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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与火的洗礼——我在1989年
刘贤斌 （四川）
我要感谢八九年的民主运动，因为是她让我那正直、善良和勇敢的天性没有泯灭。
(续前）
四
“4·27”大游行是“八九”民运的一个转折点，一方面学生的热情更加高涨，那些在运动之初采取观望态度的学生也普遍进入运动，天津、上海、西安等城市的高校也开始行动起来，运动逐渐由北京向全国蔓延，另一方面当局的态度也开始出现松动，中共高层对运动的处理意见开始出现了分歧，与邓小平、李鹏等顽固派的强硬态度不同的是，以赵紫阳为代表的开明派开始公开支持学生，新闻媒体也开始正面报道学潮的情况。4月29日，在无数次拒绝学生方面的会谈要求后，当局终于开始派人与学生代表举行会谈。
但在这个时候，我与一般学生的想法有些不同，我认为纯粹的学生运动并不能保障运动的最后成功，我们必须发动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广泛地参与运动，这样才能对当局形成强大的压力，并迫使当局接受变革。但是在整个运动当中，我的这个想法显得非常微弱，大多数学生包括“高自联”的学生领袖都没有这种想法，他们以为只凭学生的力量就足够迫使当局妥协，而且他们对社会各阶层的参与似乎还感到有些害怕，认为“社会闲杂人员”的参与会破坏运动的纯洁性，会给当局的镇压制造借口，因此在每次游行中我们的“纠察队员”总是将人民拒之于外。对此我非常不满.
“六四”之后，许多人将“八九”民运失败的主要原因归结为中国当时还没有形成中产阶级，认为中产阶级才是民主运动的主力军，并认为只有中产阶级壮大之后，中国的民主运动才有希望。对此观点我不敢苟同，我认为，对中国的民主运动来说，1989年显然是一个历史性的机遇，她的失败不完全是必然的，在很大程度上应当归咎于我们的操作失误，应当归咎于我们的经验不足。如果在1989年广泛深入地发动民众，即使我们不能取得最后的胜利，但至少也可以保留许多运动的成果，而不至于在“六四”之后的二十年里中国的民主运动始终只是少数人参与的持不同政见者运动。尽管知识精英是民主运动的灵魂和领导力量，但他们却无力独自完成民主大业，他们在专制力量面前永远显得不堪一击，他们只有与民众结合起来，才能增加上万倍的力量。另一方面，民众的力量虽然强大，但他们也需要知识精英来领导，如果缺少了知识精英的领导，民众就只不过是没有战斗力的乌合之众。而且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民主运动也应当是一场对民众的启蒙运动，通过广泛深入地发动民众，我们可以对民众进行民主启蒙和民主训练，从而为民主社会的最终建立打下坚实的基础。因此，民主运动应当是一场民众运动，如果没有民众的广泛参与，民主运动就不可能有成功的希望。但是在“八九”民运的整个过程中，民众却基本上只是同情者和观望者，这不仅导致了“八九”民运的最后被镇压，而且浪费了一次对民众进行民主启蒙的良机。
当然1989年与现在情况有很大不同，当时中国的腐败现象还不是特别严重，社会的两极分化也不是特别厉害，人民的利益还没有受到特别严重的侵害，因此要去广泛发动民众可能本身就存在很大困难，也许大多数人本身就愿意做“快乐的奴隶”，也许我们注定了将是孤军奋战。只有从这个角度来看，“八九”民运的失败才是必然的。但问题的关键是当时我们根本就没有发动民众，我们高估了自己的力量，以为仅凭学生和知识精英的努力就可以改变中国的现实。如果我们发动了民众而民众不愿响应，那是客观现实的问题，如果我们根本就不去或者不愿发动民众，那就是我们自身的问题。事实上，在“八九”民运的整个过程中，民众一直对我们的行为非常同情和支持,只是由于我们在发动民众上的不作为或不愿作为，民众才普遍成为了运动的同情者和观望者。
正是出于这种不满，我在4月底才跑到了上海，希望能在上海发动工人，从而将这次运动推向更高的水平。但是上海的情况让我更加失望，不仅市民的热情很低，就是学生游行的规模也较北京大为逊色。在上海的几天，我基本上无所事事，在关注北京局势的同时，我也顺便在一位高中同学的陪伴下逛了一下城隍庙，看了一下外滩。
5月4日，上海几所高校搞了一次大游行，一是为了纪念“五四”运动七十周年，二是为了抗议上海市委整顿《世界经济导报》。当时《世界经济导报》是一份很有影响的报纸，是八十年代“自由化”运动的重要阵地，深受大学生的喜爱。但是在4月底，时任上海市委书记的江泽民却派工作组进驻《世界经济导报》报社，并撤消了钦本立的总编职务，这在上海乃至全国都引起了震动。“六四”之后，江泽民正是凭着这一“功劳”爬上了中共中央总书记的位置。听上海学生说，这是运动开始以来上海最大规模的一次游行，但对于像我这样参加过北京“4·27”大游行的人来说，这样的规模根本就无法让我感到兴奋，正所谓“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
这个时候，尽管袁木、何东昌在与学生的对话中百般拖延而让学生感到气愤，但由于赵紫阳回国后对运动基本上采取宽容和支持态度，北京的局势已经有所缓和。5月4日，赵紫阳发表公开讲话，称这次学生运动为爱国民主运动，从而宣告了与邓小平的彻底决裂。邓小平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八十年代在民众中享有崇高威望，但由于不能顺应社会发展潮流推动政治体制改革，他逐渐变成了阻碍中国社会发展的绊脚石，后来他又下令开枪镇压学生，从而使自己成为了历史的罪人。赵紫阳作为邓小平推行改革开放的助手，他没有与邓小平一起堕落，在“八九”民运中他敢于公开与邓小平决裂，反对用武力镇压学生，展现了他的良知和道德勇气，他将因此而名垂千古。正是由于赵紫阳公开肯定北京的学生运动，学生与政府之间的对立局势才出现了缓和。5月4日之后，北京大部分学校都开始复课，于是我在5月7日回到了北京。
这个时候，北京高校里的气氛还是相当活跃，大字报的内容已由情绪化的宣泄转向了冷静的理论宣传。在人大，有两篇大字报引起了我的注意，一篇是《私有制宣言》，一篇是劳动人事学院一位姓何的老师写的一篇长文章，都很有思想深度。此外，《论新闻自由》和《中共裙带关系图》等小字报也颇受人关注。但在当时，我对自由民主等观念的理解仍然相当肤浅，我的思想主要还是民族主义那一套。在上海的时候，我听说中国政府将海南的洋浦港租给了日本七十年，对此我很气愤，于是回北京后就写了一篇《洋浦忧思录》的大字报，张贴在人大、北大、清华和北师大，明确反对中国政府的这一行为。但这篇大字报并没有引起人们的关注，人们对反腐败和宣扬自由民主方面的大字报更感兴趣。由此我看到了自己的思想与当时的主流思想仍有很大的差距，这也促使我在“八九”之后对自己进行了深刻的反省，正是通过这场反省，我逐渐远离了民族主义，并逐渐接受了自由民主的思想。
所以对我个人而言，是“八九”民运真正对我进行了启蒙，是“八九”民运让我从一个民族主义的“愤青”变成了一个追求自由民主的战士，直到现在我还为此要感谢“八九”民运，是她让我走上了人生的正道。所以一场伟大的民主运动本身就是一种启蒙运动，经过这场运动的洗礼，软弱者会变得坚强，糊涂者会变得清醒，哪怕是一个投机分子，他也可能最终成为一名坚定的民主战士。所以在后来从事民运活动时，我一直不怕所谓的投机分子，我甚至很欢迎这些投机分子加入到民运阵营中来。我相信，当中国的所有投机分子都不愿加入中共而愿加入民运时，中国民主运动的春天可能马上就要来临了。
五
5月上旬，北京的局势总的来说比较平静，双方都在暂时的妥协中积蓄力量，准备着更加激烈的较量。5月中旬，这种平静状态终于因学生的绝食活动而打破了，“八九”民运迎来了一个波澜壮阔的高潮。
由于当局与学生的会谈一直没有结果，“北高联”决定给当局施加更大的压力。5月13日，王丹、柴玲带领北大、北师大的少数学生进驻广场，开始进行绝食，这仿佛就像一块巨石扔进了一个水池，不仅北京而且全国乃至全世界都迅速地为它所吸引。5月14日下午，北京各高校“自治会”都组织学生进驻广场参与绝食。这天我随人大的绝食队伍来到广场，看见广场的旗竿上已悬挂着“绝食”两个大字，我的心又再次激动起来，我依稀觉得我们与当局的决战可能已经开始了。但在绝食活动中我表现得并不真诚，固有的投机心理让我对绝食活动不怎么当回事，在肚子饿了的时候就偷偷地到外面吃了几次东西。但是许多同学却比我真诚，我亲眼看到我们的班长巴红丽几次晕倒在绝食现场，我们全班三十个人中有二十个人参加了绝食，他们都比我表现得坚强。不仅当时而且直到现在我还要对他们的真诚和坚强表示钦佩，并对自己的虚伪表现感到惭愧。
由于戈尔巴乔夫将于5月15 日对中国进行访问，14日晚上广场上的绝食学生在绝食场地问题上发生了分歧，部分学生包括我自己不愿从纪念碑前面移动到纪念碑右侧，而“高自联”却劝告大家移动，后来我们还是从大局出发移动到了右侧。但5月15日中国政府还是将欢迎戈尔巴乔夫的仪式改在了首都机场，后来杨尚昆指责我们说，由于我们占据了广场，使得中国政府在欢迎戈尔巴乔夫时连红地毯都没来得及铺上。到5月15日，广场上的绝食学生已经上万人，而且王丹、柴玲等人已成立了“广场指挥部”，并开设了广播站。5月16日中午，我看见柴玲在举行新闻发布会时晕倒了，不久又看见吾尔开希被几个学生抬了起来，但在广场上我一直没有看见王丹。“六四”之后，柴玲和吾尔开希跑到了国外，而王丹则被捕入狱。后来柴玲和吾尔开希日渐淡出了民运圈子，而王丹则始终战斗在民运的第一线。
不知道是谁最先想到开展绝食活动的，这确实是对付现代专制统治的一个厉害手段。几十年前甘地在争取印度独立时就经常进行绝食，最后他终于带领印度人民实现了独立。尽管中共与英帝国在本质上完全不同，但中共一开始确实也不知道如何应对这种比较陌生的斗争形式，因此绝食活动很快就掀起了“八九”民运的高潮，中共的专制统治差点因此而走向崩溃。二十年来，我经常遇到一些比较激进的民运朋友，他们动辄主张密谋和暴力手段，殊不知密谋和暴力正是中共的拿手好戏，我们采取这种手段正是以己之短攻人之长，哪里有获胜的机会？而公开、理性和非暴力斗争则是中共比较陌生的领域，我们采取这种斗争方式就是以己之长攻人之短，中共应对起来就会比较困难和被动。所以说在反抗专制统治的过程中，我们采取公开、理性和非暴力的斗争实在是比较高明的策略。“公开、理性和非暴力”是“八九”民运的一个重要原则，也是后来的中国民运应当继承和发扬的一个重要经验。
令人欣慰的是，“八九”之后的二十年来，虽然中共一直奉行高压恐怖统治，但中国民运硬是通过公开、理性和非暴力的斗争而逐渐发展壮大了起来，1995年的签名运动、1998年的组党运动、本世纪初的公民维权运动以及2008年底的《零八宪章》运动都是这种策略的具体体现。中国当代的民主运动与传统的政治斗争完全不同，她并不看重政权的简单更替，而更看重社会的重建与进步，她从一开始就要告别传统的政治斗争模式，并要求每个参与者要表现出理性、负责的公民精神。虽然这场运动离不开民众的广泛参与，离不开轰轰烈烈的街头运动，但她不会照搬陈胜、吴广揭竿起义的模式，而会始终坚持“公开、理性和非暴力”的原则。这样的运动虽然比较缓慢，但是比较扎实，一旦成功之后社会就不容易发生倒退和反复，中国就可以彻底跳出历代王朝循环的怪圈。这是一个进程，而不是一场突变。当然这些道理都是我在“八九”之后慢慢想清楚的，在“八九”民运中，我也恨不得中共的专制统治早点结束，因此我虽然参加了绝食活动，但并不怎么热心，我更期望民众的大规模参与。让我没想到的是，这一天很快就到来了。
天安门广场是中国的心脏，年轻的大学生是祖国的未来，因此当成千上万的大学生在广场绝食并不断有人晕倒，让人感觉就像中国的心脏在流血。这种理性而悲壮的抗争立即引起了社会各阶层人士的广泛同情，天安门广场立即成为了全国乃至全世界关注的焦点。5月16日，首都知识界率先打破沉默，严家齐、金观涛等著名知识分子公开发布了“5·16”宣言，开始对绝食学生进行声援。当天下午，首都知识界几十万人走上了街头，开展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游行。我听到这个消息后立即离开了绝食队伍。看到长安街上满是举着标语和旗帜的人群，我的心情又一下子激动起来。由于北京市民也广泛参与进来，这场游行估计有上百万人参加，比“4·27”大游行的声势更为浩大。接下来的两天，首都各界人士又举行了两场大游行，人数都在百万以上，参加游行的不仅有工人、农民、知识分子，还有警察、军人和政府官员，甚至连中学生、小学生都上街了。全国人民也纷纷向绝食学生进行声援，全国几乎每个城市都发生了游行，不少外地学生还赶到北京进行声援。这一切都充分表明，人民对中共的专制统治早已感到厌恶了，人民早就在渴望政治大变革了。
在这三天的大游行中，我一直非常兴奋，连觉也没有睡好，我感到我们离胜利只有一步之遥了。在这三天里，首都知识分子成立了“知识分子联合会”，首都工人成立了“工人自治联合会”，外地大学生也成立了“外高联”。后来我觉得，在这个时刻我们应该成立一个统一的反对派组织，对北京和全国的行动进行统一的协调和领导。一旦成立了统一的反对派组织并制定出纲领，我相信在这么好的形势下一定会有上千万人加入这个组织，这就会对专制统治发出强有力的挑战，我估计成千上万的中共党员就会退党，中共的各级组织和暴力机器就可能会瘫痪，后来的“六四”悲剧就可能不会上演。令人遗憾的是，这样的局面并没有出现，各种组织只是各自为政，最有影响的还是学生的组织。我认为，在政治运动中尤其是在民主运动中，年轻的学生只能扮演先锋的角色，他们因其政治上的不成熟而不应当成为运动的领导者。但是在“八九”民运的整个过程中，学生组织却一直是运动的领导者，他们那柔弱稚嫩的肩膀根本就无法独自承担中国民主大业的重任。在这个问题上，我认为中国的知识分子是有很大责任的。
与年轻的学生相比较，知识分子更应该成为运动的领导者。中国的知识分子一直是自由民主的倡导者和传播者，但几十年的政治运动已使他们普遍变得十分胆小。当历史性的机遇到来的时候，他们因为自己的胆小而葬送了中国民主运动的前程，同时他们也葬送了改变自己命运的机会。大凡专制统治得以维系主要靠两个基础：一是谎言，二是恐惧。八十年代的知识精英只戳穿了谎言，但却没有战胜恐惧，他们有很高的理论水平，但却缺少历史担当的勇气。当然按理说我是无权指责他们的，因为在“八九”民运中我也是一个投机分子，二十年来我一直在为自己当初的投机表现进行深深的自责。
六
中共以前曾经正确地告诉我们，一切反动派总是不愿自动退出历史舞台的，这句话其实刚好用到了中共自己的身上。在1989年5月中旬，当一场声势浩大的民主运动威胁到了中共统治的时候，中共内部的顽固派便开始密谋反扑了。这是他们在继“4·26”社论第一次反扑失败之后所策划的第二次反扑，只是这一次的反扑更凶残、更冷酷、也更露骨。
5月18日晚上，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来到天安门广场的绝食现场看望绝食学生，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温家宝为他打伞，他含着眼泪说：我老了，无所谓了，你们还年轻，你们要活着，要健康地活着。这个场景感动了无数学生，但深谙中共政治斗争的人立即感觉到了不好的苗头。果然在5月19日晚上我们就听说赵紫阳已经失势了，从此他就在公开场合消失，直到2005年1月16日他含恨去世。赵紫阳是中共党内的开明派，他不仅主张经济体制改革，而且主张政治体制改革，从这点来看，他在历史上的地位已经远远超过了邓小平。赵紫阳是一个有良心的中共党员，但是他太软弱，他缺少叶利钦的那种勇敢精神。虽然他在中共高层的政治斗争中失败了，但当时的局势并非无法挽救，他完全可以以中共中央总书记的名义发布命令，公开支持学生的民主运动，旗帜鲜明地提出政治体制改革的纲领，并对中共党内的顽固派予以坚决的打击。当时新闻媒体已经站到了学生一边，他只要在中央电视台一露面，中共党内的顽固派就会众叛亲离而无处藏身，就像一年多以后齐奥塞斯库在罗马尼亚的下场一样。然而在这个关健时刻他却软弱退让了，他的这一软弱退让不仅断送了自己的政治前途，而且断送了中国走向自由民主的绝佳的历史性机遇。
5月19日晚上，中共党内的顽固派吹响了政治反攻的号角，杨尚昆主持召开了北京市党政机关干部大会，宣布在北京实行戒严，并调集大量军队进京，企图用武力扑灭“八九”民运的熊熊焰火。“八九”民运决战时刻终于到来了。面对来势汹汹的强敌，我们再次选择了正面迎击。5月20日凌晨，军队开始从几个方向开进北京，但刚进入北京城边就受到了市民的顽强阻挡，许多市民将路边的栏杆和公共汽车横在路上，还有人干脆躺在军车前，学生们闻讯也纷纷赶去，于是各路军队都被市民和学生阻挡住了。
军队进城的时候我正在睡觉，早上起来听到消息后我马上就来到人大前门打听详细情况。这个时候，人大门口的高音喇叭正在起劲地鼓动大家去堵军车。我听了之后热血沸腾，马上就准备前往广场坚守阵地。但当时路上根本就没有公共汽车行驶，不过那些私人汽车却很乐意搭载我们，于是我就和另外几个学生一起爬上了一辆货车前往广场。上车不久，有人就高喊“打倒邓小平”、“打倒李鹏”、“打倒杨尚昆”的口号，开始我还感到挺别扭，但很快我就跟着大家高喊起来。邓小平、李鹏、杨尚昆都是我们四川人，在历史发展的关键时刻，他们公然站到人民和正义的对立面，我为他们感到可耻。到长安街木犀地时，我们看见有几个学生在设置路障，我们以为军车快来了，于是马上就下车参与了进去。我在木犀地呆了几个小时，一看见远处有车子出现，我们就迅速设置路障，动作之快捷、配合之默契我以前简直见所未见。不过所有的车子都不是军车，害得我们白忙乎了几次。
中午12点左右，我又到了广场，问候了一下我们班那些还在绝食的同学。听人说，如果到中午还不能实现戒严，那么这次戒严就算失败了。然而到了中午1点，虽然直升飞机在天上不停地撒传单，但广场还是牢牢地控制在学生手中。下午我们又听说北京站有军人，于是我们许多人又赶往北京站。但到了北京站我们却并没有看见军人，有人说这些军人都穿的便衣，于是我们就在人群中仔细寻找。后来我们终于看见一个穿迷彩服的人，他鬼头鬼脑、东张西望，我们当然对他产生了怀疑，于是就悄悄地跟在他后面，直到他到了广场附近，我们才把他扭住并交给了学生纠察队。后来的情况我就不知道了，但我相信，如果他确实不是便衣军人的话，学生纠察队也决不会冤枉他的。由于军车一直没有进城，再加上奔走了一天很劳累，我便回到学校休息了一晚，准备第二天继续战斗。
5月21日上午起床后，我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把我以前军训时穿的衣服找出来，然后用毛笔在衣服后背上写上了“精忠报国”几个大字，并在后面衣领上写上了“人大刘贤斌”几个小字。当时我只有一个想法，如果这个时候军队要向我们开枪的话，我肯定会选择战斗到死。不久就有消息传来，说六里桥出现了军车。人大校园里马上就沸腾起来，许多学生都赶紧搭车前往六里桥。我立即穿上了写有“精忠报国”几个大字的衣服，急匆匆地爬上了一辆开往六里桥的汽车。上车之后我才发现，许多同学都在头上系了一根红布，上面也写有标语和名字。看来当时许多人都与我一样抱有必死的决心，大有一股“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味道。
我们赶到六里桥时，看见几十辆军车已经被市民和学生堵在了路上。在军车的前面横着几辆公共汽车和许多路障，在军车的周围则挤满了市民和学生。有的学生站在军车上对军人发表演讲，反复给他们讲述事情的真相和“人民军队爱人民”的道理。还有许多人不断给军人送水和食品，大部分士兵都不敢接受。杨尚昆在宣布戒严令时曾说“我们不是来镇压学生的”，但我亲眼看见这些士兵都是全副武装，这不是来镇压学生，难道是来接受学生检阅的吗？我又亲自问过几个军人，问他们知不知道北京发生了什么事情，只有一个士兵说不知道，他说他们不准看电视和报纸，只学习“4·26”社论。我又问他会不会向学生开枪，他说他不会。其他大部分士兵都表情木然，对我们的提问都不敢回答，只说去问他们的长官。这样的情况一直僵持到下午。由于军车根本无法向市区推进，他们后来就奉命往回开走了。但我们还是不敢疏忽大意，我们知道中共高层的顽固派都是狡猾的政客，他们下令撤退并不表明他们承认了失败，他们只是想等我们疲劳了或者松懈了的时候卷土重来。所以我们一直在六里桥坚守了一个通宵，困了的时候就在桥下打个盹，但一有风吹草动，我们又立即用身体筑成了抵抗的城墙。
在这里我要讲述一个细节，在关于“八九”的其他材料中也许没有这个内容。那天晚上，在打盹的时候，我突然被一阵掌声和喝彩声惊醒了。睁眼一看，原来是一个人在发表演讲。这人身材高大，声音洪亮，我挤进人群之后才看清楚这人是电影演员杨再葆。我不知道他在“六四”后遭遇如何，但我91年被关在“炮局”﹙北京市公交分局﹚时却听说陈佩斯因卷入“六四”也曾进过“炮局”。作为艺人，他们本来与政治没多大关系，在这个危急时刻他们如果保持沉默也算正常，但他们却勇敢地站了出来，尽到了一个公民的职责。与那些理论水平很高但却不敢对专制者说“不”的人相比，他们更应赢得我们的尊敬。感谢杨再葆，是他让我度过了这么一个难忘的夜晚。感谢伟大的北京市民，是他们用自己的身体换取了一夜的和平。
这样的情形一直持续了几天，直到我们确信军队不会进城时才松懈下来。这个时候，相信许多人都和我一样认为“八九”民运已经取得了胜利。事实上在这个时候“八九”民运确实也存在着胜机。中共在历史上本来是一个理想主义的政党，但从改革开放之后中共就逐渐变成了一个实用主义的政党，人们加入这个政党，不是准备去为了共产主义这个理想而奋斗，而是为了捞取各种利益。一旦社会出现动荡、政治前景变得不明朗之时，许多人就不敢贸然而动，最稳妥的办法就是采取观望。他们不会为了理想和原则去牺牲，只会为了利益而投机。只有在政治前景变得明朗之时，他们才敢投下手中的砝码。因此在“八九”民运这么激烈的政治斗争中，拥有几千万党员的中共实际上已经瘫痪了，真正敢于与人民和正义为敌的人只有少数顽固派分子。“六四”之后，很多省市和军区领导都迟迟不肯表态，就充分说明了中共并不是想象的那么强大，两年多后，同样拥有几千万党员的苏共不是在一夜之间就灭亡了吗？因此对中国的民主大业来说，1989年确实是一次难得的历史性机遇。如果赵紫阳等体制内的改革派在那时能够坚强勇敢地放手一搏，或者知识分子与学生能够及时动员人民并组织一个强大的反对派，那么“八九”民运也许就有一个完全不同的结果。但是这两种情况都没有出现，于是中共党内的顽固派在戒严失败之后又加紧准备更凶残的反扑，“八九”民运的悲剧色彩越来越浓了。
七
军车被堵住以后，许多人包括我在内都以为“八九”民运已基本上大功告成了，紧张的气氛一扫而空，我们脸上都洋溢着喜悦的笑容。但实际上我们没有取得任何实际的政治成果，我们低估了对手的狡猾和凶残，我们以为中共党内的顽固派马上就要缴械投降了。于是我们普遍都产生了松懈的情绪，没有人提出更高的奋斗方向。在这个时候，“北高联”也做出了一个错误的决定，它发起了一个所谓的“空校运动”，要求各个学校组织成立“南下演讲团”到外地各个省市进行宣传动员，介绍和推广北京的经验。应当说这个思路也是对的，但提出“空校运动”这个做法却是错误的，许多学生正是借着“空校运动”这个名义离开了北京而回家休息或者到同学那里去旅游，这样北京的力量就受到了极大的削弱，而“南下演讲团”也没有取得什么成效。在新闻媒体还未开放的时候，组织力量到外地去宣传动员无疑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但当时新闻媒体已经站在了学生一边，再组织“南下演讲团”就显得有些多余。
其实在这个时候，“北高联”更应当加紧民运队伍的建设，它应当与“外高联”、“知识分子联合会”、“工人自治会”等组织联合起来，提出系统的政治纲领，动员学生和社会各界人士参与进来，组建一个强大的反对派组织。这样北京的力量只会增强而不会削弱，即使军队再次进京，也可能不会出现后来那种一触即溃的局面。与此同时反对派组织应积极与中共党内的改革派结成同盟，组建一个临时的民主政府，利用新闻媒体宣布国家的政治体制改革纲领，并对中共党内的少数顽固分子予以严厉打击。这样中共体制内的观望者就会倒戈，而其他省市也会效法北京，辛亥革命的历史就会重演。但是在当时的情况下，几乎没有人想到并提出这么激进的方案。
其实在“八九”民运开始之前，既然已经有许多人预估到了风暴的来临，就应当有人想到这些具体方案，难道那些先知先觉者也跟我们一样只是希望“闹闹”了事？令人遗憾的是，当时的情况可能还真是这样，在“八九”民运之前，中国社会虽然存在持不同政见的知识精英，但却并不存在有影响的反对派组织，那些知识精英的最大愿望就是给当局施加压力以推动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而根本没有想到要由自己来主导这场变革，因此他们也根本没有为即将来临的运动作出相应的准备，相反他们倒为运动的失败有一定心理准备。他们的这种态度对我们这些年轻学生影响很大，以致于在整个“八九”民运中我们一直都没有明确的政治斗争方向，我们在取得一场又一场的胜利之后并不知道接下来应该干什么事情，这样的一场运动焉有不失败的道理？群众心理学告诉我们：在政治斗争中，当大家都认为一件事情会失败而不为之努力时，这件事情最后往往就肯定会失败。在中国百年的宪政史上，1989年应该算一次难得的历史性机遇，但由于我们的准备不足而白白浪费了，这实在让人痛惜。
所以对中国民运来说，营建一个强大的反对派组织实在具有重大的意义，一旦历史性的机遇来临，它应当有能力和信心控制变革的方向和节奏。我们应当知道，历史性的机遇并不多，我们一辈子也许只能碰到一两次，我们已经亲手葬送了一次，我们不应当再亲手葬送第二次。
正是由于我对北京的局势盲目乐观，所以在“空校运动”中我也离开了北京，但我不是回去休息，而是想在家乡做点事情。于是我在各个学校收集了一些传单和资料，于5月25日离开北京，搭上了回四川的火车。与“文革”时期的学生串联一样，我们在“八九”民运中坐火车也是免费的。火车上的学生很多，大家兴高采烈，完全陶醉在“革命”胜利的喜悦之中，压根儿没想到危机已悄悄来临。
我于5月26日回到四川遂宁，首先就找到了我的高中同学兼好兄弟欧阳懿，向他详细介绍了北京的情况。欧阳懿当时就读于遂宁的川北教育学院。他告诉我，在5月中旬，他组织了川北教育学院声援北京学生的游行，并且代表川北教育学院的学生要求市政府发电慰问北京的绝食学生。我听了这些感到非常高兴，于是我就拿出我从北京带回的传单，并告诉他我准备在遂宁大规模地印制和张贴这些传单。他对我的这种想法非常赞同，并要求参加此事。当时我的另一个高中同学兼好兄马烈也从四川内江财贸学校回到了家里，我们与他交谈后他也表示要参加此事。于是我马上找到我的二哥刘贤贵，他当时在顺南街小学教书，我说服他从学校里借到了刻制工具。我用了两天时间才将这些传单刻完，有几篇是我亲自写的，主要是介绍北京民主运动的情况。为了防备事情败露，我将传单的落款都写上了“重庆高自联”，。这一招还真起了作用，后来遂宁公安局在侦破这个事情时费了很多周折，用了四个多月时间才落实到我与欧阳的头上。刻完之后，我就与我二哥一起在他们学校的油印室里将这些传单印刷了好几百张。然后在6月1日晚上，我就与欧阳一起利用夜色掩护将这些传单张贴在了遂宁的几十处地方。在张贴传单的过程中，一开始我们非常谨慎，看见有人过来时，我们就模仿打太极拳，有次我们还假装像情人一样搂抱。后来马烈也找到了我们，于是我们的胆子就越来越大了，即使有人看着我们张贴，我们也不怕。直到早上5点多我们才将传单贴完。
第二天上午10点多钟，我克制不住内心的兴奋，骑着自行车到贴传单的地方看人们的反应，没想到警察已经在撕传单了。不过我并不感到惋惜，因为人们已经看了几个小时了。后来我到马烈家去，马烈母亲激动地说：“我已经看了传单了，肯定是你们昨晚上干的。”我不想让我们的母亲为我们担心，于是我就只好不置可否地嘿嘿的笑。几个月后，遂宁市公安局的人告诉我，这个事情是遂宁建国以来从未出现过的“反革命”大案，但我听了却并没有感到一点害怕，我只感到非常荣耀。
在遂宁的时候，我还见了欧阳的大学同学萧红，他也是川北教育学院游行的组织者之一，他是遂宁市蓬溪县的人。在闲谈之中，他聊到了一个叫李裁安的人。据萧红介绍，李裁安是北大哲学系的学生，因组织领导85年的学潮而被关押判刑。我和欧阳听了之后，立即对这个“革命”先驱产生了一种十分崇敬的心理。当听说他已刑满释放并正在家里时，我们马上就要求萧红带我去见他。6月3日我们一行三人到了蓬溪，几经周折之后终于在晚上见到了李裁安。我将北京的情况向他做了详细的介绍，本以为他听了会非常激动，不料他却反而非常低调，他并不看好“八九”民运的前景。后来他向我们讲了一下他的理论，主要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系统批判。我们在这方面还非常肤浅，因此我们与他聊得并不投机，两个小时后我们就告辞了。许多年后，我还十分挂念李裁安，特别是在九十年代从事民运的时候，我非常希望他能出来做些事情，然而我却听说他已经彻底消沉了，他对中国的民主事业已失去了信心。李裁安的命运是一个悲剧，在他那个时代他是一个孤独的理想主义者，在无孔不入的专制统治下，他的理想、他的热情、他的才华甚至他的幸福都被彻底绞杀了。直到今天，我还为李裁安感到非常惋惜，但作为一个黑暗时期的先觉者，他将永远受到我的尊敬。
当天晚上我们就住在蓬溪，第二天即6月4日早上我们起床后打开电视，却突然看见了军队开进天安门广场的消息，我的血液立即沸腾起来。虽然前几天我从新闻中已经看出北京的局势已非常紧张，但我还是没有料到中共党内的顽固派竟敢真的向我们下毒手。北京的同学在牺牲，我怎能还在西南之角继续偷安，我决定立即赶回北京与他们并肩战斗。
八
6月4日我回到遂宁后见到了马烈，他也是一个有血性的青年，决定跟着我到北京去战斗。后来他曾回忆说，他当时有一种一去不回的决心。我当时又何尝不是这样的呢，在这个最危险的时刻，我根本就没有想到自己的安危，我只想为这场伟大的运动尽到自己的努力，哪怕是去送死我也决不后悔。正是在“六四”枪声响起的时候，我的个人命运才与中国民主运动的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我的极端民族主义思想开始让位于自由民主理念，我与投机主义动机也作了道义上的彻底决裂。虽然我对自由民主的理解仍相当模糊，但通过“八九”民运几十天的亲身感受，我已知道只有自由民主才是中国未来的正路。
6月5日下午我与马烈一起到了成都，在人民南路的广场上，我们看到成千上万的成都市民正在围攻市政府。市政府大楼里的军人不时释放几颗催泪弹，人们以为是开枪，便吓得四处奔逃，但不久又聚集起来。后来我们又遇见了刚从北京乘火车回来的学生，他们说北京死了好几千人，人们又变得激愤起来，于是又开始围攻市政府。我虽然没有参与围攻，但我的心情异常悲愤，尤其是我想到我的大学同学由于一直坚守在天安门广场可能已经牺牲了的时候，我真恨不得马上赶到北京。但成都到北京的火车要很晚才开，因此在出发之前我们就一直呆在人民南路的广场上。后来我们听说人民商场被烧了，我们去的时候人民商场已化为灰烬，连救火的消防车也被烧了。有人试图从灰烬中拿点东西，立即遭到周围人们的呵斥，于是就再也没有人去捡东西了。虽然我从本能上反对这种暴力方式，但是我当时也很理解人们的这种过激反应，我认为这是人民对暴力的自然反抗。如果当局不开枪镇压手无寸铁的学生，人民决不会采取这种过激的反应。“六四”之后不久，当局宣布说人民商场损失上亿元，我认为这完全是政府的责任。只可惜成都的那些抗暴英雄在“六四”之后不是被枪毙就是被判以重刑，直到我在99年第二次入狱后，我仍听说四川蓬安监狱还关着一些“六四暴乱分子”，直到今天也没有人去关心他们的悲惨命运。但我相信历史不会忘记他们，他们一定会像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一样永载史册。
晚上11点多，我们终于上了去北京的火车。火车上学生很多，主要都是成都高校的学生，一路上我们都在聊“八九”民运方面的事情，但他们没有我们的热情高，当听说我们是回北京去参加战斗时，他们都显示出了惊谔的表情。火车到达西安站时，车站上的人们告诉我们说西安的学生都死了上千人，估计总共有上万人死亡。听到这些消息，我心中没有悲痛，只有去战斗至死的决心。
6月7日下午5点左右，火车在北京郊区的一个小站停了下来，列车员说火车进不了北京站。过了一会儿，刚好有一列郊区列车经过，我与马烈就立即跳下火车而上了这列郊区列车。列车上都是北京本地人，他们告诉我们说北京已经戒严，不准三人以上同行，不准交头接耳，否则就要开枪。后来列车在丰台站停了，听说也进不了北京站。于是我们只好下车，一路上都没有公共汽车，我们只好步行。路上行人很少，不时还能听见几声枪响，市民们都不敢出门。在路上我们碰到了几个青年政治学院的学生，他们说学校里已经没有学生了。我听到后感到有些失落，我没想到一场轰轰烈烈的民主运动竟然在这么短的时间内瓦解崩溃。不过在荷枪实弹的军队面前，手无寸铁的学生还能做什么呢，像我们这种不怕死的人毕竟是少数，大部分人还是要继续自己的生活。在我们行走的过程中，天上一直下着小雨，仿佛老天爷也在哭泣。
经过四个多小时的步行，我们于晚上10点多才到人大。果然学校里已经没有什么人了，我只看见在我所住的学9栋楼上拉着一副白纸黑字的横幅，上面写着“沉痛悼念张向红同学！”。后来有人告诉我，在6月3日晚上，张向红与她姐正在长安街上，当她看见军队开枪时她就高喊“反对暴力！”，不料一颗子弹却击中了她，她就这样牺牲了。后来陈希同在“平暴”报告中宣布，我们人大死了七个学生，居北京高校之首。我想，如果我当时也在北京的话，我可能也是其中之一。我们马上又来到人大校门口，看见周围的树枝上挂着许多小白花，看来在前两天人们可能举行了追悼会。大概晚上11点的时候，我们看见一群警察来到人大校门口，他们一只手拿着手枪，一只手将树上的小白花撕了下来。当时人大校门口有几个学生和市民，看见这个场景，都敢怒不敢言。我们只好悻悻地回到宿舍睡觉，感觉到参加战斗已经不可能了。
第二天我们骑车上街，看到每一个十字路口都有士兵驻扎，街道两旁每隔几米就站着一个荷枪实弹的士兵，他们脸色都是黑里透红，目露凶光，一看就知道是野战部队。由于天安门广场和长安街都不准去，我们只好到北大、清华、北京外贸大学去看了一下，每个学校都显得十分空荡。6月9日，当局宣布开放长安街，但天安门广场还是不准去，于是我们又骑车上了长安街。到长安街木犀地的时候，我们看见路边有几辆烧坏了的坦克和军车，同时我们也注意到在道路两边大楼的窗户上有许多弹孔，可以想象出当时的景况是多么的惨烈。后来一个朋友曾告诉我说，他当时就在长安街，街上到处都是血，连墙上都有血迹。不过当时我在长安街上却没有看见血迹，只看见烧坏的坦克，这当然是施暴者有意为之。中共长期以来都宣传说人民解放军是人民军队，但是当人民起来表达不满的时候，这支军队却竟然向人民开枪。他们本该是保卫国家和人民的公器，但他们却甘愿为中共一党之私卖命。由此可见，这支军队根本就不是人民的军队，而是中共的私家卫队，这种公器私用现象乃是中国几千年来一切灾难和冤狱产生的根本原因。后来我们又来到了人民大会堂后面的西交民巷，远远地可以看见天安门广场上停着无数耀武扬威的坦克，当我们想靠近铁丝网看个究竟时，马上就有一个士兵端着冲锋枪冲了过来，说：“再不后退就开枪了！”吓得我们两个赶紧后退。后来我想，这个士兵当时如果真的向我们开枪的话，我们肯定已经死了，而且身份肯定是“六四暴徒”。所以在“八九”民运中，我能够活下来真是侥幸。在“六四”之后的二十年里，不少人说我作为一个名牌大学的学生本应该拥有让人羡慕的生活，但我却选择了民运这条坎坷之路，真是太划不来。遇到这种情况我就会告诉他们，与那些“六四”死难者相比，我这点牺牲算得了什么呢？我本该早已死去，能够多活二十年，上天已经对我不薄了。
6月10日，学校当局贴出通知，宣布这学期从6月11日起开始放假。于是在6月12日，我们少数留在学校的学生就都离开了学校。
九
“六四”之后，中共当局曾经公开说决不搞秋后算帐，但仅仅过了十天，恐怖的气氛就降临到了我们的身上。从北京回来之后，我每天晚上都要看《新闻联播》。有天晚上，我从新闻上看到了中共当局对学生领袖的通缉令，一共二十一人，排在前三位的是王丹、吾尔开希、柴玲。然而令我没有想到的是，一个老乡也是我的一个同学竟然赫然在列。通缉令上说他叫梁兆二，“尖嘴猴腮”，但我一眼就认出他是梁庆敦，与我一样是遂宁中学高87级的学生，只不过我读的是文科班，他读的是理科班，但由于我们都是住校学生，所以我们彼此都认识。我记得他读中学时就显得与众不同，他夏天喜欢穿厚衣服，冬天则穿得很少。但我也知道他的成绩很好，后来他果然考上了北师大心理学系。在北京我们曾经聚过一次，但没有进行很好的交谈，没想到后来他居然成了“八九”民运的学生领袖。通缉令发布之后，他迅速成为遂宁人议论的焦点。有人说他是“高自联”的财政部长，身上揣有几十万元，但一年多之后还有人说在什么地方看见过他。虽然当局一直没有抓住他，但他的许多高中同班同学都受到了骚扰和牵连，甚至他的高中班主任老师也没有脱掉干系。一年多后，我听说他的父亲是遂宁师校的老师，于是我与几个同学专门去看望过他老人家。
与此同时我也很注意打听是否有同学在“六四”事件中死亡或受伤，后来果然听说有个叫蔡昕的同学肩膀被坦克压伤了。蔡昕是遂宁中学高86级文科班的学生，当时他正在读青年政治学院，与我相当熟悉，不过“六四”之后我再也没有见过他。几年之后听说他出国去了，我想他那几年一定生活得很不容易，只有在出国之后他才能够过上正常的没有恐惧的生活。后来我又听母亲说遂宁永兴镇有两个大学生被打死了，几年后我将此事告诉了专门收集“六四”死难者名单的丁子霖老师，丁老师让我回来寻访调查，但我却一直没有找到，也许是当时人们基于恐惧的谣传。
在这种气氛之下，我母亲整日里为我担心，她甚至在我家楼上系了一根粗绳子，以便让我随时可以逃走。但由于我没有加入“高自联”，因此这样的厄运一直没有降临到我的头上。
回家之后不久，我们十个兄弟又经常聚在了一起，但这时我们的脸上已没有了年初那种少年意气，有的只是悲痛和忧伤，我们仿佛一夜之间苍老了，有几个兄弟甚至开始对中国的未来产生了绝望。不过我天性比较乐观，我仍然相信过不了几年“六四”就会平反，因为在经过这场伟大的运动后，我已经认定自由民主才是中国未来发展的方向。但我的心中还是感到非常压抑和难受，胸口堵得发慌，我真想找个地方去痛哭一场。
有天晚上，我们几个兄弟又聚在在一起喝酒。喝着喝着我就想起了天安门广场上那些死去的人，想起了悼念张向红的横幅和人大校园中的白色小花，我的心禁不住抽搐起来，我再也控制不住我的情感，我一边喝酒，一边失声痛哭。兄弟们看见我哭了，也跟着一起默默流泪。“六四”过去十多天了，我一直想的是战斗和反抗，直到这个时候我才将心中压抑已久的悲痛宣泄出来。在失声痛哭中我又想起了天安门广场上的坦克和长安街木犀地大楼窗户上的弹孔，想起了北京街道路口上那些面目凶恶且冷酷的军人。以前我只是不认同共产党，但这时我却仇恨共产党了。我在心理骂着：“共产党，我操你妈！”我在心理发着誓：“共产党，老子一定要推翻你！”这种仇恨在我心里一直埋藏了许多年，直到后来我对自由民主理论有了较深认识之后，这种仇恨心理才得以稀释和融化。我的酒量本来不行，最多能喝二两酒，但这次我却喝了四两，这是我生平第一次大醉。正是在这天晚上，我确定了自己的人生道路，我决定不推翻中国的专制统治就决不罢休。
二十年来，每年的6月4日我都要绝食一天，二十年来，我从没忘记那天晚上我发下的誓言。今天我已是个基督徒，我知道应当爱我的仇敌，但我也知道末日的审判必须要进行。
这次聚会之后，我立即告诉几个兄弟，我们决不能沉浸在悲痛之中，而应当做一些有益的事情。经过讨论，我们决定办一份地下刊物，取名为“民主论坛”。正在这个时候，有个兄弟给我介绍了一个朋友，他的名字叫陈卫，也是遂宁中学毕业的，当时正在北京理工大学读书，是北京理工大学“自治会”的成员。我与陈卫在这个兄弟的家里见了面，经过一番交流之后，我们彼此都产生了相间恨晚之意。当我告诉他我们的打算之后，他立即表示完全赞成，并决定参与此事。当时中共当局对学生领袖抓捕得很厉害，在这种红色恐怖之下，我十分担心陈卫的安全，但他却不怎么在意，只说过两天到他外婆家去躲一下。然而第二天上午，我的那个兄弟就告诉我说陈卫被抓了，而且还被抄了家。我对此感到十分震惊，但我却并不害怕。陈卫这一去就是一年多，直到1990年底才被当局释放。他出来之后我们又迅速走到了一起，二十年来我们一直进进出出，一直与专制强权进行着不懈的斗争。
陈卫被抓后，我们并没有放下那件事情，为此我写了几篇文章，主要都是宣传自由民主理念方面的，但有一篇火药味很浓，题目是《起诉中国共产党》。在这个时候，我已经将我的民族主义思想抛到了脑后，经过“八九”民运血与火的洗礼，我终于汇入到了中国民主运动的洪流之中。但是后来由于种种困难，我们并没有将“民主论坛”印制出来。为了安全起见，不久我就把这些文章烧掉了。
8月上旬，我接到了学校复课的通知，但这根本就不是正常的复课，而是当局对我们的秋后算帐。开学之后，学校当局要求我们每个人都要学习“4·26”社论等文件，并要求我们每个人都要老实交代自己在“六四”风波中的所有情况。对于这种政治审查，我们虽然都是第一次遇见，但好象每个人都很有经验，说的都是人所共知的事情，诸如参加游行、绝食这些活动都予以承认，而对写大字报、堵军车这些事情则只字不提。学校当局对这件事情好象也不是很积极，最后大家都顺利过关了。虽然在这次政治审查中，当局还要求每个人要检举其他人的问题，但当局在这方面好象也没有什么收获。我写大字报、堵军车的事情许多人都知道，但却没有任何人检举我，所以我最后也蒙混过关。这说明，在“六四”之后，广大学生对当局仍有着强烈的抵触情绪，人们虽然慑于恐惧，但他们的良心仍没有泯灭。一年多之后，罗马尼亚发生巨变，齐奥塞斯库被迅速枪毙，我们人大许多学生都从窗户上扔下燃烧的报纸以示庆祝，吓得学校当局惊慌失措。
然而，虽然这次政治审查因流于走过场而收效甚微，但中共的专政机器却不是吃素的。10月份的时候，遂宁公安局终于侦破了我在遂宁张贴传单的事情，欧阳懿和我二哥刘贤贵都受到了牵连，只有马烈侥幸漏网。我知道消息后马上回了一趟遂宁，把情况了解清楚后又回到北京。因此当遂宁公安局的人到人大来找我时，我就对此事作了老实交代，再加上劳动人事学院领导的保护，遂宁公安局的人就只好结案了事。多年以后遂宁公安局的人告诉我，他们当时真的是来抓我的。此事虽然了结，但人大政保部门却由此注意上了我，没多久他们就查明那篇《反思中共历史》的大字报是我写的。在7月份的时候，我就看见过《人民日报》有篇文章对这篇大字报作过批判，说有些人早就希望社会动乱，由于在这篇大字报中我引述了金观涛的一个观点，因此对金观涛也进行了猛烈的批判。学院领导知道此事后又想保护我，劝我说是学院一个老师起草而由我誊写的，当时这个老师已经在“六四”后流亡到了英国。我对他们的好意表示了感谢，但却拒绝了他们的意见。
后来，北京市公安局又查明我与地下“高自联”有关系，于是在大学快毕业的1991年4月15日将我逮捕，关押在秦城监狱。经过一个多月的连续审问，他们没能敲开我的铁嘴钢牙，最后只能将那篇《反思中共历史》的大字报作为我的罪证，并据此在1992年12月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判了我有期徒刑两年六个月。
……这一切过去都已经快二十年了。二十年啊，对一个人的一辈子来说能有几个二十年呢？二十年可以让一个懵懂无知的小孩成长为一个奋发有为的青年，也可以让一个奋发有为的青年变成一个随波逐流的中年人。二十年前，成百上千万人为了自由民主的理想而奔走号呼，二十年后仍能坚持当初理想的又有几人？二十年啊，对于一个民族来说二十年又算得了什么呢？一百年前中国社会就提出了宪政民主的要求，但直到今天我们还必须为结束专制强权而不懈奋斗。时间是一个奇怪的家伙，它可以消磨一个人的斗志，但也可以积淀一个民族的精神。二十年前的“八九”民运虽然最后以失败告终，但她却为中国民运培养出了一大批意志坚定、视野开阔、态度温和、行事通达的民运人士，他们不仅能够继续高擎“八九”民运的自由民主理想，而且能够在恶劣的环境下生存进取、发展壮大，他们牺牲了自己的青春年华却换来了这个民族复兴的希望。“八九”民运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一场民主运动，她继承了人类社会几千年的文明成果，也传承了中国历次民主运动的理念和经验，她必将深刻地影响当代中国的发展方向。二十年前专制强权势力用血腥的暴力延续了自己的腐败统治，但影响历史走向的决定性力量却不是暴力而是理念，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专制强权势力将注定退出历史舞台。
二十年来中国社会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经济持续高速发展，国家的综合实力日渐增强，但增长的社会财富却日益集中到了政府和少数人手里，人民并没有得到实惠；政治体制改革进展缓慢，中共手中的权力仍然未受到任何限制，政府官员的贪暴越来越普遍和严重，人民对此怨声载道，民间反贪抗暴事件此起彼伏；人民的权利意识有很大提高，自由、民主和人权等基本理念已深入人心，但中共惟我独尊的专制心态却没有任何根本的改变；共产主义理想已经破灭，社会主义口号也不再有任何吸引力，谎言已经被戳穿，专制统治得以维系的基础只剩下赤裸裸的暴力恐惧；民主力量虽屡受打击，但她具有种子般的生命力，她通过持续不断的公开抗争已经成长为最有影响力的反对派力量。
当今的中国社会已走到一个十字路口，在今后几十年里它既可能走上腐败的官僚资本主义道路，也可能走上挑战世界民主力量的专制帝国道路，还可能走上融入世界民主体系、遵循人类普世价值的自由民主之路。何去何从，完全取决于当今中国人的自觉抉择，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各种政治力量的实力和智慧。但对于我个人而言，我并不在乎这场较量的成败，我只会为了“八九”民运的理想竭尽我的所能，因为“八九”民运的精神已经浸入我的血液，更因为“六四”死难者的冤魂一直在扣击着我的良心。
二十年了，记忆已经班驳，许多证据也已经在有意和无意之中毁灭，我只能通过这篇文章来见证那场伟大的民主运动和寄托我对死难者的哀思。
写于2009年2月28日遂宁百盛家园
我要感谢八九年的民主运动，因为是她让我那正直、善良和勇敢的天性没有泯灭。
(续前）
四
“4·27”大游行是“八九”民运的一个转折点，一方面学生的热情更加高涨，那些在运动之初采取观望态度的学生也普遍进入运动，天津、上海、西安等城市的高校也开始行动起来，运动逐渐由北京向全国蔓延，另一方面当局的态度也开始出现松动，中共高层对运动的处理意见开始出现了分歧，与邓小平、李鹏等顽固派的强硬态度不同的是，以赵紫阳为代表的开明派开始公开支持学生，新闻媒体也开始正面报道学潮的情况。4月29日，在无数次拒绝学生方面的会谈要求后，当局终于开始派人与学生代表举行会谈。
但在这个时候，我与一般学生的想法有些不同，我认为纯粹的学生运动并不能保障运动的最后成功，我们必须发动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广泛地参与运动，这样才能对当局形成强大的压力，并迫使当局接受变革。但是在整个运动当中，我的这个想法显得非常微弱，大多数学生包括“高自联”的学生领袖都没有这种想法，他们以为只凭学生的力量就足够迫使当局妥协，而且他们对社会各阶层的参与似乎还感到有些害怕，认为“社会闲杂人员”的参与会破坏运动的纯洁性，会给当局的镇压制造借口，因此在每次游行中我们的“纠察队员”总是将人民拒之于外。对此我非常不满.
“六四”之后，许多人将“八九”民运失败的主要原因归结为中国当时还没有形成中产阶级，认为中产阶级才是民主运动的主力军，并认为只有中产阶级壮大之后，中国的民主运动才有希望。对此观点我不敢苟同，我认为，对中国的民主运动来说，1989年显然是一个历史性的机遇，她的失败不完全是必然的，在很大程度上应当归咎于我们的操作失误，应当归咎于我们的经验不足。如果在1989年广泛深入地发动民众，即使我们不能取得最后的胜利，但至少也可以保留许多运动的成果，而不至于在“六四”之后的二十年里中国的民主运动始终只是少数人参与的持不同政见者运动。尽管知识精英是民主运动的灵魂和领导力量，但他们却无力独自完成民主大业，他们在专制力量面前永远显得不堪一击，他们只有与民众结合起来，才能增加上万倍的力量。另一方面，民众的力量虽然强大，但他们也需要知识精英来领导，如果缺少了知识精英的领导，民众就只不过是没有战斗力的乌合之众。而且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民主运动也应当是一场对民众的启蒙运动，通过广泛深入地发动民众，我们可以对民众进行民主启蒙和民主训练，从而为民主社会的最终建立打下坚实的基础。因此，民主运动应当是一场民众运动，如果没有民众的广泛参与，民主运动就不可能有成功的希望。但是在“八九”民运的整个过程中，民众却基本上只是同情者和观望者，这不仅导致了“八九”民运的最后被镇压，而且浪费了一次对民众进行民主启蒙的良机。
当然1989年与现在情况有很大不同，当时中国的腐败现象还不是特别严重，社会的两极分化也不是特别厉害，人民的利益还没有受到特别严重的侵害，因此要去广泛发动民众可能本身就存在很大困难，也许大多数人本身就愿意做“快乐的奴隶”，也许我们注定了将是孤军奋战。只有从这个角度来看，“八九”民运的失败才是必然的。但问题的关键是当时我们根本就没有发动民众，我们高估了自己的力量，以为仅凭学生和知识精英的努力就可以改变中国的现实。如果我们发动了民众而民众不愿响应，那是客观现实的问题，如果我们根本就不去或者不愿发动民众，那就是我们自身的问题。事实上，在“八九”民运的整个过程中，民众一直对我们的行为非常同情和支持,只是由于我们在发动民众上的不作为或不愿作为，民众才普遍成为了运动的同情者和观望者。
正是出于这种不满，我在4月底才跑到了上海，希望能在上海发动工人，从而将这次运动推向更高的水平。但是上海的情况让我更加失望，不仅市民的热情很低，就是学生游行的规模也较北京大为逊色。在上海的几天，我基本上无所事事，在关注北京局势的同时，我也顺便在一位高中同学的陪伴下逛了一下城隍庙，看了一下外滩。
5月4日，上海几所高校搞了一次大游行，一是为了纪念“五四”运动七十周年，二是为了抗议上海市委整顿《世界经济导报》。当时《世界经济导报》是一份很有影响的报纸，是八十年代“自由化”运动的重要阵地，深受大学生的喜爱。但是在4月底，时任上海市委书记的江泽民却派工作组进驻《世界经济导报》报社，并撤消了钦本立的总编职务，这在上海乃至全国都引起了震动。“六四”之后，江泽民正是凭着这一“功劳”爬上了中共中央总书记的位置。听上海学生说，这是运动开始以来上海最大规模的一次游行，但对于像我这样参加过北京“4·27”大游行的人来说，这样的规模根本就无法让我感到兴奋，正所谓“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
这个时候，尽管袁木、何东昌在与学生的对话中百般拖延而让学生感到气愤，但由于赵紫阳回国后对运动基本上采取宽容和支持态度，北京的局势已经有所缓和。5月4日，赵紫阳发表公开讲话，称这次学生运动为爱国民主运动，从而宣告了与邓小平的彻底决裂。邓小平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八十年代在民众中享有崇高威望，但由于不能顺应社会发展潮流推动政治体制改革，他逐渐变成了阻碍中国社会发展的绊脚石，后来他又下令开枪镇压学生，从而使自己成为了历史的罪人。赵紫阳作为邓小平推行改革开放的助手，他没有与邓小平一起堕落，在“八九”民运中他敢于公开与邓小平决裂，反对用武力镇压学生，展现了他的良知和道德勇气，他将因此而名垂千古。正是由于赵紫阳公开肯定北京的学生运动，学生与政府之间的对立局势才出现了缓和。5月4日之后，北京大部分学校都开始复课，于是我在5月7日回到了北京。
这个时候，北京高校里的气氛还是相当活跃，大字报的内容已由情绪化的宣泄转向了冷静的理论宣传。在人大，有两篇大字报引起了我的注意，一篇是《私有制宣言》，一篇是劳动人事学院一位姓何的老师写的一篇长文章，都很有思想深度。此外，《论新闻自由》和《中共裙带关系图》等小字报也颇受人关注。但在当时，我对自由民主等观念的理解仍然相当肤浅，我的思想主要还是民族主义那一套。在上海的时候，我听说中国政府将海南的洋浦港租给了日本七十年，对此我很气愤，于是回北京后就写了一篇《洋浦忧思录》的大字报，张贴在人大、北大、清华和北师大，明确反对中国政府的这一行为。但这篇大字报并没有引起人们的关注，人们对反腐败和宣扬自由民主方面的大字报更感兴趣。由此我看到了自己的思想与当时的主流思想仍有很大的差距，这也促使我在“八九”之后对自己进行了深刻的反省，正是通过这场反省，我逐渐远离了民族主义，并逐渐接受了自由民主的思想。
所以对我个人而言，是“八九”民运真正对我进行了启蒙，是“八九”民运让我从一个民族主义的“愤青”变成了一个追求自由民主的战士，直到现在我还为此要感谢“八九”民运，是她让我走上了人生的正道。所以一场伟大的民主运动本身就是一种启蒙运动，经过这场运动的洗礼，软弱者会变得坚强，糊涂者会变得清醒，哪怕是一个投机分子，他也可能最终成为一名坚定的民主战士。所以在后来从事民运活动时，我一直不怕所谓的投机分子，我甚至很欢迎这些投机分子加入到民运阵营中来。我相信，当中国的所有投机分子都不愿加入中共而愿加入民运时，中国民主运动的春天可能马上就要来临了。
五
5月上旬，北京的局势总的来说比较平静，双方都在暂时的妥协中积蓄力量，准备着更加激烈的较量。5月中旬，这种平静状态终于因学生的绝食活动而打破了，“八九”民运迎来了一个波澜壮阔的高潮。
由于当局与学生的会谈一直没有结果，“北高联”决定给当局施加更大的压力。5月13日，王丹、柴玲带领北大、北师大的少数学生进驻广场，开始进行绝食，这仿佛就像一块巨石扔进了一个水池，不仅北京而且全国乃至全世界都迅速地为它所吸引。5月14日下午，北京各高校“自治会”都组织学生进驻广场参与绝食。这天我随人大的绝食队伍来到广场，看见广场的旗竿上已悬挂着“绝食”两个大字，我的心又再次激动起来，我依稀觉得我们与当局的决战可能已经开始了。但在绝食活动中我表现得并不真诚，固有的投机心理让我对绝食活动不怎么当回事，在肚子饿了的时候就偷偷地到外面吃了几次东西。但是许多同学却比我真诚，我亲眼看到我们的班长巴红丽几次晕倒在绝食现场，我们全班三十个人中有二十个人参加了绝食，他们都比我表现得坚强。不仅当时而且直到现在我还要对他们的真诚和坚强表示钦佩，并对自己的虚伪表现感到惭愧。
由于戈尔巴乔夫将于5月15 日对中国进行访问，14日晚上广场上的绝食学生在绝食场地问题上发生了分歧，部分学生包括我自己不愿从纪念碑前面移动到纪念碑右侧，而“高自联”却劝告大家移动，后来我们还是从大局出发移动到了右侧。但5月15日中国政府还是将欢迎戈尔巴乔夫的仪式改在了首都机场，后来杨尚昆指责我们说，由于我们占据了广场，使得中国政府在欢迎戈尔巴乔夫时连红地毯都没来得及铺上。到5月15日，广场上的绝食学生已经上万人，而且王丹、柴玲等人已成立了“广场指挥部”，并开设了广播站。5月16日中午，我看见柴玲在举行新闻发布会时晕倒了，不久又看见吾尔开希被几个学生抬了起来，但在广场上我一直没有看见王丹。“六四”之后，柴玲和吾尔开希跑到了国外，而王丹则被捕入狱。后来柴玲和吾尔开希日渐淡出了民运圈子，而王丹则始终战斗在民运的第一线。
不知道是谁最先想到开展绝食活动的，这确实是对付现代专制统治的一个厉害手段。几十年前甘地在争取印度独立时就经常进行绝食，最后他终于带领印度人民实现了独立。尽管中共与英帝国在本质上完全不同，但中共一开始确实也不知道如何应对这种比较陌生的斗争形式，因此绝食活动很快就掀起了“八九”民运的高潮，中共的专制统治差点因此而走向崩溃。二十年来，我经常遇到一些比较激进的民运朋友，他们动辄主张密谋和暴力手段，殊不知密谋和暴力正是中共的拿手好戏，我们采取这种手段正是以己之短攻人之长，哪里有获胜的机会？而公开、理性和非暴力斗争则是中共比较陌生的领域，我们采取这种斗争方式就是以己之长攻人之短，中共应对起来就会比较困难和被动。所以说在反抗专制统治的过程中，我们采取公开、理性和非暴力的斗争实在是比较高明的策略。“公开、理性和非暴力”是“八九”民运的一个重要原则，也是后来的中国民运应当继承和发扬的一个重要经验。
令人欣慰的是，“八九”之后的二十年来，虽然中共一直奉行高压恐怖统治，但中国民运硬是通过公开、理性和非暴力的斗争而逐渐发展壮大了起来，1995年的签名运动、1998年的组党运动、本世纪初的公民维权运动以及2008年底的《零八宪章》运动都是这种策略的具体体现。中国当代的民主运动与传统的政治斗争完全不同，她并不看重政权的简单更替，而更看重社会的重建与进步，她从一开始就要告别传统的政治斗争模式，并要求每个参与者要表现出理性、负责的公民精神。虽然这场运动离不开民众的广泛参与，离不开轰轰烈烈的街头运动，但她不会照搬陈胜、吴广揭竿起义的模式，而会始终坚持“公开、理性和非暴力”的原则。这样的运动虽然比较缓慢，但是比较扎实，一旦成功之后社会就不容易发生倒退和反复，中国就可以彻底跳出历代王朝循环的怪圈。这是一个进程，而不是一场突变。当然这些道理都是我在“八九”之后慢慢想清楚的，在“八九”民运中，我也恨不得中共的专制统治早点结束，因此我虽然参加了绝食活动，但并不怎么热心，我更期望民众的大规模参与。让我没想到的是，这一天很快就到来了。
天安门广场是中国的心脏，年轻的大学生是祖国的未来，因此当成千上万的大学生在广场绝食并不断有人晕倒，让人感觉就像中国的心脏在流血。这种理性而悲壮的抗争立即引起了社会各阶层人士的广泛同情，天安门广场立即成为了全国乃至全世界关注的焦点。5月16日，首都知识界率先打破沉默，严家齐、金观涛等著名知识分子公开发布了“5·16”宣言，开始对绝食学生进行声援。当天下午，首都知识界几十万人走上了街头，开展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游行。我听到这个消息后立即离开了绝食队伍。看到长安街上满是举着标语和旗帜的人群，我的心情又一下子激动起来。由于北京市民也广泛参与进来，这场游行估计有上百万人参加，比“4·27”大游行的声势更为浩大。接下来的两天，首都各界人士又举行了两场大游行，人数都在百万以上，参加游行的不仅有工人、农民、知识分子，还有警察、军人和政府官员，甚至连中学生、小学生都上街了。全国人民也纷纷向绝食学生进行声援，全国几乎每个城市都发生了游行，不少外地学生还赶到北京进行声援。这一切都充分表明，人民对中共的专制统治早已感到厌恶了，人民早就在渴望政治大变革了。
在这三天的大游行中，我一直非常兴奋，连觉也没有睡好，我感到我们离胜利只有一步之遥了。在这三天里，首都知识分子成立了“知识分子联合会”，首都工人成立了“工人自治联合会”，外地大学生也成立了“外高联”。后来我觉得，在这个时刻我们应该成立一个统一的反对派组织，对北京和全国的行动进行统一的协调和领导。一旦成立了统一的反对派组织并制定出纲领，我相信在这么好的形势下一定会有上千万人加入这个组织，这就会对专制统治发出强有力的挑战，我估计成千上万的中共党员就会退党，中共的各级组织和暴力机器就可能会瘫痪，后来的“六四”悲剧就可能不会上演。令人遗憾的是，这样的局面并没有出现，各种组织只是各自为政，最有影响的还是学生的组织。我认为，在政治运动中尤其是在民主运动中，年轻的学生只能扮演先锋的角色，他们因其政治上的不成熟而不应当成为运动的领导者。但是在“八九”民运的整个过程中，学生组织却一直是运动的领导者，他们那柔弱稚嫩的肩膀根本就无法独自承担中国民主大业的重任。在这个问题上，我认为中国的知识分子是有很大责任的。
与年轻的学生相比较，知识分子更应该成为运动的领导者。中国的知识分子一直是自由民主的倡导者和传播者，但几十年的政治运动已使他们普遍变得十分胆小。当历史性的机遇到来的时候，他们因为自己的胆小而葬送了中国民主运动的前程，同时他们也葬送了改变自己命运的机会。大凡专制统治得以维系主要靠两个基础：一是谎言，二是恐惧。八十年代的知识精英只戳穿了谎言，但却没有战胜恐惧，他们有很高的理论水平，但却缺少历史担当的勇气。当然按理说我是无权指责他们的，因为在“八九”民运中我也是一个投机分子，二十年来我一直在为自己当初的投机表现进行深深的自责。
六
中共以前曾经正确地告诉我们，一切反动派总是不愿自动退出历史舞台的，这句话其实刚好用到了中共自己的身上。在1989年5月中旬，当一场声势浩大的民主运动威胁到了中共统治的时候，中共内部的顽固派便开始密谋反扑了。这是他们在继“4·26”社论第一次反扑失败之后所策划的第二次反扑，只是这一次的反扑更凶残、更冷酷、也更露骨。
5月18日晚上，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来到天安门广场的绝食现场看望绝食学生，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温家宝为他打伞，他含着眼泪说：我老了，无所谓了，你们还年轻，你们要活着，要健康地活着。这个场景感动了无数学生，但深谙中共政治斗争的人立即感觉到了不好的苗头。果然在5月19日晚上我们就听说赵紫阳已经失势了，从此他就在公开场合消失，直到2005年1月16日他含恨去世。赵紫阳是中共党内的开明派，他不仅主张经济体制改革，而且主张政治体制改革，从这点来看，他在历史上的地位已经远远超过了邓小平。赵紫阳是一个有良心的中共党员，但是他太软弱，他缺少叶利钦的那种勇敢精神。虽然他在中共高层的政治斗争中失败了，但当时的局势并非无法挽救，他完全可以以中共中央总书记的名义发布命令，公开支持学生的民主运动，旗帜鲜明地提出政治体制改革的纲领，并对中共党内的顽固派予以坚决的打击。当时新闻媒体已经站到了学生一边，他只要在中央电视台一露面，中共党内的顽固派就会众叛亲离而无处藏身，就像一年多以后齐奥塞斯库在罗马尼亚的下场一样。然而在这个关健时刻他却软弱退让了，他的这一软弱退让不仅断送了自己的政治前途，而且断送了中国走向自由民主的绝佳的历史性机遇。
5月19日晚上，中共党内的顽固派吹响了政治反攻的号角，杨尚昆主持召开了北京市党政机关干部大会，宣布在北京实行戒严，并调集大量军队进京，企图用武力扑灭“八九”民运的熊熊焰火。“八九”民运决战时刻终于到来了。面对来势汹汹的强敌，我们再次选择了正面迎击。5月20日凌晨，军队开始从几个方向开进北京，但刚进入北京城边就受到了市民的顽强阻挡，许多市民将路边的栏杆和公共汽车横在路上，还有人干脆躺在军车前，学生们闻讯也纷纷赶去，于是各路军队都被市民和学生阻挡住了。
军队进城的时候我正在睡觉，早上起来听到消息后我马上就来到人大前门打听详细情况。这个时候，人大门口的高音喇叭正在起劲地鼓动大家去堵军车。我听了之后热血沸腾，马上就准备前往广场坚守阵地。但当时路上根本就没有公共汽车行驶，不过那些私人汽车却很乐意搭载我们，于是我就和另外几个学生一起爬上了一辆货车前往广场。上车不久，有人就高喊“打倒邓小平”、“打倒李鹏”、“打倒杨尚昆”的口号，开始我还感到挺别扭，但很快我就跟着大家高喊起来。邓小平、李鹏、杨尚昆都是我们四川人，在历史发展的关键时刻，他们公然站到人民和正义的对立面，我为他们感到可耻。到长安街木犀地时，我们看见有几个学生在设置路障，我们以为军车快来了，于是马上就下车参与了进去。我在木犀地呆了几个小时，一看见远处有车子出现，我们就迅速设置路障，动作之快捷、配合之默契我以前简直见所未见。不过所有的车子都不是军车，害得我们白忙乎了几次。
中午12点左右，我又到了广场，问候了一下我们班那些还在绝食的同学。听人说，如果到中午还不能实现戒严，那么这次戒严就算失败了。然而到了中午1点，虽然直升飞机在天上不停地撒传单，但广场还是牢牢地控制在学生手中。下午我们又听说北京站有军人，于是我们许多人又赶往北京站。但到了北京站我们却并没有看见军人，有人说这些军人都穿的便衣，于是我们就在人群中仔细寻找。后来我们终于看见一个穿迷彩服的人，他鬼头鬼脑、东张西望，我们当然对他产生了怀疑，于是就悄悄地跟在他后面，直到他到了广场附近，我们才把他扭住并交给了学生纠察队。后来的情况我就不知道了，但我相信，如果他确实不是便衣军人的话，学生纠察队也决不会冤枉他的。由于军车一直没有进城，再加上奔走了一天很劳累，我便回到学校休息了一晚，准备第二天继续战斗。
5月21日上午起床后，我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把我以前军训时穿的衣服找出来，然后用毛笔在衣服后背上写上了“精忠报国”几个大字，并在后面衣领上写上了“人大刘贤斌”几个小字。当时我只有一个想法，如果这个时候军队要向我们开枪的话，我肯定会选择战斗到死。不久就有消息传来，说六里桥出现了军车。人大校园里马上就沸腾起来，许多学生都赶紧搭车前往六里桥。我立即穿上了写有“精忠报国”几个大字的衣服，急匆匆地爬上了一辆开往六里桥的汽车。上车之后我才发现，许多同学都在头上系了一根红布，上面也写有标语和名字。看来当时许多人都与我一样抱有必死的决心，大有一股“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味道。
我们赶到六里桥时，看见几十辆军车已经被市民和学生堵在了路上。在军车的前面横着几辆公共汽车和许多路障，在军车的周围则挤满了市民和学生。有的学生站在军车上对军人发表演讲，反复给他们讲述事情的真相和“人民军队爱人民”的道理。还有许多人不断给军人送水和食品，大部分士兵都不敢接受。杨尚昆在宣布戒严令时曾说“我们不是来镇压学生的”，但我亲眼看见这些士兵都是全副武装，这不是来镇压学生，难道是来接受学生检阅的吗？我又亲自问过几个军人，问他们知不知道北京发生了什么事情，只有一个士兵说不知道，他说他们不准看电视和报纸，只学习“4·26”社论。我又问他会不会向学生开枪，他说他不会。其他大部分士兵都表情木然，对我们的提问都不敢回答，只说去问他们的长官。这样的情况一直僵持到下午。由于军车根本无法向市区推进，他们后来就奉命往回开走了。但我们还是不敢疏忽大意，我们知道中共高层的顽固派都是狡猾的政客，他们下令撤退并不表明他们承认了失败，他们只是想等我们疲劳了或者松懈了的时候卷土重来。所以我们一直在六里桥坚守了一个通宵，困了的时候就在桥下打个盹，但一有风吹草动，我们又立即用身体筑成了抵抗的城墙。
在这里我要讲述一个细节，在关于“八九”的其他材料中也许没有这个内容。那天晚上，在打盹的时候，我突然被一阵掌声和喝彩声惊醒了。睁眼一看，原来是一个人在发表演讲。这人身材高大，声音洪亮，我挤进人群之后才看清楚这人是电影演员杨再葆。我不知道他在“六四”后遭遇如何，但我91年被关在“炮局”﹙北京市公交分局﹚时却听说陈佩斯因卷入“六四”也曾进过“炮局”。作为艺人，他们本来与政治没多大关系，在这个危急时刻他们如果保持沉默也算正常，但他们却勇敢地站了出来，尽到了一个公民的职责。与那些理论水平很高但却不敢对专制者说“不”的人相比，他们更应赢得我们的尊敬。感谢杨再葆，是他让我度过了这么一个难忘的夜晚。感谢伟大的北京市民，是他们用自己的身体换取了一夜的和平。
这样的情形一直持续了几天，直到我们确信军队不会进城时才松懈下来。这个时候，相信许多人都和我一样认为“八九”民运已经取得了胜利。事实上在这个时候“八九”民运确实也存在着胜机。中共在历史上本来是一个理想主义的政党，但从改革开放之后中共就逐渐变成了一个实用主义的政党，人们加入这个政党，不是准备去为了共产主义这个理想而奋斗，而是为了捞取各种利益。一旦社会出现动荡、政治前景变得不明朗之时，许多人就不敢贸然而动，最稳妥的办法就是采取观望。他们不会为了理想和原则去牺牲，只会为了利益而投机。只有在政治前景变得明朗之时，他们才敢投下手中的砝码。因此在“八九”民运这么激烈的政治斗争中，拥有几千万党员的中共实际上已经瘫痪了，真正敢于与人民和正义为敌的人只有少数顽固派分子。“六四”之后，很多省市和军区领导都迟迟不肯表态，就充分说明了中共并不是想象的那么强大，两年多后，同样拥有几千万党员的苏共不是在一夜之间就灭亡了吗？因此对中国的民主大业来说，1989年确实是一次难得的历史性机遇。如果赵紫阳等体制内的改革派在那时能够坚强勇敢地放手一搏，或者知识分子与学生能够及时动员人民并组织一个强大的反对派，那么“八九”民运也许就有一个完全不同的结果。但是这两种情况都没有出现，于是中共党内的顽固派在戒严失败之后又加紧准备更凶残的反扑，“八九”民运的悲剧色彩越来越浓了。
七
军车被堵住以后，许多人包括我在内都以为“八九”民运已基本上大功告成了，紧张的气氛一扫而空，我们脸上都洋溢着喜悦的笑容。但实际上我们没有取得任何实际的政治成果，我们低估了对手的狡猾和凶残，我们以为中共党内的顽固派马上就要缴械投降了。于是我们普遍都产生了松懈的情绪，没有人提出更高的奋斗方向。在这个时候，“北高联”也做出了一个错误的决定，它发起了一个所谓的“空校运动”，要求各个学校组织成立“南下演讲团”到外地各个省市进行宣传动员，介绍和推广北京的经验。应当说这个思路也是对的，但提出“空校运动”这个做法却是错误的，许多学生正是借着“空校运动”这个名义离开了北京而回家休息或者到同学那里去旅游，这样北京的力量就受到了极大的削弱，而“南下演讲团”也没有取得什么成效。在新闻媒体还未开放的时候，组织力量到外地去宣传动员无疑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但当时新闻媒体已经站在了学生一边，再组织“南下演讲团”就显得有些多余。
其实在这个时候，“北高联”更应当加紧民运队伍的建设，它应当与“外高联”、“知识分子联合会”、“工人自治会”等组织联合起来，提出系统的政治纲领，动员学生和社会各界人士参与进来，组建一个强大的反对派组织。这样北京的力量只会增强而不会削弱，即使军队再次进京，也可能不会出现后来那种一触即溃的局面。与此同时反对派组织应积极与中共党内的改革派结成同盟，组建一个临时的民主政府，利用新闻媒体宣布国家的政治体制改革纲领，并对中共党内的少数顽固分子予以严厉打击。这样中共体制内的观望者就会倒戈，而其他省市也会效法北京，辛亥革命的历史就会重演。但是在当时的情况下，几乎没有人想到并提出这么激进的方案。
其实在“八九”民运开始之前，既然已经有许多人预估到了风暴的来临，就应当有人想到这些具体方案，难道那些先知先觉者也跟我们一样只是希望“闹闹”了事？令人遗憾的是，当时的情况可能还真是这样，在“八九”民运之前，中国社会虽然存在持不同政见的知识精英，但却并不存在有影响的反对派组织，那些知识精英的最大愿望就是给当局施加压力以推动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而根本没有想到要由自己来主导这场变革，因此他们也根本没有为即将来临的运动作出相应的准备，相反他们倒为运动的失败有一定心理准备。他们的这种态度对我们这些年轻学生影响很大，以致于在整个“八九”民运中我们一直都没有明确的政治斗争方向，我们在取得一场又一场的胜利之后并不知道接下来应该干什么事情，这样的一场运动焉有不失败的道理？群众心理学告诉我们：在政治斗争中，当大家都认为一件事情会失败而不为之努力时，这件事情最后往往就肯定会失败。在中国百年的宪政史上，1989年应该算一次难得的历史性机遇，但由于我们的准备不足而白白浪费了，这实在让人痛惜。
所以对中国民运来说，营建一个强大的反对派组织实在具有重大的意义，一旦历史性的机遇来临，它应当有能力和信心控制变革的方向和节奏。我们应当知道，历史性的机遇并不多，我们一辈子也许只能碰到一两次，我们已经亲手葬送了一次，我们不应当再亲手葬送第二次。
正是由于我对北京的局势盲目乐观，所以在“空校运动”中我也离开了北京，但我不是回去休息，而是想在家乡做点事情。于是我在各个学校收集了一些传单和资料，于5月25日离开北京，搭上了回四川的火车。与“文革”时期的学生串联一样，我们在“八九”民运中坐火车也是免费的。火车上的学生很多，大家兴高采烈，完全陶醉在“革命”胜利的喜悦之中，压根儿没想到危机已悄悄来临。
我于5月26日回到四川遂宁，首先就找到了我的高中同学兼好兄弟欧阳懿，向他详细介绍了北京的情况。欧阳懿当时就读于遂宁的川北教育学院。他告诉我，在5月中旬，他组织了川北教育学院声援北京学生的游行，并且代表川北教育学院的学生要求市政府发电慰问北京的绝食学生。我听了这些感到非常高兴，于是我就拿出我从北京带回的传单，并告诉他我准备在遂宁大规模地印制和张贴这些传单。他对我的这种想法非常赞同，并要求参加此事。当时我的另一个高中同学兼好兄马烈也从四川内江财贸学校回到了家里，我们与他交谈后他也表示要参加此事。于是我马上找到我的二哥刘贤贵，他当时在顺南街小学教书，我说服他从学校里借到了刻制工具。我用了两天时间才将这些传单刻完，有几篇是我亲自写的，主要是介绍北京民主运动的情况。为了防备事情败露，我将传单的落款都写上了“重庆高自联”，。这一招还真起了作用，后来遂宁公安局在侦破这个事情时费了很多周折，用了四个多月时间才落实到我与欧阳的头上。刻完之后，我就与我二哥一起在他们学校的油印室里将这些传单印刷了好几百张。然后在6月1日晚上，我就与欧阳一起利用夜色掩护将这些传单张贴在了遂宁的几十处地方。在张贴传单的过程中，一开始我们非常谨慎，看见有人过来时，我们就模仿打太极拳，有次我们还假装像情人一样搂抱。后来马烈也找到了我们，于是我们的胆子就越来越大了，即使有人看着我们张贴，我们也不怕。直到早上5点多我们才将传单贴完。
第二天上午10点多钟，我克制不住内心的兴奋，骑着自行车到贴传单的地方看人们的反应，没想到警察已经在撕传单了。不过我并不感到惋惜，因为人们已经看了几个小时了。后来我到马烈家去，马烈母亲激动地说：“我已经看了传单了，肯定是你们昨晚上干的。”我不想让我们的母亲为我们担心，于是我就只好不置可否地嘿嘿的笑。几个月后，遂宁市公安局的人告诉我，这个事情是遂宁建国以来从未出现过的“反革命”大案，但我听了却并没有感到一点害怕，我只感到非常荣耀。
在遂宁的时候，我还见了欧阳的大学同学萧红，他也是川北教育学院游行的组织者之一，他是遂宁市蓬溪县的人。在闲谈之中，他聊到了一个叫李裁安的人。据萧红介绍，李裁安是北大哲学系的学生，因组织领导85年的学潮而被关押判刑。我和欧阳听了之后，立即对这个“革命”先驱产生了一种十分崇敬的心理。当听说他已刑满释放并正在家里时，我们马上就要求萧红带我去见他。6月3日我们一行三人到了蓬溪，几经周折之后终于在晚上见到了李裁安。我将北京的情况向他做了详细的介绍，本以为他听了会非常激动，不料他却反而非常低调，他并不看好“八九”民运的前景。后来他向我们讲了一下他的理论，主要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系统批判。我们在这方面还非常肤浅，因此我们与他聊得并不投机，两个小时后我们就告辞了。许多年后，我还十分挂念李裁安，特别是在九十年代从事民运的时候，我非常希望他能出来做些事情，然而我却听说他已经彻底消沉了，他对中国的民主事业已失去了信心。李裁安的命运是一个悲剧，在他那个时代他是一个孤独的理想主义者，在无孔不入的专制统治下，他的理想、他的热情、他的才华甚至他的幸福都被彻底绞杀了。直到今天，我还为李裁安感到非常惋惜，但作为一个黑暗时期的先觉者，他将永远受到我的尊敬。
当天晚上我们就住在蓬溪，第二天即6月4日早上我们起床后打开电视，却突然看见了军队开进天安门广场的消息，我的血液立即沸腾起来。虽然前几天我从新闻中已经看出北京的局势已非常紧张，但我还是没有料到中共党内的顽固派竟敢真的向我们下毒手。北京的同学在牺牲，我怎能还在西南之角继续偷安，我决定立即赶回北京与他们并肩战斗。
八
6月4日我回到遂宁后见到了马烈，他也是一个有血性的青年，决定跟着我到北京去战斗。后来他曾回忆说，他当时有一种一去不回的决心。我当时又何尝不是这样的呢，在这个最危险的时刻，我根本就没有想到自己的安危，我只想为这场伟大的运动尽到自己的努力，哪怕是去送死我也决不后悔。正是在“六四”枪声响起的时候，我的个人命运才与中国民主运动的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我的极端民族主义思想开始让位于自由民主理念，我与投机主义动机也作了道义上的彻底决裂。虽然我对自由民主的理解仍相当模糊，但通过“八九”民运几十天的亲身感受，我已知道只有自由民主才是中国未来的正路。
6月5日下午我与马烈一起到了成都，在人民南路的广场上，我们看到成千上万的成都市民正在围攻市政府。市政府大楼里的军人不时释放几颗催泪弹，人们以为是开枪，便吓得四处奔逃，但不久又聚集起来。后来我们又遇见了刚从北京乘火车回来的学生，他们说北京死了好几千人，人们又变得激愤起来，于是又开始围攻市政府。我虽然没有参与围攻，但我的心情异常悲愤，尤其是我想到我的大学同学由于一直坚守在天安门广场可能已经牺牲了的时候，我真恨不得马上赶到北京。但成都到北京的火车要很晚才开，因此在出发之前我们就一直呆在人民南路的广场上。后来我们听说人民商场被烧了，我们去的时候人民商场已化为灰烬，连救火的消防车也被烧了。有人试图从灰烬中拿点东西，立即遭到周围人们的呵斥，于是就再也没有人去捡东西了。虽然我从本能上反对这种暴力方式，但是我当时也很理解人们的这种过激反应，我认为这是人民对暴力的自然反抗。如果当局不开枪镇压手无寸铁的学生，人民决不会采取这种过激的反应。“六四”之后不久，当局宣布说人民商场损失上亿元，我认为这完全是政府的责任。只可惜成都的那些抗暴英雄在“六四”之后不是被枪毙就是被判以重刑，直到我在99年第二次入狱后，我仍听说四川蓬安监狱还关着一些“六四暴乱分子”，直到今天也没有人去关心他们的悲惨命运。但我相信历史不会忘记他们，他们一定会像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一样永载史册。
晚上11点多，我们终于上了去北京的火车。火车上学生很多，主要都是成都高校的学生，一路上我们都在聊“八九”民运方面的事情，但他们没有我们的热情高，当听说我们是回北京去参加战斗时，他们都显示出了惊谔的表情。火车到达西安站时，车站上的人们告诉我们说西安的学生都死了上千人，估计总共有上万人死亡。听到这些消息，我心中没有悲痛，只有去战斗至死的决心。
6月7日下午5点左右，火车在北京郊区的一个小站停了下来，列车员说火车进不了北京站。过了一会儿，刚好有一列郊区列车经过，我与马烈就立即跳下火车而上了这列郊区列车。列车上都是北京本地人，他们告诉我们说北京已经戒严，不准三人以上同行，不准交头接耳，否则就要开枪。后来列车在丰台站停了，听说也进不了北京站。于是我们只好下车，一路上都没有公共汽车，我们只好步行。路上行人很少，不时还能听见几声枪响，市民们都不敢出门。在路上我们碰到了几个青年政治学院的学生，他们说学校里已经没有学生了。我听到后感到有些失落，我没想到一场轰轰烈烈的民主运动竟然在这么短的时间内瓦解崩溃。不过在荷枪实弹的军队面前，手无寸铁的学生还能做什么呢，像我们这种不怕死的人毕竟是少数，大部分人还是要继续自己的生活。在我们行走的过程中，天上一直下着小雨，仿佛老天爷也在哭泣。
经过四个多小时的步行，我们于晚上10点多才到人大。果然学校里已经没有什么人了，我只看见在我所住的学9栋楼上拉着一副白纸黑字的横幅，上面写着“沉痛悼念张向红同学！”。后来有人告诉我，在6月3日晚上，张向红与她姐正在长安街上，当她看见军队开枪时她就高喊“反对暴力！”，不料一颗子弹却击中了她，她就这样牺牲了。后来陈希同在“平暴”报告中宣布，我们人大死了七个学生，居北京高校之首。我想，如果我当时也在北京的话，我可能也是其中之一。我们马上又来到人大校门口，看见周围的树枝上挂着许多小白花，看来在前两天人们可能举行了追悼会。大概晚上11点的时候，我们看见一群警察来到人大校门口，他们一只手拿着手枪，一只手将树上的小白花撕了下来。当时人大校门口有几个学生和市民，看见这个场景，都敢怒不敢言。我们只好悻悻地回到宿舍睡觉，感觉到参加战斗已经不可能了。
第二天我们骑车上街，看到每一个十字路口都有士兵驻扎，街道两旁每隔几米就站着一个荷枪实弹的士兵，他们脸色都是黑里透红，目露凶光，一看就知道是野战部队。由于天安门广场和长安街都不准去，我们只好到北大、清华、北京外贸大学去看了一下，每个学校都显得十分空荡。6月9日，当局宣布开放长安街，但天安门广场还是不准去，于是我们又骑车上了长安街。到长安街木犀地的时候，我们看见路边有几辆烧坏了的坦克和军车，同时我们也注意到在道路两边大楼的窗户上有许多弹孔，可以想象出当时的景况是多么的惨烈。后来一个朋友曾告诉我说，他当时就在长安街，街上到处都是血，连墙上都有血迹。不过当时我在长安街上却没有看见血迹，只看见烧坏的坦克，这当然是施暴者有意为之。中共长期以来都宣传说人民解放军是人民军队，但是当人民起来表达不满的时候，这支军队却竟然向人民开枪。他们本该是保卫国家和人民的公器，但他们却甘愿为中共一党之私卖命。由此可见，这支军队根本就不是人民的军队，而是中共的私家卫队，这种公器私用现象乃是中国几千年来一切灾难和冤狱产生的根本原因。后来我们又来到了人民大会堂后面的西交民巷，远远地可以看见天安门广场上停着无数耀武扬威的坦克，当我们想靠近铁丝网看个究竟时，马上就有一个士兵端着冲锋枪冲了过来，说：“再不后退就开枪了！”吓得我们两个赶紧后退。后来我想，这个士兵当时如果真的向我们开枪的话，我们肯定已经死了，而且身份肯定是“六四暴徒”。所以在“八九”民运中，我能够活下来真是侥幸。在“六四”之后的二十年里，不少人说我作为一个名牌大学的学生本应该拥有让人羡慕的生活，但我却选择了民运这条坎坷之路，真是太划不来。遇到这种情况我就会告诉他们，与那些“六四”死难者相比，我这点牺牲算得了什么呢？我本该早已死去，能够多活二十年，上天已经对我不薄了。
6月10日，学校当局贴出通知，宣布这学期从6月11日起开始放假。于是在6月12日，我们少数留在学校的学生就都离开了学校。
九
“六四”之后，中共当局曾经公开说决不搞秋后算帐，但仅仅过了十天，恐怖的气氛就降临到了我们的身上。从北京回来之后，我每天晚上都要看《新闻联播》。有天晚上，我从新闻上看到了中共当局对学生领袖的通缉令，一共二十一人，排在前三位的是王丹、吾尔开希、柴玲。然而令我没有想到的是，一个老乡也是我的一个同学竟然赫然在列。通缉令上说他叫梁兆二，“尖嘴猴腮”，但我一眼就认出他是梁庆敦，与我一样是遂宁中学高87级的学生，只不过我读的是文科班，他读的是理科班，但由于我们都是住校学生，所以我们彼此都认识。我记得他读中学时就显得与众不同，他夏天喜欢穿厚衣服，冬天则穿得很少。但我也知道他的成绩很好，后来他果然考上了北师大心理学系。在北京我们曾经聚过一次，但没有进行很好的交谈，没想到后来他居然成了“八九”民运的学生领袖。通缉令发布之后，他迅速成为遂宁人议论的焦点。有人说他是“高自联”的财政部长，身上揣有几十万元，但一年多之后还有人说在什么地方看见过他。虽然当局一直没有抓住他，但他的许多高中同班同学都受到了骚扰和牵连，甚至他的高中班主任老师也没有脱掉干系。一年多后，我听说他的父亲是遂宁师校的老师，于是我与几个同学专门去看望过他老人家。
与此同时我也很注意打听是否有同学在“六四”事件中死亡或受伤，后来果然听说有个叫蔡昕的同学肩膀被坦克压伤了。蔡昕是遂宁中学高86级文科班的学生，当时他正在读青年政治学院，与我相当熟悉，不过“六四”之后我再也没有见过他。几年之后听说他出国去了，我想他那几年一定生活得很不容易，只有在出国之后他才能够过上正常的没有恐惧的生活。后来我又听母亲说遂宁永兴镇有两个大学生被打死了，几年后我将此事告诉了专门收集“六四”死难者名单的丁子霖老师，丁老师让我回来寻访调查，但我却一直没有找到，也许是当时人们基于恐惧的谣传。
在这种气氛之下，我母亲整日里为我担心，她甚至在我家楼上系了一根粗绳子，以便让我随时可以逃走。但由于我没有加入“高自联”，因此这样的厄运一直没有降临到我的头上。
回家之后不久，我们十个兄弟又经常聚在了一起，但这时我们的脸上已没有了年初那种少年意气，有的只是悲痛和忧伤，我们仿佛一夜之间苍老了，有几个兄弟甚至开始对中国的未来产生了绝望。不过我天性比较乐观，我仍然相信过不了几年“六四”就会平反，因为在经过这场伟大的运动后，我已经认定自由民主才是中国未来发展的方向。但我的心中还是感到非常压抑和难受，胸口堵得发慌，我真想找个地方去痛哭一场。
有天晚上，我们几个兄弟又聚在在一起喝酒。喝着喝着我就想起了天安门广场上那些死去的人，想起了悼念张向红的横幅和人大校园中的白色小花，我的心禁不住抽搐起来，我再也控制不住我的情感，我一边喝酒，一边失声痛哭。兄弟们看见我哭了，也跟着一起默默流泪。“六四”过去十多天了，我一直想的是战斗和反抗，直到这个时候我才将心中压抑已久的悲痛宣泄出来。在失声痛哭中我又想起了天安门广场上的坦克和长安街木犀地大楼窗户上的弹孔，想起了北京街道路口上那些面目凶恶且冷酷的军人。以前我只是不认同共产党，但这时我却仇恨共产党了。我在心理骂着：“共产党，我操你妈！”我在心理发着誓：“共产党，老子一定要推翻你！”这种仇恨在我心里一直埋藏了许多年，直到后来我对自由民主理论有了较深认识之后，这种仇恨心理才得以稀释和融化。我的酒量本来不行，最多能喝二两酒，但这次我却喝了四两，这是我生平第一次大醉。正是在这天晚上，我确定了自己的人生道路，我决定不推翻中国的专制统治就决不罢休。
二十年来，每年的6月4日我都要绝食一天，二十年来，我从没忘记那天晚上我发下的誓言。今天我已是个基督徒，我知道应当爱我的仇敌，但我也知道末日的审判必须要进行。
这次聚会之后，我立即告诉几个兄弟，我们决不能沉浸在悲痛之中，而应当做一些有益的事情。经过讨论，我们决定办一份地下刊物，取名为“民主论坛”。正在这个时候，有个兄弟给我介绍了一个朋友，他的名字叫陈卫，也是遂宁中学毕业的，当时正在北京理工大学读书，是北京理工大学“自治会”的成员。我与陈卫在这个兄弟的家里见了面，经过一番交流之后，我们彼此都产生了相间恨晚之意。当我告诉他我们的打算之后，他立即表示完全赞成，并决定参与此事。当时中共当局对学生领袖抓捕得很厉害，在这种红色恐怖之下，我十分担心陈卫的安全，但他却不怎么在意，只说过两天到他外婆家去躲一下。然而第二天上午，我的那个兄弟就告诉我说陈卫被抓了，而且还被抄了家。我对此感到十分震惊，但我却并不害怕。陈卫这一去就是一年多，直到1990年底才被当局释放。他出来之后我们又迅速走到了一起，二十年来我们一直进进出出，一直与专制强权进行着不懈的斗争。
陈卫被抓后，我们并没有放下那件事情，为此我写了几篇文章，主要都是宣传自由民主理念方面的，但有一篇火药味很浓，题目是《起诉中国共产党》。在这个时候，我已经将我的民族主义思想抛到了脑后，经过“八九”民运血与火的洗礼，我终于汇入到了中国民主运动的洪流之中。但是后来由于种种困难，我们并没有将“民主论坛”印制出来。为了安全起见，不久我就把这些文章烧掉了。
8月上旬，我接到了学校复课的通知，但这根本就不是正常的复课，而是当局对我们的秋后算帐。开学之后，学校当局要求我们每个人都要学习“4·26”社论等文件，并要求我们每个人都要老实交代自己在“六四”风波中的所有情况。对于这种政治审查，我们虽然都是第一次遇见，但好象每个人都很有经验，说的都是人所共知的事情，诸如参加游行、绝食这些活动都予以承认，而对写大字报、堵军车这些事情则只字不提。学校当局对这件事情好象也不是很积极，最后大家都顺利过关了。虽然在这次政治审查中，当局还要求每个人要检举其他人的问题，但当局在这方面好象也没有什么收获。我写大字报、堵军车的事情许多人都知道，但却没有任何人检举我，所以我最后也蒙混过关。这说明，在“六四”之后，广大学生对当局仍有着强烈的抵触情绪，人们虽然慑于恐惧，但他们的良心仍没有泯灭。一年多之后，罗马尼亚发生巨变，齐奥塞斯库被迅速枪毙，我们人大许多学生都从窗户上扔下燃烧的报纸以示庆祝，吓得学校当局惊慌失措。
然而，虽然这次政治审查因流于走过场而收效甚微，但中共的专政机器却不是吃素的。10月份的时候，遂宁公安局终于侦破了我在遂宁张贴传单的事情，欧阳懿和我二哥刘贤贵都受到了牵连，只有马烈侥幸漏网。我知道消息后马上回了一趟遂宁，把情况了解清楚后又回到北京。因此当遂宁公安局的人到人大来找我时，我就对此事作了老实交代，再加上劳动人事学院领导的保护，遂宁公安局的人就只好结案了事。多年以后遂宁公安局的人告诉我，他们当时真的是来抓我的。此事虽然了结，但人大政保部门却由此注意上了我，没多久他们就查明那篇《反思中共历史》的大字报是我写的。在7月份的时候，我就看见过《人民日报》有篇文章对这篇大字报作过批判，说有些人早就希望社会动乱，由于在这篇大字报中我引述了金观涛的一个观点，因此对金观涛也进行了猛烈的批判。学院领导知道此事后又想保护我，劝我说是学院一个老师起草而由我誊写的，当时这个老师已经在“六四”后流亡到了英国。我对他们的好意表示了感谢，但却拒绝了他们的意见。
后来，北京市公安局又查明我与地下“高自联”有关系，于是在大学快毕业的1991年4月15日将我逮捕，关押在秦城监狱。经过一个多月的连续审问，他们没能敲开我的铁嘴钢牙，最后只能将那篇《反思中共历史》的大字报作为我的罪证，并据此在1992年12月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判了我有期徒刑两年六个月。
……这一切过去都已经快二十年了。二十年啊，对一个人的一辈子来说能有几个二十年呢？二十年可以让一个懵懂无知的小孩成长为一个奋发有为的青年，也可以让一个奋发有为的青年变成一个随波逐流的中年人。二十年前，成百上千万人为了自由民主的理想而奔走号呼，二十年后仍能坚持当初理想的又有几人？二十年啊，对于一个民族来说二十年又算得了什么呢？一百年前中国社会就提出了宪政民主的要求，但直到今天我们还必须为结束专制强权而不懈奋斗。时间是一个奇怪的家伙，它可以消磨一个人的斗志，但也可以积淀一个民族的精神。二十年前的“八九”民运虽然最后以失败告终，但她却为中国民运培养出了一大批意志坚定、视野开阔、态度温和、行事通达的民运人士，他们不仅能够继续高擎“八九”民运的自由民主理想，而且能够在恶劣的环境下生存进取、发展壮大，他们牺牲了自己的青春年华却换来了这个民族复兴的希望。“八九”民运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一场民主运动，她继承了人类社会几千年的文明成果，也传承了中国历次民主运动的理念和经验，她必将深刻地影响当代中国的发展方向。二十年前专制强权势力用血腥的暴力延续了自己的腐败统治，但影响历史走向的决定性力量却不是暴力而是理念，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专制强权势力将注定退出历史舞台。
二十年来中国社会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经济持续高速发展，国家的综合实力日渐增强，但增长的社会财富却日益集中到了政府和少数人手里，人民并没有得到实惠；政治体制改革进展缓慢，中共手中的权力仍然未受到任何限制，政府官员的贪暴越来越普遍和严重，人民对此怨声载道，民间反贪抗暴事件此起彼伏；人民的权利意识有很大提高，自由、民主和人权等基本理念已深入人心，但中共惟我独尊的专制心态却没有任何根本的改变；共产主义理想已经破灭，社会主义口号也不再有任何吸引力，谎言已经被戳穿，专制统治得以维系的基础只剩下赤裸裸的暴力恐惧；民主力量虽屡受打击，但她具有种子般的生命力，她通过持续不断的公开抗争已经成长为最有影响力的反对派力量。
当今的中国社会已走到一个十字路口，在今后几十年里它既可能走上腐败的官僚资本主义道路，也可能走上挑战世界民主力量的专制帝国道路，还可能走上融入世界民主体系、遵循人类普世价值的自由民主之路。何去何从，完全取决于当今中国人的自觉抉择，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各种政治力量的实力和智慧。但对于我个人而言，我并不在乎这场较量的成败，我只会为了“八九”民运的理想竭尽我的所能，因为“八九”民运的精神已经浸入我的血液，更因为“六四”死难者的冤魂一直在扣击着我的良心。
二十年了，记忆已经班驳，许多证据也已经在有意和无意之中毁灭，我只能通过这篇文章来见证那场伟大的民主运动和寄托我对死难者的哀思。
写于2009年2月28日遂宁百盛家园
我要感谢八九年的民主运动，因为是她让我那正直、善良和勇敢的天性没有泯灭。
(续前）
四
“4·27”大游行是“八九”民运的一个转折点，一方面学生的热情更加高涨，那些在运动之初采取观望态度的学生也普遍进入运动，天津、上海、西安等城市的高校也开始行动起来，运动逐渐由北京向全国蔓延，另一方面当局的态度也开始出现松动，中共高层对运动的处理意见开始出现了分歧，与邓小平、李鹏等顽固派的强硬态度不同的是，以赵紫阳为代表的开明派开始公开支持学生，新闻媒体也开始正面报道学潮的情况。4月29日，在无数次拒绝学生方面的会谈要求后，当局终于开始派人与学生代表举行会谈。
但在这个时候，我与一般学生的想法有些不同，我认为纯粹的学生运动并不能保障运动的最后成功，我们必须发动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广泛地参与运动，这样才能对当局形成强大的压力，并迫使当局接受变革。但是在整个运动当中，我的这个想法显得非常微弱，大多数学生包括“高自联”的学生领袖都没有这种想法，他们以为只凭学生的力量就足够迫使当局妥协，而且他们对社会各阶层的参与似乎还感到有些害怕，认为“社会闲杂人员”的参与会破坏运动的纯洁性，会给当局的镇压制造借口，因此在每次游行中我们的“纠察队员”总是将人民拒之于外。对此我非常不满.
“六四”之后，许多人将“八九”民运失败的主要原因归结为中国当时还没有形成中产阶级，认为中产阶级才是民主运动的主力军，并认为只有中产阶级壮大之后，中国的民主运动才有希望。对此观点我不敢苟同，我认为，对中国的民主运动来说，1989年显然是一个历史性的机遇，她的失败不完全是必然的，在很大程度上应当归咎于我们的操作失误，应当归咎于我们的经验不足。如果在1989年广泛深入地发动民众，即使我们不能取得最后的胜利，但至少也可以保留许多运动的成果，而不至于在“六四”之后的二十年里中国的民主运动始终只是少数人参与的持不同政见者运动。尽管知识精英是民主运动的灵魂和领导力量，但他们却无力独自完成民主大业，他们在专制力量面前永远显得不堪一击，他们只有与民众结合起来，才能增加上万倍的力量。另一方面，民众的力量虽然强大，但他们也需要知识精英来领导，如果缺少了知识精英的领导，民众就只不过是没有战斗力的乌合之众。而且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民主运动也应当是一场对民众的启蒙运动，通过广泛深入地发动民众，我们可以对民众进行民主启蒙和民主训练，从而为民主社会的最终建立打下坚实的基础。因此，民主运动应当是一场民众运动，如果没有民众的广泛参与，民主运动就不可能有成功的希望。但是在“八九”民运的整个过程中，民众却基本上只是同情者和观望者，这不仅导致了“八九”民运的最后被镇压，而且浪费了一次对民众进行民主启蒙的良机。
当然1989年与现在情况有很大不同，当时中国的腐败现象还不是特别严重，社会的两极分化也不是特别厉害，人民的利益还没有受到特别严重的侵害，因此要去广泛发动民众可能本身就存在很大困难，也许大多数人本身就愿意做“快乐的奴隶”，也许我们注定了将是孤军奋战。只有从这个角度来看，“八九”民运的失败才是必然的。但问题的关键是当时我们根本就没有发动民众，我们高估了自己的力量，以为仅凭学生和知识精英的努力就可以改变中国的现实。如果我们发动了民众而民众不愿响应，那是客观现实的问题，如果我们根本就不去或者不愿发动民众，那就是我们自身的问题。事实上，在“八九”民运的整个过程中，民众一直对我们的行为非常同情和支持,只是由于我们在发动民众上的不作为或不愿作为，民众才普遍成为了运动的同情者和观望者。
正是出于这种不满，我在4月底才跑到了上海，希望能在上海发动工人，从而将这次运动推向更高的水平。但是上海的情况让我更加失望，不仅市民的热情很低，就是学生游行的规模也较北京大为逊色。在上海的几天，我基本上无所事事，在关注北京局势的同时，我也顺便在一位高中同学的陪伴下逛了一下城隍庙，看了一下外滩。
5月4日，上海几所高校搞了一次大游行，一是为了纪念“五四”运动七十周年，二是为了抗议上海市委整顿《世界经济导报》。当时《世界经济导报》是一份很有影响的报纸，是八十年代“自由化”运动的重要阵地，深受大学生的喜爱。但是在4月底，时任上海市委书记的江泽民却派工作组进驻《世界经济导报》报社，并撤消了钦本立的总编职务，这在上海乃至全国都引起了震动。“六四”之后，江泽民正是凭着这一“功劳”爬上了中共中央总书记的位置。听上海学生说，这是运动开始以来上海最大规模的一次游行，但对于像我这样参加过北京“4·27”大游行的人来说，这样的规模根本就无法让我感到兴奋，正所谓“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
这个时候，尽管袁木、何东昌在与学生的对话中百般拖延而让学生感到气愤，但由于赵紫阳回国后对运动基本上采取宽容和支持态度，北京的局势已经有所缓和。5月4日，赵紫阳发表公开讲话，称这次学生运动为爱国民主运动，从而宣告了与邓小平的彻底决裂。邓小平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八十年代在民众中享有崇高威望，但由于不能顺应社会发展潮流推动政治体制改革，他逐渐变成了阻碍中国社会发展的绊脚石，后来他又下令开枪镇压学生，从而使自己成为了历史的罪人。赵紫阳作为邓小平推行改革开放的助手，他没有与邓小平一起堕落，在“八九”民运中他敢于公开与邓小平决裂，反对用武力镇压学生，展现了他的良知和道德勇气，他将因此而名垂千古。正是由于赵紫阳公开肯定北京的学生运动，学生与政府之间的对立局势才出现了缓和。5月4日之后，北京大部分学校都开始复课，于是我在5月7日回到了北京。
这个时候，北京高校里的气氛还是相当活跃，大字报的内容已由情绪化的宣泄转向了冷静的理论宣传。在人大，有两篇大字报引起了我的注意，一篇是《私有制宣言》，一篇是劳动人事学院一位姓何的老师写的一篇长文章，都很有思想深度。此外，《论新闻自由》和《中共裙带关系图》等小字报也颇受人关注。但在当时，我对自由民主等观念的理解仍然相当肤浅，我的思想主要还是民族主义那一套。在上海的时候，我听说中国政府将海南的洋浦港租给了日本七十年，对此我很气愤，于是回北京后就写了一篇《洋浦忧思录》的大字报，张贴在人大、北大、清华和北师大，明确反对中国政府的这一行为。但这篇大字报并没有引起人们的关注，人们对反腐败和宣扬自由民主方面的大字报更感兴趣。由此我看到了自己的思想与当时的主流思想仍有很大的差距，这也促使我在“八九”之后对自己进行了深刻的反省，正是通过这场反省，我逐渐远离了民族主义，并逐渐接受了自由民主的思想。
所以对我个人而言，是“八九”民运真正对我进行了启蒙，是“八九”民运让我从一个民族主义的“愤青”变成了一个追求自由民主的战士，直到现在我还为此要感谢“八九”民运，是她让我走上了人生的正道。所以一场伟大的民主运动本身就是一种启蒙运动，经过这场运动的洗礼，软弱者会变得坚强，糊涂者会变得清醒，哪怕是一个投机分子，他也可能最终成为一名坚定的民主战士。所以在后来从事民运活动时，我一直不怕所谓的投机分子，我甚至很欢迎这些投机分子加入到民运阵营中来。我相信，当中国的所有投机分子都不愿加入中共而愿加入民运时，中国民主运动的春天可能马上就要来临了。
五
5月上旬，北京的局势总的来说比较平静，双方都在暂时的妥协中积蓄力量，准备着更加激烈的较量。5月中旬，这种平静状态终于因学生的绝食活动而打破了，“八九”民运迎来了一个波澜壮阔的高潮。
由于当局与学生的会谈一直没有结果，“北高联”决定给当局施加更大的压力。5月13日，王丹、柴玲带领北大、北师大的少数学生进驻广场，开始进行绝食，这仿佛就像一块巨石扔进了一个水池，不仅北京而且全国乃至全世界都迅速地为它所吸引。5月14日下午，北京各高校“自治会”都组织学生进驻广场参与绝食。这天我随人大的绝食队伍来到广场，看见广场的旗竿上已悬挂着“绝食”两个大字，我的心又再次激动起来，我依稀觉得我们与当局的决战可能已经开始了。但在绝食活动中我表现得并不真诚，固有的投机心理让我对绝食活动不怎么当回事，在肚子饿了的时候就偷偷地到外面吃了几次东西。但是许多同学却比我真诚，我亲眼看到我们的班长巴红丽几次晕倒在绝食现场，我们全班三十个人中有二十个人参加了绝食，他们都比我表现得坚强。不仅当时而且直到现在我还要对他们的真诚和坚强表示钦佩，并对自己的虚伪表现感到惭愧。
由于戈尔巴乔夫将于5月15 日对中国进行访问，14日晚上广场上的绝食学生在绝食场地问题上发生了分歧，部分学生包括我自己不愿从纪念碑前面移动到纪念碑右侧，而“高自联”却劝告大家移动，后来我们还是从大局出发移动到了右侧。但5月15日中国政府还是将欢迎戈尔巴乔夫的仪式改在了首都机场，后来杨尚昆指责我们说，由于我们占据了广场，使得中国政府在欢迎戈尔巴乔夫时连红地毯都没来得及铺上。到5月15日，广场上的绝食学生已经上万人，而且王丹、柴玲等人已成立了“广场指挥部”，并开设了广播站。5月16日中午，我看见柴玲在举行新闻发布会时晕倒了，不久又看见吾尔开希被几个学生抬了起来，但在广场上我一直没有看见王丹。“六四”之后，柴玲和吾尔开希跑到了国外，而王丹则被捕入狱。后来柴玲和吾尔开希日渐淡出了民运圈子，而王丹则始终战斗在民运的第一线。
不知道是谁最先想到开展绝食活动的，这确实是对付现代专制统治的一个厉害手段。几十年前甘地在争取印度独立时就经常进行绝食，最后他终于带领印度人民实现了独立。尽管中共与英帝国在本质上完全不同，但中共一开始确实也不知道如何应对这种比较陌生的斗争形式，因此绝食活动很快就掀起了“八九”民运的高潮，中共的专制统治差点因此而走向崩溃。二十年来，我经常遇到一些比较激进的民运朋友，他们动辄主张密谋和暴力手段，殊不知密谋和暴力正是中共的拿手好戏，我们采取这种手段正是以己之短攻人之长，哪里有获胜的机会？而公开、理性和非暴力斗争则是中共比较陌生的领域，我们采取这种斗争方式就是以己之长攻人之短，中共应对起来就会比较困难和被动。所以说在反抗专制统治的过程中，我们采取公开、理性和非暴力的斗争实在是比较高明的策略。“公开、理性和非暴力”是“八九”民运的一个重要原则，也是后来的中国民运应当继承和发扬的一个重要经验。
令人欣慰的是，“八九”之后的二十年来，虽然中共一直奉行高压恐怖统治，但中国民运硬是通过公开、理性和非暴力的斗争而逐渐发展壮大了起来，1995年的签名运动、1998年的组党运动、本世纪初的公民维权运动以及2008年底的《零八宪章》运动都是这种策略的具体体现。中国当代的民主运动与传统的政治斗争完全不同，她并不看重政权的简单更替，而更看重社会的重建与进步，她从一开始就要告别传统的政治斗争模式，并要求每个参与者要表现出理性、负责的公民精神。虽然这场运动离不开民众的广泛参与，离不开轰轰烈烈的街头运动，但她不会照搬陈胜、吴广揭竿起义的模式，而会始终坚持“公开、理性和非暴力”的原则。这样的运动虽然比较缓慢，但是比较扎实，一旦成功之后社会就不容易发生倒退和反复，中国就可以彻底跳出历代王朝循环的怪圈。这是一个进程，而不是一场突变。当然这些道理都是我在“八九”之后慢慢想清楚的，在“八九”民运中，我也恨不得中共的专制统治早点结束，因此我虽然参加了绝食活动，但并不怎么热心，我更期望民众的大规模参与。让我没想到的是，这一天很快就到来了。
天安门广场是中国的心脏，年轻的大学生是祖国的未来，因此当成千上万的大学生在广场绝食并不断有人晕倒，让人感觉就像中国的心脏在流血。这种理性而悲壮的抗争立即引起了社会各阶层人士的广泛同情，天安门广场立即成为了全国乃至全世界关注的焦点。5月16日，首都知识界率先打破沉默，严家齐、金观涛等著名知识分子公开发布了“5·16”宣言，开始对绝食学生进行声援。当天下午，首都知识界几十万人走上了街头，开展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游行。我听到这个消息后立即离开了绝食队伍。看到长安街上满是举着标语和旗帜的人群，我的心情又一下子激动起来。由于北京市民也广泛参与进来，这场游行估计有上百万人参加，比“4·27”大游行的声势更为浩大。接下来的两天，首都各界人士又举行了两场大游行，人数都在百万以上，参加游行的不仅有工人、农民、知识分子，还有警察、军人和政府官员，甚至连中学生、小学生都上街了。全国人民也纷纷向绝食学生进行声援，全国几乎每个城市都发生了游行，不少外地学生还赶到北京进行声援。这一切都充分表明，人民对中共的专制统治早已感到厌恶了，人民早就在渴望政治大变革了。
在这三天的大游行中，我一直非常兴奋，连觉也没有睡好，我感到我们离胜利只有一步之遥了。在这三天里，首都知识分子成立了“知识分子联合会”，首都工人成立了“工人自治联合会”，外地大学生也成立了“外高联”。后来我觉得，在这个时刻我们应该成立一个统一的反对派组织，对北京和全国的行动进行统一的协调和领导。一旦成立了统一的反对派组织并制定出纲领，我相信在这么好的形势下一定会有上千万人加入这个组织，这就会对专制统治发出强有力的挑战，我估计成千上万的中共党员就会退党，中共的各级组织和暴力机器就可能会瘫痪，后来的“六四”悲剧就可能不会上演。令人遗憾的是，这样的局面并没有出现，各种组织只是各自为政，最有影响的还是学生的组织。我认为，在政治运动中尤其是在民主运动中，年轻的学生只能扮演先锋的角色，他们因其政治上的不成熟而不应当成为运动的领导者。但是在“八九”民运的整个过程中，学生组织却一直是运动的领导者，他们那柔弱稚嫩的肩膀根本就无法独自承担中国民主大业的重任。在这个问题上，我认为中国的知识分子是有很大责任的。
与年轻的学生相比较，知识分子更应该成为运动的领导者。中国的知识分子一直是自由民主的倡导者和传播者，但几十年的政治运动已使他们普遍变得十分胆小。当历史性的机遇到来的时候，他们因为自己的胆小而葬送了中国民主运动的前程，同时他们也葬送了改变自己命运的机会。大凡专制统治得以维系主要靠两个基础：一是谎言，二是恐惧。八十年代的知识精英只戳穿了谎言，但却没有战胜恐惧，他们有很高的理论水平，但却缺少历史担当的勇气。当然按理说我是无权指责他们的，因为在“八九”民运中我也是一个投机分子，二十年来我一直在为自己当初的投机表现进行深深的自责。
六
中共以前曾经正确地告诉我们，一切反动派总是不愿自动退出历史舞台的，这句话其实刚好用到了中共自己的身上。在1989年5月中旬，当一场声势浩大的民主运动威胁到了中共统治的时候，中共内部的顽固派便开始密谋反扑了。这是他们在继“4·26”社论第一次反扑失败之后所策划的第二次反扑，只是这一次的反扑更凶残、更冷酷、也更露骨。
5月18日晚上，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来到天安门广场的绝食现场看望绝食学生，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温家宝为他打伞，他含着眼泪说：我老了，无所谓了，你们还年轻，你们要活着，要健康地活着。这个场景感动了无数学生，但深谙中共政治斗争的人立即感觉到了不好的苗头。果然在5月19日晚上我们就听说赵紫阳已经失势了，从此他就在公开场合消失，直到2005年1月16日他含恨去世。赵紫阳是中共党内的开明派，他不仅主张经济体制改革，而且主张政治体制改革，从这点来看，他在历史上的地位已经远远超过了邓小平。赵紫阳是一个有良心的中共党员，但是他太软弱，他缺少叶利钦的那种勇敢精神。虽然他在中共高层的政治斗争中失败了，但当时的局势并非无法挽救，他完全可以以中共中央总书记的名义发布命令，公开支持学生的民主运动，旗帜鲜明地提出政治体制改革的纲领，并对中共党内的顽固派予以坚决的打击。当时新闻媒体已经站到了学生一边，他只要在中央电视台一露面，中共党内的顽固派就会众叛亲离而无处藏身，就像一年多以后齐奥塞斯库在罗马尼亚的下场一样。然而在这个关健时刻他却软弱退让了，他的这一软弱退让不仅断送了自己的政治前途，而且断送了中国走向自由民主的绝佳的历史性机遇。
5月19日晚上，中共党内的顽固派吹响了政治反攻的号角，杨尚昆主持召开了北京市党政机关干部大会，宣布在北京实行戒严，并调集大量军队进京，企图用武力扑灭“八九”民运的熊熊焰火。“八九”民运决战时刻终于到来了。面对来势汹汹的强敌，我们再次选择了正面迎击。5月20日凌晨，军队开始从几个方向开进北京，但刚进入北京城边就受到了市民的顽强阻挡，许多市民将路边的栏杆和公共汽车横在路上，还有人干脆躺在军车前，学生们闻讯也纷纷赶去，于是各路军队都被市民和学生阻挡住了。
军队进城的时候我正在睡觉，早上起来听到消息后我马上就来到人大前门打听详细情况。这个时候，人大门口的高音喇叭正在起劲地鼓动大家去堵军车。我听了之后热血沸腾，马上就准备前往广场坚守阵地。但当时路上根本就没有公共汽车行驶，不过那些私人汽车却很乐意搭载我们，于是我就和另外几个学生一起爬上了一辆货车前往广场。上车不久，有人就高喊“打倒邓小平”、“打倒李鹏”、“打倒杨尚昆”的口号，开始我还感到挺别扭，但很快我就跟着大家高喊起来。邓小平、李鹏、杨尚昆都是我们四川人，在历史发展的关键时刻，他们公然站到人民和正义的对立面，我为他们感到可耻。到长安街木犀地时，我们看见有几个学生在设置路障，我们以为军车快来了，于是马上就下车参与了进去。我在木犀地呆了几个小时，一看见远处有车子出现，我们就迅速设置路障，动作之快捷、配合之默契我以前简直见所未见。不过所有的车子都不是军车，害得我们白忙乎了几次。
中午12点左右，我又到了广场，问候了一下我们班那些还在绝食的同学。听人说，如果到中午还不能实现戒严，那么这次戒严就算失败了。然而到了中午1点，虽然直升飞机在天上不停地撒传单，但广场还是牢牢地控制在学生手中。下午我们又听说北京站有军人，于是我们许多人又赶往北京站。但到了北京站我们却并没有看见军人，有人说这些军人都穿的便衣，于是我们就在人群中仔细寻找。后来我们终于看见一个穿迷彩服的人，他鬼头鬼脑、东张西望，我们当然对他产生了怀疑，于是就悄悄地跟在他后面，直到他到了广场附近，我们才把他扭住并交给了学生纠察队。后来的情况我就不知道了，但我相信，如果他确实不是便衣军人的话，学生纠察队也决不会冤枉他的。由于军车一直没有进城，再加上奔走了一天很劳累，我便回到学校休息了一晚，准备第二天继续战斗。
5月21日上午起床后，我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把我以前军训时穿的衣服找出来，然后用毛笔在衣服后背上写上了“精忠报国”几个大字，并在后面衣领上写上了“人大刘贤斌”几个小字。当时我只有一个想法，如果这个时候军队要向我们开枪的话，我肯定会选择战斗到死。不久就有消息传来，说六里桥出现了军车。人大校园里马上就沸腾起来，许多学生都赶紧搭车前往六里桥。我立即穿上了写有“精忠报国”几个大字的衣服，急匆匆地爬上了一辆开往六里桥的汽车。上车之后我才发现，许多同学都在头上系了一根红布，上面也写有标语和名字。看来当时许多人都与我一样抱有必死的决心，大有一股“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味道。
我们赶到六里桥时，看见几十辆军车已经被市民和学生堵在了路上。在军车的前面横着几辆公共汽车和许多路障，在军车的周围则挤满了市民和学生。有的学生站在军车上对军人发表演讲，反复给他们讲述事情的真相和“人民军队爱人民”的道理。还有许多人不断给军人送水和食品，大部分士兵都不敢接受。杨尚昆在宣布戒严令时曾说“我们不是来镇压学生的”，但我亲眼看见这些士兵都是全副武装，这不是来镇压学生，难道是来接受学生检阅的吗？我又亲自问过几个军人，问他们知不知道北京发生了什么事情，只有一个士兵说不知道，他说他们不准看电视和报纸，只学习“4·26”社论。我又问他会不会向学生开枪，他说他不会。其他大部分士兵都表情木然，对我们的提问都不敢回答，只说去问他们的长官。这样的情况一直僵持到下午。由于军车根本无法向市区推进，他们后来就奉命往回开走了。但我们还是不敢疏忽大意，我们知道中共高层的顽固派都是狡猾的政客，他们下令撤退并不表明他们承认了失败，他们只是想等我们疲劳了或者松懈了的时候卷土重来。所以我们一直在六里桥坚守了一个通宵，困了的时候就在桥下打个盹，但一有风吹草动，我们又立即用身体筑成了抵抗的城墙。
在这里我要讲述一个细节，在关于“八九”的其他材料中也许没有这个内容。那天晚上，在打盹的时候，我突然被一阵掌声和喝彩声惊醒了。睁眼一看，原来是一个人在发表演讲。这人身材高大，声音洪亮，我挤进人群之后才看清楚这人是电影演员杨再葆。我不知道他在“六四”后遭遇如何，但我91年被关在“炮局”﹙北京市公交分局﹚时却听说陈佩斯因卷入“六四”也曾进过“炮局”。作为艺人，他们本来与政治没多大关系，在这个危急时刻他们如果保持沉默也算正常，但他们却勇敢地站了出来，尽到了一个公民的职责。与那些理论水平很高但却不敢对专制者说“不”的人相比，他们更应赢得我们的尊敬。感谢杨再葆，是他让我度过了这么一个难忘的夜晚。感谢伟大的北京市民，是他们用自己的身体换取了一夜的和平。
这样的情形一直持续了几天，直到我们确信军队不会进城时才松懈下来。这个时候，相信许多人都和我一样认为“八九”民运已经取得了胜利。事实上在这个时候“八九”民运确实也存在着胜机。中共在历史上本来是一个理想主义的政党，但从改革开放之后中共就逐渐变成了一个实用主义的政党，人们加入这个政党，不是准备去为了共产主义这个理想而奋斗，而是为了捞取各种利益。一旦社会出现动荡、政治前景变得不明朗之时，许多人就不敢贸然而动，最稳妥的办法就是采取观望。他们不会为了理想和原则去牺牲，只会为了利益而投机。只有在政治前景变得明朗之时，他们才敢投下手中的砝码。因此在“八九”民运这么激烈的政治斗争中，拥有几千万党员的中共实际上已经瘫痪了，真正敢于与人民和正义为敌的人只有少数顽固派分子。“六四”之后，很多省市和军区领导都迟迟不肯表态，就充分说明了中共并不是想象的那么强大，两年多后，同样拥有几千万党员的苏共不是在一夜之间就灭亡了吗？因此对中国的民主大业来说，1989年确实是一次难得的历史性机遇。如果赵紫阳等体制内的改革派在那时能够坚强勇敢地放手一搏，或者知识分子与学生能够及时动员人民并组织一个强大的反对派，那么“八九”民运也许就有一个完全不同的结果。但是这两种情况都没有出现，于是中共党内的顽固派在戒严失败之后又加紧准备更凶残的反扑，“八九”民运的悲剧色彩越来越浓了。
七
军车被堵住以后，许多人包括我在内都以为“八九”民运已基本上大功告成了，紧张的气氛一扫而空，我们脸上都洋溢着喜悦的笑容。但实际上我们没有取得任何实际的政治成果，我们低估了对手的狡猾和凶残，我们以为中共党内的顽固派马上就要缴械投降了。于是我们普遍都产生了松懈的情绪，没有人提出更高的奋斗方向。在这个时候，“北高联”也做出了一个错误的决定，它发起了一个所谓的“空校运动”，要求各个学校组织成立“南下演讲团”到外地各个省市进行宣传动员，介绍和推广北京的经验。应当说这个思路也是对的，但提出“空校运动”这个做法却是错误的，许多学生正是借着“空校运动”这个名义离开了北京而回家休息或者到同学那里去旅游，这样北京的力量就受到了极大的削弱，而“南下演讲团”也没有取得什么成效。在新闻媒体还未开放的时候，组织力量到外地去宣传动员无疑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但当时新闻媒体已经站在了学生一边，再组织“南下演讲团”就显得有些多余。
其实在这个时候，“北高联”更应当加紧民运队伍的建设，它应当与“外高联”、“知识分子联合会”、“工人自治会”等组织联合起来，提出系统的政治纲领，动员学生和社会各界人士参与进来，组建一个强大的反对派组织。这样北京的力量只会增强而不会削弱，即使军队再次进京，也可能不会出现后来那种一触即溃的局面。与此同时反对派组织应积极与中共党内的改革派结成同盟，组建一个临时的民主政府，利用新闻媒体宣布国家的政治体制改革纲领，并对中共党内的少数顽固分子予以严厉打击。这样中共体制内的观望者就会倒戈，而其他省市也会效法北京，辛亥革命的历史就会重演。但是在当时的情况下，几乎没有人想到并提出这么激进的方案。
其实在“八九”民运开始之前，既然已经有许多人预估到了风暴的来临，就应当有人想到这些具体方案，难道那些先知先觉者也跟我们一样只是希望“闹闹”了事？令人遗憾的是，当时的情况可能还真是这样，在“八九”民运之前，中国社会虽然存在持不同政见的知识精英，但却并不存在有影响的反对派组织，那些知识精英的最大愿望就是给当局施加压力以推动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而根本没有想到要由自己来主导这场变革，因此他们也根本没有为即将来临的运动作出相应的准备，相反他们倒为运动的失败有一定心理准备。他们的这种态度对我们这些年轻学生影响很大，以致于在整个“八九”民运中我们一直都没有明确的政治斗争方向，我们在取得一场又一场的胜利之后并不知道接下来应该干什么事情，这样的一场运动焉有不失败的道理？群众心理学告诉我们：在政治斗争中，当大家都认为一件事情会失败而不为之努力时，这件事情最后往往就肯定会失败。在中国百年的宪政史上，1989年应该算一次难得的历史性机遇，但由于我们的准备不足而白白浪费了，这实在让人痛惜。
所以对中国民运来说，营建一个强大的反对派组织实在具有重大的意义，一旦历史性的机遇来临，它应当有能力和信心控制变革的方向和节奏。我们应当知道，历史性的机遇并不多，我们一辈子也许只能碰到一两次，我们已经亲手葬送了一次，我们不应当再亲手葬送第二次。
正是由于我对北京的局势盲目乐观，所以在“空校运动”中我也离开了北京，但我不是回去休息，而是想在家乡做点事情。于是我在各个学校收集了一些传单和资料，于5月25日离开北京，搭上了回四川的火车。与“文革”时期的学生串联一样，我们在“八九”民运中坐火车也是免费的。火车上的学生很多，大家兴高采烈，完全陶醉在“革命”胜利的喜悦之中，压根儿没想到危机已悄悄来临。
我于5月26日回到四川遂宁，首先就找到了我的高中同学兼好兄弟欧阳懿，向他详细介绍了北京的情况。欧阳懿当时就读于遂宁的川北教育学院。他告诉我，在5月中旬，他组织了川北教育学院声援北京学生的游行，并且代表川北教育学院的学生要求市政府发电慰问北京的绝食学生。我听了这些感到非常高兴，于是我就拿出我从北京带回的传单，并告诉他我准备在遂宁大规模地印制和张贴这些传单。他对我的这种想法非常赞同，并要求参加此事。当时我的另一个高中同学兼好兄马烈也从四川内江财贸学校回到了家里，我们与他交谈后他也表示要参加此事。于是我马上找到我的二哥刘贤贵，他当时在顺南街小学教书，我说服他从学校里借到了刻制工具。我用了两天时间才将这些传单刻完，有几篇是我亲自写的，主要是介绍北京民主运动的情况。为了防备事情败露，我将传单的落款都写上了“重庆高自联”，。这一招还真起了作用，后来遂宁公安局在侦破这个事情时费了很多周折，用了四个多月时间才落实到我与欧阳的头上。刻完之后，我就与我二哥一起在他们学校的油印室里将这些传单印刷了好几百张。然后在6月1日晚上，我就与欧阳一起利用夜色掩护将这些传单张贴在了遂宁的几十处地方。在张贴传单的过程中，一开始我们非常谨慎，看见有人过来时，我们就模仿打太极拳，有次我们还假装像情人一样搂抱。后来马烈也找到了我们，于是我们的胆子就越来越大了，即使有人看着我们张贴，我们也不怕。直到早上5点多我们才将传单贴完。
第二天上午10点多钟，我克制不住内心的兴奋，骑着自行车到贴传单的地方看人们的反应，没想到警察已经在撕传单了。不过我并不感到惋惜，因为人们已经看了几个小时了。后来我到马烈家去，马烈母亲激动地说：“我已经看了传单了，肯定是你们昨晚上干的。”我不想让我们的母亲为我们担心，于是我就只好不置可否地嘿嘿的笑。几个月后，遂宁市公安局的人告诉我，这个事情是遂宁建国以来从未出现过的“反革命”大案，但我听了却并没有感到一点害怕，我只感到非常荣耀。
在遂宁的时候，我还见了欧阳的大学同学萧红，他也是川北教育学院游行的组织者之一，他是遂宁市蓬溪县的人。在闲谈之中，他聊到了一个叫李裁安的人。据萧红介绍，李裁安是北大哲学系的学生，因组织领导85年的学潮而被关押判刑。我和欧阳听了之后，立即对这个“革命”先驱产生了一种十分崇敬的心理。当听说他已刑满释放并正在家里时，我们马上就要求萧红带我去见他。6月3日我们一行三人到了蓬溪，几经周折之后终于在晚上见到了李裁安。我将北京的情况向他做了详细的介绍，本以为他听了会非常激动，不料他却反而非常低调，他并不看好“八九”民运的前景。后来他向我们讲了一下他的理论，主要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系统批判。我们在这方面还非常肤浅，因此我们与他聊得并不投机，两个小时后我们就告辞了。许多年后，我还十分挂念李裁安，特别是在九十年代从事民运的时候，我非常希望他能出来做些事情，然而我却听说他已经彻底消沉了，他对中国的民主事业已失去了信心。李裁安的命运是一个悲剧，在他那个时代他是一个孤独的理想主义者，在无孔不入的专制统治下，他的理想、他的热情、他的才华甚至他的幸福都被彻底绞杀了。直到今天，我还为李裁安感到非常惋惜，但作为一个黑暗时期的先觉者，他将永远受到我的尊敬。
当天晚上我们就住在蓬溪，第二天即6月4日早上我们起床后打开电视，却突然看见了军队开进天安门广场的消息，我的血液立即沸腾起来。虽然前几天我从新闻中已经看出北京的局势已非常紧张，但我还是没有料到中共党内的顽固派竟敢真的向我们下毒手。北京的同学在牺牲，我怎能还在西南之角继续偷安，我决定立即赶回北京与他们并肩战斗。
八
6月4日我回到遂宁后见到了马烈，他也是一个有血性的青年，决定跟着我到北京去战斗。后来他曾回忆说，他当时有一种一去不回的决心。我当时又何尝不是这样的呢，在这个最危险的时刻，我根本就没有想到自己的安危，我只想为这场伟大的运动尽到自己的努力，哪怕是去送死我也决不后悔。正是在“六四”枪声响起的时候，我的个人命运才与中国民主运动的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我的极端民族主义思想开始让位于自由民主理念，我与投机主义动机也作了道义上的彻底决裂。虽然我对自由民主的理解仍相当模糊，但通过“八九”民运几十天的亲身感受，我已知道只有自由民主才是中国未来的正路。
6月5日下午我与马烈一起到了成都，在人民南路的广场上，我们看到成千上万的成都市民正在围攻市政府。市政府大楼里的军人不时释放几颗催泪弹，人们以为是开枪，便吓得四处奔逃，但不久又聚集起来。后来我们又遇见了刚从北京乘火车回来的学生，他们说北京死了好几千人，人们又变得激愤起来，于是又开始围攻市政府。我虽然没有参与围攻，但我的心情异常悲愤，尤其是我想到我的大学同学由于一直坚守在天安门广场可能已经牺牲了的时候，我真恨不得马上赶到北京。但成都到北京的火车要很晚才开，因此在出发之前我们就一直呆在人民南路的广场上。后来我们听说人民商场被烧了，我们去的时候人民商场已化为灰烬，连救火的消防车也被烧了。有人试图从灰烬中拿点东西，立即遭到周围人们的呵斥，于是就再也没有人去捡东西了。虽然我从本能上反对这种暴力方式，但是我当时也很理解人们的这种过激反应，我认为这是人民对暴力的自然反抗。如果当局不开枪镇压手无寸铁的学生，人民决不会采取这种过激的反应。“六四”之后不久，当局宣布说人民商场损失上亿元，我认为这完全是政府的责任。只可惜成都的那些抗暴英雄在“六四”之后不是被枪毙就是被判以重刑，直到我在99年第二次入狱后，我仍听说四川蓬安监狱还关着一些“六四暴乱分子”，直到今天也没有人去关心他们的悲惨命运。但我相信历史不会忘记他们，他们一定会像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一样永载史册。
晚上11点多，我们终于上了去北京的火车。火车上学生很多，主要都是成都高校的学生，一路上我们都在聊“八九”民运方面的事情，但他们没有我们的热情高，当听说我们是回北京去参加战斗时，他们都显示出了惊谔的表情。火车到达西安站时，车站上的人们告诉我们说西安的学生都死了上千人，估计总共有上万人死亡。听到这些消息，我心中没有悲痛，只有去战斗至死的决心。
6月7日下午5点左右，火车在北京郊区的一个小站停了下来，列车员说火车进不了北京站。过了一会儿，刚好有一列郊区列车经过，我与马烈就立即跳下火车而上了这列郊区列车。列车上都是北京本地人，他们告诉我们说北京已经戒严，不准三人以上同行，不准交头接耳，否则就要开枪。后来列车在丰台站停了，听说也进不了北京站。于是我们只好下车，一路上都没有公共汽车，我们只好步行。路上行人很少，不时还能听见几声枪响，市民们都不敢出门。在路上我们碰到了几个青年政治学院的学生，他们说学校里已经没有学生了。我听到后感到有些失落，我没想到一场轰轰烈烈的民主运动竟然在这么短的时间内瓦解崩溃。不过在荷枪实弹的军队面前，手无寸铁的学生还能做什么呢，像我们这种不怕死的人毕竟是少数，大部分人还是要继续自己的生活。在我们行走的过程中，天上一直下着小雨，仿佛老天爷也在哭泣。
经过四个多小时的步行，我们于晚上10点多才到人大。果然学校里已经没有什么人了，我只看见在我所住的学9栋楼上拉着一副白纸黑字的横幅，上面写着“沉痛悼念张向红同学！”。后来有人告诉我，在6月3日晚上，张向红与她姐正在长安街上，当她看见军队开枪时她就高喊“反对暴力！”，不料一颗子弹却击中了她，她就这样牺牲了。后来陈希同在“平暴”报告中宣布，我们人大死了七个学生，居北京高校之首。我想，如果我当时也在北京的话，我可能也是其中之一。我们马上又来到人大校门口，看见周围的树枝上挂着许多小白花，看来在前两天人们可能举行了追悼会。大概晚上11点的时候，我们看见一群警察来到人大校门口，他们一只手拿着手枪，一只手将树上的小白花撕了下来。当时人大校门口有几个学生和市民，看见这个场景，都敢怒不敢言。我们只好悻悻地回到宿舍睡觉，感觉到参加战斗已经不可能了。
第二天我们骑车上街，看到每一个十字路口都有士兵驻扎，街道两旁每隔几米就站着一个荷枪实弹的士兵，他们脸色都是黑里透红，目露凶光，一看就知道是野战部队。由于天安门广场和长安街都不准去，我们只好到北大、清华、北京外贸大学去看了一下，每个学校都显得十分空荡。6月9日，当局宣布开放长安街，但天安门广场还是不准去，于是我们又骑车上了长安街。到长安街木犀地的时候，我们看见路边有几辆烧坏了的坦克和军车，同时我们也注意到在道路两边大楼的窗户上有许多弹孔，可以想象出当时的景况是多么的惨烈。后来一个朋友曾告诉我说，他当时就在长安街，街上到处都是血，连墙上都有血迹。不过当时我在长安街上却没有看见血迹，只看见烧坏的坦克，这当然是施暴者有意为之。中共长期以来都宣传说人民解放军是人民军队，但是当人民起来表达不满的时候，这支军队却竟然向人民开枪。他们本该是保卫国家和人民的公器，但他们却甘愿为中共一党之私卖命。由此可见，这支军队根本就不是人民的军队，而是中共的私家卫队，这种公器私用现象乃是中国几千年来一切灾难和冤狱产生的根本原因。后来我们又来到了人民大会堂后面的西交民巷，远远地可以看见天安门广场上停着无数耀武扬威的坦克，当我们想靠近铁丝网看个究竟时，马上就有一个士兵端着冲锋枪冲了过来，说：“再不后退就开枪了！”吓得我们两个赶紧后退。后来我想，这个士兵当时如果真的向我们开枪的话，我们肯定已经死了，而且身份肯定是“六四暴徒”。所以在“八九”民运中，我能够活下来真是侥幸。在“六四”之后的二十年里，不少人说我作为一个名牌大学的学生本应该拥有让人羡慕的生活，但我却选择了民运这条坎坷之路，真是太划不来。遇到这种情况我就会告诉他们，与那些“六四”死难者相比，我这点牺牲算得了什么呢？我本该早已死去，能够多活二十年，上天已经对我不薄了。
6月10日，学校当局贴出通知，宣布这学期从6月11日起开始放假。于是在6月12日，我们少数留在学校的学生就都离开了学校。
九
“六四”之后，中共当局曾经公开说决不搞秋后算帐，但仅仅过了十天，恐怖的气氛就降临到了我们的身上。从北京回来之后，我每天晚上都要看《新闻联播》。有天晚上，我从新闻上看到了中共当局对学生领袖的通缉令，一共二十一人，排在前三位的是王丹、吾尔开希、柴玲。然而令我没有想到的是，一个老乡也是我的一个同学竟然赫然在列。通缉令上说他叫梁兆二，“尖嘴猴腮”，但我一眼就认出他是梁庆敦，与我一样是遂宁中学高87级的学生，只不过我读的是文科班，他读的是理科班，但由于我们都是住校学生，所以我们彼此都认识。我记得他读中学时就显得与众不同，他夏天喜欢穿厚衣服，冬天则穿得很少。但我也知道他的成绩很好，后来他果然考上了北师大心理学系。在北京我们曾经聚过一次，但没有进行很好的交谈，没想到后来他居然成了“八九”民运的学生领袖。通缉令发布之后，他迅速成为遂宁人议论的焦点。有人说他是“高自联”的财政部长，身上揣有几十万元，但一年多之后还有人说在什么地方看见过他。虽然当局一直没有抓住他，但他的许多高中同班同学都受到了骚扰和牵连，甚至他的高中班主任老师也没有脱掉干系。一年多后，我听说他的父亲是遂宁师校的老师，于是我与几个同学专门去看望过他老人家。
与此同时我也很注意打听是否有同学在“六四”事件中死亡或受伤，后来果然听说有个叫蔡昕的同学肩膀被坦克压伤了。蔡昕是遂宁中学高86级文科班的学生，当时他正在读青年政治学院，与我相当熟悉，不过“六四”之后我再也没有见过他。几年之后听说他出国去了，我想他那几年一定生活得很不容易，只有在出国之后他才能够过上正常的没有恐惧的生活。后来我又听母亲说遂宁永兴镇有两个大学生被打死了，几年后我将此事告诉了专门收集“六四”死难者名单的丁子霖老师，丁老师让我回来寻访调查，但我却一直没有找到，也许是当时人们基于恐惧的谣传。
在这种气氛之下，我母亲整日里为我担心，她甚至在我家楼上系了一根粗绳子，以便让我随时可以逃走。但由于我没有加入“高自联”，因此这样的厄运一直没有降临到我的头上。
回家之后不久，我们十个兄弟又经常聚在了一起，但这时我们的脸上已没有了年初那种少年意气，有的只是悲痛和忧伤，我们仿佛一夜之间苍老了，有几个兄弟甚至开始对中国的未来产生了绝望。不过我天性比较乐观，我仍然相信过不了几年“六四”就会平反，因为在经过这场伟大的运动后，我已经认定自由民主才是中国未来发展的方向。但我的心中还是感到非常压抑和难受，胸口堵得发慌，我真想找个地方去痛哭一场。
有天晚上，我们几个兄弟又聚在在一起喝酒。喝着喝着我就想起了天安门广场上那些死去的人，想起了悼念张向红的横幅和人大校园中的白色小花，我的心禁不住抽搐起来，我再也控制不住我的情感，我一边喝酒，一边失声痛哭。兄弟们看见我哭了，也跟着一起默默流泪。“六四”过去十多天了，我一直想的是战斗和反抗，直到这个时候我才将心中压抑已久的悲痛宣泄出来。在失声痛哭中我又想起了天安门广场上的坦克和长安街木犀地大楼窗户上的弹孔，想起了北京街道路口上那些面目凶恶且冷酷的军人。以前我只是不认同共产党，但这时我却仇恨共产党了。我在心理骂着：“共产党，我操你妈！”我在心理发着誓：“共产党，老子一定要推翻你！”这种仇恨在我心里一直埋藏了许多年，直到后来我对自由民主理论有了较深认识之后，这种仇恨心理才得以稀释和融化。我的酒量本来不行，最多能喝二两酒，但这次我却喝了四两，这是我生平第一次大醉。正是在这天晚上，我确定了自己的人生道路，我决定不推翻中国的专制统治就决不罢休。
二十年来，每年的6月4日我都要绝食一天，二十年来，我从没忘记那天晚上我发下的誓言。今天我已是个基督徒，我知道应当爱我的仇敌，但我也知道末日的审判必须要进行。
这次聚会之后，我立即告诉几个兄弟，我们决不能沉浸在悲痛之中，而应当做一些有益的事情。经过讨论，我们决定办一份地下刊物，取名为“民主论坛”。正在这个时候，有个兄弟给我介绍了一个朋友，他的名字叫陈卫，也是遂宁中学毕业的，当时正在北京理工大学读书，是北京理工大学“自治会”的成员。我与陈卫在这个兄弟的家里见了面，经过一番交流之后，我们彼此都产生了相间恨晚之意。当我告诉他我们的打算之后，他立即表示完全赞成，并决定参与此事。当时中共当局对学生领袖抓捕得很厉害，在这种红色恐怖之下，我十分担心陈卫的安全，但他却不怎么在意，只说过两天到他外婆家去躲一下。然而第二天上午，我的那个兄弟就告诉我说陈卫被抓了，而且还被抄了家。我对此感到十分震惊，但我却并不害怕。陈卫这一去就是一年多，直到1990年底才被当局释放。他出来之后我们又迅速走到了一起，二十年来我们一直进进出出，一直与专制强权进行着不懈的斗争。
陈卫被抓后，我们并没有放下那件事情，为此我写了几篇文章，主要都是宣传自由民主理念方面的，但有一篇火药味很浓，题目是《起诉中国共产党》。在这个时候，我已经将我的民族主义思想抛到了脑后，经过“八九”民运血与火的洗礼，我终于汇入到了中国民主运动的洪流之中。但是后来由于种种困难，我们并没有将“民主论坛”印制出来。为了安全起见，不久我就把这些文章烧掉了。
8月上旬，我接到了学校复课的通知，但这根本就不是正常的复课，而是当局对我们的秋后算帐。开学之后，学校当局要求我们每个人都要学习“4·26”社论等文件，并要求我们每个人都要老实交代自己在“六四”风波中的所有情况。对于这种政治审查，我们虽然都是第一次遇见，但好象每个人都很有经验，说的都是人所共知的事情，诸如参加游行、绝食这些活动都予以承认，而对写大字报、堵军车这些事情则只字不提。学校当局对这件事情好象也不是很积极，最后大家都顺利过关了。虽然在这次政治审查中，当局还要求每个人要检举其他人的问题，但当局在这方面好象也没有什么收获。我写大字报、堵军车的事情许多人都知道，但却没有任何人检举我，所以我最后也蒙混过关。这说明，在“六四”之后，广大学生对当局仍有着强烈的抵触情绪，人们虽然慑于恐惧，但他们的良心仍没有泯灭。一年多之后，罗马尼亚发生巨变，齐奥塞斯库被迅速枪毙，我们人大许多学生都从窗户上扔下燃烧的报纸以示庆祝，吓得学校当局惊慌失措。
然而，虽然这次政治审查因流于走过场而收效甚微，但中共的专政机器却不是吃素的。10月份的时候，遂宁公安局终于侦破了我在遂宁张贴传单的事情，欧阳懿和我二哥刘贤贵都受到了牵连，只有马烈侥幸漏网。我知道消息后马上回了一趟遂宁，把情况了解清楚后又回到北京。因此当遂宁公安局的人到人大来找我时，我就对此事作了老实交代，再加上劳动人事学院领导的保护，遂宁公安局的人就只好结案了事。多年以后遂宁公安局的人告诉我，他们当时真的是来抓我的。此事虽然了结，但人大政保部门却由此注意上了我，没多久他们就查明那篇《反思中共历史》的大字报是我写的。在7月份的时候，我就看见过《人民日报》有篇文章对这篇大字报作过批判，说有些人早就希望社会动乱，由于在这篇大字报中我引述了金观涛的一个观点，因此对金观涛也进行了猛烈的批判。学院领导知道此事后又想保护我，劝我说是学院一个老师起草而由我誊写的，当时这个老师已经在“六四”后流亡到了英国。我对他们的好意表示了感谢，但却拒绝了他们的意见。
后来，北京市公安局又查明我与地下“高自联”有关系，于是在大学快毕业的1991年4月15日将我逮捕，关押在秦城监狱。经过一个多月的连续审问，他们没能敲开我的铁嘴钢牙，最后只能将那篇《反思中共历史》的大字报作为我的罪证，并据此在1992年12月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判了我有期徒刑两年六个月。
……这一切过去都已经快二十年了。二十年啊，对一个人的一辈子来说能有几个二十年呢？二十年可以让一个懵懂无知的小孩成长为一个奋发有为的青年，也可以让一个奋发有为的青年变成一个随波逐流的中年人。二十年前，成百上千万人为了自由民主的理想而奔走号呼，二十年后仍能坚持当初理想的又有几人？二十年啊，对于一个民族来说二十年又算得了什么呢？一百年前中国社会就提出了宪政民主的要求，但直到今天我们还必须为结束专制强权而不懈奋斗。时间是一个奇怪的家伙，它可以消磨一个人的斗志，但也可以积淀一个民族的精神。二十年前的“八九”民运虽然最后以失败告终，但她却为中国民运培养出了一大批意志坚定、视野开阔、态度温和、行事通达的民运人士，他们不仅能够继续高擎“八九”民运的自由民主理想，而且能够在恶劣的环境下生存进取、发展壮大，他们牺牲了自己的青春年华却换来了这个民族复兴的希望。“八九”民运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一场民主运动，她继承了人类社会几千年的文明成果，也传承了中国历次民主运动的理念和经验，她必将深刻地影响当代中国的发展方向。二十年前专制强权势力用血腥的暴力延续了自己的腐败统治，但影响历史走向的决定性力量却不是暴力而是理念，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专制强权势力将注定退出历史舞台。
二十年来中国社会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经济持续高速发展，国家的综合实力日渐增强，但增长的社会财富却日益集中到了政府和少数人手里，人民并没有得到实惠；政治体制改革进展缓慢，中共手中的权力仍然未受到任何限制，政府官员的贪暴越来越普遍和严重，人民对此怨声载道，民间反贪抗暴事件此起彼伏；人民的权利意识有很大提高，自由、民主和人权等基本理念已深入人心，但中共惟我独尊的专制心态却没有任何根本的改变；共产主义理想已经破灭，社会主义口号也不再有任何吸引力，谎言已经被戳穿，专制统治得以维系的基础只剩下赤裸裸的暴力恐惧；民主力量虽屡受打击，但她具有种子般的生命力，她通过持续不断的公开抗争已经成长为最有影响力的反对派力量。
当今的中国社会已走到一个十字路口，在今后几十年里它既可能走上腐败的官僚资本主义道路，也可能走上挑战世界民主力量的专制帝国道路，还可能走上融入世界民主体系、遵循人类普世价值的自由民主之路。何去何从，完全取决于当今中国人的自觉抉择，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各种政治力量的实力和智慧。但对于我个人而言，我并不在乎这场较量的成败，我只会为了“八九”民运的理想竭尽我的所能，因为“八九”民运的精神已经浸入我的血液，更因为“六四”死难者的冤魂一直在扣击着我的良心。
二十年了，记忆已经班驳，许多证据也已经在有意和无意之中毁灭，我只能通过这篇文章来见证那场伟大的民主运动和寄托我对死难者的哀思。
写于2009年2月28日遂宁百盛家园
我要感谢八九年的民主运动，因为是她让我那正直、善良和勇敢的天性没有泯灭。
(续前）
四
“4·27”大游行是“八九”民运的一个转折点，一方面学生的热情更加高涨，那些在运动之初采取观望态度的学生也普遍进入运动，天津、上海、西安等城市的高校也开始行动起来，运动逐渐由北京向全国蔓延，另一方面当局的态度也开始出现松动，中共高层对运动的处理意见开始出现了分歧，与邓小平、李鹏等顽固派的强硬态度不同的是，以赵紫阳为代表的开明派开始公开支持学生，新闻媒体也开始正面报道学潮的情况。4月29日，在无数次拒绝学生方面的会谈要求后，当局终于开始派人与学生代表举行会谈。
但在这个时候，我与一般学生的想法有些不同，我认为纯粹的学生运动并不能保障运动的最后成功，我们必须发动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广泛地参与运动，这样才能对当局形成强大的压力，并迫使当局接受变革。但是在整个运动当中，我的这个想法显得非常微弱，大多数学生包括“高自联”的学生领袖都没有这种想法，他们以为只凭学生的力量就足够迫使当局妥协，而且他们对社会各阶层的参与似乎还感到有些害怕，认为“社会闲杂人员”的参与会破坏运动的纯洁性，会给当局的镇压制造借口，因此在每次游行中我们的“纠察队员”总是将人民拒之于外。对此我非常不满.
“六四”之后，许多人将“八九”民运失败的主要原因归结为中国当时还没有形成中产阶级，认为中产阶级才是民主运动的主力军，并认为只有中产阶级壮大之后，中国的民主运动才有希望。对此观点我不敢苟同，我认为，对中国的民主运动来说，1989年显然是一个历史性的机遇，她的失败不完全是必然的，在很大程度上应当归咎于我们的操作失误，应当归咎于我们的经验不足。如果在1989年广泛深入地发动民众，即使我们不能取得最后的胜利，但至少也可以保留许多运动的成果，而不至于在“六四”之后的二十年里中国的民主运动始终只是少数人参与的持不同政见者运动。尽管知识精英是民主运动的灵魂和领导力量，但他们却无力独自完成民主大业，他们在专制力量面前永远显得不堪一击，他们只有与民众结合起来，才能增加上万倍的力量。另一方面，民众的力量虽然强大，但他们也需要知识精英来领导，如果缺少了知识精英的领导，民众就只不过是没有战斗力的乌合之众。而且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民主运动也应当是一场对民众的启蒙运动，通过广泛深入地发动民众，我们可以对民众进行民主启蒙和民主训练，从而为民主社会的最终建立打下坚实的基础。因此，民主运动应当是一场民众运动，如果没有民众的广泛参与，民主运动就不可能有成功的希望。但是在“八九”民运的整个过程中，民众却基本上只是同情者和观望者，这不仅导致了“八九”民运的最后被镇压，而且浪费了一次对民众进行民主启蒙的良机。
当然1989年与现在情况有很大不同，当时中国的腐败现象还不是特别严重，社会的两极分化也不是特别厉害，人民的利益还没有受到特别严重的侵害，因此要去广泛发动民众可能本身就存在很大困难，也许大多数人本身就愿意做“快乐的奴隶”，也许我们注定了将是孤军奋战。只有从这个角度来看，“八九”民运的失败才是必然的。但问题的关键是当时我们根本就没有发动民众，我们高估了自己的力量，以为仅凭学生和知识精英的努力就可以改变中国的现实。如果我们发动了民众而民众不愿响应，那是客观现实的问题，如果我们根本就不去或者不愿发动民众，那就是我们自身的问题。事实上，在“八九”民运的整个过程中，民众一直对我们的行为非常同情和支持,只是由于我们在发动民众上的不作为或不愿作为，民众才普遍成为了运动的同情者和观望者。
正是出于这种不满，我在4月底才跑到了上海，希望能在上海发动工人，从而将这次运动推向更高的水平。但是上海的情况让我更加失望，不仅市民的热情很低，就是学生游行的规模也较北京大为逊色。在上海的几天，我基本上无所事事，在关注北京局势的同时，我也顺便在一位高中同学的陪伴下逛了一下城隍庙，看了一下外滩。
5月4日，上海几所高校搞了一次大游行，一是为了纪念“五四”运动七十周年，二是为了抗议上海市委整顿《世界经济导报》。当时《世界经济导报》是一份很有影响的报纸，是八十年代“自由化”运动的重要阵地，深受大学生的喜爱。但是在4月底，时任上海市委书记的江泽民却派工作组进驻《世界经济导报》报社，并撤消了钦本立的总编职务，这在上海乃至全国都引起了震动。“六四”之后，江泽民正是凭着这一“功劳”爬上了中共中央总书记的位置。听上海学生说，这是运动开始以来上海最大规模的一次游行，但对于像我这样参加过北京“4·27”大游行的人来说，这样的规模根本就无法让我感到兴奋，正所谓“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
这个时候，尽管袁木、何东昌在与学生的对话中百般拖延而让学生感到气愤，但由于赵紫阳回国后对运动基本上采取宽容和支持态度，北京的局势已经有所缓和。5月4日，赵紫阳发表公开讲话，称这次学生运动为爱国民主运动，从而宣告了与邓小平的彻底决裂。邓小平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八十年代在民众中享有崇高威望，但由于不能顺应社会发展潮流推动政治体制改革，他逐渐变成了阻碍中国社会发展的绊脚石，后来他又下令开枪镇压学生，从而使自己成为了历史的罪人。赵紫阳作为邓小平推行改革开放的助手，他没有与邓小平一起堕落，在“八九”民运中他敢于公开与邓小平决裂，反对用武力镇压学生，展现了他的良知和道德勇气，他将因此而名垂千古。正是由于赵紫阳公开肯定北京的学生运动，学生与政府之间的对立局势才出现了缓和。5月4日之后，北京大部分学校都开始复课，于是我在5月7日回到了北京。
这个时候，北京高校里的气氛还是相当活跃，大字报的内容已由情绪化的宣泄转向了冷静的理论宣传。在人大，有两篇大字报引起了我的注意，一篇是《私有制宣言》，一篇是劳动人事学院一位姓何的老师写的一篇长文章，都很有思想深度。此外，《论新闻自由》和《中共裙带关系图》等小字报也颇受人关注。但在当时，我对自由民主等观念的理解仍然相当肤浅，我的思想主要还是民族主义那一套。在上海的时候，我听说中国政府将海南的洋浦港租给了日本七十年，对此我很气愤，于是回北京后就写了一篇《洋浦忧思录》的大字报，张贴在人大、北大、清华和北师大，明确反对中国政府的这一行为。但这篇大字报并没有引起人们的关注，人们对反腐败和宣扬自由民主方面的大字报更感兴趣。由此我看到了自己的思想与当时的主流思想仍有很大的差距，这也促使我在“八九”之后对自己进行了深刻的反省，正是通过这场反省，我逐渐远离了民族主义，并逐渐接受了自由民主的思想。
所以对我个人而言，是“八九”民运真正对我进行了启蒙，是“八九”民运让我从一个民族主义的“愤青”变成了一个追求自由民主的战士，直到现在我还为此要感谢“八九”民运，是她让我走上了人生的正道。所以一场伟大的民主运动本身就是一种启蒙运动，经过这场运动的洗礼，软弱者会变得坚强，糊涂者会变得清醒，哪怕是一个投机分子，他也可能最终成为一名坚定的民主战士。所以在后来从事民运活动时，我一直不怕所谓的投机分子，我甚至很欢迎这些投机分子加入到民运阵营中来。我相信，当中国的所有投机分子都不愿加入中共而愿加入民运时，中国民主运动的春天可能马上就要来临了。
五
5月上旬，北京的局势总的来说比较平静，双方都在暂时的妥协中积蓄力量，准备着更加激烈的较量。5月中旬，这种平静状态终于因学生的绝食活动而打破了，“八九”民运迎来了一个波澜壮阔的高潮。
由于当局与学生的会谈一直没有结果，“北高联”决定给当局施加更大的压力。5月13日，王丹、柴玲带领北大、北师大的少数学生进驻广场，开始进行绝食，这仿佛就像一块巨石扔进了一个水池，不仅北京而且全国乃至全世界都迅速地为它所吸引。5月14日下午，北京各高校“自治会”都组织学生进驻广场参与绝食。这天我随人大的绝食队伍来到广场，看见广场的旗竿上已悬挂着“绝食”两个大字，我的心又再次激动起来，我依稀觉得我们与当局的决战可能已经开始了。但在绝食活动中我表现得并不真诚，固有的投机心理让我对绝食活动不怎么当回事，在肚子饿了的时候就偷偷地到外面吃了几次东西。但是许多同学却比我真诚，我亲眼看到我们的班长巴红丽几次晕倒在绝食现场，我们全班三十个人中有二十个人参加了绝食，他们都比我表现得坚强。不仅当时而且直到现在我还要对他们的真诚和坚强表示钦佩，并对自己的虚伪表现感到惭愧。
由于戈尔巴乔夫将于5月15 日对中国进行访问，14日晚上广场上的绝食学生在绝食场地问题上发生了分歧，部分学生包括我自己不愿从纪念碑前面移动到纪念碑右侧，而“高自联”却劝告大家移动，后来我们还是从大局出发移动到了右侧。但5月15日中国政府还是将欢迎戈尔巴乔夫的仪式改在了首都机场，后来杨尚昆指责我们说，由于我们占据了广场，使得中国政府在欢迎戈尔巴乔夫时连红地毯都没来得及铺上。到5月15日，广场上的绝食学生已经上万人，而且王丹、柴玲等人已成立了“广场指挥部”，并开设了广播站。5月16日中午，我看见柴玲在举行新闻发布会时晕倒了，不久又看见吾尔开希被几个学生抬了起来，但在广场上我一直没有看见王丹。“六四”之后，柴玲和吾尔开希跑到了国外，而王丹则被捕入狱。后来柴玲和吾尔开希日渐淡出了民运圈子，而王丹则始终战斗在民运的第一线。
不知道是谁最先想到开展绝食活动的，这确实是对付现代专制统治的一个厉害手段。几十年前甘地在争取印度独立时就经常进行绝食，最后他终于带领印度人民实现了独立。尽管中共与英帝国在本质上完全不同，但中共一开始确实也不知道如何应对这种比较陌生的斗争形式，因此绝食活动很快就掀起了“八九”民运的高潮，中共的专制统治差点因此而走向崩溃。二十年来，我经常遇到一些比较激进的民运朋友，他们动辄主张密谋和暴力手段，殊不知密谋和暴力正是中共的拿手好戏，我们采取这种手段正是以己之短攻人之长，哪里有获胜的机会？而公开、理性和非暴力斗争则是中共比较陌生的领域，我们采取这种斗争方式就是以己之长攻人之短，中共应对起来就会比较困难和被动。所以说在反抗专制统治的过程中，我们采取公开、理性和非暴力的斗争实在是比较高明的策略。“公开、理性和非暴力”是“八九”民运的一个重要原则，也是后来的中国民运应当继承和发扬的一个重要经验。
令人欣慰的是，“八九”之后的二十年来，虽然中共一直奉行高压恐怖统治，但中国民运硬是通过公开、理性和非暴力的斗争而逐渐发展壮大了起来，1995年的签名运动、1998年的组党运动、本世纪初的公民维权运动以及2008年底的《零八宪章》运动都是这种策略的具体体现。中国当代的民主运动与传统的政治斗争完全不同，她并不看重政权的简单更替，而更看重社会的重建与进步，她从一开始就要告别传统的政治斗争模式，并要求每个参与者要表现出理性、负责的公民精神。虽然这场运动离不开民众的广泛参与，离不开轰轰烈烈的街头运动，但她不会照搬陈胜、吴广揭竿起义的模式，而会始终坚持“公开、理性和非暴力”的原则。这样的运动虽然比较缓慢，但是比较扎实，一旦成功之后社会就不容易发生倒退和反复，中国就可以彻底跳出历代王朝循环的怪圈。这是一个进程，而不是一场突变。当然这些道理都是我在“八九”之后慢慢想清楚的，在“八九”民运中，我也恨不得中共的专制统治早点结束，因此我虽然参加了绝食活动，但并不怎么热心，我更期望民众的大规模参与。让我没想到的是，这一天很快就到来了。
天安门广场是中国的心脏，年轻的大学生是祖国的未来，因此当成千上万的大学生在广场绝食并不断有人晕倒，让人感觉就像中国的心脏在流血。这种理性而悲壮的抗争立即引起了社会各阶层人士的广泛同情，天安门广场立即成为了全国乃至全世界关注的焦点。5月16日，首都知识界率先打破沉默，严家齐、金观涛等著名知识分子公开发布了“5·16”宣言，开始对绝食学生进行声援。当天下午，首都知识界几十万人走上了街头，开展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游行。我听到这个消息后立即离开了绝食队伍。看到长安街上满是举着标语和旗帜的人群，我的心情又一下子激动起来。由于北京市民也广泛参与进来，这场游行估计有上百万人参加，比“4·27”大游行的声势更为浩大。接下来的两天，首都各界人士又举行了两场大游行，人数都在百万以上，参加游行的不仅有工人、农民、知识分子，还有警察、军人和政府官员，甚至连中学生、小学生都上街了。全国人民也纷纷向绝食学生进行声援，全国几乎每个城市都发生了游行，不少外地学生还赶到北京进行声援。这一切都充分表明，人民对中共的专制统治早已感到厌恶了，人民早就在渴望政治大变革了。
在这三天的大游行中，我一直非常兴奋，连觉也没有睡好，我感到我们离胜利只有一步之遥了。在这三天里，首都知识分子成立了“知识分子联合会”，首都工人成立了“工人自治联合会”，外地大学生也成立了“外高联”。后来我觉得，在这个时刻我们应该成立一个统一的反对派组织，对北京和全国的行动进行统一的协调和领导。一旦成立了统一的反对派组织并制定出纲领，我相信在这么好的形势下一定会有上千万人加入这个组织，这就会对专制统治发出强有力的挑战，我估计成千上万的中共党员就会退党，中共的各级组织和暴力机器就可能会瘫痪，后来的“六四”悲剧就可能不会上演。令人遗憾的是，这样的局面并没有出现，各种组织只是各自为政，最有影响的还是学生的组织。我认为，在政治运动中尤其是在民主运动中，年轻的学生只能扮演先锋的角色，他们因其政治上的不成熟而不应当成为运动的领导者。但是在“八九”民运的整个过程中，学生组织却一直是运动的领导者，他们那柔弱稚嫩的肩膀根本就无法独自承担中国民主大业的重任。在这个问题上，我认为中国的知识分子是有很大责任的。
与年轻的学生相比较，知识分子更应该成为运动的领导者。中国的知识分子一直是自由民主的倡导者和传播者，但几十年的政治运动已使他们普遍变得十分胆小。当历史性的机遇到来的时候，他们因为自己的胆小而葬送了中国民主运动的前程，同时他们也葬送了改变自己命运的机会。大凡专制统治得以维系主要靠两个基础：一是谎言，二是恐惧。八十年代的知识精英只戳穿了谎言，但却没有战胜恐惧，他们有很高的理论水平，但却缺少历史担当的勇气。当然按理说我是无权指责他们的，因为在“八九”民运中我也是一个投机分子，二十年来我一直在为自己当初的投机表现进行深深的自责。
六
中共以前曾经正确地告诉我们，一切反动派总是不愿自动退出历史舞台的，这句话其实刚好用到了中共自己的身上。在1989年5月中旬，当一场声势浩大的民主运动威胁到了中共统治的时候，中共内部的顽固派便开始密谋反扑了。这是他们在继“4·26”社论第一次反扑失败之后所策划的第二次反扑，只是这一次的反扑更凶残、更冷酷、也更露骨。
5月18日晚上，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来到天安门广场的绝食现场看望绝食学生，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温家宝为他打伞，他含着眼泪说：我老了，无所谓了，你们还年轻，你们要活着，要健康地活着。这个场景感动了无数学生，但深谙中共政治斗争的人立即感觉到了不好的苗头。果然在5月19日晚上我们就听说赵紫阳已经失势了，从此他就在公开场合消失，直到2005年1月16日他含恨去世。赵紫阳是中共党内的开明派，他不仅主张经济体制改革，而且主张政治体制改革，从这点来看，他在历史上的地位已经远远超过了邓小平。赵紫阳是一个有良心的中共党员，但是他太软弱，他缺少叶利钦的那种勇敢精神。虽然他在中共高层的政治斗争中失败了，但当时的局势并非无法挽救，他完全可以以中共中央总书记的名义发布命令，公开支持学生的民主运动，旗帜鲜明地提出政治体制改革的纲领，并对中共党内的顽固派予以坚决的打击。当时新闻媒体已经站到了学生一边，他只要在中央电视台一露面，中共党内的顽固派就会众叛亲离而无处藏身，就像一年多以后齐奥塞斯库在罗马尼亚的下场一样。然而在这个关健时刻他却软弱退让了，他的这一软弱退让不仅断送了自己的政治前途，而且断送了中国走向自由民主的绝佳的历史性机遇。
5月19日晚上，中共党内的顽固派吹响了政治反攻的号角，杨尚昆主持召开了北京市党政机关干部大会，宣布在北京实行戒严，并调集大量军队进京，企图用武力扑灭“八九”民运的熊熊焰火。“八九”民运决战时刻终于到来了。面对来势汹汹的强敌，我们再次选择了正面迎击。5月20日凌晨，军队开始从几个方向开进北京，但刚进入北京城边就受到了市民的顽强阻挡，许多市民将路边的栏杆和公共汽车横在路上，还有人干脆躺在军车前，学生们闻讯也纷纷赶去，于是各路军队都被市民和学生阻挡住了。
军队进城的时候我正在睡觉，早上起来听到消息后我马上就来到人大前门打听详细情况。这个时候，人大门口的高音喇叭正在起劲地鼓动大家去堵军车。我听了之后热血沸腾，马上就准备前往广场坚守阵地。但当时路上根本就没有公共汽车行驶，不过那些私人汽车却很乐意搭载我们，于是我就和另外几个学生一起爬上了一辆货车前往广场。上车不久，有人就高喊“打倒邓小平”、“打倒李鹏”、“打倒杨尚昆”的口号，开始我还感到挺别扭，但很快我就跟着大家高喊起来。邓小平、李鹏、杨尚昆都是我们四川人，在历史发展的关键时刻，他们公然站到人民和正义的对立面，我为他们感到可耻。到长安街木犀地时，我们看见有几个学生在设置路障，我们以为军车快来了，于是马上就下车参与了进去。我在木犀地呆了几个小时，一看见远处有车子出现，我们就迅速设置路障，动作之快捷、配合之默契我以前简直见所未见。不过所有的车子都不是军车，害得我们白忙乎了几次。
中午12点左右，我又到了广场，问候了一下我们班那些还在绝食的同学。听人说，如果到中午还不能实现戒严，那么这次戒严就算失败了。然而到了中午1点，虽然直升飞机在天上不停地撒传单，但广场还是牢牢地控制在学生手中。下午我们又听说北京站有军人，于是我们许多人又赶往北京站。但到了北京站我们却并没有看见军人，有人说这些军人都穿的便衣，于是我们就在人群中仔细寻找。后来我们终于看见一个穿迷彩服的人，他鬼头鬼脑、东张西望，我们当然对他产生了怀疑，于是就悄悄地跟在他后面，直到他到了广场附近，我们才把他扭住并交给了学生纠察队。后来的情况我就不知道了，但我相信，如果他确实不是便衣军人的话，学生纠察队也决不会冤枉他的。由于军车一直没有进城，再加上奔走了一天很劳累，我便回到学校休息了一晚，准备第二天继续战斗。
5月21日上午起床后，我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把我以前军训时穿的衣服找出来，然后用毛笔在衣服后背上写上了“精忠报国”几个大字，并在后面衣领上写上了“人大刘贤斌”几个小字。当时我只有一个想法，如果这个时候军队要向我们开枪的话，我肯定会选择战斗到死。不久就有消息传来，说六里桥出现了军车。人大校园里马上就沸腾起来，许多学生都赶紧搭车前往六里桥。我立即穿上了写有“精忠报国”几个大字的衣服，急匆匆地爬上了一辆开往六里桥的汽车。上车之后我才发现，许多同学都在头上系了一根红布，上面也写有标语和名字。看来当时许多人都与我一样抱有必死的决心，大有一股“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味道。
我们赶到六里桥时，看见几十辆军车已经被市民和学生堵在了路上。在军车的前面横着几辆公共汽车和许多路障，在军车的周围则挤满了市民和学生。有的学生站在军车上对军人发表演讲，反复给他们讲述事情的真相和“人民军队爱人民”的道理。还有许多人不断给军人送水和食品，大部分士兵都不敢接受。杨尚昆在宣布戒严令时曾说“我们不是来镇压学生的”，但我亲眼看见这些士兵都是全副武装，这不是来镇压学生，难道是来接受学生检阅的吗？我又亲自问过几个军人，问他们知不知道北京发生了什么事情，只有一个士兵说不知道，他说他们不准看电视和报纸，只学习“4·26”社论。我又问他会不会向学生开枪，他说他不会。其他大部分士兵都表情木然，对我们的提问都不敢回答，只说去问他们的长官。这样的情况一直僵持到下午。由于军车根本无法向市区推进，他们后来就奉命往回开走了。但我们还是不敢疏忽大意，我们知道中共高层的顽固派都是狡猾的政客，他们下令撤退并不表明他们承认了失败，他们只是想等我们疲劳了或者松懈了的时候卷土重来。所以我们一直在六里桥坚守了一个通宵，困了的时候就在桥下打个盹，但一有风吹草动，我们又立即用身体筑成了抵抗的城墙。
在这里我要讲述一个细节，在关于“八九”的其他材料中也许没有这个内容。那天晚上，在打盹的时候，我突然被一阵掌声和喝彩声惊醒了。睁眼一看，原来是一个人在发表演讲。这人身材高大，声音洪亮，我挤进人群之后才看清楚这人是电影演员杨再葆。我不知道他在“六四”后遭遇如何，但我91年被关在“炮局”﹙北京市公交分局﹚时却听说陈佩斯因卷入“六四”也曾进过“炮局”。作为艺人，他们本来与政治没多大关系，在这个危急时刻他们如果保持沉默也算正常，但他们却勇敢地站了出来，尽到了一个公民的职责。与那些理论水平很高但却不敢对专制者说“不”的人相比，他们更应赢得我们的尊敬。感谢杨再葆，是他让我度过了这么一个难忘的夜晚。感谢伟大的北京市民，是他们用自己的身体换取了一夜的和平。
这样的情形一直持续了几天，直到我们确信军队不会进城时才松懈下来。这个时候，相信许多人都和我一样认为“八九”民运已经取得了胜利。事实上在这个时候“八九”民运确实也存在着胜机。中共在历史上本来是一个理想主义的政党，但从改革开放之后中共就逐渐变成了一个实用主义的政党，人们加入这个政党，不是准备去为了共产主义这个理想而奋斗，而是为了捞取各种利益。一旦社会出现动荡、政治前景变得不明朗之时，许多人就不敢贸然而动，最稳妥的办法就是采取观望。他们不会为了理想和原则去牺牲，只会为了利益而投机。只有在政治前景变得明朗之时，他们才敢投下手中的砝码。因此在“八九”民运这么激烈的政治斗争中，拥有几千万党员的中共实际上已经瘫痪了，真正敢于与人民和正义为敌的人只有少数顽固派分子。“六四”之后，很多省市和军区领导都迟迟不肯表态，就充分说明了中共并不是想象的那么强大，两年多后，同样拥有几千万党员的苏共不是在一夜之间就灭亡了吗？因此对中国的民主大业来说，1989年确实是一次难得的历史性机遇。如果赵紫阳等体制内的改革派在那时能够坚强勇敢地放手一搏，或者知识分子与学生能够及时动员人民并组织一个强大的反对派，那么“八九”民运也许就有一个完全不同的结果。但是这两种情况都没有出现，于是中共党内的顽固派在戒严失败之后又加紧准备更凶残的反扑，“八九”民运的悲剧色彩越来越浓了。
七
军车被堵住以后，许多人包括我在内都以为“八九”民运已基本上大功告成了，紧张的气氛一扫而空，我们脸上都洋溢着喜悦的笑容。但实际上我们没有取得任何实际的政治成果，我们低估了对手的狡猾和凶残，我们以为中共党内的顽固派马上就要缴械投降了。于是我们普遍都产生了松懈的情绪，没有人提出更高的奋斗方向。在这个时候，“北高联”也做出了一个错误的决定，它发起了一个所谓的“空校运动”，要求各个学校组织成立“南下演讲团”到外地各个省市进行宣传动员，介绍和推广北京的经验。应当说这个思路也是对的，但提出“空校运动”这个做法却是错误的，许多学生正是借着“空校运动”这个名义离开了北京而回家休息或者到同学那里去旅游，这样北京的力量就受到了极大的削弱，而“南下演讲团”也没有取得什么成效。在新闻媒体还未开放的时候，组织力量到外地去宣传动员无疑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但当时新闻媒体已经站在了学生一边，再组织“南下演讲团”就显得有些多余。
其实在这个时候，“北高联”更应当加紧民运队伍的建设，它应当与“外高联”、“知识分子联合会”、“工人自治会”等组织联合起来，提出系统的政治纲领，动员学生和社会各界人士参与进来，组建一个强大的反对派组织。这样北京的力量只会增强而不会削弱，即使军队再次进京，也可能不会出现后来那种一触即溃的局面。与此同时反对派组织应积极与中共党内的改革派结成同盟，组建一个临时的民主政府，利用新闻媒体宣布国家的政治体制改革纲领，并对中共党内的少数顽固分子予以严厉打击。这样中共体制内的观望者就会倒戈，而其他省市也会效法北京，辛亥革命的历史就会重演。但是在当时的情况下，几乎没有人想到并提出这么激进的方案。
其实在“八九”民运开始之前，既然已经有许多人预估到了风暴的来临，就应当有人想到这些具体方案，难道那些先知先觉者也跟我们一样只是希望“闹闹”了事？令人遗憾的是，当时的情况可能还真是这样，在“八九”民运之前，中国社会虽然存在持不同政见的知识精英，但却并不存在有影响的反对派组织，那些知识精英的最大愿望就是给当局施加压力以推动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而根本没有想到要由自己来主导这场变革，因此他们也根本没有为即将来临的运动作出相应的准备，相反他们倒为运动的失败有一定心理准备。他们的这种态度对我们这些年轻学生影响很大，以致于在整个“八九”民运中我们一直都没有明确的政治斗争方向，我们在取得一场又一场的胜利之后并不知道接下来应该干什么事情，这样的一场运动焉有不失败的道理？群众心理学告诉我们：在政治斗争中，当大家都认为一件事情会失败而不为之努力时，这件事情最后往往就肯定会失败。在中国百年的宪政史上，1989年应该算一次难得的历史性机遇，但由于我们的准备不足而白白浪费了，这实在让人痛惜。
所以对中国民运来说，营建一个强大的反对派组织实在具有重大的意义，一旦历史性的机遇来临，它应当有能力和信心控制变革的方向和节奏。我们应当知道，历史性的机遇并不多，我们一辈子也许只能碰到一两次，我们已经亲手葬送了一次，我们不应当再亲手葬送第二次。
正是由于我对北京的局势盲目乐观，所以在“空校运动”中我也离开了北京，但我不是回去休息，而是想在家乡做点事情。于是我在各个学校收集了一些传单和资料，于5月25日离开北京，搭上了回四川的火车。与“文革”时期的学生串联一样，我们在“八九”民运中坐火车也是免费的。火车上的学生很多，大家兴高采烈，完全陶醉在“革命”胜利的喜悦之中，压根儿没想到危机已悄悄来临。
我于5月26日回到四川遂宁，首先就找到了我的高中同学兼好兄弟欧阳懿，向他详细介绍了北京的情况。欧阳懿当时就读于遂宁的川北教育学院。他告诉我，在5月中旬，他组织了川北教育学院声援北京学生的游行，并且代表川北教育学院的学生要求市政府发电慰问北京的绝食学生。我听了这些感到非常高兴，于是我就拿出我从北京带回的传单，并告诉他我准备在遂宁大规模地印制和张贴这些传单。他对我的这种想法非常赞同，并要求参加此事。当时我的另一个高中同学兼好兄马烈也从四川内江财贸学校回到了家里，我们与他交谈后他也表示要参加此事。于是我马上找到我的二哥刘贤贵，他当时在顺南街小学教书，我说服他从学校里借到了刻制工具。我用了两天时间才将这些传单刻完，有几篇是我亲自写的，主要是介绍北京民主运动的情况。为了防备事情败露，我将传单的落款都写上了“重庆高自联”，。这一招还真起了作用，后来遂宁公安局在侦破这个事情时费了很多周折，用了四个多月时间才落实到我与欧阳的头上。刻完之后，我就与我二哥一起在他们学校的油印室里将这些传单印刷了好几百张。然后在6月1日晚上，我就与欧阳一起利用夜色掩护将这些传单张贴在了遂宁的几十处地方。在张贴传单的过程中，一开始我们非常谨慎，看见有人过来时，我们就模仿打太极拳，有次我们还假装像情人一样搂抱。后来马烈也找到了我们，于是我们的胆子就越来越大了，即使有人看着我们张贴，我们也不怕。直到早上5点多我们才将传单贴完。
第二天上午10点多钟，我克制不住内心的兴奋，骑着自行车到贴传单的地方看人们的反应，没想到警察已经在撕传单了。不过我并不感到惋惜，因为人们已经看了几个小时了。后来我到马烈家去，马烈母亲激动地说：“我已经看了传单了，肯定是你们昨晚上干的。”我不想让我们的母亲为我们担心，于是我就只好不置可否地嘿嘿的笑。几个月后，遂宁市公安局的人告诉我，这个事情是遂宁建国以来从未出现过的“反革命”大案，但我听了却并没有感到一点害怕，我只感到非常荣耀。
在遂宁的时候，我还见了欧阳的大学同学萧红，他也是川北教育学院游行的组织者之一，他是遂宁市蓬溪县的人。在闲谈之中，他聊到了一个叫李裁安的人。据萧红介绍，李裁安是北大哲学系的学生，因组织领导85年的学潮而被关押判刑。我和欧阳听了之后，立即对这个“革命”先驱产生了一种十分崇敬的心理。当听说他已刑满释放并正在家里时，我们马上就要求萧红带我去见他。6月3日我们一行三人到了蓬溪，几经周折之后终于在晚上见到了李裁安。我将北京的情况向他做了详细的介绍，本以为他听了会非常激动，不料他却反而非常低调，他并不看好“八九”民运的前景。后来他向我们讲了一下他的理论，主要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系统批判。我们在这方面还非常肤浅，因此我们与他聊得并不投机，两个小时后我们就告辞了。许多年后，我还十分挂念李裁安，特别是在九十年代从事民运的时候，我非常希望他能出来做些事情，然而我却听说他已经彻底消沉了，他对中国的民主事业已失去了信心。李裁安的命运是一个悲剧，在他那个时代他是一个孤独的理想主义者，在无孔不入的专制统治下，他的理想、他的热情、他的才华甚至他的幸福都被彻底绞杀了。直到今天，我还为李裁安感到非常惋惜，但作为一个黑暗时期的先觉者，他将永远受到我的尊敬。
当天晚上我们就住在蓬溪，第二天即6月4日早上我们起床后打开电视，却突然看见了军队开进天安门广场的消息，我的血液立即沸腾起来。虽然前几天我从新闻中已经看出北京的局势已非常紧张，但我还是没有料到中共党内的顽固派竟敢真的向我们下毒手。北京的同学在牺牲，我怎能还在西南之角继续偷安，我决定立即赶回北京与他们并肩战斗。
八
6月4日我回到遂宁后见到了马烈，他也是一个有血性的青年，决定跟着我到北京去战斗。后来他曾回忆说，他当时有一种一去不回的决心。我当时又何尝不是这样的呢，在这个最危险的时刻，我根本就没有想到自己的安危，我只想为这场伟大的运动尽到自己的努力，哪怕是去送死我也决不后悔。正是在“六四”枪声响起的时候，我的个人命运才与中国民主运动的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我的极端民族主义思想开始让位于自由民主理念，我与投机主义动机也作了道义上的彻底决裂。虽然我对自由民主的理解仍相当模糊，但通过“八九”民运几十天的亲身感受，我已知道只有自由民主才是中国未来的正路。
6月5日下午我与马烈一起到了成都，在人民南路的广场上，我们看到成千上万的成都市民正在围攻市政府。市政府大楼里的军人不时释放几颗催泪弹，人们以为是开枪，便吓得四处奔逃，但不久又聚集起来。后来我们又遇见了刚从北京乘火车回来的学生，他们说北京死了好几千人，人们又变得激愤起来，于是又开始围攻市政府。我虽然没有参与围攻，但我的心情异常悲愤，尤其是我想到我的大学同学由于一直坚守在天安门广场可能已经牺牲了的时候，我真恨不得马上赶到北京。但成都到北京的火车要很晚才开，因此在出发之前我们就一直呆在人民南路的广场上。后来我们听说人民商场被烧了，我们去的时候人民商场已化为灰烬，连救火的消防车也被烧了。有人试图从灰烬中拿点东西，立即遭到周围人们的呵斥，于是就再也没有人去捡东西了。虽然我从本能上反对这种暴力方式，但是我当时也很理解人们的这种过激反应，我认为这是人民对暴力的自然反抗。如果当局不开枪镇压手无寸铁的学生，人民决不会采取这种过激的反应。“六四”之后不久，当局宣布说人民商场损失上亿元，我认为这完全是政府的责任。只可惜成都的那些抗暴英雄在“六四”之后不是被枪毙就是被判以重刑，直到我在99年第二次入狱后，我仍听说四川蓬安监狱还关着一些“六四暴乱分子”，直到今天也没有人去关心他们的悲惨命运。但我相信历史不会忘记他们，他们一定会像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一样永载史册。
晚上11点多，我们终于上了去北京的火车。火车上学生很多，主要都是成都高校的学生，一路上我们都在聊“八九”民运方面的事情，但他们没有我们的热情高，当听说我们是回北京去参加战斗时，他们都显示出了惊谔的表情。火车到达西安站时，车站上的人们告诉我们说西安的学生都死了上千人，估计总共有上万人死亡。听到这些消息，我心中没有悲痛，只有去战斗至死的决心。
6月7日下午5点左右，火车在北京郊区的一个小站停了下来，列车员说火车进不了北京站。过了一会儿，刚好有一列郊区列车经过，我与马烈就立即跳下火车而上了这列郊区列车。列车上都是北京本地人，他们告诉我们说北京已经戒严，不准三人以上同行，不准交头接耳，否则就要开枪。后来列车在丰台站停了，听说也进不了北京站。于是我们只好下车，一路上都没有公共汽车，我们只好步行。路上行人很少，不时还能听见几声枪响，市民们都不敢出门。在路上我们碰到了几个青年政治学院的学生，他们说学校里已经没有学生了。我听到后感到有些失落，我没想到一场轰轰烈烈的民主运动竟然在这么短的时间内瓦解崩溃。不过在荷枪实弹的军队面前，手无寸铁的学生还能做什么呢，像我们这种不怕死的人毕竟是少数，大部分人还是要继续自己的生活。在我们行走的过程中，天上一直下着小雨，仿佛老天爷也在哭泣。
经过四个多小时的步行，我们于晚上10点多才到人大。果然学校里已经没有什么人了，我只看见在我所住的学9栋楼上拉着一副白纸黑字的横幅，上面写着“沉痛悼念张向红同学！”。后来有人告诉我，在6月3日晚上，张向红与她姐正在长安街上，当她看见军队开枪时她就高喊“反对暴力！”，不料一颗子弹却击中了她，她就这样牺牲了。后来陈希同在“平暴”报告中宣布，我们人大死了七个学生，居北京高校之首。我想，如果我当时也在北京的话，我可能也是其中之一。我们马上又来到人大校门口，看见周围的树枝上挂着许多小白花，看来在前两天人们可能举行了追悼会。大概晚上11点的时候，我们看见一群警察来到人大校门口，他们一只手拿着手枪，一只手将树上的小白花撕了下来。当时人大校门口有几个学生和市民，看见这个场景，都敢怒不敢言。我们只好悻悻地回到宿舍睡觉，感觉到参加战斗已经不可能了。
第二天我们骑车上街，看到每一个十字路口都有士兵驻扎，街道两旁每隔几米就站着一个荷枪实弹的士兵，他们脸色都是黑里透红，目露凶光，一看就知道是野战部队。由于天安门广场和长安街都不准去，我们只好到北大、清华、北京外贸大学去看了一下，每个学校都显得十分空荡。6月9日，当局宣布开放长安街，但天安门广场还是不准去，于是我们又骑车上了长安街。到长安街木犀地的时候，我们看见路边有几辆烧坏了的坦克和军车，同时我们也注意到在道路两边大楼的窗户上有许多弹孔，可以想象出当时的景况是多么的惨烈。后来一个朋友曾告诉我说，他当时就在长安街，街上到处都是血，连墙上都有血迹。不过当时我在长安街上却没有看见血迹，只看见烧坏的坦克，这当然是施暴者有意为之。中共长期以来都宣传说人民解放军是人民军队，但是当人民起来表达不满的时候，这支军队却竟然向人民开枪。他们本该是保卫国家和人民的公器，但他们却甘愿为中共一党之私卖命。由此可见，这支军队根本就不是人民的军队，而是中共的私家卫队，这种公器私用现象乃是中国几千年来一切灾难和冤狱产生的根本原因。后来我们又来到了人民大会堂后面的西交民巷，远远地可以看见天安门广场上停着无数耀武扬威的坦克，当我们想靠近铁丝网看个究竟时，马上就有一个士兵端着冲锋枪冲了过来，说：“再不后退就开枪了！”吓得我们两个赶紧后退。后来我想，这个士兵当时如果真的向我们开枪的话，我们肯定已经死了，而且身份肯定是“六四暴徒”。所以在“八九”民运中，我能够活下来真是侥幸。在“六四”之后的二十年里，不少人说我作为一个名牌大学的学生本应该拥有让人羡慕的生活，但我却选择了民运这条坎坷之路，真是太划不来。遇到这种情况我就会告诉他们，与那些“六四”死难者相比，我这点牺牲算得了什么呢？我本该早已死去，能够多活二十年，上天已经对我不薄了。
6月10日，学校当局贴出通知，宣布这学期从6月11日起开始放假。于是在6月12日，我们少数留在学校的学生就都离开了学校。
九
“六四”之后，中共当局曾经公开说决不搞秋后算帐，但仅仅过了十天，恐怖的气氛就降临到了我们的身上。从北京回来之后，我每天晚上都要看《新闻联播》。有天晚上，我从新闻上看到了中共当局对学生领袖的通缉令，一共二十一人，排在前三位的是王丹、吾尔开希、柴玲。然而令我没有想到的是，一个老乡也是我的一个同学竟然赫然在列。通缉令上说他叫梁兆二，“尖嘴猴腮”，但我一眼就认出他是梁庆敦，与我一样是遂宁中学高87级的学生，只不过我读的是文科班，他读的是理科班，但由于我们都是住校学生，所以我们彼此都认识。我记得他读中学时就显得与众不同，他夏天喜欢穿厚衣服，冬天则穿得很少。但我也知道他的成绩很好，后来他果然考上了北师大心理学系。在北京我们曾经聚过一次，但没有进行很好的交谈，没想到后来他居然成了“八九”民运的学生领袖。通缉令发布之后，他迅速成为遂宁人议论的焦点。有人说他是“高自联”的财政部长，身上揣有几十万元，但一年多之后还有人说在什么地方看见过他。虽然当局一直没有抓住他，但他的许多高中同班同学都受到了骚扰和牵连，甚至他的高中班主任老师也没有脱掉干系。一年多后，我听说他的父亲是遂宁师校的老师，于是我与几个同学专门去看望过他老人家。
与此同时我也很注意打听是否有同学在“六四”事件中死亡或受伤，后来果然听说有个叫蔡昕的同学肩膀被坦克压伤了。蔡昕是遂宁中学高86级文科班的学生，当时他正在读青年政治学院，与我相当熟悉，不过“六四”之后我再也没有见过他。几年之后听说他出国去了，我想他那几年一定生活得很不容易，只有在出国之后他才能够过上正常的没有恐惧的生活。后来我又听母亲说遂宁永兴镇有两个大学生被打死了，几年后我将此事告诉了专门收集“六四”死难者名单的丁子霖老师，丁老师让我回来寻访调查，但我却一直没有找到，也许是当时人们基于恐惧的谣传。
在这种气氛之下，我母亲整日里为我担心，她甚至在我家楼上系了一根粗绳子，以便让我随时可以逃走。但由于我没有加入“高自联”，因此这样的厄运一直没有降临到我的头上。
回家之后不久，我们十个兄弟又经常聚在了一起，但这时我们的脸上已没有了年初那种少年意气，有的只是悲痛和忧伤，我们仿佛一夜之间苍老了，有几个兄弟甚至开始对中国的未来产生了绝望。不过我天性比较乐观，我仍然相信过不了几年“六四”就会平反，因为在经过这场伟大的运动后，我已经认定自由民主才是中国未来发展的方向。但我的心中还是感到非常压抑和难受，胸口堵得发慌，我真想找个地方去痛哭一场。
有天晚上，我们几个兄弟又聚在在一起喝酒。喝着喝着我就想起了天安门广场上那些死去的人，想起了悼念张向红的横幅和人大校园中的白色小花，我的心禁不住抽搐起来，我再也控制不住我的情感，我一边喝酒，一边失声痛哭。兄弟们看见我哭了，也跟着一起默默流泪。“六四”过去十多天了，我一直想的是战斗和反抗，直到这个时候我才将心中压抑已久的悲痛宣泄出来。在失声痛哭中我又想起了天安门广场上的坦克和长安街木犀地大楼窗户上的弹孔，想起了北京街道路口上那些面目凶恶且冷酷的军人。以前我只是不认同共产党，但这时我却仇恨共产党了。我在心理骂着：“共产党，我操你妈！”我在心理发着誓：“共产党，老子一定要推翻你！”这种仇恨在我心里一直埋藏了许多年，直到后来我对自由民主理论有了较深认识之后，这种仇恨心理才得以稀释和融化。我的酒量本来不行，最多能喝二两酒，但这次我却喝了四两，这是我生平第一次大醉。正是在这天晚上，我确定了自己的人生道路，我决定不推翻中国的专制统治就决不罢休。
二十年来，每年的6月4日我都要绝食一天，二十年来，我从没忘记那天晚上我发下的誓言。今天我已是个基督徒，我知道应当爱我的仇敌，但我也知道末日的审判必须要进行。
这次聚会之后，我立即告诉几个兄弟，我们决不能沉浸在悲痛之中，而应当做一些有益的事情。经过讨论，我们决定办一份地下刊物，取名为“民主论坛”。正在这个时候，有个兄弟给我介绍了一个朋友，他的名字叫陈卫，也是遂宁中学毕业的，当时正在北京理工大学读书，是北京理工大学“自治会”的成员。我与陈卫在这个兄弟的家里见了面，经过一番交流之后，我们彼此都产生了相间恨晚之意。当我告诉他我们的打算之后，他立即表示完全赞成，并决定参与此事。当时中共当局对学生领袖抓捕得很厉害，在这种红色恐怖之下，我十分担心陈卫的安全，但他却不怎么在意，只说过两天到他外婆家去躲一下。然而第二天上午，我的那个兄弟就告诉我说陈卫被抓了，而且还被抄了家。我对此感到十分震惊，但我却并不害怕。陈卫这一去就是一年多，直到1990年底才被当局释放。他出来之后我们又迅速走到了一起，二十年来我们一直进进出出，一直与专制强权进行着不懈的斗争。
陈卫被抓后，我们并没有放下那件事情，为此我写了几篇文章，主要都是宣传自由民主理念方面的，但有一篇火药味很浓，题目是《起诉中国共产党》。在这个时候，我已经将我的民族主义思想抛到了脑后，经过“八九”民运血与火的洗礼，我终于汇入到了中国民主运动的洪流之中。但是后来由于种种困难，我们并没有将“民主论坛”印制出来。为了安全起见，不久我就把这些文章烧掉了。
8月上旬，我接到了学校复课的通知，但这根本就不是正常的复课，而是当局对我们的秋后算帐。开学之后，学校当局要求我们每个人都要学习“4·26”社论等文件，并要求我们每个人都要老实交代自己在“六四”风波中的所有情况。对于这种政治审查，我们虽然都是第一次遇见，但好象每个人都很有经验，说的都是人所共知的事情，诸如参加游行、绝食这些活动都予以承认，而对写大字报、堵军车这些事情则只字不提。学校当局对这件事情好象也不是很积极，最后大家都顺利过关了。虽然在这次政治审查中，当局还要求每个人要检举其他人的问题，但当局在这方面好象也没有什么收获。我写大字报、堵军车的事情许多人都知道，但却没有任何人检举我，所以我最后也蒙混过关。这说明，在“六四”之后，广大学生对当局仍有着强烈的抵触情绪，人们虽然慑于恐惧，但他们的良心仍没有泯灭。一年多之后，罗马尼亚发生巨变，齐奥塞斯库被迅速枪毙，我们人大许多学生都从窗户上扔下燃烧的报纸以示庆祝，吓得学校当局惊慌失措。
然而，虽然这次政治审查因流于走过场而收效甚微，但中共的专政机器却不是吃素的。10月份的时候，遂宁公安局终于侦破了我在遂宁张贴传单的事情，欧阳懿和我二哥刘贤贵都受到了牵连，只有马烈侥幸漏网。我知道消息后马上回了一趟遂宁，把情况了解清楚后又回到北京。因此当遂宁公安局的人到人大来找我时，我就对此事作了老实交代，再加上劳动人事学院领导的保护，遂宁公安局的人就只好结案了事。多年以后遂宁公安局的人告诉我，他们当时真的是来抓我的。此事虽然了结，但人大政保部门却由此注意上了我，没多久他们就查明那篇《反思中共历史》的大字报是我写的。在7月份的时候，我就看见过《人民日报》有篇文章对这篇大字报作过批判，说有些人早就希望社会动乱，由于在这篇大字报中我引述了金观涛的一个观点，因此对金观涛也进行了猛烈的批判。学院领导知道此事后又想保护我，劝我说是学院一个老师起草而由我誊写的，当时这个老师已经在“六四”后流亡到了英国。我对他们的好意表示了感谢，但却拒绝了他们的意见。
后来，北京市公安局又查明我与地下“高自联”有关系，于是在大学快毕业的1991年4月15日将我逮捕，关押在秦城监狱。经过一个多月的连续审问，他们没能敲开我的铁嘴钢牙，最后只能将那篇《反思中共历史》的大字报作为我的罪证，并据此在1992年12月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判了我有期徒刑两年六个月。
……这一切过去都已经快二十年了。二十年啊，对一个人的一辈子来说能有几个二十年呢？二十年可以让一个懵懂无知的小孩成长为一个奋发有为的青年，也可以让一个奋发有为的青年变成一个随波逐流的中年人。二十年前，成百上千万人为了自由民主的理想而奔走号呼，二十年后仍能坚持当初理想的又有几人？二十年啊，对于一个民族来说二十年又算得了什么呢？一百年前中国社会就提出了宪政民主的要求，但直到今天我们还必须为结束专制强权而不懈奋斗。时间是一个奇怪的家伙，它可以消磨一个人的斗志，但也可以积淀一个民族的精神。二十年前的“八九”民运虽然最后以失败告终，但她却为中国民运培养出了一大批意志坚定、视野开阔、态度温和、行事通达的民运人士，他们不仅能够继续高擎“八九”民运的自由民主理想，而且能够在恶劣的环境下生存进取、发展壮大，他们牺牲了自己的青春年华却换来了这个民族复兴的希望。“八九”民运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一场民主运动，她继承了人类社会几千年的文明成果，也传承了中国历次民主运动的理念和经验，她必将深刻地影响当代中国的发展方向。二十年前专制强权势力用血腥的暴力延续了自己的腐败统治，但影响历史走向的决定性力量却不是暴力而是理念，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专制强权势力将注定退出历史舞台。
二十年来中国社会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经济持续高速发展，国家的综合实力日渐增强，但增长的社会财富却日益集中到了政府和少数人手里，人民并没有得到实惠；政治体制改革进展缓慢，中共手中的权力仍然未受到任何限制，政府官员的贪暴越来越普遍和严重，人民对此怨声载道，民间反贪抗暴事件此起彼伏；人民的权利意识有很大提高，自由、民主和人权等基本理念已深入人心，但中共惟我独尊的专制心态却没有任何根本的改变；共产主义理想已经破灭，社会主义口号也不再有任何吸引力，谎言已经被戳穿，专制统治得以维系的基础只剩下赤裸裸的暴力恐惧；民主力量虽屡受打击，但她具有种子般的生命力，她通过持续不断的公开抗争已经成长为最有影响力的反对派力量。
当今的中国社会已走到一个十字路口，在今后几十年里它既可能走上腐败的官僚资本主义道路，也可能走上挑战世界民主力量的专制帝国道路，还可能走上融入世界民主体系、遵循人类普世价值的自由民主之路。何去何从，完全取决于当今中国人的自觉抉择，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各种政治力量的实力和智慧。但对于我个人而言，我并不在乎这场较量的成败，我只会为了“八九”民运的理想竭尽我的所能，因为“八九”民运的精神已经浸入我的血液，更因为“六四”死难者的冤魂一直在扣击着我的良心。
二十年了，记忆已经班驳，许多证据也已经在有意和无意之中毁灭，我只能通过这篇文章来见证那场伟大的民主运动和寄托我对死难者的哀思。
写于2009年2月28日遂宁百盛家园
我要感谢八九年的民主运动，因为是她让我那正直、善良和勇敢的天性没有泯灭。
(续前）
四
“4·27”大游行是“八九”民运的一个转折点，一方面学生的热情更加高涨，那些在运动之初采取观望态度的学生也普遍进入运动，天津、上海、西安等城市的高校也开始行动起来，运动逐渐由北京向全国蔓延，另一方面当局的态度也开始出现松动，中共高层对运动的处理意见开始出现了分歧，与邓小平、李鹏等顽固派的强硬态度不同的是，以赵紫阳为代表的开明派开始公开支持学生，新闻媒体也开始正面报道学潮的情况。4月29日，在无数次拒绝学生方面的会谈要求后，当局终于开始派人与学生代表举行会谈。
但在这个时候，我与一般学生的想法有些不同，我认为纯粹的学生运动并不能保障运动的最后成功，我们必须发动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广泛地参与运动，这样才能对当局形成强大的压力，并迫使当局接受变革。但是在整个运动当中，我的这个想法显得非常微弱，大多数学生包括“高自联”的学生领袖都没有这种想法，他们以为只凭学生的力量就足够迫使当局妥协，而且他们对社会各阶层的参与似乎还感到有些害怕，认为“社会闲杂人员”的参与会破坏运动的纯洁性，会给当局的镇压制造借口，因此在每次游行中我们的“纠察队员”总是将人民拒之于外。对此我非常不满.
“六四”之后，许多人将“八九”民运失败的主要原因归结为中国当时还没有形成中产阶级，认为中产阶级才是民主运动的主力军，并认为只有中产阶级壮大之后，中国的民主运动才有希望。对此观点我不敢苟同，我认为，对中国的民主运动来说，1989年显然是一个历史性的机遇，她的失败不完全是必然的，在很大程度上应当归咎于我们的操作失误，应当归咎于我们的经验不足。如果在1989年广泛深入地发动民众，即使我们不能取得最后的胜利，但至少也可以保留许多运动的成果，而不至于在“六四”之后的二十年里中国的民主运动始终只是少数人参与的持不同政见者运动。尽管知识精英是民主运动的灵魂和领导力量，但他们却无力独自完成民主大业，他们在专制力量面前永远显得不堪一击，他们只有与民众结合起来，才能增加上万倍的力量。另一方面，民众的力量虽然强大，但他们也需要知识精英来领导，如果缺少了知识精英的领导，民众就只不过是没有战斗力的乌合之众。而且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民主运动也应当是一场对民众的启蒙运动，通过广泛深入地发动民众，我们可以对民众进行民主启蒙和民主训练，从而为民主社会的最终建立打下坚实的基础。因此，民主运动应当是一场民众运动，如果没有民众的广泛参与，民主运动就不可能有成功的希望。但是在“八九”民运的整个过程中，民众却基本上只是同情者和观望者，这不仅导致了“八九”民运的最后被镇压，而且浪费了一次对民众进行民主启蒙的良机。
当然1989年与现在情况有很大不同，当时中国的腐败现象还不是特别严重，社会的两极分化也不是特别厉害，人民的利益还没有受到特别严重的侵害，因此要去广泛发动民众可能本身就存在很大困难，也许大多数人本身就愿意做“快乐的奴隶”，也许我们注定了将是孤军奋战。只有从这个角度来看，“八九”民运的失败才是必然的。但问题的关键是当时我们根本就没有发动民众，我们高估了自己的力量，以为仅凭学生和知识精英的努力就可以改变中国的现实。如果我们发动了民众而民众不愿响应，那是客观现实的问题，如果我们根本就不去或者不愿发动民众，那就是我们自身的问题。事实上，在“八九”民运的整个过程中，民众一直对我们的行为非常同情和支持,只是由于我们在发动民众上的不作为或不愿作为，民众才普遍成为了运动的同情者和观望者。
正是出于这种不满，我在4月底才跑到了上海，希望能在上海发动工人，从而将这次运动推向更高的水平。但是上海的情况让我更加失望，不仅市民的热情很低，就是学生游行的规模也较北京大为逊色。在上海的几天，我基本上无所事事，在关注北京局势的同时，我也顺便在一位高中同学的陪伴下逛了一下城隍庙，看了一下外滩。
5月4日，上海几所高校搞了一次大游行，一是为了纪念“五四”运动七十周年，二是为了抗议上海市委整顿《世界经济导报》。当时《世界经济导报》是一份很有影响的报纸，是八十年代“自由化”运动的重要阵地，深受大学生的喜爱。但是在4月底，时任上海市委书记的江泽民却派工作组进驻《世界经济导报》报社，并撤消了钦本立的总编职务，这在上海乃至全国都引起了震动。“六四”之后，江泽民正是凭着这一“功劳”爬上了中共中央总书记的位置。听上海学生说，这是运动开始以来上海最大规模的一次游行，但对于像我这样参加过北京“4·27”大游行的人来说，这样的规模根本就无法让我感到兴奋，正所谓“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
这个时候，尽管袁木、何东昌在与学生的对话中百般拖延而让学生感到气愤，但由于赵紫阳回国后对运动基本上采取宽容和支持态度，北京的局势已经有所缓和。5月4日，赵紫阳发表公开讲话，称这次学生运动为爱国民主运动，从而宣告了与邓小平的彻底决裂。邓小平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八十年代在民众中享有崇高威望，但由于不能顺应社会发展潮流推动政治体制改革，他逐渐变成了阻碍中国社会发展的绊脚石，后来他又下令开枪镇压学生，从而使自己成为了历史的罪人。赵紫阳作为邓小平推行改革开放的助手，他没有与邓小平一起堕落，在“八九”民运中他敢于公开与邓小平决裂，反对用武力镇压学生，展现了他的良知和道德勇气，他将因此而名垂千古。正是由于赵紫阳公开肯定北京的学生运动，学生与政府之间的对立局势才出现了缓和。5月4日之后，北京大部分学校都开始复课，于是我在5月7日回到了北京。
这个时候，北京高校里的气氛还是相当活跃，大字报的内容已由情绪化的宣泄转向了冷静的理论宣传。在人大，有两篇大字报引起了我的注意，一篇是《私有制宣言》，一篇是劳动人事学院一位姓何的老师写的一篇长文章，都很有思想深度。此外，《论新闻自由》和《中共裙带关系图》等小字报也颇受人关注。但在当时，我对自由民主等观念的理解仍然相当肤浅，我的思想主要还是民族主义那一套。在上海的时候，我听说中国政府将海南的洋浦港租给了日本七十年，对此我很气愤，于是回北京后就写了一篇《洋浦忧思录》的大字报，张贴在人大、北大、清华和北师大，明确反对中国政府的这一行为。但这篇大字报并没有引起人们的关注，人们对反腐败和宣扬自由民主方面的大字报更感兴趣。由此我看到了自己的思想与当时的主流思想仍有很大的差距，这也促使我在“八九”之后对自己进行了深刻的反省，正是通过这场反省，我逐渐远离了民族主义，并逐渐接受了自由民主的思想。
所以对我个人而言，是“八九”民运真正对我进行了启蒙，是“八九”民运让我从一个民族主义的“愤青”变成了一个追求自由民主的战士，直到现在我还为此要感谢“八九”民运，是她让我走上了人生的正道。所以一场伟大的民主运动本身就是一种启蒙运动，经过这场运动的洗礼，软弱者会变得坚强，糊涂者会变得清醒，哪怕是一个投机分子，他也可能最终成为一名坚定的民主战士。所以在后来从事民运活动时，我一直不怕所谓的投机分子，我甚至很欢迎这些投机分子加入到民运阵营中来。我相信，当中国的所有投机分子都不愿加入中共而愿加入民运时，中国民主运动的春天可能马上就要来临了。
五
5月上旬，北京的局势总的来说比较平静，双方都在暂时的妥协中积蓄力量，准备着更加激烈的较量。5月中旬，这种平静状态终于因学生的绝食活动而打破了，“八九”民运迎来了一个波澜壮阔的高潮。
由于当局与学生的会谈一直没有结果，“北高联”决定给当局施加更大的压力。5月13日，王丹、柴玲带领北大、北师大的少数学生进驻广场，开始进行绝食，这仿佛就像一块巨石扔进了一个水池，不仅北京而且全国乃至全世界都迅速地为它所吸引。5月14日下午，北京各高校“自治会”都组织学生进驻广场参与绝食。这天我随人大的绝食队伍来到广场，看见广场的旗竿上已悬挂着“绝食”两个大字，我的心又再次激动起来，我依稀觉得我们与当局的决战可能已经开始了。但在绝食活动中我表现得并不真诚，固有的投机心理让我对绝食活动不怎么当回事，在肚子饿了的时候就偷偷地到外面吃了几次东西。但是许多同学却比我真诚，我亲眼看到我们的班长巴红丽几次晕倒在绝食现场，我们全班三十个人中有二十个人参加了绝食，他们都比我表现得坚强。不仅当时而且直到现在我还要对他们的真诚和坚强表示钦佩，并对自己的虚伪表现感到惭愧。
由于戈尔巴乔夫将于5月15 日对中国进行访问，14日晚上广场上的绝食学生在绝食场地问题上发生了分歧，部分学生包括我自己不愿从纪念碑前面移动到纪念碑右侧，而“高自联”却劝告大家移动，后来我们还是从大局出发移动到了右侧。但5月15日中国政府还是将欢迎戈尔巴乔夫的仪式改在了首都机场，后来杨尚昆指责我们说，由于我们占据了广场，使得中国政府在欢迎戈尔巴乔夫时连红地毯都没来得及铺上。到5月15日，广场上的绝食学生已经上万人，而且王丹、柴玲等人已成立了“广场指挥部”，并开设了广播站。5月16日中午，我看见柴玲在举行新闻发布会时晕倒了，不久又看见吾尔开希被几个学生抬了起来，但在广场上我一直没有看见王丹。“六四”之后，柴玲和吾尔开希跑到了国外，而王丹则被捕入狱。后来柴玲和吾尔开希日渐淡出了民运圈子，而王丹则始终战斗在民运的第一线。
不知道是谁最先想到开展绝食活动的，这确实是对付现代专制统治的一个厉害手段。几十年前甘地在争取印度独立时就经常进行绝食，最后他终于带领印度人民实现了独立。尽管中共与英帝国在本质上完全不同，但中共一开始确实也不知道如何应对这种比较陌生的斗争形式，因此绝食活动很快就掀起了“八九”民运的高潮，中共的专制统治差点因此而走向崩溃。二十年来，我经常遇到一些比较激进的民运朋友，他们动辄主张密谋和暴力手段，殊不知密谋和暴力正是中共的拿手好戏，我们采取这种手段正是以己之短攻人之长，哪里有获胜的机会？而公开、理性和非暴力斗争则是中共比较陌生的领域，我们采取这种斗争方式就是以己之长攻人之短，中共应对起来就会比较困难和被动。所以说在反抗专制统治的过程中，我们采取公开、理性和非暴力的斗争实在是比较高明的策略。“公开、理性和非暴力”是“八九”民运的一个重要原则，也是后来的中国民运应当继承和发扬的一个重要经验。
令人欣慰的是，“八九”之后的二十年来，虽然中共一直奉行高压恐怖统治，但中国民运硬是通过公开、理性和非暴力的斗争而逐渐发展壮大了起来，1995年的签名运动、1998年的组党运动、本世纪初的公民维权运动以及2008年底的《零八宪章》运动都是这种策略的具体体现。中国当代的民主运动与传统的政治斗争完全不同，她并不看重政权的简单更替，而更看重社会的重建与进步，她从一开始就要告别传统的政治斗争模式，并要求每个参与者要表现出理性、负责的公民精神。虽然这场运动离不开民众的广泛参与，离不开轰轰烈烈的街头运动，但她不会照搬陈胜、吴广揭竿起义的模式，而会始终坚持“公开、理性和非暴力”的原则。这样的运动虽然比较缓慢，但是比较扎实，一旦成功之后社会就不容易发生倒退和反复，中国就可以彻底跳出历代王朝循环的怪圈。这是一个进程，而不是一场突变。当然这些道理都是我在“八九”之后慢慢想清楚的，在“八九”民运中，我也恨不得中共的专制统治早点结束，因此我虽然参加了绝食活动，但并不怎么热心，我更期望民众的大规模参与。让我没想到的是，这一天很快就到来了。
天安门广场是中国的心脏，年轻的大学生是祖国的未来，因此当成千上万的大学生在广场绝食并不断有人晕倒，让人感觉就像中国的心脏在流血。这种理性而悲壮的抗争立即引起了社会各阶层人士的广泛同情，天安门广场立即成为了全国乃至全世界关注的焦点。5月16日，首都知识界率先打破沉默，严家齐、金观涛等著名知识分子公开发布了“5·16”宣言，开始对绝食学生进行声援。当天下午，首都知识界几十万人走上了街头，开展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游行。我听到这个消息后立即离开了绝食队伍。看到长安街上满是举着标语和旗帜的人群，我的心情又一下子激动起来。由于北京市民也广泛参与进来，这场游行估计有上百万人参加，比“4·27”大游行的声势更为浩大。接下来的两天，首都各界人士又举行了两场大游行，人数都在百万以上，参加游行的不仅有工人、农民、知识分子，还有警察、军人和政府官员，甚至连中学生、小学生都上街了。全国人民也纷纷向绝食学生进行声援，全国几乎每个城市都发生了游行，不少外地学生还赶到北京进行声援。这一切都充分表明，人民对中共的专制统治早已感到厌恶了，人民早就在渴望政治大变革了。
在这三天的大游行中，我一直非常兴奋，连觉也没有睡好，我感到我们离胜利只有一步之遥了。在这三天里，首都知识分子成立了“知识分子联合会”，首都工人成立了“工人自治联合会”，外地大学生也成立了“外高联”。后来我觉得，在这个时刻我们应该成立一个统一的反对派组织，对北京和全国的行动进行统一的协调和领导。一旦成立了统一的反对派组织并制定出纲领，我相信在这么好的形势下一定会有上千万人加入这个组织，这就会对专制统治发出强有力的挑战，我估计成千上万的中共党员就会退党，中共的各级组织和暴力机器就可能会瘫痪，后来的“六四”悲剧就可能不会上演。令人遗憾的是，这样的局面并没有出现，各种组织只是各自为政，最有影响的还是学生的组织。我认为，在政治运动中尤其是在民主运动中，年轻的学生只能扮演先锋的角色，他们因其政治上的不成熟而不应当成为运动的领导者。但是在“八九”民运的整个过程中，学生组织却一直是运动的领导者，他们那柔弱稚嫩的肩膀根本就无法独自承担中国民主大业的重任。在这个问题上，我认为中国的知识分子是有很大责任的。
与年轻的学生相比较，知识分子更应该成为运动的领导者。中国的知识分子一直是自由民主的倡导者和传播者，但几十年的政治运动已使他们普遍变得十分胆小。当历史性的机遇到来的时候，他们因为自己的胆小而葬送了中国民主运动的前程，同时他们也葬送了改变自己命运的机会。大凡专制统治得以维系主要靠两个基础：一是谎言，二是恐惧。八十年代的知识精英只戳穿了谎言，但却没有战胜恐惧，他们有很高的理论水平，但却缺少历史担当的勇气。当然按理说我是无权指责他们的，因为在“八九”民运中我也是一个投机分子，二十年来我一直在为自己当初的投机表现进行深深的自责。
六
中共以前曾经正确地告诉我们，一切反动派总是不愿自动退出历史舞台的，这句话其实刚好用到了中共自己的身上。在1989年5月中旬，当一场声势浩大的民主运动威胁到了中共统治的时候，中共内部的顽固派便开始密谋反扑了。这是他们在继“4·26”社论第一次反扑失败之后所策划的第二次反扑，只是这一次的反扑更凶残、更冷酷、也更露骨。
5月18日晚上，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来到天安门广场的绝食现场看望绝食学生，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温家宝为他打伞，他含着眼泪说：我老了，无所谓了，你们还年轻，你们要活着，要健康地活着。这个场景感动了无数学生，但深谙中共政治斗争的人立即感觉到了不好的苗头。果然在5月19日晚上我们就听说赵紫阳已经失势了，从此他就在公开场合消失，直到2005年1月16日他含恨去世。赵紫阳是中共党内的开明派，他不仅主张经济体制改革，而且主张政治体制改革，从这点来看，他在历史上的地位已经远远超过了邓小平。赵紫阳是一个有良心的中共党员，但是他太软弱，他缺少叶利钦的那种勇敢精神。虽然他在中共高层的政治斗争中失败了，但当时的局势并非无法挽救，他完全可以以中共中央总书记的名义发布命令，公开支持学生的民主运动，旗帜鲜明地提出政治体制改革的纲领，并对中共党内的顽固派予以坚决的打击。当时新闻媒体已经站到了学生一边，他只要在中央电视台一露面，中共党内的顽固派就会众叛亲离而无处藏身，就像一年多以后齐奥塞斯库在罗马尼亚的下场一样。然而在这个关健时刻他却软弱退让了，他的这一软弱退让不仅断送了自己的政治前途，而且断送了中国走向自由民主的绝佳的历史性机遇。
5月19日晚上，中共党内的顽固派吹响了政治反攻的号角，杨尚昆主持召开了北京市党政机关干部大会，宣布在北京实行戒严，并调集大量军队进京，企图用武力扑灭“八九”民运的熊熊焰火。“八九”民运决战时刻终于到来了。面对来势汹汹的强敌，我们再次选择了正面迎击。5月20日凌晨，军队开始从几个方向开进北京，但刚进入北京城边就受到了市民的顽强阻挡，许多市民将路边的栏杆和公共汽车横在路上，还有人干脆躺在军车前，学生们闻讯也纷纷赶去，于是各路军队都被市民和学生阻挡住了。
军队进城的时候我正在睡觉，早上起来听到消息后我马上就来到人大前门打听详细情况。这个时候，人大门口的高音喇叭正在起劲地鼓动大家去堵军车。我听了之后热血沸腾，马上就准备前往广场坚守阵地。但当时路上根本就没有公共汽车行驶，不过那些私人汽车却很乐意搭载我们，于是我就和另外几个学生一起爬上了一辆货车前往广场。上车不久，有人就高喊“打倒邓小平”、“打倒李鹏”、“打倒杨尚昆”的口号，开始我还感到挺别扭，但很快我就跟着大家高喊起来。邓小平、李鹏、杨尚昆都是我们四川人，在历史发展的关键时刻，他们公然站到人民和正义的对立面，我为他们感到可耻。到长安街木犀地时，我们看见有几个学生在设置路障，我们以为军车快来了，于是马上就下车参与了进去。我在木犀地呆了几个小时，一看见远处有车子出现，我们就迅速设置路障，动作之快捷、配合之默契我以前简直见所未见。不过所有的车子都不是军车，害得我们白忙乎了几次。
中午12点左右，我又到了广场，问候了一下我们班那些还在绝食的同学。听人说，如果到中午还不能实现戒严，那么这次戒严就算失败了。然而到了中午1点，虽然直升飞机在天上不停地撒传单，但广场还是牢牢地控制在学生手中。下午我们又听说北京站有军人，于是我们许多人又赶往北京站。但到了北京站我们却并没有看见军人，有人说这些军人都穿的便衣，于是我们就在人群中仔细寻找。后来我们终于看见一个穿迷彩服的人，他鬼头鬼脑、东张西望，我们当然对他产生了怀疑，于是就悄悄地跟在他后面，直到他到了广场附近，我们才把他扭住并交给了学生纠察队。后来的情况我就不知道了，但我相信，如果他确实不是便衣军人的话，学生纠察队也决不会冤枉他的。由于军车一直没有进城，再加上奔走了一天很劳累，我便回到学校休息了一晚，准备第二天继续战斗。
5月21日上午起床后，我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把我以前军训时穿的衣服找出来，然后用毛笔在衣服后背上写上了“精忠报国”几个大字，并在后面衣领上写上了“人大刘贤斌”几个小字。当时我只有一个想法，如果这个时候军队要向我们开枪的话，我肯定会选择战斗到死。不久就有消息传来，说六里桥出现了军车。人大校园里马上就沸腾起来，许多学生都赶紧搭车前往六里桥。我立即穿上了写有“精忠报国”几个大字的衣服，急匆匆地爬上了一辆开往六里桥的汽车。上车之后我才发现，许多同学都在头上系了一根红布，上面也写有标语和名字。看来当时许多人都与我一样抱有必死的决心，大有一股“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味道。
我们赶到六里桥时，看见几十辆军车已经被市民和学生堵在了路上。在军车的前面横着几辆公共汽车和许多路障，在军车的周围则挤满了市民和学生。有的学生站在军车上对军人发表演讲，反复给他们讲述事情的真相和“人民军队爱人民”的道理。还有许多人不断给军人送水和食品，大部分士兵都不敢接受。杨尚昆在宣布戒严令时曾说“我们不是来镇压学生的”，但我亲眼看见这些士兵都是全副武装，这不是来镇压学生，难道是来接受学生检阅的吗？我又亲自问过几个军人，问他们知不知道北京发生了什么事情，只有一个士兵说不知道，他说他们不准看电视和报纸，只学习“4·26”社论。我又问他会不会向学生开枪，他说他不会。其他大部分士兵都表情木然，对我们的提问都不敢回答，只说去问他们的长官。这样的情况一直僵持到下午。由于军车根本无法向市区推进，他们后来就奉命往回开走了。但我们还是不敢疏忽大意，我们知道中共高层的顽固派都是狡猾的政客，他们下令撤退并不表明他们承认了失败，他们只是想等我们疲劳了或者松懈了的时候卷土重来。所以我们一直在六里桥坚守了一个通宵，困了的时候就在桥下打个盹，但一有风吹草动，我们又立即用身体筑成了抵抗的城墙。
在这里我要讲述一个细节，在关于“八九”的其他材料中也许没有这个内容。那天晚上，在打盹的时候，我突然被一阵掌声和喝彩声惊醒了。睁眼一看，原来是一个人在发表演讲。这人身材高大，声音洪亮，我挤进人群之后才看清楚这人是电影演员杨再葆。我不知道他在“六四”后遭遇如何，但我91年被关在“炮局”﹙北京市公交分局﹚时却听说陈佩斯因卷入“六四”也曾进过“炮局”。作为艺人，他们本来与政治没多大关系，在这个危急时刻他们如果保持沉默也算正常，但他们却勇敢地站了出来，尽到了一个公民的职责。与那些理论水平很高但却不敢对专制者说“不”的人相比，他们更应赢得我们的尊敬。感谢杨再葆，是他让我度过了这么一个难忘的夜晚。感谢伟大的北京市民，是他们用自己的身体换取了一夜的和平。
这样的情形一直持续了几天，直到我们确信军队不会进城时才松懈下来。这个时候，相信许多人都和我一样认为“八九”民运已经取得了胜利。事实上在这个时候“八九”民运确实也存在着胜机。中共在历史上本来是一个理想主义的政党，但从改革开放之后中共就逐渐变成了一个实用主义的政党，人们加入这个政党，不是准备去为了共产主义这个理想而奋斗，而是为了捞取各种利益。一旦社会出现动荡、政治前景变得不明朗之时，许多人就不敢贸然而动，最稳妥的办法就是采取观望。他们不会为了理想和原则去牺牲，只会为了利益而投机。只有在政治前景变得明朗之时，他们才敢投下手中的砝码。因此在“八九”民运这么激烈的政治斗争中，拥有几千万党员的中共实际上已经瘫痪了，真正敢于与人民和正义为敌的人只有少数顽固派分子。“六四”之后，很多省市和军区领导都迟迟不肯表态，就充分说明了中共并不是想象的那么强大，两年多后，同样拥有几千万党员的苏共不是在一夜之间就灭亡了吗？因此对中国的民主大业来说，1989年确实是一次难得的历史性机遇。如果赵紫阳等体制内的改革派在那时能够坚强勇敢地放手一搏，或者知识分子与学生能够及时动员人民并组织一个强大的反对派，那么“八九”民运也许就有一个完全不同的结果。但是这两种情况都没有出现，于是中共党内的顽固派在戒严失败之后又加紧准备更凶残的反扑，“八九”民运的悲剧色彩越来越浓了。
七
军车被堵住以后，许多人包括我在内都以为“八九”民运已基本上大功告成了，紧张的气氛一扫而空，我们脸上都洋溢着喜悦的笑容。但实际上我们没有取得任何实际的政治成果，我们低估了对手的狡猾和凶残，我们以为中共党内的顽固派马上就要缴械投降了。于是我们普遍都产生了松懈的情绪，没有人提出更高的奋斗方向。在这个时候，“北高联”也做出了一个错误的决定，它发起了一个所谓的“空校运动”，要求各个学校组织成立“南下演讲团”到外地各个省市进行宣传动员，介绍和推广北京的经验。应当说这个思路也是对的，但提出“空校运动”这个做法却是错误的，许多学生正是借着“空校运动”这个名义离开了北京而回家休息或者到同学那里去旅游，这样北京的力量就受到了极大的削弱，而“南下演讲团”也没有取得什么成效。在新闻媒体还未开放的时候，组织力量到外地去宣传动员无疑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但当时新闻媒体已经站在了学生一边，再组织“南下演讲团”就显得有些多余。
其实在这个时候，“北高联”更应当加紧民运队伍的建设，它应当与“外高联”、“知识分子联合会”、“工人自治会”等组织联合起来，提出系统的政治纲领，动员学生和社会各界人士参与进来，组建一个强大的反对派组织。这样北京的力量只会增强而不会削弱，即使军队再次进京，也可能不会出现后来那种一触即溃的局面。与此同时反对派组织应积极与中共党内的改革派结成同盟，组建一个临时的民主政府，利用新闻媒体宣布国家的政治体制改革纲领，并对中共党内的少数顽固分子予以严厉打击。这样中共体制内的观望者就会倒戈，而其他省市也会效法北京，辛亥革命的历史就会重演。但是在当时的情况下，几乎没有人想到并提出这么激进的方案。
其实在“八九”民运开始之前，既然已经有许多人预估到了风暴的来临，就应当有人想到这些具体方案，难道那些先知先觉者也跟我们一样只是希望“闹闹”了事？令人遗憾的是，当时的情况可能还真是这样，在“八九”民运之前，中国社会虽然存在持不同政见的知识精英，但却并不存在有影响的反对派组织，那些知识精英的最大愿望就是给当局施加压力以推动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而根本没有想到要由自己来主导这场变革，因此他们也根本没有为即将来临的运动作出相应的准备，相反他们倒为运动的失败有一定心理准备。他们的这种态度对我们这些年轻学生影响很大，以致于在整个“八九”民运中我们一直都没有明确的政治斗争方向，我们在取得一场又一场的胜利之后并不知道接下来应该干什么事情，这样的一场运动焉有不失败的道理？群众心理学告诉我们：在政治斗争中，当大家都认为一件事情会失败而不为之努力时，这件事情最后往往就肯定会失败。在中国百年的宪政史上，1989年应该算一次难得的历史性机遇，但由于我们的准备不足而白白浪费了，这实在让人痛惜。
所以对中国民运来说，营建一个强大的反对派组织实在具有重大的意义，一旦历史性的机遇来临，它应当有能力和信心控制变革的方向和节奏。我们应当知道，历史性的机遇并不多，我们一辈子也许只能碰到一两次，我们已经亲手葬送了一次，我们不应当再亲手葬送第二次。
正是由于我对北京的局势盲目乐观，所以在“空校运动”中我也离开了北京，但我不是回去休息，而是想在家乡做点事情。于是我在各个学校收集了一些传单和资料，于5月25日离开北京，搭上了回四川的火车。与“文革”时期的学生串联一样，我们在“八九”民运中坐火车也是免费的。火车上的学生很多，大家兴高采烈，完全陶醉在“革命”胜利的喜悦之中，压根儿没想到危机已悄悄来临。
我于5月26日回到四川遂宁，首先就找到了我的高中同学兼好兄弟欧阳懿，向他详细介绍了北京的情况。欧阳懿当时就读于遂宁的川北教育学院。他告诉我，在5月中旬，他组织了川北教育学院声援北京学生的游行，并且代表川北教育学院的学生要求市政府发电慰问北京的绝食学生。我听了这些感到非常高兴，于是我就拿出我从北京带回的传单，并告诉他我准备在遂宁大规模地印制和张贴这些传单。他对我的这种想法非常赞同，并要求参加此事。当时我的另一个高中同学兼好兄马烈也从四川内江财贸学校回到了家里，我们与他交谈后他也表示要参加此事。于是我马上找到我的二哥刘贤贵，他当时在顺南街小学教书，我说服他从学校里借到了刻制工具。我用了两天时间才将这些传单刻完，有几篇是我亲自写的，主要是介绍北京民主运动的情况。为了防备事情败露，我将传单的落款都写上了“重庆高自联”，。这一招还真起了作用，后来遂宁公安局在侦破这个事情时费了很多周折，用了四个多月时间才落实到我与欧阳的头上。刻完之后，我就与我二哥一起在他们学校的油印室里将这些传单印刷了好几百张。然后在6月1日晚上，我就与欧阳一起利用夜色掩护将这些传单张贴在了遂宁的几十处地方。在张贴传单的过程中，一开始我们非常谨慎，看见有人过来时，我们就模仿打太极拳，有次我们还假装像情人一样搂抱。后来马烈也找到了我们，于是我们的胆子就越来越大了，即使有人看着我们张贴，我们也不怕。直到早上5点多我们才将传单贴完。
第二天上午10点多钟，我克制不住内心的兴奋，骑着自行车到贴传单的地方看人们的反应，没想到警察已经在撕传单了。不过我并不感到惋惜，因为人们已经看了几个小时了。后来我到马烈家去，马烈母亲激动地说：“我已经看了传单了，肯定是你们昨晚上干的。”我不想让我们的母亲为我们担心，于是我就只好不置可否地嘿嘿的笑。几个月后，遂宁市公安局的人告诉我，这个事情是遂宁建国以来从未出现过的“反革命”大案，但我听了却并没有感到一点害怕，我只感到非常荣耀。
在遂宁的时候，我还见了欧阳的大学同学萧红，他也是川北教育学院游行的组织者之一，他是遂宁市蓬溪县的人。在闲谈之中，他聊到了一个叫李裁安的人。据萧红介绍，李裁安是北大哲学系的学生，因组织领导85年的学潮而被关押判刑。我和欧阳听了之后，立即对这个“革命”先驱产生了一种十分崇敬的心理。当听说他已刑满释放并正在家里时，我们马上就要求萧红带我去见他。6月3日我们一行三人到了蓬溪，几经周折之后终于在晚上见到了李裁安。我将北京的情况向他做了详细的介绍，本以为他听了会非常激动，不料他却反而非常低调，他并不看好“八九”民运的前景。后来他向我们讲了一下他的理论，主要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系统批判。我们在这方面还非常肤浅，因此我们与他聊得并不投机，两个小时后我们就告辞了。许多年后，我还十分挂念李裁安，特别是在九十年代从事民运的时候，我非常希望他能出来做些事情，然而我却听说他已经彻底消沉了，他对中国的民主事业已失去了信心。李裁安的命运是一个悲剧，在他那个时代他是一个孤独的理想主义者，在无孔不入的专制统治下，他的理想、他的热情、他的才华甚至他的幸福都被彻底绞杀了。直到今天，我还为李裁安感到非常惋惜，但作为一个黑暗时期的先觉者，他将永远受到我的尊敬。
当天晚上我们就住在蓬溪，第二天即6月4日早上我们起床后打开电视，却突然看见了军队开进天安门广场的消息，我的血液立即沸腾起来。虽然前几天我从新闻中已经看出北京的局势已非常紧张，但我还是没有料到中共党内的顽固派竟敢真的向我们下毒手。北京的同学在牺牲，我怎能还在西南之角继续偷安，我决定立即赶回北京与他们并肩战斗。
八
6月4日我回到遂宁后见到了马烈，他也是一个有血性的青年，决定跟着我到北京去战斗。后来他曾回忆说，他当时有一种一去不回的决心。我当时又何尝不是这样的呢，在这个最危险的时刻，我根本就没有想到自己的安危，我只想为这场伟大的运动尽到自己的努力，哪怕是去送死我也决不后悔。正是在“六四”枪声响起的时候，我的个人命运才与中国民主运动的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我的极端民族主义思想开始让位于自由民主理念，我与投机主义动机也作了道义上的彻底决裂。虽然我对自由民主的理解仍相当模糊，但通过“八九”民运几十天的亲身感受，我已知道只有自由民主才是中国未来的正路。
6月5日下午我与马烈一起到了成都，在人民南路的广场上，我们看到成千上万的成都市民正在围攻市政府。市政府大楼里的军人不时释放几颗催泪弹，人们以为是开枪，便吓得四处奔逃，但不久又聚集起来。后来我们又遇见了刚从北京乘火车回来的学生，他们说北京死了好几千人，人们又变得激愤起来，于是又开始围攻市政府。我虽然没有参与围攻，但我的心情异常悲愤，尤其是我想到我的大学同学由于一直坚守在天安门广场可能已经牺牲了的时候，我真恨不得马上赶到北京。但成都到北京的火车要很晚才开，因此在出发之前我们就一直呆在人民南路的广场上。后来我们听说人民商场被烧了，我们去的时候人民商场已化为灰烬，连救火的消防车也被烧了。有人试图从灰烬中拿点东西，立即遭到周围人们的呵斥，于是就再也没有人去捡东西了。虽然我从本能上反对这种暴力方式，但是我当时也很理解人们的这种过激反应，我认为这是人民对暴力的自然反抗。如果当局不开枪镇压手无寸铁的学生，人民决不会采取这种过激的反应。“六四”之后不久，当局宣布说人民商场损失上亿元，我认为这完全是政府的责任。只可惜成都的那些抗暴英雄在“六四”之后不是被枪毙就是被判以重刑，直到我在99年第二次入狱后，我仍听说四川蓬安监狱还关着一些“六四暴乱分子”，直到今天也没有人去关心他们的悲惨命运。但我相信历史不会忘记他们，他们一定会像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一样永载史册。
晚上11点多，我们终于上了去北京的火车。火车上学生很多，主要都是成都高校的学生，一路上我们都在聊“八九”民运方面的事情，但他们没有我们的热情高，当听说我们是回北京去参加战斗时，他们都显示出了惊谔的表情。火车到达西安站时，车站上的人们告诉我们说西安的学生都死了上千人，估计总共有上万人死亡。听到这些消息，我心中没有悲痛，只有去战斗至死的决心。
6月7日下午5点左右，火车在北京郊区的一个小站停了下来，列车员说火车进不了北京站。过了一会儿，刚好有一列郊区列车经过，我与马烈就立即跳下火车而上了这列郊区列车。列车上都是北京本地人，他们告诉我们说北京已经戒严，不准三人以上同行，不准交头接耳，否则就要开枪。后来列车在丰台站停了，听说也进不了北京站。于是我们只好下车，一路上都没有公共汽车，我们只好步行。路上行人很少，不时还能听见几声枪响，市民们都不敢出门。在路上我们碰到了几个青年政治学院的学生，他们说学校里已经没有学生了。我听到后感到有些失落，我没想到一场轰轰烈烈的民主运动竟然在这么短的时间内瓦解崩溃。不过在荷枪实弹的军队面前，手无寸铁的学生还能做什么呢，像我们这种不怕死的人毕竟是少数，大部分人还是要继续自己的生活。在我们行走的过程中，天上一直下着小雨，仿佛老天爷也在哭泣。
经过四个多小时的步行，我们于晚上10点多才到人大。果然学校里已经没有什么人了，我只看见在我所住的学9栋楼上拉着一副白纸黑字的横幅，上面写着“沉痛悼念张向红同学！”。后来有人告诉我，在6月3日晚上，张向红与她姐正在长安街上，当她看见军队开枪时她就高喊“反对暴力！”，不料一颗子弹却击中了她，她就这样牺牲了。后来陈希同在“平暴”报告中宣布，我们人大死了七个学生，居北京高校之首。我想，如果我当时也在北京的话，我可能也是其中之一。我们马上又来到人大校门口，看见周围的树枝上挂着许多小白花，看来在前两天人们可能举行了追悼会。大概晚上11点的时候，我们看见一群警察来到人大校门口，他们一只手拿着手枪，一只手将树上的小白花撕了下来。当时人大校门口有几个学生和市民，看见这个场景，都敢怒不敢言。我们只好悻悻地回到宿舍睡觉，感觉到参加战斗已经不可能了。
第二天我们骑车上街，看到每一个十字路口都有士兵驻扎，街道两旁每隔几米就站着一个荷枪实弹的士兵，他们脸色都是黑里透红，目露凶光，一看就知道是野战部队。由于天安门广场和长安街都不准去，我们只好到北大、清华、北京外贸大学去看了一下，每个学校都显得十分空荡。6月9日，当局宣布开放长安街，但天安门广场还是不准去，于是我们又骑车上了长安街。到长安街木犀地的时候，我们看见路边有几辆烧坏了的坦克和军车，同时我们也注意到在道路两边大楼的窗户上有许多弹孔，可以想象出当时的景况是多么的惨烈。后来一个朋友曾告诉我说，他当时就在长安街，街上到处都是血，连墙上都有血迹。不过当时我在长安街上却没有看见血迹，只看见烧坏的坦克，这当然是施暴者有意为之。中共长期以来都宣传说人民解放军是人民军队，但是当人民起来表达不满的时候，这支军队却竟然向人民开枪。他们本该是保卫国家和人民的公器，但他们却甘愿为中共一党之私卖命。由此可见，这支军队根本就不是人民的军队，而是中共的私家卫队，这种公器私用现象乃是中国几千年来一切灾难和冤狱产生的根本原因。后来我们又来到了人民大会堂后面的西交民巷，远远地可以看见天安门广场上停着无数耀武扬威的坦克，当我们想靠近铁丝网看个究竟时，马上就有一个士兵端着冲锋枪冲了过来，说：“再不后退就开枪了！”吓得我们两个赶紧后退。后来我想，这个士兵当时如果真的向我们开枪的话，我们肯定已经死了，而且身份肯定是“六四暴徒”。所以在“八九”民运中，我能够活下来真是侥幸。在“六四”之后的二十年里，不少人说我作为一个名牌大学的学生本应该拥有让人羡慕的生活，但我却选择了民运这条坎坷之路，真是太划不来。遇到这种情况我就会告诉他们，与那些“六四”死难者相比，我这点牺牲算得了什么呢？我本该早已死去，能够多活二十年，上天已经对我不薄了。
6月10日，学校当局贴出通知，宣布这学期从6月11日起开始放假。于是在6月12日，我们少数留在学校的学生就都离开了学校。
九
“六四”之后，中共当局曾经公开说决不搞秋后算帐，但仅仅过了十天，恐怖的气氛就降临到了我们的身上。从北京回来之后，我每天晚上都要看《新闻联播》。有天晚上，我从新闻上看到了中共当局对学生领袖的通缉令，一共二十一人，排在前三位的是王丹、吾尔开希、柴玲。然而令我没有想到的是，一个老乡也是我的一个同学竟然赫然在列。通缉令上说他叫梁兆二，“尖嘴猴腮”，但我一眼就认出他是梁庆敦，与我一样是遂宁中学高87级的学生，只不过我读的是文科班，他读的是理科班，但由于我们都是住校学生，所以我们彼此都认识。我记得他读中学时就显得与众不同，他夏天喜欢穿厚衣服，冬天则穿得很少。但我也知道他的成绩很好，后来他果然考上了北师大心理学系。在北京我们曾经聚过一次，但没有进行很好的交谈，没想到后来他居然成了“八九”民运的学生领袖。通缉令发布之后，他迅速成为遂宁人议论的焦点。有人说他是“高自联”的财政部长，身上揣有几十万元，但一年多之后还有人说在什么地方看见过他。虽然当局一直没有抓住他，但他的许多高中同班同学都受到了骚扰和牵连，甚至他的高中班主任老师也没有脱掉干系。一年多后，我听说他的父亲是遂宁师校的老师，于是我与几个同学专门去看望过他老人家。
与此同时我也很注意打听是否有同学在“六四”事件中死亡或受伤，后来果然听说有个叫蔡昕的同学肩膀被坦克压伤了。蔡昕是遂宁中学高86级文科班的学生，当时他正在读青年政治学院，与我相当熟悉，不过“六四”之后我再也没有见过他。几年之后听说他出国去了，我想他那几年一定生活得很不容易，只有在出国之后他才能够过上正常的没有恐惧的生活。后来我又听母亲说遂宁永兴镇有两个大学生被打死了，几年后我将此事告诉了专门收集“六四”死难者名单的丁子霖老师，丁老师让我回来寻访调查，但我却一直没有找到，也许是当时人们基于恐惧的谣传。
在这种气氛之下，我母亲整日里为我担心，她甚至在我家楼上系了一根粗绳子，以便让我随时可以逃走。但由于我没有加入“高自联”，因此这样的厄运一直没有降临到我的头上。
回家之后不久，我们十个兄弟又经常聚在了一起，但这时我们的脸上已没有了年初那种少年意气，有的只是悲痛和忧伤，我们仿佛一夜之间苍老了，有几个兄弟甚至开始对中国的未来产生了绝望。不过我天性比较乐观，我仍然相信过不了几年“六四”就会平反，因为在经过这场伟大的运动后，我已经认定自由民主才是中国未来发展的方向。但我的心中还是感到非常压抑和难受，胸口堵得发慌，我真想找个地方去痛哭一场。
有天晚上，我们几个兄弟又聚在在一起喝酒。喝着喝着我就想起了天安门广场上那些死去的人，想起了悼念张向红的横幅和人大校园中的白色小花，我的心禁不住抽搐起来，我再也控制不住我的情感，我一边喝酒，一边失声痛哭。兄弟们看见我哭了，也跟着一起默默流泪。“六四”过去十多天了，我一直想的是战斗和反抗，直到这个时候我才将心中压抑已久的悲痛宣泄出来。在失声痛哭中我又想起了天安门广场上的坦克和长安街木犀地大楼窗户上的弹孔，想起了北京街道路口上那些面目凶恶且冷酷的军人。以前我只是不认同共产党，但这时我却仇恨共产党了。我在心理骂着：“共产党，我操你妈！”我在心理发着誓：“共产党，老子一定要推翻你！”这种仇恨在我心里一直埋藏了许多年，直到后来我对自由民主理论有了较深认识之后，这种仇恨心理才得以稀释和融化。我的酒量本来不行，最多能喝二两酒，但这次我却喝了四两，这是我生平第一次大醉。正是在这天晚上，我确定了自己的人生道路，我决定不推翻中国的专制统治就决不罢休。
二十年来，每年的6月4日我都要绝食一天，二十年来，我从没忘记那天晚上我发下的誓言。今天我已是个基督徒，我知道应当爱我的仇敌，但我也知道末日的审判必须要进行。
这次聚会之后，我立即告诉几个兄弟，我们决不能沉浸在悲痛之中，而应当做一些有益的事情。经过讨论，我们决定办一份地下刊物，取名为“民主论坛”。正在这个时候，有个兄弟给我介绍了一个朋友，他的名字叫陈卫，也是遂宁中学毕业的，当时正在北京理工大学读书，是北京理工大学“自治会”的成员。我与陈卫在这个兄弟的家里见了面，经过一番交流之后，我们彼此都产生了相间恨晚之意。当我告诉他我们的打算之后，他立即表示完全赞成，并决定参与此事。当时中共当局对学生领袖抓捕得很厉害，在这种红色恐怖之下，我十分担心陈卫的安全，但他却不怎么在意，只说过两天到他外婆家去躲一下。然而第二天上午，我的那个兄弟就告诉我说陈卫被抓了，而且还被抄了家。我对此感到十分震惊，但我却并不害怕。陈卫这一去就是一年多，直到1990年底才被当局释放。他出来之后我们又迅速走到了一起，二十年来我们一直进进出出，一直与专制强权进行着不懈的斗争。
陈卫被抓后，我们并没有放下那件事情，为此我写了几篇文章，主要都是宣传自由民主理念方面的，但有一篇火药味很浓，题目是《起诉中国共产党》。在这个时候，我已经将我的民族主义思想抛到了脑后，经过“八九”民运血与火的洗礼，我终于汇入到了中国民主运动的洪流之中。但是后来由于种种困难，我们并没有将“民主论坛”印制出来。为了安全起见，不久我就把这些文章烧掉了。
8月上旬，我接到了学校复课的通知，但这根本就不是正常的复课，而是当局对我们的秋后算帐。开学之后，学校当局要求我们每个人都要学习“4·26”社论等文件，并要求我们每个人都要老实交代自己在“六四”风波中的所有情况。对于这种政治审查，我们虽然都是第一次遇见，但好象每个人都很有经验，说的都是人所共知的事情，诸如参加游行、绝食这些活动都予以承认，而对写大字报、堵军车这些事情则只字不提。学校当局对这件事情好象也不是很积极，最后大家都顺利过关了。虽然在这次政治审查中，当局还要求每个人要检举其他人的问题，但当局在这方面好象也没有什么收获。我写大字报、堵军车的事情许多人都知道，但却没有任何人检举我，所以我最后也蒙混过关。这说明，在“六四”之后，广大学生对当局仍有着强烈的抵触情绪，人们虽然慑于恐惧，但他们的良心仍没有泯灭。一年多之后，罗马尼亚发生巨变，齐奥塞斯库被迅速枪毙，我们人大许多学生都从窗户上扔下燃烧的报纸以示庆祝，吓得学校当局惊慌失措。
然而，虽然这次政治审查因流于走过场而收效甚微，但中共的专政机器却不是吃素的。10月份的时候，遂宁公安局终于侦破了我在遂宁张贴传单的事情，欧阳懿和我二哥刘贤贵都受到了牵连，只有马烈侥幸漏网。我知道消息后马上回了一趟遂宁，把情况了解清楚后又回到北京。因此当遂宁公安局的人到人大来找我时，我就对此事作了老实交代，再加上劳动人事学院领导的保护，遂宁公安局的人就只好结案了事。多年以后遂宁公安局的人告诉我，他们当时真的是来抓我的。此事虽然了结，但人大政保部门却由此注意上了我，没多久他们就查明那篇《反思中共历史》的大字报是我写的。在7月份的时候，我就看见过《人民日报》有篇文章对这篇大字报作过批判，说有些人早就希望社会动乱，由于在这篇大字报中我引述了金观涛的一个观点，因此对金观涛也进行了猛烈的批判。学院领导知道此事后又想保护我，劝我说是学院一个老师起草而由我誊写的，当时这个老师已经在“六四”后流亡到了英国。我对他们的好意表示了感谢，但却拒绝了他们的意见。
后来，北京市公安局又查明我与地下“高自联”有关系，于是在大学快毕业的1991年4月15日将我逮捕，关押在秦城监狱。经过一个多月的连续审问，他们没能敲开我的铁嘴钢牙，最后只能将那篇《反思中共历史》的大字报作为我的罪证，并据此在1992年12月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判了我有期徒刑两年六个月。
……这一切过去都已经快二十年了。二十年啊，对一个人的一辈子来说能有几个二十年呢？二十年可以让一个懵懂无知的小孩成长为一个奋发有为的青年，也可以让一个奋发有为的青年变成一个随波逐流的中年人。二十年前，成百上千万人为了自由民主的理想而奔走号呼，二十年后仍能坚持当初理想的又有几人？二十年啊，对于一个民族来说二十年又算得了什么呢？一百年前中国社会就提出了宪政民主的要求，但直到今天我们还必须为结束专制强权而不懈奋斗。时间是一个奇怪的家伙，它可以消磨一个人的斗志，但也可以积淀一个民族的精神。二十年前的“八九”民运虽然最后以失败告终，但她却为中国民运培养出了一大批意志坚定、视野开阔、态度温和、行事通达的民运人士，他们不仅能够继续高擎“八九”民运的自由民主理想，而且能够在恶劣的环境下生存进取、发展壮大，他们牺牲了自己的青春年华却换来了这个民族复兴的希望。“八九”民运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一场民主运动，她继承了人类社会几千年的文明成果，也传承了中国历次民主运动的理念和经验，她必将深刻地影响当代中国的发展方向。二十年前专制强权势力用血腥的暴力延续了自己的腐败统治，但影响历史走向的决定性力量却不是暴力而是理念，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专制强权势力将注定退出历史舞台。
二十年来中国社会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经济持续高速发展，国家的综合实力日渐增强，但增长的社会财富却日益集中到了政府和少数人手里，人民并没有得到实惠；政治体制改革进展缓慢，中共手中的权力仍然未受到任何限制，政府官员的贪暴越来越普遍和严重，人民对此怨声载道，民间反贪抗暴事件此起彼伏；人民的权利意识有很大提高，自由、民主和人权等基本理念已深入人心，但中共惟我独尊的专制心态却没有任何根本的改变；共产主义理想已经破灭，社会主义口号也不再有任何吸引力，谎言已经被戳穿，专制统治得以维系的基础只剩下赤裸裸的暴力恐惧；民主力量虽屡受打击，但她具有种子般的生命力，她通过持续不断的公开抗争已经成长为最有影响力的反对派力量。
当今的中国社会已走到一个十字路口，在今后几十年里它既可能走上腐败的官僚资本主义道路，也可能走上挑战世界民主力量的专制帝国道路，还可能走上融入世界民主体系、遵循人类普世价值的自由民主之路。何去何从，完全取决于当今中国人的自觉抉择，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各种政治力量的实力和智慧。但对于我个人而言，我并不在乎这场较量的成败，我只会为了“八九”民运的理想竭尽我的所能，因为“八九”民运的精神已经浸入我的血液，更因为“六四”死难者的冤魂一直在扣击着我的良心。
二十年了，记忆已经班驳，许多证据也已经在有意和无意之中毁灭，我只能通过这篇文章来见证那场伟大的民主运动和寄托我对死难者的哀思。
写于2009年2月28日遂宁百盛家园
我要感谢八九年的民主运动，因为是她让我那正直、善良和勇敢的天性没有泯灭。
(续前）
四
“4·27”大游行是“八九”民运的一个转折点，一方面学生的热情更加高涨，那些在运动之初采取观望态度的学生也普遍进入运动，天津、上海、西安等城市的高校也开始行动起来，运动逐渐由北京向全国蔓延，另一方面当局的态度也开始出现松动，中共高层对运动的处理意见开始出现了分歧，与邓小平、李鹏等顽固派的强硬态度不同的是，以赵紫阳为代表的开明派开始公开支持学生，新闻媒体也开始正面报道学潮的情况。4月29日，在无数次拒绝学生方面的会谈要求后，当局终于开始派人与学生代表举行会谈。
但在这个时候，我与一般学生的想法有些不同，我认为纯粹的学生运动并不能保障运动的最后成功，我们必须发动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广泛地参与运动，这样才能对当局形成强大的压力，并迫使当局接受变革。但是在整个运动当中，我的这个想法显得非常微弱，大多数学生包括“高自联”的学生领袖都没有这种想法，他们以为只凭学生的力量就足够迫使当局妥协，而且他们对社会各阶层的参与似乎还感到有些害怕，认为“社会闲杂人员”的参与会破坏运动的纯洁性，会给当局的镇压制造借口，因此在每次游行中我们的“纠察队员”总是将人民拒之于外。对此我非常不满.
“六四”之后，许多人将“八九”民运失败的主要原因归结为中国当时还没有形成中产阶级，认为中产阶级才是民主运动的主力军，并认为只有中产阶级壮大之后，中国的民主运动才有希望。对此观点我不敢苟同，我认为，对中国的民主运动来说，1989年显然是一个历史性的机遇，她的失败不完全是必然的，在很大程度上应当归咎于我们的操作失误，应当归咎于我们的经验不足。如果在1989年广泛深入地发动民众，即使我们不能取得最后的胜利，但至少也可以保留许多运动的成果，而不至于在“六四”之后的二十年里中国的民主运动始终只是少数人参与的持不同政见者运动。尽管知识精英是民主运动的灵魂和领导力量，但他们却无力独自完成民主大业，他们在专制力量面前永远显得不堪一击，他们只有与民众结合起来，才能增加上万倍的力量。另一方面，民众的力量虽然强大，但他们也需要知识精英来领导，如果缺少了知识精英的领导，民众就只不过是没有战斗力的乌合之众。而且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民主运动也应当是一场对民众的启蒙运动，通过广泛深入地发动民众，我们可以对民众进行民主启蒙和民主训练，从而为民主社会的最终建立打下坚实的基础。因此，民主运动应当是一场民众运动，如果没有民众的广泛参与，民主运动就不可能有成功的希望。但是在“八九”民运的整个过程中，民众却基本上只是同情者和观望者，这不仅导致了“八九”民运的最后被镇压，而且浪费了一次对民众进行民主启蒙的良机。
当然1989年与现在情况有很大不同，当时中国的腐败现象还不是特别严重，社会的两极分化也不是特别厉害，人民的利益还没有受到特别严重的侵害，因此要去广泛发动民众可能本身就存在很大困难，也许大多数人本身就愿意做“快乐的奴隶”，也许我们注定了将是孤军奋战。只有从这个角度来看，“八九”民运的失败才是必然的。但问题的关键是当时我们根本就没有发动民众，我们高估了自己的力量，以为仅凭学生和知识精英的努力就可以改变中国的现实。如果我们发动了民众而民众不愿响应，那是客观现实的问题，如果我们根本就不去或者不愿发动民众，那就是我们自身的问题。事实上，在“八九”民运的整个过程中，民众一直对我们的行为非常同情和支持,只是由于我们在发动民众上的不作为或不愿作为，民众才普遍成为了运动的同情者和观望者。
正是出于这种不满，我在4月底才跑到了上海，希望能在上海发动工人，从而将这次运动推向更高的水平。但是上海的情况让我更加失望，不仅市民的热情很低，就是学生游行的规模也较北京大为逊色。在上海的几天，我基本上无所事事，在关注北京局势的同时，我也顺便在一位高中同学的陪伴下逛了一下城隍庙，看了一下外滩。
5月4日，上海几所高校搞了一次大游行，一是为了纪念“五四”运动七十周年，二是为了抗议上海市委整顿《世界经济导报》。当时《世界经济导报》是一份很有影响的报纸，是八十年代“自由化”运动的重要阵地，深受大学生的喜爱。但是在4月底，时任上海市委书记的江泽民却派工作组进驻《世界经济导报》报社，并撤消了钦本立的总编职务，这在上海乃至全国都引起了震动。“六四”之后，江泽民正是凭着这一“功劳”爬上了中共中央总书记的位置。听上海学生说，这是运动开始以来上海最大规模的一次游行，但对于像我这样参加过北京“4·27”大游行的人来说，这样的规模根本就无法让我感到兴奋，正所谓“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
这个时候，尽管袁木、何东昌在与学生的对话中百般拖延而让学生感到气愤，但由于赵紫阳回国后对运动基本上采取宽容和支持态度，北京的局势已经有所缓和。5月4日，赵紫阳发表公开讲话，称这次学生运动为爱国民主运动，从而宣告了与邓小平的彻底决裂。邓小平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八十年代在民众中享有崇高威望，但由于不能顺应社会发展潮流推动政治体制改革，他逐渐变成了阻碍中国社会发展的绊脚石，后来他又下令开枪镇压学生，从而使自己成为了历史的罪人。赵紫阳作为邓小平推行改革开放的助手，他没有与邓小平一起堕落，在“八九”民运中他敢于公开与邓小平决裂，反对用武力镇压学生，展现了他的良知和道德勇气，他将因此而名垂千古。正是由于赵紫阳公开肯定北京的学生运动，学生与政府之间的对立局势才出现了缓和。5月4日之后，北京大部分学校都开始复课，于是我在5月7日回到了北京。
这个时候，北京高校里的气氛还是相当活跃，大字报的内容已由情绪化的宣泄转向了冷静的理论宣传。在人大，有两篇大字报引起了我的注意，一篇是《私有制宣言》，一篇是劳动人事学院一位姓何的老师写的一篇长文章，都很有思想深度。此外，《论新闻自由》和《中共裙带关系图》等小字报也颇受人关注。但在当时，我对自由民主等观念的理解仍然相当肤浅，我的思想主要还是民族主义那一套。在上海的时候，我听说中国政府将海南的洋浦港租给了日本七十年，对此我很气愤，于是回北京后就写了一篇《洋浦忧思录》的大字报，张贴在人大、北大、清华和北师大，明确反对中国政府的这一行为。但这篇大字报并没有引起人们的关注，人们对反腐败和宣扬自由民主方面的大字报更感兴趣。由此我看到了自己的思想与当时的主流思想仍有很大的差距，这也促使我在“八九”之后对自己进行了深刻的反省，正是通过这场反省，我逐渐远离了民族主义，并逐渐接受了自由民主的思想。
所以对我个人而言，是“八九”民运真正对我进行了启蒙，是“八九”民运让我从一个民族主义的“愤青”变成了一个追求自由民主的战士，直到现在我还为此要感谢“八九”民运，是她让我走上了人生的正道。所以一场伟大的民主运动本身就是一种启蒙运动，经过这场运动的洗礼，软弱者会变得坚强，糊涂者会变得清醒，哪怕是一个投机分子，他也可能最终成为一名坚定的民主战士。所以在后来从事民运活动时，我一直不怕所谓的投机分子，我甚至很欢迎这些投机分子加入到民运阵营中来。我相信，当中国的所有投机分子都不愿加入中共而愿加入民运时，中国民主运动的春天可能马上就要来临了。
五
5月上旬，北京的局势总的来说比较平静，双方都在暂时的妥协中积蓄力量，准备着更加激烈的较量。5月中旬，这种平静状态终于因学生的绝食活动而打破了，“八九”民运迎来了一个波澜壮阔的高潮。
由于当局与学生的会谈一直没有结果，“北高联”决定给当局施加更大的压力。5月13日，王丹、柴玲带领北大、北师大的少数学生进驻广场，开始进行绝食，这仿佛就像一块巨石扔进了一个水池，不仅北京而且全国乃至全世界都迅速地为它所吸引。5月14日下午，北京各高校“自治会”都组织学生进驻广场参与绝食。这天我随人大的绝食队伍来到广场，看见广场的旗竿上已悬挂着“绝食”两个大字，我的心又再次激动起来，我依稀觉得我们与当局的决战可能已经开始了。但在绝食活动中我表现得并不真诚，固有的投机心理让我对绝食活动不怎么当回事，在肚子饿了的时候就偷偷地到外面吃了几次东西。但是许多同学却比我真诚，我亲眼看到我们的班长巴红丽几次晕倒在绝食现场，我们全班三十个人中有二十个人参加了绝食，他们都比我表现得坚强。不仅当时而且直到现在我还要对他们的真诚和坚强表示钦佩，并对自己的虚伪表现感到惭愧。
由于戈尔巴乔夫将于5月15 日对中国进行访问，14日晚上广场上的绝食学生在绝食场地问题上发生了分歧，部分学生包括我自己不愿从纪念碑前面移动到纪念碑右侧，而“高自联”却劝告大家移动，后来我们还是从大局出发移动到了右侧。但5月15日中国政府还是将欢迎戈尔巴乔夫的仪式改在了首都机场，后来杨尚昆指责我们说，由于我们占据了广场，使得中国政府在欢迎戈尔巴乔夫时连红地毯都没来得及铺上。到5月15日，广场上的绝食学生已经上万人，而且王丹、柴玲等人已成立了“广场指挥部”，并开设了广播站。5月16日中午，我看见柴玲在举行新闻发布会时晕倒了，不久又看见吾尔开希被几个学生抬了起来，但在广场上我一直没有看见王丹。“六四”之后，柴玲和吾尔开希跑到了国外，而王丹则被捕入狱。后来柴玲和吾尔开希日渐淡出了民运圈子，而王丹则始终战斗在民运的第一线。
不知道是谁最先想到开展绝食活动的，这确实是对付现代专制统治的一个厉害手段。几十年前甘地在争取印度独立时就经常进行绝食，最后他终于带领印度人民实现了独立。尽管中共与英帝国在本质上完全不同，但中共一开始确实也不知道如何应对这种比较陌生的斗争形式，因此绝食活动很快就掀起了“八九”民运的高潮，中共的专制统治差点因此而走向崩溃。二十年来，我经常遇到一些比较激进的民运朋友，他们动辄主张密谋和暴力手段，殊不知密谋和暴力正是中共的拿手好戏，我们采取这种手段正是以己之短攻人之长，哪里有获胜的机会？而公开、理性和非暴力斗争则是中共比较陌生的领域，我们采取这种斗争方式就是以己之长攻人之短，中共应对起来就会比较困难和被动。所以说在反抗专制统治的过程中，我们采取公开、理性和非暴力的斗争实在是比较高明的策略。“公开、理性和非暴力”是“八九”民运的一个重要原则，也是后来的中国民运应当继承和发扬的一个重要经验。
令人欣慰的是，“八九”之后的二十年来，虽然中共一直奉行高压恐怖统治，但中国民运硬是通过公开、理性和非暴力的斗争而逐渐发展壮大了起来，1995年的签名运动、1998年的组党运动、本世纪初的公民维权运动以及2008年底的《零八宪章》运动都是这种策略的具体体现。中国当代的民主运动与传统的政治斗争完全不同，她并不看重政权的简单更替，而更看重社会的重建与进步，她从一开始就要告别传统的政治斗争模式，并要求每个参与者要表现出理性、负责的公民精神。虽然这场运动离不开民众的广泛参与，离不开轰轰烈烈的街头运动，但她不会照搬陈胜、吴广揭竿起义的模式，而会始终坚持“公开、理性和非暴力”的原则。这样的运动虽然比较缓慢，但是比较扎实，一旦成功之后社会就不容易发生倒退和反复，中国就可以彻底跳出历代王朝循环的怪圈。这是一个进程，而不是一场突变。当然这些道理都是我在“八九”之后慢慢想清楚的，在“八九”民运中，我也恨不得中共的专制统治早点结束，因此我虽然参加了绝食活动，但并不怎么热心，我更期望民众的大规模参与。让我没想到的是，这一天很快就到来了。
天安门广场是中国的心脏，年轻的大学生是祖国的未来，因此当成千上万的大学生在广场绝食并不断有人晕倒，让人感觉就像中国的心脏在流血。这种理性而悲壮的抗争立即引起了社会各阶层人士的广泛同情，天安门广场立即成为了全国乃至全世界关注的焦点。5月16日，首都知识界率先打破沉默，严家齐、金观涛等著名知识分子公开发布了“5·16”宣言，开始对绝食学生进行声援。当天下午，首都知识界几十万人走上了街头，开展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游行。我听到这个消息后立即离开了绝食队伍。看到长安街上满是举着标语和旗帜的人群，我的心情又一下子激动起来。由于北京市民也广泛参与进来，这场游行估计有上百万人参加，比“4·27”大游行的声势更为浩大。接下来的两天，首都各界人士又举行了两场大游行，人数都在百万以上，参加游行的不仅有工人、农民、知识分子，还有警察、军人和政府官员，甚至连中学生、小学生都上街了。全国人民也纷纷向绝食学生进行声援，全国几乎每个城市都发生了游行，不少外地学生还赶到北京进行声援。这一切都充分表明，人民对中共的专制统治早已感到厌恶了，人民早就在渴望政治大变革了。
在这三天的大游行中，我一直非常兴奋，连觉也没有睡好，我感到我们离胜利只有一步之遥了。在这三天里，首都知识分子成立了“知识分子联合会”，首都工人成立了“工人自治联合会”，外地大学生也成立了“外高联”。后来我觉得，在这个时刻我们应该成立一个统一的反对派组织，对北京和全国的行动进行统一的协调和领导。一旦成立了统一的反对派组织并制定出纲领，我相信在这么好的形势下一定会有上千万人加入这个组织，这就会对专制统治发出强有力的挑战，我估计成千上万的中共党员就会退党，中共的各级组织和暴力机器就可能会瘫痪，后来的“六四”悲剧就可能不会上演。令人遗憾的是，这样的局面并没有出现，各种组织只是各自为政，最有影响的还是学生的组织。我认为，在政治运动中尤其是在民主运动中，年轻的学生只能扮演先锋的角色，他们因其政治上的不成熟而不应当成为运动的领导者。但是在“八九”民运的整个过程中，学生组织却一直是运动的领导者，他们那柔弱稚嫩的肩膀根本就无法独自承担中国民主大业的重任。在这个问题上，我认为中国的知识分子是有很大责任的。
与年轻的学生相比较，知识分子更应该成为运动的领导者。中国的知识分子一直是自由民主的倡导者和传播者，但几十年的政治运动已使他们普遍变得十分胆小。当历史性的机遇到来的时候，他们因为自己的胆小而葬送了中国民主运动的前程，同时他们也葬送了改变自己命运的机会。大凡专制统治得以维系主要靠两个基础：一是谎言，二是恐惧。八十年代的知识精英只戳穿了谎言，但却没有战胜恐惧，他们有很高的理论水平，但却缺少历史担当的勇气。当然按理说我是无权指责他们的，因为在“八九”民运中我也是一个投机分子，二十年来我一直在为自己当初的投机表现进行深深的自责。
六
中共以前曾经正确地告诉我们，一切反动派总是不愿自动退出历史舞台的，这句话其实刚好用到了中共自己的身上。在1989年5月中旬，当一场声势浩大的民主运动威胁到了中共统治的时候，中共内部的顽固派便开始密谋反扑了。这是他们在继“4·26”社论第一次反扑失败之后所策划的第二次反扑，只是这一次的反扑更凶残、更冷酷、也更露骨。
5月18日晚上，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来到天安门广场的绝食现场看望绝食学生，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温家宝为他打伞，他含着眼泪说：我老了，无所谓了，你们还年轻，你们要活着，要健康地活着。这个场景感动了无数学生，但深谙中共政治斗争的人立即感觉到了不好的苗头。果然在5月19日晚上我们就听说赵紫阳已经失势了，从此他就在公开场合消失，直到2005年1月16日他含恨去世。赵紫阳是中共党内的开明派，他不仅主张经济体制改革，而且主张政治体制改革，从这点来看，他在历史上的地位已经远远超过了邓小平。赵紫阳是一个有良心的中共党员，但是他太软弱，他缺少叶利钦的那种勇敢精神。虽然他在中共高层的政治斗争中失败了，但当时的局势并非无法挽救，他完全可以以中共中央总书记的名义发布命令，公开支持学生的民主运动，旗帜鲜明地提出政治体制改革的纲领，并对中共党内的顽固派予以坚决的打击。当时新闻媒体已经站到了学生一边，他只要在中央电视台一露面，中共党内的顽固派就会众叛亲离而无处藏身，就像一年多以后齐奥塞斯库在罗马尼亚的下场一样。然而在这个关健时刻他却软弱退让了，他的这一软弱退让不仅断送了自己的政治前途，而且断送了中国走向自由民主的绝佳的历史性机遇。
5月19日晚上，中共党内的顽固派吹响了政治反攻的号角，杨尚昆主持召开了北京市党政机关干部大会，宣布在北京实行戒严，并调集大量军队进京，企图用武力扑灭“八九”民运的熊熊焰火。“八九”民运决战时刻终于到来了。面对来势汹汹的强敌，我们再次选择了正面迎击。5月20日凌晨，军队开始从几个方向开进北京，但刚进入北京城边就受到了市民的顽强阻挡，许多市民将路边的栏杆和公共汽车横在路上，还有人干脆躺在军车前，学生们闻讯也纷纷赶去，于是各路军队都被市民和学生阻挡住了。
军队进城的时候我正在睡觉，早上起来听到消息后我马上就来到人大前门打听详细情况。这个时候，人大门口的高音喇叭正在起劲地鼓动大家去堵军车。我听了之后热血沸腾，马上就准备前往广场坚守阵地。但当时路上根本就没有公共汽车行驶，不过那些私人汽车却很乐意搭载我们，于是我就和另外几个学生一起爬上了一辆货车前往广场。上车不久，有人就高喊“打倒邓小平”、“打倒李鹏”、“打倒杨尚昆”的口号，开始我还感到挺别扭，但很快我就跟着大家高喊起来。邓小平、李鹏、杨尚昆都是我们四川人，在历史发展的关键时刻，他们公然站到人民和正义的对立面，我为他们感到可耻。到长安街木犀地时，我们看见有几个学生在设置路障，我们以为军车快来了，于是马上就下车参与了进去。我在木犀地呆了几个小时，一看见远处有车子出现，我们就迅速设置路障，动作之快捷、配合之默契我以前简直见所未见。不过所有的车子都不是军车，害得我们白忙乎了几次。
中午12点左右，我又到了广场，问候了一下我们班那些还在绝食的同学。听人说，如果到中午还不能实现戒严，那么这次戒严就算失败了。然而到了中午1点，虽然直升飞机在天上不停地撒传单，但广场还是牢牢地控制在学生手中。下午我们又听说北京站有军人，于是我们许多人又赶往北京站。但到了北京站我们却并没有看见军人，有人说这些军人都穿的便衣，于是我们就在人群中仔细寻找。后来我们终于看见一个穿迷彩服的人，他鬼头鬼脑、东张西望，我们当然对他产生了怀疑，于是就悄悄地跟在他后面，直到他到了广场附近，我们才把他扭住并交给了学生纠察队。后来的情况我就不知道了，但我相信，如果他确实不是便衣军人的话，学生纠察队也决不会冤枉他的。由于军车一直没有进城，再加上奔走了一天很劳累，我便回到学校休息了一晚，准备第二天继续战斗。
5月21日上午起床后，我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把我以前军训时穿的衣服找出来，然后用毛笔在衣服后背上写上了“精忠报国”几个大字，并在后面衣领上写上了“人大刘贤斌”几个小字。当时我只有一个想法，如果这个时候军队要向我们开枪的话，我肯定会选择战斗到死。不久就有消息传来，说六里桥出现了军车。人大校园里马上就沸腾起来，许多学生都赶紧搭车前往六里桥。我立即穿上了写有“精忠报国”几个大字的衣服，急匆匆地爬上了一辆开往六里桥的汽车。上车之后我才发现，许多同学都在头上系了一根红布，上面也写有标语和名字。看来当时许多人都与我一样抱有必死的决心，大有一股“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味道。
我们赶到六里桥时，看见几十辆军车已经被市民和学生堵在了路上。在军车的前面横着几辆公共汽车和许多路障，在军车的周围则挤满了市民和学生。有的学生站在军车上对军人发表演讲，反复给他们讲述事情的真相和“人民军队爱人民”的道理。还有许多人不断给军人送水和食品，大部分士兵都不敢接受。杨尚昆在宣布戒严令时曾说“我们不是来镇压学生的”，但我亲眼看见这些士兵都是全副武装，这不是来镇压学生，难道是来接受学生检阅的吗？我又亲自问过几个军人，问他们知不知道北京发生了什么事情，只有一个士兵说不知道，他说他们不准看电视和报纸，只学习“4·26”社论。我又问他会不会向学生开枪，他说他不会。其他大部分士兵都表情木然，对我们的提问都不敢回答，只说去问他们的长官。这样的情况一直僵持到下午。由于军车根本无法向市区推进，他们后来就奉命往回开走了。但我们还是不敢疏忽大意，我们知道中共高层的顽固派都是狡猾的政客，他们下令撤退并不表明他们承认了失败，他们只是想等我们疲劳了或者松懈了的时候卷土重来。所以我们一直在六里桥坚守了一个通宵，困了的时候就在桥下打个盹，但一有风吹草动，我们又立即用身体筑成了抵抗的城墙。
在这里我要讲述一个细节，在关于“八九”的其他材料中也许没有这个内容。那天晚上，在打盹的时候，我突然被一阵掌声和喝彩声惊醒了。睁眼一看，原来是一个人在发表演讲。这人身材高大，声音洪亮，我挤进人群之后才看清楚这人是电影演员杨再葆。我不知道他在“六四”后遭遇如何，但我91年被关在“炮局”﹙北京市公交分局﹚时却听说陈佩斯因卷入“六四”也曾进过“炮局”。作为艺人，他们本来与政治没多大关系，在这个危急时刻他们如果保持沉默也算正常，但他们却勇敢地站了出来，尽到了一个公民的职责。与那些理论水平很高但却不敢对专制者说“不”的人相比，他们更应赢得我们的尊敬。感谢杨再葆，是他让我度过了这么一个难忘的夜晚。感谢伟大的北京市民，是他们用自己的身体换取了一夜的和平。
这样的情形一直持续了几天，直到我们确信军队不会进城时才松懈下来。这个时候，相信许多人都和我一样认为“八九”民运已经取得了胜利。事实上在这个时候“八九”民运确实也存在着胜机。中共在历史上本来是一个理想主义的政党，但从改革开放之后中共就逐渐变成了一个实用主义的政党，人们加入这个政党，不是准备去为了共产主义这个理想而奋斗，而是为了捞取各种利益。一旦社会出现动荡、政治前景变得不明朗之时，许多人就不敢贸然而动，最稳妥的办法就是采取观望。他们不会为了理想和原则去牺牲，只会为了利益而投机。只有在政治前景变得明朗之时，他们才敢投下手中的砝码。因此在“八九”民运这么激烈的政治斗争中，拥有几千万党员的中共实际上已经瘫痪了，真正敢于与人民和正义为敌的人只有少数顽固派分子。“六四”之后，很多省市和军区领导都迟迟不肯表态，就充分说明了中共并不是想象的那么强大，两年多后，同样拥有几千万党员的苏共不是在一夜之间就灭亡了吗？因此对中国的民主大业来说，1989年确实是一次难得的历史性机遇。如果赵紫阳等体制内的改革派在那时能够坚强勇敢地放手一搏，或者知识分子与学生能够及时动员人民并组织一个强大的反对派，那么“八九”民运也许就有一个完全不同的结果。但是这两种情况都没有出现，于是中共党内的顽固派在戒严失败之后又加紧准备更凶残的反扑，“八九”民运的悲剧色彩越来越浓了。
七
军车被堵住以后，许多人包括我在内都以为“八九”民运已基本上大功告成了，紧张的气氛一扫而空，我们脸上都洋溢着喜悦的笑容。但实际上我们没有取得任何实际的政治成果，我们低估了对手的狡猾和凶残，我们以为中共党内的顽固派马上就要缴械投降了。于是我们普遍都产生了松懈的情绪，没有人提出更高的奋斗方向。在这个时候，“北高联”也做出了一个错误的决定，它发起了一个所谓的“空校运动”，要求各个学校组织成立“南下演讲团”到外地各个省市进行宣传动员，介绍和推广北京的经验。应当说这个思路也是对的，但提出“空校运动”这个做法却是错误的，许多学生正是借着“空校运动”这个名义离开了北京而回家休息或者到同学那里去旅游，这样北京的力量就受到了极大的削弱，而“南下演讲团”也没有取得什么成效。在新闻媒体还未开放的时候，组织力量到外地去宣传动员无疑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但当时新闻媒体已经站在了学生一边，再组织“南下演讲团”就显得有些多余。
其实在这个时候，“北高联”更应当加紧民运队伍的建设，它应当与“外高联”、“知识分子联合会”、“工人自治会”等组织联合起来，提出系统的政治纲领，动员学生和社会各界人士参与进来，组建一个强大的反对派组织。这样北京的力量只会增强而不会削弱，即使军队再次进京，也可能不会出现后来那种一触即溃的局面。与此同时反对派组织应积极与中共党内的改革派结成同盟，组建一个临时的民主政府，利用新闻媒体宣布国家的政治体制改革纲领，并对中共党内的少数顽固分子予以严厉打击。这样中共体制内的观望者就会倒戈，而其他省市也会效法北京，辛亥革命的历史就会重演。但是在当时的情况下，几乎没有人想到并提出这么激进的方案。
其实在“八九”民运开始之前，既然已经有许多人预估到了风暴的来临，就应当有人想到这些具体方案，难道那些先知先觉者也跟我们一样只是希望“闹闹”了事？令人遗憾的是，当时的情况可能还真是这样，在“八九”民运之前，中国社会虽然存在持不同政见的知识精英，但却并不存在有影响的反对派组织，那些知识精英的最大愿望就是给当局施加压力以推动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而根本没有想到要由自己来主导这场变革，因此他们也根本没有为即将来临的运动作出相应的准备，相反他们倒为运动的失败有一定心理准备。他们的这种态度对我们这些年轻学生影响很大，以致于在整个“八九”民运中我们一直都没有明确的政治斗争方向，我们在取得一场又一场的胜利之后并不知道接下来应该干什么事情，这样的一场运动焉有不失败的道理？群众心理学告诉我们：在政治斗争中，当大家都认为一件事情会失败而不为之努力时，这件事情最后往往就肯定会失败。在中国百年的宪政史上，1989年应该算一次难得的历史性机遇，但由于我们的准备不足而白白浪费了，这实在让人痛惜。
所以对中国民运来说，营建一个强大的反对派组织实在具有重大的意义，一旦历史性的机遇来临，它应当有能力和信心控制变革的方向和节奏。我们应当知道，历史性的机遇并不多，我们一辈子也许只能碰到一两次，我们已经亲手葬送了一次，我们不应当再亲手葬送第二次。
正是由于我对北京的局势盲目乐观，所以在“空校运动”中我也离开了北京，但我不是回去休息，而是想在家乡做点事情。于是我在各个学校收集了一些传单和资料，于5月25日离开北京，搭上了回四川的火车。与“文革”时期的学生串联一样，我们在“八九”民运中坐火车也是免费的。火车上的学生很多，大家兴高采烈，完全陶醉在“革命”胜利的喜悦之中，压根儿没想到危机已悄悄来临。
我于5月26日回到四川遂宁，首先就找到了我的高中同学兼好兄弟欧阳懿，向他详细介绍了北京的情况。欧阳懿当时就读于遂宁的川北教育学院。他告诉我，在5月中旬，他组织了川北教育学院声援北京学生的游行，并且代表川北教育学院的学生要求市政府发电慰问北京的绝食学生。我听了这些感到非常高兴，于是我就拿出我从北京带回的传单，并告诉他我准备在遂宁大规模地印制和张贴这些传单。他对我的这种想法非常赞同，并要求参加此事。当时我的另一个高中同学兼好兄马烈也从四川内江财贸学校回到了家里，我们与他交谈后他也表示要参加此事。于是我马上找到我的二哥刘贤贵，他当时在顺南街小学教书，我说服他从学校里借到了刻制工具。我用了两天时间才将这些传单刻完，有几篇是我亲自写的，主要是介绍北京民主运动的情况。为了防备事情败露，我将传单的落款都写上了“重庆高自联”，。这一招还真起了作用，后来遂宁公安局在侦破这个事情时费了很多周折，用了四个多月时间才落实到我与欧阳的头上。刻完之后，我就与我二哥一起在他们学校的油印室里将这些传单印刷了好几百张。然后在6月1日晚上，我就与欧阳一起利用夜色掩护将这些传单张贴在了遂宁的几十处地方。在张贴传单的过程中，一开始我们非常谨慎，看见有人过来时，我们就模仿打太极拳，有次我们还假装像情人一样搂抱。后来马烈也找到了我们，于是我们的胆子就越来越大了，即使有人看着我们张贴，我们也不怕。直到早上5点多我们才将传单贴完。
第二天上午10点多钟，我克制不住内心的兴奋，骑着自行车到贴传单的地方看人们的反应，没想到警察已经在撕传单了。不过我并不感到惋惜，因为人们已经看了几个小时了。后来我到马烈家去，马烈母亲激动地说：“我已经看了传单了，肯定是你们昨晚上干的。”我不想让我们的母亲为我们担心，于是我就只好不置可否地嘿嘿的笑。几个月后，遂宁市公安局的人告诉我，这个事情是遂宁建国以来从未出现过的“反革命”大案，但我听了却并没有感到一点害怕，我只感到非常荣耀。
在遂宁的时候，我还见了欧阳的大学同学萧红，他也是川北教育学院游行的组织者之一，他是遂宁市蓬溪县的人。在闲谈之中，他聊到了一个叫李裁安的人。据萧红介绍，李裁安是北大哲学系的学生，因组织领导85年的学潮而被关押判刑。我和欧阳听了之后，立即对这个“革命”先驱产生了一种十分崇敬的心理。当听说他已刑满释放并正在家里时，我们马上就要求萧红带我去见他。6月3日我们一行三人到了蓬溪，几经周折之后终于在晚上见到了李裁安。我将北京的情况向他做了详细的介绍，本以为他听了会非常激动，不料他却反而非常低调，他并不看好“八九”民运的前景。后来他向我们讲了一下他的理论，主要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系统批判。我们在这方面还非常肤浅，因此我们与他聊得并不投机，两个小时后我们就告辞了。许多年后，我还十分挂念李裁安，特别是在九十年代从事民运的时候，我非常希望他能出来做些事情，然而我却听说他已经彻底消沉了，他对中国的民主事业已失去了信心。李裁安的命运是一个悲剧，在他那个时代他是一个孤独的理想主义者，在无孔不入的专制统治下，他的理想、他的热情、他的才华甚至他的幸福都被彻底绞杀了。直到今天，我还为李裁安感到非常惋惜，但作为一个黑暗时期的先觉者，他将永远受到我的尊敬。
当天晚上我们就住在蓬溪，第二天即6月4日早上我们起床后打开电视，却突然看见了军队开进天安门广场的消息，我的血液立即沸腾起来。虽然前几天我从新闻中已经看出北京的局势已非常紧张，但我还是没有料到中共党内的顽固派竟敢真的向我们下毒手。北京的同学在牺牲，我怎能还在西南之角继续偷安，我决定立即赶回北京与他们并肩战斗。
八
6月4日我回到遂宁后见到了马烈，他也是一个有血性的青年，决定跟着我到北京去战斗。后来他曾回忆说，他当时有一种一去不回的决心。我当时又何尝不是这样的呢，在这个最危险的时刻，我根本就没有想到自己的安危，我只想为这场伟大的运动尽到自己的努力，哪怕是去送死我也决不后悔。正是在“六四”枪声响起的时候，我的个人命运才与中国民主运动的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我的极端民族主义思想开始让位于自由民主理念，我与投机主义动机也作了道义上的彻底决裂。虽然我对自由民主的理解仍相当模糊，但通过“八九”民运几十天的亲身感受，我已知道只有自由民主才是中国未来的正路。
6月5日下午我与马烈一起到了成都，在人民南路的广场上，我们看到成千上万的成都市民正在围攻市政府。市政府大楼里的军人不时释放几颗催泪弹，人们以为是开枪，便吓得四处奔逃，但不久又聚集起来。后来我们又遇见了刚从北京乘火车回来的学生，他们说北京死了好几千人，人们又变得激愤起来，于是又开始围攻市政府。我虽然没有参与围攻，但我的心情异常悲愤，尤其是我想到我的大学同学由于一直坚守在天安门广场可能已经牺牲了的时候，我真恨不得马上赶到北京。但成都到北京的火车要很晚才开，因此在出发之前我们就一直呆在人民南路的广场上。后来我们听说人民商场被烧了，我们去的时候人民商场已化为灰烬，连救火的消防车也被烧了。有人试图从灰烬中拿点东西，立即遭到周围人们的呵斥，于是就再也没有人去捡东西了。虽然我从本能上反对这种暴力方式，但是我当时也很理解人们的这种过激反应，我认为这是人民对暴力的自然反抗。如果当局不开枪镇压手无寸铁的学生，人民决不会采取这种过激的反应。“六四”之后不久，当局宣布说人民商场损失上亿元，我认为这完全是政府的责任。只可惜成都的那些抗暴英雄在“六四”之后不是被枪毙就是被判以重刑，直到我在99年第二次入狱后，我仍听说四川蓬安监狱还关着一些“六四暴乱分子”，直到今天也没有人去关心他们的悲惨命运。但我相信历史不会忘记他们，他们一定会像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一样永载史册。
晚上11点多，我们终于上了去北京的火车。火车上学生很多，主要都是成都高校的学生，一路上我们都在聊“八九”民运方面的事情，但他们没有我们的热情高，当听说我们是回北京去参加战斗时，他们都显示出了惊谔的表情。火车到达西安站时，车站上的人们告诉我们说西安的学生都死了上千人，估计总共有上万人死亡。听到这些消息，我心中没有悲痛，只有去战斗至死的决心。
6月7日下午5点左右，火车在北京郊区的一个小站停了下来，列车员说火车进不了北京站。过了一会儿，刚好有一列郊区列车经过，我与马烈就立即跳下火车而上了这列郊区列车。列车上都是北京本地人，他们告诉我们说北京已经戒严，不准三人以上同行，不准交头接耳，否则就要开枪。后来列车在丰台站停了，听说也进不了北京站。于是我们只好下车，一路上都没有公共汽车，我们只好步行。路上行人很少，不时还能听见几声枪响，市民们都不敢出门。在路上我们碰到了几个青年政治学院的学生，他们说学校里已经没有学生了。我听到后感到有些失落，我没想到一场轰轰烈烈的民主运动竟然在这么短的时间内瓦解崩溃。不过在荷枪实弹的军队面前，手无寸铁的学生还能做什么呢，像我们这种不怕死的人毕竟是少数，大部分人还是要继续自己的生活。在我们行走的过程中，天上一直下着小雨，仿佛老天爷也在哭泣。
经过四个多小时的步行，我们于晚上10点多才到人大。果然学校里已经没有什么人了，我只看见在我所住的学9栋楼上拉着一副白纸黑字的横幅，上面写着“沉痛悼念张向红同学！”。后来有人告诉我，在6月3日晚上，张向红与她姐正在长安街上，当她看见军队开枪时她就高喊“反对暴力！”，不料一颗子弹却击中了她，她就这样牺牲了。后来陈希同在“平暴”报告中宣布，我们人大死了七个学生，居北京高校之首。我想，如果我当时也在北京的话，我可能也是其中之一。我们马上又来到人大校门口，看见周围的树枝上挂着许多小白花，看来在前两天人们可能举行了追悼会。大概晚上11点的时候，我们看见一群警察来到人大校门口，他们一只手拿着手枪，一只手将树上的小白花撕了下来。当时人大校门口有几个学生和市民，看见这个场景，都敢怒不敢言。我们只好悻悻地回到宿舍睡觉，感觉到参加战斗已经不可能了。
第二天我们骑车上街，看到每一个十字路口都有士兵驻扎，街道两旁每隔几米就站着一个荷枪实弹的士兵，他们脸色都是黑里透红，目露凶光，一看就知道是野战部队。由于天安门广场和长安街都不准去，我们只好到北大、清华、北京外贸大学去看了一下，每个学校都显得十分空荡。6月9日，当局宣布开放长安街，但天安门广场还是不准去，于是我们又骑车上了长安街。到长安街木犀地的时候，我们看见路边有几辆烧坏了的坦克和军车，同时我们也注意到在道路两边大楼的窗户上有许多弹孔，可以想象出当时的景况是多么的惨烈。后来一个朋友曾告诉我说，他当时就在长安街，街上到处都是血，连墙上都有血迹。不过当时我在长安街上却没有看见血迹，只看见烧坏的坦克，这当然是施暴者有意为之。中共长期以来都宣传说人民解放军是人民军队，但是当人民起来表达不满的时候，这支军队却竟然向人民开枪。他们本该是保卫国家和人民的公器，但他们却甘愿为中共一党之私卖命。由此可见，这支军队根本就不是人民的军队，而是中共的私家卫队，这种公器私用现象乃是中国几千年来一切灾难和冤狱产生的根本原因。后来我们又来到了人民大会堂后面的西交民巷，远远地可以看见天安门广场上停着无数耀武扬威的坦克，当我们想靠近铁丝网看个究竟时，马上就有一个士兵端着冲锋枪冲了过来，说：“再不后退就开枪了！”吓得我们两个赶紧后退。后来我想，这个士兵当时如果真的向我们开枪的话，我们肯定已经死了，而且身份肯定是“六四暴徒”。所以在“八九”民运中，我能够活下来真是侥幸。在“六四”之后的二十年里，不少人说我作为一个名牌大学的学生本应该拥有让人羡慕的生活，但我却选择了民运这条坎坷之路，真是太划不来。遇到这种情况我就会告诉他们，与那些“六四”死难者相比，我这点牺牲算得了什么呢？我本该早已死去，能够多活二十年，上天已经对我不薄了。
6月10日，学校当局贴出通知，宣布这学期从6月11日起开始放假。于是在6月12日，我们少数留在学校的学生就都离开了学校。
九
“六四”之后，中共当局曾经公开说决不搞秋后算帐，但仅仅过了十天，恐怖的气氛就降临到了我们的身上。从北京回来之后，我每天晚上都要看《新闻联播》。有天晚上，我从新闻上看到了中共当局对学生领袖的通缉令，一共二十一人，排在前三位的是王丹、吾尔开希、柴玲。然而令我没有想到的是，一个老乡也是我的一个同学竟然赫然在列。通缉令上说他叫梁兆二，“尖嘴猴腮”，但我一眼就认出他是梁庆敦，与我一样是遂宁中学高87级的学生，只不过我读的是文科班，他读的是理科班，但由于我们都是住校学生，所以我们彼此都认识。我记得他读中学时就显得与众不同，他夏天喜欢穿厚衣服，冬天则穿得很少。但我也知道他的成绩很好，后来他果然考上了北师大心理学系。在北京我们曾经聚过一次，但没有进行很好的交谈，没想到后来他居然成了“八九”民运的学生领袖。通缉令发布之后，他迅速成为遂宁人议论的焦点。有人说他是“高自联”的财政部长，身上揣有几十万元，但一年多之后还有人说在什么地方看见过他。虽然当局一直没有抓住他，但他的许多高中同班同学都受到了骚扰和牵连，甚至他的高中班主任老师也没有脱掉干系。一年多后，我听说他的父亲是遂宁师校的老师，于是我与几个同学专门去看望过他老人家。
与此同时我也很注意打听是否有同学在“六四”事件中死亡或受伤，后来果然听说有个叫蔡昕的同学肩膀被坦克压伤了。蔡昕是遂宁中学高86级文科班的学生，当时他正在读青年政治学院，与我相当熟悉，不过“六四”之后我再也没有见过他。几年之后听说他出国去了，我想他那几年一定生活得很不容易，只有在出国之后他才能够过上正常的没有恐惧的生活。后来我又听母亲说遂宁永兴镇有两个大学生被打死了，几年后我将此事告诉了专门收集“六四”死难者名单的丁子霖老师，丁老师让我回来寻访调查，但我却一直没有找到，也许是当时人们基于恐惧的谣传。
在这种气氛之下，我母亲整日里为我担心，她甚至在我家楼上系了一根粗绳子，以便让我随时可以逃走。但由于我没有加入“高自联”，因此这样的厄运一直没有降临到我的头上。
回家之后不久，我们十个兄弟又经常聚在了一起，但这时我们的脸上已没有了年初那种少年意气，有的只是悲痛和忧伤，我们仿佛一夜之间苍老了，有几个兄弟甚至开始对中国的未来产生了绝望。不过我天性比较乐观，我仍然相信过不了几年“六四”就会平反，因为在经过这场伟大的运动后，我已经认定自由民主才是中国未来发展的方向。但我的心中还是感到非常压抑和难受，胸口堵得发慌，我真想找个地方去痛哭一场。
有天晚上，我们几个兄弟又聚在在一起喝酒。喝着喝着我就想起了天安门广场上那些死去的人，想起了悼念张向红的横幅和人大校园中的白色小花，我的心禁不住抽搐起来，我再也控制不住我的情感，我一边喝酒，一边失声痛哭。兄弟们看见我哭了，也跟着一起默默流泪。“六四”过去十多天了，我一直想的是战斗和反抗，直到这个时候我才将心中压抑已久的悲痛宣泄出来。在失声痛哭中我又想起了天安门广场上的坦克和长安街木犀地大楼窗户上的弹孔，想起了北京街道路口上那些面目凶恶且冷酷的军人。以前我只是不认同共产党，但这时我却仇恨共产党了。我在心理骂着：“共产党，我操你妈！”我在心理发着誓：“共产党，老子一定要推翻你！”这种仇恨在我心里一直埋藏了许多年，直到后来我对自由民主理论有了较深认识之后，这种仇恨心理才得以稀释和融化。我的酒量本来不行，最多能喝二两酒，但这次我却喝了四两，这是我生平第一次大醉。正是在这天晚上，我确定了自己的人生道路，我决定不推翻中国的专制统治就决不罢休。
二十年来，每年的6月4日我都要绝食一天，二十年来，我从没忘记那天晚上我发下的誓言。今天我已是个基督徒，我知道应当爱我的仇敌，但我也知道末日的审判必须要进行。
这次聚会之后，我立即告诉几个兄弟，我们决不能沉浸在悲痛之中，而应当做一些有益的事情。经过讨论，我们决定办一份地下刊物，取名为“民主论坛”。正在这个时候，有个兄弟给我介绍了一个朋友，他的名字叫陈卫，也是遂宁中学毕业的，当时正在北京理工大学读书，是北京理工大学“自治会”的成员。我与陈卫在这个兄弟的家里见了面，经过一番交流之后，我们彼此都产生了相间恨晚之意。当我告诉他我们的打算之后，他立即表示完全赞成，并决定参与此事。当时中共当局对学生领袖抓捕得很厉害，在这种红色恐怖之下，我十分担心陈卫的安全，但他却不怎么在意，只说过两天到他外婆家去躲一下。然而第二天上午，我的那个兄弟就告诉我说陈卫被抓了，而且还被抄了家。我对此感到十分震惊，但我却并不害怕。陈卫这一去就是一年多，直到1990年底才被当局释放。他出来之后我们又迅速走到了一起，二十年来我们一直进进出出，一直与专制强权进行着不懈的斗争。
陈卫被抓后，我们并没有放下那件事情，为此我写了几篇文章，主要都是宣传自由民主理念方面的，但有一篇火药味很浓，题目是《起诉中国共产党》。在这个时候，我已经将我的民族主义思想抛到了脑后，经过“八九”民运血与火的洗礼，我终于汇入到了中国民主运动的洪流之中。但是后来由于种种困难，我们并没有将“民主论坛”印制出来。为了安全起见，不久我就把这些文章烧掉了。
8月上旬，我接到了学校复课的通知，但这根本就不是正常的复课，而是当局对我们的秋后算帐。开学之后，学校当局要求我们每个人都要学习“4·26”社论等文件，并要求我们每个人都要老实交代自己在“六四”风波中的所有情况。对于这种政治审查，我们虽然都是第一次遇见，但好象每个人都很有经验，说的都是人所共知的事情，诸如参加游行、绝食这些活动都予以承认，而对写大字报、堵军车这些事情则只字不提。学校当局对这件事情好象也不是很积极，最后大家都顺利过关了。虽然在这次政治审查中，当局还要求每个人要检举其他人的问题，但当局在这方面好象也没有什么收获。我写大字报、堵军车的事情许多人都知道，但却没有任何人检举我，所以我最后也蒙混过关。这说明，在“六四”之后，广大学生对当局仍有着强烈的抵触情绪，人们虽然慑于恐惧，但他们的良心仍没有泯灭。一年多之后，罗马尼亚发生巨变，齐奥塞斯库被迅速枪毙，我们人大许多学生都从窗户上扔下燃烧的报纸以示庆祝，吓得学校当局惊慌失措。
然而，虽然这次政治审查因流于走过场而收效甚微，但中共的专政机器却不是吃素的。10月份的时候，遂宁公安局终于侦破了我在遂宁张贴传单的事情，欧阳懿和我二哥刘贤贵都受到了牵连，只有马烈侥幸漏网。我知道消息后马上回了一趟遂宁，把情况了解清楚后又回到北京。因此当遂宁公安局的人到人大来找我时，我就对此事作了老实交代，再加上劳动人事学院领导的保护，遂宁公安局的人就只好结案了事。多年以后遂宁公安局的人告诉我，他们当时真的是来抓我的。此事虽然了结，但人大政保部门却由此注意上了我，没多久他们就查明那篇《反思中共历史》的大字报是我写的。在7月份的时候，我就看见过《人民日报》有篇文章对这篇大字报作过批判，说有些人早就希望社会动乱，由于在这篇大字报中我引述了金观涛的一个观点，因此对金观涛也进行了猛烈的批判。学院领导知道此事后又想保护我，劝我说是学院一个老师起草而由我誊写的，当时这个老师已经在“六四”后流亡到了英国。我对他们的好意表示了感谢，但却拒绝了他们的意见。
后来，北京市公安局又查明我与地下“高自联”有关系，于是在大学快毕业的1991年4月15日将我逮捕，关押在秦城监狱。经过一个多月的连续审问，他们没能敲开我的铁嘴钢牙，最后只能将那篇《反思中共历史》的大字报作为我的罪证，并据此在1992年12月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判了我有期徒刑两年六个月。
……这一切过去都已经快二十年了。二十年啊，对一个人的一辈子来说能有几个二十年呢？二十年可以让一个懵懂无知的小孩成长为一个奋发有为的青年，也可以让一个奋发有为的青年变成一个随波逐流的中年人。二十年前，成百上千万人为了自由民主的理想而奔走号呼，二十年后仍能坚持当初理想的又有几人？二十年啊，对于一个民族来说二十年又算得了什么呢？一百年前中国社会就提出了宪政民主的要求，但直到今天我们还必须为结束专制强权而不懈奋斗。时间是一个奇怪的家伙，它可以消磨一个人的斗志，但也可以积淀一个民族的精神。二十年前的“八九”民运虽然最后以失败告终，但她却为中国民运培养出了一大批意志坚定、视野开阔、态度温和、行事通达的民运人士，他们不仅能够继续高擎“八九”民运的自由民主理想，而且能够在恶劣的环境下生存进取、发展壮大，他们牺牲了自己的青春年华却换来了这个民族复兴的希望。“八九”民运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一场民主运动，她继承了人类社会几千年的文明成果，也传承了中国历次民主运动的理念和经验，她必将深刻地影响当代中国的发展方向。二十年前专制强权势力用血腥的暴力延续了自己的腐败统治，但影响历史走向的决定性力量却不是暴力而是理念，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专制强权势力将注定退出历史舞台。
二十年来中国社会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经济持续高速发展，国家的综合实力日渐增强，但增长的社会财富却日益集中到了政府和少数人手里，人民并没有得到实惠；政治体制改革进展缓慢，中共手中的权力仍然未受到任何限制，政府官员的贪暴越来越普遍和严重，人民对此怨声载道，民间反贪抗暴事件此起彼伏；人民的权利意识有很大提高，自由、民主和人权等基本理念已深入人心，但中共惟我独尊的专制心态却没有任何根本的改变；共产主义理想已经破灭，社会主义口号也不再有任何吸引力，谎言已经被戳穿，专制统治得以维系的基础只剩下赤裸裸的暴力恐惧；民主力量虽屡受打击，但她具有种子般的生命力，她通过持续不断的公开抗争已经成长为最有影响力的反对派力量。
当今的中国社会已走到一个十字路口，在今后几十年里它既可能走上腐败的官僚资本主义道路，也可能走上挑战世界民主力量的专制帝国道路，还可能走上融入世界民主体系、遵循人类普世价值的自由民主之路。何去何从，完全取决于当今中国人的自觉抉择，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各种政治力量的实力和智慧。但对于我个人而言，我并不在乎这场较量的成败，我只会为了“八九”民运的理想竭尽我的所能，因为“八九”民运的精神已经浸入我的血液，更因为“六四”死难者的冤魂一直在扣击着我的良心。
二十年了，记忆已经班驳，许多证据也已经在有意和无意之中毁灭，我只能通过这篇文章来见证那场伟大的民主运动和寄托我对死难者的哀思。
写于2009年2月28日遂宁百盛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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