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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新领导层--状态与建议
方觉



2002年11月至2003年3月产生的中国新领导层的政治走向和外交走向,取决于两个主要因素:这个领导层的权力结构和利益背景;以美国为首的民主国家能否奉行一种更注重于推动中国的制度转型和战略转变的的长期政策。

1. 状态:

中国的新领导层处于某种共存状态。

1) 结构:

在中国新领导层中存在著开明派与保守派,上一代领导人与新一代领导人的权力制衡与利益分割,使这个领导层呈现出"双头结构"。

最高领导者实际上是两个人:胡锦涛和江泽民。这在某种程度上再现了邓小平时代的政治结构。区别在于:新的领导层中没有胡耀邦总书记或赵紫阳总书记那样的鲜明的改革者;同时,前总书记江泽民的政治威望和权力基础也不像邓小平那样稳固。从这个意义上讲,双方都处于弱势。

最高层的9名政治局常务委员,2人(胡锦涛,温家宝)是开明派,2人(李长春,吴官正)是中间派,4人(曾庆红,吴邦国,贾庆林,黄菊)具有前总 书记江泽民的保守色彩,1人(罗干)具有前总理李鹏的保守色彩。开明派,中间派,保守派的比例是2:2:5(4+1)。但是 ,开明派掌握著两个最重要的职务:总书记和总理。因此,虽然开明派的人数较少,在权力分配上仍然取得了对人数较多的保守派的制衡。

保守派在最高层同样有力地制衡著开明派。曾庆红作为中央书记处的常务书记,是仅次于胡锦涛的党务工作的日常负责人;同时曾庆红又是唯一的国家副主 席,这就使江泽民的这位主要支持者,能够从党和政府两个方面制衡胡锦涛。吴邦国作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贾庆林作为全国政协主席,又从最高立法机关和最 高咨询机构两方面制衡著国家主席胡锦涛和总理温家宝。而黄菊作为常务副总理,在国务院直接牵制著总理温家宝。最后,罗干作为分管公安、国家安全、法院、检 察院和监狱的政治局常务委员,他的保守作用不可忽视。

在次最高层(政治局和书记处),政治局的15位非常委的委员和候补委员,开明派仅1人(王兆国),中间派5人(吴仪,回良玉,张立昌,俞正声,王 刚),保守派9人(郭伯雄,曹刚川,曾培炎,周永康,贺国强,刘云山,刘淇,陈良宇,张德江),加上9名政治局常务委员,整个政治局的24名成员,开明 派,中间派,保守派的比例是3(1+2):7(5+2):14(9+5)。书记处的7名成员,没有开明派,中间派2人(王刚,何勇),保守派5人(曾庆 红,周永康,贺国强,刘云山,徐才厚),开明派,中间派,保守派的比例是0:2:5。从某种意义上讲,书记处成为了保守派的政治领地,这会对中国新领导层 发生明显的消极影响。

次最高层的3个重要职务带有江泽民--曾庆红保守派别的色彩:贺国强是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周永康是政治局委员,书记处 书记,中共中央政法委员会书记;刘云山是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这就使任用高级官员,警察和意识形态这3个共产主义政治制度的支柱 在很大程度上被保守派控制,这也削弱了胡锦涛作为总书记的政治权力。

共产主义政治制度的另一个更重要的支柱是军队。在次最高层有3位职业军人(政治局委员郭伯雄,曹刚川和书记处书记徐才厚)。他们代表著军队在新领导层中的特殊利益和政治影响,并且是江泽民的保守的支持者。

在领导层的第三级(国务院),开明派仅1人(温家宝);4名副总理中2人(吴仪,回良玉)是中间派,2人(黄菊,曾培炎)是保守派;5名国务委员 (周永康,曹刚川,唐家璇,华建敏,陈至立)全部是保守派;开明派,中间派,保守派的比例是1:2:7(2+5)。这就使政治权力不很大的温家宝总理进一 步受到制约。

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以及名义上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相对独立于政治局常务委员会,政治局,书记处和国务院,这就使留任中央军委主席的江泽民能够成为另一个权力中心。江泽民的政治影响力的另一个主要来源,是他在领导层中拥有超过半数的保守的支持者。

中国新领导层的"双头结构"实现了开明派与保守派,上一代领导人和新一代领导人的力量平衡。在这种平衡的结构中,任何大步前进的改革主张都不会被保守派通过;同样,任何过份的保守做法也会受到开明派的抵制。

2) 背景:

最高层的9名政治局常务委员清一色地出身于工程师,他们在毛泽东时代就是共产主义的拥护者和受益者,他们在中国长达25年的改革开放历程中没有突出的表现,他们在本质上是一党专制的政治制度的产物,思想落伍行事拘谨的技术官僚,派别之争的继承人。

1989年中国发生了"6.4天安门事件"和1991年苏联--东欧共产主义国家集团崩溃后,中国共产党的一项基本的政治方针,就是努力防止中国 的领导层内出现戈尔巴乔夫式的改革人物。所有被允许进入领导层的人,首要的标准是必须忠诚于一党专制。中国新领导层的所有成员过去和现在都没有偏离这个首 要标准。

苏联东欧--共产主义国家集团崩溃后,中国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了"共产主义
孤岛"。中国共产党的根本目标,是不惜一切代价保住一党执政地位。为此他们需要压制国内的民主要求并抗衡以美国为首的民主国家。中国的上一代领导人和新一代领导人在这个基点上具有共同的政党利益,政权利益和个人政治利益。

中国新领导层中相对开明的一派和相对保守的一派之间并不存在重大的尖锐的政治对立和政策分歧。更可能的前景是:开明派为了消除共产主义的某些弊端,推出有限的改革措施;保守派为了保住个人职位,在一定程度上认可某些改革措施;双方从而保持共存。


2、建议:

中国新领导层的"双头结构"将会持续5年,共同保卫"共产主义孤岛"的利益背景将长期发生作用。所以,美国的对华政策既不应该建立在中国的新领导层大幅度改变对内政策和对外政策的假设上,也不应该建立在中国新领导层内的开明派与保守派出现政治分裂的期望上。

以美国为首的民主国家需要著眼于培育中国内部的改革压力和加大中国外部的战略压力,以便促使中国逐渐走向民主并逐步实行靠拢自由世界的对外方针。

1) 政治改革是中国转型的关键,也是对中国新领导层的最大检验。

民主国家应该鼓励中国的新领导层启动政治改革。
民主国家的对华人权政策应该同中国的政治改革相联系。
要求中国尽快批准《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是国际社会推动中国的政治改革,促进中国的人权状况发生结构性变化的一个合适的入口。

如果中国在国际呼吁下批准了该公约,国际社会就可以进一步要求中国执行该公约。毫无疑问,中国政府将十分不乐意执行该公约。但是由于中国政府在形 式上承担了执行该公约的国际义务,中国的民主力量就可以依据这一国际义务合法地向中国政府提出民主化的具体要求,民主国家也可以依据这一义务合法地支持中 国民主力量的民主要求。围绕批准和执行《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展开的国内交锋和国际交锋,有可能真正打开中国政治改革的大门。

胡锦涛在2003年7月1日并没有象一些西方人和中国人预测的那样提出政治改革设想,这突出地表明了中国新领导层在回避政治改革上达成了一致。中 国的新领导层最终仍将拒绝两个根本性的政治改革:在中国政权的各个层次进行人大代表(议员)和行政首长的普遍,直接,自由的选举;承认政治反对派的合法地 位。但是没有这两项根本改革,中国不会形成实质性的民主。因此,民主国家在鼓励中国新领导层进行政治改革的同时,需要将推动中国政治改革的焦点集中在敦促 自由选举和支持政治反对派这两个根本方面。

2)彻底解决北朝鲜问题有助于为中国的制度转型和战略转变创造条件。

北朝鲜的斯大林主义政权是中国的一党专制的重要政治盟友。北朝鲜庞大的军事力量是中国抗衡美国及其盟国的战略前沿。中国和北朝鲜在政治利益和战略利益上是一致的。

中国现在主要关心的是如何延续北朝鲜的共产党政权,而不是如何中止北朝鲜的核冒险。中国力图将美国及其盟国拖进一场旷日持久的同北朝鲜的外交谈 判,从而帮助北朝鲜争取更多的讨价还价的筹码和时间。中国和北朝鲜的最终目的,是利用冗长的谈判过程使北朝鲜成为事实上的核国家,并迫使民主国家承认北朝 鲜是核俱乐部成员。如果北朝鲜成为了合法的核国家,将使东亚的战略平衡发生有利于中国和北朝鲜的重大变化,这对一切极权国家是一个支持,对所有流氓国家是 一种鼓励,对国际恐怖主义是一个喜讯。这是现实的危险前景。

运用外交手段解决北朝鲜核危机的可能性微乎其微。采用经济制裁迫使北朝鲜放弃核开发也难于奏效。因为极权国家可以无视外交义务,北朝鲜在核问题上 多次违反先前的外交协议预示了今后的外交协议的暗淡命运。极权国家对经济制裁也有超常的承受力,对伊拉克长达13年的经济制裁并没有导致健康局面的出现也 预示了对北朝鲜的经济制裁的无效结果。况且,几乎可以肯定,作为北朝鲜最大援助者的中国不会加入制裁行列。

外交手段和经济制裁在某些情况下是必要的,但不是决定性的。美国及其盟国还需要采取决定性的有力措施制止北朝鲜的核活动,绝不允许北朝鲜成为事实上的核国家。

采取有力措施制止核开发的同时应该相应地推动北朝鲜的政权更换。不改变北朝鲜的极权政权,它的核企图和军事威胁就不会彻底消失。

一个意味深长的问题是:中国的新领导层会不会为了挽救北朝鲜的核计划和共产党政权提供军事支持?

冷战之后,以美国为首的民主国家已经在国际体系中取得了绝对优势。1991年的海湾战争,1999年的科索沃战争,2001年的阿富汗战争和 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都向世界说明了挑战美国及其盟国的军事力量是无益的。中国的新领导层最重视的是保持自己的政权。没有任何理由促使中国的新领导层 发动类似于半个世纪前的"抗美援朝",因为他们知道第二次"抗美援朝"注定失败。

如果有效地制止了北朝鲜的核开发并改变了北朝鲜政权,至少会在下述方面对中国产生积极影响:

更明确地向中国新领导层展示政治改革的必要性;
进一步鼓舞中国的民主力量;
缓解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的强硬立场和军事压力;
削弱共产主义在东亚的战略地位。

3) 彻底解决伊朗问题有助于改变中国的战略态势。

中国和俄罗斯在伊朗上演著令人担忧的二重奏:俄罗斯向伊朗提供核技术,中国则向伊朗提供导弹技术。中国和俄罗斯在伊朗有著共同的战略利益:伊朗是中亚和中东强烈对抗以美国为首的民主国家的专制大国,有利于中国和俄罗斯联手抗衡美国。

上世纪90年代以来,同伊朗展开政治,安全,经济和技术合作是中国在中亚和中东获取战略立足点的重要途径。

美国及其盟国可能有必要采取有力措施制止伊朗的核开发和导弹开发,并支持那?堛漱H民改变神教政权。

如果能够建立一个和平的,世俗的,自由的伊朗,将对欧亚非大陆的战略格局产生重要的积极影响:

中国失去在中亚和中东最主要的战略伙伴;
中国,中亚前共产主义国家,俄罗斯组成的新的集团势力("上海合作组织")的实际作用进一步受到限制;
有利于解决叙利亚,利比亚,苏丹等流氓国家的问题,有利于中东和平进程,有利于打击国际恐怖主义。

4)有效阻止中国的武器扩散应该在美国的对华政策中占有更重要的地位。

长期以来,中国将扩散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常规武器和敏感技术,作为支持流氓国家和专制国家,抗衡以美国为首的民主国家的战略手段。

民主国家需要制定全球范围内的预防,监测,制裁,打击扩散活动的全面安排,并督促中国严格遵守这些规则。

有必要提高对中国的扩散活动的制裁强度。目前的制裁仅仅针对直接从事扩散的特定公司。这是不够的。中国从事扩散的公司都是国有企业,有的是军工企 业。它们的扩散活动绝不仅仅是公司行为,也绝不仅仅出于牟利动机。它们的背后是政府行为和战略动机。因此,制裁的对象可以包括主管这些公司的政府机构:中 止同该政府机构官员的交往;停止同该政府机构主管的其它公司的官方经济技术联系;限制该政府机构主管的其它公司在民主国家的商业活动等等。

还有必要将防止扩散同对中国的高层外交,国际援助,技术交流和军事交流挂钩。如果中国新的领导层坚持扩散,民主国家可以降低同中国的高层外交的规格;可以减少国际机构和民主政府对中国的发展援助;可以进一步限制向中国的高技术出口;可以停止与中国的军事交流。

不仅要让共产党中国为它的扩散行为付出更大的经济代价,安全代价,外交代价,而且要让它的扩散行为在实际上归于无效。这就需要建立能够及时发现,拦截 ,销毁正在扩散或已经扩散的危险物品或危险技术的能力与机制。

5)削弱中国同俄罗斯的战略联系。

中国大量引进俄罗斯的先进武器,先进武器生产线和军事技术,迅速提升了中国的整体军事能力,对美国及其盟国在亚洲的存在形成了越来越大的压力。

中国的具有明显军事意图的航天计划得到俄罗斯的重要帮助,这将增强中国的战略竞争能力。

中国同俄罗斯的战略合作与外交合作对建立以民主国家为主导的新的国际秩序十分不利。

民主国家可以将对俄罗斯的经济援助和向俄罗斯开放市场,同它是否减少对中国的军事出口挂钩。

民主国家可以敦促俄罗斯,支持将中国纳入国际核裁军和裁减常规军备的实际进程。

民主国家不需要将俄罗斯视为亚洲事务的主要参与者,鼓励俄罗斯更多地面向欧洲,融入欧洲,防止中国和俄罗斯在亚洲地区形成紧密的战略利益。

6)中国能否如期,切实地履行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义务仍然是一个疑问。

履行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义务最有力的保障不是领导人的口头承诺,而是敦促中国新领导层加快一部分国有经济的私有化,进一步放宽对私人企业的发展限制,在更大程度上消除国有企业的柯断,为外国资本和外国商品的进入提供尽可能公平的竞争环境和竞争制度。

共产党政权不会允许全面的私有化和充分的自由市场经济,不会允许私人企业家和中产阶级挑战共产党的政治权威。因此,一方面民主国家不应对私人经济和外国资本在促进中国的自由化上的作用估计过高,另一方面民主国家应该将对华政策的核心放在推动中国的民主过渡与战略转变。

2003年7月1日

(在美国哈佛大学的研究报告)

2002年11月至2003年3月产生的中国新领导层的政治走向和外交走向,取决于两个主要因素:这个领导层的权力结构和利益背景;以美国为首的民主国家能否奉行一种更注重于推动中国的制度转型和战略转变的的长期政策。

1. 状态:

中国的新领导层处于某种共存状态。

1) 结构:

在中国新领导层中存在著开明派与保守派,上一代领导人与新一代领导人的权力制衡与利益分割,使这个领导层呈现出"双头结构"。

最高领导者实际上是两个人:胡锦涛和江泽民。这在某种程度上再现了邓小平时代的政治结构。区别在于:新的领导层中没有胡耀邦总书记或赵紫阳总书记那样的鲜明的改革者;同时,前总书记江泽民的政治威望和权力基础也不像邓小平那样稳固。从这个意义上讲,双方都处于弱势。

最高层的9名政治局常务委员,2人(胡锦涛,温家宝)是开明派,2人(李长春,吴官正)是中间派,4人(曾庆红,吴邦国,贾庆林,黄菊)具有前总 书记江泽民的保守色彩,1人(罗干)具有前总理李鹏的保守色彩。开明派,中间派,保守派的比例是2:2:5(4+1)。但是 ,开明派掌握著两个最重要的职务:总书记和总理。因此,虽然开明派的人数较少,在权力分配上仍然取得了对人数较多的保守派的制衡。

保守派在最高层同样有力地制衡著开明派。曾庆红作为中央书记处的常务书记,是仅次于胡锦涛的党务工作的日常负责人;同时曾庆红又是唯一的国家副主 席,这就使江泽民的这位主要支持者,能够从党和政府两个方面制衡胡锦涛。吴邦国作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贾庆林作为全国政协主席,又从最高立法机关和最 高咨询机构两方面制衡著国家主席胡锦涛和总理温家宝。而黄菊作为常务副总理,在国务院直接牵制著总理温家宝。最后,罗干作为分管公安、国家安全、法院、检 察院和监狱的政治局常务委员,他的保守作用不可忽视。

在次最高层(政治局和书记处),政治局的15位非常委的委员和候补委员,开明派仅1人(王兆国),中间派5人(吴仪,回良玉,张立昌,俞正声,王 刚),保守派9人(郭伯雄,曹刚川,曾培炎,周永康,贺国强,刘云山,刘淇,陈良宇,张德江),加上9名政治局常务委员,整个政治局的24名成员,开明 派,中间派,保守派的比例是3(1+2):7(5+2):14(9+5)。书记处的7名成员,没有开明派,中间派2人(王刚,何勇),保守派5人(曾庆 红,周永康,贺国强,刘云山,徐才厚),开明派,中间派,保守派的比例是0:2:5。从某种意义上讲,书记处成为了保守派的政治领地,这会对中国新领导层 发生明显的消极影响。

次最高层的3个重要职务带有江泽民--曾庆红保守派别的色彩:贺国强是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周永康是政治局委员,书记处 书记,中共中央政法委员会书记;刘云山是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这就使任用高级官员,警察和意识形态这3个共产主义政治制度的支柱 在很大程度上被保守派控制,这也削弱了胡锦涛作为总书记的政治权力。

共产主义政治制度的另一个更重要的支柱是军队。在次最高层有3位职业军人(政治局委员郭伯雄,曹刚川和书记处书记徐才厚)。他们代表著军队在新领导层中的特殊利益和政治影响,并且是江泽民的保守的支持者。

在领导层的第三级(国务院),开明派仅1人(温家宝);4名副总理中2人(吴仪,回良玉)是中间派,2人(黄菊,曾培炎)是保守派;5名国务委员 (周永康,曹刚川,唐家璇,华建敏,陈至立)全部是保守派;开明派,中间派,保守派的比例是1:2:7(2+5)。这就使政治权力不很大的温家宝总理进一 步受到制约。

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以及名义上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相对独立于政治局常务委员会,政治局,书记处和国务院,这就使留任中央军委主席的江泽民能够成为另一个权力中心。江泽民的政治影响力的另一个主要来源,是他在领导层中拥有超过半数的保守的支持者。

中国新领导层的"双头结构"实现了开明派与保守派,上一代领导人和新一代领导人的力量平衡。在这种平衡的结构中,任何大步前进的改革主张都不会被保守派通过;同样,任何过份的保守做法也会受到开明派的抵制。

2) 背景:

最高层的9名政治局常务委员清一色地出身于工程师,他们在毛泽东时代就是共产主义的拥护者和受益者,他们在中国长达25年的改革开放历程中没有突出的表现,他们在本质上是一党专制的政治制度的产物,思想落伍行事拘谨的技术官僚,派别之争的继承人。

1989年中国发生了"6.4天安门事件"和1991年苏联--东欧共产主义国家集团崩溃后,中国共产党的一项基本的政治方针,就是努力防止中国 的领导层内出现戈尔巴乔夫式的改革人物。所有被允许进入领导层的人,首要的标准是必须忠诚于一党专制。中国新领导层的所有成员过去和现在都没有偏离这个首 要标准。

苏联东欧--共产主义国家集团崩溃后,中国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了"共产主义
孤岛"。中国共产党的根本目标,是不惜一切代价保住一党执政地位。为此他们需要压制国内的民主要求并抗衡以美国为首的民主国家。中国的上一代领导人和新一代领导人在这个基点上具有共同的政党利益,政权利益和个人政治利益。

中国新领导层中相对开明的一派和相对保守的一派之间并不存在重大的尖锐的政治对立和政策分歧。更可能的前景是:开明派为了消除共产主义的某些弊端,推出有限的改革措施;保守派为了保住个人职位,在一定程度上认可某些改革措施;双方从而保持共存。


2、建议:

中国新领导层的"双头结构"将会持续5年,共同保卫"共产主义孤岛"的利益背景将长期发生作用。所以,美国的对华政策既不应该建立在中国的新领导层大幅度改变对内政策和对外政策的假设上,也不应该建立在中国新领导层内的开明派与保守派出现政治分裂的期望上。

以美国为首的民主国家需要著眼于培育中国内部的改革压力和加大中国外部的战略压力,以便促使中国逐渐走向民主并逐步实行靠拢自由世界的对外方针。

1) 政治改革是中国转型的关键,也是对中国新领导层的最大检验。

民主国家应该鼓励中国的新领导层启动政治改革。
民主国家的对华人权政策应该同中国的政治改革相联系。
要求中国尽快批准《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是国际社会推动中国的政治改革,促进中国的人权状况发生结构性变化的一个合适的入口。

如果中国在国际呼吁下批准了该公约,国际社会就可以进一步要求中国执行该公约。毫无疑问,中国政府将十分不乐意执行该公约。但是由于中国政府在形 式上承担了执行该公约的国际义务,中国的民主力量就可以依据这一国际义务合法地向中国政府提出民主化的具体要求,民主国家也可以依据这一义务合法地支持中 国民主力量的民主要求。围绕批准和执行《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展开的国内交锋和国际交锋,有可能真正打开中国政治改革的大门。

胡锦涛在2003年7月1日并没有象一些西方人和中国人预测的那样提出政治改革设想,这突出地表明了中国新领导层在回避政治改革上达成了一致。中 国的新领导层最终仍将拒绝两个根本性的政治改革:在中国政权的各个层次进行人大代表(议员)和行政首长的普遍,直接,自由的选举;承认政治反对派的合法地 位。但是没有这两项根本改革,中国不会形成实质性的民主。因此,民主国家在鼓励中国新领导层进行政治改革的同时,需要将推动中国政治改革的焦点集中在敦促 自由选举和支持政治反对派这两个根本方面。

2)彻底解决北朝鲜问题有助于为中国的制度转型和战略转变创造条件。

北朝鲜的斯大林主义政权是中国的一党专制的重要政治盟友。北朝鲜庞大的军事力量是中国抗衡美国及其盟国的战略前沿。中国和北朝鲜在政治利益和战略利益上是一致的。

中国现在主要关心的是如何延续北朝鲜的共产党政权,而不是如何中止北朝鲜的核冒险。中国力图将美国及其盟国拖进一场旷日持久的同北朝鲜的外交谈 判,从而帮助北朝鲜争取更多的讨价还价的筹码和时间。中国和北朝鲜的最终目的,是利用冗长的谈判过程使北朝鲜成为事实上的核国家,并迫使民主国家承认北朝 鲜是核俱乐部成员。如果北朝鲜成为了合法的核国家,将使东亚的战略平衡发生有利于中国和北朝鲜的重大变化,这对一切极权国家是一个支持,对所有流氓国家是 一种鼓励,对国际恐怖主义是一个喜讯。这是现实的危险前景。

运用外交手段解决北朝鲜核危机的可能性微乎其微。采用经济制裁迫使北朝鲜放弃核开发也难于奏效。因为极权国家可以无视外交义务,北朝鲜在核问题上 多次违反先前的外交协议预示了今后的外交协议的暗淡命运。极权国家对经济制裁也有超常的承受力,对伊拉克长达13年的经济制裁并没有导致健康局面的出现也 预示了对北朝鲜的经济制裁的无效结果。况且,几乎可以肯定,作为北朝鲜最大援助者的中国不会加入制裁行列。

外交手段和经济制裁在某些情况下是必要的,但不是决定性的。美国及其盟国还需要采取决定性的有力措施制止北朝鲜的核活动,绝不允许北朝鲜成为事实上的核国家。

采取有力措施制止核开发的同时应该相应地推动北朝鲜的政权更换。不改变北朝鲜的极权政权,它的核企图和军事威胁就不会彻底消失。

一个意味深长的问题是:中国的新领导层会不会为了挽救北朝鲜的核计划和共产党政权提供军事支持?

冷战之后,以美国为首的民主国家已经在国际体系中取得了绝对优势。1991年的海湾战争,1999年的科索沃战争,2001年的阿富汗战争和 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都向世界说明了挑战美国及其盟国的军事力量是无益的。中国的新领导层最重视的是保持自己的政权。没有任何理由促使中国的新领导层 发动类似于半个世纪前的"抗美援朝",因为他们知道第二次"抗美援朝"注定失败。

如果有效地制止了北朝鲜的核开发并改变了北朝鲜政权,至少会在下述方面对中国产生积极影响:

更明确地向中国新领导层展示政治改革的必要性;
进一步鼓舞中国的民主力量;
缓解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的强硬立场和军事压力;
削弱共产主义在东亚的战略地位。

3) 彻底解决伊朗问题有助于改变中国的战略态势。

中国和俄罗斯在伊朗上演著令人担忧的二重奏:俄罗斯向伊朗提供核技术,中国则向伊朗提供导弹技术。中国和俄罗斯在伊朗有著共同的战略利益:伊朗是中亚和中东强烈对抗以美国为首的民主国家的专制大国,有利于中国和俄罗斯联手抗衡美国。

上世纪90年代以来,同伊朗展开政治,安全,经济和技术合作是中国在中亚和中东获取战略立足点的重要途径。

美国及其盟国可能有必要采取有力措施制止伊朗的核开发和导弹开发,并支持那?堛漱H民改变神教政权。

如果能够建立一个和平的,世俗的,自由的伊朗,将对欧亚非大陆的战略格局产生重要的积极影响:

中国失去在中亚和中东最主要的战略伙伴;
中国,中亚前共产主义国家,俄罗斯组成的新的集团势力("上海合作组织")的实际作用进一步受到限制;
有利于解决叙利亚,利比亚,苏丹等流氓国家的问题,有利于中东和平进程,有利于打击国际恐怖主义。

4)有效阻止中国的武器扩散应该在美国的对华政策中占有更重要的地位。

长期以来,中国将扩散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常规武器和敏感技术,作为支持流氓国家和专制国家,抗衡以美国为首的民主国家的战略手段。

民主国家需要制定全球范围内的预防,监测,制裁,打击扩散活动的全面安排,并督促中国严格遵守这些规则。

有必要提高对中国的扩散活动的制裁强度。目前的制裁仅仅针对直接从事扩散的特定公司。这是不够的。中国从事扩散的公司都是国有企业,有的是军工企 业。它们的扩散活动绝不仅仅是公司行为,也绝不仅仅出于牟利动机。它们的背后是政府行为和战略动机。因此,制裁的对象可以包括主管这些公司的政府机构:中 止同该政府机构官员的交往;停止同该政府机构主管的其它公司的官方经济技术联系;限制该政府机构主管的其它公司在民主国家的商业活动等等。

还有必要将防止扩散同对中国的高层外交,国际援助,技术交流和军事交流挂钩。如果中国新的领导层坚持扩散,民主国家可以降低同中国的高层外交的规格;可以减少国际机构和民主政府对中国的发展援助;可以进一步限制向中国的高技术出口;可以停止与中国的军事交流。

不仅要让共产党中国为它的扩散行为付出更大的经济代价,安全代价,外交代价,而且要让它的扩散行为在实际上归于无效。这就需要建立能够及时发现,拦截 ,销毁正在扩散或已经扩散的危险物品或危险技术的能力与机制。

5)削弱中国同俄罗斯的战略联系。

中国大量引进俄罗斯的先进武器,先进武器生产线和军事技术,迅速提升了中国的整体军事能力,对美国及其盟国在亚洲的存在形成了越来越大的压力。

中国的具有明显军事意图的航天计划得到俄罗斯的重要帮助,这将增强中国的战略竞争能力。

中国同俄罗斯的战略合作与外交合作对建立以民主国家为主导的新的国际秩序十分不利。

民主国家可以将对俄罗斯的经济援助和向俄罗斯开放市场,同它是否减少对中国的军事出口挂钩。

民主国家可以敦促俄罗斯,支持将中国纳入国际核裁军和裁减常规军备的实际进程。

民主国家不需要将俄罗斯视为亚洲事务的主要参与者,鼓励俄罗斯更多地面向欧洲,融入欧洲,防止中国和俄罗斯在亚洲地区形成紧密的战略利益。

6)中国能否如期,切实地履行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义务仍然是一个疑问。

履行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义务最有力的保障不是领导人的口头承诺,而是敦促中国新领导层加快一部分国有经济的私有化,进一步放宽对私人企业的发展限制,在更大程度上消除国有企业的柯断,为外国资本和外国商品的进入提供尽可能公平的竞争环境和竞争制度。

共产党政权不会允许全面的私有化和充分的自由市场经济,不会允许私人企业家和中产阶级挑战共产党的政治权威。因此,一方面民主国家不应对私人经济和外国资本在促进中国的自由化上的作用估计过高,另一方面民主国家应该将对华政策的核心放在推动中国的民主过渡与战略转变。

2003年7月1日

(在美国哈佛大学的研究报告)

2002年11月至2003年3月产生的中国新领导层的政治走向和外交走向,取决于两个主要因素:这个领导层的权力结构和利益背景;以美国为首的民主国家能否奉行一种更注重于推动中国的制度转型和战略转变的的长期政策。

1. 状态:

中国的新领导层处于某种共存状态。

1) 结构:

在中国新领导层中存在著开明派与保守派,上一代领导人与新一代领导人的权力制衡与利益分割,使这个领导层呈现出"双头结构"。

最高领导者实际上是两个人:胡锦涛和江泽民。这在某种程度上再现了邓小平时代的政治结构。区别在于:新的领导层中没有胡耀邦总书记或赵紫阳总书记那样的鲜明的改革者;同时,前总书记江泽民的政治威望和权力基础也不像邓小平那样稳固。从这个意义上讲,双方都处于弱势。

最高层的9名政治局常务委员,2人(胡锦涛,温家宝)是开明派,2人(李长春,吴官正)是中间派,4人(曾庆红,吴邦国,贾庆林,黄菊)具有前总 书记江泽民的保守色彩,1人(罗干)具有前总理李鹏的保守色彩。开明派,中间派,保守派的比例是2:2:5(4+1)。但是 ,开明派掌握著两个最重要的职务:总书记和总理。因此,虽然开明派的人数较少,在权力分配上仍然取得了对人数较多的保守派的制衡。

保守派在最高层同样有力地制衡著开明派。曾庆红作为中央书记处的常务书记,是仅次于胡锦涛的党务工作的日常负责人;同时曾庆红又是唯一的国家副主 席,这就使江泽民的这位主要支持者,能够从党和政府两个方面制衡胡锦涛。吴邦国作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贾庆林作为全国政协主席,又从最高立法机关和最 高咨询机构两方面制衡著国家主席胡锦涛和总理温家宝。而黄菊作为常务副总理,在国务院直接牵制著总理温家宝。最后,罗干作为分管公安、国家安全、法院、检 察院和监狱的政治局常务委员,他的保守作用不可忽视。

在次最高层(政治局和书记处),政治局的15位非常委的委员和候补委员,开明派仅1人(王兆国),中间派5人(吴仪,回良玉,张立昌,俞正声,王 刚),保守派9人(郭伯雄,曹刚川,曾培炎,周永康,贺国强,刘云山,刘淇,陈良宇,张德江),加上9名政治局常务委员,整个政治局的24名成员,开明 派,中间派,保守派的比例是3(1+2):7(5+2):14(9+5)。书记处的7名成员,没有开明派,中间派2人(王刚,何勇),保守派5人(曾庆 红,周永康,贺国强,刘云山,徐才厚),开明派,中间派,保守派的比例是0:2:5。从某种意义上讲,书记处成为了保守派的政治领地,这会对中国新领导层 发生明显的消极影响。

次最高层的3个重要职务带有江泽民--曾庆红保守派别的色彩:贺国强是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周永康是政治局委员,书记处 书记,中共中央政法委员会书记;刘云山是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这就使任用高级官员,警察和意识形态这3个共产主义政治制度的支柱 在很大程度上被保守派控制,这也削弱了胡锦涛作为总书记的政治权力。

共产主义政治制度的另一个更重要的支柱是军队。在次最高层有3位职业军人(政治局委员郭伯雄,曹刚川和书记处书记徐才厚)。他们代表著军队在新领导层中的特殊利益和政治影响,并且是江泽民的保守的支持者。

在领导层的第三级(国务院),开明派仅1人(温家宝);4名副总理中2人(吴仪,回良玉)是中间派,2人(黄菊,曾培炎)是保守派;5名国务委员 (周永康,曹刚川,唐家璇,华建敏,陈至立)全部是保守派;开明派,中间派,保守派的比例是1:2:7(2+5)。这就使政治权力不很大的温家宝总理进一 步受到制约。

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以及名义上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相对独立于政治局常务委员会,政治局,书记处和国务院,这就使留任中央军委主席的江泽民能够成为另一个权力中心。江泽民的政治影响力的另一个主要来源,是他在领导层中拥有超过半数的保守的支持者。

中国新领导层的"双头结构"实现了开明派与保守派,上一代领导人和新一代领导人的力量平衡。在这种平衡的结构中,任何大步前进的改革主张都不会被保守派通过;同样,任何过份的保守做法也会受到开明派的抵制。

2) 背景:

最高层的9名政治局常务委员清一色地出身于工程师,他们在毛泽东时代就是共产主义的拥护者和受益者,他们在中国长达25年的改革开放历程中没有突出的表现,他们在本质上是一党专制的政治制度的产物,思想落伍行事拘谨的技术官僚,派别之争的继承人。

1989年中国发生了"6.4天安门事件"和1991年苏联--东欧共产主义国家集团崩溃后,中国共产党的一项基本的政治方针,就是努力防止中国 的领导层内出现戈尔巴乔夫式的改革人物。所有被允许进入领导层的人,首要的标准是必须忠诚于一党专制。中国新领导层的所有成员过去和现在都没有偏离这个首 要标准。

苏联东欧--共产主义国家集团崩溃后,中国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了"共产主义
孤岛"。中国共产党的根本目标,是不惜一切代价保住一党执政地位。为此他们需要压制国内的民主要求并抗衡以美国为首的民主国家。中国的上一代领导人和新一代领导人在这个基点上具有共同的政党利益,政权利益和个人政治利益。

中国新领导层中相对开明的一派和相对保守的一派之间并不存在重大的尖锐的政治对立和政策分歧。更可能的前景是:开明派为了消除共产主义的某些弊端,推出有限的改革措施;保守派为了保住个人职位,在一定程度上认可某些改革措施;双方从而保持共存。


2、建议:

中国新领导层的"双头结构"将会持续5年,共同保卫"共产主义孤岛"的利益背景将长期发生作用。所以,美国的对华政策既不应该建立在中国的新领导层大幅度改变对内政策和对外政策的假设上,也不应该建立在中国新领导层内的开明派与保守派出现政治分裂的期望上。

以美国为首的民主国家需要著眼于培育中国内部的改革压力和加大中国外部的战略压力,以便促使中国逐渐走向民主并逐步实行靠拢自由世界的对外方针。

1) 政治改革是中国转型的关键,也是对中国新领导层的最大检验。

民主国家应该鼓励中国的新领导层启动政治改革。
民主国家的对华人权政策应该同中国的政治改革相联系。
要求中国尽快批准《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是国际社会推动中国的政治改革,促进中国的人权状况发生结构性变化的一个合适的入口。

如果中国在国际呼吁下批准了该公约,国际社会就可以进一步要求中国执行该公约。毫无疑问,中国政府将十分不乐意执行该公约。但是由于中国政府在形 式上承担了执行该公约的国际义务,中国的民主力量就可以依据这一国际义务合法地向中国政府提出民主化的具体要求,民主国家也可以依据这一义务合法地支持中 国民主力量的民主要求。围绕批准和执行《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展开的国内交锋和国际交锋,有可能真正打开中国政治改革的大门。

胡锦涛在2003年7月1日并没有象一些西方人和中国人预测的那样提出政治改革设想,这突出地表明了中国新领导层在回避政治改革上达成了一致。中 国的新领导层最终仍将拒绝两个根本性的政治改革:在中国政权的各个层次进行人大代表(议员)和行政首长的普遍,直接,自由的选举;承认政治反对派的合法地 位。但是没有这两项根本改革,中国不会形成实质性的民主。因此,民主国家在鼓励中国新领导层进行政治改革的同时,需要将推动中国政治改革的焦点集中在敦促 自由选举和支持政治反对派这两个根本方面。

2)彻底解决北朝鲜问题有助于为中国的制度转型和战略转变创造条件。

北朝鲜的斯大林主义政权是中国的一党专制的重要政治盟友。北朝鲜庞大的军事力量是中国抗衡美国及其盟国的战略前沿。中国和北朝鲜在政治利益和战略利益上是一致的。

中国现在主要关心的是如何延续北朝鲜的共产党政权,而不是如何中止北朝鲜的核冒险。中国力图将美国及其盟国拖进一场旷日持久的同北朝鲜的外交谈 判,从而帮助北朝鲜争取更多的讨价还价的筹码和时间。中国和北朝鲜的最终目的,是利用冗长的谈判过程使北朝鲜成为事实上的核国家,并迫使民主国家承认北朝 鲜是核俱乐部成员。如果北朝鲜成为了合法的核国家,将使东亚的战略平衡发生有利于中国和北朝鲜的重大变化,这对一切极权国家是一个支持,对所有流氓国家是 一种鼓励,对国际恐怖主义是一个喜讯。这是现实的危险前景。

运用外交手段解决北朝鲜核危机的可能性微乎其微。采用经济制裁迫使北朝鲜放弃核开发也难于奏效。因为极权国家可以无视外交义务,北朝鲜在核问题上 多次违反先前的外交协议预示了今后的外交协议的暗淡命运。极权国家对经济制裁也有超常的承受力,对伊拉克长达13年的经济制裁并没有导致健康局面的出现也 预示了对北朝鲜的经济制裁的无效结果。况且,几乎可以肯定,作为北朝鲜最大援助者的中国不会加入制裁行列。

外交手段和经济制裁在某些情况下是必要的,但不是决定性的。美国及其盟国还需要采取决定性的有力措施制止北朝鲜的核活动,绝不允许北朝鲜成为事实上的核国家。

采取有力措施制止核开发的同时应该相应地推动北朝鲜的政权更换。不改变北朝鲜的极权政权,它的核企图和军事威胁就不会彻底消失。

一个意味深长的问题是:中国的新领导层会不会为了挽救北朝鲜的核计划和共产党政权提供军事支持?

冷战之后,以美国为首的民主国家已经在国际体系中取得了绝对优势。1991年的海湾战争,1999年的科索沃战争,2001年的阿富汗战争和 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都向世界说明了挑战美国及其盟国的军事力量是无益的。中国的新领导层最重视的是保持自己的政权。没有任何理由促使中国的新领导层 发动类似于半个世纪前的"抗美援朝",因为他们知道第二次"抗美援朝"注定失败。

如果有效地制止了北朝鲜的核开发并改变了北朝鲜政权,至少会在下述方面对中国产生积极影响:

更明确地向中国新领导层展示政治改革的必要性;
进一步鼓舞中国的民主力量;
缓解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的强硬立场和军事压力;
削弱共产主义在东亚的战略地位。

3) 彻底解决伊朗问题有助于改变中国的战略态势。

中国和俄罗斯在伊朗上演著令人担忧的二重奏:俄罗斯向伊朗提供核技术,中国则向伊朗提供导弹技术。中国和俄罗斯在伊朗有著共同的战略利益:伊朗是中亚和中东强烈对抗以美国为首的民主国家的专制大国,有利于中国和俄罗斯联手抗衡美国。

上世纪90年代以来,同伊朗展开政治,安全,经济和技术合作是中国在中亚和中东获取战略立足点的重要途径。

美国及其盟国可能有必要采取有力措施制止伊朗的核开发和导弹开发,并支持那?堛漱H民改变神教政权。

如果能够建立一个和平的,世俗的,自由的伊朗,将对欧亚非大陆的战略格局产生重要的积极影响:

中国失去在中亚和中东最主要的战略伙伴;
中国,中亚前共产主义国家,俄罗斯组成的新的集团势力("上海合作组织")的实际作用进一步受到限制;
有利于解决叙利亚,利比亚,苏丹等流氓国家的问题,有利于中东和平进程,有利于打击国际恐怖主义。

4)有效阻止中国的武器扩散应该在美国的对华政策中占有更重要的地位。

长期以来,中国将扩散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常规武器和敏感技术,作为支持流氓国家和专制国家,抗衡以美国为首的民主国家的战略手段。

民主国家需要制定全球范围内的预防,监测,制裁,打击扩散活动的全面安排,并督促中国严格遵守这些规则。

有必要提高对中国的扩散活动的制裁强度。目前的制裁仅仅针对直接从事扩散的特定公司。这是不够的。中国从事扩散的公司都是国有企业,有的是军工企 业。它们的扩散活动绝不仅仅是公司行为,也绝不仅仅出于牟利动机。它们的背后是政府行为和战略动机。因此,制裁的对象可以包括主管这些公司的政府机构:中 止同该政府机构官员的交往;停止同该政府机构主管的其它公司的官方经济技术联系;限制该政府机构主管的其它公司在民主国家的商业活动等等。

还有必要将防止扩散同对中国的高层外交,国际援助,技术交流和军事交流挂钩。如果中国新的领导层坚持扩散,民主国家可以降低同中国的高层外交的规格;可以减少国际机构和民主政府对中国的发展援助;可以进一步限制向中国的高技术出口;可以停止与中国的军事交流。

不仅要让共产党中国为它的扩散行为付出更大的经济代价,安全代价,外交代价,而且要让它的扩散行为在实际上归于无效。这就需要建立能够及时发现,拦截 ,销毁正在扩散或已经扩散的危险物品或危险技术的能力与机制。

5)削弱中国同俄罗斯的战略联系。

中国大量引进俄罗斯的先进武器,先进武器生产线和军事技术,迅速提升了中国的整体军事能力,对美国及其盟国在亚洲的存在形成了越来越大的压力。

中国的具有明显军事意图的航天计划得到俄罗斯的重要帮助,这将增强中国的战略竞争能力。

中国同俄罗斯的战略合作与外交合作对建立以民主国家为主导的新的国际秩序十分不利。

民主国家可以将对俄罗斯的经济援助和向俄罗斯开放市场,同它是否减少对中国的军事出口挂钩。

民主国家可以敦促俄罗斯,支持将中国纳入国际核裁军和裁减常规军备的实际进程。

民主国家不需要将俄罗斯视为亚洲事务的主要参与者,鼓励俄罗斯更多地面向欧洲,融入欧洲,防止中国和俄罗斯在亚洲地区形成紧密的战略利益。

6)中国能否如期,切实地履行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义务仍然是一个疑问。

履行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义务最有力的保障不是领导人的口头承诺,而是敦促中国新领导层加快一部分国有经济的私有化,进一步放宽对私人企业的发展限制,在更大程度上消除国有企业的柯断,为外国资本和外国商品的进入提供尽可能公平的竞争环境和竞争制度。

共产党政权不会允许全面的私有化和充分的自由市场经济,不会允许私人企业家和中产阶级挑战共产党的政治权威。因此,一方面民主国家不应对私人经济和外国资本在促进中国的自由化上的作用估计过高,另一方面民主国家应该将对华政策的核心放在推动中国的民主过渡与战略转变。

2003年7月1日

(在美国哈佛大学的研究报告)

2002年11月至2003年3月产生的中国新领导层的政治走向和外交走向,取决于两个主要因素:这个领导层的权力结构和利益背景;以美国为首的民主国家能否奉行一种更注重于推动中国的制度转型和战略转变的的长期政策。

1. 状态:

中国的新领导层处于某种共存状态。

1) 结构:

在中国新领导层中存在著开明派与保守派,上一代领导人与新一代领导人的权力制衡与利益分割,使这个领导层呈现出"双头结构"。

最高领导者实际上是两个人:胡锦涛和江泽民。这在某种程度上再现了邓小平时代的政治结构。区别在于:新的领导层中没有胡耀邦总书记或赵紫阳总书记那样的鲜明的改革者;同时,前总书记江泽民的政治威望和权力基础也不像邓小平那样稳固。从这个意义上讲,双方都处于弱势。

最高层的9名政治局常务委员,2人(胡锦涛,温家宝)是开明派,2人(李长春,吴官正)是中间派,4人(曾庆红,吴邦国,贾庆林,黄菊)具有前总 书记江泽民的保守色彩,1人(罗干)具有前总理李鹏的保守色彩。开明派,中间派,保守派的比例是2:2:5(4+1)。但是 ,开明派掌握著两个最重要的职务:总书记和总理。因此,虽然开明派的人数较少,在权力分配上仍然取得了对人数较多的保守派的制衡。

保守派在最高层同样有力地制衡著开明派。曾庆红作为中央书记处的常务书记,是仅次于胡锦涛的党务工作的日常负责人;同时曾庆红又是唯一的国家副主 席,这就使江泽民的这位主要支持者,能够从党和政府两个方面制衡胡锦涛。吴邦国作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贾庆林作为全国政协主席,又从最高立法机关和最 高咨询机构两方面制衡著国家主席胡锦涛和总理温家宝。而黄菊作为常务副总理,在国务院直接牵制著总理温家宝。最后,罗干作为分管公安、国家安全、法院、检 察院和监狱的政治局常务委员,他的保守作用不可忽视。

在次最高层(政治局和书记处),政治局的15位非常委的委员和候补委员,开明派仅1人(王兆国),中间派5人(吴仪,回良玉,张立昌,俞正声,王 刚),保守派9人(郭伯雄,曹刚川,曾培炎,周永康,贺国强,刘云山,刘淇,陈良宇,张德江),加上9名政治局常务委员,整个政治局的24名成员,开明 派,中间派,保守派的比例是3(1+2):7(5+2):14(9+5)。书记处的7名成员,没有开明派,中间派2人(王刚,何勇),保守派5人(曾庆 红,周永康,贺国强,刘云山,徐才厚),开明派,中间派,保守派的比例是0:2:5。从某种意义上讲,书记处成为了保守派的政治领地,这会对中国新领导层 发生明显的消极影响。

次最高层的3个重要职务带有江泽民--曾庆红保守派别的色彩:贺国强是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周永康是政治局委员,书记处 书记,中共中央政法委员会书记;刘云山是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这就使任用高级官员,警察和意识形态这3个共产主义政治制度的支柱 在很大程度上被保守派控制,这也削弱了胡锦涛作为总书记的政治权力。

共产主义政治制度的另一个更重要的支柱是军队。在次最高层有3位职业军人(政治局委员郭伯雄,曹刚川和书记处书记徐才厚)。他们代表著军队在新领导层中的特殊利益和政治影响,并且是江泽民的保守的支持者。

在领导层的第三级(国务院),开明派仅1人(温家宝);4名副总理中2人(吴仪,回良玉)是中间派,2人(黄菊,曾培炎)是保守派;5名国务委员 (周永康,曹刚川,唐家璇,华建敏,陈至立)全部是保守派;开明派,中间派,保守派的比例是1:2:7(2+5)。这就使政治权力不很大的温家宝总理进一 步受到制约。

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以及名义上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相对独立于政治局常务委员会,政治局,书记处和国务院,这就使留任中央军委主席的江泽民能够成为另一个权力中心。江泽民的政治影响力的另一个主要来源,是他在领导层中拥有超过半数的保守的支持者。

中国新领导层的"双头结构"实现了开明派与保守派,上一代领导人和新一代领导人的力量平衡。在这种平衡的结构中,任何大步前进的改革主张都不会被保守派通过;同样,任何过份的保守做法也会受到开明派的抵制。

2) 背景:

最高层的9名政治局常务委员清一色地出身于工程师,他们在毛泽东时代就是共产主义的拥护者和受益者,他们在中国长达25年的改革开放历程中没有突出的表现,他们在本质上是一党专制的政治制度的产物,思想落伍行事拘谨的技术官僚,派别之争的继承人。

1989年中国发生了"6.4天安门事件"和1991年苏联--东欧共产主义国家集团崩溃后,中国共产党的一项基本的政治方针,就是努力防止中国 的领导层内出现戈尔巴乔夫式的改革人物。所有被允许进入领导层的人,首要的标准是必须忠诚于一党专制。中国新领导层的所有成员过去和现在都没有偏离这个首 要标准。

苏联东欧--共产主义国家集团崩溃后,中国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了"共产主义
孤岛"。中国共产党的根本目标,是不惜一切代价保住一党执政地位。为此他们需要压制国内的民主要求并抗衡以美国为首的民主国家。中国的上一代领导人和新一代领导人在这个基点上具有共同的政党利益,政权利益和个人政治利益。

中国新领导层中相对开明的一派和相对保守的一派之间并不存在重大的尖锐的政治对立和政策分歧。更可能的前景是:开明派为了消除共产主义的某些弊端,推出有限的改革措施;保守派为了保住个人职位,在一定程度上认可某些改革措施;双方从而保持共存。


2、建议:

中国新领导层的"双头结构"将会持续5年,共同保卫"共产主义孤岛"的利益背景将长期发生作用。所以,美国的对华政策既不应该建立在中国的新领导层大幅度改变对内政策和对外政策的假设上,也不应该建立在中国新领导层内的开明派与保守派出现政治分裂的期望上。

以美国为首的民主国家需要著眼于培育中国内部的改革压力和加大中国外部的战略压力,以便促使中国逐渐走向民主并逐步实行靠拢自由世界的对外方针。

1) 政治改革是中国转型的关键,也是对中国新领导层的最大检验。

民主国家应该鼓励中国的新领导层启动政治改革。
民主国家的对华人权政策应该同中国的政治改革相联系。
要求中国尽快批准《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是国际社会推动中国的政治改革,促进中国的人权状况发生结构性变化的一个合适的入口。

如果中国在国际呼吁下批准了该公约,国际社会就可以进一步要求中国执行该公约。毫无疑问,中国政府将十分不乐意执行该公约。但是由于中国政府在形 式上承担了执行该公约的国际义务,中国的民主力量就可以依据这一国际义务合法地向中国政府提出民主化的具体要求,民主国家也可以依据这一义务合法地支持中 国民主力量的民主要求。围绕批准和执行《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展开的国内交锋和国际交锋,有可能真正打开中国政治改革的大门。

胡锦涛在2003年7月1日并没有象一些西方人和中国人预测的那样提出政治改革设想,这突出地表明了中国新领导层在回避政治改革上达成了一致。中 国的新领导层最终仍将拒绝两个根本性的政治改革:在中国政权的各个层次进行人大代表(议员)和行政首长的普遍,直接,自由的选举;承认政治反对派的合法地 位。但是没有这两项根本改革,中国不会形成实质性的民主。因此,民主国家在鼓励中国新领导层进行政治改革的同时,需要将推动中国政治改革的焦点集中在敦促 自由选举和支持政治反对派这两个根本方面。

2)彻底解决北朝鲜问题有助于为中国的制度转型和战略转变创造条件。

北朝鲜的斯大林主义政权是中国的一党专制的重要政治盟友。北朝鲜庞大的军事力量是中国抗衡美国及其盟国的战略前沿。中国和北朝鲜在政治利益和战略利益上是一致的。

中国现在主要关心的是如何延续北朝鲜的共产党政权,而不是如何中止北朝鲜的核冒险。中国力图将美国及其盟国拖进一场旷日持久的同北朝鲜的外交谈 判,从而帮助北朝鲜争取更多的讨价还价的筹码和时间。中国和北朝鲜的最终目的,是利用冗长的谈判过程使北朝鲜成为事实上的核国家,并迫使民主国家承认北朝 鲜是核俱乐部成员。如果北朝鲜成为了合法的核国家,将使东亚的战略平衡发生有利于中国和北朝鲜的重大变化,这对一切极权国家是一个支持,对所有流氓国家是 一种鼓励,对国际恐怖主义是一个喜讯。这是现实的危险前景。

运用外交手段解决北朝鲜核危机的可能性微乎其微。采用经济制裁迫使北朝鲜放弃核开发也难于奏效。因为极权国家可以无视外交义务,北朝鲜在核问题上 多次违反先前的外交协议预示了今后的外交协议的暗淡命运。极权国家对经济制裁也有超常的承受力,对伊拉克长达13年的经济制裁并没有导致健康局面的出现也 预示了对北朝鲜的经济制裁的无效结果。况且,几乎可以肯定,作为北朝鲜最大援助者的中国不会加入制裁行列。

外交手段和经济制裁在某些情况下是必要的,但不是决定性的。美国及其盟国还需要采取决定性的有力措施制止北朝鲜的核活动,绝不允许北朝鲜成为事实上的核国家。

采取有力措施制止核开发的同时应该相应地推动北朝鲜的政权更换。不改变北朝鲜的极权政权,它的核企图和军事威胁就不会彻底消失。

一个意味深长的问题是:中国的新领导层会不会为了挽救北朝鲜的核计划和共产党政权提供军事支持?

冷战之后,以美国为首的民主国家已经在国际体系中取得了绝对优势。1991年的海湾战争,1999年的科索沃战争,2001年的阿富汗战争和 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都向世界说明了挑战美国及其盟国的军事力量是无益的。中国的新领导层最重视的是保持自己的政权。没有任何理由促使中国的新领导层 发动类似于半个世纪前的"抗美援朝",因为他们知道第二次"抗美援朝"注定失败。

如果有效地制止了北朝鲜的核开发并改变了北朝鲜政权,至少会在下述方面对中国产生积极影响:

更明确地向中国新领导层展示政治改革的必要性;
进一步鼓舞中国的民主力量;
缓解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的强硬立场和军事压力;
削弱共产主义在东亚的战略地位。

3) 彻底解决伊朗问题有助于改变中国的战略态势。

中国和俄罗斯在伊朗上演著令人担忧的二重奏:俄罗斯向伊朗提供核技术,中国则向伊朗提供导弹技术。中国和俄罗斯在伊朗有著共同的战略利益:伊朗是中亚和中东强烈对抗以美国为首的民主国家的专制大国,有利于中国和俄罗斯联手抗衡美国。

上世纪90年代以来,同伊朗展开政治,安全,经济和技术合作是中国在中亚和中东获取战略立足点的重要途径。

美国及其盟国可能有必要采取有力措施制止伊朗的核开发和导弹开发,并支持那?堛漱H民改变神教政权。

如果能够建立一个和平的,世俗的,自由的伊朗,将对欧亚非大陆的战略格局产生重要的积极影响:

中国失去在中亚和中东最主要的战略伙伴;
中国,中亚前共产主义国家,俄罗斯组成的新的集团势力("上海合作组织")的实际作用进一步受到限制;
有利于解决叙利亚,利比亚,苏丹等流氓国家的问题,有利于中东和平进程,有利于打击国际恐怖主义。

4)有效阻止中国的武器扩散应该在美国的对华政策中占有更重要的地位。

长期以来,中国将扩散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常规武器和敏感技术,作为支持流氓国家和专制国家,抗衡以美国为首的民主国家的战略手段。

民主国家需要制定全球范围内的预防,监测,制裁,打击扩散活动的全面安排,并督促中国严格遵守这些规则。

有必要提高对中国的扩散活动的制裁强度。目前的制裁仅仅针对直接从事扩散的特定公司。这是不够的。中国从事扩散的公司都是国有企业,有的是军工企 业。它们的扩散活动绝不仅仅是公司行为,也绝不仅仅出于牟利动机。它们的背后是政府行为和战略动机。因此,制裁的对象可以包括主管这些公司的政府机构:中 止同该政府机构官员的交往;停止同该政府机构主管的其它公司的官方经济技术联系;限制该政府机构主管的其它公司在民主国家的商业活动等等。

还有必要将防止扩散同对中国的高层外交,国际援助,技术交流和军事交流挂钩。如果中国新的领导层坚持扩散,民主国家可以降低同中国的高层外交的规格;可以减少国际机构和民主政府对中国的发展援助;可以进一步限制向中国的高技术出口;可以停止与中国的军事交流。

不仅要让共产党中国为它的扩散行为付出更大的经济代价,安全代价,外交代价,而且要让它的扩散行为在实际上归于无效。这就需要建立能够及时发现,拦截 ,销毁正在扩散或已经扩散的危险物品或危险技术的能力与机制。

5)削弱中国同俄罗斯的战略联系。

中国大量引进俄罗斯的先进武器,先进武器生产线和军事技术,迅速提升了中国的整体军事能力,对美国及其盟国在亚洲的存在形成了越来越大的压力。

中国的具有明显军事意图的航天计划得到俄罗斯的重要帮助,这将增强中国的战略竞争能力。

中国同俄罗斯的战略合作与外交合作对建立以民主国家为主导的新的国际秩序十分不利。

民主国家可以将对俄罗斯的经济援助和向俄罗斯开放市场,同它是否减少对中国的军事出口挂钩。

民主国家可以敦促俄罗斯,支持将中国纳入国际核裁军和裁减常规军备的实际进程。

民主国家不需要将俄罗斯视为亚洲事务的主要参与者,鼓励俄罗斯更多地面向欧洲,融入欧洲,防止中国和俄罗斯在亚洲地区形成紧密的战略利益。

6)中国能否如期,切实地履行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义务仍然是一个疑问。

履行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义务最有力的保障不是领导人的口头承诺,而是敦促中国新领导层加快一部分国有经济的私有化,进一步放宽对私人企业的发展限制,在更大程度上消除国有企业的柯断,为外国资本和外国商品的进入提供尽可能公平的竞争环境和竞争制度。

共产党政权不会允许全面的私有化和充分的自由市场经济,不会允许私人企业家和中产阶级挑战共产党的政治权威。因此,一方面民主国家不应对私人经济和外国资本在促进中国的自由化上的作用估计过高,另一方面民主国家应该将对华政策的核心放在推动中国的民主过渡与战略转变。

2003年7月1日

(在美国哈佛大学的研究报告)

2002年11月至2003年3月产生的中国新领导层的政治走向和外交走向,取决于两个主要因素:这个领导层的权力结构和利益背景;以美国为首的民主国家能否奉行一种更注重于推动中国的制度转型和战略转变的的长期政策。

1. 状态:

中国的新领导层处于某种共存状态。

1) 结构:

在中国新领导层中存在著开明派与保守派,上一代领导人与新一代领导人的权力制衡与利益分割,使这个领导层呈现出"双头结构"。

最高领导者实际上是两个人:胡锦涛和江泽民。这在某种程度上再现了邓小平时代的政治结构。区别在于:新的领导层中没有胡耀邦总书记或赵紫阳总书记那样的鲜明的改革者;同时,前总书记江泽民的政治威望和权力基础也不像邓小平那样稳固。从这个意义上讲,双方都处于弱势。

最高层的9名政治局常务委员,2人(胡锦涛,温家宝)是开明派,2人(李长春,吴官正)是中间派,4人(曾庆红,吴邦国,贾庆林,黄菊)具有前总 书记江泽民的保守色彩,1人(罗干)具有前总理李鹏的保守色彩。开明派,中间派,保守派的比例是2:2:5(4+1)。但是 ,开明派掌握著两个最重要的职务:总书记和总理。因此,虽然开明派的人数较少,在权力分配上仍然取得了对人数较多的保守派的制衡。

保守派在最高层同样有力地制衡著开明派。曾庆红作为中央书记处的常务书记,是仅次于胡锦涛的党务工作的日常负责人;同时曾庆红又是唯一的国家副主 席,这就使江泽民的这位主要支持者,能够从党和政府两个方面制衡胡锦涛。吴邦国作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贾庆林作为全国政协主席,又从最高立法机关和最 高咨询机构两方面制衡著国家主席胡锦涛和总理温家宝。而黄菊作为常务副总理,在国务院直接牵制著总理温家宝。最后,罗干作为分管公安、国家安全、法院、检 察院和监狱的政治局常务委员,他的保守作用不可忽视。

在次最高层(政治局和书记处),政治局的15位非常委的委员和候补委员,开明派仅1人(王兆国),中间派5人(吴仪,回良玉,张立昌,俞正声,王 刚),保守派9人(郭伯雄,曹刚川,曾培炎,周永康,贺国强,刘云山,刘淇,陈良宇,张德江),加上9名政治局常务委员,整个政治局的24名成员,开明 派,中间派,保守派的比例是3(1+2):7(5+2):14(9+5)。书记处的7名成员,没有开明派,中间派2人(王刚,何勇),保守派5人(曾庆 红,周永康,贺国强,刘云山,徐才厚),开明派,中间派,保守派的比例是0:2:5。从某种意义上讲,书记处成为了保守派的政治领地,这会对中国新领导层 发生明显的消极影响。

次最高层的3个重要职务带有江泽民--曾庆红保守派别的色彩:贺国强是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周永康是政治局委员,书记处 书记,中共中央政法委员会书记;刘云山是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这就使任用高级官员,警察和意识形态这3个共产主义政治制度的支柱 在很大程度上被保守派控制,这也削弱了胡锦涛作为总书记的政治权力。

共产主义政治制度的另一个更重要的支柱是军队。在次最高层有3位职业军人(政治局委员郭伯雄,曹刚川和书记处书记徐才厚)。他们代表著军队在新领导层中的特殊利益和政治影响,并且是江泽民的保守的支持者。

在领导层的第三级(国务院),开明派仅1人(温家宝);4名副总理中2人(吴仪,回良玉)是中间派,2人(黄菊,曾培炎)是保守派;5名国务委员 (周永康,曹刚川,唐家璇,华建敏,陈至立)全部是保守派;开明派,中间派,保守派的比例是1:2:7(2+5)。这就使政治权力不很大的温家宝总理进一 步受到制约。

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以及名义上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相对独立于政治局常务委员会,政治局,书记处和国务院,这就使留任中央军委主席的江泽民能够成为另一个权力中心。江泽民的政治影响力的另一个主要来源,是他在领导层中拥有超过半数的保守的支持者。

中国新领导层的"双头结构"实现了开明派与保守派,上一代领导人和新一代领导人的力量平衡。在这种平衡的结构中,任何大步前进的改革主张都不会被保守派通过;同样,任何过份的保守做法也会受到开明派的抵制。

2) 背景:

最高层的9名政治局常务委员清一色地出身于工程师,他们在毛泽东时代就是共产主义的拥护者和受益者,他们在中国长达25年的改革开放历程中没有突出的表现,他们在本质上是一党专制的政治制度的产物,思想落伍行事拘谨的技术官僚,派别之争的继承人。

1989年中国发生了"6.4天安门事件"和1991年苏联--东欧共产主义国家集团崩溃后,中国共产党的一项基本的政治方针,就是努力防止中国 的领导层内出现戈尔巴乔夫式的改革人物。所有被允许进入领导层的人,首要的标准是必须忠诚于一党专制。中国新领导层的所有成员过去和现在都没有偏离这个首 要标准。

苏联东欧--共产主义国家集团崩溃后,中国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了"共产主义
孤岛"。中国共产党的根本目标,是不惜一切代价保住一党执政地位。为此他们需要压制国内的民主要求并抗衡以美国为首的民主国家。中国的上一代领导人和新一代领导人在这个基点上具有共同的政党利益,政权利益和个人政治利益。

中国新领导层中相对开明的一派和相对保守的一派之间并不存在重大的尖锐的政治对立和政策分歧。更可能的前景是:开明派为了消除共产主义的某些弊端,推出有限的改革措施;保守派为了保住个人职位,在一定程度上认可某些改革措施;双方从而保持共存。


2、建议:

中国新领导层的"双头结构"将会持续5年,共同保卫"共产主义孤岛"的利益背景将长期发生作用。所以,美国的对华政策既不应该建立在中国的新领导层大幅度改变对内政策和对外政策的假设上,也不应该建立在中国新领导层内的开明派与保守派出现政治分裂的期望上。

以美国为首的民主国家需要著眼于培育中国内部的改革压力和加大中国外部的战略压力,以便促使中国逐渐走向民主并逐步实行靠拢自由世界的对外方针。

1) 政治改革是中国转型的关键,也是对中国新领导层的最大检验。

民主国家应该鼓励中国的新领导层启动政治改革。
民主国家的对华人权政策应该同中国的政治改革相联系。
要求中国尽快批准《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是国际社会推动中国的政治改革,促进中国的人权状况发生结构性变化的一个合适的入口。

如果中国在国际呼吁下批准了该公约,国际社会就可以进一步要求中国执行该公约。毫无疑问,中国政府将十分不乐意执行该公约。但是由于中国政府在形 式上承担了执行该公约的国际义务,中国的民主力量就可以依据这一国际义务合法地向中国政府提出民主化的具体要求,民主国家也可以依据这一义务合法地支持中 国民主力量的民主要求。围绕批准和执行《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展开的国内交锋和国际交锋,有可能真正打开中国政治改革的大门。

胡锦涛在2003年7月1日并没有象一些西方人和中国人预测的那样提出政治改革设想,这突出地表明了中国新领导层在回避政治改革上达成了一致。中 国的新领导层最终仍将拒绝两个根本性的政治改革:在中国政权的各个层次进行人大代表(议员)和行政首长的普遍,直接,自由的选举;承认政治反对派的合法地 位。但是没有这两项根本改革,中国不会形成实质性的民主。因此,民主国家在鼓励中国新领导层进行政治改革的同时,需要将推动中国政治改革的焦点集中在敦促 自由选举和支持政治反对派这两个根本方面。

2)彻底解决北朝鲜问题有助于为中国的制度转型和战略转变创造条件。

北朝鲜的斯大林主义政权是中国的一党专制的重要政治盟友。北朝鲜庞大的军事力量是中国抗衡美国及其盟国的战略前沿。中国和北朝鲜在政治利益和战略利益上是一致的。

中国现在主要关心的是如何延续北朝鲜的共产党政权,而不是如何中止北朝鲜的核冒险。中国力图将美国及其盟国拖进一场旷日持久的同北朝鲜的外交谈 判,从而帮助北朝鲜争取更多的讨价还价的筹码和时间。中国和北朝鲜的最终目的,是利用冗长的谈判过程使北朝鲜成为事实上的核国家,并迫使民主国家承认北朝 鲜是核俱乐部成员。如果北朝鲜成为了合法的核国家,将使东亚的战略平衡发生有利于中国和北朝鲜的重大变化,这对一切极权国家是一个支持,对所有流氓国家是 一种鼓励,对国际恐怖主义是一个喜讯。这是现实的危险前景。

运用外交手段解决北朝鲜核危机的可能性微乎其微。采用经济制裁迫使北朝鲜放弃核开发也难于奏效。因为极权国家可以无视外交义务,北朝鲜在核问题上 多次违反先前的外交协议预示了今后的外交协议的暗淡命运。极权国家对经济制裁也有超常的承受力,对伊拉克长达13年的经济制裁并没有导致健康局面的出现也 预示了对北朝鲜的经济制裁的无效结果。况且,几乎可以肯定,作为北朝鲜最大援助者的中国不会加入制裁行列。

外交手段和经济制裁在某些情况下是必要的,但不是决定性的。美国及其盟国还需要采取决定性的有力措施制止北朝鲜的核活动,绝不允许北朝鲜成为事实上的核国家。

采取有力措施制止核开发的同时应该相应地推动北朝鲜的政权更换。不改变北朝鲜的极权政权,它的核企图和军事威胁就不会彻底消失。

一个意味深长的问题是:中国的新领导层会不会为了挽救北朝鲜的核计划和共产党政权提供军事支持?

冷战之后,以美国为首的民主国家已经在国际体系中取得了绝对优势。1991年的海湾战争,1999年的科索沃战争,2001年的阿富汗战争和 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都向世界说明了挑战美国及其盟国的军事力量是无益的。中国的新领导层最重视的是保持自己的政权。没有任何理由促使中国的新领导层 发动类似于半个世纪前的"抗美援朝",因为他们知道第二次"抗美援朝"注定失败。

如果有效地制止了北朝鲜的核开发并改变了北朝鲜政权,至少会在下述方面对中国产生积极影响:

更明确地向中国新领导层展示政治改革的必要性;
进一步鼓舞中国的民主力量;
缓解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的强硬立场和军事压力;
削弱共产主义在东亚的战略地位。

3) 彻底解决伊朗问题有助于改变中国的战略态势。

中国和俄罗斯在伊朗上演著令人担忧的二重奏:俄罗斯向伊朗提供核技术,中国则向伊朗提供导弹技术。中国和俄罗斯在伊朗有著共同的战略利益:伊朗是中亚和中东强烈对抗以美国为首的民主国家的专制大国,有利于中国和俄罗斯联手抗衡美国。

上世纪90年代以来,同伊朗展开政治,安全,经济和技术合作是中国在中亚和中东获取战略立足点的重要途径。

美国及其盟国可能有必要采取有力措施制止伊朗的核开发和导弹开发,并支持那?堛漱H民改变神教政权。

如果能够建立一个和平的,世俗的,自由的伊朗,将对欧亚非大陆的战略格局产生重要的积极影响:

中国失去在中亚和中东最主要的战略伙伴;
中国,中亚前共产主义国家,俄罗斯组成的新的集团势力("上海合作组织")的实际作用进一步受到限制;
有利于解决叙利亚,利比亚,苏丹等流氓国家的问题,有利于中东和平进程,有利于打击国际恐怖主义。

4)有效阻止中国的武器扩散应该在美国的对华政策中占有更重要的地位。

长期以来,中国将扩散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常规武器和敏感技术,作为支持流氓国家和专制国家,抗衡以美国为首的民主国家的战略手段。

民主国家需要制定全球范围内的预防,监测,制裁,打击扩散活动的全面安排,并督促中国严格遵守这些规则。

有必要提高对中国的扩散活动的制裁强度。目前的制裁仅仅针对直接从事扩散的特定公司。这是不够的。中国从事扩散的公司都是国有企业,有的是军工企 业。它们的扩散活动绝不仅仅是公司行为,也绝不仅仅出于牟利动机。它们的背后是政府行为和战略动机。因此,制裁的对象可以包括主管这些公司的政府机构:中 止同该政府机构官员的交往;停止同该政府机构主管的其它公司的官方经济技术联系;限制该政府机构主管的其它公司在民主国家的商业活动等等。

还有必要将防止扩散同对中国的高层外交,国际援助,技术交流和军事交流挂钩。如果中国新的领导层坚持扩散,民主国家可以降低同中国的高层外交的规格;可以减少国际机构和民主政府对中国的发展援助;可以进一步限制向中国的高技术出口;可以停止与中国的军事交流。

不仅要让共产党中国为它的扩散行为付出更大的经济代价,安全代价,外交代价,而且要让它的扩散行为在实际上归于无效。这就需要建立能够及时发现,拦截 ,销毁正在扩散或已经扩散的危险物品或危险技术的能力与机制。

5)削弱中国同俄罗斯的战略联系。

中国大量引进俄罗斯的先进武器,先进武器生产线和军事技术,迅速提升了中国的整体军事能力,对美国及其盟国在亚洲的存在形成了越来越大的压力。

中国的具有明显军事意图的航天计划得到俄罗斯的重要帮助,这将增强中国的战略竞争能力。

中国同俄罗斯的战略合作与外交合作对建立以民主国家为主导的新的国际秩序十分不利。

民主国家可以将对俄罗斯的经济援助和向俄罗斯开放市场,同它是否减少对中国的军事出口挂钩。

民主国家可以敦促俄罗斯,支持将中国纳入国际核裁军和裁减常规军备的实际进程。

民主国家不需要将俄罗斯视为亚洲事务的主要参与者,鼓励俄罗斯更多地面向欧洲,融入欧洲,防止中国和俄罗斯在亚洲地区形成紧密的战略利益。

6)中国能否如期,切实地履行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义务仍然是一个疑问。

履行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义务最有力的保障不是领导人的口头承诺,而是敦促中国新领导层加快一部分国有经济的私有化,进一步放宽对私人企业的发展限制,在更大程度上消除国有企业的柯断,为外国资本和外国商品的进入提供尽可能公平的竞争环境和竞争制度。

共产党政权不会允许全面的私有化和充分的自由市场经济,不会允许私人企业家和中产阶级挑战共产党的政治权威。因此,一方面民主国家不应对私人经济和外国资本在促进中国的自由化上的作用估计过高,另一方面民主国家应该将对华政策的核心放在推动中国的民主过渡与战略转变。

2003年7月1日

(在美国哈佛大学的研究报告)

2002年11月至2003年3月产生的中国新领导层的政治走向和外交走向,取决于两个主要因素:这个领导层的权力结构和利益背景;以美国为首的民主国家能否奉行一种更注重于推动中国的制度转型和战略转变的的长期政策。

1. 状态:

中国的新领导层处于某种共存状态。

1) 结构:

在中国新领导层中存在著开明派与保守派,上一代领导人与新一代领导人的权力制衡与利益分割,使这个领导层呈现出"双头结构"。

最高领导者实际上是两个人:胡锦涛和江泽民。这在某种程度上再现了邓小平时代的政治结构。区别在于:新的领导层中没有胡耀邦总书记或赵紫阳总书记那样的鲜明的改革者;同时,前总书记江泽民的政治威望和权力基础也不像邓小平那样稳固。从这个意义上讲,双方都处于弱势。

最高层的9名政治局常务委员,2人(胡锦涛,温家宝)是开明派,2人(李长春,吴官正)是中间派,4人(曾庆红,吴邦国,贾庆林,黄菊)具有前总 书记江泽民的保守色彩,1人(罗干)具有前总理李鹏的保守色彩。开明派,中间派,保守派的比例是2:2:5(4+1)。但是 ,开明派掌握著两个最重要的职务:总书记和总理。因此,虽然开明派的人数较少,在权力分配上仍然取得了对人数较多的保守派的制衡。

保守派在最高层同样有力地制衡著开明派。曾庆红作为中央书记处的常务书记,是仅次于胡锦涛的党务工作的日常负责人;同时曾庆红又是唯一的国家副主 席,这就使江泽民的这位主要支持者,能够从党和政府两个方面制衡胡锦涛。吴邦国作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贾庆林作为全国政协主席,又从最高立法机关和最 高咨询机构两方面制衡著国家主席胡锦涛和总理温家宝。而黄菊作为常务副总理,在国务院直接牵制著总理温家宝。最后,罗干作为分管公安、国家安全、法院、检 察院和监狱的政治局常务委员,他的保守作用不可忽视。

在次最高层(政治局和书记处),政治局的15位非常委的委员和候补委员,开明派仅1人(王兆国),中间派5人(吴仪,回良玉,张立昌,俞正声,王 刚),保守派9人(郭伯雄,曹刚川,曾培炎,周永康,贺国强,刘云山,刘淇,陈良宇,张德江),加上9名政治局常务委员,整个政治局的24名成员,开明 派,中间派,保守派的比例是3(1+2):7(5+2):14(9+5)。书记处的7名成员,没有开明派,中间派2人(王刚,何勇),保守派5人(曾庆 红,周永康,贺国强,刘云山,徐才厚),开明派,中间派,保守派的比例是0:2:5。从某种意义上讲,书记处成为了保守派的政治领地,这会对中国新领导层 发生明显的消极影响。

次最高层的3个重要职务带有江泽民--曾庆红保守派别的色彩:贺国强是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周永康是政治局委员,书记处 书记,中共中央政法委员会书记;刘云山是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这就使任用高级官员,警察和意识形态这3个共产主义政治制度的支柱 在很大程度上被保守派控制,这也削弱了胡锦涛作为总书记的政治权力。

共产主义政治制度的另一个更重要的支柱是军队。在次最高层有3位职业军人(政治局委员郭伯雄,曹刚川和书记处书记徐才厚)。他们代表著军队在新领导层中的特殊利益和政治影响,并且是江泽民的保守的支持者。

在领导层的第三级(国务院),开明派仅1人(温家宝);4名副总理中2人(吴仪,回良玉)是中间派,2人(黄菊,曾培炎)是保守派;5名国务委员 (周永康,曹刚川,唐家璇,华建敏,陈至立)全部是保守派;开明派,中间派,保守派的比例是1:2:7(2+5)。这就使政治权力不很大的温家宝总理进一 步受到制约。

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以及名义上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相对独立于政治局常务委员会,政治局,书记处和国务院,这就使留任中央军委主席的江泽民能够成为另一个权力中心。江泽民的政治影响力的另一个主要来源,是他在领导层中拥有超过半数的保守的支持者。

中国新领导层的"双头结构"实现了开明派与保守派,上一代领导人和新一代领导人的力量平衡。在这种平衡的结构中,任何大步前进的改革主张都不会被保守派通过;同样,任何过份的保守做法也会受到开明派的抵制。

2) 背景:

最高层的9名政治局常务委员清一色地出身于工程师,他们在毛泽东时代就是共产主义的拥护者和受益者,他们在中国长达25年的改革开放历程中没有突出的表现,他们在本质上是一党专制的政治制度的产物,思想落伍行事拘谨的技术官僚,派别之争的继承人。

1989年中国发生了"6.4天安门事件"和1991年苏联--东欧共产主义国家集团崩溃后,中国共产党的一项基本的政治方针,就是努力防止中国 的领导层内出现戈尔巴乔夫式的改革人物。所有被允许进入领导层的人,首要的标准是必须忠诚于一党专制。中国新领导层的所有成员过去和现在都没有偏离这个首 要标准。

苏联东欧--共产主义国家集团崩溃后,中国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了"共产主义
孤岛"。中国共产党的根本目标,是不惜一切代价保住一党执政地位。为此他们需要压制国内的民主要求并抗衡以美国为首的民主国家。中国的上一代领导人和新一代领导人在这个基点上具有共同的政党利益,政权利益和个人政治利益。

中国新领导层中相对开明的一派和相对保守的一派之间并不存在重大的尖锐的政治对立和政策分歧。更可能的前景是:开明派为了消除共产主义的某些弊端,推出有限的改革措施;保守派为了保住个人职位,在一定程度上认可某些改革措施;双方从而保持共存。


2、建议:

中国新领导层的"双头结构"将会持续5年,共同保卫"共产主义孤岛"的利益背景将长期发生作用。所以,美国的对华政策既不应该建立在中国的新领导层大幅度改变对内政策和对外政策的假设上,也不应该建立在中国新领导层内的开明派与保守派出现政治分裂的期望上。

以美国为首的民主国家需要著眼于培育中国内部的改革压力和加大中国外部的战略压力,以便促使中国逐渐走向民主并逐步实行靠拢自由世界的对外方针。

1) 政治改革是中国转型的关键,也是对中国新领导层的最大检验。

民主国家应该鼓励中国的新领导层启动政治改革。
民主国家的对华人权政策应该同中国的政治改革相联系。
要求中国尽快批准《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是国际社会推动中国的政治改革,促进中国的人权状况发生结构性变化的一个合适的入口。

如果中国在国际呼吁下批准了该公约,国际社会就可以进一步要求中国执行该公约。毫无疑问,中国政府将十分不乐意执行该公约。但是由于中国政府在形 式上承担了执行该公约的国际义务,中国的民主力量就可以依据这一国际义务合法地向中国政府提出民主化的具体要求,民主国家也可以依据这一义务合法地支持中 国民主力量的民主要求。围绕批准和执行《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展开的国内交锋和国际交锋,有可能真正打开中国政治改革的大门。

胡锦涛在2003年7月1日并没有象一些西方人和中国人预测的那样提出政治改革设想,这突出地表明了中国新领导层在回避政治改革上达成了一致。中 国的新领导层最终仍将拒绝两个根本性的政治改革:在中国政权的各个层次进行人大代表(议员)和行政首长的普遍,直接,自由的选举;承认政治反对派的合法地 位。但是没有这两项根本改革,中国不会形成实质性的民主。因此,民主国家在鼓励中国新领导层进行政治改革的同时,需要将推动中国政治改革的焦点集中在敦促 自由选举和支持政治反对派这两个根本方面。

2)彻底解决北朝鲜问题有助于为中国的制度转型和战略转变创造条件。

北朝鲜的斯大林主义政权是中国的一党专制的重要政治盟友。北朝鲜庞大的军事力量是中国抗衡美国及其盟国的战略前沿。中国和北朝鲜在政治利益和战略利益上是一致的。

中国现在主要关心的是如何延续北朝鲜的共产党政权,而不是如何中止北朝鲜的核冒险。中国力图将美国及其盟国拖进一场旷日持久的同北朝鲜的外交谈 判,从而帮助北朝鲜争取更多的讨价还价的筹码和时间。中国和北朝鲜的最终目的,是利用冗长的谈判过程使北朝鲜成为事实上的核国家,并迫使民主国家承认北朝 鲜是核俱乐部成员。如果北朝鲜成为了合法的核国家,将使东亚的战略平衡发生有利于中国和北朝鲜的重大变化,这对一切极权国家是一个支持,对所有流氓国家是 一种鼓励,对国际恐怖主义是一个喜讯。这是现实的危险前景。

运用外交手段解决北朝鲜核危机的可能性微乎其微。采用经济制裁迫使北朝鲜放弃核开发也难于奏效。因为极权国家可以无视外交义务,北朝鲜在核问题上 多次违反先前的外交协议预示了今后的外交协议的暗淡命运。极权国家对经济制裁也有超常的承受力,对伊拉克长达13年的经济制裁并没有导致健康局面的出现也 预示了对北朝鲜的经济制裁的无效结果。况且,几乎可以肯定,作为北朝鲜最大援助者的中国不会加入制裁行列。

外交手段和经济制裁在某些情况下是必要的,但不是决定性的。美国及其盟国还需要采取决定性的有力措施制止北朝鲜的核活动,绝不允许北朝鲜成为事实上的核国家。

采取有力措施制止核开发的同时应该相应地推动北朝鲜的政权更换。不改变北朝鲜的极权政权,它的核企图和军事威胁就不会彻底消失。

一个意味深长的问题是:中国的新领导层会不会为了挽救北朝鲜的核计划和共产党政权提供军事支持?

冷战之后,以美国为首的民主国家已经在国际体系中取得了绝对优势。1991年的海湾战争,1999年的科索沃战争,2001年的阿富汗战争和 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都向世界说明了挑战美国及其盟国的军事力量是无益的。中国的新领导层最重视的是保持自己的政权。没有任何理由促使中国的新领导层 发动类似于半个世纪前的"抗美援朝",因为他们知道第二次"抗美援朝"注定失败。

如果有效地制止了北朝鲜的核开发并改变了北朝鲜政权,至少会在下述方面对中国产生积极影响:

更明确地向中国新领导层展示政治改革的必要性;
进一步鼓舞中国的民主力量;
缓解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的强硬立场和军事压力;
削弱共产主义在东亚的战略地位。

3) 彻底解决伊朗问题有助于改变中国的战略态势。

中国和俄罗斯在伊朗上演著令人担忧的二重奏:俄罗斯向伊朗提供核技术,中国则向伊朗提供导弹技术。中国和俄罗斯在伊朗有著共同的战略利益:伊朗是中亚和中东强烈对抗以美国为首的民主国家的专制大国,有利于中国和俄罗斯联手抗衡美国。

上世纪90年代以来,同伊朗展开政治,安全,经济和技术合作是中国在中亚和中东获取战略立足点的重要途径。

美国及其盟国可能有必要采取有力措施制止伊朗的核开发和导弹开发,并支持那?堛漱H民改变神教政权。

如果能够建立一个和平的,世俗的,自由的伊朗,将对欧亚非大陆的战略格局产生重要的积极影响:

中国失去在中亚和中东最主要的战略伙伴;
中国,中亚前共产主义国家,俄罗斯组成的新的集团势力("上海合作组织")的实际作用进一步受到限制;
有利于解决叙利亚,利比亚,苏丹等流氓国家的问题,有利于中东和平进程,有利于打击国际恐怖主义。

4)有效阻止中国的武器扩散应该在美国的对华政策中占有更重要的地位。

长期以来,中国将扩散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常规武器和敏感技术,作为支持流氓国家和专制国家,抗衡以美国为首的民主国家的战略手段。

民主国家需要制定全球范围内的预防,监测,制裁,打击扩散活动的全面安排,并督促中国严格遵守这些规则。

有必要提高对中国的扩散活动的制裁强度。目前的制裁仅仅针对直接从事扩散的特定公司。这是不够的。中国从事扩散的公司都是国有企业,有的是军工企 业。它们的扩散活动绝不仅仅是公司行为,也绝不仅仅出于牟利动机。它们的背后是政府行为和战略动机。因此,制裁的对象可以包括主管这些公司的政府机构:中 止同该政府机构官员的交往;停止同该政府机构主管的其它公司的官方经济技术联系;限制该政府机构主管的其它公司在民主国家的商业活动等等。

还有必要将防止扩散同对中国的高层外交,国际援助,技术交流和军事交流挂钩。如果中国新的领导层坚持扩散,民主国家可以降低同中国的高层外交的规格;可以减少国际机构和民主政府对中国的发展援助;可以进一步限制向中国的高技术出口;可以停止与中国的军事交流。

不仅要让共产党中国为它的扩散行为付出更大的经济代价,安全代价,外交代价,而且要让它的扩散行为在实际上归于无效。这就需要建立能够及时发现,拦截 ,销毁正在扩散或已经扩散的危险物品或危险技术的能力与机制。

5)削弱中国同俄罗斯的战略联系。

中国大量引进俄罗斯的先进武器,先进武器生产线和军事技术,迅速提升了中国的整体军事能力,对美国及其盟国在亚洲的存在形成了越来越大的压力。

中国的具有明显军事意图的航天计划得到俄罗斯的重要帮助,这将增强中国的战略竞争能力。

中国同俄罗斯的战略合作与外交合作对建立以民主国家为主导的新的国际秩序十分不利。

民主国家可以将对俄罗斯的经济援助和向俄罗斯开放市场,同它是否减少对中国的军事出口挂钩。

民主国家可以敦促俄罗斯,支持将中国纳入国际核裁军和裁减常规军备的实际进程。

民主国家不需要将俄罗斯视为亚洲事务的主要参与者,鼓励俄罗斯更多地面向欧洲,融入欧洲,防止中国和俄罗斯在亚洲地区形成紧密的战略利益。

6)中国能否如期,切实地履行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义务仍然是一个疑问。

履行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义务最有力的保障不是领导人的口头承诺,而是敦促中国新领导层加快一部分国有经济的私有化,进一步放宽对私人企业的发展限制,在更大程度上消除国有企业的柯断,为外国资本和外国商品的进入提供尽可能公平的竞争环境和竞争制度。

共产党政权不会允许全面的私有化和充分的自由市场经济,不会允许私人企业家和中产阶级挑战共产党的政治权威。因此,一方面民主国家不应对私人经济和外国资本在促进中国的自由化上的作用估计过高,另一方面民主国家应该将对华政策的核心放在推动中国的民主过渡与战略转变。

2003年7月1日

(在美国哈佛大学的研究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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