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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权视野下的勞改研究
王鵬令



             
 
 
   近十多年来,在勞改研究基金會和中国人权等民间团体的組織和推動下,海外的劳改研究從無到有,已经取得了不少成績。不过總得看來,此项研究尚處于起步或草創的階段。有鑒于此,現在認真地思考和議論一下它的定位和社會功能問題,無論對提高研究水平和凝聚研究人才,或對更好地發揮其社會效果,都可能是不無裨益的。 
 
         一、 人权是勞改研究的出发点和归宿 
 
  勞改研究应如何定位?从根本上说,这取決于研究主體的選擇。譬如說,一些人可能误把勞改研究仅仅归诸政治宣傳的范疇;而另外一些人,則可能把它仅仅當作自己賴以謀生的手段;如此等等。但所有這些都不是我要探討的問題。在我看来,人權既是勞改研究的出發點,也是它的歸宿。在這種意義上,可以说,勞改研究是中国人權事業的一個重要方面。然而,勞改研究又不同于普通的人權工作。因為第一、它有自己獨特的關注對象-- 勞改;第二、它本身還應當具有學術研究的品格。也就是說,既然我們稱之為研究, 而研究的對象又是一種特定的政治-社會現象,則人們也就很自然地会将它納入人文-社會科學的領域,並以相應的規范來要求它。 
 
   這无疑是一種比較高的要求。它意味著,劳改研究至少不應只停留在控訴或訴苦的水平,而應當在現有基礎上提高一步,即在條件許可的情況下,逐漸轉入規范化和專業化的軌道。这当然不是说
,所有与勞改研究有关的工作都只能向學術化、專業化的方向转变。一来這在實際上做不到;二来正如古語所說,法乎其上,得乎其中,提出上述要求,也未嘗不是對勞改研究的一種期許和激勵。
 
   然而勞改研究显然也不同于一般的學術研究。這是因为,如上所说,以人权为出发点和归宿的劳改研究,要求其研究者公开申明并坚持人权原则和國際社會公認的基本人權標準。表面看来,这似乎违背了价值中立的原则。其实,只要认真读一读马克斯韦伯的有关论述便可以知道,这种似是而非的看法,是来自对价值中立的误解。事实上,价值中立固然要求人们在进行学术研究时尽力避免个人主观好恶的影响,但并不排斥学者表明自己的价值判断。换言之,价值中立的基本立足点在于:一切价值,归根结底,都是人们主观选择的结果;而学术研究则从来没有、也绝不可能为任何一种价值提供可靠而合理的论证。因此,价值中立虽然并不排斥学者表明自己的价值判断,但认为学者在表明自己的这些判断时,必须公开申明自己赖以作出这些判断的價值參照體系,而绝对不可以打着学术研究的旗号来为某种价值进行辩护或论证。所谓学术与价值无涉,说的就是这个道理。这也是价值中立的精髓所在。由此看来,尽管劳改研究也属于学术研究的范畴,但它却有一种为通常的学术研究所不具备的显著特征,那就是:劳改研究不能不以人权为出发点和归宿。劳改研究的社会意义正与此密切相关。 
 
    那末,勞改研究又有哪些社會意義或社會功能呢? 
 
            二、 勞改研究的三大社會功能 
 
    我认为,簡而言之,勞改研究主要具有下述三大社會功能:第一是批判;第二是啟蒙;第三是 建設。 
 
(一) 關于勞改研究的批判功能,大家都很清楚,無須贅述。這裡我只想指出三點:
 
1 批判主要應針對勞改制度及與之相關的法律和政策; 
2 只有揭露真相,批判才可能具有真正強大而持久的力量;
3)中國的勞改制度和監獄生活,構成中国政治文化的一個重要方面,對于這種亞層政治文化現象的研究和批判,理應提到勞改研究的議事日程上来。 
 
(二) 一般地说,所谓人权启蒙是指將現代人權原則、基本人权标准和法治觀念傳播到中國的各社会階層,尤其是普通老百姓当中去,使之逐步深入人心。但勞改研究的啟蒙功能,還應有其自身的特點,即它的啟蒙的重點,應當與勞改和勞改犯緊密地聯系在一起。比如說,勞改研究可以基于中國憲法、特別是國際人權公約的有關規定,幫助人們劃清公民行使合法權利與犯罪的界限,從法律知識和社會心理基礎諸方面,為在中國杜絕包括思想犯、良心犯在內的一切政治犯而作出努力。再比如說,勞改研究還可以通過向民眾傳播罪犯享有的合法權利和應有的人格尊嚴,来逐步消除人們對罪犯和刑滿釋放者普遍懷有的種種歧視和偏見;等等。 
 
   所有从事劳改研究的人想必都知道,要在中國卓有成效地進行人權和法治的啟蒙,是極為困難的。原因主要有二:其一,中共及其政府为人权启蒙设置了种种障碍;其二,中國是一個具有悠久的歷史和文化傳統的國家,而它的歷史和文化傳統又與西方迥然有异。面對這種差別,可以有兩種截然不同的態度,一者以此種差別作為推遲乃至拒絕人權原則的根據。這樣的觀點和作法,我們當然不能同意。不过也有人以為,在中國普及人權和法治的觀念,是一樁輕而易舉之事,似乎只需把来自西方的那一套有关話語原封不動地搬到中國,即可以完事大吉。這就未免把問題想得太簡單了﹗舉例來說,海外幾乎所有的中國人都曉得說人生而自由平等和天賦人權。若追溯起來,這樣的觀念在西方可歸諸其自然法或自然權利(Natural 
Rights)的傳統; 而且明顯也是得益于基督教關于所有人在上帝面前一律平等的觀念。然而,這兩者基本上都是中國的歷史和文化傳統所缺乏的。在這種情況下,如果我們找不到能够使這類觀念與中國自身文化傳統相結合的恰當方式,並以中國人樂于接受和傳播的語言表述之,則普遍平等的人權觀念,恐怕就很難盡快在中國的文化土壤中扎下根來。我以为,對于這類困難,我們應當有充分的估計,寧肯把困難想得大一點、多一點。 
 
   如果我们回想一下普遍平等的人權觀念在西方確立的過程,也不難發現,那也絕不是一段一帆風順的历史故事。要知道,在某种意义上,"人權" 本来是對神權的一种否定,即是说,在當初,人权本身構成了對基督教傳統的一种直接挑戰。另一方面,在中世紀的歐洲,由于僧侶壟斷着與上帝溝通的權利,因此所謂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實際上也不過是一句空話。只是在經歷了宗教改革以后,教會神職人員的这种中介角色不再是必要的了,通向人间普遍平等的道路才真正得以打通。可見,在西方的歷史上,普遍平等的人權觀念得以確立的過程,實際上也包含對基督教傳統的改造或創造性轉換。我們應當由此得到一點啟發或教訓。 
 
(三)、毫無疑問,中國大陸一旦結束一黨專政、走上民主化的大道,勞改和與之相關的一整套法律制度,或遲或早,终将發生根本的變化。但同樣可以肯定的是,那時中國人雖然將不再因言論、良心和宗教信仰而受到迫害,政治犯也將從中國人的政治辭典中消失,但是罪犯和監獄仍將存在。那末,到那時"勞改"、亦即強迫罪犯進行勞動改造的制度應不應和能不能立刻廢除呢?假如要立刻廢除之,那么屆時中國的民主政府將會遭遇一些什麼樣的阻力和困難?這些阻力又該如何化解、如何克服?另一方面,如果要徹底廢除勞改制度,取而代之的又應當和可能是一種什麼樣的制度?中國能否全盤照搬西方發達國家有关監獄的制度、法規和條例?
 
   我们知道,西方發達國家對罪犯實行懲罰的基本手段,是限制、以至剝奪罪犯的人身自由。如果中国效仿西方的這種作法,廢除对罪犯的強迫勞動,则在短時期內是否与中國的經濟發展水平和中國人的價值体系相適應? 如果不能立刻廢除勞改,那中国又需要經歷哪些改革的步驟,方能比較順利地尽快達到最終廢除勞改的目標?此外,在中共的一黨專政結束之前,對勞改制度應該和可能進行什麼樣的改革,以有助于改善勞改犯、特別是政治犯的生存和人權狀況?我想,凡此種種問題,似都應逐步納入勞改研究者的視野。我把旨在回答這類問題的勞改研究可能發揮的社會功能,稱作建設的功能。 
 
   總而言之,勞改是一黨專政下的中國大陸违反和践踏人权最多最甚,因而也最黑暗、最慘無人道的一個角落。我們可以毫不夸張地說,勞改研究實際上是以和平的方式,對中共的巴士底獄所發起的一場攻堅戰﹗基于此,我個人向所有熱心推動、辛勤組織和嚴肅地從事勞改研究的人們,表示由衷的欽佩和敬意﹗ 

 



             
 
 
   近十多年来,在勞改研究基金會和中国人权等民间团体的組織和推動下,海外的劳改研究從無到有,已经取得了不少成績。不过總得看來,此项研究尚處于起步或草創的階段。有鑒于此,現在認真地思考和議論一下它的定位和社會功能問題,無論對提高研究水平和凝聚研究人才,或對更好地發揮其社會效果,都可能是不無裨益的。 
 
         一、 人权是勞改研究的出发点和归宿 
 
  勞改研究应如何定位?从根本上说,这取決于研究主體的選擇。譬如說,一些人可能误把勞改研究仅仅归诸政治宣傳的范疇;而另外一些人,則可能把它仅仅當作自己賴以謀生的手段;如此等等。但所有這些都不是我要探討的問題。在我看来,人權既是勞改研究的出發點,也是它的歸宿。在這種意義上,可以说,勞改研究是中国人權事業的一個重要方面。然而,勞改研究又不同于普通的人權工作。因為第一、它有自己獨特的關注對象-- 勞改;第二、它本身還應當具有學術研究的品格。也就是說,既然我們稱之為研究, 而研究的對象又是一種特定的政治-社會現象,則人們也就很自然地会将它納入人文-社會科學的領域,並以相應的規范來要求它。 
 
   這无疑是一種比較高的要求。它意味著,劳改研究至少不應只停留在控訴或訴苦的水平,而應當在現有基礎上提高一步,即在條件許可的情況下,逐漸轉入規范化和專業化的軌道。这当然不是说
,所有与勞改研究有关的工作都只能向學術化、專業化的方向转变。一来這在實際上做不到;二来正如古語所說,法乎其上,得乎其中,提出上述要求,也未嘗不是對勞改研究的一種期許和激勵。
 
   然而勞改研究显然也不同于一般的學術研究。這是因为,如上所说,以人权为出发点和归宿的劳改研究,要求其研究者公开申明并坚持人权原则和國際社會公認的基本人權標準。表面看来,这似乎违背了价值中立的原则。其实,只要认真读一读马克斯韦伯的有关论述便可以知道,这种似是而非的看法,是来自对价值中立的误解。事实上,价值中立固然要求人们在进行学术研究时尽力避免个人主观好恶的影响,但并不排斥学者表明自己的价值判断。换言之,价值中立的基本立足点在于:一切价值,归根结底,都是人们主观选择的结果;而学术研究则从来没有、也绝不可能为任何一种价值提供可靠而合理的论证。因此,价值中立虽然并不排斥学者表明自己的价值判断,但认为学者在表明自己的这些判断时,必须公开申明自己赖以作出这些判断的價值參照體系,而绝对不可以打着学术研究的旗号来为某种价值进行辩护或论证。所谓学术与价值无涉,说的就是这个道理。这也是价值中立的精髓所在。由此看来,尽管劳改研究也属于学术研究的范畴,但它却有一种为通常的学术研究所不具备的显著特征,那就是:劳改研究不能不以人权为出发点和归宿。劳改研究的社会意义正与此密切相关。 
 
    那末,勞改研究又有哪些社會意義或社會功能呢? 
 
            二、 勞改研究的三大社會功能 
 
    我认为,簡而言之,勞改研究主要具有下述三大社會功能:第一是批判;第二是啟蒙;第三是 建設。 
 
(一) 關于勞改研究的批判功能,大家都很清楚,無須贅述。這裡我只想指出三點:
 
1 批判主要應針對勞改制度及與之相關的法律和政策; 
2 只有揭露真相,批判才可能具有真正強大而持久的力量;
3)中國的勞改制度和監獄生活,構成中国政治文化的一個重要方面,對于這種亞層政治文化現象的研究和批判,理應提到勞改研究的議事日程上来。 
 
(二) 一般地说,所谓人权启蒙是指將現代人權原則、基本人权标准和法治觀念傳播到中國的各社会階層,尤其是普通老百姓当中去,使之逐步深入人心。但勞改研究的啟蒙功能,還應有其自身的特點,即它的啟蒙的重點,應當與勞改和勞改犯緊密地聯系在一起。比如說,勞改研究可以基于中國憲法、特別是國際人權公約的有關規定,幫助人們劃清公民行使合法權利與犯罪的界限,從法律知識和社會心理基礎諸方面,為在中國杜絕包括思想犯、良心犯在內的一切政治犯而作出努力。再比如說,勞改研究還可以通過向民眾傳播罪犯享有的合法權利和應有的人格尊嚴,来逐步消除人們對罪犯和刑滿釋放者普遍懷有的種種歧視和偏見;等等。 
 
   所有从事劳改研究的人想必都知道,要在中國卓有成效地進行人權和法治的啟蒙,是極為困難的。原因主要有二:其一,中共及其政府为人权启蒙设置了种种障碍;其二,中國是一個具有悠久的歷史和文化傳統的國家,而它的歷史和文化傳統又與西方迥然有异。面對這種差別,可以有兩種截然不同的態度,一者以此種差別作為推遲乃至拒絕人權原則的根據。這樣的觀點和作法,我們當然不能同意。不过也有人以為,在中國普及人權和法治的觀念,是一樁輕而易舉之事,似乎只需把来自西方的那一套有关話語原封不動地搬到中國,即可以完事大吉。這就未免把問題想得太簡單了﹗舉例來說,海外幾乎所有的中國人都曉得說人生而自由平等和天賦人權。若追溯起來,這樣的觀念在西方可歸諸其自然法或自然權利(Natural 
Rights)的傳統; 而且明顯也是得益于基督教關于所有人在上帝面前一律平等的觀念。然而,這兩者基本上都是中國的歷史和文化傳統所缺乏的。在這種情況下,如果我們找不到能够使這類觀念與中國自身文化傳統相結合的恰當方式,並以中國人樂于接受和傳播的語言表述之,則普遍平等的人權觀念,恐怕就很難盡快在中國的文化土壤中扎下根來。我以为,對于這類困難,我們應當有充分的估計,寧肯把困難想得大一點、多一點。 
 
   如果我们回想一下普遍平等的人權觀念在西方確立的過程,也不難發現,那也絕不是一段一帆風順的历史故事。要知道,在某种意义上,"人權" 本来是對神權的一种否定,即是说,在當初,人权本身構成了對基督教傳統的一种直接挑戰。另一方面,在中世紀的歐洲,由于僧侶壟斷着與上帝溝通的權利,因此所謂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實際上也不過是一句空話。只是在經歷了宗教改革以后,教會神職人員的这种中介角色不再是必要的了,通向人间普遍平等的道路才真正得以打通。可見,在西方的歷史上,普遍平等的人權觀念得以確立的過程,實際上也包含對基督教傳統的改造或創造性轉換。我們應當由此得到一點啟發或教訓。 
 
(三)、毫無疑問,中國大陸一旦結束一黨專政、走上民主化的大道,勞改和與之相關的一整套法律制度,或遲或早,终将發生根本的變化。但同樣可以肯定的是,那時中國人雖然將不再因言論、良心和宗教信仰而受到迫害,政治犯也將從中國人的政治辭典中消失,但是罪犯和監獄仍將存在。那末,到那時"勞改"、亦即強迫罪犯進行勞動改造的制度應不應和能不能立刻廢除呢?假如要立刻廢除之,那么屆時中國的民主政府將會遭遇一些什麼樣的阻力和困難?這些阻力又該如何化解、如何克服?另一方面,如果要徹底廢除勞改制度,取而代之的又應當和可能是一種什麼樣的制度?中國能否全盤照搬西方發達國家有关監獄的制度、法規和條例?
 
   我们知道,西方發達國家對罪犯實行懲罰的基本手段,是限制、以至剝奪罪犯的人身自由。如果中国效仿西方的這種作法,廢除对罪犯的強迫勞動,则在短時期內是否与中國的經濟發展水平和中國人的價值体系相適應? 如果不能立刻廢除勞改,那中国又需要經歷哪些改革的步驟,方能比較順利地尽快達到最終廢除勞改的目標?此外,在中共的一黨專政結束之前,對勞改制度應該和可能進行什麼樣的改革,以有助于改善勞改犯、特別是政治犯的生存和人權狀況?我想,凡此種種問題,似都應逐步納入勞改研究者的視野。我把旨在回答這類問題的勞改研究可能發揮的社會功能,稱作建設的功能。 
 
   總而言之,勞改是一黨專政下的中國大陸违反和践踏人权最多最甚,因而也最黑暗、最慘無人道的一個角落。我們可以毫不夸張地說,勞改研究實際上是以和平的方式,對中共的巴士底獄所發起的一場攻堅戰﹗基于此,我個人向所有熱心推動、辛勤組織和嚴肅地從事勞改研究的人們,表示由衷的欽佩和敬意﹗ 

 



             
 
 
   近十多年来,在勞改研究基金會和中国人权等民间团体的組織和推動下,海外的劳改研究從無到有,已经取得了不少成績。不过總得看來,此项研究尚處于起步或草創的階段。有鑒于此,現在認真地思考和議論一下它的定位和社會功能問題,無論對提高研究水平和凝聚研究人才,或對更好地發揮其社會效果,都可能是不無裨益的。 
 
         一、 人权是勞改研究的出发点和归宿 
 
  勞改研究应如何定位?从根本上说,这取決于研究主體的選擇。譬如說,一些人可能误把勞改研究仅仅归诸政治宣傳的范疇;而另外一些人,則可能把它仅仅當作自己賴以謀生的手段;如此等等。但所有這些都不是我要探討的問題。在我看来,人權既是勞改研究的出發點,也是它的歸宿。在這種意義上,可以说,勞改研究是中国人權事業的一個重要方面。然而,勞改研究又不同于普通的人權工作。因為第一、它有自己獨特的關注對象-- 勞改;第二、它本身還應當具有學術研究的品格。也就是說,既然我們稱之為研究, 而研究的對象又是一種特定的政治-社會現象,則人們也就很自然地会将它納入人文-社會科學的領域,並以相應的規范來要求它。 
 
   這无疑是一種比較高的要求。它意味著,劳改研究至少不應只停留在控訴或訴苦的水平,而應當在現有基礎上提高一步,即在條件許可的情況下,逐漸轉入規范化和專業化的軌道。这当然不是说
,所有与勞改研究有关的工作都只能向學術化、專業化的方向转变。一来這在實際上做不到;二来正如古語所說,法乎其上,得乎其中,提出上述要求,也未嘗不是對勞改研究的一種期許和激勵。
 
   然而勞改研究显然也不同于一般的學術研究。這是因为,如上所说,以人权为出发点和归宿的劳改研究,要求其研究者公开申明并坚持人权原则和國際社會公認的基本人權標準。表面看来,这似乎违背了价值中立的原则。其实,只要认真读一读马克斯韦伯的有关论述便可以知道,这种似是而非的看法,是来自对价值中立的误解。事实上,价值中立固然要求人们在进行学术研究时尽力避免个人主观好恶的影响,但并不排斥学者表明自己的价值判断。换言之,价值中立的基本立足点在于:一切价值,归根结底,都是人们主观选择的结果;而学术研究则从来没有、也绝不可能为任何一种价值提供可靠而合理的论证。因此,价值中立虽然并不排斥学者表明自己的价值判断,但认为学者在表明自己的这些判断时,必须公开申明自己赖以作出这些判断的價值參照體系,而绝对不可以打着学术研究的旗号来为某种价值进行辩护或论证。所谓学术与价值无涉,说的就是这个道理。这也是价值中立的精髓所在。由此看来,尽管劳改研究也属于学术研究的范畴,但它却有一种为通常的学术研究所不具备的显著特征,那就是:劳改研究不能不以人权为出发点和归宿。劳改研究的社会意义正与此密切相关。 
 
    那末,勞改研究又有哪些社會意義或社會功能呢? 
 
            二、 勞改研究的三大社會功能 
 
    我认为,簡而言之,勞改研究主要具有下述三大社會功能:第一是批判;第二是啟蒙;第三是 建設。 
 
(一) 關于勞改研究的批判功能,大家都很清楚,無須贅述。這裡我只想指出三點:
 
1 批判主要應針對勞改制度及與之相關的法律和政策; 
2 只有揭露真相,批判才可能具有真正強大而持久的力量;
3)中國的勞改制度和監獄生活,構成中国政治文化的一個重要方面,對于這種亞層政治文化現象的研究和批判,理應提到勞改研究的議事日程上来。 
 
(二) 一般地说,所谓人权启蒙是指將現代人權原則、基本人权标准和法治觀念傳播到中國的各社会階層,尤其是普通老百姓当中去,使之逐步深入人心。但勞改研究的啟蒙功能,還應有其自身的特點,即它的啟蒙的重點,應當與勞改和勞改犯緊密地聯系在一起。比如說,勞改研究可以基于中國憲法、特別是國際人權公約的有關規定,幫助人們劃清公民行使合法權利與犯罪的界限,從法律知識和社會心理基礎諸方面,為在中國杜絕包括思想犯、良心犯在內的一切政治犯而作出努力。再比如說,勞改研究還可以通過向民眾傳播罪犯享有的合法權利和應有的人格尊嚴,来逐步消除人們對罪犯和刑滿釋放者普遍懷有的種種歧視和偏見;等等。 
 
   所有从事劳改研究的人想必都知道,要在中國卓有成效地進行人權和法治的啟蒙,是極為困難的。原因主要有二:其一,中共及其政府为人权启蒙设置了种种障碍;其二,中國是一個具有悠久的歷史和文化傳統的國家,而它的歷史和文化傳統又與西方迥然有异。面對這種差別,可以有兩種截然不同的態度,一者以此種差別作為推遲乃至拒絕人權原則的根據。這樣的觀點和作法,我們當然不能同意。不过也有人以為,在中國普及人權和法治的觀念,是一樁輕而易舉之事,似乎只需把来自西方的那一套有关話語原封不動地搬到中國,即可以完事大吉。這就未免把問題想得太簡單了﹗舉例來說,海外幾乎所有的中國人都曉得說人生而自由平等和天賦人權。若追溯起來,這樣的觀念在西方可歸諸其自然法或自然權利(Natural 
Rights)的傳統; 而且明顯也是得益于基督教關于所有人在上帝面前一律平等的觀念。然而,這兩者基本上都是中國的歷史和文化傳統所缺乏的。在這種情況下,如果我們找不到能够使這類觀念與中國自身文化傳統相結合的恰當方式,並以中國人樂于接受和傳播的語言表述之,則普遍平等的人權觀念,恐怕就很難盡快在中國的文化土壤中扎下根來。我以为,對于這類困難,我們應當有充分的估計,寧肯把困難想得大一點、多一點。 
 
   如果我们回想一下普遍平等的人權觀念在西方確立的過程,也不難發現,那也絕不是一段一帆風順的历史故事。要知道,在某种意义上,"人權" 本来是對神權的一种否定,即是说,在當初,人权本身構成了對基督教傳統的一种直接挑戰。另一方面,在中世紀的歐洲,由于僧侶壟斷着與上帝溝通的權利,因此所謂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實際上也不過是一句空話。只是在經歷了宗教改革以后,教會神職人員的这种中介角色不再是必要的了,通向人间普遍平等的道路才真正得以打通。可見,在西方的歷史上,普遍平等的人權觀念得以確立的過程,實際上也包含對基督教傳統的改造或創造性轉換。我們應當由此得到一點啟發或教訓。 
 
(三)、毫無疑問,中國大陸一旦結束一黨專政、走上民主化的大道,勞改和與之相關的一整套法律制度,或遲或早,终将發生根本的變化。但同樣可以肯定的是,那時中國人雖然將不再因言論、良心和宗教信仰而受到迫害,政治犯也將從中國人的政治辭典中消失,但是罪犯和監獄仍將存在。那末,到那時"勞改"、亦即強迫罪犯進行勞動改造的制度應不應和能不能立刻廢除呢?假如要立刻廢除之,那么屆時中國的民主政府將會遭遇一些什麼樣的阻力和困難?這些阻力又該如何化解、如何克服?另一方面,如果要徹底廢除勞改制度,取而代之的又應當和可能是一種什麼樣的制度?中國能否全盤照搬西方發達國家有关監獄的制度、法規和條例?
 
   我们知道,西方發達國家對罪犯實行懲罰的基本手段,是限制、以至剝奪罪犯的人身自由。如果中国效仿西方的這種作法,廢除对罪犯的強迫勞動,则在短時期內是否与中國的經濟發展水平和中國人的價值体系相適應? 如果不能立刻廢除勞改,那中国又需要經歷哪些改革的步驟,方能比較順利地尽快達到最終廢除勞改的目標?此外,在中共的一黨專政結束之前,對勞改制度應該和可能進行什麼樣的改革,以有助于改善勞改犯、特別是政治犯的生存和人權狀況?我想,凡此種種問題,似都應逐步納入勞改研究者的視野。我把旨在回答這類問題的勞改研究可能發揮的社會功能,稱作建設的功能。 
 
   總而言之,勞改是一黨專政下的中國大陸违反和践踏人权最多最甚,因而也最黑暗、最慘無人道的一個角落。我們可以毫不夸張地說,勞改研究實際上是以和平的方式,對中共的巴士底獄所發起的一場攻堅戰﹗基于此,我個人向所有熱心推動、辛勤組織和嚴肅地從事勞改研究的人們,表示由衷的欽佩和敬意﹗ 

 



             
 
 
   近十多年来,在勞改研究基金會和中国人权等民间团体的組織和推動下,海外的劳改研究從無到有,已经取得了不少成績。不过總得看來,此项研究尚處于起步或草創的階段。有鑒于此,現在認真地思考和議論一下它的定位和社會功能問題,無論對提高研究水平和凝聚研究人才,或對更好地發揮其社會效果,都可能是不無裨益的。 
 
         一、 人权是勞改研究的出发点和归宿 
 
  勞改研究应如何定位?从根本上说,这取決于研究主體的選擇。譬如說,一些人可能误把勞改研究仅仅归诸政治宣傳的范疇;而另外一些人,則可能把它仅仅當作自己賴以謀生的手段;如此等等。但所有這些都不是我要探討的問題。在我看来,人權既是勞改研究的出發點,也是它的歸宿。在這種意義上,可以说,勞改研究是中国人權事業的一個重要方面。然而,勞改研究又不同于普通的人權工作。因為第一、它有自己獨特的關注對象-- 勞改;第二、它本身還應當具有學術研究的品格。也就是說,既然我們稱之為研究, 而研究的對象又是一種特定的政治-社會現象,則人們也就很自然地会将它納入人文-社會科學的領域,並以相應的規范來要求它。 
 
   這无疑是一種比較高的要求。它意味著,劳改研究至少不應只停留在控訴或訴苦的水平,而應當在現有基礎上提高一步,即在條件許可的情況下,逐漸轉入規范化和專業化的軌道。这当然不是说
,所有与勞改研究有关的工作都只能向學術化、專業化的方向转变。一来這在實際上做不到;二来正如古語所說,法乎其上,得乎其中,提出上述要求,也未嘗不是對勞改研究的一種期許和激勵。
 
   然而勞改研究显然也不同于一般的學術研究。這是因为,如上所说,以人权为出发点和归宿的劳改研究,要求其研究者公开申明并坚持人权原则和國際社會公認的基本人權標準。表面看来,这似乎违背了价值中立的原则。其实,只要认真读一读马克斯韦伯的有关论述便可以知道,这种似是而非的看法,是来自对价值中立的误解。事实上,价值中立固然要求人们在进行学术研究时尽力避免个人主观好恶的影响,但并不排斥学者表明自己的价值判断。换言之,价值中立的基本立足点在于:一切价值,归根结底,都是人们主观选择的结果;而学术研究则从来没有、也绝不可能为任何一种价值提供可靠而合理的论证。因此,价值中立虽然并不排斥学者表明自己的价值判断,但认为学者在表明自己的这些判断时,必须公开申明自己赖以作出这些判断的價值參照體系,而绝对不可以打着学术研究的旗号来为某种价值进行辩护或论证。所谓学术与价值无涉,说的就是这个道理。这也是价值中立的精髓所在。由此看来,尽管劳改研究也属于学术研究的范畴,但它却有一种为通常的学术研究所不具备的显著特征,那就是:劳改研究不能不以人权为出发点和归宿。劳改研究的社会意义正与此密切相关。 
 
    那末,勞改研究又有哪些社會意義或社會功能呢? 
 
            二、 勞改研究的三大社會功能 
 
    我认为,簡而言之,勞改研究主要具有下述三大社會功能:第一是批判;第二是啟蒙;第三是 建設。 
 
(一) 關于勞改研究的批判功能,大家都很清楚,無須贅述。這裡我只想指出三點:
 
1 批判主要應針對勞改制度及與之相關的法律和政策; 
2 只有揭露真相,批判才可能具有真正強大而持久的力量;
3)中國的勞改制度和監獄生活,構成中国政治文化的一個重要方面,對于這種亞層政治文化現象的研究和批判,理應提到勞改研究的議事日程上来。 
 
(二) 一般地说,所谓人权启蒙是指將現代人權原則、基本人权标准和法治觀念傳播到中國的各社会階層,尤其是普通老百姓当中去,使之逐步深入人心。但勞改研究的啟蒙功能,還應有其自身的特點,即它的啟蒙的重點,應當與勞改和勞改犯緊密地聯系在一起。比如說,勞改研究可以基于中國憲法、特別是國際人權公約的有關規定,幫助人們劃清公民行使合法權利與犯罪的界限,從法律知識和社會心理基礎諸方面,為在中國杜絕包括思想犯、良心犯在內的一切政治犯而作出努力。再比如說,勞改研究還可以通過向民眾傳播罪犯享有的合法權利和應有的人格尊嚴,来逐步消除人們對罪犯和刑滿釋放者普遍懷有的種種歧視和偏見;等等。 
 
   所有从事劳改研究的人想必都知道,要在中國卓有成效地進行人權和法治的啟蒙,是極為困難的。原因主要有二:其一,中共及其政府为人权启蒙设置了种种障碍;其二,中國是一個具有悠久的歷史和文化傳統的國家,而它的歷史和文化傳統又與西方迥然有异。面對這種差別,可以有兩種截然不同的態度,一者以此種差別作為推遲乃至拒絕人權原則的根據。這樣的觀點和作法,我們當然不能同意。不过也有人以為,在中國普及人權和法治的觀念,是一樁輕而易舉之事,似乎只需把来自西方的那一套有关話語原封不動地搬到中國,即可以完事大吉。這就未免把問題想得太簡單了﹗舉例來說,海外幾乎所有的中國人都曉得說人生而自由平等和天賦人權。若追溯起來,這樣的觀念在西方可歸諸其自然法或自然權利(Natural 
Rights)的傳統; 而且明顯也是得益于基督教關于所有人在上帝面前一律平等的觀念。然而,這兩者基本上都是中國的歷史和文化傳統所缺乏的。在這種情況下,如果我們找不到能够使這類觀念與中國自身文化傳統相結合的恰當方式,並以中國人樂于接受和傳播的語言表述之,則普遍平等的人權觀念,恐怕就很難盡快在中國的文化土壤中扎下根來。我以为,對于這類困難,我們應當有充分的估計,寧肯把困難想得大一點、多一點。 
 
   如果我们回想一下普遍平等的人權觀念在西方確立的過程,也不難發現,那也絕不是一段一帆風順的历史故事。要知道,在某种意义上,"人權" 本来是對神權的一种否定,即是说,在當初,人权本身構成了對基督教傳統的一种直接挑戰。另一方面,在中世紀的歐洲,由于僧侶壟斷着與上帝溝通的權利,因此所謂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實際上也不過是一句空話。只是在經歷了宗教改革以后,教會神職人員的这种中介角色不再是必要的了,通向人间普遍平等的道路才真正得以打通。可見,在西方的歷史上,普遍平等的人權觀念得以確立的過程,實際上也包含對基督教傳統的改造或創造性轉換。我們應當由此得到一點啟發或教訓。 
 
(三)、毫無疑問,中國大陸一旦結束一黨專政、走上民主化的大道,勞改和與之相關的一整套法律制度,或遲或早,终将發生根本的變化。但同樣可以肯定的是,那時中國人雖然將不再因言論、良心和宗教信仰而受到迫害,政治犯也將從中國人的政治辭典中消失,但是罪犯和監獄仍將存在。那末,到那時"勞改"、亦即強迫罪犯進行勞動改造的制度應不應和能不能立刻廢除呢?假如要立刻廢除之,那么屆時中國的民主政府將會遭遇一些什麼樣的阻力和困難?這些阻力又該如何化解、如何克服?另一方面,如果要徹底廢除勞改制度,取而代之的又應當和可能是一種什麼樣的制度?中國能否全盤照搬西方發達國家有关監獄的制度、法規和條例?
 
   我们知道,西方發達國家對罪犯實行懲罰的基本手段,是限制、以至剝奪罪犯的人身自由。如果中国效仿西方的這種作法,廢除对罪犯的強迫勞動,则在短時期內是否与中國的經濟發展水平和中國人的價值体系相適應? 如果不能立刻廢除勞改,那中国又需要經歷哪些改革的步驟,方能比較順利地尽快達到最終廢除勞改的目標?此外,在中共的一黨專政結束之前,對勞改制度應該和可能進行什麼樣的改革,以有助于改善勞改犯、特別是政治犯的生存和人權狀況?我想,凡此種種問題,似都應逐步納入勞改研究者的視野。我把旨在回答這類問題的勞改研究可能發揮的社會功能,稱作建設的功能。 
 
   總而言之,勞改是一黨專政下的中國大陸违反和践踏人权最多最甚,因而也最黑暗、最慘無人道的一個角落。我們可以毫不夸張地說,勞改研究實際上是以和平的方式,對中共的巴士底獄所發起的一場攻堅戰﹗基于此,我個人向所有熱心推動、辛勤組織和嚴肅地從事勞改研究的人們,表示由衷的欽佩和敬意﹗ 

 



             
 
 
   近十多年来,在勞改研究基金會和中国人权等民间团体的組織和推動下,海外的劳改研究從無到有,已经取得了不少成績。不过總得看來,此项研究尚處于起步或草創的階段。有鑒于此,現在認真地思考和議論一下它的定位和社會功能問題,無論對提高研究水平和凝聚研究人才,或對更好地發揮其社會效果,都可能是不無裨益的。 
 
         一、 人权是勞改研究的出发点和归宿 
 
  勞改研究应如何定位?从根本上说,这取決于研究主體的選擇。譬如說,一些人可能误把勞改研究仅仅归诸政治宣傳的范疇;而另外一些人,則可能把它仅仅當作自己賴以謀生的手段;如此等等。但所有這些都不是我要探討的問題。在我看来,人權既是勞改研究的出發點,也是它的歸宿。在這種意義上,可以说,勞改研究是中国人權事業的一個重要方面。然而,勞改研究又不同于普通的人權工作。因為第一、它有自己獨特的關注對象-- 勞改;第二、它本身還應當具有學術研究的品格。也就是說,既然我們稱之為研究, 而研究的對象又是一種特定的政治-社會現象,則人們也就很自然地会将它納入人文-社會科學的領域,並以相應的規范來要求它。 
 
   這无疑是一種比較高的要求。它意味著,劳改研究至少不應只停留在控訴或訴苦的水平,而應當在現有基礎上提高一步,即在條件許可的情況下,逐漸轉入規范化和專業化的軌道。这当然不是说
,所有与勞改研究有关的工作都只能向學術化、專業化的方向转变。一来這在實際上做不到;二来正如古語所說,法乎其上,得乎其中,提出上述要求,也未嘗不是對勞改研究的一種期許和激勵。
 
   然而勞改研究显然也不同于一般的學術研究。這是因为,如上所说,以人权为出发点和归宿的劳改研究,要求其研究者公开申明并坚持人权原则和國際社會公認的基本人權標準。表面看来,这似乎违背了价值中立的原则。其实,只要认真读一读马克斯韦伯的有关论述便可以知道,这种似是而非的看法,是来自对价值中立的误解。事实上,价值中立固然要求人们在进行学术研究时尽力避免个人主观好恶的影响,但并不排斥学者表明自己的价值判断。换言之,价值中立的基本立足点在于:一切价值,归根结底,都是人们主观选择的结果;而学术研究则从来没有、也绝不可能为任何一种价值提供可靠而合理的论证。因此,价值中立虽然并不排斥学者表明自己的价值判断,但认为学者在表明自己的这些判断时,必须公开申明自己赖以作出这些判断的價值參照體系,而绝对不可以打着学术研究的旗号来为某种价值进行辩护或论证。所谓学术与价值无涉,说的就是这个道理。这也是价值中立的精髓所在。由此看来,尽管劳改研究也属于学术研究的范畴,但它却有一种为通常的学术研究所不具备的显著特征,那就是:劳改研究不能不以人权为出发点和归宿。劳改研究的社会意义正与此密切相关。 
 
    那末,勞改研究又有哪些社會意義或社會功能呢? 
 
            二、 勞改研究的三大社會功能 
 
    我认为,簡而言之,勞改研究主要具有下述三大社會功能:第一是批判;第二是啟蒙;第三是 建設。 
 
(一) 關于勞改研究的批判功能,大家都很清楚,無須贅述。這裡我只想指出三點:
 
1 批判主要應針對勞改制度及與之相關的法律和政策; 
2 只有揭露真相,批判才可能具有真正強大而持久的力量;
3)中國的勞改制度和監獄生活,構成中国政治文化的一個重要方面,對于這種亞層政治文化現象的研究和批判,理應提到勞改研究的議事日程上来。 
 
(二) 一般地说,所谓人权启蒙是指將現代人權原則、基本人权标准和法治觀念傳播到中國的各社会階層,尤其是普通老百姓当中去,使之逐步深入人心。但勞改研究的啟蒙功能,還應有其自身的特點,即它的啟蒙的重點,應當與勞改和勞改犯緊密地聯系在一起。比如說,勞改研究可以基于中國憲法、特別是國際人權公約的有關規定,幫助人們劃清公民行使合法權利與犯罪的界限,從法律知識和社會心理基礎諸方面,為在中國杜絕包括思想犯、良心犯在內的一切政治犯而作出努力。再比如說,勞改研究還可以通過向民眾傳播罪犯享有的合法權利和應有的人格尊嚴,来逐步消除人們對罪犯和刑滿釋放者普遍懷有的種種歧視和偏見;等等。 
 
   所有从事劳改研究的人想必都知道,要在中國卓有成效地進行人權和法治的啟蒙,是極為困難的。原因主要有二:其一,中共及其政府为人权启蒙设置了种种障碍;其二,中國是一個具有悠久的歷史和文化傳統的國家,而它的歷史和文化傳統又與西方迥然有异。面對這種差別,可以有兩種截然不同的態度,一者以此種差別作為推遲乃至拒絕人權原則的根據。這樣的觀點和作法,我們當然不能同意。不过也有人以為,在中國普及人權和法治的觀念,是一樁輕而易舉之事,似乎只需把来自西方的那一套有关話語原封不動地搬到中國,即可以完事大吉。這就未免把問題想得太簡單了﹗舉例來說,海外幾乎所有的中國人都曉得說人生而自由平等和天賦人權。若追溯起來,這樣的觀念在西方可歸諸其自然法或自然權利(Natural 
Rights)的傳統; 而且明顯也是得益于基督教關于所有人在上帝面前一律平等的觀念。然而,這兩者基本上都是中國的歷史和文化傳統所缺乏的。在這種情況下,如果我們找不到能够使這類觀念與中國自身文化傳統相結合的恰當方式,並以中國人樂于接受和傳播的語言表述之,則普遍平等的人權觀念,恐怕就很難盡快在中國的文化土壤中扎下根來。我以为,對于這類困難,我們應當有充分的估計,寧肯把困難想得大一點、多一點。 
 
   如果我们回想一下普遍平等的人權觀念在西方確立的過程,也不難發現,那也絕不是一段一帆風順的历史故事。要知道,在某种意义上,"人權" 本来是對神權的一种否定,即是说,在當初,人权本身構成了對基督教傳統的一种直接挑戰。另一方面,在中世紀的歐洲,由于僧侶壟斷着與上帝溝通的權利,因此所謂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實際上也不過是一句空話。只是在經歷了宗教改革以后,教會神職人員的这种中介角色不再是必要的了,通向人间普遍平等的道路才真正得以打通。可見,在西方的歷史上,普遍平等的人權觀念得以確立的過程,實際上也包含對基督教傳統的改造或創造性轉換。我們應當由此得到一點啟發或教訓。 
 
(三)、毫無疑問,中國大陸一旦結束一黨專政、走上民主化的大道,勞改和與之相關的一整套法律制度,或遲或早,终将發生根本的變化。但同樣可以肯定的是,那時中國人雖然將不再因言論、良心和宗教信仰而受到迫害,政治犯也將從中國人的政治辭典中消失,但是罪犯和監獄仍將存在。那末,到那時"勞改"、亦即強迫罪犯進行勞動改造的制度應不應和能不能立刻廢除呢?假如要立刻廢除之,那么屆時中國的民主政府將會遭遇一些什麼樣的阻力和困難?這些阻力又該如何化解、如何克服?另一方面,如果要徹底廢除勞改制度,取而代之的又應當和可能是一種什麼樣的制度?中國能否全盤照搬西方發達國家有关監獄的制度、法規和條例?
 
   我们知道,西方發達國家對罪犯實行懲罰的基本手段,是限制、以至剝奪罪犯的人身自由。如果中国效仿西方的這種作法,廢除对罪犯的強迫勞動,则在短時期內是否与中國的經濟發展水平和中國人的價值体系相適應? 如果不能立刻廢除勞改,那中国又需要經歷哪些改革的步驟,方能比較順利地尽快達到最終廢除勞改的目標?此外,在中共的一黨專政結束之前,對勞改制度應該和可能進行什麼樣的改革,以有助于改善勞改犯、特別是政治犯的生存和人權狀況?我想,凡此種種問題,似都應逐步納入勞改研究者的視野。我把旨在回答這類問題的勞改研究可能發揮的社會功能,稱作建設的功能。 
 
   總而言之,勞改是一黨專政下的中國大陸违反和践踏人权最多最甚,因而也最黑暗、最慘無人道的一個角落。我們可以毫不夸張地說,勞改研究實際上是以和平的方式,對中共的巴士底獄所發起的一場攻堅戰﹗基于此,我個人向所有熱心推動、辛勤組織和嚴肅地從事勞改研究的人們,表示由衷的欽佩和敬意﹗ 

 



             
 
 
   近十多年来,在勞改研究基金會和中国人权等民间团体的組織和推動下,海外的劳改研究從無到有,已经取得了不少成績。不过總得看來,此项研究尚處于起步或草創的階段。有鑒于此,現在認真地思考和議論一下它的定位和社會功能問題,無論對提高研究水平和凝聚研究人才,或對更好地發揮其社會效果,都可能是不無裨益的。 
 
         一、 人权是勞改研究的出发点和归宿 
 
  勞改研究应如何定位?从根本上说,这取決于研究主體的選擇。譬如說,一些人可能误把勞改研究仅仅归诸政治宣傳的范疇;而另外一些人,則可能把它仅仅當作自己賴以謀生的手段;如此等等。但所有這些都不是我要探討的問題。在我看来,人權既是勞改研究的出發點,也是它的歸宿。在這種意義上,可以说,勞改研究是中国人權事業的一個重要方面。然而,勞改研究又不同于普通的人權工作。因為第一、它有自己獨特的關注對象-- 勞改;第二、它本身還應當具有學術研究的品格。也就是說,既然我們稱之為研究, 而研究的對象又是一種特定的政治-社會現象,則人們也就很自然地会将它納入人文-社會科學的領域,並以相應的規范來要求它。 
 
   這无疑是一種比較高的要求。它意味著,劳改研究至少不應只停留在控訴或訴苦的水平,而應當在現有基礎上提高一步,即在條件許可的情況下,逐漸轉入規范化和專業化的軌道。这当然不是说
,所有与勞改研究有关的工作都只能向學術化、專業化的方向转变。一来這在實際上做不到;二来正如古語所說,法乎其上,得乎其中,提出上述要求,也未嘗不是對勞改研究的一種期許和激勵。
 
   然而勞改研究显然也不同于一般的學術研究。這是因为,如上所说,以人权为出发点和归宿的劳改研究,要求其研究者公开申明并坚持人权原则和國際社會公認的基本人權標準。表面看来,这似乎违背了价值中立的原则。其实,只要认真读一读马克斯韦伯的有关论述便可以知道,这种似是而非的看法,是来自对价值中立的误解。事实上,价值中立固然要求人们在进行学术研究时尽力避免个人主观好恶的影响,但并不排斥学者表明自己的价值判断。换言之,价值中立的基本立足点在于:一切价值,归根结底,都是人们主观选择的结果;而学术研究则从来没有、也绝不可能为任何一种价值提供可靠而合理的论证。因此,价值中立虽然并不排斥学者表明自己的价值判断,但认为学者在表明自己的这些判断时,必须公开申明自己赖以作出这些判断的價值參照體系,而绝对不可以打着学术研究的旗号来为某种价值进行辩护或论证。所谓学术与价值无涉,说的就是这个道理。这也是价值中立的精髓所在。由此看来,尽管劳改研究也属于学术研究的范畴,但它却有一种为通常的学术研究所不具备的显著特征,那就是:劳改研究不能不以人权为出发点和归宿。劳改研究的社会意义正与此密切相关。 
 
    那末,勞改研究又有哪些社會意義或社會功能呢? 
 
            二、 勞改研究的三大社會功能 
 
    我认为,簡而言之,勞改研究主要具有下述三大社會功能:第一是批判;第二是啟蒙;第三是 建設。 
 
(一) 關于勞改研究的批判功能,大家都很清楚,無須贅述。這裡我只想指出三點:
 
1 批判主要應針對勞改制度及與之相關的法律和政策; 
2 只有揭露真相,批判才可能具有真正強大而持久的力量;
3)中國的勞改制度和監獄生活,構成中国政治文化的一個重要方面,對于這種亞層政治文化現象的研究和批判,理應提到勞改研究的議事日程上来。 
 
(二) 一般地说,所谓人权启蒙是指將現代人權原則、基本人权标准和法治觀念傳播到中國的各社会階層,尤其是普通老百姓当中去,使之逐步深入人心。但勞改研究的啟蒙功能,還應有其自身的特點,即它的啟蒙的重點,應當與勞改和勞改犯緊密地聯系在一起。比如說,勞改研究可以基于中國憲法、特別是國際人權公約的有關規定,幫助人們劃清公民行使合法權利與犯罪的界限,從法律知識和社會心理基礎諸方面,為在中國杜絕包括思想犯、良心犯在內的一切政治犯而作出努力。再比如說,勞改研究還可以通過向民眾傳播罪犯享有的合法權利和應有的人格尊嚴,来逐步消除人們對罪犯和刑滿釋放者普遍懷有的種種歧視和偏見;等等。 
 
   所有从事劳改研究的人想必都知道,要在中國卓有成效地進行人權和法治的啟蒙,是極為困難的。原因主要有二:其一,中共及其政府为人权启蒙设置了种种障碍;其二,中國是一個具有悠久的歷史和文化傳統的國家,而它的歷史和文化傳統又與西方迥然有异。面對這種差別,可以有兩種截然不同的態度,一者以此種差別作為推遲乃至拒絕人權原則的根據。這樣的觀點和作法,我們當然不能同意。不过也有人以為,在中國普及人權和法治的觀念,是一樁輕而易舉之事,似乎只需把来自西方的那一套有关話語原封不動地搬到中國,即可以完事大吉。這就未免把問題想得太簡單了﹗舉例來說,海外幾乎所有的中國人都曉得說人生而自由平等和天賦人權。若追溯起來,這樣的觀念在西方可歸諸其自然法或自然權利(Natural 
Rights)的傳統; 而且明顯也是得益于基督教關于所有人在上帝面前一律平等的觀念。然而,這兩者基本上都是中國的歷史和文化傳統所缺乏的。在這種情況下,如果我們找不到能够使這類觀念與中國自身文化傳統相結合的恰當方式,並以中國人樂于接受和傳播的語言表述之,則普遍平等的人權觀念,恐怕就很難盡快在中國的文化土壤中扎下根來。我以为,對于這類困難,我們應當有充分的估計,寧肯把困難想得大一點、多一點。 
 
   如果我们回想一下普遍平等的人權觀念在西方確立的過程,也不難發現,那也絕不是一段一帆風順的历史故事。要知道,在某种意义上,"人權" 本来是對神權的一种否定,即是说,在當初,人权本身構成了對基督教傳統的一种直接挑戰。另一方面,在中世紀的歐洲,由于僧侶壟斷着與上帝溝通的權利,因此所謂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實際上也不過是一句空話。只是在經歷了宗教改革以后,教會神職人員的这种中介角色不再是必要的了,通向人间普遍平等的道路才真正得以打通。可見,在西方的歷史上,普遍平等的人權觀念得以確立的過程,實際上也包含對基督教傳統的改造或創造性轉換。我們應當由此得到一點啟發或教訓。 
 
(三)、毫無疑問,中國大陸一旦結束一黨專政、走上民主化的大道,勞改和與之相關的一整套法律制度,或遲或早,终将發生根本的變化。但同樣可以肯定的是,那時中國人雖然將不再因言論、良心和宗教信仰而受到迫害,政治犯也將從中國人的政治辭典中消失,但是罪犯和監獄仍將存在。那末,到那時"勞改"、亦即強迫罪犯進行勞動改造的制度應不應和能不能立刻廢除呢?假如要立刻廢除之,那么屆時中國的民主政府將會遭遇一些什麼樣的阻力和困難?這些阻力又該如何化解、如何克服?另一方面,如果要徹底廢除勞改制度,取而代之的又應當和可能是一種什麼樣的制度?中國能否全盤照搬西方發達國家有关監獄的制度、法規和條例?
 
   我们知道,西方發達國家對罪犯實行懲罰的基本手段,是限制、以至剝奪罪犯的人身自由。如果中国效仿西方的這種作法,廢除对罪犯的強迫勞動,则在短時期內是否与中國的經濟發展水平和中國人的價值体系相適應? 如果不能立刻廢除勞改,那中国又需要經歷哪些改革的步驟,方能比較順利地尽快達到最終廢除勞改的目標?此外,在中共的一黨專政結束之前,對勞改制度應該和可能進行什麼樣的改革,以有助于改善勞改犯、特別是政治犯的生存和人權狀況?我想,凡此種種問題,似都應逐步納入勞改研究者的視野。我把旨在回答這類問題的勞改研究可能發揮的社會功能,稱作建設的功能。 
 
   總而言之,勞改是一黨專政下的中國大陸违反和践踏人权最多最甚,因而也最黑暗、最慘無人道的一個角落。我們可以毫不夸張地說,勞改研究實際上是以和平的方式,對中共的巴士底獄所發起的一場攻堅戰﹗基于此,我個人向所有熱心推動、辛勤組織和嚴肅地從事勞改研究的人們,表示由衷的欽佩和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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