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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改革的十字路口
曹思源



olitical Reform at Crossroads

我建议要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尽快实行总统制。总统是个人负责制。我们长期以来总是在说集体领导,集体领导说透了就是集体不负责任。出问题就说这是我们领导班子共同决定的。1960年饿死了四千四百万人,不知道是谁的责任。

I propose that the PRC establish a presidential system. A president has individual accountability. For years, we emphasize collective leadership, which means collective irresponsibility. When there are problems, we say that it was the collective decision of a leadership team. 44 million starved to death in 1960, whom should we hold responsible?





众所周知,中国的经济改革已经进行了二十多年。政治改革在1982年邓小平的谈话中就已经提出来了。邓当时指示要改革领导体制。这以后,不断有人 提出要政治体制改革。我在1976年写了一篇文章批判毛泽东,题目是左倾领导路线必须清算。以后,中共十三大报告也清楚地提出中国要进行政治体制改 革。但是,这么多年以来,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先是雷声大,雨声小,而后则是雷声雨声皆无。十六大上,专门用了一个部分讲中国的政治建设和政治体制改革。但 究竟是要真的有一个起步还是雷声大雨声小地搞政治改革,这便是中国面临的十字路口。

当今中国没有任何人会说不要政治体制改革,但有很多人说政治体制改革应当缓行。十六大报告提出要加紧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我 就写了《政治文明ABC》一书,副标题是中国政治改革纲要。在书的封底,刊登了我在书中的五条建议:主权在民,四权分立,议会民主,直选总统,党政分 开。在来美国之前,我把这本书寄给了胡锦涛,曾庆红,黄菊,李长春。

今天,我将把讲话主要集中在直选总统这一条上。我认为,当今中国的政治改革正面临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机遇,应当尽快实行总统制。

最近人们都注意到,十六大以后,党的一把手是胡锦涛,江泽民由一把手变成普通党员。但在电视上出现的时候,这个普通党员却走在最前面,总书记走在 他后边,海内外一片哗然。很多人都不满意,但我曹思源却觉得很满意。为什么呢?胡锦涛是中国共产党总书记,总书记管多少人?管六千六百三十六万党员。而江 泽民现在的职务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管多少人,十三亿。十三亿人的主席走在六千多万人的总书记的前面很正常啊。

有人说,这不符合我们党的传统,我们党的传统就是总书记走在前头。但我要问这些人这个传统可不可以改一改呀?我现在看到一个可喜的现象。中国共产 党的党魁从来都是强势人物,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都很强,可是胡锦涛却不强。大家都知道他是一个弱势党魁。中国共产党五十年来第一次出现了一个弱势党 魁。而中国国家主席却是强势的。于是出现了一个弱势党魁和强势元首的搭配。如果这个格局能够保持下去,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就会出现一个比较宽松的环境。对 政治体制的某些变革,比如党政分开就不太容易遭到党魁的反对。

我从1981年以来研究关于中国国家元首的地位问题。大家都知道,中国国家主席一直是有职无权,是个空架子。我们的现行宪法规定国家主席只是公布 全国人大通过的法律,他只有公布权,没有否决权。所以我在最近的研究中提出,要让国家元首成为真正的强势人物,有职有权。这要求我们必须改变我们的思维定 势。我建议要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尽快实行总统制。总统是个人负责制。我们长期以来总是在说集体领导,集体领导说透了就是集体不负责任。出问题就说这是我们领 导班子共同决定的。1960年饿死了四千四百万人,不知道是谁的责任。我看饿死一百万人毛泽东就应该辞职。但由于没有总统制,我们习惯了由大家来扛。所以 我建议中国要实行一个有人负责的总统制。

中国的政治改革涉及到方方面面,总统制这个改革项目有一个牵一发而动全局的作用。总统制首先能解决我们五十多年来解决不了的党政分开问题。改革开 放二十多年里,我们天天叫要党政分开,分得开吗?分不开。因为国务院要对中央政治局负责,这你怎么分开?但总统制则会把国家的权力集中在总统手上,而总统 呢,又不是党魁。总统和总书记是分开的。这样一来,党政就分开了。 同时,它还能解决另一个老大难问题。人们都很清楚,在现代法制社会里,军队是要国家化的。军队谁养的?纳税人的钱养的。但我们中国的政治词典里却说,要坚 强共产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加强党的绝对领导和军队国家化之间当然是有很大的差距。那么如何解决这个难题,我看总统制就可以解决。总统将就是三军统帅,领 导武装部队。

有人说,这有没有可行性呢?我觉得现在总统制有可行性。因为我们现在有一个弱势党魁。根据现在中国的政治格局,我们现在要选举总统候选人基本都会 是共产党员。这就能为共产党接受。不会否定现在的共产党领导,不会产生太大的振动,这就有可行性。我们可以设想,这第一届总统一定是百分之百的共产党员, 第二届百分之九十九还会是共产党员,第三届是不是共产党员呢?我们只能猜想。所以只要抓紧时机,在现在的情况下设立总统制,使国家元首与党的总书记分开, 这有利于我们国家的稳定。

有人说,稳定高于一切,我说稳定是高于一切,民主就稳定,独裁就一定不稳定。在三权分立的情况下就不可能有文化大革命。稳定高于一切不能否定改 革。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基本方向是分权、制衡。如果不分权不制衡神仙都会犯错误。在极权制度下谁都要犯错误。现代人类的共同财富就是分权制衡。而中国要解 决党政不分的问题就要实行总统制。

我讲的第二部分是匹夫之责---民间人士在政治体制改革中的作用。我觉得在现在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当中,民间人士大有可为。中国的老 百姓以前的确起不了什么作用,但改革开放以来还真能起一些作用。中国经济发展实际在走私有化道路。但我们的领导人往往在讲话中没有或不能反映这样一个趋 势。我看到江泽民在东北华北国企改革座谈会上的一个讲话。里面有一句话:我们决不搞私有化。而我觉得就是要搞私有化。我认为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于是 我就试图要把江泽民关于决不搞私有化的念头扭转一下。

我特意写了一本书,书名是《人间正道私有化》。我很想把这本书送给江泽民,但江泽民不容易见到。结果在《财富》杂志1999年在上海召开全球论坛 年会时,我收到了邀请之后发现江泽民也要在会上发言。我认为这是个好机会。到那天,会议在四点钟召开,四点半曹思源在会上做了发言。晚上八点,江泽民也在 会上做了发言。江泽民发言的时候曹思源正站在离他三十米开外之处。他发完言回到座位上坐下来,我就一手拿一本书,大摇大摆地向他走过去。

有人说,中央首长保安那么严,卫兵没有立刻拿出枪把你给毙了?我说没有。因为我在中南海工作过六年。我深知中央首长保卫要诀。但是这个要诀我今天 不能公开。话说当时,江泽民坐在那个地方,视线的余光看到一个胖乎乎的人在向他靠拢。他一转头,目光正好与我相遇。他盯著我,我也就眼睛盯著他向前走去。 我发现江泽民的目光在闪烁,他似乎在问,这个人是谁呀?但我没有向他自报姓名,而是拿出一本书递到他的手里。我把书一放到江泽民手里,他说,哦,你就是 曹思源?我说正是在下! 如果江泽民当时大怒,把桌子一拍,拿下!,那我就完了。但我当时想也许有另一种可能,他也许不好意思当众发脾气。他就会想,这曹思源为何这样胆大,他 为什么说人间正道私有化?我觉得他只要打开书翻十页,我就能说服他。如果由于我的书说服了江泽民,让他在私有化的道路上放开手脚,这对全国老百姓是件好 事。这个险值得冒。当然,既然是有风险的事,我如果送完书就逃跑,那就不好了,人家要找你找不著哇,要抓你没地方啊,好汉做事好汉当。我当时拿出名片放在 江泽民手里,并说:有事找我,拜拜!

有人会说你这个送书管用吗?江泽民有什么反应呢?我只能给大家提供一个线索,在我送书之前两个礼拜,他说决不搞私有化,我送书给他之后,他说资本 家可以入党。是不是一定因为我送书使他有这样的转变我不敢肯定,但时间的确是这样的。就是说,老百姓可以在国家的宏观决策,政治体制变革当中有所作为,这 是当今中国社会一个可喜的现象。

我认为,作为一个公民,对自己的仆人决不要太客气了。该说什么就说什么。毛泽东是让我们全国人民惯坏了,他说什么我们都说万岁,万万岁,我们公民 要行使我们公民的职责。中国的改革不能仅仅依靠公仆,体制的变革首先是主人的事儿。主人要给公仆发话。中国现在的局面就处在这样的一个十字路口。

我的《政治文明ABC》里就谈到要明确公民和公仆的概念。很多时候我在外面演讲时都有人问我:曹思源,你这么尖锐的观点中央领导能接受吗?我说你 怎么老问中央领导能接受吗,中央领导是仆人,你不能总问这个思想仆人能接受吗,家里请了个保姆做饭,我们不能总要去跟保姆保持一致。应该是保姆问我:你今 天想吃什么?对不对?所以公民公仆这个概念不能颠倒。

很多人说难听一点,是站惯了,叫他坐下他说不可能,你问他怎么不可能呢?明明可能的,不,他非说不行,不可能。还有一些人说,中国文盲太多,不能 搞民主。我就要问,中国究竟有多少文盲呢?说有两亿,两亿文盲怎么就不能搞民主,不能搞选举?那还有十一亿非文盲呢,你怎么就不注意这十一亿非文盲的要求 呢?因此,在当今中国,需要公民充分发挥公民的作用。不仅需要在大陆的公民发挥作用,也需要在海外的中国公民发挥作用。还需要海外的非中国公民发挥建议和 支持的作用。

(本文是作者曹思源,大陆民间学者、破产问题专家,2003年2月16日在纽约皇后区法拉盛图书馆的讲演。刘颖根据录音整理,未经本人审阅。)


相关文章:



olitical Reform at Crossroads

我建议要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尽快实行总统制。总统是个人负责制。我们长期以来总是在说集体领导,集体领导说透了就是集体不负责任。出问题就说这是我们领导班子共同决定的。1960年饿死了四千四百万人,不知道是谁的责任。

I propose that the PRC establish a presidential system. A president has individual accountability. For years, we emphasize collective leadership, which means collective irresponsibility. When there are problems, we say that it was the collective decision of a leadership team. 44 million starved to death in 1960, whom should we hold responsible?





众所周知,中国的经济改革已经进行了二十多年。政治改革在1982年邓小平的谈话中就已经提出来了。邓当时指示要改革领导体制。这以后,不断有人 提出要政治体制改革。我在1976年写了一篇文章批判毛泽东,题目是左倾领导路线必须清算。以后,中共十三大报告也清楚地提出中国要进行政治体制改 革。但是,这么多年以来,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先是雷声大,雨声小,而后则是雷声雨声皆无。十六大上,专门用了一个部分讲中国的政治建设和政治体制改革。但 究竟是要真的有一个起步还是雷声大雨声小地搞政治改革,这便是中国面临的十字路口。

当今中国没有任何人会说不要政治体制改革,但有很多人说政治体制改革应当缓行。十六大报告提出要加紧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我 就写了《政治文明ABC》一书,副标题是中国政治改革纲要。在书的封底,刊登了我在书中的五条建议:主权在民,四权分立,议会民主,直选总统,党政分 开。在来美国之前,我把这本书寄给了胡锦涛,曾庆红,黄菊,李长春。

今天,我将把讲话主要集中在直选总统这一条上。我认为,当今中国的政治改革正面临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机遇,应当尽快实行总统制。

最近人们都注意到,十六大以后,党的一把手是胡锦涛,江泽民由一把手变成普通党员。但在电视上出现的时候,这个普通党员却走在最前面,总书记走在 他后边,海内外一片哗然。很多人都不满意,但我曹思源却觉得很满意。为什么呢?胡锦涛是中国共产党总书记,总书记管多少人?管六千六百三十六万党员。而江 泽民现在的职务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管多少人,十三亿。十三亿人的主席走在六千多万人的总书记的前面很正常啊。

有人说,这不符合我们党的传统,我们党的传统就是总书记走在前头。但我要问这些人这个传统可不可以改一改呀?我现在看到一个可喜的现象。中国共产 党的党魁从来都是强势人物,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都很强,可是胡锦涛却不强。大家都知道他是一个弱势党魁。中国共产党五十年来第一次出现了一个弱势党 魁。而中国国家主席却是强势的。于是出现了一个弱势党魁和强势元首的搭配。如果这个格局能够保持下去,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就会出现一个比较宽松的环境。对 政治体制的某些变革,比如党政分开就不太容易遭到党魁的反对。

我从1981年以来研究关于中国国家元首的地位问题。大家都知道,中国国家主席一直是有职无权,是个空架子。我们的现行宪法规定国家主席只是公布 全国人大通过的法律,他只有公布权,没有否决权。所以我在最近的研究中提出,要让国家元首成为真正的强势人物,有职有权。这要求我们必须改变我们的思维定 势。我建议要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尽快实行总统制。总统是个人负责制。我们长期以来总是在说集体领导,集体领导说透了就是集体不负责任。出问题就说这是我们领 导班子共同决定的。1960年饿死了四千四百万人,不知道是谁的责任。我看饿死一百万人毛泽东就应该辞职。但由于没有总统制,我们习惯了由大家来扛。所以 我建议中国要实行一个有人负责的总统制。

中国的政治改革涉及到方方面面,总统制这个改革项目有一个牵一发而动全局的作用。总统制首先能解决我们五十多年来解决不了的党政分开问题。改革开 放二十多年里,我们天天叫要党政分开,分得开吗?分不开。因为国务院要对中央政治局负责,这你怎么分开?但总统制则会把国家的权力集中在总统手上,而总统 呢,又不是党魁。总统和总书记是分开的。这样一来,党政就分开了。 同时,它还能解决另一个老大难问题。人们都很清楚,在现代法制社会里,军队是要国家化的。军队谁养的?纳税人的钱养的。但我们中国的政治词典里却说,要坚 强共产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加强党的绝对领导和军队国家化之间当然是有很大的差距。那么如何解决这个难题,我看总统制就可以解决。总统将就是三军统帅,领 导武装部队。

有人说,这有没有可行性呢?我觉得现在总统制有可行性。因为我们现在有一个弱势党魁。根据现在中国的政治格局,我们现在要选举总统候选人基本都会 是共产党员。这就能为共产党接受。不会否定现在的共产党领导,不会产生太大的振动,这就有可行性。我们可以设想,这第一届总统一定是百分之百的共产党员, 第二届百分之九十九还会是共产党员,第三届是不是共产党员呢?我们只能猜想。所以只要抓紧时机,在现在的情况下设立总统制,使国家元首与党的总书记分开, 这有利于我们国家的稳定。

有人说,稳定高于一切,我说稳定是高于一切,民主就稳定,独裁就一定不稳定。在三权分立的情况下就不可能有文化大革命。稳定高于一切不能否定改 革。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基本方向是分权、制衡。如果不分权不制衡神仙都会犯错误。在极权制度下谁都要犯错误。现代人类的共同财富就是分权制衡。而中国要解 决党政不分的问题就要实行总统制。

我讲的第二部分是匹夫之责---民间人士在政治体制改革中的作用。我觉得在现在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当中,民间人士大有可为。中国的老 百姓以前的确起不了什么作用,但改革开放以来还真能起一些作用。中国经济发展实际在走私有化道路。但我们的领导人往往在讲话中没有或不能反映这样一个趋 势。我看到江泽民在东北华北国企改革座谈会上的一个讲话。里面有一句话:我们决不搞私有化。而我觉得就是要搞私有化。我认为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于是 我就试图要把江泽民关于决不搞私有化的念头扭转一下。

我特意写了一本书,书名是《人间正道私有化》。我很想把这本书送给江泽民,但江泽民不容易见到。结果在《财富》杂志1999年在上海召开全球论坛 年会时,我收到了邀请之后发现江泽民也要在会上发言。我认为这是个好机会。到那天,会议在四点钟召开,四点半曹思源在会上做了发言。晚上八点,江泽民也在 会上做了发言。江泽民发言的时候曹思源正站在离他三十米开外之处。他发完言回到座位上坐下来,我就一手拿一本书,大摇大摆地向他走过去。

有人说,中央首长保安那么严,卫兵没有立刻拿出枪把你给毙了?我说没有。因为我在中南海工作过六年。我深知中央首长保卫要诀。但是这个要诀我今天 不能公开。话说当时,江泽民坐在那个地方,视线的余光看到一个胖乎乎的人在向他靠拢。他一转头,目光正好与我相遇。他盯著我,我也就眼睛盯著他向前走去。 我发现江泽民的目光在闪烁,他似乎在问,这个人是谁呀?但我没有向他自报姓名,而是拿出一本书递到他的手里。我把书一放到江泽民手里,他说,哦,你就是 曹思源?我说正是在下! 如果江泽民当时大怒,把桌子一拍,拿下!,那我就完了。但我当时想也许有另一种可能,他也许不好意思当众发脾气。他就会想,这曹思源为何这样胆大,他 为什么说人间正道私有化?我觉得他只要打开书翻十页,我就能说服他。如果由于我的书说服了江泽民,让他在私有化的道路上放开手脚,这对全国老百姓是件好 事。这个险值得冒。当然,既然是有风险的事,我如果送完书就逃跑,那就不好了,人家要找你找不著哇,要抓你没地方啊,好汉做事好汉当。我当时拿出名片放在 江泽民手里,并说:有事找我,拜拜!

有人会说你这个送书管用吗?江泽民有什么反应呢?我只能给大家提供一个线索,在我送书之前两个礼拜,他说决不搞私有化,我送书给他之后,他说资本 家可以入党。是不是一定因为我送书使他有这样的转变我不敢肯定,但时间的确是这样的。就是说,老百姓可以在国家的宏观决策,政治体制变革当中有所作为,这 是当今中国社会一个可喜的现象。

我认为,作为一个公民,对自己的仆人决不要太客气了。该说什么就说什么。毛泽东是让我们全国人民惯坏了,他说什么我们都说万岁,万万岁,我们公民 要行使我们公民的职责。中国的改革不能仅仅依靠公仆,体制的变革首先是主人的事儿。主人要给公仆发话。中国现在的局面就处在这样的一个十字路口。

我的《政治文明ABC》里就谈到要明确公民和公仆的概念。很多时候我在外面演讲时都有人问我:曹思源,你这么尖锐的观点中央领导能接受吗?我说你 怎么老问中央领导能接受吗,中央领导是仆人,你不能总问这个思想仆人能接受吗,家里请了个保姆做饭,我们不能总要去跟保姆保持一致。应该是保姆问我:你今 天想吃什么?对不对?所以公民公仆这个概念不能颠倒。

很多人说难听一点,是站惯了,叫他坐下他说不可能,你问他怎么不可能呢?明明可能的,不,他非说不行,不可能。还有一些人说,中国文盲太多,不能 搞民主。我就要问,中国究竟有多少文盲呢?说有两亿,两亿文盲怎么就不能搞民主,不能搞选举?那还有十一亿非文盲呢,你怎么就不注意这十一亿非文盲的要求 呢?因此,在当今中国,需要公民充分发挥公民的作用。不仅需要在大陆的公民发挥作用,也需要在海外的中国公民发挥作用。还需要海外的非中国公民发挥建议和 支持的作用。

(本文是作者曹思源,大陆民间学者、破产问题专家,2003年2月16日在纽约皇后区法拉盛图书馆的讲演。刘颖根据录音整理,未经本人审阅。)


相关文章:



olitical Reform at Crossroads

我建议要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尽快实行总统制。总统是个人负责制。我们长期以来总是在说集体领导,集体领导说透了就是集体不负责任。出问题就说这是我们领导班子共同决定的。1960年饿死了四千四百万人,不知道是谁的责任。

I propose that the PRC establish a presidential system. A president has individual accountability. For years, we emphasize collective leadership, which means collective irresponsibility. When there are problems, we say that it was the collective decision of a leadership team. 44 million starved to death in 1960, whom should we hold responsible?





众所周知,中国的经济改革已经进行了二十多年。政治改革在1982年邓小平的谈话中就已经提出来了。邓当时指示要改革领导体制。这以后,不断有人 提出要政治体制改革。我在1976年写了一篇文章批判毛泽东,题目是左倾领导路线必须清算。以后,中共十三大报告也清楚地提出中国要进行政治体制改 革。但是,这么多年以来,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先是雷声大,雨声小,而后则是雷声雨声皆无。十六大上,专门用了一个部分讲中国的政治建设和政治体制改革。但 究竟是要真的有一个起步还是雷声大雨声小地搞政治改革,这便是中国面临的十字路口。

当今中国没有任何人会说不要政治体制改革,但有很多人说政治体制改革应当缓行。十六大报告提出要加紧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我 就写了《政治文明ABC》一书,副标题是中国政治改革纲要。在书的封底,刊登了我在书中的五条建议:主权在民,四权分立,议会民主,直选总统,党政分 开。在来美国之前,我把这本书寄给了胡锦涛,曾庆红,黄菊,李长春。

今天,我将把讲话主要集中在直选总统这一条上。我认为,当今中国的政治改革正面临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机遇,应当尽快实行总统制。

最近人们都注意到,十六大以后,党的一把手是胡锦涛,江泽民由一把手变成普通党员。但在电视上出现的时候,这个普通党员却走在最前面,总书记走在 他后边,海内外一片哗然。很多人都不满意,但我曹思源却觉得很满意。为什么呢?胡锦涛是中国共产党总书记,总书记管多少人?管六千六百三十六万党员。而江 泽民现在的职务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管多少人,十三亿。十三亿人的主席走在六千多万人的总书记的前面很正常啊。

有人说,这不符合我们党的传统,我们党的传统就是总书记走在前头。但我要问这些人这个传统可不可以改一改呀?我现在看到一个可喜的现象。中国共产 党的党魁从来都是强势人物,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都很强,可是胡锦涛却不强。大家都知道他是一个弱势党魁。中国共产党五十年来第一次出现了一个弱势党 魁。而中国国家主席却是强势的。于是出现了一个弱势党魁和强势元首的搭配。如果这个格局能够保持下去,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就会出现一个比较宽松的环境。对 政治体制的某些变革,比如党政分开就不太容易遭到党魁的反对。

我从1981年以来研究关于中国国家元首的地位问题。大家都知道,中国国家主席一直是有职无权,是个空架子。我们的现行宪法规定国家主席只是公布 全国人大通过的法律,他只有公布权,没有否决权。所以我在最近的研究中提出,要让国家元首成为真正的强势人物,有职有权。这要求我们必须改变我们的思维定 势。我建议要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尽快实行总统制。总统是个人负责制。我们长期以来总是在说集体领导,集体领导说透了就是集体不负责任。出问题就说这是我们领 导班子共同决定的。1960年饿死了四千四百万人,不知道是谁的责任。我看饿死一百万人毛泽东就应该辞职。但由于没有总统制,我们习惯了由大家来扛。所以 我建议中国要实行一个有人负责的总统制。

中国的政治改革涉及到方方面面,总统制这个改革项目有一个牵一发而动全局的作用。总统制首先能解决我们五十多年来解决不了的党政分开问题。改革开 放二十多年里,我们天天叫要党政分开,分得开吗?分不开。因为国务院要对中央政治局负责,这你怎么分开?但总统制则会把国家的权力集中在总统手上,而总统 呢,又不是党魁。总统和总书记是分开的。这样一来,党政就分开了。 同时,它还能解决另一个老大难问题。人们都很清楚,在现代法制社会里,军队是要国家化的。军队谁养的?纳税人的钱养的。但我们中国的政治词典里却说,要坚 强共产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加强党的绝对领导和军队国家化之间当然是有很大的差距。那么如何解决这个难题,我看总统制就可以解决。总统将就是三军统帅,领 导武装部队。

有人说,这有没有可行性呢?我觉得现在总统制有可行性。因为我们现在有一个弱势党魁。根据现在中国的政治格局,我们现在要选举总统候选人基本都会 是共产党员。这就能为共产党接受。不会否定现在的共产党领导,不会产生太大的振动,这就有可行性。我们可以设想,这第一届总统一定是百分之百的共产党员, 第二届百分之九十九还会是共产党员,第三届是不是共产党员呢?我们只能猜想。所以只要抓紧时机,在现在的情况下设立总统制,使国家元首与党的总书记分开, 这有利于我们国家的稳定。

有人说,稳定高于一切,我说稳定是高于一切,民主就稳定,独裁就一定不稳定。在三权分立的情况下就不可能有文化大革命。稳定高于一切不能否定改 革。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基本方向是分权、制衡。如果不分权不制衡神仙都会犯错误。在极权制度下谁都要犯错误。现代人类的共同财富就是分权制衡。而中国要解 决党政不分的问题就要实行总统制。

我讲的第二部分是匹夫之责---民间人士在政治体制改革中的作用。我觉得在现在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当中,民间人士大有可为。中国的老 百姓以前的确起不了什么作用,但改革开放以来还真能起一些作用。中国经济发展实际在走私有化道路。但我们的领导人往往在讲话中没有或不能反映这样一个趋 势。我看到江泽民在东北华北国企改革座谈会上的一个讲话。里面有一句话:我们决不搞私有化。而我觉得就是要搞私有化。我认为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于是 我就试图要把江泽民关于决不搞私有化的念头扭转一下。

我特意写了一本书,书名是《人间正道私有化》。我很想把这本书送给江泽民,但江泽民不容易见到。结果在《财富》杂志1999年在上海召开全球论坛 年会时,我收到了邀请之后发现江泽民也要在会上发言。我认为这是个好机会。到那天,会议在四点钟召开,四点半曹思源在会上做了发言。晚上八点,江泽民也在 会上做了发言。江泽民发言的时候曹思源正站在离他三十米开外之处。他发完言回到座位上坐下来,我就一手拿一本书,大摇大摆地向他走过去。

有人说,中央首长保安那么严,卫兵没有立刻拿出枪把你给毙了?我说没有。因为我在中南海工作过六年。我深知中央首长保卫要诀。但是这个要诀我今天 不能公开。话说当时,江泽民坐在那个地方,视线的余光看到一个胖乎乎的人在向他靠拢。他一转头,目光正好与我相遇。他盯著我,我也就眼睛盯著他向前走去。 我发现江泽民的目光在闪烁,他似乎在问,这个人是谁呀?但我没有向他自报姓名,而是拿出一本书递到他的手里。我把书一放到江泽民手里,他说,哦,你就是 曹思源?我说正是在下! 如果江泽民当时大怒,把桌子一拍,拿下!,那我就完了。但我当时想也许有另一种可能,他也许不好意思当众发脾气。他就会想,这曹思源为何这样胆大,他 为什么说人间正道私有化?我觉得他只要打开书翻十页,我就能说服他。如果由于我的书说服了江泽民,让他在私有化的道路上放开手脚,这对全国老百姓是件好 事。这个险值得冒。当然,既然是有风险的事,我如果送完书就逃跑,那就不好了,人家要找你找不著哇,要抓你没地方啊,好汉做事好汉当。我当时拿出名片放在 江泽民手里,并说:有事找我,拜拜!

有人会说你这个送书管用吗?江泽民有什么反应呢?我只能给大家提供一个线索,在我送书之前两个礼拜,他说决不搞私有化,我送书给他之后,他说资本 家可以入党。是不是一定因为我送书使他有这样的转变我不敢肯定,但时间的确是这样的。就是说,老百姓可以在国家的宏观决策,政治体制变革当中有所作为,这 是当今中国社会一个可喜的现象。

我认为,作为一个公民,对自己的仆人决不要太客气了。该说什么就说什么。毛泽东是让我们全国人民惯坏了,他说什么我们都说万岁,万万岁,我们公民 要行使我们公民的职责。中国的改革不能仅仅依靠公仆,体制的变革首先是主人的事儿。主人要给公仆发话。中国现在的局面就处在这样的一个十字路口。

我的《政治文明ABC》里就谈到要明确公民和公仆的概念。很多时候我在外面演讲时都有人问我:曹思源,你这么尖锐的观点中央领导能接受吗?我说你 怎么老问中央领导能接受吗,中央领导是仆人,你不能总问这个思想仆人能接受吗,家里请了个保姆做饭,我们不能总要去跟保姆保持一致。应该是保姆问我:你今 天想吃什么?对不对?所以公民公仆这个概念不能颠倒。

很多人说难听一点,是站惯了,叫他坐下他说不可能,你问他怎么不可能呢?明明可能的,不,他非说不行,不可能。还有一些人说,中国文盲太多,不能 搞民主。我就要问,中国究竟有多少文盲呢?说有两亿,两亿文盲怎么就不能搞民主,不能搞选举?那还有十一亿非文盲呢,你怎么就不注意这十一亿非文盲的要求 呢?因此,在当今中国,需要公民充分发挥公民的作用。不仅需要在大陆的公民发挥作用,也需要在海外的中国公民发挥作用。还需要海外的非中国公民发挥建议和 支持的作用。

(本文是作者曹思源,大陆民间学者、破产问题专家,2003年2月16日在纽约皇后区法拉盛图书馆的讲演。刘颖根据录音整理,未经本人审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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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建议要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尽快实行总统制。总统是个人负责制。我们长期以来总是在说集体领导,集体领导说透了就是集体不负责任。出问题就说这是我们领导班子共同决定的。1960年饿死了四千四百万人,不知道是谁的责任。

I propose that the PRC establish a presidential system. A president has individual accountability. For years, we emphasize collective leadership, which means collective irresponsibility. When there are problems, we say that it was the collective decision of a leadership team. 44 million starved to death in 1960, whom should we hold responsible?





众所周知,中国的经济改革已经进行了二十多年。政治改革在1982年邓小平的谈话中就已经提出来了。邓当时指示要改革领导体制。这以后,不断有人 提出要政治体制改革。我在1976年写了一篇文章批判毛泽东,题目是左倾领导路线必须清算。以后,中共十三大报告也清楚地提出中国要进行政治体制改 革。但是,这么多年以来,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先是雷声大,雨声小,而后则是雷声雨声皆无。十六大上,专门用了一个部分讲中国的政治建设和政治体制改革。但 究竟是要真的有一个起步还是雷声大雨声小地搞政治改革,这便是中国面临的十字路口。

当今中国没有任何人会说不要政治体制改革,但有很多人说政治体制改革应当缓行。十六大报告提出要加紧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我 就写了《政治文明ABC》一书,副标题是中国政治改革纲要。在书的封底,刊登了我在书中的五条建议:主权在民,四权分立,议会民主,直选总统,党政分 开。在来美国之前,我把这本书寄给了胡锦涛,曾庆红,黄菊,李长春。

今天,我将把讲话主要集中在直选总统这一条上。我认为,当今中国的政治改革正面临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机遇,应当尽快实行总统制。

最近人们都注意到,十六大以后,党的一把手是胡锦涛,江泽民由一把手变成普通党员。但在电视上出现的时候,这个普通党员却走在最前面,总书记走在 他后边,海内外一片哗然。很多人都不满意,但我曹思源却觉得很满意。为什么呢?胡锦涛是中国共产党总书记,总书记管多少人?管六千六百三十六万党员。而江 泽民现在的职务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管多少人,十三亿。十三亿人的主席走在六千多万人的总书记的前面很正常啊。

有人说,这不符合我们党的传统,我们党的传统就是总书记走在前头。但我要问这些人这个传统可不可以改一改呀?我现在看到一个可喜的现象。中国共产 党的党魁从来都是强势人物,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都很强,可是胡锦涛却不强。大家都知道他是一个弱势党魁。中国共产党五十年来第一次出现了一个弱势党 魁。而中国国家主席却是强势的。于是出现了一个弱势党魁和强势元首的搭配。如果这个格局能够保持下去,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就会出现一个比较宽松的环境。对 政治体制的某些变革,比如党政分开就不太容易遭到党魁的反对。

我从1981年以来研究关于中国国家元首的地位问题。大家都知道,中国国家主席一直是有职无权,是个空架子。我们的现行宪法规定国家主席只是公布 全国人大通过的法律,他只有公布权,没有否决权。所以我在最近的研究中提出,要让国家元首成为真正的强势人物,有职有权。这要求我们必须改变我们的思维定 势。我建议要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尽快实行总统制。总统是个人负责制。我们长期以来总是在说集体领导,集体领导说透了就是集体不负责任。出问题就说这是我们领 导班子共同决定的。1960年饿死了四千四百万人,不知道是谁的责任。我看饿死一百万人毛泽东就应该辞职。但由于没有总统制,我们习惯了由大家来扛。所以 我建议中国要实行一个有人负责的总统制。

中国的政治改革涉及到方方面面,总统制这个改革项目有一个牵一发而动全局的作用。总统制首先能解决我们五十多年来解决不了的党政分开问题。改革开 放二十多年里,我们天天叫要党政分开,分得开吗?分不开。因为国务院要对中央政治局负责,这你怎么分开?但总统制则会把国家的权力集中在总统手上,而总统 呢,又不是党魁。总统和总书记是分开的。这样一来,党政就分开了。 同时,它还能解决另一个老大难问题。人们都很清楚,在现代法制社会里,军队是要国家化的。军队谁养的?纳税人的钱养的。但我们中国的政治词典里却说,要坚 强共产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加强党的绝对领导和军队国家化之间当然是有很大的差距。那么如何解决这个难题,我看总统制就可以解决。总统将就是三军统帅,领 导武装部队。

有人说,这有没有可行性呢?我觉得现在总统制有可行性。因为我们现在有一个弱势党魁。根据现在中国的政治格局,我们现在要选举总统候选人基本都会 是共产党员。这就能为共产党接受。不会否定现在的共产党领导,不会产生太大的振动,这就有可行性。我们可以设想,这第一届总统一定是百分之百的共产党员, 第二届百分之九十九还会是共产党员,第三届是不是共产党员呢?我们只能猜想。所以只要抓紧时机,在现在的情况下设立总统制,使国家元首与党的总书记分开, 这有利于我们国家的稳定。

有人说,稳定高于一切,我说稳定是高于一切,民主就稳定,独裁就一定不稳定。在三权分立的情况下就不可能有文化大革命。稳定高于一切不能否定改 革。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基本方向是分权、制衡。如果不分权不制衡神仙都会犯错误。在极权制度下谁都要犯错误。现代人类的共同财富就是分权制衡。而中国要解 决党政不分的问题就要实行总统制。

我讲的第二部分是匹夫之责---民间人士在政治体制改革中的作用。我觉得在现在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当中,民间人士大有可为。中国的老 百姓以前的确起不了什么作用,但改革开放以来还真能起一些作用。中国经济发展实际在走私有化道路。但我们的领导人往往在讲话中没有或不能反映这样一个趋 势。我看到江泽民在东北华北国企改革座谈会上的一个讲话。里面有一句话:我们决不搞私有化。而我觉得就是要搞私有化。我认为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于是 我就试图要把江泽民关于决不搞私有化的念头扭转一下。

我特意写了一本书,书名是《人间正道私有化》。我很想把这本书送给江泽民,但江泽民不容易见到。结果在《财富》杂志1999年在上海召开全球论坛 年会时,我收到了邀请之后发现江泽民也要在会上发言。我认为这是个好机会。到那天,会议在四点钟召开,四点半曹思源在会上做了发言。晚上八点,江泽民也在 会上做了发言。江泽民发言的时候曹思源正站在离他三十米开外之处。他发完言回到座位上坐下来,我就一手拿一本书,大摇大摆地向他走过去。

有人说,中央首长保安那么严,卫兵没有立刻拿出枪把你给毙了?我说没有。因为我在中南海工作过六年。我深知中央首长保卫要诀。但是这个要诀我今天 不能公开。话说当时,江泽民坐在那个地方,视线的余光看到一个胖乎乎的人在向他靠拢。他一转头,目光正好与我相遇。他盯著我,我也就眼睛盯著他向前走去。 我发现江泽民的目光在闪烁,他似乎在问,这个人是谁呀?但我没有向他自报姓名,而是拿出一本书递到他的手里。我把书一放到江泽民手里,他说,哦,你就是 曹思源?我说正是在下! 如果江泽民当时大怒,把桌子一拍,拿下!,那我就完了。但我当时想也许有另一种可能,他也许不好意思当众发脾气。他就会想,这曹思源为何这样胆大,他 为什么说人间正道私有化?我觉得他只要打开书翻十页,我就能说服他。如果由于我的书说服了江泽民,让他在私有化的道路上放开手脚,这对全国老百姓是件好 事。这个险值得冒。当然,既然是有风险的事,我如果送完书就逃跑,那就不好了,人家要找你找不著哇,要抓你没地方啊,好汉做事好汉当。我当时拿出名片放在 江泽民手里,并说:有事找我,拜拜!

有人会说你这个送书管用吗?江泽民有什么反应呢?我只能给大家提供一个线索,在我送书之前两个礼拜,他说决不搞私有化,我送书给他之后,他说资本 家可以入党。是不是一定因为我送书使他有这样的转变我不敢肯定,但时间的确是这样的。就是说,老百姓可以在国家的宏观决策,政治体制变革当中有所作为,这 是当今中国社会一个可喜的现象。

我认为,作为一个公民,对自己的仆人决不要太客气了。该说什么就说什么。毛泽东是让我们全国人民惯坏了,他说什么我们都说万岁,万万岁,我们公民 要行使我们公民的职责。中国的改革不能仅仅依靠公仆,体制的变革首先是主人的事儿。主人要给公仆发话。中国现在的局面就处在这样的一个十字路口。

我的《政治文明ABC》里就谈到要明确公民和公仆的概念。很多时候我在外面演讲时都有人问我:曹思源,你这么尖锐的观点中央领导能接受吗?我说你 怎么老问中央领导能接受吗,中央领导是仆人,你不能总问这个思想仆人能接受吗,家里请了个保姆做饭,我们不能总要去跟保姆保持一致。应该是保姆问我:你今 天想吃什么?对不对?所以公民公仆这个概念不能颠倒。

很多人说难听一点,是站惯了,叫他坐下他说不可能,你问他怎么不可能呢?明明可能的,不,他非说不行,不可能。还有一些人说,中国文盲太多,不能 搞民主。我就要问,中国究竟有多少文盲呢?说有两亿,两亿文盲怎么就不能搞民主,不能搞选举?那还有十一亿非文盲呢,你怎么就不注意这十一亿非文盲的要求 呢?因此,在当今中国,需要公民充分发挥公民的作用。不仅需要在大陆的公民发挥作用,也需要在海外的中国公民发挥作用。还需要海外的非中国公民发挥建议和 支持的作用。

(本文是作者曹思源,大陆民间学者、破产问题专家,2003年2月16日在纽约皇后区法拉盛图书馆的讲演。刘颖根据录音整理,未经本人审阅。)


相关文章:



olitical Reform at Crossroads

我建议要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尽快实行总统制。总统是个人负责制。我们长期以来总是在说集体领导,集体领导说透了就是集体不负责任。出问题就说这是我们领导班子共同决定的。1960年饿死了四千四百万人,不知道是谁的责任。

I propose that the PRC establish a presidential system. A president has individual accountability. For years, we emphasize collective leadership, which means collective irresponsibility. When there are problems, we say that it was the collective decision of a leadership team. 44 million starved to death in 1960, whom should we hold responsible?





众所周知,中国的经济改革已经进行了二十多年。政治改革在1982年邓小平的谈话中就已经提出来了。邓当时指示要改革领导体制。这以后,不断有人 提出要政治体制改革。我在1976年写了一篇文章批判毛泽东,题目是左倾领导路线必须清算。以后,中共十三大报告也清楚地提出中国要进行政治体制改 革。但是,这么多年以来,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先是雷声大,雨声小,而后则是雷声雨声皆无。十六大上,专门用了一个部分讲中国的政治建设和政治体制改革。但 究竟是要真的有一个起步还是雷声大雨声小地搞政治改革,这便是中国面临的十字路口。

当今中国没有任何人会说不要政治体制改革,但有很多人说政治体制改革应当缓行。十六大报告提出要加紧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我 就写了《政治文明ABC》一书,副标题是中国政治改革纲要。在书的封底,刊登了我在书中的五条建议:主权在民,四权分立,议会民主,直选总统,党政分 开。在来美国之前,我把这本书寄给了胡锦涛,曾庆红,黄菊,李长春。

今天,我将把讲话主要集中在直选总统这一条上。我认为,当今中国的政治改革正面临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机遇,应当尽快实行总统制。

最近人们都注意到,十六大以后,党的一把手是胡锦涛,江泽民由一把手变成普通党员。但在电视上出现的时候,这个普通党员却走在最前面,总书记走在 他后边,海内外一片哗然。很多人都不满意,但我曹思源却觉得很满意。为什么呢?胡锦涛是中国共产党总书记,总书记管多少人?管六千六百三十六万党员。而江 泽民现在的职务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管多少人,十三亿。十三亿人的主席走在六千多万人的总书记的前面很正常啊。

有人说,这不符合我们党的传统,我们党的传统就是总书记走在前头。但我要问这些人这个传统可不可以改一改呀?我现在看到一个可喜的现象。中国共产 党的党魁从来都是强势人物,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都很强,可是胡锦涛却不强。大家都知道他是一个弱势党魁。中国共产党五十年来第一次出现了一个弱势党 魁。而中国国家主席却是强势的。于是出现了一个弱势党魁和强势元首的搭配。如果这个格局能够保持下去,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就会出现一个比较宽松的环境。对 政治体制的某些变革,比如党政分开就不太容易遭到党魁的反对。

我从1981年以来研究关于中国国家元首的地位问题。大家都知道,中国国家主席一直是有职无权,是个空架子。我们的现行宪法规定国家主席只是公布 全国人大通过的法律,他只有公布权,没有否决权。所以我在最近的研究中提出,要让国家元首成为真正的强势人物,有职有权。这要求我们必须改变我们的思维定 势。我建议要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尽快实行总统制。总统是个人负责制。我们长期以来总是在说集体领导,集体领导说透了就是集体不负责任。出问题就说这是我们领 导班子共同决定的。1960年饿死了四千四百万人,不知道是谁的责任。我看饿死一百万人毛泽东就应该辞职。但由于没有总统制,我们习惯了由大家来扛。所以 我建议中国要实行一个有人负责的总统制。

中国的政治改革涉及到方方面面,总统制这个改革项目有一个牵一发而动全局的作用。总统制首先能解决我们五十多年来解决不了的党政分开问题。改革开 放二十多年里,我们天天叫要党政分开,分得开吗?分不开。因为国务院要对中央政治局负责,这你怎么分开?但总统制则会把国家的权力集中在总统手上,而总统 呢,又不是党魁。总统和总书记是分开的。这样一来,党政就分开了。 同时,它还能解决另一个老大难问题。人们都很清楚,在现代法制社会里,军队是要国家化的。军队谁养的?纳税人的钱养的。但我们中国的政治词典里却说,要坚 强共产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加强党的绝对领导和军队国家化之间当然是有很大的差距。那么如何解决这个难题,我看总统制就可以解决。总统将就是三军统帅,领 导武装部队。

有人说,这有没有可行性呢?我觉得现在总统制有可行性。因为我们现在有一个弱势党魁。根据现在中国的政治格局,我们现在要选举总统候选人基本都会 是共产党员。这就能为共产党接受。不会否定现在的共产党领导,不会产生太大的振动,这就有可行性。我们可以设想,这第一届总统一定是百分之百的共产党员, 第二届百分之九十九还会是共产党员,第三届是不是共产党员呢?我们只能猜想。所以只要抓紧时机,在现在的情况下设立总统制,使国家元首与党的总书记分开, 这有利于我们国家的稳定。

有人说,稳定高于一切,我说稳定是高于一切,民主就稳定,独裁就一定不稳定。在三权分立的情况下就不可能有文化大革命。稳定高于一切不能否定改 革。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基本方向是分权、制衡。如果不分权不制衡神仙都会犯错误。在极权制度下谁都要犯错误。现代人类的共同财富就是分权制衡。而中国要解 决党政不分的问题就要实行总统制。

我讲的第二部分是匹夫之责---民间人士在政治体制改革中的作用。我觉得在现在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当中,民间人士大有可为。中国的老 百姓以前的确起不了什么作用,但改革开放以来还真能起一些作用。中国经济发展实际在走私有化道路。但我们的领导人往往在讲话中没有或不能反映这样一个趋 势。我看到江泽民在东北华北国企改革座谈会上的一个讲话。里面有一句话:我们决不搞私有化。而我觉得就是要搞私有化。我认为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于是 我就试图要把江泽民关于决不搞私有化的念头扭转一下。

我特意写了一本书,书名是《人间正道私有化》。我很想把这本书送给江泽民,但江泽民不容易见到。结果在《财富》杂志1999年在上海召开全球论坛 年会时,我收到了邀请之后发现江泽民也要在会上发言。我认为这是个好机会。到那天,会议在四点钟召开,四点半曹思源在会上做了发言。晚上八点,江泽民也在 会上做了发言。江泽民发言的时候曹思源正站在离他三十米开外之处。他发完言回到座位上坐下来,我就一手拿一本书,大摇大摆地向他走过去。

有人说,中央首长保安那么严,卫兵没有立刻拿出枪把你给毙了?我说没有。因为我在中南海工作过六年。我深知中央首长保卫要诀。但是这个要诀我今天 不能公开。话说当时,江泽民坐在那个地方,视线的余光看到一个胖乎乎的人在向他靠拢。他一转头,目光正好与我相遇。他盯著我,我也就眼睛盯著他向前走去。 我发现江泽民的目光在闪烁,他似乎在问,这个人是谁呀?但我没有向他自报姓名,而是拿出一本书递到他的手里。我把书一放到江泽民手里,他说,哦,你就是 曹思源?我说正是在下! 如果江泽民当时大怒,把桌子一拍,拿下!,那我就完了。但我当时想也许有另一种可能,他也许不好意思当众发脾气。他就会想,这曹思源为何这样胆大,他 为什么说人间正道私有化?我觉得他只要打开书翻十页,我就能说服他。如果由于我的书说服了江泽民,让他在私有化的道路上放开手脚,这对全国老百姓是件好 事。这个险值得冒。当然,既然是有风险的事,我如果送完书就逃跑,那就不好了,人家要找你找不著哇,要抓你没地方啊,好汉做事好汉当。我当时拿出名片放在 江泽民手里,并说:有事找我,拜拜!

有人会说你这个送书管用吗?江泽民有什么反应呢?我只能给大家提供一个线索,在我送书之前两个礼拜,他说决不搞私有化,我送书给他之后,他说资本 家可以入党。是不是一定因为我送书使他有这样的转变我不敢肯定,但时间的确是这样的。就是说,老百姓可以在国家的宏观决策,政治体制变革当中有所作为,这 是当今中国社会一个可喜的现象。

我认为,作为一个公民,对自己的仆人决不要太客气了。该说什么就说什么。毛泽东是让我们全国人民惯坏了,他说什么我们都说万岁,万万岁,我们公民 要行使我们公民的职责。中国的改革不能仅仅依靠公仆,体制的变革首先是主人的事儿。主人要给公仆发话。中国现在的局面就处在这样的一个十字路口。

我的《政治文明ABC》里就谈到要明确公民和公仆的概念。很多时候我在外面演讲时都有人问我:曹思源,你这么尖锐的观点中央领导能接受吗?我说你 怎么老问中央领导能接受吗,中央领导是仆人,你不能总问这个思想仆人能接受吗,家里请了个保姆做饭,我们不能总要去跟保姆保持一致。应该是保姆问我:你今 天想吃什么?对不对?所以公民公仆这个概念不能颠倒。

很多人说难听一点,是站惯了,叫他坐下他说不可能,你问他怎么不可能呢?明明可能的,不,他非说不行,不可能。还有一些人说,中国文盲太多,不能 搞民主。我就要问,中国究竟有多少文盲呢?说有两亿,两亿文盲怎么就不能搞民主,不能搞选举?那还有十一亿非文盲呢,你怎么就不注意这十一亿非文盲的要求 呢?因此,在当今中国,需要公民充分发挥公民的作用。不仅需要在大陆的公民发挥作用,也需要在海外的中国公民发挥作用。还需要海外的非中国公民发挥建议和 支持的作用。

(本文是作者曹思源,大陆民间学者、破产问题专家,2003年2月16日在纽约皇后区法拉盛图书馆的讲演。刘颖根据录音整理,未经本人审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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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litical Reform at Crossroads

我建议要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尽快实行总统制。总统是个人负责制。我们长期以来总是在说集体领导,集体领导说透了就是集体不负责任。出问题就说这是我们领导班子共同决定的。1960年饿死了四千四百万人,不知道是谁的责任。

I propose that the PRC establish a presidential system. A president has individual accountability. For years, we emphasize collective leadership, which means collective irresponsibility. When there are problems, we say that it was the collective decision of a leadership team. 44 million starved to death in 1960, whom should we hold responsible?





众所周知,中国的经济改革已经进行了二十多年。政治改革在1982年邓小平的谈话中就已经提出来了。邓当时指示要改革领导体制。这以后,不断有人 提出要政治体制改革。我在1976年写了一篇文章批判毛泽东,题目是左倾领导路线必须清算。以后,中共十三大报告也清楚地提出中国要进行政治体制改 革。但是,这么多年以来,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先是雷声大,雨声小,而后则是雷声雨声皆无。十六大上,专门用了一个部分讲中国的政治建设和政治体制改革。但 究竟是要真的有一个起步还是雷声大雨声小地搞政治改革,这便是中国面临的十字路口。

当今中国没有任何人会说不要政治体制改革,但有很多人说政治体制改革应当缓行。十六大报告提出要加紧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我 就写了《政治文明ABC》一书,副标题是中国政治改革纲要。在书的封底,刊登了我在书中的五条建议:主权在民,四权分立,议会民主,直选总统,党政分 开。在来美国之前,我把这本书寄给了胡锦涛,曾庆红,黄菊,李长春。

今天,我将把讲话主要集中在直选总统这一条上。我认为,当今中国的政治改革正面临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机遇,应当尽快实行总统制。

最近人们都注意到,十六大以后,党的一把手是胡锦涛,江泽民由一把手变成普通党员。但在电视上出现的时候,这个普通党员却走在最前面,总书记走在 他后边,海内外一片哗然。很多人都不满意,但我曹思源却觉得很满意。为什么呢?胡锦涛是中国共产党总书记,总书记管多少人?管六千六百三十六万党员。而江 泽民现在的职务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管多少人,十三亿。十三亿人的主席走在六千多万人的总书记的前面很正常啊。

有人说,这不符合我们党的传统,我们党的传统就是总书记走在前头。但我要问这些人这个传统可不可以改一改呀?我现在看到一个可喜的现象。中国共产 党的党魁从来都是强势人物,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都很强,可是胡锦涛却不强。大家都知道他是一个弱势党魁。中国共产党五十年来第一次出现了一个弱势党 魁。而中国国家主席却是强势的。于是出现了一个弱势党魁和强势元首的搭配。如果这个格局能够保持下去,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就会出现一个比较宽松的环境。对 政治体制的某些变革,比如党政分开就不太容易遭到党魁的反对。

我从1981年以来研究关于中国国家元首的地位问题。大家都知道,中国国家主席一直是有职无权,是个空架子。我们的现行宪法规定国家主席只是公布 全国人大通过的法律,他只有公布权,没有否决权。所以我在最近的研究中提出,要让国家元首成为真正的强势人物,有职有权。这要求我们必须改变我们的思维定 势。我建议要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尽快实行总统制。总统是个人负责制。我们长期以来总是在说集体领导,集体领导说透了就是集体不负责任。出问题就说这是我们领 导班子共同决定的。1960年饿死了四千四百万人,不知道是谁的责任。我看饿死一百万人毛泽东就应该辞职。但由于没有总统制,我们习惯了由大家来扛。所以 我建议中国要实行一个有人负责的总统制。

中国的政治改革涉及到方方面面,总统制这个改革项目有一个牵一发而动全局的作用。总统制首先能解决我们五十多年来解决不了的党政分开问题。改革开 放二十多年里,我们天天叫要党政分开,分得开吗?分不开。因为国务院要对中央政治局负责,这你怎么分开?但总统制则会把国家的权力集中在总统手上,而总统 呢,又不是党魁。总统和总书记是分开的。这样一来,党政就分开了。 同时,它还能解决另一个老大难问题。人们都很清楚,在现代法制社会里,军队是要国家化的。军队谁养的?纳税人的钱养的。但我们中国的政治词典里却说,要坚 强共产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加强党的绝对领导和军队国家化之间当然是有很大的差距。那么如何解决这个难题,我看总统制就可以解决。总统将就是三军统帅,领 导武装部队。

有人说,这有没有可行性呢?我觉得现在总统制有可行性。因为我们现在有一个弱势党魁。根据现在中国的政治格局,我们现在要选举总统候选人基本都会 是共产党员。这就能为共产党接受。不会否定现在的共产党领导,不会产生太大的振动,这就有可行性。我们可以设想,这第一届总统一定是百分之百的共产党员, 第二届百分之九十九还会是共产党员,第三届是不是共产党员呢?我们只能猜想。所以只要抓紧时机,在现在的情况下设立总统制,使国家元首与党的总书记分开, 这有利于我们国家的稳定。

有人说,稳定高于一切,我说稳定是高于一切,民主就稳定,独裁就一定不稳定。在三权分立的情况下就不可能有文化大革命。稳定高于一切不能否定改 革。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基本方向是分权、制衡。如果不分权不制衡神仙都会犯错误。在极权制度下谁都要犯错误。现代人类的共同财富就是分权制衡。而中国要解 决党政不分的问题就要实行总统制。

我讲的第二部分是匹夫之责---民间人士在政治体制改革中的作用。我觉得在现在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当中,民间人士大有可为。中国的老 百姓以前的确起不了什么作用,但改革开放以来还真能起一些作用。中国经济发展实际在走私有化道路。但我们的领导人往往在讲话中没有或不能反映这样一个趋 势。我看到江泽民在东北华北国企改革座谈会上的一个讲话。里面有一句话:我们决不搞私有化。而我觉得就是要搞私有化。我认为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于是 我就试图要把江泽民关于决不搞私有化的念头扭转一下。

我特意写了一本书,书名是《人间正道私有化》。我很想把这本书送给江泽民,但江泽民不容易见到。结果在《财富》杂志1999年在上海召开全球论坛 年会时,我收到了邀请之后发现江泽民也要在会上发言。我认为这是个好机会。到那天,会议在四点钟召开,四点半曹思源在会上做了发言。晚上八点,江泽民也在 会上做了发言。江泽民发言的时候曹思源正站在离他三十米开外之处。他发完言回到座位上坐下来,我就一手拿一本书,大摇大摆地向他走过去。

有人说,中央首长保安那么严,卫兵没有立刻拿出枪把你给毙了?我说没有。因为我在中南海工作过六年。我深知中央首长保卫要诀。但是这个要诀我今天 不能公开。话说当时,江泽民坐在那个地方,视线的余光看到一个胖乎乎的人在向他靠拢。他一转头,目光正好与我相遇。他盯著我,我也就眼睛盯著他向前走去。 我发现江泽民的目光在闪烁,他似乎在问,这个人是谁呀?但我没有向他自报姓名,而是拿出一本书递到他的手里。我把书一放到江泽民手里,他说,哦,你就是 曹思源?我说正是在下! 如果江泽民当时大怒,把桌子一拍,拿下!,那我就完了。但我当时想也许有另一种可能,他也许不好意思当众发脾气。他就会想,这曹思源为何这样胆大,他 为什么说人间正道私有化?我觉得他只要打开书翻十页,我就能说服他。如果由于我的书说服了江泽民,让他在私有化的道路上放开手脚,这对全国老百姓是件好 事。这个险值得冒。当然,既然是有风险的事,我如果送完书就逃跑,那就不好了,人家要找你找不著哇,要抓你没地方啊,好汉做事好汉当。我当时拿出名片放在 江泽民手里,并说:有事找我,拜拜!

有人会说你这个送书管用吗?江泽民有什么反应呢?我只能给大家提供一个线索,在我送书之前两个礼拜,他说决不搞私有化,我送书给他之后,他说资本 家可以入党。是不是一定因为我送书使他有这样的转变我不敢肯定,但时间的确是这样的。就是说,老百姓可以在国家的宏观决策,政治体制变革当中有所作为,这 是当今中国社会一个可喜的现象。

我认为,作为一个公民,对自己的仆人决不要太客气了。该说什么就说什么。毛泽东是让我们全国人民惯坏了,他说什么我们都说万岁,万万岁,我们公民 要行使我们公民的职责。中国的改革不能仅仅依靠公仆,体制的变革首先是主人的事儿。主人要给公仆发话。中国现在的局面就处在这样的一个十字路口。

我的《政治文明ABC》里就谈到要明确公民和公仆的概念。很多时候我在外面演讲时都有人问我:曹思源,你这么尖锐的观点中央领导能接受吗?我说你 怎么老问中央领导能接受吗,中央领导是仆人,你不能总问这个思想仆人能接受吗,家里请了个保姆做饭,我们不能总要去跟保姆保持一致。应该是保姆问我:你今 天想吃什么?对不对?所以公民公仆这个概念不能颠倒。

很多人说难听一点,是站惯了,叫他坐下他说不可能,你问他怎么不可能呢?明明可能的,不,他非说不行,不可能。还有一些人说,中国文盲太多,不能 搞民主。我就要问,中国究竟有多少文盲呢?说有两亿,两亿文盲怎么就不能搞民主,不能搞选举?那还有十一亿非文盲呢,你怎么就不注意这十一亿非文盲的要求 呢?因此,在当今中国,需要公民充分发挥公民的作用。不仅需要在大陆的公民发挥作用,也需要在海外的中国公民发挥作用。还需要海外的非中国公民发挥建议和 支持的作用。

(本文是作者曹思源,大陆民间学者、破产问题专家,2003年2月16日在纽约皇后区法拉盛图书馆的讲演。刘颖根据录音整理,未经本人审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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