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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产权:人权的基本保障
沈良庆



Private Property Rights: Basic Safeguards for Human Rights


肯定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作者沈良庆认为,是杜绝官场腐败、保护基本人身权利的重要前提。

Making private property rights constitutional rights, Shen Liangqing argues, is an important prerequisite for eliminating official corruption and protecting basic human rights.




(一) 人人得有单独的财产所有权以及同他人合有的所有权。
(二) 任何人的财产不得任意剥夺。
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第十七条


(二)人人在行使他的权利和自由时,只受法律所规定的限制,确定此种限制的唯一目的在于保证对旁人的权利和自由给予应有的承认和尊重,并在一个民主的社会中适应道德、公共秩序和普遍福利的正当需要。

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第二十九条


目前,工商联政协委员和人大代表正在十届人大会场呼吁将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条款写入中国宪法,为公私财产提供同等宪法保护。财产 权这个资产阶级法权不仅是自由和人权的基本物质保障,其本身就是一条人权。刘军宁的《财产权:每个人的正当权利》认为:人的一切权利最终都可以归结为 财产权;剥夺了一个人的财产权就等于剥夺了他的一切权利。

中国历史上也不乏藏富于民、民无?痦ㄐA则无?琱腄芋B民贵君轻、与民休息之类有利于保护私人财产的亲民、富民思想和政策。遗憾的 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家天下制度,往往导致圣君贤相良吏顺民的不可多得。碰上昏君愚相贪吏暴民,私人财产权即遭粗暴践踏,无论上 智下愚,求为田舍翁而不得矣。

中国在近代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囿于强势的集权专制文化传统和救亡的迫切要求,胡适希望通过自下而上渐进改革,走一条英美式的、以个人主义价值观 为核心的道路。陈独秀希望通过自上而下社会革命,走苏俄式的、以集体主义价值观为核心的道路。建立共产主义乌托邦的激进主义如鱼得水,大获全胜。毛泽东在 通过暴力手段剥夺私人财产权(如打土豪分田地,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农业合作化运动),在革了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命,建成一大二公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系 同时,也革了自由、民主、法治、人权的命。文化大革命中一手大揪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一手大割党外自发的资本主义尾巴,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 最彻底的决裂。其得意门生陈伯达秉承懿旨,从理论高度狠批资产阶级法权,主张彻底废除商品货币关系。

为了让僵化的官僚集权体制得以运转,挽救濒临破产的社会经济,邓小平领导了以放权让利为手段、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为目的,和共同富裕为借口的 经济体制改革和仅仅以提高集权体制行政效率为目的的有限的政治体制改革。这种改革方案,企图在维护新阶级柯断全部权力和资源的同时,实现经济现代化。 邓小平的说法,就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总路线,全然不顾市场发育需要与之相辅相成的政治法律制度和社会意识形态等社 会环境。

结果可想而知:权力商品化使整个官场形成制度化腐败;不平等竞争导致整个社会严重贫富两极分化,大农庄时代国民集体积累的财富和新增财富聚集到极 少数权贵手中,沉默的大多数沦为被侮辱和被损害的弱势群体。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既不同于斯大林、毛泽东的社会主义,不同于西方民主国家,也不同于希 特勒的国家社会主义,甚至不同于标榜亚洲价值观的裙带资本主义,是一个十足的非典型性官僚资本主义怪胎。

引进市场机制、建立新的产权关系,为包括财产权在内的民事立法奠定了理论和现实基础。1953年我国启动制订民法典立法议程,多次流产后,直到 1986年才由新经济成分催生了肢体不够健全、模样不够美观的《民法通则》。1954、1975和1978年三部宪法中均有国家保护公民的合法(75宪 法为劳动)收入、储蓄、房屋和其它生活资料的所有权。(54宪法为过渡时期,存在资本家所有制,第10条专门对此进行利用、限制和改造,要鼓 励和指导它们转变为各种不同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逐步以全民所有制代替资本家所有制)1982年宪法第12条将这些条款中的其它生活资料的所有 权修改为其它合法财产的所有权。 这是极其有意味的,不显山不露水地为生产资料领域的私人财产权和非按劳分配方式留下可能空间。更加有意味的是在传统的社会主义公共财产不可侵犯条款中 加入神圣二字。这决不是简单的防守。其一,它可以反击民众对大农庄时代所作贡赋的剩余索取权;其次,与不完全市场经济中大锅饭和父爱依旧在场 相适应,可以将财产权分为三六九等,为不平等竞争提供宪法保护;其三,宪法保护的差序格局为以强凌弱、以大欺小,以国家(公)的名义侵犯私人财产权提供现 实依据并埋伏未来更大的伏笔。

1982年以后的三次宪法修订都与私人财产权有关,包括对私营经济地位和市场经济的肯定和接受。这一切都是开放社会的压力、市场力量自身的生长和 与传统社会权力、意识形态系统博弈的结果。2002年底,在激烈的争吵声中,民法典草案首次提交九届人大常委会审议,其中新增的《物权法》中保护私人财产 权的条款最为引人瞩目。起草人杨立新感慨道:中国民事立法所经历的过程,就是从不重视市场经济到重视市场经济,从不重视人权到重视保护人权的过程。 主要起草人王利明寄希望于借助民法典的制定和颁行,可以有效地培养人们的权利意识和平等观念,促进中国市民社会的缔造,奠定依法治国的基础。 对于起草人的乐观,法学界有不少悲观论调,有人担心该草案在吸引了足够的眼球后,像《监督法》一样泥牛入海无消息。有人质疑,到底应该制定一部什么样的民 法典,是私权利本位还是公权力本位?江平指出:起草侧重点放在规范民事活动还是规定民事权
利,反映了不同的立法思想;民法就是要确立这样的精神 在庞大的国家公权力面前筑起一道私权利保护?晼A但我们的民法典现在缺乏的恰恰就是这个。 当个人利益和国家利益发生冲突时,总是理所当然地要前者让位给后者。如《国家赔偿法》的颁行,可以说是伟大的历史进步;若同西方国家比较,无论从 立法思想、获得赔偿的可能与成本,还是赔偿与损害的比值(即便将经济发展水平考虑进来),都很难说与时俱进。为了维护神圣不可侵犯的国家财产,人 大常委会毫不迟疑地拒绝了官方民法专家学者为了解决国家危害后果与赔偿不相称问题而提出的将国家赔偿纳入民事赔偿,按民事赔偿标准进行国家赔偿的建议!

引述刘军宁的两句话:只有明确财产权才能及时制止权贵对他人财产的劫掠;如果宪法和法律不对公民的私有财产加以保护,就会为贪官污吏鱼肉百姓、攫 取他人财产大开方便之门;财产权是对正当取得的财产的权利。产权模糊导致公私财产无差别, 一律得不到保护。私人财产权不够神圣级别,缺乏有效法律保护自不待言,神圣不可侵犯的公有财产,在大农庄时代也因为主人是虚拟的集合概念,实际占 有、使用、处分和受益的是人民公仆,每个具体的公仆亦非名义主人,名实不符的结果导致资源不能有效配置,表现为特权和浪费,并非一些人所美化的官场清廉和 百姓平等享用社会主义优越性(看看1960年大批饿殍的惨景即可明白);在市场化的今天,权力以加速度疯狂商品化,公仆们在任意践踏私人财产权(如任意收 缴税费、任意罚没财物,任意以国家和社会需要的名义征用、拆迁等等)的同时,利用掌勺者的优势地位独占大锅饭,肆无忌惮地鲸吞神圣的公有财产。

今年2月13日《南方周末》调查版刊载的长篇报道《衡阳宾馆:被瓜分的唐僧肉》,就是在一场改制闹剧下,仅数月时间,一个本在正常经营的国 有企业就几乎成了一个空壳。 价值7000元一台的彩电,以300元一台私分;4万元一套的音响卖500元一套;6万元一幅的国画以500元一幅出售、数千元一瓶的洋酒以每瓶5元内 部处理;拿不走的贵重设备,如价值20多万的程序控制交换机、动力装置等,当作垃圾扔掉;剩下很多家具,干脆一把火烧掉。宾馆内大火整整烧了两天。所为 何来?改制。罗兰夫人在上大革命断头台时说的那句话,在当下中国语境中可以表述为:改革,多少罪恶可以假汝之名以行之!该宾馆的地位相当于北京的钓鱼台和 此间的稻香楼,直属衡阳市政府,原本经营得不错,市政府一位官员却难得胡涂,介绍一位商人找宾馆总经理商议改制事宜,要对宾馆实行零破产。偏偏这位老 兄不胡涂,认为这是变相无偿吞并国有资产,竟敢螳臂当道,反对政府领导与时俱进的改革方案。领导对这位独断专行的下属,本著党一贯的教育、改造、挽 救和给出路政策,向其许愿:只要让出宾馆,即可官升正处级。谁知他楞是不领情,企图按照国家关于企业改制的书面说法进行股份制改革,以达到不让市政 府官员直接插足宾馆经营管理的目的。这种一意孤行、踢开党委闹革命的做法,自然引起官员们公愤。审计局打前站,对宾馆资产进行审计,号令职工大胆揭发。实 在查不出任何问题,有关部门只好下令免去其职务,
调回市政府接待处另行安排工作。 新官上任第一把火就是告诉职工,我不懂经营,也不会去抓经营。叫我来,就是让我把宾馆包出去。 第二把火就是让宾馆停业,整天和官员们在麻将桌上经营。 第三把火就是让子虚国乌有乡的一家港资公司 租赁经营这家知名的国营宾馆。承租人一来就要了数十万元财物,原拟无偿笑纳,在职工压力下,终于以1万元的天价卖下来。后来,失业下岗的职工联合凑钱 请律师调查、控告,才捅了马蜂窝。记者调查后发现诸多怪事:1,一位提供证据的宾馆保安由于害怕打击报复而外出躲避,市府秘书长邹文辉亲自给保安的父母打 电话,限令他5日内去衡阳报到,否则就让公安局抓人;2,接待举报的公安、纪检等部门拒绝受理该案,理由是这么大一个宾馆搞成这样,肯定有很大的背景, 查起来很麻烦的,领导不批,我们不查;3,职工们不得已自己强行查帐,虽然只查了冰山一角,就发现租赁出去后,不到两个月时间,仅宾馆办主任经手报 销的单据就有4万多元,用于承租人招待改制有功的官员们吃喝嫖赌。有一张已报销的白纸条价值9000元,连用途亦不注明。 有关方面迅即下令不准查帐。当记者向中共衡阳市委徐
明华书记通报调查结果时,徐信誓旦旦:一定要将此事查个水落石出。他气壮如牛地反问:我市委书记让查,谁敢不查? 说明媒体的舆论监督对反腐倡廉有积极作用。党的领导言出必行,当晚即召开常委会。会上,一位副市长理直气壮地提出异议:这次记者搞到邹秘书长头上,下次不 知又要搞到谁。一语惊醒梦中人,立即得到众常委附和。

结果如何,该报没有说。这说明媒体的第四权并不等于实际权力,党领导反腐倡廉亦有难言之隐,只有权力制衡的司法独立,才能有效防范议行合一、民主集中制下的权力滥用。

上述案例说明,神圣二字无助于防止国有资产大量流失。江平、梁治平均认为要超越公、私范畴,为财产提供平等的宪法和法律保护,而不必宣示财 产神圣不可侵犯。值得注意的是,宪法和提交九届人大常委会审议的《物权法》涉及私人财产权的条款中,均有宣示公权力的国家保护字眼。公仆们愿意义务 提供国家保护品牌的优质服务,固为臣民之福,倘若恶仆变脸怎么办?何不以财产所有权人为主体,采用宣示性语言:财产是不可侵犯的权利,未经许可和 (或)经法定程序,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侵犯。

《南方周末》新年特刊教育版1月9日调查版发表的《贾维茵:在北京冬日的阳光后》和《东坡肘子夭亡谁之过》两篇报道,就是恶仆变脸、臣民遭遇 飞来横祸案例。84岁高龄的贾老,毕业于张伯苓创办的南开中学,受乃师影响,终生以私人办学、为社会培育人才为理想。1984年,他个人投资创办以爱国诗 人屈原在《离骚》中的名字命名的正则文化补习学校。1992年,顺应北京市有关方面探索教育改革新路子的想法,应市教育局要求,自己出资20万元创办北京 第一所民办中学 正则中学。贾沤心沥血,理想终于得到回报:到1998年底,不仅没有举债,还积累现金80多万,此外还拥有了计算机房、语音室、汽车、印刷设备等,学校 的财产从20万元变成了300多。

福兮祸所伏,肥肉难免要被公仆们咬一口。是年4月,朝阳区教委根据市教委下发的一纸贯彻国务院《社会力量办学条例》实施细则,下文声称:贾已年届 八旬,校董会应当另聘不超过70岁的人担任校长。由于该校系贾的个人产业,董事会其它成员均是贾所聘,他便应要求推荐一位知名教师接替其兼任的校长职务。 区教委连续三次下文要求另换校长未果,干脆作出《关于临时接管私立正则中学的决定》,将贾淘汰出局。他对这种掠夺了学校的全部产业,剥夺了举办人的所有 权利的行径不服,来了个民告官。作为政府后院的人民法院当然要维护代表最大多数人民根本利益的人民政府利益,不能给予这位好事者司法救济:以法律的 名义宣布他败诉。这位倾囊办学,至今尚无住房的老人,在耄耋之年被赶出了自己办的学校。

就曾经风光一时的地方知名品牌东坡肘子从市场上消失一案,四川一位资深律师评价道:这是公共权力赤裸裸地剥夺公民财产的一个典型案例。 私营业主吴光安于1990年投资兴办眉山县永寿食品厂,生产腌腊制品。因经营有术,产品在四川名优产品展销会上引起轰动,受到县领导表扬。第二年又开发出 风味独特、携带方便、市场供不应求的软包装东坡肘子。次年,向国家专利局申请了专利。为了扩大生产规模,他申请将企业更名为县乡镇企业局直属集体企 业,却不料此举乃舍身饲虎。1993年3月16日,县乡镇企业局突然下文,决定免去吴光安眉山县东坡食品厂厂长职务,使之成为局外人。吴将该局告上乐 山市中级法院法庭,一审判决认为该局任免决定无法律根据,属行政越权行为,应予撤消。在县领导支持下,该局向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高级人民法院政 策水平自然比下级高级,委托四川省国有资产管理局进行鉴定,结果国家没有投资一分钱的企业,摇身一变成了全民所有,该院顺理成章地作出高级终审判 决:撤消造成国有资产流失的一审判决,厂子归作为地方人民政府职能部门的该局所有。更惨的是,就在他四处申诉、上访的时候,县里加大了对他的打击力度, 眉山县人民检察院于1994年6月以涉嫌贪污罪将贼心不死的吴逮捕关押了半年,并不失时机地于1995年1月1日《国家赔偿法》生效前夕,将其释放,以免 将来造成国家财产损失。该局将私人财产收归国有后,并未按当初的任免决定任命厂长,而是由局长郑金泉任命自己亲自出任。鹊巢鸠占后,郑厂长(局长)就开始 代表最先进的生产力 改制:积极引进县领导的内部投资,自己则集资高达149.2万元。谁知天公不作美,人无完人,好强盗不一定是好老板,改制不到两年,该厂因经营不善濒临破 产。经过吴几年漫长而艰辛的到市里、省里和中央上访,该案惊动了全国人大,终于出现转机。1998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向最高人民法院提出行政抗诉,后经指 令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按审判监督程序再审,撤消二审判决,维持了原一审判决。吴在6年后等来了这张沾满泪水的判决,兴高采烈回到眉山县,才发现不过是竹篮 打水一场空:郑局长开始抽逃资金,自己请求法院依法执行却执行不了。直到2002年,这家已经死亡的工厂依旧还控制在有关部门手中。

去年岁末,我在《东方文化》发表的《MBO:最后的晚餐?》一文中指出:包括MBO(管理层收购)在内的由内部人主导的国企改制,不过是一场 瓜分大农庄时代公共遗产的最后晚餐。在此,我要做点补充:只要父权依旧独尊,民权得不到伸张,财产权得不到宪法和法律平等、有效的保护,这块土地就会提供 绵绵不断的免费早餐(化私为公)和晚餐(化公为私)。

对于深谙国家保护个中奥秘的先进生产力代表们,自然别有一番风味。它不仅是权钱交易、功名利禄四喜临门的挡风避雨大伞,还是权力和金钱比 翼齐飞。《南方周末》新年特刊权利版用两版篇幅发表的《蒋锡培:好风送我》就是这样的权利 宣言:彩色照片文字提示白手起家的亿万富翁、游刃有余的红色商人都不足以概括时代赋予蒋锡培的意义。拥有能力、财富与机遇的蒋锡培,应该被视为推动 中国社会政治平权的直接参与者与首批收获者。 该报道虽不及《金瓶梅词话》刻画的明末那位补服加身的西门大官人生动形象,却也活脱一幅清末洋务运动中发迹的红顶商人胡雪岩再生像。这位当年在高考中 败北的农家子弟,作为江苏代表团中唯一的亿万富翁,去年11月8日在中共16大上亮相后,毫不掩饰地说:我喜欢钱,越多越好,也喜欢名誉和地位。 他也曾有过被侮辱和被损害的历史,但他不乏中国农民的勤劳、智能、狡黠和强烈的发财致富、出人头地欲望,很识时务,不像衡阳宾馆那位党内同志脑子有雾:那 位拒绝借东风,结果被组织遗弃;这位则好风送我扶摇直上,由允许发展的个体户变为党内同志,咸与维新,脚扎资本主义泥坑,脑袋却伸进共产主义天堂,成 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生产力的新生代表。

1980年代,个体户遭遇到的往往是歧视,以及某些力量的宰割。作为对应,蒋满脑子想的,是面对某些权力部门如何周旋、躲避。 1987年,他和皖北一家国有企业打官司,一审、二审均败给不是一个等量级的对手,50万血汗钱化为乌有,靠卖准备用于行贿(文中用礼物这个特色字 眼)的宜兴陶器、欠款搭车才得以回家。1988年做电缆生意时,经常采用乘虚而入的冲关等方法逃避沿途各种名目的税费关卡,却往往被道高一丈的执法人员逮 著。这样一来,他学会了融通,从政策夹缝中抠出个百万富翁。蒋在199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件另人费解的事。 因为89风波以后私营经济正遭到打压。其实,费解的不过是难言的手段。蒋是一个豁得出去的拼命三郎。范道乡党委书记、现任宜兴市委副书记的张伯宏,就 是蒋努力搞好与政府关系、发展政治资源、向党靠拢的有力带路人。1992年,张书记对蒋说,你把自己的企业变成镇办集体企业,我们帮你落实优惠政策, 厂子还让你干。生为唐僧身,岂敢怕人咬,蒋比上述案例中的贾、吴聪明何止十分。这一次,他决定上刀山与狼共舞,演出改革版《智取威虎山》:将500万元私 人财产拱手奉献人民政府,同时交出支配金钱和个人收入多寡的自由。付出当然有回报。他立马得到相应补偿:任命为乡长助理,企业也摆脱了税收、贷款等诸多政 策性限制,两年后总资产即达5000万元,比改制前增长10倍。蒋自己也认为:从表面上看,个人的确失去了财富,但从长远的利益来看,个人在这个过程 中,得到了最大的发展空间。 好精明的红顶商人。这顶红帽子密切了他和宜兴市政府官员的联系。1995年,在蒋与宜兴市官员考察归国途中,市领导语重心长地希望他与时俱进,实 行股份制改革。这一次,他又决定下火海,最终完成凤凰涅槃:领导指引他再度掌握自己的财富;他也因一贯听党的话,是年被市委任命为乡党委副书记。如此变戏 法,直叫人感叹:败也萧何,成也萧何。从放权让利中尝到甜头、摸到窍门的蒋,深谙权力、柯断和利润三要素间的勾搭关系,决定用游刃有余的老套路去左右 逢源,勇攀拥有权力和市场的电力柯断行业高枝。1997年,经过长达半年的游说,终于获得与高层决策者会面的机会,这成为蒋与自己的企业走向全国的 重要契机。是年,蒋将所属远东股份公司企业员工股中68%的股权无偿让渡给中国电力部门下属的中国华能集团公司等四大国有电力公司,由华能集团一位司局 级干部担任新远东股份公司董事长,自己屈居下位,主动失去对企业的控制权。结果当然是一个很时尚的字眼:共赢。销售创历史新高,华能等四家公司每年获得 110%回报。到2001年,他在经营上逐步地获取了额外的资本:政策的支持和市场的绝对占有优势,是无可替代的资本升值的源泉;而与国家柯断集团的合 作,为他的社交环境创造了更为有利的空间。

2000年,他又用手中的财富和他营造的平台开始说话。 4月底,他在人民大会堂出席了全国劳动模范表彰大会,10天后又在南京参加了由江泽民主持召开的党建工作座谈会,向总书记汇报了公司党建工作情况。不久, 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开始学习总书记的三个代表伟大思想。三个代表使原本就不排斥政治的蒋锡培高度兴奋起来,在许多机关和国企政治意识都渐渐淡 化的今天,他却在自己的企业里开始大讲政治,大搞党建。按他的说法,党建工作和经济工作要同频共振。在与官方结成连理枝后,蒋又开始与之比翼双飞,走出 第四步:拿出1亿多元向华能等回收股权,结束长达5年的甜蜜联姻。他通过漫漫曲线救国路,使自己功名利禄全线丰收,自称:可以理直气壮地说:政府给了我 环境,我给政府更多的回报。

相信他明天会更好。至于该市一位官员说他代表了中国民营企业拥有政治平权的开始。我倒觉得,这类平权还是越少越好。

当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还赫然写在宪法序言中的时候,很难指望民权能够得到伸张,财产权能够得到宪法和法律平等、有效的保护。即便推出允许资本家 入党的三个代表理论,也不会改变问题的实质。尽管如此,如果选举谁是最爱国的人? 我肯定投那些投桃报李的公仆和暴发户的票:他们没有理由不无限热爱这个为之坦露无限春光的祖国母亲。我只能祈求国人有朝一日能够依据宪法和法律理直气壮地 对公仆和流氓大亨们说:不,这是我的东西,未经许可你不能碰它!

2003年3月8日


(作者沈良庆,评论家,自由撰稿人,现居大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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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任何人的财产不得任意剥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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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人人在行使他的权利和自由时,只受法律所规定的限制,确定此种限制的唯一目的在于保证对旁人的权利和自由给予应有的承认和尊重,并在一个民主的社会中适应道德、公共秩序和普遍福利的正当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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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让僵化的官僚集权体制得以运转,挽救濒临破产的社会经济,邓小平领导了以放权让利为手段、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为目的,和共同富裕为借口的 经济体制改革和仅仅以提高集权体制行政效率为目的的有限的政治体制改革。这种改革方案,企图在维护新阶级柯断全部权力和资源的同时,实现经济现代化。 邓小平的说法,就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总路线,全然不顾市场发育需要与之相辅相成的政治法律制度和社会意识形态等社 会环境。

结果可想而知:权力商品化使整个官场形成制度化腐败;不平等竞争导致整个社会严重贫富两极分化,大农庄时代国民集体积累的财富和新增财富聚集到极 少数权贵手中,沉默的大多数沦为被侮辱和被损害的弱势群体。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既不同于斯大林、毛泽东的社会主义,不同于西方民主国家,也不同于希 特勒的国家社会主义,甚至不同于标榜亚洲价值观的裙带资本主义,是一个十足的非典型性官僚资本主义怪胎。

引进市场机制、建立新的产权关系,为包括财产权在内的民事立法奠定了理论和现实基础。1953年我国启动制订民法典立法议程,多次流产后,直到 1986年才由新经济成分催生了肢体不够健全、模样不够美观的《民法通则》。1954、1975和1978年三部宪法中均有国家保护公民的合法(75宪 法为劳动)收入、储蓄、房屋和其它生活资料的所有权。(54宪法为过渡时期,存在资本家所有制,第10条专门对此进行利用、限制和改造,要鼓 励和指导它们转变为各种不同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逐步以全民所有制代替资本家所有制)1982年宪法第12条将这些条款中的其它生活资料的所有 权修改为其它合法财产的所有权。 这是极其有意味的,不显山不露水地为生产资料领域的私人财产权和非按劳分配方式留下可能空间。更加有意味的是在传统的社会主义公共财产不可侵犯条款中 加入神圣二字。这决不是简单的防守。其一,它可以反击民众对大农庄时代所作贡赋的剩余索取权;其次,与不完全市场经济中大锅饭和父爱依旧在场 相适应,可以将财产权分为三六九等,为不平等竞争提供宪法保护;其三,宪法保护的差序格局为以强凌弱、以大欺小,以国家(公)的名义侵犯私人财产权提供现 实依据并埋伏未来更大的伏笔。

1982年以后的三次宪法修订都与私人财产权有关,包括对私营经济地位和市场经济的肯定和接受。这一切都是开放社会的压力、市场力量自身的生长和 与传统社会权力、意识形态系统博弈的结果。2002年底,在激烈的争吵声中,民法典草案首次提交九届人大常委会审议,其中新增的《物权法》中保护私人财产 权的条款最为引人瞩目。起草人杨立新感慨道:中国民事立法所经历的过程,就是从不重视市场经济到重视市场经济,从不重视人权到重视保护人权的过程。 主要起草人王利明寄希望于借助民法典的制定和颁行,可以有效地培养人们的权利意识和平等观念,促进中国市民社会的缔造,奠定依法治国的基础。 对于起草人的乐观,法学界有不少悲观论调,有人担心该草案在吸引了足够的眼球后,像《监督法》一样泥牛入海无消息。有人质疑,到底应该制定一部什么样的民 法典,是私权利本位还是公权力本位?江平指出:起草侧重点放在规范民事活动还是规定民事权
利,反映了不同的立法思想;民法就是要确立这样的精神 在庞大的国家公权力面前筑起一道私权利保护?晼A但我们的民法典现在缺乏的恰恰就是这个。 当个人利益和国家利益发生冲突时,总是理所当然地要前者让位给后者。如《国家赔偿法》的颁行,可以说是伟大的历史进步;若同西方国家比较,无论从 立法思想、获得赔偿的可能与成本,还是赔偿与损害的比值(即便将经济发展水平考虑进来),都很难说与时俱进。为了维护神圣不可侵犯的国家财产,人 大常委会毫不迟疑地拒绝了官方民法专家学者为了解决国家危害后果与赔偿不相称问题而提出的将国家赔偿纳入民事赔偿,按民事赔偿标准进行国家赔偿的建议!

引述刘军宁的两句话:只有明确财产权才能及时制止权贵对他人财产的劫掠;如果宪法和法律不对公民的私有财产加以保护,就会为贪官污吏鱼肉百姓、攫 取他人财产大开方便之门;财产权是对正当取得的财产的权利。产权模糊导致公私财产无差别, 一律得不到保护。私人财产权不够神圣级别,缺乏有效法律保护自不待言,神圣不可侵犯的公有财产,在大农庄时代也因为主人是虚拟的集合概念,实际占 有、使用、处分和受益的是人民公仆,每个具体的公仆亦非名义主人,名实不符的结果导致资源不能有效配置,表现为特权和浪费,并非一些人所美化的官场清廉和 百姓平等享用社会主义优越性(看看1960年大批饿殍的惨景即可明白);在市场化的今天,权力以加速度疯狂商品化,公仆们在任意践踏私人财产权(如任意收 缴税费、任意罚没财物,任意以国家和社会需要的名义征用、拆迁等等)的同时,利用掌勺者的优势地位独占大锅饭,肆无忌惮地鲸吞神圣的公有财产。

今年2月13日《南方周末》调查版刊载的长篇报道《衡阳宾馆:被瓜分的唐僧肉》,就是在一场改制闹剧下,仅数月时间,一个本在正常经营的国 有企业就几乎成了一个空壳。 价值7000元一台的彩电,以300元一台私分;4万元一套的音响卖500元一套;6万元一幅的国画以500元一幅出售、数千元一瓶的洋酒以每瓶5元内 部处理;拿不走的贵重设备,如价值20多万的程序控制交换机、动力装置等,当作垃圾扔掉;剩下很多家具,干脆一把火烧掉。宾馆内大火整整烧了两天。所为 何来?改制。罗兰夫人在上大革命断头台时说的那句话,在当下中国语境中可以表述为:改革,多少罪恶可以假汝之名以行之!该宾馆的地位相当于北京的钓鱼台和 此间的稻香楼,直属衡阳市政府,原本经营得不错,市政府一位官员却难得胡涂,介绍一位商人找宾馆总经理商议改制事宜,要对宾馆实行零破产。偏偏这位老 兄不胡涂,认为这是变相无偿吞并国有资产,竟敢螳臂当道,反对政府领导与时俱进的改革方案。领导对这位独断专行的下属,本著党一贯的教育、改造、挽 救和给出路政策,向其许愿:只要让出宾馆,即可官升正处级。谁知他楞是不领情,企图按照国家关于企业改制的书面说法进行股份制改革,以达到不让市政 府官员直接插足宾馆经营管理的目的。这种一意孤行、踢开党委闹革命的做法,自然引起官员们公愤。审计局打前站,对宾馆资产进行审计,号令职工大胆揭发。实 在查不出任何问题,有关部门只好下令免去其职务,
调回市政府接待处另行安排工作。 新官上任第一把火就是告诉职工,我不懂经营,也不会去抓经营。叫我来,就是让我把宾馆包出去。 第二把火就是让宾馆停业,整天和官员们在麻将桌上经营。 第三把火就是让子虚国乌有乡的一家港资公司 租赁经营这家知名的国营宾馆。承租人一来就要了数十万元财物,原拟无偿笑纳,在职工压力下,终于以1万元的天价卖下来。后来,失业下岗的职工联合凑钱 请律师调查、控告,才捅了马蜂窝。记者调查后发现诸多怪事:1,一位提供证据的宾馆保安由于害怕打击报复而外出躲避,市府秘书长邹文辉亲自给保安的父母打 电话,限令他5日内去衡阳报到,否则就让公安局抓人;2,接待举报的公安、纪检等部门拒绝受理该案,理由是这么大一个宾馆搞成这样,肯定有很大的背景, 查起来很麻烦的,领导不批,我们不查;3,职工们不得已自己强行查帐,虽然只查了冰山一角,就发现租赁出去后,不到两个月时间,仅宾馆办主任经手报 销的单据就有4万多元,用于承租人招待改制有功的官员们吃喝嫖赌。有一张已报销的白纸条价值9000元,连用途亦不注明。 有关方面迅即下令不准查帐。当记者向中共衡阳市委徐
明华书记通报调查结果时,徐信誓旦旦:一定要将此事查个水落石出。他气壮如牛地反问:我市委书记让查,谁敢不查? 说明媒体的舆论监督对反腐倡廉有积极作用。党的领导言出必行,当晚即召开常委会。会上,一位副市长理直气壮地提出异议:这次记者搞到邹秘书长头上,下次不 知又要搞到谁。一语惊醒梦中人,立即得到众常委附和。

结果如何,该报没有说。这说明媒体的第四权并不等于实际权力,党领导反腐倡廉亦有难言之隐,只有权力制衡的司法独立,才能有效防范议行合一、民主集中制下的权力滥用。

上述案例说明,神圣二字无助于防止国有资产大量流失。江平、梁治平均认为要超越公、私范畴,为财产提供平等的宪法和法律保护,而不必宣示财 产神圣不可侵犯。值得注意的是,宪法和提交九届人大常委会审议的《物权法》涉及私人财产权的条款中,均有宣示公权力的国家保护字眼。公仆们愿意义务 提供国家保护品牌的优质服务,固为臣民之福,倘若恶仆变脸怎么办?何不以财产所有权人为主体,采用宣示性语言:财产是不可侵犯的权利,未经许可和 (或)经法定程序,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侵犯。

《南方周末》新年特刊教育版1月9日调查版发表的《贾维茵:在北京冬日的阳光后》和《东坡肘子夭亡谁之过》两篇报道,就是恶仆变脸、臣民遭遇 飞来横祸案例。84岁高龄的贾老,毕业于张伯苓创办的南开中学,受乃师影响,终生以私人办学、为社会培育人才为理想。1984年,他个人投资创办以爱国诗 人屈原在《离骚》中的名字命名的正则文化补习学校。1992年,顺应北京市有关方面探索教育改革新路子的想法,应市教育局要求,自己出资20万元创办北京 第一所民办中学 正则中学。贾沤心沥血,理想终于得到回报:到1998年底,不仅没有举债,还积累现金80多万,此外还拥有了计算机房、语音室、汽车、印刷设备等,学校 的财产从20万元变成了300多。

福兮祸所伏,肥肉难免要被公仆们咬一口。是年4月,朝阳区教委根据市教委下发的一纸贯彻国务院《社会力量办学条例》实施细则,下文声称:贾已年届 八旬,校董会应当另聘不超过70岁的人担任校长。由于该校系贾的个人产业,董事会其它成员均是贾所聘,他便应要求推荐一位知名教师接替其兼任的校长职务。 区教委连续三次下文要求另换校长未果,干脆作出《关于临时接管私立正则中学的决定》,将贾淘汰出局。他对这种掠夺了学校的全部产业,剥夺了举办人的所有 权利的行径不服,来了个民告官。作为政府后院的人民法院当然要维护代表最大多数人民根本利益的人民政府利益,不能给予这位好事者司法救济:以法律的 名义宣布他败诉。这位倾囊办学,至今尚无住房的老人,在耄耋之年被赶出了自己办的学校。

就曾经风光一时的地方知名品牌东坡肘子从市场上消失一案,四川一位资深律师评价道:这是公共权力赤裸裸地剥夺公民财产的一个典型案例。 私营业主吴光安于1990年投资兴办眉山县永寿食品厂,生产腌腊制品。因经营有术,产品在四川名优产品展销会上引起轰动,受到县领导表扬。第二年又开发出 风味独特、携带方便、市场供不应求的软包装东坡肘子。次年,向国家专利局申请了专利。为了扩大生产规模,他申请将企业更名为县乡镇企业局直属集体企 业,却不料此举乃舍身饲虎。1993年3月16日,县乡镇企业局突然下文,决定免去吴光安眉山县东坡食品厂厂长职务,使之成为局外人。吴将该局告上乐 山市中级法院法庭,一审判决认为该局任免决定无法律根据,属行政越权行为,应予撤消。在县领导支持下,该局向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高级人民法院政 策水平自然比下级高级,委托四川省国有资产管理局进行鉴定,结果国家没有投资一分钱的企业,摇身一变成了全民所有,该院顺理成章地作出高级终审判 决:撤消造成国有资产流失的一审判决,厂子归作为地方人民政府职能部门的该局所有。更惨的是,就在他四处申诉、上访的时候,县里加大了对他的打击力度, 眉山县人民检察院于1994年6月以涉嫌贪污罪将贼心不死的吴逮捕关押了半年,并不失时机地于1995年1月1日《国家赔偿法》生效前夕,将其释放,以免 将来造成国家财产损失。该局将私人财产收归国有后,并未按当初的任免决定任命厂长,而是由局长郑金泉任命自己亲自出任。鹊巢鸠占后,郑厂长(局长)就开始 代表最先进的生产力 改制:积极引进县领导的内部投资,自己则集资高达149.2万元。谁知天公不作美,人无完人,好强盗不一定是好老板,改制不到两年,该厂因经营不善濒临破 产。经过吴几年漫长而艰辛的到市里、省里和中央上访,该案惊动了全国人大,终于出现转机。1998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向最高人民法院提出行政抗诉,后经指 令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按审判监督程序再审,撤消二审判决,维持了原一审判决。吴在6年后等来了这张沾满泪水的判决,兴高采烈回到眉山县,才发现不过是竹篮 打水一场空:郑局长开始抽逃资金,自己请求法院依法执行却执行不了。直到2002年,这家已经死亡的工厂依旧还控制在有关部门手中。

去年岁末,我在《东方文化》发表的《MBO:最后的晚餐?》一文中指出:包括MBO(管理层收购)在内的由内部人主导的国企改制,不过是一场 瓜分大农庄时代公共遗产的最后晚餐。在此,我要做点补充:只要父权依旧独尊,民权得不到伸张,财产权得不到宪法和法律平等、有效的保护,这块土地就会提供 绵绵不断的免费早餐(化私为公)和晚餐(化公为私)。

对于深谙国家保护个中奥秘的先进生产力代表们,自然别有一番风味。它不仅是权钱交易、功名利禄四喜临门的挡风避雨大伞,还是权力和金钱比 翼齐飞。《南方周末》新年特刊权利版用两版篇幅发表的《蒋锡培:好风送我》就是这样的权利 宣言:彩色照片文字提示白手起家的亿万富翁、游刃有余的红色商人都不足以概括时代赋予蒋锡培的意义。拥有能力、财富与机遇的蒋锡培,应该被视为推动 中国社会政治平权的直接参与者与首批收获者。 该报道虽不及《金瓶梅词话》刻画的明末那位补服加身的西门大官人生动形象,却也活脱一幅清末洋务运动中发迹的红顶商人胡雪岩再生像。这位当年在高考中 败北的农家子弟,作为江苏代表团中唯一的亿万富翁,去年11月8日在中共16大上亮相后,毫不掩饰地说:我喜欢钱,越多越好,也喜欢名誉和地位。 他也曾有过被侮辱和被损害的历史,但他不乏中国农民的勤劳、智能、狡黠和强烈的发财致富、出人头地欲望,很识时务,不像衡阳宾馆那位党内同志脑子有雾:那 位拒绝借东风,结果被组织遗弃;这位则好风送我扶摇直上,由允许发展的个体户变为党内同志,咸与维新,脚扎资本主义泥坑,脑袋却伸进共产主义天堂,成 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生产力的新生代表。

1980年代,个体户遭遇到的往往是歧视,以及某些力量的宰割。作为对应,蒋满脑子想的,是面对某些权力部门如何周旋、躲避。 1987年,他和皖北一家国有企业打官司,一审、二审均败给不是一个等量级的对手,50万血汗钱化为乌有,靠卖准备用于行贿(文中用礼物这个特色字 眼)的宜兴陶器、欠款搭车才得以回家。1988年做电缆生意时,经常采用乘虚而入的冲关等方法逃避沿途各种名目的税费关卡,却往往被道高一丈的执法人员逮 著。这样一来,他学会了融通,从政策夹缝中抠出个百万富翁。蒋在199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件另人费解的事。 因为89风波以后私营经济正遭到打压。其实,费解的不过是难言的手段。蒋是一个豁得出去的拼命三郎。范道乡党委书记、现任宜兴市委副书记的张伯宏,就 是蒋努力搞好与政府关系、发展政治资源、向党靠拢的有力带路人。1992年,张书记对蒋说,你把自己的企业变成镇办集体企业,我们帮你落实优惠政策, 厂子还让你干。生为唐僧身,岂敢怕人咬,蒋比上述案例中的贾、吴聪明何止十分。这一次,他决定上刀山与狼共舞,演出改革版《智取威虎山》:将500万元私 人财产拱手奉献人民政府,同时交出支配金钱和个人收入多寡的自由。付出当然有回报。他立马得到相应补偿:任命为乡长助理,企业也摆脱了税收、贷款等诸多政 策性限制,两年后总资产即达5000万元,比改制前增长10倍。蒋自己也认为:从表面上看,个人的确失去了财富,但从长远的利益来看,个人在这个过程 中,得到了最大的发展空间。 好精明的红顶商人。这顶红帽子密切了他和宜兴市政府官员的联系。1995年,在蒋与宜兴市官员考察归国途中,市领导语重心长地希望他与时俱进,实 行股份制改革。这一次,他又决定下火海,最终完成凤凰涅槃:领导指引他再度掌握自己的财富;他也因一贯听党的话,是年被市委任命为乡党委副书记。如此变戏 法,直叫人感叹:败也萧何,成也萧何。从放权让利中尝到甜头、摸到窍门的蒋,深谙权力、柯断和利润三要素间的勾搭关系,决定用游刃有余的老套路去左右 逢源,勇攀拥有权力和市场的电力柯断行业高枝。1997年,经过长达半年的游说,终于获得与高层决策者会面的机会,这成为蒋与自己的企业走向全国的 重要契机。是年,蒋将所属远东股份公司企业员工股中68%的股权无偿让渡给中国电力部门下属的中国华能集团公司等四大国有电力公司,由华能集团一位司局 级干部担任新远东股份公司董事长,自己屈居下位,主动失去对企业的控制权。结果当然是一个很时尚的字眼:共赢。销售创历史新高,华能等四家公司每年获得 110%回报。到2001年,他在经营上逐步地获取了额外的资本:政策的支持和市场的绝对占有优势,是无可替代的资本升值的源泉;而与国家柯断集团的合 作,为他的社交环境创造了更为有利的空间。

2000年,他又用手中的财富和他营造的平台开始说话。 4月底,他在人民大会堂出席了全国劳动模范表彰大会,10天后又在南京参加了由江泽民主持召开的党建工作座谈会,向总书记汇报了公司党建工作情况。不久, 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开始学习总书记的三个代表伟大思想。三个代表使原本就不排斥政治的蒋锡培高度兴奋起来,在许多机关和国企政治意识都渐渐淡 化的今天,他却在自己的企业里开始大讲政治,大搞党建。按他的说法,党建工作和经济工作要同频共振。在与官方结成连理枝后,蒋又开始与之比翼双飞,走出 第四步:拿出1亿多元向华能等回收股权,结束长达5年的甜蜜联姻。他通过漫漫曲线救国路,使自己功名利禄全线丰收,自称:可以理直气壮地说:政府给了我 环境,我给政府更多的回报。

相信他明天会更好。至于该市一位官员说他代表了中国民营企业拥有政治平权的开始。我倒觉得,这类平权还是越少越好。

当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还赫然写在宪法序言中的时候,很难指望民权能够得到伸张,财产权能够得到宪法和法律平等、有效的保护。即便推出允许资本家 入党的三个代表理论,也不会改变问题的实质。尽管如此,如果选举谁是最爱国的人? 我肯定投那些投桃报李的公仆和暴发户的票:他们没有理由不无限热爱这个为之坦露无限春光的祖国母亲。我只能祈求国人有朝一日能够依据宪法和法律理直气壮地 对公仆和流氓大亨们说:不,这是我的东西,未经许可你不能碰它!

2003年3月8日


(作者沈良庆,评论家,自由撰稿人,现居大陆)


相关文章:



Private Property Rights: Basic Safeguards for Human Rights


肯定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作者沈良庆认为,是杜绝官场腐败、保护基本人身权利的重要前提。

Making private property rights constitutional rights, Shen Liangqing argues, is an important prerequisite for eliminating official corruption and protecting basic human rights.




(一) 人人得有单独的财产所有权以及同他人合有的所有权。
(二) 任何人的财产不得任意剥夺。
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第十七条


(二)人人在行使他的权利和自由时,只受法律所规定的限制,确定此种限制的唯一目的在于保证对旁人的权利和自由给予应有的承认和尊重,并在一个民主的社会中适应道德、公共秩序和普遍福利的正当需要。

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第二十九条


目前,工商联政协委员和人大代表正在十届人大会场呼吁将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条款写入中国宪法,为公私财产提供同等宪法保护。财产 权这个资产阶级法权不仅是自由和人权的基本物质保障,其本身就是一条人权。刘军宁的《财产权:每个人的正当权利》认为:人的一切权利最终都可以归结为 财产权;剥夺了一个人的财产权就等于剥夺了他的一切权利。

中国历史上也不乏藏富于民、民无?痦ㄐA则无?琱腄芋B民贵君轻、与民休息之类有利于保护私人财产的亲民、富民思想和政策。遗憾的 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家天下制度,往往导致圣君贤相良吏顺民的不可多得。碰上昏君愚相贪吏暴民,私人财产权即遭粗暴践踏,无论上 智下愚,求为田舍翁而不得矣。

中国在近代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囿于强势的集权专制文化传统和救亡的迫切要求,胡适希望通过自下而上渐进改革,走一条英美式的、以个人主义价值观 为核心的道路。陈独秀希望通过自上而下社会革命,走苏俄式的、以集体主义价值观为核心的道路。建立共产主义乌托邦的激进主义如鱼得水,大获全胜。毛泽东在 通过暴力手段剥夺私人财产权(如打土豪分田地,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农业合作化运动),在革了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命,建成一大二公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系 同时,也革了自由、民主、法治、人权的命。文化大革命中一手大揪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一手大割党外自发的资本主义尾巴,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 最彻底的决裂。其得意门生陈伯达秉承懿旨,从理论高度狠批资产阶级法权,主张彻底废除商品货币关系。

为了让僵化的官僚集权体制得以运转,挽救濒临破产的社会经济,邓小平领导了以放权让利为手段、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为目的,和共同富裕为借口的 经济体制改革和仅仅以提高集权体制行政效率为目的的有限的政治体制改革。这种改革方案,企图在维护新阶级柯断全部权力和资源的同时,实现经济现代化。 邓小平的说法,就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总路线,全然不顾市场发育需要与之相辅相成的政治法律制度和社会意识形态等社 会环境。

结果可想而知:权力商品化使整个官场形成制度化腐败;不平等竞争导致整个社会严重贫富两极分化,大农庄时代国民集体积累的财富和新增财富聚集到极 少数权贵手中,沉默的大多数沦为被侮辱和被损害的弱势群体。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既不同于斯大林、毛泽东的社会主义,不同于西方民主国家,也不同于希 特勒的国家社会主义,甚至不同于标榜亚洲价值观的裙带资本主义,是一个十足的非典型性官僚资本主义怪胎。

引进市场机制、建立新的产权关系,为包括财产权在内的民事立法奠定了理论和现实基础。1953年我国启动制订民法典立法议程,多次流产后,直到 1986年才由新经济成分催生了肢体不够健全、模样不够美观的《民法通则》。1954、1975和1978年三部宪法中均有国家保护公民的合法(75宪 法为劳动)收入、储蓄、房屋和其它生活资料的所有权。(54宪法为过渡时期,存在资本家所有制,第10条专门对此进行利用、限制和改造,要鼓 励和指导它们转变为各种不同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逐步以全民所有制代替资本家所有制)1982年宪法第12条将这些条款中的其它生活资料的所有 权修改为其它合法财产的所有权。 这是极其有意味的,不显山不露水地为生产资料领域的私人财产权和非按劳分配方式留下可能空间。更加有意味的是在传统的社会主义公共财产不可侵犯条款中 加入神圣二字。这决不是简单的防守。其一,它可以反击民众对大农庄时代所作贡赋的剩余索取权;其次,与不完全市场经济中大锅饭和父爱依旧在场 相适应,可以将财产权分为三六九等,为不平等竞争提供宪法保护;其三,宪法保护的差序格局为以强凌弱、以大欺小,以国家(公)的名义侵犯私人财产权提供现 实依据并埋伏未来更大的伏笔。

1982年以后的三次宪法修订都与私人财产权有关,包括对私营经济地位和市场经济的肯定和接受。这一切都是开放社会的压力、市场力量自身的生长和 与传统社会权力、意识形态系统博弈的结果。2002年底,在激烈的争吵声中,民法典草案首次提交九届人大常委会审议,其中新增的《物权法》中保护私人财产 权的条款最为引人瞩目。起草人杨立新感慨道:中国民事立法所经历的过程,就是从不重视市场经济到重视市场经济,从不重视人权到重视保护人权的过程。 主要起草人王利明寄希望于借助民法典的制定和颁行,可以有效地培养人们的权利意识和平等观念,促进中国市民社会的缔造,奠定依法治国的基础。 对于起草人的乐观,法学界有不少悲观论调,有人担心该草案在吸引了足够的眼球后,像《监督法》一样泥牛入海无消息。有人质疑,到底应该制定一部什么样的民 法典,是私权利本位还是公权力本位?江平指出:起草侧重点放在规范民事活动还是规定民事权
利,反映了不同的立法思想;民法就是要确立这样的精神 在庞大的国家公权力面前筑起一道私权利保护?晼A但我们的民法典现在缺乏的恰恰就是这个。 当个人利益和国家利益发生冲突时,总是理所当然地要前者让位给后者。如《国家赔偿法》的颁行,可以说是伟大的历史进步;若同西方国家比较,无论从 立法思想、获得赔偿的可能与成本,还是赔偿与损害的比值(即便将经济发展水平考虑进来),都很难说与时俱进。为了维护神圣不可侵犯的国家财产,人 大常委会毫不迟疑地拒绝了官方民法专家学者为了解决国家危害后果与赔偿不相称问题而提出的将国家赔偿纳入民事赔偿,按民事赔偿标准进行国家赔偿的建议!

引述刘军宁的两句话:只有明确财产权才能及时制止权贵对他人财产的劫掠;如果宪法和法律不对公民的私有财产加以保护,就会为贪官污吏鱼肉百姓、攫 取他人财产大开方便之门;财产权是对正当取得的财产的权利。产权模糊导致公私财产无差别, 一律得不到保护。私人财产权不够神圣级别,缺乏有效法律保护自不待言,神圣不可侵犯的公有财产,在大农庄时代也因为主人是虚拟的集合概念,实际占 有、使用、处分和受益的是人民公仆,每个具体的公仆亦非名义主人,名实不符的结果导致资源不能有效配置,表现为特权和浪费,并非一些人所美化的官场清廉和 百姓平等享用社会主义优越性(看看1960年大批饿殍的惨景即可明白);在市场化的今天,权力以加速度疯狂商品化,公仆们在任意践踏私人财产权(如任意收 缴税费、任意罚没财物,任意以国家和社会需要的名义征用、拆迁等等)的同时,利用掌勺者的优势地位独占大锅饭,肆无忌惮地鲸吞神圣的公有财产。

今年2月13日《南方周末》调查版刊载的长篇报道《衡阳宾馆:被瓜分的唐僧肉》,就是在一场改制闹剧下,仅数月时间,一个本在正常经营的国 有企业就几乎成了一个空壳。 价值7000元一台的彩电,以300元一台私分;4万元一套的音响卖500元一套;6万元一幅的国画以500元一幅出售、数千元一瓶的洋酒以每瓶5元内 部处理;拿不走的贵重设备,如价值20多万的程序控制交换机、动力装置等,当作垃圾扔掉;剩下很多家具,干脆一把火烧掉。宾馆内大火整整烧了两天。所为 何来?改制。罗兰夫人在上大革命断头台时说的那句话,在当下中国语境中可以表述为:改革,多少罪恶可以假汝之名以行之!该宾馆的地位相当于北京的钓鱼台和 此间的稻香楼,直属衡阳市政府,原本经营得不错,市政府一位官员却难得胡涂,介绍一位商人找宾馆总经理商议改制事宜,要对宾馆实行零破产。偏偏这位老 兄不胡涂,认为这是变相无偿吞并国有资产,竟敢螳臂当道,反对政府领导与时俱进的改革方案。领导对这位独断专行的下属,本著党一贯的教育、改造、挽 救和给出路政策,向其许愿:只要让出宾馆,即可官升正处级。谁知他楞是不领情,企图按照国家关于企业改制的书面说法进行股份制改革,以达到不让市政 府官员直接插足宾馆经营管理的目的。这种一意孤行、踢开党委闹革命的做法,自然引起官员们公愤。审计局打前站,对宾馆资产进行审计,号令职工大胆揭发。实 在查不出任何问题,有关部门只好下令免去其职务,
调回市政府接待处另行安排工作。 新官上任第一把火就是告诉职工,我不懂经营,也不会去抓经营。叫我来,就是让我把宾馆包出去。 第二把火就是让宾馆停业,整天和官员们在麻将桌上经营。 第三把火就是让子虚国乌有乡的一家港资公司 租赁经营这家知名的国营宾馆。承租人一来就要了数十万元财物,原拟无偿笑纳,在职工压力下,终于以1万元的天价卖下来。后来,失业下岗的职工联合凑钱 请律师调查、控告,才捅了马蜂窝。记者调查后发现诸多怪事:1,一位提供证据的宾馆保安由于害怕打击报复而外出躲避,市府秘书长邹文辉亲自给保安的父母打 电话,限令他5日内去衡阳报到,否则就让公安局抓人;2,接待举报的公安、纪检等部门拒绝受理该案,理由是这么大一个宾馆搞成这样,肯定有很大的背景, 查起来很麻烦的,领导不批,我们不查;3,职工们不得已自己强行查帐,虽然只查了冰山一角,就发现租赁出去后,不到两个月时间,仅宾馆办主任经手报 销的单据就有4万多元,用于承租人招待改制有功的官员们吃喝嫖赌。有一张已报销的白纸条价值9000元,连用途亦不注明。 有关方面迅即下令不准查帐。当记者向中共衡阳市委徐
明华书记通报调查结果时,徐信誓旦旦:一定要将此事查个水落石出。他气壮如牛地反问:我市委书记让查,谁敢不查? 说明媒体的舆论监督对反腐倡廉有积极作用。党的领导言出必行,当晚即召开常委会。会上,一位副市长理直气壮地提出异议:这次记者搞到邹秘书长头上,下次不 知又要搞到谁。一语惊醒梦中人,立即得到众常委附和。

结果如何,该报没有说。这说明媒体的第四权并不等于实际权力,党领导反腐倡廉亦有难言之隐,只有权力制衡的司法独立,才能有效防范议行合一、民主集中制下的权力滥用。

上述案例说明,神圣二字无助于防止国有资产大量流失。江平、梁治平均认为要超越公、私范畴,为财产提供平等的宪法和法律保护,而不必宣示财 产神圣不可侵犯。值得注意的是,宪法和提交九届人大常委会审议的《物权法》涉及私人财产权的条款中,均有宣示公权力的国家保护字眼。公仆们愿意义务 提供国家保护品牌的优质服务,固为臣民之福,倘若恶仆变脸怎么办?何不以财产所有权人为主体,采用宣示性语言:财产是不可侵犯的权利,未经许可和 (或)经法定程序,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侵犯。

《南方周末》新年特刊教育版1月9日调查版发表的《贾维茵:在北京冬日的阳光后》和《东坡肘子夭亡谁之过》两篇报道,就是恶仆变脸、臣民遭遇 飞来横祸案例。84岁高龄的贾老,毕业于张伯苓创办的南开中学,受乃师影响,终生以私人办学、为社会培育人才为理想。1984年,他个人投资创办以爱国诗 人屈原在《离骚》中的名字命名的正则文化补习学校。1992年,顺应北京市有关方面探索教育改革新路子的想法,应市教育局要求,自己出资20万元创办北京 第一所民办中学 正则中学。贾沤心沥血,理想终于得到回报:到1998年底,不仅没有举债,还积累现金80多万,此外还拥有了计算机房、语音室、汽车、印刷设备等,学校 的财产从20万元变成了300多。

福兮祸所伏,肥肉难免要被公仆们咬一口。是年4月,朝阳区教委根据市教委下发的一纸贯彻国务院《社会力量办学条例》实施细则,下文声称:贾已年届 八旬,校董会应当另聘不超过70岁的人担任校长。由于该校系贾的个人产业,董事会其它成员均是贾所聘,他便应要求推荐一位知名教师接替其兼任的校长职务。 区教委连续三次下文要求另换校长未果,干脆作出《关于临时接管私立正则中学的决定》,将贾淘汰出局。他对这种掠夺了学校的全部产业,剥夺了举办人的所有 权利的行径不服,来了个民告官。作为政府后院的人民法院当然要维护代表最大多数人民根本利益的人民政府利益,不能给予这位好事者司法救济:以法律的 名义宣布他败诉。这位倾囊办学,至今尚无住房的老人,在耄耋之年被赶出了自己办的学校。

就曾经风光一时的地方知名品牌东坡肘子从市场上消失一案,四川一位资深律师评价道:这是公共权力赤裸裸地剥夺公民财产的一个典型案例。 私营业主吴光安于1990年投资兴办眉山县永寿食品厂,生产腌腊制品。因经营有术,产品在四川名优产品展销会上引起轰动,受到县领导表扬。第二年又开发出 风味独特、携带方便、市场供不应求的软包装东坡肘子。次年,向国家专利局申请了专利。为了扩大生产规模,他申请将企业更名为县乡镇企业局直属集体企 业,却不料此举乃舍身饲虎。1993年3月16日,县乡镇企业局突然下文,决定免去吴光安眉山县东坡食品厂厂长职务,使之成为局外人。吴将该局告上乐 山市中级法院法庭,一审判决认为该局任免决定无法律根据,属行政越权行为,应予撤消。在县领导支持下,该局向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高级人民法院政 策水平自然比下级高级,委托四川省国有资产管理局进行鉴定,结果国家没有投资一分钱的企业,摇身一变成了全民所有,该院顺理成章地作出高级终审判 决:撤消造成国有资产流失的一审判决,厂子归作为地方人民政府职能部门的该局所有。更惨的是,就在他四处申诉、上访的时候,县里加大了对他的打击力度, 眉山县人民检察院于1994年6月以涉嫌贪污罪将贼心不死的吴逮捕关押了半年,并不失时机地于1995年1月1日《国家赔偿法》生效前夕,将其释放,以免 将来造成国家财产损失。该局将私人财产收归国有后,并未按当初的任免决定任命厂长,而是由局长郑金泉任命自己亲自出任。鹊巢鸠占后,郑厂长(局长)就开始 代表最先进的生产力 改制:积极引进县领导的内部投资,自己则集资高达149.2万元。谁知天公不作美,人无完人,好强盗不一定是好老板,改制不到两年,该厂因经营不善濒临破 产。经过吴几年漫长而艰辛的到市里、省里和中央上访,该案惊动了全国人大,终于出现转机。1998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向最高人民法院提出行政抗诉,后经指 令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按审判监督程序再审,撤消二审判决,维持了原一审判决。吴在6年后等来了这张沾满泪水的判决,兴高采烈回到眉山县,才发现不过是竹篮 打水一场空:郑局长开始抽逃资金,自己请求法院依法执行却执行不了。直到2002年,这家已经死亡的工厂依旧还控制在有关部门手中。

去年岁末,我在《东方文化》发表的《MBO:最后的晚餐?》一文中指出:包括MBO(管理层收购)在内的由内部人主导的国企改制,不过是一场 瓜分大农庄时代公共遗产的最后晚餐。在此,我要做点补充:只要父权依旧独尊,民权得不到伸张,财产权得不到宪法和法律平等、有效的保护,这块土地就会提供 绵绵不断的免费早餐(化私为公)和晚餐(化公为私)。

对于深谙国家保护个中奥秘的先进生产力代表们,自然别有一番风味。它不仅是权钱交易、功名利禄四喜临门的挡风避雨大伞,还是权力和金钱比 翼齐飞。《南方周末》新年特刊权利版用两版篇幅发表的《蒋锡培:好风送我》就是这样的权利 宣言:彩色照片文字提示白手起家的亿万富翁、游刃有余的红色商人都不足以概括时代赋予蒋锡培的意义。拥有能力、财富与机遇的蒋锡培,应该被视为推动 中国社会政治平权的直接参与者与首批收获者。 该报道虽不及《金瓶梅词话》刻画的明末那位补服加身的西门大官人生动形象,却也活脱一幅清末洋务运动中发迹的红顶商人胡雪岩再生像。这位当年在高考中 败北的农家子弟,作为江苏代表团中唯一的亿万富翁,去年11月8日在中共16大上亮相后,毫不掩饰地说:我喜欢钱,越多越好,也喜欢名誉和地位。 他也曾有过被侮辱和被损害的历史,但他不乏中国农民的勤劳、智能、狡黠和强烈的发财致富、出人头地欲望,很识时务,不像衡阳宾馆那位党内同志脑子有雾:那 位拒绝借东风,结果被组织遗弃;这位则好风送我扶摇直上,由允许发展的个体户变为党内同志,咸与维新,脚扎资本主义泥坑,脑袋却伸进共产主义天堂,成 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生产力的新生代表。

1980年代,个体户遭遇到的往往是歧视,以及某些力量的宰割。作为对应,蒋满脑子想的,是面对某些权力部门如何周旋、躲避。 1987年,他和皖北一家国有企业打官司,一审、二审均败给不是一个等量级的对手,50万血汗钱化为乌有,靠卖准备用于行贿(文中用礼物这个特色字 眼)的宜兴陶器、欠款搭车才得以回家。1988年做电缆生意时,经常采用乘虚而入的冲关等方法逃避沿途各种名目的税费关卡,却往往被道高一丈的执法人员逮 著。这样一来,他学会了融通,从政策夹缝中抠出个百万富翁。蒋在199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件另人费解的事。 因为89风波以后私营经济正遭到打压。其实,费解的不过是难言的手段。蒋是一个豁得出去的拼命三郎。范道乡党委书记、现任宜兴市委副书记的张伯宏,就 是蒋努力搞好与政府关系、发展政治资源、向党靠拢的有力带路人。1992年,张书记对蒋说,你把自己的企业变成镇办集体企业,我们帮你落实优惠政策, 厂子还让你干。生为唐僧身,岂敢怕人咬,蒋比上述案例中的贾、吴聪明何止十分。这一次,他决定上刀山与狼共舞,演出改革版《智取威虎山》:将500万元私 人财产拱手奉献人民政府,同时交出支配金钱和个人收入多寡的自由。付出当然有回报。他立马得到相应补偿:任命为乡长助理,企业也摆脱了税收、贷款等诸多政 策性限制,两年后总资产即达5000万元,比改制前增长10倍。蒋自己也认为:从表面上看,个人的确失去了财富,但从长远的利益来看,个人在这个过程 中,得到了最大的发展空间。 好精明的红顶商人。这顶红帽子密切了他和宜兴市政府官员的联系。1995年,在蒋与宜兴市官员考察归国途中,市领导语重心长地希望他与时俱进,实 行股份制改革。这一次,他又决定下火海,最终完成凤凰涅槃:领导指引他再度掌握自己的财富;他也因一贯听党的话,是年被市委任命为乡党委副书记。如此变戏 法,直叫人感叹:败也萧何,成也萧何。从放权让利中尝到甜头、摸到窍门的蒋,深谙权力、柯断和利润三要素间的勾搭关系,决定用游刃有余的老套路去左右 逢源,勇攀拥有权力和市场的电力柯断行业高枝。1997年,经过长达半年的游说,终于获得与高层决策者会面的机会,这成为蒋与自己的企业走向全国的 重要契机。是年,蒋将所属远东股份公司企业员工股中68%的股权无偿让渡给中国电力部门下属的中国华能集团公司等四大国有电力公司,由华能集团一位司局 级干部担任新远东股份公司董事长,自己屈居下位,主动失去对企业的控制权。结果当然是一个很时尚的字眼:共赢。销售创历史新高,华能等四家公司每年获得 110%回报。到2001年,他在经营上逐步地获取了额外的资本:政策的支持和市场的绝对占有优势,是无可替代的资本升值的源泉;而与国家柯断集团的合 作,为他的社交环境创造了更为有利的空间。

2000年,他又用手中的财富和他营造的平台开始说话。 4月底,他在人民大会堂出席了全国劳动模范表彰大会,10天后又在南京参加了由江泽民主持召开的党建工作座谈会,向总书记汇报了公司党建工作情况。不久, 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开始学习总书记的三个代表伟大思想。三个代表使原本就不排斥政治的蒋锡培高度兴奋起来,在许多机关和国企政治意识都渐渐淡 化的今天,他却在自己的企业里开始大讲政治,大搞党建。按他的说法,党建工作和经济工作要同频共振。在与官方结成连理枝后,蒋又开始与之比翼双飞,走出 第四步:拿出1亿多元向华能等回收股权,结束长达5年的甜蜜联姻。他通过漫漫曲线救国路,使自己功名利禄全线丰收,自称:可以理直气壮地说:政府给了我 环境,我给政府更多的回报。

相信他明天会更好。至于该市一位官员说他代表了中国民营企业拥有政治平权的开始。我倒觉得,这类平权还是越少越好。

当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还赫然写在宪法序言中的时候,很难指望民权能够得到伸张,财产权能够得到宪法和法律平等、有效的保护。即便推出允许资本家 入党的三个代表理论,也不会改变问题的实质。尽管如此,如果选举谁是最爱国的人? 我肯定投那些投桃报李的公仆和暴发户的票:他们没有理由不无限热爱这个为之坦露无限春光的祖国母亲。我只能祈求国人有朝一日能够依据宪法和法律理直气壮地 对公仆和流氓大亨们说:不,这是我的东西,未经许可你不能碰它!

2003年3月8日


(作者沈良庆,评论家,自由撰稿人,现居大陆)


相关文章:



Private Property Rights: Basic Safeguards for Human Rights


肯定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作者沈良庆认为,是杜绝官场腐败、保护基本人身权利的重要前提。

Making private property rights constitutional rights, Shen Liangqing argues, is an important prerequisite for eliminating official corruption and protecting basic human rights.




(一) 人人得有单独的财产所有权以及同他人合有的所有权。
(二) 任何人的财产不得任意剥夺。
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第十七条


(二)人人在行使他的权利和自由时,只受法律所规定的限制,确定此种限制的唯一目的在于保证对旁人的权利和自由给予应有的承认和尊重,并在一个民主的社会中适应道德、公共秩序和普遍福利的正当需要。

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第二十九条


目前,工商联政协委员和人大代表正在十届人大会场呼吁将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条款写入中国宪法,为公私财产提供同等宪法保护。财产 权这个资产阶级法权不仅是自由和人权的基本物质保障,其本身就是一条人权。刘军宁的《财产权:每个人的正当权利》认为:人的一切权利最终都可以归结为 财产权;剥夺了一个人的财产权就等于剥夺了他的一切权利。

中国历史上也不乏藏富于民、民无?痦ㄐA则无?琱腄芋B民贵君轻、与民休息之类有利于保护私人财产的亲民、富民思想和政策。遗憾的 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家天下制度,往往导致圣君贤相良吏顺民的不可多得。碰上昏君愚相贪吏暴民,私人财产权即遭粗暴践踏,无论上 智下愚,求为田舍翁而不得矣。

中国在近代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囿于强势的集权专制文化传统和救亡的迫切要求,胡适希望通过自下而上渐进改革,走一条英美式的、以个人主义价值观 为核心的道路。陈独秀希望通过自上而下社会革命,走苏俄式的、以集体主义价值观为核心的道路。建立共产主义乌托邦的激进主义如鱼得水,大获全胜。毛泽东在 通过暴力手段剥夺私人财产权(如打土豪分田地,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农业合作化运动),在革了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命,建成一大二公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系 同时,也革了自由、民主、法治、人权的命。文化大革命中一手大揪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一手大割党外自发的资本主义尾巴,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 最彻底的决裂。其得意门生陈伯达秉承懿旨,从理论高度狠批资产阶级法权,主张彻底废除商品货币关系。

为了让僵化的官僚集权体制得以运转,挽救濒临破产的社会经济,邓小平领导了以放权让利为手段、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为目的,和共同富裕为借口的 经济体制改革和仅仅以提高集权体制行政效率为目的的有限的政治体制改革。这种改革方案,企图在维护新阶级柯断全部权力和资源的同时,实现经济现代化。 邓小平的说法,就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总路线,全然不顾市场发育需要与之相辅相成的政治法律制度和社会意识形态等社 会环境。

结果可想而知:权力商品化使整个官场形成制度化腐败;不平等竞争导致整个社会严重贫富两极分化,大农庄时代国民集体积累的财富和新增财富聚集到极 少数权贵手中,沉默的大多数沦为被侮辱和被损害的弱势群体。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既不同于斯大林、毛泽东的社会主义,不同于西方民主国家,也不同于希 特勒的国家社会主义,甚至不同于标榜亚洲价值观的裙带资本主义,是一个十足的非典型性官僚资本主义怪胎。

引进市场机制、建立新的产权关系,为包括财产权在内的民事立法奠定了理论和现实基础。1953年我国启动制订民法典立法议程,多次流产后,直到 1986年才由新经济成分催生了肢体不够健全、模样不够美观的《民法通则》。1954、1975和1978年三部宪法中均有国家保护公民的合法(75宪 法为劳动)收入、储蓄、房屋和其它生活资料的所有权。(54宪法为过渡时期,存在资本家所有制,第10条专门对此进行利用、限制和改造,要鼓 励和指导它们转变为各种不同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逐步以全民所有制代替资本家所有制)1982年宪法第12条将这些条款中的其它生活资料的所有 权修改为其它合法财产的所有权。 这是极其有意味的,不显山不露水地为生产资料领域的私人财产权和非按劳分配方式留下可能空间。更加有意味的是在传统的社会主义公共财产不可侵犯条款中 加入神圣二字。这决不是简单的防守。其一,它可以反击民众对大农庄时代所作贡赋的剩余索取权;其次,与不完全市场经济中大锅饭和父爱依旧在场 相适应,可以将财产权分为三六九等,为不平等竞争提供宪法保护;其三,宪法保护的差序格局为以强凌弱、以大欺小,以国家(公)的名义侵犯私人财产权提供现 实依据并埋伏未来更大的伏笔。

1982年以后的三次宪法修订都与私人财产权有关,包括对私营经济地位和市场经济的肯定和接受。这一切都是开放社会的压力、市场力量自身的生长和 与传统社会权力、意识形态系统博弈的结果。2002年底,在激烈的争吵声中,民法典草案首次提交九届人大常委会审议,其中新增的《物权法》中保护私人财产 权的条款最为引人瞩目。起草人杨立新感慨道:中国民事立法所经历的过程,就是从不重视市场经济到重视市场经济,从不重视人权到重视保护人权的过程。 主要起草人王利明寄希望于借助民法典的制定和颁行,可以有效地培养人们的权利意识和平等观念,促进中国市民社会的缔造,奠定依法治国的基础。 对于起草人的乐观,法学界有不少悲观论调,有人担心该草案在吸引了足够的眼球后,像《监督法》一样泥牛入海无消息。有人质疑,到底应该制定一部什么样的民 法典,是私权利本位还是公权力本位?江平指出:起草侧重点放在规范民事活动还是规定民事权
利,反映了不同的立法思想;民法就是要确立这样的精神 在庞大的国家公权力面前筑起一道私权利保护?晼A但我们的民法典现在缺乏的恰恰就是这个。 当个人利益和国家利益发生冲突时,总是理所当然地要前者让位给后者。如《国家赔偿法》的颁行,可以说是伟大的历史进步;若同西方国家比较,无论从 立法思想、获得赔偿的可能与成本,还是赔偿与损害的比值(即便将经济发展水平考虑进来),都很难说与时俱进。为了维护神圣不可侵犯的国家财产,人 大常委会毫不迟疑地拒绝了官方民法专家学者为了解决国家危害后果与赔偿不相称问题而提出的将国家赔偿纳入民事赔偿,按民事赔偿标准进行国家赔偿的建议!

引述刘军宁的两句话:只有明确财产权才能及时制止权贵对他人财产的劫掠;如果宪法和法律不对公民的私有财产加以保护,就会为贪官污吏鱼肉百姓、攫 取他人财产大开方便之门;财产权是对正当取得的财产的权利。产权模糊导致公私财产无差别, 一律得不到保护。私人财产权不够神圣级别,缺乏有效法律保护自不待言,神圣不可侵犯的公有财产,在大农庄时代也因为主人是虚拟的集合概念,实际占 有、使用、处分和受益的是人民公仆,每个具体的公仆亦非名义主人,名实不符的结果导致资源不能有效配置,表现为特权和浪费,并非一些人所美化的官场清廉和 百姓平等享用社会主义优越性(看看1960年大批饿殍的惨景即可明白);在市场化的今天,权力以加速度疯狂商品化,公仆们在任意践踏私人财产权(如任意收 缴税费、任意罚没财物,任意以国家和社会需要的名义征用、拆迁等等)的同时,利用掌勺者的优势地位独占大锅饭,肆无忌惮地鲸吞神圣的公有财产。

今年2月13日《南方周末》调查版刊载的长篇报道《衡阳宾馆:被瓜分的唐僧肉》,就是在一场改制闹剧下,仅数月时间,一个本在正常经营的国 有企业就几乎成了一个空壳。 价值7000元一台的彩电,以300元一台私分;4万元一套的音响卖500元一套;6万元一幅的国画以500元一幅出售、数千元一瓶的洋酒以每瓶5元内 部处理;拿不走的贵重设备,如价值20多万的程序控制交换机、动力装置等,当作垃圾扔掉;剩下很多家具,干脆一把火烧掉。宾馆内大火整整烧了两天。所为 何来?改制。罗兰夫人在上大革命断头台时说的那句话,在当下中国语境中可以表述为:改革,多少罪恶可以假汝之名以行之!该宾馆的地位相当于北京的钓鱼台和 此间的稻香楼,直属衡阳市政府,原本经营得不错,市政府一位官员却难得胡涂,介绍一位商人找宾馆总经理商议改制事宜,要对宾馆实行零破产。偏偏这位老 兄不胡涂,认为这是变相无偿吞并国有资产,竟敢螳臂当道,反对政府领导与时俱进的改革方案。领导对这位独断专行的下属,本著党一贯的教育、改造、挽 救和给出路政策,向其许愿:只要让出宾馆,即可官升正处级。谁知他楞是不领情,企图按照国家关于企业改制的书面说法进行股份制改革,以达到不让市政 府官员直接插足宾馆经营管理的目的。这种一意孤行、踢开党委闹革命的做法,自然引起官员们公愤。审计局打前站,对宾馆资产进行审计,号令职工大胆揭发。实 在查不出任何问题,有关部门只好下令免去其职务,
调回市政府接待处另行安排工作。 新官上任第一把火就是告诉职工,我不懂经营,也不会去抓经营。叫我来,就是让我把宾馆包出去。 第二把火就是让宾馆停业,整天和官员们在麻将桌上经营。 第三把火就是让子虚国乌有乡的一家港资公司 租赁经营这家知名的国营宾馆。承租人一来就要了数十万元财物,原拟无偿笑纳,在职工压力下,终于以1万元的天价卖下来。后来,失业下岗的职工联合凑钱 请律师调查、控告,才捅了马蜂窝。记者调查后发现诸多怪事:1,一位提供证据的宾馆保安由于害怕打击报复而外出躲避,市府秘书长邹文辉亲自给保安的父母打 电话,限令他5日内去衡阳报到,否则就让公安局抓人;2,接待举报的公安、纪检等部门拒绝受理该案,理由是这么大一个宾馆搞成这样,肯定有很大的背景, 查起来很麻烦的,领导不批,我们不查;3,职工们不得已自己强行查帐,虽然只查了冰山一角,就发现租赁出去后,不到两个月时间,仅宾馆办主任经手报 销的单据就有4万多元,用于承租人招待改制有功的官员们吃喝嫖赌。有一张已报销的白纸条价值9000元,连用途亦不注明。 有关方面迅即下令不准查帐。当记者向中共衡阳市委徐
明华书记通报调查结果时,徐信誓旦旦:一定要将此事查个水落石出。他气壮如牛地反问:我市委书记让查,谁敢不查? 说明媒体的舆论监督对反腐倡廉有积极作用。党的领导言出必行,当晚即召开常委会。会上,一位副市长理直气壮地提出异议:这次记者搞到邹秘书长头上,下次不 知又要搞到谁。一语惊醒梦中人,立即得到众常委附和。

结果如何,该报没有说。这说明媒体的第四权并不等于实际权力,党领导反腐倡廉亦有难言之隐,只有权力制衡的司法独立,才能有效防范议行合一、民主集中制下的权力滥用。

上述案例说明,神圣二字无助于防止国有资产大量流失。江平、梁治平均认为要超越公、私范畴,为财产提供平等的宪法和法律保护,而不必宣示财 产神圣不可侵犯。值得注意的是,宪法和提交九届人大常委会审议的《物权法》涉及私人财产权的条款中,均有宣示公权力的国家保护字眼。公仆们愿意义务 提供国家保护品牌的优质服务,固为臣民之福,倘若恶仆变脸怎么办?何不以财产所有权人为主体,采用宣示性语言:财产是不可侵犯的权利,未经许可和 (或)经法定程序,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侵犯。

《南方周末》新年特刊教育版1月9日调查版发表的《贾维茵:在北京冬日的阳光后》和《东坡肘子夭亡谁之过》两篇报道,就是恶仆变脸、臣民遭遇 飞来横祸案例。84岁高龄的贾老,毕业于张伯苓创办的南开中学,受乃师影响,终生以私人办学、为社会培育人才为理想。1984年,他个人投资创办以爱国诗 人屈原在《离骚》中的名字命名的正则文化补习学校。1992年,顺应北京市有关方面探索教育改革新路子的想法,应市教育局要求,自己出资20万元创办北京 第一所民办中学 正则中学。贾沤心沥血,理想终于得到回报:到1998年底,不仅没有举债,还积累现金80多万,此外还拥有了计算机房、语音室、汽车、印刷设备等,学校 的财产从20万元变成了300多。

福兮祸所伏,肥肉难免要被公仆们咬一口。是年4月,朝阳区教委根据市教委下发的一纸贯彻国务院《社会力量办学条例》实施细则,下文声称:贾已年届 八旬,校董会应当另聘不超过70岁的人担任校长。由于该校系贾的个人产业,董事会其它成员均是贾所聘,他便应要求推荐一位知名教师接替其兼任的校长职务。 区教委连续三次下文要求另换校长未果,干脆作出《关于临时接管私立正则中学的决定》,将贾淘汰出局。他对这种掠夺了学校的全部产业,剥夺了举办人的所有 权利的行径不服,来了个民告官。作为政府后院的人民法院当然要维护代表最大多数人民根本利益的人民政府利益,不能给予这位好事者司法救济:以法律的 名义宣布他败诉。这位倾囊办学,至今尚无住房的老人,在耄耋之年被赶出了自己办的学校。

就曾经风光一时的地方知名品牌东坡肘子从市场上消失一案,四川一位资深律师评价道:这是公共权力赤裸裸地剥夺公民财产的一个典型案例。 私营业主吴光安于1990年投资兴办眉山县永寿食品厂,生产腌腊制品。因经营有术,产品在四川名优产品展销会上引起轰动,受到县领导表扬。第二年又开发出 风味独特、携带方便、市场供不应求的软包装东坡肘子。次年,向国家专利局申请了专利。为了扩大生产规模,他申请将企业更名为县乡镇企业局直属集体企 业,却不料此举乃舍身饲虎。1993年3月16日,县乡镇企业局突然下文,决定免去吴光安眉山县东坡食品厂厂长职务,使之成为局外人。吴将该局告上乐 山市中级法院法庭,一审判决认为该局任免决定无法律根据,属行政越权行为,应予撤消。在县领导支持下,该局向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高级人民法院政 策水平自然比下级高级,委托四川省国有资产管理局进行鉴定,结果国家没有投资一分钱的企业,摇身一变成了全民所有,该院顺理成章地作出高级终审判 决:撤消造成国有资产流失的一审判决,厂子归作为地方人民政府职能部门的该局所有。更惨的是,就在他四处申诉、上访的时候,县里加大了对他的打击力度, 眉山县人民检察院于1994年6月以涉嫌贪污罪将贼心不死的吴逮捕关押了半年,并不失时机地于1995年1月1日《国家赔偿法》生效前夕,将其释放,以免 将来造成国家财产损失。该局将私人财产收归国有后,并未按当初的任免决定任命厂长,而是由局长郑金泉任命自己亲自出任。鹊巢鸠占后,郑厂长(局长)就开始 代表最先进的生产力 改制:积极引进县领导的内部投资,自己则集资高达149.2万元。谁知天公不作美,人无完人,好强盗不一定是好老板,改制不到两年,该厂因经营不善濒临破 产。经过吴几年漫长而艰辛的到市里、省里和中央上访,该案惊动了全国人大,终于出现转机。1998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向最高人民法院提出行政抗诉,后经指 令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按审判监督程序再审,撤消二审判决,维持了原一审判决。吴在6年后等来了这张沾满泪水的判决,兴高采烈回到眉山县,才发现不过是竹篮 打水一场空:郑局长开始抽逃资金,自己请求法院依法执行却执行不了。直到2002年,这家已经死亡的工厂依旧还控制在有关部门手中。

去年岁末,我在《东方文化》发表的《MBO:最后的晚餐?》一文中指出:包括MBO(管理层收购)在内的由内部人主导的国企改制,不过是一场 瓜分大农庄时代公共遗产的最后晚餐。在此,我要做点补充:只要父权依旧独尊,民权得不到伸张,财产权得不到宪法和法律平等、有效的保护,这块土地就会提供 绵绵不断的免费早餐(化私为公)和晚餐(化公为私)。

对于深谙国家保护个中奥秘的先进生产力代表们,自然别有一番风味。它不仅是权钱交易、功名利禄四喜临门的挡风避雨大伞,还是权力和金钱比 翼齐飞。《南方周末》新年特刊权利版用两版篇幅发表的《蒋锡培:好风送我》就是这样的权利 宣言:彩色照片文字提示白手起家的亿万富翁、游刃有余的红色商人都不足以概括时代赋予蒋锡培的意义。拥有能力、财富与机遇的蒋锡培,应该被视为推动 中国社会政治平权的直接参与者与首批收获者。 该报道虽不及《金瓶梅词话》刻画的明末那位补服加身的西门大官人生动形象,却也活脱一幅清末洋务运动中发迹的红顶商人胡雪岩再生像。这位当年在高考中 败北的农家子弟,作为江苏代表团中唯一的亿万富翁,去年11月8日在中共16大上亮相后,毫不掩饰地说:我喜欢钱,越多越好,也喜欢名誉和地位。 他也曾有过被侮辱和被损害的历史,但他不乏中国农民的勤劳、智能、狡黠和强烈的发财致富、出人头地欲望,很识时务,不像衡阳宾馆那位党内同志脑子有雾:那 位拒绝借东风,结果被组织遗弃;这位则好风送我扶摇直上,由允许发展的个体户变为党内同志,咸与维新,脚扎资本主义泥坑,脑袋却伸进共产主义天堂,成 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生产力的新生代表。

1980年代,个体户遭遇到的往往是歧视,以及某些力量的宰割。作为对应,蒋满脑子想的,是面对某些权力部门如何周旋、躲避。 1987年,他和皖北一家国有企业打官司,一审、二审均败给不是一个等量级的对手,50万血汗钱化为乌有,靠卖准备用于行贿(文中用礼物这个特色字 眼)的宜兴陶器、欠款搭车才得以回家。1988年做电缆生意时,经常采用乘虚而入的冲关等方法逃避沿途各种名目的税费关卡,却往往被道高一丈的执法人员逮 著。这样一来,他学会了融通,从政策夹缝中抠出个百万富翁。蒋在199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件另人费解的事。 因为89风波以后私营经济正遭到打压。其实,费解的不过是难言的手段。蒋是一个豁得出去的拼命三郎。范道乡党委书记、现任宜兴市委副书记的张伯宏,就 是蒋努力搞好与政府关系、发展政治资源、向党靠拢的有力带路人。1992年,张书记对蒋说,你把自己的企业变成镇办集体企业,我们帮你落实优惠政策, 厂子还让你干。生为唐僧身,岂敢怕人咬,蒋比上述案例中的贾、吴聪明何止十分。这一次,他决定上刀山与狼共舞,演出改革版《智取威虎山》:将500万元私 人财产拱手奉献人民政府,同时交出支配金钱和个人收入多寡的自由。付出当然有回报。他立马得到相应补偿:任命为乡长助理,企业也摆脱了税收、贷款等诸多政 策性限制,两年后总资产即达5000万元,比改制前增长10倍。蒋自己也认为:从表面上看,个人的确失去了财富,但从长远的利益来看,个人在这个过程 中,得到了最大的发展空间。 好精明的红顶商人。这顶红帽子密切了他和宜兴市政府官员的联系。1995年,在蒋与宜兴市官员考察归国途中,市领导语重心长地希望他与时俱进,实 行股份制改革。这一次,他又决定下火海,最终完成凤凰涅槃:领导指引他再度掌握自己的财富;他也因一贯听党的话,是年被市委任命为乡党委副书记。如此变戏 法,直叫人感叹:败也萧何,成也萧何。从放权让利中尝到甜头、摸到窍门的蒋,深谙权力、柯断和利润三要素间的勾搭关系,决定用游刃有余的老套路去左右 逢源,勇攀拥有权力和市场的电力柯断行业高枝。1997年,经过长达半年的游说,终于获得与高层决策者会面的机会,这成为蒋与自己的企业走向全国的 重要契机。是年,蒋将所属远东股份公司企业员工股中68%的股权无偿让渡给中国电力部门下属的中国华能集团公司等四大国有电力公司,由华能集团一位司局 级干部担任新远东股份公司董事长,自己屈居下位,主动失去对企业的控制权。结果当然是一个很时尚的字眼:共赢。销售创历史新高,华能等四家公司每年获得 110%回报。到2001年,他在经营上逐步地获取了额外的资本:政策的支持和市场的绝对占有优势,是无可替代的资本升值的源泉;而与国家柯断集团的合 作,为他的社交环境创造了更为有利的空间。

2000年,他又用手中的财富和他营造的平台开始说话。 4月底,他在人民大会堂出席了全国劳动模范表彰大会,10天后又在南京参加了由江泽民主持召开的党建工作座谈会,向总书记汇报了公司党建工作情况。不久, 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开始学习总书记的三个代表伟大思想。三个代表使原本就不排斥政治的蒋锡培高度兴奋起来,在许多机关和国企政治意识都渐渐淡 化的今天,他却在自己的企业里开始大讲政治,大搞党建。按他的说法,党建工作和经济工作要同频共振。在与官方结成连理枝后,蒋又开始与之比翼双飞,走出 第四步:拿出1亿多元向华能等回收股权,结束长达5年的甜蜜联姻。他通过漫漫曲线救国路,使自己功名利禄全线丰收,自称:可以理直气壮地说:政府给了我 环境,我给政府更多的回报。

相信他明天会更好。至于该市一位官员说他代表了中国民营企业拥有政治平权的开始。我倒觉得,这类平权还是越少越好。

当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还赫然写在宪法序言中的时候,很难指望民权能够得到伸张,财产权能够得到宪法和法律平等、有效的保护。即便推出允许资本家 入党的三个代表理论,也不会改变问题的实质。尽管如此,如果选举谁是最爱国的人? 我肯定投那些投桃报李的公仆和暴发户的票:他们没有理由不无限热爱这个为之坦露无限春光的祖国母亲。我只能祈求国人有朝一日能够依据宪法和法律理直气壮地 对公仆和流氓大亨们说:不,这是我的东西,未经许可你不能碰它!

2003年3月8日


(作者沈良庆,评论家,自由撰稿人,现居大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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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ivate Property Rights: Basic Safeguards for Human Rights


肯定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作者沈良庆认为,是杜绝官场腐败、保护基本人身权利的重要前提。

Making private property rights constitutional rights, Shen Liangqing argues, is an important prerequisite for eliminating official corruption and protecting basic human rights.




(一) 人人得有单独的财产所有权以及同他人合有的所有权。
(二) 任何人的财产不得任意剥夺。
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第十七条


(二)人人在行使他的权利和自由时,只受法律所规定的限制,确定此种限制的唯一目的在于保证对旁人的权利和自由给予应有的承认和尊重,并在一个民主的社会中适应道德、公共秩序和普遍福利的正当需要。

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第二十九条


目前,工商联政协委员和人大代表正在十届人大会场呼吁将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条款写入中国宪法,为公私财产提供同等宪法保护。财产 权这个资产阶级法权不仅是自由和人权的基本物质保障,其本身就是一条人权。刘军宁的《财产权:每个人的正当权利》认为:人的一切权利最终都可以归结为 财产权;剥夺了一个人的财产权就等于剥夺了他的一切权利。

中国历史上也不乏藏富于民、民无?痦ㄐA则无?琱腄芋B民贵君轻、与民休息之类有利于保护私人财产的亲民、富民思想和政策。遗憾的 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家天下制度,往往导致圣君贤相良吏顺民的不可多得。碰上昏君愚相贪吏暴民,私人财产权即遭粗暴践踏,无论上 智下愚,求为田舍翁而不得矣。

中国在近代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囿于强势的集权专制文化传统和救亡的迫切要求,胡适希望通过自下而上渐进改革,走一条英美式的、以个人主义价值观 为核心的道路。陈独秀希望通过自上而下社会革命,走苏俄式的、以集体主义价值观为核心的道路。建立共产主义乌托邦的激进主义如鱼得水,大获全胜。毛泽东在 通过暴力手段剥夺私人财产权(如打土豪分田地,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农业合作化运动),在革了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命,建成一大二公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系 同时,也革了自由、民主、法治、人权的命。文化大革命中一手大揪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一手大割党外自发的资本主义尾巴,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 最彻底的决裂。其得意门生陈伯达秉承懿旨,从理论高度狠批资产阶级法权,主张彻底废除商品货币关系。

为了让僵化的官僚集权体制得以运转,挽救濒临破产的社会经济,邓小平领导了以放权让利为手段、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为目的,和共同富裕为借口的 经济体制改革和仅仅以提高集权体制行政效率为目的的有限的政治体制改革。这种改革方案,企图在维护新阶级柯断全部权力和资源的同时,实现经济现代化。 邓小平的说法,就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总路线,全然不顾市场发育需要与之相辅相成的政治法律制度和社会意识形态等社 会环境。

结果可想而知:权力商品化使整个官场形成制度化腐败;不平等竞争导致整个社会严重贫富两极分化,大农庄时代国民集体积累的财富和新增财富聚集到极 少数权贵手中,沉默的大多数沦为被侮辱和被损害的弱势群体。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既不同于斯大林、毛泽东的社会主义,不同于西方民主国家,也不同于希 特勒的国家社会主义,甚至不同于标榜亚洲价值观的裙带资本主义,是一个十足的非典型性官僚资本主义怪胎。

引进市场机制、建立新的产权关系,为包括财产权在内的民事立法奠定了理论和现实基础。1953年我国启动制订民法典立法议程,多次流产后,直到 1986年才由新经济成分催生了肢体不够健全、模样不够美观的《民法通则》。1954、1975和1978年三部宪法中均有国家保护公民的合法(75宪 法为劳动)收入、储蓄、房屋和其它生活资料的所有权。(54宪法为过渡时期,存在资本家所有制,第10条专门对此进行利用、限制和改造,要鼓 励和指导它们转变为各种不同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逐步以全民所有制代替资本家所有制)1982年宪法第12条将这些条款中的其它生活资料的所有 权修改为其它合法财产的所有权。 这是极其有意味的,不显山不露水地为生产资料领域的私人财产权和非按劳分配方式留下可能空间。更加有意味的是在传统的社会主义公共财产不可侵犯条款中 加入神圣二字。这决不是简单的防守。其一,它可以反击民众对大农庄时代所作贡赋的剩余索取权;其次,与不完全市场经济中大锅饭和父爱依旧在场 相适应,可以将财产权分为三六九等,为不平等竞争提供宪法保护;其三,宪法保护的差序格局为以强凌弱、以大欺小,以国家(公)的名义侵犯私人财产权提供现 实依据并埋伏未来更大的伏笔。

1982年以后的三次宪法修订都与私人财产权有关,包括对私营经济地位和市场经济的肯定和接受。这一切都是开放社会的压力、市场力量自身的生长和 与传统社会权力、意识形态系统博弈的结果。2002年底,在激烈的争吵声中,民法典草案首次提交九届人大常委会审议,其中新增的《物权法》中保护私人财产 权的条款最为引人瞩目。起草人杨立新感慨道:中国民事立法所经历的过程,就是从不重视市场经济到重视市场经济,从不重视人权到重视保护人权的过程。 主要起草人王利明寄希望于借助民法典的制定和颁行,可以有效地培养人们的权利意识和平等观念,促进中国市民社会的缔造,奠定依法治国的基础。 对于起草人的乐观,法学界有不少悲观论调,有人担心该草案在吸引了足够的眼球后,像《监督法》一样泥牛入海无消息。有人质疑,到底应该制定一部什么样的民 法典,是私权利本位还是公权力本位?江平指出:起草侧重点放在规范民事活动还是规定民事权
利,反映了不同的立法思想;民法就是要确立这样的精神 在庞大的国家公权力面前筑起一道私权利保护?晼A但我们的民法典现在缺乏的恰恰就是这个。 当个人利益和国家利益发生冲突时,总是理所当然地要前者让位给后者。如《国家赔偿法》的颁行,可以说是伟大的历史进步;若同西方国家比较,无论从 立法思想、获得赔偿的可能与成本,还是赔偿与损害的比值(即便将经济发展水平考虑进来),都很难说与时俱进。为了维护神圣不可侵犯的国家财产,人 大常委会毫不迟疑地拒绝了官方民法专家学者为了解决国家危害后果与赔偿不相称问题而提出的将国家赔偿纳入民事赔偿,按民事赔偿标准进行国家赔偿的建议!

引述刘军宁的两句话:只有明确财产权才能及时制止权贵对他人财产的劫掠;如果宪法和法律不对公民的私有财产加以保护,就会为贪官污吏鱼肉百姓、攫 取他人财产大开方便之门;财产权是对正当取得的财产的权利。产权模糊导致公私财产无差别, 一律得不到保护。私人财产权不够神圣级别,缺乏有效法律保护自不待言,神圣不可侵犯的公有财产,在大农庄时代也因为主人是虚拟的集合概念,实际占 有、使用、处分和受益的是人民公仆,每个具体的公仆亦非名义主人,名实不符的结果导致资源不能有效配置,表现为特权和浪费,并非一些人所美化的官场清廉和 百姓平等享用社会主义优越性(看看1960年大批饿殍的惨景即可明白);在市场化的今天,权力以加速度疯狂商品化,公仆们在任意践踏私人财产权(如任意收 缴税费、任意罚没财物,任意以国家和社会需要的名义征用、拆迁等等)的同时,利用掌勺者的优势地位独占大锅饭,肆无忌惮地鲸吞神圣的公有财产。

今年2月13日《南方周末》调查版刊载的长篇报道《衡阳宾馆:被瓜分的唐僧肉》,就是在一场改制闹剧下,仅数月时间,一个本在正常经营的国 有企业就几乎成了一个空壳。 价值7000元一台的彩电,以300元一台私分;4万元一套的音响卖500元一套;6万元一幅的国画以500元一幅出售、数千元一瓶的洋酒以每瓶5元内 部处理;拿不走的贵重设备,如价值20多万的程序控制交换机、动力装置等,当作垃圾扔掉;剩下很多家具,干脆一把火烧掉。宾馆内大火整整烧了两天。所为 何来?改制。罗兰夫人在上大革命断头台时说的那句话,在当下中国语境中可以表述为:改革,多少罪恶可以假汝之名以行之!该宾馆的地位相当于北京的钓鱼台和 此间的稻香楼,直属衡阳市政府,原本经营得不错,市政府一位官员却难得胡涂,介绍一位商人找宾馆总经理商议改制事宜,要对宾馆实行零破产。偏偏这位老 兄不胡涂,认为这是变相无偿吞并国有资产,竟敢螳臂当道,反对政府领导与时俱进的改革方案。领导对这位独断专行的下属,本著党一贯的教育、改造、挽 救和给出路政策,向其许愿:只要让出宾馆,即可官升正处级。谁知他楞是不领情,企图按照国家关于企业改制的书面说法进行股份制改革,以达到不让市政 府官员直接插足宾馆经营管理的目的。这种一意孤行、踢开党委闹革命的做法,自然引起官员们公愤。审计局打前站,对宾馆资产进行审计,号令职工大胆揭发。实 在查不出任何问题,有关部门只好下令免去其职务,
调回市政府接待处另行安排工作。 新官上任第一把火就是告诉职工,我不懂经营,也不会去抓经营。叫我来,就是让我把宾馆包出去。 第二把火就是让宾馆停业,整天和官员们在麻将桌上经营。 第三把火就是让子虚国乌有乡的一家港资公司 租赁经营这家知名的国营宾馆。承租人一来就要了数十万元财物,原拟无偿笑纳,在职工压力下,终于以1万元的天价卖下来。后来,失业下岗的职工联合凑钱 请律师调查、控告,才捅了马蜂窝。记者调查后发现诸多怪事:1,一位提供证据的宾馆保安由于害怕打击报复而外出躲避,市府秘书长邹文辉亲自给保安的父母打 电话,限令他5日内去衡阳报到,否则就让公安局抓人;2,接待举报的公安、纪检等部门拒绝受理该案,理由是这么大一个宾馆搞成这样,肯定有很大的背景, 查起来很麻烦的,领导不批,我们不查;3,职工们不得已自己强行查帐,虽然只查了冰山一角,就发现租赁出去后,不到两个月时间,仅宾馆办主任经手报 销的单据就有4万多元,用于承租人招待改制有功的官员们吃喝嫖赌。有一张已报销的白纸条价值9000元,连用途亦不注明。 有关方面迅即下令不准查帐。当记者向中共衡阳市委徐
明华书记通报调查结果时,徐信誓旦旦:一定要将此事查个水落石出。他气壮如牛地反问:我市委书记让查,谁敢不查? 说明媒体的舆论监督对反腐倡廉有积极作用。党的领导言出必行,当晚即召开常委会。会上,一位副市长理直气壮地提出异议:这次记者搞到邹秘书长头上,下次不 知又要搞到谁。一语惊醒梦中人,立即得到众常委附和。

结果如何,该报没有说。这说明媒体的第四权并不等于实际权力,党领导反腐倡廉亦有难言之隐,只有权力制衡的司法独立,才能有效防范议行合一、民主集中制下的权力滥用。

上述案例说明,神圣二字无助于防止国有资产大量流失。江平、梁治平均认为要超越公、私范畴,为财产提供平等的宪法和法律保护,而不必宣示财 产神圣不可侵犯。值得注意的是,宪法和提交九届人大常委会审议的《物权法》涉及私人财产权的条款中,均有宣示公权力的国家保护字眼。公仆们愿意义务 提供国家保护品牌的优质服务,固为臣民之福,倘若恶仆变脸怎么办?何不以财产所有权人为主体,采用宣示性语言:财产是不可侵犯的权利,未经许可和 (或)经法定程序,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侵犯。

《南方周末》新年特刊教育版1月9日调查版发表的《贾维茵:在北京冬日的阳光后》和《东坡肘子夭亡谁之过》两篇报道,就是恶仆变脸、臣民遭遇 飞来横祸案例。84岁高龄的贾老,毕业于张伯苓创办的南开中学,受乃师影响,终生以私人办学、为社会培育人才为理想。1984年,他个人投资创办以爱国诗 人屈原在《离骚》中的名字命名的正则文化补习学校。1992年,顺应北京市有关方面探索教育改革新路子的想法,应市教育局要求,自己出资20万元创办北京 第一所民办中学 正则中学。贾沤心沥血,理想终于得到回报:到1998年底,不仅没有举债,还积累现金80多万,此外还拥有了计算机房、语音室、汽车、印刷设备等,学校 的财产从20万元变成了300多。

福兮祸所伏,肥肉难免要被公仆们咬一口。是年4月,朝阳区教委根据市教委下发的一纸贯彻国务院《社会力量办学条例》实施细则,下文声称:贾已年届 八旬,校董会应当另聘不超过70岁的人担任校长。由于该校系贾的个人产业,董事会其它成员均是贾所聘,他便应要求推荐一位知名教师接替其兼任的校长职务。 区教委连续三次下文要求另换校长未果,干脆作出《关于临时接管私立正则中学的决定》,将贾淘汰出局。他对这种掠夺了学校的全部产业,剥夺了举办人的所有 权利的行径不服,来了个民告官。作为政府后院的人民法院当然要维护代表最大多数人民根本利益的人民政府利益,不能给予这位好事者司法救济:以法律的 名义宣布他败诉。这位倾囊办学,至今尚无住房的老人,在耄耋之年被赶出了自己办的学校。

就曾经风光一时的地方知名品牌东坡肘子从市场上消失一案,四川一位资深律师评价道:这是公共权力赤裸裸地剥夺公民财产的一个典型案例。 私营业主吴光安于1990年投资兴办眉山县永寿食品厂,生产腌腊制品。因经营有术,产品在四川名优产品展销会上引起轰动,受到县领导表扬。第二年又开发出 风味独特、携带方便、市场供不应求的软包装东坡肘子。次年,向国家专利局申请了专利。为了扩大生产规模,他申请将企业更名为县乡镇企业局直属集体企 业,却不料此举乃舍身饲虎。1993年3月16日,县乡镇企业局突然下文,决定免去吴光安眉山县东坡食品厂厂长职务,使之成为局外人。吴将该局告上乐 山市中级法院法庭,一审判决认为该局任免决定无法律根据,属行政越权行为,应予撤消。在县领导支持下,该局向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高级人民法院政 策水平自然比下级高级,委托四川省国有资产管理局进行鉴定,结果国家没有投资一分钱的企业,摇身一变成了全民所有,该院顺理成章地作出高级终审判 决:撤消造成国有资产流失的一审判决,厂子归作为地方人民政府职能部门的该局所有。更惨的是,就在他四处申诉、上访的时候,县里加大了对他的打击力度, 眉山县人民检察院于1994年6月以涉嫌贪污罪将贼心不死的吴逮捕关押了半年,并不失时机地于1995年1月1日《国家赔偿法》生效前夕,将其释放,以免 将来造成国家财产损失。该局将私人财产收归国有后,并未按当初的任免决定任命厂长,而是由局长郑金泉任命自己亲自出任。鹊巢鸠占后,郑厂长(局长)就开始 代表最先进的生产力 改制:积极引进县领导的内部投资,自己则集资高达149.2万元。谁知天公不作美,人无完人,好强盗不一定是好老板,改制不到两年,该厂因经营不善濒临破 产。经过吴几年漫长而艰辛的到市里、省里和中央上访,该案惊动了全国人大,终于出现转机。1998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向最高人民法院提出行政抗诉,后经指 令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按审判监督程序再审,撤消二审判决,维持了原一审判决。吴在6年后等来了这张沾满泪水的判决,兴高采烈回到眉山县,才发现不过是竹篮 打水一场空:郑局长开始抽逃资金,自己请求法院依法执行却执行不了。直到2002年,这家已经死亡的工厂依旧还控制在有关部门手中。

去年岁末,我在《东方文化》发表的《MBO:最后的晚餐?》一文中指出:包括MBO(管理层收购)在内的由内部人主导的国企改制,不过是一场 瓜分大农庄时代公共遗产的最后晚餐。在此,我要做点补充:只要父权依旧独尊,民权得不到伸张,财产权得不到宪法和法律平等、有效的保护,这块土地就会提供 绵绵不断的免费早餐(化私为公)和晚餐(化公为私)。

对于深谙国家保护个中奥秘的先进生产力代表们,自然别有一番风味。它不仅是权钱交易、功名利禄四喜临门的挡风避雨大伞,还是权力和金钱比 翼齐飞。《南方周末》新年特刊权利版用两版篇幅发表的《蒋锡培:好风送我》就是这样的权利 宣言:彩色照片文字提示白手起家的亿万富翁、游刃有余的红色商人都不足以概括时代赋予蒋锡培的意义。拥有能力、财富与机遇的蒋锡培,应该被视为推动 中国社会政治平权的直接参与者与首批收获者。 该报道虽不及《金瓶梅词话》刻画的明末那位补服加身的西门大官人生动形象,却也活脱一幅清末洋务运动中发迹的红顶商人胡雪岩再生像。这位当年在高考中 败北的农家子弟,作为江苏代表团中唯一的亿万富翁,去年11月8日在中共16大上亮相后,毫不掩饰地说:我喜欢钱,越多越好,也喜欢名誉和地位。 他也曾有过被侮辱和被损害的历史,但他不乏中国农民的勤劳、智能、狡黠和强烈的发财致富、出人头地欲望,很识时务,不像衡阳宾馆那位党内同志脑子有雾:那 位拒绝借东风,结果被组织遗弃;这位则好风送我扶摇直上,由允许发展的个体户变为党内同志,咸与维新,脚扎资本主义泥坑,脑袋却伸进共产主义天堂,成 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生产力的新生代表。

1980年代,个体户遭遇到的往往是歧视,以及某些力量的宰割。作为对应,蒋满脑子想的,是面对某些权力部门如何周旋、躲避。 1987年,他和皖北一家国有企业打官司,一审、二审均败给不是一个等量级的对手,50万血汗钱化为乌有,靠卖准备用于行贿(文中用礼物这个特色字 眼)的宜兴陶器、欠款搭车才得以回家。1988年做电缆生意时,经常采用乘虚而入的冲关等方法逃避沿途各种名目的税费关卡,却往往被道高一丈的执法人员逮 著。这样一来,他学会了融通,从政策夹缝中抠出个百万富翁。蒋在199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件另人费解的事。 因为89风波以后私营经济正遭到打压。其实,费解的不过是难言的手段。蒋是一个豁得出去的拼命三郎。范道乡党委书记、现任宜兴市委副书记的张伯宏,就 是蒋努力搞好与政府关系、发展政治资源、向党靠拢的有力带路人。1992年,张书记对蒋说,你把自己的企业变成镇办集体企业,我们帮你落实优惠政策, 厂子还让你干。生为唐僧身,岂敢怕人咬,蒋比上述案例中的贾、吴聪明何止十分。这一次,他决定上刀山与狼共舞,演出改革版《智取威虎山》:将500万元私 人财产拱手奉献人民政府,同时交出支配金钱和个人收入多寡的自由。付出当然有回报。他立马得到相应补偿:任命为乡长助理,企业也摆脱了税收、贷款等诸多政 策性限制,两年后总资产即达5000万元,比改制前增长10倍。蒋自己也认为:从表面上看,个人的确失去了财富,但从长远的利益来看,个人在这个过程 中,得到了最大的发展空间。 好精明的红顶商人。这顶红帽子密切了他和宜兴市政府官员的联系。1995年,在蒋与宜兴市官员考察归国途中,市领导语重心长地希望他与时俱进,实 行股份制改革。这一次,他又决定下火海,最终完成凤凰涅槃:领导指引他再度掌握自己的财富;他也因一贯听党的话,是年被市委任命为乡党委副书记。如此变戏 法,直叫人感叹:败也萧何,成也萧何。从放权让利中尝到甜头、摸到窍门的蒋,深谙权力、柯断和利润三要素间的勾搭关系,决定用游刃有余的老套路去左右 逢源,勇攀拥有权力和市场的电力柯断行业高枝。1997年,经过长达半年的游说,终于获得与高层决策者会面的机会,这成为蒋与自己的企业走向全国的 重要契机。是年,蒋将所属远东股份公司企业员工股中68%的股权无偿让渡给中国电力部门下属的中国华能集团公司等四大国有电力公司,由华能集团一位司局 级干部担任新远东股份公司董事长,自己屈居下位,主动失去对企业的控制权。结果当然是一个很时尚的字眼:共赢。销售创历史新高,华能等四家公司每年获得 110%回报。到2001年,他在经营上逐步地获取了额外的资本:政策的支持和市场的绝对占有优势,是无可替代的资本升值的源泉;而与国家柯断集团的合 作,为他的社交环境创造了更为有利的空间。

2000年,他又用手中的财富和他营造的平台开始说话。 4月底,他在人民大会堂出席了全国劳动模范表彰大会,10天后又在南京参加了由江泽民主持召开的党建工作座谈会,向总书记汇报了公司党建工作情况。不久, 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开始学习总书记的三个代表伟大思想。三个代表使原本就不排斥政治的蒋锡培高度兴奋起来,在许多机关和国企政治意识都渐渐淡 化的今天,他却在自己的企业里开始大讲政治,大搞党建。按他的说法,党建工作和经济工作要同频共振。在与官方结成连理枝后,蒋又开始与之比翼双飞,走出 第四步:拿出1亿多元向华能等回收股权,结束长达5年的甜蜜联姻。他通过漫漫曲线救国路,使自己功名利禄全线丰收,自称:可以理直气壮地说:政府给了我 环境,我给政府更多的回报。

相信他明天会更好。至于该市一位官员说他代表了中国民营企业拥有政治平权的开始。我倒觉得,这类平权还是越少越好。

当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还赫然写在宪法序言中的时候,很难指望民权能够得到伸张,财产权能够得到宪法和法律平等、有效的保护。即便推出允许资本家 入党的三个代表理论,也不会改变问题的实质。尽管如此,如果选举谁是最爱国的人? 我肯定投那些投桃报李的公仆和暴发户的票:他们没有理由不无限热爱这个为之坦露无限春光的祖国母亲。我只能祈求国人有朝一日能够依据宪法和法律理直气壮地 对公仆和流氓大亨们说:不,这是我的东西,未经许可你不能碰它!

2003年3月8日


(作者沈良庆,评论家,自由撰稿人,现居大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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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ivate Property Rights: Basic Safeguards for Human Rights


肯定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作者沈良庆认为,是杜绝官场腐败、保护基本人身权利的重要前提。

Making private property rights constitutional rights, Shen Liangqing argues, is an important prerequisite for eliminating official corruption and protecting basic human rights.




(一) 人人得有单独的财产所有权以及同他人合有的所有权。
(二) 任何人的财产不得任意剥夺。
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第十七条


(二)人人在行使他的权利和自由时,只受法律所规定的限制,确定此种限制的唯一目的在于保证对旁人的权利和自由给予应有的承认和尊重,并在一个民主的社会中适应道德、公共秩序和普遍福利的正当需要。

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第二十九条


目前,工商联政协委员和人大代表正在十届人大会场呼吁将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条款写入中国宪法,为公私财产提供同等宪法保护。财产 权这个资产阶级法权不仅是自由和人权的基本物质保障,其本身就是一条人权。刘军宁的《财产权:每个人的正当权利》认为:人的一切权利最终都可以归结为 财产权;剥夺了一个人的财产权就等于剥夺了他的一切权利。

中国历史上也不乏藏富于民、民无?痦ㄐA则无?琱腄芋B民贵君轻、与民休息之类有利于保护私人财产的亲民、富民思想和政策。遗憾的 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家天下制度,往往导致圣君贤相良吏顺民的不可多得。碰上昏君愚相贪吏暴民,私人财产权即遭粗暴践踏,无论上 智下愚,求为田舍翁而不得矣。

中国在近代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囿于强势的集权专制文化传统和救亡的迫切要求,胡适希望通过自下而上渐进改革,走一条英美式的、以个人主义价值观 为核心的道路。陈独秀希望通过自上而下社会革命,走苏俄式的、以集体主义价值观为核心的道路。建立共产主义乌托邦的激进主义如鱼得水,大获全胜。毛泽东在 通过暴力手段剥夺私人财产权(如打土豪分田地,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农业合作化运动),在革了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命,建成一大二公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系 同时,也革了自由、民主、法治、人权的命。文化大革命中一手大揪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一手大割党外自发的资本主义尾巴,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 最彻底的决裂。其得意门生陈伯达秉承懿旨,从理论高度狠批资产阶级法权,主张彻底废除商品货币关系。

为了让僵化的官僚集权体制得以运转,挽救濒临破产的社会经济,邓小平领导了以放权让利为手段、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为目的,和共同富裕为借口的 经济体制改革和仅仅以提高集权体制行政效率为目的的有限的政治体制改革。这种改革方案,企图在维护新阶级柯断全部权力和资源的同时,实现经济现代化。 邓小平的说法,就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总路线,全然不顾市场发育需要与之相辅相成的政治法律制度和社会意识形态等社 会环境。

结果可想而知:权力商品化使整个官场形成制度化腐败;不平等竞争导致整个社会严重贫富两极分化,大农庄时代国民集体积累的财富和新增财富聚集到极 少数权贵手中,沉默的大多数沦为被侮辱和被损害的弱势群体。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既不同于斯大林、毛泽东的社会主义,不同于西方民主国家,也不同于希 特勒的国家社会主义,甚至不同于标榜亚洲价值观的裙带资本主义,是一个十足的非典型性官僚资本主义怪胎。

引进市场机制、建立新的产权关系,为包括财产权在内的民事立法奠定了理论和现实基础。1953年我国启动制订民法典立法议程,多次流产后,直到 1986年才由新经济成分催生了肢体不够健全、模样不够美观的《民法通则》。1954、1975和1978年三部宪法中均有国家保护公民的合法(75宪 法为劳动)收入、储蓄、房屋和其它生活资料的所有权。(54宪法为过渡时期,存在资本家所有制,第10条专门对此进行利用、限制和改造,要鼓 励和指导它们转变为各种不同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逐步以全民所有制代替资本家所有制)1982年宪法第12条将这些条款中的其它生活资料的所有 权修改为其它合法财产的所有权。 这是极其有意味的,不显山不露水地为生产资料领域的私人财产权和非按劳分配方式留下可能空间。更加有意味的是在传统的社会主义公共财产不可侵犯条款中 加入神圣二字。这决不是简单的防守。其一,它可以反击民众对大农庄时代所作贡赋的剩余索取权;其次,与不完全市场经济中大锅饭和父爱依旧在场 相适应,可以将财产权分为三六九等,为不平等竞争提供宪法保护;其三,宪法保护的差序格局为以强凌弱、以大欺小,以国家(公)的名义侵犯私人财产权提供现 实依据并埋伏未来更大的伏笔。

1982年以后的三次宪法修订都与私人财产权有关,包括对私营经济地位和市场经济的肯定和接受。这一切都是开放社会的压力、市场力量自身的生长和 与传统社会权力、意识形态系统博弈的结果。2002年底,在激烈的争吵声中,民法典草案首次提交九届人大常委会审议,其中新增的《物权法》中保护私人财产 权的条款最为引人瞩目。起草人杨立新感慨道:中国民事立法所经历的过程,就是从不重视市场经济到重视市场经济,从不重视人权到重视保护人权的过程。 主要起草人王利明寄希望于借助民法典的制定和颁行,可以有效地培养人们的权利意识和平等观念,促进中国市民社会的缔造,奠定依法治国的基础。 对于起草人的乐观,法学界有不少悲观论调,有人担心该草案在吸引了足够的眼球后,像《监督法》一样泥牛入海无消息。有人质疑,到底应该制定一部什么样的民 法典,是私权利本位还是公权力本位?江平指出:起草侧重点放在规范民事活动还是规定民事权
利,反映了不同的立法思想;民法就是要确立这样的精神 在庞大的国家公权力面前筑起一道私权利保护?晼A但我们的民法典现在缺乏的恰恰就是这个。 当个人利益和国家利益发生冲突时,总是理所当然地要前者让位给后者。如《国家赔偿法》的颁行,可以说是伟大的历史进步;若同西方国家比较,无论从 立法思想、获得赔偿的可能与成本,还是赔偿与损害的比值(即便将经济发展水平考虑进来),都很难说与时俱进。为了维护神圣不可侵犯的国家财产,人 大常委会毫不迟疑地拒绝了官方民法专家学者为了解决国家危害后果与赔偿不相称问题而提出的将国家赔偿纳入民事赔偿,按民事赔偿标准进行国家赔偿的建议!

引述刘军宁的两句话:只有明确财产权才能及时制止权贵对他人财产的劫掠;如果宪法和法律不对公民的私有财产加以保护,就会为贪官污吏鱼肉百姓、攫 取他人财产大开方便之门;财产权是对正当取得的财产的权利。产权模糊导致公私财产无差别, 一律得不到保护。私人财产权不够神圣级别,缺乏有效法律保护自不待言,神圣不可侵犯的公有财产,在大农庄时代也因为主人是虚拟的集合概念,实际占 有、使用、处分和受益的是人民公仆,每个具体的公仆亦非名义主人,名实不符的结果导致资源不能有效配置,表现为特权和浪费,并非一些人所美化的官场清廉和 百姓平等享用社会主义优越性(看看1960年大批饿殍的惨景即可明白);在市场化的今天,权力以加速度疯狂商品化,公仆们在任意践踏私人财产权(如任意收 缴税费、任意罚没财物,任意以国家和社会需要的名义征用、拆迁等等)的同时,利用掌勺者的优势地位独占大锅饭,肆无忌惮地鲸吞神圣的公有财产。

今年2月13日《南方周末》调查版刊载的长篇报道《衡阳宾馆:被瓜分的唐僧肉》,就是在一场改制闹剧下,仅数月时间,一个本在正常经营的国 有企业就几乎成了一个空壳。 价值7000元一台的彩电,以300元一台私分;4万元一套的音响卖500元一套;6万元一幅的国画以500元一幅出售、数千元一瓶的洋酒以每瓶5元内 部处理;拿不走的贵重设备,如价值20多万的程序控制交换机、动力装置等,当作垃圾扔掉;剩下很多家具,干脆一把火烧掉。宾馆内大火整整烧了两天。所为 何来?改制。罗兰夫人在上大革命断头台时说的那句话,在当下中国语境中可以表述为:改革,多少罪恶可以假汝之名以行之!该宾馆的地位相当于北京的钓鱼台和 此间的稻香楼,直属衡阳市政府,原本经营得不错,市政府一位官员却难得胡涂,介绍一位商人找宾馆总经理商议改制事宜,要对宾馆实行零破产。偏偏这位老 兄不胡涂,认为这是变相无偿吞并国有资产,竟敢螳臂当道,反对政府领导与时俱进的改革方案。领导对这位独断专行的下属,本著党一贯的教育、改造、挽 救和给出路政策,向其许愿:只要让出宾馆,即可官升正处级。谁知他楞是不领情,企图按照国家关于企业改制的书面说法进行股份制改革,以达到不让市政 府官员直接插足宾馆经营管理的目的。这种一意孤行、踢开党委闹革命的做法,自然引起官员们公愤。审计局打前站,对宾馆资产进行审计,号令职工大胆揭发。实 在查不出任何问题,有关部门只好下令免去其职务,
调回市政府接待处另行安排工作。 新官上任第一把火就是告诉职工,我不懂经营,也不会去抓经营。叫我来,就是让我把宾馆包出去。 第二把火就是让宾馆停业,整天和官员们在麻将桌上经营。 第三把火就是让子虚国乌有乡的一家港资公司 租赁经营这家知名的国营宾馆。承租人一来就要了数十万元财物,原拟无偿笑纳,在职工压力下,终于以1万元的天价卖下来。后来,失业下岗的职工联合凑钱 请律师调查、控告,才捅了马蜂窝。记者调查后发现诸多怪事:1,一位提供证据的宾馆保安由于害怕打击报复而外出躲避,市府秘书长邹文辉亲自给保安的父母打 电话,限令他5日内去衡阳报到,否则就让公安局抓人;2,接待举报的公安、纪检等部门拒绝受理该案,理由是这么大一个宾馆搞成这样,肯定有很大的背景, 查起来很麻烦的,领导不批,我们不查;3,职工们不得已自己强行查帐,虽然只查了冰山一角,就发现租赁出去后,不到两个月时间,仅宾馆办主任经手报 销的单据就有4万多元,用于承租人招待改制有功的官员们吃喝嫖赌。有一张已报销的白纸条价值9000元,连用途亦不注明。 有关方面迅即下令不准查帐。当记者向中共衡阳市委徐
明华书记通报调查结果时,徐信誓旦旦:一定要将此事查个水落石出。他气壮如牛地反问:我市委书记让查,谁敢不查? 说明媒体的舆论监督对反腐倡廉有积极作用。党的领导言出必行,当晚即召开常委会。会上,一位副市长理直气壮地提出异议:这次记者搞到邹秘书长头上,下次不 知又要搞到谁。一语惊醒梦中人,立即得到众常委附和。

结果如何,该报没有说。这说明媒体的第四权并不等于实际权力,党领导反腐倡廉亦有难言之隐,只有权力制衡的司法独立,才能有效防范议行合一、民主集中制下的权力滥用。

上述案例说明,神圣二字无助于防止国有资产大量流失。江平、梁治平均认为要超越公、私范畴,为财产提供平等的宪法和法律保护,而不必宣示财 产神圣不可侵犯。值得注意的是,宪法和提交九届人大常委会审议的《物权法》涉及私人财产权的条款中,均有宣示公权力的国家保护字眼。公仆们愿意义务 提供国家保护品牌的优质服务,固为臣民之福,倘若恶仆变脸怎么办?何不以财产所有权人为主体,采用宣示性语言:财产是不可侵犯的权利,未经许可和 (或)经法定程序,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侵犯。

《南方周末》新年特刊教育版1月9日调查版发表的《贾维茵:在北京冬日的阳光后》和《东坡肘子夭亡谁之过》两篇报道,就是恶仆变脸、臣民遭遇 飞来横祸案例。84岁高龄的贾老,毕业于张伯苓创办的南开中学,受乃师影响,终生以私人办学、为社会培育人才为理想。1984年,他个人投资创办以爱国诗 人屈原在《离骚》中的名字命名的正则文化补习学校。1992年,顺应北京市有关方面探索教育改革新路子的想法,应市教育局要求,自己出资20万元创办北京 第一所民办中学 正则中学。贾沤心沥血,理想终于得到回报:到1998年底,不仅没有举债,还积累现金80多万,此外还拥有了计算机房、语音室、汽车、印刷设备等,学校 的财产从20万元变成了300多。

福兮祸所伏,肥肉难免要被公仆们咬一口。是年4月,朝阳区教委根据市教委下发的一纸贯彻国务院《社会力量办学条例》实施细则,下文声称:贾已年届 八旬,校董会应当另聘不超过70岁的人担任校长。由于该校系贾的个人产业,董事会其它成员均是贾所聘,他便应要求推荐一位知名教师接替其兼任的校长职务。 区教委连续三次下文要求另换校长未果,干脆作出《关于临时接管私立正则中学的决定》,将贾淘汰出局。他对这种掠夺了学校的全部产业,剥夺了举办人的所有 权利的行径不服,来了个民告官。作为政府后院的人民法院当然要维护代表最大多数人民根本利益的人民政府利益,不能给予这位好事者司法救济:以法律的 名义宣布他败诉。这位倾囊办学,至今尚无住房的老人,在耄耋之年被赶出了自己办的学校。

就曾经风光一时的地方知名品牌东坡肘子从市场上消失一案,四川一位资深律师评价道:这是公共权力赤裸裸地剥夺公民财产的一个典型案例。 私营业主吴光安于1990年投资兴办眉山县永寿食品厂,生产腌腊制品。因经营有术,产品在四川名优产品展销会上引起轰动,受到县领导表扬。第二年又开发出 风味独特、携带方便、市场供不应求的软包装东坡肘子。次年,向国家专利局申请了专利。为了扩大生产规模,他申请将企业更名为县乡镇企业局直属集体企 业,却不料此举乃舍身饲虎。1993年3月16日,县乡镇企业局突然下文,决定免去吴光安眉山县东坡食品厂厂长职务,使之成为局外人。吴将该局告上乐 山市中级法院法庭,一审判决认为该局任免决定无法律根据,属行政越权行为,应予撤消。在县领导支持下,该局向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高级人民法院政 策水平自然比下级高级,委托四川省国有资产管理局进行鉴定,结果国家没有投资一分钱的企业,摇身一变成了全民所有,该院顺理成章地作出高级终审判 决:撤消造成国有资产流失的一审判决,厂子归作为地方人民政府职能部门的该局所有。更惨的是,就在他四处申诉、上访的时候,县里加大了对他的打击力度, 眉山县人民检察院于1994年6月以涉嫌贪污罪将贼心不死的吴逮捕关押了半年,并不失时机地于1995年1月1日《国家赔偿法》生效前夕,将其释放,以免 将来造成国家财产损失。该局将私人财产收归国有后,并未按当初的任免决定任命厂长,而是由局长郑金泉任命自己亲自出任。鹊巢鸠占后,郑厂长(局长)就开始 代表最先进的生产力 改制:积极引进县领导的内部投资,自己则集资高达149.2万元。谁知天公不作美,人无完人,好强盗不一定是好老板,改制不到两年,该厂因经营不善濒临破 产。经过吴几年漫长而艰辛的到市里、省里和中央上访,该案惊动了全国人大,终于出现转机。1998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向最高人民法院提出行政抗诉,后经指 令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按审判监督程序再审,撤消二审判决,维持了原一审判决。吴在6年后等来了这张沾满泪水的判决,兴高采烈回到眉山县,才发现不过是竹篮 打水一场空:郑局长开始抽逃资金,自己请求法院依法执行却执行不了。直到2002年,这家已经死亡的工厂依旧还控制在有关部门手中。

去年岁末,我在《东方文化》发表的《MBO:最后的晚餐?》一文中指出:包括MBO(管理层收购)在内的由内部人主导的国企改制,不过是一场 瓜分大农庄时代公共遗产的最后晚餐。在此,我要做点补充:只要父权依旧独尊,民权得不到伸张,财产权得不到宪法和法律平等、有效的保护,这块土地就会提供 绵绵不断的免费早餐(化私为公)和晚餐(化公为私)。

对于深谙国家保护个中奥秘的先进生产力代表们,自然别有一番风味。它不仅是权钱交易、功名利禄四喜临门的挡风避雨大伞,还是权力和金钱比 翼齐飞。《南方周末》新年特刊权利版用两版篇幅发表的《蒋锡培:好风送我》就是这样的权利 宣言:彩色照片文字提示白手起家的亿万富翁、游刃有余的红色商人都不足以概括时代赋予蒋锡培的意义。拥有能力、财富与机遇的蒋锡培,应该被视为推动 中国社会政治平权的直接参与者与首批收获者。 该报道虽不及《金瓶梅词话》刻画的明末那位补服加身的西门大官人生动形象,却也活脱一幅清末洋务运动中发迹的红顶商人胡雪岩再生像。这位当年在高考中 败北的农家子弟,作为江苏代表团中唯一的亿万富翁,去年11月8日在中共16大上亮相后,毫不掩饰地说:我喜欢钱,越多越好,也喜欢名誉和地位。 他也曾有过被侮辱和被损害的历史,但他不乏中国农民的勤劳、智能、狡黠和强烈的发财致富、出人头地欲望,很识时务,不像衡阳宾馆那位党内同志脑子有雾:那 位拒绝借东风,结果被组织遗弃;这位则好风送我扶摇直上,由允许发展的个体户变为党内同志,咸与维新,脚扎资本主义泥坑,脑袋却伸进共产主义天堂,成 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生产力的新生代表。

1980年代,个体户遭遇到的往往是歧视,以及某些力量的宰割。作为对应,蒋满脑子想的,是面对某些权力部门如何周旋、躲避。 1987年,他和皖北一家国有企业打官司,一审、二审均败给不是一个等量级的对手,50万血汗钱化为乌有,靠卖准备用于行贿(文中用礼物这个特色字 眼)的宜兴陶器、欠款搭车才得以回家。1988年做电缆生意时,经常采用乘虚而入的冲关等方法逃避沿途各种名目的税费关卡,却往往被道高一丈的执法人员逮 著。这样一来,他学会了融通,从政策夹缝中抠出个百万富翁。蒋在199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件另人费解的事。 因为89风波以后私营经济正遭到打压。其实,费解的不过是难言的手段。蒋是一个豁得出去的拼命三郎。范道乡党委书记、现任宜兴市委副书记的张伯宏,就 是蒋努力搞好与政府关系、发展政治资源、向党靠拢的有力带路人。1992年,张书记对蒋说,你把自己的企业变成镇办集体企业,我们帮你落实优惠政策, 厂子还让你干。生为唐僧身,岂敢怕人咬,蒋比上述案例中的贾、吴聪明何止十分。这一次,他决定上刀山与狼共舞,演出改革版《智取威虎山》:将500万元私 人财产拱手奉献人民政府,同时交出支配金钱和个人收入多寡的自由。付出当然有回报。他立马得到相应补偿:任命为乡长助理,企业也摆脱了税收、贷款等诸多政 策性限制,两年后总资产即达5000万元,比改制前增长10倍。蒋自己也认为:从表面上看,个人的确失去了财富,但从长远的利益来看,个人在这个过程 中,得到了最大的发展空间。 好精明的红顶商人。这顶红帽子密切了他和宜兴市政府官员的联系。1995年,在蒋与宜兴市官员考察归国途中,市领导语重心长地希望他与时俱进,实 行股份制改革。这一次,他又决定下火海,最终完成凤凰涅槃:领导指引他再度掌握自己的财富;他也因一贯听党的话,是年被市委任命为乡党委副书记。如此变戏 法,直叫人感叹:败也萧何,成也萧何。从放权让利中尝到甜头、摸到窍门的蒋,深谙权力、柯断和利润三要素间的勾搭关系,决定用游刃有余的老套路去左右 逢源,勇攀拥有权力和市场的电力柯断行业高枝。1997年,经过长达半年的游说,终于获得与高层决策者会面的机会,这成为蒋与自己的企业走向全国的 重要契机。是年,蒋将所属远东股份公司企业员工股中68%的股权无偿让渡给中国电力部门下属的中国华能集团公司等四大国有电力公司,由华能集团一位司局 级干部担任新远东股份公司董事长,自己屈居下位,主动失去对企业的控制权。结果当然是一个很时尚的字眼:共赢。销售创历史新高,华能等四家公司每年获得 110%回报。到2001年,他在经营上逐步地获取了额外的资本:政策的支持和市场的绝对占有优势,是无可替代的资本升值的源泉;而与国家柯断集团的合 作,为他的社交环境创造了更为有利的空间。

2000年,他又用手中的财富和他营造的平台开始说话。 4月底,他在人民大会堂出席了全国劳动模范表彰大会,10天后又在南京参加了由江泽民主持召开的党建工作座谈会,向总书记汇报了公司党建工作情况。不久, 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开始学习总书记的三个代表伟大思想。三个代表使原本就不排斥政治的蒋锡培高度兴奋起来,在许多机关和国企政治意识都渐渐淡 化的今天,他却在自己的企业里开始大讲政治,大搞党建。按他的说法,党建工作和经济工作要同频共振。在与官方结成连理枝后,蒋又开始与之比翼双飞,走出 第四步:拿出1亿多元向华能等回收股权,结束长达5年的甜蜜联姻。他通过漫漫曲线救国路,使自己功名利禄全线丰收,自称:可以理直气壮地说:政府给了我 环境,我给政府更多的回报。

相信他明天会更好。至于该市一位官员说他代表了中国民营企业拥有政治平权的开始。我倒觉得,这类平权还是越少越好。

当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还赫然写在宪法序言中的时候,很难指望民权能够得到伸张,财产权能够得到宪法和法律平等、有效的保护。即便推出允许资本家 入党的三个代表理论,也不会改变问题的实质。尽管如此,如果选举谁是最爱国的人? 我肯定投那些投桃报李的公仆和暴发户的票:他们没有理由不无限热爱这个为之坦露无限春光的祖国母亲。我只能祈求国人有朝一日能够依据宪法和法律理直气壮地 对公仆和流氓大亨们说:不,这是我的东西,未经许可你不能碰它!

2003年3月8日


(作者沈良庆,评论家,自由撰稿人,现居大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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