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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收容遣送制送终【首发】
傅国涌



eeing C & R to Its End


只要户籍制度不废除,只要公民在自己的国土上没有迁徙自由,只要政权依然高于人权,孙志刚之后谁又敢说不会再有张志刚、王志刚?

So long as the "Residential Registration System" remains intact, Chinese citizens will not enjoy genuine freedom of movement on their own land, and political power will continue to override human rights. Who can say for sure that Sun Zhigang, the latest victim of arbitrary detention and police brutality, was to be the last?





孙志刚之死引发了世人对收容遣送制度的严重关注。6月5日,孙志刚案在广州开庭,庭审结束后,他父亲对新华社记者说:希望我儿子这么一个血的惨案能推动法制建设,改变收容遣送现状,让更多有孩子出门在外打工的父母能够在家安心。

(《人民日报》2003年6月11日) 老人善良的愿望何时才能实现,孙志刚年轻的生命能不能换来收容遣送制度的终结,仍是一个未知数。可以肯定的是,只要收容遣送制度存在一天,孙志刚这样的人间惨剧就有可能重演。

尽管收容遣送的起源可以追溯到上个世纪50年代初或60年代初,但现行收容遣送制度的依据是1982年5月12日国务院发布的《城市流浪乞讨人员 收容遣送办法》。《办法》是计划经济时代城乡二元社会的典型产物。办法第一条明确规定,其目的是维护城市社会秩序和安定团结。第三条规定具体办 法由省、市、自治区人民政府根据实际情况确定,也就是将权力无限地授予了各地地方政府有关部门。

1991年,国务院曾发布过《关于收容遣送工作改革问题的意见》,从《办法》到《意见》,最根本的一条从没有改变过,那就是收容遣送的强制性,即 收容遣送可以限制被收容人员的人身自由。办法第一条明白地赋予收容遣送站三个功能:救济、教育和安置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所谓救济、教育、 安置都含糊其辞,没有明确界限,可以任意解释,而其强制性则是不容置疑的。

更何况在实际执行中,收容遣送的对象远不是局限在《办法》第二条所确定的三类人: (一)家居农村流入城市乞讨的;(二)城市居民中流浪街头乞讨的;(三)其它
露宿街头生活无著的。因为没有办理暂住证(或办了没带,或办了与住址不符合)、没带
身份证都随时可以被收容遣送。 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从南到北都有。

2000年2月5日(中国传统春节),我的朋友樊百华先生从南京到杭州来看我,就以没带身份证的借口被警察强行收容,叫天不应,呼地不灵,在收容 遣送站囚禁了三天半,吃尽了苦头,还要自己掏钱来付食宿费。他所写的长达万言的《龙年中国侵犯人权第一案》详尽地记录了收容站的遭遇。

《山西文学》2003年第1期发表了北京学者邢小群的《沙河,北京打工者的地狱》一文,就是对中国收容遣送制度强有力的控诉。文中讲述了两个她亲 身接触的活生生的个案: 一个河南籍的家政工,身份证、暂住证、身体合格证、结婚证、节育证明等一应俱全,然而2002年11月初的一天深夜,她还是被警察带走了,什么证都不管 用,警察总有理由。她和很多人一起被拉到北京昌平沙河的收容所,和上千人一起,在一个没有暖气的大屋子里,又冻又饿,在瓷砖地上坐了一天一夜,中间只给她 们吃过一个窝头。然后她被遣送到郑州看守所,她丈夫花了500元才把她捞出来。

另一个讲的是作者一位外地朋友的儿子,影视艺术学校毕业后留在北京当自由演员,2002年十一前夕,警察检查暂住证,仅仅因他当时的居处与办暂住证的地址不属同一个派出所管辖,这位青年立马被抓到昌平沙河看守所,做了半个月拉石子的劳力工。

发生在身边的这一幕幕,让这位善良的学者触目惊心。她想不到的是,这篇文章发表仅几个月后,27岁的大学生孙志刚竟在广州收容站被活活打死。相比之下,幸存者恐怕还要庆幸自己的幸存了。20多年来,象孙志刚那样惨死收容站的人到底有多少,也许永远不会有统计数据。

孙志刚案曝光以后,舆论一片哗然,艾晓明等教授拍案而起,举国上下,无不同声谴责违宪违法、公然侵犯人权的收容遣送制度。三个法学博士、五个法学 学者先后建议人大常委会启动违宪审查程序,全国人大代表陈舒上书全国人大常委会,建议国务院增加对错误收容的赔偿机制。各新闻媒体纷纷报道了这些消息,或 发表评论,连《人民日报》都不例外。在舆论的呼声面前,民政部制定并下发了有关改进和规范收容遣送工作的意见,重申收容对象为城市流浪乞讨人员,并规定取 消现行收容遣送的所有收费项目,严禁组织被收容人员劳动等。

《办法》既有教育、安置目的,岂有不安排被收容人员劳动的。1982年10月15日,由民政部、公安部印发的《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 实施细则》(试行) 第二十 二条规定收容遣送站组织被收容人员进行生产劳动的收入,主要用于被收容人员的伙食补贴和遣送路费。很显然,收容遣送站同时也是一个劳动场所,有这一条 做依据,沙河拉石子完全可以肆无忌惮,继续施行,只要细则没有被废除,所谓严禁组织被收容人员劳动恐怕就只能是一句空话。

民政部社会福利和社会事务司综合处负责人向记者强调,具体认定收容对象时,不是看有没有随身携带能证明身份的合法证件,而是看有没有流浪、乞讨 行为发生。三证(身份证、暂住证、务工证)没有或不全但没有流浪乞讨行为的人员不能收容,有证但有流浪、乞讨行为的人员也在收容行列。

言下之意,现在要禁的只不过是收容遣送的扩大化。实际上,现行的收容制度不是一个扩大化的问题,而是一个公民在自己的祖国到底能不能自由行走、劳动、生活的问题,即收容制度是否违反宪法的问题。

该负责人还表示,收容制度本来就是救济制度, 是为弱势群体或遭遇突然变故的人群提供救济,也就是为缺乏生活保障的人提供基本生存服务。然而就在孙志刚案刚落幕之际,湖南《三湘都市报》又爆出惊人消 息,涟源收容站以营利为目的,与派出所相勾结,抓一个人给50元回扣,被收容者的亲属则被逼得借高利贷赎身,实在榨不出油水,就要免费打工。收容 站几乎成了公然绑票站,短短几年收入高达320万元。这就是收容遣送制度的真实面貌。

在20多年来一桩桩血泪斑斑的事实面前,收容遣送到底是不是一个救济制度,是中国人的天堂还是地狱早已昭然若揭。要真正让沙河不 再成为打工者的地狱,唯一的出路恐怕只有让收容遣送制度彻底在中国大地上消失。即使再有一万条理由为收容遣送制度的必要性辩护,也没有人能就收容制度 的合法性提出任何有说服力的证据。

退一万步讲,即便是《办法》所确认的三类人,凭什么就可以被强制收容?难道一句维护城市社会秩序和安定团结的堂皇说辞,就可以剥夺公民在城市 流浪、乞讨的自由吗?如果收容是一种救济制度,带有社会福利性质,体现的是人道主义关怀,或者美其名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其前提必须是建立在被救济者 自愿的基础之上,救济者首先应该拥有拒绝被收容的权利,他可以接受救济,也可以不接受救济,这一选择完全是自愿的,而不能使用强迫的手段。收容遣 送一旦使用了强制手段,就涉及到人身自由问题,收容的性质就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不再是一个救济措施,而是一个剥夺公民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从而与现行宪 法、立法法规相抵触。

二十多年来,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人们确实获得了越来越多的经济自由,选择不同牌子的冰箱、洗衣机的自由,物质匮 乏、一切按计划供应的时代已成为过去。与此同时,二十年前形成的那些隔离城乡、人为划分身份、等级的旧制度并没有改变,收容遣送、户籍制度都属于此类产 物。

为什么收容遣送总是与暂住证、身份证联系在一起,为什么身份变得如此重要?这是以等级制为基础的身份社会、也就是人治社会的根本特征,是一种人控制人、人压迫人的重要手段,本质上带有歧视性。一个把一部分人与另一部分人区分开来的社会,绝对是一个不正常的社会。

在这样的社会中,每个人的自由、权利和尊严都没有真正的保障,今日座上客,明天就可能是阶下囚。收容遣送制度的存在是对所有中国人的威胁,这种与人权相对立的制度所危害的决不只是进城打工的农民,制度之恶针对的是全体人。

孙志刚之后会是谁?决不是危言耸听。只要户籍制度的改革不彻底,公民在自己的国土上没有迁徙自由,暂住证仍然成为个别职能部门发财致富的门路之一,只要政权依然高于人权,孙志刚之后谁又敢说不会再有张志刚、王志刚?

事至今日,就算政府真的想把原有的收容遣送制度转变为社会救济制度,也已积重难返。唯一可行的出路是,首先废止天怒人怨、遗祸社会二十多年的《城 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撤消所有遣送收容站,然后重建与公安系统毫无关系的非强制性的社会救济机关。当然,这只是一个美丽的梦。

近段时期以来,尽管新闻界连续关注全国人大收到三个法学博士建议书后的动静,但至今看不到任何进展,据说只是在研究而已。通过违宪审查从而废 除收容遣送制度的希望依然渺茫。毕竟半个多世纪以来,从来没有一个不合法、不合理的制度是人大以立法程序废除的。收容遣送何时休?

就在人们为此不停地追问之时,在我写完本文四天之后,传来了一个喜人的消息,6月18日,温家宝主持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已作出废止《城市流浪乞讨 人员收容遣送办法》的决定,另外代之以《城市生活无著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就让我以这篇小文祭奠数十年来死在收容遣送站的冤魂,并为这一恶制送 终吧。


写于2003年6月13-14日 6月19日补充

作者简介:傅国涌,网上活跃作家,自由撰稿人,现居浙江。


相关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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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户籍制度不废除,只要公民在自己的国土上没有迁徙自由,只要政权依然高于人权,孙志刚之后谁又敢说不会再有张志刚、王志刚?

So long as the "Residential Registration System" remains intact, Chinese citizens will not enjoy genuine freedom of movement on their own land, and political power will continue to override human rights. Who can say for sure that Sun Zhigang, the latest victim of arbitrary detention and police brutality, was to be the last?





孙志刚之死引发了世人对收容遣送制度的严重关注。6月5日,孙志刚案在广州开庭,庭审结束后,他父亲对新华社记者说:希望我儿子这么一个血的惨案能推动法制建设,改变收容遣送现状,让更多有孩子出门在外打工的父母能够在家安心。

(《人民日报》2003年6月11日) 老人善良的愿望何时才能实现,孙志刚年轻的生命能不能换来收容遣送制度的终结,仍是一个未知数。可以肯定的是,只要收容遣送制度存在一天,孙志刚这样的人间惨剧就有可能重演。

尽管收容遣送的起源可以追溯到上个世纪50年代初或60年代初,但现行收容遣送制度的依据是1982年5月12日国务院发布的《城市流浪乞讨人员 收容遣送办法》。《办法》是计划经济时代城乡二元社会的典型产物。办法第一条明确规定,其目的是维护城市社会秩序和安定团结。第三条规定具体办 法由省、市、自治区人民政府根据实际情况确定,也就是将权力无限地授予了各地地方政府有关部门。

1991年,国务院曾发布过《关于收容遣送工作改革问题的意见》,从《办法》到《意见》,最根本的一条从没有改变过,那就是收容遣送的强制性,即 收容遣送可以限制被收容人员的人身自由。办法第一条明白地赋予收容遣送站三个功能:救济、教育和安置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所谓救济、教育、 安置都含糊其辞,没有明确界限,可以任意解释,而其强制性则是不容置疑的。

更何况在实际执行中,收容遣送的对象远不是局限在《办法》第二条所确定的三类人: (一)家居农村流入城市乞讨的;(二)城市居民中流浪街头乞讨的;(三)其它
露宿街头生活无著的。因为没有办理暂住证(或办了没带,或办了与住址不符合)、没带
身份证都随时可以被收容遣送。 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从南到北都有。

2000年2月5日(中国传统春节),我的朋友樊百华先生从南京到杭州来看我,就以没带身份证的借口被警察强行收容,叫天不应,呼地不灵,在收容 遣送站囚禁了三天半,吃尽了苦头,还要自己掏钱来付食宿费。他所写的长达万言的《龙年中国侵犯人权第一案》详尽地记录了收容站的遭遇。

《山西文学》2003年第1期发表了北京学者邢小群的《沙河,北京打工者的地狱》一文,就是对中国收容遣送制度强有力的控诉。文中讲述了两个她亲 身接触的活生生的个案: 一个河南籍的家政工,身份证、暂住证、身体合格证、结婚证、节育证明等一应俱全,然而2002年11月初的一天深夜,她还是被警察带走了,什么证都不管 用,警察总有理由。她和很多人一起被拉到北京昌平沙河的收容所,和上千人一起,在一个没有暖气的大屋子里,又冻又饿,在瓷砖地上坐了一天一夜,中间只给她 们吃过一个窝头。然后她被遣送到郑州看守所,她丈夫花了500元才把她捞出来。

另一个讲的是作者一位外地朋友的儿子,影视艺术学校毕业后留在北京当自由演员,2002年十一前夕,警察检查暂住证,仅仅因他当时的居处与办暂住证的地址不属同一个派出所管辖,这位青年立马被抓到昌平沙河看守所,做了半个月拉石子的劳力工。

发生在身边的这一幕幕,让这位善良的学者触目惊心。她想不到的是,这篇文章发表仅几个月后,27岁的大学生孙志刚竟在广州收容站被活活打死。相比之下,幸存者恐怕还要庆幸自己的幸存了。20多年来,象孙志刚那样惨死收容站的人到底有多少,也许永远不会有统计数据。

孙志刚案曝光以后,舆论一片哗然,艾晓明等教授拍案而起,举国上下,无不同声谴责违宪违法、公然侵犯人权的收容遣送制度。三个法学博士、五个法学 学者先后建议人大常委会启动违宪审查程序,全国人大代表陈舒上书全国人大常委会,建议国务院增加对错误收容的赔偿机制。各新闻媒体纷纷报道了这些消息,或 发表评论,连《人民日报》都不例外。在舆论的呼声面前,民政部制定并下发了有关改进和规范收容遣送工作的意见,重申收容对象为城市流浪乞讨人员,并规定取 消现行收容遣送的所有收费项目,严禁组织被收容人员劳动等。

《办法》既有教育、安置目的,岂有不安排被收容人员劳动的。1982年10月15日,由民政部、公安部印发的《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 实施细则》(试行) 第二十 二条规定收容遣送站组织被收容人员进行生产劳动的收入,主要用于被收容人员的伙食补贴和遣送路费。很显然,收容遣送站同时也是一个劳动场所,有这一条 做依据,沙河拉石子完全可以肆无忌惮,继续施行,只要细则没有被废除,所谓严禁组织被收容人员劳动恐怕就只能是一句空话。

民政部社会福利和社会事务司综合处负责人向记者强调,具体认定收容对象时,不是看有没有随身携带能证明身份的合法证件,而是看有没有流浪、乞讨 行为发生。三证(身份证、暂住证、务工证)没有或不全但没有流浪乞讨行为的人员不能收容,有证但有流浪、乞讨行为的人员也在收容行列。

言下之意,现在要禁的只不过是收容遣送的扩大化。实际上,现行的收容制度不是一个扩大化的问题,而是一个公民在自己的祖国到底能不能自由行走、劳动、生活的问题,即收容制度是否违反宪法的问题。

该负责人还表示,收容制度本来就是救济制度, 是为弱势群体或遭遇突然变故的人群提供救济,也就是为缺乏生活保障的人提供基本生存服务。然而就在孙志刚案刚落幕之际,湖南《三湘都市报》又爆出惊人消 息,涟源收容站以营利为目的,与派出所相勾结,抓一个人给50元回扣,被收容者的亲属则被逼得借高利贷赎身,实在榨不出油水,就要免费打工。收容 站几乎成了公然绑票站,短短几年收入高达320万元。这就是收容遣送制度的真实面貌。

在20多年来一桩桩血泪斑斑的事实面前,收容遣送到底是不是一个救济制度,是中国人的天堂还是地狱早已昭然若揭。要真正让沙河不 再成为打工者的地狱,唯一的出路恐怕只有让收容遣送制度彻底在中国大地上消失。即使再有一万条理由为收容遣送制度的必要性辩护,也没有人能就收容制度 的合法性提出任何有说服力的证据。

退一万步讲,即便是《办法》所确认的三类人,凭什么就可以被强制收容?难道一句维护城市社会秩序和安定团结的堂皇说辞,就可以剥夺公民在城市 流浪、乞讨的自由吗?如果收容是一种救济制度,带有社会福利性质,体现的是人道主义关怀,或者美其名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其前提必须是建立在被救济者 自愿的基础之上,救济者首先应该拥有拒绝被收容的权利,他可以接受救济,也可以不接受救济,这一选择完全是自愿的,而不能使用强迫的手段。收容遣 送一旦使用了强制手段,就涉及到人身自由问题,收容的性质就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不再是一个救济措施,而是一个剥夺公民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从而与现行宪 法、立法法规相抵触。

二十多年来,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人们确实获得了越来越多的经济自由,选择不同牌子的冰箱、洗衣机的自由,物质匮 乏、一切按计划供应的时代已成为过去。与此同时,二十年前形成的那些隔离城乡、人为划分身份、等级的旧制度并没有改变,收容遣送、户籍制度都属于此类产 物。

为什么收容遣送总是与暂住证、身份证联系在一起,为什么身份变得如此重要?这是以等级制为基础的身份社会、也就是人治社会的根本特征,是一种人控制人、人压迫人的重要手段,本质上带有歧视性。一个把一部分人与另一部分人区分开来的社会,绝对是一个不正常的社会。

在这样的社会中,每个人的自由、权利和尊严都没有真正的保障,今日座上客,明天就可能是阶下囚。收容遣送制度的存在是对所有中国人的威胁,这种与人权相对立的制度所危害的决不只是进城打工的农民,制度之恶针对的是全体人。

孙志刚之后会是谁?决不是危言耸听。只要户籍制度的改革不彻底,公民在自己的国土上没有迁徙自由,暂住证仍然成为个别职能部门发财致富的门路之一,只要政权依然高于人权,孙志刚之后谁又敢说不会再有张志刚、王志刚?

事至今日,就算政府真的想把原有的收容遣送制度转变为社会救济制度,也已积重难返。唯一可行的出路是,首先废止天怒人怨、遗祸社会二十多年的《城 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撤消所有遣送收容站,然后重建与公安系统毫无关系的非强制性的社会救济机关。当然,这只是一个美丽的梦。

近段时期以来,尽管新闻界连续关注全国人大收到三个法学博士建议书后的动静,但至今看不到任何进展,据说只是在研究而已。通过违宪审查从而废 除收容遣送制度的希望依然渺茫。毕竟半个多世纪以来,从来没有一个不合法、不合理的制度是人大以立法程序废除的。收容遣送何时休?

就在人们为此不停地追问之时,在我写完本文四天之后,传来了一个喜人的消息,6月18日,温家宝主持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已作出废止《城市流浪乞讨 人员收容遣送办法》的决定,另外代之以《城市生活无著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就让我以这篇小文祭奠数十年来死在收容遣送站的冤魂,并为这一恶制送 终吧。


写于2003年6月13-14日 6月19日补充

作者简介:傅国涌,网上活跃作家,自由撰稿人,现居浙江。


相关文章:



eeing C & R to Its End


只要户籍制度不废除,只要公民在自己的国土上没有迁徙自由,只要政权依然高于人权,孙志刚之后谁又敢说不会再有张志刚、王志刚?

So long as the "Residential Registration System" remains intact, Chinese citizens will not enjoy genuine freedom of movement on their own land, and political power will continue to override human rights. Who can say for sure that Sun Zhigang, the latest victim of arbitrary detention and police brutality, was to be the last?





孙志刚之死引发了世人对收容遣送制度的严重关注。6月5日,孙志刚案在广州开庭,庭审结束后,他父亲对新华社记者说:希望我儿子这么一个血的惨案能推动法制建设,改变收容遣送现状,让更多有孩子出门在外打工的父母能够在家安心。

(《人民日报》2003年6月11日) 老人善良的愿望何时才能实现,孙志刚年轻的生命能不能换来收容遣送制度的终结,仍是一个未知数。可以肯定的是,只要收容遣送制度存在一天,孙志刚这样的人间惨剧就有可能重演。

尽管收容遣送的起源可以追溯到上个世纪50年代初或60年代初,但现行收容遣送制度的依据是1982年5月12日国务院发布的《城市流浪乞讨人员 收容遣送办法》。《办法》是计划经济时代城乡二元社会的典型产物。办法第一条明确规定,其目的是维护城市社会秩序和安定团结。第三条规定具体办 法由省、市、自治区人民政府根据实际情况确定,也就是将权力无限地授予了各地地方政府有关部门。

1991年,国务院曾发布过《关于收容遣送工作改革问题的意见》,从《办法》到《意见》,最根本的一条从没有改变过,那就是收容遣送的强制性,即 收容遣送可以限制被收容人员的人身自由。办法第一条明白地赋予收容遣送站三个功能:救济、教育和安置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所谓救济、教育、 安置都含糊其辞,没有明确界限,可以任意解释,而其强制性则是不容置疑的。

更何况在实际执行中,收容遣送的对象远不是局限在《办法》第二条所确定的三类人: (一)家居农村流入城市乞讨的;(二)城市居民中流浪街头乞讨的;(三)其它
露宿街头生活无著的。因为没有办理暂住证(或办了没带,或办了与住址不符合)、没带
身份证都随时可以被收容遣送。 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从南到北都有。

2000年2月5日(中国传统春节),我的朋友樊百华先生从南京到杭州来看我,就以没带身份证的借口被警察强行收容,叫天不应,呼地不灵,在收容 遣送站囚禁了三天半,吃尽了苦头,还要自己掏钱来付食宿费。他所写的长达万言的《龙年中国侵犯人权第一案》详尽地记录了收容站的遭遇。

《山西文学》2003年第1期发表了北京学者邢小群的《沙河,北京打工者的地狱》一文,就是对中国收容遣送制度强有力的控诉。文中讲述了两个她亲 身接触的活生生的个案: 一个河南籍的家政工,身份证、暂住证、身体合格证、结婚证、节育证明等一应俱全,然而2002年11月初的一天深夜,她还是被警察带走了,什么证都不管 用,警察总有理由。她和很多人一起被拉到北京昌平沙河的收容所,和上千人一起,在一个没有暖气的大屋子里,又冻又饿,在瓷砖地上坐了一天一夜,中间只给她 们吃过一个窝头。然后她被遣送到郑州看守所,她丈夫花了500元才把她捞出来。

另一个讲的是作者一位外地朋友的儿子,影视艺术学校毕业后留在北京当自由演员,2002年十一前夕,警察检查暂住证,仅仅因他当时的居处与办暂住证的地址不属同一个派出所管辖,这位青年立马被抓到昌平沙河看守所,做了半个月拉石子的劳力工。

发生在身边的这一幕幕,让这位善良的学者触目惊心。她想不到的是,这篇文章发表仅几个月后,27岁的大学生孙志刚竟在广州收容站被活活打死。相比之下,幸存者恐怕还要庆幸自己的幸存了。20多年来,象孙志刚那样惨死收容站的人到底有多少,也许永远不会有统计数据。

孙志刚案曝光以后,舆论一片哗然,艾晓明等教授拍案而起,举国上下,无不同声谴责违宪违法、公然侵犯人权的收容遣送制度。三个法学博士、五个法学 学者先后建议人大常委会启动违宪审查程序,全国人大代表陈舒上书全国人大常委会,建议国务院增加对错误收容的赔偿机制。各新闻媒体纷纷报道了这些消息,或 发表评论,连《人民日报》都不例外。在舆论的呼声面前,民政部制定并下发了有关改进和规范收容遣送工作的意见,重申收容对象为城市流浪乞讨人员,并规定取 消现行收容遣送的所有收费项目,严禁组织被收容人员劳动等。

《办法》既有教育、安置目的,岂有不安排被收容人员劳动的。1982年10月15日,由民政部、公安部印发的《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 实施细则》(试行) 第二十 二条规定收容遣送站组织被收容人员进行生产劳动的收入,主要用于被收容人员的伙食补贴和遣送路费。很显然,收容遣送站同时也是一个劳动场所,有这一条 做依据,沙河拉石子完全可以肆无忌惮,继续施行,只要细则没有被废除,所谓严禁组织被收容人员劳动恐怕就只能是一句空话。

民政部社会福利和社会事务司综合处负责人向记者强调,具体认定收容对象时,不是看有没有随身携带能证明身份的合法证件,而是看有没有流浪、乞讨 行为发生。三证(身份证、暂住证、务工证)没有或不全但没有流浪乞讨行为的人员不能收容,有证但有流浪、乞讨行为的人员也在收容行列。

言下之意,现在要禁的只不过是收容遣送的扩大化。实际上,现行的收容制度不是一个扩大化的问题,而是一个公民在自己的祖国到底能不能自由行走、劳动、生活的问题,即收容制度是否违反宪法的问题。

该负责人还表示,收容制度本来就是救济制度, 是为弱势群体或遭遇突然变故的人群提供救济,也就是为缺乏生活保障的人提供基本生存服务。然而就在孙志刚案刚落幕之际,湖南《三湘都市报》又爆出惊人消 息,涟源收容站以营利为目的,与派出所相勾结,抓一个人给50元回扣,被收容者的亲属则被逼得借高利贷赎身,实在榨不出油水,就要免费打工。收容 站几乎成了公然绑票站,短短几年收入高达320万元。这就是收容遣送制度的真实面貌。

在20多年来一桩桩血泪斑斑的事实面前,收容遣送到底是不是一个救济制度,是中国人的天堂还是地狱早已昭然若揭。要真正让沙河不 再成为打工者的地狱,唯一的出路恐怕只有让收容遣送制度彻底在中国大地上消失。即使再有一万条理由为收容遣送制度的必要性辩护,也没有人能就收容制度 的合法性提出任何有说服力的证据。

退一万步讲,即便是《办法》所确认的三类人,凭什么就可以被强制收容?难道一句维护城市社会秩序和安定团结的堂皇说辞,就可以剥夺公民在城市 流浪、乞讨的自由吗?如果收容是一种救济制度,带有社会福利性质,体现的是人道主义关怀,或者美其名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其前提必须是建立在被救济者 自愿的基础之上,救济者首先应该拥有拒绝被收容的权利,他可以接受救济,也可以不接受救济,这一选择完全是自愿的,而不能使用强迫的手段。收容遣 送一旦使用了强制手段,就涉及到人身自由问题,收容的性质就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不再是一个救济措施,而是一个剥夺公民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从而与现行宪 法、立法法规相抵触。

二十多年来,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人们确实获得了越来越多的经济自由,选择不同牌子的冰箱、洗衣机的自由,物质匮 乏、一切按计划供应的时代已成为过去。与此同时,二十年前形成的那些隔离城乡、人为划分身份、等级的旧制度并没有改变,收容遣送、户籍制度都属于此类产 物。

为什么收容遣送总是与暂住证、身份证联系在一起,为什么身份变得如此重要?这是以等级制为基础的身份社会、也就是人治社会的根本特征,是一种人控制人、人压迫人的重要手段,本质上带有歧视性。一个把一部分人与另一部分人区分开来的社会,绝对是一个不正常的社会。

在这样的社会中,每个人的自由、权利和尊严都没有真正的保障,今日座上客,明天就可能是阶下囚。收容遣送制度的存在是对所有中国人的威胁,这种与人权相对立的制度所危害的决不只是进城打工的农民,制度之恶针对的是全体人。

孙志刚之后会是谁?决不是危言耸听。只要户籍制度的改革不彻底,公民在自己的国土上没有迁徙自由,暂住证仍然成为个别职能部门发财致富的门路之一,只要政权依然高于人权,孙志刚之后谁又敢说不会再有张志刚、王志刚?

事至今日,就算政府真的想把原有的收容遣送制度转变为社会救济制度,也已积重难返。唯一可行的出路是,首先废止天怒人怨、遗祸社会二十多年的《城 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撤消所有遣送收容站,然后重建与公安系统毫无关系的非强制性的社会救济机关。当然,这只是一个美丽的梦。

近段时期以来,尽管新闻界连续关注全国人大收到三个法学博士建议书后的动静,但至今看不到任何进展,据说只是在研究而已。通过违宪审查从而废 除收容遣送制度的希望依然渺茫。毕竟半个多世纪以来,从来没有一个不合法、不合理的制度是人大以立法程序废除的。收容遣送何时休?

就在人们为此不停地追问之时,在我写完本文四天之后,传来了一个喜人的消息,6月18日,温家宝主持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已作出废止《城市流浪乞讨 人员收容遣送办法》的决定,另外代之以《城市生活无著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就让我以这篇小文祭奠数十年来死在收容遣送站的冤魂,并为这一恶制送 终吧。


写于2003年6月13-14日 6月19日补充

作者简介:傅国涌,网上活跃作家,自由撰稿人,现居浙江。


相关文章:



eeing C & R to Its End


只要户籍制度不废除,只要公民在自己的国土上没有迁徙自由,只要政权依然高于人权,孙志刚之后谁又敢说不会再有张志刚、王志刚?

So long as the "Residential Registration System" remains intact, Chinese citizens will not enjoy genuine freedom of movement on their own land, and political power will continue to override human rights. Who can say for sure that Sun Zhigang, the latest victim of arbitrary detention and police brutality, was to be the last?





孙志刚之死引发了世人对收容遣送制度的严重关注。6月5日,孙志刚案在广州开庭,庭审结束后,他父亲对新华社记者说:希望我儿子这么一个血的惨案能推动法制建设,改变收容遣送现状,让更多有孩子出门在外打工的父母能够在家安心。

(《人民日报》2003年6月11日) 老人善良的愿望何时才能实现,孙志刚年轻的生命能不能换来收容遣送制度的终结,仍是一个未知数。可以肯定的是,只要收容遣送制度存在一天,孙志刚这样的人间惨剧就有可能重演。

尽管收容遣送的起源可以追溯到上个世纪50年代初或60年代初,但现行收容遣送制度的依据是1982年5月12日国务院发布的《城市流浪乞讨人员 收容遣送办法》。《办法》是计划经济时代城乡二元社会的典型产物。办法第一条明确规定,其目的是维护城市社会秩序和安定团结。第三条规定具体办 法由省、市、自治区人民政府根据实际情况确定,也就是将权力无限地授予了各地地方政府有关部门。

1991年,国务院曾发布过《关于收容遣送工作改革问题的意见》,从《办法》到《意见》,最根本的一条从没有改变过,那就是收容遣送的强制性,即 收容遣送可以限制被收容人员的人身自由。办法第一条明白地赋予收容遣送站三个功能:救济、教育和安置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所谓救济、教育、 安置都含糊其辞,没有明确界限,可以任意解释,而其强制性则是不容置疑的。

更何况在实际执行中,收容遣送的对象远不是局限在《办法》第二条所确定的三类人: (一)家居农村流入城市乞讨的;(二)城市居民中流浪街头乞讨的;(三)其它
露宿街头生活无著的。因为没有办理暂住证(或办了没带,或办了与住址不符合)、没带
身份证都随时可以被收容遣送。 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从南到北都有。

2000年2月5日(中国传统春节),我的朋友樊百华先生从南京到杭州来看我,就以没带身份证的借口被警察强行收容,叫天不应,呼地不灵,在收容 遣送站囚禁了三天半,吃尽了苦头,还要自己掏钱来付食宿费。他所写的长达万言的《龙年中国侵犯人权第一案》详尽地记录了收容站的遭遇。

《山西文学》2003年第1期发表了北京学者邢小群的《沙河,北京打工者的地狱》一文,就是对中国收容遣送制度强有力的控诉。文中讲述了两个她亲 身接触的活生生的个案: 一个河南籍的家政工,身份证、暂住证、身体合格证、结婚证、节育证明等一应俱全,然而2002年11月初的一天深夜,她还是被警察带走了,什么证都不管 用,警察总有理由。她和很多人一起被拉到北京昌平沙河的收容所,和上千人一起,在一个没有暖气的大屋子里,又冻又饿,在瓷砖地上坐了一天一夜,中间只给她 们吃过一个窝头。然后她被遣送到郑州看守所,她丈夫花了500元才把她捞出来。

另一个讲的是作者一位外地朋友的儿子,影视艺术学校毕业后留在北京当自由演员,2002年十一前夕,警察检查暂住证,仅仅因他当时的居处与办暂住证的地址不属同一个派出所管辖,这位青年立马被抓到昌平沙河看守所,做了半个月拉石子的劳力工。

发生在身边的这一幕幕,让这位善良的学者触目惊心。她想不到的是,这篇文章发表仅几个月后,27岁的大学生孙志刚竟在广州收容站被活活打死。相比之下,幸存者恐怕还要庆幸自己的幸存了。20多年来,象孙志刚那样惨死收容站的人到底有多少,也许永远不会有统计数据。

孙志刚案曝光以后,舆论一片哗然,艾晓明等教授拍案而起,举国上下,无不同声谴责违宪违法、公然侵犯人权的收容遣送制度。三个法学博士、五个法学 学者先后建议人大常委会启动违宪审查程序,全国人大代表陈舒上书全国人大常委会,建议国务院增加对错误收容的赔偿机制。各新闻媒体纷纷报道了这些消息,或 发表评论,连《人民日报》都不例外。在舆论的呼声面前,民政部制定并下发了有关改进和规范收容遣送工作的意见,重申收容对象为城市流浪乞讨人员,并规定取 消现行收容遣送的所有收费项目,严禁组织被收容人员劳动等。

《办法》既有教育、安置目的,岂有不安排被收容人员劳动的。1982年10月15日,由民政部、公安部印发的《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 实施细则》(试行) 第二十 二条规定收容遣送站组织被收容人员进行生产劳动的收入,主要用于被收容人员的伙食补贴和遣送路费。很显然,收容遣送站同时也是一个劳动场所,有这一条 做依据,沙河拉石子完全可以肆无忌惮,继续施行,只要细则没有被废除,所谓严禁组织被收容人员劳动恐怕就只能是一句空话。

民政部社会福利和社会事务司综合处负责人向记者强调,具体认定收容对象时,不是看有没有随身携带能证明身份的合法证件,而是看有没有流浪、乞讨 行为发生。三证(身份证、暂住证、务工证)没有或不全但没有流浪乞讨行为的人员不能收容,有证但有流浪、乞讨行为的人员也在收容行列。

言下之意,现在要禁的只不过是收容遣送的扩大化。实际上,现行的收容制度不是一个扩大化的问题,而是一个公民在自己的祖国到底能不能自由行走、劳动、生活的问题,即收容制度是否违反宪法的问题。

该负责人还表示,收容制度本来就是救济制度, 是为弱势群体或遭遇突然变故的人群提供救济,也就是为缺乏生活保障的人提供基本生存服务。然而就在孙志刚案刚落幕之际,湖南《三湘都市报》又爆出惊人消 息,涟源收容站以营利为目的,与派出所相勾结,抓一个人给50元回扣,被收容者的亲属则被逼得借高利贷赎身,实在榨不出油水,就要免费打工。收容 站几乎成了公然绑票站,短短几年收入高达320万元。这就是收容遣送制度的真实面貌。

在20多年来一桩桩血泪斑斑的事实面前,收容遣送到底是不是一个救济制度,是中国人的天堂还是地狱早已昭然若揭。要真正让沙河不 再成为打工者的地狱,唯一的出路恐怕只有让收容遣送制度彻底在中国大地上消失。即使再有一万条理由为收容遣送制度的必要性辩护,也没有人能就收容制度 的合法性提出任何有说服力的证据。

退一万步讲,即便是《办法》所确认的三类人,凭什么就可以被强制收容?难道一句维护城市社会秩序和安定团结的堂皇说辞,就可以剥夺公民在城市 流浪、乞讨的自由吗?如果收容是一种救济制度,带有社会福利性质,体现的是人道主义关怀,或者美其名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其前提必须是建立在被救济者 自愿的基础之上,救济者首先应该拥有拒绝被收容的权利,他可以接受救济,也可以不接受救济,这一选择完全是自愿的,而不能使用强迫的手段。收容遣 送一旦使用了强制手段,就涉及到人身自由问题,收容的性质就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不再是一个救济措施,而是一个剥夺公民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从而与现行宪 法、立法法规相抵触。

二十多年来,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人们确实获得了越来越多的经济自由,选择不同牌子的冰箱、洗衣机的自由,物质匮 乏、一切按计划供应的时代已成为过去。与此同时,二十年前形成的那些隔离城乡、人为划分身份、等级的旧制度并没有改变,收容遣送、户籍制度都属于此类产 物。

为什么收容遣送总是与暂住证、身份证联系在一起,为什么身份变得如此重要?这是以等级制为基础的身份社会、也就是人治社会的根本特征,是一种人控制人、人压迫人的重要手段,本质上带有歧视性。一个把一部分人与另一部分人区分开来的社会,绝对是一个不正常的社会。

在这样的社会中,每个人的自由、权利和尊严都没有真正的保障,今日座上客,明天就可能是阶下囚。收容遣送制度的存在是对所有中国人的威胁,这种与人权相对立的制度所危害的决不只是进城打工的农民,制度之恶针对的是全体人。

孙志刚之后会是谁?决不是危言耸听。只要户籍制度的改革不彻底,公民在自己的国土上没有迁徙自由,暂住证仍然成为个别职能部门发财致富的门路之一,只要政权依然高于人权,孙志刚之后谁又敢说不会再有张志刚、王志刚?

事至今日,就算政府真的想把原有的收容遣送制度转变为社会救济制度,也已积重难返。唯一可行的出路是,首先废止天怒人怨、遗祸社会二十多年的《城 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撤消所有遣送收容站,然后重建与公安系统毫无关系的非强制性的社会救济机关。当然,这只是一个美丽的梦。

近段时期以来,尽管新闻界连续关注全国人大收到三个法学博士建议书后的动静,但至今看不到任何进展,据说只是在研究而已。通过违宪审查从而废 除收容遣送制度的希望依然渺茫。毕竟半个多世纪以来,从来没有一个不合法、不合理的制度是人大以立法程序废除的。收容遣送何时休?

就在人们为此不停地追问之时,在我写完本文四天之后,传来了一个喜人的消息,6月18日,温家宝主持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已作出废止《城市流浪乞讨 人员收容遣送办法》的决定,另外代之以《城市生活无著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就让我以这篇小文祭奠数十年来死在收容遣送站的冤魂,并为这一恶制送 终吧。


写于2003年6月13-14日 6月19日补充

作者简介:傅国涌,网上活跃作家,自由撰稿人,现居浙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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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eing C & R to Its End


只要户籍制度不废除,只要公民在自己的国土上没有迁徙自由,只要政权依然高于人权,孙志刚之后谁又敢说不会再有张志刚、王志刚?

So long as the "Residential Registration System" remains intact, Chinese citizens will not enjoy genuine freedom of movement on their own land, and political power will continue to override human rights. Who can say for sure that Sun Zhigang, the latest victim of arbitrary detention and police brutality, was to be the last?





孙志刚之死引发了世人对收容遣送制度的严重关注。6月5日,孙志刚案在广州开庭,庭审结束后,他父亲对新华社记者说:希望我儿子这么一个血的惨案能推动法制建设,改变收容遣送现状,让更多有孩子出门在外打工的父母能够在家安心。

(《人民日报》2003年6月11日) 老人善良的愿望何时才能实现,孙志刚年轻的生命能不能换来收容遣送制度的终结,仍是一个未知数。可以肯定的是,只要收容遣送制度存在一天,孙志刚这样的人间惨剧就有可能重演。

尽管收容遣送的起源可以追溯到上个世纪50年代初或60年代初,但现行收容遣送制度的依据是1982年5月12日国务院发布的《城市流浪乞讨人员 收容遣送办法》。《办法》是计划经济时代城乡二元社会的典型产物。办法第一条明确规定,其目的是维护城市社会秩序和安定团结。第三条规定具体办 法由省、市、自治区人民政府根据实际情况确定,也就是将权力无限地授予了各地地方政府有关部门。

1991年,国务院曾发布过《关于收容遣送工作改革问题的意见》,从《办法》到《意见》,最根本的一条从没有改变过,那就是收容遣送的强制性,即 收容遣送可以限制被收容人员的人身自由。办法第一条明白地赋予收容遣送站三个功能:救济、教育和安置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所谓救济、教育、 安置都含糊其辞,没有明确界限,可以任意解释,而其强制性则是不容置疑的。

更何况在实际执行中,收容遣送的对象远不是局限在《办法》第二条所确定的三类人: (一)家居农村流入城市乞讨的;(二)城市居民中流浪街头乞讨的;(三)其它
露宿街头生活无著的。因为没有办理暂住证(或办了没带,或办了与住址不符合)、没带
身份证都随时可以被收容遣送。 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从南到北都有。

2000年2月5日(中国传统春节),我的朋友樊百华先生从南京到杭州来看我,就以没带身份证的借口被警察强行收容,叫天不应,呼地不灵,在收容 遣送站囚禁了三天半,吃尽了苦头,还要自己掏钱来付食宿费。他所写的长达万言的《龙年中国侵犯人权第一案》详尽地记录了收容站的遭遇。

《山西文学》2003年第1期发表了北京学者邢小群的《沙河,北京打工者的地狱》一文,就是对中国收容遣送制度强有力的控诉。文中讲述了两个她亲 身接触的活生生的个案: 一个河南籍的家政工,身份证、暂住证、身体合格证、结婚证、节育证明等一应俱全,然而2002年11月初的一天深夜,她还是被警察带走了,什么证都不管 用,警察总有理由。她和很多人一起被拉到北京昌平沙河的收容所,和上千人一起,在一个没有暖气的大屋子里,又冻又饿,在瓷砖地上坐了一天一夜,中间只给她 们吃过一个窝头。然后她被遣送到郑州看守所,她丈夫花了500元才把她捞出来。

另一个讲的是作者一位外地朋友的儿子,影视艺术学校毕业后留在北京当自由演员,2002年十一前夕,警察检查暂住证,仅仅因他当时的居处与办暂住证的地址不属同一个派出所管辖,这位青年立马被抓到昌平沙河看守所,做了半个月拉石子的劳力工。

发生在身边的这一幕幕,让这位善良的学者触目惊心。她想不到的是,这篇文章发表仅几个月后,27岁的大学生孙志刚竟在广州收容站被活活打死。相比之下,幸存者恐怕还要庆幸自己的幸存了。20多年来,象孙志刚那样惨死收容站的人到底有多少,也许永远不会有统计数据。

孙志刚案曝光以后,舆论一片哗然,艾晓明等教授拍案而起,举国上下,无不同声谴责违宪违法、公然侵犯人权的收容遣送制度。三个法学博士、五个法学 学者先后建议人大常委会启动违宪审查程序,全国人大代表陈舒上书全国人大常委会,建议国务院增加对错误收容的赔偿机制。各新闻媒体纷纷报道了这些消息,或 发表评论,连《人民日报》都不例外。在舆论的呼声面前,民政部制定并下发了有关改进和规范收容遣送工作的意见,重申收容对象为城市流浪乞讨人员,并规定取 消现行收容遣送的所有收费项目,严禁组织被收容人员劳动等。

《办法》既有教育、安置目的,岂有不安排被收容人员劳动的。1982年10月15日,由民政部、公安部印发的《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 实施细则》(试行) 第二十 二条规定收容遣送站组织被收容人员进行生产劳动的收入,主要用于被收容人员的伙食补贴和遣送路费。很显然,收容遣送站同时也是一个劳动场所,有这一条 做依据,沙河拉石子完全可以肆无忌惮,继续施行,只要细则没有被废除,所谓严禁组织被收容人员劳动恐怕就只能是一句空话。

民政部社会福利和社会事务司综合处负责人向记者强调,具体认定收容对象时,不是看有没有随身携带能证明身份的合法证件,而是看有没有流浪、乞讨 行为发生。三证(身份证、暂住证、务工证)没有或不全但没有流浪乞讨行为的人员不能收容,有证但有流浪、乞讨行为的人员也在收容行列。

言下之意,现在要禁的只不过是收容遣送的扩大化。实际上,现行的收容制度不是一个扩大化的问题,而是一个公民在自己的祖国到底能不能自由行走、劳动、生活的问题,即收容制度是否违反宪法的问题。

该负责人还表示,收容制度本来就是救济制度, 是为弱势群体或遭遇突然变故的人群提供救济,也就是为缺乏生活保障的人提供基本生存服务。然而就在孙志刚案刚落幕之际,湖南《三湘都市报》又爆出惊人消 息,涟源收容站以营利为目的,与派出所相勾结,抓一个人给50元回扣,被收容者的亲属则被逼得借高利贷赎身,实在榨不出油水,就要免费打工。收容 站几乎成了公然绑票站,短短几年收入高达320万元。这就是收容遣送制度的真实面貌。

在20多年来一桩桩血泪斑斑的事实面前,收容遣送到底是不是一个救济制度,是中国人的天堂还是地狱早已昭然若揭。要真正让沙河不 再成为打工者的地狱,唯一的出路恐怕只有让收容遣送制度彻底在中国大地上消失。即使再有一万条理由为收容遣送制度的必要性辩护,也没有人能就收容制度 的合法性提出任何有说服力的证据。

退一万步讲,即便是《办法》所确认的三类人,凭什么就可以被强制收容?难道一句维护城市社会秩序和安定团结的堂皇说辞,就可以剥夺公民在城市 流浪、乞讨的自由吗?如果收容是一种救济制度,带有社会福利性质,体现的是人道主义关怀,或者美其名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其前提必须是建立在被救济者 自愿的基础之上,救济者首先应该拥有拒绝被收容的权利,他可以接受救济,也可以不接受救济,这一选择完全是自愿的,而不能使用强迫的手段。收容遣 送一旦使用了强制手段,就涉及到人身自由问题,收容的性质就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不再是一个救济措施,而是一个剥夺公民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从而与现行宪 法、立法法规相抵触。

二十多年来,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人们确实获得了越来越多的经济自由,选择不同牌子的冰箱、洗衣机的自由,物质匮 乏、一切按计划供应的时代已成为过去。与此同时,二十年前形成的那些隔离城乡、人为划分身份、等级的旧制度并没有改变,收容遣送、户籍制度都属于此类产 物。

为什么收容遣送总是与暂住证、身份证联系在一起,为什么身份变得如此重要?这是以等级制为基础的身份社会、也就是人治社会的根本特征,是一种人控制人、人压迫人的重要手段,本质上带有歧视性。一个把一部分人与另一部分人区分开来的社会,绝对是一个不正常的社会。

在这样的社会中,每个人的自由、权利和尊严都没有真正的保障,今日座上客,明天就可能是阶下囚。收容遣送制度的存在是对所有中国人的威胁,这种与人权相对立的制度所危害的决不只是进城打工的农民,制度之恶针对的是全体人。

孙志刚之后会是谁?决不是危言耸听。只要户籍制度的改革不彻底,公民在自己的国土上没有迁徙自由,暂住证仍然成为个别职能部门发财致富的门路之一,只要政权依然高于人权,孙志刚之后谁又敢说不会再有张志刚、王志刚?

事至今日,就算政府真的想把原有的收容遣送制度转变为社会救济制度,也已积重难返。唯一可行的出路是,首先废止天怒人怨、遗祸社会二十多年的《城 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撤消所有遣送收容站,然后重建与公安系统毫无关系的非强制性的社会救济机关。当然,这只是一个美丽的梦。

近段时期以来,尽管新闻界连续关注全国人大收到三个法学博士建议书后的动静,但至今看不到任何进展,据说只是在研究而已。通过违宪审查从而废 除收容遣送制度的希望依然渺茫。毕竟半个多世纪以来,从来没有一个不合法、不合理的制度是人大以立法程序废除的。收容遣送何时休?

就在人们为此不停地追问之时,在我写完本文四天之后,传来了一个喜人的消息,6月18日,温家宝主持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已作出废止《城市流浪乞讨 人员收容遣送办法》的决定,另外代之以《城市生活无著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就让我以这篇小文祭奠数十年来死在收容遣送站的冤魂,并为这一恶制送 终吧。


写于2003年6月13-14日 6月19日补充

作者简介:傅国涌,网上活跃作家,自由撰稿人,现居浙江。


相关文章:



eeing C & R to Its End


只要户籍制度不废除,只要公民在自己的国土上没有迁徙自由,只要政权依然高于人权,孙志刚之后谁又敢说不会再有张志刚、王志刚?

So long as the "Residential Registration System" remains intact, Chinese citizens will not enjoy genuine freedom of movement on their own land, and political power will continue to override human rights. Who can say for sure that Sun Zhigang, the latest victim of arbitrary detention and police brutality, was to be the last?





孙志刚之死引发了世人对收容遣送制度的严重关注。6月5日,孙志刚案在广州开庭,庭审结束后,他父亲对新华社记者说:希望我儿子这么一个血的惨案能推动法制建设,改变收容遣送现状,让更多有孩子出门在外打工的父母能够在家安心。

(《人民日报》2003年6月11日) 老人善良的愿望何时才能实现,孙志刚年轻的生命能不能换来收容遣送制度的终结,仍是一个未知数。可以肯定的是,只要收容遣送制度存在一天,孙志刚这样的人间惨剧就有可能重演。

尽管收容遣送的起源可以追溯到上个世纪50年代初或60年代初,但现行收容遣送制度的依据是1982年5月12日国务院发布的《城市流浪乞讨人员 收容遣送办法》。《办法》是计划经济时代城乡二元社会的典型产物。办法第一条明确规定,其目的是维护城市社会秩序和安定团结。第三条规定具体办 法由省、市、自治区人民政府根据实际情况确定,也就是将权力无限地授予了各地地方政府有关部门。

1991年,国务院曾发布过《关于收容遣送工作改革问题的意见》,从《办法》到《意见》,最根本的一条从没有改变过,那就是收容遣送的强制性,即 收容遣送可以限制被收容人员的人身自由。办法第一条明白地赋予收容遣送站三个功能:救济、教育和安置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所谓救济、教育、 安置都含糊其辞,没有明确界限,可以任意解释,而其强制性则是不容置疑的。

更何况在实际执行中,收容遣送的对象远不是局限在《办法》第二条所确定的三类人: (一)家居农村流入城市乞讨的;(二)城市居民中流浪街头乞讨的;(三)其它
露宿街头生活无著的。因为没有办理暂住证(或办了没带,或办了与住址不符合)、没带
身份证都随时可以被收容遣送。 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从南到北都有。

2000年2月5日(中国传统春节),我的朋友樊百华先生从南京到杭州来看我,就以没带身份证的借口被警察强行收容,叫天不应,呼地不灵,在收容 遣送站囚禁了三天半,吃尽了苦头,还要自己掏钱来付食宿费。他所写的长达万言的《龙年中国侵犯人权第一案》详尽地记录了收容站的遭遇。

《山西文学》2003年第1期发表了北京学者邢小群的《沙河,北京打工者的地狱》一文,就是对中国收容遣送制度强有力的控诉。文中讲述了两个她亲 身接触的活生生的个案: 一个河南籍的家政工,身份证、暂住证、身体合格证、结婚证、节育证明等一应俱全,然而2002年11月初的一天深夜,她还是被警察带走了,什么证都不管 用,警察总有理由。她和很多人一起被拉到北京昌平沙河的收容所,和上千人一起,在一个没有暖气的大屋子里,又冻又饿,在瓷砖地上坐了一天一夜,中间只给她 们吃过一个窝头。然后她被遣送到郑州看守所,她丈夫花了500元才把她捞出来。

另一个讲的是作者一位外地朋友的儿子,影视艺术学校毕业后留在北京当自由演员,2002年十一前夕,警察检查暂住证,仅仅因他当时的居处与办暂住证的地址不属同一个派出所管辖,这位青年立马被抓到昌平沙河看守所,做了半个月拉石子的劳力工。

发生在身边的这一幕幕,让这位善良的学者触目惊心。她想不到的是,这篇文章发表仅几个月后,27岁的大学生孙志刚竟在广州收容站被活活打死。相比之下,幸存者恐怕还要庆幸自己的幸存了。20多年来,象孙志刚那样惨死收容站的人到底有多少,也许永远不会有统计数据。

孙志刚案曝光以后,舆论一片哗然,艾晓明等教授拍案而起,举国上下,无不同声谴责违宪违法、公然侵犯人权的收容遣送制度。三个法学博士、五个法学 学者先后建议人大常委会启动违宪审查程序,全国人大代表陈舒上书全国人大常委会,建议国务院增加对错误收容的赔偿机制。各新闻媒体纷纷报道了这些消息,或 发表评论,连《人民日报》都不例外。在舆论的呼声面前,民政部制定并下发了有关改进和规范收容遣送工作的意见,重申收容对象为城市流浪乞讨人员,并规定取 消现行收容遣送的所有收费项目,严禁组织被收容人员劳动等。

《办法》既有教育、安置目的,岂有不安排被收容人员劳动的。1982年10月15日,由民政部、公安部印发的《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 实施细则》(试行) 第二十 二条规定收容遣送站组织被收容人员进行生产劳动的收入,主要用于被收容人员的伙食补贴和遣送路费。很显然,收容遣送站同时也是一个劳动场所,有这一条 做依据,沙河拉石子完全可以肆无忌惮,继续施行,只要细则没有被废除,所谓严禁组织被收容人员劳动恐怕就只能是一句空话。

民政部社会福利和社会事务司综合处负责人向记者强调,具体认定收容对象时,不是看有没有随身携带能证明身份的合法证件,而是看有没有流浪、乞讨 行为发生。三证(身份证、暂住证、务工证)没有或不全但没有流浪乞讨行为的人员不能收容,有证但有流浪、乞讨行为的人员也在收容行列。

言下之意,现在要禁的只不过是收容遣送的扩大化。实际上,现行的收容制度不是一个扩大化的问题,而是一个公民在自己的祖国到底能不能自由行走、劳动、生活的问题,即收容制度是否违反宪法的问题。

该负责人还表示,收容制度本来就是救济制度, 是为弱势群体或遭遇突然变故的人群提供救济,也就是为缺乏生活保障的人提供基本生存服务。然而就在孙志刚案刚落幕之际,湖南《三湘都市报》又爆出惊人消 息,涟源收容站以营利为目的,与派出所相勾结,抓一个人给50元回扣,被收容者的亲属则被逼得借高利贷赎身,实在榨不出油水,就要免费打工。收容 站几乎成了公然绑票站,短短几年收入高达320万元。这就是收容遣送制度的真实面貌。

在20多年来一桩桩血泪斑斑的事实面前,收容遣送到底是不是一个救济制度,是中国人的天堂还是地狱早已昭然若揭。要真正让沙河不 再成为打工者的地狱,唯一的出路恐怕只有让收容遣送制度彻底在中国大地上消失。即使再有一万条理由为收容遣送制度的必要性辩护,也没有人能就收容制度 的合法性提出任何有说服力的证据。

退一万步讲,即便是《办法》所确认的三类人,凭什么就可以被强制收容?难道一句维护城市社会秩序和安定团结的堂皇说辞,就可以剥夺公民在城市 流浪、乞讨的自由吗?如果收容是一种救济制度,带有社会福利性质,体现的是人道主义关怀,或者美其名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其前提必须是建立在被救济者 自愿的基础之上,救济者首先应该拥有拒绝被收容的权利,他可以接受救济,也可以不接受救济,这一选择完全是自愿的,而不能使用强迫的手段。收容遣 送一旦使用了强制手段,就涉及到人身自由问题,收容的性质就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不再是一个救济措施,而是一个剥夺公民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从而与现行宪 法、立法法规相抵触。

二十多年来,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人们确实获得了越来越多的经济自由,选择不同牌子的冰箱、洗衣机的自由,物质匮 乏、一切按计划供应的时代已成为过去。与此同时,二十年前形成的那些隔离城乡、人为划分身份、等级的旧制度并没有改变,收容遣送、户籍制度都属于此类产 物。

为什么收容遣送总是与暂住证、身份证联系在一起,为什么身份变得如此重要?这是以等级制为基础的身份社会、也就是人治社会的根本特征,是一种人控制人、人压迫人的重要手段,本质上带有歧视性。一个把一部分人与另一部分人区分开来的社会,绝对是一个不正常的社会。

在这样的社会中,每个人的自由、权利和尊严都没有真正的保障,今日座上客,明天就可能是阶下囚。收容遣送制度的存在是对所有中国人的威胁,这种与人权相对立的制度所危害的决不只是进城打工的农民,制度之恶针对的是全体人。

孙志刚之后会是谁?决不是危言耸听。只要户籍制度的改革不彻底,公民在自己的国土上没有迁徙自由,暂住证仍然成为个别职能部门发财致富的门路之一,只要政权依然高于人权,孙志刚之后谁又敢说不会再有张志刚、王志刚?

事至今日,就算政府真的想把原有的收容遣送制度转变为社会救济制度,也已积重难返。唯一可行的出路是,首先废止天怒人怨、遗祸社会二十多年的《城 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撤消所有遣送收容站,然后重建与公安系统毫无关系的非强制性的社会救济机关。当然,这只是一个美丽的梦。

近段时期以来,尽管新闻界连续关注全国人大收到三个法学博士建议书后的动静,但至今看不到任何进展,据说只是在研究而已。通过违宪审查从而废 除收容遣送制度的希望依然渺茫。毕竟半个多世纪以来,从来没有一个不合法、不合理的制度是人大以立法程序废除的。收容遣送何时休?

就在人们为此不停地追问之时,在我写完本文四天之后,传来了一个喜人的消息,6月18日,温家宝主持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已作出废止《城市流浪乞讨 人员收容遣送办法》的决定,另外代之以《城市生活无著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就让我以这篇小文祭奠数十年来死在收容遣送站的冤魂,并为这一恶制送 终吧。


写于2003年6月13-14日 6月19日补充

作者简介:傅国涌,网上活跃作家,自由撰稿人,现居浙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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