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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律协选举民主法治进步的一个阶梯
李方平 (北京)



规则就是律师的生命。律师唯有建立规则意识,律协内部治理的民主化、科学化、制度化才能生根。



1993年,刚刚履新司法部长的肖扬先生启动了中国律师制度改革。两年后,北京市律师协会率先建立执业律师出任会长的自律性管理机制。1998年中央政府强力推出禁止行政官员在社会团体中兼职的举措后,全国各地律师协会也加快了自律性转型。2000年,广州市律师协会率先实行执业律师担任秘书长,负责协会内部日常事务。2003年,深圳市律师协会率先实行律师代表差额直选律协会长。不经意的十年间,我国律师行业已经驶入了自律性管理的快车道。

过去的五年,是我国公民权利意识觉醒的五年,也是公民行动改变生存的五年。律师作为以维护公民(法人)合法权益为职业的法律工作者,本身就是权利意识最高、维权意识最强的公民群体。回眸上世纪六十年代的美国民权运动,美国律师坚持不懈的向歧视黑人的法律制度发起挑战,最终推动了司法的改良。同样,在中国越来越多的律师通过公益诉讼、法律援助、公民建议等方式积极参与到养路费案、许霆案、反就业歧视、反行政垄断等一系列公众事件当中,他们的声音和行动成为构建法治社会的重要推力。这是一个公共参与的时代,律师的思想和观念已经随之改变。可是,律师行业的内部治理却依然裹步不前,不能与时俱进的适应广大律师的所需、所愿、所想。2008年是全国律师行业的换届之年,必然成为律协选举风波年。

2008年6月23日,媒体爆出宁夏律协选举弊闻。此前宁夏律师协会召开的第七次律师代表大会常务理事差额选举中,个别领导重点安排的人选落选,大会主席团做工作后重新投票,直至指定人选产生。时任宁夏律协副会长、党组成员的杨金钟律师见状拂袖而去,随后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堂而皇之的作弊,让人无法忍受!

2008年8月26日,程海、张立辉、唐吉田等35名北京律师在网上公开呼吁北京律协直选,还提出了北京律师协会选举程序建议稿。9月5日,北京市律师协会在其官方网站上发布关于少数律师呼吁所谓北京律协直选的严正声明,严厉指责他们借北京律师协会换届之机,---本质是妄图摆脱司法行政机关的监督指导和律师协会的行业管理,全方位否定我国现行的律师管理制度、司法制度直至政治制度。严正声明的上纲上线,一石激起千层浪,将一个协会的内部事务迅速扩散为公众事件,引发社会各界广泛的关注。主张律协直选的律师代表主动要求与司法局领导见面沟通,以便消除误读。9月13日,程海、张立辉、李苏滨、邬宏威四位律师代表和董春江副局长、萧骊珠处长进行了长达一个半小时的沟通交流,虽然双方在何时以及如何实现律协民主选举的方法和途径上存在分歧,但总体上气氛平和,也达成不少的共识。

2008年10月25日,第七次全国律师代表大会进行了换届选举。作为全国律师界的头等大事,全国律师协会本该大力宣传、动员,吸引更多综合素质高、服务意愿强的律师参加律师代表选举,事实上却采取较为封闭的方式予以筹备。全国律师协会仅以内部通知的方式要求地方律师协会推选代表,而没有在其官方网站公布《关于召开第七次全国律师代表大会的通知》。尤其遭到全国会员质疑的是,开幕前两天才发布唯一一条和代表大会有关的旧闻。整个筹备过程,广大会员连何时召开代表大会也无从知晓,直到代表大会开幕大家才有所耳闻。闭幕后,全国律师代表大会代表、理事名单也未在网站公布,至于选举过程会员更是完全一无所知。

律协选举风波给中国律师行业未来的自我治理带来莫大隐忧,当然这对正处在变革中的律师行业而言,依然是机遇与挑战并存。因为封闭筹备、抛弃规则的选举不仅仅影响到律师对律师协会的认同,从更宏观、更深远角度而言甚至会动摇社会公众对法治的信心。庆幸的是,危机中总是孕育着变革的机遇。例如,深圳律协会长直选后出现罢免会长风波。对此,深圳律协代表、理事、会长们与广大会员一道在激烈的争论中逐步完善内部民主治理,进一步巩固了行业自律性管理。

可以毫不夸张的说,律师群体业已成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时代引领者,在这种时代大背景之下,司法行政部门、律师协会应该如何因应广大律师的诉求呢?其实,只有扩大律师会员有序政治参与,否则别无良法。

众所周知,选举是技术性和实践性皆强的政治参与方式,一方面要求规则现行;另一方面要不断的实践、摸索,才能日趋完善。很遗憾的是,全国各地律师协会的代表选举几乎都无章可循。以全国律协、北京律协为例:2005年7月22日,六届全国律协第二次常务理事会通过《中华全国律师协会2005-2008年工作纲要》,该《工作纲要》第(三)条9款提出:加大组织规则研究力度,进一步健全行业组织规则,研究制定《全国律师代表大会选举规则》等组织规则。2006年2月25日,七届北京市律师协会第二次律师代表大会通过《北京市律师协会律师代表大会规则(试行)》,该《规则》第十七条规定:律师代表选举办法,由律师代表大会制定。现已时隔数年,有关选举规则或办法却迟迟不能出台。直至部分北京律师要求直选,北京律协才急匆匆搞出一个四不象的选举办法,可想代表选举的制度建设是何等的糟糕。

通观此次全国律师代表选举,尽管全国律协《章程》第十三条规定:全国律师代表大会代表由省、自治区、直辖市律师代表大会代表从个人会员中选举产生,也可由省、自治区、直辖市律师协会理事会从个人会员中推举产生。可是代表产生方式还是很不规范,大致归为三类:1、重庆模式(党委推荐):经律协党委推荐提名,司法局党委审查同意,并征求本市公、检、法、安等有关部门意见,由律协理事会第三次会议表决通过;2、上海模式(常务理事会表决):律协八届八次常务理事会本着公平、公开、公正的原则,经过讨论,推荐产生。3、天津模式(律师代表差额选举):律协召开六届市律协代表第一次临时大会,在该5名候选人内差额选举产生4名正式代表,在全市范围内设立固定投票箱与流动投票箱,固定投票箱设在市律师协会。

很多律协会员认为天津模式更为可取,会员参与度也高,这种代表选举方式值得肯定和推广并应该通过制定选举规则的方式使之制度化。律师行业存在价值和意义就是创制规则、运用规则、尊重规则和捍卫规则,甚至可以简言之:规则就是律师的生命。律师唯有建立规则意识,律协内部治理的民主化、科学化、制度化才能生根、发芽,茁壮成长。







规则就是律师的生命。律师唯有建立规则意识,律协内部治理的民主化、科学化、制度化才能生根。



1993年,刚刚履新司法部长的肖扬先生启动了中国律师制度改革。两年后,北京市律师协会率先建立执业律师出任会长的自律性管理机制。1998年中央政府强力推出禁止行政官员在社会团体中兼职的举措后,全国各地律师协会也加快了自律性转型。2000年,广州市律师协会率先实行执业律师担任秘书长,负责协会内部日常事务。2003年,深圳市律师协会率先实行律师代表差额直选律协会长。不经意的十年间,我国律师行业已经驶入了自律性管理的快车道。

过去的五年,是我国公民权利意识觉醒的五年,也是公民行动改变生存的五年。律师作为以维护公民(法人)合法权益为职业的法律工作者,本身就是权利意识最高、维权意识最强的公民群体。回眸上世纪六十年代的美国民权运动,美国律师坚持不懈的向歧视黑人的法律制度发起挑战,最终推动了司法的改良。同样,在中国越来越多的律师通过公益诉讼、法律援助、公民建议等方式积极参与到养路费案、许霆案、反就业歧视、反行政垄断等一系列公众事件当中,他们的声音和行动成为构建法治社会的重要推力。这是一个公共参与的时代,律师的思想和观念已经随之改变。可是,律师行业的内部治理却依然裹步不前,不能与时俱进的适应广大律师的所需、所愿、所想。2008年是全国律师行业的换届之年,必然成为律协选举风波年。

2008年6月23日,媒体爆出宁夏律协选举弊闻。此前宁夏律师协会召开的第七次律师代表大会常务理事差额选举中,个别领导重点安排的人选落选,大会主席团做工作后重新投票,直至指定人选产生。时任宁夏律协副会长、党组成员的杨金钟律师见状拂袖而去,随后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堂而皇之的作弊,让人无法忍受!

2008年8月26日,程海、张立辉、唐吉田等35名北京律师在网上公开呼吁北京律协直选,还提出了北京律师协会选举程序建议稿。9月5日,北京市律师协会在其官方网站上发布关于少数律师呼吁所谓北京律协直选的严正声明,严厉指责他们借北京律师协会换届之机,---本质是妄图摆脱司法行政机关的监督指导和律师协会的行业管理,全方位否定我国现行的律师管理制度、司法制度直至政治制度。严正声明的上纲上线,一石激起千层浪,将一个协会的内部事务迅速扩散为公众事件,引发社会各界广泛的关注。主张律协直选的律师代表主动要求与司法局领导见面沟通,以便消除误读。9月13日,程海、张立辉、李苏滨、邬宏威四位律师代表和董春江副局长、萧骊珠处长进行了长达一个半小时的沟通交流,虽然双方在何时以及如何实现律协民主选举的方法和途径上存在分歧,但总体上气氛平和,也达成不少的共识。

2008年10月25日,第七次全国律师代表大会进行了换届选举。作为全国律师界的头等大事,全国律师协会本该大力宣传、动员,吸引更多综合素质高、服务意愿强的律师参加律师代表选举,事实上却采取较为封闭的方式予以筹备。全国律师协会仅以内部通知的方式要求地方律师协会推选代表,而没有在其官方网站公布《关于召开第七次全国律师代表大会的通知》。尤其遭到全国会员质疑的是,开幕前两天才发布唯一一条和代表大会有关的旧闻。整个筹备过程,广大会员连何时召开代表大会也无从知晓,直到代表大会开幕大家才有所耳闻。闭幕后,全国律师代表大会代表、理事名单也未在网站公布,至于选举过程会员更是完全一无所知。

律协选举风波给中国律师行业未来的自我治理带来莫大隐忧,当然这对正处在变革中的律师行业而言,依然是机遇与挑战并存。因为封闭筹备、抛弃规则的选举不仅仅影响到律师对律师协会的认同,从更宏观、更深远角度而言甚至会动摇社会公众对法治的信心。庆幸的是,危机中总是孕育着变革的机遇。例如,深圳律协会长直选后出现罢免会长风波。对此,深圳律协代表、理事、会长们与广大会员一道在激烈的争论中逐步完善内部民主治理,进一步巩固了行业自律性管理。

可以毫不夸张的说,律师群体业已成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时代引领者,在这种时代大背景之下,司法行政部门、律师协会应该如何因应广大律师的诉求呢?其实,只有扩大律师会员有序政治参与,否则别无良法。

众所周知,选举是技术性和实践性皆强的政治参与方式,一方面要求规则现行;另一方面要不断的实践、摸索,才能日趋完善。很遗憾的是,全国各地律师协会的代表选举几乎都无章可循。以全国律协、北京律协为例:2005年7月22日,六届全国律协第二次常务理事会通过《中华全国律师协会2005-2008年工作纲要》,该《工作纲要》第(三)条9款提出:加大组织规则研究力度,进一步健全行业组织规则,研究制定《全国律师代表大会选举规则》等组织规则。2006年2月25日,七届北京市律师协会第二次律师代表大会通过《北京市律师协会律师代表大会规则(试行)》,该《规则》第十七条规定:律师代表选举办法,由律师代表大会制定。现已时隔数年,有关选举规则或办法却迟迟不能出台。直至部分北京律师要求直选,北京律协才急匆匆搞出一个四不象的选举办法,可想代表选举的制度建设是何等的糟糕。

通观此次全国律师代表选举,尽管全国律协《章程》第十三条规定:全国律师代表大会代表由省、自治区、直辖市律师代表大会代表从个人会员中选举产生,也可由省、自治区、直辖市律师协会理事会从个人会员中推举产生。可是代表产生方式还是很不规范,大致归为三类:1、重庆模式(党委推荐):经律协党委推荐提名,司法局党委审查同意,并征求本市公、检、法、安等有关部门意见,由律协理事会第三次会议表决通过;2、上海模式(常务理事会表决):律协八届八次常务理事会本着公平、公开、公正的原则,经过讨论,推荐产生。3、天津模式(律师代表差额选举):律协召开六届市律协代表第一次临时大会,在该5名候选人内差额选举产生4名正式代表,在全市范围内设立固定投票箱与流动投票箱,固定投票箱设在市律师协会。

很多律协会员认为天津模式更为可取,会员参与度也高,这种代表选举方式值得肯定和推广并应该通过制定选举规则的方式使之制度化。律师行业存在价值和意义就是创制规则、运用规则、尊重规则和捍卫规则,甚至可以简言之:规则就是律师的生命。律师唯有建立规则意识,律协内部治理的民主化、科学化、制度化才能生根、发芽,茁壮成长。







规则就是律师的生命。律师唯有建立规则意识,律协内部治理的民主化、科学化、制度化才能生根。



1993年,刚刚履新司法部长的肖扬先生启动了中国律师制度改革。两年后,北京市律师协会率先建立执业律师出任会长的自律性管理机制。1998年中央政府强力推出禁止行政官员在社会团体中兼职的举措后,全国各地律师协会也加快了自律性转型。2000年,广州市律师协会率先实行执业律师担任秘书长,负责协会内部日常事务。2003年,深圳市律师协会率先实行律师代表差额直选律协会长。不经意的十年间,我国律师行业已经驶入了自律性管理的快车道。

过去的五年,是我国公民权利意识觉醒的五年,也是公民行动改变生存的五年。律师作为以维护公民(法人)合法权益为职业的法律工作者,本身就是权利意识最高、维权意识最强的公民群体。回眸上世纪六十年代的美国民权运动,美国律师坚持不懈的向歧视黑人的法律制度发起挑战,最终推动了司法的改良。同样,在中国越来越多的律师通过公益诉讼、法律援助、公民建议等方式积极参与到养路费案、许霆案、反就业歧视、反行政垄断等一系列公众事件当中,他们的声音和行动成为构建法治社会的重要推力。这是一个公共参与的时代,律师的思想和观念已经随之改变。可是,律师行业的内部治理却依然裹步不前,不能与时俱进的适应广大律师的所需、所愿、所想。2008年是全国律师行业的换届之年,必然成为律协选举风波年。

2008年6月23日,媒体爆出宁夏律协选举弊闻。此前宁夏律师协会召开的第七次律师代表大会常务理事差额选举中,个别领导重点安排的人选落选,大会主席团做工作后重新投票,直至指定人选产生。时任宁夏律协副会长、党组成员的杨金钟律师见状拂袖而去,随后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堂而皇之的作弊,让人无法忍受!

2008年8月26日,程海、张立辉、唐吉田等35名北京律师在网上公开呼吁北京律协直选,还提出了北京律师协会选举程序建议稿。9月5日,北京市律师协会在其官方网站上发布关于少数律师呼吁所谓北京律协直选的严正声明,严厉指责他们借北京律师协会换届之机,---本质是妄图摆脱司法行政机关的监督指导和律师协会的行业管理,全方位否定我国现行的律师管理制度、司法制度直至政治制度。严正声明的上纲上线,一石激起千层浪,将一个协会的内部事务迅速扩散为公众事件,引发社会各界广泛的关注。主张律协直选的律师代表主动要求与司法局领导见面沟通,以便消除误读。9月13日,程海、张立辉、李苏滨、邬宏威四位律师代表和董春江副局长、萧骊珠处长进行了长达一个半小时的沟通交流,虽然双方在何时以及如何实现律协民主选举的方法和途径上存在分歧,但总体上气氛平和,也达成不少的共识。

2008年10月25日,第七次全国律师代表大会进行了换届选举。作为全国律师界的头等大事,全国律师协会本该大力宣传、动员,吸引更多综合素质高、服务意愿强的律师参加律师代表选举,事实上却采取较为封闭的方式予以筹备。全国律师协会仅以内部通知的方式要求地方律师协会推选代表,而没有在其官方网站公布《关于召开第七次全国律师代表大会的通知》。尤其遭到全国会员质疑的是,开幕前两天才发布唯一一条和代表大会有关的旧闻。整个筹备过程,广大会员连何时召开代表大会也无从知晓,直到代表大会开幕大家才有所耳闻。闭幕后,全国律师代表大会代表、理事名单也未在网站公布,至于选举过程会员更是完全一无所知。

律协选举风波给中国律师行业未来的自我治理带来莫大隐忧,当然这对正处在变革中的律师行业而言,依然是机遇与挑战并存。因为封闭筹备、抛弃规则的选举不仅仅影响到律师对律师协会的认同,从更宏观、更深远角度而言甚至会动摇社会公众对法治的信心。庆幸的是,危机中总是孕育着变革的机遇。例如,深圳律协会长直选后出现罢免会长风波。对此,深圳律协代表、理事、会长们与广大会员一道在激烈的争论中逐步完善内部民主治理,进一步巩固了行业自律性管理。

可以毫不夸张的说,律师群体业已成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时代引领者,在这种时代大背景之下,司法行政部门、律师协会应该如何因应广大律师的诉求呢?其实,只有扩大律师会员有序政治参与,否则别无良法。

众所周知,选举是技术性和实践性皆强的政治参与方式,一方面要求规则现行;另一方面要不断的实践、摸索,才能日趋完善。很遗憾的是,全国各地律师协会的代表选举几乎都无章可循。以全国律协、北京律协为例:2005年7月22日,六届全国律协第二次常务理事会通过《中华全国律师协会2005-2008年工作纲要》,该《工作纲要》第(三)条9款提出:加大组织规则研究力度,进一步健全行业组织规则,研究制定《全国律师代表大会选举规则》等组织规则。2006年2月25日,七届北京市律师协会第二次律师代表大会通过《北京市律师协会律师代表大会规则(试行)》,该《规则》第十七条规定:律师代表选举办法,由律师代表大会制定。现已时隔数年,有关选举规则或办法却迟迟不能出台。直至部分北京律师要求直选,北京律协才急匆匆搞出一个四不象的选举办法,可想代表选举的制度建设是何等的糟糕。

通观此次全国律师代表选举,尽管全国律协《章程》第十三条规定:全国律师代表大会代表由省、自治区、直辖市律师代表大会代表从个人会员中选举产生,也可由省、自治区、直辖市律师协会理事会从个人会员中推举产生。可是代表产生方式还是很不规范,大致归为三类:1、重庆模式(党委推荐):经律协党委推荐提名,司法局党委审查同意,并征求本市公、检、法、安等有关部门意见,由律协理事会第三次会议表决通过;2、上海模式(常务理事会表决):律协八届八次常务理事会本着公平、公开、公正的原则,经过讨论,推荐产生。3、天津模式(律师代表差额选举):律协召开六届市律协代表第一次临时大会,在该5名候选人内差额选举产生4名正式代表,在全市范围内设立固定投票箱与流动投票箱,固定投票箱设在市律师协会。

很多律协会员认为天津模式更为可取,会员参与度也高,这种代表选举方式值得肯定和推广并应该通过制定选举规则的方式使之制度化。律师行业存在价值和意义就是创制规则、运用规则、尊重规则和捍卫规则,甚至可以简言之:规则就是律师的生命。律师唯有建立规则意识,律协内部治理的民主化、科学化、制度化才能生根、发芽,茁壮成长。







规则就是律师的生命。律师唯有建立规则意识,律协内部治理的民主化、科学化、制度化才能生根。



1993年,刚刚履新司法部长的肖扬先生启动了中国律师制度改革。两年后,北京市律师协会率先建立执业律师出任会长的自律性管理机制。1998年中央政府强力推出禁止行政官员在社会团体中兼职的举措后,全国各地律师协会也加快了自律性转型。2000年,广州市律师协会率先实行执业律师担任秘书长,负责协会内部日常事务。2003年,深圳市律师协会率先实行律师代表差额直选律协会长。不经意的十年间,我国律师行业已经驶入了自律性管理的快车道。

过去的五年,是我国公民权利意识觉醒的五年,也是公民行动改变生存的五年。律师作为以维护公民(法人)合法权益为职业的法律工作者,本身就是权利意识最高、维权意识最强的公民群体。回眸上世纪六十年代的美国民权运动,美国律师坚持不懈的向歧视黑人的法律制度发起挑战,最终推动了司法的改良。同样,在中国越来越多的律师通过公益诉讼、法律援助、公民建议等方式积极参与到养路费案、许霆案、反就业歧视、反行政垄断等一系列公众事件当中,他们的声音和行动成为构建法治社会的重要推力。这是一个公共参与的时代,律师的思想和观念已经随之改变。可是,律师行业的内部治理却依然裹步不前,不能与时俱进的适应广大律师的所需、所愿、所想。2008年是全国律师行业的换届之年,必然成为律协选举风波年。

2008年6月23日,媒体爆出宁夏律协选举弊闻。此前宁夏律师协会召开的第七次律师代表大会常务理事差额选举中,个别领导重点安排的人选落选,大会主席团做工作后重新投票,直至指定人选产生。时任宁夏律协副会长、党组成员的杨金钟律师见状拂袖而去,随后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堂而皇之的作弊,让人无法忍受!

2008年8月26日,程海、张立辉、唐吉田等35名北京律师在网上公开呼吁北京律协直选,还提出了北京律师协会选举程序建议稿。9月5日,北京市律师协会在其官方网站上发布关于少数律师呼吁所谓北京律协直选的严正声明,严厉指责他们借北京律师协会换届之机,---本质是妄图摆脱司法行政机关的监督指导和律师协会的行业管理,全方位否定我国现行的律师管理制度、司法制度直至政治制度。严正声明的上纲上线,一石激起千层浪,将一个协会的内部事务迅速扩散为公众事件,引发社会各界广泛的关注。主张律协直选的律师代表主动要求与司法局领导见面沟通,以便消除误读。9月13日,程海、张立辉、李苏滨、邬宏威四位律师代表和董春江副局长、萧骊珠处长进行了长达一个半小时的沟通交流,虽然双方在何时以及如何实现律协民主选举的方法和途径上存在分歧,但总体上气氛平和,也达成不少的共识。

2008年10月25日,第七次全国律师代表大会进行了换届选举。作为全国律师界的头等大事,全国律师协会本该大力宣传、动员,吸引更多综合素质高、服务意愿强的律师参加律师代表选举,事实上却采取较为封闭的方式予以筹备。全国律师协会仅以内部通知的方式要求地方律师协会推选代表,而没有在其官方网站公布《关于召开第七次全国律师代表大会的通知》。尤其遭到全国会员质疑的是,开幕前两天才发布唯一一条和代表大会有关的旧闻。整个筹备过程,广大会员连何时召开代表大会也无从知晓,直到代表大会开幕大家才有所耳闻。闭幕后,全国律师代表大会代表、理事名单也未在网站公布,至于选举过程会员更是完全一无所知。

律协选举风波给中国律师行业未来的自我治理带来莫大隐忧,当然这对正处在变革中的律师行业而言,依然是机遇与挑战并存。因为封闭筹备、抛弃规则的选举不仅仅影响到律师对律师协会的认同,从更宏观、更深远角度而言甚至会动摇社会公众对法治的信心。庆幸的是,危机中总是孕育着变革的机遇。例如,深圳律协会长直选后出现罢免会长风波。对此,深圳律协代表、理事、会长们与广大会员一道在激烈的争论中逐步完善内部民主治理,进一步巩固了行业自律性管理。

可以毫不夸张的说,律师群体业已成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时代引领者,在这种时代大背景之下,司法行政部门、律师协会应该如何因应广大律师的诉求呢?其实,只有扩大律师会员有序政治参与,否则别无良法。

众所周知,选举是技术性和实践性皆强的政治参与方式,一方面要求规则现行;另一方面要不断的实践、摸索,才能日趋完善。很遗憾的是,全国各地律师协会的代表选举几乎都无章可循。以全国律协、北京律协为例:2005年7月22日,六届全国律协第二次常务理事会通过《中华全国律师协会2005-2008年工作纲要》,该《工作纲要》第(三)条9款提出:加大组织规则研究力度,进一步健全行业组织规则,研究制定《全国律师代表大会选举规则》等组织规则。2006年2月25日,七届北京市律师协会第二次律师代表大会通过《北京市律师协会律师代表大会规则(试行)》,该《规则》第十七条规定:律师代表选举办法,由律师代表大会制定。现已时隔数年,有关选举规则或办法却迟迟不能出台。直至部分北京律师要求直选,北京律协才急匆匆搞出一个四不象的选举办法,可想代表选举的制度建设是何等的糟糕。

通观此次全国律师代表选举,尽管全国律协《章程》第十三条规定:全国律师代表大会代表由省、自治区、直辖市律师代表大会代表从个人会员中选举产生,也可由省、自治区、直辖市律师协会理事会从个人会员中推举产生。可是代表产生方式还是很不规范,大致归为三类:1、重庆模式(党委推荐):经律协党委推荐提名,司法局党委审查同意,并征求本市公、检、法、安等有关部门意见,由律协理事会第三次会议表决通过;2、上海模式(常务理事会表决):律协八届八次常务理事会本着公平、公开、公正的原则,经过讨论,推荐产生。3、天津模式(律师代表差额选举):律协召开六届市律协代表第一次临时大会,在该5名候选人内差额选举产生4名正式代表,在全市范围内设立固定投票箱与流动投票箱,固定投票箱设在市律师协会。

很多律协会员认为天津模式更为可取,会员参与度也高,这种代表选举方式值得肯定和推广并应该通过制定选举规则的方式使之制度化。律师行业存在价值和意义就是创制规则、运用规则、尊重规则和捍卫规则,甚至可以简言之:规则就是律师的生命。律师唯有建立规则意识,律协内部治理的民主化、科学化、制度化才能生根、发芽,茁壮成长。







规则就是律师的生命。律师唯有建立规则意识,律协内部治理的民主化、科学化、制度化才能生根。



1993年,刚刚履新司法部长的肖扬先生启动了中国律师制度改革。两年后,北京市律师协会率先建立执业律师出任会长的自律性管理机制。1998年中央政府强力推出禁止行政官员在社会团体中兼职的举措后,全国各地律师协会也加快了自律性转型。2000年,广州市律师协会率先实行执业律师担任秘书长,负责协会内部日常事务。2003年,深圳市律师协会率先实行律师代表差额直选律协会长。不经意的十年间,我国律师行业已经驶入了自律性管理的快车道。

过去的五年,是我国公民权利意识觉醒的五年,也是公民行动改变生存的五年。律师作为以维护公民(法人)合法权益为职业的法律工作者,本身就是权利意识最高、维权意识最强的公民群体。回眸上世纪六十年代的美国民权运动,美国律师坚持不懈的向歧视黑人的法律制度发起挑战,最终推动了司法的改良。同样,在中国越来越多的律师通过公益诉讼、法律援助、公民建议等方式积极参与到养路费案、许霆案、反就业歧视、反行政垄断等一系列公众事件当中,他们的声音和行动成为构建法治社会的重要推力。这是一个公共参与的时代,律师的思想和观念已经随之改变。可是,律师行业的内部治理却依然裹步不前,不能与时俱进的适应广大律师的所需、所愿、所想。2008年是全国律师行业的换届之年,必然成为律协选举风波年。

2008年6月23日,媒体爆出宁夏律协选举弊闻。此前宁夏律师协会召开的第七次律师代表大会常务理事差额选举中,个别领导重点安排的人选落选,大会主席团做工作后重新投票,直至指定人选产生。时任宁夏律协副会长、党组成员的杨金钟律师见状拂袖而去,随后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堂而皇之的作弊,让人无法忍受!

2008年8月26日,程海、张立辉、唐吉田等35名北京律师在网上公开呼吁北京律协直选,还提出了北京律师协会选举程序建议稿。9月5日,北京市律师协会在其官方网站上发布关于少数律师呼吁所谓北京律协直选的严正声明,严厉指责他们借北京律师协会换届之机,---本质是妄图摆脱司法行政机关的监督指导和律师协会的行业管理,全方位否定我国现行的律师管理制度、司法制度直至政治制度。严正声明的上纲上线,一石激起千层浪,将一个协会的内部事务迅速扩散为公众事件,引发社会各界广泛的关注。主张律协直选的律师代表主动要求与司法局领导见面沟通,以便消除误读。9月13日,程海、张立辉、李苏滨、邬宏威四位律师代表和董春江副局长、萧骊珠处长进行了长达一个半小时的沟通交流,虽然双方在何时以及如何实现律协民主选举的方法和途径上存在分歧,但总体上气氛平和,也达成不少的共识。

2008年10月25日,第七次全国律师代表大会进行了换届选举。作为全国律师界的头等大事,全国律师协会本该大力宣传、动员,吸引更多综合素质高、服务意愿强的律师参加律师代表选举,事实上却采取较为封闭的方式予以筹备。全国律师协会仅以内部通知的方式要求地方律师协会推选代表,而没有在其官方网站公布《关于召开第七次全国律师代表大会的通知》。尤其遭到全国会员质疑的是,开幕前两天才发布唯一一条和代表大会有关的旧闻。整个筹备过程,广大会员连何时召开代表大会也无从知晓,直到代表大会开幕大家才有所耳闻。闭幕后,全国律师代表大会代表、理事名单也未在网站公布,至于选举过程会员更是完全一无所知。

律协选举风波给中国律师行业未来的自我治理带来莫大隐忧,当然这对正处在变革中的律师行业而言,依然是机遇与挑战并存。因为封闭筹备、抛弃规则的选举不仅仅影响到律师对律师协会的认同,从更宏观、更深远角度而言甚至会动摇社会公众对法治的信心。庆幸的是,危机中总是孕育着变革的机遇。例如,深圳律协会长直选后出现罢免会长风波。对此,深圳律协代表、理事、会长们与广大会员一道在激烈的争论中逐步完善内部民主治理,进一步巩固了行业自律性管理。

可以毫不夸张的说,律师群体业已成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时代引领者,在这种时代大背景之下,司法行政部门、律师协会应该如何因应广大律师的诉求呢?其实,只有扩大律师会员有序政治参与,否则别无良法。

众所周知,选举是技术性和实践性皆强的政治参与方式,一方面要求规则现行;另一方面要不断的实践、摸索,才能日趋完善。很遗憾的是,全国各地律师协会的代表选举几乎都无章可循。以全国律协、北京律协为例:2005年7月22日,六届全国律协第二次常务理事会通过《中华全国律师协会2005-2008年工作纲要》,该《工作纲要》第(三)条9款提出:加大组织规则研究力度,进一步健全行业组织规则,研究制定《全国律师代表大会选举规则》等组织规则。2006年2月25日,七届北京市律师协会第二次律师代表大会通过《北京市律师协会律师代表大会规则(试行)》,该《规则》第十七条规定:律师代表选举办法,由律师代表大会制定。现已时隔数年,有关选举规则或办法却迟迟不能出台。直至部分北京律师要求直选,北京律协才急匆匆搞出一个四不象的选举办法,可想代表选举的制度建设是何等的糟糕。

通观此次全国律师代表选举,尽管全国律协《章程》第十三条规定:全国律师代表大会代表由省、自治区、直辖市律师代表大会代表从个人会员中选举产生,也可由省、自治区、直辖市律师协会理事会从个人会员中推举产生。可是代表产生方式还是很不规范,大致归为三类:1、重庆模式(党委推荐):经律协党委推荐提名,司法局党委审查同意,并征求本市公、检、法、安等有关部门意见,由律协理事会第三次会议表决通过;2、上海模式(常务理事会表决):律协八届八次常务理事会本着公平、公开、公正的原则,经过讨论,推荐产生。3、天津模式(律师代表差额选举):律协召开六届市律协代表第一次临时大会,在该5名候选人内差额选举产生4名正式代表,在全市范围内设立固定投票箱与流动投票箱,固定投票箱设在市律师协会。

很多律协会员认为天津模式更为可取,会员参与度也高,这种代表选举方式值得肯定和推广并应该通过制定选举规则的方式使之制度化。律师行业存在价值和意义就是创制规则、运用规则、尊重规则和捍卫规则,甚至可以简言之:规则就是律师的生命。律师唯有建立规则意识,律协内部治理的民主化、科学化、制度化才能生根、发芽,茁壮成长。







规则就是律师的生命。律师唯有建立规则意识,律协内部治理的民主化、科学化、制度化才能生根。



1993年,刚刚履新司法部长的肖扬先生启动了中国律师制度改革。两年后,北京市律师协会率先建立执业律师出任会长的自律性管理机制。1998年中央政府强力推出禁止行政官员在社会团体中兼职的举措后,全国各地律师协会也加快了自律性转型。2000年,广州市律师协会率先实行执业律师担任秘书长,负责协会内部日常事务。2003年,深圳市律师协会率先实行律师代表差额直选律协会长。不经意的十年间,我国律师行业已经驶入了自律性管理的快车道。

过去的五年,是我国公民权利意识觉醒的五年,也是公民行动改变生存的五年。律师作为以维护公民(法人)合法权益为职业的法律工作者,本身就是权利意识最高、维权意识最强的公民群体。回眸上世纪六十年代的美国民权运动,美国律师坚持不懈的向歧视黑人的法律制度发起挑战,最终推动了司法的改良。同样,在中国越来越多的律师通过公益诉讼、法律援助、公民建议等方式积极参与到养路费案、许霆案、反就业歧视、反行政垄断等一系列公众事件当中,他们的声音和行动成为构建法治社会的重要推力。这是一个公共参与的时代,律师的思想和观念已经随之改变。可是,律师行业的内部治理却依然裹步不前,不能与时俱进的适应广大律师的所需、所愿、所想。2008年是全国律师行业的换届之年,必然成为律协选举风波年。

2008年6月23日,媒体爆出宁夏律协选举弊闻。此前宁夏律师协会召开的第七次律师代表大会常务理事差额选举中,个别领导重点安排的人选落选,大会主席团做工作后重新投票,直至指定人选产生。时任宁夏律协副会长、党组成员的杨金钟律师见状拂袖而去,随后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堂而皇之的作弊,让人无法忍受!

2008年8月26日,程海、张立辉、唐吉田等35名北京律师在网上公开呼吁北京律协直选,还提出了北京律师协会选举程序建议稿。9月5日,北京市律师协会在其官方网站上发布关于少数律师呼吁所谓北京律协直选的严正声明,严厉指责他们借北京律师协会换届之机,---本质是妄图摆脱司法行政机关的监督指导和律师协会的行业管理,全方位否定我国现行的律师管理制度、司法制度直至政治制度。严正声明的上纲上线,一石激起千层浪,将一个协会的内部事务迅速扩散为公众事件,引发社会各界广泛的关注。主张律协直选的律师代表主动要求与司法局领导见面沟通,以便消除误读。9月13日,程海、张立辉、李苏滨、邬宏威四位律师代表和董春江副局长、萧骊珠处长进行了长达一个半小时的沟通交流,虽然双方在何时以及如何实现律协民主选举的方法和途径上存在分歧,但总体上气氛平和,也达成不少的共识。

2008年10月25日,第七次全国律师代表大会进行了换届选举。作为全国律师界的头等大事,全国律师协会本该大力宣传、动员,吸引更多综合素质高、服务意愿强的律师参加律师代表选举,事实上却采取较为封闭的方式予以筹备。全国律师协会仅以内部通知的方式要求地方律师协会推选代表,而没有在其官方网站公布《关于召开第七次全国律师代表大会的通知》。尤其遭到全国会员质疑的是,开幕前两天才发布唯一一条和代表大会有关的旧闻。整个筹备过程,广大会员连何时召开代表大会也无从知晓,直到代表大会开幕大家才有所耳闻。闭幕后,全国律师代表大会代表、理事名单也未在网站公布,至于选举过程会员更是完全一无所知。

律协选举风波给中国律师行业未来的自我治理带来莫大隐忧,当然这对正处在变革中的律师行业而言,依然是机遇与挑战并存。因为封闭筹备、抛弃规则的选举不仅仅影响到律师对律师协会的认同,从更宏观、更深远角度而言甚至会动摇社会公众对法治的信心。庆幸的是,危机中总是孕育着变革的机遇。例如,深圳律协会长直选后出现罢免会长风波。对此,深圳律协代表、理事、会长们与广大会员一道在激烈的争论中逐步完善内部民主治理,进一步巩固了行业自律性管理。

可以毫不夸张的说,律师群体业已成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时代引领者,在这种时代大背景之下,司法行政部门、律师协会应该如何因应广大律师的诉求呢?其实,只有扩大律师会员有序政治参与,否则别无良法。

众所周知,选举是技术性和实践性皆强的政治参与方式,一方面要求规则现行;另一方面要不断的实践、摸索,才能日趋完善。很遗憾的是,全国各地律师协会的代表选举几乎都无章可循。以全国律协、北京律协为例:2005年7月22日,六届全国律协第二次常务理事会通过《中华全国律师协会2005-2008年工作纲要》,该《工作纲要》第(三)条9款提出:加大组织规则研究力度,进一步健全行业组织规则,研究制定《全国律师代表大会选举规则》等组织规则。2006年2月25日,七届北京市律师协会第二次律师代表大会通过《北京市律师协会律师代表大会规则(试行)》,该《规则》第十七条规定:律师代表选举办法,由律师代表大会制定。现已时隔数年,有关选举规则或办法却迟迟不能出台。直至部分北京律师要求直选,北京律协才急匆匆搞出一个四不象的选举办法,可想代表选举的制度建设是何等的糟糕。

通观此次全国律师代表选举,尽管全国律协《章程》第十三条规定:全国律师代表大会代表由省、自治区、直辖市律师代表大会代表从个人会员中选举产生,也可由省、自治区、直辖市律师协会理事会从个人会员中推举产生。可是代表产生方式还是很不规范,大致归为三类:1、重庆模式(党委推荐):经律协党委推荐提名,司法局党委审查同意,并征求本市公、检、法、安等有关部门意见,由律协理事会第三次会议表决通过;2、上海模式(常务理事会表决):律协八届八次常务理事会本着公平、公开、公正的原则,经过讨论,推荐产生。3、天津模式(律师代表差额选举):律协召开六届市律协代表第一次临时大会,在该5名候选人内差额选举产生4名正式代表,在全市范围内设立固定投票箱与流动投票箱,固定投票箱设在市律师协会。

很多律协会员认为天津模式更为可取,会员参与度也高,这种代表选举方式值得肯定和推广并应该通过制定选举规则的方式使之制度化。律师行业存在价值和意义就是创制规则、运用规则、尊重规则和捍卫规则,甚至可以简言之:规则就是律师的生命。律师唯有建立规则意识,律协内部治理的民主化、科学化、制度化才能生根、发芽,茁壮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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