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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北京上演奥威尔《动物农庄》有感:享乐主义取代共产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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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治.奥威尔的名著《动物农庄》充满了对极权社会和扭曲的革命运动的讽刺和批评。在今天的后极权、准权威的中国上演根据他的作品改编的剧作,应该引起轰 动、并在知识文化界激发一场关于文化和政治现状的激烈辩论。然而,就在中共十六大闭幕几个小时后在北京另一角落拉开帷幕的《动物农庄》受到北京人的冷落。

《华盛顿邮报》驻北京记者潘爱文(John Pomfret〕 撰文(12月8日),评述目前中国文化界及文化消费阶层出现的一个十分令人优思的现象:对政治淡漠,对物资和肉体享乐的一味追求。

奥威尔的小说在中国被禁几十年,到2000年才开始有数量很少的版本出现。尽管作者是从斯大林极权统治下的前苏联获得的灵感,并早已于1945年 问世,但奥威尔的寓言读起来是一部令人吃惊的对中国共产主义制度的控告书。奥威尔的小说描绘了一个农庄的动物集体行动将农庄从一个醉鬼主人手?媢僊L来, 试图建立一个理想的所有动物都平等的社会。领头的两位革命领袖是两头猪,为了取得对革命的控制权,它们相互之间打得不可开交。获胜者名叫拿破仑,在血雨腥 风中夺权。它然后就与人类的一个联盟协商,建立了它自己的专制政权,修改了革命口号,其中最著名的口号是:所有的动物一律平等,但有些动物比其它动物更 平等。

当潘爱文听说这出由尚承均(音译〕导演的戏剧即将上演的消息时,他说他脑海中想象一个拥挤的剧场,好思的中国学生悄声地讨论著它的含义,甚至公安 会突然袭击,中止演出的进行。实际情况却出乎意外。《动物农庄》在中央戏剧学院能容纳700观众的实验剧场上映时,场座半满,恐怕连投资都无法收回。观众 的反响也不热烈。公安没有露面。或许尚导演的《动物农庄》淡化了奥威尔原作,搞得像一出卡通剧。演员穿著低俗的服装,扮成猪、骡子、马和鸡。北京一家报纸 好心地把它比作迪斯尼的狮子王。全剧看起来一点都不像奥威尔的讽刺小说。但是, 这出剧遇到的冷淡反应揭示了更深层的问题。

潘爱文认为今日中国这种奇怪的政治冷漠正是奥威尔当年所耽忧的。虽然奥威尔担心词语的误用会失去它们的本来意义,但奥威尔说他写作是为了向某一 个方向推动世界,为了改变人们关于什么才是他们应该为之奋斗的理想社会的观念。 奥威尔作品中讲述的故事总是有意地撩动读者的激情。

可是《动物农庄》在北京却没有这样的效果。潘爱文认为这一现象是当代中国人心态和价值取向的一个真实写照!尽管奥威尔想象中的极权社会是由武力和 恐怖来维持的,今天的中共则依靠中国大众的政治冷漠来行使独裁,尤其是用反复无常的、强权性的、以及时有时无的重点打击和杀鸡吓猴的方式来镇压和 支撑它的统治。

为什么中国大众对政治变得如此冷漠?潘爱文的看法是,中国人太忙了!他们根本没时间去思考那些他们委婉地称为国家大事的问题。中国的经济改革 带来的空前的挣钱机会使人们一心只想致富,而不是想著变革社会,不管是民主改革也好,文化大革命也好,还是其它什么形式的革命也好,他们一律不感兴趣。中 国经济自1989年开始就以年均9.3%的速度增长,可能是任何现代国家中经济增长率保持时间最长的。此外,最近一次中国大众聚在一起考虑国家大事是 在1989年的天安门广场,结果许多人遭到坦克和全副武装的人民解放军的镇压、不少人至今打入牢狱。

然而,潘爱文觉得不要错将这种政治冷漠与一般意义上的冷漠混为一谈。中国人在21世纪初所体现出的活力表现得相当紊乱和矛盾。中国人今天拥有比美 国人更多的移动电话。尽管世界贸易十分萧条,中国的出口额在2002年的前十个月增长了21个百分点。外国投资在中国以外的地方都在下降,而中国今年迄今 为止已经上升了20个百分点,增长到四千六百万美元。国产汽车的销售量增长了55%。但是中国人的活力集中在生产和销费方面,而不是在自我反思方面。今日 的中国到处可见动物性的本能冲动,却缺乏超越自我的精神追求。国民热衷于性生活、食物、金钱、商品和廉价的快乐满足。入迷的人群沉浸于夜总会;海洛因很便 宜,大麻更便宜。潘爱文说在他的中国朋友中, 年过40的男性一般都有情妇。他们对此很自豪。那些不到40岁的朋友说当他们赚够钱后也会效仿。

共产主义做为一种意识形态已经死亡。在中国, 它已经被极端享乐主义所代替。当然还有那么几个头脑发热的学生,但是他们热衷的是狭隘民族主义,但民族主义的吸引力绝不能与深夜城市中卡拉OK吧性感女服 务员相比!正如香港大字的教授王小英所说, 在后共产主义时代的中国,共产主义的道德和一种赤裸的自我兴趣同时并存。但在这两者之中则什么都没有。因此抛弃共产主义意味著向所有的价值观和道德说再 见。 还留下了什么呢?对金钱和快乐的狂热追求。

剧评家说尚承均软化了奥威尔作品中的信息来取悦官方严格的审查制度。忠实效命于独裁者拿破仑的狗们在剧中只杀掉了一个角色。而在奥威尔的书中,它 们对无数被拿破仑当成敌人的人实行了残忍的屠杀。当然,尚承均改编了奥威尔的作品,但他这样做也是为了阐述他自己的观点。潘爱文认为尚保留了奥威尔对极权 社会的批评,但加入了一个重要而微妙的内容。尚承均并不指责独裁者拿破仑对动物农庄的病态负责,尚承均指责的是普通的动物太愚蠢和软弱而不为自己的权益奋 争。我的作品是关于普通人多么愚蠢和狡猾,他说,在我的戏剧中,他们才是应被指责的人。我不喜欢奥威尔的创意,好像什么都是领导者的错。普通人也要 负起责任来。

尚承均将拿破仑和它的对手-告密者-的关系变成丈夫和妻子的关系,近似于独裁者毛泽东和他的妻子江青的关系。尚承均也改编了在他们两人控制下的动 物的命运来反映中国社会的现象。有一匹忠诚而愚蠢的马,它无私地为革命干活,本认为死后可以进入烈士墓地,但却被当马肉卖掉。还有一只驴只对保护自己感兴 趣,最后孤独地死去。在奥威尔的书中,革命的叛变者都被拿破仑下令处死。在尚承均的剧本中,悲惨的小鸡们因说了真话被强迫自杀,令人回忆起中国的文化大革 命中的情景。最后,暗示著上千名中国学生的逃亡,一只鹦鹉飞向天堂(暗指美国),并发现那?堛瑶T是极乐世界。

潘爱文指出,尚承均对一般大众的批评, 在受过教育的中国人中会引起共鸣。中国知识分子倾向于把中国社会的困境归因于普通百姓,而不是政府。他们喜欢用落后来指责这些人,落后指缺乏教 育、价值观和信仰。有些知识分子以此来证明对百姓实行权威统治很有必要。中国有这样一个流行说法:中国需要皇帝。

这表明,在短短的过去这些年,中国一度大力倡导的平等主义已经被残酷的社会达尔文主义,适者生存,败者亡,所代替。尽管中国曾经是世界上最平 等的国家,它现在己经成为最不公平的国家之一。北京、上海和广州的富裕住宅区与徘徊在铁路两边的下岗百姓之间存在著巨大的贫富差距。更不用说又脏又穷的西 部省份宁夏和甘肃了。这种贫富差距尚未孕育出人们对下层工人和农民的同情。在城市知识分子中,贫富差距产生的是一种对下层人民的轻视。奥威尔是用下层社会 的眼光来写作《动物农庄》的。尚承均则从一个新兴中产阶级的角度来导演这部剧。奥威尔作品中清白无辜的百姓在尚的戏剧中成了傻瓜。可能这就是他为什么省略 了《动物农庄》的最后一幕,即拿破仑和曾被凌辱的普通人之间因打牌欺骗而爆发的争吵。在尚剧中,这个猪独裁者成了一个与人为善的角色。这个改编表示了中共 近来开始接受资本主义。尚剧的结尾是猪和人共同举杯庆祝他们的新的经济联盟。

本刊 整理介绍
2002年12月20日


乔治.奥威尔的名著《动物农庄》充满了对极权社会和扭曲的革命运动的讽刺和批评。在今天的后极权、准权威的中国上演根据他的作品改编的剧作,应该引起轰 动、并在知识文化界激发一场关于文化和政治现状的激烈辩论。然而,就在中共十六大闭幕几个小时后在北京另一角落拉开帷幕的《动物农庄》受到北京人的冷落。

《华盛顿邮报》驻北京记者潘爱文(John Pomfret〕 撰文(12月8日),评述目前中国文化界及文化消费阶层出现的一个十分令人优思的现象:对政治淡漠,对物资和肉体享乐的一味追求。

奥威尔的小说在中国被禁几十年,到2000年才开始有数量很少的版本出现。尽管作者是从斯大林极权统治下的前苏联获得的灵感,并早已于1945年 问世,但奥威尔的寓言读起来是一部令人吃惊的对中国共产主义制度的控告书。奥威尔的小说描绘了一个农庄的动物集体行动将农庄从一个醉鬼主人手?媢僊L来, 试图建立一个理想的所有动物都平等的社会。领头的两位革命领袖是两头猪,为了取得对革命的控制权,它们相互之间打得不可开交。获胜者名叫拿破仑,在血雨腥 风中夺权。它然后就与人类的一个联盟协商,建立了它自己的专制政权,修改了革命口号,其中最著名的口号是:所有的动物一律平等,但有些动物比其它动物更 平等。

当潘爱文听说这出由尚承均(音译〕导演的戏剧即将上演的消息时,他说他脑海中想象一个拥挤的剧场,好思的中国学生悄声地讨论著它的含义,甚至公安 会突然袭击,中止演出的进行。实际情况却出乎意外。《动物农庄》在中央戏剧学院能容纳700观众的实验剧场上映时,场座半满,恐怕连投资都无法收回。观众 的反响也不热烈。公安没有露面。或许尚导演的《动物农庄》淡化了奥威尔原作,搞得像一出卡通剧。演员穿著低俗的服装,扮成猪、骡子、马和鸡。北京一家报纸 好心地把它比作迪斯尼的狮子王。全剧看起来一点都不像奥威尔的讽刺小说。但是, 这出剧遇到的冷淡反应揭示了更深层的问题。

潘爱文认为今日中国这种奇怪的政治冷漠正是奥威尔当年所耽忧的。虽然奥威尔担心词语的误用会失去它们的本来意义,但奥威尔说他写作是为了向某一 个方向推动世界,为了改变人们关于什么才是他们应该为之奋斗的理想社会的观念。 奥威尔作品中讲述的故事总是有意地撩动读者的激情。

可是《动物农庄》在北京却没有这样的效果。潘爱文认为这一现象是当代中国人心态和价值取向的一个真实写照!尽管奥威尔想象中的极权社会是由武力和 恐怖来维持的,今天的中共则依靠中国大众的政治冷漠来行使独裁,尤其是用反复无常的、强权性的、以及时有时无的重点打击和杀鸡吓猴的方式来镇压和 支撑它的统治。

为什么中国大众对政治变得如此冷漠?潘爱文的看法是,中国人太忙了!他们根本没时间去思考那些他们委婉地称为国家大事的问题。中国的经济改革 带来的空前的挣钱机会使人们一心只想致富,而不是想著变革社会,不管是民主改革也好,文化大革命也好,还是其它什么形式的革命也好,他们一律不感兴趣。中 国经济自1989年开始就以年均9.3%的速度增长,可能是任何现代国家中经济增长率保持时间最长的。此外,最近一次中国大众聚在一起考虑国家大事是 在1989年的天安门广场,结果许多人遭到坦克和全副武装的人民解放军的镇压、不少人至今打入牢狱。

然而,潘爱文觉得不要错将这种政治冷漠与一般意义上的冷漠混为一谈。中国人在21世纪初所体现出的活力表现得相当紊乱和矛盾。中国人今天拥有比美 国人更多的移动电话。尽管世界贸易十分萧条,中国的出口额在2002年的前十个月增长了21个百分点。外国投资在中国以外的地方都在下降,而中国今年迄今 为止已经上升了20个百分点,增长到四千六百万美元。国产汽车的销售量增长了55%。但是中国人的活力集中在生产和销费方面,而不是在自我反思方面。今日 的中国到处可见动物性的本能冲动,却缺乏超越自我的精神追求。国民热衷于性生活、食物、金钱、商品和廉价的快乐满足。入迷的人群沉浸于夜总会;海洛因很便 宜,大麻更便宜。潘爱文说在他的中国朋友中, 年过40的男性一般都有情妇。他们对此很自豪。那些不到40岁的朋友说当他们赚够钱后也会效仿。

共产主义做为一种意识形态已经死亡。在中国, 它已经被极端享乐主义所代替。当然还有那么几个头脑发热的学生,但是他们热衷的是狭隘民族主义,但民族主义的吸引力绝不能与深夜城市中卡拉OK吧性感女服 务员相比!正如香港大字的教授王小英所说, 在后共产主义时代的中国,共产主义的道德和一种赤裸的自我兴趣同时并存。但在这两者之中则什么都没有。因此抛弃共产主义意味著向所有的价值观和道德说再 见。 还留下了什么呢?对金钱和快乐的狂热追求。

剧评家说尚承均软化了奥威尔作品中的信息来取悦官方严格的审查制度。忠实效命于独裁者拿破仑的狗们在剧中只杀掉了一个角色。而在奥威尔的书中,它 们对无数被拿破仑当成敌人的人实行了残忍的屠杀。当然,尚承均改编了奥威尔的作品,但他这样做也是为了阐述他自己的观点。潘爱文认为尚保留了奥威尔对极权 社会的批评,但加入了一个重要而微妙的内容。尚承均并不指责独裁者拿破仑对动物农庄的病态负责,尚承均指责的是普通的动物太愚蠢和软弱而不为自己的权益奋 争。我的作品是关于普通人多么愚蠢和狡猾,他说,在我的戏剧中,他们才是应被指责的人。我不喜欢奥威尔的创意,好像什么都是领导者的错。普通人也要 负起责任来。

尚承均将拿破仑和它的对手-告密者-的关系变成丈夫和妻子的关系,近似于独裁者毛泽东和他的妻子江青的关系。尚承均也改编了在他们两人控制下的动 物的命运来反映中国社会的现象。有一匹忠诚而愚蠢的马,它无私地为革命干活,本认为死后可以进入烈士墓地,但却被当马肉卖掉。还有一只驴只对保护自己感兴 趣,最后孤独地死去。在奥威尔的书中,革命的叛变者都被拿破仑下令处死。在尚承均的剧本中,悲惨的小鸡们因说了真话被强迫自杀,令人回忆起中国的文化大革 命中的情景。最后,暗示著上千名中国学生的逃亡,一只鹦鹉飞向天堂(暗指美国),并发现那?堛瑶T是极乐世界。

潘爱文指出,尚承均对一般大众的批评, 在受过教育的中国人中会引起共鸣。中国知识分子倾向于把中国社会的困境归因于普通百姓,而不是政府。他们喜欢用落后来指责这些人,落后指缺乏教 育、价值观和信仰。有些知识分子以此来证明对百姓实行权威统治很有必要。中国有这样一个流行说法:中国需要皇帝。

这表明,在短短的过去这些年,中国一度大力倡导的平等主义已经被残酷的社会达尔文主义,适者生存,败者亡,所代替。尽管中国曾经是世界上最平 等的国家,它现在己经成为最不公平的国家之一。北京、上海和广州的富裕住宅区与徘徊在铁路两边的下岗百姓之间存在著巨大的贫富差距。更不用说又脏又穷的西 部省份宁夏和甘肃了。这种贫富差距尚未孕育出人们对下层工人和农民的同情。在城市知识分子中,贫富差距产生的是一种对下层人民的轻视。奥威尔是用下层社会 的眼光来写作《动物农庄》的。尚承均则从一个新兴中产阶级的角度来导演这部剧。奥威尔作品中清白无辜的百姓在尚的戏剧中成了傻瓜。可能这就是他为什么省略 了《动物农庄》的最后一幕,即拿破仑和曾被凌辱的普通人之间因打牌欺骗而爆发的争吵。在尚剧中,这个猪独裁者成了一个与人为善的角色。这个改编表示了中共 近来开始接受资本主义。尚剧的结尾是猪和人共同举杯庆祝他们的新的经济联盟。

本刊 整理介绍
2002年12月20日


乔治.奥威尔的名著《动物农庄》充满了对极权社会和扭曲的革命运动的讽刺和批评。在今天的后极权、准权威的中国上演根据他的作品改编的剧作,应该引起轰 动、并在知识文化界激发一场关于文化和政治现状的激烈辩论。然而,就在中共十六大闭幕几个小时后在北京另一角落拉开帷幕的《动物农庄》受到北京人的冷落。

《华盛顿邮报》驻北京记者潘爱文(John Pomfret〕 撰文(12月8日),评述目前中国文化界及文化消费阶层出现的一个十分令人优思的现象:对政治淡漠,对物资和肉体享乐的一味追求。

奥威尔的小说在中国被禁几十年,到2000年才开始有数量很少的版本出现。尽管作者是从斯大林极权统治下的前苏联获得的灵感,并早已于1945年 问世,但奥威尔的寓言读起来是一部令人吃惊的对中国共产主义制度的控告书。奥威尔的小说描绘了一个农庄的动物集体行动将农庄从一个醉鬼主人手?媢僊L来, 试图建立一个理想的所有动物都平等的社会。领头的两位革命领袖是两头猪,为了取得对革命的控制权,它们相互之间打得不可开交。获胜者名叫拿破仑,在血雨腥 风中夺权。它然后就与人类的一个联盟协商,建立了它自己的专制政权,修改了革命口号,其中最著名的口号是:所有的动物一律平等,但有些动物比其它动物更 平等。

当潘爱文听说这出由尚承均(音译〕导演的戏剧即将上演的消息时,他说他脑海中想象一个拥挤的剧场,好思的中国学生悄声地讨论著它的含义,甚至公安 会突然袭击,中止演出的进行。实际情况却出乎意外。《动物农庄》在中央戏剧学院能容纳700观众的实验剧场上映时,场座半满,恐怕连投资都无法收回。观众 的反响也不热烈。公安没有露面。或许尚导演的《动物农庄》淡化了奥威尔原作,搞得像一出卡通剧。演员穿著低俗的服装,扮成猪、骡子、马和鸡。北京一家报纸 好心地把它比作迪斯尼的狮子王。全剧看起来一点都不像奥威尔的讽刺小说。但是, 这出剧遇到的冷淡反应揭示了更深层的问题。

潘爱文认为今日中国这种奇怪的政治冷漠正是奥威尔当年所耽忧的。虽然奥威尔担心词语的误用会失去它们的本来意义,但奥威尔说他写作是为了向某一 个方向推动世界,为了改变人们关于什么才是他们应该为之奋斗的理想社会的观念。 奥威尔作品中讲述的故事总是有意地撩动读者的激情。

可是《动物农庄》在北京却没有这样的效果。潘爱文认为这一现象是当代中国人心态和价值取向的一个真实写照!尽管奥威尔想象中的极权社会是由武力和 恐怖来维持的,今天的中共则依靠中国大众的政治冷漠来行使独裁,尤其是用反复无常的、强权性的、以及时有时无的重点打击和杀鸡吓猴的方式来镇压和 支撑它的统治。

为什么中国大众对政治变得如此冷漠?潘爱文的看法是,中国人太忙了!他们根本没时间去思考那些他们委婉地称为国家大事的问题。中国的经济改革 带来的空前的挣钱机会使人们一心只想致富,而不是想著变革社会,不管是民主改革也好,文化大革命也好,还是其它什么形式的革命也好,他们一律不感兴趣。中 国经济自1989年开始就以年均9.3%的速度增长,可能是任何现代国家中经济增长率保持时间最长的。此外,最近一次中国大众聚在一起考虑国家大事是 在1989年的天安门广场,结果许多人遭到坦克和全副武装的人民解放军的镇压、不少人至今打入牢狱。

然而,潘爱文觉得不要错将这种政治冷漠与一般意义上的冷漠混为一谈。中国人在21世纪初所体现出的活力表现得相当紊乱和矛盾。中国人今天拥有比美 国人更多的移动电话。尽管世界贸易十分萧条,中国的出口额在2002年的前十个月增长了21个百分点。外国投资在中国以外的地方都在下降,而中国今年迄今 为止已经上升了20个百分点,增长到四千六百万美元。国产汽车的销售量增长了55%。但是中国人的活力集中在生产和销费方面,而不是在自我反思方面。今日 的中国到处可见动物性的本能冲动,却缺乏超越自我的精神追求。国民热衷于性生活、食物、金钱、商品和廉价的快乐满足。入迷的人群沉浸于夜总会;海洛因很便 宜,大麻更便宜。潘爱文说在他的中国朋友中, 年过40的男性一般都有情妇。他们对此很自豪。那些不到40岁的朋友说当他们赚够钱后也会效仿。

共产主义做为一种意识形态已经死亡。在中国, 它已经被极端享乐主义所代替。当然还有那么几个头脑发热的学生,但是他们热衷的是狭隘民族主义,但民族主义的吸引力绝不能与深夜城市中卡拉OK吧性感女服 务员相比!正如香港大字的教授王小英所说, 在后共产主义时代的中国,共产主义的道德和一种赤裸的自我兴趣同时并存。但在这两者之中则什么都没有。因此抛弃共产主义意味著向所有的价值观和道德说再 见。 还留下了什么呢?对金钱和快乐的狂热追求。

剧评家说尚承均软化了奥威尔作品中的信息来取悦官方严格的审查制度。忠实效命于独裁者拿破仑的狗们在剧中只杀掉了一个角色。而在奥威尔的书中,它 们对无数被拿破仑当成敌人的人实行了残忍的屠杀。当然,尚承均改编了奥威尔的作品,但他这样做也是为了阐述他自己的观点。潘爱文认为尚保留了奥威尔对极权 社会的批评,但加入了一个重要而微妙的内容。尚承均并不指责独裁者拿破仑对动物农庄的病态负责,尚承均指责的是普通的动物太愚蠢和软弱而不为自己的权益奋 争。我的作品是关于普通人多么愚蠢和狡猾,他说,在我的戏剧中,他们才是应被指责的人。我不喜欢奥威尔的创意,好像什么都是领导者的错。普通人也要 负起责任来。

尚承均将拿破仑和它的对手-告密者-的关系变成丈夫和妻子的关系,近似于独裁者毛泽东和他的妻子江青的关系。尚承均也改编了在他们两人控制下的动 物的命运来反映中国社会的现象。有一匹忠诚而愚蠢的马,它无私地为革命干活,本认为死后可以进入烈士墓地,但却被当马肉卖掉。还有一只驴只对保护自己感兴 趣,最后孤独地死去。在奥威尔的书中,革命的叛变者都被拿破仑下令处死。在尚承均的剧本中,悲惨的小鸡们因说了真话被强迫自杀,令人回忆起中国的文化大革 命中的情景。最后,暗示著上千名中国学生的逃亡,一只鹦鹉飞向天堂(暗指美国),并发现那?堛瑶T是极乐世界。

潘爱文指出,尚承均对一般大众的批评, 在受过教育的中国人中会引起共鸣。中国知识分子倾向于把中国社会的困境归因于普通百姓,而不是政府。他们喜欢用落后来指责这些人,落后指缺乏教 育、价值观和信仰。有些知识分子以此来证明对百姓实行权威统治很有必要。中国有这样一个流行说法:中国需要皇帝。

这表明,在短短的过去这些年,中国一度大力倡导的平等主义已经被残酷的社会达尔文主义,适者生存,败者亡,所代替。尽管中国曾经是世界上最平 等的国家,它现在己经成为最不公平的国家之一。北京、上海和广州的富裕住宅区与徘徊在铁路两边的下岗百姓之间存在著巨大的贫富差距。更不用说又脏又穷的西 部省份宁夏和甘肃了。这种贫富差距尚未孕育出人们对下层工人和农民的同情。在城市知识分子中,贫富差距产生的是一种对下层人民的轻视。奥威尔是用下层社会 的眼光来写作《动物农庄》的。尚承均则从一个新兴中产阶级的角度来导演这部剧。奥威尔作品中清白无辜的百姓在尚的戏剧中成了傻瓜。可能这就是他为什么省略 了《动物农庄》的最后一幕,即拿破仑和曾被凌辱的普通人之间因打牌欺骗而爆发的争吵。在尚剧中,这个猪独裁者成了一个与人为善的角色。这个改编表示了中共 近来开始接受资本主义。尚剧的结尾是猪和人共同举杯庆祝他们的新的经济联盟。

本刊 整理介绍
2002年12月20日


乔治.奥威尔的名著《动物农庄》充满了对极权社会和扭曲的革命运动的讽刺和批评。在今天的后极权、准权威的中国上演根据他的作品改编的剧作,应该引起轰 动、并在知识文化界激发一场关于文化和政治现状的激烈辩论。然而,就在中共十六大闭幕几个小时后在北京另一角落拉开帷幕的《动物农庄》受到北京人的冷落。

《华盛顿邮报》驻北京记者潘爱文(John Pomfret〕 撰文(12月8日),评述目前中国文化界及文化消费阶层出现的一个十分令人优思的现象:对政治淡漠,对物资和肉体享乐的一味追求。

奥威尔的小说在中国被禁几十年,到2000年才开始有数量很少的版本出现。尽管作者是从斯大林极权统治下的前苏联获得的灵感,并早已于1945年 问世,但奥威尔的寓言读起来是一部令人吃惊的对中国共产主义制度的控告书。奥威尔的小说描绘了一个农庄的动物集体行动将农庄从一个醉鬼主人手?媢僊L来, 试图建立一个理想的所有动物都平等的社会。领头的两位革命领袖是两头猪,为了取得对革命的控制权,它们相互之间打得不可开交。获胜者名叫拿破仑,在血雨腥 风中夺权。它然后就与人类的一个联盟协商,建立了它自己的专制政权,修改了革命口号,其中最著名的口号是:所有的动物一律平等,但有些动物比其它动物更 平等。

当潘爱文听说这出由尚承均(音译〕导演的戏剧即将上演的消息时,他说他脑海中想象一个拥挤的剧场,好思的中国学生悄声地讨论著它的含义,甚至公安 会突然袭击,中止演出的进行。实际情况却出乎意外。《动物农庄》在中央戏剧学院能容纳700观众的实验剧场上映时,场座半满,恐怕连投资都无法收回。观众 的反响也不热烈。公安没有露面。或许尚导演的《动物农庄》淡化了奥威尔原作,搞得像一出卡通剧。演员穿著低俗的服装,扮成猪、骡子、马和鸡。北京一家报纸 好心地把它比作迪斯尼的狮子王。全剧看起来一点都不像奥威尔的讽刺小说。但是, 这出剧遇到的冷淡反应揭示了更深层的问题。

潘爱文认为今日中国这种奇怪的政治冷漠正是奥威尔当年所耽忧的。虽然奥威尔担心词语的误用会失去它们的本来意义,但奥威尔说他写作是为了向某一 个方向推动世界,为了改变人们关于什么才是他们应该为之奋斗的理想社会的观念。 奥威尔作品中讲述的故事总是有意地撩动读者的激情。

可是《动物农庄》在北京却没有这样的效果。潘爱文认为这一现象是当代中国人心态和价值取向的一个真实写照!尽管奥威尔想象中的极权社会是由武力和 恐怖来维持的,今天的中共则依靠中国大众的政治冷漠来行使独裁,尤其是用反复无常的、强权性的、以及时有时无的重点打击和杀鸡吓猴的方式来镇压和 支撑它的统治。

为什么中国大众对政治变得如此冷漠?潘爱文的看法是,中国人太忙了!他们根本没时间去思考那些他们委婉地称为国家大事的问题。中国的经济改革 带来的空前的挣钱机会使人们一心只想致富,而不是想著变革社会,不管是民主改革也好,文化大革命也好,还是其它什么形式的革命也好,他们一律不感兴趣。中 国经济自1989年开始就以年均9.3%的速度增长,可能是任何现代国家中经济增长率保持时间最长的。此外,最近一次中国大众聚在一起考虑国家大事是 在1989年的天安门广场,结果许多人遭到坦克和全副武装的人民解放军的镇压、不少人至今打入牢狱。

然而,潘爱文觉得不要错将这种政治冷漠与一般意义上的冷漠混为一谈。中国人在21世纪初所体现出的活力表现得相当紊乱和矛盾。中国人今天拥有比美 国人更多的移动电话。尽管世界贸易十分萧条,中国的出口额在2002年的前十个月增长了21个百分点。外国投资在中国以外的地方都在下降,而中国今年迄今 为止已经上升了20个百分点,增长到四千六百万美元。国产汽车的销售量增长了55%。但是中国人的活力集中在生产和销费方面,而不是在自我反思方面。今日 的中国到处可见动物性的本能冲动,却缺乏超越自我的精神追求。国民热衷于性生活、食物、金钱、商品和廉价的快乐满足。入迷的人群沉浸于夜总会;海洛因很便 宜,大麻更便宜。潘爱文说在他的中国朋友中, 年过40的男性一般都有情妇。他们对此很自豪。那些不到40岁的朋友说当他们赚够钱后也会效仿。

共产主义做为一种意识形态已经死亡。在中国, 它已经被极端享乐主义所代替。当然还有那么几个头脑发热的学生,但是他们热衷的是狭隘民族主义,但民族主义的吸引力绝不能与深夜城市中卡拉OK吧性感女服 务员相比!正如香港大字的教授王小英所说, 在后共产主义时代的中国,共产主义的道德和一种赤裸的自我兴趣同时并存。但在这两者之中则什么都没有。因此抛弃共产主义意味著向所有的价值观和道德说再 见。 还留下了什么呢?对金钱和快乐的狂热追求。

剧评家说尚承均软化了奥威尔作品中的信息来取悦官方严格的审查制度。忠实效命于独裁者拿破仑的狗们在剧中只杀掉了一个角色。而在奥威尔的书中,它 们对无数被拿破仑当成敌人的人实行了残忍的屠杀。当然,尚承均改编了奥威尔的作品,但他这样做也是为了阐述他自己的观点。潘爱文认为尚保留了奥威尔对极权 社会的批评,但加入了一个重要而微妙的内容。尚承均并不指责独裁者拿破仑对动物农庄的病态负责,尚承均指责的是普通的动物太愚蠢和软弱而不为自己的权益奋 争。我的作品是关于普通人多么愚蠢和狡猾,他说,在我的戏剧中,他们才是应被指责的人。我不喜欢奥威尔的创意,好像什么都是领导者的错。普通人也要 负起责任来。

尚承均将拿破仑和它的对手-告密者-的关系变成丈夫和妻子的关系,近似于独裁者毛泽东和他的妻子江青的关系。尚承均也改编了在他们两人控制下的动 物的命运来反映中国社会的现象。有一匹忠诚而愚蠢的马,它无私地为革命干活,本认为死后可以进入烈士墓地,但却被当马肉卖掉。还有一只驴只对保护自己感兴 趣,最后孤独地死去。在奥威尔的书中,革命的叛变者都被拿破仑下令处死。在尚承均的剧本中,悲惨的小鸡们因说了真话被强迫自杀,令人回忆起中国的文化大革 命中的情景。最后,暗示著上千名中国学生的逃亡,一只鹦鹉飞向天堂(暗指美国),并发现那?堛瑶T是极乐世界。

潘爱文指出,尚承均对一般大众的批评, 在受过教育的中国人中会引起共鸣。中国知识分子倾向于把中国社会的困境归因于普通百姓,而不是政府。他们喜欢用落后来指责这些人,落后指缺乏教 育、价值观和信仰。有些知识分子以此来证明对百姓实行权威统治很有必要。中国有这样一个流行说法:中国需要皇帝。

这表明,在短短的过去这些年,中国一度大力倡导的平等主义已经被残酷的社会达尔文主义,适者生存,败者亡,所代替。尽管中国曾经是世界上最平 等的国家,它现在己经成为最不公平的国家之一。北京、上海和广州的富裕住宅区与徘徊在铁路两边的下岗百姓之间存在著巨大的贫富差距。更不用说又脏又穷的西 部省份宁夏和甘肃了。这种贫富差距尚未孕育出人们对下层工人和农民的同情。在城市知识分子中,贫富差距产生的是一种对下层人民的轻视。奥威尔是用下层社会 的眼光来写作《动物农庄》的。尚承均则从一个新兴中产阶级的角度来导演这部剧。奥威尔作品中清白无辜的百姓在尚的戏剧中成了傻瓜。可能这就是他为什么省略 了《动物农庄》的最后一幕,即拿破仑和曾被凌辱的普通人之间因打牌欺骗而爆发的争吵。在尚剧中,这个猪独裁者成了一个与人为善的角色。这个改编表示了中共 近来开始接受资本主义。尚剧的结尾是猪和人共同举杯庆祝他们的新的经济联盟。

本刊 整理介绍
2002年12月20日


乔治.奥威尔的名著《动物农庄》充满了对极权社会和扭曲的革命运动的讽刺和批评。在今天的后极权、准权威的中国上演根据他的作品改编的剧作,应该引起轰 动、并在知识文化界激发一场关于文化和政治现状的激烈辩论。然而,就在中共十六大闭幕几个小时后在北京另一角落拉开帷幕的《动物农庄》受到北京人的冷落。

《华盛顿邮报》驻北京记者潘爱文(John Pomfret〕 撰文(12月8日),评述目前中国文化界及文化消费阶层出现的一个十分令人优思的现象:对政治淡漠,对物资和肉体享乐的一味追求。

奥威尔的小说在中国被禁几十年,到2000年才开始有数量很少的版本出现。尽管作者是从斯大林极权统治下的前苏联获得的灵感,并早已于1945年 问世,但奥威尔的寓言读起来是一部令人吃惊的对中国共产主义制度的控告书。奥威尔的小说描绘了一个农庄的动物集体行动将农庄从一个醉鬼主人手?媢僊L来, 试图建立一个理想的所有动物都平等的社会。领头的两位革命领袖是两头猪,为了取得对革命的控制权,它们相互之间打得不可开交。获胜者名叫拿破仑,在血雨腥 风中夺权。它然后就与人类的一个联盟协商,建立了它自己的专制政权,修改了革命口号,其中最著名的口号是:所有的动物一律平等,但有些动物比其它动物更 平等。

当潘爱文听说这出由尚承均(音译〕导演的戏剧即将上演的消息时,他说他脑海中想象一个拥挤的剧场,好思的中国学生悄声地讨论著它的含义,甚至公安 会突然袭击,中止演出的进行。实际情况却出乎意外。《动物农庄》在中央戏剧学院能容纳700观众的实验剧场上映时,场座半满,恐怕连投资都无法收回。观众 的反响也不热烈。公安没有露面。或许尚导演的《动物农庄》淡化了奥威尔原作,搞得像一出卡通剧。演员穿著低俗的服装,扮成猪、骡子、马和鸡。北京一家报纸 好心地把它比作迪斯尼的狮子王。全剧看起来一点都不像奥威尔的讽刺小说。但是, 这出剧遇到的冷淡反应揭示了更深层的问题。

潘爱文认为今日中国这种奇怪的政治冷漠正是奥威尔当年所耽忧的。虽然奥威尔担心词语的误用会失去它们的本来意义,但奥威尔说他写作是为了向某一 个方向推动世界,为了改变人们关于什么才是他们应该为之奋斗的理想社会的观念。 奥威尔作品中讲述的故事总是有意地撩动读者的激情。

可是《动物农庄》在北京却没有这样的效果。潘爱文认为这一现象是当代中国人心态和价值取向的一个真实写照!尽管奥威尔想象中的极权社会是由武力和 恐怖来维持的,今天的中共则依靠中国大众的政治冷漠来行使独裁,尤其是用反复无常的、强权性的、以及时有时无的重点打击和杀鸡吓猴的方式来镇压和 支撑它的统治。

为什么中国大众对政治变得如此冷漠?潘爱文的看法是,中国人太忙了!他们根本没时间去思考那些他们委婉地称为国家大事的问题。中国的经济改革 带来的空前的挣钱机会使人们一心只想致富,而不是想著变革社会,不管是民主改革也好,文化大革命也好,还是其它什么形式的革命也好,他们一律不感兴趣。中 国经济自1989年开始就以年均9.3%的速度增长,可能是任何现代国家中经济增长率保持时间最长的。此外,最近一次中国大众聚在一起考虑国家大事是 在1989年的天安门广场,结果许多人遭到坦克和全副武装的人民解放军的镇压、不少人至今打入牢狱。

然而,潘爱文觉得不要错将这种政治冷漠与一般意义上的冷漠混为一谈。中国人在21世纪初所体现出的活力表现得相当紊乱和矛盾。中国人今天拥有比美 国人更多的移动电话。尽管世界贸易十分萧条,中国的出口额在2002年的前十个月增长了21个百分点。外国投资在中国以外的地方都在下降,而中国今年迄今 为止已经上升了20个百分点,增长到四千六百万美元。国产汽车的销售量增长了55%。但是中国人的活力集中在生产和销费方面,而不是在自我反思方面。今日 的中国到处可见动物性的本能冲动,却缺乏超越自我的精神追求。国民热衷于性生活、食物、金钱、商品和廉价的快乐满足。入迷的人群沉浸于夜总会;海洛因很便 宜,大麻更便宜。潘爱文说在他的中国朋友中, 年过40的男性一般都有情妇。他们对此很自豪。那些不到40岁的朋友说当他们赚够钱后也会效仿。

共产主义做为一种意识形态已经死亡。在中国, 它已经被极端享乐主义所代替。当然还有那么几个头脑发热的学生,但是他们热衷的是狭隘民族主义,但民族主义的吸引力绝不能与深夜城市中卡拉OK吧性感女服 务员相比!正如香港大字的教授王小英所说, 在后共产主义时代的中国,共产主义的道德和一种赤裸的自我兴趣同时并存。但在这两者之中则什么都没有。因此抛弃共产主义意味著向所有的价值观和道德说再 见。 还留下了什么呢?对金钱和快乐的狂热追求。

剧评家说尚承均软化了奥威尔作品中的信息来取悦官方严格的审查制度。忠实效命于独裁者拿破仑的狗们在剧中只杀掉了一个角色。而在奥威尔的书中,它 们对无数被拿破仑当成敌人的人实行了残忍的屠杀。当然,尚承均改编了奥威尔的作品,但他这样做也是为了阐述他自己的观点。潘爱文认为尚保留了奥威尔对极权 社会的批评,但加入了一个重要而微妙的内容。尚承均并不指责独裁者拿破仑对动物农庄的病态负责,尚承均指责的是普通的动物太愚蠢和软弱而不为自己的权益奋 争。我的作品是关于普通人多么愚蠢和狡猾,他说,在我的戏剧中,他们才是应被指责的人。我不喜欢奥威尔的创意,好像什么都是领导者的错。普通人也要 负起责任来。

尚承均将拿破仑和它的对手-告密者-的关系变成丈夫和妻子的关系,近似于独裁者毛泽东和他的妻子江青的关系。尚承均也改编了在他们两人控制下的动 物的命运来反映中国社会的现象。有一匹忠诚而愚蠢的马,它无私地为革命干活,本认为死后可以进入烈士墓地,但却被当马肉卖掉。还有一只驴只对保护自己感兴 趣,最后孤独地死去。在奥威尔的书中,革命的叛变者都被拿破仑下令处死。在尚承均的剧本中,悲惨的小鸡们因说了真话被强迫自杀,令人回忆起中国的文化大革 命中的情景。最后,暗示著上千名中国学生的逃亡,一只鹦鹉飞向天堂(暗指美国),并发现那?堛瑶T是极乐世界。

潘爱文指出,尚承均对一般大众的批评, 在受过教育的中国人中会引起共鸣。中国知识分子倾向于把中国社会的困境归因于普通百姓,而不是政府。他们喜欢用落后来指责这些人,落后指缺乏教 育、价值观和信仰。有些知识分子以此来证明对百姓实行权威统治很有必要。中国有这样一个流行说法:中国需要皇帝。

这表明,在短短的过去这些年,中国一度大力倡导的平等主义已经被残酷的社会达尔文主义,适者生存,败者亡,所代替。尽管中国曾经是世界上最平 等的国家,它现在己经成为最不公平的国家之一。北京、上海和广州的富裕住宅区与徘徊在铁路两边的下岗百姓之间存在著巨大的贫富差距。更不用说又脏又穷的西 部省份宁夏和甘肃了。这种贫富差距尚未孕育出人们对下层工人和农民的同情。在城市知识分子中,贫富差距产生的是一种对下层人民的轻视。奥威尔是用下层社会 的眼光来写作《动物农庄》的。尚承均则从一个新兴中产阶级的角度来导演这部剧。奥威尔作品中清白无辜的百姓在尚的戏剧中成了傻瓜。可能这就是他为什么省略 了《动物农庄》的最后一幕,即拿破仑和曾被凌辱的普通人之间因打牌欺骗而爆发的争吵。在尚剧中,这个猪独裁者成了一个与人为善的角色。这个改编表示了中共 近来开始接受资本主义。尚剧的结尾是猪和人共同举杯庆祝他们的新的经济联盟。

本刊 整理介绍
2002年12月20日


乔治.奥威尔的名著《动物农庄》充满了对极权社会和扭曲的革命运动的讽刺和批评。在今天的后极权、准权威的中国上演根据他的作品改编的剧作,应该引起轰 动、并在知识文化界激发一场关于文化和政治现状的激烈辩论。然而,就在中共十六大闭幕几个小时后在北京另一角落拉开帷幕的《动物农庄》受到北京人的冷落。

《华盛顿邮报》驻北京记者潘爱文(John Pomfret〕 撰文(12月8日),评述目前中国文化界及文化消费阶层出现的一个十分令人优思的现象:对政治淡漠,对物资和肉体享乐的一味追求。

奥威尔的小说在中国被禁几十年,到2000年才开始有数量很少的版本出现。尽管作者是从斯大林极权统治下的前苏联获得的灵感,并早已于1945年 问世,但奥威尔的寓言读起来是一部令人吃惊的对中国共产主义制度的控告书。奥威尔的小说描绘了一个农庄的动物集体行动将农庄从一个醉鬼主人手?媢僊L来, 试图建立一个理想的所有动物都平等的社会。领头的两位革命领袖是两头猪,为了取得对革命的控制权,它们相互之间打得不可开交。获胜者名叫拿破仑,在血雨腥 风中夺权。它然后就与人类的一个联盟协商,建立了它自己的专制政权,修改了革命口号,其中最著名的口号是:所有的动物一律平等,但有些动物比其它动物更 平等。

当潘爱文听说这出由尚承均(音译〕导演的戏剧即将上演的消息时,他说他脑海中想象一个拥挤的剧场,好思的中国学生悄声地讨论著它的含义,甚至公安 会突然袭击,中止演出的进行。实际情况却出乎意外。《动物农庄》在中央戏剧学院能容纳700观众的实验剧场上映时,场座半满,恐怕连投资都无法收回。观众 的反响也不热烈。公安没有露面。或许尚导演的《动物农庄》淡化了奥威尔原作,搞得像一出卡通剧。演员穿著低俗的服装,扮成猪、骡子、马和鸡。北京一家报纸 好心地把它比作迪斯尼的狮子王。全剧看起来一点都不像奥威尔的讽刺小说。但是, 这出剧遇到的冷淡反应揭示了更深层的问题。

潘爱文认为今日中国这种奇怪的政治冷漠正是奥威尔当年所耽忧的。虽然奥威尔担心词语的误用会失去它们的本来意义,但奥威尔说他写作是为了向某一 个方向推动世界,为了改变人们关于什么才是他们应该为之奋斗的理想社会的观念。 奥威尔作品中讲述的故事总是有意地撩动读者的激情。

可是《动物农庄》在北京却没有这样的效果。潘爱文认为这一现象是当代中国人心态和价值取向的一个真实写照!尽管奥威尔想象中的极权社会是由武力和 恐怖来维持的,今天的中共则依靠中国大众的政治冷漠来行使独裁,尤其是用反复无常的、强权性的、以及时有时无的重点打击和杀鸡吓猴的方式来镇压和 支撑它的统治。

为什么中国大众对政治变得如此冷漠?潘爱文的看法是,中国人太忙了!他们根本没时间去思考那些他们委婉地称为国家大事的问题。中国的经济改革 带来的空前的挣钱机会使人们一心只想致富,而不是想著变革社会,不管是民主改革也好,文化大革命也好,还是其它什么形式的革命也好,他们一律不感兴趣。中 国经济自1989年开始就以年均9.3%的速度增长,可能是任何现代国家中经济增长率保持时间最长的。此外,最近一次中国大众聚在一起考虑国家大事是 在1989年的天安门广场,结果许多人遭到坦克和全副武装的人民解放军的镇压、不少人至今打入牢狱。

然而,潘爱文觉得不要错将这种政治冷漠与一般意义上的冷漠混为一谈。中国人在21世纪初所体现出的活力表现得相当紊乱和矛盾。中国人今天拥有比美 国人更多的移动电话。尽管世界贸易十分萧条,中国的出口额在2002年的前十个月增长了21个百分点。外国投资在中国以外的地方都在下降,而中国今年迄今 为止已经上升了20个百分点,增长到四千六百万美元。国产汽车的销售量增长了55%。但是中国人的活力集中在生产和销费方面,而不是在自我反思方面。今日 的中国到处可见动物性的本能冲动,却缺乏超越自我的精神追求。国民热衷于性生活、食物、金钱、商品和廉价的快乐满足。入迷的人群沉浸于夜总会;海洛因很便 宜,大麻更便宜。潘爱文说在他的中国朋友中, 年过40的男性一般都有情妇。他们对此很自豪。那些不到40岁的朋友说当他们赚够钱后也会效仿。

共产主义做为一种意识形态已经死亡。在中国, 它已经被极端享乐主义所代替。当然还有那么几个头脑发热的学生,但是他们热衷的是狭隘民族主义,但民族主义的吸引力绝不能与深夜城市中卡拉OK吧性感女服 务员相比!正如香港大字的教授王小英所说, 在后共产主义时代的中国,共产主义的道德和一种赤裸的自我兴趣同时并存。但在这两者之中则什么都没有。因此抛弃共产主义意味著向所有的价值观和道德说再 见。 还留下了什么呢?对金钱和快乐的狂热追求。

剧评家说尚承均软化了奥威尔作品中的信息来取悦官方严格的审查制度。忠实效命于独裁者拿破仑的狗们在剧中只杀掉了一个角色。而在奥威尔的书中,它 们对无数被拿破仑当成敌人的人实行了残忍的屠杀。当然,尚承均改编了奥威尔的作品,但他这样做也是为了阐述他自己的观点。潘爱文认为尚保留了奥威尔对极权 社会的批评,但加入了一个重要而微妙的内容。尚承均并不指责独裁者拿破仑对动物农庄的病态负责,尚承均指责的是普通的动物太愚蠢和软弱而不为自己的权益奋 争。我的作品是关于普通人多么愚蠢和狡猾,他说,在我的戏剧中,他们才是应被指责的人。我不喜欢奥威尔的创意,好像什么都是领导者的错。普通人也要 负起责任来。

尚承均将拿破仑和它的对手-告密者-的关系变成丈夫和妻子的关系,近似于独裁者毛泽东和他的妻子江青的关系。尚承均也改编了在他们两人控制下的动 物的命运来反映中国社会的现象。有一匹忠诚而愚蠢的马,它无私地为革命干活,本认为死后可以进入烈士墓地,但却被当马肉卖掉。还有一只驴只对保护自己感兴 趣,最后孤独地死去。在奥威尔的书中,革命的叛变者都被拿破仑下令处死。在尚承均的剧本中,悲惨的小鸡们因说了真话被强迫自杀,令人回忆起中国的文化大革 命中的情景。最后,暗示著上千名中国学生的逃亡,一只鹦鹉飞向天堂(暗指美国),并发现那?堛瑶T是极乐世界。

潘爱文指出,尚承均对一般大众的批评, 在受过教育的中国人中会引起共鸣。中国知识分子倾向于把中国社会的困境归因于普通百姓,而不是政府。他们喜欢用落后来指责这些人,落后指缺乏教 育、价值观和信仰。有些知识分子以此来证明对百姓实行权威统治很有必要。中国有这样一个流行说法:中国需要皇帝。

这表明,在短短的过去这些年,中国一度大力倡导的平等主义已经被残酷的社会达尔文主义,适者生存,败者亡,所代替。尽管中国曾经是世界上最平 等的国家,它现在己经成为最不公平的国家之一。北京、上海和广州的富裕住宅区与徘徊在铁路两边的下岗百姓之间存在著巨大的贫富差距。更不用说又脏又穷的西 部省份宁夏和甘肃了。这种贫富差距尚未孕育出人们对下层工人和农民的同情。在城市知识分子中,贫富差距产生的是一种对下层人民的轻视。奥威尔是用下层社会 的眼光来写作《动物农庄》的。尚承均则从一个新兴中产阶级的角度来导演这部剧。奥威尔作品中清白无辜的百姓在尚的戏剧中成了傻瓜。可能这就是他为什么省略 了《动物农庄》的最后一幕,即拿破仑和曾被凌辱的普通人之间因打牌欺骗而爆发的争吵。在尚剧中,这个猪独裁者成了一个与人为善的角色。这个改编表示了中共 近来开始接受资本主义。尚剧的结尾是猪和人共同举杯庆祝他们的新的经济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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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12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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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编:胡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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