开始了我和这位姓黄名伦的犯兄之间的交往,其时间持续至今已达四十三年之久。五年前,我在写《格拉古轶事》这本劳改回忆录时,涉及到他的章节曾多次出现,因而我几度征求他的意见,希望能象书中其他角色一样,尽量使用真名实姓,每次他都以统治者的奸诈和残忍是无法估量的而婉言拒绝。直到三个月前,从他七十五岁生日的饭局上退席回家前,他才紧握着我的手轻松自如地说:黄伦这个被你错爱了几十年的名字今天就送给你啦,看来他已授权我写写他的故事。

我和这位踏破铁鞋无觅处的密友有太多的近似之处,我俩年龄近似,他只比我大十个月;学历近似,1949年时,我俩都是高中学生;虽然我的家庭出身被称为反动官僚,他家被斗成地主,二者似有差异,但在中共戴着的有色眼镜看去,却像一对罪该万死的剥削阶级双胞胎;在兴趣爱好方面,我俩都是虔诚的文学门徒,虽然我爱读翻译作品,他却专攻古典文学特别是诗词歌赋;他会拉小提琴,我爱弹手风琴

更令人称奇的是,天各一方的我俩,各自在十六、七岁时,几乎同时受中共地下党的蒙骗,以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都怀着天真的爱国主义情怀,误入歧途般先后参加了名为解放军、实为中共党卫军设立的军事院校,而且都隶属于西南军区直属队,只不过他学了医,而我却学了无线电,其实专业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其间我俩都参加了挂羊头卖狗肉的青年团;更让人叹为观止的是1957年,素昧平生的我俩,竟鬼。

使神差地同时中了毛泽东的阳谋,还真像遥相呼应般参与了鸣、放,乃至一同被中共反咬一口,诬之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并双双获得极右的最高峰值,最终一网打尽;1958年,我被判处管制五年送劳动教养,他却破记录地一步到位直接判刑投入劳改,可誉为捷足先登的先行者;他年龄虽比我长了将近一岁,似乎为了补偿而让他的刑期比我少了一年。如果说冥冥之中真有什么神灵,这神灵对我和他是一碗水端平了的。

黄伦是四川省潼南县人,虽然他出身在地主家庭,但他并没有因这个出身而改变他人人生而平等的朴素价值观,他勤奋好学,从未企求过不劳而食的寄生生活。刚进入部队,便将他调到卫生队学护理,开学不久,在对学员进行的一次文化考试中,黄伦名列第一,这个成绩证明他在高中念书时就是一个品学兼优的好学生。原来此番文化考核也只是为军区新成立的军医大学招募学员而举行,榜上有名的黄伦在军医大学里如饥似渴地吸取着医学知识的丰厚营养,由于学业成绩优异,他立了个三等功。在那次西南军区直属队召开的庆功大会上,我也是英模代表之一,我也同样立了三等功.当然我们互不相识,却一同证实了,我们当年是多么弱智地任阴谋家摆弄。

1954年,这时的黄伦应该被称作黄医生了,他从军医大学毕业后,分配到十八军也就是西藏军区,在拉萨的军区医院里当五官科医生。同年秋季,十九岁的达赖喇嘛赴北京,到任不久的黄伦医生调去当了随团医生,来到成都经过短暂休整,不作任何解释便告知黄伦中止随团北上,这对当年把去北京视为朝圣的迷信者来说,几乎是当头一棒,肝火正旺的年轻医生气愤之极。此时,恰逢黄伦的母亲病逝,他要求请假返乡奔丧未被批准,反而批评他是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黄医生再也无法忍受,一气之下,拒绝返回西藏军区,僵持数月之后,组织上将他临时安排到中建四公司,在该公司在成都的一个内部门诊部上班。这个公司是专门为修建所谓苏联援华的156项大型工程而设立,在成都它有庞大的建筑队伍。无奈之下,黄伦开始在曹家巷的门诊部上班。

今天,大陆的中国人多已熟悉了共产党整人的手法,黄伦医生所遭遇的正是这一手法的熟练运用。此番被党组织判定的极端个人主义发展到与组织对抗,特别是一把手找他谈话时所表现的目无领导更犯了极权统治的大忌,类似言行,通过年终鉴定已一一记入个人档案。毛时代巧立名目的各种运动,正是为整肃他们认定的异己分子的大好时机,也难怪号召帮助党整风一开始,黄伦医生周围的相关领导人,个个都一改高高在上的常态,戴上一副礼贤下士的假面具,要求黄伦医生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黄伦这位一贯以眼睛里夹不得砂子而自诩的眼科医生,不仅对一切他认定的坏人坏事嫉恶如仇,对一切给他扣大帽子,漫无边际的上纲上线的意见也同样嫉恶如仇。以致他与那几个所谓的积极分子的对立斗争一天比一天更尖锐更激烈,甚至辱骂甚至动手动脚。在一次互不相让的斗争会上,一位暴跳如雷的外科医生一记响亮的耳光抽伤了黄伦视为比生命更重要的尊严,被激怒的五官科医生一击直拳命中对方鹰钩鼻,顿时血流如注。在政治运动高潮中,这就叫右派阶级敌人对革命群众的疯狂反扑。两天后,党委决定紧急召开公捕大会,对行凶报复的现行反革命分子黄伦来了个当场逮捕。

成都市的宁夏街看守所又名四大监,从清王朝而民国而中共已有百多年历史,这所赫赫有名的监狱关押过的犯人林林总总。但1957年9月18日,以现行反革命名义囚入的犯人黄伦,才为该监狱新增了右派分子这一前无古人的崭新品种,不到一年,黄伦案已审理终结并提起了公诉。按中共办案常规,黄伦的判决书早已拟就,只准备在一个节日前夕,召开具有轰动效应的公判大会,以获得鼓革命群众正气,压阶级敌人歪风之效果。

1958年毛泽东头脑发热,发动全民大炼钢铁超英赶美,作为已经结案只等宣读判决书的在押犯人黄伦,也被调到汶川铁矿去参加小高炉放高产卫星,在荷枪实弹的看守兵押解下,强迫每个犯人用背蔸背负近百斤的铁矿石,在崎岖的羊肠小道上艰难地搬运。象黄伦这个生平只当过学生和医生两种角色的人,可谓难上加难,而且以大跃进的名义加班加点夜以继日,犯人们体力的耗损已近极限。尤其令黄伦痛心疾首的是,这明摆着的所谓小高炉土法炼钢,纯粹违反科学违背常理的瞎胡闹,竟能在全国畅通无阻,足见反右运动中,将敢说真话者扔进地狱以后,任独裁暴君怎样倒行逆施、胡作非为,再也没人敢说一个不字。长此以往,我们这个多灾多难的民族又将何以自救?想到这里,黄伦心如刀绞。  

第二天出工时,犯人们背着空背篼翻山越岭,一字长蛇阵前往生产矿石的工地,行进中突然有人高叫:有人跳岩啦!有人跳岩啦!原本没精打彩的人群象突然中了魔似的紧张起来,犯人们一个个伸长脖子朝岩下看去,但除了缭绕在山林中的晨雾以外却什么也看不见。这时传来命令:全体犯人不再上工,立即返回工棚!--狱吏们迫切地想知道跳岩的犯人究竟是谁?

真说不准跳岩的黄伦是运气好或者是不好,岩间一棵仁慈的树搂住了他清瘦的身躯。  气极败坏的黄伦只得缓缓地走下山岩,双脚刚刚站定,便听对面传来吼声:不准动!接着是拉动枪栓的声音。当过兵的黄伦当然知道这意味着什么,他的反应让这名嘴上无毛的小兵目瞪口呆,黄伦用双手拉开他劳改服的前襟,用他那只多次拿过手术刀的右手,伸出食指准确地指向心脏部位,对十步开外前面的小兵说:朝这里打。没听见枪响也没有中弹的感觉,紧接着他又大吼一声,整个山林似在震颤:我叫你朝这里打!他的食指能摸到自己的心脏在急速地跳动。小兵没有开枪,并非他舍不得那一粒子弹,而是他分明看见黄伦身后的两名同伙,已经伸出了抓捕的手,他怕误伤了他们。

被捕的黄伦并没有押回汶川铁矿,以免对放高产卫星带来恶劣影响,而是直接将他捆绑回原单位宁夏街看守所。黄伦不仅是这所监狱关押的第一个右派分子,而且是关押在这所监狱里的犯人中,独一无二的在一个月内收到两张判决书的连中二元的幸运儿。前一张判决书以反革命行凶打人罪判刑十二年,---二十天后,监狱里召开宣判大会,五花大绑的黄伦又收到一张判决书,称黄犯思想极端反动,一贯抗拒改造,越狱逃跑,加刑五年。一位省公安厅的头目用一口陕西腔作总结说:老子在延安就管过犯人,还没见过哪个犯人对着枪口叫往胸口上打,看他这嚣张劲,是老子非一枪崩了你这臭知识分子不可。

黄伦很快离开了宁夏街看守所,当然并非怕挨老子的那一枪,而是奉命调动。因为看守所毕竟只是关押、审讯和宣判犯人的单位,而不是劳改犯正式服刑的工厂和农场。黄伦被调到边远山区的石棉县,那里有一座由劳改犯们开采的新康石棉矿,从新康石棉矿专程来成都接收新犯的一位高姓狱吏,阴差阳错的曾经让当年的黄伦医生作过手术,他一眼就认出了黄犯脸上的那副眼镜,到石棉矿以后,还没下到车间,黄伦就直接分配去了矿部医院。

劳改犯当医生虽然不像在矿井下那样劳累并承担安全风险,但却得背着双重人格的沉重包袱走钢丝,一方面是救死扶伤的道义责任,另一方面是任人呵斥使唤的奴隶处境,是在恶意挑剔下出不得半点差错的危险份子。才干半个月,黄伦早已厌烦了这人不人、鬼不鬼的劳改工种。一天,黄伦正在门诊上给三车间的一个司务长诊断眼病,突然住院部主任在过道上大叫:黄伦,你过来!这位高人一等的主任,一贯以奴隶主的心态在医院里趾高气扬威风八面,而黄伦此时刚刚给司务长作了散瞳,按医疗常规此时医生不能放下病人不管,便没有马上过去,几分钟后,主任气势汹汹地跑过来怒斥黄伦:我叫你为什么不动?黄伦据理力争:我刚给病人散了瞳走不开,那主任知道黄伦的理由正当,但早已养成一呼百诺恶习的主任还是扔给黄伦一句:我看你又在翘尾巴了!

当年中国大陆的所谓革命者,在侮辱知识份子时,最尖刻也是使用频率最高的词汇便是翘尾巴三个字。几分钟后,气呼呼的黄伦站在主任面前说:你是人,我也是人,如果人类还有尾巴,你也摸摸你屁股看有没有尾巴。一贯盛气凌人的主任绝对没想到会有犯人敢于对抗他的侮辱,便猛地从藤椅上站起,扬起手臂,狠狠地抽了黄伦一记耳光连眼镜也被打飞,忍无可忍的黄伦一击当胸重拳将主任打到墙璧上靠着,回身冲向自己的诊断室,刚好有20毫升阿托品倒进嘴里,咕嘟嘟地吞下了这足以毒死十条水牛的剂量,然后拴好了房门。

主任涨红着脸手提一根麻绳,叫了两个助手,准备把黄犯捆个死去活来,掀开门却看见倒在地上早已昏死的黄伦,又看见阿托品的空瓶,他只得咬牙切齿地对助手下令:给他洗胃。接着又叽叽咕咕地自言自语地自我膨胀:等醒过来老子再收拾他。

在狱吏任意践踏犯人的劳改队,犯人对狱吏的打罚还手绝对属于头版头条的特大新闻,一夜之间,黄伦在石棉矿的犯人心目中成了一个抗暴英雄,这个英雄典型的存在,客观上对狱吏的威风带来不利影响。正在矿部考虑怎样重处这个视死如归的反改造分子的时候,设在西昌的黄连关监狱来石棉矿调犯人。黄连关是一座专门关押重刑犯的人间地狱:让那里的同志来收拾你。石棉矿的狱吏们这样想,同时也没忘记,在两个单位交接犯人时,把黄伦的嚣张气焰作为个案特别向黄连关来接犯人的狱吏作了一番交代。

和劳改队打过交道的人都知道,有一个现象发人深思:千方百计蹂躏犯人的狱吏中,常常是那些所谓家庭出身不好,或者有某种历史问题的人心术最坏、下手也最狠毒。或许他们心头有鬼,随时随地防范有人在监视他是否同情阶级敌人?因而他们故作姿态,夸大自己对敌斗争的坚定性,以期得到组织上的赞许,为自己日后捞到什么油水奠定基础。

黄伦调到黄连关以后,遇到的正是这位既踌躇满志又幻得幻失的王分队长,在等级森严的极权国家,仅仅只管三个犯人班组的分队长是狱吏中级别最低的。可见这位出身二流子又当过一年伪乡丁的起码官,这个年龄已三十开外的他,在仕途上也并非像他渴求地那样顺畅,他也是到石棉矿押解犯人的狱吏之一。这个背着中共建政前的历史包袱的昔日二流子,对黄伦的反改造劣迹已牢记在心,不排除正是他回黄连关监狱后,刻意把这个死硬分子编在自己的治下,以便创造机会向组织上展示他收拾犯人的才华。

打从黄伦正式编入他治下的这个分队开始,不论班组开会或者全分队开会,只要有黄伦在听众圈内,王分队长必会讲话,讲话中也必会含沙射影的涉及黄伦,尽其所能地对黄犯敲敲打打。例如他说:你们中那几个反革命气焰嚣张的家伙,竟敢对干部行凶,我看他是活得不耐烦了。或者说:有人想自杀,用他那一文不值的狗命去对抗我们对他的改造。还这样说:我要警告你们中的死硬分子,再不回头,必然只有死路一条。说这类话时,他那双三角眼死死地盯住黄伦的身上。黄伦对王分队长的来者不善也早有察觉,他认定这属于狱吏们的职业病,只要他们不过分。黄伦说:我可以给任何一个想往上爬的人当垫脚石,但只能用来垫着往上爬,而绝不能踩着它拉屎拉尿。

王分队长所管辖的是一个专种蔬菜的分队,劳动的地区是监狱周边的蔬菜地。这里没有山岩可跳,也没有阿托品可吞服,中国人最普及的悬梁自缢,在随时随地相互监督的犯人群体中,黄伦既便要自杀也无隙可乘。似乎暂时搁置了自杀的念头,但这并不意味着黄伦对他的生存现状有了某种认同。

共产党离不开运动,恰似酒鬼离不开酒精的刺激,这个特点不论在社会生活中或者在劳改队都别无二致。中共发动的种种运动,说到底也只是为了消灭异己力量,每次运动所打击的对象许多都关进了劳改队,这意味着对统治者而言,已经达到了他们开展运动的目的,只需以改造的名义将他们囚禁起来,剥夺其活动能力便万事大吉了。劳改队每年雷打不动地都要开展半年大评和年终总评两次运动,分别在年中和年尾开展,以利对这些异己分子进行更有效的监管。其监管过程便是分管狱吏们大显身手的大好机会。王分队长今年手下有了黄伦这个罪证确凿的反改造典型,不愁运动不会开展得有声有色热火朝天。

正在进行的年终总评运动很快地进入揭发批斗阶段,此前王分队长在犯人中已作了足够的铺垫,队上那几个想立功减刑的所谓积极份子,早已在下面磨拳擦掌蠢蠢欲动。单说那晚已是斗争黄伦的第三晚,前两次都是无功而返草草收兵。今夜,斗争者和被斗者的耐心都已接近底线,再不动刑加温,黄伦的反改造气焰很可能压不下去,王分队长的能耐又何以显示出来?

学习会主持人王分队长作了简短讲话以后,便直奔主题,让黄伦补充交代他反省的结果,并要他不再重复前两晚已交代过的问题。内心已厌烦至极的黄伦简单地说:我没啥新问题可以补充。这个简称为关门的回答似乎激起那几个真假积极分子的真假愤怒。有一个去年减过两年刑的劳改积极份子冲到黄伦面前,指手划脚地说:昨晚我揭发了你几句反动言论,今天早上出工时,我走在你前面,听见你在我身后唱了一句山中老虎都见过,哪怕你这一条狗,你分明是在骂我!这句歌词本是当年尽人皆知的电影《刘三姐》中的一句唱词,有几个曾经被狗咬过的犯人在窃笑,黄伦假装没看见。只回头问王队长:我现在可以回答他的问题吗?王分队长傲慢地作不屑一顾状,没表示反对。黄伦说:我没有骂你,你分明是长着两支脚的人,就不该怀疑自己是条四支脚的狗。这时王分队长捏紧了拳头,向狗使了个眼色,狗按规定喊了声报告,随即离开了学习室。

中共称其劳改方针是劳动改造与思想改造相结合,规定犯人每晚都得学习两小时,其学习内容说到实处就是犯人间相互揭发、批判、斗争,因为它有利于共产党对敌斗争的分化瓦解政策,狱吏们嘲笑称这是狗咬狗,似乎也符合制定政策者的初衷。这两小时中的最后三十分钟,犯人们私下称之为血腥三十分。因为此时已接近熄灯就寝时间,而捆绑吊打的压轴戏通常从这时开演,事实上把一个活人整到半死,三十分钟已经足够,明天毕竟还得出工,还需要与劳动改造相结合。

狗返回学习室时,有一个假积极正对着黄伦装模作样地扣着大帽子。狗提着一卷麻纯大摇大摆地走到黄伦背后,示威似的扬了扬这根质地上乘的麻绳,对黄伦说:把棉衣脱下来!经验早已告诉了黄伦,这时的抗争除了徒增皮肉之苦外不会有任何意义,便脱下了棉衣。这种用勒进肌肉的绳索来阻断血液流通的刑罚,给受刑者带来的疼痛感岂止是锥心刺骨四字了得。穿一件薄薄的单衣与穿一件厚厚的棉衣相比较,穿单衣者的肌肉更容易被紧捆的麻绳嵌入,才更能体现中共自诩的对劳改犯进行大力挽救的力度。这种在劳改队普及度最高的酷刑,被犯人称作挨绳子,中国大陆的劳改犯百分之九十五以上都被专政机器用这种酷刑挽救过,唯一的区别只是被捆绑时间的长短和感受到的疼痛程度的深浅。我无法描述四十四年前黄伦那晚被捆的感受,只是虽然经过漫长岁月的新陈代谢,至今在黄伦那苍老的胳膊上还留着那绳绳咬过的伤痕,它已变成几圈黑碣色的疤痕,它们能告诉你什么叫苦难深重。

王分队长站在门口吹响了下学习的哨音,犯人们打着哈欠提着小板凳向寝室走去,学习室内只剩下捆着的黄伦和站在门边的王分队长。在四下无人的环境里,王分队长叼着香烟踱到黄伦面前,张牙舞爪地现出他二流子的本来面目,挑衅地向黄伦发问:你信不信老子们捆你龟儿子一个通宵?受辱的黄伦早已横了心,直接借用二流子的骯脏词汇回答说:你龟儿子最好把老子们捆死,老子好变鬼来找你算账。长期被劳改犯娇生惯养的昔日二流子,哪里受得了黄伦的平等对抗,他对着黄伦的腹部猛揍一拳,接着骂骂咧咧地吼道:你给老子们等倒!说着就冲向了保管室。

此刻,已是深夜时分,气得脸红筋胀的前二流子拿着一根粗麻绳走了回来。经验早已告诉了人们,细麻绳宜于捆人,它更容易勒入肌肉;粗绳子宜于吊人,它承受力较强不易断裂。显然前二流子今分队长要把黄伦吊将起来。因为整个文化大革命我和黄伦都一同在劳改队里度过.按当年强制执行的公安六条的规定,劳改犯一律不准参加那场革命,因此,运动中由毛泽东亲自指挥的红卫兵广泛使用的坐喷气式刑罚,我等劳改犯无缘目睹,只能揣想它与今晚黄伦即将经受的吊异曲同工,其基流程就是把已经捆起来的人,用支点在高处放下的绳子将他悬空升起,所以劳改犯俗称吊为升起。黄伦心里暗想,长此以往.在未来那漫长的刑期中,让这些暴徒慢慢将我折磨而死,还不如我创造死刑条件让他们杀掉算了

哪怕意志再坚强的人,一旦被吊离地面,很难不呼妈喊娘发出撕心裂肺的哭叫求饶。黄伦真不愧为血性男子,他没有鼻涕泪水顺流而下,但是他还是发出了呼喊,这一声呼喊在中国足以惊天动地:打倒毛泽东!喊声一出口,他发现王分队长突然脸色大变,惊慌失措地跑到黄伦身后阻止他:不准喊!并立即动手把黄伦从屋梁上放了下来,毕竟他动作慢了一点,在黄伦双脚落地之前,他又喊出一句:打倒共产党!这时,心急火燎的王分队长甚至伸手捂住黄伦的嘴,说道:不要闹,我这就给你解绳子。他那陌生的颤抖声甚至隐含着乞求的成份。这个不可一世的狱吏此刻浑身发抖只差瘫倒在地,显露出他那胆小鬼的原形。对这个意外变化最感到惊奇的还是正在被松绑的黄伦,不管出于什么原因,这个二流子太害怕我那两句口号了,对一直受他凌辱的黄伦而言,二流子的狼狈多少都会带来几分快意。黄伦要扩大他的这份快意,故意对着二流子那迷乱的眼神说:刚才那两句口号是你叫我喊的。迷乱的眼神更加迷乱赶紧说:我什么时候叫你喊的?黄伦斩钉截铁地说:就在你吊我之前。政府不会相信你的诬陷。二流子假装还有点底气,黄伦坚定地说:杀我的头我都会这样说,因为这是事实,他们肯定会相信的,劳改队的犯人有几个不是冤枉的

二流子终于垮了,他垂下了眼皮,轻轻的又缓缓地说:算了,今晚的事我们两个都不再提了,你下去睡觉吧。待黄伦抬腿跨出房门时,身后传过来一句话,音调里多少带有几分关切:你明天不出工,在家休息。

黄伦倒在床上,辗转反侧地无法入眠,今夜,他通过王分队长灵魂的曝光,更加看清了我们所经历的这个制度的恐怖阴森,没有一个人不在它的恫吓下战战兢兢,小到眼前这个劳改队里的区区分队长,大至开国元勋、被毛泽东赞誉过的彭大将军,无一不在暴君的淫威之下诚惶诚恐,我比他们自由得多也快乐得多,我为什么要和自己过不去,几度三番地要离开这个精彩的世界?

《孙子兵法》这样说:置之死地而后生。黄伦已是第三次将自己置之死地了,唯独在今晚这第三次的经历中,从王分队长几乎是向他举白旗投降的意外中,他才找到了自己活下去的理由,他终于看出敌人虽然貌似强大,他们的内心世界却是脆弱的恐惧的,他们对异己分子的残酷镇压,也是这种虚弱的表现,我有什么理由向这群懦夫示弱?

黄伦酣然入睡,脸上有久违的笑容。从此疏菜队不再有人对黄伦说  三道四,狡猾的犯人已看出王分队长不再把训斥黄伦作为必修课,犯人们看不见的是这个前二流子的内心世界,在这段短暂的日子里,黄伦好像过得相当平静。

似乎是应了好景不常的那句老话,黄伦突然从黄连关调来了雷马屏农场,此举最大的获益者竟然是王分队长,通过他的努力,终于除去了身边这颗令他忐忑不安的定时炸弹。

我和黄伦在雷马屏农场集训队结识以后,通过简单交谈,发现两人经历近似,观点近似,彼此都有较好的印象,更加上我和他都是狱吏们经常敲敲打打的落后分子,似乎在催促我俩同病相怜,我和他自然就亲近起来,交往由浅入深,最终成了无话不谈的知心朋友。除我之外,很少有人知道黄伦在进入劳改队以后,遭遇过些什么样的坡坡坎坎,我俩在人际交往上都奉行一个原则:整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劳改队毕竟是一个危机四伏的特殊群体,狱吏们刻意营造的气氛就是使政治犯成为众矢之的,通过几年的劳改实践,我们都看清了这个事实。

在文化大革命以前的劳改队里,政治犯们哪怕再简单不过的行囊中,也会精心保留着几本心仪的好书,相互间交换各人的书籍珍藏、交流阅读心得,几乎成了政治犯们友谊的润滑剂。我已记不得黄伦借过些什么书给我,只记得他背诵《古文观止》、《白香词谱笺》、《唐诗三百首》中那些千古名句时的如痴如醉,我不仅惊叹他超凡的记忆力.更钦佩他对祖国传统文化瑰宝的无限钟爱。在随之而来的文革破四旧运动中,狱吏们强行将犯人的珍藏全部搜走付之一炬,任何一个热爱中华传统文化的华夏子孙,对这种视祖宗的精神遗产为垃圾的倒行逆施,无不义愤填膺,面对周围林立的刀枪,人们只能怒而不敢言。当晚,在我上厕所的途中,黄伦擦身走在我的身侧,我听见他似乎在自言自语地说了一句:我怀疑共产党已经疯了。

集训队对犯人的监管十分严格,劳动方面比起专搞生产的中队则松散得多,虽然出工时四周都有看守兵密切注视,但他们的任务只是防止犯人逃跑,并不在乎你卖力不卖力。劳动强度的减轻对犯人而言,压力也大大减小,这大概也可以用塞翁失马,焉知非福之类的哲理加以表述。可惜随着文革的深入,牢房里再也听不见黄伦那如泣如诉的二胡声了,他再也找不到一首可以拉的二胡曲,以往熟悉的曲子统统被打上了封、资、修的反动印记,除了那首令人肉麻让人讨厌的《东方红》以外。某日,分管狱吏拿着一张印好了的歌单交给黄伦,叫他教犯人唱这首语录歌,歌名是《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黄伦看了看歌单回话说:我患着咽炎,根本没办法大声说话,更不能拉开嗓门唱歌了。狱吏进一步启发他:这可是宣传毛泽东伟大思想的政治任务,是你立功减刑的机会啊?黄伦说:我也想减刑,只是心有余而力不足。这句话恰好被在旁的一个文盲犯人听见,他以后便经常用来这句成语来为自己偷奸耍猾开脱,只可惜他说成心有余而立不住脚,反而变成在劳改农场流传甚广的一句著名言俏皮话。

黄伦私下对我说过:音乐为政治服务就是糟塌音乐,艺术一旦和政治勾搭成奸,艺术的圣洁便不复存在了,什么语录歌,不如干脆让人呼政治口号。又说:当下最好的生存方式便是闭目养神,我用鲁迅的一句名言作了回应:沉默是最高的讽刺。当全国军民都被毛泽东挑逗得神志不清的日子里,我们这一大批所谓反改造份子,在集训队的严管中度过了那场造神运动的发情期。

(未完待续)







他又大吼一声,整个山林似在震颤:我叫你朝这里打!他的食指能   摸到自己的心脏在急速地跳动。


                                                   
1965年,我背负着十八年有期徒刑的冤假错案,从四川西部平原上的万家煤矿调到了大凉山里的雷马屏农场,这座严密封闭在彝族聚居区里的大型劳改农场,正从四川省内星罗棋布的各式劳改队中调来一批又一批反改造分子,在这个远离现代文明的蛮荒之地,任无产阶级专政的铁蹄肆意践踏蹂躏。来到农场的当夜,监管狱吏便对着这批新调来的反改造分子宣称:在你们没长出翅膀之前,休想穿过四周的原始森林逃离

劳改犯中被称为反改造分子的犯人多种多样,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便是越狱逃跑者,而我正是因为从劳教队越狱逃跑,被捕回后以叛国投敌罪判刑的重刑犯。狱吏对企图越狱者发出的警告似乎在威胁我,我下意识地对同时听这句豪言壮语的新犯们扫视了一番,发现从西昌黄连关监狱调来的犯群中,正有一位戴眼镜的犯兄在扫视中锁定了我脸上的这副眼镜,在我俩眼光碰撞的一刹那,我分明看见他的唇边闪过了一丝会心的微笑,它释放的善意勿庸置疑,我也用同样的笑容向他作了回应。应该特别说明的是,在人人自危的劳改队里,没有人敢握手、更没有人敢于拥抱,唯独政治犯和政治犯之间才可能泛出这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微笑,还真像从人性荒漠里流出的一汪滋润心田的清泉。

就这样开始了我和这位姓黄名伦的犯兄之间的交往,其时间持续至今已达四十三年之久。五年前,我在写《格拉古轶事》这本劳改回忆录时,涉及到他的章节曾多次出现,因而我几度征求他的意见,希望能象书中其他角色一样,尽量使用真名实姓,每次他都以统治者的奸诈和残忍是无法估量的而婉言拒绝。直到三个月前,从他七十五岁生日的饭局上退席回家前,他才紧握着我的手轻松自如地说:黄伦这个被你错爱了几十年的名字今天就送给你啦,看来他已授权我写写他的故事。

我和这位踏破铁鞋无觅处的密友有太多的近似之处,我俩年龄近似,他只比我大十个月;学历近似,1949年时,我俩都是高中学生;虽然我的家庭出身被称为反动官僚,他家被斗成地主,二者似有差异,但在中共戴着的有色眼镜看去,却像一对罪该万死的剥削阶级双胞胎;在兴趣爱好方面,我俩都是虔诚的文学门徒,虽然我爱读翻译作品,他却专攻古典文学特别是诗词歌赋;他会拉小提琴,我爱弹手风琴

更令人称奇的是,天各一方的我俩,各自在十六、七岁时,几乎同时受中共地下党的蒙骗,以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都怀着天真的爱国主义情怀,误入歧途般先后参加了名为解放军、实为中共党卫军设立的军事院校,而且都隶属于西南军区直属队,只不过他学了医,而我却学了无线电,其实专业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其间我俩都参加了挂羊头卖狗肉的青年团;更让人叹为观止的是1957年,素昧平生的我俩,竟鬼。

使神差地同时中了毛泽东的阳谋,还真像遥相呼应般参与了鸣、放,乃至一同被中共反咬一口,诬之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并双双获得极右的最高峰值,最终一网打尽;1958年,我被判处管制五年送劳动教养,他却破记录地一步到位直接判刑投入劳改,可誉为捷足先登的先行者;他年龄虽比我长了将近一岁,似乎为了补偿而让他的刑期比我少了一年。如果说冥冥之中真有什么神灵,这神灵对我和他是一碗水端平了的。

黄伦是四川省潼南县人,虽然他出身在地主家庭,但他并没有因这个出身而改变他人人生而平等的朴素价值观,他勤奋好学,从未企求过不劳而食的寄生生活。刚进入部队,便将他调到卫生队学护理,开学不久,在对学员进行的一次文化考试中,黄伦名列第一,这个成绩证明他在高中念书时就是一个品学兼优的好学生。原来此番文化考核也只是为军区新成立的军医大学招募学员而举行,榜上有名的黄伦在军医大学里如饥似渴地吸取着医学知识的丰厚营养,由于学业成绩优异,他立了个三等功。在那次西南军区直属队召开的庆功大会上,我也是英模代表之一,我也同样立了三等功.当然我们互不相识,却一同证实了,我们当年是多么弱智地任阴谋家摆弄。

1954年,这时的黄伦应该被称作黄医生了,他从军医大学毕业后,分配到十八军也就是西藏军区,在拉萨的军区医院里当五官科医生。同年秋季,十九岁的达赖喇嘛赴北京,到任不久的黄伦医生调去当了随团医生,来到成都经过短暂休整,不作任何解释便告知黄伦中止随团北上,这对当年把去北京视为朝圣的迷信者来说,几乎是当头一棒,肝火正旺的年轻医生气愤之极。此时,恰逢黄伦的母亲病逝,他要求请假返乡奔丧未被批准,反而批评他是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黄医生再也无法忍受,一气之下,拒绝返回西藏军区,僵持数月之后,组织上将他临时安排到中建四公司,在该公司在成都的一个内部门诊部上班。这个公司是专门为修建所谓苏联援华的156项大型工程而设立,在成都它有庞大的建筑队伍。无奈之下,黄伦开始在曹家巷的门诊部上班。

今天,大陆的中国人多已熟悉了共产党整人的手法,黄伦医生所遭遇的正是这一手法的熟练运用。此番被党组织判定的极端个人主义发展到与组织对抗,特别是一把手找他谈话时所表现的目无领导更犯了极权统治的大忌,类似言行,通过年终鉴定已一一记入个人档案。毛时代巧立名目的各种运动,正是为整肃他们认定的异己分子的大好时机,也难怪号召帮助党整风一开始,黄伦医生周围的相关领导人,个个都一改高高在上的常态,戴上一副礼贤下士的假面具,要求黄伦医生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黄伦这位一贯以眼睛里夹不得砂子而自诩的眼科医生,不仅对一切他认定的坏人坏事嫉恶如仇,对一切给他扣大帽子,漫无边际的上纲上线的意见也同样嫉恶如仇。以致他与那几个所谓的积极分子的对立斗争一天比一天更尖锐更激烈,甚至辱骂甚至动手动脚。在一次互不相让的斗争会上,一位暴跳如雷的外科医生一记响亮的耳光抽伤了黄伦视为比生命更重要的尊严,被激怒的五官科医生一击直拳命中对方鹰钩鼻,顿时血流如注。在政治运动高潮中,这就叫右派阶级敌人对革命群众的疯狂反扑。两天后,党委决定紧急召开公捕大会,对行凶报复的现行反革命分子黄伦来了个当场逮捕。

成都市的宁夏街看守所又名四大监,从清王朝而民国而中共已有百多年历史,这所赫赫有名的监狱关押过的犯人林林总总。但1957年9月18日,以现行反革命名义囚入的犯人黄伦,才为该监狱新增了右派分子这一前无古人的崭新品种,不到一年,黄伦案已审理终结并提起了公诉。按中共办案常规,黄伦的判决书早已拟就,只准备在一个节日前夕,召开具有轰动效应的公判大会,以获得鼓革命群众正气,压阶级敌人歪风之效果。

1958年毛泽东头脑发热,发动全民大炼钢铁超英赶美,作为已经结案只等宣读判决书的在押犯人黄伦,也被调到汶川铁矿去参加小高炉放高产卫星,在荷枪实弹的看守兵押解下,强迫每个犯人用背蔸背负近百斤的铁矿石,在崎岖的羊肠小道上艰难地搬运。象黄伦这个生平只当过学生和医生两种角色的人,可谓难上加难,而且以大跃进的名义加班加点夜以继日,犯人们体力的耗损已近极限。尤其令黄伦痛心疾首的是,这明摆着的所谓小高炉土法炼钢,纯粹违反科学违背常理的瞎胡闹,竟能在全国畅通无阻,足见反右运动中,将敢说真话者扔进地狱以后,任独裁暴君怎样倒行逆施、胡作非为,再也没人敢说一个不字。长此以往,我们这个多灾多难的民族又将何以自救?想到这里,黄伦心如刀绞。  

第二天出工时,犯人们背着空背篼翻山越岭,一字长蛇阵前往生产矿石的工地,行进中突然有人高叫:有人跳岩啦!有人跳岩啦!原本没精打彩的人群象突然中了魔似的紧张起来,犯人们一个个伸长脖子朝岩下看去,但除了缭绕在山林中的晨雾以外却什么也看不见。这时传来命令:全体犯人不再上工,立即返回工棚!--狱吏们迫切地想知道跳岩的犯人究竟是谁?

真说不准跳岩的黄伦是运气好或者是不好,岩间一棵仁慈的树搂住了他清瘦的身躯。  气极败坏的黄伦只得缓缓地走下山岩,双脚刚刚站定,便听对面传来吼声:不准动!接着是拉动枪栓的声音。当过兵的黄伦当然知道这意味着什么,他的反应让这名嘴上无毛的小兵目瞪口呆,黄伦用双手拉开他劳改服的前襟,用他那只多次拿过手术刀的右手,伸出食指准确地指向心脏部位,对十步开外前面的小兵说:朝这里打。没听见枪响也没有中弹的感觉,紧接着他又大吼一声,整个山林似在震颤:我叫你朝这里打!他的食指能摸到自己的心脏在急速地跳动。小兵没有开枪,并非他舍不得那一粒子弹,而是他分明看见黄伦身后的两名同伙,已经伸出了抓捕的手,他怕误伤了他们。

被捕的黄伦并没有押回汶川铁矿,以免对放高产卫星带来恶劣影响,而是直接将他捆绑回原单位宁夏街看守所。黄伦不仅是这所监狱关押的第一个右派分子,而且是关押在这所监狱里的犯人中,独一无二的在一个月内收到两张判决书的连中二元的幸运儿。前一张判决书以反革命行凶打人罪判刑十二年,---二十天后,监狱里召开宣判大会,五花大绑的黄伦又收到一张判决书,称黄犯思想极端反动,一贯抗拒改造,越狱逃跑,加刑五年。一位省公安厅的头目用一口陕西腔作总结说:老子在延安就管过犯人,还没见过哪个犯人对着枪口叫往胸口上打,看他这嚣张劲,是老子非一枪崩了你这臭知识分子不可。

黄伦很快离开了宁夏街看守所,当然并非怕挨老子的那一枪,而是奉命调动。因为看守所毕竟只是关押、审讯和宣判犯人的单位,而不是劳改犯正式服刑的工厂和农场。黄伦被调到边远山区的石棉县,那里有一座由劳改犯们开采的新康石棉矿,从新康石棉矿专程来成都接收新犯的一位高姓狱吏,阴差阳错的曾经让当年的黄伦医生作过手术,他一眼就认出了黄犯脸上的那副眼镜,到石棉矿以后,还没下到车间,黄伦就直接分配去了矿部医院。

劳改犯当医生虽然不像在矿井下那样劳累并承担安全风险,但却得背着双重人格的沉重包袱走钢丝,一方面是救死扶伤的道义责任,另一方面是任人呵斥使唤的奴隶处境,是在恶意挑剔下出不得半点差错的危险份子。才干半个月,黄伦早已厌烦了这人不人、鬼不鬼的劳改工种。一天,黄伦正在门诊上给三车间的一个司务长诊断眼病,突然住院部主任在过道上大叫:黄伦,你过来!这位高人一等的主任,一贯以奴隶主的心态在医院里趾高气扬威风八面,而黄伦此时刚刚给司务长作了散瞳,按医疗常规此时医生不能放下病人不管,便没有马上过去,几分钟后,主任气势汹汹地跑过来怒斥黄伦:我叫你为什么不动?黄伦据理力争:我刚给病人散了瞳走不开,那主任知道黄伦的理由正当,但早已养成一呼百诺恶习的主任还是扔给黄伦一句:我看你又在翘尾巴了!

当年中国大陆的所谓革命者,在侮辱知识份子时,最尖刻也是使用频率最高的词汇便是翘尾巴三个字。几分钟后,气呼呼的黄伦站在主任面前说:你是人,我也是人,如果人类还有尾巴,你也摸摸你屁股看有没有尾巴。一贯盛气凌人的主任绝对没想到会有犯人敢于对抗他的侮辱,便猛地从藤椅上站起,扬起手臂,狠狠地抽了黄伦一记耳光连眼镜也被打飞,忍无可忍的黄伦一击当胸重拳将主任打到墙璧上靠着,回身冲向自己的诊断室,刚好有20毫升阿托品倒进嘴里,咕嘟嘟地吞下了这足以毒死十条水牛的剂量,然后拴好了房门。

主任涨红着脸手提一根麻绳,叫了两个助手,准备把黄犯捆个死去活来,掀开门却看见倒在地上早已昏死的黄伦,又看见阿托品的空瓶,他只得咬牙切齿地对助手下令:给他洗胃。接着又叽叽咕咕地自言自语地自我膨胀:等醒过来老子再收拾他。

在狱吏任意践踏犯人的劳改队,犯人对狱吏的打罚还手绝对属于头版头条的特大新闻,一夜之间,黄伦在石棉矿的犯人心目中成了一个抗暴英雄,这个英雄典型的存在,客观上对狱吏的威风带来不利影响。正在矿部考虑怎样重处这个视死如归的反改造分子的时候,设在西昌的黄连关监狱来石棉矿调犯人。黄连关是一座专门关押重刑犯的人间地狱:让那里的同志来收拾你。石棉矿的狱吏们这样想,同时也没忘记,在两个单位交接犯人时,把黄伦的嚣张气焰作为个案特别向黄连关来接犯人的狱吏作了一番交代。

和劳改队打过交道的人都知道,有一个现象发人深思:千方百计蹂躏犯人的狱吏中,常常是那些所谓家庭出身不好,或者有某种历史问题的人心术最坏、下手也最狠毒。或许他们心头有鬼,随时随地防范有人在监视他是否同情阶级敌人?因而他们故作姿态,夸大自己对敌斗争的坚定性,以期得到组织上的赞许,为自己日后捞到什么油水奠定基础。

黄伦调到黄连关以后,遇到的正是这位既踌躇满志又幻得幻失的王分队长,在等级森严的极权国家,仅仅只管三个犯人班组的分队长是狱吏中级别最低的。可见这位出身二流子又当过一年伪乡丁的起码官,这个年龄已三十开外的他,在仕途上也并非像他渴求地那样顺畅,他也是到石棉矿押解犯人的狱吏之一。这个背着中共建政前的历史包袱的昔日二流子,对黄伦的反改造劣迹已牢记在心,不排除正是他回黄连关监狱后,刻意把这个死硬分子编在自己的治下,以便创造机会向组织上展示他收拾犯人的才华。

打从黄伦正式编入他治下的这个分队开始,不论班组开会或者全分队开会,只要有黄伦在听众圈内,王分队长必会讲话,讲话中也必会含沙射影的涉及黄伦,尽其所能地对黄犯敲敲打打。例如他说:你们中那几个反革命气焰嚣张的家伙,竟敢对干部行凶,我看他是活得不耐烦了。或者说:有人想自杀,用他那一文不值的狗命去对抗我们对他的改造。还这样说:我要警告你们中的死硬分子,再不回头,必然只有死路一条。说这类话时,他那双三角眼死死地盯住黄伦的身上。黄伦对王分队长的来者不善也早有察觉,他认定这属于狱吏们的职业病,只要他们不过分。黄伦说:我可以给任何一个想往上爬的人当垫脚石,但只能用来垫着往上爬,而绝不能踩着它拉屎拉尿。

王分队长所管辖的是一个专种蔬菜的分队,劳动的地区是监狱周边的蔬菜地。这里没有山岩可跳,也没有阿托品可吞服,中国人最普及的悬梁自缢,在随时随地相互监督的犯人群体中,黄伦既便要自杀也无隙可乘。似乎暂时搁置了自杀的念头,但这并不意味着黄伦对他的生存现状有了某种认同。

共产党离不开运动,恰似酒鬼离不开酒精的刺激,这个特点不论在社会生活中或者在劳改队都别无二致。中共发动的种种运动,说到底也只是为了消灭异己力量,每次运动所打击的对象许多都关进了劳改队,这意味着对统治者而言,已经达到了他们开展运动的目的,只需以改造的名义将他们囚禁起来,剥夺其活动能力便万事大吉了。劳改队每年雷打不动地都要开展半年大评和年终总评两次运动,分别在年中和年尾开展,以利对这些异己分子进行更有效的监管。其监管过程便是分管狱吏们大显身手的大好机会。王分队长今年手下有了黄伦这个罪证确凿的反改造典型,不愁运动不会开展得有声有色热火朝天。

正在进行的年终总评运动很快地进入揭发批斗阶段,此前王分队长在犯人中已作了足够的铺垫,队上那几个想立功减刑的所谓积极份子,早已在下面磨拳擦掌蠢蠢欲动。单说那晚已是斗争黄伦的第三晚,前两次都是无功而返草草收兵。今夜,斗争者和被斗者的耐心都已接近底线,再不动刑加温,黄伦的反改造气焰很可能压不下去,王分队长的能耐又何以显示出来?

学习会主持人王分队长作了简短讲话以后,便直奔主题,让黄伦补充交代他反省的结果,并要他不再重复前两晚已交代过的问题。内心已厌烦至极的黄伦简单地说:我没啥新问题可以补充。这个简称为关门的回答似乎激起那几个真假积极分子的真假愤怒。有一个去年减过两年刑的劳改积极份子冲到黄伦面前,指手划脚地说:昨晚我揭发了你几句反动言论,今天早上出工时,我走在你前面,听见你在我身后唱了一句山中老虎都见过,哪怕你这一条狗,你分明是在骂我!这句歌词本是当年尽人皆知的电影《刘三姐》中的一句唱词,有几个曾经被狗咬过的犯人在窃笑,黄伦假装没看见。只回头问王队长:我现在可以回答他的问题吗?王分队长傲慢地作不屑一顾状,没表示反对。黄伦说:我没有骂你,你分明是长着两支脚的人,就不该怀疑自己是条四支脚的狗。这时王分队长捏紧了拳头,向狗使了个眼色,狗按规定喊了声报告,随即离开了学习室。

中共称其劳改方针是劳动改造与思想改造相结合,规定犯人每晚都得学习两小时,其学习内容说到实处就是犯人间相互揭发、批判、斗争,因为它有利于共产党对敌斗争的分化瓦解政策,狱吏们嘲笑称这是狗咬狗,似乎也符合制定政策者的初衷。这两小时中的最后三十分钟,犯人们私下称之为血腥三十分。因为此时已接近熄灯就寝时间,而捆绑吊打的压轴戏通常从这时开演,事实上把一个活人整到半死,三十分钟已经足够,明天毕竟还得出工,还需要与劳动改造相结合。

狗返回学习室时,有一个假积极正对着黄伦装模作样地扣着大帽子。狗提着一卷麻纯大摇大摆地走到黄伦背后,示威似的扬了扬这根质地上乘的麻绳,对黄伦说:把棉衣脱下来!经验早已告诉了黄伦,这时的抗争除了徒增皮肉之苦外不会有任何意义,便脱下了棉衣。这种用勒进肌肉的绳索来阻断血液流通的刑罚,给受刑者带来的疼痛感岂止是锥心刺骨四字了得。穿一件薄薄的单衣与穿一件厚厚的棉衣相比较,穿单衣者的肌肉更容易被紧捆的麻绳嵌入,才更能体现中共自诩的对劳改犯进行大力挽救的力度。这种在劳改队普及度最高的酷刑,被犯人称作挨绳子,中国大陆的劳改犯百分之九十五以上都被专政机器用这种酷刑挽救过,唯一的区别只是被捆绑时间的长短和感受到的疼痛程度的深浅。我无法描述四十四年前黄伦那晚被捆的感受,只是虽然经过漫长岁月的新陈代谢,至今在黄伦那苍老的胳膊上还留着那绳绳咬过的伤痕,它已变成几圈黑碣色的疤痕,它们能告诉你什么叫苦难深重。

王分队长站在门口吹响了下学习的哨音,犯人们打着哈欠提着小板凳向寝室走去,学习室内只剩下捆着的黄伦和站在门边的王分队长。在四下无人的环境里,王分队长叼着香烟踱到黄伦面前,张牙舞爪地现出他二流子的本来面目,挑衅地向黄伦发问:你信不信老子们捆你龟儿子一个通宵?受辱的黄伦早已横了心,直接借用二流子的骯脏词汇回答说:你龟儿子最好把老子们捆死,老子好变鬼来找你算账。长期被劳改犯娇生惯养的昔日二流子,哪里受得了黄伦的平等对抗,他对着黄伦的腹部猛揍一拳,接着骂骂咧咧地吼道:你给老子们等倒!说着就冲向了保管室。

此刻,已是深夜时分,气得脸红筋胀的前二流子拿着一根粗麻绳走了回来。经验早已告诉了人们,细麻绳宜于捆人,它更容易勒入肌肉;粗绳子宜于吊人,它承受力较强不易断裂。显然前二流子今分队长要把黄伦吊将起来。因为整个文化大革命我和黄伦都一同在劳改队里度过.按当年强制执行的公安六条的规定,劳改犯一律不准参加那场革命,因此,运动中由毛泽东亲自指挥的红卫兵广泛使用的坐喷气式刑罚,我等劳改犯无缘目睹,只能揣想它与今晚黄伦即将经受的吊异曲同工,其基流程就是把已经捆起来的人,用支点在高处放下的绳子将他悬空升起,所以劳改犯俗称吊为升起。黄伦心里暗想,长此以往.在未来那漫长的刑期中,让这些暴徒慢慢将我折磨而死,还不如我创造死刑条件让他们杀掉算了

哪怕意志再坚强的人,一旦被吊离地面,很难不呼妈喊娘发出撕心裂肺的哭叫求饶。黄伦真不愧为血性男子,他没有鼻涕泪水顺流而下,但是他还是发出了呼喊,这一声呼喊在中国足以惊天动地:打倒毛泽东!喊声一出口,他发现王分队长突然脸色大变,惊慌失措地跑到黄伦身后阻止他:不准喊!并立即动手把黄伦从屋梁上放了下来,毕竟他动作慢了一点,在黄伦双脚落地之前,他又喊出一句:打倒共产党!这时,心急火燎的王分队长甚至伸手捂住黄伦的嘴,说道:不要闹,我这就给你解绳子。他那陌生的颤抖声甚至隐含着乞求的成份。这个不可一世的狱吏此刻浑身发抖只差瘫倒在地,显露出他那胆小鬼的原形。对这个意外变化最感到惊奇的还是正在被松绑的黄伦,不管出于什么原因,这个二流子太害怕我那两句口号了,对一直受他凌辱的黄伦而言,二流子的狼狈多少都会带来几分快意。黄伦要扩大他的这份快意,故意对着二流子那迷乱的眼神说:刚才那两句口号是你叫我喊的。迷乱的眼神更加迷乱赶紧说:我什么时候叫你喊的?黄伦斩钉截铁地说:就在你吊我之前。政府不会相信你的诬陷。二流子假装还有点底气,黄伦坚定地说:杀我的头我都会这样说,因为这是事实,他们肯定会相信的,劳改队的犯人有几个不是冤枉的

二流子终于垮了,他垂下了眼皮,轻轻的又缓缓地说:算了,今晚的事我们两个都不再提了,你下去睡觉吧。待黄伦抬腿跨出房门时,身后传过来一句话,音调里多少带有几分关切:你明天不出工,在家休息。

黄伦倒在床上,辗转反侧地无法入眠,今夜,他通过王分队长灵魂的曝光,更加看清了我们所经历的这个制度的恐怖阴森,没有一个人不在它的恫吓下战战兢兢,小到眼前这个劳改队里的区区分队长,大至开国元勋、被毛泽东赞誉过的彭大将军,无一不在暴君的淫威之下诚惶诚恐,我比他们自由得多也快乐得多,我为什么要和自己过不去,几度三番地要离开这个精彩的世界?

《孙子兵法》这样说:置之死地而后生。黄伦已是第三次将自己置之死地了,唯独在今晚这第三次的经历中,从王分队长几乎是向他举白旗投降的意外中,他才找到了自己活下去的理由,他终于看出敌人虽然貌似强大,他们的内心世界却是脆弱的恐惧的,他们对异己分子的残酷镇压,也是这种虚弱的表现,我有什么理由向这群懦夫示弱?

黄伦酣然入睡,脸上有久违的笑容。从此疏菜队不再有人对黄伦说  三道四,狡猾的犯人已看出王分队长不再把训斥黄伦作为必修课,犯人们看不见的是这个前二流子的内心世界,在这段短暂的日子里,黄伦好像过得相当平静。

似乎是应了好景不常的那句老话,黄伦突然从黄连关调来了雷马屏农场,此举最大的获益者竟然是王分队长,通过他的努力,终于除去了身边这颗令他忐忑不安的定时炸弹。

我和黄伦在雷马屏农场集训队结识以后,通过简单交谈,发现两人经历近似,观点近似,彼此都有较好的印象,更加上我和他都是狱吏们经常敲敲打打的落后分子,似乎在催促我俩同病相怜,我和他自然就亲近起来,交往由浅入深,最终成了无话不谈的知心朋友。除我之外,很少有人知道黄伦在进入劳改队以后,遭遇过些什么样的坡坡坎坎,我俩在人际交往上都奉行一个原则:整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劳改队毕竟是一个危机四伏的特殊群体,狱吏们刻意营造的气氛就是使政治犯成为众矢之的,通过几年的劳改实践,我们都看清了这个事实。

在文化大革命以前的劳改队里,政治犯们哪怕再简单不过的行囊中,也会精心保留着几本心仪的好书,相互间交换各人的书籍珍藏、交流阅读心得,几乎成了政治犯们友谊的润滑剂。我已记不得黄伦借过些什么书给我,只记得他背诵《古文观止》、《白香词谱笺》、《唐诗三百首》中那些千古名句时的如痴如醉,我不仅惊叹他超凡的记忆力.更钦佩他对祖国传统文化瑰宝的无限钟爱。在随之而来的文革破四旧运动中,狱吏们强行将犯人的珍藏全部搜走付之一炬,任何一个热爱中华传统文化的华夏子孙,对这种视祖宗的精神遗产为垃圾的倒行逆施,无不义愤填膺,面对周围林立的刀枪,人们只能怒而不敢言。当晚,在我上厕所的途中,黄伦擦身走在我的身侧,我听见他似乎在自言自语地说了一句:我怀疑共产党已经疯了。

集训队对犯人的监管十分严格,劳动方面比起专搞生产的中队则松散得多,虽然出工时四周都有看守兵密切注视,但他们的任务只是防止犯人逃跑,并不在乎你卖力不卖力。劳动强度的减轻对犯人而言,压力也大大减小,这大概也可以用塞翁失马,焉知非福之类的哲理加以表述。可惜随着文革的深入,牢房里再也听不见黄伦那如泣如诉的二胡声了,他再也找不到一首可以拉的二胡曲,以往熟悉的曲子统统被打上了封、资、修的反动印记,除了那首令人肉麻让人讨厌的《东方红》以外。某日,分管狱吏拿着一张印好了的歌单交给黄伦,叫他教犯人唱这首语录歌,歌名是《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黄伦看了看歌单回话说:我患着咽炎,根本没办法大声说话,更不能拉开嗓门唱歌了。狱吏进一步启发他:这可是宣传毛泽东伟大思想的政治任务,是你立功减刑的机会啊?黄伦说:我也想减刑,只是心有余而力不足。这句话恰好被在旁的一个文盲犯人听见,他以后便经常用来这句成语来为自己偷奸耍猾开脱,只可惜他说成心有余而立不住脚,反而变成在劳改农场流传甚广的一句著名言俏皮话。

黄伦私下对我说过:音乐为政治服务就是糟塌音乐,艺术一旦和政治勾搭成奸,艺术的圣洁便不复存在了,什么语录歌,不如干脆让人呼政治口号。又说:当下最好的生存方式便是闭目养神,我用鲁迅的一句名言作了回应:沉默是最高的讽刺。当全国军民都被毛泽东挑逗得神志不清的日子里,我们这一大批所谓反改造份子,在集训队的严管中度过了那场造神运动的发情期。

(未完待续)







他又大吼一声,整个山林似在震颤:我叫你朝这里打!他的食指能   摸到自己的心脏在急速地跳动。


                                                   
1965年,我背负着十八年有期徒刑的冤假错案,从四川西部平原上的万家煤矿调到了大凉山里的雷马屏农场,这座严密封闭在彝族聚居区里的大型劳改农场,正从四川省内星罗棋布的各式劳改队中调来一批又一批反改造分子,在这个远离现代文明的蛮荒之地,任无产阶级专政的铁蹄肆意践踏蹂躏。来到农场的当夜,监管狱吏便对着这批新调来的反改造分子宣称:在你们没长出翅膀之前,休想穿过四周的原始森林逃离

劳改犯中被称为反改造分子的犯人多种多样,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便是越狱逃跑者,而我正是因为从劳教队越狱逃跑,被捕回后以叛国投敌罪判刑的重刑犯。狱吏对企图越狱者发出的警告似乎在威胁我,我下意识地对同时听这句豪言壮语的新犯们扫视了一番,发现从西昌黄连关监狱调来的犯群中,正有一位戴眼镜的犯兄在扫视中锁定了我脸上的这副眼镜,在我俩眼光碰撞的一刹那,我分明看见他的唇边闪过了一丝会心的微笑,它释放的善意勿庸置疑,我也用同样的笑容向他作了回应。应该特别说明的是,在人人自危的劳改队里,没有人敢握手、更没有人敢于拥抱,唯独政治犯和政治犯之间才可能泛出这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微笑,还真像从人性荒漠里流出的一汪滋润心田的清泉。

就这样开始了我和这位姓黄名伦的犯兄之间的交往,其时间持续至今已达四十三年之久。五年前,我在写《格拉古轶事》这本劳改回忆录时,涉及到他的章节曾多次出现,因而我几度征求他的意见,希望能象书中其他角色一样,尽量使用真名实姓,每次他都以统治者的奸诈和残忍是无法估量的而婉言拒绝。直到三个月前,从他七十五岁生日的饭局上退席回家前,他才紧握着我的手轻松自如地说:黄伦这个被你错爱了几十年的名字今天就送给你啦,看来他已授权我写写他的故事。

我和这位踏破铁鞋无觅处的密友有太多的近似之处,我俩年龄近似,他只比我大十个月;学历近似,1949年时,我俩都是高中学生;虽然我的家庭出身被称为反动官僚,他家被斗成地主,二者似有差异,但在中共戴着的有色眼镜看去,却像一对罪该万死的剥削阶级双胞胎;在兴趣爱好方面,我俩都是虔诚的文学门徒,虽然我爱读翻译作品,他却专攻古典文学特别是诗词歌赋;他会拉小提琴,我爱弹手风琴

更令人称奇的是,天各一方的我俩,各自在十六、七岁时,几乎同时受中共地下党的蒙骗,以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都怀着天真的爱国主义情怀,误入歧途般先后参加了名为解放军、实为中共党卫军设立的军事院校,而且都隶属于西南军区直属队,只不过他学了医,而我却学了无线电,其实专业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其间我俩都参加了挂羊头卖狗肉的青年团;更让人叹为观止的是1957年,素昧平生的我俩,竟鬼。

使神差地同时中了毛泽东的阳谋,还真像遥相呼应般参与了鸣、放,乃至一同被中共反咬一口,诬之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并双双获得极右的最高峰值,最终一网打尽;1958年,我被判处管制五年送劳动教养,他却破记录地一步到位直接判刑投入劳改,可誉为捷足先登的先行者;他年龄虽比我长了将近一岁,似乎为了补偿而让他的刑期比我少了一年。如果说冥冥之中真有什么神灵,这神灵对我和他是一碗水端平了的。

黄伦是四川省潼南县人,虽然他出身在地主家庭,但他并没有因这个出身而改变他人人生而平等的朴素价值观,他勤奋好学,从未企求过不劳而食的寄生生活。刚进入部队,便将他调到卫生队学护理,开学不久,在对学员进行的一次文化考试中,黄伦名列第一,这个成绩证明他在高中念书时就是一个品学兼优的好学生。原来此番文化考核也只是为军区新成立的军医大学招募学员而举行,榜上有名的黄伦在军医大学里如饥似渴地吸取着医学知识的丰厚营养,由于学业成绩优异,他立了个三等功。在那次西南军区直属队召开的庆功大会上,我也是英模代表之一,我也同样立了三等功.当然我们互不相识,却一同证实了,我们当年是多么弱智地任阴谋家摆弄。

1954年,这时的黄伦应该被称作黄医生了,他从军医大学毕业后,分配到十八军也就是西藏军区,在拉萨的军区医院里当五官科医生。同年秋季,十九岁的达赖喇嘛赴北京,到任不久的黄伦医生调去当了随团医生,来到成都经过短暂休整,不作任何解释便告知黄伦中止随团北上,这对当年把去北京视为朝圣的迷信者来说,几乎是当头一棒,肝火正旺的年轻医生气愤之极。此时,恰逢黄伦的母亲病逝,他要求请假返乡奔丧未被批准,反而批评他是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黄医生再也无法忍受,一气之下,拒绝返回西藏军区,僵持数月之后,组织上将他临时安排到中建四公司,在该公司在成都的一个内部门诊部上班。这个公司是专门为修建所谓苏联援华的156项大型工程而设立,在成都它有庞大的建筑队伍。无奈之下,黄伦开始在曹家巷的门诊部上班。

今天,大陆的中国人多已熟悉了共产党整人的手法,黄伦医生所遭遇的正是这一手法的熟练运用。此番被党组织判定的极端个人主义发展到与组织对抗,特别是一把手找他谈话时所表现的目无领导更犯了极权统治的大忌,类似言行,通过年终鉴定已一一记入个人档案。毛时代巧立名目的各种运动,正是为整肃他们认定的异己分子的大好时机,也难怪号召帮助党整风一开始,黄伦医生周围的相关领导人,个个都一改高高在上的常态,戴上一副礼贤下士的假面具,要求黄伦医生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黄伦这位一贯以眼睛里夹不得砂子而自诩的眼科医生,不仅对一切他认定的坏人坏事嫉恶如仇,对一切给他扣大帽子,漫无边际的上纲上线的意见也同样嫉恶如仇。以致他与那几个所谓的积极分子的对立斗争一天比一天更尖锐更激烈,甚至辱骂甚至动手动脚。在一次互不相让的斗争会上,一位暴跳如雷的外科医生一记响亮的耳光抽伤了黄伦视为比生命更重要的尊严,被激怒的五官科医生一击直拳命中对方鹰钩鼻,顿时血流如注。在政治运动高潮中,这就叫右派阶级敌人对革命群众的疯狂反扑。两天后,党委决定紧急召开公捕大会,对行凶报复的现行反革命分子黄伦来了个当场逮捕。

成都市的宁夏街看守所又名四大监,从清王朝而民国而中共已有百多年历史,这所赫赫有名的监狱关押过的犯人林林总总。但1957年9月18日,以现行反革命名义囚入的犯人黄伦,才为该监狱新增了右派分子这一前无古人的崭新品种,不到一年,黄伦案已审理终结并提起了公诉。按中共办案常规,黄伦的判决书早已拟就,只准备在一个节日前夕,召开具有轰动效应的公判大会,以获得鼓革命群众正气,压阶级敌人歪风之效果。

1958年毛泽东头脑发热,发动全民大炼钢铁超英赶美,作为已经结案只等宣读判决书的在押犯人黄伦,也被调到汶川铁矿去参加小高炉放高产卫星,在荷枪实弹的看守兵押解下,强迫每个犯人用背蔸背负近百斤的铁矿石,在崎岖的羊肠小道上艰难地搬运。象黄伦这个生平只当过学生和医生两种角色的人,可谓难上加难,而且以大跃进的名义加班加点夜以继日,犯人们体力的耗损已近极限。尤其令黄伦痛心疾首的是,这明摆着的所谓小高炉土法炼钢,纯粹违反科学违背常理的瞎胡闹,竟能在全国畅通无阻,足见反右运动中,将敢说真话者扔进地狱以后,任独裁暴君怎样倒行逆施、胡作非为,再也没人敢说一个不字。长此以往,我们这个多灾多难的民族又将何以自救?想到这里,黄伦心如刀绞。  

第二天出工时,犯人们背着空背篼翻山越岭,一字长蛇阵前往生产矿石的工地,行进中突然有人高叫:有人跳岩啦!有人跳岩啦!原本没精打彩的人群象突然中了魔似的紧张起来,犯人们一个个伸长脖子朝岩下看去,但除了缭绕在山林中的晨雾以外却什么也看不见。这时传来命令:全体犯人不再上工,立即返回工棚!--狱吏们迫切地想知道跳岩的犯人究竟是谁?

真说不准跳岩的黄伦是运气好或者是不好,岩间一棵仁慈的树搂住了他清瘦的身躯。  气极败坏的黄伦只得缓缓地走下山岩,双脚刚刚站定,便听对面传来吼声:不准动!接着是拉动枪栓的声音。当过兵的黄伦当然知道这意味着什么,他的反应让这名嘴上无毛的小兵目瞪口呆,黄伦用双手拉开他劳改服的前襟,用他那只多次拿过手术刀的右手,伸出食指准确地指向心脏部位,对十步开外前面的小兵说:朝这里打。没听见枪响也没有中弹的感觉,紧接着他又大吼一声,整个山林似在震颤:我叫你朝这里打!他的食指能摸到自己的心脏在急速地跳动。小兵没有开枪,并非他舍不得那一粒子弹,而是他分明看见黄伦身后的两名同伙,已经伸出了抓捕的手,他怕误伤了他们。

被捕的黄伦并没有押回汶川铁矿,以免对放高产卫星带来恶劣影响,而是直接将他捆绑回原单位宁夏街看守所。黄伦不仅是这所监狱关押的第一个右派分子,而且是关押在这所监狱里的犯人中,独一无二的在一个月内收到两张判决书的连中二元的幸运儿。前一张判决书以反革命行凶打人罪判刑十二年,---二十天后,监狱里召开宣判大会,五花大绑的黄伦又收到一张判决书,称黄犯思想极端反动,一贯抗拒改造,越狱逃跑,加刑五年。一位省公安厅的头目用一口陕西腔作总结说:老子在延安就管过犯人,还没见过哪个犯人对着枪口叫往胸口上打,看他这嚣张劲,是老子非一枪崩了你这臭知识分子不可。

黄伦很快离开了宁夏街看守所,当然并非怕挨老子的那一枪,而是奉命调动。因为看守所毕竟只是关押、审讯和宣判犯人的单位,而不是劳改犯正式服刑的工厂和农场。黄伦被调到边远山区的石棉县,那里有一座由劳改犯们开采的新康石棉矿,从新康石棉矿专程来成都接收新犯的一位高姓狱吏,阴差阳错的曾经让当年的黄伦医生作过手术,他一眼就认出了黄犯脸上的那副眼镜,到石棉矿以后,还没下到车间,黄伦就直接分配去了矿部医院。

劳改犯当医生虽然不像在矿井下那样劳累并承担安全风险,但却得背着双重人格的沉重包袱走钢丝,一方面是救死扶伤的道义责任,另一方面是任人呵斥使唤的奴隶处境,是在恶意挑剔下出不得半点差错的危险份子。才干半个月,黄伦早已厌烦了这人不人、鬼不鬼的劳改工种。一天,黄伦正在门诊上给三车间的一个司务长诊断眼病,突然住院部主任在过道上大叫:黄伦,你过来!这位高人一等的主任,一贯以奴隶主的心态在医院里趾高气扬威风八面,而黄伦此时刚刚给司务长作了散瞳,按医疗常规此时医生不能放下病人不管,便没有马上过去,几分钟后,主任气势汹汹地跑过来怒斥黄伦:我叫你为什么不动?黄伦据理力争:我刚给病人散了瞳走不开,那主任知道黄伦的理由正当,但早已养成一呼百诺恶习的主任还是扔给黄伦一句:我看你又在翘尾巴了!

当年中国大陆的所谓革命者,在侮辱知识份子时,最尖刻也是使用频率最高的词汇便是翘尾巴三个字。几分钟后,气呼呼的黄伦站在主任面前说:你是人,我也是人,如果人类还有尾巴,你也摸摸你屁股看有没有尾巴。一贯盛气凌人的主任绝对没想到会有犯人敢于对抗他的侮辱,便猛地从藤椅上站起,扬起手臂,狠狠地抽了黄伦一记耳光连眼镜也被打飞,忍无可忍的黄伦一击当胸重拳将主任打到墙璧上靠着,回身冲向自己的诊断室,刚好有20毫升阿托品倒进嘴里,咕嘟嘟地吞下了这足以毒死十条水牛的剂量,然后拴好了房门。

主任涨红着脸手提一根麻绳,叫了两个助手,准备把黄犯捆个死去活来,掀开门却看见倒在地上早已昏死的黄伦,又看见阿托品的空瓶,他只得咬牙切齿地对助手下令:给他洗胃。接着又叽叽咕咕地自言自语地自我膨胀:等醒过来老子再收拾他。

在狱吏任意践踏犯人的劳改队,犯人对狱吏的打罚还手绝对属于头版头条的特大新闻,一夜之间,黄伦在石棉矿的犯人心目中成了一个抗暴英雄,这个英雄典型的存在,客观上对狱吏的威风带来不利影响。正在矿部考虑怎样重处这个视死如归的反改造分子的时候,设在西昌的黄连关监狱来石棉矿调犯人。黄连关是一座专门关押重刑犯的人间地狱:让那里的同志来收拾你。石棉矿的狱吏们这样想,同时也没忘记,在两个单位交接犯人时,把黄伦的嚣张气焰作为个案特别向黄连关来接犯人的狱吏作了一番交代。

和劳改队打过交道的人都知道,有一个现象发人深思:千方百计蹂躏犯人的狱吏中,常常是那些所谓家庭出身不好,或者有某种历史问题的人心术最坏、下手也最狠毒。或许他们心头有鬼,随时随地防范有人在监视他是否同情阶级敌人?因而他们故作姿态,夸大自己对敌斗争的坚定性,以期得到组织上的赞许,为自己日后捞到什么油水奠定基础。

黄伦调到黄连关以后,遇到的正是这位既踌躇满志又幻得幻失的王分队长,在等级森严的极权国家,仅仅只管三个犯人班组的分队长是狱吏中级别最低的。可见这位出身二流子又当过一年伪乡丁的起码官,这个年龄已三十开外的他,在仕途上也并非像他渴求地那样顺畅,他也是到石棉矿押解犯人的狱吏之一。这个背着中共建政前的历史包袱的昔日二流子,对黄伦的反改造劣迹已牢记在心,不排除正是他回黄连关监狱后,刻意把这个死硬分子编在自己的治下,以便创造机会向组织上展示他收拾犯人的才华。

打从黄伦正式编入他治下的这个分队开始,不论班组开会或者全分队开会,只要有黄伦在听众圈内,王分队长必会讲话,讲话中也必会含沙射影的涉及黄伦,尽其所能地对黄犯敲敲打打。例如他说:你们中那几个反革命气焰嚣张的家伙,竟敢对干部行凶,我看他是活得不耐烦了。或者说:有人想自杀,用他那一文不值的狗命去对抗我们对他的改造。还这样说:我要警告你们中的死硬分子,再不回头,必然只有死路一条。说这类话时,他那双三角眼死死地盯住黄伦的身上。黄伦对王分队长的来者不善也早有察觉,他认定这属于狱吏们的职业病,只要他们不过分。黄伦说:我可以给任何一个想往上爬的人当垫脚石,但只能用来垫着往上爬,而绝不能踩着它拉屎拉尿。

王分队长所管辖的是一个专种蔬菜的分队,劳动的地区是监狱周边的蔬菜地。这里没有山岩可跳,也没有阿托品可吞服,中国人最普及的悬梁自缢,在随时随地相互监督的犯人群体中,黄伦既便要自杀也无隙可乘。似乎暂时搁置了自杀的念头,但这并不意味着黄伦对他的生存现状有了某种认同。

共产党离不开运动,恰似酒鬼离不开酒精的刺激,这个特点不论在社会生活中或者在劳改队都别无二致。中共发动的种种运动,说到底也只是为了消灭异己力量,每次运动所打击的对象许多都关进了劳改队,这意味着对统治者而言,已经达到了他们开展运动的目的,只需以改造的名义将他们囚禁起来,剥夺其活动能力便万事大吉了。劳改队每年雷打不动地都要开展半年大评和年终总评两次运动,分别在年中和年尾开展,以利对这些异己分子进行更有效的监管。其监管过程便是分管狱吏们大显身手的大好机会。王分队长今年手下有了黄伦这个罪证确凿的反改造典型,不愁运动不会开展得有声有色热火朝天。

正在进行的年终总评运动很快地进入揭发批斗阶段,此前王分队长在犯人中已作了足够的铺垫,队上那几个想立功减刑的所谓积极份子,早已在下面磨拳擦掌蠢蠢欲动。单说那晚已是斗争黄伦的第三晚,前两次都是无功而返草草收兵。今夜,斗争者和被斗者的耐心都已接近底线,再不动刑加温,黄伦的反改造气焰很可能压不下去,王分队长的能耐又何以显示出来?

学习会主持人王分队长作了简短讲话以后,便直奔主题,让黄伦补充交代他反省的结果,并要他不再重复前两晚已交代过的问题。内心已厌烦至极的黄伦简单地说:我没啥新问题可以补充。这个简称为关门的回答似乎激起那几个真假积极分子的真假愤怒。有一个去年减过两年刑的劳改积极份子冲到黄伦面前,指手划脚地说:昨晚我揭发了你几句反动言论,今天早上出工时,我走在你前面,听见你在我身后唱了一句山中老虎都见过,哪怕你这一条狗,你分明是在骂我!这句歌词本是当年尽人皆知的电影《刘三姐》中的一句唱词,有几个曾经被狗咬过的犯人在窃笑,黄伦假装没看见。只回头问王队长:我现在可以回答他的问题吗?王分队长傲慢地作不屑一顾状,没表示反对。黄伦说:我没有骂你,你分明是长着两支脚的人,就不该怀疑自己是条四支脚的狗。这时王分队长捏紧了拳头,向狗使了个眼色,狗按规定喊了声报告,随即离开了学习室。

中共称其劳改方针是劳动改造与思想改造相结合,规定犯人每晚都得学习两小时,其学习内容说到实处就是犯人间相互揭发、批判、斗争,因为它有利于共产党对敌斗争的分化瓦解政策,狱吏们嘲笑称这是狗咬狗,似乎也符合制定政策者的初衷。这两小时中的最后三十分钟,犯人们私下称之为血腥三十分。因为此时已接近熄灯就寝时间,而捆绑吊打的压轴戏通常从这时开演,事实上把一个活人整到半死,三十分钟已经足够,明天毕竟还得出工,还需要与劳动改造相结合。

狗返回学习室时,有一个假积极正对着黄伦装模作样地扣着大帽子。狗提着一卷麻纯大摇大摆地走到黄伦背后,示威似的扬了扬这根质地上乘的麻绳,对黄伦说:把棉衣脱下来!经验早已告诉了黄伦,这时的抗争除了徒增皮肉之苦外不会有任何意义,便脱下了棉衣。这种用勒进肌肉的绳索来阻断血液流通的刑罚,给受刑者带来的疼痛感岂止是锥心刺骨四字了得。穿一件薄薄的单衣与穿一件厚厚的棉衣相比较,穿单衣者的肌肉更容易被紧捆的麻绳嵌入,才更能体现中共自诩的对劳改犯进行大力挽救的力度。这种在劳改队普及度最高的酷刑,被犯人称作挨绳子,中国大陆的劳改犯百分之九十五以上都被专政机器用这种酷刑挽救过,唯一的区别只是被捆绑时间的长短和感受到的疼痛程度的深浅。我无法描述四十四年前黄伦那晚被捆的感受,只是虽然经过漫长岁月的新陈代谢,至今在黄伦那苍老的胳膊上还留着那绳绳咬过的伤痕,它已变成几圈黑碣色的疤痕,它们能告诉你什么叫苦难深重。

王分队长站在门口吹响了下学习的哨音,犯人们打着哈欠提着小板凳向寝室走去,学习室内只剩下捆着的黄伦和站在门边的王分队长。在四下无人的环境里,王分队长叼着香烟踱到黄伦面前,张牙舞爪地现出他二流子的本来面目,挑衅地向黄伦发问:你信不信老子们捆你龟儿子一个通宵?受辱的黄伦早已横了心,直接借用二流子的骯脏词汇回答说:你龟儿子最好把老子们捆死,老子好变鬼来找你算账。长期被劳改犯娇生惯养的昔日二流子,哪里受得了黄伦的平等对抗,他对着黄伦的腹部猛揍一拳,接着骂骂咧咧地吼道:你给老子们等倒!说着就冲向了保管室。

此刻,已是深夜时分,气得脸红筋胀的前二流子拿着一根粗麻绳走了回来。经验早已告诉了人们,细麻绳宜于捆人,它更容易勒入肌肉;粗绳子宜于吊人,它承受力较强不易断裂。显然前二流子今分队长要把黄伦吊将起来。因为整个文化大革命我和黄伦都一同在劳改队里度过.按当年强制执行的公安六条的规定,劳改犯一律不准参加那场革命,因此,运动中由毛泽东亲自指挥的红卫兵广泛使用的坐喷气式刑罚,我等劳改犯无缘目睹,只能揣想它与今晚黄伦即将经受的吊异曲同工,其基流程就是把已经捆起来的人,用支点在高处放下的绳子将他悬空升起,所以劳改犯俗称吊为升起。黄伦心里暗想,长此以往.在未来那漫长的刑期中,让这些暴徒慢慢将我折磨而死,还不如我创造死刑条件让他们杀掉算了

哪怕意志再坚强的人,一旦被吊离地面,很难不呼妈喊娘发出撕心裂肺的哭叫求饶。黄伦真不愧为血性男子,他没有鼻涕泪水顺流而下,但是他还是发出了呼喊,这一声呼喊在中国足以惊天动地:打倒毛泽东!喊声一出口,他发现王分队长突然脸色大变,惊慌失措地跑到黄伦身后阻止他:不准喊!并立即动手把黄伦从屋梁上放了下来,毕竟他动作慢了一点,在黄伦双脚落地之前,他又喊出一句:打倒共产党!这时,心急火燎的王分队长甚至伸手捂住黄伦的嘴,说道:不要闹,我这就给你解绳子。他那陌生的颤抖声甚至隐含着乞求的成份。这个不可一世的狱吏此刻浑身发抖只差瘫倒在地,显露出他那胆小鬼的原形。对这个意外变化最感到惊奇的还是正在被松绑的黄伦,不管出于什么原因,这个二流子太害怕我那两句口号了,对一直受他凌辱的黄伦而言,二流子的狼狈多少都会带来几分快意。黄伦要扩大他的这份快意,故意对着二流子那迷乱的眼神说:刚才那两句口号是你叫我喊的。迷乱的眼神更加迷乱赶紧说:我什么时候叫你喊的?黄伦斩钉截铁地说:就在你吊我之前。政府不会相信你的诬陷。二流子假装还有点底气,黄伦坚定地说:杀我的头我都会这样说,因为这是事实,他们肯定会相信的,劳改队的犯人有几个不是冤枉的

二流子终于垮了,他垂下了眼皮,轻轻的又缓缓地说:算了,今晚的事我们两个都不再提了,你下去睡觉吧。待黄伦抬腿跨出房门时,身后传过来一句话,音调里多少带有几分关切:你明天不出工,在家休息。

黄伦倒在床上,辗转反侧地无法入眠,今夜,他通过王分队长灵魂的曝光,更加看清了我们所经历的这个制度的恐怖阴森,没有一个人不在它的恫吓下战战兢兢,小到眼前这个劳改队里的区区分队长,大至开国元勋、被毛泽东赞誉过的彭大将军,无一不在暴君的淫威之下诚惶诚恐,我比他们自由得多也快乐得多,我为什么要和自己过不去,几度三番地要离开这个精彩的世界?

《孙子兵法》这样说:置之死地而后生。黄伦已是第三次将自己置之死地了,唯独在今晚这第三次的经历中,从王分队长几乎是向他举白旗投降的意外中,他才找到了自己活下去的理由,他终于看出敌人虽然貌似强大,他们的内心世界却是脆弱的恐惧的,他们对异己分子的残酷镇压,也是这种虚弱的表现,我有什么理由向这群懦夫示弱?

黄伦酣然入睡,脸上有久违的笑容。从此疏菜队不再有人对黄伦说  三道四,狡猾的犯人已看出王分队长不再把训斥黄伦作为必修课,犯人们看不见的是这个前二流子的内心世界,在这段短暂的日子里,黄伦好像过得相当平静。

似乎是应了好景不常的那句老话,黄伦突然从黄连关调来了雷马屏农场,此举最大的获益者竟然是王分队长,通过他的努力,终于除去了身边这颗令他忐忑不安的定时炸弹。

我和黄伦在雷马屏农场集训队结识以后,通过简单交谈,发现两人经历近似,观点近似,彼此都有较好的印象,更加上我和他都是狱吏们经常敲敲打打的落后分子,似乎在催促我俩同病相怜,我和他自然就亲近起来,交往由浅入深,最终成了无话不谈的知心朋友。除我之外,很少有人知道黄伦在进入劳改队以后,遭遇过些什么样的坡坡坎坎,我俩在人际交往上都奉行一个原则:整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劳改队毕竟是一个危机四伏的特殊群体,狱吏们刻意营造的气氛就是使政治犯成为众矢之的,通过几年的劳改实践,我们都看清了这个事实。

在文化大革命以前的劳改队里,政治犯们哪怕再简单不过的行囊中,也会精心保留着几本心仪的好书,相互间交换各人的书籍珍藏、交流阅读心得,几乎成了政治犯们友谊的润滑剂。我已记不得黄伦借过些什么书给我,只记得他背诵《古文观止》、《白香词谱笺》、《唐诗三百首》中那些千古名句时的如痴如醉,我不仅惊叹他超凡的记忆力.更钦佩他对祖国传统文化瑰宝的无限钟爱。在随之而来的文革破四旧运动中,狱吏们强行将犯人的珍藏全部搜走付之一炬,任何一个热爱中华传统文化的华夏子孙,对这种视祖宗的精神遗产为垃圾的倒行逆施,无不义愤填膺,面对周围林立的刀枪,人们只能怒而不敢言。当晚,在我上厕所的途中,黄伦擦身走在我的身侧,我听见他似乎在自言自语地说了一句:我怀疑共产党已经疯了。

集训队对犯人的监管十分严格,劳动方面比起专搞生产的中队则松散得多,虽然出工时四周都有看守兵密切注视,但他们的任务只是防止犯人逃跑,并不在乎你卖力不卖力。劳动强度的减轻对犯人而言,压力也大大减小,这大概也可以用塞翁失马,焉知非福之类的哲理加以表述。可惜随着文革的深入,牢房里再也听不见黄伦那如泣如诉的二胡声了,他再也找不到一首可以拉的二胡曲,以往熟悉的曲子统统被打上了封、资、修的反动印记,除了那首令人肉麻让人讨厌的《东方红》以外。某日,分管狱吏拿着一张印好了的歌单交给黄伦,叫他教犯人唱这首语录歌,歌名是《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黄伦看了看歌单回话说:我患着咽炎,根本没办法大声说话,更不能拉开嗓门唱歌了。狱吏进一步启发他:这可是宣传毛泽东伟大思想的政治任务,是你立功减刑的机会啊?黄伦说:我也想减刑,只是心有余而力不足。这句话恰好被在旁的一个文盲犯人听见,他以后便经常用来这句成语来为自己偷奸耍猾开脱,只可惜他说成心有余而立不住脚,反而变成在劳改农场流传甚广的一句著名言俏皮话。

黄伦私下对我说过:音乐为政治服务就是糟塌音乐,艺术一旦和政治勾搭成奸,艺术的圣洁便不复存在了,什么语录歌,不如干脆让人呼政治口号。又说:当下最好的生存方式便是闭目养神,我用鲁迅的一句名言作了回应:沉默是最高的讽刺。当全国军民都被毛泽东挑逗得神志不清的日子里,我们这一大批所谓反改造份子,在集训队的严管中度过了那场造神运动的发情期。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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