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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危机的主要受害者
陈子明(北京)



中国经济危机的主要受害者,是姥姥不亲,舅舅不爱,被政府打入另册的农民工。



在最近的全球性经济危机中,西方国家的失业率增加了二、三个百分点,就引起巨大的社会反响,政府如丧考妣,忙于应付。而在中国,失业率增加了五、六个百分点,政府居然跟没事人一样,照样在两会上作秀、讲漂亮话。其中的奥秘可以一言道破,因为中国经济危机的主要受害者,是姥姥不亲,舅舅不爱,被政府打入另册的农民工。用新近网络流行的话来说,这些人算个屁呀!
   
虽然在毛泽东著作中有许多社会平等的话语,但言行不一、口是心非是毛泽东时代的最大特征。正是在毛泽东时代,社会不平等被系统化、凝固化,导致变相的奴隶制度卷土重来。人民群众与阶级敌人及其子女的不平等,农业户口与非农业户口的不平等,城镇单位人与非单位人的不平等,全民所有制职工与集体所有制职工的不平等,干部身份与工人身份的不平等,中共党员与非党员的不平等,高级干部与普通干部的不平等,不胜枚举。早在1953年,梁漱溟就直言共产党丢了农民,工人的生活在九天,农民的生活在九地,有九天九地之差,点到了毛泽东的痛处而被打入冷宫。
   
在城乡二元体制下,农民被视为工业化原始积累的压榨对象,从来没有享受过公民的待遇。在选举权上,四个农民顶一个市民的法律,公然实行了几十年。在最起码的生命权上,农民也得不到平等的保障。根据文革后公布的数据,由于毛泽东亲自挂帅领导大跃进,导致全国粮食产量大幅度下降。1961年8月在庐山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明确提出了紧农村,保大中城市的粮食方针。从1960年6月至1962年9月,周恩来关于粮食问题的谈话有115次,在总理办公室退给粮食部办公厅的现在仍然保存的32张报表中,周恩来的笔迹有994处。从这些谈话和笔迹中可以看出,周恩来关注的主要是城市粮食供应。全国粮食产量从1958年的3980亿斤减少到1961年的2677亿斤,减少了33%;而国家向城镇销售的粮食,从1958-1959年度的546.82亿斤减少到1961-1962年度的467.87亿斤,只减少了14%,35个大中城市居民口粮定量水平,仅从28.45斤压缩到26.83斤;粮食减产的后果基本上是由农民承担的。在19581962年期间,城里人只是尝到了饿肚皮的滋味,农民则饿死了三千万。笔者一代人下乡插队期间,常常听到贫下中农一忆苦就控诉那几年,而不是按照官方的意图骂解放前。由于城里人对于大饥荒的感受不像农民那么深,现在居然有不少愤青说,从来没有听家人提及饿死人的事,大跃进时期饿死上千万人是反毛右派编造的谎言。
   
1962年七千人大会后,毛泽东曾一度把经济领导权交给刘少奇、周恩来、陈云等人。后者为毛擦屁股的一个主要措施,就是拿农民工开刀,把两千万刚刚进城的农民重新赶回乡下,让他们在农村自生自灭,而政府则摆脱了社会保障和救济的职能。由此看来,中共党内的所谓两个司令部,在对待农民和农民工的问题上,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而已。在这个方面,邓小平时代对于毛泽东时代定下的规矩,大部分还是萧规曹随。
   
笔者在2000年就指出:迄今为止,中国城乡居民之间的身分壁垒尚未打破,二元社会也还没有转变为一体化社会,而是暂时处于三元社会的过渡状态。这三元分别是:持有非农业户口的市民,无户口或持有农业户口而长期居住在城镇的准市民,以及农村居民。准市民中的大头,就是农民工。
   
仅仅十几年前,中国还曾经有过一个类中产阶级(社会学家孙立平语),即国营和大集体企业职工。经过几千万人的下岗高峰和几千万人的退休高峰,这个类中产阶级已经基本上不复存在。根据国务院研究室2005年的《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农民工在第二产业从业人员中占58%(其中建筑业占80%,加工制造业占68%),在第三产业从业人员中占52%,业已成为中国城镇劳动力和产业工人阶级的主力军。他们的劳动时间长,劳动强度大,每天工作8小时以上的占86.30%,其中10小时以上的占22.50%;工资收入低,大部分人的收入在500-800元之间,还有32.84%的人收入在500元以下;与用人单位签订用工合同的农民工仅占53.70%,参保率更低在五大社会保险中,除工伤保险已有相当数量的农民工参加外,养老保险的参保率仅为15%,医疗保险的参保率为10%左右,失业保险、生育保险目前仍与绝大多数农民工无缘。而当经济危机来临时,首当其冲被辞退的,就是没有社会保障的农民工。
   
政府以及为官方代言的学者长期以来有一种说法,认为农民工失业不要紧,他们是有土地保障的,失业了还可以回去种地。最近农村问题专家秦晖和于建嵘经过调查,反驳了这种说法。首先,大部分的农民工已经无地可种(已被重新调整或主动出让他人);其次,大部分的农民工从来没有种过地或者已经不会种地了。所谓农民工回家种地,纯属对不明真相的城里人的一种忽悠(在网上调查中,大部分是城市网友的投票者,有近乎一半的人认为农民工出路是从事新兴农业,差不多四分之一的人认为是自主创业,只有13.27%的人认为是继续返城打工)。而据白南生调查,真正回家种地的只占十分之一。现在地方领导一讲话,就是怎么想办法把这些农民工送回去,当作了一个负担,对于这些社会财富的主要创造者,完全没有感恩之心。只要能把农民工送走,他们打工所在地的政府就没有任何责任了。秦晖指出:这个危机一来,失业农民工的问题凸显出来了。我们当然有两种选择,一种选择就是像我们以前想的那样,把他们弄回去,现在所有政策都是围绕这个来转,不许他们处置土地,不许他们如何如何。还有一个,所谓农民工失业和城市里失业,归根结蒂其实应该是一样的。既然你强调公共服务应该是普惠的,事实上他们很多人也回不去,当然就要逐渐解决。世界工业化的条件下都要面临这个问题。

现在中国农民工的总数已经超过两亿人,但是在六亿多市民和准市民中,依然是个少数,而且是没有政治发言权的社会弱势群体。当年梁漱溟就说过,城里的工人有工会,资本家有工商联,农民却没有可以依靠的农会(农会在完成土改使命后就取消了)。现在的农民工背后既没有农会,也没有工会,是无依无靠的社会孤儿。因此于建嵘说:在这次金融危机中间我们要看到农民的市场和农民的利益表达,我的看法是要建立农民工会,一定要建立真正代表农民利益的工会,这是农民的组织,要建立这个东西。
   
波兰尼在《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中指出:整个近现代文明的历史,是自我调节市场的扩展和社会自我保护机制的共存与矛盾运动构成的社会双向运动(double movements)。市场越是发展,社会就越是试图保护自己,将市场重置于社会掌控之下。波兰尼曾经忧心忡忡地告诫后人:社会自我保护机制失败所导致的自我调节市场的无限扩张,最终将会导致人类文明的崩溃。我们这一代中国人已经看到,由于1992年以后片面的市场化改革,由于国家镇制机器对于社会自我保护机制的超强压迫,老工人阶级被消灭了,新工人阶级处于极端弱势的地位,社会几乎被市场力量所吞噬。波兰尼又指出,工人在反抗压迫、维护尊严的社会斗争中携手合作,组织成为阶级来开展集体行动,使他们成为对抗机械文明之内在危机的社会保护者。既然是自我保护运动,首先要靠农民工自身的觉悟、动员和奋起;然而,社会其他阶层对于农民工的同情、支持和联合行动,也是不可或缺的。只有通过不断强化社会自我保护机制,才能减缓农民工和农民在经济危机中所遭受的打击,也才能在经济复苏后争取分享到更多的繁荣果实。


2009.3.17








中国经济危机的主要受害者,是姥姥不亲,舅舅不爱,被政府打入另册的农民工。



在最近的全球性经济危机中,西方国家的失业率增加了二、三个百分点,就引起巨大的社会反响,政府如丧考妣,忙于应付。而在中国,失业率增加了五、六个百分点,政府居然跟没事人一样,照样在两会上作秀、讲漂亮话。其中的奥秘可以一言道破,因为中国经济危机的主要受害者,是姥姥不亲,舅舅不爱,被政府打入另册的农民工。用新近网络流行的话来说,这些人算个屁呀!
   
虽然在毛泽东著作中有许多社会平等的话语,但言行不一、口是心非是毛泽东时代的最大特征。正是在毛泽东时代,社会不平等被系统化、凝固化,导致变相的奴隶制度卷土重来。人民群众与阶级敌人及其子女的不平等,农业户口与非农业户口的不平等,城镇单位人与非单位人的不平等,全民所有制职工与集体所有制职工的不平等,干部身份与工人身份的不平等,中共党员与非党员的不平等,高级干部与普通干部的不平等,不胜枚举。早在1953年,梁漱溟就直言共产党丢了农民,工人的生活在九天,农民的生活在九地,有九天九地之差,点到了毛泽东的痛处而被打入冷宫。
   
在城乡二元体制下,农民被视为工业化原始积累的压榨对象,从来没有享受过公民的待遇。在选举权上,四个农民顶一个市民的法律,公然实行了几十年。在最起码的生命权上,农民也得不到平等的保障。根据文革后公布的数据,由于毛泽东亲自挂帅领导大跃进,导致全国粮食产量大幅度下降。1961年8月在庐山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明确提出了紧农村,保大中城市的粮食方针。从1960年6月至1962年9月,周恩来关于粮食问题的谈话有115次,在总理办公室退给粮食部办公厅的现在仍然保存的32张报表中,周恩来的笔迹有994处。从这些谈话和笔迹中可以看出,周恩来关注的主要是城市粮食供应。全国粮食产量从1958年的3980亿斤减少到1961年的2677亿斤,减少了33%;而国家向城镇销售的粮食,从1958-1959年度的546.82亿斤减少到1961-1962年度的467.87亿斤,只减少了14%,35个大中城市居民口粮定量水平,仅从28.45斤压缩到26.83斤;粮食减产的后果基本上是由农民承担的。在19581962年期间,城里人只是尝到了饿肚皮的滋味,农民则饿死了三千万。笔者一代人下乡插队期间,常常听到贫下中农一忆苦就控诉那几年,而不是按照官方的意图骂解放前。由于城里人对于大饥荒的感受不像农民那么深,现在居然有不少愤青说,从来没有听家人提及饿死人的事,大跃进时期饿死上千万人是反毛右派编造的谎言。
   
1962年七千人大会后,毛泽东曾一度把经济领导权交给刘少奇、周恩来、陈云等人。后者为毛擦屁股的一个主要措施,就是拿农民工开刀,把两千万刚刚进城的农民重新赶回乡下,让他们在农村自生自灭,而政府则摆脱了社会保障和救济的职能。由此看来,中共党内的所谓两个司令部,在对待农民和农民工的问题上,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而已。在这个方面,邓小平时代对于毛泽东时代定下的规矩,大部分还是萧规曹随。
   
笔者在2000年就指出:迄今为止,中国城乡居民之间的身分壁垒尚未打破,二元社会也还没有转变为一体化社会,而是暂时处于三元社会的过渡状态。这三元分别是:持有非农业户口的市民,无户口或持有农业户口而长期居住在城镇的准市民,以及农村居民。准市民中的大头,就是农民工。
   
仅仅十几年前,中国还曾经有过一个类中产阶级(社会学家孙立平语),即国营和大集体企业职工。经过几千万人的下岗高峰和几千万人的退休高峰,这个类中产阶级已经基本上不复存在。根据国务院研究室2005年的《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农民工在第二产业从业人员中占58%(其中建筑业占80%,加工制造业占68%),在第三产业从业人员中占52%,业已成为中国城镇劳动力和产业工人阶级的主力军。他们的劳动时间长,劳动强度大,每天工作8小时以上的占86.30%,其中10小时以上的占22.50%;工资收入低,大部分人的收入在500-800元之间,还有32.84%的人收入在500元以下;与用人单位签订用工合同的农民工仅占53.70%,参保率更低在五大社会保险中,除工伤保险已有相当数量的农民工参加外,养老保险的参保率仅为15%,医疗保险的参保率为10%左右,失业保险、生育保险目前仍与绝大多数农民工无缘。而当经济危机来临时,首当其冲被辞退的,就是没有社会保障的农民工。
   
政府以及为官方代言的学者长期以来有一种说法,认为农民工失业不要紧,他们是有土地保障的,失业了还可以回去种地。最近农村问题专家秦晖和于建嵘经过调查,反驳了这种说法。首先,大部分的农民工已经无地可种(已被重新调整或主动出让他人);其次,大部分的农民工从来没有种过地或者已经不会种地了。所谓农民工回家种地,纯属对不明真相的城里人的一种忽悠(在网上调查中,大部分是城市网友的投票者,有近乎一半的人认为农民工出路是从事新兴农业,差不多四分之一的人认为是自主创业,只有13.27%的人认为是继续返城打工)。而据白南生调查,真正回家种地的只占十分之一。现在地方领导一讲话,就是怎么想办法把这些农民工送回去,当作了一个负担,对于这些社会财富的主要创造者,完全没有感恩之心。只要能把农民工送走,他们打工所在地的政府就没有任何责任了。秦晖指出:这个危机一来,失业农民工的问题凸显出来了。我们当然有两种选择,一种选择就是像我们以前想的那样,把他们弄回去,现在所有政策都是围绕这个来转,不许他们处置土地,不许他们如何如何。还有一个,所谓农民工失业和城市里失业,归根结蒂其实应该是一样的。既然你强调公共服务应该是普惠的,事实上他们很多人也回不去,当然就要逐渐解决。世界工业化的条件下都要面临这个问题。

现在中国农民工的总数已经超过两亿人,但是在六亿多市民和准市民中,依然是个少数,而且是没有政治发言权的社会弱势群体。当年梁漱溟就说过,城里的工人有工会,资本家有工商联,农民却没有可以依靠的农会(农会在完成土改使命后就取消了)。现在的农民工背后既没有农会,也没有工会,是无依无靠的社会孤儿。因此于建嵘说:在这次金融危机中间我们要看到农民的市场和农民的利益表达,我的看法是要建立农民工会,一定要建立真正代表农民利益的工会,这是农民的组织,要建立这个东西。
   
波兰尼在《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中指出:整个近现代文明的历史,是自我调节市场的扩展和社会自我保护机制的共存与矛盾运动构成的社会双向运动(double movements)。市场越是发展,社会就越是试图保护自己,将市场重置于社会掌控之下。波兰尼曾经忧心忡忡地告诫后人:社会自我保护机制失败所导致的自我调节市场的无限扩张,最终将会导致人类文明的崩溃。我们这一代中国人已经看到,由于1992年以后片面的市场化改革,由于国家镇制机器对于社会自我保护机制的超强压迫,老工人阶级被消灭了,新工人阶级处于极端弱势的地位,社会几乎被市场力量所吞噬。波兰尼又指出,工人在反抗压迫、维护尊严的社会斗争中携手合作,组织成为阶级来开展集体行动,使他们成为对抗机械文明之内在危机的社会保护者。既然是自我保护运动,首先要靠农民工自身的觉悟、动员和奋起;然而,社会其他阶层对于农民工的同情、支持和联合行动,也是不可或缺的。只有通过不断强化社会自我保护机制,才能减缓农民工和农民在经济危机中所遭受的打击,也才能在经济复苏后争取分享到更多的繁荣果实。


2009.3.17








中国经济危机的主要受害者,是姥姥不亲,舅舅不爱,被政府打入另册的农民工。



在最近的全球性经济危机中,西方国家的失业率增加了二、三个百分点,就引起巨大的社会反响,政府如丧考妣,忙于应付。而在中国,失业率增加了五、六个百分点,政府居然跟没事人一样,照样在两会上作秀、讲漂亮话。其中的奥秘可以一言道破,因为中国经济危机的主要受害者,是姥姥不亲,舅舅不爱,被政府打入另册的农民工。用新近网络流行的话来说,这些人算个屁呀!
   
虽然在毛泽东著作中有许多社会平等的话语,但言行不一、口是心非是毛泽东时代的最大特征。正是在毛泽东时代,社会不平等被系统化、凝固化,导致变相的奴隶制度卷土重来。人民群众与阶级敌人及其子女的不平等,农业户口与非农业户口的不平等,城镇单位人与非单位人的不平等,全民所有制职工与集体所有制职工的不平等,干部身份与工人身份的不平等,中共党员与非党员的不平等,高级干部与普通干部的不平等,不胜枚举。早在1953年,梁漱溟就直言共产党丢了农民,工人的生活在九天,农民的生活在九地,有九天九地之差,点到了毛泽东的痛处而被打入冷宫。
   
在城乡二元体制下,农民被视为工业化原始积累的压榨对象,从来没有享受过公民的待遇。在选举权上,四个农民顶一个市民的法律,公然实行了几十年。在最起码的生命权上,农民也得不到平等的保障。根据文革后公布的数据,由于毛泽东亲自挂帅领导大跃进,导致全国粮食产量大幅度下降。1961年8月在庐山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明确提出了紧农村,保大中城市的粮食方针。从1960年6月至1962年9月,周恩来关于粮食问题的谈话有115次,在总理办公室退给粮食部办公厅的现在仍然保存的32张报表中,周恩来的笔迹有994处。从这些谈话和笔迹中可以看出,周恩来关注的主要是城市粮食供应。全国粮食产量从1958年的3980亿斤减少到1961年的2677亿斤,减少了33%;而国家向城镇销售的粮食,从1958-1959年度的546.82亿斤减少到1961-1962年度的467.87亿斤,只减少了14%,35个大中城市居民口粮定量水平,仅从28.45斤压缩到26.83斤;粮食减产的后果基本上是由农民承担的。在19581962年期间,城里人只是尝到了饿肚皮的滋味,农民则饿死了三千万。笔者一代人下乡插队期间,常常听到贫下中农一忆苦就控诉那几年,而不是按照官方的意图骂解放前。由于城里人对于大饥荒的感受不像农民那么深,现在居然有不少愤青说,从来没有听家人提及饿死人的事,大跃进时期饿死上千万人是反毛右派编造的谎言。
   
1962年七千人大会后,毛泽东曾一度把经济领导权交给刘少奇、周恩来、陈云等人。后者为毛擦屁股的一个主要措施,就是拿农民工开刀,把两千万刚刚进城的农民重新赶回乡下,让他们在农村自生自灭,而政府则摆脱了社会保障和救济的职能。由此看来,中共党内的所谓两个司令部,在对待农民和农民工的问题上,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而已。在这个方面,邓小平时代对于毛泽东时代定下的规矩,大部分还是萧规曹随。
   
笔者在2000年就指出:迄今为止,中国城乡居民之间的身分壁垒尚未打破,二元社会也还没有转变为一体化社会,而是暂时处于三元社会的过渡状态。这三元分别是:持有非农业户口的市民,无户口或持有农业户口而长期居住在城镇的准市民,以及农村居民。准市民中的大头,就是农民工。
   
仅仅十几年前,中国还曾经有过一个类中产阶级(社会学家孙立平语),即国营和大集体企业职工。经过几千万人的下岗高峰和几千万人的退休高峰,这个类中产阶级已经基本上不复存在。根据国务院研究室2005年的《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农民工在第二产业从业人员中占58%(其中建筑业占80%,加工制造业占68%),在第三产业从业人员中占52%,业已成为中国城镇劳动力和产业工人阶级的主力军。他们的劳动时间长,劳动强度大,每天工作8小时以上的占86.30%,其中10小时以上的占22.50%;工资收入低,大部分人的收入在500-800元之间,还有32.84%的人收入在500元以下;与用人单位签订用工合同的农民工仅占53.70%,参保率更低在五大社会保险中,除工伤保险已有相当数量的农民工参加外,养老保险的参保率仅为15%,医疗保险的参保率为10%左右,失业保险、生育保险目前仍与绝大多数农民工无缘。而当经济危机来临时,首当其冲被辞退的,就是没有社会保障的农民工。
   
政府以及为官方代言的学者长期以来有一种说法,认为农民工失业不要紧,他们是有土地保障的,失业了还可以回去种地。最近农村问题专家秦晖和于建嵘经过调查,反驳了这种说法。首先,大部分的农民工已经无地可种(已被重新调整或主动出让他人);其次,大部分的农民工从来没有种过地或者已经不会种地了。所谓农民工回家种地,纯属对不明真相的城里人的一种忽悠(在网上调查中,大部分是城市网友的投票者,有近乎一半的人认为农民工出路是从事新兴农业,差不多四分之一的人认为是自主创业,只有13.27%的人认为是继续返城打工)。而据白南生调查,真正回家种地的只占十分之一。现在地方领导一讲话,就是怎么想办法把这些农民工送回去,当作了一个负担,对于这些社会财富的主要创造者,完全没有感恩之心。只要能把农民工送走,他们打工所在地的政府就没有任何责任了。秦晖指出:这个危机一来,失业农民工的问题凸显出来了。我们当然有两种选择,一种选择就是像我们以前想的那样,把他们弄回去,现在所有政策都是围绕这个来转,不许他们处置土地,不许他们如何如何。还有一个,所谓农民工失业和城市里失业,归根结蒂其实应该是一样的。既然你强调公共服务应该是普惠的,事实上他们很多人也回不去,当然就要逐渐解决。世界工业化的条件下都要面临这个问题。

现在中国农民工的总数已经超过两亿人,但是在六亿多市民和准市民中,依然是个少数,而且是没有政治发言权的社会弱势群体。当年梁漱溟就说过,城里的工人有工会,资本家有工商联,农民却没有可以依靠的农会(农会在完成土改使命后就取消了)。现在的农民工背后既没有农会,也没有工会,是无依无靠的社会孤儿。因此于建嵘说:在这次金融危机中间我们要看到农民的市场和农民的利益表达,我的看法是要建立农民工会,一定要建立真正代表农民利益的工会,这是农民的组织,要建立这个东西。
   
波兰尼在《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中指出:整个近现代文明的历史,是自我调节市场的扩展和社会自我保护机制的共存与矛盾运动构成的社会双向运动(double movements)。市场越是发展,社会就越是试图保护自己,将市场重置于社会掌控之下。波兰尼曾经忧心忡忡地告诫后人:社会自我保护机制失败所导致的自我调节市场的无限扩张,最终将会导致人类文明的崩溃。我们这一代中国人已经看到,由于1992年以后片面的市场化改革,由于国家镇制机器对于社会自我保护机制的超强压迫,老工人阶级被消灭了,新工人阶级处于极端弱势的地位,社会几乎被市场力量所吞噬。波兰尼又指出,工人在反抗压迫、维护尊严的社会斗争中携手合作,组织成为阶级来开展集体行动,使他们成为对抗机械文明之内在危机的社会保护者。既然是自我保护运动,首先要靠农民工自身的觉悟、动员和奋起;然而,社会其他阶层对于农民工的同情、支持和联合行动,也是不可或缺的。只有通过不断强化社会自我保护机制,才能减缓农民工和农民在经济危机中所遭受的打击,也才能在经济复苏后争取分享到更多的繁荣果实。


2009.3.17








中国经济危机的主要受害者,是姥姥不亲,舅舅不爱,被政府打入另册的农民工。



在最近的全球性经济危机中,西方国家的失业率增加了二、三个百分点,就引起巨大的社会反响,政府如丧考妣,忙于应付。而在中国,失业率增加了五、六个百分点,政府居然跟没事人一样,照样在两会上作秀、讲漂亮话。其中的奥秘可以一言道破,因为中国经济危机的主要受害者,是姥姥不亲,舅舅不爱,被政府打入另册的农民工。用新近网络流行的话来说,这些人算个屁呀!
   
虽然在毛泽东著作中有许多社会平等的话语,但言行不一、口是心非是毛泽东时代的最大特征。正是在毛泽东时代,社会不平等被系统化、凝固化,导致变相的奴隶制度卷土重来。人民群众与阶级敌人及其子女的不平等,农业户口与非农业户口的不平等,城镇单位人与非单位人的不平等,全民所有制职工与集体所有制职工的不平等,干部身份与工人身份的不平等,中共党员与非党员的不平等,高级干部与普通干部的不平等,不胜枚举。早在1953年,梁漱溟就直言共产党丢了农民,工人的生活在九天,农民的生活在九地,有九天九地之差,点到了毛泽东的痛处而被打入冷宫。
   
在城乡二元体制下,农民被视为工业化原始积累的压榨对象,从来没有享受过公民的待遇。在选举权上,四个农民顶一个市民的法律,公然实行了几十年。在最起码的生命权上,农民也得不到平等的保障。根据文革后公布的数据,由于毛泽东亲自挂帅领导大跃进,导致全国粮食产量大幅度下降。1961年8月在庐山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明确提出了紧农村,保大中城市的粮食方针。从1960年6月至1962年9月,周恩来关于粮食问题的谈话有115次,在总理办公室退给粮食部办公厅的现在仍然保存的32张报表中,周恩来的笔迹有994处。从这些谈话和笔迹中可以看出,周恩来关注的主要是城市粮食供应。全国粮食产量从1958年的3980亿斤减少到1961年的2677亿斤,减少了33%;而国家向城镇销售的粮食,从1958-1959年度的546.82亿斤减少到1961-1962年度的467.87亿斤,只减少了14%,35个大中城市居民口粮定量水平,仅从28.45斤压缩到26.83斤;粮食减产的后果基本上是由农民承担的。在19581962年期间,城里人只是尝到了饿肚皮的滋味,农民则饿死了三千万。笔者一代人下乡插队期间,常常听到贫下中农一忆苦就控诉那几年,而不是按照官方的意图骂解放前。由于城里人对于大饥荒的感受不像农民那么深,现在居然有不少愤青说,从来没有听家人提及饿死人的事,大跃进时期饿死上千万人是反毛右派编造的谎言。
   
1962年七千人大会后,毛泽东曾一度把经济领导权交给刘少奇、周恩来、陈云等人。后者为毛擦屁股的一个主要措施,就是拿农民工开刀,把两千万刚刚进城的农民重新赶回乡下,让他们在农村自生自灭,而政府则摆脱了社会保障和救济的职能。由此看来,中共党内的所谓两个司令部,在对待农民和农民工的问题上,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而已。在这个方面,邓小平时代对于毛泽东时代定下的规矩,大部分还是萧规曹随。
   
笔者在2000年就指出:迄今为止,中国城乡居民之间的身分壁垒尚未打破,二元社会也还没有转变为一体化社会,而是暂时处于三元社会的过渡状态。这三元分别是:持有非农业户口的市民,无户口或持有农业户口而长期居住在城镇的准市民,以及农村居民。准市民中的大头,就是农民工。
   
仅仅十几年前,中国还曾经有过一个类中产阶级(社会学家孙立平语),即国营和大集体企业职工。经过几千万人的下岗高峰和几千万人的退休高峰,这个类中产阶级已经基本上不复存在。根据国务院研究室2005年的《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农民工在第二产业从业人员中占58%(其中建筑业占80%,加工制造业占68%),在第三产业从业人员中占52%,业已成为中国城镇劳动力和产业工人阶级的主力军。他们的劳动时间长,劳动强度大,每天工作8小时以上的占86.30%,其中10小时以上的占22.50%;工资收入低,大部分人的收入在500-800元之间,还有32.84%的人收入在500元以下;与用人单位签订用工合同的农民工仅占53.70%,参保率更低在五大社会保险中,除工伤保险已有相当数量的农民工参加外,养老保险的参保率仅为15%,医疗保险的参保率为10%左右,失业保险、生育保险目前仍与绝大多数农民工无缘。而当经济危机来临时,首当其冲被辞退的,就是没有社会保障的农民工。
   
政府以及为官方代言的学者长期以来有一种说法,认为农民工失业不要紧,他们是有土地保障的,失业了还可以回去种地。最近农村问题专家秦晖和于建嵘经过调查,反驳了这种说法。首先,大部分的农民工已经无地可种(已被重新调整或主动出让他人);其次,大部分的农民工从来没有种过地或者已经不会种地了。所谓农民工回家种地,纯属对不明真相的城里人的一种忽悠(在网上调查中,大部分是城市网友的投票者,有近乎一半的人认为农民工出路是从事新兴农业,差不多四分之一的人认为是自主创业,只有13.27%的人认为是继续返城打工)。而据白南生调查,真正回家种地的只占十分之一。现在地方领导一讲话,就是怎么想办法把这些农民工送回去,当作了一个负担,对于这些社会财富的主要创造者,完全没有感恩之心。只要能把农民工送走,他们打工所在地的政府就没有任何责任了。秦晖指出:这个危机一来,失业农民工的问题凸显出来了。我们当然有两种选择,一种选择就是像我们以前想的那样,把他们弄回去,现在所有政策都是围绕这个来转,不许他们处置土地,不许他们如何如何。还有一个,所谓农民工失业和城市里失业,归根结蒂其实应该是一样的。既然你强调公共服务应该是普惠的,事实上他们很多人也回不去,当然就要逐渐解决。世界工业化的条件下都要面临这个问题。

现在中国农民工的总数已经超过两亿人,但是在六亿多市民和准市民中,依然是个少数,而且是没有政治发言权的社会弱势群体。当年梁漱溟就说过,城里的工人有工会,资本家有工商联,农民却没有可以依靠的农会(农会在完成土改使命后就取消了)。现在的农民工背后既没有农会,也没有工会,是无依无靠的社会孤儿。因此于建嵘说:在这次金融危机中间我们要看到农民的市场和农民的利益表达,我的看法是要建立农民工会,一定要建立真正代表农民利益的工会,这是农民的组织,要建立这个东西。
   
波兰尼在《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中指出:整个近现代文明的历史,是自我调节市场的扩展和社会自我保护机制的共存与矛盾运动构成的社会双向运动(double movements)。市场越是发展,社会就越是试图保护自己,将市场重置于社会掌控之下。波兰尼曾经忧心忡忡地告诫后人:社会自我保护机制失败所导致的自我调节市场的无限扩张,最终将会导致人类文明的崩溃。我们这一代中国人已经看到,由于1992年以后片面的市场化改革,由于国家镇制机器对于社会自我保护机制的超强压迫,老工人阶级被消灭了,新工人阶级处于极端弱势的地位,社会几乎被市场力量所吞噬。波兰尼又指出,工人在反抗压迫、维护尊严的社会斗争中携手合作,组织成为阶级来开展集体行动,使他们成为对抗机械文明之内在危机的社会保护者。既然是自我保护运动,首先要靠农民工自身的觉悟、动员和奋起;然而,社会其他阶层对于农民工的同情、支持和联合行动,也是不可或缺的。只有通过不断强化社会自我保护机制,才能减缓农民工和农民在经济危机中所遭受的打击,也才能在经济复苏后争取分享到更多的繁荣果实。


2009.3.17








中国经济危机的主要受害者,是姥姥不亲,舅舅不爱,被政府打入另册的农民工。



在最近的全球性经济危机中,西方国家的失业率增加了二、三个百分点,就引起巨大的社会反响,政府如丧考妣,忙于应付。而在中国,失业率增加了五、六个百分点,政府居然跟没事人一样,照样在两会上作秀、讲漂亮话。其中的奥秘可以一言道破,因为中国经济危机的主要受害者,是姥姥不亲,舅舅不爱,被政府打入另册的农民工。用新近网络流行的话来说,这些人算个屁呀!
   
虽然在毛泽东著作中有许多社会平等的话语,但言行不一、口是心非是毛泽东时代的最大特征。正是在毛泽东时代,社会不平等被系统化、凝固化,导致变相的奴隶制度卷土重来。人民群众与阶级敌人及其子女的不平等,农业户口与非农业户口的不平等,城镇单位人与非单位人的不平等,全民所有制职工与集体所有制职工的不平等,干部身份与工人身份的不平等,中共党员与非党员的不平等,高级干部与普通干部的不平等,不胜枚举。早在1953年,梁漱溟就直言共产党丢了农民,工人的生活在九天,农民的生活在九地,有九天九地之差,点到了毛泽东的痛处而被打入冷宫。
   
在城乡二元体制下,农民被视为工业化原始积累的压榨对象,从来没有享受过公民的待遇。在选举权上,四个农民顶一个市民的法律,公然实行了几十年。在最起码的生命权上,农民也得不到平等的保障。根据文革后公布的数据,由于毛泽东亲自挂帅领导大跃进,导致全国粮食产量大幅度下降。1961年8月在庐山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明确提出了紧农村,保大中城市的粮食方针。从1960年6月至1962年9月,周恩来关于粮食问题的谈话有115次,在总理办公室退给粮食部办公厅的现在仍然保存的32张报表中,周恩来的笔迹有994处。从这些谈话和笔迹中可以看出,周恩来关注的主要是城市粮食供应。全国粮食产量从1958年的3980亿斤减少到1961年的2677亿斤,减少了33%;而国家向城镇销售的粮食,从1958-1959年度的546.82亿斤减少到1961-1962年度的467.87亿斤,只减少了14%,35个大中城市居民口粮定量水平,仅从28.45斤压缩到26.83斤;粮食减产的后果基本上是由农民承担的。在19581962年期间,城里人只是尝到了饿肚皮的滋味,农民则饿死了三千万。笔者一代人下乡插队期间,常常听到贫下中农一忆苦就控诉那几年,而不是按照官方的意图骂解放前。由于城里人对于大饥荒的感受不像农民那么深,现在居然有不少愤青说,从来没有听家人提及饿死人的事,大跃进时期饿死上千万人是反毛右派编造的谎言。
   
1962年七千人大会后,毛泽东曾一度把经济领导权交给刘少奇、周恩来、陈云等人。后者为毛擦屁股的一个主要措施,就是拿农民工开刀,把两千万刚刚进城的农民重新赶回乡下,让他们在农村自生自灭,而政府则摆脱了社会保障和救济的职能。由此看来,中共党内的所谓两个司令部,在对待农民和农民工的问题上,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而已。在这个方面,邓小平时代对于毛泽东时代定下的规矩,大部分还是萧规曹随。
   
笔者在2000年就指出:迄今为止,中国城乡居民之间的身分壁垒尚未打破,二元社会也还没有转变为一体化社会,而是暂时处于三元社会的过渡状态。这三元分别是:持有非农业户口的市民,无户口或持有农业户口而长期居住在城镇的准市民,以及农村居民。准市民中的大头,就是农民工。
   
仅仅十几年前,中国还曾经有过一个类中产阶级(社会学家孙立平语),即国营和大集体企业职工。经过几千万人的下岗高峰和几千万人的退休高峰,这个类中产阶级已经基本上不复存在。根据国务院研究室2005年的《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农民工在第二产业从业人员中占58%(其中建筑业占80%,加工制造业占68%),在第三产业从业人员中占52%,业已成为中国城镇劳动力和产业工人阶级的主力军。他们的劳动时间长,劳动强度大,每天工作8小时以上的占86.30%,其中10小时以上的占22.50%;工资收入低,大部分人的收入在500-800元之间,还有32.84%的人收入在500元以下;与用人单位签订用工合同的农民工仅占53.70%,参保率更低在五大社会保险中,除工伤保险已有相当数量的农民工参加外,养老保险的参保率仅为15%,医疗保险的参保率为10%左右,失业保险、生育保险目前仍与绝大多数农民工无缘。而当经济危机来临时,首当其冲被辞退的,就是没有社会保障的农民工。
   
政府以及为官方代言的学者长期以来有一种说法,认为农民工失业不要紧,他们是有土地保障的,失业了还可以回去种地。最近农村问题专家秦晖和于建嵘经过调查,反驳了这种说法。首先,大部分的农民工已经无地可种(已被重新调整或主动出让他人);其次,大部分的农民工从来没有种过地或者已经不会种地了。所谓农民工回家种地,纯属对不明真相的城里人的一种忽悠(在网上调查中,大部分是城市网友的投票者,有近乎一半的人认为农民工出路是从事新兴农业,差不多四分之一的人认为是自主创业,只有13.27%的人认为是继续返城打工)。而据白南生调查,真正回家种地的只占十分之一。现在地方领导一讲话,就是怎么想办法把这些农民工送回去,当作了一个负担,对于这些社会财富的主要创造者,完全没有感恩之心。只要能把农民工送走,他们打工所在地的政府就没有任何责任了。秦晖指出:这个危机一来,失业农民工的问题凸显出来了。我们当然有两种选择,一种选择就是像我们以前想的那样,把他们弄回去,现在所有政策都是围绕这个来转,不许他们处置土地,不许他们如何如何。还有一个,所谓农民工失业和城市里失业,归根结蒂其实应该是一样的。既然你强调公共服务应该是普惠的,事实上他们很多人也回不去,当然就要逐渐解决。世界工业化的条件下都要面临这个问题。

现在中国农民工的总数已经超过两亿人,但是在六亿多市民和准市民中,依然是个少数,而且是没有政治发言权的社会弱势群体。当年梁漱溟就说过,城里的工人有工会,资本家有工商联,农民却没有可以依靠的农会(农会在完成土改使命后就取消了)。现在的农民工背后既没有农会,也没有工会,是无依无靠的社会孤儿。因此于建嵘说:在这次金融危机中间我们要看到农民的市场和农民的利益表达,我的看法是要建立农民工会,一定要建立真正代表农民利益的工会,这是农民的组织,要建立这个东西。
   
波兰尼在《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中指出:整个近现代文明的历史,是自我调节市场的扩展和社会自我保护机制的共存与矛盾运动构成的社会双向运动(double movements)。市场越是发展,社会就越是试图保护自己,将市场重置于社会掌控之下。波兰尼曾经忧心忡忡地告诫后人:社会自我保护机制失败所导致的自我调节市场的无限扩张,最终将会导致人类文明的崩溃。我们这一代中国人已经看到,由于1992年以后片面的市场化改革,由于国家镇制机器对于社会自我保护机制的超强压迫,老工人阶级被消灭了,新工人阶级处于极端弱势的地位,社会几乎被市场力量所吞噬。波兰尼又指出,工人在反抗压迫、维护尊严的社会斗争中携手合作,组织成为阶级来开展集体行动,使他们成为对抗机械文明之内在危机的社会保护者。既然是自我保护运动,首先要靠农民工自身的觉悟、动员和奋起;然而,社会其他阶层对于农民工的同情、支持和联合行动,也是不可或缺的。只有通过不断强化社会自我保护机制,才能减缓农民工和农民在经济危机中所遭受的打击,也才能在经济复苏后争取分享到更多的繁荣果实。


2009.3.17








中国经济危机的主要受害者,是姥姥不亲,舅舅不爱,被政府打入另册的农民工。



在最近的全球性经济危机中,西方国家的失业率增加了二、三个百分点,就引起巨大的社会反响,政府如丧考妣,忙于应付。而在中国,失业率增加了五、六个百分点,政府居然跟没事人一样,照样在两会上作秀、讲漂亮话。其中的奥秘可以一言道破,因为中国经济危机的主要受害者,是姥姥不亲,舅舅不爱,被政府打入另册的农民工。用新近网络流行的话来说,这些人算个屁呀!
   
虽然在毛泽东著作中有许多社会平等的话语,但言行不一、口是心非是毛泽东时代的最大特征。正是在毛泽东时代,社会不平等被系统化、凝固化,导致变相的奴隶制度卷土重来。人民群众与阶级敌人及其子女的不平等,农业户口与非农业户口的不平等,城镇单位人与非单位人的不平等,全民所有制职工与集体所有制职工的不平等,干部身份与工人身份的不平等,中共党员与非党员的不平等,高级干部与普通干部的不平等,不胜枚举。早在1953年,梁漱溟就直言共产党丢了农民,工人的生活在九天,农民的生活在九地,有九天九地之差,点到了毛泽东的痛处而被打入冷宫。
   
在城乡二元体制下,农民被视为工业化原始积累的压榨对象,从来没有享受过公民的待遇。在选举权上,四个农民顶一个市民的法律,公然实行了几十年。在最起码的生命权上,农民也得不到平等的保障。根据文革后公布的数据,由于毛泽东亲自挂帅领导大跃进,导致全国粮食产量大幅度下降。1961年8月在庐山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明确提出了紧农村,保大中城市的粮食方针。从1960年6月至1962年9月,周恩来关于粮食问题的谈话有115次,在总理办公室退给粮食部办公厅的现在仍然保存的32张报表中,周恩来的笔迹有994处。从这些谈话和笔迹中可以看出,周恩来关注的主要是城市粮食供应。全国粮食产量从1958年的3980亿斤减少到1961年的2677亿斤,减少了33%;而国家向城镇销售的粮食,从1958-1959年度的546.82亿斤减少到1961-1962年度的467.87亿斤,只减少了14%,35个大中城市居民口粮定量水平,仅从28.45斤压缩到26.83斤;粮食减产的后果基本上是由农民承担的。在19581962年期间,城里人只是尝到了饿肚皮的滋味,农民则饿死了三千万。笔者一代人下乡插队期间,常常听到贫下中农一忆苦就控诉那几年,而不是按照官方的意图骂解放前。由于城里人对于大饥荒的感受不像农民那么深,现在居然有不少愤青说,从来没有听家人提及饿死人的事,大跃进时期饿死上千万人是反毛右派编造的谎言。
   
1962年七千人大会后,毛泽东曾一度把经济领导权交给刘少奇、周恩来、陈云等人。后者为毛擦屁股的一个主要措施,就是拿农民工开刀,把两千万刚刚进城的农民重新赶回乡下,让他们在农村自生自灭,而政府则摆脱了社会保障和救济的职能。由此看来,中共党内的所谓两个司令部,在对待农民和农民工的问题上,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而已。在这个方面,邓小平时代对于毛泽东时代定下的规矩,大部分还是萧规曹随。
   
笔者在2000年就指出:迄今为止,中国城乡居民之间的身分壁垒尚未打破,二元社会也还没有转变为一体化社会,而是暂时处于三元社会的过渡状态。这三元分别是:持有非农业户口的市民,无户口或持有农业户口而长期居住在城镇的准市民,以及农村居民。准市民中的大头,就是农民工。
   
仅仅十几年前,中国还曾经有过一个类中产阶级(社会学家孙立平语),即国营和大集体企业职工。经过几千万人的下岗高峰和几千万人的退休高峰,这个类中产阶级已经基本上不复存在。根据国务院研究室2005年的《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农民工在第二产业从业人员中占58%(其中建筑业占80%,加工制造业占68%),在第三产业从业人员中占52%,业已成为中国城镇劳动力和产业工人阶级的主力军。他们的劳动时间长,劳动强度大,每天工作8小时以上的占86.30%,其中10小时以上的占22.50%;工资收入低,大部分人的收入在500-800元之间,还有32.84%的人收入在500元以下;与用人单位签订用工合同的农民工仅占53.70%,参保率更低在五大社会保险中,除工伤保险已有相当数量的农民工参加外,养老保险的参保率仅为15%,医疗保险的参保率为10%左右,失业保险、生育保险目前仍与绝大多数农民工无缘。而当经济危机来临时,首当其冲被辞退的,就是没有社会保障的农民工。
   
政府以及为官方代言的学者长期以来有一种说法,认为农民工失业不要紧,他们是有土地保障的,失业了还可以回去种地。最近农村问题专家秦晖和于建嵘经过调查,反驳了这种说法。首先,大部分的农民工已经无地可种(已被重新调整或主动出让他人);其次,大部分的农民工从来没有种过地或者已经不会种地了。所谓农民工回家种地,纯属对不明真相的城里人的一种忽悠(在网上调查中,大部分是城市网友的投票者,有近乎一半的人认为农民工出路是从事新兴农业,差不多四分之一的人认为是自主创业,只有13.27%的人认为是继续返城打工)。而据白南生调查,真正回家种地的只占十分之一。现在地方领导一讲话,就是怎么想办法把这些农民工送回去,当作了一个负担,对于这些社会财富的主要创造者,完全没有感恩之心。只要能把农民工送走,他们打工所在地的政府就没有任何责任了。秦晖指出:这个危机一来,失业农民工的问题凸显出来了。我们当然有两种选择,一种选择就是像我们以前想的那样,把他们弄回去,现在所有政策都是围绕这个来转,不许他们处置土地,不许他们如何如何。还有一个,所谓农民工失业和城市里失业,归根结蒂其实应该是一样的。既然你强调公共服务应该是普惠的,事实上他们很多人也回不去,当然就要逐渐解决。世界工业化的条件下都要面临这个问题。

现在中国农民工的总数已经超过两亿人,但是在六亿多市民和准市民中,依然是个少数,而且是没有政治发言权的社会弱势群体。当年梁漱溟就说过,城里的工人有工会,资本家有工商联,农民却没有可以依靠的农会(农会在完成土改使命后就取消了)。现在的农民工背后既没有农会,也没有工会,是无依无靠的社会孤儿。因此于建嵘说:在这次金融危机中间我们要看到农民的市场和农民的利益表达,我的看法是要建立农民工会,一定要建立真正代表农民利益的工会,这是农民的组织,要建立这个东西。
   
波兰尼在《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中指出:整个近现代文明的历史,是自我调节市场的扩展和社会自我保护机制的共存与矛盾运动构成的社会双向运动(double movements)。市场越是发展,社会就越是试图保护自己,将市场重置于社会掌控之下。波兰尼曾经忧心忡忡地告诫后人:社会自我保护机制失败所导致的自我调节市场的无限扩张,最终将会导致人类文明的崩溃。我们这一代中国人已经看到,由于1992年以后片面的市场化改革,由于国家镇制机器对于社会自我保护机制的超强压迫,老工人阶级被消灭了,新工人阶级处于极端弱势的地位,社会几乎被市场力量所吞噬。波兰尼又指出,工人在反抗压迫、维护尊严的社会斗争中携手合作,组织成为阶级来开展集体行动,使他们成为对抗机械文明之内在危机的社会保护者。既然是自我保护运动,首先要靠农民工自身的觉悟、动员和奋起;然而,社会其他阶层对于农民工的同情、支持和联合行动,也是不可或缺的。只有通过不断强化社会自我保护机制,才能减缓农民工和农民在经济危机中所遭受的打击,也才能在经济复苏后争取分享到更多的繁荣果实。


2009.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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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编:胡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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