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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绝“恶法”
杜导斌



Eliminating “Unlawful Laws”

如何杜绝“恶法”?作者认为,一方面必须用法律保障人们不受“临时的专断命令”的统治,另一方面,则必须切实推行民主立法程序。要彻底解决中国的“恶法”泛滥成灾,就必须取消人大常委的常任制,改为选任制。使立法者直接受命并受制于选民。

In order to eliminate “unlawful laws,” it is necessary for Chinese citizens to be protected from rule by “arbitrary administrative orders,” and more importantly, it is paramount to push for a democratic legislative process.




一个合法的现代政府,必须而且只能依据经由正当的立法程序颁布过的、持续有效的法律行使职权,而绝对不能以临时的专断命令来进行统治。这在西方 200年前就成为常识。然而,在1958年北戴河会议上,毛泽东恃势凌国地说:“宪法是我参加制定的,我也记不得。……我们每个决议案都是法,开会也是 法”。毛泽东的这句话正映证了一个无法无天的独裁政府的逻辑:口含天宪。开会也是法!几个人凑一块商量商量,这也是法律!

用专断的命令,甚至领导人的一时心血来潮进行统治是社会主义国家的通病。赫鲁晓夫在其著名的“秘密报告”《反对个人崇拜及其后果》中向世人讲述了 一个政治黑色幽默。“1934年12月1日傍晚,根据斯大林的倡议(没有政治局的决议 —— 这仅在两天之后才提出)由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书记叶奴启泽签署了下列决定:‘斯大林建议:1 、政治局外事委员会(六人小组)今后除考虑对外事务外,还应负责国内建设和对内政策。2 、苏联国家计委主席沃兹涅先斯基同志参加六人小组,六人小组改名为七人小组。中央委员会书记约•斯大林(签字)’”。在讲完这一幕后,赫鲁晓夫加上了一句 评语:“这简直是玩扑克的人使用的语汇!”赢得当场全体苏共代表的“笑声”。

正因为领导人的嘴巴就是法,或者还大于法,所以建国后第一大腐败案捉住刘青山、张子善时,不是通过法律,该怎么判就怎么判,而是必须“通天”,必 须拿到毛泽东批字才能惩治。“第一代领导核心”在法律领域的严重知识缺陷培育了50余年人治大于法治的恶习。流弊所至,省委书记、省长,乃至县委书记、县 长的批条均可凌驾于法律之上。

随著领袖神话的破产,依法治国的概念越来越深入人心,命令治国,领导指示代法的危害现在已经被广泛承认,并在某种程度上得到缓解和纠正。然而,鉴 于体制的根本问题,在这些表面现象背后,“以权代法”尚未真正退出舞台,只不过改头换面,偷偷地抄小道走后门溜进了法律。在全国人大常委会每年通过的越来 越多的法律里,种种非法之法正打著法律的旗号大售其奸。举目所击,无处不有已颁布过的“恶法”。香港基本法23条是其一,行政诉讼法剥夺公民的涉宪诉讼权 是其一,歧视农民的选举法和户籍管理办法也是其一。所有涉及剥夺、限制公民组党、结社、出版、集会、示威、言论自由权利的法律几乎无一不是“大恶法”;所 有打著全民所有的幌子无偿攫取自然资源的法律和所有便利特权阶层掠夺财富的法律无一不属于“恶法”范畴。领导们滥权虽说弊端重重,但到底还是小概率事件, 其危害毕竟有限。一旦专横意志披上法律的外衣,于国于民的危害将不再是对某一地区,某一部分人或某一具体事件,而是将传说中的达摩克利丝之剑,高悬于整个 中华民族之项。我们将无时无刻不在危险之中。这样的“依法治国”使我们的权力和自由被合法地剥夺,国家和个人的财富被合法地掠取,当权者的利益则合法地得 到保护。

那么,这些“恶法”从何而来?为了增加论证的说服力,我们在这里且引用一个来源于体制内的资料。《21世纪环球报道》今年刚登载的记者专访《胡鞍 刚:改革全国人大常委会 优化组成人员结构》向我们提供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的骨干力量构成情况:“第九届人大,从委员长、副委员长到秘书长,一共19人,有8个前政府官员,比例高达 42%”(其实19人无一不是官场中的既得利益者)。秘书长以下的各专门委员会是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工作机关,按全国人大的立法程序,所有的法案一般都要经 过这些专门委员会,先在这里形成草案,然后方能提交委员长会议和常委会审议。那么,这些大权在握的专门委员会是不是掌握在“人民”的手中呢?不是的,它们 无一例外地全掌握在职业官僚们的手中。

第九届全国人大主委名单:
  • 民族委员会  王朝文(曾任贵州省省长)
  • 法律委员会  王维澄(曾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
  • 内务司法委员会  侯宗宾(曾任陕西省省长、河南省委书记、中纪委副书记)
  • 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  朱开轩(曾任国家教委主任)
  • 外事委员会  曾建徽(曾任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
  • 华侨委员会  甘子玉(曾任国家计委副主任、中纪委委员)
  • 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  曲格平(曾任国家环保局局长)
  • 农业与农村委员会  高德占(曾任吉林省省长、林业部部长、天津市委书记)
  • 财经委员会  陈光毅(曾任福建省委书记、民航总局局长)

这些职业政客终生是统治阶层的一员,且不提他们根深蒂固的政治理念,思维方式,只看他们既不用为衣食生计奔波劳累,更有特权享受,他们在制定的法 律的时候焉能代表普通百姓?又焉能不为保护自己既得利益而全力以赴?全国人大常委会从统治者的角度出发制定法律,就是“恶法”存在的根本原因!“如果在有 些政府中,立法权属于一个经常存在的议会,或如同在专制君主国那样归一人掌握,这样就还有危险。他们会认为自己具有不同于社会其余成员的利益,因而会随意 向人民夺取,以增加他们的财富和权势”(洛克《政府[下篇]》叶启芳 瞿菊农译,商务印书馆1997,第87页),“如果同一批人同时拥有制定和执行法律的权力,这就会给人们的弱点以绝大诱惑,使他们动辄要攫取权力,借以使 他们自己免于服从他们所制定的法律,并且在制定和执行法律时,使法律适合于他们自己的私人利益,因而他们就与社会的其余成员有不相同的利益,违反了社会和 政府的目的”(同上,第89页)。全国人大常委会已经从“人民代表”异化为凌驾人民、压制人民、向人民掠夺的专制机器的组成部分。

去年年底召开的中共十六大上,优化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结构的问题首次被提上议事日程。这之前,不少识破立法程序中各种猫腻的学者早就在呼吁改革全 国人大,以保证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依法履行职能,保证立法和决策更好地体现人民的意志。但是,这些来自体制内的,包括胡鞍钢先生等的呼声大多把改革目 标限制在“年轻化、任期制、地方化、专业化和职业化”,限制在淡化“一党人大”色彩、增加民众代表数量以及“信息必须透明、公开、公布”。这是典型的小脚 婆娘走路风格。我认为,要彻底解决中国的“恶法”泛滥成灾,就必须取消人大常委的常任制,改为选任制。使立法者直接受命并受制于选民,成为名副其实的“人 民代表”。在缩减代表名额的基础上把普通代表的“临时工”改为“长工”。要鼓励“陈胜吴广”们走出暴力的茅草棚,会集到国家意志的博弈场上来。特别要使制 定法律的人们在同时也受到自己所制定的法律的制约,使他们在制定法律的同时,也顾虑自己有朝一日将面临被“恶法”侵害的处境。

杜绝“恶法”,一方面必须用法律保障人们不受“临时的专断命令”的统治,另一方面,更核心的,则必须切实落实“人民当家作主”,保障法律是民意的产物而非统治集团的工具。

(作者系自由撰稿人,现居大陆)

Eliminating “Unlawful Laws”

如何杜绝“恶法”?作者认为,一方面必须用法律保障人们不受“临时的专断命令”的统治,另一方面,则必须切实推行民主立法程序。要彻底解决中国的“恶法”泛滥成灾,就必须取消人大常委的常任制,改为选任制。使立法者直接受命并受制于选民。

In order to eliminate “unlawful laws,” it is necessary for Chinese citizens to be protected from rule by “arbitrary administrative orders,” and more importantly, it is paramount to push for a democratic legislative process.




一个合法的现代政府,必须而且只能依据经由正当的立法程序颁布过的、持续有效的法律行使职权,而绝对不能以临时的专断命令来进行统治。这在西方 200年前就成为常识。然而,在1958年北戴河会议上,毛泽东恃势凌国地说:“宪法是我参加制定的,我也记不得。……我们每个决议案都是法,开会也是 法”。毛泽东的这句话正映证了一个无法无天的独裁政府的逻辑:口含天宪。开会也是法!几个人凑一块商量商量,这也是法律!

用专断的命令,甚至领导人的一时心血来潮进行统治是社会主义国家的通病。赫鲁晓夫在其著名的“秘密报告”《反对个人崇拜及其后果》中向世人讲述了 一个政治黑色幽默。“1934年12月1日傍晚,根据斯大林的倡议(没有政治局的决议 —— 这仅在两天之后才提出)由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书记叶奴启泽签署了下列决定:‘斯大林建议:1 、政治局外事委员会(六人小组)今后除考虑对外事务外,还应负责国内建设和对内政策。2 、苏联国家计委主席沃兹涅先斯基同志参加六人小组,六人小组改名为七人小组。中央委员会书记约•斯大林(签字)’”。在讲完这一幕后,赫鲁晓夫加上了一句 评语:“这简直是玩扑克的人使用的语汇!”赢得当场全体苏共代表的“笑声”。

正因为领导人的嘴巴就是法,或者还大于法,所以建国后第一大腐败案捉住刘青山、张子善时,不是通过法律,该怎么判就怎么判,而是必须“通天”,必 须拿到毛泽东批字才能惩治。“第一代领导核心”在法律领域的严重知识缺陷培育了50余年人治大于法治的恶习。流弊所至,省委书记、省长,乃至县委书记、县 长的批条均可凌驾于法律之上。

随著领袖神话的破产,依法治国的概念越来越深入人心,命令治国,领导指示代法的危害现在已经被广泛承认,并在某种程度上得到缓解和纠正。然而,鉴 于体制的根本问题,在这些表面现象背后,“以权代法”尚未真正退出舞台,只不过改头换面,偷偷地抄小道走后门溜进了法律。在全国人大常委会每年通过的越来 越多的法律里,种种非法之法正打著法律的旗号大售其奸。举目所击,无处不有已颁布过的“恶法”。香港基本法23条是其一,行政诉讼法剥夺公民的涉宪诉讼权 是其一,歧视农民的选举法和户籍管理办法也是其一。所有涉及剥夺、限制公民组党、结社、出版、集会、示威、言论自由权利的法律几乎无一不是“大恶法”;所 有打著全民所有的幌子无偿攫取自然资源的法律和所有便利特权阶层掠夺财富的法律无一不属于“恶法”范畴。领导们滥权虽说弊端重重,但到底还是小概率事件, 其危害毕竟有限。一旦专横意志披上法律的外衣,于国于民的危害将不再是对某一地区,某一部分人或某一具体事件,而是将传说中的达摩克利丝之剑,高悬于整个 中华民族之项。我们将无时无刻不在危险之中。这样的“依法治国”使我们的权力和自由被合法地剥夺,国家和个人的财富被合法地掠取,当权者的利益则合法地得 到保护。

那么,这些“恶法”从何而来?为了增加论证的说服力,我们在这里且引用一个来源于体制内的资料。《21世纪环球报道》今年刚登载的记者专访《胡鞍 刚:改革全国人大常委会 优化组成人员结构》向我们提供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的骨干力量构成情况:“第九届人大,从委员长、副委员长到秘书长,一共19人,有8个前政府官员,比例高达 42%”(其实19人无一不是官场中的既得利益者)。秘书长以下的各专门委员会是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工作机关,按全国人大的立法程序,所有的法案一般都要经 过这些专门委员会,先在这里形成草案,然后方能提交委员长会议和常委会审议。那么,这些大权在握的专门委员会是不是掌握在“人民”的手中呢?不是的,它们 无一例外地全掌握在职业官僚们的手中。

第九届全国人大主委名单:
  • 民族委员会  王朝文(曾任贵州省省长)
  • 法律委员会  王维澄(曾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
  • 内务司法委员会  侯宗宾(曾任陕西省省长、河南省委书记、中纪委副书记)
  • 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  朱开轩(曾任国家教委主任)
  • 外事委员会  曾建徽(曾任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
  • 华侨委员会  甘子玉(曾任国家计委副主任、中纪委委员)
  • 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  曲格平(曾任国家环保局局长)
  • 农业与农村委员会  高德占(曾任吉林省省长、林业部部长、天津市委书记)
  • 财经委员会  陈光毅(曾任福建省委书记、民航总局局长)

这些职业政客终生是统治阶层的一员,且不提他们根深蒂固的政治理念,思维方式,只看他们既不用为衣食生计奔波劳累,更有特权享受,他们在制定的法 律的时候焉能代表普通百姓?又焉能不为保护自己既得利益而全力以赴?全国人大常委会从统治者的角度出发制定法律,就是“恶法”存在的根本原因!“如果在有 些政府中,立法权属于一个经常存在的议会,或如同在专制君主国那样归一人掌握,这样就还有危险。他们会认为自己具有不同于社会其余成员的利益,因而会随意 向人民夺取,以增加他们的财富和权势”(洛克《政府[下篇]》叶启芳 瞿菊农译,商务印书馆1997,第87页),“如果同一批人同时拥有制定和执行法律的权力,这就会给人们的弱点以绝大诱惑,使他们动辄要攫取权力,借以使 他们自己免于服从他们所制定的法律,并且在制定和执行法律时,使法律适合于他们自己的私人利益,因而他们就与社会的其余成员有不相同的利益,违反了社会和 政府的目的”(同上,第89页)。全国人大常委会已经从“人民代表”异化为凌驾人民、压制人民、向人民掠夺的专制机器的组成部分。

去年年底召开的中共十六大上,优化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结构的问题首次被提上议事日程。这之前,不少识破立法程序中各种猫腻的学者早就在呼吁改革全 国人大,以保证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依法履行职能,保证立法和决策更好地体现人民的意志。但是,这些来自体制内的,包括胡鞍钢先生等的呼声大多把改革目 标限制在“年轻化、任期制、地方化、专业化和职业化”,限制在淡化“一党人大”色彩、增加民众代表数量以及“信息必须透明、公开、公布”。这是典型的小脚 婆娘走路风格。我认为,要彻底解决中国的“恶法”泛滥成灾,就必须取消人大常委的常任制,改为选任制。使立法者直接受命并受制于选民,成为名副其实的“人 民代表”。在缩减代表名额的基础上把普通代表的“临时工”改为“长工”。要鼓励“陈胜吴广”们走出暴力的茅草棚,会集到国家意志的博弈场上来。特别要使制 定法律的人们在同时也受到自己所制定的法律的制约,使他们在制定法律的同时,也顾虑自己有朝一日将面临被“恶法”侵害的处境。

杜绝“恶法”,一方面必须用法律保障人们不受“临时的专断命令”的统治,另一方面,更核心的,则必须切实落实“人民当家作主”,保障法律是民意的产物而非统治集团的工具。

(作者系自由撰稿人,现居大陆)

Eliminating “Unlawful Laws”

如何杜绝“恶法”?作者认为,一方面必须用法律保障人们不受“临时的专断命令”的统治,另一方面,则必须切实推行民主立法程序。要彻底解决中国的“恶法”泛滥成灾,就必须取消人大常委的常任制,改为选任制。使立法者直接受命并受制于选民。

In order to eliminate “unlawful laws,” it is necessary for Chinese citizens to be protected from rule by “arbitrary administrative orders,” and more importantly, it is paramount to push for a democratic legislative process.




一个合法的现代政府,必须而且只能依据经由正当的立法程序颁布过的、持续有效的法律行使职权,而绝对不能以临时的专断命令来进行统治。这在西方 200年前就成为常识。然而,在1958年北戴河会议上,毛泽东恃势凌国地说:“宪法是我参加制定的,我也记不得。……我们每个决议案都是法,开会也是 法”。毛泽东的这句话正映证了一个无法无天的独裁政府的逻辑:口含天宪。开会也是法!几个人凑一块商量商量,这也是法律!

用专断的命令,甚至领导人的一时心血来潮进行统治是社会主义国家的通病。赫鲁晓夫在其著名的“秘密报告”《反对个人崇拜及其后果》中向世人讲述了 一个政治黑色幽默。“1934年12月1日傍晚,根据斯大林的倡议(没有政治局的决议 —— 这仅在两天之后才提出)由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书记叶奴启泽签署了下列决定:‘斯大林建议:1 、政治局外事委员会(六人小组)今后除考虑对外事务外,还应负责国内建设和对内政策。2 、苏联国家计委主席沃兹涅先斯基同志参加六人小组,六人小组改名为七人小组。中央委员会书记约•斯大林(签字)’”。在讲完这一幕后,赫鲁晓夫加上了一句 评语:“这简直是玩扑克的人使用的语汇!”赢得当场全体苏共代表的“笑声”。

正因为领导人的嘴巴就是法,或者还大于法,所以建国后第一大腐败案捉住刘青山、张子善时,不是通过法律,该怎么判就怎么判,而是必须“通天”,必 须拿到毛泽东批字才能惩治。“第一代领导核心”在法律领域的严重知识缺陷培育了50余年人治大于法治的恶习。流弊所至,省委书记、省长,乃至县委书记、县 长的批条均可凌驾于法律之上。

随著领袖神话的破产,依法治国的概念越来越深入人心,命令治国,领导指示代法的危害现在已经被广泛承认,并在某种程度上得到缓解和纠正。然而,鉴 于体制的根本问题,在这些表面现象背后,“以权代法”尚未真正退出舞台,只不过改头换面,偷偷地抄小道走后门溜进了法律。在全国人大常委会每年通过的越来 越多的法律里,种种非法之法正打著法律的旗号大售其奸。举目所击,无处不有已颁布过的“恶法”。香港基本法23条是其一,行政诉讼法剥夺公民的涉宪诉讼权 是其一,歧视农民的选举法和户籍管理办法也是其一。所有涉及剥夺、限制公民组党、结社、出版、集会、示威、言论自由权利的法律几乎无一不是“大恶法”;所 有打著全民所有的幌子无偿攫取自然资源的法律和所有便利特权阶层掠夺财富的法律无一不属于“恶法”范畴。领导们滥权虽说弊端重重,但到底还是小概率事件, 其危害毕竟有限。一旦专横意志披上法律的外衣,于国于民的危害将不再是对某一地区,某一部分人或某一具体事件,而是将传说中的达摩克利丝之剑,高悬于整个 中华民族之项。我们将无时无刻不在危险之中。这样的“依法治国”使我们的权力和自由被合法地剥夺,国家和个人的财富被合法地掠取,当权者的利益则合法地得 到保护。

那么,这些“恶法”从何而来?为了增加论证的说服力,我们在这里且引用一个来源于体制内的资料。《21世纪环球报道》今年刚登载的记者专访《胡鞍 刚:改革全国人大常委会 优化组成人员结构》向我们提供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的骨干力量构成情况:“第九届人大,从委员长、副委员长到秘书长,一共19人,有8个前政府官员,比例高达 42%”(其实19人无一不是官场中的既得利益者)。秘书长以下的各专门委员会是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工作机关,按全国人大的立法程序,所有的法案一般都要经 过这些专门委员会,先在这里形成草案,然后方能提交委员长会议和常委会审议。那么,这些大权在握的专门委员会是不是掌握在“人民”的手中呢?不是的,它们 无一例外地全掌握在职业官僚们的手中。

第九届全国人大主委名单:
  • 民族委员会  王朝文(曾任贵州省省长)
  • 法律委员会  王维澄(曾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
  • 内务司法委员会  侯宗宾(曾任陕西省省长、河南省委书记、中纪委副书记)
  • 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  朱开轩(曾任国家教委主任)
  • 外事委员会  曾建徽(曾任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
  • 华侨委员会  甘子玉(曾任国家计委副主任、中纪委委员)
  • 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  曲格平(曾任国家环保局局长)
  • 农业与农村委员会  高德占(曾任吉林省省长、林业部部长、天津市委书记)
  • 财经委员会  陈光毅(曾任福建省委书记、民航总局局长)

这些职业政客终生是统治阶层的一员,且不提他们根深蒂固的政治理念,思维方式,只看他们既不用为衣食生计奔波劳累,更有特权享受,他们在制定的法 律的时候焉能代表普通百姓?又焉能不为保护自己既得利益而全力以赴?全国人大常委会从统治者的角度出发制定法律,就是“恶法”存在的根本原因!“如果在有 些政府中,立法权属于一个经常存在的议会,或如同在专制君主国那样归一人掌握,这样就还有危险。他们会认为自己具有不同于社会其余成员的利益,因而会随意 向人民夺取,以增加他们的财富和权势”(洛克《政府[下篇]》叶启芳 瞿菊农译,商务印书馆1997,第87页),“如果同一批人同时拥有制定和执行法律的权力,这就会给人们的弱点以绝大诱惑,使他们动辄要攫取权力,借以使 他们自己免于服从他们所制定的法律,并且在制定和执行法律时,使法律适合于他们自己的私人利益,因而他们就与社会的其余成员有不相同的利益,违反了社会和 政府的目的”(同上,第89页)。全国人大常委会已经从“人民代表”异化为凌驾人民、压制人民、向人民掠夺的专制机器的组成部分。

去年年底召开的中共十六大上,优化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结构的问题首次被提上议事日程。这之前,不少识破立法程序中各种猫腻的学者早就在呼吁改革全 国人大,以保证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依法履行职能,保证立法和决策更好地体现人民的意志。但是,这些来自体制内的,包括胡鞍钢先生等的呼声大多把改革目 标限制在“年轻化、任期制、地方化、专业化和职业化”,限制在淡化“一党人大”色彩、增加民众代表数量以及“信息必须透明、公开、公布”。这是典型的小脚 婆娘走路风格。我认为,要彻底解决中国的“恶法”泛滥成灾,就必须取消人大常委的常任制,改为选任制。使立法者直接受命并受制于选民,成为名副其实的“人 民代表”。在缩减代表名额的基础上把普通代表的“临时工”改为“长工”。要鼓励“陈胜吴广”们走出暴力的茅草棚,会集到国家意志的博弈场上来。特别要使制 定法律的人们在同时也受到自己所制定的法律的制约,使他们在制定法律的同时,也顾虑自己有朝一日将面临被“恶法”侵害的处境。

杜绝“恶法”,一方面必须用法律保障人们不受“临时的专断命令”的统治,另一方面,更核心的,则必须切实落实“人民当家作主”,保障法律是民意的产物而非统治集团的工具。

(作者系自由撰稿人,现居大陆)

Eliminating “Unlawful Laws”

如何杜绝“恶法”?作者认为,一方面必须用法律保障人们不受“临时的专断命令”的统治,另一方面,则必须切实推行民主立法程序。要彻底解决中国的“恶法”泛滥成灾,就必须取消人大常委的常任制,改为选任制。使立法者直接受命并受制于选民。

In order to eliminate “unlawful laws,” it is necessary for Chinese citizens to be protected from rule by “arbitrary administrative orders,” and more importantly, it is paramount to push for a democratic legislative process.




一个合法的现代政府,必须而且只能依据经由正当的立法程序颁布过的、持续有效的法律行使职权,而绝对不能以临时的专断命令来进行统治。这在西方 200年前就成为常识。然而,在1958年北戴河会议上,毛泽东恃势凌国地说:“宪法是我参加制定的,我也记不得。……我们每个决议案都是法,开会也是 法”。毛泽东的这句话正映证了一个无法无天的独裁政府的逻辑:口含天宪。开会也是法!几个人凑一块商量商量,这也是法律!

用专断的命令,甚至领导人的一时心血来潮进行统治是社会主义国家的通病。赫鲁晓夫在其著名的“秘密报告”《反对个人崇拜及其后果》中向世人讲述了 一个政治黑色幽默。“1934年12月1日傍晚,根据斯大林的倡议(没有政治局的决议 —— 这仅在两天之后才提出)由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书记叶奴启泽签署了下列决定:‘斯大林建议:1 、政治局外事委员会(六人小组)今后除考虑对外事务外,还应负责国内建设和对内政策。2 、苏联国家计委主席沃兹涅先斯基同志参加六人小组,六人小组改名为七人小组。中央委员会书记约•斯大林(签字)’”。在讲完这一幕后,赫鲁晓夫加上了一句 评语:“这简直是玩扑克的人使用的语汇!”赢得当场全体苏共代表的“笑声”。

正因为领导人的嘴巴就是法,或者还大于法,所以建国后第一大腐败案捉住刘青山、张子善时,不是通过法律,该怎么判就怎么判,而是必须“通天”,必 须拿到毛泽东批字才能惩治。“第一代领导核心”在法律领域的严重知识缺陷培育了50余年人治大于法治的恶习。流弊所至,省委书记、省长,乃至县委书记、县 长的批条均可凌驾于法律之上。

随著领袖神话的破产,依法治国的概念越来越深入人心,命令治国,领导指示代法的危害现在已经被广泛承认,并在某种程度上得到缓解和纠正。然而,鉴 于体制的根本问题,在这些表面现象背后,“以权代法”尚未真正退出舞台,只不过改头换面,偷偷地抄小道走后门溜进了法律。在全国人大常委会每年通过的越来 越多的法律里,种种非法之法正打著法律的旗号大售其奸。举目所击,无处不有已颁布过的“恶法”。香港基本法23条是其一,行政诉讼法剥夺公民的涉宪诉讼权 是其一,歧视农民的选举法和户籍管理办法也是其一。所有涉及剥夺、限制公民组党、结社、出版、集会、示威、言论自由权利的法律几乎无一不是“大恶法”;所 有打著全民所有的幌子无偿攫取自然资源的法律和所有便利特权阶层掠夺财富的法律无一不属于“恶法”范畴。领导们滥权虽说弊端重重,但到底还是小概率事件, 其危害毕竟有限。一旦专横意志披上法律的外衣,于国于民的危害将不再是对某一地区,某一部分人或某一具体事件,而是将传说中的达摩克利丝之剑,高悬于整个 中华民族之项。我们将无时无刻不在危险之中。这样的“依法治国”使我们的权力和自由被合法地剥夺,国家和个人的财富被合法地掠取,当权者的利益则合法地得 到保护。

那么,这些“恶法”从何而来?为了增加论证的说服力,我们在这里且引用一个来源于体制内的资料。《21世纪环球报道》今年刚登载的记者专访《胡鞍 刚:改革全国人大常委会 优化组成人员结构》向我们提供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的骨干力量构成情况:“第九届人大,从委员长、副委员长到秘书长,一共19人,有8个前政府官员,比例高达 42%”(其实19人无一不是官场中的既得利益者)。秘书长以下的各专门委员会是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工作机关,按全国人大的立法程序,所有的法案一般都要经 过这些专门委员会,先在这里形成草案,然后方能提交委员长会议和常委会审议。那么,这些大权在握的专门委员会是不是掌握在“人民”的手中呢?不是的,它们 无一例外地全掌握在职业官僚们的手中。

第九届全国人大主委名单:
  • 民族委员会  王朝文(曾任贵州省省长)
  • 法律委员会  王维澄(曾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
  • 内务司法委员会  侯宗宾(曾任陕西省省长、河南省委书记、中纪委副书记)
  • 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  朱开轩(曾任国家教委主任)
  • 外事委员会  曾建徽(曾任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
  • 华侨委员会  甘子玉(曾任国家计委副主任、中纪委委员)
  • 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  曲格平(曾任国家环保局局长)
  • 农业与农村委员会  高德占(曾任吉林省省长、林业部部长、天津市委书记)
  • 财经委员会  陈光毅(曾任福建省委书记、民航总局局长)

这些职业政客终生是统治阶层的一员,且不提他们根深蒂固的政治理念,思维方式,只看他们既不用为衣食生计奔波劳累,更有特权享受,他们在制定的法 律的时候焉能代表普通百姓?又焉能不为保护自己既得利益而全力以赴?全国人大常委会从统治者的角度出发制定法律,就是“恶法”存在的根本原因!“如果在有 些政府中,立法权属于一个经常存在的议会,或如同在专制君主国那样归一人掌握,这样就还有危险。他们会认为自己具有不同于社会其余成员的利益,因而会随意 向人民夺取,以增加他们的财富和权势”(洛克《政府[下篇]》叶启芳 瞿菊农译,商务印书馆1997,第87页),“如果同一批人同时拥有制定和执行法律的权力,这就会给人们的弱点以绝大诱惑,使他们动辄要攫取权力,借以使 他们自己免于服从他们所制定的法律,并且在制定和执行法律时,使法律适合于他们自己的私人利益,因而他们就与社会的其余成员有不相同的利益,违反了社会和 政府的目的”(同上,第89页)。全国人大常委会已经从“人民代表”异化为凌驾人民、压制人民、向人民掠夺的专制机器的组成部分。

去年年底召开的中共十六大上,优化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结构的问题首次被提上议事日程。这之前,不少识破立法程序中各种猫腻的学者早就在呼吁改革全 国人大,以保证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依法履行职能,保证立法和决策更好地体现人民的意志。但是,这些来自体制内的,包括胡鞍钢先生等的呼声大多把改革目 标限制在“年轻化、任期制、地方化、专业化和职业化”,限制在淡化“一党人大”色彩、增加民众代表数量以及“信息必须透明、公开、公布”。这是典型的小脚 婆娘走路风格。我认为,要彻底解决中国的“恶法”泛滥成灾,就必须取消人大常委的常任制,改为选任制。使立法者直接受命并受制于选民,成为名副其实的“人 民代表”。在缩减代表名额的基础上把普通代表的“临时工”改为“长工”。要鼓励“陈胜吴广”们走出暴力的茅草棚,会集到国家意志的博弈场上来。特别要使制 定法律的人们在同时也受到自己所制定的法律的制约,使他们在制定法律的同时,也顾虑自己有朝一日将面临被“恶法”侵害的处境。

杜绝“恶法”,一方面必须用法律保障人们不受“临时的专断命令”的统治,另一方面,更核心的,则必须切实落实“人民当家作主”,保障法律是民意的产物而非统治集团的工具。

(作者系自由撰稿人,现居大陆)

Eliminating “Unlawful Laws”

如何杜绝“恶法”?作者认为,一方面必须用法律保障人们不受“临时的专断命令”的统治,另一方面,则必须切实推行民主立法程序。要彻底解决中国的“恶法”泛滥成灾,就必须取消人大常委的常任制,改为选任制。使立法者直接受命并受制于选民。

In order to eliminate “unlawful laws,” it is necessary for Chinese citizens to be protected from rule by “arbitrary administrative orders,” and more importantly, it is paramount to push for a democratic legislative process.




一个合法的现代政府,必须而且只能依据经由正当的立法程序颁布过的、持续有效的法律行使职权,而绝对不能以临时的专断命令来进行统治。这在西方 200年前就成为常识。然而,在1958年北戴河会议上,毛泽东恃势凌国地说:“宪法是我参加制定的,我也记不得。……我们每个决议案都是法,开会也是 法”。毛泽东的这句话正映证了一个无法无天的独裁政府的逻辑:口含天宪。开会也是法!几个人凑一块商量商量,这也是法律!

用专断的命令,甚至领导人的一时心血来潮进行统治是社会主义国家的通病。赫鲁晓夫在其著名的“秘密报告”《反对个人崇拜及其后果》中向世人讲述了 一个政治黑色幽默。“1934年12月1日傍晚,根据斯大林的倡议(没有政治局的决议 —— 这仅在两天之后才提出)由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书记叶奴启泽签署了下列决定:‘斯大林建议:1 、政治局外事委员会(六人小组)今后除考虑对外事务外,还应负责国内建设和对内政策。2 、苏联国家计委主席沃兹涅先斯基同志参加六人小组,六人小组改名为七人小组。中央委员会书记约•斯大林(签字)’”。在讲完这一幕后,赫鲁晓夫加上了一句 评语:“这简直是玩扑克的人使用的语汇!”赢得当场全体苏共代表的“笑声”。

正因为领导人的嘴巴就是法,或者还大于法,所以建国后第一大腐败案捉住刘青山、张子善时,不是通过法律,该怎么判就怎么判,而是必须“通天”,必 须拿到毛泽东批字才能惩治。“第一代领导核心”在法律领域的严重知识缺陷培育了50余年人治大于法治的恶习。流弊所至,省委书记、省长,乃至县委书记、县 长的批条均可凌驾于法律之上。

随著领袖神话的破产,依法治国的概念越来越深入人心,命令治国,领导指示代法的危害现在已经被广泛承认,并在某种程度上得到缓解和纠正。然而,鉴 于体制的根本问题,在这些表面现象背后,“以权代法”尚未真正退出舞台,只不过改头换面,偷偷地抄小道走后门溜进了法律。在全国人大常委会每年通过的越来 越多的法律里,种种非法之法正打著法律的旗号大售其奸。举目所击,无处不有已颁布过的“恶法”。香港基本法23条是其一,行政诉讼法剥夺公民的涉宪诉讼权 是其一,歧视农民的选举法和户籍管理办法也是其一。所有涉及剥夺、限制公民组党、结社、出版、集会、示威、言论自由权利的法律几乎无一不是“大恶法”;所 有打著全民所有的幌子无偿攫取自然资源的法律和所有便利特权阶层掠夺财富的法律无一不属于“恶法”范畴。领导们滥权虽说弊端重重,但到底还是小概率事件, 其危害毕竟有限。一旦专横意志披上法律的外衣,于国于民的危害将不再是对某一地区,某一部分人或某一具体事件,而是将传说中的达摩克利丝之剑,高悬于整个 中华民族之项。我们将无时无刻不在危险之中。这样的“依法治国”使我们的权力和自由被合法地剥夺,国家和个人的财富被合法地掠取,当权者的利益则合法地得 到保护。

那么,这些“恶法”从何而来?为了增加论证的说服力,我们在这里且引用一个来源于体制内的资料。《21世纪环球报道》今年刚登载的记者专访《胡鞍 刚:改革全国人大常委会 优化组成人员结构》向我们提供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的骨干力量构成情况:“第九届人大,从委员长、副委员长到秘书长,一共19人,有8个前政府官员,比例高达 42%”(其实19人无一不是官场中的既得利益者)。秘书长以下的各专门委员会是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工作机关,按全国人大的立法程序,所有的法案一般都要经 过这些专门委员会,先在这里形成草案,然后方能提交委员长会议和常委会审议。那么,这些大权在握的专门委员会是不是掌握在“人民”的手中呢?不是的,它们 无一例外地全掌握在职业官僚们的手中。

第九届全国人大主委名单:
  • 民族委员会  王朝文(曾任贵州省省长)
  • 法律委员会  王维澄(曾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
  • 内务司法委员会  侯宗宾(曾任陕西省省长、河南省委书记、中纪委副书记)
  • 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  朱开轩(曾任国家教委主任)
  • 外事委员会  曾建徽(曾任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
  • 华侨委员会  甘子玉(曾任国家计委副主任、中纪委委员)
  • 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  曲格平(曾任国家环保局局长)
  • 农业与农村委员会  高德占(曾任吉林省省长、林业部部长、天津市委书记)
  • 财经委员会  陈光毅(曾任福建省委书记、民航总局局长)

这些职业政客终生是统治阶层的一员,且不提他们根深蒂固的政治理念,思维方式,只看他们既不用为衣食生计奔波劳累,更有特权享受,他们在制定的法 律的时候焉能代表普通百姓?又焉能不为保护自己既得利益而全力以赴?全国人大常委会从统治者的角度出发制定法律,就是“恶法”存在的根本原因!“如果在有 些政府中,立法权属于一个经常存在的议会,或如同在专制君主国那样归一人掌握,这样就还有危险。他们会认为自己具有不同于社会其余成员的利益,因而会随意 向人民夺取,以增加他们的财富和权势”(洛克《政府[下篇]》叶启芳 瞿菊农译,商务印书馆1997,第87页),“如果同一批人同时拥有制定和执行法律的权力,这就会给人们的弱点以绝大诱惑,使他们动辄要攫取权力,借以使 他们自己免于服从他们所制定的法律,并且在制定和执行法律时,使法律适合于他们自己的私人利益,因而他们就与社会的其余成员有不相同的利益,违反了社会和 政府的目的”(同上,第89页)。全国人大常委会已经从“人民代表”异化为凌驾人民、压制人民、向人民掠夺的专制机器的组成部分。

去年年底召开的中共十六大上,优化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结构的问题首次被提上议事日程。这之前,不少识破立法程序中各种猫腻的学者早就在呼吁改革全 国人大,以保证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依法履行职能,保证立法和决策更好地体现人民的意志。但是,这些来自体制内的,包括胡鞍钢先生等的呼声大多把改革目 标限制在“年轻化、任期制、地方化、专业化和职业化”,限制在淡化“一党人大”色彩、增加民众代表数量以及“信息必须透明、公开、公布”。这是典型的小脚 婆娘走路风格。我认为,要彻底解决中国的“恶法”泛滥成灾,就必须取消人大常委的常任制,改为选任制。使立法者直接受命并受制于选民,成为名副其实的“人 民代表”。在缩减代表名额的基础上把普通代表的“临时工”改为“长工”。要鼓励“陈胜吴广”们走出暴力的茅草棚,会集到国家意志的博弈场上来。特别要使制 定法律的人们在同时也受到自己所制定的法律的制约,使他们在制定法律的同时,也顾虑自己有朝一日将面临被“恶法”侵害的处境。

杜绝“恶法”,一方面必须用法律保障人们不受“临时的专断命令”的统治,另一方面,更核心的,则必须切实落实“人民当家作主”,保障法律是民意的产物而非统治集团的工具。

(作者系自由撰稿人,现居大陆)

Eliminating “Unlawful Laws”

如何杜绝“恶法”?作者认为,一方面必须用法律保障人们不受“临时的专断命令”的统治,另一方面,则必须切实推行民主立法程序。要彻底解决中国的“恶法”泛滥成灾,就必须取消人大常委的常任制,改为选任制。使立法者直接受命并受制于选民。

In order to eliminate “unlawful laws,” it is necessary for Chinese citizens to be protected from rule by “arbitrary administrative orders,” and more importantly, it is paramount to push for a democratic legislative process.




一个合法的现代政府,必须而且只能依据经由正当的立法程序颁布过的、持续有效的法律行使职权,而绝对不能以临时的专断命令来进行统治。这在西方 200年前就成为常识。然而,在1958年北戴河会议上,毛泽东恃势凌国地说:“宪法是我参加制定的,我也记不得。……我们每个决议案都是法,开会也是 法”。毛泽东的这句话正映证了一个无法无天的独裁政府的逻辑:口含天宪。开会也是法!几个人凑一块商量商量,这也是法律!

用专断的命令,甚至领导人的一时心血来潮进行统治是社会主义国家的通病。赫鲁晓夫在其著名的“秘密报告”《反对个人崇拜及其后果》中向世人讲述了 一个政治黑色幽默。“1934年12月1日傍晚,根据斯大林的倡议(没有政治局的决议 —— 这仅在两天之后才提出)由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书记叶奴启泽签署了下列决定:‘斯大林建议:1 、政治局外事委员会(六人小组)今后除考虑对外事务外,还应负责国内建设和对内政策。2 、苏联国家计委主席沃兹涅先斯基同志参加六人小组,六人小组改名为七人小组。中央委员会书记约•斯大林(签字)’”。在讲完这一幕后,赫鲁晓夫加上了一句 评语:“这简直是玩扑克的人使用的语汇!”赢得当场全体苏共代表的“笑声”。

正因为领导人的嘴巴就是法,或者还大于法,所以建国后第一大腐败案捉住刘青山、张子善时,不是通过法律,该怎么判就怎么判,而是必须“通天”,必 须拿到毛泽东批字才能惩治。“第一代领导核心”在法律领域的严重知识缺陷培育了50余年人治大于法治的恶习。流弊所至,省委书记、省长,乃至县委书记、县 长的批条均可凌驾于法律之上。

随著领袖神话的破产,依法治国的概念越来越深入人心,命令治国,领导指示代法的危害现在已经被广泛承认,并在某种程度上得到缓解和纠正。然而,鉴 于体制的根本问题,在这些表面现象背后,“以权代法”尚未真正退出舞台,只不过改头换面,偷偷地抄小道走后门溜进了法律。在全国人大常委会每年通过的越来 越多的法律里,种种非法之法正打著法律的旗号大售其奸。举目所击,无处不有已颁布过的“恶法”。香港基本法23条是其一,行政诉讼法剥夺公民的涉宪诉讼权 是其一,歧视农民的选举法和户籍管理办法也是其一。所有涉及剥夺、限制公民组党、结社、出版、集会、示威、言论自由权利的法律几乎无一不是“大恶法”;所 有打著全民所有的幌子无偿攫取自然资源的法律和所有便利特权阶层掠夺财富的法律无一不属于“恶法”范畴。领导们滥权虽说弊端重重,但到底还是小概率事件, 其危害毕竟有限。一旦专横意志披上法律的外衣,于国于民的危害将不再是对某一地区,某一部分人或某一具体事件,而是将传说中的达摩克利丝之剑,高悬于整个 中华民族之项。我们将无时无刻不在危险之中。这样的“依法治国”使我们的权力和自由被合法地剥夺,国家和个人的财富被合法地掠取,当权者的利益则合法地得 到保护。

那么,这些“恶法”从何而来?为了增加论证的说服力,我们在这里且引用一个来源于体制内的资料。《21世纪环球报道》今年刚登载的记者专访《胡鞍 刚:改革全国人大常委会 优化组成人员结构》向我们提供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的骨干力量构成情况:“第九届人大,从委员长、副委员长到秘书长,一共19人,有8个前政府官员,比例高达 42%”(其实19人无一不是官场中的既得利益者)。秘书长以下的各专门委员会是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工作机关,按全国人大的立法程序,所有的法案一般都要经 过这些专门委员会,先在这里形成草案,然后方能提交委员长会议和常委会审议。那么,这些大权在握的专门委员会是不是掌握在“人民”的手中呢?不是的,它们 无一例外地全掌握在职业官僚们的手中。

第九届全国人大主委名单:
  • 民族委员会  王朝文(曾任贵州省省长)
  • 法律委员会  王维澄(曾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
  • 内务司法委员会  侯宗宾(曾任陕西省省长、河南省委书记、中纪委副书记)
  • 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  朱开轩(曾任国家教委主任)
  • 外事委员会  曾建徽(曾任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
  • 华侨委员会  甘子玉(曾任国家计委副主任、中纪委委员)
  • 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  曲格平(曾任国家环保局局长)
  • 农业与农村委员会  高德占(曾任吉林省省长、林业部部长、天津市委书记)
  • 财经委员会  陈光毅(曾任福建省委书记、民航总局局长)

这些职业政客终生是统治阶层的一员,且不提他们根深蒂固的政治理念,思维方式,只看他们既不用为衣食生计奔波劳累,更有特权享受,他们在制定的法 律的时候焉能代表普通百姓?又焉能不为保护自己既得利益而全力以赴?全国人大常委会从统治者的角度出发制定法律,就是“恶法”存在的根本原因!“如果在有 些政府中,立法权属于一个经常存在的议会,或如同在专制君主国那样归一人掌握,这样就还有危险。他们会认为自己具有不同于社会其余成员的利益,因而会随意 向人民夺取,以增加他们的财富和权势”(洛克《政府[下篇]》叶启芳 瞿菊农译,商务印书馆1997,第87页),“如果同一批人同时拥有制定和执行法律的权力,这就会给人们的弱点以绝大诱惑,使他们动辄要攫取权力,借以使 他们自己免于服从他们所制定的法律,并且在制定和执行法律时,使法律适合于他们自己的私人利益,因而他们就与社会的其余成员有不相同的利益,违反了社会和 政府的目的”(同上,第89页)。全国人大常委会已经从“人民代表”异化为凌驾人民、压制人民、向人民掠夺的专制机器的组成部分。

去年年底召开的中共十六大上,优化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结构的问题首次被提上议事日程。这之前,不少识破立法程序中各种猫腻的学者早就在呼吁改革全 国人大,以保证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依法履行职能,保证立法和决策更好地体现人民的意志。但是,这些来自体制内的,包括胡鞍钢先生等的呼声大多把改革目 标限制在“年轻化、任期制、地方化、专业化和职业化”,限制在淡化“一党人大”色彩、增加民众代表数量以及“信息必须透明、公开、公布”。这是典型的小脚 婆娘走路风格。我认为,要彻底解决中国的“恶法”泛滥成灾,就必须取消人大常委的常任制,改为选任制。使立法者直接受命并受制于选民,成为名副其实的“人 民代表”。在缩减代表名额的基础上把普通代表的“临时工”改为“长工”。要鼓励“陈胜吴广”们走出暴力的茅草棚,会集到国家意志的博弈场上来。特别要使制 定法律的人们在同时也受到自己所制定的法律的制约,使他们在制定法律的同时,也顾虑自己有朝一日将面临被“恶法”侵害的处境。

杜绝“恶法”,一方面必须用法律保障人们不受“临时的专断命令”的统治,另一方面,更核心的,则必须切实落实“人民当家作主”,保障法律是民意的产物而非统治集团的工具。

(作者系自由撰稿人,现居大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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