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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举权:只闻楼梯响不见人下来
沈良庆



Right to Democratic Election in China: Obstacles and Challenges


为了行使参政权,我和几位公民们想做一回主人,试图参加上届基层政权人民代表选举。结果不仅权利被剥夺,陕西的赵常青甚至因此被判刑。本来依据 《选举法》,选民的选区可以按单位和居住区划分。我没有单位,合肥市西市区选举委员却悄悄将我划到早已将我开除公职的安徽省检察院,纳入另一选区;又悄悄 让该选区提前选举,从而使我无法行使选举权。我于是提出诉讼寻求司法公正,要求该选举委员会依法允许我参加居住区选举。法庭在不公开审理的情况下,裁判我 败诉、诉讼费用自理。不久我又被押送劳动教养,最终彻底地剥夺了我的公民选举权。赵常青则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错误地行使言论自由的权 利,搞什么联名上书,到头来反获牢狱之灾!这一经历后,本人总算学乖了。今年年初省检察院机关党委派人送选票给我,为了消除有关部门的疑虑,避免不必要的 麻烦, 我决然地当著来人的面将选票撕毁,以示决不兴风作浪。

长期以来,高参选率一直被吹嘘为中国人充分行使民主权利的一个标志,尽管目前尚未达到萨达姆曾经获得的100%的支持率。当年我因被剥夺选举 权,到区选举委员会递交复议申请书时,巧遇一位衣衫褴褛的老者亦来纠缠,抗议安徽丝绸厂以给退休和下岗职工现场发放退休金和救济金的方式强迫退休和下岗职 工参加民主选举人民代表。连被《南方周末》称为官方学者的全国人大办公厅秘书局副局长蔡定剑博士在最近出版的《中国选举状况的报告》中也不得不承认, 经过长达半个多世纪的社会主义建设和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选举的民主化程度仍不很高。仍不很高是一种含蓄说法。在《南方周末》聚焦两会的报道中, 另一位官方学者、《中国人大》杂志社副主编汪铁民则相对直率地指出:高投票率并不完全反映中国选民的参选积极性,也不完全反映民主发育程度的高低。 他还告诉记者:在(北京郊区)有些地方,如果不采取一些特殊手段,参选率将会直线下降,不仅达不到法定人数,甚至会下跌到百分之二三十左右。在河北、辽 宁等地的农村进行调查,也听到了相同的说法。

杰斐逊有句名言:民众是自身利益最安全的保险柜。托克维尔跑到新大陆转了一圈后也认为自发的选择是自由的秘诀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把限制政 府的权力视为宪法的实质。为什么自称代表最大多数人民利益的中共老是害怕将权力还给最大多数人民、使尽力气要为民做主呢?他们以人民的名义,将一部不符 合宪法的实质的,专门用来限制最大多数人民行使权利的宪法强加于人民,并用具体的行政和司法手段对人们的权利进行进一步剥夺。

诚如钱钟书所言:西方的东西来到中国,来一样,坏一样。许是水土不服的缘故。民主选举,原本西土良家女子,漂洋过海远嫁父权独尊的东土大唐,甫一 登堂即遇强人,沦落为烟花巷中供人玩弄的尤物。为了应付自家人的扫黄打非和遮掩娘家人耳目,还得在巷口立块清节里 牌坊:此乃货真价实的真玩意,可以满足最大多数人民长远利益和根本需要!至于娘家那边搞的多党竞选、直选那一套,前者危害国家安全,后者也不符合咱们国 情,民众素质太差,直选会导致天下大乱!

长期以来,便有人宣扬这种似是而非的谬论。认为中国经济文化落后,老百姓素质太低,特别是处于社会底层的愚昧无知的农民占人口大多数(所谓十亿 人口,八亿农民),所以不能搞民主选举,只能由代表们为民做主。说白了,这是集权者及其辩护士不合逻辑的循环论证。老辉格党人麦考利曾经尖锐地嘲笑这种 低劣的辩护:我们这个时代的许多政客,都习惯于将一种论点视作不证自明的前提,即在人民适合于运用自由之前,他们不应当享有自由。这种论点简直可以与古 老传说中愚人的观点相匹配,这个愚人竟然说,在他学会游泳之前,他绝不下水。如果人们在奴役状态中变得聪明和善良之前,只能坐等自由,那么他们可能就不得 不永远等待下去。 这种国民素质太低、无法真正实行民主的论调,莫非是说经过五四启蒙运动和二十余年的改革开放,今日中华国民素质尚不如光荣革命时期的英国人、独立战争 时期的美国人、大革命时期的法国人,遑论几千年前的古希腊人。这也太长他人志气灭自家威风了,与当局长期以来弘扬的爱国主义主旋律背道而驰。

从近年来在乡村实行的直选改革试点单位情况看,凡是真正放手发动群众,壮大民主直选的地方,农民参选积极性之高,政治实践效果之好,都是有目 共睹的。连蔡博士在看到竞选和投票的录像时,也受到极大的震动和感染,他引用其它调查数据得出这样的结论:民主选举与公民素质和文化水平没有直接关 系,公民是为了利益才参加选举的,而不是基于对政治感兴趣或是对民主所做的善意的理解才参加选举的,他们参与愿望的强弱取决于利益的大小。他又说, 民主实践是最好的民主教育,每个智力健全的公民都能判断自己的利益所在,关键是我们相不相信群众,是不是真正尊重公民的民主权利。中国社会科学院 农村发展研究所的党国英最近在《南方周末》撰文批评农民愚昧论。他指出:农民愚昧是实实在在的陈词滥调。农民是有木讷的外观,但那是内心世界恐惧的 表露;他们的恐惧与他们所受到的排挤成正比。他们怕官,怕城里人这是制度缺陷的后果,城里人应该为此而感到羞耻。看到这段话,我确实感到羞耻。他得 出的结论是:民主政治与社会的专业化程度有关,而与所谓人的素质无关。人的素质与民主政治一样,都是社会专业化程度的后果。在专业化社会里,不需要人人 都是政治家,不需要人人懂政治,更不需要农民个个懂政治。

解决日益严峻的三农问题乃至整个中国社会问题的出路何在?不同的理路会导致不同的结论。有两种理路,就是哈耶克的所谓进化论的理性主义和建构论的唯 理主义。在政治模式选择上,前者导致开放社会的附属原则,即基层化原则:由于难以确定什么是共同利益,决策必须在尽可能低的层面上作出,形成由下而 上构建的政治秩序,此乃联邦主义政体的典型特征;后者导致封闭僵化的中央集权制下的中央化原则:将一切资源尽可能集中到中央,尽可能由全知全能的中央 集中行使一切权力,形成自上而下构建的政治秩序,此乃集权主义政体的典型特征。前者支持人、财、物的充分自由流动,后者则尽其所能限制人、财、物的自由流 动。早在1978年,复出不久的邓小平为了挽救濒临破产的僵化集权体制,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表《改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谈话中力主改革开放,以 开明著称的胡耀邦当时主持中共中央党校工作,积极充当急先锋,搞了一次由各层党组织先行提名的中央党校机关党委委员直接选举,算是一次大胆的党内民主实 验。二十余年过去了,邓、胡早已作古,这场跨世纪的政治体制改革,历经风雨飘摇,依旧只闻楼梯响不见人下来,就是石蛋也该孵出石鸡来了。如今,连贵族式的 党内民主尚且谈不上,遑论包括选举权在内的公民权利。

近年来乡(镇)村直选的民主实践证明,即便在现行制度框架内,凡是能够尊重村民意愿,相对落实村民自治的地方,干群关系都比较密切,缓解了当地社 会矛盾,村民也获得实惠。反之,则干群关系紧张,社会矛盾激化,农民负担过重,不断出现抗税抗粮、集体上访乃至暴力冲突现象。遗憾的是,关于乡(镇)村民 主实践的好消息总是太少,违反现行相关法规、条例,权势者在选举活动中弄虚作假、徇私舞弊、强行打压、强奸民意的坏消息总是太多。究其原因,乃是在现行政 治体制下,以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的名义,即可推翻民意。为了解决基层党组织和民选村委会权力打架的矛盾,中国政府有关部门曾经提出一项毫无新意的 改革方案:在农村实行党政合一,由党支部和村委会共同组成一个新的重大村级事务管理机构。这种馊主意不过是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中曾经搞过的在企业实行 党政合一(厂长兼任党委书记)和教育管理体制改革中校长兼任党委书记的花样翻新,必然倒退到改革前党政完全不分的状态。

民主选举和党的领导的关系,就象学术界争论了几十年始终说不清道不白的党大还是法大的问题一样,根本不是逻辑真伪问题,而是价值是非问题,更 是利益导向问题。党内权势们并非不明白民主选举的种种好处,但他们更明白,只有全面柯断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资源,才能为他们自己的权势阶级谋取超额利 润。

《21世纪经济导报》2003年2月20日和1月20日的报道《欧盟亿元培训中国村官》和《联合国力推中国反腐》也许有助于理解中外对中国的选举 试验的不同期望和意图。前者说的是2001年5月22日中国外贸部与欧盟委员会签署了欧盟中国村务管理培训项目财政协议,欧盟投入约9400万元 人民币帮助中国政府对从事村务管理工作的官员、当选的村委会干部以及村民提供相关培训和信息,以便加速中国农村民主改革进程。对于欧盟掏腰包的动机, 双方官员的表述都很谨慎。欧方项目主任说,他不能妄加评论。欧盟驻华代表团一位工作人员也只是说,她不认为这是一件没有意义的事。中国官方称该项目的 宗旨之一是增进双方的相互理解与合作。参加过培训的江西省某县民政局长告诉记者,外方人员主要负责经费开支和作息时间安排,不管具体培训内容。负责具 体培训的都是中方教师,内容也严格遵守中国法律精神,我们并没有接受外来专家的价值观,并没有受到他们的民主观的影响。一位参与过该项目的中方学者则 一针见血地指出:欧盟并不是白给钱,他们是希望通过这种方式参与到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内部来。他认为:这是坏事。

《联合国力推中国反腐》说的是2003年1月11日由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援助300万美元资金,中国监察部具体组织实施的中国廉政建设合作项目 宣告正式启动。报道说,该署曾希望国际著名民间反腐败组织透明国际介入这一项目,最终被中方否决。众所周知,中国制度化腐败臭名远扬,在透明国际 发布的2002年行贿指数中,本邦荣列第二,仅次于老大哥俄罗斯。讳疾忌医的理由是:外方认为大家都是市场经济,应该是可以采取一样的标准。但 是中方认为,中国有自己一套行之有效的反腐败方法,透明国际对中国的情况并不了解,实际上在很多地方容易引起误导,因而拒绝接受它们的标准和方式。

不难看出中西民主选举权理念和实践的巨大落差,并导致双方话语的歧义:匪夷所思;匪我族类,其心必异。国外人士显然不能过低估计推行民主选举权在中国面临的巨大阻力。


(作者系社会评论家、自由撰稿人,现居大陆。)


相关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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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行使参政权,我和几位公民们想做一回主人,试图参加上届基层政权人民代表选举。结果不仅权利被剥夺,陕西的赵常青甚至因此被判刑。本来依据 《选举法》,选民的选区可以按单位和居住区划分。我没有单位,合肥市西市区选举委员却悄悄将我划到早已将我开除公职的安徽省检察院,纳入另一选区;又悄悄 让该选区提前选举,从而使我无法行使选举权。我于是提出诉讼寻求司法公正,要求该选举委员会依法允许我参加居住区选举。法庭在不公开审理的情况下,裁判我 败诉、诉讼费用自理。不久我又被押送劳动教养,最终彻底地剥夺了我的公民选举权。赵常青则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错误地行使言论自由的权 利,搞什么联名上书,到头来反获牢狱之灾!这一经历后,本人总算学乖了。今年年初省检察院机关党委派人送选票给我,为了消除有关部门的疑虑,避免不必要的 麻烦, 我决然地当著来人的面将选票撕毁,以示决不兴风作浪。

长期以来,高参选率一直被吹嘘为中国人充分行使民主权利的一个标志,尽管目前尚未达到萨达姆曾经获得的100%的支持率。当年我因被剥夺选举 权,到区选举委员会递交复议申请书时,巧遇一位衣衫褴褛的老者亦来纠缠,抗议安徽丝绸厂以给退休和下岗职工现场发放退休金和救济金的方式强迫退休和下岗职 工参加民主选举人民代表。连被《南方周末》称为官方学者的全国人大办公厅秘书局副局长蔡定剑博士在最近出版的《中国选举状况的报告》中也不得不承认, 经过长达半个多世纪的社会主义建设和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选举的民主化程度仍不很高。仍不很高是一种含蓄说法。在《南方周末》聚焦两会的报道中, 另一位官方学者、《中国人大》杂志社副主编汪铁民则相对直率地指出:高投票率并不完全反映中国选民的参选积极性,也不完全反映民主发育程度的高低。 他还告诉记者:在(北京郊区)有些地方,如果不采取一些特殊手段,参选率将会直线下降,不仅达不到法定人数,甚至会下跌到百分之二三十左右。在河北、辽 宁等地的农村进行调查,也听到了相同的说法。

杰斐逊有句名言:民众是自身利益最安全的保险柜。托克维尔跑到新大陆转了一圈后也认为自发的选择是自由的秘诀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把限制政 府的权力视为宪法的实质。为什么自称代表最大多数人民利益的中共老是害怕将权力还给最大多数人民、使尽力气要为民做主呢?他们以人民的名义,将一部不符 合宪法的实质的,专门用来限制最大多数人民行使权利的宪法强加于人民,并用具体的行政和司法手段对人们的权利进行进一步剥夺。

诚如钱钟书所言:西方的东西来到中国,来一样,坏一样。许是水土不服的缘故。民主选举,原本西土良家女子,漂洋过海远嫁父权独尊的东土大唐,甫一 登堂即遇强人,沦落为烟花巷中供人玩弄的尤物。为了应付自家人的扫黄打非和遮掩娘家人耳目,还得在巷口立块清节里 牌坊:此乃货真价实的真玩意,可以满足最大多数人民长远利益和根本需要!至于娘家那边搞的多党竞选、直选那一套,前者危害国家安全,后者也不符合咱们国 情,民众素质太差,直选会导致天下大乱!

长期以来,便有人宣扬这种似是而非的谬论。认为中国经济文化落后,老百姓素质太低,特别是处于社会底层的愚昧无知的农民占人口大多数(所谓十亿 人口,八亿农民),所以不能搞民主选举,只能由代表们为民做主。说白了,这是集权者及其辩护士不合逻辑的循环论证。老辉格党人麦考利曾经尖锐地嘲笑这种 低劣的辩护:我们这个时代的许多政客,都习惯于将一种论点视作不证自明的前提,即在人民适合于运用自由之前,他们不应当享有自由。这种论点简直可以与古 老传说中愚人的观点相匹配,这个愚人竟然说,在他学会游泳之前,他绝不下水。如果人们在奴役状态中变得聪明和善良之前,只能坐等自由,那么他们可能就不得 不永远等待下去。 这种国民素质太低、无法真正实行民主的论调,莫非是说经过五四启蒙运动和二十余年的改革开放,今日中华国民素质尚不如光荣革命时期的英国人、独立战争 时期的美国人、大革命时期的法国人,遑论几千年前的古希腊人。这也太长他人志气灭自家威风了,与当局长期以来弘扬的爱国主义主旋律背道而驰。

从近年来在乡村实行的直选改革试点单位情况看,凡是真正放手发动群众,壮大民主直选的地方,农民参选积极性之高,政治实践效果之好,都是有目 共睹的。连蔡博士在看到竞选和投票的录像时,也受到极大的震动和感染,他引用其它调查数据得出这样的结论:民主选举与公民素质和文化水平没有直接关 系,公民是为了利益才参加选举的,而不是基于对政治感兴趣或是对民主所做的善意的理解才参加选举的,他们参与愿望的强弱取决于利益的大小。他又说, 民主实践是最好的民主教育,每个智力健全的公民都能判断自己的利益所在,关键是我们相不相信群众,是不是真正尊重公民的民主权利。中国社会科学院 农村发展研究所的党国英最近在《南方周末》撰文批评农民愚昧论。他指出:农民愚昧是实实在在的陈词滥调。农民是有木讷的外观,但那是内心世界恐惧的 表露;他们的恐惧与他们所受到的排挤成正比。他们怕官,怕城里人这是制度缺陷的后果,城里人应该为此而感到羞耻。看到这段话,我确实感到羞耻。他得 出的结论是:民主政治与社会的专业化程度有关,而与所谓人的素质无关。人的素质与民主政治一样,都是社会专业化程度的后果。在专业化社会里,不需要人人 都是政治家,不需要人人懂政治,更不需要农民个个懂政治。

解决日益严峻的三农问题乃至整个中国社会问题的出路何在?不同的理路会导致不同的结论。有两种理路,就是哈耶克的所谓进化论的理性主义和建构论的唯 理主义。在政治模式选择上,前者导致开放社会的附属原则,即基层化原则:由于难以确定什么是共同利益,决策必须在尽可能低的层面上作出,形成由下而 上构建的政治秩序,此乃联邦主义政体的典型特征;后者导致封闭僵化的中央集权制下的中央化原则:将一切资源尽可能集中到中央,尽可能由全知全能的中央 集中行使一切权力,形成自上而下构建的政治秩序,此乃集权主义政体的典型特征。前者支持人、财、物的充分自由流动,后者则尽其所能限制人、财、物的自由流 动。早在1978年,复出不久的邓小平为了挽救濒临破产的僵化集权体制,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表《改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谈话中力主改革开放,以 开明著称的胡耀邦当时主持中共中央党校工作,积极充当急先锋,搞了一次由各层党组织先行提名的中央党校机关党委委员直接选举,算是一次大胆的党内民主实 验。二十余年过去了,邓、胡早已作古,这场跨世纪的政治体制改革,历经风雨飘摇,依旧只闻楼梯响不见人下来,就是石蛋也该孵出石鸡来了。如今,连贵族式的 党内民主尚且谈不上,遑论包括选举权在内的公民权利。

近年来乡(镇)村直选的民主实践证明,即便在现行制度框架内,凡是能够尊重村民意愿,相对落实村民自治的地方,干群关系都比较密切,缓解了当地社 会矛盾,村民也获得实惠。反之,则干群关系紧张,社会矛盾激化,农民负担过重,不断出现抗税抗粮、集体上访乃至暴力冲突现象。遗憾的是,关于乡(镇)村民 主实践的好消息总是太少,违反现行相关法规、条例,权势者在选举活动中弄虚作假、徇私舞弊、强行打压、强奸民意的坏消息总是太多。究其原因,乃是在现行政 治体制下,以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的名义,即可推翻民意。为了解决基层党组织和民选村委会权力打架的矛盾,中国政府有关部门曾经提出一项毫无新意的 改革方案:在农村实行党政合一,由党支部和村委会共同组成一个新的重大村级事务管理机构。这种馊主意不过是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中曾经搞过的在企业实行 党政合一(厂长兼任党委书记)和教育管理体制改革中校长兼任党委书记的花样翻新,必然倒退到改革前党政完全不分的状态。

民主选举和党的领导的关系,就象学术界争论了几十年始终说不清道不白的党大还是法大的问题一样,根本不是逻辑真伪问题,而是价值是非问题,更 是利益导向问题。党内权势们并非不明白民主选举的种种好处,但他们更明白,只有全面柯断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资源,才能为他们自己的权势阶级谋取超额利 润。

《21世纪经济导报》2003年2月20日和1月20日的报道《欧盟亿元培训中国村官》和《联合国力推中国反腐》也许有助于理解中外对中国的选举 试验的不同期望和意图。前者说的是2001年5月22日中国外贸部与欧盟委员会签署了欧盟中国村务管理培训项目财政协议,欧盟投入约9400万元 人民币帮助中国政府对从事村务管理工作的官员、当选的村委会干部以及村民提供相关培训和信息,以便加速中国农村民主改革进程。对于欧盟掏腰包的动机, 双方官员的表述都很谨慎。欧方项目主任说,他不能妄加评论。欧盟驻华代表团一位工作人员也只是说,她不认为这是一件没有意义的事。中国官方称该项目的 宗旨之一是增进双方的相互理解与合作。参加过培训的江西省某县民政局长告诉记者,外方人员主要负责经费开支和作息时间安排,不管具体培训内容。负责具 体培训的都是中方教师,内容也严格遵守中国法律精神,我们并没有接受外来专家的价值观,并没有受到他们的民主观的影响。一位参与过该项目的中方学者则 一针见血地指出:欧盟并不是白给钱,他们是希望通过这种方式参与到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内部来。他认为:这是坏事。

《联合国力推中国反腐》说的是2003年1月11日由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援助300万美元资金,中国监察部具体组织实施的中国廉政建设合作项目 宣告正式启动。报道说,该署曾希望国际著名民间反腐败组织透明国际介入这一项目,最终被中方否决。众所周知,中国制度化腐败臭名远扬,在透明国际 发布的2002年行贿指数中,本邦荣列第二,仅次于老大哥俄罗斯。讳疾忌医的理由是:外方认为大家都是市场经济,应该是可以采取一样的标准。但 是中方认为,中国有自己一套行之有效的反腐败方法,透明国际对中国的情况并不了解,实际上在很多地方容易引起误导,因而拒绝接受它们的标准和方式。

不难看出中西民主选举权理念和实践的巨大落差,并导致双方话语的歧义:匪夷所思;匪我族类,其心必异。国外人士显然不能过低估计推行民主选举权在中国面临的巨大阻力。


(作者系社会评论家、自由撰稿人,现居大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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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行使参政权,我和几位公民们想做一回主人,试图参加上届基层政权人民代表选举。结果不仅权利被剥夺,陕西的赵常青甚至因此被判刑。本来依据 《选举法》,选民的选区可以按单位和居住区划分。我没有单位,合肥市西市区选举委员却悄悄将我划到早已将我开除公职的安徽省检察院,纳入另一选区;又悄悄 让该选区提前选举,从而使我无法行使选举权。我于是提出诉讼寻求司法公正,要求该选举委员会依法允许我参加居住区选举。法庭在不公开审理的情况下,裁判我 败诉、诉讼费用自理。不久我又被押送劳动教养,最终彻底地剥夺了我的公民选举权。赵常青则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错误地行使言论自由的权 利,搞什么联名上书,到头来反获牢狱之灾!这一经历后,本人总算学乖了。今年年初省检察院机关党委派人送选票给我,为了消除有关部门的疑虑,避免不必要的 麻烦, 我决然地当著来人的面将选票撕毁,以示决不兴风作浪。

长期以来,高参选率一直被吹嘘为中国人充分行使民主权利的一个标志,尽管目前尚未达到萨达姆曾经获得的100%的支持率。当年我因被剥夺选举 权,到区选举委员会递交复议申请书时,巧遇一位衣衫褴褛的老者亦来纠缠,抗议安徽丝绸厂以给退休和下岗职工现场发放退休金和救济金的方式强迫退休和下岗职 工参加民主选举人民代表。连被《南方周末》称为官方学者的全国人大办公厅秘书局副局长蔡定剑博士在最近出版的《中国选举状况的报告》中也不得不承认, 经过长达半个多世纪的社会主义建设和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选举的民主化程度仍不很高。仍不很高是一种含蓄说法。在《南方周末》聚焦两会的报道中, 另一位官方学者、《中国人大》杂志社副主编汪铁民则相对直率地指出:高投票率并不完全反映中国选民的参选积极性,也不完全反映民主发育程度的高低。 他还告诉记者:在(北京郊区)有些地方,如果不采取一些特殊手段,参选率将会直线下降,不仅达不到法定人数,甚至会下跌到百分之二三十左右。在河北、辽 宁等地的农村进行调查,也听到了相同的说法。

杰斐逊有句名言:民众是自身利益最安全的保险柜。托克维尔跑到新大陆转了一圈后也认为自发的选择是自由的秘诀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把限制政 府的权力视为宪法的实质。为什么自称代表最大多数人民利益的中共老是害怕将权力还给最大多数人民、使尽力气要为民做主呢?他们以人民的名义,将一部不符 合宪法的实质的,专门用来限制最大多数人民行使权利的宪法强加于人民,并用具体的行政和司法手段对人们的权利进行进一步剥夺。

诚如钱钟书所言:西方的东西来到中国,来一样,坏一样。许是水土不服的缘故。民主选举,原本西土良家女子,漂洋过海远嫁父权独尊的东土大唐,甫一 登堂即遇强人,沦落为烟花巷中供人玩弄的尤物。为了应付自家人的扫黄打非和遮掩娘家人耳目,还得在巷口立块清节里 牌坊:此乃货真价实的真玩意,可以满足最大多数人民长远利益和根本需要!至于娘家那边搞的多党竞选、直选那一套,前者危害国家安全,后者也不符合咱们国 情,民众素质太差,直选会导致天下大乱!

长期以来,便有人宣扬这种似是而非的谬论。认为中国经济文化落后,老百姓素质太低,特别是处于社会底层的愚昧无知的农民占人口大多数(所谓十亿 人口,八亿农民),所以不能搞民主选举,只能由代表们为民做主。说白了,这是集权者及其辩护士不合逻辑的循环论证。老辉格党人麦考利曾经尖锐地嘲笑这种 低劣的辩护:我们这个时代的许多政客,都习惯于将一种论点视作不证自明的前提,即在人民适合于运用自由之前,他们不应当享有自由。这种论点简直可以与古 老传说中愚人的观点相匹配,这个愚人竟然说,在他学会游泳之前,他绝不下水。如果人们在奴役状态中变得聪明和善良之前,只能坐等自由,那么他们可能就不得 不永远等待下去。 这种国民素质太低、无法真正实行民主的论调,莫非是说经过五四启蒙运动和二十余年的改革开放,今日中华国民素质尚不如光荣革命时期的英国人、独立战争 时期的美国人、大革命时期的法国人,遑论几千年前的古希腊人。这也太长他人志气灭自家威风了,与当局长期以来弘扬的爱国主义主旋律背道而驰。

从近年来在乡村实行的直选改革试点单位情况看,凡是真正放手发动群众,壮大民主直选的地方,农民参选积极性之高,政治实践效果之好,都是有目 共睹的。连蔡博士在看到竞选和投票的录像时,也受到极大的震动和感染,他引用其它调查数据得出这样的结论:民主选举与公民素质和文化水平没有直接关 系,公民是为了利益才参加选举的,而不是基于对政治感兴趣或是对民主所做的善意的理解才参加选举的,他们参与愿望的强弱取决于利益的大小。他又说, 民主实践是最好的民主教育,每个智力健全的公民都能判断自己的利益所在,关键是我们相不相信群众,是不是真正尊重公民的民主权利。中国社会科学院 农村发展研究所的党国英最近在《南方周末》撰文批评农民愚昧论。他指出:农民愚昧是实实在在的陈词滥调。农民是有木讷的外观,但那是内心世界恐惧的 表露;他们的恐惧与他们所受到的排挤成正比。他们怕官,怕城里人这是制度缺陷的后果,城里人应该为此而感到羞耻。看到这段话,我确实感到羞耻。他得 出的结论是:民主政治与社会的专业化程度有关,而与所谓人的素质无关。人的素质与民主政治一样,都是社会专业化程度的后果。在专业化社会里,不需要人人 都是政治家,不需要人人懂政治,更不需要农民个个懂政治。

解决日益严峻的三农问题乃至整个中国社会问题的出路何在?不同的理路会导致不同的结论。有两种理路,就是哈耶克的所谓进化论的理性主义和建构论的唯 理主义。在政治模式选择上,前者导致开放社会的附属原则,即基层化原则:由于难以确定什么是共同利益,决策必须在尽可能低的层面上作出,形成由下而 上构建的政治秩序,此乃联邦主义政体的典型特征;后者导致封闭僵化的中央集权制下的中央化原则:将一切资源尽可能集中到中央,尽可能由全知全能的中央 集中行使一切权力,形成自上而下构建的政治秩序,此乃集权主义政体的典型特征。前者支持人、财、物的充分自由流动,后者则尽其所能限制人、财、物的自由流 动。早在1978年,复出不久的邓小平为了挽救濒临破产的僵化集权体制,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表《改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谈话中力主改革开放,以 开明著称的胡耀邦当时主持中共中央党校工作,积极充当急先锋,搞了一次由各层党组织先行提名的中央党校机关党委委员直接选举,算是一次大胆的党内民主实 验。二十余年过去了,邓、胡早已作古,这场跨世纪的政治体制改革,历经风雨飘摇,依旧只闻楼梯响不见人下来,就是石蛋也该孵出石鸡来了。如今,连贵族式的 党内民主尚且谈不上,遑论包括选举权在内的公民权利。

近年来乡(镇)村直选的民主实践证明,即便在现行制度框架内,凡是能够尊重村民意愿,相对落实村民自治的地方,干群关系都比较密切,缓解了当地社 会矛盾,村民也获得实惠。反之,则干群关系紧张,社会矛盾激化,农民负担过重,不断出现抗税抗粮、集体上访乃至暴力冲突现象。遗憾的是,关于乡(镇)村民 主实践的好消息总是太少,违反现行相关法规、条例,权势者在选举活动中弄虚作假、徇私舞弊、强行打压、强奸民意的坏消息总是太多。究其原因,乃是在现行政 治体制下,以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的名义,即可推翻民意。为了解决基层党组织和民选村委会权力打架的矛盾,中国政府有关部门曾经提出一项毫无新意的 改革方案:在农村实行党政合一,由党支部和村委会共同组成一个新的重大村级事务管理机构。这种馊主意不过是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中曾经搞过的在企业实行 党政合一(厂长兼任党委书记)和教育管理体制改革中校长兼任党委书记的花样翻新,必然倒退到改革前党政完全不分的状态。

民主选举和党的领导的关系,就象学术界争论了几十年始终说不清道不白的党大还是法大的问题一样,根本不是逻辑真伪问题,而是价值是非问题,更 是利益导向问题。党内权势们并非不明白民主选举的种种好处,但他们更明白,只有全面柯断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资源,才能为他们自己的权势阶级谋取超额利 润。

《21世纪经济导报》2003年2月20日和1月20日的报道《欧盟亿元培训中国村官》和《联合国力推中国反腐》也许有助于理解中外对中国的选举 试验的不同期望和意图。前者说的是2001年5月22日中国外贸部与欧盟委员会签署了欧盟中国村务管理培训项目财政协议,欧盟投入约9400万元 人民币帮助中国政府对从事村务管理工作的官员、当选的村委会干部以及村民提供相关培训和信息,以便加速中国农村民主改革进程。对于欧盟掏腰包的动机, 双方官员的表述都很谨慎。欧方项目主任说,他不能妄加评论。欧盟驻华代表团一位工作人员也只是说,她不认为这是一件没有意义的事。中国官方称该项目的 宗旨之一是增进双方的相互理解与合作。参加过培训的江西省某县民政局长告诉记者,外方人员主要负责经费开支和作息时间安排,不管具体培训内容。负责具 体培训的都是中方教师,内容也严格遵守中国法律精神,我们并没有接受外来专家的价值观,并没有受到他们的民主观的影响。一位参与过该项目的中方学者则 一针见血地指出:欧盟并不是白给钱,他们是希望通过这种方式参与到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内部来。他认为:这是坏事。

《联合国力推中国反腐》说的是2003年1月11日由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援助300万美元资金,中国监察部具体组织实施的中国廉政建设合作项目 宣告正式启动。报道说,该署曾希望国际著名民间反腐败组织透明国际介入这一项目,最终被中方否决。众所周知,中国制度化腐败臭名远扬,在透明国际 发布的2002年行贿指数中,本邦荣列第二,仅次于老大哥俄罗斯。讳疾忌医的理由是:外方认为大家都是市场经济,应该是可以采取一样的标准。但 是中方认为,中国有自己一套行之有效的反腐败方法,透明国际对中国的情况并不了解,实际上在很多地方容易引起误导,因而拒绝接受它们的标准和方式。

不难看出中西民主选举权理念和实践的巨大落差,并导致双方话语的歧义:匪夷所思;匪我族类,其心必异。国外人士显然不能过低估计推行民主选举权在中国面临的巨大阻力。


(作者系社会评论家、自由撰稿人,现居大陆。)


相关文章:



Right to Democratic Election in China: Obstacles and Challenges


为了行使参政权,我和几位公民们想做一回主人,试图参加上届基层政权人民代表选举。结果不仅权利被剥夺,陕西的赵常青甚至因此被判刑。本来依据 《选举法》,选民的选区可以按单位和居住区划分。我没有单位,合肥市西市区选举委员却悄悄将我划到早已将我开除公职的安徽省检察院,纳入另一选区;又悄悄 让该选区提前选举,从而使我无法行使选举权。我于是提出诉讼寻求司法公正,要求该选举委员会依法允许我参加居住区选举。法庭在不公开审理的情况下,裁判我 败诉、诉讼费用自理。不久我又被押送劳动教养,最终彻底地剥夺了我的公民选举权。赵常青则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错误地行使言论自由的权 利,搞什么联名上书,到头来反获牢狱之灾!这一经历后,本人总算学乖了。今年年初省检察院机关党委派人送选票给我,为了消除有关部门的疑虑,避免不必要的 麻烦, 我决然地当著来人的面将选票撕毁,以示决不兴风作浪。

长期以来,高参选率一直被吹嘘为中国人充分行使民主权利的一个标志,尽管目前尚未达到萨达姆曾经获得的100%的支持率。当年我因被剥夺选举 权,到区选举委员会递交复议申请书时,巧遇一位衣衫褴褛的老者亦来纠缠,抗议安徽丝绸厂以给退休和下岗职工现场发放退休金和救济金的方式强迫退休和下岗职 工参加民主选举人民代表。连被《南方周末》称为官方学者的全国人大办公厅秘书局副局长蔡定剑博士在最近出版的《中国选举状况的报告》中也不得不承认, 经过长达半个多世纪的社会主义建设和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选举的民主化程度仍不很高。仍不很高是一种含蓄说法。在《南方周末》聚焦两会的报道中, 另一位官方学者、《中国人大》杂志社副主编汪铁民则相对直率地指出:高投票率并不完全反映中国选民的参选积极性,也不完全反映民主发育程度的高低。 他还告诉记者:在(北京郊区)有些地方,如果不采取一些特殊手段,参选率将会直线下降,不仅达不到法定人数,甚至会下跌到百分之二三十左右。在河北、辽 宁等地的农村进行调查,也听到了相同的说法。

杰斐逊有句名言:民众是自身利益最安全的保险柜。托克维尔跑到新大陆转了一圈后也认为自发的选择是自由的秘诀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把限制政 府的权力视为宪法的实质。为什么自称代表最大多数人民利益的中共老是害怕将权力还给最大多数人民、使尽力气要为民做主呢?他们以人民的名义,将一部不符 合宪法的实质的,专门用来限制最大多数人民行使权利的宪法强加于人民,并用具体的行政和司法手段对人们的权利进行进一步剥夺。

诚如钱钟书所言:西方的东西来到中国,来一样,坏一样。许是水土不服的缘故。民主选举,原本西土良家女子,漂洋过海远嫁父权独尊的东土大唐,甫一 登堂即遇强人,沦落为烟花巷中供人玩弄的尤物。为了应付自家人的扫黄打非和遮掩娘家人耳目,还得在巷口立块清节里 牌坊:此乃货真价实的真玩意,可以满足最大多数人民长远利益和根本需要!至于娘家那边搞的多党竞选、直选那一套,前者危害国家安全,后者也不符合咱们国 情,民众素质太差,直选会导致天下大乱!

长期以来,便有人宣扬这种似是而非的谬论。认为中国经济文化落后,老百姓素质太低,特别是处于社会底层的愚昧无知的农民占人口大多数(所谓十亿 人口,八亿农民),所以不能搞民主选举,只能由代表们为民做主。说白了,这是集权者及其辩护士不合逻辑的循环论证。老辉格党人麦考利曾经尖锐地嘲笑这种 低劣的辩护:我们这个时代的许多政客,都习惯于将一种论点视作不证自明的前提,即在人民适合于运用自由之前,他们不应当享有自由。这种论点简直可以与古 老传说中愚人的观点相匹配,这个愚人竟然说,在他学会游泳之前,他绝不下水。如果人们在奴役状态中变得聪明和善良之前,只能坐等自由,那么他们可能就不得 不永远等待下去。 这种国民素质太低、无法真正实行民主的论调,莫非是说经过五四启蒙运动和二十余年的改革开放,今日中华国民素质尚不如光荣革命时期的英国人、独立战争 时期的美国人、大革命时期的法国人,遑论几千年前的古希腊人。这也太长他人志气灭自家威风了,与当局长期以来弘扬的爱国主义主旋律背道而驰。

从近年来在乡村实行的直选改革试点单位情况看,凡是真正放手发动群众,壮大民主直选的地方,农民参选积极性之高,政治实践效果之好,都是有目 共睹的。连蔡博士在看到竞选和投票的录像时,也受到极大的震动和感染,他引用其它调查数据得出这样的结论:民主选举与公民素质和文化水平没有直接关 系,公民是为了利益才参加选举的,而不是基于对政治感兴趣或是对民主所做的善意的理解才参加选举的,他们参与愿望的强弱取决于利益的大小。他又说, 民主实践是最好的民主教育,每个智力健全的公民都能判断自己的利益所在,关键是我们相不相信群众,是不是真正尊重公民的民主权利。中国社会科学院 农村发展研究所的党国英最近在《南方周末》撰文批评农民愚昧论。他指出:农民愚昧是实实在在的陈词滥调。农民是有木讷的外观,但那是内心世界恐惧的 表露;他们的恐惧与他们所受到的排挤成正比。他们怕官,怕城里人这是制度缺陷的后果,城里人应该为此而感到羞耻。看到这段话,我确实感到羞耻。他得 出的结论是:民主政治与社会的专业化程度有关,而与所谓人的素质无关。人的素质与民主政治一样,都是社会专业化程度的后果。在专业化社会里,不需要人人 都是政治家,不需要人人懂政治,更不需要农民个个懂政治。

解决日益严峻的三农问题乃至整个中国社会问题的出路何在?不同的理路会导致不同的结论。有两种理路,就是哈耶克的所谓进化论的理性主义和建构论的唯 理主义。在政治模式选择上,前者导致开放社会的附属原则,即基层化原则:由于难以确定什么是共同利益,决策必须在尽可能低的层面上作出,形成由下而 上构建的政治秩序,此乃联邦主义政体的典型特征;后者导致封闭僵化的中央集权制下的中央化原则:将一切资源尽可能集中到中央,尽可能由全知全能的中央 集中行使一切权力,形成自上而下构建的政治秩序,此乃集权主义政体的典型特征。前者支持人、财、物的充分自由流动,后者则尽其所能限制人、财、物的自由流 动。早在1978年,复出不久的邓小平为了挽救濒临破产的僵化集权体制,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表《改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谈话中力主改革开放,以 开明著称的胡耀邦当时主持中共中央党校工作,积极充当急先锋,搞了一次由各层党组织先行提名的中央党校机关党委委员直接选举,算是一次大胆的党内民主实 验。二十余年过去了,邓、胡早已作古,这场跨世纪的政治体制改革,历经风雨飘摇,依旧只闻楼梯响不见人下来,就是石蛋也该孵出石鸡来了。如今,连贵族式的 党内民主尚且谈不上,遑论包括选举权在内的公民权利。

近年来乡(镇)村直选的民主实践证明,即便在现行制度框架内,凡是能够尊重村民意愿,相对落实村民自治的地方,干群关系都比较密切,缓解了当地社 会矛盾,村民也获得实惠。反之,则干群关系紧张,社会矛盾激化,农民负担过重,不断出现抗税抗粮、集体上访乃至暴力冲突现象。遗憾的是,关于乡(镇)村民 主实践的好消息总是太少,违反现行相关法规、条例,权势者在选举活动中弄虚作假、徇私舞弊、强行打压、强奸民意的坏消息总是太多。究其原因,乃是在现行政 治体制下,以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的名义,即可推翻民意。为了解决基层党组织和民选村委会权力打架的矛盾,中国政府有关部门曾经提出一项毫无新意的 改革方案:在农村实行党政合一,由党支部和村委会共同组成一个新的重大村级事务管理机构。这种馊主意不过是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中曾经搞过的在企业实行 党政合一(厂长兼任党委书记)和教育管理体制改革中校长兼任党委书记的花样翻新,必然倒退到改革前党政完全不分的状态。

民主选举和党的领导的关系,就象学术界争论了几十年始终说不清道不白的党大还是法大的问题一样,根本不是逻辑真伪问题,而是价值是非问题,更 是利益导向问题。党内权势们并非不明白民主选举的种种好处,但他们更明白,只有全面柯断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资源,才能为他们自己的权势阶级谋取超额利 润。

《21世纪经济导报》2003年2月20日和1月20日的报道《欧盟亿元培训中国村官》和《联合国力推中国反腐》也许有助于理解中外对中国的选举 试验的不同期望和意图。前者说的是2001年5月22日中国外贸部与欧盟委员会签署了欧盟中国村务管理培训项目财政协议,欧盟投入约9400万元 人民币帮助中国政府对从事村务管理工作的官员、当选的村委会干部以及村民提供相关培训和信息,以便加速中国农村民主改革进程。对于欧盟掏腰包的动机, 双方官员的表述都很谨慎。欧方项目主任说,他不能妄加评论。欧盟驻华代表团一位工作人员也只是说,她不认为这是一件没有意义的事。中国官方称该项目的 宗旨之一是增进双方的相互理解与合作。参加过培训的江西省某县民政局长告诉记者,外方人员主要负责经费开支和作息时间安排,不管具体培训内容。负责具 体培训的都是中方教师,内容也严格遵守中国法律精神,我们并没有接受外来专家的价值观,并没有受到他们的民主观的影响。一位参与过该项目的中方学者则 一针见血地指出:欧盟并不是白给钱,他们是希望通过这种方式参与到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内部来。他认为:这是坏事。

《联合国力推中国反腐》说的是2003年1月11日由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援助300万美元资金,中国监察部具体组织实施的中国廉政建设合作项目 宣告正式启动。报道说,该署曾希望国际著名民间反腐败组织透明国际介入这一项目,最终被中方否决。众所周知,中国制度化腐败臭名远扬,在透明国际 发布的2002年行贿指数中,本邦荣列第二,仅次于老大哥俄罗斯。讳疾忌医的理由是:外方认为大家都是市场经济,应该是可以采取一样的标准。但 是中方认为,中国有自己一套行之有效的反腐败方法,透明国际对中国的情况并不了解,实际上在很多地方容易引起误导,因而拒绝接受它们的标准和方式。

不难看出中西民主选举权理念和实践的巨大落差,并导致双方话语的歧义:匪夷所思;匪我族类,其心必异。国外人士显然不能过低估计推行民主选举权在中国面临的巨大阻力。


(作者系社会评论家、自由撰稿人,现居大陆。)


相关文章:



Right to Democratic Election in China: Obstacles and Challenges


为了行使参政权,我和几位公民们想做一回主人,试图参加上届基层政权人民代表选举。结果不仅权利被剥夺,陕西的赵常青甚至因此被判刑。本来依据 《选举法》,选民的选区可以按单位和居住区划分。我没有单位,合肥市西市区选举委员却悄悄将我划到早已将我开除公职的安徽省检察院,纳入另一选区;又悄悄 让该选区提前选举,从而使我无法行使选举权。我于是提出诉讼寻求司法公正,要求该选举委员会依法允许我参加居住区选举。法庭在不公开审理的情况下,裁判我 败诉、诉讼费用自理。不久我又被押送劳动教养,最终彻底地剥夺了我的公民选举权。赵常青则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错误地行使言论自由的权 利,搞什么联名上书,到头来反获牢狱之灾!这一经历后,本人总算学乖了。今年年初省检察院机关党委派人送选票给我,为了消除有关部门的疑虑,避免不必要的 麻烦, 我决然地当著来人的面将选票撕毁,以示决不兴风作浪。

长期以来,高参选率一直被吹嘘为中国人充分行使民主权利的一个标志,尽管目前尚未达到萨达姆曾经获得的100%的支持率。当年我因被剥夺选举 权,到区选举委员会递交复议申请书时,巧遇一位衣衫褴褛的老者亦来纠缠,抗议安徽丝绸厂以给退休和下岗职工现场发放退休金和救济金的方式强迫退休和下岗职 工参加民主选举人民代表。连被《南方周末》称为官方学者的全国人大办公厅秘书局副局长蔡定剑博士在最近出版的《中国选举状况的报告》中也不得不承认, 经过长达半个多世纪的社会主义建设和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选举的民主化程度仍不很高。仍不很高是一种含蓄说法。在《南方周末》聚焦两会的报道中, 另一位官方学者、《中国人大》杂志社副主编汪铁民则相对直率地指出:高投票率并不完全反映中国选民的参选积极性,也不完全反映民主发育程度的高低。 他还告诉记者:在(北京郊区)有些地方,如果不采取一些特殊手段,参选率将会直线下降,不仅达不到法定人数,甚至会下跌到百分之二三十左右。在河北、辽 宁等地的农村进行调查,也听到了相同的说法。

杰斐逊有句名言:民众是自身利益最安全的保险柜。托克维尔跑到新大陆转了一圈后也认为自发的选择是自由的秘诀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把限制政 府的权力视为宪法的实质。为什么自称代表最大多数人民利益的中共老是害怕将权力还给最大多数人民、使尽力气要为民做主呢?他们以人民的名义,将一部不符 合宪法的实质的,专门用来限制最大多数人民行使权利的宪法强加于人民,并用具体的行政和司法手段对人们的权利进行进一步剥夺。

诚如钱钟书所言:西方的东西来到中国,来一样,坏一样。许是水土不服的缘故。民主选举,原本西土良家女子,漂洋过海远嫁父权独尊的东土大唐,甫一 登堂即遇强人,沦落为烟花巷中供人玩弄的尤物。为了应付自家人的扫黄打非和遮掩娘家人耳目,还得在巷口立块清节里 牌坊:此乃货真价实的真玩意,可以满足最大多数人民长远利益和根本需要!至于娘家那边搞的多党竞选、直选那一套,前者危害国家安全,后者也不符合咱们国 情,民众素质太差,直选会导致天下大乱!

长期以来,便有人宣扬这种似是而非的谬论。认为中国经济文化落后,老百姓素质太低,特别是处于社会底层的愚昧无知的农民占人口大多数(所谓十亿 人口,八亿农民),所以不能搞民主选举,只能由代表们为民做主。说白了,这是集权者及其辩护士不合逻辑的循环论证。老辉格党人麦考利曾经尖锐地嘲笑这种 低劣的辩护:我们这个时代的许多政客,都习惯于将一种论点视作不证自明的前提,即在人民适合于运用自由之前,他们不应当享有自由。这种论点简直可以与古 老传说中愚人的观点相匹配,这个愚人竟然说,在他学会游泳之前,他绝不下水。如果人们在奴役状态中变得聪明和善良之前,只能坐等自由,那么他们可能就不得 不永远等待下去。 这种国民素质太低、无法真正实行民主的论调,莫非是说经过五四启蒙运动和二十余年的改革开放,今日中华国民素质尚不如光荣革命时期的英国人、独立战争 时期的美国人、大革命时期的法国人,遑论几千年前的古希腊人。这也太长他人志气灭自家威风了,与当局长期以来弘扬的爱国主义主旋律背道而驰。

从近年来在乡村实行的直选改革试点单位情况看,凡是真正放手发动群众,壮大民主直选的地方,农民参选积极性之高,政治实践效果之好,都是有目 共睹的。连蔡博士在看到竞选和投票的录像时,也受到极大的震动和感染,他引用其它调查数据得出这样的结论:民主选举与公民素质和文化水平没有直接关 系,公民是为了利益才参加选举的,而不是基于对政治感兴趣或是对民主所做的善意的理解才参加选举的,他们参与愿望的强弱取决于利益的大小。他又说, 民主实践是最好的民主教育,每个智力健全的公民都能判断自己的利益所在,关键是我们相不相信群众,是不是真正尊重公民的民主权利。中国社会科学院 农村发展研究所的党国英最近在《南方周末》撰文批评农民愚昧论。他指出:农民愚昧是实实在在的陈词滥调。农民是有木讷的外观,但那是内心世界恐惧的 表露;他们的恐惧与他们所受到的排挤成正比。他们怕官,怕城里人这是制度缺陷的后果,城里人应该为此而感到羞耻。看到这段话,我确实感到羞耻。他得 出的结论是:民主政治与社会的专业化程度有关,而与所谓人的素质无关。人的素质与民主政治一样,都是社会专业化程度的后果。在专业化社会里,不需要人人 都是政治家,不需要人人懂政治,更不需要农民个个懂政治。

解决日益严峻的三农问题乃至整个中国社会问题的出路何在?不同的理路会导致不同的结论。有两种理路,就是哈耶克的所谓进化论的理性主义和建构论的唯 理主义。在政治模式选择上,前者导致开放社会的附属原则,即基层化原则:由于难以确定什么是共同利益,决策必须在尽可能低的层面上作出,形成由下而 上构建的政治秩序,此乃联邦主义政体的典型特征;后者导致封闭僵化的中央集权制下的中央化原则:将一切资源尽可能集中到中央,尽可能由全知全能的中央 集中行使一切权力,形成自上而下构建的政治秩序,此乃集权主义政体的典型特征。前者支持人、财、物的充分自由流动,后者则尽其所能限制人、财、物的自由流 动。早在1978年,复出不久的邓小平为了挽救濒临破产的僵化集权体制,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表《改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谈话中力主改革开放,以 开明著称的胡耀邦当时主持中共中央党校工作,积极充当急先锋,搞了一次由各层党组织先行提名的中央党校机关党委委员直接选举,算是一次大胆的党内民主实 验。二十余年过去了,邓、胡早已作古,这场跨世纪的政治体制改革,历经风雨飘摇,依旧只闻楼梯响不见人下来,就是石蛋也该孵出石鸡来了。如今,连贵族式的 党内民主尚且谈不上,遑论包括选举权在内的公民权利。

近年来乡(镇)村直选的民主实践证明,即便在现行制度框架内,凡是能够尊重村民意愿,相对落实村民自治的地方,干群关系都比较密切,缓解了当地社 会矛盾,村民也获得实惠。反之,则干群关系紧张,社会矛盾激化,农民负担过重,不断出现抗税抗粮、集体上访乃至暴力冲突现象。遗憾的是,关于乡(镇)村民 主实践的好消息总是太少,违反现行相关法规、条例,权势者在选举活动中弄虚作假、徇私舞弊、强行打压、强奸民意的坏消息总是太多。究其原因,乃是在现行政 治体制下,以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的名义,即可推翻民意。为了解决基层党组织和民选村委会权力打架的矛盾,中国政府有关部门曾经提出一项毫无新意的 改革方案:在农村实行党政合一,由党支部和村委会共同组成一个新的重大村级事务管理机构。这种馊主意不过是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中曾经搞过的在企业实行 党政合一(厂长兼任党委书记)和教育管理体制改革中校长兼任党委书记的花样翻新,必然倒退到改革前党政完全不分的状态。

民主选举和党的领导的关系,就象学术界争论了几十年始终说不清道不白的党大还是法大的问题一样,根本不是逻辑真伪问题,而是价值是非问题,更 是利益导向问题。党内权势们并非不明白民主选举的种种好处,但他们更明白,只有全面柯断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资源,才能为他们自己的权势阶级谋取超额利 润。

《21世纪经济导报》2003年2月20日和1月20日的报道《欧盟亿元培训中国村官》和《联合国力推中国反腐》也许有助于理解中外对中国的选举 试验的不同期望和意图。前者说的是2001年5月22日中国外贸部与欧盟委员会签署了欧盟中国村务管理培训项目财政协议,欧盟投入约9400万元 人民币帮助中国政府对从事村务管理工作的官员、当选的村委会干部以及村民提供相关培训和信息,以便加速中国农村民主改革进程。对于欧盟掏腰包的动机, 双方官员的表述都很谨慎。欧方项目主任说,他不能妄加评论。欧盟驻华代表团一位工作人员也只是说,她不认为这是一件没有意义的事。中国官方称该项目的 宗旨之一是增进双方的相互理解与合作。参加过培训的江西省某县民政局长告诉记者,外方人员主要负责经费开支和作息时间安排,不管具体培训内容。负责具 体培训的都是中方教师,内容也严格遵守中国法律精神,我们并没有接受外来专家的价值观,并没有受到他们的民主观的影响。一位参与过该项目的中方学者则 一针见血地指出:欧盟并不是白给钱,他们是希望通过这种方式参与到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内部来。他认为:这是坏事。

《联合国力推中国反腐》说的是2003年1月11日由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援助300万美元资金,中国监察部具体组织实施的中国廉政建设合作项目 宣告正式启动。报道说,该署曾希望国际著名民间反腐败组织透明国际介入这一项目,最终被中方否决。众所周知,中国制度化腐败臭名远扬,在透明国际 发布的2002年行贿指数中,本邦荣列第二,仅次于老大哥俄罗斯。讳疾忌医的理由是:外方认为大家都是市场经济,应该是可以采取一样的标准。但 是中方认为,中国有自己一套行之有效的反腐败方法,透明国际对中国的情况并不了解,实际上在很多地方容易引起误导,因而拒绝接受它们的标准和方式。

不难看出中西民主选举权理念和实践的巨大落差,并导致双方话语的歧义:匪夷所思;匪我族类,其心必异。国外人士显然不能过低估计推行民主选举权在中国面临的巨大阻力。


(作者系社会评论家、自由撰稿人,现居大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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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ght to Democratic Election in China: Obstacles and Challenges


为了行使参政权,我和几位公民们想做一回主人,试图参加上届基层政权人民代表选举。结果不仅权利被剥夺,陕西的赵常青甚至因此被判刑。本来依据 《选举法》,选民的选区可以按单位和居住区划分。我没有单位,合肥市西市区选举委员却悄悄将我划到早已将我开除公职的安徽省检察院,纳入另一选区;又悄悄 让该选区提前选举,从而使我无法行使选举权。我于是提出诉讼寻求司法公正,要求该选举委员会依法允许我参加居住区选举。法庭在不公开审理的情况下,裁判我 败诉、诉讼费用自理。不久我又被押送劳动教养,最终彻底地剥夺了我的公民选举权。赵常青则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错误地行使言论自由的权 利,搞什么联名上书,到头来反获牢狱之灾!这一经历后,本人总算学乖了。今年年初省检察院机关党委派人送选票给我,为了消除有关部门的疑虑,避免不必要的 麻烦, 我决然地当著来人的面将选票撕毁,以示决不兴风作浪。

长期以来,高参选率一直被吹嘘为中国人充分行使民主权利的一个标志,尽管目前尚未达到萨达姆曾经获得的100%的支持率。当年我因被剥夺选举 权,到区选举委员会递交复议申请书时,巧遇一位衣衫褴褛的老者亦来纠缠,抗议安徽丝绸厂以给退休和下岗职工现场发放退休金和救济金的方式强迫退休和下岗职 工参加民主选举人民代表。连被《南方周末》称为官方学者的全国人大办公厅秘书局副局长蔡定剑博士在最近出版的《中国选举状况的报告》中也不得不承认, 经过长达半个多世纪的社会主义建设和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选举的民主化程度仍不很高。仍不很高是一种含蓄说法。在《南方周末》聚焦两会的报道中, 另一位官方学者、《中国人大》杂志社副主编汪铁民则相对直率地指出:高投票率并不完全反映中国选民的参选积极性,也不完全反映民主发育程度的高低。 他还告诉记者:在(北京郊区)有些地方,如果不采取一些特殊手段,参选率将会直线下降,不仅达不到法定人数,甚至会下跌到百分之二三十左右。在河北、辽 宁等地的农村进行调查,也听到了相同的说法。

杰斐逊有句名言:民众是自身利益最安全的保险柜。托克维尔跑到新大陆转了一圈后也认为自发的选择是自由的秘诀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把限制政 府的权力视为宪法的实质。为什么自称代表最大多数人民利益的中共老是害怕将权力还给最大多数人民、使尽力气要为民做主呢?他们以人民的名义,将一部不符 合宪法的实质的,专门用来限制最大多数人民行使权利的宪法强加于人民,并用具体的行政和司法手段对人们的权利进行进一步剥夺。

诚如钱钟书所言:西方的东西来到中国,来一样,坏一样。许是水土不服的缘故。民主选举,原本西土良家女子,漂洋过海远嫁父权独尊的东土大唐,甫一 登堂即遇强人,沦落为烟花巷中供人玩弄的尤物。为了应付自家人的扫黄打非和遮掩娘家人耳目,还得在巷口立块清节里 牌坊:此乃货真价实的真玩意,可以满足最大多数人民长远利益和根本需要!至于娘家那边搞的多党竞选、直选那一套,前者危害国家安全,后者也不符合咱们国 情,民众素质太差,直选会导致天下大乱!

长期以来,便有人宣扬这种似是而非的谬论。认为中国经济文化落后,老百姓素质太低,特别是处于社会底层的愚昧无知的农民占人口大多数(所谓十亿 人口,八亿农民),所以不能搞民主选举,只能由代表们为民做主。说白了,这是集权者及其辩护士不合逻辑的循环论证。老辉格党人麦考利曾经尖锐地嘲笑这种 低劣的辩护:我们这个时代的许多政客,都习惯于将一种论点视作不证自明的前提,即在人民适合于运用自由之前,他们不应当享有自由。这种论点简直可以与古 老传说中愚人的观点相匹配,这个愚人竟然说,在他学会游泳之前,他绝不下水。如果人们在奴役状态中变得聪明和善良之前,只能坐等自由,那么他们可能就不得 不永远等待下去。 这种国民素质太低、无法真正实行民主的论调,莫非是说经过五四启蒙运动和二十余年的改革开放,今日中华国民素质尚不如光荣革命时期的英国人、独立战争 时期的美国人、大革命时期的法国人,遑论几千年前的古希腊人。这也太长他人志气灭自家威风了,与当局长期以来弘扬的爱国主义主旋律背道而驰。

从近年来在乡村实行的直选改革试点单位情况看,凡是真正放手发动群众,壮大民主直选的地方,农民参选积极性之高,政治实践效果之好,都是有目 共睹的。连蔡博士在看到竞选和投票的录像时,也受到极大的震动和感染,他引用其它调查数据得出这样的结论:民主选举与公民素质和文化水平没有直接关 系,公民是为了利益才参加选举的,而不是基于对政治感兴趣或是对民主所做的善意的理解才参加选举的,他们参与愿望的强弱取决于利益的大小。他又说, 民主实践是最好的民主教育,每个智力健全的公民都能判断自己的利益所在,关键是我们相不相信群众,是不是真正尊重公民的民主权利。中国社会科学院 农村发展研究所的党国英最近在《南方周末》撰文批评农民愚昧论。他指出:农民愚昧是实实在在的陈词滥调。农民是有木讷的外观,但那是内心世界恐惧的 表露;他们的恐惧与他们所受到的排挤成正比。他们怕官,怕城里人这是制度缺陷的后果,城里人应该为此而感到羞耻。看到这段话,我确实感到羞耻。他得 出的结论是:民主政治与社会的专业化程度有关,而与所谓人的素质无关。人的素质与民主政治一样,都是社会专业化程度的后果。在专业化社会里,不需要人人 都是政治家,不需要人人懂政治,更不需要农民个个懂政治。

解决日益严峻的三农问题乃至整个中国社会问题的出路何在?不同的理路会导致不同的结论。有两种理路,就是哈耶克的所谓进化论的理性主义和建构论的唯 理主义。在政治模式选择上,前者导致开放社会的附属原则,即基层化原则:由于难以确定什么是共同利益,决策必须在尽可能低的层面上作出,形成由下而 上构建的政治秩序,此乃联邦主义政体的典型特征;后者导致封闭僵化的中央集权制下的中央化原则:将一切资源尽可能集中到中央,尽可能由全知全能的中央 集中行使一切权力,形成自上而下构建的政治秩序,此乃集权主义政体的典型特征。前者支持人、财、物的充分自由流动,后者则尽其所能限制人、财、物的自由流 动。早在1978年,复出不久的邓小平为了挽救濒临破产的僵化集权体制,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表《改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谈话中力主改革开放,以 开明著称的胡耀邦当时主持中共中央党校工作,积极充当急先锋,搞了一次由各层党组织先行提名的中央党校机关党委委员直接选举,算是一次大胆的党内民主实 验。二十余年过去了,邓、胡早已作古,这场跨世纪的政治体制改革,历经风雨飘摇,依旧只闻楼梯响不见人下来,就是石蛋也该孵出石鸡来了。如今,连贵族式的 党内民主尚且谈不上,遑论包括选举权在内的公民权利。

近年来乡(镇)村直选的民主实践证明,即便在现行制度框架内,凡是能够尊重村民意愿,相对落实村民自治的地方,干群关系都比较密切,缓解了当地社 会矛盾,村民也获得实惠。反之,则干群关系紧张,社会矛盾激化,农民负担过重,不断出现抗税抗粮、集体上访乃至暴力冲突现象。遗憾的是,关于乡(镇)村民 主实践的好消息总是太少,违反现行相关法规、条例,权势者在选举活动中弄虚作假、徇私舞弊、强行打压、强奸民意的坏消息总是太多。究其原因,乃是在现行政 治体制下,以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的名义,即可推翻民意。为了解决基层党组织和民选村委会权力打架的矛盾,中国政府有关部门曾经提出一项毫无新意的 改革方案:在农村实行党政合一,由党支部和村委会共同组成一个新的重大村级事务管理机构。这种馊主意不过是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中曾经搞过的在企业实行 党政合一(厂长兼任党委书记)和教育管理体制改革中校长兼任党委书记的花样翻新,必然倒退到改革前党政完全不分的状态。

民主选举和党的领导的关系,就象学术界争论了几十年始终说不清道不白的党大还是法大的问题一样,根本不是逻辑真伪问题,而是价值是非问题,更 是利益导向问题。党内权势们并非不明白民主选举的种种好处,但他们更明白,只有全面柯断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资源,才能为他们自己的权势阶级谋取超额利 润。

《21世纪经济导报》2003年2月20日和1月20日的报道《欧盟亿元培训中国村官》和《联合国力推中国反腐》也许有助于理解中外对中国的选举 试验的不同期望和意图。前者说的是2001年5月22日中国外贸部与欧盟委员会签署了欧盟中国村务管理培训项目财政协议,欧盟投入约9400万元 人民币帮助中国政府对从事村务管理工作的官员、当选的村委会干部以及村民提供相关培训和信息,以便加速中国农村民主改革进程。对于欧盟掏腰包的动机, 双方官员的表述都很谨慎。欧方项目主任说,他不能妄加评论。欧盟驻华代表团一位工作人员也只是说,她不认为这是一件没有意义的事。中国官方称该项目的 宗旨之一是增进双方的相互理解与合作。参加过培训的江西省某县民政局长告诉记者,外方人员主要负责经费开支和作息时间安排,不管具体培训内容。负责具 体培训的都是中方教师,内容也严格遵守中国法律精神,我们并没有接受外来专家的价值观,并没有受到他们的民主观的影响。一位参与过该项目的中方学者则 一针见血地指出:欧盟并不是白给钱,他们是希望通过这种方式参与到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内部来。他认为:这是坏事。

《联合国力推中国反腐》说的是2003年1月11日由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援助300万美元资金,中国监察部具体组织实施的中国廉政建设合作项目 宣告正式启动。报道说,该署曾希望国际著名民间反腐败组织透明国际介入这一项目,最终被中方否决。众所周知,中国制度化腐败臭名远扬,在透明国际 发布的2002年行贿指数中,本邦荣列第二,仅次于老大哥俄罗斯。讳疾忌医的理由是:外方认为大家都是市场经济,应该是可以采取一样的标准。但 是中方认为,中国有自己一套行之有效的反腐败方法,透明国际对中国的情况并不了解,实际上在很多地方容易引起误导,因而拒绝接受它们的标准和方式。

不难看出中西民主选举权理念和实践的巨大落差,并导致双方话语的歧义:匪夷所思;匪我族类,其心必异。国外人士显然不能过低估计推行民主选举权在中国面临的巨大阻力。


(作者系社会评论家、自由撰稿人,现居大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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