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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酷刑:执法机构内部对改革的呼声 (上)(首发)
Murray S.Tanner



Torture in China: Calls for Reform from within China's Law Enforcement System (I)

近年来,官方开始公布有关国内施行酷刑的数据,司法部门刊物也开始载文批评酷刑。这些动向是否意味政府有诚心打击酷刑?历次“打击”是否见效?

Officials and scholars within China's law enforcement system and Supreme People’s Procuratorate have criticized China's torture problem, and officials publicized statistics on torture. Does this meant top leadership or its law enforcement system are making adequate progress on dealing with torture? Does this mean official crackdowns on torture have been effective?





在中国刑事法系统中,使用酷刑的现象相当普遍和恐怖,特别是刑讯逼供尤其严重。本文的目的在于引起各界关注中国司法机构内部针对这一弊端展开的较 量。对中国盛行的酷刑现象,大赦国际、人权观察和律师人权委员会等国际人权监督机构以及美国国务院和联合国人权委员会都已经作过严密细致的记录。

根据本人对中国警察以及内部保安系统的研究,我著眼于中国酷刑问题中的一个重要且不寻常的方面--过去六年来,中国执法系统内越来越多的官员和学 者针对中国酷刑泛滥的问题提出日益尖锐的批评,这些人中相当一批来自中国公安部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几年前,检察院系统内的一些人士首次公布了有关酷刑(包 括酷刑致死事件在内)的官方数据。专家们私下强调,官方公布的数据远远低于实际发生的酷刑案件。但同时,这些缩小的数据和有关描述仍然清楚地表明了政府承 认酷刑是一个普遍泛滥的体制性问题。这在中国的反酷刑运动裹足不前、左右为难的情况下,标志著反酷刑斗争迈出了意义深远的一步。这些执法官员和学者还就遏 制酷刑的政策性改革进行公开辩论,许多修改法律的建议明显采纳了美国和西方的刑事诉讼法。其中,他们特别强调我称之为中国执法系统的“专业化”的改革和修 改中国刑事诉讼法,确信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可以有效地遏制执法人员实施酷刑。目前还很难确定支持这些改革的官员和专家的人数有多少,也很难衡量他们在政策 制定上的影响有多大。
  
我撰写此文的目的绝非在于鼓吹中国上层领导或其执法部门在打击酷刑方面取得了足够的进步,事实远非如此。我也无意证明这批反酷刑官员和专家力量强大到了足以使人相信中国执法机构无需彻底改革、也无需来自中国社会和国际团体的压力就能自我完善的程度。

在衡量司法改革中这些决策性辩论的重要性和局限性的同时,我们不得不正视在“重要改善”与“根本改进”之间存在难以磨灭的区别。在中国现有的专制 体制下,改革有可能取得“重要改善”,但遗憾的是,要取得“根本改进”则必须等待中国政治体制本身获得根本的自由和民主。在我看来,中国的酷刑问题的根源 无疑在于其专制的政治体制,中国如不摆脱专制体制,彻底民主化,酷刑问题就不可能得到彻底解决。只要细读国际人权报告就不难发现,在不同的专制体制下,酷 刑泛滥的程度、滥用执法权力以及警察的职业素质均存在著巨大的差别。然而,与民主制度相比,专制制度最根本的缺陷就是没有一种能够自动、持续抵御酷刑的社 会和政治机制,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缺乏高度自由、竞争力强而且努力进行调查的新闻媒体,由公民组成的人权监督机构,一个独立、公正、真心倾听民怨的法院和公 诉体系,以及一个多党选举制-在领导层对酷刑视而不见时,这些机制威胁他们的地位。

像中国这样的专制体制,除非高级领导对酷刑采取持续和严密的监督,并对实施酷刑的基层执法人员进行惩处,便不可能在反酷刑的问题上作出什么“重要 改善”。在专制国家中,尤其是中国,领导层在反酷刑过程中起到的作用至多是功利性的及零散的,而非根本性和持续性的。这样,一旦其它更重要的政治需求出 现,来自高层的反酷刑压力和监督就会松懈,酷刑势必会再度猖獗。

在中国拥有自由民主的社会制度、政治制度和法律制度(并由此能监督、揭露和惩罚酷刑实施者)之前,我们不能期望中国的反酷刑斗争会得到自动持续的 根本改进。但我们不能因此袖手旁观,等待中国完成民主化进程,也不能松懈我们推动中国民主化进程的努力,西方国家能够也必须期待、推动并且支持中国通过改 革现有的机制,对它的酷刑记录作出重要改进。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国家的酷刑研究表明,酷刑的严重性与执法人员严重缺乏业务素质有关。这种素质缺乏包括:习 惯于服从行政长官的法官对法制、法律程序缺乏最基本的承诺;有关证据的法规给审讯者造成严刑逼供的动机;以及没受过多少专业训练的警察和检察官,缺乏使用 合法采集的证据审理非政治性刑事案件的能力。这些基本素质方面的问题至少在某些方面与制度是否民主并无关联。令人悲哀的是,在新建的民主国家如俄国、巴 西、南非和印度尼西亚,人权记录仍然糟糕。这表明,如果执法部门严重缺乏专业性执法人员,就连民主化和新闻自由至少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也不能缓解酷刑和其它 形式的虐待。反酷刑是一项长期持久的任务,必须从多方入手,才能最终得以解决。

因此,我相信要真正了解来自中国司法和执法体制内近年来遏制酷刑的呼声,就要考虑到以江泽民为核心的最高领导层。这一领导层在控制酷刑和滥权的过 程中作出的努力至多也只能说是零零星星、毫无规则、工具性的、高度暧昧的。[2] 江泽民领导集团,不定期地发动过几次为时很短的打击警察滥权的活动,[3] 这也只是中国政府“法治”建设策略中的一部分,目的是通过“法治”,强化其政权受到动摇的合法性,巩固其专制体制,并离间平民百姓和政治活跃人士。这样 做,以江为核心的领导层实际上向他们治下的人民提出了一项换取他们远离政治的交易:只要绝大多数人不参预政治,与“可疑”宗教团体划清界限,不犯罪,党和 政府就保证一个有秩序、犯罪率相对较低的社会,同时,也逐步为他们提供更多的法律保障,免受执法人员的迫害。事实上,江及其幕僚是企图以温和的法制改革为 赌注,来延长现有政权的寿命,他们并不是要通过法制改革使人民享有更多政治、法律权利和民主化。

但这项交易的毛病在于它陷入了种种政治悖论。首先,大多数有助于建立能够自行持续遏制酷刑的机制的改革,都冒著削弱党的领导、减弱其对执法部门和 新闻界的控制等风险。其次,任何认真遏制酷刑的举措都有可能损害警察和检察部门打击犯罪和维持足够的“法律和秩序”的能力,这样的“法律和秩序”又正是通 过“法治”加强政权合法性策略的另一块基石。正如其它专制政权一样,在非民主政府几十年来的袒护下,中国的执法部门直接造成了执法人员严重缺乏现代刑事侦 查技术,定罪时过分依赖于法院的配合、刑讯逼供以及内线检举揭发。江的法制改革策略不得不对执法机关采取严厉措施,进行改革,削弱其气势,然而,这些执法 机关恰恰又是江政权赖以控制犯罪、打压异己和管制“可疑”宗教组织的手段。正是这些政治和体制上的两难困境,使得中国政府打击酷刑的运动呈现“打打停 停”、极为暧昧的特点。

虽然领导层踌躇不前、缺乏承诺,在过去五、六年的时间里,中国的执法系统内毕竟开始出现坦诚讨论酷刑政策的前所未有的空间。然而,正是由于这种暧 昧性,外国人缺乏对这些辩论内容的了解,就连受过教育的中国人也只能透过报上揭露酷刑的文章对其略窥一斑。显然出于担心境外的新闻机构和政府只会简单地将 这些辩论看作中国承认其令人难堪的酷刑记录,而非进步的象征,这些辩论因此主要局限于“内部传阅”(保密)的报道和文件,以及那些通常只有司法界人士阅读 的非绝密性杂志、报刊和书籍。[4]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那些受到国外严密关注的有关法律和权利的官方出版物中,与各种“白皮书”得到重头宣传的情况完全不同,有关酷刑政策的讨论没有得 到公开报道。[5] 值得一提的是,这些执法官员和分析家们一直在批评中国酷刑泛滥的状况,并争论如何最有效地遏制酷刑的发生,即便在他们几乎没有理由相信国外甚至就国内的批 评家在关注这一问题时,也是如此。


新进对酷刑泛滥的坦诚

最具重要意义的改进是司法人员越来越愿意承认,有时是在公开场合承认,酷刑普遍存在这一事实。当被问及酷刑案例时,外交部发言人总是矢口否认,闪 烁其辞。而有些资深的警察、检察官、司法官员和学者则越来越直言不讳地承认酷刑问题的严重性,与外交部发言人形成鲜明的对比。[6]

在最近发表的采访和有关文章里,政府官员和专家们称酷刑问题“很严重”,“相当普遍”,“非常突出”,“是公安和其它司法机关的长期痼疾”。 [7] 还有人认为,“处理案件的绝大多数人民警察”相信“酷刑是迅速有效的审讯技术”,因此,“刑讯逼供长期以来普遍存在”。[8]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的崔敏教授是司法体制中反对酷刑最持之以?琲涤禤a之一。他指出,“使用大量由酷刑或其它非法手段获取的证据(特别是被告的口供),和以 往一样仍然是证明案件的主要依据”。[9] 公安部部长贾春旺在1998年夏季的一个公安会议上对酷刑的描述毫无疑问是最权威的。他说,警察使用酷刑和其它类似的迫害行为,是他听到的人民群众来信中 两项最为普遍的举报之一。[10]

最高人民检察院在1997年公开发行的《刑讯逼供罪》案例集,进一步证实了政府承认酷刑普遍存在的意愿。这本专为检察官撰写的案例著作客观地描述 了上百件真实的酷刑案件,充满了令人发指的酷刑细节,令人想起大赦国际有关酷刑的报告。书中还首次公布了中国有关刑讯逼供刑事案的官方数据。据该书报道, 1979年至1989年平均每年有364起刑讯逼供案件,九十年代几乎是每年400多起。书中还出人意料地坦承,1993年至1994年两年期间有241 人被刑讯逼供致死。[11]

不少中国专家认为公布这些数据本身就标志著政策上的一个重大变化,但是他们仍然坚称,出于政治上的原因和统计上的误差,这些数据远远低于实际发生 的酷刑案件数量。[12] 而且,正如大赦国际和其它组织指出的那样,这些官方的报道和数据仅仅注意到使用酷刑作为逼取口供的方法,却没有注意到酷刑是超越司法的惩罚、迫害或威胁的 手段。最后,这些报道几乎从来不涉及针对政治犯、宗教活跃人士或少数民族施行的酷刑。


表1:官方酷刑数据(1979-1996)


年份正式立案的刑讯逼供案件酷刑致死人数
1979 -1989总共4000多件
(平均每年364多件)
(不详)
1990472(不详)
1991407(不详)
1992352(不详)
1993398126
1994409115
1995412(不祥)
1996493至少32人(一月至八月, 公安部数据)


(资料主要来源:最高人民检察院案例集,《刑讯逼供罪》,第9页)


认识到传统对策的失败

大约从1995年起,许多从事执法研究的人已不再把现存的酷刑问题归咎于古老的封建文化和文化大革命(1966-76)残余的左倾路线,而是承认 真正的原因在于毛时代以后的执法系统存在缺陷。[13] 有些体制内人士还逐步承认那些最易受政府控制的传统监督机制--意识形态教育、警察内部监督、检察机构的监督 -- 对中国泛滥成灾的酷刑问题完全无能为力。

正如其它列宁主义的体制,中国在遏制执法人员滥用职权的现象时,向来几乎纯粹依赖于向人们灌输教条的意识形态教育,以及依赖于各级党政组织对地方 公安部门的内部监督。各政府部门直至县一级,均设有党委、纪律检察委员会、政工、人事、政府监督、审计和新建的“监督警察”,这些机制各自承担著遵纪守法 方面的监督职责。简单地说,执法部门并不缺少内部监督机制。然而,前面所引用的材料清楚地证明,既然地方公安领导更为关心的是提高“破案率”,而不是反酷 刑,内部的警察监督机制则无法发挥效力。中国的实践在这方面提供了一个范例。

中国主要依赖旧式的苏维埃式检察机制,通过外部监督加强内部监督。但是,来自执法部门的资料表明检察机构扮演了一个自相矛盾的三重角色:起诉刑事 案件,监督警察的侦查程序,并调查政府的腐败案件,这往往使得检察机构过多注重给罪犯定罪,而非积极监督警察。实际上,许多酷刑还是检察官自己犯下的。而 且,与前苏联的司法机关相比,中国司法机关要地方化得多。地方党委--而非执法系统的高级官员--对地方警察,检察官和法官握有主要的掌控权。这样,当中 央宣传进一步实行“法制化”时,检察官有时就会加紧对警察的监督。但是,当中央倡导严厉打击犯罪活动时,检察官通常故意放松对警察的监督,以免担当因“破 坏党的政策”受到指责[14] 的风险。

显而易见,正是由于缺少自动持续的监督机制,自1990年以来,由领导层发起的几次短暂的反酷刑运动,开始不久不是气势衰退,就是由于担心出现新一轮的犯罪高潮而偃旗息鼓。

针对这种情况,许多分析家提出了新的解决方案,旨在提高警察和检察官的职业素质,加强对他们的培训,改革法律诱导机制(尤其是证据法),增进对酷刑犯罪及其惩罚的宣传,并鼓励酷刑受害者提起诉讼。


【注释】

  • 这一讲稿部分内容改选自Murry Scot Tanner,“Shackling the Coercive State: China's Ambivalent Struggle Against Torture”(“限制强权政府:中国踌躇不前的反酷刑斗争”),Problems of Post-Communism,2000年9月-10月。
  • 在大赦国际最近的有关中国酷刑的报告中,认为中国领导人作出的这种努力,表露了他们“漠不关心”的态度,我同意这种看法。
  • 执法机关内部对酷刑、虐待和腐败的镇压活动最严厉的也许是从1997年末至1998年秋,作为所谓的“教育整顿”运动的一部分。
  • 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公安研究》(英文题目:Public Security Studies 或者 Policing Studies)中,大量反酷刑的文章。《公安研究》是公安部和公安部第四研究所的主要的理论和政策性杂志。尽管十多年前已从内部发行转为公开发行,并含 有大量的有关中国警察的材料,中国阅读这一杂志的人仍然很少,也几乎从来没被国际人权监督报告或是境外对中国法律体制的分析研究引用过。与《公安研究》的 默默无闻相比,一个重要的例外是大出风头的《法制日报》,是共产党最高法律政策机关中央政法委的相当权威和广受读者欢迎的头号报纸。近年来,几乎没有报纸 能比它更为经常性地定期发表有关各种包括酷刑在内的滥用执行权力的调查性文章。
  • 最受国外注意的大众传播媒体包括《人民日报》、《中国日报》、新华社英语新闻、北京国际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等等。
  • 例如,见外交部对加拿大广播公司拍摄上海警察殴打几位犯罪嫌疑人作出的闪烁其辞的反应:法新社1998年5月21日的报道;大 公报1998年5月25日,A2版;日本共同新闻社1998年5月21日;英国广播公司全球每日新闻1998年5月23日。相比之下,在同一时期,作为 “教育整顿”运动的一部分,《法制日报》和《人民公安报》发表了大量的揭露公安和检察机关实施酷刑的文章。见Tanner “China’s Ambivalent Struggle Against Torture”(“中国踌躇不前的反酷刑斗争”)。
  • 这些措辞来自对作者的采访和不同文章。例如,徐德明:“公安民警职务犯罪的特点、原因和对策”,《公安研究》,1998年第4期,第75页至第77页。
  • Du Jingji (杜敬记:音译):“浅论刑讯逼供的产生及其对策”,编辑汪怀旭:《侦察询问研究与运用》,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 372页至第376页,特见374页。
  • 崔敏:《中国刑事诉讼法的新发展:刑事诉讼法修改研讨的全面回顾》,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第216页。由于崔在修改刑事诉讼法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他的这一公开性著作在中国的法律界广为阅读。
  • 贾在大会上说:“刑讯逼供的问题--在许多方面绝对存在。最近,我在访问基层公安机关时,与大学实习生谈话,他们一些人告诉我 他们自己也打过人。自从我来到公安部,所有我收到的群众来信有两大类最常见。第一类说一些地方,社会秩序很糟,罪犯猖獗;第二类是说人民警察在执法的同时 也违法。这些警察采用刑讯逼供将一些没有犯罪的人变成罪犯,或者将那些犯了轻罪的人变成重犯,严重伤害了群众”。见“贾春旺部长”在大连会议上有关公安队 伍建设的“讲话”,1988年6月12日,《公安队伍正规化建设理论与实践》,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7页。
  • 《刑讯逼供罪》,第9页。
  • 由于中国法律中,对“刑讯逼供”的定义狭隘,这些统计数据只包括那些意图在于获取口供的酷刑(从而排除了警察任意实施的酷 刑),而且只包括那些由“司法人员”或他们委派的人实施的酷刑(从而也排除了一般民间执法协助人员。但是,各种材料证明,这些人在酷刑实施者中占相当一部 分)。酷刑数据每年的上下浮动不仅表明每年实际的发案率不同,而且也表明每年受害者愿意站出来,以及检察官愿意起诉这类敏感案件的情况有所变化。最后, 1993年和1994年中,酷刑致死的数据在所有酷刑案件占相当大的比例(在四分之一和三分之一之间),这一事实明确显示大多数酷刑案件根本就没有得以报 道或起诉,除非它们导致受害者死亡或明显的重伤。
  • 例如,见杜敬记(音译)“浅论刑讯逼供的产生及其对策”(同注8),特见第372页-373页。
  • 对检察机关及其地位受到各次运动冲击的分析,见Murray Scot Tanner “State Coercion and the Balance of Awe: The 1983-1986 ‘Stem Blows’ Anti-Crime Campaign”(“政府的强制和恐吓效应的平衡:1983-1986‘严打’犯罪运动”),China Journal,2000年7月;又见Harold M. Tanner “Strike Hard! Anti-Crime Campaigns and Chinese Criminal Justice, 1979-1985 ”(“严打!打击犯罪运动和中国刑事司法制度,1979-1985”),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East Asia Series, Number 104, 1999),见第42页至第47页。



【本文(下)将在本刊7月号续出】

(作者简介:Murray S.Tanner,美国西密西根大学中国和东亚政治学教授。该文节选自作者为国会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2002年7月26日举行的听证会准备的书面发言。特此感谢作者和该委员会为本刊提供的版权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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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官方开始公布有关国内施行酷刑的数据,司法部门刊物也开始载文批评酷刑。这些动向是否意味政府有诚心打击酷刑?历次“打击”是否见效?

Officials and scholars within China's law enforcement system and Supreme People’s Procuratorate have criticized China's torture problem, and officials publicized statistics on torture. Does this meant top leadership or its law enforcement system are making adequate progress on dealing with torture? Does this mean official crackdowns on torture have been effective?





在中国刑事法系统中,使用酷刑的现象相当普遍和恐怖,特别是刑讯逼供尤其严重。本文的目的在于引起各界关注中国司法机构内部针对这一弊端展开的较 量。对中国盛行的酷刑现象,大赦国际、人权观察和律师人权委员会等国际人权监督机构以及美国国务院和联合国人权委员会都已经作过严密细致的记录。

根据本人对中国警察以及内部保安系统的研究,我著眼于中国酷刑问题中的一个重要且不寻常的方面--过去六年来,中国执法系统内越来越多的官员和学 者针对中国酷刑泛滥的问题提出日益尖锐的批评,这些人中相当一批来自中国公安部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几年前,检察院系统内的一些人士首次公布了有关酷刑(包 括酷刑致死事件在内)的官方数据。专家们私下强调,官方公布的数据远远低于实际发生的酷刑案件。但同时,这些缩小的数据和有关描述仍然清楚地表明了政府承 认酷刑是一个普遍泛滥的体制性问题。这在中国的反酷刑运动裹足不前、左右为难的情况下,标志著反酷刑斗争迈出了意义深远的一步。这些执法官员和学者还就遏 制酷刑的政策性改革进行公开辩论,许多修改法律的建议明显采纳了美国和西方的刑事诉讼法。其中,他们特别强调我称之为中国执法系统的“专业化”的改革和修 改中国刑事诉讼法,确信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可以有效地遏制执法人员实施酷刑。目前还很难确定支持这些改革的官员和专家的人数有多少,也很难衡量他们在政策 制定上的影响有多大。
  
我撰写此文的目的绝非在于鼓吹中国上层领导或其执法部门在打击酷刑方面取得了足够的进步,事实远非如此。我也无意证明这批反酷刑官员和专家力量强大到了足以使人相信中国执法机构无需彻底改革、也无需来自中国社会和国际团体的压力就能自我完善的程度。

在衡量司法改革中这些决策性辩论的重要性和局限性的同时,我们不得不正视在“重要改善”与“根本改进”之间存在难以磨灭的区别。在中国现有的专制 体制下,改革有可能取得“重要改善”,但遗憾的是,要取得“根本改进”则必须等待中国政治体制本身获得根本的自由和民主。在我看来,中国的酷刑问题的根源 无疑在于其专制的政治体制,中国如不摆脱专制体制,彻底民主化,酷刑问题就不可能得到彻底解决。只要细读国际人权报告就不难发现,在不同的专制体制下,酷 刑泛滥的程度、滥用执法权力以及警察的职业素质均存在著巨大的差别。然而,与民主制度相比,专制制度最根本的缺陷就是没有一种能够自动、持续抵御酷刑的社 会和政治机制,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缺乏高度自由、竞争力强而且努力进行调查的新闻媒体,由公民组成的人权监督机构,一个独立、公正、真心倾听民怨的法院和公 诉体系,以及一个多党选举制-在领导层对酷刑视而不见时,这些机制威胁他们的地位。

像中国这样的专制体制,除非高级领导对酷刑采取持续和严密的监督,并对实施酷刑的基层执法人员进行惩处,便不可能在反酷刑的问题上作出什么“重要 改善”。在专制国家中,尤其是中国,领导层在反酷刑过程中起到的作用至多是功利性的及零散的,而非根本性和持续性的。这样,一旦其它更重要的政治需求出 现,来自高层的反酷刑压力和监督就会松懈,酷刑势必会再度猖獗。

在中国拥有自由民主的社会制度、政治制度和法律制度(并由此能监督、揭露和惩罚酷刑实施者)之前,我们不能期望中国的反酷刑斗争会得到自动持续的 根本改进。但我们不能因此袖手旁观,等待中国完成民主化进程,也不能松懈我们推动中国民主化进程的努力,西方国家能够也必须期待、推动并且支持中国通过改 革现有的机制,对它的酷刑记录作出重要改进。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国家的酷刑研究表明,酷刑的严重性与执法人员严重缺乏业务素质有关。这种素质缺乏包括:习 惯于服从行政长官的法官对法制、法律程序缺乏最基本的承诺;有关证据的法规给审讯者造成严刑逼供的动机;以及没受过多少专业训练的警察和检察官,缺乏使用 合法采集的证据审理非政治性刑事案件的能力。这些基本素质方面的问题至少在某些方面与制度是否民主并无关联。令人悲哀的是,在新建的民主国家如俄国、巴 西、南非和印度尼西亚,人权记录仍然糟糕。这表明,如果执法部门严重缺乏专业性执法人员,就连民主化和新闻自由至少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也不能缓解酷刑和其它 形式的虐待。反酷刑是一项长期持久的任务,必须从多方入手,才能最终得以解决。

因此,我相信要真正了解来自中国司法和执法体制内近年来遏制酷刑的呼声,就要考虑到以江泽民为核心的最高领导层。这一领导层在控制酷刑和滥权的过 程中作出的努力至多也只能说是零零星星、毫无规则、工具性的、高度暧昧的。[2] 江泽民领导集团,不定期地发动过几次为时很短的打击警察滥权的活动,[3] 这也只是中国政府“法治”建设策略中的一部分,目的是通过“法治”,强化其政权受到动摇的合法性,巩固其专制体制,并离间平民百姓和政治活跃人士。这样 做,以江为核心的领导层实际上向他们治下的人民提出了一项换取他们远离政治的交易:只要绝大多数人不参预政治,与“可疑”宗教团体划清界限,不犯罪,党和 政府就保证一个有秩序、犯罪率相对较低的社会,同时,也逐步为他们提供更多的法律保障,免受执法人员的迫害。事实上,江及其幕僚是企图以温和的法制改革为 赌注,来延长现有政权的寿命,他们并不是要通过法制改革使人民享有更多政治、法律权利和民主化。

但这项交易的毛病在于它陷入了种种政治悖论。首先,大多数有助于建立能够自行持续遏制酷刑的机制的改革,都冒著削弱党的领导、减弱其对执法部门和 新闻界的控制等风险。其次,任何认真遏制酷刑的举措都有可能损害警察和检察部门打击犯罪和维持足够的“法律和秩序”的能力,这样的“法律和秩序”又正是通 过“法治”加强政权合法性策略的另一块基石。正如其它专制政权一样,在非民主政府几十年来的袒护下,中国的执法部门直接造成了执法人员严重缺乏现代刑事侦 查技术,定罪时过分依赖于法院的配合、刑讯逼供以及内线检举揭发。江的法制改革策略不得不对执法机关采取严厉措施,进行改革,削弱其气势,然而,这些执法 机关恰恰又是江政权赖以控制犯罪、打压异己和管制“可疑”宗教组织的手段。正是这些政治和体制上的两难困境,使得中国政府打击酷刑的运动呈现“打打停 停”、极为暧昧的特点。

虽然领导层踌躇不前、缺乏承诺,在过去五、六年的时间里,中国的执法系统内毕竟开始出现坦诚讨论酷刑政策的前所未有的空间。然而,正是由于这种暧 昧性,外国人缺乏对这些辩论内容的了解,就连受过教育的中国人也只能透过报上揭露酷刑的文章对其略窥一斑。显然出于担心境外的新闻机构和政府只会简单地将 这些辩论看作中国承认其令人难堪的酷刑记录,而非进步的象征,这些辩论因此主要局限于“内部传阅”(保密)的报道和文件,以及那些通常只有司法界人士阅读 的非绝密性杂志、报刊和书籍。[4]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那些受到国外严密关注的有关法律和权利的官方出版物中,与各种“白皮书”得到重头宣传的情况完全不同,有关酷刑政策的讨论没有得 到公开报道。[5] 值得一提的是,这些执法官员和分析家们一直在批评中国酷刑泛滥的状况,并争论如何最有效地遏制酷刑的发生,即便在他们几乎没有理由相信国外甚至就国内的批 评家在关注这一问题时,也是如此。


新进对酷刑泛滥的坦诚

最具重要意义的改进是司法人员越来越愿意承认,有时是在公开场合承认,酷刑普遍存在这一事实。当被问及酷刑案例时,外交部发言人总是矢口否认,闪 烁其辞。而有些资深的警察、检察官、司法官员和学者则越来越直言不讳地承认酷刑问题的严重性,与外交部发言人形成鲜明的对比。[6]

在最近发表的采访和有关文章里,政府官员和专家们称酷刑问题“很严重”,“相当普遍”,“非常突出”,“是公安和其它司法机关的长期痼疾”。 [7] 还有人认为,“处理案件的绝大多数人民警察”相信“酷刑是迅速有效的审讯技术”,因此,“刑讯逼供长期以来普遍存在”。[8]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的崔敏教授是司法体制中反对酷刑最持之以?琲涤禤a之一。他指出,“使用大量由酷刑或其它非法手段获取的证据(特别是被告的口供),和以 往一样仍然是证明案件的主要依据”。[9] 公安部部长贾春旺在1998年夏季的一个公安会议上对酷刑的描述毫无疑问是最权威的。他说,警察使用酷刑和其它类似的迫害行为,是他听到的人民群众来信中 两项最为普遍的举报之一。[10]

最高人民检察院在1997年公开发行的《刑讯逼供罪》案例集,进一步证实了政府承认酷刑普遍存在的意愿。这本专为检察官撰写的案例著作客观地描述 了上百件真实的酷刑案件,充满了令人发指的酷刑细节,令人想起大赦国际有关酷刑的报告。书中还首次公布了中国有关刑讯逼供刑事案的官方数据。据该书报道, 1979年至1989年平均每年有364起刑讯逼供案件,九十年代几乎是每年400多起。书中还出人意料地坦承,1993年至1994年两年期间有241 人被刑讯逼供致死。[11]

不少中国专家认为公布这些数据本身就标志著政策上的一个重大变化,但是他们仍然坚称,出于政治上的原因和统计上的误差,这些数据远远低于实际发生 的酷刑案件数量。[12] 而且,正如大赦国际和其它组织指出的那样,这些官方的报道和数据仅仅注意到使用酷刑作为逼取口供的方法,却没有注意到酷刑是超越司法的惩罚、迫害或威胁的 手段。最后,这些报道几乎从来不涉及针对政治犯、宗教活跃人士或少数民族施行的酷刑。


表1:官方酷刑数据(1979-1996)


年份正式立案的刑讯逼供案件酷刑致死人数
1979 -1989总共4000多件
(平均每年364多件)
(不详)
1990472(不详)
1991407(不详)
1992352(不详)
1993398126
1994409115
1995412(不祥)
1996493至少32人(一月至八月, 公安部数据)


(资料主要来源:最高人民检察院案例集,《刑讯逼供罪》,第9页)


认识到传统对策的失败

大约从1995年起,许多从事执法研究的人已不再把现存的酷刑问题归咎于古老的封建文化和文化大革命(1966-76)残余的左倾路线,而是承认 真正的原因在于毛时代以后的执法系统存在缺陷。[13] 有些体制内人士还逐步承认那些最易受政府控制的传统监督机制--意识形态教育、警察内部监督、检察机构的监督 -- 对中国泛滥成灾的酷刑问题完全无能为力。

正如其它列宁主义的体制,中国在遏制执法人员滥用职权的现象时,向来几乎纯粹依赖于向人们灌输教条的意识形态教育,以及依赖于各级党政组织对地方 公安部门的内部监督。各政府部门直至县一级,均设有党委、纪律检察委员会、政工、人事、政府监督、审计和新建的“监督警察”,这些机制各自承担著遵纪守法 方面的监督职责。简单地说,执法部门并不缺少内部监督机制。然而,前面所引用的材料清楚地证明,既然地方公安领导更为关心的是提高“破案率”,而不是反酷 刑,内部的警察监督机制则无法发挥效力。中国的实践在这方面提供了一个范例。

中国主要依赖旧式的苏维埃式检察机制,通过外部监督加强内部监督。但是,来自执法部门的资料表明检察机构扮演了一个自相矛盾的三重角色:起诉刑事 案件,监督警察的侦查程序,并调查政府的腐败案件,这往往使得检察机构过多注重给罪犯定罪,而非积极监督警察。实际上,许多酷刑还是检察官自己犯下的。而 且,与前苏联的司法机关相比,中国司法机关要地方化得多。地方党委--而非执法系统的高级官员--对地方警察,检察官和法官握有主要的掌控权。这样,当中 央宣传进一步实行“法制化”时,检察官有时就会加紧对警察的监督。但是,当中央倡导严厉打击犯罪活动时,检察官通常故意放松对警察的监督,以免担当因“破 坏党的政策”受到指责[14] 的风险。

显而易见,正是由于缺少自动持续的监督机制,自1990年以来,由领导层发起的几次短暂的反酷刑运动,开始不久不是气势衰退,就是由于担心出现新一轮的犯罪高潮而偃旗息鼓。

针对这种情况,许多分析家提出了新的解决方案,旨在提高警察和检察官的职业素质,加强对他们的培训,改革法律诱导机制(尤其是证据法),增进对酷刑犯罪及其惩罚的宣传,并鼓励酷刑受害者提起诉讼。


【注释】

  • 这一讲稿部分内容改选自Murry Scot Tanner,“Shackling the Coercive State: China's Ambivalent Struggle Against Torture”(“限制强权政府:中国踌躇不前的反酷刑斗争”),Problems of Post-Communism,2000年9月-10月。
  • 在大赦国际最近的有关中国酷刑的报告中,认为中国领导人作出的这种努力,表露了他们“漠不关心”的态度,我同意这种看法。
  • 执法机关内部对酷刑、虐待和腐败的镇压活动最严厉的也许是从1997年末至1998年秋,作为所谓的“教育整顿”运动的一部分。
  • 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公安研究》(英文题目:Public Security Studies 或者 Policing Studies)中,大量反酷刑的文章。《公安研究》是公安部和公安部第四研究所的主要的理论和政策性杂志。尽管十多年前已从内部发行转为公开发行,并含 有大量的有关中国警察的材料,中国阅读这一杂志的人仍然很少,也几乎从来没被国际人权监督报告或是境外对中国法律体制的分析研究引用过。与《公安研究》的 默默无闻相比,一个重要的例外是大出风头的《法制日报》,是共产党最高法律政策机关中央政法委的相当权威和广受读者欢迎的头号报纸。近年来,几乎没有报纸 能比它更为经常性地定期发表有关各种包括酷刑在内的滥用执行权力的调查性文章。
  • 最受国外注意的大众传播媒体包括《人民日报》、《中国日报》、新华社英语新闻、北京国际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等等。
  • 例如,见外交部对加拿大广播公司拍摄上海警察殴打几位犯罪嫌疑人作出的闪烁其辞的反应:法新社1998年5月21日的报道;大 公报1998年5月25日,A2版;日本共同新闻社1998年5月21日;英国广播公司全球每日新闻1998年5月23日。相比之下,在同一时期,作为 “教育整顿”运动的一部分,《法制日报》和《人民公安报》发表了大量的揭露公安和检察机关实施酷刑的文章。见Tanner “China’s Ambivalent Struggle Against Torture”(“中国踌躇不前的反酷刑斗争”)。
  • 这些措辞来自对作者的采访和不同文章。例如,徐德明:“公安民警职务犯罪的特点、原因和对策”,《公安研究》,1998年第4期,第75页至第77页。
  • Du Jingji (杜敬记:音译):“浅论刑讯逼供的产生及其对策”,编辑汪怀旭:《侦察询问研究与运用》,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 372页至第376页,特见374页。
  • 崔敏:《中国刑事诉讼法的新发展:刑事诉讼法修改研讨的全面回顾》,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第216页。由于崔在修改刑事诉讼法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他的这一公开性著作在中国的法律界广为阅读。
  • 贾在大会上说:“刑讯逼供的问题--在许多方面绝对存在。最近,我在访问基层公安机关时,与大学实习生谈话,他们一些人告诉我 他们自己也打过人。自从我来到公安部,所有我收到的群众来信有两大类最常见。第一类说一些地方,社会秩序很糟,罪犯猖獗;第二类是说人民警察在执法的同时 也违法。这些警察采用刑讯逼供将一些没有犯罪的人变成罪犯,或者将那些犯了轻罪的人变成重犯,严重伤害了群众”。见“贾春旺部长”在大连会议上有关公安队 伍建设的“讲话”,1988年6月12日,《公安队伍正规化建设理论与实践》,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7页。
  • 《刑讯逼供罪》,第9页。
  • 由于中国法律中,对“刑讯逼供”的定义狭隘,这些统计数据只包括那些意图在于获取口供的酷刑(从而排除了警察任意实施的酷 刑),而且只包括那些由“司法人员”或他们委派的人实施的酷刑(从而也排除了一般民间执法协助人员。但是,各种材料证明,这些人在酷刑实施者中占相当一部 分)。酷刑数据每年的上下浮动不仅表明每年实际的发案率不同,而且也表明每年受害者愿意站出来,以及检察官愿意起诉这类敏感案件的情况有所变化。最后, 1993年和1994年中,酷刑致死的数据在所有酷刑案件占相当大的比例(在四分之一和三分之一之间),这一事实明确显示大多数酷刑案件根本就没有得以报 道或起诉,除非它们导致受害者死亡或明显的重伤。
  • 例如,见杜敬记(音译)“浅论刑讯逼供的产生及其对策”(同注8),特见第372页-373页。
  • 对检察机关及其地位受到各次运动冲击的分析,见Murray Scot Tanner “State Coercion and the Balance of Awe: The 1983-1986 ‘Stem Blows’ Anti-Crime Campaign”(“政府的强制和恐吓效应的平衡:1983-1986‘严打’犯罪运动”),China Journal,2000年7月;又见Harold M. Tanner “Strike Hard! Anti-Crime Campaigns and Chinese Criminal Justice, 1979-1985 ”(“严打!打击犯罪运动和中国刑事司法制度,1979-1985”),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East Asia Series, Number 104, 1999),见第42页至第47页。



【本文(下)将在本刊7月号续出】

(作者简介:Murray S.Tanner,美国西密西根大学中国和东亚政治学教授。该文节选自作者为国会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2002年7月26日举行的听证会准备的书面发言。特此感谢作者和该委员会为本刊提供的版权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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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rture in China: Calls for Reform from within China's Law Enforcement System (I)

近年来,官方开始公布有关国内施行酷刑的数据,司法部门刊物也开始载文批评酷刑。这些动向是否意味政府有诚心打击酷刑?历次“打击”是否见效?

Officials and scholars within China's law enforcement system and Supreme People’s Procuratorate have criticized China's torture problem, and officials publicized statistics on torture. Does this meant top leadership or its law enforcement system are making adequate progress on dealing with torture? Does this mean official crackdowns on torture have been effective?





在中国刑事法系统中,使用酷刑的现象相当普遍和恐怖,特别是刑讯逼供尤其严重。本文的目的在于引起各界关注中国司法机构内部针对这一弊端展开的较 量。对中国盛行的酷刑现象,大赦国际、人权观察和律师人权委员会等国际人权监督机构以及美国国务院和联合国人权委员会都已经作过严密细致的记录。

根据本人对中国警察以及内部保安系统的研究,我著眼于中国酷刑问题中的一个重要且不寻常的方面--过去六年来,中国执法系统内越来越多的官员和学 者针对中国酷刑泛滥的问题提出日益尖锐的批评,这些人中相当一批来自中国公安部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几年前,检察院系统内的一些人士首次公布了有关酷刑(包 括酷刑致死事件在内)的官方数据。专家们私下强调,官方公布的数据远远低于实际发生的酷刑案件。但同时,这些缩小的数据和有关描述仍然清楚地表明了政府承 认酷刑是一个普遍泛滥的体制性问题。这在中国的反酷刑运动裹足不前、左右为难的情况下,标志著反酷刑斗争迈出了意义深远的一步。这些执法官员和学者还就遏 制酷刑的政策性改革进行公开辩论,许多修改法律的建议明显采纳了美国和西方的刑事诉讼法。其中,他们特别强调我称之为中国执法系统的“专业化”的改革和修 改中国刑事诉讼法,确信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可以有效地遏制执法人员实施酷刑。目前还很难确定支持这些改革的官员和专家的人数有多少,也很难衡量他们在政策 制定上的影响有多大。
  
我撰写此文的目的绝非在于鼓吹中国上层领导或其执法部门在打击酷刑方面取得了足够的进步,事实远非如此。我也无意证明这批反酷刑官员和专家力量强大到了足以使人相信中国执法机构无需彻底改革、也无需来自中国社会和国际团体的压力就能自我完善的程度。

在衡量司法改革中这些决策性辩论的重要性和局限性的同时,我们不得不正视在“重要改善”与“根本改进”之间存在难以磨灭的区别。在中国现有的专制 体制下,改革有可能取得“重要改善”,但遗憾的是,要取得“根本改进”则必须等待中国政治体制本身获得根本的自由和民主。在我看来,中国的酷刑问题的根源 无疑在于其专制的政治体制,中国如不摆脱专制体制,彻底民主化,酷刑问题就不可能得到彻底解决。只要细读国际人权报告就不难发现,在不同的专制体制下,酷 刑泛滥的程度、滥用执法权力以及警察的职业素质均存在著巨大的差别。然而,与民主制度相比,专制制度最根本的缺陷就是没有一种能够自动、持续抵御酷刑的社 会和政治机制,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缺乏高度自由、竞争力强而且努力进行调查的新闻媒体,由公民组成的人权监督机构,一个独立、公正、真心倾听民怨的法院和公 诉体系,以及一个多党选举制-在领导层对酷刑视而不见时,这些机制威胁他们的地位。

像中国这样的专制体制,除非高级领导对酷刑采取持续和严密的监督,并对实施酷刑的基层执法人员进行惩处,便不可能在反酷刑的问题上作出什么“重要 改善”。在专制国家中,尤其是中国,领导层在反酷刑过程中起到的作用至多是功利性的及零散的,而非根本性和持续性的。这样,一旦其它更重要的政治需求出 现,来自高层的反酷刑压力和监督就会松懈,酷刑势必会再度猖獗。

在中国拥有自由民主的社会制度、政治制度和法律制度(并由此能监督、揭露和惩罚酷刑实施者)之前,我们不能期望中国的反酷刑斗争会得到自动持续的 根本改进。但我们不能因此袖手旁观,等待中国完成民主化进程,也不能松懈我们推动中国民主化进程的努力,西方国家能够也必须期待、推动并且支持中国通过改 革现有的机制,对它的酷刑记录作出重要改进。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国家的酷刑研究表明,酷刑的严重性与执法人员严重缺乏业务素质有关。这种素质缺乏包括:习 惯于服从行政长官的法官对法制、法律程序缺乏最基本的承诺;有关证据的法规给审讯者造成严刑逼供的动机;以及没受过多少专业训练的警察和检察官,缺乏使用 合法采集的证据审理非政治性刑事案件的能力。这些基本素质方面的问题至少在某些方面与制度是否民主并无关联。令人悲哀的是,在新建的民主国家如俄国、巴 西、南非和印度尼西亚,人权记录仍然糟糕。这表明,如果执法部门严重缺乏专业性执法人员,就连民主化和新闻自由至少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也不能缓解酷刑和其它 形式的虐待。反酷刑是一项长期持久的任务,必须从多方入手,才能最终得以解决。

因此,我相信要真正了解来自中国司法和执法体制内近年来遏制酷刑的呼声,就要考虑到以江泽民为核心的最高领导层。这一领导层在控制酷刑和滥权的过 程中作出的努力至多也只能说是零零星星、毫无规则、工具性的、高度暧昧的。[2] 江泽民领导集团,不定期地发动过几次为时很短的打击警察滥权的活动,[3] 这也只是中国政府“法治”建设策略中的一部分,目的是通过“法治”,强化其政权受到动摇的合法性,巩固其专制体制,并离间平民百姓和政治活跃人士。这样 做,以江为核心的领导层实际上向他们治下的人民提出了一项换取他们远离政治的交易:只要绝大多数人不参预政治,与“可疑”宗教团体划清界限,不犯罪,党和 政府就保证一个有秩序、犯罪率相对较低的社会,同时,也逐步为他们提供更多的法律保障,免受执法人员的迫害。事实上,江及其幕僚是企图以温和的法制改革为 赌注,来延长现有政权的寿命,他们并不是要通过法制改革使人民享有更多政治、法律权利和民主化。

但这项交易的毛病在于它陷入了种种政治悖论。首先,大多数有助于建立能够自行持续遏制酷刑的机制的改革,都冒著削弱党的领导、减弱其对执法部门和 新闻界的控制等风险。其次,任何认真遏制酷刑的举措都有可能损害警察和检察部门打击犯罪和维持足够的“法律和秩序”的能力,这样的“法律和秩序”又正是通 过“法治”加强政权合法性策略的另一块基石。正如其它专制政权一样,在非民主政府几十年来的袒护下,中国的执法部门直接造成了执法人员严重缺乏现代刑事侦 查技术,定罪时过分依赖于法院的配合、刑讯逼供以及内线检举揭发。江的法制改革策略不得不对执法机关采取严厉措施,进行改革,削弱其气势,然而,这些执法 机关恰恰又是江政权赖以控制犯罪、打压异己和管制“可疑”宗教组织的手段。正是这些政治和体制上的两难困境,使得中国政府打击酷刑的运动呈现“打打停 停”、极为暧昧的特点。

虽然领导层踌躇不前、缺乏承诺,在过去五、六年的时间里,中国的执法系统内毕竟开始出现坦诚讨论酷刑政策的前所未有的空间。然而,正是由于这种暧 昧性,外国人缺乏对这些辩论内容的了解,就连受过教育的中国人也只能透过报上揭露酷刑的文章对其略窥一斑。显然出于担心境外的新闻机构和政府只会简单地将 这些辩论看作中国承认其令人难堪的酷刑记录,而非进步的象征,这些辩论因此主要局限于“内部传阅”(保密)的报道和文件,以及那些通常只有司法界人士阅读 的非绝密性杂志、报刊和书籍。[4]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那些受到国外严密关注的有关法律和权利的官方出版物中,与各种“白皮书”得到重头宣传的情况完全不同,有关酷刑政策的讨论没有得 到公开报道。[5] 值得一提的是,这些执法官员和分析家们一直在批评中国酷刑泛滥的状况,并争论如何最有效地遏制酷刑的发生,即便在他们几乎没有理由相信国外甚至就国内的批 评家在关注这一问题时,也是如此。


新进对酷刑泛滥的坦诚

最具重要意义的改进是司法人员越来越愿意承认,有时是在公开场合承认,酷刑普遍存在这一事实。当被问及酷刑案例时,外交部发言人总是矢口否认,闪 烁其辞。而有些资深的警察、检察官、司法官员和学者则越来越直言不讳地承认酷刑问题的严重性,与外交部发言人形成鲜明的对比。[6]

在最近发表的采访和有关文章里,政府官员和专家们称酷刑问题“很严重”,“相当普遍”,“非常突出”,“是公安和其它司法机关的长期痼疾”。 [7] 还有人认为,“处理案件的绝大多数人民警察”相信“酷刑是迅速有效的审讯技术”,因此,“刑讯逼供长期以来普遍存在”。[8]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的崔敏教授是司法体制中反对酷刑最持之以?琲涤禤a之一。他指出,“使用大量由酷刑或其它非法手段获取的证据(特别是被告的口供),和以 往一样仍然是证明案件的主要依据”。[9] 公安部部长贾春旺在1998年夏季的一个公安会议上对酷刑的描述毫无疑问是最权威的。他说,警察使用酷刑和其它类似的迫害行为,是他听到的人民群众来信中 两项最为普遍的举报之一。[10]

最高人民检察院在1997年公开发行的《刑讯逼供罪》案例集,进一步证实了政府承认酷刑普遍存在的意愿。这本专为检察官撰写的案例著作客观地描述 了上百件真实的酷刑案件,充满了令人发指的酷刑细节,令人想起大赦国际有关酷刑的报告。书中还首次公布了中国有关刑讯逼供刑事案的官方数据。据该书报道, 1979年至1989年平均每年有364起刑讯逼供案件,九十年代几乎是每年400多起。书中还出人意料地坦承,1993年至1994年两年期间有241 人被刑讯逼供致死。[11]

不少中国专家认为公布这些数据本身就标志著政策上的一个重大变化,但是他们仍然坚称,出于政治上的原因和统计上的误差,这些数据远远低于实际发生 的酷刑案件数量。[12] 而且,正如大赦国际和其它组织指出的那样,这些官方的报道和数据仅仅注意到使用酷刑作为逼取口供的方法,却没有注意到酷刑是超越司法的惩罚、迫害或威胁的 手段。最后,这些报道几乎从来不涉及针对政治犯、宗教活跃人士或少数民族施行的酷刑。


表1:官方酷刑数据(1979-1996)


年份正式立案的刑讯逼供案件酷刑致死人数
1979 -1989总共4000多件
(平均每年364多件)
(不详)
1990472(不详)
1991407(不详)
1992352(不详)
1993398126
1994409115
1995412(不祥)
1996493至少32人(一月至八月, 公安部数据)


(资料主要来源:最高人民检察院案例集,《刑讯逼供罪》,第9页)


认识到传统对策的失败

大约从1995年起,许多从事执法研究的人已不再把现存的酷刑问题归咎于古老的封建文化和文化大革命(1966-76)残余的左倾路线,而是承认 真正的原因在于毛时代以后的执法系统存在缺陷。[13] 有些体制内人士还逐步承认那些最易受政府控制的传统监督机制--意识形态教育、警察内部监督、检察机构的监督 -- 对中国泛滥成灾的酷刑问题完全无能为力。

正如其它列宁主义的体制,中国在遏制执法人员滥用职权的现象时,向来几乎纯粹依赖于向人们灌输教条的意识形态教育,以及依赖于各级党政组织对地方 公安部门的内部监督。各政府部门直至县一级,均设有党委、纪律检察委员会、政工、人事、政府监督、审计和新建的“监督警察”,这些机制各自承担著遵纪守法 方面的监督职责。简单地说,执法部门并不缺少内部监督机制。然而,前面所引用的材料清楚地证明,既然地方公安领导更为关心的是提高“破案率”,而不是反酷 刑,内部的警察监督机制则无法发挥效力。中国的实践在这方面提供了一个范例。

中国主要依赖旧式的苏维埃式检察机制,通过外部监督加强内部监督。但是,来自执法部门的资料表明检察机构扮演了一个自相矛盾的三重角色:起诉刑事 案件,监督警察的侦查程序,并调查政府的腐败案件,这往往使得检察机构过多注重给罪犯定罪,而非积极监督警察。实际上,许多酷刑还是检察官自己犯下的。而 且,与前苏联的司法机关相比,中国司法机关要地方化得多。地方党委--而非执法系统的高级官员--对地方警察,检察官和法官握有主要的掌控权。这样,当中 央宣传进一步实行“法制化”时,检察官有时就会加紧对警察的监督。但是,当中央倡导严厉打击犯罪活动时,检察官通常故意放松对警察的监督,以免担当因“破 坏党的政策”受到指责[14] 的风险。

显而易见,正是由于缺少自动持续的监督机制,自1990年以来,由领导层发起的几次短暂的反酷刑运动,开始不久不是气势衰退,就是由于担心出现新一轮的犯罪高潮而偃旗息鼓。

针对这种情况,许多分析家提出了新的解决方案,旨在提高警察和检察官的职业素质,加强对他们的培训,改革法律诱导机制(尤其是证据法),增进对酷刑犯罪及其惩罚的宣传,并鼓励酷刑受害者提起诉讼。


【注释】

  • 这一讲稿部分内容改选自Murry Scot Tanner,“Shackling the Coercive State: China's Ambivalent Struggle Against Torture”(“限制强权政府:中国踌躇不前的反酷刑斗争”),Problems of Post-Communism,2000年9月-10月。
  • 在大赦国际最近的有关中国酷刑的报告中,认为中国领导人作出的这种努力,表露了他们“漠不关心”的态度,我同意这种看法。
  • 执法机关内部对酷刑、虐待和腐败的镇压活动最严厉的也许是从1997年末至1998年秋,作为所谓的“教育整顿”运动的一部分。
  • 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公安研究》(英文题目:Public Security Studies 或者 Policing Studies)中,大量反酷刑的文章。《公安研究》是公安部和公安部第四研究所的主要的理论和政策性杂志。尽管十多年前已从内部发行转为公开发行,并含 有大量的有关中国警察的材料,中国阅读这一杂志的人仍然很少,也几乎从来没被国际人权监督报告或是境外对中国法律体制的分析研究引用过。与《公安研究》的 默默无闻相比,一个重要的例外是大出风头的《法制日报》,是共产党最高法律政策机关中央政法委的相当权威和广受读者欢迎的头号报纸。近年来,几乎没有报纸 能比它更为经常性地定期发表有关各种包括酷刑在内的滥用执行权力的调查性文章。
  • 最受国外注意的大众传播媒体包括《人民日报》、《中国日报》、新华社英语新闻、北京国际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等等。
  • 例如,见外交部对加拿大广播公司拍摄上海警察殴打几位犯罪嫌疑人作出的闪烁其辞的反应:法新社1998年5月21日的报道;大 公报1998年5月25日,A2版;日本共同新闻社1998年5月21日;英国广播公司全球每日新闻1998年5月23日。相比之下,在同一时期,作为 “教育整顿”运动的一部分,《法制日报》和《人民公安报》发表了大量的揭露公安和检察机关实施酷刑的文章。见Tanner “China’s Ambivalent Struggle Against Torture”(“中国踌躇不前的反酷刑斗争”)。
  • 这些措辞来自对作者的采访和不同文章。例如,徐德明:“公安民警职务犯罪的特点、原因和对策”,《公安研究》,1998年第4期,第75页至第77页。
  • Du Jingji (杜敬记:音译):“浅论刑讯逼供的产生及其对策”,编辑汪怀旭:《侦察询问研究与运用》,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 372页至第376页,特见374页。
  • 崔敏:《中国刑事诉讼法的新发展:刑事诉讼法修改研讨的全面回顾》,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第216页。由于崔在修改刑事诉讼法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他的这一公开性著作在中国的法律界广为阅读。
  • 贾在大会上说:“刑讯逼供的问题--在许多方面绝对存在。最近,我在访问基层公安机关时,与大学实习生谈话,他们一些人告诉我 他们自己也打过人。自从我来到公安部,所有我收到的群众来信有两大类最常见。第一类说一些地方,社会秩序很糟,罪犯猖獗;第二类是说人民警察在执法的同时 也违法。这些警察采用刑讯逼供将一些没有犯罪的人变成罪犯,或者将那些犯了轻罪的人变成重犯,严重伤害了群众”。见“贾春旺部长”在大连会议上有关公安队 伍建设的“讲话”,1988年6月12日,《公安队伍正规化建设理论与实践》,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7页。
  • 《刑讯逼供罪》,第9页。
  • 由于中国法律中,对“刑讯逼供”的定义狭隘,这些统计数据只包括那些意图在于获取口供的酷刑(从而排除了警察任意实施的酷 刑),而且只包括那些由“司法人员”或他们委派的人实施的酷刑(从而也排除了一般民间执法协助人员。但是,各种材料证明,这些人在酷刑实施者中占相当一部 分)。酷刑数据每年的上下浮动不仅表明每年实际的发案率不同,而且也表明每年受害者愿意站出来,以及检察官愿意起诉这类敏感案件的情况有所变化。最后, 1993年和1994年中,酷刑致死的数据在所有酷刑案件占相当大的比例(在四分之一和三分之一之间),这一事实明确显示大多数酷刑案件根本就没有得以报 道或起诉,除非它们导致受害者死亡或明显的重伤。
  • 例如,见杜敬记(音译)“浅论刑讯逼供的产生及其对策”(同注8),特见第372页-373页。
  • 对检察机关及其地位受到各次运动冲击的分析,见Murray Scot Tanner “State Coercion and the Balance of Awe: The 1983-1986 ‘Stem Blows’ Anti-Crime Campaign”(“政府的强制和恐吓效应的平衡:1983-1986‘严打’犯罪运动”),China Journal,2000年7月;又见Harold M. Tanner “Strike Hard! Anti-Crime Campaigns and Chinese Criminal Justice, 1979-1985 ”(“严打!打击犯罪运动和中国刑事司法制度,1979-1985”),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East Asia Series, Number 104, 1999),见第42页至第47页。



【本文(下)将在本刊7月号续出】

(作者简介:Murray S.Tanner,美国西密西根大学中国和东亚政治学教授。该文节选自作者为国会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2002年7月26日举行的听证会准备的书面发言。特此感谢作者和该委员会为本刊提供的版权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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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rture in China: Calls for Reform from within China's Law Enforcement System (I)

近年来,官方开始公布有关国内施行酷刑的数据,司法部门刊物也开始载文批评酷刑。这些动向是否意味政府有诚心打击酷刑?历次“打击”是否见效?

Officials and scholars within China's law enforcement system and Supreme People’s Procuratorate have criticized China's torture problem, and officials publicized statistics on torture. Does this meant top leadership or its law enforcement system are making adequate progress on dealing with torture? Does this mean official crackdowns on torture have been effective?





在中国刑事法系统中,使用酷刑的现象相当普遍和恐怖,特别是刑讯逼供尤其严重。本文的目的在于引起各界关注中国司法机构内部针对这一弊端展开的较 量。对中国盛行的酷刑现象,大赦国际、人权观察和律师人权委员会等国际人权监督机构以及美国国务院和联合国人权委员会都已经作过严密细致的记录。

根据本人对中国警察以及内部保安系统的研究,我著眼于中国酷刑问题中的一个重要且不寻常的方面--过去六年来,中国执法系统内越来越多的官员和学 者针对中国酷刑泛滥的问题提出日益尖锐的批评,这些人中相当一批来自中国公安部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几年前,检察院系统内的一些人士首次公布了有关酷刑(包 括酷刑致死事件在内)的官方数据。专家们私下强调,官方公布的数据远远低于实际发生的酷刑案件。但同时,这些缩小的数据和有关描述仍然清楚地表明了政府承 认酷刑是一个普遍泛滥的体制性问题。这在中国的反酷刑运动裹足不前、左右为难的情况下,标志著反酷刑斗争迈出了意义深远的一步。这些执法官员和学者还就遏 制酷刑的政策性改革进行公开辩论,许多修改法律的建议明显采纳了美国和西方的刑事诉讼法。其中,他们特别强调我称之为中国执法系统的“专业化”的改革和修 改中国刑事诉讼法,确信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可以有效地遏制执法人员实施酷刑。目前还很难确定支持这些改革的官员和专家的人数有多少,也很难衡量他们在政策 制定上的影响有多大。
  
我撰写此文的目的绝非在于鼓吹中国上层领导或其执法部门在打击酷刑方面取得了足够的进步,事实远非如此。我也无意证明这批反酷刑官员和专家力量强大到了足以使人相信中国执法机构无需彻底改革、也无需来自中国社会和国际团体的压力就能自我完善的程度。

在衡量司法改革中这些决策性辩论的重要性和局限性的同时,我们不得不正视在“重要改善”与“根本改进”之间存在难以磨灭的区别。在中国现有的专制 体制下,改革有可能取得“重要改善”,但遗憾的是,要取得“根本改进”则必须等待中国政治体制本身获得根本的自由和民主。在我看来,中国的酷刑问题的根源 无疑在于其专制的政治体制,中国如不摆脱专制体制,彻底民主化,酷刑问题就不可能得到彻底解决。只要细读国际人权报告就不难发现,在不同的专制体制下,酷 刑泛滥的程度、滥用执法权力以及警察的职业素质均存在著巨大的差别。然而,与民主制度相比,专制制度最根本的缺陷就是没有一种能够自动、持续抵御酷刑的社 会和政治机制,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缺乏高度自由、竞争力强而且努力进行调查的新闻媒体,由公民组成的人权监督机构,一个独立、公正、真心倾听民怨的法院和公 诉体系,以及一个多党选举制-在领导层对酷刑视而不见时,这些机制威胁他们的地位。

像中国这样的专制体制,除非高级领导对酷刑采取持续和严密的监督,并对实施酷刑的基层执法人员进行惩处,便不可能在反酷刑的问题上作出什么“重要 改善”。在专制国家中,尤其是中国,领导层在反酷刑过程中起到的作用至多是功利性的及零散的,而非根本性和持续性的。这样,一旦其它更重要的政治需求出 现,来自高层的反酷刑压力和监督就会松懈,酷刑势必会再度猖獗。

在中国拥有自由民主的社会制度、政治制度和法律制度(并由此能监督、揭露和惩罚酷刑实施者)之前,我们不能期望中国的反酷刑斗争会得到自动持续的 根本改进。但我们不能因此袖手旁观,等待中国完成民主化进程,也不能松懈我们推动中国民主化进程的努力,西方国家能够也必须期待、推动并且支持中国通过改 革现有的机制,对它的酷刑记录作出重要改进。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国家的酷刑研究表明,酷刑的严重性与执法人员严重缺乏业务素质有关。这种素质缺乏包括:习 惯于服从行政长官的法官对法制、法律程序缺乏最基本的承诺;有关证据的法规给审讯者造成严刑逼供的动机;以及没受过多少专业训练的警察和检察官,缺乏使用 合法采集的证据审理非政治性刑事案件的能力。这些基本素质方面的问题至少在某些方面与制度是否民主并无关联。令人悲哀的是,在新建的民主国家如俄国、巴 西、南非和印度尼西亚,人权记录仍然糟糕。这表明,如果执法部门严重缺乏专业性执法人员,就连民主化和新闻自由至少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也不能缓解酷刑和其它 形式的虐待。反酷刑是一项长期持久的任务,必须从多方入手,才能最终得以解决。

因此,我相信要真正了解来自中国司法和执法体制内近年来遏制酷刑的呼声,就要考虑到以江泽民为核心的最高领导层。这一领导层在控制酷刑和滥权的过 程中作出的努力至多也只能说是零零星星、毫无规则、工具性的、高度暧昧的。[2] 江泽民领导集团,不定期地发动过几次为时很短的打击警察滥权的活动,[3] 这也只是中国政府“法治”建设策略中的一部分,目的是通过“法治”,强化其政权受到动摇的合法性,巩固其专制体制,并离间平民百姓和政治活跃人士。这样 做,以江为核心的领导层实际上向他们治下的人民提出了一项换取他们远离政治的交易:只要绝大多数人不参预政治,与“可疑”宗教团体划清界限,不犯罪,党和 政府就保证一个有秩序、犯罪率相对较低的社会,同时,也逐步为他们提供更多的法律保障,免受执法人员的迫害。事实上,江及其幕僚是企图以温和的法制改革为 赌注,来延长现有政权的寿命,他们并不是要通过法制改革使人民享有更多政治、法律权利和民主化。

但这项交易的毛病在于它陷入了种种政治悖论。首先,大多数有助于建立能够自行持续遏制酷刑的机制的改革,都冒著削弱党的领导、减弱其对执法部门和 新闻界的控制等风险。其次,任何认真遏制酷刑的举措都有可能损害警察和检察部门打击犯罪和维持足够的“法律和秩序”的能力,这样的“法律和秩序”又正是通 过“法治”加强政权合法性策略的另一块基石。正如其它专制政权一样,在非民主政府几十年来的袒护下,中国的执法部门直接造成了执法人员严重缺乏现代刑事侦 查技术,定罪时过分依赖于法院的配合、刑讯逼供以及内线检举揭发。江的法制改革策略不得不对执法机关采取严厉措施,进行改革,削弱其气势,然而,这些执法 机关恰恰又是江政权赖以控制犯罪、打压异己和管制“可疑”宗教组织的手段。正是这些政治和体制上的两难困境,使得中国政府打击酷刑的运动呈现“打打停 停”、极为暧昧的特点。

虽然领导层踌躇不前、缺乏承诺,在过去五、六年的时间里,中国的执法系统内毕竟开始出现坦诚讨论酷刑政策的前所未有的空间。然而,正是由于这种暧 昧性,外国人缺乏对这些辩论内容的了解,就连受过教育的中国人也只能透过报上揭露酷刑的文章对其略窥一斑。显然出于担心境外的新闻机构和政府只会简单地将 这些辩论看作中国承认其令人难堪的酷刑记录,而非进步的象征,这些辩论因此主要局限于“内部传阅”(保密)的报道和文件,以及那些通常只有司法界人士阅读 的非绝密性杂志、报刊和书籍。[4]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那些受到国外严密关注的有关法律和权利的官方出版物中,与各种“白皮书”得到重头宣传的情况完全不同,有关酷刑政策的讨论没有得 到公开报道。[5] 值得一提的是,这些执法官员和分析家们一直在批评中国酷刑泛滥的状况,并争论如何最有效地遏制酷刑的发生,即便在他们几乎没有理由相信国外甚至就国内的批 评家在关注这一问题时,也是如此。


新进对酷刑泛滥的坦诚

最具重要意义的改进是司法人员越来越愿意承认,有时是在公开场合承认,酷刑普遍存在这一事实。当被问及酷刑案例时,外交部发言人总是矢口否认,闪 烁其辞。而有些资深的警察、检察官、司法官员和学者则越来越直言不讳地承认酷刑问题的严重性,与外交部发言人形成鲜明的对比。[6]

在最近发表的采访和有关文章里,政府官员和专家们称酷刑问题“很严重”,“相当普遍”,“非常突出”,“是公安和其它司法机关的长期痼疾”。 [7] 还有人认为,“处理案件的绝大多数人民警察”相信“酷刑是迅速有效的审讯技术”,因此,“刑讯逼供长期以来普遍存在”。[8]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的崔敏教授是司法体制中反对酷刑最持之以?琲涤禤a之一。他指出,“使用大量由酷刑或其它非法手段获取的证据(特别是被告的口供),和以 往一样仍然是证明案件的主要依据”。[9] 公安部部长贾春旺在1998年夏季的一个公安会议上对酷刑的描述毫无疑问是最权威的。他说,警察使用酷刑和其它类似的迫害行为,是他听到的人民群众来信中 两项最为普遍的举报之一。[10]

最高人民检察院在1997年公开发行的《刑讯逼供罪》案例集,进一步证实了政府承认酷刑普遍存在的意愿。这本专为检察官撰写的案例著作客观地描述 了上百件真实的酷刑案件,充满了令人发指的酷刑细节,令人想起大赦国际有关酷刑的报告。书中还首次公布了中国有关刑讯逼供刑事案的官方数据。据该书报道, 1979年至1989年平均每年有364起刑讯逼供案件,九十年代几乎是每年400多起。书中还出人意料地坦承,1993年至1994年两年期间有241 人被刑讯逼供致死。[11]

不少中国专家认为公布这些数据本身就标志著政策上的一个重大变化,但是他们仍然坚称,出于政治上的原因和统计上的误差,这些数据远远低于实际发生 的酷刑案件数量。[12] 而且,正如大赦国际和其它组织指出的那样,这些官方的报道和数据仅仅注意到使用酷刑作为逼取口供的方法,却没有注意到酷刑是超越司法的惩罚、迫害或威胁的 手段。最后,这些报道几乎从来不涉及针对政治犯、宗教活跃人士或少数民族施行的酷刑。


表1:官方酷刑数据(1979-1996)


年份正式立案的刑讯逼供案件酷刑致死人数
1979 -1989总共4000多件
(平均每年364多件)
(不详)
1990472(不详)
1991407(不详)
1992352(不详)
1993398126
1994409115
1995412(不祥)
1996493至少32人(一月至八月, 公安部数据)


(资料主要来源:最高人民检察院案例集,《刑讯逼供罪》,第9页)


认识到传统对策的失败

大约从1995年起,许多从事执法研究的人已不再把现存的酷刑问题归咎于古老的封建文化和文化大革命(1966-76)残余的左倾路线,而是承认 真正的原因在于毛时代以后的执法系统存在缺陷。[13] 有些体制内人士还逐步承认那些最易受政府控制的传统监督机制--意识形态教育、警察内部监督、检察机构的监督 -- 对中国泛滥成灾的酷刑问题完全无能为力。

正如其它列宁主义的体制,中国在遏制执法人员滥用职权的现象时,向来几乎纯粹依赖于向人们灌输教条的意识形态教育,以及依赖于各级党政组织对地方 公安部门的内部监督。各政府部门直至县一级,均设有党委、纪律检察委员会、政工、人事、政府监督、审计和新建的“监督警察”,这些机制各自承担著遵纪守法 方面的监督职责。简单地说,执法部门并不缺少内部监督机制。然而,前面所引用的材料清楚地证明,既然地方公安领导更为关心的是提高“破案率”,而不是反酷 刑,内部的警察监督机制则无法发挥效力。中国的实践在这方面提供了一个范例。

中国主要依赖旧式的苏维埃式检察机制,通过外部监督加强内部监督。但是,来自执法部门的资料表明检察机构扮演了一个自相矛盾的三重角色:起诉刑事 案件,监督警察的侦查程序,并调查政府的腐败案件,这往往使得检察机构过多注重给罪犯定罪,而非积极监督警察。实际上,许多酷刑还是检察官自己犯下的。而 且,与前苏联的司法机关相比,中国司法机关要地方化得多。地方党委--而非执法系统的高级官员--对地方警察,检察官和法官握有主要的掌控权。这样,当中 央宣传进一步实行“法制化”时,检察官有时就会加紧对警察的监督。但是,当中央倡导严厉打击犯罪活动时,检察官通常故意放松对警察的监督,以免担当因“破 坏党的政策”受到指责[14] 的风险。

显而易见,正是由于缺少自动持续的监督机制,自1990年以来,由领导层发起的几次短暂的反酷刑运动,开始不久不是气势衰退,就是由于担心出现新一轮的犯罪高潮而偃旗息鼓。

针对这种情况,许多分析家提出了新的解决方案,旨在提高警察和检察官的职业素质,加强对他们的培训,改革法律诱导机制(尤其是证据法),增进对酷刑犯罪及其惩罚的宣传,并鼓励酷刑受害者提起诉讼。


【注释】

  • 这一讲稿部分内容改选自Murry Scot Tanner,“Shackling the Coercive State: China's Ambivalent Struggle Against Torture”(“限制强权政府:中国踌躇不前的反酷刑斗争”),Problems of Post-Communism,2000年9月-10月。
  • 在大赦国际最近的有关中国酷刑的报告中,认为中国领导人作出的这种努力,表露了他们“漠不关心”的态度,我同意这种看法。
  • 执法机关内部对酷刑、虐待和腐败的镇压活动最严厉的也许是从1997年末至1998年秋,作为所谓的“教育整顿”运动的一部分。
  • 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公安研究》(英文题目:Public Security Studies 或者 Policing Studies)中,大量反酷刑的文章。《公安研究》是公安部和公安部第四研究所的主要的理论和政策性杂志。尽管十多年前已从内部发行转为公开发行,并含 有大量的有关中国警察的材料,中国阅读这一杂志的人仍然很少,也几乎从来没被国际人权监督报告或是境外对中国法律体制的分析研究引用过。与《公安研究》的 默默无闻相比,一个重要的例外是大出风头的《法制日报》,是共产党最高法律政策机关中央政法委的相当权威和广受读者欢迎的头号报纸。近年来,几乎没有报纸 能比它更为经常性地定期发表有关各种包括酷刑在内的滥用执行权力的调查性文章。
  • 最受国外注意的大众传播媒体包括《人民日报》、《中国日报》、新华社英语新闻、北京国际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等等。
  • 例如,见外交部对加拿大广播公司拍摄上海警察殴打几位犯罪嫌疑人作出的闪烁其辞的反应:法新社1998年5月21日的报道;大 公报1998年5月25日,A2版;日本共同新闻社1998年5月21日;英国广播公司全球每日新闻1998年5月23日。相比之下,在同一时期,作为 “教育整顿”运动的一部分,《法制日报》和《人民公安报》发表了大量的揭露公安和检察机关实施酷刑的文章。见Tanner “China’s Ambivalent Struggle Against Torture”(“中国踌躇不前的反酷刑斗争”)。
  • 这些措辞来自对作者的采访和不同文章。例如,徐德明:“公安民警职务犯罪的特点、原因和对策”,《公安研究》,1998年第4期,第75页至第77页。
  • Du Jingji (杜敬记:音译):“浅论刑讯逼供的产生及其对策”,编辑汪怀旭:《侦察询问研究与运用》,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 372页至第376页,特见374页。
  • 崔敏:《中国刑事诉讼法的新发展:刑事诉讼法修改研讨的全面回顾》,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第216页。由于崔在修改刑事诉讼法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他的这一公开性著作在中国的法律界广为阅读。
  • 贾在大会上说:“刑讯逼供的问题--在许多方面绝对存在。最近,我在访问基层公安机关时,与大学实习生谈话,他们一些人告诉我 他们自己也打过人。自从我来到公安部,所有我收到的群众来信有两大类最常见。第一类说一些地方,社会秩序很糟,罪犯猖獗;第二类是说人民警察在执法的同时 也违法。这些警察采用刑讯逼供将一些没有犯罪的人变成罪犯,或者将那些犯了轻罪的人变成重犯,严重伤害了群众”。见“贾春旺部长”在大连会议上有关公安队 伍建设的“讲话”,1988年6月12日,《公安队伍正规化建设理论与实践》,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7页。
  • 《刑讯逼供罪》,第9页。
  • 由于中国法律中,对“刑讯逼供”的定义狭隘,这些统计数据只包括那些意图在于获取口供的酷刑(从而排除了警察任意实施的酷 刑),而且只包括那些由“司法人员”或他们委派的人实施的酷刑(从而也排除了一般民间执法协助人员。但是,各种材料证明,这些人在酷刑实施者中占相当一部 分)。酷刑数据每年的上下浮动不仅表明每年实际的发案率不同,而且也表明每年受害者愿意站出来,以及检察官愿意起诉这类敏感案件的情况有所变化。最后, 1993年和1994年中,酷刑致死的数据在所有酷刑案件占相当大的比例(在四分之一和三分之一之间),这一事实明确显示大多数酷刑案件根本就没有得以报 道或起诉,除非它们导致受害者死亡或明显的重伤。
  • 例如,见杜敬记(音译)“浅论刑讯逼供的产生及其对策”(同注8),特见第372页-373页。
  • 对检察机关及其地位受到各次运动冲击的分析,见Murray Scot Tanner “State Coercion and the Balance of Awe: The 1983-1986 ‘Stem Blows’ Anti-Crime Campaign”(“政府的强制和恐吓效应的平衡:1983-1986‘严打’犯罪运动”),China Journal,2000年7月;又见Harold M. Tanner “Strike Hard! Anti-Crime Campaigns and Chinese Criminal Justice, 1979-1985 ”(“严打!打击犯罪运动和中国刑事司法制度,1979-1985”),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East Asia Series, Number 104, 1999),见第42页至第47页。



【本文(下)将在本刊7月号续出】

(作者简介:Murray S.Tanner,美国西密西根大学中国和东亚政治学教授。该文节选自作者为国会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2002年7月26日举行的听证会准备的书面发言。特此感谢作者和该委员会为本刊提供的版权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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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rture in China: Calls for Reform from within China's Law Enforcement System (I)

近年来,官方开始公布有关国内施行酷刑的数据,司法部门刊物也开始载文批评酷刑。这些动向是否意味政府有诚心打击酷刑?历次“打击”是否见效?

Officials and scholars within China's law enforcement system and Supreme People’s Procuratorate have criticized China's torture problem, and officials publicized statistics on torture. Does this meant top leadership or its law enforcement system are making adequate progress on dealing with torture? Does this mean official crackdowns on torture have been effective?





在中国刑事法系统中,使用酷刑的现象相当普遍和恐怖,特别是刑讯逼供尤其严重。本文的目的在于引起各界关注中国司法机构内部针对这一弊端展开的较 量。对中国盛行的酷刑现象,大赦国际、人权观察和律师人权委员会等国际人权监督机构以及美国国务院和联合国人权委员会都已经作过严密细致的记录。

根据本人对中国警察以及内部保安系统的研究,我著眼于中国酷刑问题中的一个重要且不寻常的方面--过去六年来,中国执法系统内越来越多的官员和学 者针对中国酷刑泛滥的问题提出日益尖锐的批评,这些人中相当一批来自中国公安部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几年前,检察院系统内的一些人士首次公布了有关酷刑(包 括酷刑致死事件在内)的官方数据。专家们私下强调,官方公布的数据远远低于实际发生的酷刑案件。但同时,这些缩小的数据和有关描述仍然清楚地表明了政府承 认酷刑是一个普遍泛滥的体制性问题。这在中国的反酷刑运动裹足不前、左右为难的情况下,标志著反酷刑斗争迈出了意义深远的一步。这些执法官员和学者还就遏 制酷刑的政策性改革进行公开辩论,许多修改法律的建议明显采纳了美国和西方的刑事诉讼法。其中,他们特别强调我称之为中国执法系统的“专业化”的改革和修 改中国刑事诉讼法,确信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可以有效地遏制执法人员实施酷刑。目前还很难确定支持这些改革的官员和专家的人数有多少,也很难衡量他们在政策 制定上的影响有多大。
  
我撰写此文的目的绝非在于鼓吹中国上层领导或其执法部门在打击酷刑方面取得了足够的进步,事实远非如此。我也无意证明这批反酷刑官员和专家力量强大到了足以使人相信中国执法机构无需彻底改革、也无需来自中国社会和国际团体的压力就能自我完善的程度。

在衡量司法改革中这些决策性辩论的重要性和局限性的同时,我们不得不正视在“重要改善”与“根本改进”之间存在难以磨灭的区别。在中国现有的专制 体制下,改革有可能取得“重要改善”,但遗憾的是,要取得“根本改进”则必须等待中国政治体制本身获得根本的自由和民主。在我看来,中国的酷刑问题的根源 无疑在于其专制的政治体制,中国如不摆脱专制体制,彻底民主化,酷刑问题就不可能得到彻底解决。只要细读国际人权报告就不难发现,在不同的专制体制下,酷 刑泛滥的程度、滥用执法权力以及警察的职业素质均存在著巨大的差别。然而,与民主制度相比,专制制度最根本的缺陷就是没有一种能够自动、持续抵御酷刑的社 会和政治机制,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缺乏高度自由、竞争力强而且努力进行调查的新闻媒体,由公民组成的人权监督机构,一个独立、公正、真心倾听民怨的法院和公 诉体系,以及一个多党选举制-在领导层对酷刑视而不见时,这些机制威胁他们的地位。

像中国这样的专制体制,除非高级领导对酷刑采取持续和严密的监督,并对实施酷刑的基层执法人员进行惩处,便不可能在反酷刑的问题上作出什么“重要 改善”。在专制国家中,尤其是中国,领导层在反酷刑过程中起到的作用至多是功利性的及零散的,而非根本性和持续性的。这样,一旦其它更重要的政治需求出 现,来自高层的反酷刑压力和监督就会松懈,酷刑势必会再度猖獗。

在中国拥有自由民主的社会制度、政治制度和法律制度(并由此能监督、揭露和惩罚酷刑实施者)之前,我们不能期望中国的反酷刑斗争会得到自动持续的 根本改进。但我们不能因此袖手旁观,等待中国完成民主化进程,也不能松懈我们推动中国民主化进程的努力,西方国家能够也必须期待、推动并且支持中国通过改 革现有的机制,对它的酷刑记录作出重要改进。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国家的酷刑研究表明,酷刑的严重性与执法人员严重缺乏业务素质有关。这种素质缺乏包括:习 惯于服从行政长官的法官对法制、法律程序缺乏最基本的承诺;有关证据的法规给审讯者造成严刑逼供的动机;以及没受过多少专业训练的警察和检察官,缺乏使用 合法采集的证据审理非政治性刑事案件的能力。这些基本素质方面的问题至少在某些方面与制度是否民主并无关联。令人悲哀的是,在新建的民主国家如俄国、巴 西、南非和印度尼西亚,人权记录仍然糟糕。这表明,如果执法部门严重缺乏专业性执法人员,就连民主化和新闻自由至少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也不能缓解酷刑和其它 形式的虐待。反酷刑是一项长期持久的任务,必须从多方入手,才能最终得以解决。

因此,我相信要真正了解来自中国司法和执法体制内近年来遏制酷刑的呼声,就要考虑到以江泽民为核心的最高领导层。这一领导层在控制酷刑和滥权的过 程中作出的努力至多也只能说是零零星星、毫无规则、工具性的、高度暧昧的。[2] 江泽民领导集团,不定期地发动过几次为时很短的打击警察滥权的活动,[3] 这也只是中国政府“法治”建设策略中的一部分,目的是通过“法治”,强化其政权受到动摇的合法性,巩固其专制体制,并离间平民百姓和政治活跃人士。这样 做,以江为核心的领导层实际上向他们治下的人民提出了一项换取他们远离政治的交易:只要绝大多数人不参预政治,与“可疑”宗教团体划清界限,不犯罪,党和 政府就保证一个有秩序、犯罪率相对较低的社会,同时,也逐步为他们提供更多的法律保障,免受执法人员的迫害。事实上,江及其幕僚是企图以温和的法制改革为 赌注,来延长现有政权的寿命,他们并不是要通过法制改革使人民享有更多政治、法律权利和民主化。

但这项交易的毛病在于它陷入了种种政治悖论。首先,大多数有助于建立能够自行持续遏制酷刑的机制的改革,都冒著削弱党的领导、减弱其对执法部门和 新闻界的控制等风险。其次,任何认真遏制酷刑的举措都有可能损害警察和检察部门打击犯罪和维持足够的“法律和秩序”的能力,这样的“法律和秩序”又正是通 过“法治”加强政权合法性策略的另一块基石。正如其它专制政权一样,在非民主政府几十年来的袒护下,中国的执法部门直接造成了执法人员严重缺乏现代刑事侦 查技术,定罪时过分依赖于法院的配合、刑讯逼供以及内线检举揭发。江的法制改革策略不得不对执法机关采取严厉措施,进行改革,削弱其气势,然而,这些执法 机关恰恰又是江政权赖以控制犯罪、打压异己和管制“可疑”宗教组织的手段。正是这些政治和体制上的两难困境,使得中国政府打击酷刑的运动呈现“打打停 停”、极为暧昧的特点。

虽然领导层踌躇不前、缺乏承诺,在过去五、六年的时间里,中国的执法系统内毕竟开始出现坦诚讨论酷刑政策的前所未有的空间。然而,正是由于这种暧 昧性,外国人缺乏对这些辩论内容的了解,就连受过教育的中国人也只能透过报上揭露酷刑的文章对其略窥一斑。显然出于担心境外的新闻机构和政府只会简单地将 这些辩论看作中国承认其令人难堪的酷刑记录,而非进步的象征,这些辩论因此主要局限于“内部传阅”(保密)的报道和文件,以及那些通常只有司法界人士阅读 的非绝密性杂志、报刊和书籍。[4]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那些受到国外严密关注的有关法律和权利的官方出版物中,与各种“白皮书”得到重头宣传的情况完全不同,有关酷刑政策的讨论没有得 到公开报道。[5] 值得一提的是,这些执法官员和分析家们一直在批评中国酷刑泛滥的状况,并争论如何最有效地遏制酷刑的发生,即便在他们几乎没有理由相信国外甚至就国内的批 评家在关注这一问题时,也是如此。


新进对酷刑泛滥的坦诚

最具重要意义的改进是司法人员越来越愿意承认,有时是在公开场合承认,酷刑普遍存在这一事实。当被问及酷刑案例时,外交部发言人总是矢口否认,闪 烁其辞。而有些资深的警察、检察官、司法官员和学者则越来越直言不讳地承认酷刑问题的严重性,与外交部发言人形成鲜明的对比。[6]

在最近发表的采访和有关文章里,政府官员和专家们称酷刑问题“很严重”,“相当普遍”,“非常突出”,“是公安和其它司法机关的长期痼疾”。 [7] 还有人认为,“处理案件的绝大多数人民警察”相信“酷刑是迅速有效的审讯技术”,因此,“刑讯逼供长期以来普遍存在”。[8]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的崔敏教授是司法体制中反对酷刑最持之以?琲涤禤a之一。他指出,“使用大量由酷刑或其它非法手段获取的证据(特别是被告的口供),和以 往一样仍然是证明案件的主要依据”。[9] 公安部部长贾春旺在1998年夏季的一个公安会议上对酷刑的描述毫无疑问是最权威的。他说,警察使用酷刑和其它类似的迫害行为,是他听到的人民群众来信中 两项最为普遍的举报之一。[10]

最高人民检察院在1997年公开发行的《刑讯逼供罪》案例集,进一步证实了政府承认酷刑普遍存在的意愿。这本专为检察官撰写的案例著作客观地描述 了上百件真实的酷刑案件,充满了令人发指的酷刑细节,令人想起大赦国际有关酷刑的报告。书中还首次公布了中国有关刑讯逼供刑事案的官方数据。据该书报道, 1979年至1989年平均每年有364起刑讯逼供案件,九十年代几乎是每年400多起。书中还出人意料地坦承,1993年至1994年两年期间有241 人被刑讯逼供致死。[11]

不少中国专家认为公布这些数据本身就标志著政策上的一个重大变化,但是他们仍然坚称,出于政治上的原因和统计上的误差,这些数据远远低于实际发生 的酷刑案件数量。[12] 而且,正如大赦国际和其它组织指出的那样,这些官方的报道和数据仅仅注意到使用酷刑作为逼取口供的方法,却没有注意到酷刑是超越司法的惩罚、迫害或威胁的 手段。最后,这些报道几乎从来不涉及针对政治犯、宗教活跃人士或少数民族施行的酷刑。


表1:官方酷刑数据(1979-1996)


年份正式立案的刑讯逼供案件酷刑致死人数
1979 -1989总共4000多件
(平均每年364多件)
(不详)
1990472(不详)
1991407(不详)
1992352(不详)
1993398126
1994409115
1995412(不祥)
1996493至少32人(一月至八月, 公安部数据)


(资料主要来源:最高人民检察院案例集,《刑讯逼供罪》,第9页)


认识到传统对策的失败

大约从1995年起,许多从事执法研究的人已不再把现存的酷刑问题归咎于古老的封建文化和文化大革命(1966-76)残余的左倾路线,而是承认 真正的原因在于毛时代以后的执法系统存在缺陷。[13] 有些体制内人士还逐步承认那些最易受政府控制的传统监督机制--意识形态教育、警察内部监督、检察机构的监督 -- 对中国泛滥成灾的酷刑问题完全无能为力。

正如其它列宁主义的体制,中国在遏制执法人员滥用职权的现象时,向来几乎纯粹依赖于向人们灌输教条的意识形态教育,以及依赖于各级党政组织对地方 公安部门的内部监督。各政府部门直至县一级,均设有党委、纪律检察委员会、政工、人事、政府监督、审计和新建的“监督警察”,这些机制各自承担著遵纪守法 方面的监督职责。简单地说,执法部门并不缺少内部监督机制。然而,前面所引用的材料清楚地证明,既然地方公安领导更为关心的是提高“破案率”,而不是反酷 刑,内部的警察监督机制则无法发挥效力。中国的实践在这方面提供了一个范例。

中国主要依赖旧式的苏维埃式检察机制,通过外部监督加强内部监督。但是,来自执法部门的资料表明检察机构扮演了一个自相矛盾的三重角色:起诉刑事 案件,监督警察的侦查程序,并调查政府的腐败案件,这往往使得检察机构过多注重给罪犯定罪,而非积极监督警察。实际上,许多酷刑还是检察官自己犯下的。而 且,与前苏联的司法机关相比,中国司法机关要地方化得多。地方党委--而非执法系统的高级官员--对地方警察,检察官和法官握有主要的掌控权。这样,当中 央宣传进一步实行“法制化”时,检察官有时就会加紧对警察的监督。但是,当中央倡导严厉打击犯罪活动时,检察官通常故意放松对警察的监督,以免担当因“破 坏党的政策”受到指责[14] 的风险。

显而易见,正是由于缺少自动持续的监督机制,自1990年以来,由领导层发起的几次短暂的反酷刑运动,开始不久不是气势衰退,就是由于担心出现新一轮的犯罪高潮而偃旗息鼓。

针对这种情况,许多分析家提出了新的解决方案,旨在提高警察和检察官的职业素质,加强对他们的培训,改革法律诱导机制(尤其是证据法),增进对酷刑犯罪及其惩罚的宣传,并鼓励酷刑受害者提起诉讼。


【注释】

  • 这一讲稿部分内容改选自Murry Scot Tanner,“Shackling the Coercive State: China's Ambivalent Struggle Against Torture”(“限制强权政府:中国踌躇不前的反酷刑斗争”),Problems of Post-Communism,2000年9月-10月。
  • 在大赦国际最近的有关中国酷刑的报告中,认为中国领导人作出的这种努力,表露了他们“漠不关心”的态度,我同意这种看法。
  • 执法机关内部对酷刑、虐待和腐败的镇压活动最严厉的也许是从1997年末至1998年秋,作为所谓的“教育整顿”运动的一部分。
  • 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公安研究》(英文题目:Public Security Studies 或者 Policing Studies)中,大量反酷刑的文章。《公安研究》是公安部和公安部第四研究所的主要的理论和政策性杂志。尽管十多年前已从内部发行转为公开发行,并含 有大量的有关中国警察的材料,中国阅读这一杂志的人仍然很少,也几乎从来没被国际人权监督报告或是境外对中国法律体制的分析研究引用过。与《公安研究》的 默默无闻相比,一个重要的例外是大出风头的《法制日报》,是共产党最高法律政策机关中央政法委的相当权威和广受读者欢迎的头号报纸。近年来,几乎没有报纸 能比它更为经常性地定期发表有关各种包括酷刑在内的滥用执行权力的调查性文章。
  • 最受国外注意的大众传播媒体包括《人民日报》、《中国日报》、新华社英语新闻、北京国际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等等。
  • 例如,见外交部对加拿大广播公司拍摄上海警察殴打几位犯罪嫌疑人作出的闪烁其辞的反应:法新社1998年5月21日的报道;大 公报1998年5月25日,A2版;日本共同新闻社1998年5月21日;英国广播公司全球每日新闻1998年5月23日。相比之下,在同一时期,作为 “教育整顿”运动的一部分,《法制日报》和《人民公安报》发表了大量的揭露公安和检察机关实施酷刑的文章。见Tanner “China’s Ambivalent Struggle Against Torture”(“中国踌躇不前的反酷刑斗争”)。
  • 这些措辞来自对作者的采访和不同文章。例如,徐德明:“公安民警职务犯罪的特点、原因和对策”,《公安研究》,1998年第4期,第75页至第77页。
  • Du Jingji (杜敬记:音译):“浅论刑讯逼供的产生及其对策”,编辑汪怀旭:《侦察询问研究与运用》,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 372页至第376页,特见374页。
  • 崔敏:《中国刑事诉讼法的新发展:刑事诉讼法修改研讨的全面回顾》,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第216页。由于崔在修改刑事诉讼法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他的这一公开性著作在中国的法律界广为阅读。
  • 贾在大会上说:“刑讯逼供的问题--在许多方面绝对存在。最近,我在访问基层公安机关时,与大学实习生谈话,他们一些人告诉我 他们自己也打过人。自从我来到公安部,所有我收到的群众来信有两大类最常见。第一类说一些地方,社会秩序很糟,罪犯猖獗;第二类是说人民警察在执法的同时 也违法。这些警察采用刑讯逼供将一些没有犯罪的人变成罪犯,或者将那些犯了轻罪的人变成重犯,严重伤害了群众”。见“贾春旺部长”在大连会议上有关公安队 伍建设的“讲话”,1988年6月12日,《公安队伍正规化建设理论与实践》,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7页。
  • 《刑讯逼供罪》,第9页。
  • 由于中国法律中,对“刑讯逼供”的定义狭隘,这些统计数据只包括那些意图在于获取口供的酷刑(从而排除了警察任意实施的酷 刑),而且只包括那些由“司法人员”或他们委派的人实施的酷刑(从而也排除了一般民间执法协助人员。但是,各种材料证明,这些人在酷刑实施者中占相当一部 分)。酷刑数据每年的上下浮动不仅表明每年实际的发案率不同,而且也表明每年受害者愿意站出来,以及检察官愿意起诉这类敏感案件的情况有所变化。最后, 1993年和1994年中,酷刑致死的数据在所有酷刑案件占相当大的比例(在四分之一和三分之一之间),这一事实明确显示大多数酷刑案件根本就没有得以报 道或起诉,除非它们导致受害者死亡或明显的重伤。
  • 例如,见杜敬记(音译)“浅论刑讯逼供的产生及其对策”(同注8),特见第372页-373页。
  • 对检察机关及其地位受到各次运动冲击的分析,见Murray Scot Tanner “State Coercion and the Balance of Awe: The 1983-1986 ‘Stem Blows’ Anti-Crime Campaign”(“政府的强制和恐吓效应的平衡:1983-1986‘严打’犯罪运动”),China Journal,2000年7月;又见Harold M. Tanner “Strike Hard! Anti-Crime Campaigns and Chinese Criminal Justice, 1979-1985 ”(“严打!打击犯罪运动和中国刑事司法制度,1979-1985”),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East Asia Series, Number 104, 1999),见第42页至第47页。



【本文(下)将在本刊7月号续出】

(作者简介:Murray S.Tanner,美国西密西根大学中国和东亚政治学教授。该文节选自作者为国会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2002年7月26日举行的听证会准备的书面发言。特此感谢作者和该委员会为本刊提供的版权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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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rture in China: Calls for Reform from within China's Law Enforcement System (I)

近年来,官方开始公布有关国内施行酷刑的数据,司法部门刊物也开始载文批评酷刑。这些动向是否意味政府有诚心打击酷刑?历次“打击”是否见效?

Officials and scholars within China's law enforcement system and Supreme People’s Procuratorate have criticized China's torture problem, and officials publicized statistics on torture. Does this meant top leadership or its law enforcement system are making adequate progress on dealing with torture? Does this mean official crackdowns on torture have been effective?





在中国刑事法系统中,使用酷刑的现象相当普遍和恐怖,特别是刑讯逼供尤其严重。本文的目的在于引起各界关注中国司法机构内部针对这一弊端展开的较 量。对中国盛行的酷刑现象,大赦国际、人权观察和律师人权委员会等国际人权监督机构以及美国国务院和联合国人权委员会都已经作过严密细致的记录。

根据本人对中国警察以及内部保安系统的研究,我著眼于中国酷刑问题中的一个重要且不寻常的方面--过去六年来,中国执法系统内越来越多的官员和学 者针对中国酷刑泛滥的问题提出日益尖锐的批评,这些人中相当一批来自中国公安部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几年前,检察院系统内的一些人士首次公布了有关酷刑(包 括酷刑致死事件在内)的官方数据。专家们私下强调,官方公布的数据远远低于实际发生的酷刑案件。但同时,这些缩小的数据和有关描述仍然清楚地表明了政府承 认酷刑是一个普遍泛滥的体制性问题。这在中国的反酷刑运动裹足不前、左右为难的情况下,标志著反酷刑斗争迈出了意义深远的一步。这些执法官员和学者还就遏 制酷刑的政策性改革进行公开辩论,许多修改法律的建议明显采纳了美国和西方的刑事诉讼法。其中,他们特别强调我称之为中国执法系统的“专业化”的改革和修 改中国刑事诉讼法,确信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可以有效地遏制执法人员实施酷刑。目前还很难确定支持这些改革的官员和专家的人数有多少,也很难衡量他们在政策 制定上的影响有多大。
  
我撰写此文的目的绝非在于鼓吹中国上层领导或其执法部门在打击酷刑方面取得了足够的进步,事实远非如此。我也无意证明这批反酷刑官员和专家力量强大到了足以使人相信中国执法机构无需彻底改革、也无需来自中国社会和国际团体的压力就能自我完善的程度。

在衡量司法改革中这些决策性辩论的重要性和局限性的同时,我们不得不正视在“重要改善”与“根本改进”之间存在难以磨灭的区别。在中国现有的专制 体制下,改革有可能取得“重要改善”,但遗憾的是,要取得“根本改进”则必须等待中国政治体制本身获得根本的自由和民主。在我看来,中国的酷刑问题的根源 无疑在于其专制的政治体制,中国如不摆脱专制体制,彻底民主化,酷刑问题就不可能得到彻底解决。只要细读国际人权报告就不难发现,在不同的专制体制下,酷 刑泛滥的程度、滥用执法权力以及警察的职业素质均存在著巨大的差别。然而,与民主制度相比,专制制度最根本的缺陷就是没有一种能够自动、持续抵御酷刑的社 会和政治机制,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缺乏高度自由、竞争力强而且努力进行调查的新闻媒体,由公民组成的人权监督机构,一个独立、公正、真心倾听民怨的法院和公 诉体系,以及一个多党选举制-在领导层对酷刑视而不见时,这些机制威胁他们的地位。

像中国这样的专制体制,除非高级领导对酷刑采取持续和严密的监督,并对实施酷刑的基层执法人员进行惩处,便不可能在反酷刑的问题上作出什么“重要 改善”。在专制国家中,尤其是中国,领导层在反酷刑过程中起到的作用至多是功利性的及零散的,而非根本性和持续性的。这样,一旦其它更重要的政治需求出 现,来自高层的反酷刑压力和监督就会松懈,酷刑势必会再度猖獗。

在中国拥有自由民主的社会制度、政治制度和法律制度(并由此能监督、揭露和惩罚酷刑实施者)之前,我们不能期望中国的反酷刑斗争会得到自动持续的 根本改进。但我们不能因此袖手旁观,等待中国完成民主化进程,也不能松懈我们推动中国民主化进程的努力,西方国家能够也必须期待、推动并且支持中国通过改 革现有的机制,对它的酷刑记录作出重要改进。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国家的酷刑研究表明,酷刑的严重性与执法人员严重缺乏业务素质有关。这种素质缺乏包括:习 惯于服从行政长官的法官对法制、法律程序缺乏最基本的承诺;有关证据的法规给审讯者造成严刑逼供的动机;以及没受过多少专业训练的警察和检察官,缺乏使用 合法采集的证据审理非政治性刑事案件的能力。这些基本素质方面的问题至少在某些方面与制度是否民主并无关联。令人悲哀的是,在新建的民主国家如俄国、巴 西、南非和印度尼西亚,人权记录仍然糟糕。这表明,如果执法部门严重缺乏专业性执法人员,就连民主化和新闻自由至少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也不能缓解酷刑和其它 形式的虐待。反酷刑是一项长期持久的任务,必须从多方入手,才能最终得以解决。

因此,我相信要真正了解来自中国司法和执法体制内近年来遏制酷刑的呼声,就要考虑到以江泽民为核心的最高领导层。这一领导层在控制酷刑和滥权的过 程中作出的努力至多也只能说是零零星星、毫无规则、工具性的、高度暧昧的。[2] 江泽民领导集团,不定期地发动过几次为时很短的打击警察滥权的活动,[3] 这也只是中国政府“法治”建设策略中的一部分,目的是通过“法治”,强化其政权受到动摇的合法性,巩固其专制体制,并离间平民百姓和政治活跃人士。这样 做,以江为核心的领导层实际上向他们治下的人民提出了一项换取他们远离政治的交易:只要绝大多数人不参预政治,与“可疑”宗教团体划清界限,不犯罪,党和 政府就保证一个有秩序、犯罪率相对较低的社会,同时,也逐步为他们提供更多的法律保障,免受执法人员的迫害。事实上,江及其幕僚是企图以温和的法制改革为 赌注,来延长现有政权的寿命,他们并不是要通过法制改革使人民享有更多政治、法律权利和民主化。

但这项交易的毛病在于它陷入了种种政治悖论。首先,大多数有助于建立能够自行持续遏制酷刑的机制的改革,都冒著削弱党的领导、减弱其对执法部门和 新闻界的控制等风险。其次,任何认真遏制酷刑的举措都有可能损害警察和检察部门打击犯罪和维持足够的“法律和秩序”的能力,这样的“法律和秩序”又正是通 过“法治”加强政权合法性策略的另一块基石。正如其它专制政权一样,在非民主政府几十年来的袒护下,中国的执法部门直接造成了执法人员严重缺乏现代刑事侦 查技术,定罪时过分依赖于法院的配合、刑讯逼供以及内线检举揭发。江的法制改革策略不得不对执法机关采取严厉措施,进行改革,削弱其气势,然而,这些执法 机关恰恰又是江政权赖以控制犯罪、打压异己和管制“可疑”宗教组织的手段。正是这些政治和体制上的两难困境,使得中国政府打击酷刑的运动呈现“打打停 停”、极为暧昧的特点。

虽然领导层踌躇不前、缺乏承诺,在过去五、六年的时间里,中国的执法系统内毕竟开始出现坦诚讨论酷刑政策的前所未有的空间。然而,正是由于这种暧 昧性,外国人缺乏对这些辩论内容的了解,就连受过教育的中国人也只能透过报上揭露酷刑的文章对其略窥一斑。显然出于担心境外的新闻机构和政府只会简单地将 这些辩论看作中国承认其令人难堪的酷刑记录,而非进步的象征,这些辩论因此主要局限于“内部传阅”(保密)的报道和文件,以及那些通常只有司法界人士阅读 的非绝密性杂志、报刊和书籍。[4]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那些受到国外严密关注的有关法律和权利的官方出版物中,与各种“白皮书”得到重头宣传的情况完全不同,有关酷刑政策的讨论没有得 到公开报道。[5] 值得一提的是,这些执法官员和分析家们一直在批评中国酷刑泛滥的状况,并争论如何最有效地遏制酷刑的发生,即便在他们几乎没有理由相信国外甚至就国内的批 评家在关注这一问题时,也是如此。


新进对酷刑泛滥的坦诚

最具重要意义的改进是司法人员越来越愿意承认,有时是在公开场合承认,酷刑普遍存在这一事实。当被问及酷刑案例时,外交部发言人总是矢口否认,闪 烁其辞。而有些资深的警察、检察官、司法官员和学者则越来越直言不讳地承认酷刑问题的严重性,与外交部发言人形成鲜明的对比。[6]

在最近发表的采访和有关文章里,政府官员和专家们称酷刑问题“很严重”,“相当普遍”,“非常突出”,“是公安和其它司法机关的长期痼疾”。 [7] 还有人认为,“处理案件的绝大多数人民警察”相信“酷刑是迅速有效的审讯技术”,因此,“刑讯逼供长期以来普遍存在”。[8]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的崔敏教授是司法体制中反对酷刑最持之以?琲涤禤a之一。他指出,“使用大量由酷刑或其它非法手段获取的证据(特别是被告的口供),和以 往一样仍然是证明案件的主要依据”。[9] 公安部部长贾春旺在1998年夏季的一个公安会议上对酷刑的描述毫无疑问是最权威的。他说,警察使用酷刑和其它类似的迫害行为,是他听到的人民群众来信中 两项最为普遍的举报之一。[10]

最高人民检察院在1997年公开发行的《刑讯逼供罪》案例集,进一步证实了政府承认酷刑普遍存在的意愿。这本专为检察官撰写的案例著作客观地描述 了上百件真实的酷刑案件,充满了令人发指的酷刑细节,令人想起大赦国际有关酷刑的报告。书中还首次公布了中国有关刑讯逼供刑事案的官方数据。据该书报道, 1979年至1989年平均每年有364起刑讯逼供案件,九十年代几乎是每年400多起。书中还出人意料地坦承,1993年至1994年两年期间有241 人被刑讯逼供致死。[11]

不少中国专家认为公布这些数据本身就标志著政策上的一个重大变化,但是他们仍然坚称,出于政治上的原因和统计上的误差,这些数据远远低于实际发生 的酷刑案件数量。[12] 而且,正如大赦国际和其它组织指出的那样,这些官方的报道和数据仅仅注意到使用酷刑作为逼取口供的方法,却没有注意到酷刑是超越司法的惩罚、迫害或威胁的 手段。最后,这些报道几乎从来不涉及针对政治犯、宗教活跃人士或少数民族施行的酷刑。


表1:官方酷刑数据(1979-1996)


年份正式立案的刑讯逼供案件酷刑致死人数
1979 -1989总共4000多件
(平均每年364多件)
(不详)
1990472(不详)
1991407(不详)
1992352(不详)
1993398126
1994409115
1995412(不祥)
1996493至少32人(一月至八月, 公安部数据)


(资料主要来源:最高人民检察院案例集,《刑讯逼供罪》,第9页)


认识到传统对策的失败

大约从1995年起,许多从事执法研究的人已不再把现存的酷刑问题归咎于古老的封建文化和文化大革命(1966-76)残余的左倾路线,而是承认 真正的原因在于毛时代以后的执法系统存在缺陷。[13] 有些体制内人士还逐步承认那些最易受政府控制的传统监督机制--意识形态教育、警察内部监督、检察机构的监督 -- 对中国泛滥成灾的酷刑问题完全无能为力。

正如其它列宁主义的体制,中国在遏制执法人员滥用职权的现象时,向来几乎纯粹依赖于向人们灌输教条的意识形态教育,以及依赖于各级党政组织对地方 公安部门的内部监督。各政府部门直至县一级,均设有党委、纪律检察委员会、政工、人事、政府监督、审计和新建的“监督警察”,这些机制各自承担著遵纪守法 方面的监督职责。简单地说,执法部门并不缺少内部监督机制。然而,前面所引用的材料清楚地证明,既然地方公安领导更为关心的是提高“破案率”,而不是反酷 刑,内部的警察监督机制则无法发挥效力。中国的实践在这方面提供了一个范例。

中国主要依赖旧式的苏维埃式检察机制,通过外部监督加强内部监督。但是,来自执法部门的资料表明检察机构扮演了一个自相矛盾的三重角色:起诉刑事 案件,监督警察的侦查程序,并调查政府的腐败案件,这往往使得检察机构过多注重给罪犯定罪,而非积极监督警察。实际上,许多酷刑还是检察官自己犯下的。而 且,与前苏联的司法机关相比,中国司法机关要地方化得多。地方党委--而非执法系统的高级官员--对地方警察,检察官和法官握有主要的掌控权。这样,当中 央宣传进一步实行“法制化”时,检察官有时就会加紧对警察的监督。但是,当中央倡导严厉打击犯罪活动时,检察官通常故意放松对警察的监督,以免担当因“破 坏党的政策”受到指责[14] 的风险。

显而易见,正是由于缺少自动持续的监督机制,自1990年以来,由领导层发起的几次短暂的反酷刑运动,开始不久不是气势衰退,就是由于担心出现新一轮的犯罪高潮而偃旗息鼓。

针对这种情况,许多分析家提出了新的解决方案,旨在提高警察和检察官的职业素质,加强对他们的培训,改革法律诱导机制(尤其是证据法),增进对酷刑犯罪及其惩罚的宣传,并鼓励酷刑受害者提起诉讼。


【注释】

  • 这一讲稿部分内容改选自Murry Scot Tanner,“Shackling the Coercive State: China's Ambivalent Struggle Against Torture”(“限制强权政府:中国踌躇不前的反酷刑斗争”),Problems of Post-Communism,2000年9月-10月。
  • 在大赦国际最近的有关中国酷刑的报告中,认为中国领导人作出的这种努力,表露了他们“漠不关心”的态度,我同意这种看法。
  • 执法机关内部对酷刑、虐待和腐败的镇压活动最严厉的也许是从1997年末至1998年秋,作为所谓的“教育整顿”运动的一部分。
  • 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公安研究》(英文题目:Public Security Studies 或者 Policing Studies)中,大量反酷刑的文章。《公安研究》是公安部和公安部第四研究所的主要的理论和政策性杂志。尽管十多年前已从内部发行转为公开发行,并含 有大量的有关中国警察的材料,中国阅读这一杂志的人仍然很少,也几乎从来没被国际人权监督报告或是境外对中国法律体制的分析研究引用过。与《公安研究》的 默默无闻相比,一个重要的例外是大出风头的《法制日报》,是共产党最高法律政策机关中央政法委的相当权威和广受读者欢迎的头号报纸。近年来,几乎没有报纸 能比它更为经常性地定期发表有关各种包括酷刑在内的滥用执行权力的调查性文章。
  • 最受国外注意的大众传播媒体包括《人民日报》、《中国日报》、新华社英语新闻、北京国际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等等。
  • 例如,见外交部对加拿大广播公司拍摄上海警察殴打几位犯罪嫌疑人作出的闪烁其辞的反应:法新社1998年5月21日的报道;大 公报1998年5月25日,A2版;日本共同新闻社1998年5月21日;英国广播公司全球每日新闻1998年5月23日。相比之下,在同一时期,作为 “教育整顿”运动的一部分,《法制日报》和《人民公安报》发表了大量的揭露公安和检察机关实施酷刑的文章。见Tanner “China’s Ambivalent Struggle Against Torture”(“中国踌躇不前的反酷刑斗争”)。
  • 这些措辞来自对作者的采访和不同文章。例如,徐德明:“公安民警职务犯罪的特点、原因和对策”,《公安研究》,1998年第4期,第75页至第77页。
  • Du Jingji (杜敬记:音译):“浅论刑讯逼供的产生及其对策”,编辑汪怀旭:《侦察询问研究与运用》,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 372页至第376页,特见374页。
  • 崔敏:《中国刑事诉讼法的新发展:刑事诉讼法修改研讨的全面回顾》,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第216页。由于崔在修改刑事诉讼法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他的这一公开性著作在中国的法律界广为阅读。
  • 贾在大会上说:“刑讯逼供的问题--在许多方面绝对存在。最近,我在访问基层公安机关时,与大学实习生谈话,他们一些人告诉我 他们自己也打过人。自从我来到公安部,所有我收到的群众来信有两大类最常见。第一类说一些地方,社会秩序很糟,罪犯猖獗;第二类是说人民警察在执法的同时 也违法。这些警察采用刑讯逼供将一些没有犯罪的人变成罪犯,或者将那些犯了轻罪的人变成重犯,严重伤害了群众”。见“贾春旺部长”在大连会议上有关公安队 伍建设的“讲话”,1988年6月12日,《公安队伍正规化建设理论与实践》,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7页。
  • 《刑讯逼供罪》,第9页。
  • 由于中国法律中,对“刑讯逼供”的定义狭隘,这些统计数据只包括那些意图在于获取口供的酷刑(从而排除了警察任意实施的酷 刑),而且只包括那些由“司法人员”或他们委派的人实施的酷刑(从而也排除了一般民间执法协助人员。但是,各种材料证明,这些人在酷刑实施者中占相当一部 分)。酷刑数据每年的上下浮动不仅表明每年实际的发案率不同,而且也表明每年受害者愿意站出来,以及检察官愿意起诉这类敏感案件的情况有所变化。最后, 1993年和1994年中,酷刑致死的数据在所有酷刑案件占相当大的比例(在四分之一和三分之一之间),这一事实明确显示大多数酷刑案件根本就没有得以报 道或起诉,除非它们导致受害者死亡或明显的重伤。
  • 例如,见杜敬记(音译)“浅论刑讯逼供的产生及其对策”(同注8),特见第372页-373页。
  • 对检察机关及其地位受到各次运动冲击的分析,见Murray Scot Tanner “State Coercion and the Balance of Awe: The 1983-1986 ‘Stem Blows’ Anti-Crime Campaign”(“政府的强制和恐吓效应的平衡:1983-1986‘严打’犯罪运动”),China Journal,2000年7月;又见Harold M. Tanner “Strike Hard! Anti-Crime Campaigns and Chinese Criminal Justice, 1979-1985 ”(“严打!打击犯罪运动和中国刑事司法制度,1979-1985”),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East Asia Series, Number 104, 1999),见第42页至第47页。



【本文(下)将在本刊7月号续出】

(作者简介:Murray S.Tanner,美国西密西根大学中国和东亚政治学教授。该文节选自作者为国会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2002年7月26日举行的听证会准备的书面发言。特此感谢作者和该委员会为本刊提供的版权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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