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与人权》简介  编辑部  编辑启示
HRIC
RYRQ

《人与人权》首页栏目

时政焦点

公民权益

人权与法制

专题探讨

杂文与随笔

社会与维权

中国人权所属网站和刊物


中国人权网站


《华夏报》


《人权论坛》


报告和简报


"六四" 档案网站



网上献花,支持 "天安门母亲"


网站联络
约稿启事和通告
读者评论及来信

Forward Print


全球化及其对环境公正原则的侵犯
Abigail R. Jahiel



Globalization and the violation of environmental justice


由富有国家将环境危害品出口、转移到贫困国家的现象已呈现一种全球化模式。在中国,受害者多半是那些最贫穷和地位最低下的人。本文作者 Abigail R. Jahiel 认为,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及美国拒绝采取行动减少其对世界环境的严重负面影响,这二者的结合意味著改变这一冷酷现实的希望渺茫。

Some of the poorest and most disadvantaged people in China suffer disproportionately from the global pattern of exportation and displacement of environmental harms from the rich to poorer people and nations, writes Abigail R. Jahiel. The combination of China's WTO entry and the US refusal to take action to reduce its own enormous negative impacts on the world's environment mean the prospects for any improvement in this grim reality are low.





环境公正原则的最初设想是这样的:不论种族、文化和收入的不同,所有的人都应该享有同等程度的保护而不受环境和健康公害的危害。 这一观念来自于七十年代,是美国民间活动家和学者们针对一种不断增长的迹象(美国的少数民族和穷人不公平地受到某些类型的环境危害)所进行批评反思的结 果。这一观念后来被美国环保署采纳,用作国内环境保护条例的指导原则。

在过去二十年里,随著全球贸易和投资以引人注目的速度增长,环境公正的概念也同时获得国际重要性。 因为伴随海外贸易的增长,那些污染环境的工业、废料和破坏生态的生产活动也就从发达国家转移到了不发达的国家。 在这种情况下,违反环境公正原则的可能性增加,因为不公平地承担大量环境危害的那些国家和人民在财力上缺乏从造成这些危害的过程中获利的能力。

探讨环境人权问题的其它作家(参阅Anna Brettell, “受到约束的责任”(“Bounded Accountabiity”);Kelly Haggart和 Yang Chongqing, “压迫之库”(“Reservoirs of Repression”),均发表在《中国人权论坛》(China Rights Forum) 2002年第4期)主要的注意力放在探讨中国的政治体系怎样限制中国公民向那些违反他们基本人权的环境危害行径提出质疑。 本文的焦点不在于中国政治体系本身对公民的限制。本文探讨中国目前活跃参与的全球经济体系的操作方式如何否认中国人民、特别是最弱势的群体享有健康和清洁 环境的合理权利。 回顾一下不断扩展的国际市场一体化在过去二十年里如何影响中国,将有助于证明这一观点。

自从1987年中国首次提出“开放”政策以来,中国一直是世界贸易和投资增长最主要的地点之一。在1978和2000年间,中国的对外贸易增长了 24倍,而且今天的中国接受的外国直接投资在亚洲占首位。此外,出口和外国投资目前占了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40%。伴随著中国经济差不多连续二十年以每年 将近10%的速度增长,中国人在不同程度受益于与世界经济接轨。但是他们付出的代价有多高呢?

在同一时期,中国原本已经十分严重的环境问题,在其范围和程度两方面都显著恶化了。处理这些问题所需花费相当于15%的国民生产总值。 目前在中国很多地方,人们面临著极度缺水、高度的空气和水源污染、严重土壤退化、可耕地流失、沙漠化、沙尘暴以及水灾等问题。数不清的城市工人面临著职业 性的健康威胁,就象西方工业革命早期那样;农民则常规性地接触剧毒农药。 而且,在提高国内生活水平的同时,通过为国际市场或国内消费搞制造业生产,中国总的来说在全球性的森林砍伐、物种灭绝、臭氧层的破坏和气候改变的环境破坏 中扮演著一个重要的角色。所有这些将长久影响中国人自己和地球上的其它居民。环境破坏对人类健康影响的一个更直接的信号是目前慢性肺病在中国成为造成死亡 的首要原因;这种疾病主要是由于中国的现代化发展高度依靠燃煤造成的。

如果争辩说这些问题只不过是发展的代价,实际上就是忽视这样一个事实: 维护世界上其它地方的高消费必然会造成这种代价所代表的“生态阴影”。 实际上,从全球环境公正的观点来看,很明显,中国人的享受环境保护的权利从两个方面受到侵犯。第一个方面,由于资源掠夺,生产出口商品和处理外国垃圾废料 而造成的环境危害,主要由中国人直接承受,大量的外国消费者即使也承担这些环境危害的话,也仅仅是非直接性的(最明显的是西方工业社会的消费者),而他们 的生活方式却是靠这类破坏生态的生产活动来维持的。第二个方面,在中国国内,这类环境危害不公平地分布在弱势群体和得益阶层之间。进入国际市场引起的低成 本生产优质产品的竞争意味著,和较富裕的人口阶层相比,中国的贫困阶层人口所遭受的不断增长的环境危害和他们从商业贸易中得到的经济利益相比不成比例。来 自三个不同经济领域的实例有助于说明这一点。

自然资源

在中国加快融入全球经济的过去二十年里,出现了对自然资源的过度开采,其后果是对那些住在贫困地区的人口,或那些属于社会贫困阶层的人口,产生了 尤其大的影响。为了满足海外享乐主义者的衣食爱好,内蒙古的脆弱的牧场受到过度的耕作和放牧。对于格外挣钱的野生蔬菜和药草的需求的增加,以及为满足兴旺 的细羊绒市场而造成的对山羊饲料供给的需要,迫使内蒙古的游牧族付出生态方面的巨大代价:由于生态系统的毁灭,他们的生计受到威胁。类似的情况还发生在一 度是沃土富饶的沿海地区。在农民为追求诸多的短期效益而增加商品作物的产量的同时,富饶的土地被耗尽了养分,而且由于长年大量增加施放化肥和农药(包括杀 虫剂、除草剂和灭真菌剂)而饱含毒素。在这样做的过程中,这些农民常常在不知不觉中牺牲了他们的长期健康利益,同时也葬送了他们子孙后代的健康和他们的土 地。在中国内陆的许多地区,景色优美的平原和山地被用来开采国际市场所需求的有色金属和稀有矿石。当地居民在这种开采活动中换来的是接触危险原材料、有时 甚至是放射性物质的机会。

甚至在相对富裕的沿海地区,通过剥夺自然资源来满足国外消费者的需求也是以牺牲当地的环境为代价的。在八十年代末和九十年代初,为了满足世界上迅 速膨胀的对海鲜的欲求,中国沿海地区严重地过度捞捕海产,以致中国生产的人工饲养虾超过全世界总产量的一半,并从出口中换得亿万美元的收入。但是,被获取 高收益刺激起来的虾产业,意味著生态极限遭到忽视。到了1993年,这种滥捕导致了整个海岸线的生态系统的崩溃。

在所有这些掠夺自然资源的实例中,贫穷人口先是致富,然而最终却因为生态环境被毁或被毒化而付出环境反而有害健康以及经济收益上的代价。与此同时,外国消费者甚至不会注意到这种恶果,因为全球化了的海产业只需转移到其它能够提供同样产品的地方去而已。


肮脏工业的转移

本文的第二类实例牵涉到在八十和九十年代,为了在国际市场上占据一席之地,中国企业和政府官员曾经欢迎发达工业国家把“肮脏工业”转移到中国蓬勃 发展的南方城市。 由于这些工业引起环境污染,这些国家不愿意继续让它们在自己的国土上运作。根据一项1995年中国国家环保局的研究,在所有外资企业中(包括私人企业、合 资企业和股份公司),有30%从事严重污染环境的生产,其中包括外国投资的化工、制药、造纸业,还有皮革加工、纺织品染色、电镀、电器生产、机器制造、橡 胶制品以及矿业和能源制造业。尽管在九十年代,一小部分乡镇企业被政府禁止从事“十五种小工业”(严重污染环境)的生产,违反禁令的情况却比比皆是。

外国在中国投资“肮脏工业”,还包括在其它一些被禁止的产业方面进行贸易。比如说,在《蒙特利尔条约草案》在国际上正式签署以后(该条约草案是为 了扭转臭氧层破坏而制定的,它禁止在发达工业国家制造和使用破坏臭氧层的原材料),外国在中国的直接投资剧增,得到投资的正是那些需要使用和消费破坏臭氧 层原材料(ODSs)的工业。从1985年到1996年外国在1004个和ODS有关的企业中一共投资21.8亿美元。

一般城市居民,甚至那些住在地球其它地方的人们,都受到了这些“肮脏工业”所带来的对环境和健康的负面影响,象恶劣的空气,饮用水的污染,以及对 全球气候变化和臭氧层破坏的愈益增加的影响。然而,就掠夺自然资源的情况而言,贫穷人口却很不公平地受到更大的影响。很多污染环境的工业生产的主要受益人 是海外消费者和富有的中国人,而贫穷人口——通常是那些中国农村的“流动人口”——则在那些最具污染性和最缺少监督管理的企业中做工,他们经常接触有害有 毒的气体、重金属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


垃圾交易

第三类不公平地降落在贫穷阶层中国人头上的环境污染灾难来自于垃圾交易。 为了寻求发展和吸取外汇,中国在九十年代初期成为一个积极主动的国际垃圾收容所。在Sarah Westervelt 和Jim Puckett 对“电子废料” 所作的讨论中(他们的文章“毒品贸易:西方对新技术的追求如何毒染中国”(“Toxic Trade: How the West's obsession with new technology is poisoning China”)也发表在《中国人权论坛》2002年第4期上),提到垃圾交易的一种方式。他们证明,大约在十年的时间里,富裕的广东省内一些来自贫困村庄 里的农民一直以从含有剧毒的电器废料中回收贵金属和其它材料维生,他们从事这种回收,以自己的健康、其它村民的健康和当地的生态系统为巨大代价。进口到中 国来的垃圾还包含其它危险甚至致命的物质,比如医院的废物、放射性废金属和不明化学废料。

除此以外,还有大量来自消费社会的日常垃圾也被进口到中国,如废纸、脏尿布、废饮料瓶、塑料袋、家用垃圾和废弃的农用塑料布。尽管其中的一些的确 可以回收利用,但另一些却是非法进口的(通常贴上“可回收”的假标签)、对健康造成严重直接威胁的垃圾。这些垃圾在中国境内的最终处理,是将有毒的物质释 放到空气和地下水中,迅速膨胀的垃圾坑会占据宝贵的土地,或者只是将垃圾随便倾倒在农民的耕地旁。从1990年到1997年间,进口到中国的有害垃圾量增 长了几乎5倍,同时中国从中获取的收益则增长了140倍(在1400万到190亿美元之间)。

全球贸易中的环境不公正问题恐怕最明显的就要数垃圾贸易了;许多中国人成了垃圾贸易带来的环境污染的受害者,而工业化的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 组织)国家则十分明显地是这种交易的获益者,最可能获益的是美国,因为这些国家不必面对在他们本国处理垃圾所需要付出的财政和环境方面的巨大代价。

不应该假定中国政府完全忽视了国际贸易和投资带来的环境后果。当各种问题出现的时候,国家环境保护委员会也曾经寻求处理办法。例如,1996年4 月,中国制定并落实了一些严格的新法规,规定进口某些垃圾废料将导致十年徒刑或50万人民币的罚款。在宣布“开发大西北”政策、鼓励到中国贫困的西部省和 自治区投资之后不久,中国政府有针对性地发布了一个通知,警告投资商不要在污染性的和破坏环境的企业投资。

然而,来自中国和外国的报告指出,垃圾贸易还在继续进行。中国的民间环保人士和北京环境保护机构的高级官员都意识到,一方面,许多外国投资的资源 掠取性企业和水力发电项目,在没有对环境影响问题给与适当关注的情况下继续运转;同时,一些破坏环境的矿井、化工厂和其它类似的企业在中国西北地区一个接 一个地涌现。 看上去,热衷发展的中国政府在强有力的世界市场经济和中国改革风潮面前很难控制这样一种自然经济趋势——把损害环境的企业转移到最贫困的地区去。然而这些 贫困地区的企业和政府官员似乎不在乎这些工业对环境的影响,他们欢迎任何有助经济发展的机会。 这种情况变得更糟糕,因为公民没有条件去自由讨论这些机会对环境可能造成的破坏及其后果。

在中国作出有关调整以便适应于其世界贸易组织成员的新地位的时候,导致侵犯环境公正原则的压力估计只能加大。预测由于国际竞争加剧所带来的结果, 从结构上调整城市和乡村的经济势在必行,其所造成的影响,估计会迫使很多人寻求新型的雇佣方式。在今后的几年里,随著财政和社会压力的增加,个人和地方政 府官员将会发现他们自己受到更大的诱惑去从事破坏生态环境但有利可图的生意。 由于贸易增长所带来的制造业和自然资源掠取的增加,加上环境保护法规执行上的松弛和以牺牲其它价值而强调经济发展的做法,只能使中国目前存在的环境问题变 得更加恶劣。由于同样的原因,将环境危害转嫁到中国,特别是中国的贫穷人口身上的情况可能会进一步恶化。

同时,美国这个世界上最大的消费国将会继续阻碍在国际范围内控制环境危害转嫁的有限努力。 美国一再拒绝加入“巴塞尔公约”和禁止有害垃圾交易的禁令。美国至今尚未签署“斯德哥尔摩持续有机污染物(POPs)公约”, 该公约的目的是严格地控制含剧毒的化学合成品的废料处理。最近,在2002年12月,美国废弃了1994年生效的一项美国总统的禁令,该禁令防止在海外报 废军舰,因为这些报废的军舰含有大量的有害的石棉和多氯化联二苯。直到美国开始要求对自己的消费社会和商业实践所造成的负面环境影响担负更大的责任,在中 国实行环境公正只能是一种臆想。


(作者是“国际环境研究”助理教授,Illinois Wesleyan 大学环境研究项目主任。她发表过多篇关于中国环保政策的文章,其中包括发表在《中国季刊》(China Quarterly)上的“中国改革对环境保护的自相矛盾的影响“和“中国的环保机制”两篇文章。她最近撰写的一篇文章标题是“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对环境的 影响。”本文英文原文发表在《中国人权论坛》(China Rights Forum) 2002年第4期。)


相关文章:



Globalization and the violation of environmental justice


由富有国家将环境危害品出口、转移到贫困国家的现象已呈现一种全球化模式。在中国,受害者多半是那些最贫穷和地位最低下的人。本文作者 Abigail R. Jahiel 认为,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及美国拒绝采取行动减少其对世界环境的严重负面影响,这二者的结合意味著改变这一冷酷现实的希望渺茫。

Some of the poorest and most disadvantaged people in China suffer disproportionately from the global pattern of exportation and displacement of environmental harms from the rich to poorer people and nations, writes Abigail R. Jahiel. The combination of China's WTO entry and the US refusal to take action to reduce its own enormous negative impacts on the world's environment mean the prospects for any improvement in this grim reality are low.





环境公正原则的最初设想是这样的:不论种族、文化和收入的不同,所有的人都应该享有同等程度的保护而不受环境和健康公害的危害。 这一观念来自于七十年代,是美国民间活动家和学者们针对一种不断增长的迹象(美国的少数民族和穷人不公平地受到某些类型的环境危害)所进行批评反思的结 果。这一观念后来被美国环保署采纳,用作国内环境保护条例的指导原则。

在过去二十年里,随著全球贸易和投资以引人注目的速度增长,环境公正的概念也同时获得国际重要性。 因为伴随海外贸易的增长,那些污染环境的工业、废料和破坏生态的生产活动也就从发达国家转移到了不发达的国家。 在这种情况下,违反环境公正原则的可能性增加,因为不公平地承担大量环境危害的那些国家和人民在财力上缺乏从造成这些危害的过程中获利的能力。

探讨环境人权问题的其它作家(参阅Anna Brettell, “受到约束的责任”(“Bounded Accountabiity”);Kelly Haggart和 Yang Chongqing, “压迫之库”(“Reservoirs of Repression”),均发表在《中国人权论坛》(China Rights Forum) 2002年第4期)主要的注意力放在探讨中国的政治体系怎样限制中国公民向那些违反他们基本人权的环境危害行径提出质疑。 本文的焦点不在于中国政治体系本身对公民的限制。本文探讨中国目前活跃参与的全球经济体系的操作方式如何否认中国人民、特别是最弱势的群体享有健康和清洁 环境的合理权利。 回顾一下不断扩展的国际市场一体化在过去二十年里如何影响中国,将有助于证明这一观点。

自从1987年中国首次提出“开放”政策以来,中国一直是世界贸易和投资增长最主要的地点之一。在1978和2000年间,中国的对外贸易增长了 24倍,而且今天的中国接受的外国直接投资在亚洲占首位。此外,出口和外国投资目前占了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40%。伴随著中国经济差不多连续二十年以每年 将近10%的速度增长,中国人在不同程度受益于与世界经济接轨。但是他们付出的代价有多高呢?

在同一时期,中国原本已经十分严重的环境问题,在其范围和程度两方面都显著恶化了。处理这些问题所需花费相当于15%的国民生产总值。 目前在中国很多地方,人们面临著极度缺水、高度的空气和水源污染、严重土壤退化、可耕地流失、沙漠化、沙尘暴以及水灾等问题。数不清的城市工人面临著职业 性的健康威胁,就象西方工业革命早期那样;农民则常规性地接触剧毒农药。 而且,在提高国内生活水平的同时,通过为国际市场或国内消费搞制造业生产,中国总的来说在全球性的森林砍伐、物种灭绝、臭氧层的破坏和气候改变的环境破坏 中扮演著一个重要的角色。所有这些将长久影响中国人自己和地球上的其它居民。环境破坏对人类健康影响的一个更直接的信号是目前慢性肺病在中国成为造成死亡 的首要原因;这种疾病主要是由于中国的现代化发展高度依靠燃煤造成的。

如果争辩说这些问题只不过是发展的代价,实际上就是忽视这样一个事实: 维护世界上其它地方的高消费必然会造成这种代价所代表的“生态阴影”。 实际上,从全球环境公正的观点来看,很明显,中国人的享受环境保护的权利从两个方面受到侵犯。第一个方面,由于资源掠夺,生产出口商品和处理外国垃圾废料 而造成的环境危害,主要由中国人直接承受,大量的外国消费者即使也承担这些环境危害的话,也仅仅是非直接性的(最明显的是西方工业社会的消费者),而他们 的生活方式却是靠这类破坏生态的生产活动来维持的。第二个方面,在中国国内,这类环境危害不公平地分布在弱势群体和得益阶层之间。进入国际市场引起的低成 本生产优质产品的竞争意味著,和较富裕的人口阶层相比,中国的贫困阶层人口所遭受的不断增长的环境危害和他们从商业贸易中得到的经济利益相比不成比例。来 自三个不同经济领域的实例有助于说明这一点。

自然资源

在中国加快融入全球经济的过去二十年里,出现了对自然资源的过度开采,其后果是对那些住在贫困地区的人口,或那些属于社会贫困阶层的人口,产生了 尤其大的影响。为了满足海外享乐主义者的衣食爱好,内蒙古的脆弱的牧场受到过度的耕作和放牧。对于格外挣钱的野生蔬菜和药草的需求的增加,以及为满足兴旺 的细羊绒市场而造成的对山羊饲料供给的需要,迫使内蒙古的游牧族付出生态方面的巨大代价:由于生态系统的毁灭,他们的生计受到威胁。类似的情况还发生在一 度是沃土富饶的沿海地区。在农民为追求诸多的短期效益而增加商品作物的产量的同时,富饶的土地被耗尽了养分,而且由于长年大量增加施放化肥和农药(包括杀 虫剂、除草剂和灭真菌剂)而饱含毒素。在这样做的过程中,这些农民常常在不知不觉中牺牲了他们的长期健康利益,同时也葬送了他们子孙后代的健康和他们的土 地。在中国内陆的许多地区,景色优美的平原和山地被用来开采国际市场所需求的有色金属和稀有矿石。当地居民在这种开采活动中换来的是接触危险原材料、有时 甚至是放射性物质的机会。

甚至在相对富裕的沿海地区,通过剥夺自然资源来满足国外消费者的需求也是以牺牲当地的环境为代价的。在八十年代末和九十年代初,为了满足世界上迅 速膨胀的对海鲜的欲求,中国沿海地区严重地过度捞捕海产,以致中国生产的人工饲养虾超过全世界总产量的一半,并从出口中换得亿万美元的收入。但是,被获取 高收益刺激起来的虾产业,意味著生态极限遭到忽视。到了1993年,这种滥捕导致了整个海岸线的生态系统的崩溃。

在所有这些掠夺自然资源的实例中,贫穷人口先是致富,然而最终却因为生态环境被毁或被毒化而付出环境反而有害健康以及经济收益上的代价。与此同时,外国消费者甚至不会注意到这种恶果,因为全球化了的海产业只需转移到其它能够提供同样产品的地方去而已。


肮脏工业的转移

本文的第二类实例牵涉到在八十和九十年代,为了在国际市场上占据一席之地,中国企业和政府官员曾经欢迎发达工业国家把“肮脏工业”转移到中国蓬勃 发展的南方城市。 由于这些工业引起环境污染,这些国家不愿意继续让它们在自己的国土上运作。根据一项1995年中国国家环保局的研究,在所有外资企业中(包括私人企业、合 资企业和股份公司),有30%从事严重污染环境的生产,其中包括外国投资的化工、制药、造纸业,还有皮革加工、纺织品染色、电镀、电器生产、机器制造、橡 胶制品以及矿业和能源制造业。尽管在九十年代,一小部分乡镇企业被政府禁止从事“十五种小工业”(严重污染环境)的生产,违反禁令的情况却比比皆是。

外国在中国投资“肮脏工业”,还包括在其它一些被禁止的产业方面进行贸易。比如说,在《蒙特利尔条约草案》在国际上正式签署以后(该条约草案是为 了扭转臭氧层破坏而制定的,它禁止在发达工业国家制造和使用破坏臭氧层的原材料),外国在中国的直接投资剧增,得到投资的正是那些需要使用和消费破坏臭氧 层原材料(ODSs)的工业。从1985年到1996年外国在1004个和ODS有关的企业中一共投资21.8亿美元。

一般城市居民,甚至那些住在地球其它地方的人们,都受到了这些“肮脏工业”所带来的对环境和健康的负面影响,象恶劣的空气,饮用水的污染,以及对 全球气候变化和臭氧层破坏的愈益增加的影响。然而,就掠夺自然资源的情况而言,贫穷人口却很不公平地受到更大的影响。很多污染环境的工业生产的主要受益人 是海外消费者和富有的中国人,而贫穷人口——通常是那些中国农村的“流动人口”——则在那些最具污染性和最缺少监督管理的企业中做工,他们经常接触有害有 毒的气体、重金属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


垃圾交易

第三类不公平地降落在贫穷阶层中国人头上的环境污染灾难来自于垃圾交易。 为了寻求发展和吸取外汇,中国在九十年代初期成为一个积极主动的国际垃圾收容所。在Sarah Westervelt 和Jim Puckett 对“电子废料” 所作的讨论中(他们的文章“毒品贸易:西方对新技术的追求如何毒染中国”(“Toxic Trade: How the West's obsession with new technology is poisoning China”)也发表在《中国人权论坛》2002年第4期上),提到垃圾交易的一种方式。他们证明,大约在十年的时间里,富裕的广东省内一些来自贫困村庄 里的农民一直以从含有剧毒的电器废料中回收贵金属和其它材料维生,他们从事这种回收,以自己的健康、其它村民的健康和当地的生态系统为巨大代价。进口到中 国来的垃圾还包含其它危险甚至致命的物质,比如医院的废物、放射性废金属和不明化学废料。

除此以外,还有大量来自消费社会的日常垃圾也被进口到中国,如废纸、脏尿布、废饮料瓶、塑料袋、家用垃圾和废弃的农用塑料布。尽管其中的一些的确 可以回收利用,但另一些却是非法进口的(通常贴上“可回收”的假标签)、对健康造成严重直接威胁的垃圾。这些垃圾在中国境内的最终处理,是将有毒的物质释 放到空气和地下水中,迅速膨胀的垃圾坑会占据宝贵的土地,或者只是将垃圾随便倾倒在农民的耕地旁。从1990年到1997年间,进口到中国的有害垃圾量增 长了几乎5倍,同时中国从中获取的收益则增长了140倍(在1400万到190亿美元之间)。

全球贸易中的环境不公正问题恐怕最明显的就要数垃圾贸易了;许多中国人成了垃圾贸易带来的环境污染的受害者,而工业化的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 组织)国家则十分明显地是这种交易的获益者,最可能获益的是美国,因为这些国家不必面对在他们本国处理垃圾所需要付出的财政和环境方面的巨大代价。

不应该假定中国政府完全忽视了国际贸易和投资带来的环境后果。当各种问题出现的时候,国家环境保护委员会也曾经寻求处理办法。例如,1996年4 月,中国制定并落实了一些严格的新法规,规定进口某些垃圾废料将导致十年徒刑或50万人民币的罚款。在宣布“开发大西北”政策、鼓励到中国贫困的西部省和 自治区投资之后不久,中国政府有针对性地发布了一个通知,警告投资商不要在污染性的和破坏环境的企业投资。

然而,来自中国和外国的报告指出,垃圾贸易还在继续进行。中国的民间环保人士和北京环境保护机构的高级官员都意识到,一方面,许多外国投资的资源 掠取性企业和水力发电项目,在没有对环境影响问题给与适当关注的情况下继续运转;同时,一些破坏环境的矿井、化工厂和其它类似的企业在中国西北地区一个接 一个地涌现。 看上去,热衷发展的中国政府在强有力的世界市场经济和中国改革风潮面前很难控制这样一种自然经济趋势——把损害环境的企业转移到最贫困的地区去。然而这些 贫困地区的企业和政府官员似乎不在乎这些工业对环境的影响,他们欢迎任何有助经济发展的机会。 这种情况变得更糟糕,因为公民没有条件去自由讨论这些机会对环境可能造成的破坏及其后果。

在中国作出有关调整以便适应于其世界贸易组织成员的新地位的时候,导致侵犯环境公正原则的压力估计只能加大。预测由于国际竞争加剧所带来的结果, 从结构上调整城市和乡村的经济势在必行,其所造成的影响,估计会迫使很多人寻求新型的雇佣方式。在今后的几年里,随著财政和社会压力的增加,个人和地方政 府官员将会发现他们自己受到更大的诱惑去从事破坏生态环境但有利可图的生意。 由于贸易增长所带来的制造业和自然资源掠取的增加,加上环境保护法规执行上的松弛和以牺牲其它价值而强调经济发展的做法,只能使中国目前存在的环境问题变 得更加恶劣。由于同样的原因,将环境危害转嫁到中国,特别是中国的贫穷人口身上的情况可能会进一步恶化。

同时,美国这个世界上最大的消费国将会继续阻碍在国际范围内控制环境危害转嫁的有限努力。 美国一再拒绝加入“巴塞尔公约”和禁止有害垃圾交易的禁令。美国至今尚未签署“斯德哥尔摩持续有机污染物(POPs)公约”, 该公约的目的是严格地控制含剧毒的化学合成品的废料处理。最近,在2002年12月,美国废弃了1994年生效的一项美国总统的禁令,该禁令防止在海外报 废军舰,因为这些报废的军舰含有大量的有害的石棉和多氯化联二苯。直到美国开始要求对自己的消费社会和商业实践所造成的负面环境影响担负更大的责任,在中 国实行环境公正只能是一种臆想。


(作者是“国际环境研究”助理教授,Illinois Wesleyan 大学环境研究项目主任。她发表过多篇关于中国环保政策的文章,其中包括发表在《中国季刊》(China Quarterly)上的“中国改革对环境保护的自相矛盾的影响“和“中国的环保机制”两篇文章。她最近撰写的一篇文章标题是“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对环境的 影响。”本文英文原文发表在《中国人权论坛》(China Rights Forum) 2002年第4期。)


相关文章:



Globalization and the violation of environmental justice


由富有国家将环境危害品出口、转移到贫困国家的现象已呈现一种全球化模式。在中国,受害者多半是那些最贫穷和地位最低下的人。本文作者 Abigail R. Jahiel 认为,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及美国拒绝采取行动减少其对世界环境的严重负面影响,这二者的结合意味著改变这一冷酷现实的希望渺茫。

Some of the poorest and most disadvantaged people in China suffer disproportionately from the global pattern of exportation and displacement of environmental harms from the rich to poorer people and nations, writes Abigail R. Jahiel. The combination of China's WTO entry and the US refusal to take action to reduce its own enormous negative impacts on the world's environment mean the prospects for any improvement in this grim reality are low.





环境公正原则的最初设想是这样的:不论种族、文化和收入的不同,所有的人都应该享有同等程度的保护而不受环境和健康公害的危害。 这一观念来自于七十年代,是美国民间活动家和学者们针对一种不断增长的迹象(美国的少数民族和穷人不公平地受到某些类型的环境危害)所进行批评反思的结 果。这一观念后来被美国环保署采纳,用作国内环境保护条例的指导原则。

在过去二十年里,随著全球贸易和投资以引人注目的速度增长,环境公正的概念也同时获得国际重要性。 因为伴随海外贸易的增长,那些污染环境的工业、废料和破坏生态的生产活动也就从发达国家转移到了不发达的国家。 在这种情况下,违反环境公正原则的可能性增加,因为不公平地承担大量环境危害的那些国家和人民在财力上缺乏从造成这些危害的过程中获利的能力。

探讨环境人权问题的其它作家(参阅Anna Brettell, “受到约束的责任”(“Bounded Accountabiity”);Kelly Haggart和 Yang Chongqing, “压迫之库”(“Reservoirs of Repression”),均发表在《中国人权论坛》(China Rights Forum) 2002年第4期)主要的注意力放在探讨中国的政治体系怎样限制中国公民向那些违反他们基本人权的环境危害行径提出质疑。 本文的焦点不在于中国政治体系本身对公民的限制。本文探讨中国目前活跃参与的全球经济体系的操作方式如何否认中国人民、特别是最弱势的群体享有健康和清洁 环境的合理权利。 回顾一下不断扩展的国际市场一体化在过去二十年里如何影响中国,将有助于证明这一观点。

自从1987年中国首次提出“开放”政策以来,中国一直是世界贸易和投资增长最主要的地点之一。在1978和2000年间,中国的对外贸易增长了 24倍,而且今天的中国接受的外国直接投资在亚洲占首位。此外,出口和外国投资目前占了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40%。伴随著中国经济差不多连续二十年以每年 将近10%的速度增长,中国人在不同程度受益于与世界经济接轨。但是他们付出的代价有多高呢?

在同一时期,中国原本已经十分严重的环境问题,在其范围和程度两方面都显著恶化了。处理这些问题所需花费相当于15%的国民生产总值。 目前在中国很多地方,人们面临著极度缺水、高度的空气和水源污染、严重土壤退化、可耕地流失、沙漠化、沙尘暴以及水灾等问题。数不清的城市工人面临著职业 性的健康威胁,就象西方工业革命早期那样;农民则常规性地接触剧毒农药。 而且,在提高国内生活水平的同时,通过为国际市场或国内消费搞制造业生产,中国总的来说在全球性的森林砍伐、物种灭绝、臭氧层的破坏和气候改变的环境破坏 中扮演著一个重要的角色。所有这些将长久影响中国人自己和地球上的其它居民。环境破坏对人类健康影响的一个更直接的信号是目前慢性肺病在中国成为造成死亡 的首要原因;这种疾病主要是由于中国的现代化发展高度依靠燃煤造成的。

如果争辩说这些问题只不过是发展的代价,实际上就是忽视这样一个事实: 维护世界上其它地方的高消费必然会造成这种代价所代表的“生态阴影”。 实际上,从全球环境公正的观点来看,很明显,中国人的享受环境保护的权利从两个方面受到侵犯。第一个方面,由于资源掠夺,生产出口商品和处理外国垃圾废料 而造成的环境危害,主要由中国人直接承受,大量的外国消费者即使也承担这些环境危害的话,也仅仅是非直接性的(最明显的是西方工业社会的消费者),而他们 的生活方式却是靠这类破坏生态的生产活动来维持的。第二个方面,在中国国内,这类环境危害不公平地分布在弱势群体和得益阶层之间。进入国际市场引起的低成 本生产优质产品的竞争意味著,和较富裕的人口阶层相比,中国的贫困阶层人口所遭受的不断增长的环境危害和他们从商业贸易中得到的经济利益相比不成比例。来 自三个不同经济领域的实例有助于说明这一点。

自然资源

在中国加快融入全球经济的过去二十年里,出现了对自然资源的过度开采,其后果是对那些住在贫困地区的人口,或那些属于社会贫困阶层的人口,产生了 尤其大的影响。为了满足海外享乐主义者的衣食爱好,内蒙古的脆弱的牧场受到过度的耕作和放牧。对于格外挣钱的野生蔬菜和药草的需求的增加,以及为满足兴旺 的细羊绒市场而造成的对山羊饲料供给的需要,迫使内蒙古的游牧族付出生态方面的巨大代价:由于生态系统的毁灭,他们的生计受到威胁。类似的情况还发生在一 度是沃土富饶的沿海地区。在农民为追求诸多的短期效益而增加商品作物的产量的同时,富饶的土地被耗尽了养分,而且由于长年大量增加施放化肥和农药(包括杀 虫剂、除草剂和灭真菌剂)而饱含毒素。在这样做的过程中,这些农民常常在不知不觉中牺牲了他们的长期健康利益,同时也葬送了他们子孙后代的健康和他们的土 地。在中国内陆的许多地区,景色优美的平原和山地被用来开采国际市场所需求的有色金属和稀有矿石。当地居民在这种开采活动中换来的是接触危险原材料、有时 甚至是放射性物质的机会。

甚至在相对富裕的沿海地区,通过剥夺自然资源来满足国外消费者的需求也是以牺牲当地的环境为代价的。在八十年代末和九十年代初,为了满足世界上迅 速膨胀的对海鲜的欲求,中国沿海地区严重地过度捞捕海产,以致中国生产的人工饲养虾超过全世界总产量的一半,并从出口中换得亿万美元的收入。但是,被获取 高收益刺激起来的虾产业,意味著生态极限遭到忽视。到了1993年,这种滥捕导致了整个海岸线的生态系统的崩溃。

在所有这些掠夺自然资源的实例中,贫穷人口先是致富,然而最终却因为生态环境被毁或被毒化而付出环境反而有害健康以及经济收益上的代价。与此同时,外国消费者甚至不会注意到这种恶果,因为全球化了的海产业只需转移到其它能够提供同样产品的地方去而已。


肮脏工业的转移

本文的第二类实例牵涉到在八十和九十年代,为了在国际市场上占据一席之地,中国企业和政府官员曾经欢迎发达工业国家把“肮脏工业”转移到中国蓬勃 发展的南方城市。 由于这些工业引起环境污染,这些国家不愿意继续让它们在自己的国土上运作。根据一项1995年中国国家环保局的研究,在所有外资企业中(包括私人企业、合 资企业和股份公司),有30%从事严重污染环境的生产,其中包括外国投资的化工、制药、造纸业,还有皮革加工、纺织品染色、电镀、电器生产、机器制造、橡 胶制品以及矿业和能源制造业。尽管在九十年代,一小部分乡镇企业被政府禁止从事“十五种小工业”(严重污染环境)的生产,违反禁令的情况却比比皆是。

外国在中国投资“肮脏工业”,还包括在其它一些被禁止的产业方面进行贸易。比如说,在《蒙特利尔条约草案》在国际上正式签署以后(该条约草案是为 了扭转臭氧层破坏而制定的,它禁止在发达工业国家制造和使用破坏臭氧层的原材料),外国在中国的直接投资剧增,得到投资的正是那些需要使用和消费破坏臭氧 层原材料(ODSs)的工业。从1985年到1996年外国在1004个和ODS有关的企业中一共投资21.8亿美元。

一般城市居民,甚至那些住在地球其它地方的人们,都受到了这些“肮脏工业”所带来的对环境和健康的负面影响,象恶劣的空气,饮用水的污染,以及对 全球气候变化和臭氧层破坏的愈益增加的影响。然而,就掠夺自然资源的情况而言,贫穷人口却很不公平地受到更大的影响。很多污染环境的工业生产的主要受益人 是海外消费者和富有的中国人,而贫穷人口——通常是那些中国农村的“流动人口”——则在那些最具污染性和最缺少监督管理的企业中做工,他们经常接触有害有 毒的气体、重金属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


垃圾交易

第三类不公平地降落在贫穷阶层中国人头上的环境污染灾难来自于垃圾交易。 为了寻求发展和吸取外汇,中国在九十年代初期成为一个积极主动的国际垃圾收容所。在Sarah Westervelt 和Jim Puckett 对“电子废料” 所作的讨论中(他们的文章“毒品贸易:西方对新技术的追求如何毒染中国”(“Toxic Trade: How the West's obsession with new technology is poisoning China”)也发表在《中国人权论坛》2002年第4期上),提到垃圾交易的一种方式。他们证明,大约在十年的时间里,富裕的广东省内一些来自贫困村庄 里的农民一直以从含有剧毒的电器废料中回收贵金属和其它材料维生,他们从事这种回收,以自己的健康、其它村民的健康和当地的生态系统为巨大代价。进口到中 国来的垃圾还包含其它危险甚至致命的物质,比如医院的废物、放射性废金属和不明化学废料。

除此以外,还有大量来自消费社会的日常垃圾也被进口到中国,如废纸、脏尿布、废饮料瓶、塑料袋、家用垃圾和废弃的农用塑料布。尽管其中的一些的确 可以回收利用,但另一些却是非法进口的(通常贴上“可回收”的假标签)、对健康造成严重直接威胁的垃圾。这些垃圾在中国境内的最终处理,是将有毒的物质释 放到空气和地下水中,迅速膨胀的垃圾坑会占据宝贵的土地,或者只是将垃圾随便倾倒在农民的耕地旁。从1990年到1997年间,进口到中国的有害垃圾量增 长了几乎5倍,同时中国从中获取的收益则增长了140倍(在1400万到190亿美元之间)。

全球贸易中的环境不公正问题恐怕最明显的就要数垃圾贸易了;许多中国人成了垃圾贸易带来的环境污染的受害者,而工业化的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 组织)国家则十分明显地是这种交易的获益者,最可能获益的是美国,因为这些国家不必面对在他们本国处理垃圾所需要付出的财政和环境方面的巨大代价。

不应该假定中国政府完全忽视了国际贸易和投资带来的环境后果。当各种问题出现的时候,国家环境保护委员会也曾经寻求处理办法。例如,1996年4 月,中国制定并落实了一些严格的新法规,规定进口某些垃圾废料将导致十年徒刑或50万人民币的罚款。在宣布“开发大西北”政策、鼓励到中国贫困的西部省和 自治区投资之后不久,中国政府有针对性地发布了一个通知,警告投资商不要在污染性的和破坏环境的企业投资。

然而,来自中国和外国的报告指出,垃圾贸易还在继续进行。中国的民间环保人士和北京环境保护机构的高级官员都意识到,一方面,许多外国投资的资源 掠取性企业和水力发电项目,在没有对环境影响问题给与适当关注的情况下继续运转;同时,一些破坏环境的矿井、化工厂和其它类似的企业在中国西北地区一个接 一个地涌现。 看上去,热衷发展的中国政府在强有力的世界市场经济和中国改革风潮面前很难控制这样一种自然经济趋势——把损害环境的企业转移到最贫困的地区去。然而这些 贫困地区的企业和政府官员似乎不在乎这些工业对环境的影响,他们欢迎任何有助经济发展的机会。 这种情况变得更糟糕,因为公民没有条件去自由讨论这些机会对环境可能造成的破坏及其后果。

在中国作出有关调整以便适应于其世界贸易组织成员的新地位的时候,导致侵犯环境公正原则的压力估计只能加大。预测由于国际竞争加剧所带来的结果, 从结构上调整城市和乡村的经济势在必行,其所造成的影响,估计会迫使很多人寻求新型的雇佣方式。在今后的几年里,随著财政和社会压力的增加,个人和地方政 府官员将会发现他们自己受到更大的诱惑去从事破坏生态环境但有利可图的生意。 由于贸易增长所带来的制造业和自然资源掠取的增加,加上环境保护法规执行上的松弛和以牺牲其它价值而强调经济发展的做法,只能使中国目前存在的环境问题变 得更加恶劣。由于同样的原因,将环境危害转嫁到中国,特别是中国的贫穷人口身上的情况可能会进一步恶化。

同时,美国这个世界上最大的消费国将会继续阻碍在国际范围内控制环境危害转嫁的有限努力。 美国一再拒绝加入“巴塞尔公约”和禁止有害垃圾交易的禁令。美国至今尚未签署“斯德哥尔摩持续有机污染物(POPs)公约”, 该公约的目的是严格地控制含剧毒的化学合成品的废料处理。最近,在2002年12月,美国废弃了1994年生效的一项美国总统的禁令,该禁令防止在海外报 废军舰,因为这些报废的军舰含有大量的有害的石棉和多氯化联二苯。直到美国开始要求对自己的消费社会和商业实践所造成的负面环境影响担负更大的责任,在中 国实行环境公正只能是一种臆想。


(作者是“国际环境研究”助理教授,Illinois Wesleyan 大学环境研究项目主任。她发表过多篇关于中国环保政策的文章,其中包括发表在《中国季刊》(China Quarterly)上的“中国改革对环境保护的自相矛盾的影响“和“中国的环保机制”两篇文章。她最近撰写的一篇文章标题是“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对环境的 影响。”本文英文原文发表在《中国人权论坛》(China Rights Forum) 2002年第4期。)


相关文章:



Globalization and the violation of environmental justice


由富有国家将环境危害品出口、转移到贫困国家的现象已呈现一种全球化模式。在中国,受害者多半是那些最贫穷和地位最低下的人。本文作者 Abigail R. Jahiel 认为,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及美国拒绝采取行动减少其对世界环境的严重负面影响,这二者的结合意味著改变这一冷酷现实的希望渺茫。

Some of the poorest and most disadvantaged people in China suffer disproportionately from the global pattern of exportation and displacement of environmental harms from the rich to poorer people and nations, writes Abigail R. Jahiel. The combination of China's WTO entry and the US refusal to take action to reduce its own enormous negative impacts on the world's environment mean the prospects for any improvement in this grim reality are low.





环境公正原则的最初设想是这样的:不论种族、文化和收入的不同,所有的人都应该享有同等程度的保护而不受环境和健康公害的危害。 这一观念来自于七十年代,是美国民间活动家和学者们针对一种不断增长的迹象(美国的少数民族和穷人不公平地受到某些类型的环境危害)所进行批评反思的结 果。这一观念后来被美国环保署采纳,用作国内环境保护条例的指导原则。

在过去二十年里,随著全球贸易和投资以引人注目的速度增长,环境公正的概念也同时获得国际重要性。 因为伴随海外贸易的增长,那些污染环境的工业、废料和破坏生态的生产活动也就从发达国家转移到了不发达的国家。 在这种情况下,违反环境公正原则的可能性增加,因为不公平地承担大量环境危害的那些国家和人民在财力上缺乏从造成这些危害的过程中获利的能力。

探讨环境人权问题的其它作家(参阅Anna Brettell, “受到约束的责任”(“Bounded Accountabiity”);Kelly Haggart和 Yang Chongqing, “压迫之库”(“Reservoirs of Repression”),均发表在《中国人权论坛》(China Rights Forum) 2002年第4期)主要的注意力放在探讨中国的政治体系怎样限制中国公民向那些违反他们基本人权的环境危害行径提出质疑。 本文的焦点不在于中国政治体系本身对公民的限制。本文探讨中国目前活跃参与的全球经济体系的操作方式如何否认中国人民、特别是最弱势的群体享有健康和清洁 环境的合理权利。 回顾一下不断扩展的国际市场一体化在过去二十年里如何影响中国,将有助于证明这一观点。

自从1987年中国首次提出“开放”政策以来,中国一直是世界贸易和投资增长最主要的地点之一。在1978和2000年间,中国的对外贸易增长了 24倍,而且今天的中国接受的外国直接投资在亚洲占首位。此外,出口和外国投资目前占了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40%。伴随著中国经济差不多连续二十年以每年 将近10%的速度增长,中国人在不同程度受益于与世界经济接轨。但是他们付出的代价有多高呢?

在同一时期,中国原本已经十分严重的环境问题,在其范围和程度两方面都显著恶化了。处理这些问题所需花费相当于15%的国民生产总值。 目前在中国很多地方,人们面临著极度缺水、高度的空气和水源污染、严重土壤退化、可耕地流失、沙漠化、沙尘暴以及水灾等问题。数不清的城市工人面临著职业 性的健康威胁,就象西方工业革命早期那样;农民则常规性地接触剧毒农药。 而且,在提高国内生活水平的同时,通过为国际市场或国内消费搞制造业生产,中国总的来说在全球性的森林砍伐、物种灭绝、臭氧层的破坏和气候改变的环境破坏 中扮演著一个重要的角色。所有这些将长久影响中国人自己和地球上的其它居民。环境破坏对人类健康影响的一个更直接的信号是目前慢性肺病在中国成为造成死亡 的首要原因;这种疾病主要是由于中国的现代化发展高度依靠燃煤造成的。

如果争辩说这些问题只不过是发展的代价,实际上就是忽视这样一个事实: 维护世界上其它地方的高消费必然会造成这种代价所代表的“生态阴影”。 实际上,从全球环境公正的观点来看,很明显,中国人的享受环境保护的权利从两个方面受到侵犯。第一个方面,由于资源掠夺,生产出口商品和处理外国垃圾废料 而造成的环境危害,主要由中国人直接承受,大量的外国消费者即使也承担这些环境危害的话,也仅仅是非直接性的(最明显的是西方工业社会的消费者),而他们 的生活方式却是靠这类破坏生态的生产活动来维持的。第二个方面,在中国国内,这类环境危害不公平地分布在弱势群体和得益阶层之间。进入国际市场引起的低成 本生产优质产品的竞争意味著,和较富裕的人口阶层相比,中国的贫困阶层人口所遭受的不断增长的环境危害和他们从商业贸易中得到的经济利益相比不成比例。来 自三个不同经济领域的实例有助于说明这一点。

自然资源

在中国加快融入全球经济的过去二十年里,出现了对自然资源的过度开采,其后果是对那些住在贫困地区的人口,或那些属于社会贫困阶层的人口,产生了 尤其大的影响。为了满足海外享乐主义者的衣食爱好,内蒙古的脆弱的牧场受到过度的耕作和放牧。对于格外挣钱的野生蔬菜和药草的需求的增加,以及为满足兴旺 的细羊绒市场而造成的对山羊饲料供给的需要,迫使内蒙古的游牧族付出生态方面的巨大代价:由于生态系统的毁灭,他们的生计受到威胁。类似的情况还发生在一 度是沃土富饶的沿海地区。在农民为追求诸多的短期效益而增加商品作物的产量的同时,富饶的土地被耗尽了养分,而且由于长年大量增加施放化肥和农药(包括杀 虫剂、除草剂和灭真菌剂)而饱含毒素。在这样做的过程中,这些农民常常在不知不觉中牺牲了他们的长期健康利益,同时也葬送了他们子孙后代的健康和他们的土 地。在中国内陆的许多地区,景色优美的平原和山地被用来开采国际市场所需求的有色金属和稀有矿石。当地居民在这种开采活动中换来的是接触危险原材料、有时 甚至是放射性物质的机会。

甚至在相对富裕的沿海地区,通过剥夺自然资源来满足国外消费者的需求也是以牺牲当地的环境为代价的。在八十年代末和九十年代初,为了满足世界上迅 速膨胀的对海鲜的欲求,中国沿海地区严重地过度捞捕海产,以致中国生产的人工饲养虾超过全世界总产量的一半,并从出口中换得亿万美元的收入。但是,被获取 高收益刺激起来的虾产业,意味著生态极限遭到忽视。到了1993年,这种滥捕导致了整个海岸线的生态系统的崩溃。

在所有这些掠夺自然资源的实例中,贫穷人口先是致富,然而最终却因为生态环境被毁或被毒化而付出环境反而有害健康以及经济收益上的代价。与此同时,外国消费者甚至不会注意到这种恶果,因为全球化了的海产业只需转移到其它能够提供同样产品的地方去而已。


肮脏工业的转移

本文的第二类实例牵涉到在八十和九十年代,为了在国际市场上占据一席之地,中国企业和政府官员曾经欢迎发达工业国家把“肮脏工业”转移到中国蓬勃 发展的南方城市。 由于这些工业引起环境污染,这些国家不愿意继续让它们在自己的国土上运作。根据一项1995年中国国家环保局的研究,在所有外资企业中(包括私人企业、合 资企业和股份公司),有30%从事严重污染环境的生产,其中包括外国投资的化工、制药、造纸业,还有皮革加工、纺织品染色、电镀、电器生产、机器制造、橡 胶制品以及矿业和能源制造业。尽管在九十年代,一小部分乡镇企业被政府禁止从事“十五种小工业”(严重污染环境)的生产,违反禁令的情况却比比皆是。

外国在中国投资“肮脏工业”,还包括在其它一些被禁止的产业方面进行贸易。比如说,在《蒙特利尔条约草案》在国际上正式签署以后(该条约草案是为 了扭转臭氧层破坏而制定的,它禁止在发达工业国家制造和使用破坏臭氧层的原材料),外国在中国的直接投资剧增,得到投资的正是那些需要使用和消费破坏臭氧 层原材料(ODSs)的工业。从1985年到1996年外国在1004个和ODS有关的企业中一共投资21.8亿美元。

一般城市居民,甚至那些住在地球其它地方的人们,都受到了这些“肮脏工业”所带来的对环境和健康的负面影响,象恶劣的空气,饮用水的污染,以及对 全球气候变化和臭氧层破坏的愈益增加的影响。然而,就掠夺自然资源的情况而言,贫穷人口却很不公平地受到更大的影响。很多污染环境的工业生产的主要受益人 是海外消费者和富有的中国人,而贫穷人口——通常是那些中国农村的“流动人口”——则在那些最具污染性和最缺少监督管理的企业中做工,他们经常接触有害有 毒的气体、重金属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


垃圾交易

第三类不公平地降落在贫穷阶层中国人头上的环境污染灾难来自于垃圾交易。 为了寻求发展和吸取外汇,中国在九十年代初期成为一个积极主动的国际垃圾收容所。在Sarah Westervelt 和Jim Puckett 对“电子废料” 所作的讨论中(他们的文章“毒品贸易:西方对新技术的追求如何毒染中国”(“Toxic Trade: How the West's obsession with new technology is poisoning China”)也发表在《中国人权论坛》2002年第4期上),提到垃圾交易的一种方式。他们证明,大约在十年的时间里,富裕的广东省内一些来自贫困村庄 里的农民一直以从含有剧毒的电器废料中回收贵金属和其它材料维生,他们从事这种回收,以自己的健康、其它村民的健康和当地的生态系统为巨大代价。进口到中 国来的垃圾还包含其它危险甚至致命的物质,比如医院的废物、放射性废金属和不明化学废料。

除此以外,还有大量来自消费社会的日常垃圾也被进口到中国,如废纸、脏尿布、废饮料瓶、塑料袋、家用垃圾和废弃的农用塑料布。尽管其中的一些的确 可以回收利用,但另一些却是非法进口的(通常贴上“可回收”的假标签)、对健康造成严重直接威胁的垃圾。这些垃圾在中国境内的最终处理,是将有毒的物质释 放到空气和地下水中,迅速膨胀的垃圾坑会占据宝贵的土地,或者只是将垃圾随便倾倒在农民的耕地旁。从1990年到1997年间,进口到中国的有害垃圾量增 长了几乎5倍,同时中国从中获取的收益则增长了140倍(在1400万到190亿美元之间)。

全球贸易中的环境不公正问题恐怕最明显的就要数垃圾贸易了;许多中国人成了垃圾贸易带来的环境污染的受害者,而工业化的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 组织)国家则十分明显地是这种交易的获益者,最可能获益的是美国,因为这些国家不必面对在他们本国处理垃圾所需要付出的财政和环境方面的巨大代价。

不应该假定中国政府完全忽视了国际贸易和投资带来的环境后果。当各种问题出现的时候,国家环境保护委员会也曾经寻求处理办法。例如,1996年4 月,中国制定并落实了一些严格的新法规,规定进口某些垃圾废料将导致十年徒刑或50万人民币的罚款。在宣布“开发大西北”政策、鼓励到中国贫困的西部省和 自治区投资之后不久,中国政府有针对性地发布了一个通知,警告投资商不要在污染性的和破坏环境的企业投资。

然而,来自中国和外国的报告指出,垃圾贸易还在继续进行。中国的民间环保人士和北京环境保护机构的高级官员都意识到,一方面,许多外国投资的资源 掠取性企业和水力发电项目,在没有对环境影响问题给与适当关注的情况下继续运转;同时,一些破坏环境的矿井、化工厂和其它类似的企业在中国西北地区一个接 一个地涌现。 看上去,热衷发展的中国政府在强有力的世界市场经济和中国改革风潮面前很难控制这样一种自然经济趋势——把损害环境的企业转移到最贫困的地区去。然而这些 贫困地区的企业和政府官员似乎不在乎这些工业对环境的影响,他们欢迎任何有助经济发展的机会。 这种情况变得更糟糕,因为公民没有条件去自由讨论这些机会对环境可能造成的破坏及其后果。

在中国作出有关调整以便适应于其世界贸易组织成员的新地位的时候,导致侵犯环境公正原则的压力估计只能加大。预测由于国际竞争加剧所带来的结果, 从结构上调整城市和乡村的经济势在必行,其所造成的影响,估计会迫使很多人寻求新型的雇佣方式。在今后的几年里,随著财政和社会压力的增加,个人和地方政 府官员将会发现他们自己受到更大的诱惑去从事破坏生态环境但有利可图的生意。 由于贸易增长所带来的制造业和自然资源掠取的增加,加上环境保护法规执行上的松弛和以牺牲其它价值而强调经济发展的做法,只能使中国目前存在的环境问题变 得更加恶劣。由于同样的原因,将环境危害转嫁到中国,特别是中国的贫穷人口身上的情况可能会进一步恶化。

同时,美国这个世界上最大的消费国将会继续阻碍在国际范围内控制环境危害转嫁的有限努力。 美国一再拒绝加入“巴塞尔公约”和禁止有害垃圾交易的禁令。美国至今尚未签署“斯德哥尔摩持续有机污染物(POPs)公约”, 该公约的目的是严格地控制含剧毒的化学合成品的废料处理。最近,在2002年12月,美国废弃了1994年生效的一项美国总统的禁令,该禁令防止在海外报 废军舰,因为这些报废的军舰含有大量的有害的石棉和多氯化联二苯。直到美国开始要求对自己的消费社会和商业实践所造成的负面环境影响担负更大的责任,在中 国实行环境公正只能是一种臆想。


(作者是“国际环境研究”助理教授,Illinois Wesleyan 大学环境研究项目主任。她发表过多篇关于中国环保政策的文章,其中包括发表在《中国季刊》(China Quarterly)上的“中国改革对环境保护的自相矛盾的影响“和“中国的环保机制”两篇文章。她最近撰写的一篇文章标题是“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对环境的 影响。”本文英文原文发表在《中国人权论坛》(China Rights Forum) 2002年第4期。)


相关文章:



Globalization and the violation of environmental justice


由富有国家将环境危害品出口、转移到贫困国家的现象已呈现一种全球化模式。在中国,受害者多半是那些最贫穷和地位最低下的人。本文作者 Abigail R. Jahiel 认为,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及美国拒绝采取行动减少其对世界环境的严重负面影响,这二者的结合意味著改变这一冷酷现实的希望渺茫。

Some of the poorest and most disadvantaged people in China suffer disproportionately from the global pattern of exportation and displacement of environmental harms from the rich to poorer people and nations, writes Abigail R. Jahiel. The combination of China's WTO entry and the US refusal to take action to reduce its own enormous negative impacts on the world's environment mean the prospects for any improvement in this grim reality are low.





环境公正原则的最初设想是这样的:不论种族、文化和收入的不同,所有的人都应该享有同等程度的保护而不受环境和健康公害的危害。 这一观念来自于七十年代,是美国民间活动家和学者们针对一种不断增长的迹象(美国的少数民族和穷人不公平地受到某些类型的环境危害)所进行批评反思的结 果。这一观念后来被美国环保署采纳,用作国内环境保护条例的指导原则。

在过去二十年里,随著全球贸易和投资以引人注目的速度增长,环境公正的概念也同时获得国际重要性。 因为伴随海外贸易的增长,那些污染环境的工业、废料和破坏生态的生产活动也就从发达国家转移到了不发达的国家。 在这种情况下,违反环境公正原则的可能性增加,因为不公平地承担大量环境危害的那些国家和人民在财力上缺乏从造成这些危害的过程中获利的能力。

探讨环境人权问题的其它作家(参阅Anna Brettell, “受到约束的责任”(“Bounded Accountabiity”);Kelly Haggart和 Yang Chongqing, “压迫之库”(“Reservoirs of Repression”),均发表在《中国人权论坛》(China Rights Forum) 2002年第4期)主要的注意力放在探讨中国的政治体系怎样限制中国公民向那些违反他们基本人权的环境危害行径提出质疑。 本文的焦点不在于中国政治体系本身对公民的限制。本文探讨中国目前活跃参与的全球经济体系的操作方式如何否认中国人民、特别是最弱势的群体享有健康和清洁 环境的合理权利。 回顾一下不断扩展的国际市场一体化在过去二十年里如何影响中国,将有助于证明这一观点。

自从1987年中国首次提出“开放”政策以来,中国一直是世界贸易和投资增长最主要的地点之一。在1978和2000年间,中国的对外贸易增长了 24倍,而且今天的中国接受的外国直接投资在亚洲占首位。此外,出口和外国投资目前占了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40%。伴随著中国经济差不多连续二十年以每年 将近10%的速度增长,中国人在不同程度受益于与世界经济接轨。但是他们付出的代价有多高呢?

在同一时期,中国原本已经十分严重的环境问题,在其范围和程度两方面都显著恶化了。处理这些问题所需花费相当于15%的国民生产总值。 目前在中国很多地方,人们面临著极度缺水、高度的空气和水源污染、严重土壤退化、可耕地流失、沙漠化、沙尘暴以及水灾等问题。数不清的城市工人面临著职业 性的健康威胁,就象西方工业革命早期那样;农民则常规性地接触剧毒农药。 而且,在提高国内生活水平的同时,通过为国际市场或国内消费搞制造业生产,中国总的来说在全球性的森林砍伐、物种灭绝、臭氧层的破坏和气候改变的环境破坏 中扮演著一个重要的角色。所有这些将长久影响中国人自己和地球上的其它居民。环境破坏对人类健康影响的一个更直接的信号是目前慢性肺病在中国成为造成死亡 的首要原因;这种疾病主要是由于中国的现代化发展高度依靠燃煤造成的。

如果争辩说这些问题只不过是发展的代价,实际上就是忽视这样一个事实: 维护世界上其它地方的高消费必然会造成这种代价所代表的“生态阴影”。 实际上,从全球环境公正的观点来看,很明显,中国人的享受环境保护的权利从两个方面受到侵犯。第一个方面,由于资源掠夺,生产出口商品和处理外国垃圾废料 而造成的环境危害,主要由中国人直接承受,大量的外国消费者即使也承担这些环境危害的话,也仅仅是非直接性的(最明显的是西方工业社会的消费者),而他们 的生活方式却是靠这类破坏生态的生产活动来维持的。第二个方面,在中国国内,这类环境危害不公平地分布在弱势群体和得益阶层之间。进入国际市场引起的低成 本生产优质产品的竞争意味著,和较富裕的人口阶层相比,中国的贫困阶层人口所遭受的不断增长的环境危害和他们从商业贸易中得到的经济利益相比不成比例。来 自三个不同经济领域的实例有助于说明这一点。

自然资源

在中国加快融入全球经济的过去二十年里,出现了对自然资源的过度开采,其后果是对那些住在贫困地区的人口,或那些属于社会贫困阶层的人口,产生了 尤其大的影响。为了满足海外享乐主义者的衣食爱好,内蒙古的脆弱的牧场受到过度的耕作和放牧。对于格外挣钱的野生蔬菜和药草的需求的增加,以及为满足兴旺 的细羊绒市场而造成的对山羊饲料供给的需要,迫使内蒙古的游牧族付出生态方面的巨大代价:由于生态系统的毁灭,他们的生计受到威胁。类似的情况还发生在一 度是沃土富饶的沿海地区。在农民为追求诸多的短期效益而增加商品作物的产量的同时,富饶的土地被耗尽了养分,而且由于长年大量增加施放化肥和农药(包括杀 虫剂、除草剂和灭真菌剂)而饱含毒素。在这样做的过程中,这些农民常常在不知不觉中牺牲了他们的长期健康利益,同时也葬送了他们子孙后代的健康和他们的土 地。在中国内陆的许多地区,景色优美的平原和山地被用来开采国际市场所需求的有色金属和稀有矿石。当地居民在这种开采活动中换来的是接触危险原材料、有时 甚至是放射性物质的机会。

甚至在相对富裕的沿海地区,通过剥夺自然资源来满足国外消费者的需求也是以牺牲当地的环境为代价的。在八十年代末和九十年代初,为了满足世界上迅 速膨胀的对海鲜的欲求,中国沿海地区严重地过度捞捕海产,以致中国生产的人工饲养虾超过全世界总产量的一半,并从出口中换得亿万美元的收入。但是,被获取 高收益刺激起来的虾产业,意味著生态极限遭到忽视。到了1993年,这种滥捕导致了整个海岸线的生态系统的崩溃。

在所有这些掠夺自然资源的实例中,贫穷人口先是致富,然而最终却因为生态环境被毁或被毒化而付出环境反而有害健康以及经济收益上的代价。与此同时,外国消费者甚至不会注意到这种恶果,因为全球化了的海产业只需转移到其它能够提供同样产品的地方去而已。


肮脏工业的转移

本文的第二类实例牵涉到在八十和九十年代,为了在国际市场上占据一席之地,中国企业和政府官员曾经欢迎发达工业国家把“肮脏工业”转移到中国蓬勃 发展的南方城市。 由于这些工业引起环境污染,这些国家不愿意继续让它们在自己的国土上运作。根据一项1995年中国国家环保局的研究,在所有外资企业中(包括私人企业、合 资企业和股份公司),有30%从事严重污染环境的生产,其中包括外国投资的化工、制药、造纸业,还有皮革加工、纺织品染色、电镀、电器生产、机器制造、橡 胶制品以及矿业和能源制造业。尽管在九十年代,一小部分乡镇企业被政府禁止从事“十五种小工业”(严重污染环境)的生产,违反禁令的情况却比比皆是。

外国在中国投资“肮脏工业”,还包括在其它一些被禁止的产业方面进行贸易。比如说,在《蒙特利尔条约草案》在国际上正式签署以后(该条约草案是为 了扭转臭氧层破坏而制定的,它禁止在发达工业国家制造和使用破坏臭氧层的原材料),外国在中国的直接投资剧增,得到投资的正是那些需要使用和消费破坏臭氧 层原材料(ODSs)的工业。从1985年到1996年外国在1004个和ODS有关的企业中一共投资21.8亿美元。

一般城市居民,甚至那些住在地球其它地方的人们,都受到了这些“肮脏工业”所带来的对环境和健康的负面影响,象恶劣的空气,饮用水的污染,以及对 全球气候变化和臭氧层破坏的愈益增加的影响。然而,就掠夺自然资源的情况而言,贫穷人口却很不公平地受到更大的影响。很多污染环境的工业生产的主要受益人 是海外消费者和富有的中国人,而贫穷人口——通常是那些中国农村的“流动人口”——则在那些最具污染性和最缺少监督管理的企业中做工,他们经常接触有害有 毒的气体、重金属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


垃圾交易

第三类不公平地降落在贫穷阶层中国人头上的环境污染灾难来自于垃圾交易。 为了寻求发展和吸取外汇,中国在九十年代初期成为一个积极主动的国际垃圾收容所。在Sarah Westervelt 和Jim Puckett 对“电子废料” 所作的讨论中(他们的文章“毒品贸易:西方对新技术的追求如何毒染中国”(“Toxic Trade: How the West's obsession with new technology is poisoning China”)也发表在《中国人权论坛》2002年第4期上),提到垃圾交易的一种方式。他们证明,大约在十年的时间里,富裕的广东省内一些来自贫困村庄 里的农民一直以从含有剧毒的电器废料中回收贵金属和其它材料维生,他们从事这种回收,以自己的健康、其它村民的健康和当地的生态系统为巨大代价。进口到中 国来的垃圾还包含其它危险甚至致命的物质,比如医院的废物、放射性废金属和不明化学废料。

除此以外,还有大量来自消费社会的日常垃圾也被进口到中国,如废纸、脏尿布、废饮料瓶、塑料袋、家用垃圾和废弃的农用塑料布。尽管其中的一些的确 可以回收利用,但另一些却是非法进口的(通常贴上“可回收”的假标签)、对健康造成严重直接威胁的垃圾。这些垃圾在中国境内的最终处理,是将有毒的物质释 放到空气和地下水中,迅速膨胀的垃圾坑会占据宝贵的土地,或者只是将垃圾随便倾倒在农民的耕地旁。从1990年到1997年间,进口到中国的有害垃圾量增 长了几乎5倍,同时中国从中获取的收益则增长了140倍(在1400万到190亿美元之间)。

全球贸易中的环境不公正问题恐怕最明显的就要数垃圾贸易了;许多中国人成了垃圾贸易带来的环境污染的受害者,而工业化的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 组织)国家则十分明显地是这种交易的获益者,最可能获益的是美国,因为这些国家不必面对在他们本国处理垃圾所需要付出的财政和环境方面的巨大代价。

不应该假定中国政府完全忽视了国际贸易和投资带来的环境后果。当各种问题出现的时候,国家环境保护委员会也曾经寻求处理办法。例如,1996年4 月,中国制定并落实了一些严格的新法规,规定进口某些垃圾废料将导致十年徒刑或50万人民币的罚款。在宣布“开发大西北”政策、鼓励到中国贫困的西部省和 自治区投资之后不久,中国政府有针对性地发布了一个通知,警告投资商不要在污染性的和破坏环境的企业投资。

然而,来自中国和外国的报告指出,垃圾贸易还在继续进行。中国的民间环保人士和北京环境保护机构的高级官员都意识到,一方面,许多外国投资的资源 掠取性企业和水力发电项目,在没有对环境影响问题给与适当关注的情况下继续运转;同时,一些破坏环境的矿井、化工厂和其它类似的企业在中国西北地区一个接 一个地涌现。 看上去,热衷发展的中国政府在强有力的世界市场经济和中国改革风潮面前很难控制这样一种自然经济趋势——把损害环境的企业转移到最贫困的地区去。然而这些 贫困地区的企业和政府官员似乎不在乎这些工业对环境的影响,他们欢迎任何有助经济发展的机会。 这种情况变得更糟糕,因为公民没有条件去自由讨论这些机会对环境可能造成的破坏及其后果。

在中国作出有关调整以便适应于其世界贸易组织成员的新地位的时候,导致侵犯环境公正原则的压力估计只能加大。预测由于国际竞争加剧所带来的结果, 从结构上调整城市和乡村的经济势在必行,其所造成的影响,估计会迫使很多人寻求新型的雇佣方式。在今后的几年里,随著财政和社会压力的增加,个人和地方政 府官员将会发现他们自己受到更大的诱惑去从事破坏生态环境但有利可图的生意。 由于贸易增长所带来的制造业和自然资源掠取的增加,加上环境保护法规执行上的松弛和以牺牲其它价值而强调经济发展的做法,只能使中国目前存在的环境问题变 得更加恶劣。由于同样的原因,将环境危害转嫁到中国,特别是中国的贫穷人口身上的情况可能会进一步恶化。

同时,美国这个世界上最大的消费国将会继续阻碍在国际范围内控制环境危害转嫁的有限努力。 美国一再拒绝加入“巴塞尔公约”和禁止有害垃圾交易的禁令。美国至今尚未签署“斯德哥尔摩持续有机污染物(POPs)公约”, 该公约的目的是严格地控制含剧毒的化学合成品的废料处理。最近,在2002年12月,美国废弃了1994年生效的一项美国总统的禁令,该禁令防止在海外报 废军舰,因为这些报废的军舰含有大量的有害的石棉和多氯化联二苯。直到美国开始要求对自己的消费社会和商业实践所造成的负面环境影响担负更大的责任,在中 国实行环境公正只能是一种臆想。


(作者是“国际环境研究”助理教授,Illinois Wesleyan 大学环境研究项目主任。她发表过多篇关于中国环保政策的文章,其中包括发表在《中国季刊》(China Quarterly)上的“中国改革对环境保护的自相矛盾的影响“和“中国的环保机制”两篇文章。她最近撰写的一篇文章标题是“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对环境的 影响。”本文英文原文发表在《中国人权论坛》(China Rights Forum) 2002年第4期。)


相关文章:



Globalization and the violation of environmental justice


由富有国家将环境危害品出口、转移到贫困国家的现象已呈现一种全球化模式。在中国,受害者多半是那些最贫穷和地位最低下的人。本文作者 Abigail R. Jahiel 认为,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及美国拒绝采取行动减少其对世界环境的严重负面影响,这二者的结合意味著改变这一冷酷现实的希望渺茫。

Some of the poorest and most disadvantaged people in China suffer disproportionately from the global pattern of exportation and displacement of environmental harms from the rich to poorer people and nations, writes Abigail R. Jahiel. The combination of China's WTO entry and the US refusal to take action to reduce its own enormous negative impacts on the world's environment mean the prospects for any improvement in this grim reality are low.





环境公正原则的最初设想是这样的:不论种族、文化和收入的不同,所有的人都应该享有同等程度的保护而不受环境和健康公害的危害。 这一观念来自于七十年代,是美国民间活动家和学者们针对一种不断增长的迹象(美国的少数民族和穷人不公平地受到某些类型的环境危害)所进行批评反思的结 果。这一观念后来被美国环保署采纳,用作国内环境保护条例的指导原则。

在过去二十年里,随著全球贸易和投资以引人注目的速度增长,环境公正的概念也同时获得国际重要性。 因为伴随海外贸易的增长,那些污染环境的工业、废料和破坏生态的生产活动也就从发达国家转移到了不发达的国家。 在这种情况下,违反环境公正原则的可能性增加,因为不公平地承担大量环境危害的那些国家和人民在财力上缺乏从造成这些危害的过程中获利的能力。

探讨环境人权问题的其它作家(参阅Anna Brettell, “受到约束的责任”(“Bounded Accountabiity”);Kelly Haggart和 Yang Chongqing, “压迫之库”(“Reservoirs of Repression”),均发表在《中国人权论坛》(China Rights Forum) 2002年第4期)主要的注意力放在探讨中国的政治体系怎样限制中国公民向那些违反他们基本人权的环境危害行径提出质疑。 本文的焦点不在于中国政治体系本身对公民的限制。本文探讨中国目前活跃参与的全球经济体系的操作方式如何否认中国人民、特别是最弱势的群体享有健康和清洁 环境的合理权利。 回顾一下不断扩展的国际市场一体化在过去二十年里如何影响中国,将有助于证明这一观点。

自从1987年中国首次提出“开放”政策以来,中国一直是世界贸易和投资增长最主要的地点之一。在1978和2000年间,中国的对外贸易增长了 24倍,而且今天的中国接受的外国直接投资在亚洲占首位。此外,出口和外国投资目前占了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40%。伴随著中国经济差不多连续二十年以每年 将近10%的速度增长,中国人在不同程度受益于与世界经济接轨。但是他们付出的代价有多高呢?

在同一时期,中国原本已经十分严重的环境问题,在其范围和程度两方面都显著恶化了。处理这些问题所需花费相当于15%的国民生产总值。 目前在中国很多地方,人们面临著极度缺水、高度的空气和水源污染、严重土壤退化、可耕地流失、沙漠化、沙尘暴以及水灾等问题。数不清的城市工人面临著职业 性的健康威胁,就象西方工业革命早期那样;农民则常规性地接触剧毒农药。 而且,在提高国内生活水平的同时,通过为国际市场或国内消费搞制造业生产,中国总的来说在全球性的森林砍伐、物种灭绝、臭氧层的破坏和气候改变的环境破坏 中扮演著一个重要的角色。所有这些将长久影响中国人自己和地球上的其它居民。环境破坏对人类健康影响的一个更直接的信号是目前慢性肺病在中国成为造成死亡 的首要原因;这种疾病主要是由于中国的现代化发展高度依靠燃煤造成的。

如果争辩说这些问题只不过是发展的代价,实际上就是忽视这样一个事实: 维护世界上其它地方的高消费必然会造成这种代价所代表的“生态阴影”。 实际上,从全球环境公正的观点来看,很明显,中国人的享受环境保护的权利从两个方面受到侵犯。第一个方面,由于资源掠夺,生产出口商品和处理外国垃圾废料 而造成的环境危害,主要由中国人直接承受,大量的外国消费者即使也承担这些环境危害的话,也仅仅是非直接性的(最明显的是西方工业社会的消费者),而他们 的生活方式却是靠这类破坏生态的生产活动来维持的。第二个方面,在中国国内,这类环境危害不公平地分布在弱势群体和得益阶层之间。进入国际市场引起的低成 本生产优质产品的竞争意味著,和较富裕的人口阶层相比,中国的贫困阶层人口所遭受的不断增长的环境危害和他们从商业贸易中得到的经济利益相比不成比例。来 自三个不同经济领域的实例有助于说明这一点。

自然资源

在中国加快融入全球经济的过去二十年里,出现了对自然资源的过度开采,其后果是对那些住在贫困地区的人口,或那些属于社会贫困阶层的人口,产生了 尤其大的影响。为了满足海外享乐主义者的衣食爱好,内蒙古的脆弱的牧场受到过度的耕作和放牧。对于格外挣钱的野生蔬菜和药草的需求的增加,以及为满足兴旺 的细羊绒市场而造成的对山羊饲料供给的需要,迫使内蒙古的游牧族付出生态方面的巨大代价:由于生态系统的毁灭,他们的生计受到威胁。类似的情况还发生在一 度是沃土富饶的沿海地区。在农民为追求诸多的短期效益而增加商品作物的产量的同时,富饶的土地被耗尽了养分,而且由于长年大量增加施放化肥和农药(包括杀 虫剂、除草剂和灭真菌剂)而饱含毒素。在这样做的过程中,这些农民常常在不知不觉中牺牲了他们的长期健康利益,同时也葬送了他们子孙后代的健康和他们的土 地。在中国内陆的许多地区,景色优美的平原和山地被用来开采国际市场所需求的有色金属和稀有矿石。当地居民在这种开采活动中换来的是接触危险原材料、有时 甚至是放射性物质的机会。

甚至在相对富裕的沿海地区,通过剥夺自然资源来满足国外消费者的需求也是以牺牲当地的环境为代价的。在八十年代末和九十年代初,为了满足世界上迅 速膨胀的对海鲜的欲求,中国沿海地区严重地过度捞捕海产,以致中国生产的人工饲养虾超过全世界总产量的一半,并从出口中换得亿万美元的收入。但是,被获取 高收益刺激起来的虾产业,意味著生态极限遭到忽视。到了1993年,这种滥捕导致了整个海岸线的生态系统的崩溃。

在所有这些掠夺自然资源的实例中,贫穷人口先是致富,然而最终却因为生态环境被毁或被毒化而付出环境反而有害健康以及经济收益上的代价。与此同时,外国消费者甚至不会注意到这种恶果,因为全球化了的海产业只需转移到其它能够提供同样产品的地方去而已。


肮脏工业的转移

本文的第二类实例牵涉到在八十和九十年代,为了在国际市场上占据一席之地,中国企业和政府官员曾经欢迎发达工业国家把“肮脏工业”转移到中国蓬勃 发展的南方城市。 由于这些工业引起环境污染,这些国家不愿意继续让它们在自己的国土上运作。根据一项1995年中国国家环保局的研究,在所有外资企业中(包括私人企业、合 资企业和股份公司),有30%从事严重污染环境的生产,其中包括外国投资的化工、制药、造纸业,还有皮革加工、纺织品染色、电镀、电器生产、机器制造、橡 胶制品以及矿业和能源制造业。尽管在九十年代,一小部分乡镇企业被政府禁止从事“十五种小工业”(严重污染环境)的生产,违反禁令的情况却比比皆是。

外国在中国投资“肮脏工业”,还包括在其它一些被禁止的产业方面进行贸易。比如说,在《蒙特利尔条约草案》在国际上正式签署以后(该条约草案是为 了扭转臭氧层破坏而制定的,它禁止在发达工业国家制造和使用破坏臭氧层的原材料),外国在中国的直接投资剧增,得到投资的正是那些需要使用和消费破坏臭氧 层原材料(ODSs)的工业。从1985年到1996年外国在1004个和ODS有关的企业中一共投资21.8亿美元。

一般城市居民,甚至那些住在地球其它地方的人们,都受到了这些“肮脏工业”所带来的对环境和健康的负面影响,象恶劣的空气,饮用水的污染,以及对 全球气候变化和臭氧层破坏的愈益增加的影响。然而,就掠夺自然资源的情况而言,贫穷人口却很不公平地受到更大的影响。很多污染环境的工业生产的主要受益人 是海外消费者和富有的中国人,而贫穷人口——通常是那些中国农村的“流动人口”——则在那些最具污染性和最缺少监督管理的企业中做工,他们经常接触有害有 毒的气体、重金属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


垃圾交易

第三类不公平地降落在贫穷阶层中国人头上的环境污染灾难来自于垃圾交易。 为了寻求发展和吸取外汇,中国在九十年代初期成为一个积极主动的国际垃圾收容所。在Sarah Westervelt 和Jim Puckett 对“电子废料” 所作的讨论中(他们的文章“毒品贸易:西方对新技术的追求如何毒染中国”(“Toxic Trade: How the West's obsession with new technology is poisoning China”)也发表在《中国人权论坛》2002年第4期上),提到垃圾交易的一种方式。他们证明,大约在十年的时间里,富裕的广东省内一些来自贫困村庄 里的农民一直以从含有剧毒的电器废料中回收贵金属和其它材料维生,他们从事这种回收,以自己的健康、其它村民的健康和当地的生态系统为巨大代价。进口到中 国来的垃圾还包含其它危险甚至致命的物质,比如医院的废物、放射性废金属和不明化学废料。

除此以外,还有大量来自消费社会的日常垃圾也被进口到中国,如废纸、脏尿布、废饮料瓶、塑料袋、家用垃圾和废弃的农用塑料布。尽管其中的一些的确 可以回收利用,但另一些却是非法进口的(通常贴上“可回收”的假标签)、对健康造成严重直接威胁的垃圾。这些垃圾在中国境内的最终处理,是将有毒的物质释 放到空气和地下水中,迅速膨胀的垃圾坑会占据宝贵的土地,或者只是将垃圾随便倾倒在农民的耕地旁。从1990年到1997年间,进口到中国的有害垃圾量增 长了几乎5倍,同时中国从中获取的收益则增长了140倍(在1400万到190亿美元之间)。

全球贸易中的环境不公正问题恐怕最明显的就要数垃圾贸易了;许多中国人成了垃圾贸易带来的环境污染的受害者,而工业化的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 组织)国家则十分明显地是这种交易的获益者,最可能获益的是美国,因为这些国家不必面对在他们本国处理垃圾所需要付出的财政和环境方面的巨大代价。

不应该假定中国政府完全忽视了国际贸易和投资带来的环境后果。当各种问题出现的时候,国家环境保护委员会也曾经寻求处理办法。例如,1996年4 月,中国制定并落实了一些严格的新法规,规定进口某些垃圾废料将导致十年徒刑或50万人民币的罚款。在宣布“开发大西北”政策、鼓励到中国贫困的西部省和 自治区投资之后不久,中国政府有针对性地发布了一个通知,警告投资商不要在污染性的和破坏环境的企业投资。

然而,来自中国和外国的报告指出,垃圾贸易还在继续进行。中国的民间环保人士和北京环境保护机构的高级官员都意识到,一方面,许多外国投资的资源 掠取性企业和水力发电项目,在没有对环境影响问题给与适当关注的情况下继续运转;同时,一些破坏环境的矿井、化工厂和其它类似的企业在中国西北地区一个接 一个地涌现。 看上去,热衷发展的中国政府在强有力的世界市场经济和中国改革风潮面前很难控制这样一种自然经济趋势——把损害环境的企业转移到最贫困的地区去。然而这些 贫困地区的企业和政府官员似乎不在乎这些工业对环境的影响,他们欢迎任何有助经济发展的机会。 这种情况变得更糟糕,因为公民没有条件去自由讨论这些机会对环境可能造成的破坏及其后果。

在中国作出有关调整以便适应于其世界贸易组织成员的新地位的时候,导致侵犯环境公正原则的压力估计只能加大。预测由于国际竞争加剧所带来的结果, 从结构上调整城市和乡村的经济势在必行,其所造成的影响,估计会迫使很多人寻求新型的雇佣方式。在今后的几年里,随著财政和社会压力的增加,个人和地方政 府官员将会发现他们自己受到更大的诱惑去从事破坏生态环境但有利可图的生意。 由于贸易增长所带来的制造业和自然资源掠取的增加,加上环境保护法规执行上的松弛和以牺牲其它价值而强调经济发展的做法,只能使中国目前存在的环境问题变 得更加恶劣。由于同样的原因,将环境危害转嫁到中国,特别是中国的贫穷人口身上的情况可能会进一步恶化。

同时,美国这个世界上最大的消费国将会继续阻碍在国际范围内控制环境危害转嫁的有限努力。 美国一再拒绝加入“巴塞尔公约”和禁止有害垃圾交易的禁令。美国至今尚未签署“斯德哥尔摩持续有机污染物(POPs)公约”, 该公约的目的是严格地控制含剧毒的化学合成品的废料处理。最近,在2002年12月,美国废弃了1994年生效的一项美国总统的禁令,该禁令防止在海外报 废军舰,因为这些报废的军舰含有大量的有害的石棉和多氯化联二苯。直到美国开始要求对自己的消费社会和商业实践所造成的负面环境影响担负更大的责任,在中 国实行环境公正只能是一种臆想。


(作者是“国际环境研究”助理教授,Illinois Wesleyan 大学环境研究项目主任。她发表过多篇关于中国环保政策的文章,其中包括发表在《中国季刊》(China Quarterly)上的“中国改革对环境保护的自相矛盾的影响“和“中国的环保机制”两篇文章。她最近撰写的一篇文章标题是“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对环境的 影响。”本文英文原文发表在《中国人权论坛》(China Rights Forum) 2002年第4期。)


相关文章:



************************************************************


《人与人权》(http://www.renyurenquan.org)发表的文章文责自负,
均不代表中国人权http://www.hrichina.org/chs)的立场观点,除特别注明。

主编:胡平
责任编辑:一平
投稿和联系信箱:communications@hrichina.org

编辑部


 
编辑联繫 | 隐私政策声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