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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地与战争兼论我为何支持伊战 (首发)
余杰



伊拉克战争导致了六四之后十四年间中国知识分子最大的一次分化。在此之前,这种分化已经逐步凸现,人文精神讨论、自由主义与新左派的论争以及美国九一一恐怖袭击事件之后的论争,即是这种分化的先声。而伊拉克战争则使得这种分化更加明显和彻底了。

伊拉克战争爆发之后,由于我是中国大陆公开发言支持美英联军的少数知识分子之一,并因此在网络及传统媒体上受到了广泛的责难甚至谩骂。尽管如此, 我依然坚持自己的观点。在诸多指责中,有一种观点颇具代表性:既然你一直在宣传甘地的非暴力思想,并以甘地的信徒自居,那么你怎么能够公开支持这种最大的 暴力行为战争呢?

如此严厉的批评似乎将我陷入了一种自我矛盾的尴尬处境,如此尖锐的疑问似乎让我难以回答和辩解。如今,战争已经结束,结局与我的估计非常相近,而 与那些与我观点对你的朋友截然相反。当然,成败并不完全对应著正确或谬误。在此时刻,进一步彰显和理清争论背后价值立场的分野,自有其特殊的意义。因此, 我有必要来回应这种批评和疑问,我的回应或许能够更加清晰和深入地阐明我对战争和暴力、对自由和奴役的基本态度。我想,还是从甘地开始谈起吧。

作为非暴力之父,甘地以非暴力不合作的手段领导印度人民获得了独立,创造了一个殖民地人民追求自身解放事业的奇迹。甘地说过:非暴力是我们 人类所遵循的自然法则,正如暴力是野蛮的动物所遵循的自然法则一样。对于动物这一精神蛰伏于其体内,反映出来就是只有体格强壮才能生存这一法则。而人的尊 严要求其遵循更高的法则,即服从于精神的力量。那么,甘地的非暴力是否意味著顺从、懦弱、绥靖和无所作为呢?恰恰相反,甘地指出:目睹两人争斗就 吓得发抖或者逃之夭夭的人不是非暴力,而是个懦夫。非暴力的人会不惜生命来阻止这种争斗。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非暴力意味著对邪恶的毫不妥协、对独裁 的坚决拒绝和对真理的勇敢坚守。非暴力不能成为一个人选择去充当专制力量的帮凶、帮忙和帮闲的时候的幌子。那样的人是懦夫,那样的思想是甘地最厌恶的 东方文化中的劣根性。对此,甘地特别强调说:我的非暴力教义是非常积极的力量。它不容纳怯懦甚至优柔寡断。暴力的人有希望变得非暴力。懦夫却不然。也 就是说,非暴力不是消极的等待,而是积极的争取;非暴力不是懦夫的遮羞布,而是勇者的旗帜。对暴力的屈从和熟视无睹,不仅不是非暴力,而且是 对正义的亵渎。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甘地一直都毫不留情地批评懦夫的人生态度。

在甘地的一生中遭遇到过多次战争,他对某些战争持坚决的批评态度,这与他主张的非暴力思想是一致的;然而,甘地也曾经对若干战争持明确的支持 态度,这似乎与他本人的思想渊源不一致。但是,我们如果仔细分析甘地作出决定的深层原因,我们就会发现,甘地对这些战争的支持,依然符合他一贯的思想脉 络,同样是非暴力主义的组成部分。

一八九九年至一九Ο二年,荷兰移民同英国移民在南非掀起布尔战争。当时,甘地在南非工作,已经是当地印度侨民的领袖。他个人完全同情布尔人, 但他自愿于英方服役。国家的每一个人民,他解释说,不应事事坚持己见。当局或许并非一事无误,可是,人民应该效忠,适应、支持国家的决策,以履行国 民的义务。甘地如果鼓吹无为的中立政策,必然更受同胞的欢迎。但推诿逃避不是甘地的行为。他表示愿意将印度侨民编制为担架兵及医护兵,开上前线,或迳赴 医院帮佣。由Louis Fischer所著的《甘地传》中记载道:甘地负责指挥一支三百人的印度医护队,在当时拍摄的一张照片中,他身穿卡七制服,头戴时髦的阔边毛牛仔 帽,坐在衣著相似的二十一人当中。

《普勒多利亚时报》的英籍编辑维尔史登查,于一九一一年七月号的约翰尼斯堡《星光画报》里,撰文叙述斯比翁科普战役时采访前线的情形,他对甘地 作了这样的一番描述:一夜工作下来,体格再强健也会崩溃。我是清晨遇见甘地,他坐在路旁吃一块正规军配给的饼干,布勒部队里人人麻木消沉,事事成了怨咒 的对象。但甘地举止冷静自制,言谈愉悦自信,眼神慈蔼。他做对了一件事这种非正式的自我介绍,终于博得了友谊。纳塔耳战役期间,我在许多战场上遇见过 这个人和他瘦小、训练不足的队伍。需要救援,他们就来,行动谦虚。他们的精神不屈不挠。那个时候,甘地还仅仅是一个地区性的名人,而史登查已经从他的身 上观察到了超人的意志和精神力量。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时候,甘地已经是印度人民的精神领袖。在战争最危急的关头,英国驻印度总督安德禄邀请甘地到德里参加作战会议,希望甘地能够 说服印度人民支持英国,暂时停止对抗行动,并为战争提供人力和物力的支持。甘地参加了会议,并同意了关于招兵的议案。他用印度斯坦语说了一句话:我受责 任心的驱使,竭诚拥护这个议案。许多年之后,甘地在他的自传中写道:我在会议上所讲的那一句话,对我是意义重大的。我不能忘怀这次会议和我所支持的那 个决议。可见,他的这一决定经过了深思熟虑,绝非一时的冲动和失误,他一直都坚信自己的这一决定是正确的。

甘地亲自参与了招兵工作,他在自传中生动地描述了招兵工作所遇到的困难和误解:从前进行抗税运动的时候,人们很乐意把牛车免费给我们使用,而且 我们需要一个志愿人员的时候,便会来两个。现在连租车都租不到了,更不用说志愿人员了。然而我们并不灰心。我们决定不用车子,完全步行。这样,我们每日必 须走二十英里左右。在各地举办集会的时候,人们经常这样质问甘地:你是一个主张非暴力的人,你怎么叫我们拿起杀人的武器呢?政府为我们印度干过什 么好事,值得我们同它合作呢?

甘地支持战争,个人相当痛苦,对政治方面也极为不利。可是,他宁愿诉诸真理,而不求安逸和逃避。甘地在一份号召印度人民参加战争的传单中写道: 在英国统治印度期间所干的很多坏事中,历史会判定那个剥夺全印度武装的法令,是最大的坏事。如果我们想要取消这个法令,如果我们想要学习使用武器,这就 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如果在政府遭受考验的时刻,中产阶级肯出来帮助它,不信任就会消逝,而不准携带武器的禁令也就会撤销。他在给印度总督的信中,详 细阐述了自己的立场:我承认在这危急的时刻,我们必须像我们已经决定的那样给帝国以出自本意的和毫不含糊的支持,我们期望不久的将来,能成为这个帝国的 一个具有自治领导地位的伙伴。不过这是一个简单的真理:我们的响应是由于我们指望我们的目标能够更快地实现。甘地支持这场战争,因为他认为主动承担这 种责任能够带来相应的权利。他著眼于印度人民的未来,著眼于世界格局的变化,他相信战争未尝不能使印度人民离自由更近。所以,甘地在这封信中宣称:我 要使印度贡献她所有身强力壮的男儿在帝国告危的时刻为帝国牺牲我们懂得,我们只有全心全意地埋头苦干,把帝国从当前的危险中拯救出来,我们才能缩短达 到自治目标的行程。不承认这个基本的真理,那就是一种民族自杀。可以说,甘地的这封信既是写给印度总督看的,也是写给那些不理解他的人看的。

许多欧洲爱好和平的人士,如法国的黎牧师、托尔斯泰的友人彻得可夫等,都不同意甘地的立场,他们写信批评他支持两次南非战争及第一次大战。一九二 八年,甘地在一封信中答复道:这三场战争我确实都参与了。我不能和自己所属的社会脱离关系,这么做无异愚蠢有加。他解释说,对于他的非暴力思想, 不能作僵化和教条的理解。他进而提出处于能动态的非暴力的概念。什么是处于能动态的非暴力呢?甘地论述说:处于能动态的非暴力即意味著有意识地 磨难。它不是说要逆来顺受地屈从于行恶人的意志,而是要全身心地投入与强权的斗争。唯有遵循这条人类的法则,才可能以个人的力量与整个不公正的国家对抗, 以维护自身的荣誉、信仰和灵魂,为将来这个不公正国家的崩溃瓦解,或是新生重建,奠定基础。甘地从最初从事公共活动以来,就在不断地主张和平。但是,他 极少依赖抽象的思维来决定自己的基本态度,他从来就没有放弃全身心地投入与强权的斗争。

黑暗愈难突破,我的信心愈坚强,甘地在一九三九年二月六日说。他看到第二次世界大战逐渐逼近。在战争爆发之前,甘地就对英法等国的绥靖政策提 出了尖锐的批评。一九三八年,英国首相张伯伦和法国总理达拉第,在慕尼黑将捷克出卖给希特勒,当时许多民众还把慕尼黑和会看作是和平的胜利,张伯伦回 到英国的时候,在机场受到了英雄般的欢迎。甘地却一眼看穿了这次会议的实质:争取欧洲和平,是暴力扩张的结果。英法受挫于德、意联手发出的暴力气焰,可 以说是一败涂地。可是,德、意有何好处可得?这么做有益于人类的道德精神吗?

甘地是最早洞察法西斯主义本质的人之一,就在希特勒、墨索里尼和斯大林们的事业如日中天的时候,甘地却一针见血地分析说:希特勒和墨索里尼这两 个独裁领袖的哲学观,以怕屠杀为懦行。穷兵黩武只有独裁的下场。奉行非暴力精神的结果,可引来完全的民主制度、思想。苏俄如今已经无望了。苏俄有一个独裁 领袖,他空想和平,以为可用暴力手段得到和平。他意识到,在面对独裁者和战争狂人的威胁时,人可能也应该为了争取自己的权利而流血。

甘地的言论发表之后,纳粹报界野蛮抨击甘地的言论,威胁要向印度报复。甘地丝毫不为所动:我假如怕国家、自己、印德关系受害而犹豫,不愿把内心最深处认为百分之百合理的意见,表白出来,大可将自己视为懦夫。

同样,甘地对于日本帝国主义的亚洲的扩张和杀戮,也有相当清醒的认识。一九三八年十二月,日本国会议员高岗访问印度,企图用大东亚光荣圈的诱 饵拉拢正在为印度的民族独立而奋斗的甘地。甘地却毫不留情地对他说:如果大亚洲主义的宗旨在反欧洲,我绝不会认同。除非我们甘心让亚洲成为井底之蛙,永 不翻身,否则岂可有大亚洲主义?

甘地对这几次战争的支持,以及对法西斯主义、军国主义和极权主义等邪恶势力的痛恨,背后其实有一个坚定的价值观为支撑,这就是自由的价值观。正因 为有了对自由的坚守,非暴力思想才不至流于空疏和虚伪,非暴力思想才拥有了不朽的生命历。学者唐逸指出:践踏人的自由,便是践踏人的生命。 生命的本真便是自由。然而认识到这个事实,需要历史时间。现时人类中的相当一部分已经认识到基本自由权利是些什么。联合国人权公约有那么多国家签字,便是 证明。但签字的政府可能意在掩人耳目,并不打算认真遵守。只有同时有高效的法律程序和社会舆论支持,才有实现的条件(权利)。真正实现则需要人的行动。然 而出于人性弱点或对利益的错误理解(偏见),世界上总会有人反对自由,或扩张他自己的自由而损害他人的自由(所谓不公平或不平等),故?痡`需要有人为自 由而战。所以,我像甘地那样,支持一切为了自由而进行的战斗,包括此次的伊拉克战争。这是从另一个层面上实践非暴力主义,而不是对非暴力主义的 否定。

2003年8月18日

伊拉克战争导致了六四之后十四年间中国知识分子最大的一次分化。在此之前,这种分化已经逐步凸现,人文精神讨论、自由主义与新左派的论争以及美国九一一恐怖袭击事件之后的论争,即是这种分化的先声。而伊拉克战争则使得这种分化更加明显和彻底了。

伊拉克战争爆发之后,由于我是中国大陆公开发言支持美英联军的少数知识分子之一,并因此在网络及传统媒体上受到了广泛的责难甚至谩骂。尽管如此, 我依然坚持自己的观点。在诸多指责中,有一种观点颇具代表性:既然你一直在宣传甘地的非暴力思想,并以甘地的信徒自居,那么你怎么能够公开支持这种最大的 暴力行为战争呢?

如此严厉的批评似乎将我陷入了一种自我矛盾的尴尬处境,如此尖锐的疑问似乎让我难以回答和辩解。如今,战争已经结束,结局与我的估计非常相近,而 与那些与我观点对你的朋友截然相反。当然,成败并不完全对应著正确或谬误。在此时刻,进一步彰显和理清争论背后价值立场的分野,自有其特殊的意义。因此, 我有必要来回应这种批评和疑问,我的回应或许能够更加清晰和深入地阐明我对战争和暴力、对自由和奴役的基本态度。我想,还是从甘地开始谈起吧。

作为非暴力之父,甘地以非暴力不合作的手段领导印度人民获得了独立,创造了一个殖民地人民追求自身解放事业的奇迹。甘地说过:非暴力是我们 人类所遵循的自然法则,正如暴力是野蛮的动物所遵循的自然法则一样。对于动物这一精神蛰伏于其体内,反映出来就是只有体格强壮才能生存这一法则。而人的尊 严要求其遵循更高的法则,即服从于精神的力量。那么,甘地的非暴力是否意味著顺从、懦弱、绥靖和无所作为呢?恰恰相反,甘地指出:目睹两人争斗就 吓得发抖或者逃之夭夭的人不是非暴力,而是个懦夫。非暴力的人会不惜生命来阻止这种争斗。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非暴力意味著对邪恶的毫不妥协、对独裁 的坚决拒绝和对真理的勇敢坚守。非暴力不能成为一个人选择去充当专制力量的帮凶、帮忙和帮闲的时候的幌子。那样的人是懦夫,那样的思想是甘地最厌恶的 东方文化中的劣根性。对此,甘地特别强调说:我的非暴力教义是非常积极的力量。它不容纳怯懦甚至优柔寡断。暴力的人有希望变得非暴力。懦夫却不然。也 就是说,非暴力不是消极的等待,而是积极的争取;非暴力不是懦夫的遮羞布,而是勇者的旗帜。对暴力的屈从和熟视无睹,不仅不是非暴力,而且是 对正义的亵渎。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甘地一直都毫不留情地批评懦夫的人生态度。

在甘地的一生中遭遇到过多次战争,他对某些战争持坚决的批评态度,这与他主张的非暴力思想是一致的;然而,甘地也曾经对若干战争持明确的支持 态度,这似乎与他本人的思想渊源不一致。但是,我们如果仔细分析甘地作出决定的深层原因,我们就会发现,甘地对这些战争的支持,依然符合他一贯的思想脉 络,同样是非暴力主义的组成部分。

一八九九年至一九Ο二年,荷兰移民同英国移民在南非掀起布尔战争。当时,甘地在南非工作,已经是当地印度侨民的领袖。他个人完全同情布尔人, 但他自愿于英方服役。国家的每一个人民,他解释说,不应事事坚持己见。当局或许并非一事无误,可是,人民应该效忠,适应、支持国家的决策,以履行国 民的义务。甘地如果鼓吹无为的中立政策,必然更受同胞的欢迎。但推诿逃避不是甘地的行为。他表示愿意将印度侨民编制为担架兵及医护兵,开上前线,或迳赴 医院帮佣。由Louis Fischer所著的《甘地传》中记载道:甘地负责指挥一支三百人的印度医护队,在当时拍摄的一张照片中,他身穿卡七制服,头戴时髦的阔边毛牛仔 帽,坐在衣著相似的二十一人当中。

《普勒多利亚时报》的英籍编辑维尔史登查,于一九一一年七月号的约翰尼斯堡《星光画报》里,撰文叙述斯比翁科普战役时采访前线的情形,他对甘地 作了这样的一番描述:一夜工作下来,体格再强健也会崩溃。我是清晨遇见甘地,他坐在路旁吃一块正规军配给的饼干,布勒部队里人人麻木消沉,事事成了怨咒 的对象。但甘地举止冷静自制,言谈愉悦自信,眼神慈蔼。他做对了一件事这种非正式的自我介绍,终于博得了友谊。纳塔耳战役期间,我在许多战场上遇见过 这个人和他瘦小、训练不足的队伍。需要救援,他们就来,行动谦虚。他们的精神不屈不挠。那个时候,甘地还仅仅是一个地区性的名人,而史登查已经从他的身 上观察到了超人的意志和精神力量。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时候,甘地已经是印度人民的精神领袖。在战争最危急的关头,英国驻印度总督安德禄邀请甘地到德里参加作战会议,希望甘地能够 说服印度人民支持英国,暂时停止对抗行动,并为战争提供人力和物力的支持。甘地参加了会议,并同意了关于招兵的议案。他用印度斯坦语说了一句话:我受责 任心的驱使,竭诚拥护这个议案。许多年之后,甘地在他的自传中写道:我在会议上所讲的那一句话,对我是意义重大的。我不能忘怀这次会议和我所支持的那 个决议。可见,他的这一决定经过了深思熟虑,绝非一时的冲动和失误,他一直都坚信自己的这一决定是正确的。

甘地亲自参与了招兵工作,他在自传中生动地描述了招兵工作所遇到的困难和误解:从前进行抗税运动的时候,人们很乐意把牛车免费给我们使用,而且 我们需要一个志愿人员的时候,便会来两个。现在连租车都租不到了,更不用说志愿人员了。然而我们并不灰心。我们决定不用车子,完全步行。这样,我们每日必 须走二十英里左右。在各地举办集会的时候,人们经常这样质问甘地:你是一个主张非暴力的人,你怎么叫我们拿起杀人的武器呢?政府为我们印度干过什 么好事,值得我们同它合作呢?

甘地支持战争,个人相当痛苦,对政治方面也极为不利。可是,他宁愿诉诸真理,而不求安逸和逃避。甘地在一份号召印度人民参加战争的传单中写道: 在英国统治印度期间所干的很多坏事中,历史会判定那个剥夺全印度武装的法令,是最大的坏事。如果我们想要取消这个法令,如果我们想要学习使用武器,这就 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如果在政府遭受考验的时刻,中产阶级肯出来帮助它,不信任就会消逝,而不准携带武器的禁令也就会撤销。他在给印度总督的信中,详 细阐述了自己的立场:我承认在这危急的时刻,我们必须像我们已经决定的那样给帝国以出自本意的和毫不含糊的支持,我们期望不久的将来,能成为这个帝国的 一个具有自治领导地位的伙伴。不过这是一个简单的真理:我们的响应是由于我们指望我们的目标能够更快地实现。甘地支持这场战争,因为他认为主动承担这 种责任能够带来相应的权利。他著眼于印度人民的未来,著眼于世界格局的变化,他相信战争未尝不能使印度人民离自由更近。所以,甘地在这封信中宣称:我 要使印度贡献她所有身强力壮的男儿在帝国告危的时刻为帝国牺牲我们懂得,我们只有全心全意地埋头苦干,把帝国从当前的危险中拯救出来,我们才能缩短达 到自治目标的行程。不承认这个基本的真理,那就是一种民族自杀。可以说,甘地的这封信既是写给印度总督看的,也是写给那些不理解他的人看的。

许多欧洲爱好和平的人士,如法国的黎牧师、托尔斯泰的友人彻得可夫等,都不同意甘地的立场,他们写信批评他支持两次南非战争及第一次大战。一九二 八年,甘地在一封信中答复道:这三场战争我确实都参与了。我不能和自己所属的社会脱离关系,这么做无异愚蠢有加。他解释说,对于他的非暴力思想, 不能作僵化和教条的理解。他进而提出处于能动态的非暴力的概念。什么是处于能动态的非暴力呢?甘地论述说:处于能动态的非暴力即意味著有意识地 磨难。它不是说要逆来顺受地屈从于行恶人的意志,而是要全身心地投入与强权的斗争。唯有遵循这条人类的法则,才可能以个人的力量与整个不公正的国家对抗, 以维护自身的荣誉、信仰和灵魂,为将来这个不公正国家的崩溃瓦解,或是新生重建,奠定基础。甘地从最初从事公共活动以来,就在不断地主张和平。但是,他 极少依赖抽象的思维来决定自己的基本态度,他从来就没有放弃全身心地投入与强权的斗争。

黑暗愈难突破,我的信心愈坚强,甘地在一九三九年二月六日说。他看到第二次世界大战逐渐逼近。在战争爆发之前,甘地就对英法等国的绥靖政策提 出了尖锐的批评。一九三八年,英国首相张伯伦和法国总理达拉第,在慕尼黑将捷克出卖给希特勒,当时许多民众还把慕尼黑和会看作是和平的胜利,张伯伦回 到英国的时候,在机场受到了英雄般的欢迎。甘地却一眼看穿了这次会议的实质:争取欧洲和平,是暴力扩张的结果。英法受挫于德、意联手发出的暴力气焰,可 以说是一败涂地。可是,德、意有何好处可得?这么做有益于人类的道德精神吗?

甘地是最早洞察法西斯主义本质的人之一,就在希特勒、墨索里尼和斯大林们的事业如日中天的时候,甘地却一针见血地分析说:希特勒和墨索里尼这两 个独裁领袖的哲学观,以怕屠杀为懦行。穷兵黩武只有独裁的下场。奉行非暴力精神的结果,可引来完全的民主制度、思想。苏俄如今已经无望了。苏俄有一个独裁 领袖,他空想和平,以为可用暴力手段得到和平。他意识到,在面对独裁者和战争狂人的威胁时,人可能也应该为了争取自己的权利而流血。

甘地的言论发表之后,纳粹报界野蛮抨击甘地的言论,威胁要向印度报复。甘地丝毫不为所动:我假如怕国家、自己、印德关系受害而犹豫,不愿把内心最深处认为百分之百合理的意见,表白出来,大可将自己视为懦夫。

同样,甘地对于日本帝国主义的亚洲的扩张和杀戮,也有相当清醒的认识。一九三八年十二月,日本国会议员高岗访问印度,企图用大东亚光荣圈的诱 饵拉拢正在为印度的民族独立而奋斗的甘地。甘地却毫不留情地对他说:如果大亚洲主义的宗旨在反欧洲,我绝不会认同。除非我们甘心让亚洲成为井底之蛙,永 不翻身,否则岂可有大亚洲主义?

甘地对这几次战争的支持,以及对法西斯主义、军国主义和极权主义等邪恶势力的痛恨,背后其实有一个坚定的价值观为支撑,这就是自由的价值观。正因 为有了对自由的坚守,非暴力思想才不至流于空疏和虚伪,非暴力思想才拥有了不朽的生命历。学者唐逸指出:践踏人的自由,便是践踏人的生命。 生命的本真便是自由。然而认识到这个事实,需要历史时间。现时人类中的相当一部分已经认识到基本自由权利是些什么。联合国人权公约有那么多国家签字,便是 证明。但签字的政府可能意在掩人耳目,并不打算认真遵守。只有同时有高效的法律程序和社会舆论支持,才有实现的条件(权利)。真正实现则需要人的行动。然 而出于人性弱点或对利益的错误理解(偏见),世界上总会有人反对自由,或扩张他自己的自由而损害他人的自由(所谓不公平或不平等),故?痡`需要有人为自 由而战。所以,我像甘地那样,支持一切为了自由而进行的战斗,包括此次的伊拉克战争。这是从另一个层面上实践非暴力主义,而不是对非暴力主义的 否定。

2003年8月18日

伊拉克战争导致了六四之后十四年间中国知识分子最大的一次分化。在此之前,这种分化已经逐步凸现,人文精神讨论、自由主义与新左派的论争以及美国九一一恐怖袭击事件之后的论争,即是这种分化的先声。而伊拉克战争则使得这种分化更加明显和彻底了。

伊拉克战争爆发之后,由于我是中国大陆公开发言支持美英联军的少数知识分子之一,并因此在网络及传统媒体上受到了广泛的责难甚至谩骂。尽管如此, 我依然坚持自己的观点。在诸多指责中,有一种观点颇具代表性:既然你一直在宣传甘地的非暴力思想,并以甘地的信徒自居,那么你怎么能够公开支持这种最大的 暴力行为战争呢?

如此严厉的批评似乎将我陷入了一种自我矛盾的尴尬处境,如此尖锐的疑问似乎让我难以回答和辩解。如今,战争已经结束,结局与我的估计非常相近,而 与那些与我观点对你的朋友截然相反。当然,成败并不完全对应著正确或谬误。在此时刻,进一步彰显和理清争论背后价值立场的分野,自有其特殊的意义。因此, 我有必要来回应这种批评和疑问,我的回应或许能够更加清晰和深入地阐明我对战争和暴力、对自由和奴役的基本态度。我想,还是从甘地开始谈起吧。

作为非暴力之父,甘地以非暴力不合作的手段领导印度人民获得了独立,创造了一个殖民地人民追求自身解放事业的奇迹。甘地说过:非暴力是我们 人类所遵循的自然法则,正如暴力是野蛮的动物所遵循的自然法则一样。对于动物这一精神蛰伏于其体内,反映出来就是只有体格强壮才能生存这一法则。而人的尊 严要求其遵循更高的法则,即服从于精神的力量。那么,甘地的非暴力是否意味著顺从、懦弱、绥靖和无所作为呢?恰恰相反,甘地指出:目睹两人争斗就 吓得发抖或者逃之夭夭的人不是非暴力,而是个懦夫。非暴力的人会不惜生命来阻止这种争斗。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非暴力意味著对邪恶的毫不妥协、对独裁 的坚决拒绝和对真理的勇敢坚守。非暴力不能成为一个人选择去充当专制力量的帮凶、帮忙和帮闲的时候的幌子。那样的人是懦夫,那样的思想是甘地最厌恶的 东方文化中的劣根性。对此,甘地特别强调说:我的非暴力教义是非常积极的力量。它不容纳怯懦甚至优柔寡断。暴力的人有希望变得非暴力。懦夫却不然。也 就是说,非暴力不是消极的等待,而是积极的争取;非暴力不是懦夫的遮羞布,而是勇者的旗帜。对暴力的屈从和熟视无睹,不仅不是非暴力,而且是 对正义的亵渎。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甘地一直都毫不留情地批评懦夫的人生态度。

在甘地的一生中遭遇到过多次战争,他对某些战争持坚决的批评态度,这与他主张的非暴力思想是一致的;然而,甘地也曾经对若干战争持明确的支持 态度,这似乎与他本人的思想渊源不一致。但是,我们如果仔细分析甘地作出决定的深层原因,我们就会发现,甘地对这些战争的支持,依然符合他一贯的思想脉 络,同样是非暴力主义的组成部分。

一八九九年至一九Ο二年,荷兰移民同英国移民在南非掀起布尔战争。当时,甘地在南非工作,已经是当地印度侨民的领袖。他个人完全同情布尔人, 但他自愿于英方服役。国家的每一个人民,他解释说,不应事事坚持己见。当局或许并非一事无误,可是,人民应该效忠,适应、支持国家的决策,以履行国 民的义务。甘地如果鼓吹无为的中立政策,必然更受同胞的欢迎。但推诿逃避不是甘地的行为。他表示愿意将印度侨民编制为担架兵及医护兵,开上前线,或迳赴 医院帮佣。由Louis Fischer所著的《甘地传》中记载道:甘地负责指挥一支三百人的印度医护队,在当时拍摄的一张照片中,他身穿卡七制服,头戴时髦的阔边毛牛仔 帽,坐在衣著相似的二十一人当中。

《普勒多利亚时报》的英籍编辑维尔史登查,于一九一一年七月号的约翰尼斯堡《星光画报》里,撰文叙述斯比翁科普战役时采访前线的情形,他对甘地 作了这样的一番描述:一夜工作下来,体格再强健也会崩溃。我是清晨遇见甘地,他坐在路旁吃一块正规军配给的饼干,布勒部队里人人麻木消沉,事事成了怨咒 的对象。但甘地举止冷静自制,言谈愉悦自信,眼神慈蔼。他做对了一件事这种非正式的自我介绍,终于博得了友谊。纳塔耳战役期间,我在许多战场上遇见过 这个人和他瘦小、训练不足的队伍。需要救援,他们就来,行动谦虚。他们的精神不屈不挠。那个时候,甘地还仅仅是一个地区性的名人,而史登查已经从他的身 上观察到了超人的意志和精神力量。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时候,甘地已经是印度人民的精神领袖。在战争最危急的关头,英国驻印度总督安德禄邀请甘地到德里参加作战会议,希望甘地能够 说服印度人民支持英国,暂时停止对抗行动,并为战争提供人力和物力的支持。甘地参加了会议,并同意了关于招兵的议案。他用印度斯坦语说了一句话:我受责 任心的驱使,竭诚拥护这个议案。许多年之后,甘地在他的自传中写道:我在会议上所讲的那一句话,对我是意义重大的。我不能忘怀这次会议和我所支持的那 个决议。可见,他的这一决定经过了深思熟虑,绝非一时的冲动和失误,他一直都坚信自己的这一决定是正确的。

甘地亲自参与了招兵工作,他在自传中生动地描述了招兵工作所遇到的困难和误解:从前进行抗税运动的时候,人们很乐意把牛车免费给我们使用,而且 我们需要一个志愿人员的时候,便会来两个。现在连租车都租不到了,更不用说志愿人员了。然而我们并不灰心。我们决定不用车子,完全步行。这样,我们每日必 须走二十英里左右。在各地举办集会的时候,人们经常这样质问甘地:你是一个主张非暴力的人,你怎么叫我们拿起杀人的武器呢?政府为我们印度干过什 么好事,值得我们同它合作呢?

甘地支持战争,个人相当痛苦,对政治方面也极为不利。可是,他宁愿诉诸真理,而不求安逸和逃避。甘地在一份号召印度人民参加战争的传单中写道: 在英国统治印度期间所干的很多坏事中,历史会判定那个剥夺全印度武装的法令,是最大的坏事。如果我们想要取消这个法令,如果我们想要学习使用武器,这就 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如果在政府遭受考验的时刻,中产阶级肯出来帮助它,不信任就会消逝,而不准携带武器的禁令也就会撤销。他在给印度总督的信中,详 细阐述了自己的立场:我承认在这危急的时刻,我们必须像我们已经决定的那样给帝国以出自本意的和毫不含糊的支持,我们期望不久的将来,能成为这个帝国的 一个具有自治领导地位的伙伴。不过这是一个简单的真理:我们的响应是由于我们指望我们的目标能够更快地实现。甘地支持这场战争,因为他认为主动承担这 种责任能够带来相应的权利。他著眼于印度人民的未来,著眼于世界格局的变化,他相信战争未尝不能使印度人民离自由更近。所以,甘地在这封信中宣称:我 要使印度贡献她所有身强力壮的男儿在帝国告危的时刻为帝国牺牲我们懂得,我们只有全心全意地埋头苦干,把帝国从当前的危险中拯救出来,我们才能缩短达 到自治目标的行程。不承认这个基本的真理,那就是一种民族自杀。可以说,甘地的这封信既是写给印度总督看的,也是写给那些不理解他的人看的。

许多欧洲爱好和平的人士,如法国的黎牧师、托尔斯泰的友人彻得可夫等,都不同意甘地的立场,他们写信批评他支持两次南非战争及第一次大战。一九二 八年,甘地在一封信中答复道:这三场战争我确实都参与了。我不能和自己所属的社会脱离关系,这么做无异愚蠢有加。他解释说,对于他的非暴力思想, 不能作僵化和教条的理解。他进而提出处于能动态的非暴力的概念。什么是处于能动态的非暴力呢?甘地论述说:处于能动态的非暴力即意味著有意识地 磨难。它不是说要逆来顺受地屈从于行恶人的意志,而是要全身心地投入与强权的斗争。唯有遵循这条人类的法则,才可能以个人的力量与整个不公正的国家对抗, 以维护自身的荣誉、信仰和灵魂,为将来这个不公正国家的崩溃瓦解,或是新生重建,奠定基础。甘地从最初从事公共活动以来,就在不断地主张和平。但是,他 极少依赖抽象的思维来决定自己的基本态度,他从来就没有放弃全身心地投入与强权的斗争。

黑暗愈难突破,我的信心愈坚强,甘地在一九三九年二月六日说。他看到第二次世界大战逐渐逼近。在战争爆发之前,甘地就对英法等国的绥靖政策提 出了尖锐的批评。一九三八年,英国首相张伯伦和法国总理达拉第,在慕尼黑将捷克出卖给希特勒,当时许多民众还把慕尼黑和会看作是和平的胜利,张伯伦回 到英国的时候,在机场受到了英雄般的欢迎。甘地却一眼看穿了这次会议的实质:争取欧洲和平,是暴力扩张的结果。英法受挫于德、意联手发出的暴力气焰,可 以说是一败涂地。可是,德、意有何好处可得?这么做有益于人类的道德精神吗?

甘地是最早洞察法西斯主义本质的人之一,就在希特勒、墨索里尼和斯大林们的事业如日中天的时候,甘地却一针见血地分析说:希特勒和墨索里尼这两 个独裁领袖的哲学观,以怕屠杀为懦行。穷兵黩武只有独裁的下场。奉行非暴力精神的结果,可引来完全的民主制度、思想。苏俄如今已经无望了。苏俄有一个独裁 领袖,他空想和平,以为可用暴力手段得到和平。他意识到,在面对独裁者和战争狂人的威胁时,人可能也应该为了争取自己的权利而流血。

甘地的言论发表之后,纳粹报界野蛮抨击甘地的言论,威胁要向印度报复。甘地丝毫不为所动:我假如怕国家、自己、印德关系受害而犹豫,不愿把内心最深处认为百分之百合理的意见,表白出来,大可将自己视为懦夫。

同样,甘地对于日本帝国主义的亚洲的扩张和杀戮,也有相当清醒的认识。一九三八年十二月,日本国会议员高岗访问印度,企图用大东亚光荣圈的诱 饵拉拢正在为印度的民族独立而奋斗的甘地。甘地却毫不留情地对他说:如果大亚洲主义的宗旨在反欧洲,我绝不会认同。除非我们甘心让亚洲成为井底之蛙,永 不翻身,否则岂可有大亚洲主义?

甘地对这几次战争的支持,以及对法西斯主义、军国主义和极权主义等邪恶势力的痛恨,背后其实有一个坚定的价值观为支撑,这就是自由的价值观。正因 为有了对自由的坚守,非暴力思想才不至流于空疏和虚伪,非暴力思想才拥有了不朽的生命历。学者唐逸指出:践踏人的自由,便是践踏人的生命。 生命的本真便是自由。然而认识到这个事实,需要历史时间。现时人类中的相当一部分已经认识到基本自由权利是些什么。联合国人权公约有那么多国家签字,便是 证明。但签字的政府可能意在掩人耳目,并不打算认真遵守。只有同时有高效的法律程序和社会舆论支持,才有实现的条件(权利)。真正实现则需要人的行动。然 而出于人性弱点或对利益的错误理解(偏见),世界上总会有人反对自由,或扩张他自己的自由而损害他人的自由(所谓不公平或不平等),故?痡`需要有人为自 由而战。所以,我像甘地那样,支持一切为了自由而进行的战斗,包括此次的伊拉克战争。这是从另一个层面上实践非暴力主义,而不是对非暴力主义的 否定。

2003年8月18日

伊拉克战争导致了六四之后十四年间中国知识分子最大的一次分化。在此之前,这种分化已经逐步凸现,人文精神讨论、自由主义与新左派的论争以及美国九一一恐怖袭击事件之后的论争,即是这种分化的先声。而伊拉克战争则使得这种分化更加明显和彻底了。

伊拉克战争爆发之后,由于我是中国大陆公开发言支持美英联军的少数知识分子之一,并因此在网络及传统媒体上受到了广泛的责难甚至谩骂。尽管如此, 我依然坚持自己的观点。在诸多指责中,有一种观点颇具代表性:既然你一直在宣传甘地的非暴力思想,并以甘地的信徒自居,那么你怎么能够公开支持这种最大的 暴力行为战争呢?

如此严厉的批评似乎将我陷入了一种自我矛盾的尴尬处境,如此尖锐的疑问似乎让我难以回答和辩解。如今,战争已经结束,结局与我的估计非常相近,而 与那些与我观点对你的朋友截然相反。当然,成败并不完全对应著正确或谬误。在此时刻,进一步彰显和理清争论背后价值立场的分野,自有其特殊的意义。因此, 我有必要来回应这种批评和疑问,我的回应或许能够更加清晰和深入地阐明我对战争和暴力、对自由和奴役的基本态度。我想,还是从甘地开始谈起吧。

作为非暴力之父,甘地以非暴力不合作的手段领导印度人民获得了独立,创造了一个殖民地人民追求自身解放事业的奇迹。甘地说过:非暴力是我们 人类所遵循的自然法则,正如暴力是野蛮的动物所遵循的自然法则一样。对于动物这一精神蛰伏于其体内,反映出来就是只有体格强壮才能生存这一法则。而人的尊 严要求其遵循更高的法则,即服从于精神的力量。那么,甘地的非暴力是否意味著顺从、懦弱、绥靖和无所作为呢?恰恰相反,甘地指出:目睹两人争斗就 吓得发抖或者逃之夭夭的人不是非暴力,而是个懦夫。非暴力的人会不惜生命来阻止这种争斗。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非暴力意味著对邪恶的毫不妥协、对独裁 的坚决拒绝和对真理的勇敢坚守。非暴力不能成为一个人选择去充当专制力量的帮凶、帮忙和帮闲的时候的幌子。那样的人是懦夫,那样的思想是甘地最厌恶的 东方文化中的劣根性。对此,甘地特别强调说:我的非暴力教义是非常积极的力量。它不容纳怯懦甚至优柔寡断。暴力的人有希望变得非暴力。懦夫却不然。也 就是说,非暴力不是消极的等待,而是积极的争取;非暴力不是懦夫的遮羞布,而是勇者的旗帜。对暴力的屈从和熟视无睹,不仅不是非暴力,而且是 对正义的亵渎。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甘地一直都毫不留情地批评懦夫的人生态度。

在甘地的一生中遭遇到过多次战争,他对某些战争持坚决的批评态度,这与他主张的非暴力思想是一致的;然而,甘地也曾经对若干战争持明确的支持 态度,这似乎与他本人的思想渊源不一致。但是,我们如果仔细分析甘地作出决定的深层原因,我们就会发现,甘地对这些战争的支持,依然符合他一贯的思想脉 络,同样是非暴力主义的组成部分。

一八九九年至一九Ο二年,荷兰移民同英国移民在南非掀起布尔战争。当时,甘地在南非工作,已经是当地印度侨民的领袖。他个人完全同情布尔人, 但他自愿于英方服役。国家的每一个人民,他解释说,不应事事坚持己见。当局或许并非一事无误,可是,人民应该效忠,适应、支持国家的决策,以履行国 民的义务。甘地如果鼓吹无为的中立政策,必然更受同胞的欢迎。但推诿逃避不是甘地的行为。他表示愿意将印度侨民编制为担架兵及医护兵,开上前线,或迳赴 医院帮佣。由Louis Fischer所著的《甘地传》中记载道:甘地负责指挥一支三百人的印度医护队,在当时拍摄的一张照片中,他身穿卡七制服,头戴时髦的阔边毛牛仔 帽,坐在衣著相似的二十一人当中。

《普勒多利亚时报》的英籍编辑维尔史登查,于一九一一年七月号的约翰尼斯堡《星光画报》里,撰文叙述斯比翁科普战役时采访前线的情形,他对甘地 作了这样的一番描述:一夜工作下来,体格再强健也会崩溃。我是清晨遇见甘地,他坐在路旁吃一块正规军配给的饼干,布勒部队里人人麻木消沉,事事成了怨咒 的对象。但甘地举止冷静自制,言谈愉悦自信,眼神慈蔼。他做对了一件事这种非正式的自我介绍,终于博得了友谊。纳塔耳战役期间,我在许多战场上遇见过 这个人和他瘦小、训练不足的队伍。需要救援,他们就来,行动谦虚。他们的精神不屈不挠。那个时候,甘地还仅仅是一个地区性的名人,而史登查已经从他的身 上观察到了超人的意志和精神力量。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时候,甘地已经是印度人民的精神领袖。在战争最危急的关头,英国驻印度总督安德禄邀请甘地到德里参加作战会议,希望甘地能够 说服印度人民支持英国,暂时停止对抗行动,并为战争提供人力和物力的支持。甘地参加了会议,并同意了关于招兵的议案。他用印度斯坦语说了一句话:我受责 任心的驱使,竭诚拥护这个议案。许多年之后,甘地在他的自传中写道:我在会议上所讲的那一句话,对我是意义重大的。我不能忘怀这次会议和我所支持的那 个决议。可见,他的这一决定经过了深思熟虑,绝非一时的冲动和失误,他一直都坚信自己的这一决定是正确的。

甘地亲自参与了招兵工作,他在自传中生动地描述了招兵工作所遇到的困难和误解:从前进行抗税运动的时候,人们很乐意把牛车免费给我们使用,而且 我们需要一个志愿人员的时候,便会来两个。现在连租车都租不到了,更不用说志愿人员了。然而我们并不灰心。我们决定不用车子,完全步行。这样,我们每日必 须走二十英里左右。在各地举办集会的时候,人们经常这样质问甘地:你是一个主张非暴力的人,你怎么叫我们拿起杀人的武器呢?政府为我们印度干过什 么好事,值得我们同它合作呢?

甘地支持战争,个人相当痛苦,对政治方面也极为不利。可是,他宁愿诉诸真理,而不求安逸和逃避。甘地在一份号召印度人民参加战争的传单中写道: 在英国统治印度期间所干的很多坏事中,历史会判定那个剥夺全印度武装的法令,是最大的坏事。如果我们想要取消这个法令,如果我们想要学习使用武器,这就 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如果在政府遭受考验的时刻,中产阶级肯出来帮助它,不信任就会消逝,而不准携带武器的禁令也就会撤销。他在给印度总督的信中,详 细阐述了自己的立场:我承认在这危急的时刻,我们必须像我们已经决定的那样给帝国以出自本意的和毫不含糊的支持,我们期望不久的将来,能成为这个帝国的 一个具有自治领导地位的伙伴。不过这是一个简单的真理:我们的响应是由于我们指望我们的目标能够更快地实现。甘地支持这场战争,因为他认为主动承担这 种责任能够带来相应的权利。他著眼于印度人民的未来,著眼于世界格局的变化,他相信战争未尝不能使印度人民离自由更近。所以,甘地在这封信中宣称:我 要使印度贡献她所有身强力壮的男儿在帝国告危的时刻为帝国牺牲我们懂得,我们只有全心全意地埋头苦干,把帝国从当前的危险中拯救出来,我们才能缩短达 到自治目标的行程。不承认这个基本的真理,那就是一种民族自杀。可以说,甘地的这封信既是写给印度总督看的,也是写给那些不理解他的人看的。

许多欧洲爱好和平的人士,如法国的黎牧师、托尔斯泰的友人彻得可夫等,都不同意甘地的立场,他们写信批评他支持两次南非战争及第一次大战。一九二 八年,甘地在一封信中答复道:这三场战争我确实都参与了。我不能和自己所属的社会脱离关系,这么做无异愚蠢有加。他解释说,对于他的非暴力思想, 不能作僵化和教条的理解。他进而提出处于能动态的非暴力的概念。什么是处于能动态的非暴力呢?甘地论述说:处于能动态的非暴力即意味著有意识地 磨难。它不是说要逆来顺受地屈从于行恶人的意志,而是要全身心地投入与强权的斗争。唯有遵循这条人类的法则,才可能以个人的力量与整个不公正的国家对抗, 以维护自身的荣誉、信仰和灵魂,为将来这个不公正国家的崩溃瓦解,或是新生重建,奠定基础。甘地从最初从事公共活动以来,就在不断地主张和平。但是,他 极少依赖抽象的思维来决定自己的基本态度,他从来就没有放弃全身心地投入与强权的斗争。

黑暗愈难突破,我的信心愈坚强,甘地在一九三九年二月六日说。他看到第二次世界大战逐渐逼近。在战争爆发之前,甘地就对英法等国的绥靖政策提 出了尖锐的批评。一九三八年,英国首相张伯伦和法国总理达拉第,在慕尼黑将捷克出卖给希特勒,当时许多民众还把慕尼黑和会看作是和平的胜利,张伯伦回 到英国的时候,在机场受到了英雄般的欢迎。甘地却一眼看穿了这次会议的实质:争取欧洲和平,是暴力扩张的结果。英法受挫于德、意联手发出的暴力气焰,可 以说是一败涂地。可是,德、意有何好处可得?这么做有益于人类的道德精神吗?

甘地是最早洞察法西斯主义本质的人之一,就在希特勒、墨索里尼和斯大林们的事业如日中天的时候,甘地却一针见血地分析说:希特勒和墨索里尼这两 个独裁领袖的哲学观,以怕屠杀为懦行。穷兵黩武只有独裁的下场。奉行非暴力精神的结果,可引来完全的民主制度、思想。苏俄如今已经无望了。苏俄有一个独裁 领袖,他空想和平,以为可用暴力手段得到和平。他意识到,在面对独裁者和战争狂人的威胁时,人可能也应该为了争取自己的权利而流血。

甘地的言论发表之后,纳粹报界野蛮抨击甘地的言论,威胁要向印度报复。甘地丝毫不为所动:我假如怕国家、自己、印德关系受害而犹豫,不愿把内心最深处认为百分之百合理的意见,表白出来,大可将自己视为懦夫。

同样,甘地对于日本帝国主义的亚洲的扩张和杀戮,也有相当清醒的认识。一九三八年十二月,日本国会议员高岗访问印度,企图用大东亚光荣圈的诱 饵拉拢正在为印度的民族独立而奋斗的甘地。甘地却毫不留情地对他说:如果大亚洲主义的宗旨在反欧洲,我绝不会认同。除非我们甘心让亚洲成为井底之蛙,永 不翻身,否则岂可有大亚洲主义?

甘地对这几次战争的支持,以及对法西斯主义、军国主义和极权主义等邪恶势力的痛恨,背后其实有一个坚定的价值观为支撑,这就是自由的价值观。正因 为有了对自由的坚守,非暴力思想才不至流于空疏和虚伪,非暴力思想才拥有了不朽的生命历。学者唐逸指出:践踏人的自由,便是践踏人的生命。 生命的本真便是自由。然而认识到这个事实,需要历史时间。现时人类中的相当一部分已经认识到基本自由权利是些什么。联合国人权公约有那么多国家签字,便是 证明。但签字的政府可能意在掩人耳目,并不打算认真遵守。只有同时有高效的法律程序和社会舆论支持,才有实现的条件(权利)。真正实现则需要人的行动。然 而出于人性弱点或对利益的错误理解(偏见),世界上总会有人反对自由,或扩张他自己的自由而损害他人的自由(所谓不公平或不平等),故?痡`需要有人为自 由而战。所以,我像甘地那样,支持一切为了自由而进行的战斗,包括此次的伊拉克战争。这是从另一个层面上实践非暴力主义,而不是对非暴力主义的 否定。

2003年8月18日

伊拉克战争导致了六四之后十四年间中国知识分子最大的一次分化。在此之前,这种分化已经逐步凸现,人文精神讨论、自由主义与新左派的论争以及美国九一一恐怖袭击事件之后的论争,即是这种分化的先声。而伊拉克战争则使得这种分化更加明显和彻底了。

伊拉克战争爆发之后,由于我是中国大陆公开发言支持美英联军的少数知识分子之一,并因此在网络及传统媒体上受到了广泛的责难甚至谩骂。尽管如此, 我依然坚持自己的观点。在诸多指责中,有一种观点颇具代表性:既然你一直在宣传甘地的非暴力思想,并以甘地的信徒自居,那么你怎么能够公开支持这种最大的 暴力行为战争呢?

如此严厉的批评似乎将我陷入了一种自我矛盾的尴尬处境,如此尖锐的疑问似乎让我难以回答和辩解。如今,战争已经结束,结局与我的估计非常相近,而 与那些与我观点对你的朋友截然相反。当然,成败并不完全对应著正确或谬误。在此时刻,进一步彰显和理清争论背后价值立场的分野,自有其特殊的意义。因此, 我有必要来回应这种批评和疑问,我的回应或许能够更加清晰和深入地阐明我对战争和暴力、对自由和奴役的基本态度。我想,还是从甘地开始谈起吧。

作为非暴力之父,甘地以非暴力不合作的手段领导印度人民获得了独立,创造了一个殖民地人民追求自身解放事业的奇迹。甘地说过:非暴力是我们 人类所遵循的自然法则,正如暴力是野蛮的动物所遵循的自然法则一样。对于动物这一精神蛰伏于其体内,反映出来就是只有体格强壮才能生存这一法则。而人的尊 严要求其遵循更高的法则,即服从于精神的力量。那么,甘地的非暴力是否意味著顺从、懦弱、绥靖和无所作为呢?恰恰相反,甘地指出:目睹两人争斗就 吓得发抖或者逃之夭夭的人不是非暴力,而是个懦夫。非暴力的人会不惜生命来阻止这种争斗。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非暴力意味著对邪恶的毫不妥协、对独裁 的坚决拒绝和对真理的勇敢坚守。非暴力不能成为一个人选择去充当专制力量的帮凶、帮忙和帮闲的时候的幌子。那样的人是懦夫,那样的思想是甘地最厌恶的 东方文化中的劣根性。对此,甘地特别强调说:我的非暴力教义是非常积极的力量。它不容纳怯懦甚至优柔寡断。暴力的人有希望变得非暴力。懦夫却不然。也 就是说,非暴力不是消极的等待,而是积极的争取;非暴力不是懦夫的遮羞布,而是勇者的旗帜。对暴力的屈从和熟视无睹,不仅不是非暴力,而且是 对正义的亵渎。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甘地一直都毫不留情地批评懦夫的人生态度。

在甘地的一生中遭遇到过多次战争,他对某些战争持坚决的批评态度,这与他主张的非暴力思想是一致的;然而,甘地也曾经对若干战争持明确的支持 态度,这似乎与他本人的思想渊源不一致。但是,我们如果仔细分析甘地作出决定的深层原因,我们就会发现,甘地对这些战争的支持,依然符合他一贯的思想脉 络,同样是非暴力主义的组成部分。

一八九九年至一九Ο二年,荷兰移民同英国移民在南非掀起布尔战争。当时,甘地在南非工作,已经是当地印度侨民的领袖。他个人完全同情布尔人, 但他自愿于英方服役。国家的每一个人民,他解释说,不应事事坚持己见。当局或许并非一事无误,可是,人民应该效忠,适应、支持国家的决策,以履行国 民的义务。甘地如果鼓吹无为的中立政策,必然更受同胞的欢迎。但推诿逃避不是甘地的行为。他表示愿意将印度侨民编制为担架兵及医护兵,开上前线,或迳赴 医院帮佣。由Louis Fischer所著的《甘地传》中记载道:甘地负责指挥一支三百人的印度医护队,在当时拍摄的一张照片中,他身穿卡七制服,头戴时髦的阔边毛牛仔 帽,坐在衣著相似的二十一人当中。

《普勒多利亚时报》的英籍编辑维尔史登查,于一九一一年七月号的约翰尼斯堡《星光画报》里,撰文叙述斯比翁科普战役时采访前线的情形,他对甘地 作了这样的一番描述:一夜工作下来,体格再强健也会崩溃。我是清晨遇见甘地,他坐在路旁吃一块正规军配给的饼干,布勒部队里人人麻木消沉,事事成了怨咒 的对象。但甘地举止冷静自制,言谈愉悦自信,眼神慈蔼。他做对了一件事这种非正式的自我介绍,终于博得了友谊。纳塔耳战役期间,我在许多战场上遇见过 这个人和他瘦小、训练不足的队伍。需要救援,他们就来,行动谦虚。他们的精神不屈不挠。那个时候,甘地还仅仅是一个地区性的名人,而史登查已经从他的身 上观察到了超人的意志和精神力量。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时候,甘地已经是印度人民的精神领袖。在战争最危急的关头,英国驻印度总督安德禄邀请甘地到德里参加作战会议,希望甘地能够 说服印度人民支持英国,暂时停止对抗行动,并为战争提供人力和物力的支持。甘地参加了会议,并同意了关于招兵的议案。他用印度斯坦语说了一句话:我受责 任心的驱使,竭诚拥护这个议案。许多年之后,甘地在他的自传中写道:我在会议上所讲的那一句话,对我是意义重大的。我不能忘怀这次会议和我所支持的那 个决议。可见,他的这一决定经过了深思熟虑,绝非一时的冲动和失误,他一直都坚信自己的这一决定是正确的。

甘地亲自参与了招兵工作,他在自传中生动地描述了招兵工作所遇到的困难和误解:从前进行抗税运动的时候,人们很乐意把牛车免费给我们使用,而且 我们需要一个志愿人员的时候,便会来两个。现在连租车都租不到了,更不用说志愿人员了。然而我们并不灰心。我们决定不用车子,完全步行。这样,我们每日必 须走二十英里左右。在各地举办集会的时候,人们经常这样质问甘地:你是一个主张非暴力的人,你怎么叫我们拿起杀人的武器呢?政府为我们印度干过什 么好事,值得我们同它合作呢?

甘地支持战争,个人相当痛苦,对政治方面也极为不利。可是,他宁愿诉诸真理,而不求安逸和逃避。甘地在一份号召印度人民参加战争的传单中写道: 在英国统治印度期间所干的很多坏事中,历史会判定那个剥夺全印度武装的法令,是最大的坏事。如果我们想要取消这个法令,如果我们想要学习使用武器,这就 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如果在政府遭受考验的时刻,中产阶级肯出来帮助它,不信任就会消逝,而不准携带武器的禁令也就会撤销。他在给印度总督的信中,详 细阐述了自己的立场:我承认在这危急的时刻,我们必须像我们已经决定的那样给帝国以出自本意的和毫不含糊的支持,我们期望不久的将来,能成为这个帝国的 一个具有自治领导地位的伙伴。不过这是一个简单的真理:我们的响应是由于我们指望我们的目标能够更快地实现。甘地支持这场战争,因为他认为主动承担这 种责任能够带来相应的权利。他著眼于印度人民的未来,著眼于世界格局的变化,他相信战争未尝不能使印度人民离自由更近。所以,甘地在这封信中宣称:我 要使印度贡献她所有身强力壮的男儿在帝国告危的时刻为帝国牺牲我们懂得,我们只有全心全意地埋头苦干,把帝国从当前的危险中拯救出来,我们才能缩短达 到自治目标的行程。不承认这个基本的真理,那就是一种民族自杀。可以说,甘地的这封信既是写给印度总督看的,也是写给那些不理解他的人看的。

许多欧洲爱好和平的人士,如法国的黎牧师、托尔斯泰的友人彻得可夫等,都不同意甘地的立场,他们写信批评他支持两次南非战争及第一次大战。一九二 八年,甘地在一封信中答复道:这三场战争我确实都参与了。我不能和自己所属的社会脱离关系,这么做无异愚蠢有加。他解释说,对于他的非暴力思想, 不能作僵化和教条的理解。他进而提出处于能动态的非暴力的概念。什么是处于能动态的非暴力呢?甘地论述说:处于能动态的非暴力即意味著有意识地 磨难。它不是说要逆来顺受地屈从于行恶人的意志,而是要全身心地投入与强权的斗争。唯有遵循这条人类的法则,才可能以个人的力量与整个不公正的国家对抗, 以维护自身的荣誉、信仰和灵魂,为将来这个不公正国家的崩溃瓦解,或是新生重建,奠定基础。甘地从最初从事公共活动以来,就在不断地主张和平。但是,他 极少依赖抽象的思维来决定自己的基本态度,他从来就没有放弃全身心地投入与强权的斗争。

黑暗愈难突破,我的信心愈坚强,甘地在一九三九年二月六日说。他看到第二次世界大战逐渐逼近。在战争爆发之前,甘地就对英法等国的绥靖政策提 出了尖锐的批评。一九三八年,英国首相张伯伦和法国总理达拉第,在慕尼黑将捷克出卖给希特勒,当时许多民众还把慕尼黑和会看作是和平的胜利,张伯伦回 到英国的时候,在机场受到了英雄般的欢迎。甘地却一眼看穿了这次会议的实质:争取欧洲和平,是暴力扩张的结果。英法受挫于德、意联手发出的暴力气焰,可 以说是一败涂地。可是,德、意有何好处可得?这么做有益于人类的道德精神吗?

甘地是最早洞察法西斯主义本质的人之一,就在希特勒、墨索里尼和斯大林们的事业如日中天的时候,甘地却一针见血地分析说:希特勒和墨索里尼这两 个独裁领袖的哲学观,以怕屠杀为懦行。穷兵黩武只有独裁的下场。奉行非暴力精神的结果,可引来完全的民主制度、思想。苏俄如今已经无望了。苏俄有一个独裁 领袖,他空想和平,以为可用暴力手段得到和平。他意识到,在面对独裁者和战争狂人的威胁时,人可能也应该为了争取自己的权利而流血。

甘地的言论发表之后,纳粹报界野蛮抨击甘地的言论,威胁要向印度报复。甘地丝毫不为所动:我假如怕国家、自己、印德关系受害而犹豫,不愿把内心最深处认为百分之百合理的意见,表白出来,大可将自己视为懦夫。

同样,甘地对于日本帝国主义的亚洲的扩张和杀戮,也有相当清醒的认识。一九三八年十二月,日本国会议员高岗访问印度,企图用大东亚光荣圈的诱 饵拉拢正在为印度的民族独立而奋斗的甘地。甘地却毫不留情地对他说:如果大亚洲主义的宗旨在反欧洲,我绝不会认同。除非我们甘心让亚洲成为井底之蛙,永 不翻身,否则岂可有大亚洲主义?

甘地对这几次战争的支持,以及对法西斯主义、军国主义和极权主义等邪恶势力的痛恨,背后其实有一个坚定的价值观为支撑,这就是自由的价值观。正因 为有了对自由的坚守,非暴力思想才不至流于空疏和虚伪,非暴力思想才拥有了不朽的生命历。学者唐逸指出:践踏人的自由,便是践踏人的生命。 生命的本真便是自由。然而认识到这个事实,需要历史时间。现时人类中的相当一部分已经认识到基本自由权利是些什么。联合国人权公约有那么多国家签字,便是 证明。但签字的政府可能意在掩人耳目,并不打算认真遵守。只有同时有高效的法律程序和社会舆论支持,才有实现的条件(权利)。真正实现则需要人的行动。然 而出于人性弱点或对利益的错误理解(偏见),世界上总会有人反对自由,或扩张他自己的自由而损害他人的自由(所谓不公平或不平等),故?痡`需要有人为自 由而战。所以,我像甘地那样,支持一切为了自由而进行的战斗,包括此次的伊拉克战争。这是从另一个层面上实践非暴力主义,而不是对非暴力主义的 否定。

2003年8月18日

伊拉克战争导致了六四之后十四年间中国知识分子最大的一次分化。在此之前,这种分化已经逐步凸现,人文精神讨论、自由主义与新左派的论争以及美国九一一恐怖袭击事件之后的论争,即是这种分化的先声。而伊拉克战争则使得这种分化更加明显和彻底了。

伊拉克战争爆发之后,由于我是中国大陆公开发言支持美英联军的少数知识分子之一,并因此在网络及传统媒体上受到了广泛的责难甚至谩骂。尽管如此, 我依然坚持自己的观点。在诸多指责中,有一种观点颇具代表性:既然你一直在宣传甘地的非暴力思想,并以甘地的信徒自居,那么你怎么能够公开支持这种最大的 暴力行为战争呢?

如此严厉的批评似乎将我陷入了一种自我矛盾的尴尬处境,如此尖锐的疑问似乎让我难以回答和辩解。如今,战争已经结束,结局与我的估计非常相近,而 与那些与我观点对你的朋友截然相反。当然,成败并不完全对应著正确或谬误。在此时刻,进一步彰显和理清争论背后价值立场的分野,自有其特殊的意义。因此, 我有必要来回应这种批评和疑问,我的回应或许能够更加清晰和深入地阐明我对战争和暴力、对自由和奴役的基本态度。我想,还是从甘地开始谈起吧。

作为非暴力之父,甘地以非暴力不合作的手段领导印度人民获得了独立,创造了一个殖民地人民追求自身解放事业的奇迹。甘地说过:非暴力是我们 人类所遵循的自然法则,正如暴力是野蛮的动物所遵循的自然法则一样。对于动物这一精神蛰伏于其体内,反映出来就是只有体格强壮才能生存这一法则。而人的尊 严要求其遵循更高的法则,即服从于精神的力量。那么,甘地的非暴力是否意味著顺从、懦弱、绥靖和无所作为呢?恰恰相反,甘地指出:目睹两人争斗就 吓得发抖或者逃之夭夭的人不是非暴力,而是个懦夫。非暴力的人会不惜生命来阻止这种争斗。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非暴力意味著对邪恶的毫不妥协、对独裁 的坚决拒绝和对真理的勇敢坚守。非暴力不能成为一个人选择去充当专制力量的帮凶、帮忙和帮闲的时候的幌子。那样的人是懦夫,那样的思想是甘地最厌恶的 东方文化中的劣根性。对此,甘地特别强调说:我的非暴力教义是非常积极的力量。它不容纳怯懦甚至优柔寡断。暴力的人有希望变得非暴力。懦夫却不然。也 就是说,非暴力不是消极的等待,而是积极的争取;非暴力不是懦夫的遮羞布,而是勇者的旗帜。对暴力的屈从和熟视无睹,不仅不是非暴力,而且是 对正义的亵渎。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甘地一直都毫不留情地批评懦夫的人生态度。

在甘地的一生中遭遇到过多次战争,他对某些战争持坚决的批评态度,这与他主张的非暴力思想是一致的;然而,甘地也曾经对若干战争持明确的支持 态度,这似乎与他本人的思想渊源不一致。但是,我们如果仔细分析甘地作出决定的深层原因,我们就会发现,甘地对这些战争的支持,依然符合他一贯的思想脉 络,同样是非暴力主义的组成部分。

一八九九年至一九Ο二年,荷兰移民同英国移民在南非掀起布尔战争。当时,甘地在南非工作,已经是当地印度侨民的领袖。他个人完全同情布尔人, 但他自愿于英方服役。国家的每一个人民,他解释说,不应事事坚持己见。当局或许并非一事无误,可是,人民应该效忠,适应、支持国家的决策,以履行国 民的义务。甘地如果鼓吹无为的中立政策,必然更受同胞的欢迎。但推诿逃避不是甘地的行为。他表示愿意将印度侨民编制为担架兵及医护兵,开上前线,或迳赴 医院帮佣。由Louis Fischer所著的《甘地传》中记载道:甘地负责指挥一支三百人的印度医护队,在当时拍摄的一张照片中,他身穿卡七制服,头戴时髦的阔边毛牛仔 帽,坐在衣著相似的二十一人当中。

《普勒多利亚时报》的英籍编辑维尔史登查,于一九一一年七月号的约翰尼斯堡《星光画报》里,撰文叙述斯比翁科普战役时采访前线的情形,他对甘地 作了这样的一番描述:一夜工作下来,体格再强健也会崩溃。我是清晨遇见甘地,他坐在路旁吃一块正规军配给的饼干,布勒部队里人人麻木消沉,事事成了怨咒 的对象。但甘地举止冷静自制,言谈愉悦自信,眼神慈蔼。他做对了一件事这种非正式的自我介绍,终于博得了友谊。纳塔耳战役期间,我在许多战场上遇见过 这个人和他瘦小、训练不足的队伍。需要救援,他们就来,行动谦虚。他们的精神不屈不挠。那个时候,甘地还仅仅是一个地区性的名人,而史登查已经从他的身 上观察到了超人的意志和精神力量。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时候,甘地已经是印度人民的精神领袖。在战争最危急的关头,英国驻印度总督安德禄邀请甘地到德里参加作战会议,希望甘地能够 说服印度人民支持英国,暂时停止对抗行动,并为战争提供人力和物力的支持。甘地参加了会议,并同意了关于招兵的议案。他用印度斯坦语说了一句话:我受责 任心的驱使,竭诚拥护这个议案。许多年之后,甘地在他的自传中写道:我在会议上所讲的那一句话,对我是意义重大的。我不能忘怀这次会议和我所支持的那 个决议。可见,他的这一决定经过了深思熟虑,绝非一时的冲动和失误,他一直都坚信自己的这一决定是正确的。

甘地亲自参与了招兵工作,他在自传中生动地描述了招兵工作所遇到的困难和误解:从前进行抗税运动的时候,人们很乐意把牛车免费给我们使用,而且 我们需要一个志愿人员的时候,便会来两个。现在连租车都租不到了,更不用说志愿人员了。然而我们并不灰心。我们决定不用车子,完全步行。这样,我们每日必 须走二十英里左右。在各地举办集会的时候,人们经常这样质问甘地:你是一个主张非暴力的人,你怎么叫我们拿起杀人的武器呢?政府为我们印度干过什 么好事,值得我们同它合作呢?

甘地支持战争,个人相当痛苦,对政治方面也极为不利。可是,他宁愿诉诸真理,而不求安逸和逃避。甘地在一份号召印度人民参加战争的传单中写道: 在英国统治印度期间所干的很多坏事中,历史会判定那个剥夺全印度武装的法令,是最大的坏事。如果我们想要取消这个法令,如果我们想要学习使用武器,这就 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如果在政府遭受考验的时刻,中产阶级肯出来帮助它,不信任就会消逝,而不准携带武器的禁令也就会撤销。他在给印度总督的信中,详 细阐述了自己的立场:我承认在这危急的时刻,我们必须像我们已经决定的那样给帝国以出自本意的和毫不含糊的支持,我们期望不久的将来,能成为这个帝国的 一个具有自治领导地位的伙伴。不过这是一个简单的真理:我们的响应是由于我们指望我们的目标能够更快地实现。甘地支持这场战争,因为他认为主动承担这 种责任能够带来相应的权利。他著眼于印度人民的未来,著眼于世界格局的变化,他相信战争未尝不能使印度人民离自由更近。所以,甘地在这封信中宣称:我 要使印度贡献她所有身强力壮的男儿在帝国告危的时刻为帝国牺牲我们懂得,我们只有全心全意地埋头苦干,把帝国从当前的危险中拯救出来,我们才能缩短达 到自治目标的行程。不承认这个基本的真理,那就是一种民族自杀。可以说,甘地的这封信既是写给印度总督看的,也是写给那些不理解他的人看的。

许多欧洲爱好和平的人士,如法国的黎牧师、托尔斯泰的友人彻得可夫等,都不同意甘地的立场,他们写信批评他支持两次南非战争及第一次大战。一九二 八年,甘地在一封信中答复道:这三场战争我确实都参与了。我不能和自己所属的社会脱离关系,这么做无异愚蠢有加。他解释说,对于他的非暴力思想, 不能作僵化和教条的理解。他进而提出处于能动态的非暴力的概念。什么是处于能动态的非暴力呢?甘地论述说:处于能动态的非暴力即意味著有意识地 磨难。它不是说要逆来顺受地屈从于行恶人的意志,而是要全身心地投入与强权的斗争。唯有遵循这条人类的法则,才可能以个人的力量与整个不公正的国家对抗, 以维护自身的荣誉、信仰和灵魂,为将来这个不公正国家的崩溃瓦解,或是新生重建,奠定基础。甘地从最初从事公共活动以来,就在不断地主张和平。但是,他 极少依赖抽象的思维来决定自己的基本态度,他从来就没有放弃全身心地投入与强权的斗争。

黑暗愈难突破,我的信心愈坚强,甘地在一九三九年二月六日说。他看到第二次世界大战逐渐逼近。在战争爆发之前,甘地就对英法等国的绥靖政策提 出了尖锐的批评。一九三八年,英国首相张伯伦和法国总理达拉第,在慕尼黑将捷克出卖给希特勒,当时许多民众还把慕尼黑和会看作是和平的胜利,张伯伦回 到英国的时候,在机场受到了英雄般的欢迎。甘地却一眼看穿了这次会议的实质:争取欧洲和平,是暴力扩张的结果。英法受挫于德、意联手发出的暴力气焰,可 以说是一败涂地。可是,德、意有何好处可得?这么做有益于人类的道德精神吗?

甘地是最早洞察法西斯主义本质的人之一,就在希特勒、墨索里尼和斯大林们的事业如日中天的时候,甘地却一针见血地分析说:希特勒和墨索里尼这两 个独裁领袖的哲学观,以怕屠杀为懦行。穷兵黩武只有独裁的下场。奉行非暴力精神的结果,可引来完全的民主制度、思想。苏俄如今已经无望了。苏俄有一个独裁 领袖,他空想和平,以为可用暴力手段得到和平。他意识到,在面对独裁者和战争狂人的威胁时,人可能也应该为了争取自己的权利而流血。

甘地的言论发表之后,纳粹报界野蛮抨击甘地的言论,威胁要向印度报复。甘地丝毫不为所动:我假如怕国家、自己、印德关系受害而犹豫,不愿把内心最深处认为百分之百合理的意见,表白出来,大可将自己视为懦夫。

同样,甘地对于日本帝国主义的亚洲的扩张和杀戮,也有相当清醒的认识。一九三八年十二月,日本国会议员高岗访问印度,企图用大东亚光荣圈的诱 饵拉拢正在为印度的民族独立而奋斗的甘地。甘地却毫不留情地对他说:如果大亚洲主义的宗旨在反欧洲,我绝不会认同。除非我们甘心让亚洲成为井底之蛙,永 不翻身,否则岂可有大亚洲主义?

甘地对这几次战争的支持,以及对法西斯主义、军国主义和极权主义等邪恶势力的痛恨,背后其实有一个坚定的价值观为支撑,这就是自由的价值观。正因 为有了对自由的坚守,非暴力思想才不至流于空疏和虚伪,非暴力思想才拥有了不朽的生命历。学者唐逸指出:践踏人的自由,便是践踏人的生命。 生命的本真便是自由。然而认识到这个事实,需要历史时间。现时人类中的相当一部分已经认识到基本自由权利是些什么。联合国人权公约有那么多国家签字,便是 证明。但签字的政府可能意在掩人耳目,并不打算认真遵守。只有同时有高效的法律程序和社会舆论支持,才有实现的条件(权利)。真正实现则需要人的行动。然 而出于人性弱点或对利益的错误理解(偏见),世界上总会有人反对自由,或扩张他自己的自由而损害他人的自由(所谓不公平或不平等),故?痡`需要有人为自 由而战。所以,我像甘地那样,支持一切为了自由而进行的战斗,包括此次的伊拉克战争。这是从另一个层面上实践非暴力主义,而不是对非暴力主义的 否定。

2003年8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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