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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酷刑:执法机构内部对改革的呼声(下)【中文首发】
Murray Scot Tanner



Torture in China: Calls for Reform from within China's Law Enforcement System (2nd of a 2-part article)

(本文【上】载于本刊2003年6月号,总第10期)


近年来,官方开始公布国内施行酷刑的数据,司法部门刊物也开始载文批评酷刑。这些动向是否意味著政府有诚心打击酷刑?历次“打击”是否见效?

Officials and scholars within China's law enforcement system and Supreme People's Procuratorate have criticized China's torture problem, and officials publicized statistics on torture. Does this meant top leadership or its law enforcement system are making adequate progress on dealing with torture? Does this mean official crackdowns on torture have been effective?






提高职业素质


那些强调“职业素质”的解决方案主要是源于这样的一种假设:公安和公检人员在破案时动用酷刑,是因为他们不具备必要的职业技术,除了用 酷刑外就没有别的办法破案。专门调查过酷刑的有关研究人员认为酷刑案件发生在侦查技能、现代科技的使用、法律知识、职业道德、教育和“人员素质”都最弱的 基层公安部门。那些强调“职业素质”的人认为地方的党领导应该承担相当一部分责任。地方行政领导迫使公安部门为熟人安排工作,把公安局当成自己的“私人卫 队”,或者将本来就少得可怜的用于执法培训的财政经费挪用到有利可图的商业活动中。大多数地方公安人员几乎或完全没有接受过处理犯罪现场、取指纹和血样、 最基本的法医学常识以及侦查技术的培训。一份公安部的文件指出:“一些人民公安……把‘打人’作为他们破案的主要手段。”[15] 那些倡导公安队伍专业化的人还声辩,许多虐待案件都是由大批未经过培训的、非专业的民间治安组织、半私营安全保卫和“合同公安”实施的,正规的公安干警依 靠这些人帮助保卫工作单位安全,维持社会秩序。

尽管如此,相当一部分从事执法研究的专家承认许多职业问题其实是认识问题-即便不是大多数公安,也有很多公安根本就不认为酷刑有什么不对,或者至 少他们认为酷刑带来的利多于弊。按照一名公安干警的说法,“不少”地方警官 “相信在审讯过程中……只要不把人打死或者致残,就没事”。[16] 公安大学的崔敏罗列了他与地方公安不计其数的争辩,这些人直截了当地坚称酷刑在执法过程中必不可少,而且没什么不对。[17]

公安以及公检方面的专家同意国际人权观察机构的看法:在打击犯罪活动的“严打”运动期间,公安队伍的职业水平进一步下降,从而引起酷刑案件激增。 由于上级党委根据当地社会治安的状况来评定地方党委的工作成绩,地方党委就此将来自上级的压力转移到当地公安身上,迫使他们尽速办案。[18] 一名公安说,许多公安“觉得很难抵制这种‘迅速有效的审讯手段’ 的诱惑 ”。[19]

近年来,执法队伍职业化的提倡者一再强调增设公安培训项目,增加购买设备,提高聘用条件,加大公安部门(相对地方党委来说)控制人事的权力。自 1997年起,公安部就开始了一项将刑事侦查专业化的长期努力,旨在建立一个全国性的职业侦查人员系统网,并最终解除地方派出所公安的侦查任务。然而,公 安部刑事侦查局局长对在近期培训出如此庞大的专业队伍并不乐观。


用法制减少酷刑的诱惑


公安方面和公检系统的反酷刑活跃人士据理力争,认为中国的《刑法》和《刑事诉讼法》- 二者都起草于1979年-中存在的缺陷,为侦查人员刑讯逼供提供了巨大的诱惑力。这些人士在1996年至1997年政府修改这两个法律之际,展开了一场有 关如何从法律上最有效地抑制酷刑的辩论。他们当时提出改变公安和公检系统激励机制的改革方案,明显地借鉴了美国的法律概念和激励机制。

他们特别对中国缺乏明确的“无罪推定”、“沉默权”或避免自证其罪的概念提出严厉批评。尽管有人竭力主张将这些概念写入新的《刑事诉讼法》,新的 《刑事诉讼法》最终也只是转弯抹角地表示单凭被告人供述是不能定罪的,必须有其它证据。[20] 而且《刑事诉讼法》第93条仍然规定犯罪嫌疑人“对侦查人员的提问,应当如实回答”,[21] 从而诱惑侦查人员竭尽所能获取口供。一位研究公安的学者抱怨说,由于这些法律鼓励侦查人员假定他们审问的对象有罪,犯罪嫌疑人没有权利隐瞒犯罪事实,这样 无疑“为侦查人员刑讯逼供制造了借口”。[22] 不过,这些反酷刑活跃人士显然并没有放弃。最近几个月,公安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执法研究专家的论文集,继续要求明确犯罪嫌疑人的沉默权。但是在这一问题上, 公安学术界和公安部本身的观点显示出明显的差异。

尽管中国政府一贯坚持“权利”的内容取决于各国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具体状况,一些公安研究学者近来还是提出,中国最近签署了一系列国际法条约,有义务将这些基本的“国际刑事程序的准则”纳入中国的《刑法》和《刑事诉讼法》。[23]

这些改革司法激励机制的努力的重点在于,采用某种“排斥规则”来排除非法获取的证据,尤其是靠酷刑逼供得来的认罪供词。公安大学的崔敏以其独特的 率直风格,直言不讳地指出,只要以刑讯逼供取得的口供继续被作为定罪的依据,“‘严厉禁止刑讯逼供’的规定就只是一纸空文”。[24] 同样,许多研究执法的专家继续支持美国式的、但经过一定修饰的“毒树之果”规则,禁止使用任何通过刑讯逼供获取的物证、书证和其它证据。这一规则在研究执 法的学者当中引发了一系列不同的观点,其中有人支持“砍树弃果”,有人却赞成“砍树食果”,也还有很多人在这两个对立观点中寻求各种妥协。[25]

尽管改革家们未能将这些规则纳入新的《刑事诉讼法》,他们仍然继续通过各种渠道,试图将它们变成法律。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内部的改革派 看来已经试著利用手中的权力,在起草《刑事诉讼法》实施规则的过程中谨慎地采纳一个有别于“毒树之果”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最高人民法院在1998年6月 29日对新的《刑事诉讼法》的“解释”中指出,用非法手段获得的证人和被告人的证词不可作为定案依据。[26] 同样,最高人民检察院在1997年1月30日出台的《刑事诉讼规则》中,据说也作出了“刑讯逼供取得的口供不可作为定罪的证据”的规定。最高人民检察院进 一步声称他们正在对犯罪嫌疑人试用“米兰达”式的警告。[27]

2001年1月2日,在最高人民检察院最新发布的谴责近期发生的酷刑案件的内部文件中(有不少这样的文件),反映了上述建议。文件批评了它称之为 陈旧的传统观念的“有罪推定”和“一味依赖口供的现象”。这一文件还要求地方检察院“明确排斥非法证据的规则”,并引用了《最高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 第265条,强调通过酷刑收集的犯罪嫌疑人供述、被害人陈述以及证人证言不能作为指控犯罪的根据。[28]

目前看来,改革派人士正致力于《证据法》的起草,试图以此统一中国主要诉讼法(民事、刑事和行政)中采纳证据的标准。由于中国目前面临不少很难破 获的腐败犯罪、有组织犯罪和毒品走私的案件,人们对相对来说较为严格的“毒树之果”排除规则不太支持。尽管如此,改革派仍然希望《证据法》草案能够明确地 将“排斥规则”纳入其中,至少是排除以刑讯逼供获得口供。这一法律的起草至少需要一至两年的时间才能完成,然后递交全国人大讨论。参与起草《证据法》的人 士表示,公安部和地方公安仍然反对他们的建议,担心如果司法程序更为严格的话,中国的公安就根本不能维持正常的社会秩序。[29]


对公开酷刑信息和诉讼增加模棱两可


有关酷刑案件和惩罚酷刑实施者的公开报道大量增加,几位执法分析家俬下对此加以称赞。一些酷刑案件触目惊心的细枝末节被公布于众,对有罪官员的惩 罚也成为公众瞩目的焦点,比起内部行政文件,这些举措更能清楚地表明领导层反对酷刑的态度。这样做,还能迫使执法人员小心思量被抓住的风险和代价,从而产 生一套有效遏制酷刑的规范。最近几年,官方媒体出现了一批相对比较积极的“新闻调查记者”,他们的出现加强了对政府的监督能力,他们也协助官方侦破了一些 受地方政府包庇的酷刑案件。这些记者受到大众的普遍欢迎,甚至还被视为英雄,成了政府的象征性代表。普通老百姓往往竞相吸引他们前来报道当地的酷刑案件, 以此引起高层领导的注意。

但是,对于那些担忧政局是否稳定的上层领导人来说,他们依赖那些起镇压作用的军警维持政权,而公安虐待案件大范围曝光很有可能打击这些军警的士 气。在进行本项研究过程中查看到的多数酷刑案件中,犯有酷刑罪的执法人员有的受到行政处分,有的被判缓刑,还有的最多被处以一至三年的徒刑。[30]

鼓励大胆的调查记者对酷刑案件进行调查,有可能进一步削弱政府对官方媒体的控制权(而记者经常受到地方官员的报复,或者当政策发生变化时,甚至也 会受到中央的打击报复)。而且,领导层也无法控制国内外不同方面的各种反映。对安全问题专家的采访表明,中国政府曾经就公开报道酷刑案件的问题进行了谨慎 的讨论,争辩这样做是否能够巩固其政权,或者那些持怀疑态度的民众和境外的观察家会不会对政府公开酷刑案件不屑一顾,认为不过是逼迫承认中国酷刑泛滥而 已。这种争论造成的结果是对于酷刑问题的报道时有波动,有时受到压制或受到有关方面的精心操纵。还有的时候,官方对酷刑案件进行空前大量的报道,是为了配 合反击境外或非官方的酷刑报道。甚至在官方的法制媒体以前所未有的声势调查并揭露酷刑案件之际,公安却继续拘捕那些试图成立自治的“市民社会”反酷刑监督 团体的公民。就连一名退休的中国公安也因此遭到监禁。[31] 与此同时,官方发言人还谴责境外记者和人权监督团体“说谎”和“干涉中国内政”。

过去十年来,一些针对公安和公检人员实施酷刑提起的诉讼受到民众的普遍欢迎。党政系统试图通过这些谨慎的尝试,创造一种新型的、能够自行维持的、 大众化的监督工具。当然,这一监督工具的结构仍然威胁不到中国共产党对权力的最终控制。不完全的统计数据和一些零散的资料表明,有很小的一部分公民(但数 码在增加)打赢了官司,得到平反或赔偿。当然,在无法获得足够信息的情况下,我们只能作出某种常识性的判断:胜诉率至少足够鼓励更多的人提起诉讼。即便遭 到酷刑的公民不能赢得对他们有利的法庭裁决,他们依然可以从策略上利用这些诉讼引起高层重视,迫使地方官员作出反应。

有些公检部门人士试图说服自己的同事接受这些新的诉讼制作为反酷刑运动的强劲动力,提醒他们如果改革失败将会面临的问题。[32] 一些政府部门已经提出异议,认为《行政诉讼法》应用的范围过于广泛,阻碍了审讯和其它刑事侦查等,被他们认为属于“非行政”范畴的工作。[33] 但是各地的法院还是以各种理由拒绝对持不同政见者和宗教活跃分子采用上述法律救济程序,这种做法进一步证明中国司法改革的双重性,以及将“普通百姓”和 “政治活动家”区别对待的战略考量。


领导人心猿意马,改革者深感失望

  
自九十年代后期,领导层在打击酷刑方面三心二意,前后不一,同时,由于担心公安不能打击犯罪、政局失控,打击酷刑运动也因此受到限制。这一切使倡 导反酷刑人士的挫折感加深。在未来的几十年里,他们得致力于一场长期的政治上十分艰难的抗争,他们需要不断地向政治领导人进言,重新培训目前的执法人员, 吸收新的更为合格的执法人员,继续努力说服公检人员和法官有更多的独立性去行使权力。许多官员和学者非常现实,他们认为中国需要几十年的时间才能真正根除 酷刑。但是在长盛不衰地支持酷刑或为酷刑寻求借口的地方强大势力面前,他们也开始产生畏惧情绪。在严打期间,这种情绪尤甚。这种挫折感是否会激发改革者提 出更为大胆的建议还有待观察。

在最近发表的一篇对刑事司法专家的讲话中,崔敏针对改革中打打停停的反酷刑政策,表达了他的挫折感:

“并不是仅仅几个基层公安有错误的概念,以为‘刑讯逼供有很多好处,危害又不大’-事实上,这也是一些中高级领导的想法。八十年代以来,每次打击 刑讯逼供和其它违法乱纪的行为时,尽管很多次我们尽量把握并做好这一工作,但是往往是‘雷声大,雨点小’-我们时紧时松。尤其在‘严打期间’,我们领导的 注意力和想法产生变化-甚至想尽各种方法忽略基层公安实施的酷刑,并为之找借口。过去几年来,酷刑问题不仅发生在公安机关,就连一些人民检察院-法律监督 机关-在进行调查时也施用了酷刑;更有甚者,执政党的纪律检察委员会在‘两规’[34] 期间也采用了酷刑-所有这一切导致了酷刑的日益恶化。”[35]

讲话结束时,崔敏无可奈何地双手一摊,婉转地反问他的同行:“我们真的想消除酷刑吗?”


西方的影响


我这篇文章的主要目的是概述中国执法系统内部各方官员和分析家提出的改革方案。这些人一直对中国的酷刑问题进行了严厉批评,而且致力于遏制酷刑的 工作。美国观察家们会非常诧异地发现:中国的这些改革家提出采用一些从西方法律(有时是美国法律)中借用的作法,其中还有美国华伦法院时代的法律,去改革 中国公安和公检人员实施刑讯逼供的诱发机制。要证明西方对中国法制改革这一复杂过程在思想上有其影响是极其困难的,我们当然不想过高估计这种影响。重要的 是,西方国家和美国应当认识到,西方的这些法律概念对中国有关如何打击酷刑的执法政策的辩论产生了影响。

直到在中国实行体制转型、建立一个持续自发的监督机制并且彻底根除酷刑之前,人们所能见到的最好情况也许就是改变诱发酷刑的法律制度,提高执法队 伍的专业化水平,加重惩罚酷刑使用者,更多地报道酷刑案件,进一步进行诉讼改革,以及在现存专制体制内进行其它相关改革。当然,没有人能够预测什么时候这 样的体制转型会发生,甚至是否会发生。

这种状况一直让西方面临一个相当复杂而且在道德上相当困惑的问题,就是如何最有效地支持这样的司法改革。这里存在著一个不可避免的残酷的悖论-要 在任何国家降低酷刑案件,首先必须要加强执法部门某些方面的职业化。如果职业素质增强了,执法人员处理非政治性犯罪案件的能力有所提高,不再采用刑讯逼 供,从长远来讲很有可能有利于中国的法制建设和中国人民对自己的法律权利的进一步认识。 然而,就目前来说,这样做却有可能进一步巩固现存的这个有缺陷的法律制度。

检察院本身是这一决策悖论的很好例证。最近几年,最高人民检察院积极地、全力以赴地鼓励检察官去镇压提倡民主人权的人士以及那些使官方疑惧的宗教 团体。但是,从我的研究发现有大量证据表明最高人民检察院是那些主张通过健全法律程序反酷刑的人士的重要“大本营”,他们的提议包括加强证据法和非法证据 排除规则,加强监督公安审讯,增加起诉实施酷刑的人,以及进一步公开承认酷刑问题的严重性。于是本文提供的材料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扩大中外精心挑选的检 察院学者和分析家之间的法学交流,扩大美国和其它西方国家在中国的法律培训项目,是否会有助于他们就反酷刑提出政策建议?


【注释】

[15] 《执法手册》(1996),第380页至第381页。
[16] 杜敬记(音译): 第374页。
[17] 崔敏:“再论节制刑讯逼供”,《刑事诉讼法学的学科前沿问题》,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2年5月,第255页至第256页。
[18] 《刑讯逼供罪》,第9页;又见James Seymour,“Cadre Accountability to Law” ??“干部的法律责任”??,Australian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第21期, 1989年1月有关1983-86严打中的酷刑。
[19] 杜敬记(音译):第374页。
[20] 根据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以及“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它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第12条和第46条)。
[21] 所有引文来自官方的英译版,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中英文版??,(中国检察院出版社,北京,1997)。有关1979年和1996年两部《刑事诉讼法》的对照比较,见崔敏,第267页至第353页。
[22] 周国均:“严禁刑讯逼供的思考”,《公安研究》,1999年第1期,第26页至第29页,第43页。
[23] 周国均:第27页至第28页。
[24] 崔敏:第216页。崔教授是起草修改《刑事诉讼法》的主要参加者。
[25] Tanner,“China’s Ambivalent Struggle Against Torture”??“中国踌躇不前的反酷刑斗争”?? 对这一复杂的争论有细致的概述,第21页至第24页。
[26] 周国均(第29页至第43页)指出,最高人民法院在其1994年3月21日有关侦查程序的规定中第一次发布了这一指示。但是作者手头没有这一文件。 1998年6月最高人民法院对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说明,高法解释第23号??1998??,第61条:“严禁以非法的方法收集证 据。凡经查证确是属于采用刑讯逼供或者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的方法取得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被告人供述,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公、检、法机关执 行刑法刑事诉讼法新规定》,北京群众出版社,1999,第428页。
[27] 周国均,第29页至第43页;北京新华社英语新闻,1999年1月5日,对外广播新闻处中国部翻译,1999年1月5日。【“米兰达式的警告“在美国法律 上指的是任何人在被警察拘留审讯时必须得到警方的警告:告知他有权保持沉默、他的任何供词可能会用作罪证、他有权请他的律师在场、如果他请不起律师,只要 他愿意,应该给他指定律师。编者注】
[28]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严禁将刑讯逼供获取的犯罪嫌疑人供述作为定案依据的通知》,2001年1月2日,公安部编,《公安机关执法须知》,2001版,第526页至第528页。
[29] 采访法律专家,2001年12月,2002年6月于北京。
[30] 有关抱怨法院“不愿重罚酷刑实施者”的情况,见崔敏,“再论节制刑讯逼供”。
[31] “前中国公安因揭发遭惩罚”,美联社,1999年3月25日。
[32] 陆全振(译音)吉林省公安厅副厅长,“认真学习贯彻’国家赔偿法’大力推进公安法制建设”,《公安研究》,1994年第6期,第16页至第18页;又见周震波, 同上, 第13页至第15页。
[33] 姜建明和王静(音译):“论公安行政诉讼案范围的争议”,《公安研究》,1993年第6期,第33页至第35页。
[34] “两规”是共产党的反腐败官员对有贪污嫌疑的工作人员可以采用的手段--即这些人必须在规定的时间和规定的地点接受有关部门的讯问,这种通常来说比较残酷的审讯方式酷似软禁。
[35] 崔敏,“再论节制刑讯逼供”,第256页。



(作者系美国西密西根大学中国和东亚政治学教授。该文章节选自作者为国会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2002年7月26日举行的听证会准备的书面发言。特此感谢作者和该委员会为本刊提供的版权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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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上】载于本刊2003年6月号,总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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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ficials and scholars within China's law enforcement system and Supreme People's Procuratorate have criticized China's torture problem, and officials publicized statistics on torture. Does this meant top leadership or its law enforcement system are making adequate progress on dealing with torture? Does this mean official crackdowns on torture have been effective?






提高职业素质


那些强调“职业素质”的解决方案主要是源于这样的一种假设:公安和公检人员在破案时动用酷刑,是因为他们不具备必要的职业技术,除了用 酷刑外就没有别的办法破案。专门调查过酷刑的有关研究人员认为酷刑案件发生在侦查技能、现代科技的使用、法律知识、职业道德、教育和“人员素质”都最弱的 基层公安部门。那些强调“职业素质”的人认为地方的党领导应该承担相当一部分责任。地方行政领导迫使公安部门为熟人安排工作,把公安局当成自己的“私人卫 队”,或者将本来就少得可怜的用于执法培训的财政经费挪用到有利可图的商业活动中。大多数地方公安人员几乎或完全没有接受过处理犯罪现场、取指纹和血样、 最基本的法医学常识以及侦查技术的培训。一份公安部的文件指出:“一些人民公安……把‘打人’作为他们破案的主要手段。”[15] 那些倡导公安队伍专业化的人还声辩,许多虐待案件都是由大批未经过培训的、非专业的民间治安组织、半私营安全保卫和“合同公安”实施的,正规的公安干警依 靠这些人帮助保卫工作单位安全,维持社会秩序。

尽管如此,相当一部分从事执法研究的专家承认许多职业问题其实是认识问题-即便不是大多数公安,也有很多公安根本就不认为酷刑有什么不对,或者至 少他们认为酷刑带来的利多于弊。按照一名公安干警的说法,“不少”地方警官 “相信在审讯过程中……只要不把人打死或者致残,就没事”。[16] 公安大学的崔敏罗列了他与地方公安不计其数的争辩,这些人直截了当地坚称酷刑在执法过程中必不可少,而且没什么不对。[17]

公安以及公检方面的专家同意国际人权观察机构的看法:在打击犯罪活动的“严打”运动期间,公安队伍的职业水平进一步下降,从而引起酷刑案件激增。 由于上级党委根据当地社会治安的状况来评定地方党委的工作成绩,地方党委就此将来自上级的压力转移到当地公安身上,迫使他们尽速办案。[18] 一名公安说,许多公安“觉得很难抵制这种‘迅速有效的审讯手段’ 的诱惑 ”。[19]

近年来,执法队伍职业化的提倡者一再强调增设公安培训项目,增加购买设备,提高聘用条件,加大公安部门(相对地方党委来说)控制人事的权力。自 1997年起,公安部就开始了一项将刑事侦查专业化的长期努力,旨在建立一个全国性的职业侦查人员系统网,并最终解除地方派出所公安的侦查任务。然而,公 安部刑事侦查局局长对在近期培训出如此庞大的专业队伍并不乐观。


用法制减少酷刑的诱惑


公安方面和公检系统的反酷刑活跃人士据理力争,认为中国的《刑法》和《刑事诉讼法》- 二者都起草于1979年-中存在的缺陷,为侦查人员刑讯逼供提供了巨大的诱惑力。这些人士在1996年至1997年政府修改这两个法律之际,展开了一场有 关如何从法律上最有效地抑制酷刑的辩论。他们当时提出改变公安和公检系统激励机制的改革方案,明显地借鉴了美国的法律概念和激励机制。

他们特别对中国缺乏明确的“无罪推定”、“沉默权”或避免自证其罪的概念提出严厉批评。尽管有人竭力主张将这些概念写入新的《刑事诉讼法》,新的 《刑事诉讼法》最终也只是转弯抹角地表示单凭被告人供述是不能定罪的,必须有其它证据。[20] 而且《刑事诉讼法》第93条仍然规定犯罪嫌疑人“对侦查人员的提问,应当如实回答”,[21] 从而诱惑侦查人员竭尽所能获取口供。一位研究公安的学者抱怨说,由于这些法律鼓励侦查人员假定他们审问的对象有罪,犯罪嫌疑人没有权利隐瞒犯罪事实,这样 无疑“为侦查人员刑讯逼供制造了借口”。[22] 不过,这些反酷刑活跃人士显然并没有放弃。最近几个月,公安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执法研究专家的论文集,继续要求明确犯罪嫌疑人的沉默权。但是在这一问题上, 公安学术界和公安部本身的观点显示出明显的差异。

尽管中国政府一贯坚持“权利”的内容取决于各国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具体状况,一些公安研究学者近来还是提出,中国最近签署了一系列国际法条约,有义务将这些基本的“国际刑事程序的准则”纳入中国的《刑法》和《刑事诉讼法》。[23]

这些改革司法激励机制的努力的重点在于,采用某种“排斥规则”来排除非法获取的证据,尤其是靠酷刑逼供得来的认罪供词。公安大学的崔敏以其独特的 率直风格,直言不讳地指出,只要以刑讯逼供取得的口供继续被作为定罪的依据,“‘严厉禁止刑讯逼供’的规定就只是一纸空文”。[24] 同样,许多研究执法的专家继续支持美国式的、但经过一定修饰的“毒树之果”规则,禁止使用任何通过刑讯逼供获取的物证、书证和其它证据。这一规则在研究执 法的学者当中引发了一系列不同的观点,其中有人支持“砍树弃果”,有人却赞成“砍树食果”,也还有很多人在这两个对立观点中寻求各种妥协。[25]

尽管改革家们未能将这些规则纳入新的《刑事诉讼法》,他们仍然继续通过各种渠道,试图将它们变成法律。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内部的改革派 看来已经试著利用手中的权力,在起草《刑事诉讼法》实施规则的过程中谨慎地采纳一个有别于“毒树之果”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最高人民法院在1998年6月 29日对新的《刑事诉讼法》的“解释”中指出,用非法手段获得的证人和被告人的证词不可作为定案依据。[26] 同样,最高人民检察院在1997年1月30日出台的《刑事诉讼规则》中,据说也作出了“刑讯逼供取得的口供不可作为定罪的证据”的规定。最高人民检察院进 一步声称他们正在对犯罪嫌疑人试用“米兰达”式的警告。[27]

2001年1月2日,在最高人民检察院最新发布的谴责近期发生的酷刑案件的内部文件中(有不少这样的文件),反映了上述建议。文件批评了它称之为 陈旧的传统观念的“有罪推定”和“一味依赖口供的现象”。这一文件还要求地方检察院“明确排斥非法证据的规则”,并引用了《最高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 第265条,强调通过酷刑收集的犯罪嫌疑人供述、被害人陈述以及证人证言不能作为指控犯罪的根据。[28]

目前看来,改革派人士正致力于《证据法》的起草,试图以此统一中国主要诉讼法(民事、刑事和行政)中采纳证据的标准。由于中国目前面临不少很难破 获的腐败犯罪、有组织犯罪和毒品走私的案件,人们对相对来说较为严格的“毒树之果”排除规则不太支持。尽管如此,改革派仍然希望《证据法》草案能够明确地 将“排斥规则”纳入其中,至少是排除以刑讯逼供获得口供。这一法律的起草至少需要一至两年的时间才能完成,然后递交全国人大讨论。参与起草《证据法》的人 士表示,公安部和地方公安仍然反对他们的建议,担心如果司法程序更为严格的话,中国的公安就根本不能维持正常的社会秩序。[29]


对公开酷刑信息和诉讼增加模棱两可


有关酷刑案件和惩罚酷刑实施者的公开报道大量增加,几位执法分析家俬下对此加以称赞。一些酷刑案件触目惊心的细枝末节被公布于众,对有罪官员的惩 罚也成为公众瞩目的焦点,比起内部行政文件,这些举措更能清楚地表明领导层反对酷刑的态度。这样做,还能迫使执法人员小心思量被抓住的风险和代价,从而产 生一套有效遏制酷刑的规范。最近几年,官方媒体出现了一批相对比较积极的“新闻调查记者”,他们的出现加强了对政府的监督能力,他们也协助官方侦破了一些 受地方政府包庇的酷刑案件。这些记者受到大众的普遍欢迎,甚至还被视为英雄,成了政府的象征性代表。普通老百姓往往竞相吸引他们前来报道当地的酷刑案件, 以此引起高层领导的注意。

但是,对于那些担忧政局是否稳定的上层领导人来说,他们依赖那些起镇压作用的军警维持政权,而公安虐待案件大范围曝光很有可能打击这些军警的士 气。在进行本项研究过程中查看到的多数酷刑案件中,犯有酷刑罪的执法人员有的受到行政处分,有的被判缓刑,还有的最多被处以一至三年的徒刑。[30]

鼓励大胆的调查记者对酷刑案件进行调查,有可能进一步削弱政府对官方媒体的控制权(而记者经常受到地方官员的报复,或者当政策发生变化时,甚至也 会受到中央的打击报复)。而且,领导层也无法控制国内外不同方面的各种反映。对安全问题专家的采访表明,中国政府曾经就公开报道酷刑案件的问题进行了谨慎 的讨论,争辩这样做是否能够巩固其政权,或者那些持怀疑态度的民众和境外的观察家会不会对政府公开酷刑案件不屑一顾,认为不过是逼迫承认中国酷刑泛滥而 已。这种争论造成的结果是对于酷刑问题的报道时有波动,有时受到压制或受到有关方面的精心操纵。还有的时候,官方对酷刑案件进行空前大量的报道,是为了配 合反击境外或非官方的酷刑报道。甚至在官方的法制媒体以前所未有的声势调查并揭露酷刑案件之际,公安却继续拘捕那些试图成立自治的“市民社会”反酷刑监督 团体的公民。就连一名退休的中国公安也因此遭到监禁。[31] 与此同时,官方发言人还谴责境外记者和人权监督团体“说谎”和“干涉中国内政”。

过去十年来,一些针对公安和公检人员实施酷刑提起的诉讼受到民众的普遍欢迎。党政系统试图通过这些谨慎的尝试,创造一种新型的、能够自行维持的、 大众化的监督工具。当然,这一监督工具的结构仍然威胁不到中国共产党对权力的最终控制。不完全的统计数据和一些零散的资料表明,有很小的一部分公民(但数 码在增加)打赢了官司,得到平反或赔偿。当然,在无法获得足够信息的情况下,我们只能作出某种常识性的判断:胜诉率至少足够鼓励更多的人提起诉讼。即便遭 到酷刑的公民不能赢得对他们有利的法庭裁决,他们依然可以从策略上利用这些诉讼引起高层重视,迫使地方官员作出反应。

有些公检部门人士试图说服自己的同事接受这些新的诉讼制作为反酷刑运动的强劲动力,提醒他们如果改革失败将会面临的问题。[32] 一些政府部门已经提出异议,认为《行政诉讼法》应用的范围过于广泛,阻碍了审讯和其它刑事侦查等,被他们认为属于“非行政”范畴的工作。[33] 但是各地的法院还是以各种理由拒绝对持不同政见者和宗教活跃分子采用上述法律救济程序,这种做法进一步证明中国司法改革的双重性,以及将“普通百姓”和 “政治活动家”区别对待的战略考量。


领导人心猿意马,改革者深感失望

  
自九十年代后期,领导层在打击酷刑方面三心二意,前后不一,同时,由于担心公安不能打击犯罪、政局失控,打击酷刑运动也因此受到限制。这一切使倡 导反酷刑人士的挫折感加深。在未来的几十年里,他们得致力于一场长期的政治上十分艰难的抗争,他们需要不断地向政治领导人进言,重新培训目前的执法人员, 吸收新的更为合格的执法人员,继续努力说服公检人员和法官有更多的独立性去行使权力。许多官员和学者非常现实,他们认为中国需要几十年的时间才能真正根除 酷刑。但是在长盛不衰地支持酷刑或为酷刑寻求借口的地方强大势力面前,他们也开始产生畏惧情绪。在严打期间,这种情绪尤甚。这种挫折感是否会激发改革者提 出更为大胆的建议还有待观察。

在最近发表的一篇对刑事司法专家的讲话中,崔敏针对改革中打打停停的反酷刑政策,表达了他的挫折感:

“并不是仅仅几个基层公安有错误的概念,以为‘刑讯逼供有很多好处,危害又不大’-事实上,这也是一些中高级领导的想法。八十年代以来,每次打击 刑讯逼供和其它违法乱纪的行为时,尽管很多次我们尽量把握并做好这一工作,但是往往是‘雷声大,雨点小’-我们时紧时松。尤其在‘严打期间’,我们领导的 注意力和想法产生变化-甚至想尽各种方法忽略基层公安实施的酷刑,并为之找借口。过去几年来,酷刑问题不仅发生在公安机关,就连一些人民检察院-法律监督 机关-在进行调查时也施用了酷刑;更有甚者,执政党的纪律检察委员会在‘两规’[34] 期间也采用了酷刑-所有这一切导致了酷刑的日益恶化。”[35]

讲话结束时,崔敏无可奈何地双手一摊,婉转地反问他的同行:“我们真的想消除酷刑吗?”


西方的影响


我这篇文章的主要目的是概述中国执法系统内部各方官员和分析家提出的改革方案。这些人一直对中国的酷刑问题进行了严厉批评,而且致力于遏制酷刑的 工作。美国观察家们会非常诧异地发现:中国的这些改革家提出采用一些从西方法律(有时是美国法律)中借用的作法,其中还有美国华伦法院时代的法律,去改革 中国公安和公检人员实施刑讯逼供的诱发机制。要证明西方对中国法制改革这一复杂过程在思想上有其影响是极其困难的,我们当然不想过高估计这种影响。重要的 是,西方国家和美国应当认识到,西方的这些法律概念对中国有关如何打击酷刑的执法政策的辩论产生了影响。

直到在中国实行体制转型、建立一个持续自发的监督机制并且彻底根除酷刑之前,人们所能见到的最好情况也许就是改变诱发酷刑的法律制度,提高执法队 伍的专业化水平,加重惩罚酷刑使用者,更多地报道酷刑案件,进一步进行诉讼改革,以及在现存专制体制内进行其它相关改革。当然,没有人能够预测什么时候这 样的体制转型会发生,甚至是否会发生。

这种状况一直让西方面临一个相当复杂而且在道德上相当困惑的问题,就是如何最有效地支持这样的司法改革。这里存在著一个不可避免的残酷的悖论-要 在任何国家降低酷刑案件,首先必须要加强执法部门某些方面的职业化。如果职业素质增强了,执法人员处理非政治性犯罪案件的能力有所提高,不再采用刑讯逼 供,从长远来讲很有可能有利于中国的法制建设和中国人民对自己的法律权利的进一步认识。 然而,就目前来说,这样做却有可能进一步巩固现存的这个有缺陷的法律制度。

检察院本身是这一决策悖论的很好例证。最近几年,最高人民检察院积极地、全力以赴地鼓励检察官去镇压提倡民主人权的人士以及那些使官方疑惧的宗教 团体。但是,从我的研究发现有大量证据表明最高人民检察院是那些主张通过健全法律程序反酷刑的人士的重要“大本营”,他们的提议包括加强证据法和非法证据 排除规则,加强监督公安审讯,增加起诉实施酷刑的人,以及进一步公开承认酷刑问题的严重性。于是本文提供的材料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扩大中外精心挑选的检 察院学者和分析家之间的法学交流,扩大美国和其它西方国家在中国的法律培训项目,是否会有助于他们就反酷刑提出政策建议?


【注释】

[15] 《执法手册》(1996),第380页至第381页。
[16] 杜敬记(音译): 第374页。
[17] 崔敏:“再论节制刑讯逼供”,《刑事诉讼法学的学科前沿问题》,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2年5月,第255页至第256页。
[18] 《刑讯逼供罪》,第9页;又见James Seymour,“Cadre Accountability to Law” ??“干部的法律责任”??,Australian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第21期, 1989年1月有关1983-86严打中的酷刑。
[19] 杜敬记(音译):第374页。
[20] 根据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以及“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它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第12条和第46条)。
[21] 所有引文来自官方的英译版,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中英文版??,(中国检察院出版社,北京,1997)。有关1979年和1996年两部《刑事诉讼法》的对照比较,见崔敏,第267页至第353页。
[22] 周国均:“严禁刑讯逼供的思考”,《公安研究》,1999年第1期,第26页至第29页,第43页。
[23] 周国均:第27页至第28页。
[24] 崔敏:第216页。崔教授是起草修改《刑事诉讼法》的主要参加者。
[25] Tanner,“China’s Ambivalent Struggle Against Torture”??“中国踌躇不前的反酷刑斗争”?? 对这一复杂的争论有细致的概述,第21页至第24页。
[26] 周国均(第29页至第43页)指出,最高人民法院在其1994年3月21日有关侦查程序的规定中第一次发布了这一指示。但是作者手头没有这一文件。 1998年6月最高人民法院对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说明,高法解释第23号??1998??,第61条:“严禁以非法的方法收集证 据。凡经查证确是属于采用刑讯逼供或者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的方法取得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被告人供述,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公、检、法机关执 行刑法刑事诉讼法新规定》,北京群众出版社,1999,第428页。
[27] 周国均,第29页至第43页;北京新华社英语新闻,1999年1月5日,对外广播新闻处中国部翻译,1999年1月5日。【“米兰达式的警告“在美国法律 上指的是任何人在被警察拘留审讯时必须得到警方的警告:告知他有权保持沉默、他的任何供词可能会用作罪证、他有权请他的律师在场、如果他请不起律师,只要 他愿意,应该给他指定律师。编者注】
[28]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严禁将刑讯逼供获取的犯罪嫌疑人供述作为定案依据的通知》,2001年1月2日,公安部编,《公安机关执法须知》,2001版,第526页至第528页。
[29] 采访法律专家,2001年12月,2002年6月于北京。
[30] 有关抱怨法院“不愿重罚酷刑实施者”的情况,见崔敏,“再论节制刑讯逼供”。
[31] “前中国公安因揭发遭惩罚”,美联社,1999年3月25日。
[32] 陆全振(译音)吉林省公安厅副厅长,“认真学习贯彻’国家赔偿法’大力推进公安法制建设”,《公安研究》,1994年第6期,第16页至第18页;又见周震波, 同上, 第13页至第15页。
[33] 姜建明和王静(音译):“论公安行政诉讼案范围的争议”,《公安研究》,1993年第6期,第33页至第35页。
[34] “两规”是共产党的反腐败官员对有贪污嫌疑的工作人员可以采用的手段--即这些人必须在规定的时间和规定的地点接受有关部门的讯问,这种通常来说比较残酷的审讯方式酷似软禁。
[35] 崔敏,“再论节制刑讯逼供”,第256页。



(作者系美国西密西根大学中国和东亚政治学教授。该文章节选自作者为国会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2002年7月26日举行的听证会准备的书面发言。特此感谢作者和该委员会为本刊提供的版权许可。)



相关文章:



Torture in China: Calls for Reform from within China's Law Enforcement System (2nd of a 2-part article)

(本文【上】载于本刊2003年6月号,总第10期)


近年来,官方开始公布国内施行酷刑的数据,司法部门刊物也开始载文批评酷刑。这些动向是否意味著政府有诚心打击酷刑?历次“打击”是否见效?

Officials and scholars within China's law enforcement system and Supreme People's Procuratorate have criticized China's torture problem, and officials publicized statistics on torture. Does this meant top leadership or its law enforcement system are making adequate progress on dealing with torture? Does this mean official crackdowns on torture have been effective?






提高职业素质


那些强调“职业素质”的解决方案主要是源于这样的一种假设:公安和公检人员在破案时动用酷刑,是因为他们不具备必要的职业技术,除了用 酷刑外就没有别的办法破案。专门调查过酷刑的有关研究人员认为酷刑案件发生在侦查技能、现代科技的使用、法律知识、职业道德、教育和“人员素质”都最弱的 基层公安部门。那些强调“职业素质”的人认为地方的党领导应该承担相当一部分责任。地方行政领导迫使公安部门为熟人安排工作,把公安局当成自己的“私人卫 队”,或者将本来就少得可怜的用于执法培训的财政经费挪用到有利可图的商业活动中。大多数地方公安人员几乎或完全没有接受过处理犯罪现场、取指纹和血样、 最基本的法医学常识以及侦查技术的培训。一份公安部的文件指出:“一些人民公安……把‘打人’作为他们破案的主要手段。”[15] 那些倡导公安队伍专业化的人还声辩,许多虐待案件都是由大批未经过培训的、非专业的民间治安组织、半私营安全保卫和“合同公安”实施的,正规的公安干警依 靠这些人帮助保卫工作单位安全,维持社会秩序。

尽管如此,相当一部分从事执法研究的专家承认许多职业问题其实是认识问题-即便不是大多数公安,也有很多公安根本就不认为酷刑有什么不对,或者至 少他们认为酷刑带来的利多于弊。按照一名公安干警的说法,“不少”地方警官 “相信在审讯过程中……只要不把人打死或者致残,就没事”。[16] 公安大学的崔敏罗列了他与地方公安不计其数的争辩,这些人直截了当地坚称酷刑在执法过程中必不可少,而且没什么不对。[17]

公安以及公检方面的专家同意国际人权观察机构的看法:在打击犯罪活动的“严打”运动期间,公安队伍的职业水平进一步下降,从而引起酷刑案件激增。 由于上级党委根据当地社会治安的状况来评定地方党委的工作成绩,地方党委就此将来自上级的压力转移到当地公安身上,迫使他们尽速办案。[18] 一名公安说,许多公安“觉得很难抵制这种‘迅速有效的审讯手段’ 的诱惑 ”。[19]

近年来,执法队伍职业化的提倡者一再强调增设公安培训项目,增加购买设备,提高聘用条件,加大公安部门(相对地方党委来说)控制人事的权力。自 1997年起,公安部就开始了一项将刑事侦查专业化的长期努力,旨在建立一个全国性的职业侦查人员系统网,并最终解除地方派出所公安的侦查任务。然而,公 安部刑事侦查局局长对在近期培训出如此庞大的专业队伍并不乐观。


用法制减少酷刑的诱惑


公安方面和公检系统的反酷刑活跃人士据理力争,认为中国的《刑法》和《刑事诉讼法》- 二者都起草于1979年-中存在的缺陷,为侦查人员刑讯逼供提供了巨大的诱惑力。这些人士在1996年至1997年政府修改这两个法律之际,展开了一场有 关如何从法律上最有效地抑制酷刑的辩论。他们当时提出改变公安和公检系统激励机制的改革方案,明显地借鉴了美国的法律概念和激励机制。

他们特别对中国缺乏明确的“无罪推定”、“沉默权”或避免自证其罪的概念提出严厉批评。尽管有人竭力主张将这些概念写入新的《刑事诉讼法》,新的 《刑事诉讼法》最终也只是转弯抹角地表示单凭被告人供述是不能定罪的,必须有其它证据。[20] 而且《刑事诉讼法》第93条仍然规定犯罪嫌疑人“对侦查人员的提问,应当如实回答”,[21] 从而诱惑侦查人员竭尽所能获取口供。一位研究公安的学者抱怨说,由于这些法律鼓励侦查人员假定他们审问的对象有罪,犯罪嫌疑人没有权利隐瞒犯罪事实,这样 无疑“为侦查人员刑讯逼供制造了借口”。[22] 不过,这些反酷刑活跃人士显然并没有放弃。最近几个月,公安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执法研究专家的论文集,继续要求明确犯罪嫌疑人的沉默权。但是在这一问题上, 公安学术界和公安部本身的观点显示出明显的差异。

尽管中国政府一贯坚持“权利”的内容取决于各国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具体状况,一些公安研究学者近来还是提出,中国最近签署了一系列国际法条约,有义务将这些基本的“国际刑事程序的准则”纳入中国的《刑法》和《刑事诉讼法》。[23]

这些改革司法激励机制的努力的重点在于,采用某种“排斥规则”来排除非法获取的证据,尤其是靠酷刑逼供得来的认罪供词。公安大学的崔敏以其独特的 率直风格,直言不讳地指出,只要以刑讯逼供取得的口供继续被作为定罪的依据,“‘严厉禁止刑讯逼供’的规定就只是一纸空文”。[24] 同样,许多研究执法的专家继续支持美国式的、但经过一定修饰的“毒树之果”规则,禁止使用任何通过刑讯逼供获取的物证、书证和其它证据。这一规则在研究执 法的学者当中引发了一系列不同的观点,其中有人支持“砍树弃果”,有人却赞成“砍树食果”,也还有很多人在这两个对立观点中寻求各种妥协。[25]

尽管改革家们未能将这些规则纳入新的《刑事诉讼法》,他们仍然继续通过各种渠道,试图将它们变成法律。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内部的改革派 看来已经试著利用手中的权力,在起草《刑事诉讼法》实施规则的过程中谨慎地采纳一个有别于“毒树之果”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最高人民法院在1998年6月 29日对新的《刑事诉讼法》的“解释”中指出,用非法手段获得的证人和被告人的证词不可作为定案依据。[26] 同样,最高人民检察院在1997年1月30日出台的《刑事诉讼规则》中,据说也作出了“刑讯逼供取得的口供不可作为定罪的证据”的规定。最高人民检察院进 一步声称他们正在对犯罪嫌疑人试用“米兰达”式的警告。[27]

2001年1月2日,在最高人民检察院最新发布的谴责近期发生的酷刑案件的内部文件中(有不少这样的文件),反映了上述建议。文件批评了它称之为 陈旧的传统观念的“有罪推定”和“一味依赖口供的现象”。这一文件还要求地方检察院“明确排斥非法证据的规则”,并引用了《最高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 第265条,强调通过酷刑收集的犯罪嫌疑人供述、被害人陈述以及证人证言不能作为指控犯罪的根据。[28]

目前看来,改革派人士正致力于《证据法》的起草,试图以此统一中国主要诉讼法(民事、刑事和行政)中采纳证据的标准。由于中国目前面临不少很难破 获的腐败犯罪、有组织犯罪和毒品走私的案件,人们对相对来说较为严格的“毒树之果”排除规则不太支持。尽管如此,改革派仍然希望《证据法》草案能够明确地 将“排斥规则”纳入其中,至少是排除以刑讯逼供获得口供。这一法律的起草至少需要一至两年的时间才能完成,然后递交全国人大讨论。参与起草《证据法》的人 士表示,公安部和地方公安仍然反对他们的建议,担心如果司法程序更为严格的话,中国的公安就根本不能维持正常的社会秩序。[29]


对公开酷刑信息和诉讼增加模棱两可


有关酷刑案件和惩罚酷刑实施者的公开报道大量增加,几位执法分析家俬下对此加以称赞。一些酷刑案件触目惊心的细枝末节被公布于众,对有罪官员的惩 罚也成为公众瞩目的焦点,比起内部行政文件,这些举措更能清楚地表明领导层反对酷刑的态度。这样做,还能迫使执法人员小心思量被抓住的风险和代价,从而产 生一套有效遏制酷刑的规范。最近几年,官方媒体出现了一批相对比较积极的“新闻调查记者”,他们的出现加强了对政府的监督能力,他们也协助官方侦破了一些 受地方政府包庇的酷刑案件。这些记者受到大众的普遍欢迎,甚至还被视为英雄,成了政府的象征性代表。普通老百姓往往竞相吸引他们前来报道当地的酷刑案件, 以此引起高层领导的注意。

但是,对于那些担忧政局是否稳定的上层领导人来说,他们依赖那些起镇压作用的军警维持政权,而公安虐待案件大范围曝光很有可能打击这些军警的士 气。在进行本项研究过程中查看到的多数酷刑案件中,犯有酷刑罪的执法人员有的受到行政处分,有的被判缓刑,还有的最多被处以一至三年的徒刑。[30]

鼓励大胆的调查记者对酷刑案件进行调查,有可能进一步削弱政府对官方媒体的控制权(而记者经常受到地方官员的报复,或者当政策发生变化时,甚至也 会受到中央的打击报复)。而且,领导层也无法控制国内外不同方面的各种反映。对安全问题专家的采访表明,中国政府曾经就公开报道酷刑案件的问题进行了谨慎 的讨论,争辩这样做是否能够巩固其政权,或者那些持怀疑态度的民众和境外的观察家会不会对政府公开酷刑案件不屑一顾,认为不过是逼迫承认中国酷刑泛滥而 已。这种争论造成的结果是对于酷刑问题的报道时有波动,有时受到压制或受到有关方面的精心操纵。还有的时候,官方对酷刑案件进行空前大量的报道,是为了配 合反击境外或非官方的酷刑报道。甚至在官方的法制媒体以前所未有的声势调查并揭露酷刑案件之际,公安却继续拘捕那些试图成立自治的“市民社会”反酷刑监督 团体的公民。就连一名退休的中国公安也因此遭到监禁。[31] 与此同时,官方发言人还谴责境外记者和人权监督团体“说谎”和“干涉中国内政”。

过去十年来,一些针对公安和公检人员实施酷刑提起的诉讼受到民众的普遍欢迎。党政系统试图通过这些谨慎的尝试,创造一种新型的、能够自行维持的、 大众化的监督工具。当然,这一监督工具的结构仍然威胁不到中国共产党对权力的最终控制。不完全的统计数据和一些零散的资料表明,有很小的一部分公民(但数 码在增加)打赢了官司,得到平反或赔偿。当然,在无法获得足够信息的情况下,我们只能作出某种常识性的判断:胜诉率至少足够鼓励更多的人提起诉讼。即便遭 到酷刑的公民不能赢得对他们有利的法庭裁决,他们依然可以从策略上利用这些诉讼引起高层重视,迫使地方官员作出反应。

有些公检部门人士试图说服自己的同事接受这些新的诉讼制作为反酷刑运动的强劲动力,提醒他们如果改革失败将会面临的问题。[32] 一些政府部门已经提出异议,认为《行政诉讼法》应用的范围过于广泛,阻碍了审讯和其它刑事侦查等,被他们认为属于“非行政”范畴的工作。[33] 但是各地的法院还是以各种理由拒绝对持不同政见者和宗教活跃分子采用上述法律救济程序,这种做法进一步证明中国司法改革的双重性,以及将“普通百姓”和 “政治活动家”区别对待的战略考量。


领导人心猿意马,改革者深感失望

  
自九十年代后期,领导层在打击酷刑方面三心二意,前后不一,同时,由于担心公安不能打击犯罪、政局失控,打击酷刑运动也因此受到限制。这一切使倡 导反酷刑人士的挫折感加深。在未来的几十年里,他们得致力于一场长期的政治上十分艰难的抗争,他们需要不断地向政治领导人进言,重新培训目前的执法人员, 吸收新的更为合格的执法人员,继续努力说服公检人员和法官有更多的独立性去行使权力。许多官员和学者非常现实,他们认为中国需要几十年的时间才能真正根除 酷刑。但是在长盛不衰地支持酷刑或为酷刑寻求借口的地方强大势力面前,他们也开始产生畏惧情绪。在严打期间,这种情绪尤甚。这种挫折感是否会激发改革者提 出更为大胆的建议还有待观察。

在最近发表的一篇对刑事司法专家的讲话中,崔敏针对改革中打打停停的反酷刑政策,表达了他的挫折感:

“并不是仅仅几个基层公安有错误的概念,以为‘刑讯逼供有很多好处,危害又不大’-事实上,这也是一些中高级领导的想法。八十年代以来,每次打击 刑讯逼供和其它违法乱纪的行为时,尽管很多次我们尽量把握并做好这一工作,但是往往是‘雷声大,雨点小’-我们时紧时松。尤其在‘严打期间’,我们领导的 注意力和想法产生变化-甚至想尽各种方法忽略基层公安实施的酷刑,并为之找借口。过去几年来,酷刑问题不仅发生在公安机关,就连一些人民检察院-法律监督 机关-在进行调查时也施用了酷刑;更有甚者,执政党的纪律检察委员会在‘两规’[34] 期间也采用了酷刑-所有这一切导致了酷刑的日益恶化。”[35]

讲话结束时,崔敏无可奈何地双手一摊,婉转地反问他的同行:“我们真的想消除酷刑吗?”


西方的影响


我这篇文章的主要目的是概述中国执法系统内部各方官员和分析家提出的改革方案。这些人一直对中国的酷刑问题进行了严厉批评,而且致力于遏制酷刑的 工作。美国观察家们会非常诧异地发现:中国的这些改革家提出采用一些从西方法律(有时是美国法律)中借用的作法,其中还有美国华伦法院时代的法律,去改革 中国公安和公检人员实施刑讯逼供的诱发机制。要证明西方对中国法制改革这一复杂过程在思想上有其影响是极其困难的,我们当然不想过高估计这种影响。重要的 是,西方国家和美国应当认识到,西方的这些法律概念对中国有关如何打击酷刑的执法政策的辩论产生了影响。

直到在中国实行体制转型、建立一个持续自发的监督机制并且彻底根除酷刑之前,人们所能见到的最好情况也许就是改变诱发酷刑的法律制度,提高执法队 伍的专业化水平,加重惩罚酷刑使用者,更多地报道酷刑案件,进一步进行诉讼改革,以及在现存专制体制内进行其它相关改革。当然,没有人能够预测什么时候这 样的体制转型会发生,甚至是否会发生。

这种状况一直让西方面临一个相当复杂而且在道德上相当困惑的问题,就是如何最有效地支持这样的司法改革。这里存在著一个不可避免的残酷的悖论-要 在任何国家降低酷刑案件,首先必须要加强执法部门某些方面的职业化。如果职业素质增强了,执法人员处理非政治性犯罪案件的能力有所提高,不再采用刑讯逼 供,从长远来讲很有可能有利于中国的法制建设和中国人民对自己的法律权利的进一步认识。 然而,就目前来说,这样做却有可能进一步巩固现存的这个有缺陷的法律制度。

检察院本身是这一决策悖论的很好例证。最近几年,最高人民检察院积极地、全力以赴地鼓励检察官去镇压提倡民主人权的人士以及那些使官方疑惧的宗教 团体。但是,从我的研究发现有大量证据表明最高人民检察院是那些主张通过健全法律程序反酷刑的人士的重要“大本营”,他们的提议包括加强证据法和非法证据 排除规则,加强监督公安审讯,增加起诉实施酷刑的人,以及进一步公开承认酷刑问题的严重性。于是本文提供的材料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扩大中外精心挑选的检 察院学者和分析家之间的法学交流,扩大美国和其它西方国家在中国的法律培训项目,是否会有助于他们就反酷刑提出政策建议?


【注释】

[15] 《执法手册》(1996),第380页至第381页。
[16] 杜敬记(音译): 第374页。
[17] 崔敏:“再论节制刑讯逼供”,《刑事诉讼法学的学科前沿问题》,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2年5月,第255页至第256页。
[18] 《刑讯逼供罪》,第9页;又见James Seymour,“Cadre Accountability to Law” ??“干部的法律责任”??,Australian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第21期, 1989年1月有关1983-86严打中的酷刑。
[19] 杜敬记(音译):第374页。
[20] 根据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以及“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它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第12条和第46条)。
[21] 所有引文来自官方的英译版,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中英文版??,(中国检察院出版社,北京,1997)。有关1979年和1996年两部《刑事诉讼法》的对照比较,见崔敏,第267页至第353页。
[22] 周国均:“严禁刑讯逼供的思考”,《公安研究》,1999年第1期,第26页至第29页,第43页。
[23] 周国均:第27页至第28页。
[24] 崔敏:第216页。崔教授是起草修改《刑事诉讼法》的主要参加者。
[25] Tanner,“China’s Ambivalent Struggle Against Torture”??“中国踌躇不前的反酷刑斗争”?? 对这一复杂的争论有细致的概述,第21页至第24页。
[26] 周国均(第29页至第43页)指出,最高人民法院在其1994年3月21日有关侦查程序的规定中第一次发布了这一指示。但是作者手头没有这一文件。 1998年6月最高人民法院对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说明,高法解释第23号??1998??,第61条:“严禁以非法的方法收集证 据。凡经查证确是属于采用刑讯逼供或者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的方法取得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被告人供述,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公、检、法机关执 行刑法刑事诉讼法新规定》,北京群众出版社,1999,第428页。
[27] 周国均,第29页至第43页;北京新华社英语新闻,1999年1月5日,对外广播新闻处中国部翻译,1999年1月5日。【“米兰达式的警告“在美国法律 上指的是任何人在被警察拘留审讯时必须得到警方的警告:告知他有权保持沉默、他的任何供词可能会用作罪证、他有权请他的律师在场、如果他请不起律师,只要 他愿意,应该给他指定律师。编者注】
[28]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严禁将刑讯逼供获取的犯罪嫌疑人供述作为定案依据的通知》,2001年1月2日,公安部编,《公安机关执法须知》,2001版,第526页至第528页。
[29] 采访法律专家,2001年12月,2002年6月于北京。
[30] 有关抱怨法院“不愿重罚酷刑实施者”的情况,见崔敏,“再论节制刑讯逼供”。
[31] “前中国公安因揭发遭惩罚”,美联社,1999年3月25日。
[32] 陆全振(译音)吉林省公安厅副厅长,“认真学习贯彻’国家赔偿法’大力推进公安法制建设”,《公安研究》,1994年第6期,第16页至第18页;又见周震波, 同上, 第13页至第15页。
[33] 姜建明和王静(音译):“论公安行政诉讼案范围的争议”,《公安研究》,1993年第6期,第33页至第35页。
[34] “两规”是共产党的反腐败官员对有贪污嫌疑的工作人员可以采用的手段--即这些人必须在规定的时间和规定的地点接受有关部门的讯问,这种通常来说比较残酷的审讯方式酷似软禁。
[35] 崔敏,“再论节制刑讯逼供”,第256页。



(作者系美国西密西根大学中国和东亚政治学教授。该文章节选自作者为国会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2002年7月26日举行的听证会准备的书面发言。特此感谢作者和该委员会为本刊提供的版权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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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rture in China: Calls for Reform from within China's Law Enforcement System (2nd of a 2-part article)

(本文【上】载于本刊2003年6月号,总第10期)


近年来,官方开始公布国内施行酷刑的数据,司法部门刊物也开始载文批评酷刑。这些动向是否意味著政府有诚心打击酷刑?历次“打击”是否见效?

Officials and scholars within China's law enforcement system and Supreme People's Procuratorate have criticized China's torture problem, and officials publicized statistics on torture. Does this meant top leadership or its law enforcement system are making adequate progress on dealing with torture? Does this mean official crackdowns on torture have been effective?






提高职业素质


那些强调“职业素质”的解决方案主要是源于这样的一种假设:公安和公检人员在破案时动用酷刑,是因为他们不具备必要的职业技术,除了用 酷刑外就没有别的办法破案。专门调查过酷刑的有关研究人员认为酷刑案件发生在侦查技能、现代科技的使用、法律知识、职业道德、教育和“人员素质”都最弱的 基层公安部门。那些强调“职业素质”的人认为地方的党领导应该承担相当一部分责任。地方行政领导迫使公安部门为熟人安排工作,把公安局当成自己的“私人卫 队”,或者将本来就少得可怜的用于执法培训的财政经费挪用到有利可图的商业活动中。大多数地方公安人员几乎或完全没有接受过处理犯罪现场、取指纹和血样、 最基本的法医学常识以及侦查技术的培训。一份公安部的文件指出:“一些人民公安……把‘打人’作为他们破案的主要手段。”[15] 那些倡导公安队伍专业化的人还声辩,许多虐待案件都是由大批未经过培训的、非专业的民间治安组织、半私营安全保卫和“合同公安”实施的,正规的公安干警依 靠这些人帮助保卫工作单位安全,维持社会秩序。

尽管如此,相当一部分从事执法研究的专家承认许多职业问题其实是认识问题-即便不是大多数公安,也有很多公安根本就不认为酷刑有什么不对,或者至 少他们认为酷刑带来的利多于弊。按照一名公安干警的说法,“不少”地方警官 “相信在审讯过程中……只要不把人打死或者致残,就没事”。[16] 公安大学的崔敏罗列了他与地方公安不计其数的争辩,这些人直截了当地坚称酷刑在执法过程中必不可少,而且没什么不对。[17]

公安以及公检方面的专家同意国际人权观察机构的看法:在打击犯罪活动的“严打”运动期间,公安队伍的职业水平进一步下降,从而引起酷刑案件激增。 由于上级党委根据当地社会治安的状况来评定地方党委的工作成绩,地方党委就此将来自上级的压力转移到当地公安身上,迫使他们尽速办案。[18] 一名公安说,许多公安“觉得很难抵制这种‘迅速有效的审讯手段’ 的诱惑 ”。[19]

近年来,执法队伍职业化的提倡者一再强调增设公安培训项目,增加购买设备,提高聘用条件,加大公安部门(相对地方党委来说)控制人事的权力。自 1997年起,公安部就开始了一项将刑事侦查专业化的长期努力,旨在建立一个全国性的职业侦查人员系统网,并最终解除地方派出所公安的侦查任务。然而,公 安部刑事侦查局局长对在近期培训出如此庞大的专业队伍并不乐观。


用法制减少酷刑的诱惑


公安方面和公检系统的反酷刑活跃人士据理力争,认为中国的《刑法》和《刑事诉讼法》- 二者都起草于1979年-中存在的缺陷,为侦查人员刑讯逼供提供了巨大的诱惑力。这些人士在1996年至1997年政府修改这两个法律之际,展开了一场有 关如何从法律上最有效地抑制酷刑的辩论。他们当时提出改变公安和公检系统激励机制的改革方案,明显地借鉴了美国的法律概念和激励机制。

他们特别对中国缺乏明确的“无罪推定”、“沉默权”或避免自证其罪的概念提出严厉批评。尽管有人竭力主张将这些概念写入新的《刑事诉讼法》,新的 《刑事诉讼法》最终也只是转弯抹角地表示单凭被告人供述是不能定罪的,必须有其它证据。[20] 而且《刑事诉讼法》第93条仍然规定犯罪嫌疑人“对侦查人员的提问,应当如实回答”,[21] 从而诱惑侦查人员竭尽所能获取口供。一位研究公安的学者抱怨说,由于这些法律鼓励侦查人员假定他们审问的对象有罪,犯罪嫌疑人没有权利隐瞒犯罪事实,这样 无疑“为侦查人员刑讯逼供制造了借口”。[22] 不过,这些反酷刑活跃人士显然并没有放弃。最近几个月,公安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执法研究专家的论文集,继续要求明确犯罪嫌疑人的沉默权。但是在这一问题上, 公安学术界和公安部本身的观点显示出明显的差异。

尽管中国政府一贯坚持“权利”的内容取决于各国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具体状况,一些公安研究学者近来还是提出,中国最近签署了一系列国际法条约,有义务将这些基本的“国际刑事程序的准则”纳入中国的《刑法》和《刑事诉讼法》。[23]

这些改革司法激励机制的努力的重点在于,采用某种“排斥规则”来排除非法获取的证据,尤其是靠酷刑逼供得来的认罪供词。公安大学的崔敏以其独特的 率直风格,直言不讳地指出,只要以刑讯逼供取得的口供继续被作为定罪的依据,“‘严厉禁止刑讯逼供’的规定就只是一纸空文”。[24] 同样,许多研究执法的专家继续支持美国式的、但经过一定修饰的“毒树之果”规则,禁止使用任何通过刑讯逼供获取的物证、书证和其它证据。这一规则在研究执 法的学者当中引发了一系列不同的观点,其中有人支持“砍树弃果”,有人却赞成“砍树食果”,也还有很多人在这两个对立观点中寻求各种妥协。[25]

尽管改革家们未能将这些规则纳入新的《刑事诉讼法》,他们仍然继续通过各种渠道,试图将它们变成法律。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内部的改革派 看来已经试著利用手中的权力,在起草《刑事诉讼法》实施规则的过程中谨慎地采纳一个有别于“毒树之果”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最高人民法院在1998年6月 29日对新的《刑事诉讼法》的“解释”中指出,用非法手段获得的证人和被告人的证词不可作为定案依据。[26] 同样,最高人民检察院在1997年1月30日出台的《刑事诉讼规则》中,据说也作出了“刑讯逼供取得的口供不可作为定罪的证据”的规定。最高人民检察院进 一步声称他们正在对犯罪嫌疑人试用“米兰达”式的警告。[27]

2001年1月2日,在最高人民检察院最新发布的谴责近期发生的酷刑案件的内部文件中(有不少这样的文件),反映了上述建议。文件批评了它称之为 陈旧的传统观念的“有罪推定”和“一味依赖口供的现象”。这一文件还要求地方检察院“明确排斥非法证据的规则”,并引用了《最高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 第265条,强调通过酷刑收集的犯罪嫌疑人供述、被害人陈述以及证人证言不能作为指控犯罪的根据。[28]

目前看来,改革派人士正致力于《证据法》的起草,试图以此统一中国主要诉讼法(民事、刑事和行政)中采纳证据的标准。由于中国目前面临不少很难破 获的腐败犯罪、有组织犯罪和毒品走私的案件,人们对相对来说较为严格的“毒树之果”排除规则不太支持。尽管如此,改革派仍然希望《证据法》草案能够明确地 将“排斥规则”纳入其中,至少是排除以刑讯逼供获得口供。这一法律的起草至少需要一至两年的时间才能完成,然后递交全国人大讨论。参与起草《证据法》的人 士表示,公安部和地方公安仍然反对他们的建议,担心如果司法程序更为严格的话,中国的公安就根本不能维持正常的社会秩序。[29]


对公开酷刑信息和诉讼增加模棱两可


有关酷刑案件和惩罚酷刑实施者的公开报道大量增加,几位执法分析家俬下对此加以称赞。一些酷刑案件触目惊心的细枝末节被公布于众,对有罪官员的惩 罚也成为公众瞩目的焦点,比起内部行政文件,这些举措更能清楚地表明领导层反对酷刑的态度。这样做,还能迫使执法人员小心思量被抓住的风险和代价,从而产 生一套有效遏制酷刑的规范。最近几年,官方媒体出现了一批相对比较积极的“新闻调查记者”,他们的出现加强了对政府的监督能力,他们也协助官方侦破了一些 受地方政府包庇的酷刑案件。这些记者受到大众的普遍欢迎,甚至还被视为英雄,成了政府的象征性代表。普通老百姓往往竞相吸引他们前来报道当地的酷刑案件, 以此引起高层领导的注意。

但是,对于那些担忧政局是否稳定的上层领导人来说,他们依赖那些起镇压作用的军警维持政权,而公安虐待案件大范围曝光很有可能打击这些军警的士 气。在进行本项研究过程中查看到的多数酷刑案件中,犯有酷刑罪的执法人员有的受到行政处分,有的被判缓刑,还有的最多被处以一至三年的徒刑。[30]

鼓励大胆的调查记者对酷刑案件进行调查,有可能进一步削弱政府对官方媒体的控制权(而记者经常受到地方官员的报复,或者当政策发生变化时,甚至也 会受到中央的打击报复)。而且,领导层也无法控制国内外不同方面的各种反映。对安全问题专家的采访表明,中国政府曾经就公开报道酷刑案件的问题进行了谨慎 的讨论,争辩这样做是否能够巩固其政权,或者那些持怀疑态度的民众和境外的观察家会不会对政府公开酷刑案件不屑一顾,认为不过是逼迫承认中国酷刑泛滥而 已。这种争论造成的结果是对于酷刑问题的报道时有波动,有时受到压制或受到有关方面的精心操纵。还有的时候,官方对酷刑案件进行空前大量的报道,是为了配 合反击境外或非官方的酷刑报道。甚至在官方的法制媒体以前所未有的声势调查并揭露酷刑案件之际,公安却继续拘捕那些试图成立自治的“市民社会”反酷刑监督 团体的公民。就连一名退休的中国公安也因此遭到监禁。[31] 与此同时,官方发言人还谴责境外记者和人权监督团体“说谎”和“干涉中国内政”。

过去十年来,一些针对公安和公检人员实施酷刑提起的诉讼受到民众的普遍欢迎。党政系统试图通过这些谨慎的尝试,创造一种新型的、能够自行维持的、 大众化的监督工具。当然,这一监督工具的结构仍然威胁不到中国共产党对权力的最终控制。不完全的统计数据和一些零散的资料表明,有很小的一部分公民(但数 码在增加)打赢了官司,得到平反或赔偿。当然,在无法获得足够信息的情况下,我们只能作出某种常识性的判断:胜诉率至少足够鼓励更多的人提起诉讼。即便遭 到酷刑的公民不能赢得对他们有利的法庭裁决,他们依然可以从策略上利用这些诉讼引起高层重视,迫使地方官员作出反应。

有些公检部门人士试图说服自己的同事接受这些新的诉讼制作为反酷刑运动的强劲动力,提醒他们如果改革失败将会面临的问题。[32] 一些政府部门已经提出异议,认为《行政诉讼法》应用的范围过于广泛,阻碍了审讯和其它刑事侦查等,被他们认为属于“非行政”范畴的工作。[33] 但是各地的法院还是以各种理由拒绝对持不同政见者和宗教活跃分子采用上述法律救济程序,这种做法进一步证明中国司法改革的双重性,以及将“普通百姓”和 “政治活动家”区别对待的战略考量。


领导人心猿意马,改革者深感失望

  
自九十年代后期,领导层在打击酷刑方面三心二意,前后不一,同时,由于担心公安不能打击犯罪、政局失控,打击酷刑运动也因此受到限制。这一切使倡 导反酷刑人士的挫折感加深。在未来的几十年里,他们得致力于一场长期的政治上十分艰难的抗争,他们需要不断地向政治领导人进言,重新培训目前的执法人员, 吸收新的更为合格的执法人员,继续努力说服公检人员和法官有更多的独立性去行使权力。许多官员和学者非常现实,他们认为中国需要几十年的时间才能真正根除 酷刑。但是在长盛不衰地支持酷刑或为酷刑寻求借口的地方强大势力面前,他们也开始产生畏惧情绪。在严打期间,这种情绪尤甚。这种挫折感是否会激发改革者提 出更为大胆的建议还有待观察。

在最近发表的一篇对刑事司法专家的讲话中,崔敏针对改革中打打停停的反酷刑政策,表达了他的挫折感:

“并不是仅仅几个基层公安有错误的概念,以为‘刑讯逼供有很多好处,危害又不大’-事实上,这也是一些中高级领导的想法。八十年代以来,每次打击 刑讯逼供和其它违法乱纪的行为时,尽管很多次我们尽量把握并做好这一工作,但是往往是‘雷声大,雨点小’-我们时紧时松。尤其在‘严打期间’,我们领导的 注意力和想法产生变化-甚至想尽各种方法忽略基层公安实施的酷刑,并为之找借口。过去几年来,酷刑问题不仅发生在公安机关,就连一些人民检察院-法律监督 机关-在进行调查时也施用了酷刑;更有甚者,执政党的纪律检察委员会在‘两规’[34] 期间也采用了酷刑-所有这一切导致了酷刑的日益恶化。”[35]

讲话结束时,崔敏无可奈何地双手一摊,婉转地反问他的同行:“我们真的想消除酷刑吗?”


西方的影响


我这篇文章的主要目的是概述中国执法系统内部各方官员和分析家提出的改革方案。这些人一直对中国的酷刑问题进行了严厉批评,而且致力于遏制酷刑的 工作。美国观察家们会非常诧异地发现:中国的这些改革家提出采用一些从西方法律(有时是美国法律)中借用的作法,其中还有美国华伦法院时代的法律,去改革 中国公安和公检人员实施刑讯逼供的诱发机制。要证明西方对中国法制改革这一复杂过程在思想上有其影响是极其困难的,我们当然不想过高估计这种影响。重要的 是,西方国家和美国应当认识到,西方的这些法律概念对中国有关如何打击酷刑的执法政策的辩论产生了影响。

直到在中国实行体制转型、建立一个持续自发的监督机制并且彻底根除酷刑之前,人们所能见到的最好情况也许就是改变诱发酷刑的法律制度,提高执法队 伍的专业化水平,加重惩罚酷刑使用者,更多地报道酷刑案件,进一步进行诉讼改革,以及在现存专制体制内进行其它相关改革。当然,没有人能够预测什么时候这 样的体制转型会发生,甚至是否会发生。

这种状况一直让西方面临一个相当复杂而且在道德上相当困惑的问题,就是如何最有效地支持这样的司法改革。这里存在著一个不可避免的残酷的悖论-要 在任何国家降低酷刑案件,首先必须要加强执法部门某些方面的职业化。如果职业素质增强了,执法人员处理非政治性犯罪案件的能力有所提高,不再采用刑讯逼 供,从长远来讲很有可能有利于中国的法制建设和中国人民对自己的法律权利的进一步认识。 然而,就目前来说,这样做却有可能进一步巩固现存的这个有缺陷的法律制度。

检察院本身是这一决策悖论的很好例证。最近几年,最高人民检察院积极地、全力以赴地鼓励检察官去镇压提倡民主人权的人士以及那些使官方疑惧的宗教 团体。但是,从我的研究发现有大量证据表明最高人民检察院是那些主张通过健全法律程序反酷刑的人士的重要“大本营”,他们的提议包括加强证据法和非法证据 排除规则,加强监督公安审讯,增加起诉实施酷刑的人,以及进一步公开承认酷刑问题的严重性。于是本文提供的材料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扩大中外精心挑选的检 察院学者和分析家之间的法学交流,扩大美国和其它西方国家在中国的法律培训项目,是否会有助于他们就反酷刑提出政策建议?


【注释】

[15] 《执法手册》(1996),第380页至第381页。
[16] 杜敬记(音译): 第374页。
[17] 崔敏:“再论节制刑讯逼供”,《刑事诉讼法学的学科前沿问题》,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2年5月,第255页至第256页。
[18] 《刑讯逼供罪》,第9页;又见James Seymour,“Cadre Accountability to Law” ??“干部的法律责任”??,Australian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第21期, 1989年1月有关1983-86严打中的酷刑。
[19] 杜敬记(音译):第374页。
[20] 根据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以及“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它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第12条和第46条)。
[21] 所有引文来自官方的英译版,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中英文版??,(中国检察院出版社,北京,1997)。有关1979年和1996年两部《刑事诉讼法》的对照比较,见崔敏,第267页至第353页。
[22] 周国均:“严禁刑讯逼供的思考”,《公安研究》,1999年第1期,第26页至第29页,第43页。
[23] 周国均:第27页至第28页。
[24] 崔敏:第216页。崔教授是起草修改《刑事诉讼法》的主要参加者。
[25] Tanner,“China’s Ambivalent Struggle Against Torture”??“中国踌躇不前的反酷刑斗争”?? 对这一复杂的争论有细致的概述,第21页至第24页。
[26] 周国均(第29页至第43页)指出,最高人民法院在其1994年3月21日有关侦查程序的规定中第一次发布了这一指示。但是作者手头没有这一文件。 1998年6月最高人民法院对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说明,高法解释第23号??1998??,第61条:“严禁以非法的方法收集证 据。凡经查证确是属于采用刑讯逼供或者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的方法取得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被告人供述,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公、检、法机关执 行刑法刑事诉讼法新规定》,北京群众出版社,1999,第428页。
[27] 周国均,第29页至第43页;北京新华社英语新闻,1999年1月5日,对外广播新闻处中国部翻译,1999年1月5日。【“米兰达式的警告“在美国法律 上指的是任何人在被警察拘留审讯时必须得到警方的警告:告知他有权保持沉默、他的任何供词可能会用作罪证、他有权请他的律师在场、如果他请不起律师,只要 他愿意,应该给他指定律师。编者注】
[28]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严禁将刑讯逼供获取的犯罪嫌疑人供述作为定案依据的通知》,2001年1月2日,公安部编,《公安机关执法须知》,2001版,第526页至第528页。
[29] 采访法律专家,2001年12月,2002年6月于北京。
[30] 有关抱怨法院“不愿重罚酷刑实施者”的情况,见崔敏,“再论节制刑讯逼供”。
[31] “前中国公安因揭发遭惩罚”,美联社,1999年3月25日。
[32] 陆全振(译音)吉林省公安厅副厅长,“认真学习贯彻’国家赔偿法’大力推进公安法制建设”,《公安研究》,1994年第6期,第16页至第18页;又见周震波, 同上, 第13页至第15页。
[33] 姜建明和王静(音译):“论公安行政诉讼案范围的争议”,《公安研究》,1993年第6期,第33页至第35页。
[34] “两规”是共产党的反腐败官员对有贪污嫌疑的工作人员可以采用的手段--即这些人必须在规定的时间和规定的地点接受有关部门的讯问,这种通常来说比较残酷的审讯方式酷似软禁。
[35] 崔敏,“再论节制刑讯逼供”,第256页。



(作者系美国西密西根大学中国和东亚政治学教授。该文章节选自作者为国会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2002年7月26日举行的听证会准备的书面发言。特此感谢作者和该委员会为本刊提供的版权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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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上】载于本刊2003年6月号,总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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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职业素质


那些强调“职业素质”的解决方案主要是源于这样的一种假设:公安和公检人员在破案时动用酷刑,是因为他们不具备必要的职业技术,除了用 酷刑外就没有别的办法破案。专门调查过酷刑的有关研究人员认为酷刑案件发生在侦查技能、现代科技的使用、法律知识、职业道德、教育和“人员素质”都最弱的 基层公安部门。那些强调“职业素质”的人认为地方的党领导应该承担相当一部分责任。地方行政领导迫使公安部门为熟人安排工作,把公安局当成自己的“私人卫 队”,或者将本来就少得可怜的用于执法培训的财政经费挪用到有利可图的商业活动中。大多数地方公安人员几乎或完全没有接受过处理犯罪现场、取指纹和血样、 最基本的法医学常识以及侦查技术的培训。一份公安部的文件指出:“一些人民公安……把‘打人’作为他们破案的主要手段。”[15] 那些倡导公安队伍专业化的人还声辩,许多虐待案件都是由大批未经过培训的、非专业的民间治安组织、半私营安全保卫和“合同公安”实施的,正规的公安干警依 靠这些人帮助保卫工作单位安全,维持社会秩序。

尽管如此,相当一部分从事执法研究的专家承认许多职业问题其实是认识问题-即便不是大多数公安,也有很多公安根本就不认为酷刑有什么不对,或者至 少他们认为酷刑带来的利多于弊。按照一名公安干警的说法,“不少”地方警官 “相信在审讯过程中……只要不把人打死或者致残,就没事”。[16] 公安大学的崔敏罗列了他与地方公安不计其数的争辩,这些人直截了当地坚称酷刑在执法过程中必不可少,而且没什么不对。[17]

公安以及公检方面的专家同意国际人权观察机构的看法:在打击犯罪活动的“严打”运动期间,公安队伍的职业水平进一步下降,从而引起酷刑案件激增。 由于上级党委根据当地社会治安的状况来评定地方党委的工作成绩,地方党委就此将来自上级的压力转移到当地公安身上,迫使他们尽速办案。[18] 一名公安说,许多公安“觉得很难抵制这种‘迅速有效的审讯手段’ 的诱惑 ”。[19]

近年来,执法队伍职业化的提倡者一再强调增设公安培训项目,增加购买设备,提高聘用条件,加大公安部门(相对地方党委来说)控制人事的权力。自 1997年起,公安部就开始了一项将刑事侦查专业化的长期努力,旨在建立一个全国性的职业侦查人员系统网,并最终解除地方派出所公安的侦查任务。然而,公 安部刑事侦查局局长对在近期培训出如此庞大的专业队伍并不乐观。


用法制减少酷刑的诱惑


公安方面和公检系统的反酷刑活跃人士据理力争,认为中国的《刑法》和《刑事诉讼法》- 二者都起草于1979年-中存在的缺陷,为侦查人员刑讯逼供提供了巨大的诱惑力。这些人士在1996年至1997年政府修改这两个法律之际,展开了一场有 关如何从法律上最有效地抑制酷刑的辩论。他们当时提出改变公安和公检系统激励机制的改革方案,明显地借鉴了美国的法律概念和激励机制。

他们特别对中国缺乏明确的“无罪推定”、“沉默权”或避免自证其罪的概念提出严厉批评。尽管有人竭力主张将这些概念写入新的《刑事诉讼法》,新的 《刑事诉讼法》最终也只是转弯抹角地表示单凭被告人供述是不能定罪的,必须有其它证据。[20] 而且《刑事诉讼法》第93条仍然规定犯罪嫌疑人“对侦查人员的提问,应当如实回答”,[21] 从而诱惑侦查人员竭尽所能获取口供。一位研究公安的学者抱怨说,由于这些法律鼓励侦查人员假定他们审问的对象有罪,犯罪嫌疑人没有权利隐瞒犯罪事实,这样 无疑“为侦查人员刑讯逼供制造了借口”。[22] 不过,这些反酷刑活跃人士显然并没有放弃。最近几个月,公安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执法研究专家的论文集,继续要求明确犯罪嫌疑人的沉默权。但是在这一问题上, 公安学术界和公安部本身的观点显示出明显的差异。

尽管中国政府一贯坚持“权利”的内容取决于各国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具体状况,一些公安研究学者近来还是提出,中国最近签署了一系列国际法条约,有义务将这些基本的“国际刑事程序的准则”纳入中国的《刑法》和《刑事诉讼法》。[23]

这些改革司法激励机制的努力的重点在于,采用某种“排斥规则”来排除非法获取的证据,尤其是靠酷刑逼供得来的认罪供词。公安大学的崔敏以其独特的 率直风格,直言不讳地指出,只要以刑讯逼供取得的口供继续被作为定罪的依据,“‘严厉禁止刑讯逼供’的规定就只是一纸空文”。[24] 同样,许多研究执法的专家继续支持美国式的、但经过一定修饰的“毒树之果”规则,禁止使用任何通过刑讯逼供获取的物证、书证和其它证据。这一规则在研究执 法的学者当中引发了一系列不同的观点,其中有人支持“砍树弃果”,有人却赞成“砍树食果”,也还有很多人在这两个对立观点中寻求各种妥协。[25]

尽管改革家们未能将这些规则纳入新的《刑事诉讼法》,他们仍然继续通过各种渠道,试图将它们变成法律。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内部的改革派 看来已经试著利用手中的权力,在起草《刑事诉讼法》实施规则的过程中谨慎地采纳一个有别于“毒树之果”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最高人民法院在1998年6月 29日对新的《刑事诉讼法》的“解释”中指出,用非法手段获得的证人和被告人的证词不可作为定案依据。[26] 同样,最高人民检察院在1997年1月30日出台的《刑事诉讼规则》中,据说也作出了“刑讯逼供取得的口供不可作为定罪的证据”的规定。最高人民检察院进 一步声称他们正在对犯罪嫌疑人试用“米兰达”式的警告。[27]

2001年1月2日,在最高人民检察院最新发布的谴责近期发生的酷刑案件的内部文件中(有不少这样的文件),反映了上述建议。文件批评了它称之为 陈旧的传统观念的“有罪推定”和“一味依赖口供的现象”。这一文件还要求地方检察院“明确排斥非法证据的规则”,并引用了《最高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 第265条,强调通过酷刑收集的犯罪嫌疑人供述、被害人陈述以及证人证言不能作为指控犯罪的根据。[28]

目前看来,改革派人士正致力于《证据法》的起草,试图以此统一中国主要诉讼法(民事、刑事和行政)中采纳证据的标准。由于中国目前面临不少很难破 获的腐败犯罪、有组织犯罪和毒品走私的案件,人们对相对来说较为严格的“毒树之果”排除规则不太支持。尽管如此,改革派仍然希望《证据法》草案能够明确地 将“排斥规则”纳入其中,至少是排除以刑讯逼供获得口供。这一法律的起草至少需要一至两年的时间才能完成,然后递交全国人大讨论。参与起草《证据法》的人 士表示,公安部和地方公安仍然反对他们的建议,担心如果司法程序更为严格的话,中国的公安就根本不能维持正常的社会秩序。[29]


对公开酷刑信息和诉讼增加模棱两可


有关酷刑案件和惩罚酷刑实施者的公开报道大量增加,几位执法分析家俬下对此加以称赞。一些酷刑案件触目惊心的细枝末节被公布于众,对有罪官员的惩 罚也成为公众瞩目的焦点,比起内部行政文件,这些举措更能清楚地表明领导层反对酷刑的态度。这样做,还能迫使执法人员小心思量被抓住的风险和代价,从而产 生一套有效遏制酷刑的规范。最近几年,官方媒体出现了一批相对比较积极的“新闻调查记者”,他们的出现加强了对政府的监督能力,他们也协助官方侦破了一些 受地方政府包庇的酷刑案件。这些记者受到大众的普遍欢迎,甚至还被视为英雄,成了政府的象征性代表。普通老百姓往往竞相吸引他们前来报道当地的酷刑案件, 以此引起高层领导的注意。

但是,对于那些担忧政局是否稳定的上层领导人来说,他们依赖那些起镇压作用的军警维持政权,而公安虐待案件大范围曝光很有可能打击这些军警的士 气。在进行本项研究过程中查看到的多数酷刑案件中,犯有酷刑罪的执法人员有的受到行政处分,有的被判缓刑,还有的最多被处以一至三年的徒刑。[30]

鼓励大胆的调查记者对酷刑案件进行调查,有可能进一步削弱政府对官方媒体的控制权(而记者经常受到地方官员的报复,或者当政策发生变化时,甚至也 会受到中央的打击报复)。而且,领导层也无法控制国内外不同方面的各种反映。对安全问题专家的采访表明,中国政府曾经就公开报道酷刑案件的问题进行了谨慎 的讨论,争辩这样做是否能够巩固其政权,或者那些持怀疑态度的民众和境外的观察家会不会对政府公开酷刑案件不屑一顾,认为不过是逼迫承认中国酷刑泛滥而 已。这种争论造成的结果是对于酷刑问题的报道时有波动,有时受到压制或受到有关方面的精心操纵。还有的时候,官方对酷刑案件进行空前大量的报道,是为了配 合反击境外或非官方的酷刑报道。甚至在官方的法制媒体以前所未有的声势调查并揭露酷刑案件之际,公安却继续拘捕那些试图成立自治的“市民社会”反酷刑监督 团体的公民。就连一名退休的中国公安也因此遭到监禁。[31] 与此同时,官方发言人还谴责境外记者和人权监督团体“说谎”和“干涉中国内政”。

过去十年来,一些针对公安和公检人员实施酷刑提起的诉讼受到民众的普遍欢迎。党政系统试图通过这些谨慎的尝试,创造一种新型的、能够自行维持的、 大众化的监督工具。当然,这一监督工具的结构仍然威胁不到中国共产党对权力的最终控制。不完全的统计数据和一些零散的资料表明,有很小的一部分公民(但数 码在增加)打赢了官司,得到平反或赔偿。当然,在无法获得足够信息的情况下,我们只能作出某种常识性的判断:胜诉率至少足够鼓励更多的人提起诉讼。即便遭 到酷刑的公民不能赢得对他们有利的法庭裁决,他们依然可以从策略上利用这些诉讼引起高层重视,迫使地方官员作出反应。

有些公检部门人士试图说服自己的同事接受这些新的诉讼制作为反酷刑运动的强劲动力,提醒他们如果改革失败将会面临的问题。[32] 一些政府部门已经提出异议,认为《行政诉讼法》应用的范围过于广泛,阻碍了审讯和其它刑事侦查等,被他们认为属于“非行政”范畴的工作。[33] 但是各地的法院还是以各种理由拒绝对持不同政见者和宗教活跃分子采用上述法律救济程序,这种做法进一步证明中国司法改革的双重性,以及将“普通百姓”和 “政治活动家”区别对待的战略考量。


领导人心猿意马,改革者深感失望

  
自九十年代后期,领导层在打击酷刑方面三心二意,前后不一,同时,由于担心公安不能打击犯罪、政局失控,打击酷刑运动也因此受到限制。这一切使倡 导反酷刑人士的挫折感加深。在未来的几十年里,他们得致力于一场长期的政治上十分艰难的抗争,他们需要不断地向政治领导人进言,重新培训目前的执法人员, 吸收新的更为合格的执法人员,继续努力说服公检人员和法官有更多的独立性去行使权力。许多官员和学者非常现实,他们认为中国需要几十年的时间才能真正根除 酷刑。但是在长盛不衰地支持酷刑或为酷刑寻求借口的地方强大势力面前,他们也开始产生畏惧情绪。在严打期间,这种情绪尤甚。这种挫折感是否会激发改革者提 出更为大胆的建议还有待观察。

在最近发表的一篇对刑事司法专家的讲话中,崔敏针对改革中打打停停的反酷刑政策,表达了他的挫折感:

“并不是仅仅几个基层公安有错误的概念,以为‘刑讯逼供有很多好处,危害又不大’-事实上,这也是一些中高级领导的想法。八十年代以来,每次打击 刑讯逼供和其它违法乱纪的行为时,尽管很多次我们尽量把握并做好这一工作,但是往往是‘雷声大,雨点小’-我们时紧时松。尤其在‘严打期间’,我们领导的 注意力和想法产生变化-甚至想尽各种方法忽略基层公安实施的酷刑,并为之找借口。过去几年来,酷刑问题不仅发生在公安机关,就连一些人民检察院-法律监督 机关-在进行调查时也施用了酷刑;更有甚者,执政党的纪律检察委员会在‘两规’[34] 期间也采用了酷刑-所有这一切导致了酷刑的日益恶化。”[35]

讲话结束时,崔敏无可奈何地双手一摊,婉转地反问他的同行:“我们真的想消除酷刑吗?”


西方的影响


我这篇文章的主要目的是概述中国执法系统内部各方官员和分析家提出的改革方案。这些人一直对中国的酷刑问题进行了严厉批评,而且致力于遏制酷刑的 工作。美国观察家们会非常诧异地发现:中国的这些改革家提出采用一些从西方法律(有时是美国法律)中借用的作法,其中还有美国华伦法院时代的法律,去改革 中国公安和公检人员实施刑讯逼供的诱发机制。要证明西方对中国法制改革这一复杂过程在思想上有其影响是极其困难的,我们当然不想过高估计这种影响。重要的 是,西方国家和美国应当认识到,西方的这些法律概念对中国有关如何打击酷刑的执法政策的辩论产生了影响。

直到在中国实行体制转型、建立一个持续自发的监督机制并且彻底根除酷刑之前,人们所能见到的最好情况也许就是改变诱发酷刑的法律制度,提高执法队 伍的专业化水平,加重惩罚酷刑使用者,更多地报道酷刑案件,进一步进行诉讼改革,以及在现存专制体制内进行其它相关改革。当然,没有人能够预测什么时候这 样的体制转型会发生,甚至是否会发生。

这种状况一直让西方面临一个相当复杂而且在道德上相当困惑的问题,就是如何最有效地支持这样的司法改革。这里存在著一个不可避免的残酷的悖论-要 在任何国家降低酷刑案件,首先必须要加强执法部门某些方面的职业化。如果职业素质增强了,执法人员处理非政治性犯罪案件的能力有所提高,不再采用刑讯逼 供,从长远来讲很有可能有利于中国的法制建设和中国人民对自己的法律权利的进一步认识。 然而,就目前来说,这样做却有可能进一步巩固现存的这个有缺陷的法律制度。

检察院本身是这一决策悖论的很好例证。最近几年,最高人民检察院积极地、全力以赴地鼓励检察官去镇压提倡民主人权的人士以及那些使官方疑惧的宗教 团体。但是,从我的研究发现有大量证据表明最高人民检察院是那些主张通过健全法律程序反酷刑的人士的重要“大本营”,他们的提议包括加强证据法和非法证据 排除规则,加强监督公安审讯,增加起诉实施酷刑的人,以及进一步公开承认酷刑问题的严重性。于是本文提供的材料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扩大中外精心挑选的检 察院学者和分析家之间的法学交流,扩大美国和其它西方国家在中国的法律培训项目,是否会有助于他们就反酷刑提出政策建议?


【注释】

[15] 《执法手册》(1996),第380页至第381页。
[16] 杜敬记(音译): 第374页。
[17] 崔敏:“再论节制刑讯逼供”,《刑事诉讼法学的学科前沿问题》,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2年5月,第255页至第256页。
[18] 《刑讯逼供罪》,第9页;又见James Seymour,“Cadre Accountability to Law” ??“干部的法律责任”??,Australian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第21期, 1989年1月有关1983-86严打中的酷刑。
[19] 杜敬记(音译):第374页。
[20] 根据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以及“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它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第12条和第46条)。
[21] 所有引文来自官方的英译版,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中英文版??,(中国检察院出版社,北京,1997)。有关1979年和1996年两部《刑事诉讼法》的对照比较,见崔敏,第267页至第353页。
[22] 周国均:“严禁刑讯逼供的思考”,《公安研究》,1999年第1期,第26页至第29页,第43页。
[23] 周国均:第27页至第28页。
[24] 崔敏:第216页。崔教授是起草修改《刑事诉讼法》的主要参加者。
[25] Tanner,“China’s Ambivalent Struggle Against Torture”??“中国踌躇不前的反酷刑斗争”?? 对这一复杂的争论有细致的概述,第21页至第24页。
[26] 周国均(第29页至第43页)指出,最高人民法院在其1994年3月21日有关侦查程序的规定中第一次发布了这一指示。但是作者手头没有这一文件。 1998年6月最高人民法院对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说明,高法解释第23号??1998??,第61条:“严禁以非法的方法收集证 据。凡经查证确是属于采用刑讯逼供或者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的方法取得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被告人供述,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公、检、法机关执 行刑法刑事诉讼法新规定》,北京群众出版社,1999,第428页。
[27] 周国均,第29页至第43页;北京新华社英语新闻,1999年1月5日,对外广播新闻处中国部翻译,1999年1月5日。【“米兰达式的警告“在美国法律 上指的是任何人在被警察拘留审讯时必须得到警方的警告:告知他有权保持沉默、他的任何供词可能会用作罪证、他有权请他的律师在场、如果他请不起律师,只要 他愿意,应该给他指定律师。编者注】
[28]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严禁将刑讯逼供获取的犯罪嫌疑人供述作为定案依据的通知》,2001年1月2日,公安部编,《公安机关执法须知》,2001版,第526页至第528页。
[29] 采访法律专家,2001年12月,2002年6月于北京。
[30] 有关抱怨法院“不愿重罚酷刑实施者”的情况,见崔敏,“再论节制刑讯逼供”。
[31] “前中国公安因揭发遭惩罚”,美联社,1999年3月25日。
[32] 陆全振(译音)吉林省公安厅副厅长,“认真学习贯彻’国家赔偿法’大力推进公安法制建设”,《公安研究》,1994年第6期,第16页至第18页;又见周震波, 同上, 第13页至第15页。
[33] 姜建明和王静(音译):“论公安行政诉讼案范围的争议”,《公安研究》,1993年第6期,第33页至第35页。
[34] “两规”是共产党的反腐败官员对有贪污嫌疑的工作人员可以采用的手段--即这些人必须在规定的时间和规定的地点接受有关部门的讯问,这种通常来说比较残酷的审讯方式酷似软禁。
[35] 崔敏,“再论节制刑讯逼供”,第256页。



(作者系美国西密西根大学中国和东亚政治学教授。该文章节选自作者为国会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2002年7月26日举行的听证会准备的书面发言。特此感谢作者和该委员会为本刊提供的版权许可。)



相关文章:



Torture in China: Calls for Reform from within China's Law Enforcement System (2nd of a 2-part article)

(本文【上】载于本刊2003年6月号,总第10期)


近年来,官方开始公布国内施行酷刑的数据,司法部门刊物也开始载文批评酷刑。这些动向是否意味著政府有诚心打击酷刑?历次“打击”是否见效?

Officials and scholars within China's law enforcement system and Supreme People's Procuratorate have criticized China's torture problem, and officials publicized statistics on torture. Does this meant top leadership or its law enforcement system are making adequate progress on dealing with torture? Does this mean official crackdowns on torture have been effective?






提高职业素质


那些强调“职业素质”的解决方案主要是源于这样的一种假设:公安和公检人员在破案时动用酷刑,是因为他们不具备必要的职业技术,除了用 酷刑外就没有别的办法破案。专门调查过酷刑的有关研究人员认为酷刑案件发生在侦查技能、现代科技的使用、法律知识、职业道德、教育和“人员素质”都最弱的 基层公安部门。那些强调“职业素质”的人认为地方的党领导应该承担相当一部分责任。地方行政领导迫使公安部门为熟人安排工作,把公安局当成自己的“私人卫 队”,或者将本来就少得可怜的用于执法培训的财政经费挪用到有利可图的商业活动中。大多数地方公安人员几乎或完全没有接受过处理犯罪现场、取指纹和血样、 最基本的法医学常识以及侦查技术的培训。一份公安部的文件指出:“一些人民公安……把‘打人’作为他们破案的主要手段。”[15] 那些倡导公安队伍专业化的人还声辩,许多虐待案件都是由大批未经过培训的、非专业的民间治安组织、半私营安全保卫和“合同公安”实施的,正规的公安干警依 靠这些人帮助保卫工作单位安全,维持社会秩序。

尽管如此,相当一部分从事执法研究的专家承认许多职业问题其实是认识问题-即便不是大多数公安,也有很多公安根本就不认为酷刑有什么不对,或者至 少他们认为酷刑带来的利多于弊。按照一名公安干警的说法,“不少”地方警官 “相信在审讯过程中……只要不把人打死或者致残,就没事”。[16] 公安大学的崔敏罗列了他与地方公安不计其数的争辩,这些人直截了当地坚称酷刑在执法过程中必不可少,而且没什么不对。[17]

公安以及公检方面的专家同意国际人权观察机构的看法:在打击犯罪活动的“严打”运动期间,公安队伍的职业水平进一步下降,从而引起酷刑案件激增。 由于上级党委根据当地社会治安的状况来评定地方党委的工作成绩,地方党委就此将来自上级的压力转移到当地公安身上,迫使他们尽速办案。[18] 一名公安说,许多公安“觉得很难抵制这种‘迅速有效的审讯手段’ 的诱惑 ”。[19]

近年来,执法队伍职业化的提倡者一再强调增设公安培训项目,增加购买设备,提高聘用条件,加大公安部门(相对地方党委来说)控制人事的权力。自 1997年起,公安部就开始了一项将刑事侦查专业化的长期努力,旨在建立一个全国性的职业侦查人员系统网,并最终解除地方派出所公安的侦查任务。然而,公 安部刑事侦查局局长对在近期培训出如此庞大的专业队伍并不乐观。


用法制减少酷刑的诱惑


公安方面和公检系统的反酷刑活跃人士据理力争,认为中国的《刑法》和《刑事诉讼法》- 二者都起草于1979年-中存在的缺陷,为侦查人员刑讯逼供提供了巨大的诱惑力。这些人士在1996年至1997年政府修改这两个法律之际,展开了一场有 关如何从法律上最有效地抑制酷刑的辩论。他们当时提出改变公安和公检系统激励机制的改革方案,明显地借鉴了美国的法律概念和激励机制。

他们特别对中国缺乏明确的“无罪推定”、“沉默权”或避免自证其罪的概念提出严厉批评。尽管有人竭力主张将这些概念写入新的《刑事诉讼法》,新的 《刑事诉讼法》最终也只是转弯抹角地表示单凭被告人供述是不能定罪的,必须有其它证据。[20] 而且《刑事诉讼法》第93条仍然规定犯罪嫌疑人“对侦查人员的提问,应当如实回答”,[21] 从而诱惑侦查人员竭尽所能获取口供。一位研究公安的学者抱怨说,由于这些法律鼓励侦查人员假定他们审问的对象有罪,犯罪嫌疑人没有权利隐瞒犯罪事实,这样 无疑“为侦查人员刑讯逼供制造了借口”。[22] 不过,这些反酷刑活跃人士显然并没有放弃。最近几个月,公安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执法研究专家的论文集,继续要求明确犯罪嫌疑人的沉默权。但是在这一问题上, 公安学术界和公安部本身的观点显示出明显的差异。

尽管中国政府一贯坚持“权利”的内容取决于各国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具体状况,一些公安研究学者近来还是提出,中国最近签署了一系列国际法条约,有义务将这些基本的“国际刑事程序的准则”纳入中国的《刑法》和《刑事诉讼法》。[23]

这些改革司法激励机制的努力的重点在于,采用某种“排斥规则”来排除非法获取的证据,尤其是靠酷刑逼供得来的认罪供词。公安大学的崔敏以其独特的 率直风格,直言不讳地指出,只要以刑讯逼供取得的口供继续被作为定罪的依据,“‘严厉禁止刑讯逼供’的规定就只是一纸空文”。[24] 同样,许多研究执法的专家继续支持美国式的、但经过一定修饰的“毒树之果”规则,禁止使用任何通过刑讯逼供获取的物证、书证和其它证据。这一规则在研究执 法的学者当中引发了一系列不同的观点,其中有人支持“砍树弃果”,有人却赞成“砍树食果”,也还有很多人在这两个对立观点中寻求各种妥协。[25]

尽管改革家们未能将这些规则纳入新的《刑事诉讼法》,他们仍然继续通过各种渠道,试图将它们变成法律。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内部的改革派 看来已经试著利用手中的权力,在起草《刑事诉讼法》实施规则的过程中谨慎地采纳一个有别于“毒树之果”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最高人民法院在1998年6月 29日对新的《刑事诉讼法》的“解释”中指出,用非法手段获得的证人和被告人的证词不可作为定案依据。[26] 同样,最高人民检察院在1997年1月30日出台的《刑事诉讼规则》中,据说也作出了“刑讯逼供取得的口供不可作为定罪的证据”的规定。最高人民检察院进 一步声称他们正在对犯罪嫌疑人试用“米兰达”式的警告。[27]

2001年1月2日,在最高人民检察院最新发布的谴责近期发生的酷刑案件的内部文件中(有不少这样的文件),反映了上述建议。文件批评了它称之为 陈旧的传统观念的“有罪推定”和“一味依赖口供的现象”。这一文件还要求地方检察院“明确排斥非法证据的规则”,并引用了《最高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 第265条,强调通过酷刑收集的犯罪嫌疑人供述、被害人陈述以及证人证言不能作为指控犯罪的根据。[28]

目前看来,改革派人士正致力于《证据法》的起草,试图以此统一中国主要诉讼法(民事、刑事和行政)中采纳证据的标准。由于中国目前面临不少很难破 获的腐败犯罪、有组织犯罪和毒品走私的案件,人们对相对来说较为严格的“毒树之果”排除规则不太支持。尽管如此,改革派仍然希望《证据法》草案能够明确地 将“排斥规则”纳入其中,至少是排除以刑讯逼供获得口供。这一法律的起草至少需要一至两年的时间才能完成,然后递交全国人大讨论。参与起草《证据法》的人 士表示,公安部和地方公安仍然反对他们的建议,担心如果司法程序更为严格的话,中国的公安就根本不能维持正常的社会秩序。[29]


对公开酷刑信息和诉讼增加模棱两可


有关酷刑案件和惩罚酷刑实施者的公开报道大量增加,几位执法分析家俬下对此加以称赞。一些酷刑案件触目惊心的细枝末节被公布于众,对有罪官员的惩 罚也成为公众瞩目的焦点,比起内部行政文件,这些举措更能清楚地表明领导层反对酷刑的态度。这样做,还能迫使执法人员小心思量被抓住的风险和代价,从而产 生一套有效遏制酷刑的规范。最近几年,官方媒体出现了一批相对比较积极的“新闻调查记者”,他们的出现加强了对政府的监督能力,他们也协助官方侦破了一些 受地方政府包庇的酷刑案件。这些记者受到大众的普遍欢迎,甚至还被视为英雄,成了政府的象征性代表。普通老百姓往往竞相吸引他们前来报道当地的酷刑案件, 以此引起高层领导的注意。

但是,对于那些担忧政局是否稳定的上层领导人来说,他们依赖那些起镇压作用的军警维持政权,而公安虐待案件大范围曝光很有可能打击这些军警的士 气。在进行本项研究过程中查看到的多数酷刑案件中,犯有酷刑罪的执法人员有的受到行政处分,有的被判缓刑,还有的最多被处以一至三年的徒刑。[30]

鼓励大胆的调查记者对酷刑案件进行调查,有可能进一步削弱政府对官方媒体的控制权(而记者经常受到地方官员的报复,或者当政策发生变化时,甚至也 会受到中央的打击报复)。而且,领导层也无法控制国内外不同方面的各种反映。对安全问题专家的采访表明,中国政府曾经就公开报道酷刑案件的问题进行了谨慎 的讨论,争辩这样做是否能够巩固其政权,或者那些持怀疑态度的民众和境外的观察家会不会对政府公开酷刑案件不屑一顾,认为不过是逼迫承认中国酷刑泛滥而 已。这种争论造成的结果是对于酷刑问题的报道时有波动,有时受到压制或受到有关方面的精心操纵。还有的时候,官方对酷刑案件进行空前大量的报道,是为了配 合反击境外或非官方的酷刑报道。甚至在官方的法制媒体以前所未有的声势调查并揭露酷刑案件之际,公安却继续拘捕那些试图成立自治的“市民社会”反酷刑监督 团体的公民。就连一名退休的中国公安也因此遭到监禁。[31] 与此同时,官方发言人还谴责境外记者和人权监督团体“说谎”和“干涉中国内政”。

过去十年来,一些针对公安和公检人员实施酷刑提起的诉讼受到民众的普遍欢迎。党政系统试图通过这些谨慎的尝试,创造一种新型的、能够自行维持的、 大众化的监督工具。当然,这一监督工具的结构仍然威胁不到中国共产党对权力的最终控制。不完全的统计数据和一些零散的资料表明,有很小的一部分公民(但数 码在增加)打赢了官司,得到平反或赔偿。当然,在无法获得足够信息的情况下,我们只能作出某种常识性的判断:胜诉率至少足够鼓励更多的人提起诉讼。即便遭 到酷刑的公民不能赢得对他们有利的法庭裁决,他们依然可以从策略上利用这些诉讼引起高层重视,迫使地方官员作出反应。

有些公检部门人士试图说服自己的同事接受这些新的诉讼制作为反酷刑运动的强劲动力,提醒他们如果改革失败将会面临的问题。[32] 一些政府部门已经提出异议,认为《行政诉讼法》应用的范围过于广泛,阻碍了审讯和其它刑事侦查等,被他们认为属于“非行政”范畴的工作。[33] 但是各地的法院还是以各种理由拒绝对持不同政见者和宗教活跃分子采用上述法律救济程序,这种做法进一步证明中国司法改革的双重性,以及将“普通百姓”和 “政治活动家”区别对待的战略考量。


领导人心猿意马,改革者深感失望

  
自九十年代后期,领导层在打击酷刑方面三心二意,前后不一,同时,由于担心公安不能打击犯罪、政局失控,打击酷刑运动也因此受到限制。这一切使倡 导反酷刑人士的挫折感加深。在未来的几十年里,他们得致力于一场长期的政治上十分艰难的抗争,他们需要不断地向政治领导人进言,重新培训目前的执法人员, 吸收新的更为合格的执法人员,继续努力说服公检人员和法官有更多的独立性去行使权力。许多官员和学者非常现实,他们认为中国需要几十年的时间才能真正根除 酷刑。但是在长盛不衰地支持酷刑或为酷刑寻求借口的地方强大势力面前,他们也开始产生畏惧情绪。在严打期间,这种情绪尤甚。这种挫折感是否会激发改革者提 出更为大胆的建议还有待观察。

在最近发表的一篇对刑事司法专家的讲话中,崔敏针对改革中打打停停的反酷刑政策,表达了他的挫折感:

“并不是仅仅几个基层公安有错误的概念,以为‘刑讯逼供有很多好处,危害又不大’-事实上,这也是一些中高级领导的想法。八十年代以来,每次打击 刑讯逼供和其它违法乱纪的行为时,尽管很多次我们尽量把握并做好这一工作,但是往往是‘雷声大,雨点小’-我们时紧时松。尤其在‘严打期间’,我们领导的 注意力和想法产生变化-甚至想尽各种方法忽略基层公安实施的酷刑,并为之找借口。过去几年来,酷刑问题不仅发生在公安机关,就连一些人民检察院-法律监督 机关-在进行调查时也施用了酷刑;更有甚者,执政党的纪律检察委员会在‘两规’[34] 期间也采用了酷刑-所有这一切导致了酷刑的日益恶化。”[35]

讲话结束时,崔敏无可奈何地双手一摊,婉转地反问他的同行:“我们真的想消除酷刑吗?”


西方的影响


我这篇文章的主要目的是概述中国执法系统内部各方官员和分析家提出的改革方案。这些人一直对中国的酷刑问题进行了严厉批评,而且致力于遏制酷刑的 工作。美国观察家们会非常诧异地发现:中国的这些改革家提出采用一些从西方法律(有时是美国法律)中借用的作法,其中还有美国华伦法院时代的法律,去改革 中国公安和公检人员实施刑讯逼供的诱发机制。要证明西方对中国法制改革这一复杂过程在思想上有其影响是极其困难的,我们当然不想过高估计这种影响。重要的 是,西方国家和美国应当认识到,西方的这些法律概念对中国有关如何打击酷刑的执法政策的辩论产生了影响。

直到在中国实行体制转型、建立一个持续自发的监督机制并且彻底根除酷刑之前,人们所能见到的最好情况也许就是改变诱发酷刑的法律制度,提高执法队 伍的专业化水平,加重惩罚酷刑使用者,更多地报道酷刑案件,进一步进行诉讼改革,以及在现存专制体制内进行其它相关改革。当然,没有人能够预测什么时候这 样的体制转型会发生,甚至是否会发生。

这种状况一直让西方面临一个相当复杂而且在道德上相当困惑的问题,就是如何最有效地支持这样的司法改革。这里存在著一个不可避免的残酷的悖论-要 在任何国家降低酷刑案件,首先必须要加强执法部门某些方面的职业化。如果职业素质增强了,执法人员处理非政治性犯罪案件的能力有所提高,不再采用刑讯逼 供,从长远来讲很有可能有利于中国的法制建设和中国人民对自己的法律权利的进一步认识。 然而,就目前来说,这样做却有可能进一步巩固现存的这个有缺陷的法律制度。

检察院本身是这一决策悖论的很好例证。最近几年,最高人民检察院积极地、全力以赴地鼓励检察官去镇压提倡民主人权的人士以及那些使官方疑惧的宗教 团体。但是,从我的研究发现有大量证据表明最高人民检察院是那些主张通过健全法律程序反酷刑的人士的重要“大本营”,他们的提议包括加强证据法和非法证据 排除规则,加强监督公安审讯,增加起诉实施酷刑的人,以及进一步公开承认酷刑问题的严重性。于是本文提供的材料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扩大中外精心挑选的检 察院学者和分析家之间的法学交流,扩大美国和其它西方国家在中国的法律培训项目,是否会有助于他们就反酷刑提出政策建议?


【注释】

[15] 《执法手册》(1996),第380页至第381页。
[16] 杜敬记(音译): 第374页。
[17] 崔敏:“再论节制刑讯逼供”,《刑事诉讼法学的学科前沿问题》,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2年5月,第255页至第256页。
[18] 《刑讯逼供罪》,第9页;又见James Seymour,“Cadre Accountability to Law” ??“干部的法律责任”??,Australian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第21期, 1989年1月有关1983-86严打中的酷刑。
[19] 杜敬记(音译):第374页。
[20] 根据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以及“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它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第12条和第46条)。
[21] 所有引文来自官方的英译版,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中英文版??,(中国检察院出版社,北京,1997)。有关1979年和1996年两部《刑事诉讼法》的对照比较,见崔敏,第267页至第353页。
[22] 周国均:“严禁刑讯逼供的思考”,《公安研究》,1999年第1期,第26页至第29页,第43页。
[23] 周国均:第27页至第28页。
[24] 崔敏:第216页。崔教授是起草修改《刑事诉讼法》的主要参加者。
[25] Tanner,“China’s Ambivalent Struggle Against Torture”??“中国踌躇不前的反酷刑斗争”?? 对这一复杂的争论有细致的概述,第21页至第24页。
[26] 周国均(第29页至第43页)指出,最高人民法院在其1994年3月21日有关侦查程序的规定中第一次发布了这一指示。但是作者手头没有这一文件。 1998年6月最高人民法院对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说明,高法解释第23号??1998??,第61条:“严禁以非法的方法收集证 据。凡经查证确是属于采用刑讯逼供或者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的方法取得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被告人供述,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公、检、法机关执 行刑法刑事诉讼法新规定》,北京群众出版社,1999,第428页。
[27] 周国均,第29页至第43页;北京新华社英语新闻,1999年1月5日,对外广播新闻处中国部翻译,1999年1月5日。【“米兰达式的警告“在美国法律 上指的是任何人在被警察拘留审讯时必须得到警方的警告:告知他有权保持沉默、他的任何供词可能会用作罪证、他有权请他的律师在场、如果他请不起律师,只要 他愿意,应该给他指定律师。编者注】
[28]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严禁将刑讯逼供获取的犯罪嫌疑人供述作为定案依据的通知》,2001年1月2日,公安部编,《公安机关执法须知》,2001版,第526页至第528页。
[29] 采访法律专家,2001年12月,2002年6月于北京。
[30] 有关抱怨法院“不愿重罚酷刑实施者”的情况,见崔敏,“再论节制刑讯逼供”。
[31] “前中国公安因揭发遭惩罚”,美联社,1999年3月25日。
[32] 陆全振(译音)吉林省公安厅副厅长,“认真学习贯彻’国家赔偿法’大力推进公安法制建设”,《公安研究》,1994年第6期,第16页至第18页;又见周震波, 同上, 第13页至第15页。
[33] 姜建明和王静(音译):“论公安行政诉讼案范围的争议”,《公安研究》,1993年第6期,第33页至第35页。
[34] “两规”是共产党的反腐败官员对有贪污嫌疑的工作人员可以采用的手段--即这些人必须在规定的时间和规定的地点接受有关部门的讯问,这种通常来说比较残酷的审讯方式酷似软禁。
[35] 崔敏,“再论节制刑讯逼供”,第256页。



(作者系美国西密西根大学中国和东亚政治学教授。该文章节选自作者为国会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2002年7月26日举行的听证会准备的书面发言。特此感谢作者和该委员会为本刊提供的版权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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