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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度自杀的一级警督 ( 之二 )
张先痴(四川)



在这个从来不把人当人的国家,像你我这类异己分子,能活到七十开外已纯属意外

  

忽然有一天清晨.集训队的周中队长急冲冲地来到犯人宿舍,他看见刚刚穿好衣服的黄伦,就把他叫住,令黄伦跟他一起走。不一会我们听见开城堡大门的声音,和黄伦按规定在跨出大门前必高声呼叫的报告声,大家都弄不清这个反常现象意味着什么?一个多小时以后,黄伦回到了犯群中间,他知道,无数善意的和恶意的眼正目不转睛地盯着他的嘴,但他却紧闭着一言不发,只是表情异常沉重。事后通过黄伦和其他知情人的讲述,我将那天早上发生的突发事件记录如下:
  
大凉山里的彝族分白彝和黑彝两大类别,白彜俗称娃子也就是奴隶,黑彝又称黑骨头就是奴隶主。1954年,中共对凉山周边的汉族聚居区搞完了剿匪、镇反和土改等大规模杀人运动以后,其统治已日趋巩固。随即便陆续开始征服难度较大的周边各少数民族地区。蚕食吞并步步为营,其手段除武力进犯以外.也辅以惯用的对彜族上层人士的所谓统战,有部分黑彜头人确实被统进了政协、人大之类的花瓶单位。当年凉山彝族自治州的一位瓦查副州长就是这样一个统战标本。他的家族内的其他成员,也分别情况给了他们一杯羹,州长的一位五十岁出头的堂兄,就留在了农场当干部,也就是我等当时所在的集训队里当狱吏,我们奉命喊他瓦查队长,虽然他既不是中队长也不是分队长,至于为什么要名不副实地这样喊他,那也可能是犯人勿须刨根究底的国家机密。
  
众所周知,文化大革命对所有的统战对象都是一道难以逾越的关口,因为统战对象和阶级敌人在党内同志内部按毛泽东政治词典掌握的原则,本质上就是两个同义词,只是根据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将这两组词汇交替使用在相关人士头上罢了。估计瓦查队长从气势汹汹的众多造反派的语言中,闻到了日益浓烈的火药味,他作为无产阶级斗争对象的黑彜奴隶主,等待他的除了接受批斗的羞辱甚至是旷日持久的服刑劳改,这对出身血统高贵的黑彝简直比死亡更为可怕也许他还后悔自己投靠中共、背叛了自己的民族,只不过这一切都成了永远的秘密。
  
因为当周中队长带着黄伦赶来的时候,躺在地上的瓦查队长似乎已变成了一具尸体,他上吊用的布条还悬在头上,屋内站着的是大队部那位被称作教导员的狱吏,他那张奇形怪状的脸,除了用狰狞二字形容外便找不到第二个可用的词汇。黄伦弯下身去用手指翻开了死者的眼皮,对着周中队长摇了摇头,好像是说:已经没救了。周中队长说:先前身上还有点热气,你是不是给他来点人工呼吸?他们似乎对失去这个斗争对象有些扫兴。虽然黄伦知道起死回生的希望已十分渺茫,但他还是对死者施行了人工呼吸。在黄伦按压死者胸脯的时候,他的右手似乎触到了死者衬衣口袋里放着的一块纸片,在做完人工呼吸后,黄伦顺手从衬衣口袋里掏出了纸片,他抖开纸片正欲交给周中队长时,忽然听教导员惊呼似的下令:快拿过来!只是在拿过来的传递过程中,黄伦已清楚地看见上面写着:打倒毛泽东五个歪歪斜斜的字,一个没有正规地学过汉语的彝族老人,写出小学生水平的字已经难为他了。
  
黄伦的情绪在矛盾中奔突,他对昔日这个少数民族出身的队长一无所知,但藏在他衣蔸里的绝命书却勾起他沉重的回忆,在黄连关监狱,当王分队长将他升起在屋梁上时,他不也是高喊了这个口号吗?而曾经勇敢地喊出这句口号的人,此刻却在料理将口号藏在心里的死者。瓦查队长决心自杀,他清楚地知道,暴君纵有再大的权势也不可能再加害于他,他解脱了,同时实现了他生命的升华,黄伦咬紧了牙关,不让他为这位少数民族受难者洒下同情之泪,他们毕竟在心里呼过一个共同的口号。
  
在举腿跨出房门时,面目狰狞的教导员叫住黄伦问道:你是学医的吧?黄伦回答:学过一点皮毛。教导员突然脸色一变,用威胁的语气警告黄伦:如果你胆敢对今天早上你看到的事在犯人中散布流言,你是聪明人,去想想会带给你什么后果!
  
可惜随即安排木工钉一个俗称火匣子的简易棺材,又派人去挖埋死人的坑,又派人去掩埋,结果按共产党的说法就叫作纸是包不住火的,一天之内,全集训队都知道瓦查队长上吊自杀的新闻,三天之内桂花大队便无人不知。
  
我至今不明白,瓦查队长的自缢身亡为什么对黄伦有这么大的震撼,那天,他激动地对我说:从今以后,我一定会好好地活下去,除了不出卖灵魂以外,我一定要不择手段地保全自己的生命,我要期待那美好的节日到来。
  
不久,又从其他劳改队调了些人到集训队来,新来的人中,《星星》诗刊的编辑石天河(即周天哲)、四川大学中文系学生黄保松,都是右派升级到劳改队来的,也和黄伦过从甚密。狱吏们对臭知识分子间的关系分外敏感,常在犯人中散布小集团之类的捕风捉影,为告密者暗示跟踪方位。我们不是什么地下党,但得遵守单线联系的交往原则,朋友们都尽力避免给告密者提供资源。因为我们蹲的是共产党的监狱,它绝对不同于以往在电影里,小说中所了解的监狱,那些都是非无产阶级的监狱,犯人间可以称为难友,可以同舟共济相互照应。我们这个监狱提倡的是相互监督,共同促进改造,犯人间相互称为同改,就是共同改造的意思。
  
好景不常这四个令人遗憾的字,终于轮到了我的头上,集训队设在农场的桂花大队,桂花大队设有五个中队,其中的通木溪中队与集训队紧邻,耕作田块多有犬牙交错之处。在一次外出劳动中,通木溪中队的指导员滕某突然遇见了我,十年前我在凉山指挥部鲁瑞林司令员手下的电台上工作,这位指导员当年正在给这个司令员当警卫,他一眼就认出了我这个兵头将尾,大概为了显示他的今非昔比,便把我调到了他的治下。在黄伦等朋友还在集训队继续严管时,我已经结束了集训来到了通木溪中队。此后,除了场部或者大队部召开大会以外,我也很难再见到黄伦了。不过我还是听说黄伦也出了集训队,分到了同属桂花大队的向阳坪中队,又听说曾经叫他当中队卫生员,他坚决不干,他在喂鸡。
  
作为政党,中国共产党肯定是当今世界上最反动、也是最顽固的政党,但作为个体党员,也不全都是铁板一块。我在这位前警卫员现指导员治下劳改了八年,他对我最大的照顾就是没有给我新添冤假错案,按劳改队一般政治犯的命运,这几乎已接近奢望。其次,他帮助我得到一些带有技术含量的工种,如操作一台小型内燃机驱动的农药喷雾器,虽然只是季节性的劳动,但比起固定在田间耕作的犯人,还是有较大自由活动空间的,对不偷吃生产成品就不可能吃饱肚子的劳改犯来说,这个自由空间简直太重要了。我之所以觉得这个非铁板一块还值得一提,是因为刚和他打交道时,他叫我出卖朋友日后可帮助我减刑,被我支吾拒绝后,再也没有提出过类似要求,虽然我随后继续被他专政了七年之久。
  
整个桂花大队只有一台机动喷雾器,我已积累了使用和维护它的丰富经验。它虽然属于通木溪中队保管,但全大队都可以使用,这意味着在农作物病虫害严重发生时,我就得背着它按分管狱吏的指令奔向全大队属下的任何一个中队,当然我最希望能去的就是向阳坪中队,原因不言自明。
  
记得头一次到向阳坪中队,我在保管室附近收拾机器农药,黄伦走到我面前微微一笑,就代替了握手拥抱,看来彼此都还健康就是最大的安慰。因为养鸡房存有鸡蛋,鸡蛋是能吃的东西,劳改犯处于长期吃不饱,短期饿不死的生存状态,见到能吃的东西就爱不释手。所以队上规定,凡存放能吃的东西的地方,都属于一般犯人严禁涉足的禁区,我也不会靠近黄伦所在的鸡棚之类的是非之地。午饭后有短暂的休息,我便在一个负责记录生产进度的犯兄的床上打个盹,醒来时枕边竟有两个余温尚存的煮鸡蛋,我当然知道这是黄伦的杰作。估计狱吏安排他养鸡,肯定不是为了他能及时得到蛋白质的补充,而是认定像他这种文弱书生般的政治犯,决不至于去偷东西。这一点,共产党显然低估了自己的能量:它不仅能逼秀才造反,而且能逼秀才偷鸡蛋。
  
有一天我在向阳坪喷农药时突发天公作美的暴雨,我回队躲雨,在空旷的风干室里我和黄伦闲谈了近两个小时,打了一次精神牙祭。此前几天,他们中队一位管生产的赵姓狱吏,他妻子突然上吊自杀了,黄伦说:她生了四个儿女,丈夫每月工资才三十多元,怎么养得起这一家六口?语气中对这个不幸的家庭还流露出几分同情。仔细想来,这些狱吏在践踏犯人的同时,他们也受着这个绝灭人性的制度的践踏,这真是我中华民族的一大悲哀。
  
黄伦离开向阳坪中队的原因并不像一般犯人调动那么奉命行事,也是一场令狱吏们尴尬的满城风雨。事情是这样的:黄伦除了养鸡以外,还兼任中队保管,红薯、土豆、玉米、大豆凡队上收获的农产品,收获多少?支出多少?库房里进进出出都得经过黄伦过秤登记,做出一副一丝不苟的样子。黄伦心里当然明白,一切国营企业的财务账单,无一不是掩耳盗铃的胡涂账,因为党如果认为统计数字不对,经办人就得按党的要求加以增减,当年大跃进的指导原则永远不会放弃的。事实上中队里的大小狱吏,都变作花样在黄伦的账本上做手脚,或者秤购五斤鸡,让黄伦登记三斤,或者买十斤土豆,暗示黄伦只开六斤的票,黄伦无不照办,反正看透了这个乌七八糟的社会,什么老老实实、又什么实事求是,全是自欺欺人的鬼话。
  
这群挖社会主义墙脚的狱吏中,还数那位四个孩子的父亲最卖力,黄伦知道他的工资低得可怜,从来不使他为难。这一天,赵狱吏令两个犯人挑了两挑红薯到他家里去,虽然下手太毒了一点,黄伦还是一如既往地假装没看见,谁知挑红薯的犯人中有一个叫王光华的,数月前曾被赵姓狱吏赏过两拳,他怀恨在心,便趁这个天赐良机去向一把手指导员报告了这件奉命行事。需知狱吏们几乎个个都是挖社会主义墙脚的同案犯,但他们表面上装起正人君子又一个比一个更装得更像。
  
如不是王犯此番公然揭发,指导员也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放他一马,事到如今他也只好硬着脖子叫赵狱吏把红薯弄回保管室去。再说那位偷红薯的幕后支使者被一把手破案后憋了一肚子气,左猜右想这个举报者究竟是谁?终于他锁定在黄伦身上,他将黄伦对他子女的同情,误以为是对他权威的畏惧,这正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的典型病例。他开始了报复行动,当晚下学习后,他留下了几名会写字的犯人,每人发两张纸,叫他们针对黄伦写检举材料,准备收拾这个敢于给我赵某添乱的家伙,殊不知留下的犯人中,当晚就有两个将这一紧急情况悄悄告诉了黄伦。
  
第二天桂花大队将在桂花溪中队召开大会听报告,那里才有一个能容纳一千多人的地坝,向阳坪中队全队犯人集合列队准备前往,刚刚列队完毕,黄伦在队列里大声向指导员报告说:我要求指导员证实一下,昨天有人报告赵干事挑了两挑红薯回家,看报告的人是不是我?这几句话等于黄伦当着犯人的面揭露了干部盗窃国家财物。其实这类狱吏偷偷摸摸的事在劳改队可说尽人皆知,但由一个反革命在大庭广众中公开说出来则是耳目一新的奇事一桩,这个意外令指导员中队长措手不及,为顾全同志的面子,他们令黄伦下去再说,黄伦还咕咕哝哝地说:法律剥夺了我许多权利,但没有剥夺我检举坏人坏事的权利。

中国有句又当婊子又立牌坊的民谚,用它来概括中共的所作所为只能说话丑理端,狱吏们振振有词的宣讲爱护国家财产,赵某偷红薯的冰山一角如果任黄伦那张利嘴在犯人中广为张扬,狱吏们的牌坊岂不大大受伤?就在犯人们听报告的过程中,向阳坪中队的几个狱吏碰了碰头,又向大队的头目作了请示,在动身回向阳坪中队之前突然向黄伦宣布:不再返回向阳坪,直接调你到桂花溪中队,个人物品中队会派人送来。这是个一箭双雕的决定,一方面让黄伦没机会进一步扩散该队众狱吏集体挖社会主义墙脚并且相互包庇;还可以借此机会对这个狡猾的反革命分子进行一次突击搜查。
  
黄伦在桂花溪中队只呆了一个月,这个中队恰好是全农场距离医院最近的单位,还不足四华里,犯人中早有医院里那几位医生来龙去脉的传闻,医生们也道听途说过关于黄伦的如此这般,似乎真还有点慕名神交的味道。所以这次将黄伦从生产中队调到农场医院相当顺利,这一去就是二十年,其中当犯人医生十年,当改正右派医生又是十年。
  
决不可小看这所劳改农场的医院,中共在大陆开始建政时,曾将四川省划为川东川南川西川北四个省级行政区,两年后撤销了这四个行政公署,恢复四川省建制。当年川北行署下属的医院,全部设备和管理人员全都调来雷波县西宁乡的雷马屏农场。划为劳改农场医院以后,从犯人中搜罗出不少专业人才,这些由世界一流医科大学毕业的专家们,中共在各次政治运动中,以美国派遣特务、国民党骨干、偷听敌台乃至右派反革命之类莫须有罪名,将他们济济一堂地囚禁在这座人迹罕至的劳改农场里,其中如原重庆宽仁医院院长留美博士余恩梅女士、上海同济大学教授陈家齐、中国血化研究所研究员罗家瑜、浙江大学教授张超梅 、华西医科大学早期毕业的牙科医生丰宗锦,内科医生何镇湖等等不一一列举。他们不仅医术高明,而且医德高尚。用黄伦自己的话说:比起他们,我只能算是晚辈。如果黄伦事前不知道这些佼佼者是这所医院的技术骨干,对他的这次调动也不会这样顺利,石棉矿那所劳改医院的教训不可能轻易忘却。
  
像医院这种技术性很强的单位,文化大革命以前,对个别技术骨干医生在政策上也会有特殊照顾,因为统治者也同样要害病。如前述的内科医生何镇湖,1949年以前是叙永县卫生院院长,1952年以反革命罪判刑12年后来到这里,技术上是这所医院初建时独一无二的顶梁柱,甚至在他服刑期中,就将他的妻儿老小一家四口全部接到农场,还允许他继续生儿育女。其他大陆劳改犯能享受这般待遇者,除非他是马克思的转世灵童。当然也应该看到问题的另一面,人说没有白吃的午餐,共产党给他的敌人吃一口饭已经难上加难,一顿午餐肯定更是谈何容易。原来1952年这所医院刚刚建成时,什么院长、主治医生,都是当年进军大西南部队里的卫生员或者助理医生转业而来,他们在部队卫生学校训练了几个月或者最多一年,治点伤风感冒用点红汞碘酒还可以凑合,真正遇到复杂一点的病就往上级医院一转了事。
  
劳改队的医院可不一样,农场犯人患病后,只要在这所医院医不好就必死无疑,因为没有专医犯人的高级别医院可转。死几个犯人问题到不大,在这交通闭塞的山区,有个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患了什么急病就麻烦了。此外,那些由连队卫生员提拔起来的院长、主治医生们,只要他们愿意放下高人一等的臭架子,还可以从这些反革命医生那里多少学得点真本事,所以对个别技术过硬的反革命医生给点特殊政策其实也并不亏本。
  
这所技术一流,政治不入流的医院,此时正缺一名五官科医生,黄伦的到来填补了这个重要的空缺。黄伦到医院以后,用他那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微笑赢得了友谊也赢得了信任。随后黄伦用简陋的手持裂隙灯成功地摘除了眼球中的混浊晶体,为周边农民治愈白内障近二百例。特别是其中两名先天性失明的青年,在第一次见到亲人的笑容后,敲锣打鼓地给医院送来锦旗,甚至要给黄伦下跪磕头,当然他们并不知道这位恩人是个右派反革命份子。农场医院在周边的屏山、雷波、昭觉等地的声誉更为高涨,远道而来的慕名求医者络绎不绝。黄伦也日益得到同事们的尊重,他用自己的坦诚,换得了一批肝胆相照的朋友,在人人自危的劳改队,这种友谊至为珍贵。
  
有一年,我在犁田时,门牙被一条带有野性的公牛打掉了,给我的生活带来很大的不便,那时我三十岁出头,担心附近牙齿的连锁反应,很想镶一颗牙,劳改队有毫无道理的不成文法规定,犯人一律不准镶牙,我很苦恼。
  
好像是1972年冬,在一次劳动中我的右脚大拇指被二锤砸成了粉碎性骨折,脚肿如象腿,便用牛车把我拉到医院看门诊时。黄伦看见了我,便悄悄对我说:你太累了,休息几天吧。经过他的一番斡旋,竟让我这种劳改犯不可能住院的外伤病号住了几天院,更令我感动不已的是,黄伦说服了牙科医生,冒违犯不成文法的风险,替我镶上了那颗梦寐以求的门牙。在险象环生的劳改队,撬开那一扇扇被看人说话把守着的后门,没有无可挑剔的人际关系是很难想象的。
  
像大陆所有的单位一样,医院也决不是阶级斗争的真空地带,这里的等级制更为复杂,虽然同为医生、护士和勤杂人员,就得分清干部医生、满了刑的就业人员医生和犯人医生泾渭分明的三等,护士也同样分干部、就业人员和犯人三等。这是三种尊卑不可僭越的身份,相互之间谈话时的语气态度和站立坐下的姿势都因对方身份的不同而产生相应的变化,这是我们这个名为社会主义实为封建等级制国家必然出现的现象,也可称为中国特色之一。劳改犯不准参加文化大革命,但劳改单位的革命群众却几近疯狂地要求革命,这些红色斗士除斗争本单位的走资派以外,个别突出的有代表性的死老虎,也是他们锻炼斗志的活靶子。这时虔诚的基督徒余恩梅就成为造反派和保皇派共同追逐的斗争对象,他们都以斗倒余恩梅来证明自己多听毛主席的话。在这些打打杀杀的腥风血雨中,六十高龄的余医生一度躲向附近的山洞,唯独满腔正义的黄伦有勇气给她送水送饭,使余医生深受感动。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余医生终得平反,在四川省医学研究会任常务理事,她精湛渊博的学问,都埋葬在疯狂野蛮的冤假错案之中。1994年,余恩梅医生背负着一生的遗憾,孤独地在成都病逝,黄伦曾赋《念奴娇》以吊唁,此词曾在美国某华文报纸上发表。其上阕云:思乡落叶,归根矣,冠冤美蒋间谍。陷身囹圄三十载,冥渊苦难尝绝。腕上铐铜,踝上獠铁,头上青丝白。受尽欺凌,仍然儒雅品格共产暴政对我中华儿女令人发指的蹂躏,跃然纸上。
  
不过也得承认一个事实,余恩梅医生也好,黄伦医生也罢,虽然他们都是被这个专制制度压在最底层的受害者,但比起和他们具有相同身份的普通犯人,这些犯人医生又可称为犯人贵族,唯一的原因就是高高在上的狱吏们也会生病,更使他们无可奈何的是他们都有把病医好的愿望,在这个边远地区的山沟里,除了这些该死的劳改犯/谁又能帮他们解脱疾病的困扰。这时人们就会看到那一张张对他治下的劳改犯凶神恶煞的脸,在给他治病的劳改犯面前变得温驯听话甚至谄笑献媚,求生的人性战胜了阶级性的高调,使这群无立产阶级专政的冷面杀手,不得不容忍这极少数的犯人贵族的存在。如果狱吏们不是凡胎肉身,而是一部部没有五脏六腑的机器人,黄伦有再好的医术也断无用武之地,我可以断言,纵然黄伦在随后的政治波涛中,磨掉他一些性格棱角,他也会被某次突来的山洪暴发中让泥石流吞没.在第五度充其量第六度自杀中身亡。
  
1974年,黄伦服完了他被判的十七年刑期,林彪事件以后,文化大革命的惨败已露端倪,毛泽东的神威也现出多处裂缝。但极左路线对中国的影响,又岂止是根深蒂固四字就能说清。黄伦虽然满刑,但监狱方强调的是思想改造永无止境,那就得留在劳改队当就业人员,这是当年反革命犯的普遍结局。
  
1976年,毛泽东一命呜呼,不久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右派问题有所松动,承认了反右扩大化,并费尽心机的在平反和不平反之间找到一个称为改正的绝妙词汇,将它揉搓成一粒粒虽不能治病、但却能镇痛的新型药丸,令全国的右派份子每人服上一粒,唯独黄伦除外。
  
黄伦除外的原因是1957年反右运动时,更精确地说,黄伦由右派直接升级为反革命时,他正临时性地在中建四公司工作,人事关系并未转过来,整风鸣放中他行凶打人又事发突然,逮捕判刑的应急措施均按特事特办的方式处理。依常规记载他罪行的档案袋应该在那个专门建筑苏联援华项目的中建四公司。奈何斗转星移变化莫测,突然间中苏分裂,苏联援建项目全部撤消,为这批项目服务的公司也没有存在的理由,皮之不存,毛将焉附,黄伦的档案袋又将附在哪里?谁也不知道,谁又能找到?
  
黄伦还有另一层面的麻烦,它一直所在的农场医院,那里的右派、反革命医生们,平反的平反,改正的改正,技术骨干们总算结束了屈辱的劳改生涯,医院已没什么像样的医生,在人才奇缺的困境中,农场难道会主动去设法帮黄伦落实政策,让他也名正言顺地脱离苦海,恢复所谓的自由,从不亏待自己的狱吏们决不会干这种挖自己墙脚的傻事。
  
1979年,黄伦当了五年的就业人员了,这骑墙于犯人和公民之间的尴尬身份,这随时随地都背负着翘尾巴嫌疑的二劳改,这永无止境的屈辱,黄伦已经受够了。那天,农场一把手党委书记严珊来医院看病,黄伦找到这位被唤着政委的超级狱吏说道:我就犯了那么点事,关了我二十二年也该差不多了吧!类似的喊冤声超级狱吏的耳朵里早已塞满,他习以为常地回答似乎也无懈可击:不是我们不放你,是没有单位愿意接收你。超级狱吏忘了,他今天遇到的对手是从不信邪的黄伦,他的回答让超级狱吏哑口无言:严政委,你是中国人,我也是中国人,中国人说话就得算话,说完黄伦调头便走。
  
距离农场咫尺之遥的是雷波县西宁乡,不长的街道两侧设有两个不大不小的单位,一个是泰山压顶的雷马屏农场场部,另一个是雷波县森林工业局,当年中国的森林工业局其实就是森林砍伐局。共产党在挥霍我们祖宗留下的遗产方面大刀阔斧恣意妄为,砍下的树木源源不断地向内地运去。为此,森工局下面还设有一个专门运送木材的汽车队,与伐木运木相关的工作人员无一不在享受着公费医疗的滋润,常在医院走动的人焉有不知黄伦医生之理,听说黄医生要搭个便车去趟四十公里外的新市镇,乐于效劳者大有人在。
  
新市镇不属雷波县而隶属屏山县,由雷马屏三个地名组成的农场简称中,第三个屏字指的就是这个县。有小重庆美誉的宜宾市和这个热闹的集镇之间有小轮船往返,这个繁忙的水旱码头也是进出大凉山的咽喉之地。前文说过,黄伦医道之精良早扬周边,不远的新市镇上也不乏他的信众。一个多小时后,黄伦便下了车,大步流星地去到首脑机关,向镇上的一把手说明来意,几个喜出望外的头头三言两语作了决定,欢迎黄医生来我镇卫生所工作,吩咐秘书写好商调函,盖上公章交予黄伦。黄伦走向公路,从川流不息的卡车中,拦下一部森工局的返空卡车,登上驾驶室,个把钟头就返回了场部,将商调函亲手交给了严珊政委,因为他毕竟是中国人,中国人就不会不懂哑巴吃黄连这句民谚的含义。
  
第二天,黄伦开始在新市镇卫生所上班。七个月后,47岁的黄伦生平第一次有了妻子,也就是有了一个属于自己的家庭。比黄伦小十四岁的妻子巫荣升,也有着一段非同寻常的经历。她二十岁时与一位名叫罗邦喜的小伙子结婚,一年后小罗蒙文革冤案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留下一个嗷嗷待哺的女儿在遇到黄伦时已经十岁了。这一对被冤假错案折磨得死去活来的人终于走在了一起,他们相亲相爱地抚慰对方心灵的创伤,至今已携手走过近三十年的人生之路。
  
1980年7月下旬,我收到原判法院对我彻底平反,无罪释放的裁定书,在成都工作的二妹和妹夫双双到雷马屏农场来接我出狱,在泥石流堵住公路的困境下,我们步行一个通宵到达新市镇,买下轮船票后,在开船前一小时,我飞快地跑到卫生所找到了黄伦,为的是和他分享右派改正这个中性词汇,至于由改正而延伸的判刑十八年的彻底平反,那也是一种不涉及经济赔偿的并不彻底的平反。不过,被斩首的阿Q好像说过,走出监狱毕竟是个好事,特别是在这个冤假错案多如牛毛的国家。

黄伦高兴地随我登上即将离港的轮船,我俩站在甲板上,二妹夫用他那部古老的海鸥牌120照相机替我们这对难兄难弟照下一张小黑白照片。在写这篇稿件时,我很想找出来用数码相机翻拍一张附在这里,十多本相册全被数码相片和五寸彩照塞满,翻来复去再也找不到那张十八世纪的古董照片。
  
2003年  ,我素来不敢恭维的香港凤凰卫视搞了个《我这五十年》的访谈节目,采访了重庆市一个名叫王立喜的企业家。此人当年判刑后,因越狱逃跑而关进雷马屏劳改农场集训队时,是一个刚满十五岁、一脸稚气的孩子。这个求知欲很强的少年犯,与黄伦、石天河和我等三、五个右派反革命多有接触,问这问哪不外乎填补些他过早辍学的遗憾,虽然狱吏们警告他不要上反革命份子的当他却因为人不做亏心事而充耳不闻。访谈节目中他强调了这一点,并声称是这些右派分子改变了他的人生道路。节目播出后,据说反映还不错,这时的王立喜不仅年富力强,更重要的是银行的取款机对他十分慷慨,众所周知,在中国,只要取款机爱上了你,办什么事都比较方便。王立喜不费吹灰之力就将这个访谈节目制成一张张光碟,似乎又不费吹灰之力就找到被他称作恩师的那几位改正右派。神通广大的企业家王立喜衣冠楚楚地站在寒舍门口,给早已戒烟的我送了一条我见而生畏的高级香烟,一番溢美之词以后准备告辞时,丢下一句如雷轰庭的话:我还要到黄伦家里去。什么,你说黄伦也在成都?我的老天爷,我完全惊呆了,弄不清究竟是地球太小了,还是成都市太大了?
  
王立喜走后,我立即赶往医院,看望一位病危中的犯兄,从医院回家时已经很晚。深夜突然有敲门声,原来王立喜告诉黄伦我的住地以后,黄伦就迫不及待的叫了出租车,要王立喜立刻带路到我家来,我们像失散多年的亲人一样,兴奋地互诉这别后二十三年的来去行踪。
  
事实上黄伦直到1993年才真正离开将我们折磨得成熟起来的雷马屏农场。黄伦调到新市镇卫生所上班后,因距农场毕竟很近,不少农场的人或出差或探亲甚至专程看病来到这里,也多多少少对黄伦的右派问题长期未得到改正表示过关心,用他们的话来说:这是个至关重要的政治待遇问题。同时,雷马屏农场医院和场部也为这个医院缺少像样的医生而发愁。其间也有农场的中级干部动员黄伦重回农场医院,甚至提出不以就业人员的工资待遇对待他作诱饵,均被黄伦婉言谢绝。1982年超级狱吏严珊调离农场不久,一位新上任的政委三顾茅庐般亲临黄伦所在的卫生所,亮出一把非同一般的杀手锏:你回农场去,我们替你去办落实政策的事,问题解决后,你也得留在农场工作到退休。对黄伦而言,这个交换条件确实具有非同一般的诱惑力,在原划右派的单位不复存在的情况下,除了神通广大的警察系统,谁能撬开那重重叠叠的档案柜?
  
1983年,黄伦回到雷马屏农场医院,不久,农场领导亲自找到四川省的警察头子、公安厅长白尚武作了批示,相关单位一路绿灯,右派问题顺利得到改正,判刑、加刑随即平反,医院里为此专门开会宣布此一进展,仿佛叫同志们别再用翘尾巴这个词来教育他。
  
1993年黄伦被授予了一级警督的警衔,在我周围这群犯兄犯弟中,他算是一名最大的官。只不过在谈论这个话题时,黄伦脸上泛出的是沉重而凄苦的笑容,这种笑容和他在劳改队脸上泛出的那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微笑真还像一脉相承般原汁原味。一批年迈苍苍的劳改朋友打趣着要求他穿着一身警服前来参加聚会,顺便开个忆苦大会。黄伦却一脸尴尬地对我说:看来这个警衔竟成了我黄某的硬伤。
  
1993年,君子一言,驷马难追的黄伦六十岁在农场医院退休,按异地安置的政策,在成都郊县的温江县给了他一套小居室。不久,他迁来成都市内和妻子、女儿和活泼可爱的外孙女住在一起。他成了一个钓鱼迷,而且沾沾自喜地自称为垂钓高手,说钓得的鱼全家人都吃不完。凭此说法再次证明,我是一个绝对没有口福的人,因为我和他恢复联系前一年,他早已不再钓鱼了。那时已有多种疾病困扰着他,我有时故意怂恿他钓几条鱼来尝尝鲜,是为我从未吃过他钓的鱼而出口闷气。他却很认真地回答我说:早知道你这样想吃鱼,我还真不该把我那套钓鱼家什全都送人。
  
近年来黄伦对世风日下,中华民族的整体素质的空前滑落深恶痛绝,他义愤填膺地说:连教育和医疗这两个最不应该腐败的部门都腐败了,这个国家还有救吗?
  
2004年11月,黄伦因尿血而送进华西医科大学附属医院急诊室,这是省会成都最好的两家医院之一。医生匆匆诊断后,给了他输葡萄糖液的处方,黄伦看后对医生说:年轻人.我可是个糖尿病患者,如果我想自杀,就不会告诉你我的这个隐私。他心想,难怪今天医患纠纷如此频繁发生。作为一个几乎当了一辈子医生的老人,黄伦对当前很多医院在掏患者腰包方面的不择手段痛恨至极,乘人之危是民族堕落的一种表现,正是执政党多年来颠覆传统道德的恶果之一。部分医院高唱着救死扶伤进行曲,却干着打家劫舍的无耻勾当,其所作所为,可作称作双重罪恶。黄伦在读过这家医院的第一张催款单以后,哪怕他个人只负担百分之三十,也感到昂贵得离谱,退休警官不堪重负,底层百姓又将何以应对?黄伦想,反正最后确诊他患有膀胱癌、冠心病、糖尿病、肺气肿和肾结石。他知道这些病该怎么治,便转到了一家等级较低,因而收费也比较便宜的四川省电力医院。恰好这家医院距我家比较近,步行约四十分钟便可到达。我每天从早到晚都到医院去陪他聊天,吃午饭时他妻子便会在附近饭馆里买两三个菜来凑热闹。几天后,我觉得这样下去伙食费用开支太大,就提出我每天吃了午饭再来这里,坐四小时左右回家去。那些日子,我最担心的是黄伦的生死问题,害怕这些可怕的病夺走他的老命,近些年来,眼看着一个又一个犯兄犯弟弃我而去,每每想到他们在咽气之前,给儿孙们留下的一句话是:共产暴政覆灭日,家祭勿忘告乃翁。我就感到上苍的不公,让这些受尽折磨的老人含恨而死。
  
黄伦知道我对他病情所怀的隐忧,安慰我说:在这个从来不把人当人的国家,像你我这类异己分子,能活到七十开外已纯属意外,死亡也是个非常正常的事。这可能是我们之间唯一的一次谈及死亡,虽然它是我们在那些日子里,心中想得最多的事。
     
有一天,我们谈到了我儿子的教育问题,我临走时,黄伦的妻子送我走出医院大门,途中她告诉我,婚后不久他们就怀上了孩子,有一天,女儿突然对黄伦说:爸爸,妈妈生了弟弟你就不喜欢我了吧。孩子一句天真无邪的话,刺伤了黄伦善良的心。他心想 ,一个家庭里有两个不是同一父母的儿女,对孩子的成长不可能不产生影响,更可能产生负面影响,孩子敏感的天性很容易受到伤害。从长远的角度考虑,黄伦认为没有要这个孩子的必要,终于征得了妻子的同意,没有生下自己的那个孩子,专心地培养女儿成长,终使她事业有成对黄伦也关爱有加。这件事给我留下的印象非常深刻,因为它发生在受传统教育很深的黄伦身上,他不可能不知道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这八个字在中国文化中的重量,为了对女儿充分的爱,他作出了这个牺牲自我的决定,这是一个有宽阔胸怀的男子汉才能作出的抉定,坦率地说,我就做不到,既使我读过的古书不及黄伦的十分之一。
  
黄伦出院了,他不同意我用战胜死神这个陈词滥调来赞颂他,说:人类可以战胜病魔,绝不可能战胜死神,如果真的战胜了死神,人类自己也就灭亡了。我对他的咬文嚼字不感兴趣,故意挖苦他:一场病竟把你害成个哲学家了。
  
2005年春末夏初,八十二岁的石天河教授传来信息说:年前他患了一次脑萎缩,病愈后很想念老朋友们,希望能找个机会见见面。张罗这类事最合适的人选当然还是年富力强、而且又是取款机的老相好的王立喜,他风尘仆仆地由重庆赶来成都。考虑到黄伦的健康状况欠佳,还特意请他夫人全程陪同,并找了一部乘坐比较舒适的小卧车。黄伦特意叮嘱我一同前去。因为他知道我和石天河的交情并不很深,我只是和他有一个交往极深极深的密友,那便是黄伦。我甚至认为他捎信说想见见老朋友,这个泛指的老朋友其实应该是特指的黄伦。他俩都具有相当深厚的古典文学功底,自集训队开始,二人间便有诗词歌赋的秘密唱和,而我对平仄对仗就像小学生见到高等数学一样不明究底。我和黄伦的友谊基础,是建立在我们共有的自由主义思想上,文学只是这个思想的一种载体,它不是目的,更不是方向。
  
一行十个改正右派在成渝高速公路上奔驰四小时,便到了石天河所在的永川渝州文理学院,从见面的一刹那起,王立喜就用他随身携带的摄像机,录下一个个值得纪念的画面,而我最珍惜的画面,是黄伦的泪流满面。他在回忆一桩往事时泣不成声,那不是为某次受刑中的皮开肉绽,也不是想起某次毅然赴死告别祖国亲人的热泪滚滚。而是在雷马屏医院里的某个中秋之夜,当孤独的黄伦带着对亲人故土的怀念,准备躺倒床上时,突然在他枕边发现了两个月饼,来路不明的月饼载运着人间温暖情深意重,是从冰窟里长出的两族鲜花,唯有她,能使我们的铁血男儿潸然泪下。
  
这千载难逢的珍贵画面王立喜摄下了吗?
  
2008年1月16日成都寓中







在这个从来不把人当人的国家,像你我这类异己分子,能活到七十开外已纯属意外

  

忽然有一天清晨.集训队的周中队长急冲冲地来到犯人宿舍,他看见刚刚穿好衣服的黄伦,就把他叫住,令黄伦跟他一起走。不一会我们听见开城堡大门的声音,和黄伦按规定在跨出大门前必高声呼叫的报告声,大家都弄不清这个反常现象意味着什么?一个多小时以后,黄伦回到了犯群中间,他知道,无数善意的和恶意的眼正目不转睛地盯着他的嘴,但他却紧闭着一言不发,只是表情异常沉重。事后通过黄伦和其他知情人的讲述,我将那天早上发生的突发事件记录如下:
  
大凉山里的彝族分白彝和黑彝两大类别,白彜俗称娃子也就是奴隶,黑彝又称黑骨头就是奴隶主。1954年,中共对凉山周边的汉族聚居区搞完了剿匪、镇反和土改等大规模杀人运动以后,其统治已日趋巩固。随即便陆续开始征服难度较大的周边各少数民族地区。蚕食吞并步步为营,其手段除武力进犯以外.也辅以惯用的对彜族上层人士的所谓统战,有部分黑彜头人确实被统进了政协、人大之类的花瓶单位。当年凉山彝族自治州的一位瓦查副州长就是这样一个统战标本。他的家族内的其他成员,也分别情况给了他们一杯羹,州长的一位五十岁出头的堂兄,就留在了农场当干部,也就是我等当时所在的集训队里当狱吏,我们奉命喊他瓦查队长,虽然他既不是中队长也不是分队长,至于为什么要名不副实地这样喊他,那也可能是犯人勿须刨根究底的国家机密。
  
众所周知,文化大革命对所有的统战对象都是一道难以逾越的关口,因为统战对象和阶级敌人在党内同志内部按毛泽东政治词典掌握的原则,本质上就是两个同义词,只是根据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将这两组词汇交替使用在相关人士头上罢了。估计瓦查队长从气势汹汹的众多造反派的语言中,闻到了日益浓烈的火药味,他作为无产阶级斗争对象的黑彜奴隶主,等待他的除了接受批斗的羞辱甚至是旷日持久的服刑劳改,这对出身血统高贵的黑彝简直比死亡更为可怕也许他还后悔自己投靠中共、背叛了自己的民族,只不过这一切都成了永远的秘密。
  
因为当周中队长带着黄伦赶来的时候,躺在地上的瓦查队长似乎已变成了一具尸体,他上吊用的布条还悬在头上,屋内站着的是大队部那位被称作教导员的狱吏,他那张奇形怪状的脸,除了用狰狞二字形容外便找不到第二个可用的词汇。黄伦弯下身去用手指翻开了死者的眼皮,对着周中队长摇了摇头,好像是说:已经没救了。周中队长说:先前身上还有点热气,你是不是给他来点人工呼吸?他们似乎对失去这个斗争对象有些扫兴。虽然黄伦知道起死回生的希望已十分渺茫,但他还是对死者施行了人工呼吸。在黄伦按压死者胸脯的时候,他的右手似乎触到了死者衬衣口袋里放着的一块纸片,在做完人工呼吸后,黄伦顺手从衬衣口袋里掏出了纸片,他抖开纸片正欲交给周中队长时,忽然听教导员惊呼似的下令:快拿过来!只是在拿过来的传递过程中,黄伦已清楚地看见上面写着:打倒毛泽东五个歪歪斜斜的字,一个没有正规地学过汉语的彝族老人,写出小学生水平的字已经难为他了。
  
黄伦的情绪在矛盾中奔突,他对昔日这个少数民族出身的队长一无所知,但藏在他衣蔸里的绝命书却勾起他沉重的回忆,在黄连关监狱,当王分队长将他升起在屋梁上时,他不也是高喊了这个口号吗?而曾经勇敢地喊出这句口号的人,此刻却在料理将口号藏在心里的死者。瓦查队长决心自杀,他清楚地知道,暴君纵有再大的权势也不可能再加害于他,他解脱了,同时实现了他生命的升华,黄伦咬紧了牙关,不让他为这位少数民族受难者洒下同情之泪,他们毕竟在心里呼过一个共同的口号。
  
在举腿跨出房门时,面目狰狞的教导员叫住黄伦问道:你是学医的吧?黄伦回答:学过一点皮毛。教导员突然脸色一变,用威胁的语气警告黄伦:如果你胆敢对今天早上你看到的事在犯人中散布流言,你是聪明人,去想想会带给你什么后果!
  
可惜随即安排木工钉一个俗称火匣子的简易棺材,又派人去挖埋死人的坑,又派人去掩埋,结果按共产党的说法就叫作纸是包不住火的,一天之内,全集训队都知道瓦查队长上吊自杀的新闻,三天之内桂花大队便无人不知。
  
我至今不明白,瓦查队长的自缢身亡为什么对黄伦有这么大的震撼,那天,他激动地对我说:从今以后,我一定会好好地活下去,除了不出卖灵魂以外,我一定要不择手段地保全自己的生命,我要期待那美好的节日到来。
  
不久,又从其他劳改队调了些人到集训队来,新来的人中,《星星》诗刊的编辑石天河(即周天哲)、四川大学中文系学生黄保松,都是右派升级到劳改队来的,也和黄伦过从甚密。狱吏们对臭知识分子间的关系分外敏感,常在犯人中散布小集团之类的捕风捉影,为告密者暗示跟踪方位。我们不是什么地下党,但得遵守单线联系的交往原则,朋友们都尽力避免给告密者提供资源。因为我们蹲的是共产党的监狱,它绝对不同于以往在电影里,小说中所了解的监狱,那些都是非无产阶级的监狱,犯人间可以称为难友,可以同舟共济相互照应。我们这个监狱提倡的是相互监督,共同促进改造,犯人间相互称为同改,就是共同改造的意思。
  
好景不常这四个令人遗憾的字,终于轮到了我的头上,集训队设在农场的桂花大队,桂花大队设有五个中队,其中的通木溪中队与集训队紧邻,耕作田块多有犬牙交错之处。在一次外出劳动中,通木溪中队的指导员滕某突然遇见了我,十年前我在凉山指挥部鲁瑞林司令员手下的电台上工作,这位指导员当年正在给这个司令员当警卫,他一眼就认出了我这个兵头将尾,大概为了显示他的今非昔比,便把我调到了他的治下。在黄伦等朋友还在集训队继续严管时,我已经结束了集训来到了通木溪中队。此后,除了场部或者大队部召开大会以外,我也很难再见到黄伦了。不过我还是听说黄伦也出了集训队,分到了同属桂花大队的向阳坪中队,又听说曾经叫他当中队卫生员,他坚决不干,他在喂鸡。
  
作为政党,中国共产党肯定是当今世界上最反动、也是最顽固的政党,但作为个体党员,也不全都是铁板一块。我在这位前警卫员现指导员治下劳改了八年,他对我最大的照顾就是没有给我新添冤假错案,按劳改队一般政治犯的命运,这几乎已接近奢望。其次,他帮助我得到一些带有技术含量的工种,如操作一台小型内燃机驱动的农药喷雾器,虽然只是季节性的劳动,但比起固定在田间耕作的犯人,还是有较大自由活动空间的,对不偷吃生产成品就不可能吃饱肚子的劳改犯来说,这个自由空间简直太重要了。我之所以觉得这个非铁板一块还值得一提,是因为刚和他打交道时,他叫我出卖朋友日后可帮助我减刑,被我支吾拒绝后,再也没有提出过类似要求,虽然我随后继续被他专政了七年之久。
  
整个桂花大队只有一台机动喷雾器,我已积累了使用和维护它的丰富经验。它虽然属于通木溪中队保管,但全大队都可以使用,这意味着在农作物病虫害严重发生时,我就得背着它按分管狱吏的指令奔向全大队属下的任何一个中队,当然我最希望能去的就是向阳坪中队,原因不言自明。
  
记得头一次到向阳坪中队,我在保管室附近收拾机器农药,黄伦走到我面前微微一笑,就代替了握手拥抱,看来彼此都还健康就是最大的安慰。因为养鸡房存有鸡蛋,鸡蛋是能吃的东西,劳改犯处于长期吃不饱,短期饿不死的生存状态,见到能吃的东西就爱不释手。所以队上规定,凡存放能吃的东西的地方,都属于一般犯人严禁涉足的禁区,我也不会靠近黄伦所在的鸡棚之类的是非之地。午饭后有短暂的休息,我便在一个负责记录生产进度的犯兄的床上打个盹,醒来时枕边竟有两个余温尚存的煮鸡蛋,我当然知道这是黄伦的杰作。估计狱吏安排他养鸡,肯定不是为了他能及时得到蛋白质的补充,而是认定像他这种文弱书生般的政治犯,决不至于去偷东西。这一点,共产党显然低估了自己的能量:它不仅能逼秀才造反,而且能逼秀才偷鸡蛋。
  
有一天我在向阳坪喷农药时突发天公作美的暴雨,我回队躲雨,在空旷的风干室里我和黄伦闲谈了近两个小时,打了一次精神牙祭。此前几天,他们中队一位管生产的赵姓狱吏,他妻子突然上吊自杀了,黄伦说:她生了四个儿女,丈夫每月工资才三十多元,怎么养得起这一家六口?语气中对这个不幸的家庭还流露出几分同情。仔细想来,这些狱吏在践踏犯人的同时,他们也受着这个绝灭人性的制度的践踏,这真是我中华民族的一大悲哀。
  
黄伦离开向阳坪中队的原因并不像一般犯人调动那么奉命行事,也是一场令狱吏们尴尬的满城风雨。事情是这样的:黄伦除了养鸡以外,还兼任中队保管,红薯、土豆、玉米、大豆凡队上收获的农产品,收获多少?支出多少?库房里进进出出都得经过黄伦过秤登记,做出一副一丝不苟的样子。黄伦心里当然明白,一切国营企业的财务账单,无一不是掩耳盗铃的胡涂账,因为党如果认为统计数字不对,经办人就得按党的要求加以增减,当年大跃进的指导原则永远不会放弃的。事实上中队里的大小狱吏,都变作花样在黄伦的账本上做手脚,或者秤购五斤鸡,让黄伦登记三斤,或者买十斤土豆,暗示黄伦只开六斤的票,黄伦无不照办,反正看透了这个乌七八糟的社会,什么老老实实、又什么实事求是,全是自欺欺人的鬼话。
  
这群挖社会主义墙脚的狱吏中,还数那位四个孩子的父亲最卖力,黄伦知道他的工资低得可怜,从来不使他为难。这一天,赵狱吏令两个犯人挑了两挑红薯到他家里去,虽然下手太毒了一点,黄伦还是一如既往地假装没看见,谁知挑红薯的犯人中有一个叫王光华的,数月前曾被赵姓狱吏赏过两拳,他怀恨在心,便趁这个天赐良机去向一把手指导员报告了这件奉命行事。需知狱吏们几乎个个都是挖社会主义墙脚的同案犯,但他们表面上装起正人君子又一个比一个更装得更像。
  
如不是王犯此番公然揭发,指导员也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放他一马,事到如今他也只好硬着脖子叫赵狱吏把红薯弄回保管室去。再说那位偷红薯的幕后支使者被一把手破案后憋了一肚子气,左猜右想这个举报者究竟是谁?终于他锁定在黄伦身上,他将黄伦对他子女的同情,误以为是对他权威的畏惧,这正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的典型病例。他开始了报复行动,当晚下学习后,他留下了几名会写字的犯人,每人发两张纸,叫他们针对黄伦写检举材料,准备收拾这个敢于给我赵某添乱的家伙,殊不知留下的犯人中,当晚就有两个将这一紧急情况悄悄告诉了黄伦。
  
第二天桂花大队将在桂花溪中队召开大会听报告,那里才有一个能容纳一千多人的地坝,向阳坪中队全队犯人集合列队准备前往,刚刚列队完毕,黄伦在队列里大声向指导员报告说:我要求指导员证实一下,昨天有人报告赵干事挑了两挑红薯回家,看报告的人是不是我?这几句话等于黄伦当着犯人的面揭露了干部盗窃国家财物。其实这类狱吏偷偷摸摸的事在劳改队可说尽人皆知,但由一个反革命在大庭广众中公开说出来则是耳目一新的奇事一桩,这个意外令指导员中队长措手不及,为顾全同志的面子,他们令黄伦下去再说,黄伦还咕咕哝哝地说:法律剥夺了我许多权利,但没有剥夺我检举坏人坏事的权利。

中国有句又当婊子又立牌坊的民谚,用它来概括中共的所作所为只能说话丑理端,狱吏们振振有词的宣讲爱护国家财产,赵某偷红薯的冰山一角如果任黄伦那张利嘴在犯人中广为张扬,狱吏们的牌坊岂不大大受伤?就在犯人们听报告的过程中,向阳坪中队的几个狱吏碰了碰头,又向大队的头目作了请示,在动身回向阳坪中队之前突然向黄伦宣布:不再返回向阳坪,直接调你到桂花溪中队,个人物品中队会派人送来。这是个一箭双雕的决定,一方面让黄伦没机会进一步扩散该队众狱吏集体挖社会主义墙脚并且相互包庇;还可以借此机会对这个狡猾的反革命分子进行一次突击搜查。
  
黄伦在桂花溪中队只呆了一个月,这个中队恰好是全农场距离医院最近的单位,还不足四华里,犯人中早有医院里那几位医生来龙去脉的传闻,医生们也道听途说过关于黄伦的如此这般,似乎真还有点慕名神交的味道。所以这次将黄伦从生产中队调到农场医院相当顺利,这一去就是二十年,其中当犯人医生十年,当改正右派医生又是十年。
  
决不可小看这所劳改农场的医院,中共在大陆开始建政时,曾将四川省划为川东川南川西川北四个省级行政区,两年后撤销了这四个行政公署,恢复四川省建制。当年川北行署下属的医院,全部设备和管理人员全都调来雷波县西宁乡的雷马屏农场。划为劳改农场医院以后,从犯人中搜罗出不少专业人才,这些由世界一流医科大学毕业的专家们,中共在各次政治运动中,以美国派遣特务、国民党骨干、偷听敌台乃至右派反革命之类莫须有罪名,将他们济济一堂地囚禁在这座人迹罕至的劳改农场里,其中如原重庆宽仁医院院长留美博士余恩梅女士、上海同济大学教授陈家齐、中国血化研究所研究员罗家瑜、浙江大学教授张超梅 、华西医科大学早期毕业的牙科医生丰宗锦,内科医生何镇湖等等不一一列举。他们不仅医术高明,而且医德高尚。用黄伦自己的话说:比起他们,我只能算是晚辈。如果黄伦事前不知道这些佼佼者是这所医院的技术骨干,对他的这次调动也不会这样顺利,石棉矿那所劳改医院的教训不可能轻易忘却。
  
像医院这种技术性很强的单位,文化大革命以前,对个别技术骨干医生在政策上也会有特殊照顾,因为统治者也同样要害病。如前述的内科医生何镇湖,1949年以前是叙永县卫生院院长,1952年以反革命罪判刑12年后来到这里,技术上是这所医院初建时独一无二的顶梁柱,甚至在他服刑期中,就将他的妻儿老小一家四口全部接到农场,还允许他继续生儿育女。其他大陆劳改犯能享受这般待遇者,除非他是马克思的转世灵童。当然也应该看到问题的另一面,人说没有白吃的午餐,共产党给他的敌人吃一口饭已经难上加难,一顿午餐肯定更是谈何容易。原来1952年这所医院刚刚建成时,什么院长、主治医生,都是当年进军大西南部队里的卫生员或者助理医生转业而来,他们在部队卫生学校训练了几个月或者最多一年,治点伤风感冒用点红汞碘酒还可以凑合,真正遇到复杂一点的病就往上级医院一转了事。
  
劳改队的医院可不一样,农场犯人患病后,只要在这所医院医不好就必死无疑,因为没有专医犯人的高级别医院可转。死几个犯人问题到不大,在这交通闭塞的山区,有个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患了什么急病就麻烦了。此外,那些由连队卫生员提拔起来的院长、主治医生们,只要他们愿意放下高人一等的臭架子,还可以从这些反革命医生那里多少学得点真本事,所以对个别技术过硬的反革命医生给点特殊政策其实也并不亏本。
  
这所技术一流,政治不入流的医院,此时正缺一名五官科医生,黄伦的到来填补了这个重要的空缺。黄伦到医院以后,用他那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微笑赢得了友谊也赢得了信任。随后黄伦用简陋的手持裂隙灯成功地摘除了眼球中的混浊晶体,为周边农民治愈白内障近二百例。特别是其中两名先天性失明的青年,在第一次见到亲人的笑容后,敲锣打鼓地给医院送来锦旗,甚至要给黄伦下跪磕头,当然他们并不知道这位恩人是个右派反革命份子。农场医院在周边的屏山、雷波、昭觉等地的声誉更为高涨,远道而来的慕名求医者络绎不绝。黄伦也日益得到同事们的尊重,他用自己的坦诚,换得了一批肝胆相照的朋友,在人人自危的劳改队,这种友谊至为珍贵。
  
有一年,我在犁田时,门牙被一条带有野性的公牛打掉了,给我的生活带来很大的不便,那时我三十岁出头,担心附近牙齿的连锁反应,很想镶一颗牙,劳改队有毫无道理的不成文法规定,犯人一律不准镶牙,我很苦恼。
  
好像是1972年冬,在一次劳动中我的右脚大拇指被二锤砸成了粉碎性骨折,脚肿如象腿,便用牛车把我拉到医院看门诊时。黄伦看见了我,便悄悄对我说:你太累了,休息几天吧。经过他的一番斡旋,竟让我这种劳改犯不可能住院的外伤病号住了几天院,更令我感动不已的是,黄伦说服了牙科医生,冒违犯不成文法的风险,替我镶上了那颗梦寐以求的门牙。在险象环生的劳改队,撬开那一扇扇被看人说话把守着的后门,没有无可挑剔的人际关系是很难想象的。
  
像大陆所有的单位一样,医院也决不是阶级斗争的真空地带,这里的等级制更为复杂,虽然同为医生、护士和勤杂人员,就得分清干部医生、满了刑的就业人员医生和犯人医生泾渭分明的三等,护士也同样分干部、就业人员和犯人三等。这是三种尊卑不可僭越的身份,相互之间谈话时的语气态度和站立坐下的姿势都因对方身份的不同而产生相应的变化,这是我们这个名为社会主义实为封建等级制国家必然出现的现象,也可称为中国特色之一。劳改犯不准参加文化大革命,但劳改单位的革命群众却几近疯狂地要求革命,这些红色斗士除斗争本单位的走资派以外,个别突出的有代表性的死老虎,也是他们锻炼斗志的活靶子。这时虔诚的基督徒余恩梅就成为造反派和保皇派共同追逐的斗争对象,他们都以斗倒余恩梅来证明自己多听毛主席的话。在这些打打杀杀的腥风血雨中,六十高龄的余医生一度躲向附近的山洞,唯独满腔正义的黄伦有勇气给她送水送饭,使余医生深受感动。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余医生终得平反,在四川省医学研究会任常务理事,她精湛渊博的学问,都埋葬在疯狂野蛮的冤假错案之中。1994年,余恩梅医生背负着一生的遗憾,孤独地在成都病逝,黄伦曾赋《念奴娇》以吊唁,此词曾在美国某华文报纸上发表。其上阕云:思乡落叶,归根矣,冠冤美蒋间谍。陷身囹圄三十载,冥渊苦难尝绝。腕上铐铜,踝上獠铁,头上青丝白。受尽欺凌,仍然儒雅品格共产暴政对我中华儿女令人发指的蹂躏,跃然纸上。
  
不过也得承认一个事实,余恩梅医生也好,黄伦医生也罢,虽然他们都是被这个专制制度压在最底层的受害者,但比起和他们具有相同身份的普通犯人,这些犯人医生又可称为犯人贵族,唯一的原因就是高高在上的狱吏们也会生病,更使他们无可奈何的是他们都有把病医好的愿望,在这个边远地区的山沟里,除了这些该死的劳改犯/谁又能帮他们解脱疾病的困扰。这时人们就会看到那一张张对他治下的劳改犯凶神恶煞的脸,在给他治病的劳改犯面前变得温驯听话甚至谄笑献媚,求生的人性战胜了阶级性的高调,使这群无立产阶级专政的冷面杀手,不得不容忍这极少数的犯人贵族的存在。如果狱吏们不是凡胎肉身,而是一部部没有五脏六腑的机器人,黄伦有再好的医术也断无用武之地,我可以断言,纵然黄伦在随后的政治波涛中,磨掉他一些性格棱角,他也会被某次突来的山洪暴发中让泥石流吞没.在第五度充其量第六度自杀中身亡。
  
1974年,黄伦服完了他被判的十七年刑期,林彪事件以后,文化大革命的惨败已露端倪,毛泽东的神威也现出多处裂缝。但极左路线对中国的影响,又岂止是根深蒂固四字就能说清。黄伦虽然满刑,但监狱方强调的是思想改造永无止境,那就得留在劳改队当就业人员,这是当年反革命犯的普遍结局。
  
1976年,毛泽东一命呜呼,不久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右派问题有所松动,承认了反右扩大化,并费尽心机的在平反和不平反之间找到一个称为改正的绝妙词汇,将它揉搓成一粒粒虽不能治病、但却能镇痛的新型药丸,令全国的右派份子每人服上一粒,唯独黄伦除外。
  
黄伦除外的原因是1957年反右运动时,更精确地说,黄伦由右派直接升级为反革命时,他正临时性地在中建四公司工作,人事关系并未转过来,整风鸣放中他行凶打人又事发突然,逮捕判刑的应急措施均按特事特办的方式处理。依常规记载他罪行的档案袋应该在那个专门建筑苏联援华项目的中建四公司。奈何斗转星移变化莫测,突然间中苏分裂,苏联援建项目全部撤消,为这批项目服务的公司也没有存在的理由,皮之不存,毛将焉附,黄伦的档案袋又将附在哪里?谁也不知道,谁又能找到?
  
黄伦还有另一层面的麻烦,它一直所在的农场医院,那里的右派、反革命医生们,平反的平反,改正的改正,技术骨干们总算结束了屈辱的劳改生涯,医院已没什么像样的医生,在人才奇缺的困境中,农场难道会主动去设法帮黄伦落实政策,让他也名正言顺地脱离苦海,恢复所谓的自由,从不亏待自己的狱吏们决不会干这种挖自己墙脚的傻事。
  
1979年,黄伦当了五年的就业人员了,这骑墙于犯人和公民之间的尴尬身份,这随时随地都背负着翘尾巴嫌疑的二劳改,这永无止境的屈辱,黄伦已经受够了。那天,农场一把手党委书记严珊来医院看病,黄伦找到这位被唤着政委的超级狱吏说道:我就犯了那么点事,关了我二十二年也该差不多了吧!类似的喊冤声超级狱吏的耳朵里早已塞满,他习以为常地回答似乎也无懈可击:不是我们不放你,是没有单位愿意接收你。超级狱吏忘了,他今天遇到的对手是从不信邪的黄伦,他的回答让超级狱吏哑口无言:严政委,你是中国人,我也是中国人,中国人说话就得算话,说完黄伦调头便走。
  
距离农场咫尺之遥的是雷波县西宁乡,不长的街道两侧设有两个不大不小的单位,一个是泰山压顶的雷马屏农场场部,另一个是雷波县森林工业局,当年中国的森林工业局其实就是森林砍伐局。共产党在挥霍我们祖宗留下的遗产方面大刀阔斧恣意妄为,砍下的树木源源不断地向内地运去。为此,森工局下面还设有一个专门运送木材的汽车队,与伐木运木相关的工作人员无一不在享受着公费医疗的滋润,常在医院走动的人焉有不知黄伦医生之理,听说黄医生要搭个便车去趟四十公里外的新市镇,乐于效劳者大有人在。
  
新市镇不属雷波县而隶属屏山县,由雷马屏三个地名组成的农场简称中,第三个屏字指的就是这个县。有小重庆美誉的宜宾市和这个热闹的集镇之间有小轮船往返,这个繁忙的水旱码头也是进出大凉山的咽喉之地。前文说过,黄伦医道之精良早扬周边,不远的新市镇上也不乏他的信众。一个多小时后,黄伦便下了车,大步流星地去到首脑机关,向镇上的一把手说明来意,几个喜出望外的头头三言两语作了决定,欢迎黄医生来我镇卫生所工作,吩咐秘书写好商调函,盖上公章交予黄伦。黄伦走向公路,从川流不息的卡车中,拦下一部森工局的返空卡车,登上驾驶室,个把钟头就返回了场部,将商调函亲手交给了严珊政委,因为他毕竟是中国人,中国人就不会不懂哑巴吃黄连这句民谚的含义。
  
第二天,黄伦开始在新市镇卫生所上班。七个月后,47岁的黄伦生平第一次有了妻子,也就是有了一个属于自己的家庭。比黄伦小十四岁的妻子巫荣升,也有着一段非同寻常的经历。她二十岁时与一位名叫罗邦喜的小伙子结婚,一年后小罗蒙文革冤案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留下一个嗷嗷待哺的女儿在遇到黄伦时已经十岁了。这一对被冤假错案折磨得死去活来的人终于走在了一起,他们相亲相爱地抚慰对方心灵的创伤,至今已携手走过近三十年的人生之路。
  
1980年7月下旬,我收到原判法院对我彻底平反,无罪释放的裁定书,在成都工作的二妹和妹夫双双到雷马屏农场来接我出狱,在泥石流堵住公路的困境下,我们步行一个通宵到达新市镇,买下轮船票后,在开船前一小时,我飞快地跑到卫生所找到了黄伦,为的是和他分享右派改正这个中性词汇,至于由改正而延伸的判刑十八年的彻底平反,那也是一种不涉及经济赔偿的并不彻底的平反。不过,被斩首的阿Q好像说过,走出监狱毕竟是个好事,特别是在这个冤假错案多如牛毛的国家。

黄伦高兴地随我登上即将离港的轮船,我俩站在甲板上,二妹夫用他那部古老的海鸥牌120照相机替我们这对难兄难弟照下一张小黑白照片。在写这篇稿件时,我很想找出来用数码相机翻拍一张附在这里,十多本相册全被数码相片和五寸彩照塞满,翻来复去再也找不到那张十八世纪的古董照片。
  
2003年  ,我素来不敢恭维的香港凤凰卫视搞了个《我这五十年》的访谈节目,采访了重庆市一个名叫王立喜的企业家。此人当年判刑后,因越狱逃跑而关进雷马屏劳改农场集训队时,是一个刚满十五岁、一脸稚气的孩子。这个求知欲很强的少年犯,与黄伦、石天河和我等三、五个右派反革命多有接触,问这问哪不外乎填补些他过早辍学的遗憾,虽然狱吏们警告他不要上反革命份子的当他却因为人不做亏心事而充耳不闻。访谈节目中他强调了这一点,并声称是这些右派分子改变了他的人生道路。节目播出后,据说反映还不错,这时的王立喜不仅年富力强,更重要的是银行的取款机对他十分慷慨,众所周知,在中国,只要取款机爱上了你,办什么事都比较方便。王立喜不费吹灰之力就将这个访谈节目制成一张张光碟,似乎又不费吹灰之力就找到被他称作恩师的那几位改正右派。神通广大的企业家王立喜衣冠楚楚地站在寒舍门口,给早已戒烟的我送了一条我见而生畏的高级香烟,一番溢美之词以后准备告辞时,丢下一句如雷轰庭的话:我还要到黄伦家里去。什么,你说黄伦也在成都?我的老天爷,我完全惊呆了,弄不清究竟是地球太小了,还是成都市太大了?
  
王立喜走后,我立即赶往医院,看望一位病危中的犯兄,从医院回家时已经很晚。深夜突然有敲门声,原来王立喜告诉黄伦我的住地以后,黄伦就迫不及待的叫了出租车,要王立喜立刻带路到我家来,我们像失散多年的亲人一样,兴奋地互诉这别后二十三年的来去行踪。
  
事实上黄伦直到1993年才真正离开将我们折磨得成熟起来的雷马屏农场。黄伦调到新市镇卫生所上班后,因距农场毕竟很近,不少农场的人或出差或探亲甚至专程看病来到这里,也多多少少对黄伦的右派问题长期未得到改正表示过关心,用他们的话来说:这是个至关重要的政治待遇问题。同时,雷马屏农场医院和场部也为这个医院缺少像样的医生而发愁。其间也有农场的中级干部动员黄伦重回农场医院,甚至提出不以就业人员的工资待遇对待他作诱饵,均被黄伦婉言谢绝。1982年超级狱吏严珊调离农场不久,一位新上任的政委三顾茅庐般亲临黄伦所在的卫生所,亮出一把非同一般的杀手锏:你回农场去,我们替你去办落实政策的事,问题解决后,你也得留在农场工作到退休。对黄伦而言,这个交换条件确实具有非同一般的诱惑力,在原划右派的单位不复存在的情况下,除了神通广大的警察系统,谁能撬开那重重叠叠的档案柜?
  
1983年,黄伦回到雷马屏农场医院,不久,农场领导亲自找到四川省的警察头子、公安厅长白尚武作了批示,相关单位一路绿灯,右派问题顺利得到改正,判刑、加刑随即平反,医院里为此专门开会宣布此一进展,仿佛叫同志们别再用翘尾巴这个词来教育他。
  
1993年黄伦被授予了一级警督的警衔,在我周围这群犯兄犯弟中,他算是一名最大的官。只不过在谈论这个话题时,黄伦脸上泛出的是沉重而凄苦的笑容,这种笑容和他在劳改队脸上泛出的那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微笑真还像一脉相承般原汁原味。一批年迈苍苍的劳改朋友打趣着要求他穿着一身警服前来参加聚会,顺便开个忆苦大会。黄伦却一脸尴尬地对我说:看来这个警衔竟成了我黄某的硬伤。
  
1993年,君子一言,驷马难追的黄伦六十岁在农场医院退休,按异地安置的政策,在成都郊县的温江县给了他一套小居室。不久,他迁来成都市内和妻子、女儿和活泼可爱的外孙女住在一起。他成了一个钓鱼迷,而且沾沾自喜地自称为垂钓高手,说钓得的鱼全家人都吃不完。凭此说法再次证明,我是一个绝对没有口福的人,因为我和他恢复联系前一年,他早已不再钓鱼了。那时已有多种疾病困扰着他,我有时故意怂恿他钓几条鱼来尝尝鲜,是为我从未吃过他钓的鱼而出口闷气。他却很认真地回答我说:早知道你这样想吃鱼,我还真不该把我那套钓鱼家什全都送人。
  
近年来黄伦对世风日下,中华民族的整体素质的空前滑落深恶痛绝,他义愤填膺地说:连教育和医疗这两个最不应该腐败的部门都腐败了,这个国家还有救吗?
  
2004年11月,黄伦因尿血而送进华西医科大学附属医院急诊室,这是省会成都最好的两家医院之一。医生匆匆诊断后,给了他输葡萄糖液的处方,黄伦看后对医生说:年轻人.我可是个糖尿病患者,如果我想自杀,就不会告诉你我的这个隐私。他心想,难怪今天医患纠纷如此频繁发生。作为一个几乎当了一辈子医生的老人,黄伦对当前很多医院在掏患者腰包方面的不择手段痛恨至极,乘人之危是民族堕落的一种表现,正是执政党多年来颠覆传统道德的恶果之一。部分医院高唱着救死扶伤进行曲,却干着打家劫舍的无耻勾当,其所作所为,可作称作双重罪恶。黄伦在读过这家医院的第一张催款单以后,哪怕他个人只负担百分之三十,也感到昂贵得离谱,退休警官不堪重负,底层百姓又将何以应对?黄伦想,反正最后确诊他患有膀胱癌、冠心病、糖尿病、肺气肿和肾结石。他知道这些病该怎么治,便转到了一家等级较低,因而收费也比较便宜的四川省电力医院。恰好这家医院距我家比较近,步行约四十分钟便可到达。我每天从早到晚都到医院去陪他聊天,吃午饭时他妻子便会在附近饭馆里买两三个菜来凑热闹。几天后,我觉得这样下去伙食费用开支太大,就提出我每天吃了午饭再来这里,坐四小时左右回家去。那些日子,我最担心的是黄伦的生死问题,害怕这些可怕的病夺走他的老命,近些年来,眼看着一个又一个犯兄犯弟弃我而去,每每想到他们在咽气之前,给儿孙们留下的一句话是:共产暴政覆灭日,家祭勿忘告乃翁。我就感到上苍的不公,让这些受尽折磨的老人含恨而死。
  
黄伦知道我对他病情所怀的隐忧,安慰我说:在这个从来不把人当人的国家,像你我这类异己分子,能活到七十开外已纯属意外,死亡也是个非常正常的事。这可能是我们之间唯一的一次谈及死亡,虽然它是我们在那些日子里,心中想得最多的事。
     
有一天,我们谈到了我儿子的教育问题,我临走时,黄伦的妻子送我走出医院大门,途中她告诉我,婚后不久他们就怀上了孩子,有一天,女儿突然对黄伦说:爸爸,妈妈生了弟弟你就不喜欢我了吧。孩子一句天真无邪的话,刺伤了黄伦善良的心。他心想 ,一个家庭里有两个不是同一父母的儿女,对孩子的成长不可能不产生影响,更可能产生负面影响,孩子敏感的天性很容易受到伤害。从长远的角度考虑,黄伦认为没有要这个孩子的必要,终于征得了妻子的同意,没有生下自己的那个孩子,专心地培养女儿成长,终使她事业有成对黄伦也关爱有加。这件事给我留下的印象非常深刻,因为它发生在受传统教育很深的黄伦身上,他不可能不知道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这八个字在中国文化中的重量,为了对女儿充分的爱,他作出了这个牺牲自我的决定,这是一个有宽阔胸怀的男子汉才能作出的抉定,坦率地说,我就做不到,既使我读过的古书不及黄伦的十分之一。
  
黄伦出院了,他不同意我用战胜死神这个陈词滥调来赞颂他,说:人类可以战胜病魔,绝不可能战胜死神,如果真的战胜了死神,人类自己也就灭亡了。我对他的咬文嚼字不感兴趣,故意挖苦他:一场病竟把你害成个哲学家了。
  
2005年春末夏初,八十二岁的石天河教授传来信息说:年前他患了一次脑萎缩,病愈后很想念老朋友们,希望能找个机会见见面。张罗这类事最合适的人选当然还是年富力强、而且又是取款机的老相好的王立喜,他风尘仆仆地由重庆赶来成都。考虑到黄伦的健康状况欠佳,还特意请他夫人全程陪同,并找了一部乘坐比较舒适的小卧车。黄伦特意叮嘱我一同前去。因为他知道我和石天河的交情并不很深,我只是和他有一个交往极深极深的密友,那便是黄伦。我甚至认为他捎信说想见见老朋友,这个泛指的老朋友其实应该是特指的黄伦。他俩都具有相当深厚的古典文学功底,自集训队开始,二人间便有诗词歌赋的秘密唱和,而我对平仄对仗就像小学生见到高等数学一样不明究底。我和黄伦的友谊基础,是建立在我们共有的自由主义思想上,文学只是这个思想的一种载体,它不是目的,更不是方向。
  
一行十个改正右派在成渝高速公路上奔驰四小时,便到了石天河所在的永川渝州文理学院,从见面的一刹那起,王立喜就用他随身携带的摄像机,录下一个个值得纪念的画面,而我最珍惜的画面,是黄伦的泪流满面。他在回忆一桩往事时泣不成声,那不是为某次受刑中的皮开肉绽,也不是想起某次毅然赴死告别祖国亲人的热泪滚滚。而是在雷马屏医院里的某个中秋之夜,当孤独的黄伦带着对亲人故土的怀念,准备躺倒床上时,突然在他枕边发现了两个月饼,来路不明的月饼载运着人间温暖情深意重,是从冰窟里长出的两族鲜花,唯有她,能使我们的铁血男儿潸然泪下。
  
这千载难逢的珍贵画面王立喜摄下了吗?
  
2008年1月16日成都寓中







在这个从来不把人当人的国家,像你我这类异己分子,能活到七十开外已纯属意外

  

忽然有一天清晨.集训队的周中队长急冲冲地来到犯人宿舍,他看见刚刚穿好衣服的黄伦,就把他叫住,令黄伦跟他一起走。不一会我们听见开城堡大门的声音,和黄伦按规定在跨出大门前必高声呼叫的报告声,大家都弄不清这个反常现象意味着什么?一个多小时以后,黄伦回到了犯群中间,他知道,无数善意的和恶意的眼正目不转睛地盯着他的嘴,但他却紧闭着一言不发,只是表情异常沉重。事后通过黄伦和其他知情人的讲述,我将那天早上发生的突发事件记录如下:
  
大凉山里的彝族分白彝和黑彝两大类别,白彜俗称娃子也就是奴隶,黑彝又称黑骨头就是奴隶主。1954年,中共对凉山周边的汉族聚居区搞完了剿匪、镇反和土改等大规模杀人运动以后,其统治已日趋巩固。随即便陆续开始征服难度较大的周边各少数民族地区。蚕食吞并步步为营,其手段除武力进犯以外.也辅以惯用的对彜族上层人士的所谓统战,有部分黑彜头人确实被统进了政协、人大之类的花瓶单位。当年凉山彝族自治州的一位瓦查副州长就是这样一个统战标本。他的家族内的其他成员,也分别情况给了他们一杯羹,州长的一位五十岁出头的堂兄,就留在了农场当干部,也就是我等当时所在的集训队里当狱吏,我们奉命喊他瓦查队长,虽然他既不是中队长也不是分队长,至于为什么要名不副实地这样喊他,那也可能是犯人勿须刨根究底的国家机密。
  
众所周知,文化大革命对所有的统战对象都是一道难以逾越的关口,因为统战对象和阶级敌人在党内同志内部按毛泽东政治词典掌握的原则,本质上就是两个同义词,只是根据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将这两组词汇交替使用在相关人士头上罢了。估计瓦查队长从气势汹汹的众多造反派的语言中,闻到了日益浓烈的火药味,他作为无产阶级斗争对象的黑彜奴隶主,等待他的除了接受批斗的羞辱甚至是旷日持久的服刑劳改,这对出身血统高贵的黑彝简直比死亡更为可怕也许他还后悔自己投靠中共、背叛了自己的民族,只不过这一切都成了永远的秘密。
  
因为当周中队长带着黄伦赶来的时候,躺在地上的瓦查队长似乎已变成了一具尸体,他上吊用的布条还悬在头上,屋内站着的是大队部那位被称作教导员的狱吏,他那张奇形怪状的脸,除了用狰狞二字形容外便找不到第二个可用的词汇。黄伦弯下身去用手指翻开了死者的眼皮,对着周中队长摇了摇头,好像是说:已经没救了。周中队长说:先前身上还有点热气,你是不是给他来点人工呼吸?他们似乎对失去这个斗争对象有些扫兴。虽然黄伦知道起死回生的希望已十分渺茫,但他还是对死者施行了人工呼吸。在黄伦按压死者胸脯的时候,他的右手似乎触到了死者衬衣口袋里放着的一块纸片,在做完人工呼吸后,黄伦顺手从衬衣口袋里掏出了纸片,他抖开纸片正欲交给周中队长时,忽然听教导员惊呼似的下令:快拿过来!只是在拿过来的传递过程中,黄伦已清楚地看见上面写着:打倒毛泽东五个歪歪斜斜的字,一个没有正规地学过汉语的彝族老人,写出小学生水平的字已经难为他了。
  
黄伦的情绪在矛盾中奔突,他对昔日这个少数民族出身的队长一无所知,但藏在他衣蔸里的绝命书却勾起他沉重的回忆,在黄连关监狱,当王分队长将他升起在屋梁上时,他不也是高喊了这个口号吗?而曾经勇敢地喊出这句口号的人,此刻却在料理将口号藏在心里的死者。瓦查队长决心自杀,他清楚地知道,暴君纵有再大的权势也不可能再加害于他,他解脱了,同时实现了他生命的升华,黄伦咬紧了牙关,不让他为这位少数民族受难者洒下同情之泪,他们毕竟在心里呼过一个共同的口号。
  
在举腿跨出房门时,面目狰狞的教导员叫住黄伦问道:你是学医的吧?黄伦回答:学过一点皮毛。教导员突然脸色一变,用威胁的语气警告黄伦:如果你胆敢对今天早上你看到的事在犯人中散布流言,你是聪明人,去想想会带给你什么后果!
  
可惜随即安排木工钉一个俗称火匣子的简易棺材,又派人去挖埋死人的坑,又派人去掩埋,结果按共产党的说法就叫作纸是包不住火的,一天之内,全集训队都知道瓦查队长上吊自杀的新闻,三天之内桂花大队便无人不知。
  
我至今不明白,瓦查队长的自缢身亡为什么对黄伦有这么大的震撼,那天,他激动地对我说:从今以后,我一定会好好地活下去,除了不出卖灵魂以外,我一定要不择手段地保全自己的生命,我要期待那美好的节日到来。
  
不久,又从其他劳改队调了些人到集训队来,新来的人中,《星星》诗刊的编辑石天河(即周天哲)、四川大学中文系学生黄保松,都是右派升级到劳改队来的,也和黄伦过从甚密。狱吏们对臭知识分子间的关系分外敏感,常在犯人中散布小集团之类的捕风捉影,为告密者暗示跟踪方位。我们不是什么地下党,但得遵守单线联系的交往原则,朋友们都尽力避免给告密者提供资源。因为我们蹲的是共产党的监狱,它绝对不同于以往在电影里,小说中所了解的监狱,那些都是非无产阶级的监狱,犯人间可以称为难友,可以同舟共济相互照应。我们这个监狱提倡的是相互监督,共同促进改造,犯人间相互称为同改,就是共同改造的意思。
  
好景不常这四个令人遗憾的字,终于轮到了我的头上,集训队设在农场的桂花大队,桂花大队设有五个中队,其中的通木溪中队与集训队紧邻,耕作田块多有犬牙交错之处。在一次外出劳动中,通木溪中队的指导员滕某突然遇见了我,十年前我在凉山指挥部鲁瑞林司令员手下的电台上工作,这位指导员当年正在给这个司令员当警卫,他一眼就认出了我这个兵头将尾,大概为了显示他的今非昔比,便把我调到了他的治下。在黄伦等朋友还在集训队继续严管时,我已经结束了集训来到了通木溪中队。此后,除了场部或者大队部召开大会以外,我也很难再见到黄伦了。不过我还是听说黄伦也出了集训队,分到了同属桂花大队的向阳坪中队,又听说曾经叫他当中队卫生员,他坚决不干,他在喂鸡。
  
作为政党,中国共产党肯定是当今世界上最反动、也是最顽固的政党,但作为个体党员,也不全都是铁板一块。我在这位前警卫员现指导员治下劳改了八年,他对我最大的照顾就是没有给我新添冤假错案,按劳改队一般政治犯的命运,这几乎已接近奢望。其次,他帮助我得到一些带有技术含量的工种,如操作一台小型内燃机驱动的农药喷雾器,虽然只是季节性的劳动,但比起固定在田间耕作的犯人,还是有较大自由活动空间的,对不偷吃生产成品就不可能吃饱肚子的劳改犯来说,这个自由空间简直太重要了。我之所以觉得这个非铁板一块还值得一提,是因为刚和他打交道时,他叫我出卖朋友日后可帮助我减刑,被我支吾拒绝后,再也没有提出过类似要求,虽然我随后继续被他专政了七年之久。
  
整个桂花大队只有一台机动喷雾器,我已积累了使用和维护它的丰富经验。它虽然属于通木溪中队保管,但全大队都可以使用,这意味着在农作物病虫害严重发生时,我就得背着它按分管狱吏的指令奔向全大队属下的任何一个中队,当然我最希望能去的就是向阳坪中队,原因不言自明。
  
记得头一次到向阳坪中队,我在保管室附近收拾机器农药,黄伦走到我面前微微一笑,就代替了握手拥抱,看来彼此都还健康就是最大的安慰。因为养鸡房存有鸡蛋,鸡蛋是能吃的东西,劳改犯处于长期吃不饱,短期饿不死的生存状态,见到能吃的东西就爱不释手。所以队上规定,凡存放能吃的东西的地方,都属于一般犯人严禁涉足的禁区,我也不会靠近黄伦所在的鸡棚之类的是非之地。午饭后有短暂的休息,我便在一个负责记录生产进度的犯兄的床上打个盹,醒来时枕边竟有两个余温尚存的煮鸡蛋,我当然知道这是黄伦的杰作。估计狱吏安排他养鸡,肯定不是为了他能及时得到蛋白质的补充,而是认定像他这种文弱书生般的政治犯,决不至于去偷东西。这一点,共产党显然低估了自己的能量:它不仅能逼秀才造反,而且能逼秀才偷鸡蛋。
  
有一天我在向阳坪喷农药时突发天公作美的暴雨,我回队躲雨,在空旷的风干室里我和黄伦闲谈了近两个小时,打了一次精神牙祭。此前几天,他们中队一位管生产的赵姓狱吏,他妻子突然上吊自杀了,黄伦说:她生了四个儿女,丈夫每月工资才三十多元,怎么养得起这一家六口?语气中对这个不幸的家庭还流露出几分同情。仔细想来,这些狱吏在践踏犯人的同时,他们也受着这个绝灭人性的制度的践踏,这真是我中华民族的一大悲哀。
  
黄伦离开向阳坪中队的原因并不像一般犯人调动那么奉命行事,也是一场令狱吏们尴尬的满城风雨。事情是这样的:黄伦除了养鸡以外,还兼任中队保管,红薯、土豆、玉米、大豆凡队上收获的农产品,收获多少?支出多少?库房里进进出出都得经过黄伦过秤登记,做出一副一丝不苟的样子。黄伦心里当然明白,一切国营企业的财务账单,无一不是掩耳盗铃的胡涂账,因为党如果认为统计数字不对,经办人就得按党的要求加以增减,当年大跃进的指导原则永远不会放弃的。事实上中队里的大小狱吏,都变作花样在黄伦的账本上做手脚,或者秤购五斤鸡,让黄伦登记三斤,或者买十斤土豆,暗示黄伦只开六斤的票,黄伦无不照办,反正看透了这个乌七八糟的社会,什么老老实实、又什么实事求是,全是自欺欺人的鬼话。
  
这群挖社会主义墙脚的狱吏中,还数那位四个孩子的父亲最卖力,黄伦知道他的工资低得可怜,从来不使他为难。这一天,赵狱吏令两个犯人挑了两挑红薯到他家里去,虽然下手太毒了一点,黄伦还是一如既往地假装没看见,谁知挑红薯的犯人中有一个叫王光华的,数月前曾被赵姓狱吏赏过两拳,他怀恨在心,便趁这个天赐良机去向一把手指导员报告了这件奉命行事。需知狱吏们几乎个个都是挖社会主义墙脚的同案犯,但他们表面上装起正人君子又一个比一个更装得更像。
  
如不是王犯此番公然揭发,指导员也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放他一马,事到如今他也只好硬着脖子叫赵狱吏把红薯弄回保管室去。再说那位偷红薯的幕后支使者被一把手破案后憋了一肚子气,左猜右想这个举报者究竟是谁?终于他锁定在黄伦身上,他将黄伦对他子女的同情,误以为是对他权威的畏惧,这正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的典型病例。他开始了报复行动,当晚下学习后,他留下了几名会写字的犯人,每人发两张纸,叫他们针对黄伦写检举材料,准备收拾这个敢于给我赵某添乱的家伙,殊不知留下的犯人中,当晚就有两个将这一紧急情况悄悄告诉了黄伦。
  
第二天桂花大队将在桂花溪中队召开大会听报告,那里才有一个能容纳一千多人的地坝,向阳坪中队全队犯人集合列队准备前往,刚刚列队完毕,黄伦在队列里大声向指导员报告说:我要求指导员证实一下,昨天有人报告赵干事挑了两挑红薯回家,看报告的人是不是我?这几句话等于黄伦当着犯人的面揭露了干部盗窃国家财物。其实这类狱吏偷偷摸摸的事在劳改队可说尽人皆知,但由一个反革命在大庭广众中公开说出来则是耳目一新的奇事一桩,这个意外令指导员中队长措手不及,为顾全同志的面子,他们令黄伦下去再说,黄伦还咕咕哝哝地说:法律剥夺了我许多权利,但没有剥夺我检举坏人坏事的权利。

中国有句又当婊子又立牌坊的民谚,用它来概括中共的所作所为只能说话丑理端,狱吏们振振有词的宣讲爱护国家财产,赵某偷红薯的冰山一角如果任黄伦那张利嘴在犯人中广为张扬,狱吏们的牌坊岂不大大受伤?就在犯人们听报告的过程中,向阳坪中队的几个狱吏碰了碰头,又向大队的头目作了请示,在动身回向阳坪中队之前突然向黄伦宣布:不再返回向阳坪,直接调你到桂花溪中队,个人物品中队会派人送来。这是个一箭双雕的决定,一方面让黄伦没机会进一步扩散该队众狱吏集体挖社会主义墙脚并且相互包庇;还可以借此机会对这个狡猾的反革命分子进行一次突击搜查。
  
黄伦在桂花溪中队只呆了一个月,这个中队恰好是全农场距离医院最近的单位,还不足四华里,犯人中早有医院里那几位医生来龙去脉的传闻,医生们也道听途说过关于黄伦的如此这般,似乎真还有点慕名神交的味道。所以这次将黄伦从生产中队调到农场医院相当顺利,这一去就是二十年,其中当犯人医生十年,当改正右派医生又是十年。
  
决不可小看这所劳改农场的医院,中共在大陆开始建政时,曾将四川省划为川东川南川西川北四个省级行政区,两年后撤销了这四个行政公署,恢复四川省建制。当年川北行署下属的医院,全部设备和管理人员全都调来雷波县西宁乡的雷马屏农场。划为劳改农场医院以后,从犯人中搜罗出不少专业人才,这些由世界一流医科大学毕业的专家们,中共在各次政治运动中,以美国派遣特务、国民党骨干、偷听敌台乃至右派反革命之类莫须有罪名,将他们济济一堂地囚禁在这座人迹罕至的劳改农场里,其中如原重庆宽仁医院院长留美博士余恩梅女士、上海同济大学教授陈家齐、中国血化研究所研究员罗家瑜、浙江大学教授张超梅 、华西医科大学早期毕业的牙科医生丰宗锦,内科医生何镇湖等等不一一列举。他们不仅医术高明,而且医德高尚。用黄伦自己的话说:比起他们,我只能算是晚辈。如果黄伦事前不知道这些佼佼者是这所医院的技术骨干,对他的这次调动也不会这样顺利,石棉矿那所劳改医院的教训不可能轻易忘却。
  
像医院这种技术性很强的单位,文化大革命以前,对个别技术骨干医生在政策上也会有特殊照顾,因为统治者也同样要害病。如前述的内科医生何镇湖,1949年以前是叙永县卫生院院长,1952年以反革命罪判刑12年后来到这里,技术上是这所医院初建时独一无二的顶梁柱,甚至在他服刑期中,就将他的妻儿老小一家四口全部接到农场,还允许他继续生儿育女。其他大陆劳改犯能享受这般待遇者,除非他是马克思的转世灵童。当然也应该看到问题的另一面,人说没有白吃的午餐,共产党给他的敌人吃一口饭已经难上加难,一顿午餐肯定更是谈何容易。原来1952年这所医院刚刚建成时,什么院长、主治医生,都是当年进军大西南部队里的卫生员或者助理医生转业而来,他们在部队卫生学校训练了几个月或者最多一年,治点伤风感冒用点红汞碘酒还可以凑合,真正遇到复杂一点的病就往上级医院一转了事。
  
劳改队的医院可不一样,农场犯人患病后,只要在这所医院医不好就必死无疑,因为没有专医犯人的高级别医院可转。死几个犯人问题到不大,在这交通闭塞的山区,有个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患了什么急病就麻烦了。此外,那些由连队卫生员提拔起来的院长、主治医生们,只要他们愿意放下高人一等的臭架子,还可以从这些反革命医生那里多少学得点真本事,所以对个别技术过硬的反革命医生给点特殊政策其实也并不亏本。
  
这所技术一流,政治不入流的医院,此时正缺一名五官科医生,黄伦的到来填补了这个重要的空缺。黄伦到医院以后,用他那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微笑赢得了友谊也赢得了信任。随后黄伦用简陋的手持裂隙灯成功地摘除了眼球中的混浊晶体,为周边农民治愈白内障近二百例。特别是其中两名先天性失明的青年,在第一次见到亲人的笑容后,敲锣打鼓地给医院送来锦旗,甚至要给黄伦下跪磕头,当然他们并不知道这位恩人是个右派反革命份子。农场医院在周边的屏山、雷波、昭觉等地的声誉更为高涨,远道而来的慕名求医者络绎不绝。黄伦也日益得到同事们的尊重,他用自己的坦诚,换得了一批肝胆相照的朋友,在人人自危的劳改队,这种友谊至为珍贵。
  
有一年,我在犁田时,门牙被一条带有野性的公牛打掉了,给我的生活带来很大的不便,那时我三十岁出头,担心附近牙齿的连锁反应,很想镶一颗牙,劳改队有毫无道理的不成文法规定,犯人一律不准镶牙,我很苦恼。
  
好像是1972年冬,在一次劳动中我的右脚大拇指被二锤砸成了粉碎性骨折,脚肿如象腿,便用牛车把我拉到医院看门诊时。黄伦看见了我,便悄悄对我说:你太累了,休息几天吧。经过他的一番斡旋,竟让我这种劳改犯不可能住院的外伤病号住了几天院,更令我感动不已的是,黄伦说服了牙科医生,冒违犯不成文法的风险,替我镶上了那颗梦寐以求的门牙。在险象环生的劳改队,撬开那一扇扇被看人说话把守着的后门,没有无可挑剔的人际关系是很难想象的。
  
像大陆所有的单位一样,医院也决不是阶级斗争的真空地带,这里的等级制更为复杂,虽然同为医生、护士和勤杂人员,就得分清干部医生、满了刑的就业人员医生和犯人医生泾渭分明的三等,护士也同样分干部、就业人员和犯人三等。这是三种尊卑不可僭越的身份,相互之间谈话时的语气态度和站立坐下的姿势都因对方身份的不同而产生相应的变化,这是我们这个名为社会主义实为封建等级制国家必然出现的现象,也可称为中国特色之一。劳改犯不准参加文化大革命,但劳改单位的革命群众却几近疯狂地要求革命,这些红色斗士除斗争本单位的走资派以外,个别突出的有代表性的死老虎,也是他们锻炼斗志的活靶子。这时虔诚的基督徒余恩梅就成为造反派和保皇派共同追逐的斗争对象,他们都以斗倒余恩梅来证明自己多听毛主席的话。在这些打打杀杀的腥风血雨中,六十高龄的余医生一度躲向附近的山洞,唯独满腔正义的黄伦有勇气给她送水送饭,使余医生深受感动。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余医生终得平反,在四川省医学研究会任常务理事,她精湛渊博的学问,都埋葬在疯狂野蛮的冤假错案之中。1994年,余恩梅医生背负着一生的遗憾,孤独地在成都病逝,黄伦曾赋《念奴娇》以吊唁,此词曾在美国某华文报纸上发表。其上阕云:思乡落叶,归根矣,冠冤美蒋间谍。陷身囹圄三十载,冥渊苦难尝绝。腕上铐铜,踝上獠铁,头上青丝白。受尽欺凌,仍然儒雅品格共产暴政对我中华儿女令人发指的蹂躏,跃然纸上。
  
不过也得承认一个事实,余恩梅医生也好,黄伦医生也罢,虽然他们都是被这个专制制度压在最底层的受害者,但比起和他们具有相同身份的普通犯人,这些犯人医生又可称为犯人贵族,唯一的原因就是高高在上的狱吏们也会生病,更使他们无可奈何的是他们都有把病医好的愿望,在这个边远地区的山沟里,除了这些该死的劳改犯/谁又能帮他们解脱疾病的困扰。这时人们就会看到那一张张对他治下的劳改犯凶神恶煞的脸,在给他治病的劳改犯面前变得温驯听话甚至谄笑献媚,求生的人性战胜了阶级性的高调,使这群无立产阶级专政的冷面杀手,不得不容忍这极少数的犯人贵族的存在。如果狱吏们不是凡胎肉身,而是一部部没有五脏六腑的机器人,黄伦有再好的医术也断无用武之地,我可以断言,纵然黄伦在随后的政治波涛中,磨掉他一些性格棱角,他也会被某次突来的山洪暴发中让泥石流吞没.在第五度充其量第六度自杀中身亡。
  
1974年,黄伦服完了他被判的十七年刑期,林彪事件以后,文化大革命的惨败已露端倪,毛泽东的神威也现出多处裂缝。但极左路线对中国的影响,又岂止是根深蒂固四字就能说清。黄伦虽然满刑,但监狱方强调的是思想改造永无止境,那就得留在劳改队当就业人员,这是当年反革命犯的普遍结局。
  
1976年,毛泽东一命呜呼,不久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右派问题有所松动,承认了反右扩大化,并费尽心机的在平反和不平反之间找到一个称为改正的绝妙词汇,将它揉搓成一粒粒虽不能治病、但却能镇痛的新型药丸,令全国的右派份子每人服上一粒,唯独黄伦除外。
  
黄伦除外的原因是1957年反右运动时,更精确地说,黄伦由右派直接升级为反革命时,他正临时性地在中建四公司工作,人事关系并未转过来,整风鸣放中他行凶打人又事发突然,逮捕判刑的应急措施均按特事特办的方式处理。依常规记载他罪行的档案袋应该在那个专门建筑苏联援华项目的中建四公司。奈何斗转星移变化莫测,突然间中苏分裂,苏联援建项目全部撤消,为这批项目服务的公司也没有存在的理由,皮之不存,毛将焉附,黄伦的档案袋又将附在哪里?谁也不知道,谁又能找到?
  
黄伦还有另一层面的麻烦,它一直所在的农场医院,那里的右派、反革命医生们,平反的平反,改正的改正,技术骨干们总算结束了屈辱的劳改生涯,医院已没什么像样的医生,在人才奇缺的困境中,农场难道会主动去设法帮黄伦落实政策,让他也名正言顺地脱离苦海,恢复所谓的自由,从不亏待自己的狱吏们决不会干这种挖自己墙脚的傻事。
  
1979年,黄伦当了五年的就业人员了,这骑墙于犯人和公民之间的尴尬身份,这随时随地都背负着翘尾巴嫌疑的二劳改,这永无止境的屈辱,黄伦已经受够了。那天,农场一把手党委书记严珊来医院看病,黄伦找到这位被唤着政委的超级狱吏说道:我就犯了那么点事,关了我二十二年也该差不多了吧!类似的喊冤声超级狱吏的耳朵里早已塞满,他习以为常地回答似乎也无懈可击:不是我们不放你,是没有单位愿意接收你。超级狱吏忘了,他今天遇到的对手是从不信邪的黄伦,他的回答让超级狱吏哑口无言:严政委,你是中国人,我也是中国人,中国人说话就得算话,说完黄伦调头便走。
  
距离农场咫尺之遥的是雷波县西宁乡,不长的街道两侧设有两个不大不小的单位,一个是泰山压顶的雷马屏农场场部,另一个是雷波县森林工业局,当年中国的森林工业局其实就是森林砍伐局。共产党在挥霍我们祖宗留下的遗产方面大刀阔斧恣意妄为,砍下的树木源源不断地向内地运去。为此,森工局下面还设有一个专门运送木材的汽车队,与伐木运木相关的工作人员无一不在享受着公费医疗的滋润,常在医院走动的人焉有不知黄伦医生之理,听说黄医生要搭个便车去趟四十公里外的新市镇,乐于效劳者大有人在。
  
新市镇不属雷波县而隶属屏山县,由雷马屏三个地名组成的农场简称中,第三个屏字指的就是这个县。有小重庆美誉的宜宾市和这个热闹的集镇之间有小轮船往返,这个繁忙的水旱码头也是进出大凉山的咽喉之地。前文说过,黄伦医道之精良早扬周边,不远的新市镇上也不乏他的信众。一个多小时后,黄伦便下了车,大步流星地去到首脑机关,向镇上的一把手说明来意,几个喜出望外的头头三言两语作了决定,欢迎黄医生来我镇卫生所工作,吩咐秘书写好商调函,盖上公章交予黄伦。黄伦走向公路,从川流不息的卡车中,拦下一部森工局的返空卡车,登上驾驶室,个把钟头就返回了场部,将商调函亲手交给了严珊政委,因为他毕竟是中国人,中国人就不会不懂哑巴吃黄连这句民谚的含义。
  
第二天,黄伦开始在新市镇卫生所上班。七个月后,47岁的黄伦生平第一次有了妻子,也就是有了一个属于自己的家庭。比黄伦小十四岁的妻子巫荣升,也有着一段非同寻常的经历。她二十岁时与一位名叫罗邦喜的小伙子结婚,一年后小罗蒙文革冤案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留下一个嗷嗷待哺的女儿在遇到黄伦时已经十岁了。这一对被冤假错案折磨得死去活来的人终于走在了一起,他们相亲相爱地抚慰对方心灵的创伤,至今已携手走过近三十年的人生之路。
  
1980年7月下旬,我收到原判法院对我彻底平反,无罪释放的裁定书,在成都工作的二妹和妹夫双双到雷马屏农场来接我出狱,在泥石流堵住公路的困境下,我们步行一个通宵到达新市镇,买下轮船票后,在开船前一小时,我飞快地跑到卫生所找到了黄伦,为的是和他分享右派改正这个中性词汇,至于由改正而延伸的判刑十八年的彻底平反,那也是一种不涉及经济赔偿的并不彻底的平反。不过,被斩首的阿Q好像说过,走出监狱毕竟是个好事,特别是在这个冤假错案多如牛毛的国家。

黄伦高兴地随我登上即将离港的轮船,我俩站在甲板上,二妹夫用他那部古老的海鸥牌120照相机替我们这对难兄难弟照下一张小黑白照片。在写这篇稿件时,我很想找出来用数码相机翻拍一张附在这里,十多本相册全被数码相片和五寸彩照塞满,翻来复去再也找不到那张十八世纪的古董照片。
  
2003年  ,我素来不敢恭维的香港凤凰卫视搞了个《我这五十年》的访谈节目,采访了重庆市一个名叫王立喜的企业家。此人当年判刑后,因越狱逃跑而关进雷马屏劳改农场集训队时,是一个刚满十五岁、一脸稚气的孩子。这个求知欲很强的少年犯,与黄伦、石天河和我等三、五个右派反革命多有接触,问这问哪不外乎填补些他过早辍学的遗憾,虽然狱吏们警告他不要上反革命份子的当他却因为人不做亏心事而充耳不闻。访谈节目中他强调了这一点,并声称是这些右派分子改变了他的人生道路。节目播出后,据说反映还不错,这时的王立喜不仅年富力强,更重要的是银行的取款机对他十分慷慨,众所周知,在中国,只要取款机爱上了你,办什么事都比较方便。王立喜不费吹灰之力就将这个访谈节目制成一张张光碟,似乎又不费吹灰之力就找到被他称作恩师的那几位改正右派。神通广大的企业家王立喜衣冠楚楚地站在寒舍门口,给早已戒烟的我送了一条我见而生畏的高级香烟,一番溢美之词以后准备告辞时,丢下一句如雷轰庭的话:我还要到黄伦家里去。什么,你说黄伦也在成都?我的老天爷,我完全惊呆了,弄不清究竟是地球太小了,还是成都市太大了?
  
王立喜走后,我立即赶往医院,看望一位病危中的犯兄,从医院回家时已经很晚。深夜突然有敲门声,原来王立喜告诉黄伦我的住地以后,黄伦就迫不及待的叫了出租车,要王立喜立刻带路到我家来,我们像失散多年的亲人一样,兴奋地互诉这别后二十三年的来去行踪。
  
事实上黄伦直到1993年才真正离开将我们折磨得成熟起来的雷马屏农场。黄伦调到新市镇卫生所上班后,因距农场毕竟很近,不少农场的人或出差或探亲甚至专程看病来到这里,也多多少少对黄伦的右派问题长期未得到改正表示过关心,用他们的话来说:这是个至关重要的政治待遇问题。同时,雷马屏农场医院和场部也为这个医院缺少像样的医生而发愁。其间也有农场的中级干部动员黄伦重回农场医院,甚至提出不以就业人员的工资待遇对待他作诱饵,均被黄伦婉言谢绝。1982年超级狱吏严珊调离农场不久,一位新上任的政委三顾茅庐般亲临黄伦所在的卫生所,亮出一把非同一般的杀手锏:你回农场去,我们替你去办落实政策的事,问题解决后,你也得留在农场工作到退休。对黄伦而言,这个交换条件确实具有非同一般的诱惑力,在原划右派的单位不复存在的情况下,除了神通广大的警察系统,谁能撬开那重重叠叠的档案柜?
  
1983年,黄伦回到雷马屏农场医院,不久,农场领导亲自找到四川省的警察头子、公安厅长白尚武作了批示,相关单位一路绿灯,右派问题顺利得到改正,判刑、加刑随即平反,医院里为此专门开会宣布此一进展,仿佛叫同志们别再用翘尾巴这个词来教育他。
  
1993年黄伦被授予了一级警督的警衔,在我周围这群犯兄犯弟中,他算是一名最大的官。只不过在谈论这个话题时,黄伦脸上泛出的是沉重而凄苦的笑容,这种笑容和他在劳改队脸上泛出的那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微笑真还像一脉相承般原汁原味。一批年迈苍苍的劳改朋友打趣着要求他穿着一身警服前来参加聚会,顺便开个忆苦大会。黄伦却一脸尴尬地对我说:看来这个警衔竟成了我黄某的硬伤。
  
1993年,君子一言,驷马难追的黄伦六十岁在农场医院退休,按异地安置的政策,在成都郊县的温江县给了他一套小居室。不久,他迁来成都市内和妻子、女儿和活泼可爱的外孙女住在一起。他成了一个钓鱼迷,而且沾沾自喜地自称为垂钓高手,说钓得的鱼全家人都吃不完。凭此说法再次证明,我是一个绝对没有口福的人,因为我和他恢复联系前一年,他早已不再钓鱼了。那时已有多种疾病困扰着他,我有时故意怂恿他钓几条鱼来尝尝鲜,是为我从未吃过他钓的鱼而出口闷气。他却很认真地回答我说:早知道你这样想吃鱼,我还真不该把我那套钓鱼家什全都送人。
  
近年来黄伦对世风日下,中华民族的整体素质的空前滑落深恶痛绝,他义愤填膺地说:连教育和医疗这两个最不应该腐败的部门都腐败了,这个国家还有救吗?
  
2004年11月,黄伦因尿血而送进华西医科大学附属医院急诊室,这是省会成都最好的两家医院之一。医生匆匆诊断后,给了他输葡萄糖液的处方,黄伦看后对医生说:年轻人.我可是个糖尿病患者,如果我想自杀,就不会告诉你我的这个隐私。他心想,难怪今天医患纠纷如此频繁发生。作为一个几乎当了一辈子医生的老人,黄伦对当前很多医院在掏患者腰包方面的不择手段痛恨至极,乘人之危是民族堕落的一种表现,正是执政党多年来颠覆传统道德的恶果之一。部分医院高唱着救死扶伤进行曲,却干着打家劫舍的无耻勾当,其所作所为,可作称作双重罪恶。黄伦在读过这家医院的第一张催款单以后,哪怕他个人只负担百分之三十,也感到昂贵得离谱,退休警官不堪重负,底层百姓又将何以应对?黄伦想,反正最后确诊他患有膀胱癌、冠心病、糖尿病、肺气肿和肾结石。他知道这些病该怎么治,便转到了一家等级较低,因而收费也比较便宜的四川省电力医院。恰好这家医院距我家比较近,步行约四十分钟便可到达。我每天从早到晚都到医院去陪他聊天,吃午饭时他妻子便会在附近饭馆里买两三个菜来凑热闹。几天后,我觉得这样下去伙食费用开支太大,就提出我每天吃了午饭再来这里,坐四小时左右回家去。那些日子,我最担心的是黄伦的生死问题,害怕这些可怕的病夺走他的老命,近些年来,眼看着一个又一个犯兄犯弟弃我而去,每每想到他们在咽气之前,给儿孙们留下的一句话是:共产暴政覆灭日,家祭勿忘告乃翁。我就感到上苍的不公,让这些受尽折磨的老人含恨而死。
  
黄伦知道我对他病情所怀的隐忧,安慰我说:在这个从来不把人当人的国家,像你我这类异己分子,能活到七十开外已纯属意外,死亡也是个非常正常的事。这可能是我们之间唯一的一次谈及死亡,虽然它是我们在那些日子里,心中想得最多的事。
     
有一天,我们谈到了我儿子的教育问题,我临走时,黄伦的妻子送我走出医院大门,途中她告诉我,婚后不久他们就怀上了孩子,有一天,女儿突然对黄伦说:爸爸,妈妈生了弟弟你就不喜欢我了吧。孩子一句天真无邪的话,刺伤了黄伦善良的心。他心想 ,一个家庭里有两个不是同一父母的儿女,对孩子的成长不可能不产生影响,更可能产生负面影响,孩子敏感的天性很容易受到伤害。从长远的角度考虑,黄伦认为没有要这个孩子的必要,终于征得了妻子的同意,没有生下自己的那个孩子,专心地培养女儿成长,终使她事业有成对黄伦也关爱有加。这件事给我留下的印象非常深刻,因为它发生在受传统教育很深的黄伦身上,他不可能不知道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这八个字在中国文化中的重量,为了对女儿充分的爱,他作出了这个牺牲自我的决定,这是一个有宽阔胸怀的男子汉才能作出的抉定,坦率地说,我就做不到,既使我读过的古书不及黄伦的十分之一。
  
黄伦出院了,他不同意我用战胜死神这个陈词滥调来赞颂他,说:人类可以战胜病魔,绝不可能战胜死神,如果真的战胜了死神,人类自己也就灭亡了。我对他的咬文嚼字不感兴趣,故意挖苦他:一场病竟把你害成个哲学家了。
  
2005年春末夏初,八十二岁的石天河教授传来信息说:年前他患了一次脑萎缩,病愈后很想念老朋友们,希望能找个机会见见面。张罗这类事最合适的人选当然还是年富力强、而且又是取款机的老相好的王立喜,他风尘仆仆地由重庆赶来成都。考虑到黄伦的健康状况欠佳,还特意请他夫人全程陪同,并找了一部乘坐比较舒适的小卧车。黄伦特意叮嘱我一同前去。因为他知道我和石天河的交情并不很深,我只是和他有一个交往极深极深的密友,那便是黄伦。我甚至认为他捎信说想见见老朋友,这个泛指的老朋友其实应该是特指的黄伦。他俩都具有相当深厚的古典文学功底,自集训队开始,二人间便有诗词歌赋的秘密唱和,而我对平仄对仗就像小学生见到高等数学一样不明究底。我和黄伦的友谊基础,是建立在我们共有的自由主义思想上,文学只是这个思想的一种载体,它不是目的,更不是方向。
  
一行十个改正右派在成渝高速公路上奔驰四小时,便到了石天河所在的永川渝州文理学院,从见面的一刹那起,王立喜就用他随身携带的摄像机,录下一个个值得纪念的画面,而我最珍惜的画面,是黄伦的泪流满面。他在回忆一桩往事时泣不成声,那不是为某次受刑中的皮开肉绽,也不是想起某次毅然赴死告别祖国亲人的热泪滚滚。而是在雷马屏医院里的某个中秋之夜,当孤独的黄伦带着对亲人故土的怀念,准备躺倒床上时,突然在他枕边发现了两个月饼,来路不明的月饼载运着人间温暖情深意重,是从冰窟里长出的两族鲜花,唯有她,能使我们的铁血男儿潸然泪下。
  
这千载难逢的珍贵画面王立喜摄下了吗?
  
2008年1月16日成都寓中







在这个从来不把人当人的国家,像你我这类异己分子,能活到七十开外已纯属意外

  

忽然有一天清晨.集训队的周中队长急冲冲地来到犯人宿舍,他看见刚刚穿好衣服的黄伦,就把他叫住,令黄伦跟他一起走。不一会我们听见开城堡大门的声音,和黄伦按规定在跨出大门前必高声呼叫的报告声,大家都弄不清这个反常现象意味着什么?一个多小时以后,黄伦回到了犯群中间,他知道,无数善意的和恶意的眼正目不转睛地盯着他的嘴,但他却紧闭着一言不发,只是表情异常沉重。事后通过黄伦和其他知情人的讲述,我将那天早上发生的突发事件记录如下:
  
大凉山里的彝族分白彝和黑彝两大类别,白彜俗称娃子也就是奴隶,黑彝又称黑骨头就是奴隶主。1954年,中共对凉山周边的汉族聚居区搞完了剿匪、镇反和土改等大规模杀人运动以后,其统治已日趋巩固。随即便陆续开始征服难度较大的周边各少数民族地区。蚕食吞并步步为营,其手段除武力进犯以外.也辅以惯用的对彜族上层人士的所谓统战,有部分黑彜头人确实被统进了政协、人大之类的花瓶单位。当年凉山彝族自治州的一位瓦查副州长就是这样一个统战标本。他的家族内的其他成员,也分别情况给了他们一杯羹,州长的一位五十岁出头的堂兄,就留在了农场当干部,也就是我等当时所在的集训队里当狱吏,我们奉命喊他瓦查队长,虽然他既不是中队长也不是分队长,至于为什么要名不副实地这样喊他,那也可能是犯人勿须刨根究底的国家机密。
  
众所周知,文化大革命对所有的统战对象都是一道难以逾越的关口,因为统战对象和阶级敌人在党内同志内部按毛泽东政治词典掌握的原则,本质上就是两个同义词,只是根据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将这两组词汇交替使用在相关人士头上罢了。估计瓦查队长从气势汹汹的众多造反派的语言中,闻到了日益浓烈的火药味,他作为无产阶级斗争对象的黑彜奴隶主,等待他的除了接受批斗的羞辱甚至是旷日持久的服刑劳改,这对出身血统高贵的黑彝简直比死亡更为可怕也许他还后悔自己投靠中共、背叛了自己的民族,只不过这一切都成了永远的秘密。
  
因为当周中队长带着黄伦赶来的时候,躺在地上的瓦查队长似乎已变成了一具尸体,他上吊用的布条还悬在头上,屋内站着的是大队部那位被称作教导员的狱吏,他那张奇形怪状的脸,除了用狰狞二字形容外便找不到第二个可用的词汇。黄伦弯下身去用手指翻开了死者的眼皮,对着周中队长摇了摇头,好像是说:已经没救了。周中队长说:先前身上还有点热气,你是不是给他来点人工呼吸?他们似乎对失去这个斗争对象有些扫兴。虽然黄伦知道起死回生的希望已十分渺茫,但他还是对死者施行了人工呼吸。在黄伦按压死者胸脯的时候,他的右手似乎触到了死者衬衣口袋里放着的一块纸片,在做完人工呼吸后,黄伦顺手从衬衣口袋里掏出了纸片,他抖开纸片正欲交给周中队长时,忽然听教导员惊呼似的下令:快拿过来!只是在拿过来的传递过程中,黄伦已清楚地看见上面写着:打倒毛泽东五个歪歪斜斜的字,一个没有正规地学过汉语的彝族老人,写出小学生水平的字已经难为他了。
  
黄伦的情绪在矛盾中奔突,他对昔日这个少数民族出身的队长一无所知,但藏在他衣蔸里的绝命书却勾起他沉重的回忆,在黄连关监狱,当王分队长将他升起在屋梁上时,他不也是高喊了这个口号吗?而曾经勇敢地喊出这句口号的人,此刻却在料理将口号藏在心里的死者。瓦查队长决心自杀,他清楚地知道,暴君纵有再大的权势也不可能再加害于他,他解脱了,同时实现了他生命的升华,黄伦咬紧了牙关,不让他为这位少数民族受难者洒下同情之泪,他们毕竟在心里呼过一个共同的口号。
  
在举腿跨出房门时,面目狰狞的教导员叫住黄伦问道:你是学医的吧?黄伦回答:学过一点皮毛。教导员突然脸色一变,用威胁的语气警告黄伦:如果你胆敢对今天早上你看到的事在犯人中散布流言,你是聪明人,去想想会带给你什么后果!
  
可惜随即安排木工钉一个俗称火匣子的简易棺材,又派人去挖埋死人的坑,又派人去掩埋,结果按共产党的说法就叫作纸是包不住火的,一天之内,全集训队都知道瓦查队长上吊自杀的新闻,三天之内桂花大队便无人不知。
  
我至今不明白,瓦查队长的自缢身亡为什么对黄伦有这么大的震撼,那天,他激动地对我说:从今以后,我一定会好好地活下去,除了不出卖灵魂以外,我一定要不择手段地保全自己的生命,我要期待那美好的节日到来。
  
不久,又从其他劳改队调了些人到集训队来,新来的人中,《星星》诗刊的编辑石天河(即周天哲)、四川大学中文系学生黄保松,都是右派升级到劳改队来的,也和黄伦过从甚密。狱吏们对臭知识分子间的关系分外敏感,常在犯人中散布小集团之类的捕风捉影,为告密者暗示跟踪方位。我们不是什么地下党,但得遵守单线联系的交往原则,朋友们都尽力避免给告密者提供资源。因为我们蹲的是共产党的监狱,它绝对不同于以往在电影里,小说中所了解的监狱,那些都是非无产阶级的监狱,犯人间可以称为难友,可以同舟共济相互照应。我们这个监狱提倡的是相互监督,共同促进改造,犯人间相互称为同改,就是共同改造的意思。
  
好景不常这四个令人遗憾的字,终于轮到了我的头上,集训队设在农场的桂花大队,桂花大队设有五个中队,其中的通木溪中队与集训队紧邻,耕作田块多有犬牙交错之处。在一次外出劳动中,通木溪中队的指导员滕某突然遇见了我,十年前我在凉山指挥部鲁瑞林司令员手下的电台上工作,这位指导员当年正在给这个司令员当警卫,他一眼就认出了我这个兵头将尾,大概为了显示他的今非昔比,便把我调到了他的治下。在黄伦等朋友还在集训队继续严管时,我已经结束了集训来到了通木溪中队。此后,除了场部或者大队部召开大会以外,我也很难再见到黄伦了。不过我还是听说黄伦也出了集训队,分到了同属桂花大队的向阳坪中队,又听说曾经叫他当中队卫生员,他坚决不干,他在喂鸡。
  
作为政党,中国共产党肯定是当今世界上最反动、也是最顽固的政党,但作为个体党员,也不全都是铁板一块。我在这位前警卫员现指导员治下劳改了八年,他对我最大的照顾就是没有给我新添冤假错案,按劳改队一般政治犯的命运,这几乎已接近奢望。其次,他帮助我得到一些带有技术含量的工种,如操作一台小型内燃机驱动的农药喷雾器,虽然只是季节性的劳动,但比起固定在田间耕作的犯人,还是有较大自由活动空间的,对不偷吃生产成品就不可能吃饱肚子的劳改犯来说,这个自由空间简直太重要了。我之所以觉得这个非铁板一块还值得一提,是因为刚和他打交道时,他叫我出卖朋友日后可帮助我减刑,被我支吾拒绝后,再也没有提出过类似要求,虽然我随后继续被他专政了七年之久。
  
整个桂花大队只有一台机动喷雾器,我已积累了使用和维护它的丰富经验。它虽然属于通木溪中队保管,但全大队都可以使用,这意味着在农作物病虫害严重发生时,我就得背着它按分管狱吏的指令奔向全大队属下的任何一个中队,当然我最希望能去的就是向阳坪中队,原因不言自明。
  
记得头一次到向阳坪中队,我在保管室附近收拾机器农药,黄伦走到我面前微微一笑,就代替了握手拥抱,看来彼此都还健康就是最大的安慰。因为养鸡房存有鸡蛋,鸡蛋是能吃的东西,劳改犯处于长期吃不饱,短期饿不死的生存状态,见到能吃的东西就爱不释手。所以队上规定,凡存放能吃的东西的地方,都属于一般犯人严禁涉足的禁区,我也不会靠近黄伦所在的鸡棚之类的是非之地。午饭后有短暂的休息,我便在一个负责记录生产进度的犯兄的床上打个盹,醒来时枕边竟有两个余温尚存的煮鸡蛋,我当然知道这是黄伦的杰作。估计狱吏安排他养鸡,肯定不是为了他能及时得到蛋白质的补充,而是认定像他这种文弱书生般的政治犯,决不至于去偷东西。这一点,共产党显然低估了自己的能量:它不仅能逼秀才造反,而且能逼秀才偷鸡蛋。
  
有一天我在向阳坪喷农药时突发天公作美的暴雨,我回队躲雨,在空旷的风干室里我和黄伦闲谈了近两个小时,打了一次精神牙祭。此前几天,他们中队一位管生产的赵姓狱吏,他妻子突然上吊自杀了,黄伦说:她生了四个儿女,丈夫每月工资才三十多元,怎么养得起这一家六口?语气中对这个不幸的家庭还流露出几分同情。仔细想来,这些狱吏在践踏犯人的同时,他们也受着这个绝灭人性的制度的践踏,这真是我中华民族的一大悲哀。
  
黄伦离开向阳坪中队的原因并不像一般犯人调动那么奉命行事,也是一场令狱吏们尴尬的满城风雨。事情是这样的:黄伦除了养鸡以外,还兼任中队保管,红薯、土豆、玉米、大豆凡队上收获的农产品,收获多少?支出多少?库房里进进出出都得经过黄伦过秤登记,做出一副一丝不苟的样子。黄伦心里当然明白,一切国营企业的财务账单,无一不是掩耳盗铃的胡涂账,因为党如果认为统计数字不对,经办人就得按党的要求加以增减,当年大跃进的指导原则永远不会放弃的。事实上中队里的大小狱吏,都变作花样在黄伦的账本上做手脚,或者秤购五斤鸡,让黄伦登记三斤,或者买十斤土豆,暗示黄伦只开六斤的票,黄伦无不照办,反正看透了这个乌七八糟的社会,什么老老实实、又什么实事求是,全是自欺欺人的鬼话。
  
这群挖社会主义墙脚的狱吏中,还数那位四个孩子的父亲最卖力,黄伦知道他的工资低得可怜,从来不使他为难。这一天,赵狱吏令两个犯人挑了两挑红薯到他家里去,虽然下手太毒了一点,黄伦还是一如既往地假装没看见,谁知挑红薯的犯人中有一个叫王光华的,数月前曾被赵姓狱吏赏过两拳,他怀恨在心,便趁这个天赐良机去向一把手指导员报告了这件奉命行事。需知狱吏们几乎个个都是挖社会主义墙脚的同案犯,但他们表面上装起正人君子又一个比一个更装得更像。
  
如不是王犯此番公然揭发,指导员也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放他一马,事到如今他也只好硬着脖子叫赵狱吏把红薯弄回保管室去。再说那位偷红薯的幕后支使者被一把手破案后憋了一肚子气,左猜右想这个举报者究竟是谁?终于他锁定在黄伦身上,他将黄伦对他子女的同情,误以为是对他权威的畏惧,这正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的典型病例。他开始了报复行动,当晚下学习后,他留下了几名会写字的犯人,每人发两张纸,叫他们针对黄伦写检举材料,准备收拾这个敢于给我赵某添乱的家伙,殊不知留下的犯人中,当晚就有两个将这一紧急情况悄悄告诉了黄伦。
  
第二天桂花大队将在桂花溪中队召开大会听报告,那里才有一个能容纳一千多人的地坝,向阳坪中队全队犯人集合列队准备前往,刚刚列队完毕,黄伦在队列里大声向指导员报告说:我要求指导员证实一下,昨天有人报告赵干事挑了两挑红薯回家,看报告的人是不是我?这几句话等于黄伦当着犯人的面揭露了干部盗窃国家财物。其实这类狱吏偷偷摸摸的事在劳改队可说尽人皆知,但由一个反革命在大庭广众中公开说出来则是耳目一新的奇事一桩,这个意外令指导员中队长措手不及,为顾全同志的面子,他们令黄伦下去再说,黄伦还咕咕哝哝地说:法律剥夺了我许多权利,但没有剥夺我检举坏人坏事的权利。

中国有句又当婊子又立牌坊的民谚,用它来概括中共的所作所为只能说话丑理端,狱吏们振振有词的宣讲爱护国家财产,赵某偷红薯的冰山一角如果任黄伦那张利嘴在犯人中广为张扬,狱吏们的牌坊岂不大大受伤?就在犯人们听报告的过程中,向阳坪中队的几个狱吏碰了碰头,又向大队的头目作了请示,在动身回向阳坪中队之前突然向黄伦宣布:不再返回向阳坪,直接调你到桂花溪中队,个人物品中队会派人送来。这是个一箭双雕的决定,一方面让黄伦没机会进一步扩散该队众狱吏集体挖社会主义墙脚并且相互包庇;还可以借此机会对这个狡猾的反革命分子进行一次突击搜查。
  
黄伦在桂花溪中队只呆了一个月,这个中队恰好是全农场距离医院最近的单位,还不足四华里,犯人中早有医院里那几位医生来龙去脉的传闻,医生们也道听途说过关于黄伦的如此这般,似乎真还有点慕名神交的味道。所以这次将黄伦从生产中队调到农场医院相当顺利,这一去就是二十年,其中当犯人医生十年,当改正右派医生又是十年。
  
决不可小看这所劳改农场的医院,中共在大陆开始建政时,曾将四川省划为川东川南川西川北四个省级行政区,两年后撤销了这四个行政公署,恢复四川省建制。当年川北行署下属的医院,全部设备和管理人员全都调来雷波县西宁乡的雷马屏农场。划为劳改农场医院以后,从犯人中搜罗出不少专业人才,这些由世界一流医科大学毕业的专家们,中共在各次政治运动中,以美国派遣特务、国民党骨干、偷听敌台乃至右派反革命之类莫须有罪名,将他们济济一堂地囚禁在这座人迹罕至的劳改农场里,其中如原重庆宽仁医院院长留美博士余恩梅女士、上海同济大学教授陈家齐、中国血化研究所研究员罗家瑜、浙江大学教授张超梅 、华西医科大学早期毕业的牙科医生丰宗锦,内科医生何镇湖等等不一一列举。他们不仅医术高明,而且医德高尚。用黄伦自己的话说:比起他们,我只能算是晚辈。如果黄伦事前不知道这些佼佼者是这所医院的技术骨干,对他的这次调动也不会这样顺利,石棉矿那所劳改医院的教训不可能轻易忘却。
  
像医院这种技术性很强的单位,文化大革命以前,对个别技术骨干医生在政策上也会有特殊照顾,因为统治者也同样要害病。如前述的内科医生何镇湖,1949年以前是叙永县卫生院院长,1952年以反革命罪判刑12年后来到这里,技术上是这所医院初建时独一无二的顶梁柱,甚至在他服刑期中,就将他的妻儿老小一家四口全部接到农场,还允许他继续生儿育女。其他大陆劳改犯能享受这般待遇者,除非他是马克思的转世灵童。当然也应该看到问题的另一面,人说没有白吃的午餐,共产党给他的敌人吃一口饭已经难上加难,一顿午餐肯定更是谈何容易。原来1952年这所医院刚刚建成时,什么院长、主治医生,都是当年进军大西南部队里的卫生员或者助理医生转业而来,他们在部队卫生学校训练了几个月或者最多一年,治点伤风感冒用点红汞碘酒还可以凑合,真正遇到复杂一点的病就往上级医院一转了事。
  
劳改队的医院可不一样,农场犯人患病后,只要在这所医院医不好就必死无疑,因为没有专医犯人的高级别医院可转。死几个犯人问题到不大,在这交通闭塞的山区,有个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患了什么急病就麻烦了。此外,那些由连队卫生员提拔起来的院长、主治医生们,只要他们愿意放下高人一等的臭架子,还可以从这些反革命医生那里多少学得点真本事,所以对个别技术过硬的反革命医生给点特殊政策其实也并不亏本。
  
这所技术一流,政治不入流的医院,此时正缺一名五官科医生,黄伦的到来填补了这个重要的空缺。黄伦到医院以后,用他那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微笑赢得了友谊也赢得了信任。随后黄伦用简陋的手持裂隙灯成功地摘除了眼球中的混浊晶体,为周边农民治愈白内障近二百例。特别是其中两名先天性失明的青年,在第一次见到亲人的笑容后,敲锣打鼓地给医院送来锦旗,甚至要给黄伦下跪磕头,当然他们并不知道这位恩人是个右派反革命份子。农场医院在周边的屏山、雷波、昭觉等地的声誉更为高涨,远道而来的慕名求医者络绎不绝。黄伦也日益得到同事们的尊重,他用自己的坦诚,换得了一批肝胆相照的朋友,在人人自危的劳改队,这种友谊至为珍贵。
  
有一年,我在犁田时,门牙被一条带有野性的公牛打掉了,给我的生活带来很大的不便,那时我三十岁出头,担心附近牙齿的连锁反应,很想镶一颗牙,劳改队有毫无道理的不成文法规定,犯人一律不准镶牙,我很苦恼。
  
好像是1972年冬,在一次劳动中我的右脚大拇指被二锤砸成了粉碎性骨折,脚肿如象腿,便用牛车把我拉到医院看门诊时。黄伦看见了我,便悄悄对我说:你太累了,休息几天吧。经过他的一番斡旋,竟让我这种劳改犯不可能住院的外伤病号住了几天院,更令我感动不已的是,黄伦说服了牙科医生,冒违犯不成文法的风险,替我镶上了那颗梦寐以求的门牙。在险象环生的劳改队,撬开那一扇扇被看人说话把守着的后门,没有无可挑剔的人际关系是很难想象的。
  
像大陆所有的单位一样,医院也决不是阶级斗争的真空地带,这里的等级制更为复杂,虽然同为医生、护士和勤杂人员,就得分清干部医生、满了刑的就业人员医生和犯人医生泾渭分明的三等,护士也同样分干部、就业人员和犯人三等。这是三种尊卑不可僭越的身份,相互之间谈话时的语气态度和站立坐下的姿势都因对方身份的不同而产生相应的变化,这是我们这个名为社会主义实为封建等级制国家必然出现的现象,也可称为中国特色之一。劳改犯不准参加文化大革命,但劳改单位的革命群众却几近疯狂地要求革命,这些红色斗士除斗争本单位的走资派以外,个别突出的有代表性的死老虎,也是他们锻炼斗志的活靶子。这时虔诚的基督徒余恩梅就成为造反派和保皇派共同追逐的斗争对象,他们都以斗倒余恩梅来证明自己多听毛主席的话。在这些打打杀杀的腥风血雨中,六十高龄的余医生一度躲向附近的山洞,唯独满腔正义的黄伦有勇气给她送水送饭,使余医生深受感动。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余医生终得平反,在四川省医学研究会任常务理事,她精湛渊博的学问,都埋葬在疯狂野蛮的冤假错案之中。1994年,余恩梅医生背负着一生的遗憾,孤独地在成都病逝,黄伦曾赋《念奴娇》以吊唁,此词曾在美国某华文报纸上发表。其上阕云:思乡落叶,归根矣,冠冤美蒋间谍。陷身囹圄三十载,冥渊苦难尝绝。腕上铐铜,踝上獠铁,头上青丝白。受尽欺凌,仍然儒雅品格共产暴政对我中华儿女令人发指的蹂躏,跃然纸上。
  
不过也得承认一个事实,余恩梅医生也好,黄伦医生也罢,虽然他们都是被这个专制制度压在最底层的受害者,但比起和他们具有相同身份的普通犯人,这些犯人医生又可称为犯人贵族,唯一的原因就是高高在上的狱吏们也会生病,更使他们无可奈何的是他们都有把病医好的愿望,在这个边远地区的山沟里,除了这些该死的劳改犯/谁又能帮他们解脱疾病的困扰。这时人们就会看到那一张张对他治下的劳改犯凶神恶煞的脸,在给他治病的劳改犯面前变得温驯听话甚至谄笑献媚,求生的人性战胜了阶级性的高调,使这群无立产阶级专政的冷面杀手,不得不容忍这极少数的犯人贵族的存在。如果狱吏们不是凡胎肉身,而是一部部没有五脏六腑的机器人,黄伦有再好的医术也断无用武之地,我可以断言,纵然黄伦在随后的政治波涛中,磨掉他一些性格棱角,他也会被某次突来的山洪暴发中让泥石流吞没.在第五度充其量第六度自杀中身亡。
  
1974年,黄伦服完了他被判的十七年刑期,林彪事件以后,文化大革命的惨败已露端倪,毛泽东的神威也现出多处裂缝。但极左路线对中国的影响,又岂止是根深蒂固四字就能说清。黄伦虽然满刑,但监狱方强调的是思想改造永无止境,那就得留在劳改队当就业人员,这是当年反革命犯的普遍结局。
  
1976年,毛泽东一命呜呼,不久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右派问题有所松动,承认了反右扩大化,并费尽心机的在平反和不平反之间找到一个称为改正的绝妙词汇,将它揉搓成一粒粒虽不能治病、但却能镇痛的新型药丸,令全国的右派份子每人服上一粒,唯独黄伦除外。
  
黄伦除外的原因是1957年反右运动时,更精确地说,黄伦由右派直接升级为反革命时,他正临时性地在中建四公司工作,人事关系并未转过来,整风鸣放中他行凶打人又事发突然,逮捕判刑的应急措施均按特事特办的方式处理。依常规记载他罪行的档案袋应该在那个专门建筑苏联援华项目的中建四公司。奈何斗转星移变化莫测,突然间中苏分裂,苏联援建项目全部撤消,为这批项目服务的公司也没有存在的理由,皮之不存,毛将焉附,黄伦的档案袋又将附在哪里?谁也不知道,谁又能找到?
  
黄伦还有另一层面的麻烦,它一直所在的农场医院,那里的右派、反革命医生们,平反的平反,改正的改正,技术骨干们总算结束了屈辱的劳改生涯,医院已没什么像样的医生,在人才奇缺的困境中,农场难道会主动去设法帮黄伦落实政策,让他也名正言顺地脱离苦海,恢复所谓的自由,从不亏待自己的狱吏们决不会干这种挖自己墙脚的傻事。
  
1979年,黄伦当了五年的就业人员了,这骑墙于犯人和公民之间的尴尬身份,这随时随地都背负着翘尾巴嫌疑的二劳改,这永无止境的屈辱,黄伦已经受够了。那天,农场一把手党委书记严珊来医院看病,黄伦找到这位被唤着政委的超级狱吏说道:我就犯了那么点事,关了我二十二年也该差不多了吧!类似的喊冤声超级狱吏的耳朵里早已塞满,他习以为常地回答似乎也无懈可击:不是我们不放你,是没有单位愿意接收你。超级狱吏忘了,他今天遇到的对手是从不信邪的黄伦,他的回答让超级狱吏哑口无言:严政委,你是中国人,我也是中国人,中国人说话就得算话,说完黄伦调头便走。
  
距离农场咫尺之遥的是雷波县西宁乡,不长的街道两侧设有两个不大不小的单位,一个是泰山压顶的雷马屏农场场部,另一个是雷波县森林工业局,当年中国的森林工业局其实就是森林砍伐局。共产党在挥霍我们祖宗留下的遗产方面大刀阔斧恣意妄为,砍下的树木源源不断地向内地运去。为此,森工局下面还设有一个专门运送木材的汽车队,与伐木运木相关的工作人员无一不在享受着公费医疗的滋润,常在医院走动的人焉有不知黄伦医生之理,听说黄医生要搭个便车去趟四十公里外的新市镇,乐于效劳者大有人在。
  
新市镇不属雷波县而隶属屏山县,由雷马屏三个地名组成的农场简称中,第三个屏字指的就是这个县。有小重庆美誉的宜宾市和这个热闹的集镇之间有小轮船往返,这个繁忙的水旱码头也是进出大凉山的咽喉之地。前文说过,黄伦医道之精良早扬周边,不远的新市镇上也不乏他的信众。一个多小时后,黄伦便下了车,大步流星地去到首脑机关,向镇上的一把手说明来意,几个喜出望外的头头三言两语作了决定,欢迎黄医生来我镇卫生所工作,吩咐秘书写好商调函,盖上公章交予黄伦。黄伦走向公路,从川流不息的卡车中,拦下一部森工局的返空卡车,登上驾驶室,个把钟头就返回了场部,将商调函亲手交给了严珊政委,因为他毕竟是中国人,中国人就不会不懂哑巴吃黄连这句民谚的含义。
  
第二天,黄伦开始在新市镇卫生所上班。七个月后,47岁的黄伦生平第一次有了妻子,也就是有了一个属于自己的家庭。比黄伦小十四岁的妻子巫荣升,也有着一段非同寻常的经历。她二十岁时与一位名叫罗邦喜的小伙子结婚,一年后小罗蒙文革冤案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留下一个嗷嗷待哺的女儿在遇到黄伦时已经十岁了。这一对被冤假错案折磨得死去活来的人终于走在了一起,他们相亲相爱地抚慰对方心灵的创伤,至今已携手走过近三十年的人生之路。
  
1980年7月下旬,我收到原判法院对我彻底平反,无罪释放的裁定书,在成都工作的二妹和妹夫双双到雷马屏农场来接我出狱,在泥石流堵住公路的困境下,我们步行一个通宵到达新市镇,买下轮船票后,在开船前一小时,我飞快地跑到卫生所找到了黄伦,为的是和他分享右派改正这个中性词汇,至于由改正而延伸的判刑十八年的彻底平反,那也是一种不涉及经济赔偿的并不彻底的平反。不过,被斩首的阿Q好像说过,走出监狱毕竟是个好事,特别是在这个冤假错案多如牛毛的国家。

黄伦高兴地随我登上即将离港的轮船,我俩站在甲板上,二妹夫用他那部古老的海鸥牌120照相机替我们这对难兄难弟照下一张小黑白照片。在写这篇稿件时,我很想找出来用数码相机翻拍一张附在这里,十多本相册全被数码相片和五寸彩照塞满,翻来复去再也找不到那张十八世纪的古董照片。
  
2003年  ,我素来不敢恭维的香港凤凰卫视搞了个《我这五十年》的访谈节目,采访了重庆市一个名叫王立喜的企业家。此人当年判刑后,因越狱逃跑而关进雷马屏劳改农场集训队时,是一个刚满十五岁、一脸稚气的孩子。这个求知欲很强的少年犯,与黄伦、石天河和我等三、五个右派反革命多有接触,问这问哪不外乎填补些他过早辍学的遗憾,虽然狱吏们警告他不要上反革命份子的当他却因为人不做亏心事而充耳不闻。访谈节目中他强调了这一点,并声称是这些右派分子改变了他的人生道路。节目播出后,据说反映还不错,这时的王立喜不仅年富力强,更重要的是银行的取款机对他十分慷慨,众所周知,在中国,只要取款机爱上了你,办什么事都比较方便。王立喜不费吹灰之力就将这个访谈节目制成一张张光碟,似乎又不费吹灰之力就找到被他称作恩师的那几位改正右派。神通广大的企业家王立喜衣冠楚楚地站在寒舍门口,给早已戒烟的我送了一条我见而生畏的高级香烟,一番溢美之词以后准备告辞时,丢下一句如雷轰庭的话:我还要到黄伦家里去。什么,你说黄伦也在成都?我的老天爷,我完全惊呆了,弄不清究竟是地球太小了,还是成都市太大了?
  
王立喜走后,我立即赶往医院,看望一位病危中的犯兄,从医院回家时已经很晚。深夜突然有敲门声,原来王立喜告诉黄伦我的住地以后,黄伦就迫不及待的叫了出租车,要王立喜立刻带路到我家来,我们像失散多年的亲人一样,兴奋地互诉这别后二十三年的来去行踪。
  
事实上黄伦直到1993年才真正离开将我们折磨得成熟起来的雷马屏农场。黄伦调到新市镇卫生所上班后,因距农场毕竟很近,不少农场的人或出差或探亲甚至专程看病来到这里,也多多少少对黄伦的右派问题长期未得到改正表示过关心,用他们的话来说:这是个至关重要的政治待遇问题。同时,雷马屏农场医院和场部也为这个医院缺少像样的医生而发愁。其间也有农场的中级干部动员黄伦重回农场医院,甚至提出不以就业人员的工资待遇对待他作诱饵,均被黄伦婉言谢绝。1982年超级狱吏严珊调离农场不久,一位新上任的政委三顾茅庐般亲临黄伦所在的卫生所,亮出一把非同一般的杀手锏:你回农场去,我们替你去办落实政策的事,问题解决后,你也得留在农场工作到退休。对黄伦而言,这个交换条件确实具有非同一般的诱惑力,在原划右派的单位不复存在的情况下,除了神通广大的警察系统,谁能撬开那重重叠叠的档案柜?
  
1983年,黄伦回到雷马屏农场医院,不久,农场领导亲自找到四川省的警察头子、公安厅长白尚武作了批示,相关单位一路绿灯,右派问题顺利得到改正,判刑、加刑随即平反,医院里为此专门开会宣布此一进展,仿佛叫同志们别再用翘尾巴这个词来教育他。
  
1993年黄伦被授予了一级警督的警衔,在我周围这群犯兄犯弟中,他算是一名最大的官。只不过在谈论这个话题时,黄伦脸上泛出的是沉重而凄苦的笑容,这种笑容和他在劳改队脸上泛出的那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微笑真还像一脉相承般原汁原味。一批年迈苍苍的劳改朋友打趣着要求他穿着一身警服前来参加聚会,顺便开个忆苦大会。黄伦却一脸尴尬地对我说:看来这个警衔竟成了我黄某的硬伤。
  
1993年,君子一言,驷马难追的黄伦六十岁在农场医院退休,按异地安置的政策,在成都郊县的温江县给了他一套小居室。不久,他迁来成都市内和妻子、女儿和活泼可爱的外孙女住在一起。他成了一个钓鱼迷,而且沾沾自喜地自称为垂钓高手,说钓得的鱼全家人都吃不完。凭此说法再次证明,我是一个绝对没有口福的人,因为我和他恢复联系前一年,他早已不再钓鱼了。那时已有多种疾病困扰着他,我有时故意怂恿他钓几条鱼来尝尝鲜,是为我从未吃过他钓的鱼而出口闷气。他却很认真地回答我说:早知道你这样想吃鱼,我还真不该把我那套钓鱼家什全都送人。
  
近年来黄伦对世风日下,中华民族的整体素质的空前滑落深恶痛绝,他义愤填膺地说:连教育和医疗这两个最不应该腐败的部门都腐败了,这个国家还有救吗?
  
2004年11月,黄伦因尿血而送进华西医科大学附属医院急诊室,这是省会成都最好的两家医院之一。医生匆匆诊断后,给了他输葡萄糖液的处方,黄伦看后对医生说:年轻人.我可是个糖尿病患者,如果我想自杀,就不会告诉你我的这个隐私。他心想,难怪今天医患纠纷如此频繁发生。作为一个几乎当了一辈子医生的老人,黄伦对当前很多医院在掏患者腰包方面的不择手段痛恨至极,乘人之危是民族堕落的一种表现,正是执政党多年来颠覆传统道德的恶果之一。部分医院高唱着救死扶伤进行曲,却干着打家劫舍的无耻勾当,其所作所为,可作称作双重罪恶。黄伦在读过这家医院的第一张催款单以后,哪怕他个人只负担百分之三十,也感到昂贵得离谱,退休警官不堪重负,底层百姓又将何以应对?黄伦想,反正最后确诊他患有膀胱癌、冠心病、糖尿病、肺气肿和肾结石。他知道这些病该怎么治,便转到了一家等级较低,因而收费也比较便宜的四川省电力医院。恰好这家医院距我家比较近,步行约四十分钟便可到达。我每天从早到晚都到医院去陪他聊天,吃午饭时他妻子便会在附近饭馆里买两三个菜来凑热闹。几天后,我觉得这样下去伙食费用开支太大,就提出我每天吃了午饭再来这里,坐四小时左右回家去。那些日子,我最担心的是黄伦的生死问题,害怕这些可怕的病夺走他的老命,近些年来,眼看着一个又一个犯兄犯弟弃我而去,每每想到他们在咽气之前,给儿孙们留下的一句话是:共产暴政覆灭日,家祭勿忘告乃翁。我就感到上苍的不公,让这些受尽折磨的老人含恨而死。
  
黄伦知道我对他病情所怀的隐忧,安慰我说:在这个从来不把人当人的国家,像你我这类异己分子,能活到七十开外已纯属意外,死亡也是个非常正常的事。这可能是我们之间唯一的一次谈及死亡,虽然它是我们在那些日子里,心中想得最多的事。
     
有一天,我们谈到了我儿子的教育问题,我临走时,黄伦的妻子送我走出医院大门,途中她告诉我,婚后不久他们就怀上了孩子,有一天,女儿突然对黄伦说:爸爸,妈妈生了弟弟你就不喜欢我了吧。孩子一句天真无邪的话,刺伤了黄伦善良的心。他心想 ,一个家庭里有两个不是同一父母的儿女,对孩子的成长不可能不产生影响,更可能产生负面影响,孩子敏感的天性很容易受到伤害。从长远的角度考虑,黄伦认为没有要这个孩子的必要,终于征得了妻子的同意,没有生下自己的那个孩子,专心地培养女儿成长,终使她事业有成对黄伦也关爱有加。这件事给我留下的印象非常深刻,因为它发生在受传统教育很深的黄伦身上,他不可能不知道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这八个字在中国文化中的重量,为了对女儿充分的爱,他作出了这个牺牲自我的决定,这是一个有宽阔胸怀的男子汉才能作出的抉定,坦率地说,我就做不到,既使我读过的古书不及黄伦的十分之一。
  
黄伦出院了,他不同意我用战胜死神这个陈词滥调来赞颂他,说:人类可以战胜病魔,绝不可能战胜死神,如果真的战胜了死神,人类自己也就灭亡了。我对他的咬文嚼字不感兴趣,故意挖苦他:一场病竟把你害成个哲学家了。
  
2005年春末夏初,八十二岁的石天河教授传来信息说:年前他患了一次脑萎缩,病愈后很想念老朋友们,希望能找个机会见见面。张罗这类事最合适的人选当然还是年富力强、而且又是取款机的老相好的王立喜,他风尘仆仆地由重庆赶来成都。考虑到黄伦的健康状况欠佳,还特意请他夫人全程陪同,并找了一部乘坐比较舒适的小卧车。黄伦特意叮嘱我一同前去。因为他知道我和石天河的交情并不很深,我只是和他有一个交往极深极深的密友,那便是黄伦。我甚至认为他捎信说想见见老朋友,这个泛指的老朋友其实应该是特指的黄伦。他俩都具有相当深厚的古典文学功底,自集训队开始,二人间便有诗词歌赋的秘密唱和,而我对平仄对仗就像小学生见到高等数学一样不明究底。我和黄伦的友谊基础,是建立在我们共有的自由主义思想上,文学只是这个思想的一种载体,它不是目的,更不是方向。
  
一行十个改正右派在成渝高速公路上奔驰四小时,便到了石天河所在的永川渝州文理学院,从见面的一刹那起,王立喜就用他随身携带的摄像机,录下一个个值得纪念的画面,而我最珍惜的画面,是黄伦的泪流满面。他在回忆一桩往事时泣不成声,那不是为某次受刑中的皮开肉绽,也不是想起某次毅然赴死告别祖国亲人的热泪滚滚。而是在雷马屏医院里的某个中秋之夜,当孤独的黄伦带着对亲人故土的怀念,准备躺倒床上时,突然在他枕边发现了两个月饼,来路不明的月饼载运着人间温暖情深意重,是从冰窟里长出的两族鲜花,唯有她,能使我们的铁血男儿潸然泪下。
  
这千载难逢的珍贵画面王立喜摄下了吗?
  
2008年1月16日成都寓中







在这个从来不把人当人的国家,像你我这类异己分子,能活到七十开外已纯属意外

  

忽然有一天清晨.集训队的周中队长急冲冲地来到犯人宿舍,他看见刚刚穿好衣服的黄伦,就把他叫住,令黄伦跟他一起走。不一会我们听见开城堡大门的声音,和黄伦按规定在跨出大门前必高声呼叫的报告声,大家都弄不清这个反常现象意味着什么?一个多小时以后,黄伦回到了犯群中间,他知道,无数善意的和恶意的眼正目不转睛地盯着他的嘴,但他却紧闭着一言不发,只是表情异常沉重。事后通过黄伦和其他知情人的讲述,我将那天早上发生的突发事件记录如下:
  
大凉山里的彝族分白彝和黑彝两大类别,白彜俗称娃子也就是奴隶,黑彝又称黑骨头就是奴隶主。1954年,中共对凉山周边的汉族聚居区搞完了剿匪、镇反和土改等大规模杀人运动以后,其统治已日趋巩固。随即便陆续开始征服难度较大的周边各少数民族地区。蚕食吞并步步为营,其手段除武力进犯以外.也辅以惯用的对彜族上层人士的所谓统战,有部分黑彜头人确实被统进了政协、人大之类的花瓶单位。当年凉山彝族自治州的一位瓦查副州长就是这样一个统战标本。他的家族内的其他成员,也分别情况给了他们一杯羹,州长的一位五十岁出头的堂兄,就留在了农场当干部,也就是我等当时所在的集训队里当狱吏,我们奉命喊他瓦查队长,虽然他既不是中队长也不是分队长,至于为什么要名不副实地这样喊他,那也可能是犯人勿须刨根究底的国家机密。
  
众所周知,文化大革命对所有的统战对象都是一道难以逾越的关口,因为统战对象和阶级敌人在党内同志内部按毛泽东政治词典掌握的原则,本质上就是两个同义词,只是根据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将这两组词汇交替使用在相关人士头上罢了。估计瓦查队长从气势汹汹的众多造反派的语言中,闻到了日益浓烈的火药味,他作为无产阶级斗争对象的黑彜奴隶主,等待他的除了接受批斗的羞辱甚至是旷日持久的服刑劳改,这对出身血统高贵的黑彝简直比死亡更为可怕也许他还后悔自己投靠中共、背叛了自己的民族,只不过这一切都成了永远的秘密。
  
因为当周中队长带着黄伦赶来的时候,躺在地上的瓦查队长似乎已变成了一具尸体,他上吊用的布条还悬在头上,屋内站着的是大队部那位被称作教导员的狱吏,他那张奇形怪状的脸,除了用狰狞二字形容外便找不到第二个可用的词汇。黄伦弯下身去用手指翻开了死者的眼皮,对着周中队长摇了摇头,好像是说:已经没救了。周中队长说:先前身上还有点热气,你是不是给他来点人工呼吸?他们似乎对失去这个斗争对象有些扫兴。虽然黄伦知道起死回生的希望已十分渺茫,但他还是对死者施行了人工呼吸。在黄伦按压死者胸脯的时候,他的右手似乎触到了死者衬衣口袋里放着的一块纸片,在做完人工呼吸后,黄伦顺手从衬衣口袋里掏出了纸片,他抖开纸片正欲交给周中队长时,忽然听教导员惊呼似的下令:快拿过来!只是在拿过来的传递过程中,黄伦已清楚地看见上面写着:打倒毛泽东五个歪歪斜斜的字,一个没有正规地学过汉语的彝族老人,写出小学生水平的字已经难为他了。
  
黄伦的情绪在矛盾中奔突,他对昔日这个少数民族出身的队长一无所知,但藏在他衣蔸里的绝命书却勾起他沉重的回忆,在黄连关监狱,当王分队长将他升起在屋梁上时,他不也是高喊了这个口号吗?而曾经勇敢地喊出这句口号的人,此刻却在料理将口号藏在心里的死者。瓦查队长决心自杀,他清楚地知道,暴君纵有再大的权势也不可能再加害于他,他解脱了,同时实现了他生命的升华,黄伦咬紧了牙关,不让他为这位少数民族受难者洒下同情之泪,他们毕竟在心里呼过一个共同的口号。
  
在举腿跨出房门时,面目狰狞的教导员叫住黄伦问道:你是学医的吧?黄伦回答:学过一点皮毛。教导员突然脸色一变,用威胁的语气警告黄伦:如果你胆敢对今天早上你看到的事在犯人中散布流言,你是聪明人,去想想会带给你什么后果!
  
可惜随即安排木工钉一个俗称火匣子的简易棺材,又派人去挖埋死人的坑,又派人去掩埋,结果按共产党的说法就叫作纸是包不住火的,一天之内,全集训队都知道瓦查队长上吊自杀的新闻,三天之内桂花大队便无人不知。
  
我至今不明白,瓦查队长的自缢身亡为什么对黄伦有这么大的震撼,那天,他激动地对我说:从今以后,我一定会好好地活下去,除了不出卖灵魂以外,我一定要不择手段地保全自己的生命,我要期待那美好的节日到来。
  
不久,又从其他劳改队调了些人到集训队来,新来的人中,《星星》诗刊的编辑石天河(即周天哲)、四川大学中文系学生黄保松,都是右派升级到劳改队来的,也和黄伦过从甚密。狱吏们对臭知识分子间的关系分外敏感,常在犯人中散布小集团之类的捕风捉影,为告密者暗示跟踪方位。我们不是什么地下党,但得遵守单线联系的交往原则,朋友们都尽力避免给告密者提供资源。因为我们蹲的是共产党的监狱,它绝对不同于以往在电影里,小说中所了解的监狱,那些都是非无产阶级的监狱,犯人间可以称为难友,可以同舟共济相互照应。我们这个监狱提倡的是相互监督,共同促进改造,犯人间相互称为同改,就是共同改造的意思。
  
好景不常这四个令人遗憾的字,终于轮到了我的头上,集训队设在农场的桂花大队,桂花大队设有五个中队,其中的通木溪中队与集训队紧邻,耕作田块多有犬牙交错之处。在一次外出劳动中,通木溪中队的指导员滕某突然遇见了我,十年前我在凉山指挥部鲁瑞林司令员手下的电台上工作,这位指导员当年正在给这个司令员当警卫,他一眼就认出了我这个兵头将尾,大概为了显示他的今非昔比,便把我调到了他的治下。在黄伦等朋友还在集训队继续严管时,我已经结束了集训来到了通木溪中队。此后,除了场部或者大队部召开大会以外,我也很难再见到黄伦了。不过我还是听说黄伦也出了集训队,分到了同属桂花大队的向阳坪中队,又听说曾经叫他当中队卫生员,他坚决不干,他在喂鸡。
  
作为政党,中国共产党肯定是当今世界上最反动、也是最顽固的政党,但作为个体党员,也不全都是铁板一块。我在这位前警卫员现指导员治下劳改了八年,他对我最大的照顾就是没有给我新添冤假错案,按劳改队一般政治犯的命运,这几乎已接近奢望。其次,他帮助我得到一些带有技术含量的工种,如操作一台小型内燃机驱动的农药喷雾器,虽然只是季节性的劳动,但比起固定在田间耕作的犯人,还是有较大自由活动空间的,对不偷吃生产成品就不可能吃饱肚子的劳改犯来说,这个自由空间简直太重要了。我之所以觉得这个非铁板一块还值得一提,是因为刚和他打交道时,他叫我出卖朋友日后可帮助我减刑,被我支吾拒绝后,再也没有提出过类似要求,虽然我随后继续被他专政了七年之久。
  
整个桂花大队只有一台机动喷雾器,我已积累了使用和维护它的丰富经验。它虽然属于通木溪中队保管,但全大队都可以使用,这意味着在农作物病虫害严重发生时,我就得背着它按分管狱吏的指令奔向全大队属下的任何一个中队,当然我最希望能去的就是向阳坪中队,原因不言自明。
  
记得头一次到向阳坪中队,我在保管室附近收拾机器农药,黄伦走到我面前微微一笑,就代替了握手拥抱,看来彼此都还健康就是最大的安慰。因为养鸡房存有鸡蛋,鸡蛋是能吃的东西,劳改犯处于长期吃不饱,短期饿不死的生存状态,见到能吃的东西就爱不释手。所以队上规定,凡存放能吃的东西的地方,都属于一般犯人严禁涉足的禁区,我也不会靠近黄伦所在的鸡棚之类的是非之地。午饭后有短暂的休息,我便在一个负责记录生产进度的犯兄的床上打个盹,醒来时枕边竟有两个余温尚存的煮鸡蛋,我当然知道这是黄伦的杰作。估计狱吏安排他养鸡,肯定不是为了他能及时得到蛋白质的补充,而是认定像他这种文弱书生般的政治犯,决不至于去偷东西。这一点,共产党显然低估了自己的能量:它不仅能逼秀才造反,而且能逼秀才偷鸡蛋。
  
有一天我在向阳坪喷农药时突发天公作美的暴雨,我回队躲雨,在空旷的风干室里我和黄伦闲谈了近两个小时,打了一次精神牙祭。此前几天,他们中队一位管生产的赵姓狱吏,他妻子突然上吊自杀了,黄伦说:她生了四个儿女,丈夫每月工资才三十多元,怎么养得起这一家六口?语气中对这个不幸的家庭还流露出几分同情。仔细想来,这些狱吏在践踏犯人的同时,他们也受着这个绝灭人性的制度的践踏,这真是我中华民族的一大悲哀。
  
黄伦离开向阳坪中队的原因并不像一般犯人调动那么奉命行事,也是一场令狱吏们尴尬的满城风雨。事情是这样的:黄伦除了养鸡以外,还兼任中队保管,红薯、土豆、玉米、大豆凡队上收获的农产品,收获多少?支出多少?库房里进进出出都得经过黄伦过秤登记,做出一副一丝不苟的样子。黄伦心里当然明白,一切国营企业的财务账单,无一不是掩耳盗铃的胡涂账,因为党如果认为统计数字不对,经办人就得按党的要求加以增减,当年大跃进的指导原则永远不会放弃的。事实上中队里的大小狱吏,都变作花样在黄伦的账本上做手脚,或者秤购五斤鸡,让黄伦登记三斤,或者买十斤土豆,暗示黄伦只开六斤的票,黄伦无不照办,反正看透了这个乌七八糟的社会,什么老老实实、又什么实事求是,全是自欺欺人的鬼话。
  
这群挖社会主义墙脚的狱吏中,还数那位四个孩子的父亲最卖力,黄伦知道他的工资低得可怜,从来不使他为难。这一天,赵狱吏令两个犯人挑了两挑红薯到他家里去,虽然下手太毒了一点,黄伦还是一如既往地假装没看见,谁知挑红薯的犯人中有一个叫王光华的,数月前曾被赵姓狱吏赏过两拳,他怀恨在心,便趁这个天赐良机去向一把手指导员报告了这件奉命行事。需知狱吏们几乎个个都是挖社会主义墙脚的同案犯,但他们表面上装起正人君子又一个比一个更装得更像。
  
如不是王犯此番公然揭发,指导员也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放他一马,事到如今他也只好硬着脖子叫赵狱吏把红薯弄回保管室去。再说那位偷红薯的幕后支使者被一把手破案后憋了一肚子气,左猜右想这个举报者究竟是谁?终于他锁定在黄伦身上,他将黄伦对他子女的同情,误以为是对他权威的畏惧,这正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的典型病例。他开始了报复行动,当晚下学习后,他留下了几名会写字的犯人,每人发两张纸,叫他们针对黄伦写检举材料,准备收拾这个敢于给我赵某添乱的家伙,殊不知留下的犯人中,当晚就有两个将这一紧急情况悄悄告诉了黄伦。
  
第二天桂花大队将在桂花溪中队召开大会听报告,那里才有一个能容纳一千多人的地坝,向阳坪中队全队犯人集合列队准备前往,刚刚列队完毕,黄伦在队列里大声向指导员报告说:我要求指导员证实一下,昨天有人报告赵干事挑了两挑红薯回家,看报告的人是不是我?这几句话等于黄伦当着犯人的面揭露了干部盗窃国家财物。其实这类狱吏偷偷摸摸的事在劳改队可说尽人皆知,但由一个反革命在大庭广众中公开说出来则是耳目一新的奇事一桩,这个意外令指导员中队长措手不及,为顾全同志的面子,他们令黄伦下去再说,黄伦还咕咕哝哝地说:法律剥夺了我许多权利,但没有剥夺我检举坏人坏事的权利。

中国有句又当婊子又立牌坊的民谚,用它来概括中共的所作所为只能说话丑理端,狱吏们振振有词的宣讲爱护国家财产,赵某偷红薯的冰山一角如果任黄伦那张利嘴在犯人中广为张扬,狱吏们的牌坊岂不大大受伤?就在犯人们听报告的过程中,向阳坪中队的几个狱吏碰了碰头,又向大队的头目作了请示,在动身回向阳坪中队之前突然向黄伦宣布:不再返回向阳坪,直接调你到桂花溪中队,个人物品中队会派人送来。这是个一箭双雕的决定,一方面让黄伦没机会进一步扩散该队众狱吏集体挖社会主义墙脚并且相互包庇;还可以借此机会对这个狡猾的反革命分子进行一次突击搜查。
  
黄伦在桂花溪中队只呆了一个月,这个中队恰好是全农场距离医院最近的单位,还不足四华里,犯人中早有医院里那几位医生来龙去脉的传闻,医生们也道听途说过关于黄伦的如此这般,似乎真还有点慕名神交的味道。所以这次将黄伦从生产中队调到农场医院相当顺利,这一去就是二十年,其中当犯人医生十年,当改正右派医生又是十年。
  
决不可小看这所劳改农场的医院,中共在大陆开始建政时,曾将四川省划为川东川南川西川北四个省级行政区,两年后撤销了这四个行政公署,恢复四川省建制。当年川北行署下属的医院,全部设备和管理人员全都调来雷波县西宁乡的雷马屏农场。划为劳改农场医院以后,从犯人中搜罗出不少专业人才,这些由世界一流医科大学毕业的专家们,中共在各次政治运动中,以美国派遣特务、国民党骨干、偷听敌台乃至右派反革命之类莫须有罪名,将他们济济一堂地囚禁在这座人迹罕至的劳改农场里,其中如原重庆宽仁医院院长留美博士余恩梅女士、上海同济大学教授陈家齐、中国血化研究所研究员罗家瑜、浙江大学教授张超梅 、华西医科大学早期毕业的牙科医生丰宗锦,内科医生何镇湖等等不一一列举。他们不仅医术高明,而且医德高尚。用黄伦自己的话说:比起他们,我只能算是晚辈。如果黄伦事前不知道这些佼佼者是这所医院的技术骨干,对他的这次调动也不会这样顺利,石棉矿那所劳改医院的教训不可能轻易忘却。
  
像医院这种技术性很强的单位,文化大革命以前,对个别技术骨干医生在政策上也会有特殊照顾,因为统治者也同样要害病。如前述的内科医生何镇湖,1949年以前是叙永县卫生院院长,1952年以反革命罪判刑12年后来到这里,技术上是这所医院初建时独一无二的顶梁柱,甚至在他服刑期中,就将他的妻儿老小一家四口全部接到农场,还允许他继续生儿育女。其他大陆劳改犯能享受这般待遇者,除非他是马克思的转世灵童。当然也应该看到问题的另一面,人说没有白吃的午餐,共产党给他的敌人吃一口饭已经难上加难,一顿午餐肯定更是谈何容易。原来1952年这所医院刚刚建成时,什么院长、主治医生,都是当年进军大西南部队里的卫生员或者助理医生转业而来,他们在部队卫生学校训练了几个月或者最多一年,治点伤风感冒用点红汞碘酒还可以凑合,真正遇到复杂一点的病就往上级医院一转了事。
  
劳改队的医院可不一样,农场犯人患病后,只要在这所医院医不好就必死无疑,因为没有专医犯人的高级别医院可转。死几个犯人问题到不大,在这交通闭塞的山区,有个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患了什么急病就麻烦了。此外,那些由连队卫生员提拔起来的院长、主治医生们,只要他们愿意放下高人一等的臭架子,还可以从这些反革命医生那里多少学得点真本事,所以对个别技术过硬的反革命医生给点特殊政策其实也并不亏本。
  
这所技术一流,政治不入流的医院,此时正缺一名五官科医生,黄伦的到来填补了这个重要的空缺。黄伦到医院以后,用他那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微笑赢得了友谊也赢得了信任。随后黄伦用简陋的手持裂隙灯成功地摘除了眼球中的混浊晶体,为周边农民治愈白内障近二百例。特别是其中两名先天性失明的青年,在第一次见到亲人的笑容后,敲锣打鼓地给医院送来锦旗,甚至要给黄伦下跪磕头,当然他们并不知道这位恩人是个右派反革命份子。农场医院在周边的屏山、雷波、昭觉等地的声誉更为高涨,远道而来的慕名求医者络绎不绝。黄伦也日益得到同事们的尊重,他用自己的坦诚,换得了一批肝胆相照的朋友,在人人自危的劳改队,这种友谊至为珍贵。
  
有一年,我在犁田时,门牙被一条带有野性的公牛打掉了,给我的生活带来很大的不便,那时我三十岁出头,担心附近牙齿的连锁反应,很想镶一颗牙,劳改队有毫无道理的不成文法规定,犯人一律不准镶牙,我很苦恼。
  
好像是1972年冬,在一次劳动中我的右脚大拇指被二锤砸成了粉碎性骨折,脚肿如象腿,便用牛车把我拉到医院看门诊时。黄伦看见了我,便悄悄对我说:你太累了,休息几天吧。经过他的一番斡旋,竟让我这种劳改犯不可能住院的外伤病号住了几天院,更令我感动不已的是,黄伦说服了牙科医生,冒违犯不成文法的风险,替我镶上了那颗梦寐以求的门牙。在险象环生的劳改队,撬开那一扇扇被看人说话把守着的后门,没有无可挑剔的人际关系是很难想象的。
  
像大陆所有的单位一样,医院也决不是阶级斗争的真空地带,这里的等级制更为复杂,虽然同为医生、护士和勤杂人员,就得分清干部医生、满了刑的就业人员医生和犯人医生泾渭分明的三等,护士也同样分干部、就业人员和犯人三等。这是三种尊卑不可僭越的身份,相互之间谈话时的语气态度和站立坐下的姿势都因对方身份的不同而产生相应的变化,这是我们这个名为社会主义实为封建等级制国家必然出现的现象,也可称为中国特色之一。劳改犯不准参加文化大革命,但劳改单位的革命群众却几近疯狂地要求革命,这些红色斗士除斗争本单位的走资派以外,个别突出的有代表性的死老虎,也是他们锻炼斗志的活靶子。这时虔诚的基督徒余恩梅就成为造反派和保皇派共同追逐的斗争对象,他们都以斗倒余恩梅来证明自己多听毛主席的话。在这些打打杀杀的腥风血雨中,六十高龄的余医生一度躲向附近的山洞,唯独满腔正义的黄伦有勇气给她送水送饭,使余医生深受感动。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余医生终得平反,在四川省医学研究会任常务理事,她精湛渊博的学问,都埋葬在疯狂野蛮的冤假错案之中。1994年,余恩梅医生背负着一生的遗憾,孤独地在成都病逝,黄伦曾赋《念奴娇》以吊唁,此词曾在美国某华文报纸上发表。其上阕云:思乡落叶,归根矣,冠冤美蒋间谍。陷身囹圄三十载,冥渊苦难尝绝。腕上铐铜,踝上獠铁,头上青丝白。受尽欺凌,仍然儒雅品格共产暴政对我中华儿女令人发指的蹂躏,跃然纸上。
  
不过也得承认一个事实,余恩梅医生也好,黄伦医生也罢,虽然他们都是被这个专制制度压在最底层的受害者,但比起和他们具有相同身份的普通犯人,这些犯人医生又可称为犯人贵族,唯一的原因就是高高在上的狱吏们也会生病,更使他们无可奈何的是他们都有把病医好的愿望,在这个边远地区的山沟里,除了这些该死的劳改犯/谁又能帮他们解脱疾病的困扰。这时人们就会看到那一张张对他治下的劳改犯凶神恶煞的脸,在给他治病的劳改犯面前变得温驯听话甚至谄笑献媚,求生的人性战胜了阶级性的高调,使这群无立产阶级专政的冷面杀手,不得不容忍这极少数的犯人贵族的存在。如果狱吏们不是凡胎肉身,而是一部部没有五脏六腑的机器人,黄伦有再好的医术也断无用武之地,我可以断言,纵然黄伦在随后的政治波涛中,磨掉他一些性格棱角,他也会被某次突来的山洪暴发中让泥石流吞没.在第五度充其量第六度自杀中身亡。
  
1974年,黄伦服完了他被判的十七年刑期,林彪事件以后,文化大革命的惨败已露端倪,毛泽东的神威也现出多处裂缝。但极左路线对中国的影响,又岂止是根深蒂固四字就能说清。黄伦虽然满刑,但监狱方强调的是思想改造永无止境,那就得留在劳改队当就业人员,这是当年反革命犯的普遍结局。
  
1976年,毛泽东一命呜呼,不久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右派问题有所松动,承认了反右扩大化,并费尽心机的在平反和不平反之间找到一个称为改正的绝妙词汇,将它揉搓成一粒粒虽不能治病、但却能镇痛的新型药丸,令全国的右派份子每人服上一粒,唯独黄伦除外。
  
黄伦除外的原因是1957年反右运动时,更精确地说,黄伦由右派直接升级为反革命时,他正临时性地在中建四公司工作,人事关系并未转过来,整风鸣放中他行凶打人又事发突然,逮捕判刑的应急措施均按特事特办的方式处理。依常规记载他罪行的档案袋应该在那个专门建筑苏联援华项目的中建四公司。奈何斗转星移变化莫测,突然间中苏分裂,苏联援建项目全部撤消,为这批项目服务的公司也没有存在的理由,皮之不存,毛将焉附,黄伦的档案袋又将附在哪里?谁也不知道,谁又能找到?
  
黄伦还有另一层面的麻烦,它一直所在的农场医院,那里的右派、反革命医生们,平反的平反,改正的改正,技术骨干们总算结束了屈辱的劳改生涯,医院已没什么像样的医生,在人才奇缺的困境中,农场难道会主动去设法帮黄伦落实政策,让他也名正言顺地脱离苦海,恢复所谓的自由,从不亏待自己的狱吏们决不会干这种挖自己墙脚的傻事。
  
1979年,黄伦当了五年的就业人员了,这骑墙于犯人和公民之间的尴尬身份,这随时随地都背负着翘尾巴嫌疑的二劳改,这永无止境的屈辱,黄伦已经受够了。那天,农场一把手党委书记严珊来医院看病,黄伦找到这位被唤着政委的超级狱吏说道:我就犯了那么点事,关了我二十二年也该差不多了吧!类似的喊冤声超级狱吏的耳朵里早已塞满,他习以为常地回答似乎也无懈可击:不是我们不放你,是没有单位愿意接收你。超级狱吏忘了,他今天遇到的对手是从不信邪的黄伦,他的回答让超级狱吏哑口无言:严政委,你是中国人,我也是中国人,中国人说话就得算话,说完黄伦调头便走。
  
距离农场咫尺之遥的是雷波县西宁乡,不长的街道两侧设有两个不大不小的单位,一个是泰山压顶的雷马屏农场场部,另一个是雷波县森林工业局,当年中国的森林工业局其实就是森林砍伐局。共产党在挥霍我们祖宗留下的遗产方面大刀阔斧恣意妄为,砍下的树木源源不断地向内地运去。为此,森工局下面还设有一个专门运送木材的汽车队,与伐木运木相关的工作人员无一不在享受着公费医疗的滋润,常在医院走动的人焉有不知黄伦医生之理,听说黄医生要搭个便车去趟四十公里外的新市镇,乐于效劳者大有人在。
  
新市镇不属雷波县而隶属屏山县,由雷马屏三个地名组成的农场简称中,第三个屏字指的就是这个县。有小重庆美誉的宜宾市和这个热闹的集镇之间有小轮船往返,这个繁忙的水旱码头也是进出大凉山的咽喉之地。前文说过,黄伦医道之精良早扬周边,不远的新市镇上也不乏他的信众。一个多小时后,黄伦便下了车,大步流星地去到首脑机关,向镇上的一把手说明来意,几个喜出望外的头头三言两语作了决定,欢迎黄医生来我镇卫生所工作,吩咐秘书写好商调函,盖上公章交予黄伦。黄伦走向公路,从川流不息的卡车中,拦下一部森工局的返空卡车,登上驾驶室,个把钟头就返回了场部,将商调函亲手交给了严珊政委,因为他毕竟是中国人,中国人就不会不懂哑巴吃黄连这句民谚的含义。
  
第二天,黄伦开始在新市镇卫生所上班。七个月后,47岁的黄伦生平第一次有了妻子,也就是有了一个属于自己的家庭。比黄伦小十四岁的妻子巫荣升,也有着一段非同寻常的经历。她二十岁时与一位名叫罗邦喜的小伙子结婚,一年后小罗蒙文革冤案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留下一个嗷嗷待哺的女儿在遇到黄伦时已经十岁了。这一对被冤假错案折磨得死去活来的人终于走在了一起,他们相亲相爱地抚慰对方心灵的创伤,至今已携手走过近三十年的人生之路。
  
1980年7月下旬,我收到原判法院对我彻底平反,无罪释放的裁定书,在成都工作的二妹和妹夫双双到雷马屏农场来接我出狱,在泥石流堵住公路的困境下,我们步行一个通宵到达新市镇,买下轮船票后,在开船前一小时,我飞快地跑到卫生所找到了黄伦,为的是和他分享右派改正这个中性词汇,至于由改正而延伸的判刑十八年的彻底平反,那也是一种不涉及经济赔偿的并不彻底的平反。不过,被斩首的阿Q好像说过,走出监狱毕竟是个好事,特别是在这个冤假错案多如牛毛的国家。

黄伦高兴地随我登上即将离港的轮船,我俩站在甲板上,二妹夫用他那部古老的海鸥牌120照相机替我们这对难兄难弟照下一张小黑白照片。在写这篇稿件时,我很想找出来用数码相机翻拍一张附在这里,十多本相册全被数码相片和五寸彩照塞满,翻来复去再也找不到那张十八世纪的古董照片。
  
2003年  ,我素来不敢恭维的香港凤凰卫视搞了个《我这五十年》的访谈节目,采访了重庆市一个名叫王立喜的企业家。此人当年判刑后,因越狱逃跑而关进雷马屏劳改农场集训队时,是一个刚满十五岁、一脸稚气的孩子。这个求知欲很强的少年犯,与黄伦、石天河和我等三、五个右派反革命多有接触,问这问哪不外乎填补些他过早辍学的遗憾,虽然狱吏们警告他不要上反革命份子的当他却因为人不做亏心事而充耳不闻。访谈节目中他强调了这一点,并声称是这些右派分子改变了他的人生道路。节目播出后,据说反映还不错,这时的王立喜不仅年富力强,更重要的是银行的取款机对他十分慷慨,众所周知,在中国,只要取款机爱上了你,办什么事都比较方便。王立喜不费吹灰之力就将这个访谈节目制成一张张光碟,似乎又不费吹灰之力就找到被他称作恩师的那几位改正右派。神通广大的企业家王立喜衣冠楚楚地站在寒舍门口,给早已戒烟的我送了一条我见而生畏的高级香烟,一番溢美之词以后准备告辞时,丢下一句如雷轰庭的话:我还要到黄伦家里去。什么,你说黄伦也在成都?我的老天爷,我完全惊呆了,弄不清究竟是地球太小了,还是成都市太大了?
  
王立喜走后,我立即赶往医院,看望一位病危中的犯兄,从医院回家时已经很晚。深夜突然有敲门声,原来王立喜告诉黄伦我的住地以后,黄伦就迫不及待的叫了出租车,要王立喜立刻带路到我家来,我们像失散多年的亲人一样,兴奋地互诉这别后二十三年的来去行踪。
  
事实上黄伦直到1993年才真正离开将我们折磨得成熟起来的雷马屏农场。黄伦调到新市镇卫生所上班后,因距农场毕竟很近,不少农场的人或出差或探亲甚至专程看病来到这里,也多多少少对黄伦的右派问题长期未得到改正表示过关心,用他们的话来说:这是个至关重要的政治待遇问题。同时,雷马屏农场医院和场部也为这个医院缺少像样的医生而发愁。其间也有农场的中级干部动员黄伦重回农场医院,甚至提出不以就业人员的工资待遇对待他作诱饵,均被黄伦婉言谢绝。1982年超级狱吏严珊调离农场不久,一位新上任的政委三顾茅庐般亲临黄伦所在的卫生所,亮出一把非同一般的杀手锏:你回农场去,我们替你去办落实政策的事,问题解决后,你也得留在农场工作到退休。对黄伦而言,这个交换条件确实具有非同一般的诱惑力,在原划右派的单位不复存在的情况下,除了神通广大的警察系统,谁能撬开那重重叠叠的档案柜?
  
1983年,黄伦回到雷马屏农场医院,不久,农场领导亲自找到四川省的警察头子、公安厅长白尚武作了批示,相关单位一路绿灯,右派问题顺利得到改正,判刑、加刑随即平反,医院里为此专门开会宣布此一进展,仿佛叫同志们别再用翘尾巴这个词来教育他。
  
1993年黄伦被授予了一级警督的警衔,在我周围这群犯兄犯弟中,他算是一名最大的官。只不过在谈论这个话题时,黄伦脸上泛出的是沉重而凄苦的笑容,这种笑容和他在劳改队脸上泛出的那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微笑真还像一脉相承般原汁原味。一批年迈苍苍的劳改朋友打趣着要求他穿着一身警服前来参加聚会,顺便开个忆苦大会。黄伦却一脸尴尬地对我说:看来这个警衔竟成了我黄某的硬伤。
  
1993年,君子一言,驷马难追的黄伦六十岁在农场医院退休,按异地安置的政策,在成都郊县的温江县给了他一套小居室。不久,他迁来成都市内和妻子、女儿和活泼可爱的外孙女住在一起。他成了一个钓鱼迷,而且沾沾自喜地自称为垂钓高手,说钓得的鱼全家人都吃不完。凭此说法再次证明,我是一个绝对没有口福的人,因为我和他恢复联系前一年,他早已不再钓鱼了。那时已有多种疾病困扰着他,我有时故意怂恿他钓几条鱼来尝尝鲜,是为我从未吃过他钓的鱼而出口闷气。他却很认真地回答我说:早知道你这样想吃鱼,我还真不该把我那套钓鱼家什全都送人。
  
近年来黄伦对世风日下,中华民族的整体素质的空前滑落深恶痛绝,他义愤填膺地说:连教育和医疗这两个最不应该腐败的部门都腐败了,这个国家还有救吗?
  
2004年11月,黄伦因尿血而送进华西医科大学附属医院急诊室,这是省会成都最好的两家医院之一。医生匆匆诊断后,给了他输葡萄糖液的处方,黄伦看后对医生说:年轻人.我可是个糖尿病患者,如果我想自杀,就不会告诉你我的这个隐私。他心想,难怪今天医患纠纷如此频繁发生。作为一个几乎当了一辈子医生的老人,黄伦对当前很多医院在掏患者腰包方面的不择手段痛恨至极,乘人之危是民族堕落的一种表现,正是执政党多年来颠覆传统道德的恶果之一。部分医院高唱着救死扶伤进行曲,却干着打家劫舍的无耻勾当,其所作所为,可作称作双重罪恶。黄伦在读过这家医院的第一张催款单以后,哪怕他个人只负担百分之三十,也感到昂贵得离谱,退休警官不堪重负,底层百姓又将何以应对?黄伦想,反正最后确诊他患有膀胱癌、冠心病、糖尿病、肺气肿和肾结石。他知道这些病该怎么治,便转到了一家等级较低,因而收费也比较便宜的四川省电力医院。恰好这家医院距我家比较近,步行约四十分钟便可到达。我每天从早到晚都到医院去陪他聊天,吃午饭时他妻子便会在附近饭馆里买两三个菜来凑热闹。几天后,我觉得这样下去伙食费用开支太大,就提出我每天吃了午饭再来这里,坐四小时左右回家去。那些日子,我最担心的是黄伦的生死问题,害怕这些可怕的病夺走他的老命,近些年来,眼看着一个又一个犯兄犯弟弃我而去,每每想到他们在咽气之前,给儿孙们留下的一句话是:共产暴政覆灭日,家祭勿忘告乃翁。我就感到上苍的不公,让这些受尽折磨的老人含恨而死。
  
黄伦知道我对他病情所怀的隐忧,安慰我说:在这个从来不把人当人的国家,像你我这类异己分子,能活到七十开外已纯属意外,死亡也是个非常正常的事。这可能是我们之间唯一的一次谈及死亡,虽然它是我们在那些日子里,心中想得最多的事。
     
有一天,我们谈到了我儿子的教育问题,我临走时,黄伦的妻子送我走出医院大门,途中她告诉我,婚后不久他们就怀上了孩子,有一天,女儿突然对黄伦说:爸爸,妈妈生了弟弟你就不喜欢我了吧。孩子一句天真无邪的话,刺伤了黄伦善良的心。他心想 ,一个家庭里有两个不是同一父母的儿女,对孩子的成长不可能不产生影响,更可能产生负面影响,孩子敏感的天性很容易受到伤害。从长远的角度考虑,黄伦认为没有要这个孩子的必要,终于征得了妻子的同意,没有生下自己的那个孩子,专心地培养女儿成长,终使她事业有成对黄伦也关爱有加。这件事给我留下的印象非常深刻,因为它发生在受传统教育很深的黄伦身上,他不可能不知道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这八个字在中国文化中的重量,为了对女儿充分的爱,他作出了这个牺牲自我的决定,这是一个有宽阔胸怀的男子汉才能作出的抉定,坦率地说,我就做不到,既使我读过的古书不及黄伦的十分之一。
  
黄伦出院了,他不同意我用战胜死神这个陈词滥调来赞颂他,说:人类可以战胜病魔,绝不可能战胜死神,如果真的战胜了死神,人类自己也就灭亡了。我对他的咬文嚼字不感兴趣,故意挖苦他:一场病竟把你害成个哲学家了。
  
2005年春末夏初,八十二岁的石天河教授传来信息说:年前他患了一次脑萎缩,病愈后很想念老朋友们,希望能找个机会见见面。张罗这类事最合适的人选当然还是年富力强、而且又是取款机的老相好的王立喜,他风尘仆仆地由重庆赶来成都。考虑到黄伦的健康状况欠佳,还特意请他夫人全程陪同,并找了一部乘坐比较舒适的小卧车。黄伦特意叮嘱我一同前去。因为他知道我和石天河的交情并不很深,我只是和他有一个交往极深极深的密友,那便是黄伦。我甚至认为他捎信说想见见老朋友,这个泛指的老朋友其实应该是特指的黄伦。他俩都具有相当深厚的古典文学功底,自集训队开始,二人间便有诗词歌赋的秘密唱和,而我对平仄对仗就像小学生见到高等数学一样不明究底。我和黄伦的友谊基础,是建立在我们共有的自由主义思想上,文学只是这个思想的一种载体,它不是目的,更不是方向。
  
一行十个改正右派在成渝高速公路上奔驰四小时,便到了石天河所在的永川渝州文理学院,从见面的一刹那起,王立喜就用他随身携带的摄像机,录下一个个值得纪念的画面,而我最珍惜的画面,是黄伦的泪流满面。他在回忆一桩往事时泣不成声,那不是为某次受刑中的皮开肉绽,也不是想起某次毅然赴死告别祖国亲人的热泪滚滚。而是在雷马屏医院里的某个中秋之夜,当孤独的黄伦带着对亲人故土的怀念,准备躺倒床上时,突然在他枕边发现了两个月饼,来路不明的月饼载运着人间温暖情深意重,是从冰窟里长出的两族鲜花,唯有她,能使我们的铁血男儿潸然泪下。
  
这千载难逢的珍贵画面王立喜摄下了吗?
  
2008年1月16日成都寓中







在这个从来不把人当人的国家,像你我这类异己分子,能活到七十开外已纯属意外

  

忽然有一天清晨.集训队的周中队长急冲冲地来到犯人宿舍,他看见刚刚穿好衣服的黄伦,就把他叫住,令黄伦跟他一起走。不一会我们听见开城堡大门的声音,和黄伦按规定在跨出大门前必高声呼叫的报告声,大家都弄不清这个反常现象意味着什么?一个多小时以后,黄伦回到了犯群中间,他知道,无数善意的和恶意的眼正目不转睛地盯着他的嘴,但他却紧闭着一言不发,只是表情异常沉重。事后通过黄伦和其他知情人的讲述,我将那天早上发生的突发事件记录如下:
  
大凉山里的彝族分白彝和黑彝两大类别,白彜俗称娃子也就是奴隶,黑彝又称黑骨头就是奴隶主。1954年,中共对凉山周边的汉族聚居区搞完了剿匪、镇反和土改等大规模杀人运动以后,其统治已日趋巩固。随即便陆续开始征服难度较大的周边各少数民族地区。蚕食吞并步步为营,其手段除武力进犯以外.也辅以惯用的对彜族上层人士的所谓统战,有部分黑彜头人确实被统进了政协、人大之类的花瓶单位。当年凉山彝族自治州的一位瓦查副州长就是这样一个统战标本。他的家族内的其他成员,也分别情况给了他们一杯羹,州长的一位五十岁出头的堂兄,就留在了农场当干部,也就是我等当时所在的集训队里当狱吏,我们奉命喊他瓦查队长,虽然他既不是中队长也不是分队长,至于为什么要名不副实地这样喊他,那也可能是犯人勿须刨根究底的国家机密。
  
众所周知,文化大革命对所有的统战对象都是一道难以逾越的关口,因为统战对象和阶级敌人在党内同志内部按毛泽东政治词典掌握的原则,本质上就是两个同义词,只是根据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将这两组词汇交替使用在相关人士头上罢了。估计瓦查队长从气势汹汹的众多造反派的语言中,闻到了日益浓烈的火药味,他作为无产阶级斗争对象的黑彜奴隶主,等待他的除了接受批斗的羞辱甚至是旷日持久的服刑劳改,这对出身血统高贵的黑彝简直比死亡更为可怕也许他还后悔自己投靠中共、背叛了自己的民族,只不过这一切都成了永远的秘密。
  
因为当周中队长带着黄伦赶来的时候,躺在地上的瓦查队长似乎已变成了一具尸体,他上吊用的布条还悬在头上,屋内站着的是大队部那位被称作教导员的狱吏,他那张奇形怪状的脸,除了用狰狞二字形容外便找不到第二个可用的词汇。黄伦弯下身去用手指翻开了死者的眼皮,对着周中队长摇了摇头,好像是说:已经没救了。周中队长说:先前身上还有点热气,你是不是给他来点人工呼吸?他们似乎对失去这个斗争对象有些扫兴。虽然黄伦知道起死回生的希望已十分渺茫,但他还是对死者施行了人工呼吸。在黄伦按压死者胸脯的时候,他的右手似乎触到了死者衬衣口袋里放着的一块纸片,在做完人工呼吸后,黄伦顺手从衬衣口袋里掏出了纸片,他抖开纸片正欲交给周中队长时,忽然听教导员惊呼似的下令:快拿过来!只是在拿过来的传递过程中,黄伦已清楚地看见上面写着:打倒毛泽东五个歪歪斜斜的字,一个没有正规地学过汉语的彝族老人,写出小学生水平的字已经难为他了。
  
黄伦的情绪在矛盾中奔突,他对昔日这个少数民族出身的队长一无所知,但藏在他衣蔸里的绝命书却勾起他沉重的回忆,在黄连关监狱,当王分队长将他升起在屋梁上时,他不也是高喊了这个口号吗?而曾经勇敢地喊出这句口号的人,此刻却在料理将口号藏在心里的死者。瓦查队长决心自杀,他清楚地知道,暴君纵有再大的权势也不可能再加害于他,他解脱了,同时实现了他生命的升华,黄伦咬紧了牙关,不让他为这位少数民族受难者洒下同情之泪,他们毕竟在心里呼过一个共同的口号。
  
在举腿跨出房门时,面目狰狞的教导员叫住黄伦问道:你是学医的吧?黄伦回答:学过一点皮毛。教导员突然脸色一变,用威胁的语气警告黄伦:如果你胆敢对今天早上你看到的事在犯人中散布流言,你是聪明人,去想想会带给你什么后果!
  
可惜随即安排木工钉一个俗称火匣子的简易棺材,又派人去挖埋死人的坑,又派人去掩埋,结果按共产党的说法就叫作纸是包不住火的,一天之内,全集训队都知道瓦查队长上吊自杀的新闻,三天之内桂花大队便无人不知。
  
我至今不明白,瓦查队长的自缢身亡为什么对黄伦有这么大的震撼,那天,他激动地对我说:从今以后,我一定会好好地活下去,除了不出卖灵魂以外,我一定要不择手段地保全自己的生命,我要期待那美好的节日到来。
  
不久,又从其他劳改队调了些人到集训队来,新来的人中,《星星》诗刊的编辑石天河(即周天哲)、四川大学中文系学生黄保松,都是右派升级到劳改队来的,也和黄伦过从甚密。狱吏们对臭知识分子间的关系分外敏感,常在犯人中散布小集团之类的捕风捉影,为告密者暗示跟踪方位。我们不是什么地下党,但得遵守单线联系的交往原则,朋友们都尽力避免给告密者提供资源。因为我们蹲的是共产党的监狱,它绝对不同于以往在电影里,小说中所了解的监狱,那些都是非无产阶级的监狱,犯人间可以称为难友,可以同舟共济相互照应。我们这个监狱提倡的是相互监督,共同促进改造,犯人间相互称为同改,就是共同改造的意思。
  
好景不常这四个令人遗憾的字,终于轮到了我的头上,集训队设在农场的桂花大队,桂花大队设有五个中队,其中的通木溪中队与集训队紧邻,耕作田块多有犬牙交错之处。在一次外出劳动中,通木溪中队的指导员滕某突然遇见了我,十年前我在凉山指挥部鲁瑞林司令员手下的电台上工作,这位指导员当年正在给这个司令员当警卫,他一眼就认出了我这个兵头将尾,大概为了显示他的今非昔比,便把我调到了他的治下。在黄伦等朋友还在集训队继续严管时,我已经结束了集训来到了通木溪中队。此后,除了场部或者大队部召开大会以外,我也很难再见到黄伦了。不过我还是听说黄伦也出了集训队,分到了同属桂花大队的向阳坪中队,又听说曾经叫他当中队卫生员,他坚决不干,他在喂鸡。
  
作为政党,中国共产党肯定是当今世界上最反动、也是最顽固的政党,但作为个体党员,也不全都是铁板一块。我在这位前警卫员现指导员治下劳改了八年,他对我最大的照顾就是没有给我新添冤假错案,按劳改队一般政治犯的命运,这几乎已接近奢望。其次,他帮助我得到一些带有技术含量的工种,如操作一台小型内燃机驱动的农药喷雾器,虽然只是季节性的劳动,但比起固定在田间耕作的犯人,还是有较大自由活动空间的,对不偷吃生产成品就不可能吃饱肚子的劳改犯来说,这个自由空间简直太重要了。我之所以觉得这个非铁板一块还值得一提,是因为刚和他打交道时,他叫我出卖朋友日后可帮助我减刑,被我支吾拒绝后,再也没有提出过类似要求,虽然我随后继续被他专政了七年之久。
  
整个桂花大队只有一台机动喷雾器,我已积累了使用和维护它的丰富经验。它虽然属于通木溪中队保管,但全大队都可以使用,这意味着在农作物病虫害严重发生时,我就得背着它按分管狱吏的指令奔向全大队属下的任何一个中队,当然我最希望能去的就是向阳坪中队,原因不言自明。
  
记得头一次到向阳坪中队,我在保管室附近收拾机器农药,黄伦走到我面前微微一笑,就代替了握手拥抱,看来彼此都还健康就是最大的安慰。因为养鸡房存有鸡蛋,鸡蛋是能吃的东西,劳改犯处于长期吃不饱,短期饿不死的生存状态,见到能吃的东西就爱不释手。所以队上规定,凡存放能吃的东西的地方,都属于一般犯人严禁涉足的禁区,我也不会靠近黄伦所在的鸡棚之类的是非之地。午饭后有短暂的休息,我便在一个负责记录生产进度的犯兄的床上打个盹,醒来时枕边竟有两个余温尚存的煮鸡蛋,我当然知道这是黄伦的杰作。估计狱吏安排他养鸡,肯定不是为了他能及时得到蛋白质的补充,而是认定像他这种文弱书生般的政治犯,决不至于去偷东西。这一点,共产党显然低估了自己的能量:它不仅能逼秀才造反,而且能逼秀才偷鸡蛋。
  
有一天我在向阳坪喷农药时突发天公作美的暴雨,我回队躲雨,在空旷的风干室里我和黄伦闲谈了近两个小时,打了一次精神牙祭。此前几天,他们中队一位管生产的赵姓狱吏,他妻子突然上吊自杀了,黄伦说:她生了四个儿女,丈夫每月工资才三十多元,怎么养得起这一家六口?语气中对这个不幸的家庭还流露出几分同情。仔细想来,这些狱吏在践踏犯人的同时,他们也受着这个绝灭人性的制度的践踏,这真是我中华民族的一大悲哀。
  
黄伦离开向阳坪中队的原因并不像一般犯人调动那么奉命行事,也是一场令狱吏们尴尬的满城风雨。事情是这样的:黄伦除了养鸡以外,还兼任中队保管,红薯、土豆、玉米、大豆凡队上收获的农产品,收获多少?支出多少?库房里进进出出都得经过黄伦过秤登记,做出一副一丝不苟的样子。黄伦心里当然明白,一切国营企业的财务账单,无一不是掩耳盗铃的胡涂账,因为党如果认为统计数字不对,经办人就得按党的要求加以增减,当年大跃进的指导原则永远不会放弃的。事实上中队里的大小狱吏,都变作花样在黄伦的账本上做手脚,或者秤购五斤鸡,让黄伦登记三斤,或者买十斤土豆,暗示黄伦只开六斤的票,黄伦无不照办,反正看透了这个乌七八糟的社会,什么老老实实、又什么实事求是,全是自欺欺人的鬼话。
  
这群挖社会主义墙脚的狱吏中,还数那位四个孩子的父亲最卖力,黄伦知道他的工资低得可怜,从来不使他为难。这一天,赵狱吏令两个犯人挑了两挑红薯到他家里去,虽然下手太毒了一点,黄伦还是一如既往地假装没看见,谁知挑红薯的犯人中有一个叫王光华的,数月前曾被赵姓狱吏赏过两拳,他怀恨在心,便趁这个天赐良机去向一把手指导员报告了这件奉命行事。需知狱吏们几乎个个都是挖社会主义墙脚的同案犯,但他们表面上装起正人君子又一个比一个更装得更像。
  
如不是王犯此番公然揭发,指导员也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放他一马,事到如今他也只好硬着脖子叫赵狱吏把红薯弄回保管室去。再说那位偷红薯的幕后支使者被一把手破案后憋了一肚子气,左猜右想这个举报者究竟是谁?终于他锁定在黄伦身上,他将黄伦对他子女的同情,误以为是对他权威的畏惧,这正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的典型病例。他开始了报复行动,当晚下学习后,他留下了几名会写字的犯人,每人发两张纸,叫他们针对黄伦写检举材料,准备收拾这个敢于给我赵某添乱的家伙,殊不知留下的犯人中,当晚就有两个将这一紧急情况悄悄告诉了黄伦。
  
第二天桂花大队将在桂花溪中队召开大会听报告,那里才有一个能容纳一千多人的地坝,向阳坪中队全队犯人集合列队准备前往,刚刚列队完毕,黄伦在队列里大声向指导员报告说:我要求指导员证实一下,昨天有人报告赵干事挑了两挑红薯回家,看报告的人是不是我?这几句话等于黄伦当着犯人的面揭露了干部盗窃国家财物。其实这类狱吏偷偷摸摸的事在劳改队可说尽人皆知,但由一个反革命在大庭广众中公开说出来则是耳目一新的奇事一桩,这个意外令指导员中队长措手不及,为顾全同志的面子,他们令黄伦下去再说,黄伦还咕咕哝哝地说:法律剥夺了我许多权利,但没有剥夺我检举坏人坏事的权利。

中国有句又当婊子又立牌坊的民谚,用它来概括中共的所作所为只能说话丑理端,狱吏们振振有词的宣讲爱护国家财产,赵某偷红薯的冰山一角如果任黄伦那张利嘴在犯人中广为张扬,狱吏们的牌坊岂不大大受伤?就在犯人们听报告的过程中,向阳坪中队的几个狱吏碰了碰头,又向大队的头目作了请示,在动身回向阳坪中队之前突然向黄伦宣布:不再返回向阳坪,直接调你到桂花溪中队,个人物品中队会派人送来。这是个一箭双雕的决定,一方面让黄伦没机会进一步扩散该队众狱吏集体挖社会主义墙脚并且相互包庇;还可以借此机会对这个狡猾的反革命分子进行一次突击搜查。
  
黄伦在桂花溪中队只呆了一个月,这个中队恰好是全农场距离医院最近的单位,还不足四华里,犯人中早有医院里那几位医生来龙去脉的传闻,医生们也道听途说过关于黄伦的如此这般,似乎真还有点慕名神交的味道。所以这次将黄伦从生产中队调到农场医院相当顺利,这一去就是二十年,其中当犯人医生十年,当改正右派医生又是十年。
  
决不可小看这所劳改农场的医院,中共在大陆开始建政时,曾将四川省划为川东川南川西川北四个省级行政区,两年后撤销了这四个行政公署,恢复四川省建制。当年川北行署下属的医院,全部设备和管理人员全都调来雷波县西宁乡的雷马屏农场。划为劳改农场医院以后,从犯人中搜罗出不少专业人才,这些由世界一流医科大学毕业的专家们,中共在各次政治运动中,以美国派遣特务、国民党骨干、偷听敌台乃至右派反革命之类莫须有罪名,将他们济济一堂地囚禁在这座人迹罕至的劳改农场里,其中如原重庆宽仁医院院长留美博士余恩梅女士、上海同济大学教授陈家齐、中国血化研究所研究员罗家瑜、浙江大学教授张超梅 、华西医科大学早期毕业的牙科医生丰宗锦,内科医生何镇湖等等不一一列举。他们不仅医术高明,而且医德高尚。用黄伦自己的话说:比起他们,我只能算是晚辈。如果黄伦事前不知道这些佼佼者是这所医院的技术骨干,对他的这次调动也不会这样顺利,石棉矿那所劳改医院的教训不可能轻易忘却。
  
像医院这种技术性很强的单位,文化大革命以前,对个别技术骨干医生在政策上也会有特殊照顾,因为统治者也同样要害病。如前述的内科医生何镇湖,1949年以前是叙永县卫生院院长,1952年以反革命罪判刑12年后来到这里,技术上是这所医院初建时独一无二的顶梁柱,甚至在他服刑期中,就将他的妻儿老小一家四口全部接到农场,还允许他继续生儿育女。其他大陆劳改犯能享受这般待遇者,除非他是马克思的转世灵童。当然也应该看到问题的另一面,人说没有白吃的午餐,共产党给他的敌人吃一口饭已经难上加难,一顿午餐肯定更是谈何容易。原来1952年这所医院刚刚建成时,什么院长、主治医生,都是当年进军大西南部队里的卫生员或者助理医生转业而来,他们在部队卫生学校训练了几个月或者最多一年,治点伤风感冒用点红汞碘酒还可以凑合,真正遇到复杂一点的病就往上级医院一转了事。
  
劳改队的医院可不一样,农场犯人患病后,只要在这所医院医不好就必死无疑,因为没有专医犯人的高级别医院可转。死几个犯人问题到不大,在这交通闭塞的山区,有个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患了什么急病就麻烦了。此外,那些由连队卫生员提拔起来的院长、主治医生们,只要他们愿意放下高人一等的臭架子,还可以从这些反革命医生那里多少学得点真本事,所以对个别技术过硬的反革命医生给点特殊政策其实也并不亏本。
  
这所技术一流,政治不入流的医院,此时正缺一名五官科医生,黄伦的到来填补了这个重要的空缺。黄伦到医院以后,用他那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微笑赢得了友谊也赢得了信任。随后黄伦用简陋的手持裂隙灯成功地摘除了眼球中的混浊晶体,为周边农民治愈白内障近二百例。特别是其中两名先天性失明的青年,在第一次见到亲人的笑容后,敲锣打鼓地给医院送来锦旗,甚至要给黄伦下跪磕头,当然他们并不知道这位恩人是个右派反革命份子。农场医院在周边的屏山、雷波、昭觉等地的声誉更为高涨,远道而来的慕名求医者络绎不绝。黄伦也日益得到同事们的尊重,他用自己的坦诚,换得了一批肝胆相照的朋友,在人人自危的劳改队,这种友谊至为珍贵。
  
有一年,我在犁田时,门牙被一条带有野性的公牛打掉了,给我的生活带来很大的不便,那时我三十岁出头,担心附近牙齿的连锁反应,很想镶一颗牙,劳改队有毫无道理的不成文法规定,犯人一律不准镶牙,我很苦恼。
  
好像是1972年冬,在一次劳动中我的右脚大拇指被二锤砸成了粉碎性骨折,脚肿如象腿,便用牛车把我拉到医院看门诊时。黄伦看见了我,便悄悄对我说:你太累了,休息几天吧。经过他的一番斡旋,竟让我这种劳改犯不可能住院的外伤病号住了几天院,更令我感动不已的是,黄伦说服了牙科医生,冒违犯不成文法的风险,替我镶上了那颗梦寐以求的门牙。在险象环生的劳改队,撬开那一扇扇被看人说话把守着的后门,没有无可挑剔的人际关系是很难想象的。
  
像大陆所有的单位一样,医院也决不是阶级斗争的真空地带,这里的等级制更为复杂,虽然同为医生、护士和勤杂人员,就得分清干部医生、满了刑的就业人员医生和犯人医生泾渭分明的三等,护士也同样分干部、就业人员和犯人三等。这是三种尊卑不可僭越的身份,相互之间谈话时的语气态度和站立坐下的姿势都因对方身份的不同而产生相应的变化,这是我们这个名为社会主义实为封建等级制国家必然出现的现象,也可称为中国特色之一。劳改犯不准参加文化大革命,但劳改单位的革命群众却几近疯狂地要求革命,这些红色斗士除斗争本单位的走资派以外,个别突出的有代表性的死老虎,也是他们锻炼斗志的活靶子。这时虔诚的基督徒余恩梅就成为造反派和保皇派共同追逐的斗争对象,他们都以斗倒余恩梅来证明自己多听毛主席的话。在这些打打杀杀的腥风血雨中,六十高龄的余医生一度躲向附近的山洞,唯独满腔正义的黄伦有勇气给她送水送饭,使余医生深受感动。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余医生终得平反,在四川省医学研究会任常务理事,她精湛渊博的学问,都埋葬在疯狂野蛮的冤假错案之中。1994年,余恩梅医生背负着一生的遗憾,孤独地在成都病逝,黄伦曾赋《念奴娇》以吊唁,此词曾在美国某华文报纸上发表。其上阕云:思乡落叶,归根矣,冠冤美蒋间谍。陷身囹圄三十载,冥渊苦难尝绝。腕上铐铜,踝上獠铁,头上青丝白。受尽欺凌,仍然儒雅品格共产暴政对我中华儿女令人发指的蹂躏,跃然纸上。
  
不过也得承认一个事实,余恩梅医生也好,黄伦医生也罢,虽然他们都是被这个专制制度压在最底层的受害者,但比起和他们具有相同身份的普通犯人,这些犯人医生又可称为犯人贵族,唯一的原因就是高高在上的狱吏们也会生病,更使他们无可奈何的是他们都有把病医好的愿望,在这个边远地区的山沟里,除了这些该死的劳改犯/谁又能帮他们解脱疾病的困扰。这时人们就会看到那一张张对他治下的劳改犯凶神恶煞的脸,在给他治病的劳改犯面前变得温驯听话甚至谄笑献媚,求生的人性战胜了阶级性的高调,使这群无立产阶级专政的冷面杀手,不得不容忍这极少数的犯人贵族的存在。如果狱吏们不是凡胎肉身,而是一部部没有五脏六腑的机器人,黄伦有再好的医术也断无用武之地,我可以断言,纵然黄伦在随后的政治波涛中,磨掉他一些性格棱角,他也会被某次突来的山洪暴发中让泥石流吞没.在第五度充其量第六度自杀中身亡。
  
1974年,黄伦服完了他被判的十七年刑期,林彪事件以后,文化大革命的惨败已露端倪,毛泽东的神威也现出多处裂缝。但极左路线对中国的影响,又岂止是根深蒂固四字就能说清。黄伦虽然满刑,但监狱方强调的是思想改造永无止境,那就得留在劳改队当就业人员,这是当年反革命犯的普遍结局。
  
1976年,毛泽东一命呜呼,不久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右派问题有所松动,承认了反右扩大化,并费尽心机的在平反和不平反之间找到一个称为改正的绝妙词汇,将它揉搓成一粒粒虽不能治病、但却能镇痛的新型药丸,令全国的右派份子每人服上一粒,唯独黄伦除外。
  
黄伦除外的原因是1957年反右运动时,更精确地说,黄伦由右派直接升级为反革命时,他正临时性地在中建四公司工作,人事关系并未转过来,整风鸣放中他行凶打人又事发突然,逮捕判刑的应急措施均按特事特办的方式处理。依常规记载他罪行的档案袋应该在那个专门建筑苏联援华项目的中建四公司。奈何斗转星移变化莫测,突然间中苏分裂,苏联援建项目全部撤消,为这批项目服务的公司也没有存在的理由,皮之不存,毛将焉附,黄伦的档案袋又将附在哪里?谁也不知道,谁又能找到?
  
黄伦还有另一层面的麻烦,它一直所在的农场医院,那里的右派、反革命医生们,平反的平反,改正的改正,技术骨干们总算结束了屈辱的劳改生涯,医院已没什么像样的医生,在人才奇缺的困境中,农场难道会主动去设法帮黄伦落实政策,让他也名正言顺地脱离苦海,恢复所谓的自由,从不亏待自己的狱吏们决不会干这种挖自己墙脚的傻事。
  
1979年,黄伦当了五年的就业人员了,这骑墙于犯人和公民之间的尴尬身份,这随时随地都背负着翘尾巴嫌疑的二劳改,这永无止境的屈辱,黄伦已经受够了。那天,农场一把手党委书记严珊来医院看病,黄伦找到这位被唤着政委的超级狱吏说道:我就犯了那么点事,关了我二十二年也该差不多了吧!类似的喊冤声超级狱吏的耳朵里早已塞满,他习以为常地回答似乎也无懈可击:不是我们不放你,是没有单位愿意接收你。超级狱吏忘了,他今天遇到的对手是从不信邪的黄伦,他的回答让超级狱吏哑口无言:严政委,你是中国人,我也是中国人,中国人说话就得算话,说完黄伦调头便走。
  
距离农场咫尺之遥的是雷波县西宁乡,不长的街道两侧设有两个不大不小的单位,一个是泰山压顶的雷马屏农场场部,另一个是雷波县森林工业局,当年中国的森林工业局其实就是森林砍伐局。共产党在挥霍我们祖宗留下的遗产方面大刀阔斧恣意妄为,砍下的树木源源不断地向内地运去。为此,森工局下面还设有一个专门运送木材的汽车队,与伐木运木相关的工作人员无一不在享受着公费医疗的滋润,常在医院走动的人焉有不知黄伦医生之理,听说黄医生要搭个便车去趟四十公里外的新市镇,乐于效劳者大有人在。
  
新市镇不属雷波县而隶属屏山县,由雷马屏三个地名组成的农场简称中,第三个屏字指的就是这个县。有小重庆美誉的宜宾市和这个热闹的集镇之间有小轮船往返,这个繁忙的水旱码头也是进出大凉山的咽喉之地。前文说过,黄伦医道之精良早扬周边,不远的新市镇上也不乏他的信众。一个多小时后,黄伦便下了车,大步流星地去到首脑机关,向镇上的一把手说明来意,几个喜出望外的头头三言两语作了决定,欢迎黄医生来我镇卫生所工作,吩咐秘书写好商调函,盖上公章交予黄伦。黄伦走向公路,从川流不息的卡车中,拦下一部森工局的返空卡车,登上驾驶室,个把钟头就返回了场部,将商调函亲手交给了严珊政委,因为他毕竟是中国人,中国人就不会不懂哑巴吃黄连这句民谚的含义。
  
第二天,黄伦开始在新市镇卫生所上班。七个月后,47岁的黄伦生平第一次有了妻子,也就是有了一个属于自己的家庭。比黄伦小十四岁的妻子巫荣升,也有着一段非同寻常的经历。她二十岁时与一位名叫罗邦喜的小伙子结婚,一年后小罗蒙文革冤案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留下一个嗷嗷待哺的女儿在遇到黄伦时已经十岁了。这一对被冤假错案折磨得死去活来的人终于走在了一起,他们相亲相爱地抚慰对方心灵的创伤,至今已携手走过近三十年的人生之路。
  
1980年7月下旬,我收到原判法院对我彻底平反,无罪释放的裁定书,在成都工作的二妹和妹夫双双到雷马屏农场来接我出狱,在泥石流堵住公路的困境下,我们步行一个通宵到达新市镇,买下轮船票后,在开船前一小时,我飞快地跑到卫生所找到了黄伦,为的是和他分享右派改正这个中性词汇,至于由改正而延伸的判刑十八年的彻底平反,那也是一种不涉及经济赔偿的并不彻底的平反。不过,被斩首的阿Q好像说过,走出监狱毕竟是个好事,特别是在这个冤假错案多如牛毛的国家。

黄伦高兴地随我登上即将离港的轮船,我俩站在甲板上,二妹夫用他那部古老的海鸥牌120照相机替我们这对难兄难弟照下一张小黑白照片。在写这篇稿件时,我很想找出来用数码相机翻拍一张附在这里,十多本相册全被数码相片和五寸彩照塞满,翻来复去再也找不到那张十八世纪的古董照片。
  
2003年  ,我素来不敢恭维的香港凤凰卫视搞了个《我这五十年》的访谈节目,采访了重庆市一个名叫王立喜的企业家。此人当年判刑后,因越狱逃跑而关进雷马屏劳改农场集训队时,是一个刚满十五岁、一脸稚气的孩子。这个求知欲很强的少年犯,与黄伦、石天河和我等三、五个右派反革命多有接触,问这问哪不外乎填补些他过早辍学的遗憾,虽然狱吏们警告他不要上反革命份子的当他却因为人不做亏心事而充耳不闻。访谈节目中他强调了这一点,并声称是这些右派分子改变了他的人生道路。节目播出后,据说反映还不错,这时的王立喜不仅年富力强,更重要的是银行的取款机对他十分慷慨,众所周知,在中国,只要取款机爱上了你,办什么事都比较方便。王立喜不费吹灰之力就将这个访谈节目制成一张张光碟,似乎又不费吹灰之力就找到被他称作恩师的那几位改正右派。神通广大的企业家王立喜衣冠楚楚地站在寒舍门口,给早已戒烟的我送了一条我见而生畏的高级香烟,一番溢美之词以后准备告辞时,丢下一句如雷轰庭的话:我还要到黄伦家里去。什么,你说黄伦也在成都?我的老天爷,我完全惊呆了,弄不清究竟是地球太小了,还是成都市太大了?
  
王立喜走后,我立即赶往医院,看望一位病危中的犯兄,从医院回家时已经很晚。深夜突然有敲门声,原来王立喜告诉黄伦我的住地以后,黄伦就迫不及待的叫了出租车,要王立喜立刻带路到我家来,我们像失散多年的亲人一样,兴奋地互诉这别后二十三年的来去行踪。
  
事实上黄伦直到1993年才真正离开将我们折磨得成熟起来的雷马屏农场。黄伦调到新市镇卫生所上班后,因距农场毕竟很近,不少农场的人或出差或探亲甚至专程看病来到这里,也多多少少对黄伦的右派问题长期未得到改正表示过关心,用他们的话来说:这是个至关重要的政治待遇问题。同时,雷马屏农场医院和场部也为这个医院缺少像样的医生而发愁。其间也有农场的中级干部动员黄伦重回农场医院,甚至提出不以就业人员的工资待遇对待他作诱饵,均被黄伦婉言谢绝。1982年超级狱吏严珊调离农场不久,一位新上任的政委三顾茅庐般亲临黄伦所在的卫生所,亮出一把非同一般的杀手锏:你回农场去,我们替你去办落实政策的事,问题解决后,你也得留在农场工作到退休。对黄伦而言,这个交换条件确实具有非同一般的诱惑力,在原划右派的单位不复存在的情况下,除了神通广大的警察系统,谁能撬开那重重叠叠的档案柜?
  
1983年,黄伦回到雷马屏农场医院,不久,农场领导亲自找到四川省的警察头子、公安厅长白尚武作了批示,相关单位一路绿灯,右派问题顺利得到改正,判刑、加刑随即平反,医院里为此专门开会宣布此一进展,仿佛叫同志们别再用翘尾巴这个词来教育他。
  
1993年黄伦被授予了一级警督的警衔,在我周围这群犯兄犯弟中,他算是一名最大的官。只不过在谈论这个话题时,黄伦脸上泛出的是沉重而凄苦的笑容,这种笑容和他在劳改队脸上泛出的那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微笑真还像一脉相承般原汁原味。一批年迈苍苍的劳改朋友打趣着要求他穿着一身警服前来参加聚会,顺便开个忆苦大会。黄伦却一脸尴尬地对我说:看来这个警衔竟成了我黄某的硬伤。
  
1993年,君子一言,驷马难追的黄伦六十岁在农场医院退休,按异地安置的政策,在成都郊县的温江县给了他一套小居室。不久,他迁来成都市内和妻子、女儿和活泼可爱的外孙女住在一起。他成了一个钓鱼迷,而且沾沾自喜地自称为垂钓高手,说钓得的鱼全家人都吃不完。凭此说法再次证明,我是一个绝对没有口福的人,因为我和他恢复联系前一年,他早已不再钓鱼了。那时已有多种疾病困扰着他,我有时故意怂恿他钓几条鱼来尝尝鲜,是为我从未吃过他钓的鱼而出口闷气。他却很认真地回答我说:早知道你这样想吃鱼,我还真不该把我那套钓鱼家什全都送人。
  
近年来黄伦对世风日下,中华民族的整体素质的空前滑落深恶痛绝,他义愤填膺地说:连教育和医疗这两个最不应该腐败的部门都腐败了,这个国家还有救吗?
  
2004年11月,黄伦因尿血而送进华西医科大学附属医院急诊室,这是省会成都最好的两家医院之一。医生匆匆诊断后,给了他输葡萄糖液的处方,黄伦看后对医生说:年轻人.我可是个糖尿病患者,如果我想自杀,就不会告诉你我的这个隐私。他心想,难怪今天医患纠纷如此频繁发生。作为一个几乎当了一辈子医生的老人,黄伦对当前很多医院在掏患者腰包方面的不择手段痛恨至极,乘人之危是民族堕落的一种表现,正是执政党多年来颠覆传统道德的恶果之一。部分医院高唱着救死扶伤进行曲,却干着打家劫舍的无耻勾当,其所作所为,可作称作双重罪恶。黄伦在读过这家医院的第一张催款单以后,哪怕他个人只负担百分之三十,也感到昂贵得离谱,退休警官不堪重负,底层百姓又将何以应对?黄伦想,反正最后确诊他患有膀胱癌、冠心病、糖尿病、肺气肿和肾结石。他知道这些病该怎么治,便转到了一家等级较低,因而收费也比较便宜的四川省电力医院。恰好这家医院距我家比较近,步行约四十分钟便可到达。我每天从早到晚都到医院去陪他聊天,吃午饭时他妻子便会在附近饭馆里买两三个菜来凑热闹。几天后,我觉得这样下去伙食费用开支太大,就提出我每天吃了午饭再来这里,坐四小时左右回家去。那些日子,我最担心的是黄伦的生死问题,害怕这些可怕的病夺走他的老命,近些年来,眼看着一个又一个犯兄犯弟弃我而去,每每想到他们在咽气之前,给儿孙们留下的一句话是:共产暴政覆灭日,家祭勿忘告乃翁。我就感到上苍的不公,让这些受尽折磨的老人含恨而死。
  
黄伦知道我对他病情所怀的隐忧,安慰我说:在这个从来不把人当人的国家,像你我这类异己分子,能活到七十开外已纯属意外,死亡也是个非常正常的事。这可能是我们之间唯一的一次谈及死亡,虽然它是我们在那些日子里,心中想得最多的事。
     
有一天,我们谈到了我儿子的教育问题,我临走时,黄伦的妻子送我走出医院大门,途中她告诉我,婚后不久他们就怀上了孩子,有一天,女儿突然对黄伦说:爸爸,妈妈生了弟弟你就不喜欢我了吧。孩子一句天真无邪的话,刺伤了黄伦善良的心。他心想 ,一个家庭里有两个不是同一父母的儿女,对孩子的成长不可能不产生影响,更可能产生负面影响,孩子敏感的天性很容易受到伤害。从长远的角度考虑,黄伦认为没有要这个孩子的必要,终于征得了妻子的同意,没有生下自己的那个孩子,专心地培养女儿成长,终使她事业有成对黄伦也关爱有加。这件事给我留下的印象非常深刻,因为它发生在受传统教育很深的黄伦身上,他不可能不知道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这八个字在中国文化中的重量,为了对女儿充分的爱,他作出了这个牺牲自我的决定,这是一个有宽阔胸怀的男子汉才能作出的抉定,坦率地说,我就做不到,既使我读过的古书不及黄伦的十分之一。
  
黄伦出院了,他不同意我用战胜死神这个陈词滥调来赞颂他,说:人类可以战胜病魔,绝不可能战胜死神,如果真的战胜了死神,人类自己也就灭亡了。我对他的咬文嚼字不感兴趣,故意挖苦他:一场病竟把你害成个哲学家了。
  
2005年春末夏初,八十二岁的石天河教授传来信息说:年前他患了一次脑萎缩,病愈后很想念老朋友们,希望能找个机会见见面。张罗这类事最合适的人选当然还是年富力强、而且又是取款机的老相好的王立喜,他风尘仆仆地由重庆赶来成都。考虑到黄伦的健康状况欠佳,还特意请他夫人全程陪同,并找了一部乘坐比较舒适的小卧车。黄伦特意叮嘱我一同前去。因为他知道我和石天河的交情并不很深,我只是和他有一个交往极深极深的密友,那便是黄伦。我甚至认为他捎信说想见见老朋友,这个泛指的老朋友其实应该是特指的黄伦。他俩都具有相当深厚的古典文学功底,自集训队开始,二人间便有诗词歌赋的秘密唱和,而我对平仄对仗就像小学生见到高等数学一样不明究底。我和黄伦的友谊基础,是建立在我们共有的自由主义思想上,文学只是这个思想的一种载体,它不是目的,更不是方向。
  
一行十个改正右派在成渝高速公路上奔驰四小时,便到了石天河所在的永川渝州文理学院,从见面的一刹那起,王立喜就用他随身携带的摄像机,录下一个个值得纪念的画面,而我最珍惜的画面,是黄伦的泪流满面。他在回忆一桩往事时泣不成声,那不是为某次受刑中的皮开肉绽,也不是想起某次毅然赴死告别祖国亲人的热泪滚滚。而是在雷马屏医院里的某个中秋之夜,当孤独的黄伦带着对亲人故土的怀念,准备躺倒床上时,突然在他枕边发现了两个月饼,来路不明的月饼载运着人间温暖情深意重,是从冰窟里长出的两族鲜花,唯有她,能使我们的铁血男儿潸然泪下。
  
这千载难逢的珍贵画面王立喜摄下了吗?
  
2008年1月16日成都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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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编:胡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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