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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激进主义的反思与再反思对五四运动的政治思考
王军涛(美国)



在统治者极度暴虐没有节制的情况下,运动、暴力和革命并不是非理性的,而是理性的行动策略选择。


    
引言:五四运动与中国政治转型的教训
    
五四运动在中国现代史上是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事件。然而这个事件象征的政治意义是什么?这是一个耐人深思的问题。中国人关于五四运动的不同解读,反映了中国人对中国政治转型的取向的分歧。本文通过讨论四种解读,理解中国政治转型的问题、根源与选择困境。


共产党解读:中国现代史发端
    
在中国大陆的政治教科书中,五四运动是中国现代史的起点,因为这个运动标致着中国革命史分期由旧民主主义革命进入新民主主义革命,旧民主主义革命是资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
    
根据中国共产党的理论,人类社会要经过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之后,进入共产主义。在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之间,有个社会主义作为过渡阶段。由于帝国主义入侵,中国社会演进路径与上述的典型进化路径有些不同。中国在帝国主义入侵后,进入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是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十九世纪中叶到二十世纪初叶经多次尝试,特别是辛亥革命的失败证明,资产阶级无法胜任领导民主革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也需要无产阶级的领导才能成功。这一领导权的转移,就是五四运动的象征意义。
    
五四运动成为这个象征主要是三个原因。第一、据共产党说,在五四运动中,中国工人罢工是运动的一部分,这表明中国工人阶级登上了历史舞台;第二、五四运动中俄国革命和马克思主义得以传播,工人阶级有了思想武器;第三、中国出现共产主义者团体,并在1921年成立了中国共产党。此后,工人阶级通过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的无产阶级革命。
    
共产党对五四运动的解读,虽然是强词夺理和牵强附会,但是是凭借着对世界上最大国家的绝对思想控制,五四运动还是获得了某种神圣的意义,成为政治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政治象征事件。
    

自由民主主义解读:思想启蒙运动
    
七十年代后期,毛泽东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彻底失败,导致中国共产党的改革开放转型,其称霸大陆的意识形态也随之崩溃。然而,五四运动在随之兴起的朝野自由民主主义思想运动中,仍然保持着神圣的象征地位,但其象征的意义有很大的变化。
    
自由民主主义争辩:五四运动作为社会运动和政治运动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与之同时发生的新文化运动;新文化运动不仅引进了共产主义,而且引进几乎西方所有的思潮;这些思潮中的主旋律是科学与民主;共产主义革命摧毁了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的主旋律精神;共产主义在中国衰落,并不是五四精神的衰落,而是五四精神中科学与民主的再生。
    
自由民主主义是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解释五四运动的意义:中国现代化开始于1840年以来与西方强权碰撞时的一系列战败,中国人由此意识到需要变革,但是围绕变革什么,中国人有过激烈的争论并走过一段曲折道路;开始时,中国人认为,他们落后是因为经济和军事技术,因此以洋务运动更新军事和经济作为变革重心;甲午战败使得他们意识到,如果体制落后,即使有经济技术变革仍然无法强大,于是戊戌变法开始尝试变革体制;百日维新失败后,一些中国人认为,和平改良不足以变法,需要政治革命才能建立民主体制,他们终于在辛亥革命中完成这个使命;然而,辛亥革命建立的民主政体很脆弱,两次被帝制复辟推翻,虽然帝制复辟被粉碎,全国陷入军阀混战;体制失效导致中国的改革者思考文化问题,没有适宜的政治文化,民主政体空有其名,无法运转;新文化运动应运而生,通过启蒙,建立适宜现代民主制度的政治文化背景。根据这一解读,五四运动是思想启蒙运动的开端,中国人开始追求一个完整的现代化的进程。
    
自由民主主义者提出各种理由解释,为什么五四运动中提出的完整的现代化模式会在中国失败。一个曾经被广泛接受的解释是李泽厚先生提出来的:因为外患导致的救亡需要压倒了启蒙的努力;在救亡中,共产党崛起和胜出,全面禁止启蒙的自由民主主义价值。现在共产党革命失败,正是回归启蒙主义的时候。当然,普世价值的内容范围应当大大拓展,科学与民主变成自由、民主、宪政、人权、法治等。这是八十年代新启蒙主义的变革思路的逻辑。
    
在理解救亡压倒启蒙的过程的问题时,自由民主主义者提出了反暴力的思想,主张和平理性非暴力的改革道路。
 

政治新保收主义解读:激进主义的开端
    
1989年的政治冲突,是新启蒙的自由民主主义者在公共空间压倒了共产党之后,又在政治领域中与共产党发生的严重冲突。共产党在政治上残酷地镇压和清洗新启蒙力量的同时,在思想和学术领域对之进行了围剿。不仅八十年代自由民主主义者主导公共空间的领军人物多数被抓捕和噤声,而且新启蒙主义的话语和话题一度也被禁止在公共空间出现。
    
六四镇压和政治上禁止新启蒙思想的结果是,90年代前期开始在中国公共空间中,兴起一股政治新保守主义思潮,反对在中国进行激进的自由民主改革。这股思潮的主要依据不是共产党的传统保守主义,而是从现代西方和传统西方思想中寻找思想武器,其中重要的理由就是围绕着对五四运动的反思。他们所说的激进的民主改革,是人们一般意义上的民主化过程中的政治风潮和对统治者的威胁性挑战。
    
对五四运动的这种反思,最早来自于文化保守主义。八十年代,海外学者余英时的文化保守主义的反思传到大陆。文化保守主义认为,中国的现代化艰难曲折的原因之一是对中国文化传统全面否定,造成思想的浮躁和社会精英文化的崩溃,从而导致社会边缘人有机可乘主导中国变革;这些边缘人的心态和行为是不断地颠覆秩序和毁灭制度建设。文化保守主义并不认为五四运动是摧毁传统文化的刽子手。他们与新启蒙的自由民主主义者一样认为,五四运动是一个思想多样化的运动,其中文化保守主义也应运而生,传统文化在与其他思潮争鸣和对话中达到新的巅峰。他们也认为,共产党统治的崩溃为文化保守主义的复兴提供了机会,因此他们在中国积极参与毛泽东时代之后的学术、文化和思想的重建工作。此外,文化新保守主义并不简单地排斥自由民主思想,一些人主张在传统文化中开发出与自由民主思想兼容的新分支;还有一些人主张以更新的传统文化弥补自由民主政治的缺失。
    
政治新保守主义的分支之一来自于文化新保守主义。他们反对民主化是从简化五四运动开始的。与共产党和新启蒙的自由民主主义者一样,他们认为五四运动彻底否定了中国文化。政治新保守主义的重要理由是反对激进革命的改革策略,他们认为这种激进主义的改革策略产生于彻底地否定传统和现实,这是导致中国共产党兴起的重要的政治心理条件。
    
政治新保守主义提出的中国现代化史的教训是,中国现代化的黄金时期应该是清末立宪运动,那时中国朝野精英已经就中国的政治前景达成共识,就是通过建设性改革,有秩序地引进现代文明的各项制度设施和更新思想文化。然而激进主义的兴起导致的政治革命不断,摧毁了建设性的制度框架和社会力量,从而导致社会稳定和建设条件的丧失。政治博弈变成暴力、阴谋和残酷的政治冲突,变态人格成为成功者的心理条件;道德、理性、和平和秩序等同无能。在长期的政治混乱中,疲倦和恐惧的人们再度选择那种可以带来安全的强权人物和势力恢复秩序,从而使改革的成果丧失殆尽。这就是五四运动开启的激进主义导致共产主义兴起的政治发展的内在逻辑。
    
在后八九的中国现实中,政治新保守主义对于八十年代新启蒙的自由民主主义进行思想清算,指责他们认同普适价值的倾向与五四运动的一样,扮演了摧毁政治稳定和制度建设的传统资源和社会秩序所需要的和平理性,为暴力革命打开了大门,会重陷中国于乱局之中。

在九十年代以来的中国政治空间中,和平理性非暴力成为民间精英政治行动策略选择的神圣底线,由此拒斥任何政治风潮、运动、甚至任何导致统治者愤怒的政治行为。尽管没有公开明说, 但五四运动否定传统和诉诸街头暴力的政治行动被视为打开潘多拉盒子、导致后来的政治暴力泛滥灾难的政治象征。
    

三波民主化的解读:对激进主义的再反思
    
政治新保守主义对于新启蒙的自由民主主义的指责并不客观。因为在八十年代新启蒙的自由民主主义者对共产党的错误的反思中,很大程度是对暴力、非理性、非法治和流氓心态及激进主义的批判。然而九十年代以来,受制于社会精英的保守心态的压力,许多自由民主主义者面对新保守主义的指责,不是从普世价值出发,去维护政治进步的多样化选择,珍惜其正当权利和机会,而是加入对激进主义批判的浪潮,在现实中不仅放弃了革命权利的正当性,而且放弃发动街头运动和政治风潮等现代政治活动方式的正当理由。
    
我本人在九十年代也属于这样的自由民主主义者。那时,对1989年运动失败的反思引导我得出运动失败源于错误的激进策略的结论,而这种策略失误又与心态或政治文化相关。通过反思,我也在九十年代认为,中国应该走和平、理性、非暴力和合法的建设性改革道路,这样才能以最小的代价实现稳妥地变革,避免变革策略失误导致的混乱为新的暴政创造条件。
    
自由民主主义者这种附和政治新保守主义的反激进态度导致了在评价五四运动的意义时面临尴尬境况。一方面,五四运动仍是追求普世价值的新启蒙的神圣象征和精神源泉,另一方面五四运动的街头运动和轻度暴力行为又是九十年代政治保守主义的指责重心。不过,自由民主主义者并没有回答这些尴尬问题,而是继续在纪念五四运动时张扬普适价值,回避那些尴尬问题。
    
我本人是在哥伦比亚大学研究比较政治转型时,开始注意到自由民主主义者的尴尬境地的。对三波民主化转型的经验与中国失败的比较,使我对于中国现实选择和政治史教训都有了新的理解。
    
在对五四运动和激进主义行动策略(革命、暴力和违法)等相关话题的反思中,核心问题是:
   1)和平、理性、非暴力和合法是成功的变革的必由之路吗?
   2)坚守和平、理性、非暴力和合法的行动策略总是可以导致成功吗?
   3)激进主义的根源、正当性和后果是什么决定因素的?
    
回答第一个问题,需要对人类政治史上成功的民主化进行实证性研究。那些最成功的民主化是不是拒绝中国政治新保守主义指责的激进主义行动策略。带着问题,我回顾人类民主化的历程发现,中国精英在后八九自我设置的政治禁忌至少是考虑不周全。
    
被中国精英在批判激进主义时所称道的英美道路,据说是在妥协和制度化建设中实现了稳妥的进步。但是,完整的英国道路是充满暴力冲突的;在统治者接受宪政框架之前,英国贵族几次起义,砍过一个国王的头,赶走了另一个国王,建立了宪政框架,然后才能在宪政框架中通过和平、理性和非暴力的方式,实现政治改进。美国也一样;如果没有独立战争和内战建立和维护宪政框架,就没有今天的美国人可能通过制度化程序实现和平改进。
    
即使在英美建立了成熟的宪政框架,即使民众有了各种自由权、独立的司法体系和定期公开选举制度,还是不断有建设性力量采取违法冲撞然后导致暴力的方式,吸引公众注意力,推动社会变革。圣雄甘地和马丁路.德金就是实例。
    
也许对中国人有参考价值的不是前两波民主化,而是第三波民主化。第三波民主化中的国家的政治变革,基本上都是和平开放转型,天鹅绒革命、颜色革命等。但是,这些和平开放转型,即使是统治者自己发动的(西班牙的国王和台湾的李登辉),也要有大规模政治风潮。
    
因此,人类政治史表明,现代化一定要过政治改革关,建立宪政民主政治体制,而建立这样的体制,一定伴随着政治冲突和较量,一定会有大规模政治风潮甚至暴力;变革力量都是通过这种被中国新保守主义指责为激进主义的变革行动而战胜保守力量,实现政治进步的;迄今为止,没有例外。
    
比较三波民主化成功经验,中国的八十年代民间运动和八九民运并不激进,其诉求和方式都是和平、理性、非暴力和合法的,只是其规模和动员程度达到人类政治史上的罕见水准。显然,中国精英在后八九时期对激进主义的指责是站不住脚的。在对1989年失败的反思中,中国精英杜撰和夸大了策略失误在导致负面政治后果中的作用。
    

中国现实的反思:保守与激进主义的行动策略评估
    
回答第二个问题的最好方式,莫过于以政治新保守主义的行动策略在目前中国的政治后果检验其成效了。
    
1989年后,中国精英中弥漫新保守主义对激进行动策略的否定性看法,民间所有运动,不仅是政治行动,都放弃了动员民众、组织反对运动的行动策略。他们甚至认为,所有激怒统治者的言论和诉求都是不明智的。其结果并没有实现政治进步,而是各种问题的严重恶化:统治者既没有放松镇压,也没有节制暴力,更没有解决任何问题。腐败、社会不公、道德沦丧、犯罪率上升、社会秩序混乱等导致89年风波的问题都更严重了;政府没有因为民间回避运动而放弃暴力,滥用暴力已经到黑社会化的程度;政治稳定也比八十年代更加恶化,除非你定义政治稳定为统治者胡作非为不受制约。八九民主运动后的十五年,根据中国政府公布的数字,县以上党政机关和公检法司收到的信访有2200万起,群体事件达近10万起。
    
中国恶化的现实表明,中国精英在后八九对民主化策略的反思有重大失误。和平、理性、非暴力和反激进主义的政治行动道德底线和民间运动的节制态度,并没有带来更好的改革,而是使得统治者更加变本加厉地滥用权力。
    
显然,后八九中国精英关于民间运动和反对运动的激进与保守的看法并不完全正确。那么,如何理解中国现代化中的激进主义行动策略的灾难性后果呢?这需要我们讨论激进主义的根源、正当性和可能的后果。
    
其实,综合各国政治变迁经验,激进主义总是存在的,但其成为主导因素,不是激进主义者决定的,而是有其复杂的社会、经济、国际和政治原因。统治者的作用更具决定性意义。当一个国家面临深重的问题,人民极度不满,激进主义就有了空间。如果统治者以严厉镇压的方式拒绝或拖延变革解决问题,并堵死正常解决问题的途径,那么激进主义就肯定会成为主导情绪。此时,采取激进主义的行动策略就是正当的。此时,自由民主主义者应当将自己的策略建立在普通人常识的基础上,这样才能有最广泛的参与。而常识情感和道义,不会轻易采取暴力和非理性的方式,但是在极端情况下,也不拒绝暴力、革命和非法方式。在统治者极度暴虐没有节制的情况下,运动、暴力和革命并不是非理性的,而是理性的行动策略选择。中国五四运动时期的激进主义上台,不是激进主义者单独选择的结果,而是社会经济政治情势决定的。而当政治局势使得暴力革命成为必然时,中国的理性负责的力量拒绝暴力,其结果是自我退出政治角逐,将历史的主导权交给非理性和不负责任的力量。 这才是中国暴政-暴民-暴政的怪圈循环的原因。英美可以避免这样的怪圈是因为他们的精英在普通人的常识理性和情感要采取非常手段时,他们承担起领导的责任;这样,在暴政被推翻后,他们有机会承担起领导责任,建立宪政民主国家,而不是让那些边缘人建立新的暴政。
    
因此,导致中外政治变革后果差异的原因,不是西方人拒绝了激进主义行动策略而中国人采取了激进主义行动策略,而是当激进主义行动策略成为政治变革行动策略的不可避免的选项时,西方理性力量负责地领导了激进主义的运动,从而能够驾驭局势,在公众常识理性和情感变化时,回归到制度建设的和平变革程序,而中国的理性力量回避和退出激进的政治博弈,从而把主导历史变化的机会让渡给边缘人,使得政治博弈的后果在暴政-暴民-暴政的怪圈中恶性循环。
    


结束语
    
对于五四运动的反思和再反思,反映了中国人政治变革的痛苦挫折和严肃的思考。今天,我们正站在政治的重新选择的新起点。此时,我们需要更开放的心态去反思现有思路的局限。目前,最重要的是反思过度反对激进主义对民间运动的束缚。其结果,既没有推动和平开放转型,也不能避免统治者残暴镇压,还导致失去对激愤的民众的领导权以及未来民间反抗运动的主导权。
    






在统治者极度暴虐没有节制的情况下,运动、暴力和革命并不是非理性的,而是理性的行动策略选择。


    
引言:五四运动与中国政治转型的教训
    
五四运动在中国现代史上是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事件。然而这个事件象征的政治意义是什么?这是一个耐人深思的问题。中国人关于五四运动的不同解读,反映了中国人对中国政治转型的取向的分歧。本文通过讨论四种解读,理解中国政治转型的问题、根源与选择困境。


共产党解读:中国现代史发端
    
在中国大陆的政治教科书中,五四运动是中国现代史的起点,因为这个运动标致着中国革命史分期由旧民主主义革命进入新民主主义革命,旧民主主义革命是资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
    
根据中国共产党的理论,人类社会要经过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之后,进入共产主义。在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之间,有个社会主义作为过渡阶段。由于帝国主义入侵,中国社会演进路径与上述的典型进化路径有些不同。中国在帝国主义入侵后,进入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是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十九世纪中叶到二十世纪初叶经多次尝试,特别是辛亥革命的失败证明,资产阶级无法胜任领导民主革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也需要无产阶级的领导才能成功。这一领导权的转移,就是五四运动的象征意义。
    
五四运动成为这个象征主要是三个原因。第一、据共产党说,在五四运动中,中国工人罢工是运动的一部分,这表明中国工人阶级登上了历史舞台;第二、五四运动中俄国革命和马克思主义得以传播,工人阶级有了思想武器;第三、中国出现共产主义者团体,并在1921年成立了中国共产党。此后,工人阶级通过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的无产阶级革命。
    
共产党对五四运动的解读,虽然是强词夺理和牵强附会,但是是凭借着对世界上最大国家的绝对思想控制,五四运动还是获得了某种神圣的意义,成为政治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政治象征事件。
    

自由民主主义解读:思想启蒙运动
    
七十年代后期,毛泽东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彻底失败,导致中国共产党的改革开放转型,其称霸大陆的意识形态也随之崩溃。然而,五四运动在随之兴起的朝野自由民主主义思想运动中,仍然保持着神圣的象征地位,但其象征的意义有很大的变化。
    
自由民主主义争辩:五四运动作为社会运动和政治运动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与之同时发生的新文化运动;新文化运动不仅引进了共产主义,而且引进几乎西方所有的思潮;这些思潮中的主旋律是科学与民主;共产主义革命摧毁了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的主旋律精神;共产主义在中国衰落,并不是五四精神的衰落,而是五四精神中科学与民主的再生。
    
自由民主主义是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解释五四运动的意义:中国现代化开始于1840年以来与西方强权碰撞时的一系列战败,中国人由此意识到需要变革,但是围绕变革什么,中国人有过激烈的争论并走过一段曲折道路;开始时,中国人认为,他们落后是因为经济和军事技术,因此以洋务运动更新军事和经济作为变革重心;甲午战败使得他们意识到,如果体制落后,即使有经济技术变革仍然无法强大,于是戊戌变法开始尝试变革体制;百日维新失败后,一些中国人认为,和平改良不足以变法,需要政治革命才能建立民主体制,他们终于在辛亥革命中完成这个使命;然而,辛亥革命建立的民主政体很脆弱,两次被帝制复辟推翻,虽然帝制复辟被粉碎,全国陷入军阀混战;体制失效导致中国的改革者思考文化问题,没有适宜的政治文化,民主政体空有其名,无法运转;新文化运动应运而生,通过启蒙,建立适宜现代民主制度的政治文化背景。根据这一解读,五四运动是思想启蒙运动的开端,中国人开始追求一个完整的现代化的进程。
    
自由民主主义者提出各种理由解释,为什么五四运动中提出的完整的现代化模式会在中国失败。一个曾经被广泛接受的解释是李泽厚先生提出来的:因为外患导致的救亡需要压倒了启蒙的努力;在救亡中,共产党崛起和胜出,全面禁止启蒙的自由民主主义价值。现在共产党革命失败,正是回归启蒙主义的时候。当然,普世价值的内容范围应当大大拓展,科学与民主变成自由、民主、宪政、人权、法治等。这是八十年代新启蒙主义的变革思路的逻辑。
    
在理解救亡压倒启蒙的过程的问题时,自由民主主义者提出了反暴力的思想,主张和平理性非暴力的改革道路。
 

政治新保收主义解读:激进主义的开端
    
1989年的政治冲突,是新启蒙的自由民主主义者在公共空间压倒了共产党之后,又在政治领域中与共产党发生的严重冲突。共产党在政治上残酷地镇压和清洗新启蒙力量的同时,在思想和学术领域对之进行了围剿。不仅八十年代自由民主主义者主导公共空间的领军人物多数被抓捕和噤声,而且新启蒙主义的话语和话题一度也被禁止在公共空间出现。
    
六四镇压和政治上禁止新启蒙思想的结果是,90年代前期开始在中国公共空间中,兴起一股政治新保守主义思潮,反对在中国进行激进的自由民主改革。这股思潮的主要依据不是共产党的传统保守主义,而是从现代西方和传统西方思想中寻找思想武器,其中重要的理由就是围绕着对五四运动的反思。他们所说的激进的民主改革,是人们一般意义上的民主化过程中的政治风潮和对统治者的威胁性挑战。
    
对五四运动的这种反思,最早来自于文化保守主义。八十年代,海外学者余英时的文化保守主义的反思传到大陆。文化保守主义认为,中国的现代化艰难曲折的原因之一是对中国文化传统全面否定,造成思想的浮躁和社会精英文化的崩溃,从而导致社会边缘人有机可乘主导中国变革;这些边缘人的心态和行为是不断地颠覆秩序和毁灭制度建设。文化保守主义并不认为五四运动是摧毁传统文化的刽子手。他们与新启蒙的自由民主主义者一样认为,五四运动是一个思想多样化的运动,其中文化保守主义也应运而生,传统文化在与其他思潮争鸣和对话中达到新的巅峰。他们也认为,共产党统治的崩溃为文化保守主义的复兴提供了机会,因此他们在中国积极参与毛泽东时代之后的学术、文化和思想的重建工作。此外,文化新保守主义并不简单地排斥自由民主思想,一些人主张在传统文化中开发出与自由民主思想兼容的新分支;还有一些人主张以更新的传统文化弥补自由民主政治的缺失。
    
政治新保守主义的分支之一来自于文化新保守主义。他们反对民主化是从简化五四运动开始的。与共产党和新启蒙的自由民主主义者一样,他们认为五四运动彻底否定了中国文化。政治新保守主义的重要理由是反对激进革命的改革策略,他们认为这种激进主义的改革策略产生于彻底地否定传统和现实,这是导致中国共产党兴起的重要的政治心理条件。
    
政治新保守主义提出的中国现代化史的教训是,中国现代化的黄金时期应该是清末立宪运动,那时中国朝野精英已经就中国的政治前景达成共识,就是通过建设性改革,有秩序地引进现代文明的各项制度设施和更新思想文化。然而激进主义的兴起导致的政治革命不断,摧毁了建设性的制度框架和社会力量,从而导致社会稳定和建设条件的丧失。政治博弈变成暴力、阴谋和残酷的政治冲突,变态人格成为成功者的心理条件;道德、理性、和平和秩序等同无能。在长期的政治混乱中,疲倦和恐惧的人们再度选择那种可以带来安全的强权人物和势力恢复秩序,从而使改革的成果丧失殆尽。这就是五四运动开启的激进主义导致共产主义兴起的政治发展的内在逻辑。
    
在后八九的中国现实中,政治新保守主义对于八十年代新启蒙的自由民主主义进行思想清算,指责他们认同普适价值的倾向与五四运动的一样,扮演了摧毁政治稳定和制度建设的传统资源和社会秩序所需要的和平理性,为暴力革命打开了大门,会重陷中国于乱局之中。

在九十年代以来的中国政治空间中,和平理性非暴力成为民间精英政治行动策略选择的神圣底线,由此拒斥任何政治风潮、运动、甚至任何导致统治者愤怒的政治行为。尽管没有公开明说, 但五四运动否定传统和诉诸街头暴力的政治行动被视为打开潘多拉盒子、导致后来的政治暴力泛滥灾难的政治象征。
    

三波民主化的解读:对激进主义的再反思
    
政治新保守主义对于新启蒙的自由民主主义的指责并不客观。因为在八十年代新启蒙的自由民主主义者对共产党的错误的反思中,很大程度是对暴力、非理性、非法治和流氓心态及激进主义的批判。然而九十年代以来,受制于社会精英的保守心态的压力,许多自由民主主义者面对新保守主义的指责,不是从普世价值出发,去维护政治进步的多样化选择,珍惜其正当权利和机会,而是加入对激进主义批判的浪潮,在现实中不仅放弃了革命权利的正当性,而且放弃发动街头运动和政治风潮等现代政治活动方式的正当理由。
    
我本人在九十年代也属于这样的自由民主主义者。那时,对1989年运动失败的反思引导我得出运动失败源于错误的激进策略的结论,而这种策略失误又与心态或政治文化相关。通过反思,我也在九十年代认为,中国应该走和平、理性、非暴力和合法的建设性改革道路,这样才能以最小的代价实现稳妥地变革,避免变革策略失误导致的混乱为新的暴政创造条件。
    
自由民主主义者这种附和政治新保守主义的反激进态度导致了在评价五四运动的意义时面临尴尬境况。一方面,五四运动仍是追求普世价值的新启蒙的神圣象征和精神源泉,另一方面五四运动的街头运动和轻度暴力行为又是九十年代政治保守主义的指责重心。不过,自由民主主义者并没有回答这些尴尬问题,而是继续在纪念五四运动时张扬普适价值,回避那些尴尬问题。
    
我本人是在哥伦比亚大学研究比较政治转型时,开始注意到自由民主主义者的尴尬境地的。对三波民主化转型的经验与中国失败的比较,使我对于中国现实选择和政治史教训都有了新的理解。
    
在对五四运动和激进主义行动策略(革命、暴力和违法)等相关话题的反思中,核心问题是:
   1)和平、理性、非暴力和合法是成功的变革的必由之路吗?
   2)坚守和平、理性、非暴力和合法的行动策略总是可以导致成功吗?
   3)激进主义的根源、正当性和后果是什么决定因素的?
    
回答第一个问题,需要对人类政治史上成功的民主化进行实证性研究。那些最成功的民主化是不是拒绝中国政治新保守主义指责的激进主义行动策略。带着问题,我回顾人类民主化的历程发现,中国精英在后八九自我设置的政治禁忌至少是考虑不周全。
    
被中国精英在批判激进主义时所称道的英美道路,据说是在妥协和制度化建设中实现了稳妥的进步。但是,完整的英国道路是充满暴力冲突的;在统治者接受宪政框架之前,英国贵族几次起义,砍过一个国王的头,赶走了另一个国王,建立了宪政框架,然后才能在宪政框架中通过和平、理性和非暴力的方式,实现政治改进。美国也一样;如果没有独立战争和内战建立和维护宪政框架,就没有今天的美国人可能通过制度化程序实现和平改进。
    
即使在英美建立了成熟的宪政框架,即使民众有了各种自由权、独立的司法体系和定期公开选举制度,还是不断有建设性力量采取违法冲撞然后导致暴力的方式,吸引公众注意力,推动社会变革。圣雄甘地和马丁路.德金就是实例。
    
也许对中国人有参考价值的不是前两波民主化,而是第三波民主化。第三波民主化中的国家的政治变革,基本上都是和平开放转型,天鹅绒革命、颜色革命等。但是,这些和平开放转型,即使是统治者自己发动的(西班牙的国王和台湾的李登辉),也要有大规模政治风潮。
    
因此,人类政治史表明,现代化一定要过政治改革关,建立宪政民主政治体制,而建立这样的体制,一定伴随着政治冲突和较量,一定会有大规模政治风潮甚至暴力;变革力量都是通过这种被中国新保守主义指责为激进主义的变革行动而战胜保守力量,实现政治进步的;迄今为止,没有例外。
    
比较三波民主化成功经验,中国的八十年代民间运动和八九民运并不激进,其诉求和方式都是和平、理性、非暴力和合法的,只是其规模和动员程度达到人类政治史上的罕见水准。显然,中国精英在后八九时期对激进主义的指责是站不住脚的。在对1989年失败的反思中,中国精英杜撰和夸大了策略失误在导致负面政治后果中的作用。
    

中国现实的反思:保守与激进主义的行动策略评估
    
回答第二个问题的最好方式,莫过于以政治新保守主义的行动策略在目前中国的政治后果检验其成效了。
    
1989年后,中国精英中弥漫新保守主义对激进行动策略的否定性看法,民间所有运动,不仅是政治行动,都放弃了动员民众、组织反对运动的行动策略。他们甚至认为,所有激怒统治者的言论和诉求都是不明智的。其结果并没有实现政治进步,而是各种问题的严重恶化:统治者既没有放松镇压,也没有节制暴力,更没有解决任何问题。腐败、社会不公、道德沦丧、犯罪率上升、社会秩序混乱等导致89年风波的问题都更严重了;政府没有因为民间回避运动而放弃暴力,滥用暴力已经到黑社会化的程度;政治稳定也比八十年代更加恶化,除非你定义政治稳定为统治者胡作非为不受制约。八九民主运动后的十五年,根据中国政府公布的数字,县以上党政机关和公检法司收到的信访有2200万起,群体事件达近10万起。
    
中国恶化的现实表明,中国精英在后八九对民主化策略的反思有重大失误。和平、理性、非暴力和反激进主义的政治行动道德底线和民间运动的节制态度,并没有带来更好的改革,而是使得统治者更加变本加厉地滥用权力。
    
显然,后八九中国精英关于民间运动和反对运动的激进与保守的看法并不完全正确。那么,如何理解中国现代化中的激进主义行动策略的灾难性后果呢?这需要我们讨论激进主义的根源、正当性和可能的后果。
    
其实,综合各国政治变迁经验,激进主义总是存在的,但其成为主导因素,不是激进主义者决定的,而是有其复杂的社会、经济、国际和政治原因。统治者的作用更具决定性意义。当一个国家面临深重的问题,人民极度不满,激进主义就有了空间。如果统治者以严厉镇压的方式拒绝或拖延变革解决问题,并堵死正常解决问题的途径,那么激进主义就肯定会成为主导情绪。此时,采取激进主义的行动策略就是正当的。此时,自由民主主义者应当将自己的策略建立在普通人常识的基础上,这样才能有最广泛的参与。而常识情感和道义,不会轻易采取暴力和非理性的方式,但是在极端情况下,也不拒绝暴力、革命和非法方式。在统治者极度暴虐没有节制的情况下,运动、暴力和革命并不是非理性的,而是理性的行动策略选择。中国五四运动时期的激进主义上台,不是激进主义者单独选择的结果,而是社会经济政治情势决定的。而当政治局势使得暴力革命成为必然时,中国的理性负责的力量拒绝暴力,其结果是自我退出政治角逐,将历史的主导权交给非理性和不负责任的力量。 这才是中国暴政-暴民-暴政的怪圈循环的原因。英美可以避免这样的怪圈是因为他们的精英在普通人的常识理性和情感要采取非常手段时,他们承担起领导的责任;这样,在暴政被推翻后,他们有机会承担起领导责任,建立宪政民主国家,而不是让那些边缘人建立新的暴政。
    
因此,导致中外政治变革后果差异的原因,不是西方人拒绝了激进主义行动策略而中国人采取了激进主义行动策略,而是当激进主义行动策略成为政治变革行动策略的不可避免的选项时,西方理性力量负责地领导了激进主义的运动,从而能够驾驭局势,在公众常识理性和情感变化时,回归到制度建设的和平变革程序,而中国的理性力量回避和退出激进的政治博弈,从而把主导历史变化的机会让渡给边缘人,使得政治博弈的后果在暴政-暴民-暴政的怪圈中恶性循环。
    


结束语
    
对于五四运动的反思和再反思,反映了中国人政治变革的痛苦挫折和严肃的思考。今天,我们正站在政治的重新选择的新起点。此时,我们需要更开放的心态去反思现有思路的局限。目前,最重要的是反思过度反对激进主义对民间运动的束缚。其结果,既没有推动和平开放转型,也不能避免统治者残暴镇压,还导致失去对激愤的民众的领导权以及未来民间反抗运动的主导权。
    






在统治者极度暴虐没有节制的情况下,运动、暴力和革命并不是非理性的,而是理性的行动策略选择。


    
引言:五四运动与中国政治转型的教训
    
五四运动在中国现代史上是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事件。然而这个事件象征的政治意义是什么?这是一个耐人深思的问题。中国人关于五四运动的不同解读,反映了中国人对中国政治转型的取向的分歧。本文通过讨论四种解读,理解中国政治转型的问题、根源与选择困境。


共产党解读:中国现代史发端
    
在中国大陆的政治教科书中,五四运动是中国现代史的起点,因为这个运动标致着中国革命史分期由旧民主主义革命进入新民主主义革命,旧民主主义革命是资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
    
根据中国共产党的理论,人类社会要经过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之后,进入共产主义。在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之间,有个社会主义作为过渡阶段。由于帝国主义入侵,中国社会演进路径与上述的典型进化路径有些不同。中国在帝国主义入侵后,进入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是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十九世纪中叶到二十世纪初叶经多次尝试,特别是辛亥革命的失败证明,资产阶级无法胜任领导民主革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也需要无产阶级的领导才能成功。这一领导权的转移,就是五四运动的象征意义。
    
五四运动成为这个象征主要是三个原因。第一、据共产党说,在五四运动中,中国工人罢工是运动的一部分,这表明中国工人阶级登上了历史舞台;第二、五四运动中俄国革命和马克思主义得以传播,工人阶级有了思想武器;第三、中国出现共产主义者团体,并在1921年成立了中国共产党。此后,工人阶级通过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的无产阶级革命。
    
共产党对五四运动的解读,虽然是强词夺理和牵强附会,但是是凭借着对世界上最大国家的绝对思想控制,五四运动还是获得了某种神圣的意义,成为政治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政治象征事件。
    

自由民主主义解读:思想启蒙运动
    
七十年代后期,毛泽东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彻底失败,导致中国共产党的改革开放转型,其称霸大陆的意识形态也随之崩溃。然而,五四运动在随之兴起的朝野自由民主主义思想运动中,仍然保持着神圣的象征地位,但其象征的意义有很大的变化。
    
自由民主主义争辩:五四运动作为社会运动和政治运动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与之同时发生的新文化运动;新文化运动不仅引进了共产主义,而且引进几乎西方所有的思潮;这些思潮中的主旋律是科学与民主;共产主义革命摧毁了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的主旋律精神;共产主义在中国衰落,并不是五四精神的衰落,而是五四精神中科学与民主的再生。
    
自由民主主义是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解释五四运动的意义:中国现代化开始于1840年以来与西方强权碰撞时的一系列战败,中国人由此意识到需要变革,但是围绕变革什么,中国人有过激烈的争论并走过一段曲折道路;开始时,中国人认为,他们落后是因为经济和军事技术,因此以洋务运动更新军事和经济作为变革重心;甲午战败使得他们意识到,如果体制落后,即使有经济技术变革仍然无法强大,于是戊戌变法开始尝试变革体制;百日维新失败后,一些中国人认为,和平改良不足以变法,需要政治革命才能建立民主体制,他们终于在辛亥革命中完成这个使命;然而,辛亥革命建立的民主政体很脆弱,两次被帝制复辟推翻,虽然帝制复辟被粉碎,全国陷入军阀混战;体制失效导致中国的改革者思考文化问题,没有适宜的政治文化,民主政体空有其名,无法运转;新文化运动应运而生,通过启蒙,建立适宜现代民主制度的政治文化背景。根据这一解读,五四运动是思想启蒙运动的开端,中国人开始追求一个完整的现代化的进程。
    
自由民主主义者提出各种理由解释,为什么五四运动中提出的完整的现代化模式会在中国失败。一个曾经被广泛接受的解释是李泽厚先生提出来的:因为外患导致的救亡需要压倒了启蒙的努力;在救亡中,共产党崛起和胜出,全面禁止启蒙的自由民主主义价值。现在共产党革命失败,正是回归启蒙主义的时候。当然,普世价值的内容范围应当大大拓展,科学与民主变成自由、民主、宪政、人权、法治等。这是八十年代新启蒙主义的变革思路的逻辑。
    
在理解救亡压倒启蒙的过程的问题时,自由民主主义者提出了反暴力的思想,主张和平理性非暴力的改革道路。
 

政治新保收主义解读:激进主义的开端
    
1989年的政治冲突,是新启蒙的自由民主主义者在公共空间压倒了共产党之后,又在政治领域中与共产党发生的严重冲突。共产党在政治上残酷地镇压和清洗新启蒙力量的同时,在思想和学术领域对之进行了围剿。不仅八十年代自由民主主义者主导公共空间的领军人物多数被抓捕和噤声,而且新启蒙主义的话语和话题一度也被禁止在公共空间出现。
    
六四镇压和政治上禁止新启蒙思想的结果是,90年代前期开始在中国公共空间中,兴起一股政治新保守主义思潮,反对在中国进行激进的自由民主改革。这股思潮的主要依据不是共产党的传统保守主义,而是从现代西方和传统西方思想中寻找思想武器,其中重要的理由就是围绕着对五四运动的反思。他们所说的激进的民主改革,是人们一般意义上的民主化过程中的政治风潮和对统治者的威胁性挑战。
    
对五四运动的这种反思,最早来自于文化保守主义。八十年代,海外学者余英时的文化保守主义的反思传到大陆。文化保守主义认为,中国的现代化艰难曲折的原因之一是对中国文化传统全面否定,造成思想的浮躁和社会精英文化的崩溃,从而导致社会边缘人有机可乘主导中国变革;这些边缘人的心态和行为是不断地颠覆秩序和毁灭制度建设。文化保守主义并不认为五四运动是摧毁传统文化的刽子手。他们与新启蒙的自由民主主义者一样认为,五四运动是一个思想多样化的运动,其中文化保守主义也应运而生,传统文化在与其他思潮争鸣和对话中达到新的巅峰。他们也认为,共产党统治的崩溃为文化保守主义的复兴提供了机会,因此他们在中国积极参与毛泽东时代之后的学术、文化和思想的重建工作。此外,文化新保守主义并不简单地排斥自由民主思想,一些人主张在传统文化中开发出与自由民主思想兼容的新分支;还有一些人主张以更新的传统文化弥补自由民主政治的缺失。
    
政治新保守主义的分支之一来自于文化新保守主义。他们反对民主化是从简化五四运动开始的。与共产党和新启蒙的自由民主主义者一样,他们认为五四运动彻底否定了中国文化。政治新保守主义的重要理由是反对激进革命的改革策略,他们认为这种激进主义的改革策略产生于彻底地否定传统和现实,这是导致中国共产党兴起的重要的政治心理条件。
    
政治新保守主义提出的中国现代化史的教训是,中国现代化的黄金时期应该是清末立宪运动,那时中国朝野精英已经就中国的政治前景达成共识,就是通过建设性改革,有秩序地引进现代文明的各项制度设施和更新思想文化。然而激进主义的兴起导致的政治革命不断,摧毁了建设性的制度框架和社会力量,从而导致社会稳定和建设条件的丧失。政治博弈变成暴力、阴谋和残酷的政治冲突,变态人格成为成功者的心理条件;道德、理性、和平和秩序等同无能。在长期的政治混乱中,疲倦和恐惧的人们再度选择那种可以带来安全的强权人物和势力恢复秩序,从而使改革的成果丧失殆尽。这就是五四运动开启的激进主义导致共产主义兴起的政治发展的内在逻辑。
    
在后八九的中国现实中,政治新保守主义对于八十年代新启蒙的自由民主主义进行思想清算,指责他们认同普适价值的倾向与五四运动的一样,扮演了摧毁政治稳定和制度建设的传统资源和社会秩序所需要的和平理性,为暴力革命打开了大门,会重陷中国于乱局之中。

在九十年代以来的中国政治空间中,和平理性非暴力成为民间精英政治行动策略选择的神圣底线,由此拒斥任何政治风潮、运动、甚至任何导致统治者愤怒的政治行为。尽管没有公开明说, 但五四运动否定传统和诉诸街头暴力的政治行动被视为打开潘多拉盒子、导致后来的政治暴力泛滥灾难的政治象征。
    

三波民主化的解读:对激进主义的再反思
    
政治新保守主义对于新启蒙的自由民主主义的指责并不客观。因为在八十年代新启蒙的自由民主主义者对共产党的错误的反思中,很大程度是对暴力、非理性、非法治和流氓心态及激进主义的批判。然而九十年代以来,受制于社会精英的保守心态的压力,许多自由民主主义者面对新保守主义的指责,不是从普世价值出发,去维护政治进步的多样化选择,珍惜其正当权利和机会,而是加入对激进主义批判的浪潮,在现实中不仅放弃了革命权利的正当性,而且放弃发动街头运动和政治风潮等现代政治活动方式的正当理由。
    
我本人在九十年代也属于这样的自由民主主义者。那时,对1989年运动失败的反思引导我得出运动失败源于错误的激进策略的结论,而这种策略失误又与心态或政治文化相关。通过反思,我也在九十年代认为,中国应该走和平、理性、非暴力和合法的建设性改革道路,这样才能以最小的代价实现稳妥地变革,避免变革策略失误导致的混乱为新的暴政创造条件。
    
自由民主主义者这种附和政治新保守主义的反激进态度导致了在评价五四运动的意义时面临尴尬境况。一方面,五四运动仍是追求普世价值的新启蒙的神圣象征和精神源泉,另一方面五四运动的街头运动和轻度暴力行为又是九十年代政治保守主义的指责重心。不过,自由民主主义者并没有回答这些尴尬问题,而是继续在纪念五四运动时张扬普适价值,回避那些尴尬问题。
    
我本人是在哥伦比亚大学研究比较政治转型时,开始注意到自由民主主义者的尴尬境地的。对三波民主化转型的经验与中国失败的比较,使我对于中国现实选择和政治史教训都有了新的理解。
    
在对五四运动和激进主义行动策略(革命、暴力和违法)等相关话题的反思中,核心问题是:
   1)和平、理性、非暴力和合法是成功的变革的必由之路吗?
   2)坚守和平、理性、非暴力和合法的行动策略总是可以导致成功吗?
   3)激进主义的根源、正当性和后果是什么决定因素的?
    
回答第一个问题,需要对人类政治史上成功的民主化进行实证性研究。那些最成功的民主化是不是拒绝中国政治新保守主义指责的激进主义行动策略。带着问题,我回顾人类民主化的历程发现,中国精英在后八九自我设置的政治禁忌至少是考虑不周全。
    
被中国精英在批判激进主义时所称道的英美道路,据说是在妥协和制度化建设中实现了稳妥的进步。但是,完整的英国道路是充满暴力冲突的;在统治者接受宪政框架之前,英国贵族几次起义,砍过一个国王的头,赶走了另一个国王,建立了宪政框架,然后才能在宪政框架中通过和平、理性和非暴力的方式,实现政治改进。美国也一样;如果没有独立战争和内战建立和维护宪政框架,就没有今天的美国人可能通过制度化程序实现和平改进。
    
即使在英美建立了成熟的宪政框架,即使民众有了各种自由权、独立的司法体系和定期公开选举制度,还是不断有建设性力量采取违法冲撞然后导致暴力的方式,吸引公众注意力,推动社会变革。圣雄甘地和马丁路.德金就是实例。
    
也许对中国人有参考价值的不是前两波民主化,而是第三波民主化。第三波民主化中的国家的政治变革,基本上都是和平开放转型,天鹅绒革命、颜色革命等。但是,这些和平开放转型,即使是统治者自己发动的(西班牙的国王和台湾的李登辉),也要有大规模政治风潮。
    
因此,人类政治史表明,现代化一定要过政治改革关,建立宪政民主政治体制,而建立这样的体制,一定伴随着政治冲突和较量,一定会有大规模政治风潮甚至暴力;变革力量都是通过这种被中国新保守主义指责为激进主义的变革行动而战胜保守力量,实现政治进步的;迄今为止,没有例外。
    
比较三波民主化成功经验,中国的八十年代民间运动和八九民运并不激进,其诉求和方式都是和平、理性、非暴力和合法的,只是其规模和动员程度达到人类政治史上的罕见水准。显然,中国精英在后八九时期对激进主义的指责是站不住脚的。在对1989年失败的反思中,中国精英杜撰和夸大了策略失误在导致负面政治后果中的作用。
    

中国现实的反思:保守与激进主义的行动策略评估
    
回答第二个问题的最好方式,莫过于以政治新保守主义的行动策略在目前中国的政治后果检验其成效了。
    
1989年后,中国精英中弥漫新保守主义对激进行动策略的否定性看法,民间所有运动,不仅是政治行动,都放弃了动员民众、组织反对运动的行动策略。他们甚至认为,所有激怒统治者的言论和诉求都是不明智的。其结果并没有实现政治进步,而是各种问题的严重恶化:统治者既没有放松镇压,也没有节制暴力,更没有解决任何问题。腐败、社会不公、道德沦丧、犯罪率上升、社会秩序混乱等导致89年风波的问题都更严重了;政府没有因为民间回避运动而放弃暴力,滥用暴力已经到黑社会化的程度;政治稳定也比八十年代更加恶化,除非你定义政治稳定为统治者胡作非为不受制约。八九民主运动后的十五年,根据中国政府公布的数字,县以上党政机关和公检法司收到的信访有2200万起,群体事件达近10万起。
    
中国恶化的现实表明,中国精英在后八九对民主化策略的反思有重大失误。和平、理性、非暴力和反激进主义的政治行动道德底线和民间运动的节制态度,并没有带来更好的改革,而是使得统治者更加变本加厉地滥用权力。
    
显然,后八九中国精英关于民间运动和反对运动的激进与保守的看法并不完全正确。那么,如何理解中国现代化中的激进主义行动策略的灾难性后果呢?这需要我们讨论激进主义的根源、正当性和可能的后果。
    
其实,综合各国政治变迁经验,激进主义总是存在的,但其成为主导因素,不是激进主义者决定的,而是有其复杂的社会、经济、国际和政治原因。统治者的作用更具决定性意义。当一个国家面临深重的问题,人民极度不满,激进主义就有了空间。如果统治者以严厉镇压的方式拒绝或拖延变革解决问题,并堵死正常解决问题的途径,那么激进主义就肯定会成为主导情绪。此时,采取激进主义的行动策略就是正当的。此时,自由民主主义者应当将自己的策略建立在普通人常识的基础上,这样才能有最广泛的参与。而常识情感和道义,不会轻易采取暴力和非理性的方式,但是在极端情况下,也不拒绝暴力、革命和非法方式。在统治者极度暴虐没有节制的情况下,运动、暴力和革命并不是非理性的,而是理性的行动策略选择。中国五四运动时期的激进主义上台,不是激进主义者单独选择的结果,而是社会经济政治情势决定的。而当政治局势使得暴力革命成为必然时,中国的理性负责的力量拒绝暴力,其结果是自我退出政治角逐,将历史的主导权交给非理性和不负责任的力量。 这才是中国暴政-暴民-暴政的怪圈循环的原因。英美可以避免这样的怪圈是因为他们的精英在普通人的常识理性和情感要采取非常手段时,他们承担起领导的责任;这样,在暴政被推翻后,他们有机会承担起领导责任,建立宪政民主国家,而不是让那些边缘人建立新的暴政。
    
因此,导致中外政治变革后果差异的原因,不是西方人拒绝了激进主义行动策略而中国人采取了激进主义行动策略,而是当激进主义行动策略成为政治变革行动策略的不可避免的选项时,西方理性力量负责地领导了激进主义的运动,从而能够驾驭局势,在公众常识理性和情感变化时,回归到制度建设的和平变革程序,而中国的理性力量回避和退出激进的政治博弈,从而把主导历史变化的机会让渡给边缘人,使得政治博弈的后果在暴政-暴民-暴政的怪圈中恶性循环。
    


结束语
    
对于五四运动的反思和再反思,反映了中国人政治变革的痛苦挫折和严肃的思考。今天,我们正站在政治的重新选择的新起点。此时,我们需要更开放的心态去反思现有思路的局限。目前,最重要的是反思过度反对激进主义对民间运动的束缚。其结果,既没有推动和平开放转型,也不能避免统治者残暴镇压,还导致失去对激愤的民众的领导权以及未来民间反抗运动的主导权。
    






在统治者极度暴虐没有节制的情况下,运动、暴力和革命并不是非理性的,而是理性的行动策略选择。


    
引言:五四运动与中国政治转型的教训
    
五四运动在中国现代史上是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事件。然而这个事件象征的政治意义是什么?这是一个耐人深思的问题。中国人关于五四运动的不同解读,反映了中国人对中国政治转型的取向的分歧。本文通过讨论四种解读,理解中国政治转型的问题、根源与选择困境。


共产党解读:中国现代史发端
    
在中国大陆的政治教科书中,五四运动是中国现代史的起点,因为这个运动标致着中国革命史分期由旧民主主义革命进入新民主主义革命,旧民主主义革命是资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
    
根据中国共产党的理论,人类社会要经过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之后,进入共产主义。在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之间,有个社会主义作为过渡阶段。由于帝国主义入侵,中国社会演进路径与上述的典型进化路径有些不同。中国在帝国主义入侵后,进入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是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十九世纪中叶到二十世纪初叶经多次尝试,特别是辛亥革命的失败证明,资产阶级无法胜任领导民主革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也需要无产阶级的领导才能成功。这一领导权的转移,就是五四运动的象征意义。
    
五四运动成为这个象征主要是三个原因。第一、据共产党说,在五四运动中,中国工人罢工是运动的一部分,这表明中国工人阶级登上了历史舞台;第二、五四运动中俄国革命和马克思主义得以传播,工人阶级有了思想武器;第三、中国出现共产主义者团体,并在1921年成立了中国共产党。此后,工人阶级通过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的无产阶级革命。
    
共产党对五四运动的解读,虽然是强词夺理和牵强附会,但是是凭借着对世界上最大国家的绝对思想控制,五四运动还是获得了某种神圣的意义,成为政治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政治象征事件。
    

自由民主主义解读:思想启蒙运动
    
七十年代后期,毛泽东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彻底失败,导致中国共产党的改革开放转型,其称霸大陆的意识形态也随之崩溃。然而,五四运动在随之兴起的朝野自由民主主义思想运动中,仍然保持着神圣的象征地位,但其象征的意义有很大的变化。
    
自由民主主义争辩:五四运动作为社会运动和政治运动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与之同时发生的新文化运动;新文化运动不仅引进了共产主义,而且引进几乎西方所有的思潮;这些思潮中的主旋律是科学与民主;共产主义革命摧毁了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的主旋律精神;共产主义在中国衰落,并不是五四精神的衰落,而是五四精神中科学与民主的再生。
    
自由民主主义是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解释五四运动的意义:中国现代化开始于1840年以来与西方强权碰撞时的一系列战败,中国人由此意识到需要变革,但是围绕变革什么,中国人有过激烈的争论并走过一段曲折道路;开始时,中国人认为,他们落后是因为经济和军事技术,因此以洋务运动更新军事和经济作为变革重心;甲午战败使得他们意识到,如果体制落后,即使有经济技术变革仍然无法强大,于是戊戌变法开始尝试变革体制;百日维新失败后,一些中国人认为,和平改良不足以变法,需要政治革命才能建立民主体制,他们终于在辛亥革命中完成这个使命;然而,辛亥革命建立的民主政体很脆弱,两次被帝制复辟推翻,虽然帝制复辟被粉碎,全国陷入军阀混战;体制失效导致中国的改革者思考文化问题,没有适宜的政治文化,民主政体空有其名,无法运转;新文化运动应运而生,通过启蒙,建立适宜现代民主制度的政治文化背景。根据这一解读,五四运动是思想启蒙运动的开端,中国人开始追求一个完整的现代化的进程。
    
自由民主主义者提出各种理由解释,为什么五四运动中提出的完整的现代化模式会在中国失败。一个曾经被广泛接受的解释是李泽厚先生提出来的:因为外患导致的救亡需要压倒了启蒙的努力;在救亡中,共产党崛起和胜出,全面禁止启蒙的自由民主主义价值。现在共产党革命失败,正是回归启蒙主义的时候。当然,普世价值的内容范围应当大大拓展,科学与民主变成自由、民主、宪政、人权、法治等。这是八十年代新启蒙主义的变革思路的逻辑。
    
在理解救亡压倒启蒙的过程的问题时,自由民主主义者提出了反暴力的思想,主张和平理性非暴力的改革道路。
 

政治新保收主义解读:激进主义的开端
    
1989年的政治冲突,是新启蒙的自由民主主义者在公共空间压倒了共产党之后,又在政治领域中与共产党发生的严重冲突。共产党在政治上残酷地镇压和清洗新启蒙力量的同时,在思想和学术领域对之进行了围剿。不仅八十年代自由民主主义者主导公共空间的领军人物多数被抓捕和噤声,而且新启蒙主义的话语和话题一度也被禁止在公共空间出现。
    
六四镇压和政治上禁止新启蒙思想的结果是,90年代前期开始在中国公共空间中,兴起一股政治新保守主义思潮,反对在中国进行激进的自由民主改革。这股思潮的主要依据不是共产党的传统保守主义,而是从现代西方和传统西方思想中寻找思想武器,其中重要的理由就是围绕着对五四运动的反思。他们所说的激进的民主改革,是人们一般意义上的民主化过程中的政治风潮和对统治者的威胁性挑战。
    
对五四运动的这种反思,最早来自于文化保守主义。八十年代,海外学者余英时的文化保守主义的反思传到大陆。文化保守主义认为,中国的现代化艰难曲折的原因之一是对中国文化传统全面否定,造成思想的浮躁和社会精英文化的崩溃,从而导致社会边缘人有机可乘主导中国变革;这些边缘人的心态和行为是不断地颠覆秩序和毁灭制度建设。文化保守主义并不认为五四运动是摧毁传统文化的刽子手。他们与新启蒙的自由民主主义者一样认为,五四运动是一个思想多样化的运动,其中文化保守主义也应运而生,传统文化在与其他思潮争鸣和对话中达到新的巅峰。他们也认为,共产党统治的崩溃为文化保守主义的复兴提供了机会,因此他们在中国积极参与毛泽东时代之后的学术、文化和思想的重建工作。此外,文化新保守主义并不简单地排斥自由民主思想,一些人主张在传统文化中开发出与自由民主思想兼容的新分支;还有一些人主张以更新的传统文化弥补自由民主政治的缺失。
    
政治新保守主义的分支之一来自于文化新保守主义。他们反对民主化是从简化五四运动开始的。与共产党和新启蒙的自由民主主义者一样,他们认为五四运动彻底否定了中国文化。政治新保守主义的重要理由是反对激进革命的改革策略,他们认为这种激进主义的改革策略产生于彻底地否定传统和现实,这是导致中国共产党兴起的重要的政治心理条件。
    
政治新保守主义提出的中国现代化史的教训是,中国现代化的黄金时期应该是清末立宪运动,那时中国朝野精英已经就中国的政治前景达成共识,就是通过建设性改革,有秩序地引进现代文明的各项制度设施和更新思想文化。然而激进主义的兴起导致的政治革命不断,摧毁了建设性的制度框架和社会力量,从而导致社会稳定和建设条件的丧失。政治博弈变成暴力、阴谋和残酷的政治冲突,变态人格成为成功者的心理条件;道德、理性、和平和秩序等同无能。在长期的政治混乱中,疲倦和恐惧的人们再度选择那种可以带来安全的强权人物和势力恢复秩序,从而使改革的成果丧失殆尽。这就是五四运动开启的激进主义导致共产主义兴起的政治发展的内在逻辑。
    
在后八九的中国现实中,政治新保守主义对于八十年代新启蒙的自由民主主义进行思想清算,指责他们认同普适价值的倾向与五四运动的一样,扮演了摧毁政治稳定和制度建设的传统资源和社会秩序所需要的和平理性,为暴力革命打开了大门,会重陷中国于乱局之中。

在九十年代以来的中国政治空间中,和平理性非暴力成为民间精英政治行动策略选择的神圣底线,由此拒斥任何政治风潮、运动、甚至任何导致统治者愤怒的政治行为。尽管没有公开明说, 但五四运动否定传统和诉诸街头暴力的政治行动被视为打开潘多拉盒子、导致后来的政治暴力泛滥灾难的政治象征。
    

三波民主化的解读:对激进主义的再反思
    
政治新保守主义对于新启蒙的自由民主主义的指责并不客观。因为在八十年代新启蒙的自由民主主义者对共产党的错误的反思中,很大程度是对暴力、非理性、非法治和流氓心态及激进主义的批判。然而九十年代以来,受制于社会精英的保守心态的压力,许多自由民主主义者面对新保守主义的指责,不是从普世价值出发,去维护政治进步的多样化选择,珍惜其正当权利和机会,而是加入对激进主义批判的浪潮,在现实中不仅放弃了革命权利的正当性,而且放弃发动街头运动和政治风潮等现代政治活动方式的正当理由。
    
我本人在九十年代也属于这样的自由民主主义者。那时,对1989年运动失败的反思引导我得出运动失败源于错误的激进策略的结论,而这种策略失误又与心态或政治文化相关。通过反思,我也在九十年代认为,中国应该走和平、理性、非暴力和合法的建设性改革道路,这样才能以最小的代价实现稳妥地变革,避免变革策略失误导致的混乱为新的暴政创造条件。
    
自由民主主义者这种附和政治新保守主义的反激进态度导致了在评价五四运动的意义时面临尴尬境况。一方面,五四运动仍是追求普世价值的新启蒙的神圣象征和精神源泉,另一方面五四运动的街头运动和轻度暴力行为又是九十年代政治保守主义的指责重心。不过,自由民主主义者并没有回答这些尴尬问题,而是继续在纪念五四运动时张扬普适价值,回避那些尴尬问题。
    
我本人是在哥伦比亚大学研究比较政治转型时,开始注意到自由民主主义者的尴尬境地的。对三波民主化转型的经验与中国失败的比较,使我对于中国现实选择和政治史教训都有了新的理解。
    
在对五四运动和激进主义行动策略(革命、暴力和违法)等相关话题的反思中,核心问题是:
   1)和平、理性、非暴力和合法是成功的变革的必由之路吗?
   2)坚守和平、理性、非暴力和合法的行动策略总是可以导致成功吗?
   3)激进主义的根源、正当性和后果是什么决定因素的?
    
回答第一个问题,需要对人类政治史上成功的民主化进行实证性研究。那些最成功的民主化是不是拒绝中国政治新保守主义指责的激进主义行动策略。带着问题,我回顾人类民主化的历程发现,中国精英在后八九自我设置的政治禁忌至少是考虑不周全。
    
被中国精英在批判激进主义时所称道的英美道路,据说是在妥协和制度化建设中实现了稳妥的进步。但是,完整的英国道路是充满暴力冲突的;在统治者接受宪政框架之前,英国贵族几次起义,砍过一个国王的头,赶走了另一个国王,建立了宪政框架,然后才能在宪政框架中通过和平、理性和非暴力的方式,实现政治改进。美国也一样;如果没有独立战争和内战建立和维护宪政框架,就没有今天的美国人可能通过制度化程序实现和平改进。
    
即使在英美建立了成熟的宪政框架,即使民众有了各种自由权、独立的司法体系和定期公开选举制度,还是不断有建设性力量采取违法冲撞然后导致暴力的方式,吸引公众注意力,推动社会变革。圣雄甘地和马丁路.德金就是实例。
    
也许对中国人有参考价值的不是前两波民主化,而是第三波民主化。第三波民主化中的国家的政治变革,基本上都是和平开放转型,天鹅绒革命、颜色革命等。但是,这些和平开放转型,即使是统治者自己发动的(西班牙的国王和台湾的李登辉),也要有大规模政治风潮。
    
因此,人类政治史表明,现代化一定要过政治改革关,建立宪政民主政治体制,而建立这样的体制,一定伴随着政治冲突和较量,一定会有大规模政治风潮甚至暴力;变革力量都是通过这种被中国新保守主义指责为激进主义的变革行动而战胜保守力量,实现政治进步的;迄今为止,没有例外。
    
比较三波民主化成功经验,中国的八十年代民间运动和八九民运并不激进,其诉求和方式都是和平、理性、非暴力和合法的,只是其规模和动员程度达到人类政治史上的罕见水准。显然,中国精英在后八九时期对激进主义的指责是站不住脚的。在对1989年失败的反思中,中国精英杜撰和夸大了策略失误在导致负面政治后果中的作用。
    

中国现实的反思:保守与激进主义的行动策略评估
    
回答第二个问题的最好方式,莫过于以政治新保守主义的行动策略在目前中国的政治后果检验其成效了。
    
1989年后,中国精英中弥漫新保守主义对激进行动策略的否定性看法,民间所有运动,不仅是政治行动,都放弃了动员民众、组织反对运动的行动策略。他们甚至认为,所有激怒统治者的言论和诉求都是不明智的。其结果并没有实现政治进步,而是各种问题的严重恶化:统治者既没有放松镇压,也没有节制暴力,更没有解决任何问题。腐败、社会不公、道德沦丧、犯罪率上升、社会秩序混乱等导致89年风波的问题都更严重了;政府没有因为民间回避运动而放弃暴力,滥用暴力已经到黑社会化的程度;政治稳定也比八十年代更加恶化,除非你定义政治稳定为统治者胡作非为不受制约。八九民主运动后的十五年,根据中国政府公布的数字,县以上党政机关和公检法司收到的信访有2200万起,群体事件达近10万起。
    
中国恶化的现实表明,中国精英在后八九对民主化策略的反思有重大失误。和平、理性、非暴力和反激进主义的政治行动道德底线和民间运动的节制态度,并没有带来更好的改革,而是使得统治者更加变本加厉地滥用权力。
    
显然,后八九中国精英关于民间运动和反对运动的激进与保守的看法并不完全正确。那么,如何理解中国现代化中的激进主义行动策略的灾难性后果呢?这需要我们讨论激进主义的根源、正当性和可能的后果。
    
其实,综合各国政治变迁经验,激进主义总是存在的,但其成为主导因素,不是激进主义者决定的,而是有其复杂的社会、经济、国际和政治原因。统治者的作用更具决定性意义。当一个国家面临深重的问题,人民极度不满,激进主义就有了空间。如果统治者以严厉镇压的方式拒绝或拖延变革解决问题,并堵死正常解决问题的途径,那么激进主义就肯定会成为主导情绪。此时,采取激进主义的行动策略就是正当的。此时,自由民主主义者应当将自己的策略建立在普通人常识的基础上,这样才能有最广泛的参与。而常识情感和道义,不会轻易采取暴力和非理性的方式,但是在极端情况下,也不拒绝暴力、革命和非法方式。在统治者极度暴虐没有节制的情况下,运动、暴力和革命并不是非理性的,而是理性的行动策略选择。中国五四运动时期的激进主义上台,不是激进主义者单独选择的结果,而是社会经济政治情势决定的。而当政治局势使得暴力革命成为必然时,中国的理性负责的力量拒绝暴力,其结果是自我退出政治角逐,将历史的主导权交给非理性和不负责任的力量。 这才是中国暴政-暴民-暴政的怪圈循环的原因。英美可以避免这样的怪圈是因为他们的精英在普通人的常识理性和情感要采取非常手段时,他们承担起领导的责任;这样,在暴政被推翻后,他们有机会承担起领导责任,建立宪政民主国家,而不是让那些边缘人建立新的暴政。
    
因此,导致中外政治变革后果差异的原因,不是西方人拒绝了激进主义行动策略而中国人采取了激进主义行动策略,而是当激进主义行动策略成为政治变革行动策略的不可避免的选项时,西方理性力量负责地领导了激进主义的运动,从而能够驾驭局势,在公众常识理性和情感变化时,回归到制度建设的和平变革程序,而中国的理性力量回避和退出激进的政治博弈,从而把主导历史变化的机会让渡给边缘人,使得政治博弈的后果在暴政-暴民-暴政的怪圈中恶性循环。
    


结束语
    
对于五四运动的反思和再反思,反映了中国人政治变革的痛苦挫折和严肃的思考。今天,我们正站在政治的重新选择的新起点。此时,我们需要更开放的心态去反思现有思路的局限。目前,最重要的是反思过度反对激进主义对民间运动的束缚。其结果,既没有推动和平开放转型,也不能避免统治者残暴镇压,还导致失去对激愤的民众的领导权以及未来民间反抗运动的主导权。
    






在统治者极度暴虐没有节制的情况下,运动、暴力和革命并不是非理性的,而是理性的行动策略选择。


    
引言:五四运动与中国政治转型的教训
    
五四运动在中国现代史上是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事件。然而这个事件象征的政治意义是什么?这是一个耐人深思的问题。中国人关于五四运动的不同解读,反映了中国人对中国政治转型的取向的分歧。本文通过讨论四种解读,理解中国政治转型的问题、根源与选择困境。


共产党解读:中国现代史发端
    
在中国大陆的政治教科书中,五四运动是中国现代史的起点,因为这个运动标致着中国革命史分期由旧民主主义革命进入新民主主义革命,旧民主主义革命是资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
    
根据中国共产党的理论,人类社会要经过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之后,进入共产主义。在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之间,有个社会主义作为过渡阶段。由于帝国主义入侵,中国社会演进路径与上述的典型进化路径有些不同。中国在帝国主义入侵后,进入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是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十九世纪中叶到二十世纪初叶经多次尝试,特别是辛亥革命的失败证明,资产阶级无法胜任领导民主革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也需要无产阶级的领导才能成功。这一领导权的转移,就是五四运动的象征意义。
    
五四运动成为这个象征主要是三个原因。第一、据共产党说,在五四运动中,中国工人罢工是运动的一部分,这表明中国工人阶级登上了历史舞台;第二、五四运动中俄国革命和马克思主义得以传播,工人阶级有了思想武器;第三、中国出现共产主义者团体,并在1921年成立了中国共产党。此后,工人阶级通过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的无产阶级革命。
    
共产党对五四运动的解读,虽然是强词夺理和牵强附会,但是是凭借着对世界上最大国家的绝对思想控制,五四运动还是获得了某种神圣的意义,成为政治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政治象征事件。
    

自由民主主义解读:思想启蒙运动
    
七十年代后期,毛泽东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彻底失败,导致中国共产党的改革开放转型,其称霸大陆的意识形态也随之崩溃。然而,五四运动在随之兴起的朝野自由民主主义思想运动中,仍然保持着神圣的象征地位,但其象征的意义有很大的变化。
    
自由民主主义争辩:五四运动作为社会运动和政治运动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与之同时发生的新文化运动;新文化运动不仅引进了共产主义,而且引进几乎西方所有的思潮;这些思潮中的主旋律是科学与民主;共产主义革命摧毁了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的主旋律精神;共产主义在中国衰落,并不是五四精神的衰落,而是五四精神中科学与民主的再生。
    
自由民主主义是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解释五四运动的意义:中国现代化开始于1840年以来与西方强权碰撞时的一系列战败,中国人由此意识到需要变革,但是围绕变革什么,中国人有过激烈的争论并走过一段曲折道路;开始时,中国人认为,他们落后是因为经济和军事技术,因此以洋务运动更新军事和经济作为变革重心;甲午战败使得他们意识到,如果体制落后,即使有经济技术变革仍然无法强大,于是戊戌变法开始尝试变革体制;百日维新失败后,一些中国人认为,和平改良不足以变法,需要政治革命才能建立民主体制,他们终于在辛亥革命中完成这个使命;然而,辛亥革命建立的民主政体很脆弱,两次被帝制复辟推翻,虽然帝制复辟被粉碎,全国陷入军阀混战;体制失效导致中国的改革者思考文化问题,没有适宜的政治文化,民主政体空有其名,无法运转;新文化运动应运而生,通过启蒙,建立适宜现代民主制度的政治文化背景。根据这一解读,五四运动是思想启蒙运动的开端,中国人开始追求一个完整的现代化的进程。
    
自由民主主义者提出各种理由解释,为什么五四运动中提出的完整的现代化模式会在中国失败。一个曾经被广泛接受的解释是李泽厚先生提出来的:因为外患导致的救亡需要压倒了启蒙的努力;在救亡中,共产党崛起和胜出,全面禁止启蒙的自由民主主义价值。现在共产党革命失败,正是回归启蒙主义的时候。当然,普世价值的内容范围应当大大拓展,科学与民主变成自由、民主、宪政、人权、法治等。这是八十年代新启蒙主义的变革思路的逻辑。
    
在理解救亡压倒启蒙的过程的问题时,自由民主主义者提出了反暴力的思想,主张和平理性非暴力的改革道路。
 

政治新保收主义解读:激进主义的开端
    
1989年的政治冲突,是新启蒙的自由民主主义者在公共空间压倒了共产党之后,又在政治领域中与共产党发生的严重冲突。共产党在政治上残酷地镇压和清洗新启蒙力量的同时,在思想和学术领域对之进行了围剿。不仅八十年代自由民主主义者主导公共空间的领军人物多数被抓捕和噤声,而且新启蒙主义的话语和话题一度也被禁止在公共空间出现。
    
六四镇压和政治上禁止新启蒙思想的结果是,90年代前期开始在中国公共空间中,兴起一股政治新保守主义思潮,反对在中国进行激进的自由民主改革。这股思潮的主要依据不是共产党的传统保守主义,而是从现代西方和传统西方思想中寻找思想武器,其中重要的理由就是围绕着对五四运动的反思。他们所说的激进的民主改革,是人们一般意义上的民主化过程中的政治风潮和对统治者的威胁性挑战。
    
对五四运动的这种反思,最早来自于文化保守主义。八十年代,海外学者余英时的文化保守主义的反思传到大陆。文化保守主义认为,中国的现代化艰难曲折的原因之一是对中国文化传统全面否定,造成思想的浮躁和社会精英文化的崩溃,从而导致社会边缘人有机可乘主导中国变革;这些边缘人的心态和行为是不断地颠覆秩序和毁灭制度建设。文化保守主义并不认为五四运动是摧毁传统文化的刽子手。他们与新启蒙的自由民主主义者一样认为,五四运动是一个思想多样化的运动,其中文化保守主义也应运而生,传统文化在与其他思潮争鸣和对话中达到新的巅峰。他们也认为,共产党统治的崩溃为文化保守主义的复兴提供了机会,因此他们在中国积极参与毛泽东时代之后的学术、文化和思想的重建工作。此外,文化新保守主义并不简单地排斥自由民主思想,一些人主张在传统文化中开发出与自由民主思想兼容的新分支;还有一些人主张以更新的传统文化弥补自由民主政治的缺失。
    
政治新保守主义的分支之一来自于文化新保守主义。他们反对民主化是从简化五四运动开始的。与共产党和新启蒙的自由民主主义者一样,他们认为五四运动彻底否定了中国文化。政治新保守主义的重要理由是反对激进革命的改革策略,他们认为这种激进主义的改革策略产生于彻底地否定传统和现实,这是导致中国共产党兴起的重要的政治心理条件。
    
政治新保守主义提出的中国现代化史的教训是,中国现代化的黄金时期应该是清末立宪运动,那时中国朝野精英已经就中国的政治前景达成共识,就是通过建设性改革,有秩序地引进现代文明的各项制度设施和更新思想文化。然而激进主义的兴起导致的政治革命不断,摧毁了建设性的制度框架和社会力量,从而导致社会稳定和建设条件的丧失。政治博弈变成暴力、阴谋和残酷的政治冲突,变态人格成为成功者的心理条件;道德、理性、和平和秩序等同无能。在长期的政治混乱中,疲倦和恐惧的人们再度选择那种可以带来安全的强权人物和势力恢复秩序,从而使改革的成果丧失殆尽。这就是五四运动开启的激进主义导致共产主义兴起的政治发展的内在逻辑。
    
在后八九的中国现实中,政治新保守主义对于八十年代新启蒙的自由民主主义进行思想清算,指责他们认同普适价值的倾向与五四运动的一样,扮演了摧毁政治稳定和制度建设的传统资源和社会秩序所需要的和平理性,为暴力革命打开了大门,会重陷中国于乱局之中。

在九十年代以来的中国政治空间中,和平理性非暴力成为民间精英政治行动策略选择的神圣底线,由此拒斥任何政治风潮、运动、甚至任何导致统治者愤怒的政治行为。尽管没有公开明说, 但五四运动否定传统和诉诸街头暴力的政治行动被视为打开潘多拉盒子、导致后来的政治暴力泛滥灾难的政治象征。
    

三波民主化的解读:对激进主义的再反思
    
政治新保守主义对于新启蒙的自由民主主义的指责并不客观。因为在八十年代新启蒙的自由民主主义者对共产党的错误的反思中,很大程度是对暴力、非理性、非法治和流氓心态及激进主义的批判。然而九十年代以来,受制于社会精英的保守心态的压力,许多自由民主主义者面对新保守主义的指责,不是从普世价值出发,去维护政治进步的多样化选择,珍惜其正当权利和机会,而是加入对激进主义批判的浪潮,在现实中不仅放弃了革命权利的正当性,而且放弃发动街头运动和政治风潮等现代政治活动方式的正当理由。
    
我本人在九十年代也属于这样的自由民主主义者。那时,对1989年运动失败的反思引导我得出运动失败源于错误的激进策略的结论,而这种策略失误又与心态或政治文化相关。通过反思,我也在九十年代认为,中国应该走和平、理性、非暴力和合法的建设性改革道路,这样才能以最小的代价实现稳妥地变革,避免变革策略失误导致的混乱为新的暴政创造条件。
    
自由民主主义者这种附和政治新保守主义的反激进态度导致了在评价五四运动的意义时面临尴尬境况。一方面,五四运动仍是追求普世价值的新启蒙的神圣象征和精神源泉,另一方面五四运动的街头运动和轻度暴力行为又是九十年代政治保守主义的指责重心。不过,自由民主主义者并没有回答这些尴尬问题,而是继续在纪念五四运动时张扬普适价值,回避那些尴尬问题。
    
我本人是在哥伦比亚大学研究比较政治转型时,开始注意到自由民主主义者的尴尬境地的。对三波民主化转型的经验与中国失败的比较,使我对于中国现实选择和政治史教训都有了新的理解。
    
在对五四运动和激进主义行动策略(革命、暴力和违法)等相关话题的反思中,核心问题是:
   1)和平、理性、非暴力和合法是成功的变革的必由之路吗?
   2)坚守和平、理性、非暴力和合法的行动策略总是可以导致成功吗?
   3)激进主义的根源、正当性和后果是什么决定因素的?
    
回答第一个问题,需要对人类政治史上成功的民主化进行实证性研究。那些最成功的民主化是不是拒绝中国政治新保守主义指责的激进主义行动策略。带着问题,我回顾人类民主化的历程发现,中国精英在后八九自我设置的政治禁忌至少是考虑不周全。
    
被中国精英在批判激进主义时所称道的英美道路,据说是在妥协和制度化建设中实现了稳妥的进步。但是,完整的英国道路是充满暴力冲突的;在统治者接受宪政框架之前,英国贵族几次起义,砍过一个国王的头,赶走了另一个国王,建立了宪政框架,然后才能在宪政框架中通过和平、理性和非暴力的方式,实现政治改进。美国也一样;如果没有独立战争和内战建立和维护宪政框架,就没有今天的美国人可能通过制度化程序实现和平改进。
    
即使在英美建立了成熟的宪政框架,即使民众有了各种自由权、独立的司法体系和定期公开选举制度,还是不断有建设性力量采取违法冲撞然后导致暴力的方式,吸引公众注意力,推动社会变革。圣雄甘地和马丁路.德金就是实例。
    
也许对中国人有参考价值的不是前两波民主化,而是第三波民主化。第三波民主化中的国家的政治变革,基本上都是和平开放转型,天鹅绒革命、颜色革命等。但是,这些和平开放转型,即使是统治者自己发动的(西班牙的国王和台湾的李登辉),也要有大规模政治风潮。
    
因此,人类政治史表明,现代化一定要过政治改革关,建立宪政民主政治体制,而建立这样的体制,一定伴随着政治冲突和较量,一定会有大规模政治风潮甚至暴力;变革力量都是通过这种被中国新保守主义指责为激进主义的变革行动而战胜保守力量,实现政治进步的;迄今为止,没有例外。
    
比较三波民主化成功经验,中国的八十年代民间运动和八九民运并不激进,其诉求和方式都是和平、理性、非暴力和合法的,只是其规模和动员程度达到人类政治史上的罕见水准。显然,中国精英在后八九时期对激进主义的指责是站不住脚的。在对1989年失败的反思中,中国精英杜撰和夸大了策略失误在导致负面政治后果中的作用。
    

中国现实的反思:保守与激进主义的行动策略评估
    
回答第二个问题的最好方式,莫过于以政治新保守主义的行动策略在目前中国的政治后果检验其成效了。
    
1989年后,中国精英中弥漫新保守主义对激进行动策略的否定性看法,民间所有运动,不仅是政治行动,都放弃了动员民众、组织反对运动的行动策略。他们甚至认为,所有激怒统治者的言论和诉求都是不明智的。其结果并没有实现政治进步,而是各种问题的严重恶化:统治者既没有放松镇压,也没有节制暴力,更没有解决任何问题。腐败、社会不公、道德沦丧、犯罪率上升、社会秩序混乱等导致89年风波的问题都更严重了;政府没有因为民间回避运动而放弃暴力,滥用暴力已经到黑社会化的程度;政治稳定也比八十年代更加恶化,除非你定义政治稳定为统治者胡作非为不受制约。八九民主运动后的十五年,根据中国政府公布的数字,县以上党政机关和公检法司收到的信访有2200万起,群体事件达近10万起。
    
中国恶化的现实表明,中国精英在后八九对民主化策略的反思有重大失误。和平、理性、非暴力和反激进主义的政治行动道德底线和民间运动的节制态度,并没有带来更好的改革,而是使得统治者更加变本加厉地滥用权力。
    
显然,后八九中国精英关于民间运动和反对运动的激进与保守的看法并不完全正确。那么,如何理解中国现代化中的激进主义行动策略的灾难性后果呢?这需要我们讨论激进主义的根源、正当性和可能的后果。
    
其实,综合各国政治变迁经验,激进主义总是存在的,但其成为主导因素,不是激进主义者决定的,而是有其复杂的社会、经济、国际和政治原因。统治者的作用更具决定性意义。当一个国家面临深重的问题,人民极度不满,激进主义就有了空间。如果统治者以严厉镇压的方式拒绝或拖延变革解决问题,并堵死正常解决问题的途径,那么激进主义就肯定会成为主导情绪。此时,采取激进主义的行动策略就是正当的。此时,自由民主主义者应当将自己的策略建立在普通人常识的基础上,这样才能有最广泛的参与。而常识情感和道义,不会轻易采取暴力和非理性的方式,但是在极端情况下,也不拒绝暴力、革命和非法方式。在统治者极度暴虐没有节制的情况下,运动、暴力和革命并不是非理性的,而是理性的行动策略选择。中国五四运动时期的激进主义上台,不是激进主义者单独选择的结果,而是社会经济政治情势决定的。而当政治局势使得暴力革命成为必然时,中国的理性负责的力量拒绝暴力,其结果是自我退出政治角逐,将历史的主导权交给非理性和不负责任的力量。 这才是中国暴政-暴民-暴政的怪圈循环的原因。英美可以避免这样的怪圈是因为他们的精英在普通人的常识理性和情感要采取非常手段时,他们承担起领导的责任;这样,在暴政被推翻后,他们有机会承担起领导责任,建立宪政民主国家,而不是让那些边缘人建立新的暴政。
    
因此,导致中外政治变革后果差异的原因,不是西方人拒绝了激进主义行动策略而中国人采取了激进主义行动策略,而是当激进主义行动策略成为政治变革行动策略的不可避免的选项时,西方理性力量负责地领导了激进主义的运动,从而能够驾驭局势,在公众常识理性和情感变化时,回归到制度建设的和平变革程序,而中国的理性力量回避和退出激进的政治博弈,从而把主导历史变化的机会让渡给边缘人,使得政治博弈的后果在暴政-暴民-暴政的怪圈中恶性循环。
    


结束语
    
对于五四运动的反思和再反思,反映了中国人政治变革的痛苦挫折和严肃的思考。今天,我们正站在政治的重新选择的新起点。此时,我们需要更开放的心态去反思现有思路的局限。目前,最重要的是反思过度反对激进主义对民间运动的束缚。其结果,既没有推动和平开放转型,也不能避免统治者残暴镇压,还导致失去对激愤的民众的领导权以及未来民间反抗运动的主导权。
    






在统治者极度暴虐没有节制的情况下,运动、暴力和革命并不是非理性的,而是理性的行动策略选择。


    
引言:五四运动与中国政治转型的教训
    
五四运动在中国现代史上是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事件。然而这个事件象征的政治意义是什么?这是一个耐人深思的问题。中国人关于五四运动的不同解读,反映了中国人对中国政治转型的取向的分歧。本文通过讨论四种解读,理解中国政治转型的问题、根源与选择困境。


共产党解读:中国现代史发端
    
在中国大陆的政治教科书中,五四运动是中国现代史的起点,因为这个运动标致着中国革命史分期由旧民主主义革命进入新民主主义革命,旧民主主义革命是资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
    
根据中国共产党的理论,人类社会要经过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之后,进入共产主义。在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之间,有个社会主义作为过渡阶段。由于帝国主义入侵,中国社会演进路径与上述的典型进化路径有些不同。中国在帝国主义入侵后,进入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是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十九世纪中叶到二十世纪初叶经多次尝试,特别是辛亥革命的失败证明,资产阶级无法胜任领导民主革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也需要无产阶级的领导才能成功。这一领导权的转移,就是五四运动的象征意义。
    
五四运动成为这个象征主要是三个原因。第一、据共产党说,在五四运动中,中国工人罢工是运动的一部分,这表明中国工人阶级登上了历史舞台;第二、五四运动中俄国革命和马克思主义得以传播,工人阶级有了思想武器;第三、中国出现共产主义者团体,并在1921年成立了中国共产党。此后,工人阶级通过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的无产阶级革命。
    
共产党对五四运动的解读,虽然是强词夺理和牵强附会,但是是凭借着对世界上最大国家的绝对思想控制,五四运动还是获得了某种神圣的意义,成为政治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政治象征事件。
    

自由民主主义解读:思想启蒙运动
    
七十年代后期,毛泽东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彻底失败,导致中国共产党的改革开放转型,其称霸大陆的意识形态也随之崩溃。然而,五四运动在随之兴起的朝野自由民主主义思想运动中,仍然保持着神圣的象征地位,但其象征的意义有很大的变化。
    
自由民主主义争辩:五四运动作为社会运动和政治运动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与之同时发生的新文化运动;新文化运动不仅引进了共产主义,而且引进几乎西方所有的思潮;这些思潮中的主旋律是科学与民主;共产主义革命摧毁了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的主旋律精神;共产主义在中国衰落,并不是五四精神的衰落,而是五四精神中科学与民主的再生。
    
自由民主主义是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解释五四运动的意义:中国现代化开始于1840年以来与西方强权碰撞时的一系列战败,中国人由此意识到需要变革,但是围绕变革什么,中国人有过激烈的争论并走过一段曲折道路;开始时,中国人认为,他们落后是因为经济和军事技术,因此以洋务运动更新军事和经济作为变革重心;甲午战败使得他们意识到,如果体制落后,即使有经济技术变革仍然无法强大,于是戊戌变法开始尝试变革体制;百日维新失败后,一些中国人认为,和平改良不足以变法,需要政治革命才能建立民主体制,他们终于在辛亥革命中完成这个使命;然而,辛亥革命建立的民主政体很脆弱,两次被帝制复辟推翻,虽然帝制复辟被粉碎,全国陷入军阀混战;体制失效导致中国的改革者思考文化问题,没有适宜的政治文化,民主政体空有其名,无法运转;新文化运动应运而生,通过启蒙,建立适宜现代民主制度的政治文化背景。根据这一解读,五四运动是思想启蒙运动的开端,中国人开始追求一个完整的现代化的进程。
    
自由民主主义者提出各种理由解释,为什么五四运动中提出的完整的现代化模式会在中国失败。一个曾经被广泛接受的解释是李泽厚先生提出来的:因为外患导致的救亡需要压倒了启蒙的努力;在救亡中,共产党崛起和胜出,全面禁止启蒙的自由民主主义价值。现在共产党革命失败,正是回归启蒙主义的时候。当然,普世价值的内容范围应当大大拓展,科学与民主变成自由、民主、宪政、人权、法治等。这是八十年代新启蒙主义的变革思路的逻辑。
    
在理解救亡压倒启蒙的过程的问题时,自由民主主义者提出了反暴力的思想,主张和平理性非暴力的改革道路。
 

政治新保收主义解读:激进主义的开端
    
1989年的政治冲突,是新启蒙的自由民主主义者在公共空间压倒了共产党之后,又在政治领域中与共产党发生的严重冲突。共产党在政治上残酷地镇压和清洗新启蒙力量的同时,在思想和学术领域对之进行了围剿。不仅八十年代自由民主主义者主导公共空间的领军人物多数被抓捕和噤声,而且新启蒙主义的话语和话题一度也被禁止在公共空间出现。
    
六四镇压和政治上禁止新启蒙思想的结果是,90年代前期开始在中国公共空间中,兴起一股政治新保守主义思潮,反对在中国进行激进的自由民主改革。这股思潮的主要依据不是共产党的传统保守主义,而是从现代西方和传统西方思想中寻找思想武器,其中重要的理由就是围绕着对五四运动的反思。他们所说的激进的民主改革,是人们一般意义上的民主化过程中的政治风潮和对统治者的威胁性挑战。
    
对五四运动的这种反思,最早来自于文化保守主义。八十年代,海外学者余英时的文化保守主义的反思传到大陆。文化保守主义认为,中国的现代化艰难曲折的原因之一是对中国文化传统全面否定,造成思想的浮躁和社会精英文化的崩溃,从而导致社会边缘人有机可乘主导中国变革;这些边缘人的心态和行为是不断地颠覆秩序和毁灭制度建设。文化保守主义并不认为五四运动是摧毁传统文化的刽子手。他们与新启蒙的自由民主主义者一样认为,五四运动是一个思想多样化的运动,其中文化保守主义也应运而生,传统文化在与其他思潮争鸣和对话中达到新的巅峰。他们也认为,共产党统治的崩溃为文化保守主义的复兴提供了机会,因此他们在中国积极参与毛泽东时代之后的学术、文化和思想的重建工作。此外,文化新保守主义并不简单地排斥自由民主思想,一些人主张在传统文化中开发出与自由民主思想兼容的新分支;还有一些人主张以更新的传统文化弥补自由民主政治的缺失。
    
政治新保守主义的分支之一来自于文化新保守主义。他们反对民主化是从简化五四运动开始的。与共产党和新启蒙的自由民主主义者一样,他们认为五四运动彻底否定了中国文化。政治新保守主义的重要理由是反对激进革命的改革策略,他们认为这种激进主义的改革策略产生于彻底地否定传统和现实,这是导致中国共产党兴起的重要的政治心理条件。
    
政治新保守主义提出的中国现代化史的教训是,中国现代化的黄金时期应该是清末立宪运动,那时中国朝野精英已经就中国的政治前景达成共识,就是通过建设性改革,有秩序地引进现代文明的各项制度设施和更新思想文化。然而激进主义的兴起导致的政治革命不断,摧毁了建设性的制度框架和社会力量,从而导致社会稳定和建设条件的丧失。政治博弈变成暴力、阴谋和残酷的政治冲突,变态人格成为成功者的心理条件;道德、理性、和平和秩序等同无能。在长期的政治混乱中,疲倦和恐惧的人们再度选择那种可以带来安全的强权人物和势力恢复秩序,从而使改革的成果丧失殆尽。这就是五四运动开启的激进主义导致共产主义兴起的政治发展的内在逻辑。
    
在后八九的中国现实中,政治新保守主义对于八十年代新启蒙的自由民主主义进行思想清算,指责他们认同普适价值的倾向与五四运动的一样,扮演了摧毁政治稳定和制度建设的传统资源和社会秩序所需要的和平理性,为暴力革命打开了大门,会重陷中国于乱局之中。

在九十年代以来的中国政治空间中,和平理性非暴力成为民间精英政治行动策略选择的神圣底线,由此拒斥任何政治风潮、运动、甚至任何导致统治者愤怒的政治行为。尽管没有公开明说, 但五四运动否定传统和诉诸街头暴力的政治行动被视为打开潘多拉盒子、导致后来的政治暴力泛滥灾难的政治象征。
    

三波民主化的解读:对激进主义的再反思
    
政治新保守主义对于新启蒙的自由民主主义的指责并不客观。因为在八十年代新启蒙的自由民主主义者对共产党的错误的反思中,很大程度是对暴力、非理性、非法治和流氓心态及激进主义的批判。然而九十年代以来,受制于社会精英的保守心态的压力,许多自由民主主义者面对新保守主义的指责,不是从普世价值出发,去维护政治进步的多样化选择,珍惜其正当权利和机会,而是加入对激进主义批判的浪潮,在现实中不仅放弃了革命权利的正当性,而且放弃发动街头运动和政治风潮等现代政治活动方式的正当理由。
    
我本人在九十年代也属于这样的自由民主主义者。那时,对1989年运动失败的反思引导我得出运动失败源于错误的激进策略的结论,而这种策略失误又与心态或政治文化相关。通过反思,我也在九十年代认为,中国应该走和平、理性、非暴力和合法的建设性改革道路,这样才能以最小的代价实现稳妥地变革,避免变革策略失误导致的混乱为新的暴政创造条件。
    
自由民主主义者这种附和政治新保守主义的反激进态度导致了在评价五四运动的意义时面临尴尬境况。一方面,五四运动仍是追求普世价值的新启蒙的神圣象征和精神源泉,另一方面五四运动的街头运动和轻度暴力行为又是九十年代政治保守主义的指责重心。不过,自由民主主义者并没有回答这些尴尬问题,而是继续在纪念五四运动时张扬普适价值,回避那些尴尬问题。
    
我本人是在哥伦比亚大学研究比较政治转型时,开始注意到自由民主主义者的尴尬境地的。对三波民主化转型的经验与中国失败的比较,使我对于中国现实选择和政治史教训都有了新的理解。
    
在对五四运动和激进主义行动策略(革命、暴力和违法)等相关话题的反思中,核心问题是:
   1)和平、理性、非暴力和合法是成功的变革的必由之路吗?
   2)坚守和平、理性、非暴力和合法的行动策略总是可以导致成功吗?
   3)激进主义的根源、正当性和后果是什么决定因素的?
    
回答第一个问题,需要对人类政治史上成功的民主化进行实证性研究。那些最成功的民主化是不是拒绝中国政治新保守主义指责的激进主义行动策略。带着问题,我回顾人类民主化的历程发现,中国精英在后八九自我设置的政治禁忌至少是考虑不周全。
    
被中国精英在批判激进主义时所称道的英美道路,据说是在妥协和制度化建设中实现了稳妥的进步。但是,完整的英国道路是充满暴力冲突的;在统治者接受宪政框架之前,英国贵族几次起义,砍过一个国王的头,赶走了另一个国王,建立了宪政框架,然后才能在宪政框架中通过和平、理性和非暴力的方式,实现政治改进。美国也一样;如果没有独立战争和内战建立和维护宪政框架,就没有今天的美国人可能通过制度化程序实现和平改进。
    
即使在英美建立了成熟的宪政框架,即使民众有了各种自由权、独立的司法体系和定期公开选举制度,还是不断有建设性力量采取违法冲撞然后导致暴力的方式,吸引公众注意力,推动社会变革。圣雄甘地和马丁路.德金就是实例。
    
也许对中国人有参考价值的不是前两波民主化,而是第三波民主化。第三波民主化中的国家的政治变革,基本上都是和平开放转型,天鹅绒革命、颜色革命等。但是,这些和平开放转型,即使是统治者自己发动的(西班牙的国王和台湾的李登辉),也要有大规模政治风潮。
    
因此,人类政治史表明,现代化一定要过政治改革关,建立宪政民主政治体制,而建立这样的体制,一定伴随着政治冲突和较量,一定会有大规模政治风潮甚至暴力;变革力量都是通过这种被中国新保守主义指责为激进主义的变革行动而战胜保守力量,实现政治进步的;迄今为止,没有例外。
    
比较三波民主化成功经验,中国的八十年代民间运动和八九民运并不激进,其诉求和方式都是和平、理性、非暴力和合法的,只是其规模和动员程度达到人类政治史上的罕见水准。显然,中国精英在后八九时期对激进主义的指责是站不住脚的。在对1989年失败的反思中,中国精英杜撰和夸大了策略失误在导致负面政治后果中的作用。
    

中国现实的反思:保守与激进主义的行动策略评估
    
回答第二个问题的最好方式,莫过于以政治新保守主义的行动策略在目前中国的政治后果检验其成效了。
    
1989年后,中国精英中弥漫新保守主义对激进行动策略的否定性看法,民间所有运动,不仅是政治行动,都放弃了动员民众、组织反对运动的行动策略。他们甚至认为,所有激怒统治者的言论和诉求都是不明智的。其结果并没有实现政治进步,而是各种问题的严重恶化:统治者既没有放松镇压,也没有节制暴力,更没有解决任何问题。腐败、社会不公、道德沦丧、犯罪率上升、社会秩序混乱等导致89年风波的问题都更严重了;政府没有因为民间回避运动而放弃暴力,滥用暴力已经到黑社会化的程度;政治稳定也比八十年代更加恶化,除非你定义政治稳定为统治者胡作非为不受制约。八九民主运动后的十五年,根据中国政府公布的数字,县以上党政机关和公检法司收到的信访有2200万起,群体事件达近10万起。
    
中国恶化的现实表明,中国精英在后八九对民主化策略的反思有重大失误。和平、理性、非暴力和反激进主义的政治行动道德底线和民间运动的节制态度,并没有带来更好的改革,而是使得统治者更加变本加厉地滥用权力。
    
显然,后八九中国精英关于民间运动和反对运动的激进与保守的看法并不完全正确。那么,如何理解中国现代化中的激进主义行动策略的灾难性后果呢?这需要我们讨论激进主义的根源、正当性和可能的后果。
    
其实,综合各国政治变迁经验,激进主义总是存在的,但其成为主导因素,不是激进主义者决定的,而是有其复杂的社会、经济、国际和政治原因。统治者的作用更具决定性意义。当一个国家面临深重的问题,人民极度不满,激进主义就有了空间。如果统治者以严厉镇压的方式拒绝或拖延变革解决问题,并堵死正常解决问题的途径,那么激进主义就肯定会成为主导情绪。此时,采取激进主义的行动策略就是正当的。此时,自由民主主义者应当将自己的策略建立在普通人常识的基础上,这样才能有最广泛的参与。而常识情感和道义,不会轻易采取暴力和非理性的方式,但是在极端情况下,也不拒绝暴力、革命和非法方式。在统治者极度暴虐没有节制的情况下,运动、暴力和革命并不是非理性的,而是理性的行动策略选择。中国五四运动时期的激进主义上台,不是激进主义者单独选择的结果,而是社会经济政治情势决定的。而当政治局势使得暴力革命成为必然时,中国的理性负责的力量拒绝暴力,其结果是自我退出政治角逐,将历史的主导权交给非理性和不负责任的力量。 这才是中国暴政-暴民-暴政的怪圈循环的原因。英美可以避免这样的怪圈是因为他们的精英在普通人的常识理性和情感要采取非常手段时,他们承担起领导的责任;这样,在暴政被推翻后,他们有机会承担起领导责任,建立宪政民主国家,而不是让那些边缘人建立新的暴政。
    
因此,导致中外政治变革后果差异的原因,不是西方人拒绝了激进主义行动策略而中国人采取了激进主义行动策略,而是当激进主义行动策略成为政治变革行动策略的不可避免的选项时,西方理性力量负责地领导了激进主义的运动,从而能够驾驭局势,在公众常识理性和情感变化时,回归到制度建设的和平变革程序,而中国的理性力量回避和退出激进的政治博弈,从而把主导历史变化的机会让渡给边缘人,使得政治博弈的后果在暴政-暴民-暴政的怪圈中恶性循环。
    


结束语
    
对于五四运动的反思和再反思,反映了中国人政治变革的痛苦挫折和严肃的思考。今天,我们正站在政治的重新选择的新起点。此时,我们需要更开放的心态去反思现有思路的局限。目前,最重要的是反思过度反对激进主义对民间运动的束缚。其结果,既没有推动和平开放转型,也不能避免统治者残暴镇压,还导致失去对激愤的民众的领导权以及未来民间反抗运动的主导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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