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与人权》简介  编辑部  编辑启示
HRIC
RYRQ

《人与人权》首页栏目

时政焦点

公民权益

人权与法制

专题探讨

杂文与随笔

社会与维权

中国人权所属网站和刊物


中国人权网站


《华夏报》


《人权论坛》


报告和简报


"六四" 档案网站



网上献花,支持 "天安门母亲"


网站联络
约稿启事和通告
读者评论及来信

Forward Print


北京“非典”中的“民工问题”【首发】
陈小雅



SARS in Beijing and the “Migrant Labor Problem”


“非典”暴露了民工的低劣待遇、他们的人权遭践踏、以及体制与时下政策的残酷。

SARS in Beijing exposed the abhorrent and inferior treatment of migrant laborers, pointed to the abuses of their human rights, and called attention to the cruelty of current institutions and policies.





到5月17日为止,北京感染“非典型肺炎”的个案已增至2420宗。政府透露,在这些感染的人当中,有近两成是医务人员,一成是离退休人员,国家机关干部则占百分之十二,民工约占百分之十。据称,中国官方到5月12日才首次披露北京“非典”个案中的民工比例情况。


民工信息不明,是出于刻意“隐瞒”


北京政府直到最近才公布“非典”在民工中的情况,是因为民工的发病率在近期突然上升吗?是因为民工的疏散 —— 作为一种重要的传染途径 —— 刚刚被发现,而政府直到此时才注意到“非典”传播中的“民工问题”吗?不是。

首先,据5月12日《北京日报》刊登的北京市第一个“隔离工地”民工重返岗位的报道披露,位于北京市中心的“金港101”工地4月20日发现首宗 病例后,第二天全工地399名民工和家属就被转运郊区隔离。从4月27日开始到5月3日,这个隔离区每天都有一两名民工出现高热症状,其中被确诊的有2 人,疑似者有6人。至11日记者截稿时止,确诊者已达8人,疑似者4人。到目前为止,北京市城区内这样的建筑工地从1个增加到6个(它们分别发现于5月1 日、5月4日、5月5日和5月15日)。而北京的“都市馨园”工地 —— 也就是第一个被“解除隔离”的工地 —— 的解除日期是在5月10日,根据隔离观察的必要时间 —— 14天,我们可以推算,他们至少在4月26日就已经被实施隔离。

另外,早在4月24日北京市长刘淇在接受国内媒体采访时就宣称已经在各区县、各驻京部队与北京市疾病防治中心之间,建立起一套信息网络和疫情报告 制度,规定城镇每隔6小时、农村每隔12小时上报最新情况,并由有关机构每日上报卫生部、党中央和国务院。此外,还建立起全市疫情综合档案,形成了数据 库;建立起一个由2500人组成的“流调”队伍。北京市劳动保障局当天也对各区县就业和职业介绍部门发出“一日一报”的命令,不允许因医疗费用“不到位” 而延误医治。4月25日北京市“防非联合工作组”对国内外发布的新闻更称:北京“已形成完善的非典疫情报告和防控体系”。根据这个“防控体系”,民工的情 况应与医务人员、离退休人员和国家机关干部的数码一样,在及时掌握之列。

以上信息表明,至少在此次民工信息披露的三周以前,政府已经开始注意到“非典”传播中的“民工问题”;在此以前的一个星期,民工中的疫情爆发已经达到高峰。而这个信息的披露,却晚到首个隔离区的警报解除之后……

鉴于以上情况,我们可以判定,民工疫情之所以一直未有披露,在极大程度上是出于刻意“隐瞒”。


一“隐”一“扬”说明了什么?


根据农业部的资料,目前全国有农民工接近一亿人,其中跨省区流动的有3600万到4000万人。已经回乡的大概有800万人左右,其中400万人 是因为受非典的影响返乡,另一半则是因为季节性农忙返回乡里。北京市统计局的资料显示,2002年仅北京市“城镇单位使用的农村劳动力就达83.2万人。 这些数码预示:民工群体一旦被病毒捕获,就有深入内地、扩散到全国、带入社区、进入城市家庭的能力——他们是当今社会中流动性最大、活动区域最广的群体, 同时也是受控程度最低、医疗条件最差,因经济原因最可能被耽误,也最容易被忽视的人群。

那么,为什么这个群体的状况得不到媒体的青睐?与医护人员、大学生、本市居民、部队和农村人口相比,为什么民工的状况不是被隐匿,便是一直被当成一种被动的“治理对象”来“关切”?

要回答这个问题并不难,有关农民工的消息被隐匿,与他们的状况悲惨有关,与他们的权利被忽视有关。披露有关他们的信息,在政府看来是一个敏感的问题;在中国的“人权问题”刚刚有“舒缓”迹象之时,它很可能重新引来国际舆论的关注。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民工权利被忽视,有时并不表现在被“隐匿”。读一读《北京日报》的这条消息,人们当会有更深的认识:


“55名民工解除隔离后,第一件事是发出倡议
《北京对我情无限,我为北京做贡献》”

(北京日报讯5月10日下午3时)由于被隔离14天后无一例新发病例,北京住总集团六公司都市馨园工地被解除隔离,成为北京第 一个解除隔离的工地。55名被解除隔离的外施队员面对一束束盛开的鲜花,向奋战在北京建筑工地上的62万外施队兄弟发出了“北京对我情无限,我为北京做贡 献”的倡议。

倡议书写道: 坚决响应市委、市政府的号召;严格遵守市建委、区建委一系列规定和要求,坚守北京,坚守岗位,一方面防控“非典”,一方面搞好生产。万众一心,众志成城, 心往一块想,劲往一处使,拧成一股绳,为新北京、新奥运和建设现代大都市做出我们的贡献。勇做抗击“非典”的战士!争当劳动生产的先锋!

今年5月26日,是北京住总集团成立20周年的纪念日。为此,民工们还特别向奋战在住总集团建筑工地上的2.6万名外施队兄弟倡议:“5月26日这一天,我们不计报酬,义务劳动,以具体行动回报首都的关怀,报答住总的关爱。”(载2003年5月12日经济新闻版)

—— 不知读者看到这条消息后作何感想?而笔者的第一个感觉是“假”!

首先,与大多数有记者署名的报道不同,这是一篇“无署名”报道,并且是该版面15篇报道(含图片新闻)中唯一未署名的一篇;其二,这份所谓的“倡 议书”尽管充满著响亮的口号和铿锵的语言,但是除报道的最后一句话外,竟然没有一句引文。而最令人不解的是,它的开篇竟“遗漏”了“我们”这个主语!其 三,说55名民工被隔离期间,因没有生产却享受了较好的照顾(根据国家要求,这笔经费应由用人单位负担),他们有感恩思想,是合情合理的;甚至,他们愿意 以一天的义务劳动作为报答,以偿还公司的费用,也是符合他们的性格的。但说他们被解除隔离的“第一件事”便是向全市建筑工地民工发出倡议,则不合情理。因 为并非全市所有建筑工地在此期间都处在停工停产状态。其四,要不是经人提示,这些民工不可能知道“住总集团”成立20周年的纪念日;更不可能知道“北京建 筑工地”和“住总集团建筑工地”有多少“兄弟”。

总之,这篇报道是否完全是一则“假新闻”还有待考证。但可以肯定,它是一篇适应“主旋律”需要,带有大量的幕后运作,经刻意炮制而出笼的产品。它 的“渲染”,与上述关于民工疫情的“隐匿”恰好形成一个鲜明的对照。它们虽然表现形式不同,但说明的却是同一个问题:民工的权利被忽视,但他们并不是简单 地被“没收”了曝光的资格,并不是他们只有“沉默的权利”,而是他们在被“忽视”的同时,还要尽“被利用”的“义务”!

此种待遇,与“贱民”何异?!

“两平方米”—— 仅仅是要求……

不过,在同一天的《北京日报》“今日关注版”却以整版和通栏标题报道了“金港101号工地非典阻击战”的始末。这篇报道难得地透露出另一处建筑工地民工的一般生活状况:

“21日凌晨,399位民工及家属转运隔离”

“在接到区委书记的指示后,东城区疾控中心的消毒和流行病学调查人员火速赶往位于东城区禄米仓胡同的民工驻地,现场情况让他们不由得一惊:

民工驻地窝在稠密的居民区里,距驻地不远处分别有一所小学和中学,还有一个部队干休所。经过清点,驻地共有400多个民工及家 属,大部分来自安徽,还有河南、河北的工人,而这400多人全部住在一栋两层的老旧筒子楼中。筒子楼被大致分成四五间大房子,每间房子的地上都摆著两三张 长长的大通铺。据工人讲,每张通铺夜里都要人挨人、人挤人地睡上30多人,—间大屋里差不多有六七十人,空气非常不好。惟一的活动场所是筒子楼前的空地, 但非常小,工人们平时买饭,要在空场上把队伍排得像蚊香形状一样,才能勉强容下全部人。疾控中心人员又查看了厕所、食堂,卫生情况也非常不好。

人口密度高、卫生条件差是疫情爆发最好的温床!面对这种情况,工作人员争分夺秒展开调查,结果同样令人无法乐观:驻地的工人中有10人反映身体不舒服,经初步检查,除2人是胃病以外,其它8个全在发烧……”。

很显然,对于厕所、食堂的卫生,《北京日报》是“笔下留情”,但仅仅从“非常不好”的用词中,我们已经可以想见状况。那么,这篇报道揭示的问题,在北京是否只是个别现象呢?否!

请看《北京日报》5月8日的一则题为《民工宿舍,每人两平方米》的消息:

(记者刘扬 通讯员徐燕〕“市建委对民工和建筑工地防控非典采取果断措施,提出六项严格的标准。……达不到六项防控标准之一的项目责任人和企业将给予降低等级、取消执业资格、吊销资质的严厉处罚。

近日,北京市建委连续召开紧急会议,对全市3000多个工地,来自25个省市、300多个县的62万民工如何防控非典问题,作进一步分析研究。……市建委要求各大建筑施工企业5月10日前必须达到建筑工地封闭管理六项标准:
一是严格实行封闭管理;
二是民工宿舍达到每人2平方米、每间不超过15人且通风良好;
三是工地民工生活区做到每天至少消毒两次;
四是民工每天至少测量体温两次并有记录;
五是食堂必须有卫生许可证,炊事员必须有健康证明;
六是工地必须设有独立的隔离室”。


—— 从这六项标准的第二、第五条,我们可以看出食堂没有卫生许可证、炊事员没有健康证明是一个普遍现象;而“两平米”并不是现状,而是要求达到的标准。但我们看到,即使是有警示在先,也还有被“罚”出场的公司。

5月11日,北京市、区两级建委果真对全市工地进行了联合大检查。“经查,绝大多数工地能够按照市委、市政府防控非典的要求和 市建委《实施方案》达到了标准,但也有个别企业至今仍然不重视,工地不封闭、民工宿舍严重不达标并且通风不好,食堂和厨师没有卫生许可证和健康证明等。” 为此,“9项目经理被罚,4企业被通报批评”。其中,对一级项目经理建议建设部吊销其项目经理资质,对二级以下项目经理直接吊销其资质。河北大地土木工程 有限公司被清出北京建设市场。(据《北京日报》5月14日,记者刘扬报道〕

作为同一组报导,该报还报道全国总工会的一则“紧急通知”:

“要求各级工会组织坚决制止用人单位以任何借口,单方面解除非典患病职工和疑似非典职工的劳动关系。

通知说,一些地方的企业特别是非公有制企业,出现了因怀疑发热职工患非典型肺炎而单方面解除其劳动关系的现象,严重侵犯了职工 的合法权益,影响职工队伍和社会稳定,极易导致疫情扩散,严重威胁广大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通知要求,各级工会组织把非公有制企业、劳动密集型 企业和使用农民工较多的企业,作为监督的重点,督促用人单位严格执行《劳动法》、《传染病防治法》以及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切实做好非典型肺炎防治工作 的紧急通知》,督促企业对“非典”患病职工和疑似“非典”职工及时采取相应的治疗和隔离措施,不得擅自转移或遣送。各地工会要设立举报电话,并向社会公 布”。(《北京日报》5月14日,记者李江泓报道)

—— 从以上信息,我们可以看出,自进入5月中旬以来,国家和北京市政府的确对于解决民工待遇的问题开始“动真格的”了。但是,我们不要忘记,这是在什么局势下才采取的措施:因为“灾难面前人人平等”!因为不采取措施,大家将会同归于尽!

—— 同时,从以上信息中,我们也可以看出,在此之前的至少十年中,“资本的原始积累”的残酷性,资方对于榨取利润的“无孔不入”和“顽强性”;而政府对于这种现象不是不闻不问,便是习以为常和宽待容忍。

从这个意义上说,大灾大难是好事;只有大灾大难,才能揭露矛盾,促进政府。但是,我们能说我们盼望大灾难吗?


“大华事件”: 资方、权力与法制


就在上述“都市馨园”民工“倡议书”的报道同时,《北京日报》刊出了一条题为《百名民工擅自离京,一装饰公司被清出市场》的消息。消息称,因北京 发生“非典”疫情,在北京承揽了一项工程的上海大华装饰工程有限公司爆发了劳资冲突:公司招用的大量未签定合同的江苏籍零散民工要求兑付劳务费返乡,而公 司项目经理不知去向,以致该公司100多名民工聚众围堵。在北京和上海有关部门多次督促下,公司领导于4月30日给民工兑付了劳务费。恰在当天,有一名工 人发热被送进医院留观,4名民工被隔离。而兑付完劳务费的101名民工擅自离京,返回原籍,“给消除向全国蔓延传染源的防控工作带来无法挽回的影响”。为 此,市建委做出将该公司清出北京建筑市场的处理决定,该项目经理从此不得在京承揽工程。

看上去,除了“非典”扩散,影响“无法挽回”,这条信息讲述了一个结局还算“完满”的故事,但它透露的信息却不得不令人深思:首先,我们从中看 出,在一般情况下,资方是如何恣意对待 “非合同工” 的。其次,由于没有法律的保障,这些“非合同工”用以解决矛盾的方法,就是“聚众围堵”。其三,因为工程未完,资方拒付劳务费未必没有道理。但政府促资方 解囊,显然依据的是“非典时期”的特殊需要,而不是法律法规,首先就不是通过“法治轨道” 解决问题。其四,“非合同工” 领完劳务费后,与资方不再发生关系,他们的“擅自离京”又如何能追究资方责任?但同样,作为与政府没有实质上的“权利义务关系”的民工,也不存在“擅自” 不“擅自”的问题。


2003年5月19日 于北京


(作者简介:陈小雅,原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人员,自由撰稿人,著有《八九民运史》。现居北京。)

SARS in Beijing and the “Migrant Labor Problem”


“非典”暴露了民工的低劣待遇、他们的人权遭践踏、以及体制与时下政策的残酷。

SARS in Beijing exposed the abhorrent and inferior treatment of migrant laborers, pointed to the abuses of their human rights, and called attention to the cruelty of current institutions and policies.





到5月17日为止,北京感染“非典型肺炎”的个案已增至2420宗。政府透露,在这些感染的人当中,有近两成是医务人员,一成是离退休人员,国家机关干部则占百分之十二,民工约占百分之十。据称,中国官方到5月12日才首次披露北京“非典”个案中的民工比例情况。


民工信息不明,是出于刻意“隐瞒”


北京政府直到最近才公布“非典”在民工中的情况,是因为民工的发病率在近期突然上升吗?是因为民工的疏散 —— 作为一种重要的传染途径 —— 刚刚被发现,而政府直到此时才注意到“非典”传播中的“民工问题”吗?不是。

首先,据5月12日《北京日报》刊登的北京市第一个“隔离工地”民工重返岗位的报道披露,位于北京市中心的“金港101”工地4月20日发现首宗 病例后,第二天全工地399名民工和家属就被转运郊区隔离。从4月27日开始到5月3日,这个隔离区每天都有一两名民工出现高热症状,其中被确诊的有2 人,疑似者有6人。至11日记者截稿时止,确诊者已达8人,疑似者4人。到目前为止,北京市城区内这样的建筑工地从1个增加到6个(它们分别发现于5月1 日、5月4日、5月5日和5月15日)。而北京的“都市馨园”工地 —— 也就是第一个被“解除隔离”的工地 —— 的解除日期是在5月10日,根据隔离观察的必要时间 —— 14天,我们可以推算,他们至少在4月26日就已经被实施隔离。

另外,早在4月24日北京市长刘淇在接受国内媒体采访时就宣称已经在各区县、各驻京部队与北京市疾病防治中心之间,建立起一套信息网络和疫情报告 制度,规定城镇每隔6小时、农村每隔12小时上报最新情况,并由有关机构每日上报卫生部、党中央和国务院。此外,还建立起全市疫情综合档案,形成了数据 库;建立起一个由2500人组成的“流调”队伍。北京市劳动保障局当天也对各区县就业和职业介绍部门发出“一日一报”的命令,不允许因医疗费用“不到位” 而延误医治。4月25日北京市“防非联合工作组”对国内外发布的新闻更称:北京“已形成完善的非典疫情报告和防控体系”。根据这个“防控体系”,民工的情 况应与医务人员、离退休人员和国家机关干部的数码一样,在及时掌握之列。

以上信息表明,至少在此次民工信息披露的三周以前,政府已经开始注意到“非典”传播中的“民工问题”;在此以前的一个星期,民工中的疫情爆发已经达到高峰。而这个信息的披露,却晚到首个隔离区的警报解除之后……

鉴于以上情况,我们可以判定,民工疫情之所以一直未有披露,在极大程度上是出于刻意“隐瞒”。


一“隐”一“扬”说明了什么?


根据农业部的资料,目前全国有农民工接近一亿人,其中跨省区流动的有3600万到4000万人。已经回乡的大概有800万人左右,其中400万人 是因为受非典的影响返乡,另一半则是因为季节性农忙返回乡里。北京市统计局的资料显示,2002年仅北京市“城镇单位使用的农村劳动力就达83.2万人。 这些数码预示:民工群体一旦被病毒捕获,就有深入内地、扩散到全国、带入社区、进入城市家庭的能力——他们是当今社会中流动性最大、活动区域最广的群体, 同时也是受控程度最低、医疗条件最差,因经济原因最可能被耽误,也最容易被忽视的人群。

那么,为什么这个群体的状况得不到媒体的青睐?与医护人员、大学生、本市居民、部队和农村人口相比,为什么民工的状况不是被隐匿,便是一直被当成一种被动的“治理对象”来“关切”?

要回答这个问题并不难,有关农民工的消息被隐匿,与他们的状况悲惨有关,与他们的权利被忽视有关。披露有关他们的信息,在政府看来是一个敏感的问题;在中国的“人权问题”刚刚有“舒缓”迹象之时,它很可能重新引来国际舆论的关注。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民工权利被忽视,有时并不表现在被“隐匿”。读一读《北京日报》的这条消息,人们当会有更深的认识:


“55名民工解除隔离后,第一件事是发出倡议
《北京对我情无限,我为北京做贡献》”

(北京日报讯5月10日下午3时)由于被隔离14天后无一例新发病例,北京住总集团六公司都市馨园工地被解除隔离,成为北京第 一个解除隔离的工地。55名被解除隔离的外施队员面对一束束盛开的鲜花,向奋战在北京建筑工地上的62万外施队兄弟发出了“北京对我情无限,我为北京做贡 献”的倡议。

倡议书写道: 坚决响应市委、市政府的号召;严格遵守市建委、区建委一系列规定和要求,坚守北京,坚守岗位,一方面防控“非典”,一方面搞好生产。万众一心,众志成城, 心往一块想,劲往一处使,拧成一股绳,为新北京、新奥运和建设现代大都市做出我们的贡献。勇做抗击“非典”的战士!争当劳动生产的先锋!

今年5月26日,是北京住总集团成立20周年的纪念日。为此,民工们还特别向奋战在住总集团建筑工地上的2.6万名外施队兄弟倡议:“5月26日这一天,我们不计报酬,义务劳动,以具体行动回报首都的关怀,报答住总的关爱。”(载2003年5月12日经济新闻版)

—— 不知读者看到这条消息后作何感想?而笔者的第一个感觉是“假”!

首先,与大多数有记者署名的报道不同,这是一篇“无署名”报道,并且是该版面15篇报道(含图片新闻)中唯一未署名的一篇;其二,这份所谓的“倡 议书”尽管充满著响亮的口号和铿锵的语言,但是除报道的最后一句话外,竟然没有一句引文。而最令人不解的是,它的开篇竟“遗漏”了“我们”这个主语!其 三,说55名民工被隔离期间,因没有生产却享受了较好的照顾(根据国家要求,这笔经费应由用人单位负担),他们有感恩思想,是合情合理的;甚至,他们愿意 以一天的义务劳动作为报答,以偿还公司的费用,也是符合他们的性格的。但说他们被解除隔离的“第一件事”便是向全市建筑工地民工发出倡议,则不合情理。因 为并非全市所有建筑工地在此期间都处在停工停产状态。其四,要不是经人提示,这些民工不可能知道“住总集团”成立20周年的纪念日;更不可能知道“北京建 筑工地”和“住总集团建筑工地”有多少“兄弟”。

总之,这篇报道是否完全是一则“假新闻”还有待考证。但可以肯定,它是一篇适应“主旋律”需要,带有大量的幕后运作,经刻意炮制而出笼的产品。它 的“渲染”,与上述关于民工疫情的“隐匿”恰好形成一个鲜明的对照。它们虽然表现形式不同,但说明的却是同一个问题:民工的权利被忽视,但他们并不是简单 地被“没收”了曝光的资格,并不是他们只有“沉默的权利”,而是他们在被“忽视”的同时,还要尽“被利用”的“义务”!

此种待遇,与“贱民”何异?!

“两平方米”—— 仅仅是要求……

不过,在同一天的《北京日报》“今日关注版”却以整版和通栏标题报道了“金港101号工地非典阻击战”的始末。这篇报道难得地透露出另一处建筑工地民工的一般生活状况:

“21日凌晨,399位民工及家属转运隔离”

“在接到区委书记的指示后,东城区疾控中心的消毒和流行病学调查人员火速赶往位于东城区禄米仓胡同的民工驻地,现场情况让他们不由得一惊:

民工驻地窝在稠密的居民区里,距驻地不远处分别有一所小学和中学,还有一个部队干休所。经过清点,驻地共有400多个民工及家 属,大部分来自安徽,还有河南、河北的工人,而这400多人全部住在一栋两层的老旧筒子楼中。筒子楼被大致分成四五间大房子,每间房子的地上都摆著两三张 长长的大通铺。据工人讲,每张通铺夜里都要人挨人、人挤人地睡上30多人,—间大屋里差不多有六七十人,空气非常不好。惟一的活动场所是筒子楼前的空地, 但非常小,工人们平时买饭,要在空场上把队伍排得像蚊香形状一样,才能勉强容下全部人。疾控中心人员又查看了厕所、食堂,卫生情况也非常不好。

人口密度高、卫生条件差是疫情爆发最好的温床!面对这种情况,工作人员争分夺秒展开调查,结果同样令人无法乐观:驻地的工人中有10人反映身体不舒服,经初步检查,除2人是胃病以外,其它8个全在发烧……”。

很显然,对于厕所、食堂的卫生,《北京日报》是“笔下留情”,但仅仅从“非常不好”的用词中,我们已经可以想见状况。那么,这篇报道揭示的问题,在北京是否只是个别现象呢?否!

请看《北京日报》5月8日的一则题为《民工宿舍,每人两平方米》的消息:

(记者刘扬 通讯员徐燕〕“市建委对民工和建筑工地防控非典采取果断措施,提出六项严格的标准。……达不到六项防控标准之一的项目责任人和企业将给予降低等级、取消执业资格、吊销资质的严厉处罚。

近日,北京市建委连续召开紧急会议,对全市3000多个工地,来自25个省市、300多个县的62万民工如何防控非典问题,作进一步分析研究。……市建委要求各大建筑施工企业5月10日前必须达到建筑工地封闭管理六项标准:
一是严格实行封闭管理;
二是民工宿舍达到每人2平方米、每间不超过15人且通风良好;
三是工地民工生活区做到每天至少消毒两次;
四是民工每天至少测量体温两次并有记录;
五是食堂必须有卫生许可证,炊事员必须有健康证明;
六是工地必须设有独立的隔离室”。


—— 从这六项标准的第二、第五条,我们可以看出食堂没有卫生许可证、炊事员没有健康证明是一个普遍现象;而“两平米”并不是现状,而是要求达到的标准。但我们看到,即使是有警示在先,也还有被“罚”出场的公司。

5月11日,北京市、区两级建委果真对全市工地进行了联合大检查。“经查,绝大多数工地能够按照市委、市政府防控非典的要求和 市建委《实施方案》达到了标准,但也有个别企业至今仍然不重视,工地不封闭、民工宿舍严重不达标并且通风不好,食堂和厨师没有卫生许可证和健康证明等。” 为此,“9项目经理被罚,4企业被通报批评”。其中,对一级项目经理建议建设部吊销其项目经理资质,对二级以下项目经理直接吊销其资质。河北大地土木工程 有限公司被清出北京建设市场。(据《北京日报》5月14日,记者刘扬报道〕

作为同一组报导,该报还报道全国总工会的一则“紧急通知”:

“要求各级工会组织坚决制止用人单位以任何借口,单方面解除非典患病职工和疑似非典职工的劳动关系。

通知说,一些地方的企业特别是非公有制企业,出现了因怀疑发热职工患非典型肺炎而单方面解除其劳动关系的现象,严重侵犯了职工 的合法权益,影响职工队伍和社会稳定,极易导致疫情扩散,严重威胁广大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通知要求,各级工会组织把非公有制企业、劳动密集型 企业和使用农民工较多的企业,作为监督的重点,督促用人单位严格执行《劳动法》、《传染病防治法》以及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切实做好非典型肺炎防治工作 的紧急通知》,督促企业对“非典”患病职工和疑似“非典”职工及时采取相应的治疗和隔离措施,不得擅自转移或遣送。各地工会要设立举报电话,并向社会公 布”。(《北京日报》5月14日,记者李江泓报道)

—— 从以上信息,我们可以看出,自进入5月中旬以来,国家和北京市政府的确对于解决民工待遇的问题开始“动真格的”了。但是,我们不要忘记,这是在什么局势下才采取的措施:因为“灾难面前人人平等”!因为不采取措施,大家将会同归于尽!

—— 同时,从以上信息中,我们也可以看出,在此之前的至少十年中,“资本的原始积累”的残酷性,资方对于榨取利润的“无孔不入”和“顽强性”;而政府对于这种现象不是不闻不问,便是习以为常和宽待容忍。

从这个意义上说,大灾大难是好事;只有大灾大难,才能揭露矛盾,促进政府。但是,我们能说我们盼望大灾难吗?


“大华事件”: 资方、权力与法制


就在上述“都市馨园”民工“倡议书”的报道同时,《北京日报》刊出了一条题为《百名民工擅自离京,一装饰公司被清出市场》的消息。消息称,因北京 发生“非典”疫情,在北京承揽了一项工程的上海大华装饰工程有限公司爆发了劳资冲突:公司招用的大量未签定合同的江苏籍零散民工要求兑付劳务费返乡,而公 司项目经理不知去向,以致该公司100多名民工聚众围堵。在北京和上海有关部门多次督促下,公司领导于4月30日给民工兑付了劳务费。恰在当天,有一名工 人发热被送进医院留观,4名民工被隔离。而兑付完劳务费的101名民工擅自离京,返回原籍,“给消除向全国蔓延传染源的防控工作带来无法挽回的影响”。为 此,市建委做出将该公司清出北京建筑市场的处理决定,该项目经理从此不得在京承揽工程。

看上去,除了“非典”扩散,影响“无法挽回”,这条信息讲述了一个结局还算“完满”的故事,但它透露的信息却不得不令人深思:首先,我们从中看 出,在一般情况下,资方是如何恣意对待 “非合同工” 的。其次,由于没有法律的保障,这些“非合同工”用以解决矛盾的方法,就是“聚众围堵”。其三,因为工程未完,资方拒付劳务费未必没有道理。但政府促资方 解囊,显然依据的是“非典时期”的特殊需要,而不是法律法规,首先就不是通过“法治轨道” 解决问题。其四,“非合同工” 领完劳务费后,与资方不再发生关系,他们的“擅自离京”又如何能追究资方责任?但同样,作为与政府没有实质上的“权利义务关系”的民工,也不存在“擅自” 不“擅自”的问题。


2003年5月19日 于北京


(作者简介:陈小雅,原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人员,自由撰稿人,著有《八九民运史》。现居北京。)

SARS in Beijing and the “Migrant Labor Problem”


“非典”暴露了民工的低劣待遇、他们的人权遭践踏、以及体制与时下政策的残酷。

SARS in Beijing exposed the abhorrent and inferior treatment of migrant laborers, pointed to the abuses of their human rights, and called attention to the cruelty of current institutions and policies.





到5月17日为止,北京感染“非典型肺炎”的个案已增至2420宗。政府透露,在这些感染的人当中,有近两成是医务人员,一成是离退休人员,国家机关干部则占百分之十二,民工约占百分之十。据称,中国官方到5月12日才首次披露北京“非典”个案中的民工比例情况。


民工信息不明,是出于刻意“隐瞒”


北京政府直到最近才公布“非典”在民工中的情况,是因为民工的发病率在近期突然上升吗?是因为民工的疏散 —— 作为一种重要的传染途径 —— 刚刚被发现,而政府直到此时才注意到“非典”传播中的“民工问题”吗?不是。

首先,据5月12日《北京日报》刊登的北京市第一个“隔离工地”民工重返岗位的报道披露,位于北京市中心的“金港101”工地4月20日发现首宗 病例后,第二天全工地399名民工和家属就被转运郊区隔离。从4月27日开始到5月3日,这个隔离区每天都有一两名民工出现高热症状,其中被确诊的有2 人,疑似者有6人。至11日记者截稿时止,确诊者已达8人,疑似者4人。到目前为止,北京市城区内这样的建筑工地从1个增加到6个(它们分别发现于5月1 日、5月4日、5月5日和5月15日)。而北京的“都市馨园”工地 —— 也就是第一个被“解除隔离”的工地 —— 的解除日期是在5月10日,根据隔离观察的必要时间 —— 14天,我们可以推算,他们至少在4月26日就已经被实施隔离。

另外,早在4月24日北京市长刘淇在接受国内媒体采访时就宣称已经在各区县、各驻京部队与北京市疾病防治中心之间,建立起一套信息网络和疫情报告 制度,规定城镇每隔6小时、农村每隔12小时上报最新情况,并由有关机构每日上报卫生部、党中央和国务院。此外,还建立起全市疫情综合档案,形成了数据 库;建立起一个由2500人组成的“流调”队伍。北京市劳动保障局当天也对各区县就业和职业介绍部门发出“一日一报”的命令,不允许因医疗费用“不到位” 而延误医治。4月25日北京市“防非联合工作组”对国内外发布的新闻更称:北京“已形成完善的非典疫情报告和防控体系”。根据这个“防控体系”,民工的情 况应与医务人员、离退休人员和国家机关干部的数码一样,在及时掌握之列。

以上信息表明,至少在此次民工信息披露的三周以前,政府已经开始注意到“非典”传播中的“民工问题”;在此以前的一个星期,民工中的疫情爆发已经达到高峰。而这个信息的披露,却晚到首个隔离区的警报解除之后……

鉴于以上情况,我们可以判定,民工疫情之所以一直未有披露,在极大程度上是出于刻意“隐瞒”。


一“隐”一“扬”说明了什么?


根据农业部的资料,目前全国有农民工接近一亿人,其中跨省区流动的有3600万到4000万人。已经回乡的大概有800万人左右,其中400万人 是因为受非典的影响返乡,另一半则是因为季节性农忙返回乡里。北京市统计局的资料显示,2002年仅北京市“城镇单位使用的农村劳动力就达83.2万人。 这些数码预示:民工群体一旦被病毒捕获,就有深入内地、扩散到全国、带入社区、进入城市家庭的能力——他们是当今社会中流动性最大、活动区域最广的群体, 同时也是受控程度最低、医疗条件最差,因经济原因最可能被耽误,也最容易被忽视的人群。

那么,为什么这个群体的状况得不到媒体的青睐?与医护人员、大学生、本市居民、部队和农村人口相比,为什么民工的状况不是被隐匿,便是一直被当成一种被动的“治理对象”来“关切”?

要回答这个问题并不难,有关农民工的消息被隐匿,与他们的状况悲惨有关,与他们的权利被忽视有关。披露有关他们的信息,在政府看来是一个敏感的问题;在中国的“人权问题”刚刚有“舒缓”迹象之时,它很可能重新引来国际舆论的关注。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民工权利被忽视,有时并不表现在被“隐匿”。读一读《北京日报》的这条消息,人们当会有更深的认识:


“55名民工解除隔离后,第一件事是发出倡议
《北京对我情无限,我为北京做贡献》”

(北京日报讯5月10日下午3时)由于被隔离14天后无一例新发病例,北京住总集团六公司都市馨园工地被解除隔离,成为北京第 一个解除隔离的工地。55名被解除隔离的外施队员面对一束束盛开的鲜花,向奋战在北京建筑工地上的62万外施队兄弟发出了“北京对我情无限,我为北京做贡 献”的倡议。

倡议书写道: 坚决响应市委、市政府的号召;严格遵守市建委、区建委一系列规定和要求,坚守北京,坚守岗位,一方面防控“非典”,一方面搞好生产。万众一心,众志成城, 心往一块想,劲往一处使,拧成一股绳,为新北京、新奥运和建设现代大都市做出我们的贡献。勇做抗击“非典”的战士!争当劳动生产的先锋!

今年5月26日,是北京住总集团成立20周年的纪念日。为此,民工们还特别向奋战在住总集团建筑工地上的2.6万名外施队兄弟倡议:“5月26日这一天,我们不计报酬,义务劳动,以具体行动回报首都的关怀,报答住总的关爱。”(载2003年5月12日经济新闻版)

—— 不知读者看到这条消息后作何感想?而笔者的第一个感觉是“假”!

首先,与大多数有记者署名的报道不同,这是一篇“无署名”报道,并且是该版面15篇报道(含图片新闻)中唯一未署名的一篇;其二,这份所谓的“倡 议书”尽管充满著响亮的口号和铿锵的语言,但是除报道的最后一句话外,竟然没有一句引文。而最令人不解的是,它的开篇竟“遗漏”了“我们”这个主语!其 三,说55名民工被隔离期间,因没有生产却享受了较好的照顾(根据国家要求,这笔经费应由用人单位负担),他们有感恩思想,是合情合理的;甚至,他们愿意 以一天的义务劳动作为报答,以偿还公司的费用,也是符合他们的性格的。但说他们被解除隔离的“第一件事”便是向全市建筑工地民工发出倡议,则不合情理。因 为并非全市所有建筑工地在此期间都处在停工停产状态。其四,要不是经人提示,这些民工不可能知道“住总集团”成立20周年的纪念日;更不可能知道“北京建 筑工地”和“住总集团建筑工地”有多少“兄弟”。

总之,这篇报道是否完全是一则“假新闻”还有待考证。但可以肯定,它是一篇适应“主旋律”需要,带有大量的幕后运作,经刻意炮制而出笼的产品。它 的“渲染”,与上述关于民工疫情的“隐匿”恰好形成一个鲜明的对照。它们虽然表现形式不同,但说明的却是同一个问题:民工的权利被忽视,但他们并不是简单 地被“没收”了曝光的资格,并不是他们只有“沉默的权利”,而是他们在被“忽视”的同时,还要尽“被利用”的“义务”!

此种待遇,与“贱民”何异?!

“两平方米”—— 仅仅是要求……

不过,在同一天的《北京日报》“今日关注版”却以整版和通栏标题报道了“金港101号工地非典阻击战”的始末。这篇报道难得地透露出另一处建筑工地民工的一般生活状况:

“21日凌晨,399位民工及家属转运隔离”

“在接到区委书记的指示后,东城区疾控中心的消毒和流行病学调查人员火速赶往位于东城区禄米仓胡同的民工驻地,现场情况让他们不由得一惊:

民工驻地窝在稠密的居民区里,距驻地不远处分别有一所小学和中学,还有一个部队干休所。经过清点,驻地共有400多个民工及家 属,大部分来自安徽,还有河南、河北的工人,而这400多人全部住在一栋两层的老旧筒子楼中。筒子楼被大致分成四五间大房子,每间房子的地上都摆著两三张 长长的大通铺。据工人讲,每张通铺夜里都要人挨人、人挤人地睡上30多人,—间大屋里差不多有六七十人,空气非常不好。惟一的活动场所是筒子楼前的空地, 但非常小,工人们平时买饭,要在空场上把队伍排得像蚊香形状一样,才能勉强容下全部人。疾控中心人员又查看了厕所、食堂,卫生情况也非常不好。

人口密度高、卫生条件差是疫情爆发最好的温床!面对这种情况,工作人员争分夺秒展开调查,结果同样令人无法乐观:驻地的工人中有10人反映身体不舒服,经初步检查,除2人是胃病以外,其它8个全在发烧……”。

很显然,对于厕所、食堂的卫生,《北京日报》是“笔下留情”,但仅仅从“非常不好”的用词中,我们已经可以想见状况。那么,这篇报道揭示的问题,在北京是否只是个别现象呢?否!

请看《北京日报》5月8日的一则题为《民工宿舍,每人两平方米》的消息:

(记者刘扬 通讯员徐燕〕“市建委对民工和建筑工地防控非典采取果断措施,提出六项严格的标准。……达不到六项防控标准之一的项目责任人和企业将给予降低等级、取消执业资格、吊销资质的严厉处罚。

近日,北京市建委连续召开紧急会议,对全市3000多个工地,来自25个省市、300多个县的62万民工如何防控非典问题,作进一步分析研究。……市建委要求各大建筑施工企业5月10日前必须达到建筑工地封闭管理六项标准:
一是严格实行封闭管理;
二是民工宿舍达到每人2平方米、每间不超过15人且通风良好;
三是工地民工生活区做到每天至少消毒两次;
四是民工每天至少测量体温两次并有记录;
五是食堂必须有卫生许可证,炊事员必须有健康证明;
六是工地必须设有独立的隔离室”。


—— 从这六项标准的第二、第五条,我们可以看出食堂没有卫生许可证、炊事员没有健康证明是一个普遍现象;而“两平米”并不是现状,而是要求达到的标准。但我们看到,即使是有警示在先,也还有被“罚”出场的公司。

5月11日,北京市、区两级建委果真对全市工地进行了联合大检查。“经查,绝大多数工地能够按照市委、市政府防控非典的要求和 市建委《实施方案》达到了标准,但也有个别企业至今仍然不重视,工地不封闭、民工宿舍严重不达标并且通风不好,食堂和厨师没有卫生许可证和健康证明等。” 为此,“9项目经理被罚,4企业被通报批评”。其中,对一级项目经理建议建设部吊销其项目经理资质,对二级以下项目经理直接吊销其资质。河北大地土木工程 有限公司被清出北京建设市场。(据《北京日报》5月14日,记者刘扬报道〕

作为同一组报导,该报还报道全国总工会的一则“紧急通知”:

“要求各级工会组织坚决制止用人单位以任何借口,单方面解除非典患病职工和疑似非典职工的劳动关系。

通知说,一些地方的企业特别是非公有制企业,出现了因怀疑发热职工患非典型肺炎而单方面解除其劳动关系的现象,严重侵犯了职工 的合法权益,影响职工队伍和社会稳定,极易导致疫情扩散,严重威胁广大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通知要求,各级工会组织把非公有制企业、劳动密集型 企业和使用农民工较多的企业,作为监督的重点,督促用人单位严格执行《劳动法》、《传染病防治法》以及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切实做好非典型肺炎防治工作 的紧急通知》,督促企业对“非典”患病职工和疑似“非典”职工及时采取相应的治疗和隔离措施,不得擅自转移或遣送。各地工会要设立举报电话,并向社会公 布”。(《北京日报》5月14日,记者李江泓报道)

—— 从以上信息,我们可以看出,自进入5月中旬以来,国家和北京市政府的确对于解决民工待遇的问题开始“动真格的”了。但是,我们不要忘记,这是在什么局势下才采取的措施:因为“灾难面前人人平等”!因为不采取措施,大家将会同归于尽!

—— 同时,从以上信息中,我们也可以看出,在此之前的至少十年中,“资本的原始积累”的残酷性,资方对于榨取利润的“无孔不入”和“顽强性”;而政府对于这种现象不是不闻不问,便是习以为常和宽待容忍。

从这个意义上说,大灾大难是好事;只有大灾大难,才能揭露矛盾,促进政府。但是,我们能说我们盼望大灾难吗?


“大华事件”: 资方、权力与法制


就在上述“都市馨园”民工“倡议书”的报道同时,《北京日报》刊出了一条题为《百名民工擅自离京,一装饰公司被清出市场》的消息。消息称,因北京 发生“非典”疫情,在北京承揽了一项工程的上海大华装饰工程有限公司爆发了劳资冲突:公司招用的大量未签定合同的江苏籍零散民工要求兑付劳务费返乡,而公 司项目经理不知去向,以致该公司100多名民工聚众围堵。在北京和上海有关部门多次督促下,公司领导于4月30日给民工兑付了劳务费。恰在当天,有一名工 人发热被送进医院留观,4名民工被隔离。而兑付完劳务费的101名民工擅自离京,返回原籍,“给消除向全国蔓延传染源的防控工作带来无法挽回的影响”。为 此,市建委做出将该公司清出北京建筑市场的处理决定,该项目经理从此不得在京承揽工程。

看上去,除了“非典”扩散,影响“无法挽回”,这条信息讲述了一个结局还算“完满”的故事,但它透露的信息却不得不令人深思:首先,我们从中看 出,在一般情况下,资方是如何恣意对待 “非合同工” 的。其次,由于没有法律的保障,这些“非合同工”用以解决矛盾的方法,就是“聚众围堵”。其三,因为工程未完,资方拒付劳务费未必没有道理。但政府促资方 解囊,显然依据的是“非典时期”的特殊需要,而不是法律法规,首先就不是通过“法治轨道” 解决问题。其四,“非合同工” 领完劳务费后,与资方不再发生关系,他们的“擅自离京”又如何能追究资方责任?但同样,作为与政府没有实质上的“权利义务关系”的民工,也不存在“擅自” 不“擅自”的问题。


2003年5月19日 于北京


(作者简介:陈小雅,原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人员,自由撰稿人,著有《八九民运史》。现居北京。)

SARS in Beijing and the “Migrant Labor Problem”


“非典”暴露了民工的低劣待遇、他们的人权遭践踏、以及体制与时下政策的残酷。

SARS in Beijing exposed the abhorrent and inferior treatment of migrant laborers, pointed to the abuses of their human rights, and called attention to the cruelty of current institutions and policies.





到5月17日为止,北京感染“非典型肺炎”的个案已增至2420宗。政府透露,在这些感染的人当中,有近两成是医务人员,一成是离退休人员,国家机关干部则占百分之十二,民工约占百分之十。据称,中国官方到5月12日才首次披露北京“非典”个案中的民工比例情况。


民工信息不明,是出于刻意“隐瞒”


北京政府直到最近才公布“非典”在民工中的情况,是因为民工的发病率在近期突然上升吗?是因为民工的疏散 —— 作为一种重要的传染途径 —— 刚刚被发现,而政府直到此时才注意到“非典”传播中的“民工问题”吗?不是。

首先,据5月12日《北京日报》刊登的北京市第一个“隔离工地”民工重返岗位的报道披露,位于北京市中心的“金港101”工地4月20日发现首宗 病例后,第二天全工地399名民工和家属就被转运郊区隔离。从4月27日开始到5月3日,这个隔离区每天都有一两名民工出现高热症状,其中被确诊的有2 人,疑似者有6人。至11日记者截稿时止,确诊者已达8人,疑似者4人。到目前为止,北京市城区内这样的建筑工地从1个增加到6个(它们分别发现于5月1 日、5月4日、5月5日和5月15日)。而北京的“都市馨园”工地 —— 也就是第一个被“解除隔离”的工地 —— 的解除日期是在5月10日,根据隔离观察的必要时间 —— 14天,我们可以推算,他们至少在4月26日就已经被实施隔离。

另外,早在4月24日北京市长刘淇在接受国内媒体采访时就宣称已经在各区县、各驻京部队与北京市疾病防治中心之间,建立起一套信息网络和疫情报告 制度,规定城镇每隔6小时、农村每隔12小时上报最新情况,并由有关机构每日上报卫生部、党中央和国务院。此外,还建立起全市疫情综合档案,形成了数据 库;建立起一个由2500人组成的“流调”队伍。北京市劳动保障局当天也对各区县就业和职业介绍部门发出“一日一报”的命令,不允许因医疗费用“不到位” 而延误医治。4月25日北京市“防非联合工作组”对国内外发布的新闻更称:北京“已形成完善的非典疫情报告和防控体系”。根据这个“防控体系”,民工的情 况应与医务人员、离退休人员和国家机关干部的数码一样,在及时掌握之列。

以上信息表明,至少在此次民工信息披露的三周以前,政府已经开始注意到“非典”传播中的“民工问题”;在此以前的一个星期,民工中的疫情爆发已经达到高峰。而这个信息的披露,却晚到首个隔离区的警报解除之后……

鉴于以上情况,我们可以判定,民工疫情之所以一直未有披露,在极大程度上是出于刻意“隐瞒”。


一“隐”一“扬”说明了什么?


根据农业部的资料,目前全国有农民工接近一亿人,其中跨省区流动的有3600万到4000万人。已经回乡的大概有800万人左右,其中400万人 是因为受非典的影响返乡,另一半则是因为季节性农忙返回乡里。北京市统计局的资料显示,2002年仅北京市“城镇单位使用的农村劳动力就达83.2万人。 这些数码预示:民工群体一旦被病毒捕获,就有深入内地、扩散到全国、带入社区、进入城市家庭的能力——他们是当今社会中流动性最大、活动区域最广的群体, 同时也是受控程度最低、医疗条件最差,因经济原因最可能被耽误,也最容易被忽视的人群。

那么,为什么这个群体的状况得不到媒体的青睐?与医护人员、大学生、本市居民、部队和农村人口相比,为什么民工的状况不是被隐匿,便是一直被当成一种被动的“治理对象”来“关切”?

要回答这个问题并不难,有关农民工的消息被隐匿,与他们的状况悲惨有关,与他们的权利被忽视有关。披露有关他们的信息,在政府看来是一个敏感的问题;在中国的“人权问题”刚刚有“舒缓”迹象之时,它很可能重新引来国际舆论的关注。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民工权利被忽视,有时并不表现在被“隐匿”。读一读《北京日报》的这条消息,人们当会有更深的认识:


“55名民工解除隔离后,第一件事是发出倡议
《北京对我情无限,我为北京做贡献》”

(北京日报讯5月10日下午3时)由于被隔离14天后无一例新发病例,北京住总集团六公司都市馨园工地被解除隔离,成为北京第 一个解除隔离的工地。55名被解除隔离的外施队员面对一束束盛开的鲜花,向奋战在北京建筑工地上的62万外施队兄弟发出了“北京对我情无限,我为北京做贡 献”的倡议。

倡议书写道: 坚决响应市委、市政府的号召;严格遵守市建委、区建委一系列规定和要求,坚守北京,坚守岗位,一方面防控“非典”,一方面搞好生产。万众一心,众志成城, 心往一块想,劲往一处使,拧成一股绳,为新北京、新奥运和建设现代大都市做出我们的贡献。勇做抗击“非典”的战士!争当劳动生产的先锋!

今年5月26日,是北京住总集团成立20周年的纪念日。为此,民工们还特别向奋战在住总集团建筑工地上的2.6万名外施队兄弟倡议:“5月26日这一天,我们不计报酬,义务劳动,以具体行动回报首都的关怀,报答住总的关爱。”(载2003年5月12日经济新闻版)

—— 不知读者看到这条消息后作何感想?而笔者的第一个感觉是“假”!

首先,与大多数有记者署名的报道不同,这是一篇“无署名”报道,并且是该版面15篇报道(含图片新闻)中唯一未署名的一篇;其二,这份所谓的“倡 议书”尽管充满著响亮的口号和铿锵的语言,但是除报道的最后一句话外,竟然没有一句引文。而最令人不解的是,它的开篇竟“遗漏”了“我们”这个主语!其 三,说55名民工被隔离期间,因没有生产却享受了较好的照顾(根据国家要求,这笔经费应由用人单位负担),他们有感恩思想,是合情合理的;甚至,他们愿意 以一天的义务劳动作为报答,以偿还公司的费用,也是符合他们的性格的。但说他们被解除隔离的“第一件事”便是向全市建筑工地民工发出倡议,则不合情理。因 为并非全市所有建筑工地在此期间都处在停工停产状态。其四,要不是经人提示,这些民工不可能知道“住总集团”成立20周年的纪念日;更不可能知道“北京建 筑工地”和“住总集团建筑工地”有多少“兄弟”。

总之,这篇报道是否完全是一则“假新闻”还有待考证。但可以肯定,它是一篇适应“主旋律”需要,带有大量的幕后运作,经刻意炮制而出笼的产品。它 的“渲染”,与上述关于民工疫情的“隐匿”恰好形成一个鲜明的对照。它们虽然表现形式不同,但说明的却是同一个问题:民工的权利被忽视,但他们并不是简单 地被“没收”了曝光的资格,并不是他们只有“沉默的权利”,而是他们在被“忽视”的同时,还要尽“被利用”的“义务”!

此种待遇,与“贱民”何异?!

“两平方米”—— 仅仅是要求……

不过,在同一天的《北京日报》“今日关注版”却以整版和通栏标题报道了“金港101号工地非典阻击战”的始末。这篇报道难得地透露出另一处建筑工地民工的一般生活状况:

“21日凌晨,399位民工及家属转运隔离”

“在接到区委书记的指示后,东城区疾控中心的消毒和流行病学调查人员火速赶往位于东城区禄米仓胡同的民工驻地,现场情况让他们不由得一惊:

民工驻地窝在稠密的居民区里,距驻地不远处分别有一所小学和中学,还有一个部队干休所。经过清点,驻地共有400多个民工及家 属,大部分来自安徽,还有河南、河北的工人,而这400多人全部住在一栋两层的老旧筒子楼中。筒子楼被大致分成四五间大房子,每间房子的地上都摆著两三张 长长的大通铺。据工人讲,每张通铺夜里都要人挨人、人挤人地睡上30多人,—间大屋里差不多有六七十人,空气非常不好。惟一的活动场所是筒子楼前的空地, 但非常小,工人们平时买饭,要在空场上把队伍排得像蚊香形状一样,才能勉强容下全部人。疾控中心人员又查看了厕所、食堂,卫生情况也非常不好。

人口密度高、卫生条件差是疫情爆发最好的温床!面对这种情况,工作人员争分夺秒展开调查,结果同样令人无法乐观:驻地的工人中有10人反映身体不舒服,经初步检查,除2人是胃病以外,其它8个全在发烧……”。

很显然,对于厕所、食堂的卫生,《北京日报》是“笔下留情”,但仅仅从“非常不好”的用词中,我们已经可以想见状况。那么,这篇报道揭示的问题,在北京是否只是个别现象呢?否!

请看《北京日报》5月8日的一则题为《民工宿舍,每人两平方米》的消息:

(记者刘扬 通讯员徐燕〕“市建委对民工和建筑工地防控非典采取果断措施,提出六项严格的标准。……达不到六项防控标准之一的项目责任人和企业将给予降低等级、取消执业资格、吊销资质的严厉处罚。

近日,北京市建委连续召开紧急会议,对全市3000多个工地,来自25个省市、300多个县的62万民工如何防控非典问题,作进一步分析研究。……市建委要求各大建筑施工企业5月10日前必须达到建筑工地封闭管理六项标准:
一是严格实行封闭管理;
二是民工宿舍达到每人2平方米、每间不超过15人且通风良好;
三是工地民工生活区做到每天至少消毒两次;
四是民工每天至少测量体温两次并有记录;
五是食堂必须有卫生许可证,炊事员必须有健康证明;
六是工地必须设有独立的隔离室”。


—— 从这六项标准的第二、第五条,我们可以看出食堂没有卫生许可证、炊事员没有健康证明是一个普遍现象;而“两平米”并不是现状,而是要求达到的标准。但我们看到,即使是有警示在先,也还有被“罚”出场的公司。

5月11日,北京市、区两级建委果真对全市工地进行了联合大检查。“经查,绝大多数工地能够按照市委、市政府防控非典的要求和 市建委《实施方案》达到了标准,但也有个别企业至今仍然不重视,工地不封闭、民工宿舍严重不达标并且通风不好,食堂和厨师没有卫生许可证和健康证明等。” 为此,“9项目经理被罚,4企业被通报批评”。其中,对一级项目经理建议建设部吊销其项目经理资质,对二级以下项目经理直接吊销其资质。河北大地土木工程 有限公司被清出北京建设市场。(据《北京日报》5月14日,记者刘扬报道〕

作为同一组报导,该报还报道全国总工会的一则“紧急通知”:

“要求各级工会组织坚决制止用人单位以任何借口,单方面解除非典患病职工和疑似非典职工的劳动关系。

通知说,一些地方的企业特别是非公有制企业,出现了因怀疑发热职工患非典型肺炎而单方面解除其劳动关系的现象,严重侵犯了职工 的合法权益,影响职工队伍和社会稳定,极易导致疫情扩散,严重威胁广大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通知要求,各级工会组织把非公有制企业、劳动密集型 企业和使用农民工较多的企业,作为监督的重点,督促用人单位严格执行《劳动法》、《传染病防治法》以及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切实做好非典型肺炎防治工作 的紧急通知》,督促企业对“非典”患病职工和疑似“非典”职工及时采取相应的治疗和隔离措施,不得擅自转移或遣送。各地工会要设立举报电话,并向社会公 布”。(《北京日报》5月14日,记者李江泓报道)

—— 从以上信息,我们可以看出,自进入5月中旬以来,国家和北京市政府的确对于解决民工待遇的问题开始“动真格的”了。但是,我们不要忘记,这是在什么局势下才采取的措施:因为“灾难面前人人平等”!因为不采取措施,大家将会同归于尽!

—— 同时,从以上信息中,我们也可以看出,在此之前的至少十年中,“资本的原始积累”的残酷性,资方对于榨取利润的“无孔不入”和“顽强性”;而政府对于这种现象不是不闻不问,便是习以为常和宽待容忍。

从这个意义上说,大灾大难是好事;只有大灾大难,才能揭露矛盾,促进政府。但是,我们能说我们盼望大灾难吗?


“大华事件”: 资方、权力与法制


就在上述“都市馨园”民工“倡议书”的报道同时,《北京日报》刊出了一条题为《百名民工擅自离京,一装饰公司被清出市场》的消息。消息称,因北京 发生“非典”疫情,在北京承揽了一项工程的上海大华装饰工程有限公司爆发了劳资冲突:公司招用的大量未签定合同的江苏籍零散民工要求兑付劳务费返乡,而公 司项目经理不知去向,以致该公司100多名民工聚众围堵。在北京和上海有关部门多次督促下,公司领导于4月30日给民工兑付了劳务费。恰在当天,有一名工 人发热被送进医院留观,4名民工被隔离。而兑付完劳务费的101名民工擅自离京,返回原籍,“给消除向全国蔓延传染源的防控工作带来无法挽回的影响”。为 此,市建委做出将该公司清出北京建筑市场的处理决定,该项目经理从此不得在京承揽工程。

看上去,除了“非典”扩散,影响“无法挽回”,这条信息讲述了一个结局还算“完满”的故事,但它透露的信息却不得不令人深思:首先,我们从中看 出,在一般情况下,资方是如何恣意对待 “非合同工” 的。其次,由于没有法律的保障,这些“非合同工”用以解决矛盾的方法,就是“聚众围堵”。其三,因为工程未完,资方拒付劳务费未必没有道理。但政府促资方 解囊,显然依据的是“非典时期”的特殊需要,而不是法律法规,首先就不是通过“法治轨道” 解决问题。其四,“非合同工” 领完劳务费后,与资方不再发生关系,他们的“擅自离京”又如何能追究资方责任?但同样,作为与政府没有实质上的“权利义务关系”的民工,也不存在“擅自” 不“擅自”的问题。


2003年5月19日 于北京


(作者简介:陈小雅,原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人员,自由撰稿人,著有《八九民运史》。现居北京。)

SARS in Beijing and the “Migrant Labor Problem”


“非典”暴露了民工的低劣待遇、他们的人权遭践踏、以及体制与时下政策的残酷。

SARS in Beijing exposed the abhorrent and inferior treatment of migrant laborers, pointed to the abuses of their human rights, and called attention to the cruelty of current institutions and policies.





到5月17日为止,北京感染“非典型肺炎”的个案已增至2420宗。政府透露,在这些感染的人当中,有近两成是医务人员,一成是离退休人员,国家机关干部则占百分之十二,民工约占百分之十。据称,中国官方到5月12日才首次披露北京“非典”个案中的民工比例情况。


民工信息不明,是出于刻意“隐瞒”


北京政府直到最近才公布“非典”在民工中的情况,是因为民工的发病率在近期突然上升吗?是因为民工的疏散 —— 作为一种重要的传染途径 —— 刚刚被发现,而政府直到此时才注意到“非典”传播中的“民工问题”吗?不是。

首先,据5月12日《北京日报》刊登的北京市第一个“隔离工地”民工重返岗位的报道披露,位于北京市中心的“金港101”工地4月20日发现首宗 病例后,第二天全工地399名民工和家属就被转运郊区隔离。从4月27日开始到5月3日,这个隔离区每天都有一两名民工出现高热症状,其中被确诊的有2 人,疑似者有6人。至11日记者截稿时止,确诊者已达8人,疑似者4人。到目前为止,北京市城区内这样的建筑工地从1个增加到6个(它们分别发现于5月1 日、5月4日、5月5日和5月15日)。而北京的“都市馨园”工地 —— 也就是第一个被“解除隔离”的工地 —— 的解除日期是在5月10日,根据隔离观察的必要时间 —— 14天,我们可以推算,他们至少在4月26日就已经被实施隔离。

另外,早在4月24日北京市长刘淇在接受国内媒体采访时就宣称已经在各区县、各驻京部队与北京市疾病防治中心之间,建立起一套信息网络和疫情报告 制度,规定城镇每隔6小时、农村每隔12小时上报最新情况,并由有关机构每日上报卫生部、党中央和国务院。此外,还建立起全市疫情综合档案,形成了数据 库;建立起一个由2500人组成的“流调”队伍。北京市劳动保障局当天也对各区县就业和职业介绍部门发出“一日一报”的命令,不允许因医疗费用“不到位” 而延误医治。4月25日北京市“防非联合工作组”对国内外发布的新闻更称:北京“已形成完善的非典疫情报告和防控体系”。根据这个“防控体系”,民工的情 况应与医务人员、离退休人员和国家机关干部的数码一样,在及时掌握之列。

以上信息表明,至少在此次民工信息披露的三周以前,政府已经开始注意到“非典”传播中的“民工问题”;在此以前的一个星期,民工中的疫情爆发已经达到高峰。而这个信息的披露,却晚到首个隔离区的警报解除之后……

鉴于以上情况,我们可以判定,民工疫情之所以一直未有披露,在极大程度上是出于刻意“隐瞒”。


一“隐”一“扬”说明了什么?


根据农业部的资料,目前全国有农民工接近一亿人,其中跨省区流动的有3600万到4000万人。已经回乡的大概有800万人左右,其中400万人 是因为受非典的影响返乡,另一半则是因为季节性农忙返回乡里。北京市统计局的资料显示,2002年仅北京市“城镇单位使用的农村劳动力就达83.2万人。 这些数码预示:民工群体一旦被病毒捕获,就有深入内地、扩散到全国、带入社区、进入城市家庭的能力——他们是当今社会中流动性最大、活动区域最广的群体, 同时也是受控程度最低、医疗条件最差,因经济原因最可能被耽误,也最容易被忽视的人群。

那么,为什么这个群体的状况得不到媒体的青睐?与医护人员、大学生、本市居民、部队和农村人口相比,为什么民工的状况不是被隐匿,便是一直被当成一种被动的“治理对象”来“关切”?

要回答这个问题并不难,有关农民工的消息被隐匿,与他们的状况悲惨有关,与他们的权利被忽视有关。披露有关他们的信息,在政府看来是一个敏感的问题;在中国的“人权问题”刚刚有“舒缓”迹象之时,它很可能重新引来国际舆论的关注。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民工权利被忽视,有时并不表现在被“隐匿”。读一读《北京日报》的这条消息,人们当会有更深的认识:


“55名民工解除隔离后,第一件事是发出倡议
《北京对我情无限,我为北京做贡献》”

(北京日报讯5月10日下午3时)由于被隔离14天后无一例新发病例,北京住总集团六公司都市馨园工地被解除隔离,成为北京第 一个解除隔离的工地。55名被解除隔离的外施队员面对一束束盛开的鲜花,向奋战在北京建筑工地上的62万外施队兄弟发出了“北京对我情无限,我为北京做贡 献”的倡议。

倡议书写道: 坚决响应市委、市政府的号召;严格遵守市建委、区建委一系列规定和要求,坚守北京,坚守岗位,一方面防控“非典”,一方面搞好生产。万众一心,众志成城, 心往一块想,劲往一处使,拧成一股绳,为新北京、新奥运和建设现代大都市做出我们的贡献。勇做抗击“非典”的战士!争当劳动生产的先锋!

今年5月26日,是北京住总集团成立20周年的纪念日。为此,民工们还特别向奋战在住总集团建筑工地上的2.6万名外施队兄弟倡议:“5月26日这一天,我们不计报酬,义务劳动,以具体行动回报首都的关怀,报答住总的关爱。”(载2003年5月12日经济新闻版)

—— 不知读者看到这条消息后作何感想?而笔者的第一个感觉是“假”!

首先,与大多数有记者署名的报道不同,这是一篇“无署名”报道,并且是该版面15篇报道(含图片新闻)中唯一未署名的一篇;其二,这份所谓的“倡 议书”尽管充满著响亮的口号和铿锵的语言,但是除报道的最后一句话外,竟然没有一句引文。而最令人不解的是,它的开篇竟“遗漏”了“我们”这个主语!其 三,说55名民工被隔离期间,因没有生产却享受了较好的照顾(根据国家要求,这笔经费应由用人单位负担),他们有感恩思想,是合情合理的;甚至,他们愿意 以一天的义务劳动作为报答,以偿还公司的费用,也是符合他们的性格的。但说他们被解除隔离的“第一件事”便是向全市建筑工地民工发出倡议,则不合情理。因 为并非全市所有建筑工地在此期间都处在停工停产状态。其四,要不是经人提示,这些民工不可能知道“住总集团”成立20周年的纪念日;更不可能知道“北京建 筑工地”和“住总集团建筑工地”有多少“兄弟”。

总之,这篇报道是否完全是一则“假新闻”还有待考证。但可以肯定,它是一篇适应“主旋律”需要,带有大量的幕后运作,经刻意炮制而出笼的产品。它 的“渲染”,与上述关于民工疫情的“隐匿”恰好形成一个鲜明的对照。它们虽然表现形式不同,但说明的却是同一个问题:民工的权利被忽视,但他们并不是简单 地被“没收”了曝光的资格,并不是他们只有“沉默的权利”,而是他们在被“忽视”的同时,还要尽“被利用”的“义务”!

此种待遇,与“贱民”何异?!

“两平方米”—— 仅仅是要求……

不过,在同一天的《北京日报》“今日关注版”却以整版和通栏标题报道了“金港101号工地非典阻击战”的始末。这篇报道难得地透露出另一处建筑工地民工的一般生活状况:

“21日凌晨,399位民工及家属转运隔离”

“在接到区委书记的指示后,东城区疾控中心的消毒和流行病学调查人员火速赶往位于东城区禄米仓胡同的民工驻地,现场情况让他们不由得一惊:

民工驻地窝在稠密的居民区里,距驻地不远处分别有一所小学和中学,还有一个部队干休所。经过清点,驻地共有400多个民工及家 属,大部分来自安徽,还有河南、河北的工人,而这400多人全部住在一栋两层的老旧筒子楼中。筒子楼被大致分成四五间大房子,每间房子的地上都摆著两三张 长长的大通铺。据工人讲,每张通铺夜里都要人挨人、人挤人地睡上30多人,—间大屋里差不多有六七十人,空气非常不好。惟一的活动场所是筒子楼前的空地, 但非常小,工人们平时买饭,要在空场上把队伍排得像蚊香形状一样,才能勉强容下全部人。疾控中心人员又查看了厕所、食堂,卫生情况也非常不好。

人口密度高、卫生条件差是疫情爆发最好的温床!面对这种情况,工作人员争分夺秒展开调查,结果同样令人无法乐观:驻地的工人中有10人反映身体不舒服,经初步检查,除2人是胃病以外,其它8个全在发烧……”。

很显然,对于厕所、食堂的卫生,《北京日报》是“笔下留情”,但仅仅从“非常不好”的用词中,我们已经可以想见状况。那么,这篇报道揭示的问题,在北京是否只是个别现象呢?否!

请看《北京日报》5月8日的一则题为《民工宿舍,每人两平方米》的消息:

(记者刘扬 通讯员徐燕〕“市建委对民工和建筑工地防控非典采取果断措施,提出六项严格的标准。……达不到六项防控标准之一的项目责任人和企业将给予降低等级、取消执业资格、吊销资质的严厉处罚。

近日,北京市建委连续召开紧急会议,对全市3000多个工地,来自25个省市、300多个县的62万民工如何防控非典问题,作进一步分析研究。……市建委要求各大建筑施工企业5月10日前必须达到建筑工地封闭管理六项标准:
一是严格实行封闭管理;
二是民工宿舍达到每人2平方米、每间不超过15人且通风良好;
三是工地民工生活区做到每天至少消毒两次;
四是民工每天至少测量体温两次并有记录;
五是食堂必须有卫生许可证,炊事员必须有健康证明;
六是工地必须设有独立的隔离室”。


—— 从这六项标准的第二、第五条,我们可以看出食堂没有卫生许可证、炊事员没有健康证明是一个普遍现象;而“两平米”并不是现状,而是要求达到的标准。但我们看到,即使是有警示在先,也还有被“罚”出场的公司。

5月11日,北京市、区两级建委果真对全市工地进行了联合大检查。“经查,绝大多数工地能够按照市委、市政府防控非典的要求和 市建委《实施方案》达到了标准,但也有个别企业至今仍然不重视,工地不封闭、民工宿舍严重不达标并且通风不好,食堂和厨师没有卫生许可证和健康证明等。” 为此,“9项目经理被罚,4企业被通报批评”。其中,对一级项目经理建议建设部吊销其项目经理资质,对二级以下项目经理直接吊销其资质。河北大地土木工程 有限公司被清出北京建设市场。(据《北京日报》5月14日,记者刘扬报道〕

作为同一组报导,该报还报道全国总工会的一则“紧急通知”:

“要求各级工会组织坚决制止用人单位以任何借口,单方面解除非典患病职工和疑似非典职工的劳动关系。

通知说,一些地方的企业特别是非公有制企业,出现了因怀疑发热职工患非典型肺炎而单方面解除其劳动关系的现象,严重侵犯了职工 的合法权益,影响职工队伍和社会稳定,极易导致疫情扩散,严重威胁广大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通知要求,各级工会组织把非公有制企业、劳动密集型 企业和使用农民工较多的企业,作为监督的重点,督促用人单位严格执行《劳动法》、《传染病防治法》以及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切实做好非典型肺炎防治工作 的紧急通知》,督促企业对“非典”患病职工和疑似“非典”职工及时采取相应的治疗和隔离措施,不得擅自转移或遣送。各地工会要设立举报电话,并向社会公 布”。(《北京日报》5月14日,记者李江泓报道)

—— 从以上信息,我们可以看出,自进入5月中旬以来,国家和北京市政府的确对于解决民工待遇的问题开始“动真格的”了。但是,我们不要忘记,这是在什么局势下才采取的措施:因为“灾难面前人人平等”!因为不采取措施,大家将会同归于尽!

—— 同时,从以上信息中,我们也可以看出,在此之前的至少十年中,“资本的原始积累”的残酷性,资方对于榨取利润的“无孔不入”和“顽强性”;而政府对于这种现象不是不闻不问,便是习以为常和宽待容忍。

从这个意义上说,大灾大难是好事;只有大灾大难,才能揭露矛盾,促进政府。但是,我们能说我们盼望大灾难吗?


“大华事件”: 资方、权力与法制


就在上述“都市馨园”民工“倡议书”的报道同时,《北京日报》刊出了一条题为《百名民工擅自离京,一装饰公司被清出市场》的消息。消息称,因北京 发生“非典”疫情,在北京承揽了一项工程的上海大华装饰工程有限公司爆发了劳资冲突:公司招用的大量未签定合同的江苏籍零散民工要求兑付劳务费返乡,而公 司项目经理不知去向,以致该公司100多名民工聚众围堵。在北京和上海有关部门多次督促下,公司领导于4月30日给民工兑付了劳务费。恰在当天,有一名工 人发热被送进医院留观,4名民工被隔离。而兑付完劳务费的101名民工擅自离京,返回原籍,“给消除向全国蔓延传染源的防控工作带来无法挽回的影响”。为 此,市建委做出将该公司清出北京建筑市场的处理决定,该项目经理从此不得在京承揽工程。

看上去,除了“非典”扩散,影响“无法挽回”,这条信息讲述了一个结局还算“完满”的故事,但它透露的信息却不得不令人深思:首先,我们从中看 出,在一般情况下,资方是如何恣意对待 “非合同工” 的。其次,由于没有法律的保障,这些“非合同工”用以解决矛盾的方法,就是“聚众围堵”。其三,因为工程未完,资方拒付劳务费未必没有道理。但政府促资方 解囊,显然依据的是“非典时期”的特殊需要,而不是法律法规,首先就不是通过“法治轨道” 解决问题。其四,“非合同工” 领完劳务费后,与资方不再发生关系,他们的“擅自离京”又如何能追究资方责任?但同样,作为与政府没有实质上的“权利义务关系”的民工,也不存在“擅自” 不“擅自”的问题。


2003年5月19日 于北京


(作者简介:陈小雅,原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人员,自由撰稿人,著有《八九民运史》。现居北京。)

SARS in Beijing and the “Migrant Labor Problem”


“非典”暴露了民工的低劣待遇、他们的人权遭践踏、以及体制与时下政策的残酷。

SARS in Beijing exposed the abhorrent and inferior treatment of migrant laborers, pointed to the abuses of their human rights, and called attention to the cruelty of current institutions and policies.





到5月17日为止,北京感染“非典型肺炎”的个案已增至2420宗。政府透露,在这些感染的人当中,有近两成是医务人员,一成是离退休人员,国家机关干部则占百分之十二,民工约占百分之十。据称,中国官方到5月12日才首次披露北京“非典”个案中的民工比例情况。


民工信息不明,是出于刻意“隐瞒”


北京政府直到最近才公布“非典”在民工中的情况,是因为民工的发病率在近期突然上升吗?是因为民工的疏散 —— 作为一种重要的传染途径 —— 刚刚被发现,而政府直到此时才注意到“非典”传播中的“民工问题”吗?不是。

首先,据5月12日《北京日报》刊登的北京市第一个“隔离工地”民工重返岗位的报道披露,位于北京市中心的“金港101”工地4月20日发现首宗 病例后,第二天全工地399名民工和家属就被转运郊区隔离。从4月27日开始到5月3日,这个隔离区每天都有一两名民工出现高热症状,其中被确诊的有2 人,疑似者有6人。至11日记者截稿时止,确诊者已达8人,疑似者4人。到目前为止,北京市城区内这样的建筑工地从1个增加到6个(它们分别发现于5月1 日、5月4日、5月5日和5月15日)。而北京的“都市馨园”工地 —— 也就是第一个被“解除隔离”的工地 —— 的解除日期是在5月10日,根据隔离观察的必要时间 —— 14天,我们可以推算,他们至少在4月26日就已经被实施隔离。

另外,早在4月24日北京市长刘淇在接受国内媒体采访时就宣称已经在各区县、各驻京部队与北京市疾病防治中心之间,建立起一套信息网络和疫情报告 制度,规定城镇每隔6小时、农村每隔12小时上报最新情况,并由有关机构每日上报卫生部、党中央和国务院。此外,还建立起全市疫情综合档案,形成了数据 库;建立起一个由2500人组成的“流调”队伍。北京市劳动保障局当天也对各区县就业和职业介绍部门发出“一日一报”的命令,不允许因医疗费用“不到位” 而延误医治。4月25日北京市“防非联合工作组”对国内外发布的新闻更称:北京“已形成完善的非典疫情报告和防控体系”。根据这个“防控体系”,民工的情 况应与医务人员、离退休人员和国家机关干部的数码一样,在及时掌握之列。

以上信息表明,至少在此次民工信息披露的三周以前,政府已经开始注意到“非典”传播中的“民工问题”;在此以前的一个星期,民工中的疫情爆发已经达到高峰。而这个信息的披露,却晚到首个隔离区的警报解除之后……

鉴于以上情况,我们可以判定,民工疫情之所以一直未有披露,在极大程度上是出于刻意“隐瞒”。


一“隐”一“扬”说明了什么?


根据农业部的资料,目前全国有农民工接近一亿人,其中跨省区流动的有3600万到4000万人。已经回乡的大概有800万人左右,其中400万人 是因为受非典的影响返乡,另一半则是因为季节性农忙返回乡里。北京市统计局的资料显示,2002年仅北京市“城镇单位使用的农村劳动力就达83.2万人。 这些数码预示:民工群体一旦被病毒捕获,就有深入内地、扩散到全国、带入社区、进入城市家庭的能力——他们是当今社会中流动性最大、活动区域最广的群体, 同时也是受控程度最低、医疗条件最差,因经济原因最可能被耽误,也最容易被忽视的人群。

那么,为什么这个群体的状况得不到媒体的青睐?与医护人员、大学生、本市居民、部队和农村人口相比,为什么民工的状况不是被隐匿,便是一直被当成一种被动的“治理对象”来“关切”?

要回答这个问题并不难,有关农民工的消息被隐匿,与他们的状况悲惨有关,与他们的权利被忽视有关。披露有关他们的信息,在政府看来是一个敏感的问题;在中国的“人权问题”刚刚有“舒缓”迹象之时,它很可能重新引来国际舆论的关注。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民工权利被忽视,有时并不表现在被“隐匿”。读一读《北京日报》的这条消息,人们当会有更深的认识:


“55名民工解除隔离后,第一件事是发出倡议
《北京对我情无限,我为北京做贡献》”

(北京日报讯5月10日下午3时)由于被隔离14天后无一例新发病例,北京住总集团六公司都市馨园工地被解除隔离,成为北京第 一个解除隔离的工地。55名被解除隔离的外施队员面对一束束盛开的鲜花,向奋战在北京建筑工地上的62万外施队兄弟发出了“北京对我情无限,我为北京做贡 献”的倡议。

倡议书写道: 坚决响应市委、市政府的号召;严格遵守市建委、区建委一系列规定和要求,坚守北京,坚守岗位,一方面防控“非典”,一方面搞好生产。万众一心,众志成城, 心往一块想,劲往一处使,拧成一股绳,为新北京、新奥运和建设现代大都市做出我们的贡献。勇做抗击“非典”的战士!争当劳动生产的先锋!

今年5月26日,是北京住总集团成立20周年的纪念日。为此,民工们还特别向奋战在住总集团建筑工地上的2.6万名外施队兄弟倡议:“5月26日这一天,我们不计报酬,义务劳动,以具体行动回报首都的关怀,报答住总的关爱。”(载2003年5月12日经济新闻版)

—— 不知读者看到这条消息后作何感想?而笔者的第一个感觉是“假”!

首先,与大多数有记者署名的报道不同,这是一篇“无署名”报道,并且是该版面15篇报道(含图片新闻)中唯一未署名的一篇;其二,这份所谓的“倡 议书”尽管充满著响亮的口号和铿锵的语言,但是除报道的最后一句话外,竟然没有一句引文。而最令人不解的是,它的开篇竟“遗漏”了“我们”这个主语!其 三,说55名民工被隔离期间,因没有生产却享受了较好的照顾(根据国家要求,这笔经费应由用人单位负担),他们有感恩思想,是合情合理的;甚至,他们愿意 以一天的义务劳动作为报答,以偿还公司的费用,也是符合他们的性格的。但说他们被解除隔离的“第一件事”便是向全市建筑工地民工发出倡议,则不合情理。因 为并非全市所有建筑工地在此期间都处在停工停产状态。其四,要不是经人提示,这些民工不可能知道“住总集团”成立20周年的纪念日;更不可能知道“北京建 筑工地”和“住总集团建筑工地”有多少“兄弟”。

总之,这篇报道是否完全是一则“假新闻”还有待考证。但可以肯定,它是一篇适应“主旋律”需要,带有大量的幕后运作,经刻意炮制而出笼的产品。它 的“渲染”,与上述关于民工疫情的“隐匿”恰好形成一个鲜明的对照。它们虽然表现形式不同,但说明的却是同一个问题:民工的权利被忽视,但他们并不是简单 地被“没收”了曝光的资格,并不是他们只有“沉默的权利”,而是他们在被“忽视”的同时,还要尽“被利用”的“义务”!

此种待遇,与“贱民”何异?!

“两平方米”—— 仅仅是要求……

不过,在同一天的《北京日报》“今日关注版”却以整版和通栏标题报道了“金港101号工地非典阻击战”的始末。这篇报道难得地透露出另一处建筑工地民工的一般生活状况:

“21日凌晨,399位民工及家属转运隔离”

“在接到区委书记的指示后,东城区疾控中心的消毒和流行病学调查人员火速赶往位于东城区禄米仓胡同的民工驻地,现场情况让他们不由得一惊:

民工驻地窝在稠密的居民区里,距驻地不远处分别有一所小学和中学,还有一个部队干休所。经过清点,驻地共有400多个民工及家 属,大部分来自安徽,还有河南、河北的工人,而这400多人全部住在一栋两层的老旧筒子楼中。筒子楼被大致分成四五间大房子,每间房子的地上都摆著两三张 长长的大通铺。据工人讲,每张通铺夜里都要人挨人、人挤人地睡上30多人,—间大屋里差不多有六七十人,空气非常不好。惟一的活动场所是筒子楼前的空地, 但非常小,工人们平时买饭,要在空场上把队伍排得像蚊香形状一样,才能勉强容下全部人。疾控中心人员又查看了厕所、食堂,卫生情况也非常不好。

人口密度高、卫生条件差是疫情爆发最好的温床!面对这种情况,工作人员争分夺秒展开调查,结果同样令人无法乐观:驻地的工人中有10人反映身体不舒服,经初步检查,除2人是胃病以外,其它8个全在发烧……”。

很显然,对于厕所、食堂的卫生,《北京日报》是“笔下留情”,但仅仅从“非常不好”的用词中,我们已经可以想见状况。那么,这篇报道揭示的问题,在北京是否只是个别现象呢?否!

请看《北京日报》5月8日的一则题为《民工宿舍,每人两平方米》的消息:

(记者刘扬 通讯员徐燕〕“市建委对民工和建筑工地防控非典采取果断措施,提出六项严格的标准。……达不到六项防控标准之一的项目责任人和企业将给予降低等级、取消执业资格、吊销资质的严厉处罚。

近日,北京市建委连续召开紧急会议,对全市3000多个工地,来自25个省市、300多个县的62万民工如何防控非典问题,作进一步分析研究。……市建委要求各大建筑施工企业5月10日前必须达到建筑工地封闭管理六项标准:
一是严格实行封闭管理;
二是民工宿舍达到每人2平方米、每间不超过15人且通风良好;
三是工地民工生活区做到每天至少消毒两次;
四是民工每天至少测量体温两次并有记录;
五是食堂必须有卫生许可证,炊事员必须有健康证明;
六是工地必须设有独立的隔离室”。


—— 从这六项标准的第二、第五条,我们可以看出食堂没有卫生许可证、炊事员没有健康证明是一个普遍现象;而“两平米”并不是现状,而是要求达到的标准。但我们看到,即使是有警示在先,也还有被“罚”出场的公司。

5月11日,北京市、区两级建委果真对全市工地进行了联合大检查。“经查,绝大多数工地能够按照市委、市政府防控非典的要求和 市建委《实施方案》达到了标准,但也有个别企业至今仍然不重视,工地不封闭、民工宿舍严重不达标并且通风不好,食堂和厨师没有卫生许可证和健康证明等。” 为此,“9项目经理被罚,4企业被通报批评”。其中,对一级项目经理建议建设部吊销其项目经理资质,对二级以下项目经理直接吊销其资质。河北大地土木工程 有限公司被清出北京建设市场。(据《北京日报》5月14日,记者刘扬报道〕

作为同一组报导,该报还报道全国总工会的一则“紧急通知”:

“要求各级工会组织坚决制止用人单位以任何借口,单方面解除非典患病职工和疑似非典职工的劳动关系。

通知说,一些地方的企业特别是非公有制企业,出现了因怀疑发热职工患非典型肺炎而单方面解除其劳动关系的现象,严重侵犯了职工 的合法权益,影响职工队伍和社会稳定,极易导致疫情扩散,严重威胁广大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通知要求,各级工会组织把非公有制企业、劳动密集型 企业和使用农民工较多的企业,作为监督的重点,督促用人单位严格执行《劳动法》、《传染病防治法》以及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切实做好非典型肺炎防治工作 的紧急通知》,督促企业对“非典”患病职工和疑似“非典”职工及时采取相应的治疗和隔离措施,不得擅自转移或遣送。各地工会要设立举报电话,并向社会公 布”。(《北京日报》5月14日,记者李江泓报道)

—— 从以上信息,我们可以看出,自进入5月中旬以来,国家和北京市政府的确对于解决民工待遇的问题开始“动真格的”了。但是,我们不要忘记,这是在什么局势下才采取的措施:因为“灾难面前人人平等”!因为不采取措施,大家将会同归于尽!

—— 同时,从以上信息中,我们也可以看出,在此之前的至少十年中,“资本的原始积累”的残酷性,资方对于榨取利润的“无孔不入”和“顽强性”;而政府对于这种现象不是不闻不问,便是习以为常和宽待容忍。

从这个意义上说,大灾大难是好事;只有大灾大难,才能揭露矛盾,促进政府。但是,我们能说我们盼望大灾难吗?


“大华事件”: 资方、权力与法制


就在上述“都市馨园”民工“倡议书”的报道同时,《北京日报》刊出了一条题为《百名民工擅自离京,一装饰公司被清出市场》的消息。消息称,因北京 发生“非典”疫情,在北京承揽了一项工程的上海大华装饰工程有限公司爆发了劳资冲突:公司招用的大量未签定合同的江苏籍零散民工要求兑付劳务费返乡,而公 司项目经理不知去向,以致该公司100多名民工聚众围堵。在北京和上海有关部门多次督促下,公司领导于4月30日给民工兑付了劳务费。恰在当天,有一名工 人发热被送进医院留观,4名民工被隔离。而兑付完劳务费的101名民工擅自离京,返回原籍,“给消除向全国蔓延传染源的防控工作带来无法挽回的影响”。为 此,市建委做出将该公司清出北京建筑市场的处理决定,该项目经理从此不得在京承揽工程。

看上去,除了“非典”扩散,影响“无法挽回”,这条信息讲述了一个结局还算“完满”的故事,但它透露的信息却不得不令人深思:首先,我们从中看 出,在一般情况下,资方是如何恣意对待 “非合同工” 的。其次,由于没有法律的保障,这些“非合同工”用以解决矛盾的方法,就是“聚众围堵”。其三,因为工程未完,资方拒付劳务费未必没有道理。但政府促资方 解囊,显然依据的是“非典时期”的特殊需要,而不是法律法规,首先就不是通过“法治轨道” 解决问题。其四,“非合同工” 领完劳务费后,与资方不再发生关系,他们的“擅自离京”又如何能追究资方责任?但同样,作为与政府没有实质上的“权利义务关系”的民工,也不存在“擅自” 不“擅自”的问题。


2003年5月19日 于北京


(作者简介:陈小雅,原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人员,自由撰稿人,著有《八九民运史》。现居北京。)

************************************************************


《人与人权》(http://www.renyurenquan.org)发表的文章文责自负,
均不代表中国人权http://www.hrichina.org/chs)的立场观点,除特别注明。

主编:胡平
责任编辑:一平
投稿和联系信箱:communications@hrichina.org

编辑部


 
编辑联繫 | 隐私政策声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