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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住孙志刚【首发】
任不寐



Remembering Sun Zhigang


“舆论” 能否意识到自己道德的局限,并因此超越“新闻时效”,把孙志刚案深化到制度批判和制度创新层面呢?

Is the Chinese media aware of its own limit in ethical responsibility? Is it able to transcend the “time factor of journalism” and push for reform of the system that was responsible for the death of Sun Zhigang at a Custody and Repatriation Center in Guangdong?





孙志刚案件开始走进历史了,他的父亲,那个不幸的老人捧著他的骨灰盒一步一步地离开媒体……翻开前几天的报道,惨案依然清晰:2003年3月17 日,27岁的中国公民孙志刚在广州的大街上行走时,突然被收容了,随后在广州市收容人员救治站,孙志刚被活活打死。在各种媒体强大的压力下,官方6月9日 对案件进行了判决:18名被告一人判死刑,一人死缓,一人无期徒刑,其余15人的刑期加起来大约100年。其它的23名政府官员,因对孙志刚事件负有责 任,受到从撤职到记过的处分,同一天,孙志刚家属获得了国家赔偿。

但是赔偿、处分和判决受到舆论质疑:警察部门并没有受到应有的制裁,而关于警察制度的讨论受到压制。接下来的一则新闻更令网民愤怒:“孙志刚事件”岳阳重演,4民工在遣送站遭毒打……然而,这一切随即烟消云散了。

孙志刚的父亲肯定不是唯一无法面对余生的老人。蒋捷连的母亲,那位没有“著名法学家”也没有“知名学者”来安慰的老人已经在自己儿子的 遗像下打发掉14个年头了。还有那个“处女”麻但但的父母,他们心灵的创痛也没有办法愈合。而几乎就在孙案发生的同时,四川传来这样的消息:某“邪教”女 大学生在看守所里被强奸,但这条消息几乎没有引起任何人的关注,除了她可怜的双亲……孙志刚惨案显然因为不涉及“政治问题”而得以成为“中国新闻”。

当然,我并不是要批评对孙案的关注。但是我对这些事件也很关注,我们不能放过每一件罪恶,没有人该被忽视。问题是,恰恰因为同样的理由,“舆论”能否意识到自己道德的局限,并因此而能将注意力超越“新闻时效”,进而把孙案深化到制度批判和制度创新层面呢?

我看到了这种努力,但我也看到了这种努力已经是强弩之末了 —— 舆论在等候下一声惨叫,尽管孙志刚的父亲脸上的泪水还没有风干。什么是中国舆论的道德局限?

第一, 它往往看不到自己的内在恐惧而容易放大舆论的道德形象。
第二, 由于缺乏信仰方面的原因,中国评论家往往容易置换评论家和评论对象之间的关系,即受害人的价值没有成为最高价值,反而是评论本身成为第一价值。
第三, 因而,中国舆论呈现相当的机会主义特征:既然评论家比受害人更重要,就没有一位受害人能得到持久的关注,评论家很快就投身到更新的新闻评论中去了,以获得新的注意。正因为如此,在我们这个国家,无数悲剧频繁发生,但却没有通过个案建立起人权规范。

人们常常感慨:在自由社会,那些传媒的记者有一种对个案抓住不放、穷追到底的精神,而社会也具有创建和尊重“判例法”的文明传统。这一切不仅仅是 因为“制度”使然,而是这一制度根植在十字架文明之下的缘故 —— 一方面,每一个个体生命(死者和生者)在上帝面前都是独一无二的,都必须得到尊重。另一方面,基督之爱消解了舆论的道德机会主义,使它获得了内在的韧性 ——仅仅依靠人性的力量是不可能战胜遗忘的。在唯物主义社会,并非仅仅因为强制的力量造成了人们丧失了苦难记忆,同时也由于人自身的精神缺陷使人成为罪恶 力量的同谋。

我重申,孙案并不应该因为它“普通”而被漠视。恰恰相反,它因此也许更具有代表性。现在的问题是,它就这样过去了吗?提出这一问题还 因为这样一个原因:比起以往的人权悲剧,对孙案的关注取得了更大的舆论成果,因此,更应该“珍惜”这一机会。所以,我呼吁此间舆论能继续并持久地关注孙 案。

第一, 对收容制度等警察制度保持持久的舆论检讨。
第二, 倡议3月20日(孙志刚死难日)定为“中国人权纪念日”(名称可再讨论),并发起和推动这一倡议的落实。我也呼吁孙志刚的父亲能像蒋捷连的母亲一样站起来领导这一运动。

这样做不仅仅因为遗忘会使悲剧重演,也不仅仅因为遗忘会使悲剧也可能复制在我们自己身上。事实上这些“经济学”上的理由并不构成记忆孙案的充分理由。人们可以“搭便车”逃避警察制度的天罗地网。留住孙志刚的理由是超验的:因为他是我们的“弟兄”。


2003年6月15日父亲节

( 作者简介:任不寐,大陆活跃民间作家、自由撰稿人、网站“不寐之夜”主持人,现居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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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membering Sun Zhigang


“舆论” 能否意识到自己道德的局限,并因此超越“新闻时效”,把孙志刚案深化到制度批判和制度创新层面呢?

Is the Chinese media aware of its own limit in ethical responsibility? Is it able to transcend the “time factor of journalism” and push for reform of the system that was responsible for the death of Sun Zhigang at a Custody and Repatriation Center in Guangdong?





孙志刚案件开始走进历史了,他的父亲,那个不幸的老人捧著他的骨灰盒一步一步地离开媒体……翻开前几天的报道,惨案依然清晰:2003年3月17 日,27岁的中国公民孙志刚在广州的大街上行走时,突然被收容了,随后在广州市收容人员救治站,孙志刚被活活打死。在各种媒体强大的压力下,官方6月9日 对案件进行了判决:18名被告一人判死刑,一人死缓,一人无期徒刑,其余15人的刑期加起来大约100年。其它的23名政府官员,因对孙志刚事件负有责 任,受到从撤职到记过的处分,同一天,孙志刚家属获得了国家赔偿。

但是赔偿、处分和判决受到舆论质疑:警察部门并没有受到应有的制裁,而关于警察制度的讨论受到压制。接下来的一则新闻更令网民愤怒:“孙志刚事件”岳阳重演,4民工在遣送站遭毒打……然而,这一切随即烟消云散了。

孙志刚的父亲肯定不是唯一无法面对余生的老人。蒋捷连的母亲,那位没有“著名法学家”也没有“知名学者”来安慰的老人已经在自己儿子的 遗像下打发掉14个年头了。还有那个“处女”麻但但的父母,他们心灵的创痛也没有办法愈合。而几乎就在孙案发生的同时,四川传来这样的消息:某“邪教”女 大学生在看守所里被强奸,但这条消息几乎没有引起任何人的关注,除了她可怜的双亲……孙志刚惨案显然因为不涉及“政治问题”而得以成为“中国新闻”。

当然,我并不是要批评对孙案的关注。但是我对这些事件也很关注,我们不能放过每一件罪恶,没有人该被忽视。问题是,恰恰因为同样的理由,“舆论”能否意识到自己道德的局限,并因此而能将注意力超越“新闻时效”,进而把孙案深化到制度批判和制度创新层面呢?

我看到了这种努力,但我也看到了这种努力已经是强弩之末了 —— 舆论在等候下一声惨叫,尽管孙志刚的父亲脸上的泪水还没有风干。什么是中国舆论的道德局限?

第一, 它往往看不到自己的内在恐惧而容易放大舆论的道德形象。
第二, 由于缺乏信仰方面的原因,中国评论家往往容易置换评论家和评论对象之间的关系,即受害人的价值没有成为最高价值,反而是评论本身成为第一价值。
第三, 因而,中国舆论呈现相当的机会主义特征:既然评论家比受害人更重要,就没有一位受害人能得到持久的关注,评论家很快就投身到更新的新闻评论中去了,以获得新的注意。正因为如此,在我们这个国家,无数悲剧频繁发生,但却没有通过个案建立起人权规范。

人们常常感慨:在自由社会,那些传媒的记者有一种对个案抓住不放、穷追到底的精神,而社会也具有创建和尊重“判例法”的文明传统。这一切不仅仅是 因为“制度”使然,而是这一制度根植在十字架文明之下的缘故 —— 一方面,每一个个体生命(死者和生者)在上帝面前都是独一无二的,都必须得到尊重。另一方面,基督之爱消解了舆论的道德机会主义,使它获得了内在的韧性 ——仅仅依靠人性的力量是不可能战胜遗忘的。在唯物主义社会,并非仅仅因为强制的力量造成了人们丧失了苦难记忆,同时也由于人自身的精神缺陷使人成为罪恶 力量的同谋。

我重申,孙案并不应该因为它“普通”而被漠视。恰恰相反,它因此也许更具有代表性。现在的问题是,它就这样过去了吗?提出这一问题还 因为这样一个原因:比起以往的人权悲剧,对孙案的关注取得了更大的舆论成果,因此,更应该“珍惜”这一机会。所以,我呼吁此间舆论能继续并持久地关注孙 案。

第一, 对收容制度等警察制度保持持久的舆论检讨。
第二, 倡议3月20日(孙志刚死难日)定为“中国人权纪念日”(名称可再讨论),并发起和推动这一倡议的落实。我也呼吁孙志刚的父亲能像蒋捷连的母亲一样站起来领导这一运动。

这样做不仅仅因为遗忘会使悲剧重演,也不仅仅因为遗忘会使悲剧也可能复制在我们自己身上。事实上这些“经济学”上的理由并不构成记忆孙案的充分理由。人们可以“搭便车”逃避警察制度的天罗地网。留住孙志刚的理由是超验的:因为他是我们的“弟兄”。


2003年6月15日父亲节

( 作者简介:任不寐,大陆活跃民间作家、自由撰稿人、网站“不寐之夜”主持人,现居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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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志刚案件开始走进历史了,他的父亲,那个不幸的老人捧著他的骨灰盒一步一步地离开媒体……翻开前几天的报道,惨案依然清晰:2003年3月17 日,27岁的中国公民孙志刚在广州的大街上行走时,突然被收容了,随后在广州市收容人员救治站,孙志刚被活活打死。在各种媒体强大的压力下,官方6月9日 对案件进行了判决:18名被告一人判死刑,一人死缓,一人无期徒刑,其余15人的刑期加起来大约100年。其它的23名政府官员,因对孙志刚事件负有责 任,受到从撤职到记过的处分,同一天,孙志刚家属获得了国家赔偿。

但是赔偿、处分和判决受到舆论质疑:警察部门并没有受到应有的制裁,而关于警察制度的讨论受到压制。接下来的一则新闻更令网民愤怒:“孙志刚事件”岳阳重演,4民工在遣送站遭毒打……然而,这一切随即烟消云散了。

孙志刚的父亲肯定不是唯一无法面对余生的老人。蒋捷连的母亲,那位没有“著名法学家”也没有“知名学者”来安慰的老人已经在自己儿子的 遗像下打发掉14个年头了。还有那个“处女”麻但但的父母,他们心灵的创痛也没有办法愈合。而几乎就在孙案发生的同时,四川传来这样的消息:某“邪教”女 大学生在看守所里被强奸,但这条消息几乎没有引起任何人的关注,除了她可怜的双亲……孙志刚惨案显然因为不涉及“政治问题”而得以成为“中国新闻”。

当然,我并不是要批评对孙案的关注。但是我对这些事件也很关注,我们不能放过每一件罪恶,没有人该被忽视。问题是,恰恰因为同样的理由,“舆论”能否意识到自己道德的局限,并因此而能将注意力超越“新闻时效”,进而把孙案深化到制度批判和制度创新层面呢?

我看到了这种努力,但我也看到了这种努力已经是强弩之末了 —— 舆论在等候下一声惨叫,尽管孙志刚的父亲脸上的泪水还没有风干。什么是中国舆论的道德局限?

第一, 它往往看不到自己的内在恐惧而容易放大舆论的道德形象。
第二, 由于缺乏信仰方面的原因,中国评论家往往容易置换评论家和评论对象之间的关系,即受害人的价值没有成为最高价值,反而是评论本身成为第一价值。
第三, 因而,中国舆论呈现相当的机会主义特征:既然评论家比受害人更重要,就没有一位受害人能得到持久的关注,评论家很快就投身到更新的新闻评论中去了,以获得新的注意。正因为如此,在我们这个国家,无数悲剧频繁发生,但却没有通过个案建立起人权规范。

人们常常感慨:在自由社会,那些传媒的记者有一种对个案抓住不放、穷追到底的精神,而社会也具有创建和尊重“判例法”的文明传统。这一切不仅仅是 因为“制度”使然,而是这一制度根植在十字架文明之下的缘故 —— 一方面,每一个个体生命(死者和生者)在上帝面前都是独一无二的,都必须得到尊重。另一方面,基督之爱消解了舆论的道德机会主义,使它获得了内在的韧性 ——仅仅依靠人性的力量是不可能战胜遗忘的。在唯物主义社会,并非仅仅因为强制的力量造成了人们丧失了苦难记忆,同时也由于人自身的精神缺陷使人成为罪恶 力量的同谋。

我重申,孙案并不应该因为它“普通”而被漠视。恰恰相反,它因此也许更具有代表性。现在的问题是,它就这样过去了吗?提出这一问题还 因为这样一个原因:比起以往的人权悲剧,对孙案的关注取得了更大的舆论成果,因此,更应该“珍惜”这一机会。所以,我呼吁此间舆论能继续并持久地关注孙 案。

第一, 对收容制度等警察制度保持持久的舆论检讨。
第二, 倡议3月20日(孙志刚死难日)定为“中国人权纪念日”(名称可再讨论),并发起和推动这一倡议的落实。我也呼吁孙志刚的父亲能像蒋捷连的母亲一样站起来领导这一运动。

这样做不仅仅因为遗忘会使悲剧重演,也不仅仅因为遗忘会使悲剧也可能复制在我们自己身上。事实上这些“经济学”上的理由并不构成记忆孙案的充分理由。人们可以“搭便车”逃避警察制度的天罗地网。留住孙志刚的理由是超验的:因为他是我们的“弟兄”。


2003年6月15日父亲节

( 作者简介:任不寐,大陆活跃民间作家、自由撰稿人、网站“不寐之夜”主持人,现居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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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舆论” 能否意识到自己道德的局限,并因此超越“新闻时效”,把孙志刚案深化到制度批判和制度创新层面呢?

Is the Chinese media aware of its own limit in ethical responsibility? Is it able to transcend the “time factor of journalism” and push for reform of the system that was responsible for the death of Sun Zhigang at a Custody and Repatriation Center in Guangdong?





孙志刚案件开始走进历史了,他的父亲,那个不幸的老人捧著他的骨灰盒一步一步地离开媒体……翻开前几天的报道,惨案依然清晰:2003年3月17 日,27岁的中国公民孙志刚在广州的大街上行走时,突然被收容了,随后在广州市收容人员救治站,孙志刚被活活打死。在各种媒体强大的压力下,官方6月9日 对案件进行了判决:18名被告一人判死刑,一人死缓,一人无期徒刑,其余15人的刑期加起来大约100年。其它的23名政府官员,因对孙志刚事件负有责 任,受到从撤职到记过的处分,同一天,孙志刚家属获得了国家赔偿。

但是赔偿、处分和判决受到舆论质疑:警察部门并没有受到应有的制裁,而关于警察制度的讨论受到压制。接下来的一则新闻更令网民愤怒:“孙志刚事件”岳阳重演,4民工在遣送站遭毒打……然而,这一切随即烟消云散了。

孙志刚的父亲肯定不是唯一无法面对余生的老人。蒋捷连的母亲,那位没有“著名法学家”也没有“知名学者”来安慰的老人已经在自己儿子的 遗像下打发掉14个年头了。还有那个“处女”麻但但的父母,他们心灵的创痛也没有办法愈合。而几乎就在孙案发生的同时,四川传来这样的消息:某“邪教”女 大学生在看守所里被强奸,但这条消息几乎没有引起任何人的关注,除了她可怜的双亲……孙志刚惨案显然因为不涉及“政治问题”而得以成为“中国新闻”。

当然,我并不是要批评对孙案的关注。但是我对这些事件也很关注,我们不能放过每一件罪恶,没有人该被忽视。问题是,恰恰因为同样的理由,“舆论”能否意识到自己道德的局限,并因此而能将注意力超越“新闻时效”,进而把孙案深化到制度批判和制度创新层面呢?

我看到了这种努力,但我也看到了这种努力已经是强弩之末了 —— 舆论在等候下一声惨叫,尽管孙志刚的父亲脸上的泪水还没有风干。什么是中国舆论的道德局限?

第一, 它往往看不到自己的内在恐惧而容易放大舆论的道德形象。
第二, 由于缺乏信仰方面的原因,中国评论家往往容易置换评论家和评论对象之间的关系,即受害人的价值没有成为最高价值,反而是评论本身成为第一价值。
第三, 因而,中国舆论呈现相当的机会主义特征:既然评论家比受害人更重要,就没有一位受害人能得到持久的关注,评论家很快就投身到更新的新闻评论中去了,以获得新的注意。正因为如此,在我们这个国家,无数悲剧频繁发生,但却没有通过个案建立起人权规范。

人们常常感慨:在自由社会,那些传媒的记者有一种对个案抓住不放、穷追到底的精神,而社会也具有创建和尊重“判例法”的文明传统。这一切不仅仅是 因为“制度”使然,而是这一制度根植在十字架文明之下的缘故 —— 一方面,每一个个体生命(死者和生者)在上帝面前都是独一无二的,都必须得到尊重。另一方面,基督之爱消解了舆论的道德机会主义,使它获得了内在的韧性 ——仅仅依靠人性的力量是不可能战胜遗忘的。在唯物主义社会,并非仅仅因为强制的力量造成了人们丧失了苦难记忆,同时也由于人自身的精神缺陷使人成为罪恶 力量的同谋。

我重申,孙案并不应该因为它“普通”而被漠视。恰恰相反,它因此也许更具有代表性。现在的问题是,它就这样过去了吗?提出这一问题还 因为这样一个原因:比起以往的人权悲剧,对孙案的关注取得了更大的舆论成果,因此,更应该“珍惜”这一机会。所以,我呼吁此间舆论能继续并持久地关注孙 案。

第一, 对收容制度等警察制度保持持久的舆论检讨。
第二, 倡议3月20日(孙志刚死难日)定为“中国人权纪念日”(名称可再讨论),并发起和推动这一倡议的落实。我也呼吁孙志刚的父亲能像蒋捷连的母亲一样站起来领导这一运动。

这样做不仅仅因为遗忘会使悲剧重演,也不仅仅因为遗忘会使悲剧也可能复制在我们自己身上。事实上这些“经济学”上的理由并不构成记忆孙案的充分理由。人们可以“搭便车”逃避警察制度的天罗地网。留住孙志刚的理由是超验的:因为他是我们的“弟兄”。


2003年6月15日父亲节

( 作者简介:任不寐,大陆活跃民间作家、自由撰稿人、网站“不寐之夜”主持人,现居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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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舆论” 能否意识到自己道德的局限,并因此超越“新闻时效”,把孙志刚案深化到制度批判和制度创新层面呢?

Is the Chinese media aware of its own limit in ethical responsibility? Is it able to transcend the “time factor of journalism” and push for reform of the system that was responsible for the death of Sun Zhigang at a Custody and Repatriation Center in Guangdong?





孙志刚案件开始走进历史了,他的父亲,那个不幸的老人捧著他的骨灰盒一步一步地离开媒体……翻开前几天的报道,惨案依然清晰:2003年3月17 日,27岁的中国公民孙志刚在广州的大街上行走时,突然被收容了,随后在广州市收容人员救治站,孙志刚被活活打死。在各种媒体强大的压力下,官方6月9日 对案件进行了判决:18名被告一人判死刑,一人死缓,一人无期徒刑,其余15人的刑期加起来大约100年。其它的23名政府官员,因对孙志刚事件负有责 任,受到从撤职到记过的处分,同一天,孙志刚家属获得了国家赔偿。

但是赔偿、处分和判决受到舆论质疑:警察部门并没有受到应有的制裁,而关于警察制度的讨论受到压制。接下来的一则新闻更令网民愤怒:“孙志刚事件”岳阳重演,4民工在遣送站遭毒打……然而,这一切随即烟消云散了。

孙志刚的父亲肯定不是唯一无法面对余生的老人。蒋捷连的母亲,那位没有“著名法学家”也没有“知名学者”来安慰的老人已经在自己儿子的 遗像下打发掉14个年头了。还有那个“处女”麻但但的父母,他们心灵的创痛也没有办法愈合。而几乎就在孙案发生的同时,四川传来这样的消息:某“邪教”女 大学生在看守所里被强奸,但这条消息几乎没有引起任何人的关注,除了她可怜的双亲……孙志刚惨案显然因为不涉及“政治问题”而得以成为“中国新闻”。

当然,我并不是要批评对孙案的关注。但是我对这些事件也很关注,我们不能放过每一件罪恶,没有人该被忽视。问题是,恰恰因为同样的理由,“舆论”能否意识到自己道德的局限,并因此而能将注意力超越“新闻时效”,进而把孙案深化到制度批判和制度创新层面呢?

我看到了这种努力,但我也看到了这种努力已经是强弩之末了 —— 舆论在等候下一声惨叫,尽管孙志刚的父亲脸上的泪水还没有风干。什么是中国舆论的道德局限?

第一, 它往往看不到自己的内在恐惧而容易放大舆论的道德形象。
第二, 由于缺乏信仰方面的原因,中国评论家往往容易置换评论家和评论对象之间的关系,即受害人的价值没有成为最高价值,反而是评论本身成为第一价值。
第三, 因而,中国舆论呈现相当的机会主义特征:既然评论家比受害人更重要,就没有一位受害人能得到持久的关注,评论家很快就投身到更新的新闻评论中去了,以获得新的注意。正因为如此,在我们这个国家,无数悲剧频繁发生,但却没有通过个案建立起人权规范。

人们常常感慨:在自由社会,那些传媒的记者有一种对个案抓住不放、穷追到底的精神,而社会也具有创建和尊重“判例法”的文明传统。这一切不仅仅是 因为“制度”使然,而是这一制度根植在十字架文明之下的缘故 —— 一方面,每一个个体生命(死者和生者)在上帝面前都是独一无二的,都必须得到尊重。另一方面,基督之爱消解了舆论的道德机会主义,使它获得了内在的韧性 ——仅仅依靠人性的力量是不可能战胜遗忘的。在唯物主义社会,并非仅仅因为强制的力量造成了人们丧失了苦难记忆,同时也由于人自身的精神缺陷使人成为罪恶 力量的同谋。

我重申,孙案并不应该因为它“普通”而被漠视。恰恰相反,它因此也许更具有代表性。现在的问题是,它就这样过去了吗?提出这一问题还 因为这样一个原因:比起以往的人权悲剧,对孙案的关注取得了更大的舆论成果,因此,更应该“珍惜”这一机会。所以,我呼吁此间舆论能继续并持久地关注孙 案。

第一, 对收容制度等警察制度保持持久的舆论检讨。
第二, 倡议3月20日(孙志刚死难日)定为“中国人权纪念日”(名称可再讨论),并发起和推动这一倡议的落实。我也呼吁孙志刚的父亲能像蒋捷连的母亲一样站起来领导这一运动。

这样做不仅仅因为遗忘会使悲剧重演,也不仅仅因为遗忘会使悲剧也可能复制在我们自己身上。事实上这些“经济学”上的理由并不构成记忆孙案的充分理由。人们可以“搭便车”逃避警察制度的天罗地网。留住孙志刚的理由是超验的:因为他是我们的“弟兄”。


2003年6月15日父亲节

( 作者简介:任不寐,大陆活跃民间作家、自由撰稿人、网站“不寐之夜”主持人,现居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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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舆论” 能否意识到自己道德的局限,并因此超越“新闻时效”,把孙志刚案深化到制度批判和制度创新层面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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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志刚案件开始走进历史了,他的父亲,那个不幸的老人捧著他的骨灰盒一步一步地离开媒体……翻开前几天的报道,惨案依然清晰:2003年3月17 日,27岁的中国公民孙志刚在广州的大街上行走时,突然被收容了,随后在广州市收容人员救治站,孙志刚被活活打死。在各种媒体强大的压力下,官方6月9日 对案件进行了判决:18名被告一人判死刑,一人死缓,一人无期徒刑,其余15人的刑期加起来大约100年。其它的23名政府官员,因对孙志刚事件负有责 任,受到从撤职到记过的处分,同一天,孙志刚家属获得了国家赔偿。

但是赔偿、处分和判决受到舆论质疑:警察部门并没有受到应有的制裁,而关于警察制度的讨论受到压制。接下来的一则新闻更令网民愤怒:“孙志刚事件”岳阳重演,4民工在遣送站遭毒打……然而,这一切随即烟消云散了。

孙志刚的父亲肯定不是唯一无法面对余生的老人。蒋捷连的母亲,那位没有“著名法学家”也没有“知名学者”来安慰的老人已经在自己儿子的 遗像下打发掉14个年头了。还有那个“处女”麻但但的父母,他们心灵的创痛也没有办法愈合。而几乎就在孙案发生的同时,四川传来这样的消息:某“邪教”女 大学生在看守所里被强奸,但这条消息几乎没有引起任何人的关注,除了她可怜的双亲……孙志刚惨案显然因为不涉及“政治问题”而得以成为“中国新闻”。

当然,我并不是要批评对孙案的关注。但是我对这些事件也很关注,我们不能放过每一件罪恶,没有人该被忽视。问题是,恰恰因为同样的理由,“舆论”能否意识到自己道德的局限,并因此而能将注意力超越“新闻时效”,进而把孙案深化到制度批判和制度创新层面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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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由于缺乏信仰方面的原因,中国评论家往往容易置换评论家和评论对象之间的关系,即受害人的价值没有成为最高价值,反而是评论本身成为第一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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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重申,孙案并不应该因为它“普通”而被漠视。恰恰相反,它因此也许更具有代表性。现在的问题是,它就这样过去了吗?提出这一问题还 因为这样一个原因:比起以往的人权悲剧,对孙案的关注取得了更大的舆论成果,因此,更应该“珍惜”这一机会。所以,我呼吁此间舆论能继续并持久地关注孙 案。

第一, 对收容制度等警察制度保持持久的舆论检讨。
第二, 倡议3月20日(孙志刚死难日)定为“中国人权纪念日”(名称可再讨论),并发起和推动这一倡议的落实。我也呼吁孙志刚的父亲能像蒋捷连的母亲一样站起来领导这一运动。

这样做不仅仅因为遗忘会使悲剧重演,也不仅仅因为遗忘会使悲剧也可能复制在我们自己身上。事实上这些“经济学”上的理由并不构成记忆孙案的充分理由。人们可以“搭便车”逃避警察制度的天罗地网。留住孙志刚的理由是超验的:因为他是我们的“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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