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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的遗嘱由母亲完成六四十六周年祭
刘晓波



一 孩子们留下的遗嘱之针


颠倒的时代,颠倒了是非善恶,也留下颠倒的遗嘱不是寿终正寝的母亲留给孩子的遗嘱,而是突然早逝的孩子为母亲留下的遗嘱。


年仅17岁的高中生蒋捷连;年仅十九岁的高中生王楠、大学生孙辉,职高女生张瑾,高中生叶伟航,女大学生龚纪芳;年仅20岁的厨师戴伟,大学生董晓军;年仅21岁的工人吴向东、待业青年赵龙、大学生王培文、大学生吴国锋;年仅22岁的大学生田道民;年仅23岁的硕士生何杰,大学生严文;年仅24岁的工人杜光学,大学生段昌隆,女大学生张向红;年仅25岁的大学生程仁兴,女医生王卫萍;年仅27岁的工人王建平,技术员邝敏;年仅29岁的研究人员袁力,女会计苏欣;年仅30岁的编辑杨燕声,博士生林仁富,大学教师肖波;年仅31岁的职员罗维,32岁的记者张汝宁,34岁的女职员刘锦华,


他们太年轻,远不到留下遗嘱的年龄,但他们却倒在罪恶的子弹下,在最富活力的年龄段留下遗嘱。这种颠倒的遗嘱在寻找母亲的眼睛,如同婴儿寻找母亲的乳头。


他们的遗嘱,没有文字,也没有声音,却是一根无形的尖针,刺痛母亲的双目,泪水化作见证真相的勇气;刺穿母亲的心灵,心血化作寻求正义的良知。但愿孩子的在天之灵知道,正是无字无声的遗嘱,让刽子手恐惧,让母亲们站起。


针的本性是渴望穿透一切,以血来喂养其锋芒。锈迹渗入血液,血的流动使皮肤发紫发青。这根针留在母亲的身体中,只为了一个简单的理由寻找那只抚育童年的双手,以确立它的永恒道义性。它不允许神经因懦弱而颤抖,针尖成为亡灵的守望者。


这根针寻遍了母亲们的身体,刺死过无数的恐惧和懦弱。它常常潜伏在心脏里,仔细倾听母亲们的心跳。有时,它会宽容地原谅母亲们一时的软弱;有时,它会不顾母亲的疼痛,奋力一刺,结束所有懦弱;也有时,它在发动绝决的一刺前,会有瞬间的犹豫,不敢继续向前。因为,它知道生命的脆弱,有时甚至抵不住轻轻地一刺,应该留下一点余地,一点时间,让血液把锈迹全部吸收。


命运过于残酷,把母亲们交给了孩子的遗嘱,犹如冬日把一滴水交给冰,或夏天把一只眼睛交给炽热的太阳,死于遗嘱之针是早晚的事。现在,此刻,母亲们正在感受它的锋芒和锐利,锋芒照亮内脏,锐利的滑动清洗伤口。


我是幸存者,也是孩子遗嘱的分享者。常常,在睡眠中,遗嘱之针已经习惯了我的胡思乱想和梦中呓语。阴云密布的梦魇里,我会突然听到针尖发出清脆的声响,闪光而奇妙,像流淌在血管中的一道彩虹,让我惊醒。游曳在身体中的针,充满活力,比我的文字更长久。每一次无意中的触碰,针都变得更闪亮更尖锐。


我的身体中,有一个死角格外荒凉。膨胀的罪恶不安于角落的狭窄,它要深入到记忆的核心,要驱逐掉占据身体的那些亡灵。是这根针,使尸体发出呻吟,使睁不开的双眼在黑夜里目光如注,透视出一切。那些背叛的时刻,为正义蒙上虚假的激动,玷污了那个纯粹的夜晚。


真冷呀。针在体内的游走,足以使血液结成冰,被亵渎的死亡,像一座被抢劫一空的陵园。我站在荒凉的墓碑前,烛火跃入眼底,能熔化这根针吗?身体中的针尖能变成烛火,温暖每一块墓碑下的夜晚吗?


刺穿心脏,疼痛的思想将升华死亡。


二 遗忘罪恶的民族没有前途


十六年了,那比强暴更令人绝望的罪恶,偏偏发生在青春的庭院里,一群组织严密而装备精良的土匪,肆意践踏春天的萌芽。有过人吃人的原始,有过观赏人与兽殊死角斗的野蛮,有过几百万人被推进焚尸炉的现代灭绝人类强暴自己的姐妹,是比原子弹更具破坏力的暴行。没有萌芽便凋零,没有果实便腐烂,在一切还未到来之前,一切就被彻底毁灭。


十六年,差不多已经是一代人的年龄。对于六四亡灵来说,已经足够漫长,漫长到正义的降临似乎遥遥无期;而对于历史来说,似乎又过于短暂,短暂到血腥的瞬间过去后,罪责就不再是罪责。在大多数经历过的或没有经历过六四的中国人的眼中,长安街上血迹似乎越来越淡,六四及其无辜的殉难者也似乎越来越远。


我们这个懦弱而健忘的民族,早已习惯了把坟墓记忆成宫殿,甚至在有奴隶主之前,我们已经学会了怎样下跪才最优美。


就连自由了的中国人,在面对强权压迫和私利诱惑之时,也无法逃脱朝拜的心态。君不见,在中南海一手导演的盛大统战秀舞台上,对岸的连宋也来大陆朝拜党祖。二人一踏上人民大会堂红地毯,其内在的惶恐必然表达为对独裁秩序及党魁的高调赞美。


其实,犯下大屠杀罪恶的中共政权,一天也没有忘记作为重大公共事件的六四,只不过,中共官方对六四的记忆被罪恶的权力的恐怖所颠倒,把大屠杀之日变成公共领域的禁忌,把六四亡灵的坟墓变成不许公祭的禁地,把十多年来坚持还原历史、寻找正义的天安们母亲变成严控对象,把一切与记忆六四相关的人和事清洗掉。


被民间誉为真话英雄的蒋彦永先生,继他在2003年勇敢揭露被官方隐瞒的SARS真相之后,又在2004年向官方发出为六四正名呼吁,时值六四十五周年祭日,曾引起国内外的巨大反响,但官方对他的回答是长达八个月的软禁。


今年年初,令人尊敬的赵紫阳先生,在八九运动中坚持民主和平、反对暴力镇压;在六四后近十六年的幽禁中,他仍然坚守一位杰出政治家的信念和做人的底线,直到去世。官方的内在恐惧和极度虚弱,居然连紫阳的亡灵也不会放过,正如它从不放过十六年前喋血长街的亡灵一样,草木皆兵的恐怖笼罩京城。


在官方的恐怖政治下记忆六四,需要的不是聪明的理智和高深的学理,而仅仅是良知的勇气和人性的常识。所以,我每年为六四写下的祭文,不过是从不同角度重复人人都能轻易理解的基本常识:八九运动的正义性和大屠杀的野蛮性,如同当空朗月,举目可见,不证自明,根本不需要为之辩护。中共政权是罪魁,无论它制造多少谎言和侮蔑,也无法抹黑八九运动,更无法推卸大屠杀的罪恶。正是基于对以上常识的坚信,即便在我蹲监狱的时候,我也从未想过必须为八九运动的正义性辩护。


但是,199910月出狱后的经历,让我越来越感到一个可悲的事实:强权恐怖、谎言灌输、历史歪曲、制造繁荣和利益收买的合力,已经成功地清洗了民族的记忆,真相被权杖遮蔽,记忆被谎言填充,常识被狡辩扭曲,良知被金钱收买。正如中共执政后,利用垄断权力和意识形态灌输,把中国近百年的历史变成谎言一样。亲历过八九的一代人大都不愿公开谈论六四,八九后一代的绝大多数对六四不甚了了,八九运动的正义性也在短短的十六年中,变得越来越晦暗不明。甚至,在大屠杀的主要责任人邓小平死掉之后,在六四的主要受惠者江泽民、李鹏相继下台之后,六四悲剧似乎已经过去,中共政权也似乎洗刷了罪责。


在这种或自愿或被迫的民族性遗忘中,负有主要责任的是经历过八九运动的官民。首先,已经犯有大屠杀罪恶的中共政权,继续着掩盖罪恶、强制遗忘的罪后之罪;其次,八九运动的亲历者们,特别是那些当年的风云人物,他们屈从于官方的恐怖和收买,以沉默、回避、曲笔、甚至侮蔑来对待六四。


他们中的许多人,还未来得及擦干血迹就摇身一变,有的变成大资本家,有的变成学术权威,有的变为当朝新宠,更有用人血馒头换来外国身份的海归,变成官僚集团的新星和封锁网络的技术总管。一些变成御用智囊的所谓精英,还发明了各种说辞来为大屠杀辩护。从阴谋夺权论到激进主义论,从不成熟论到被利用论,从开枪不得已论到稳定高于一切论,从国情论到秩序论,从经济优先论和威权控制下的渐进改革论,从民运精英不如中共精英论到学费成本论种种对八九运动的指责,众多为大屠杀的辩护,魔术般地,把一场反抗独裁和腐败、要求民主自由的自发民众运动,变成了受到少数人操控的阴谋;把和平、理性的运动描绘为激进主义的革命;把开枪杀人辩护成不得已而为之的无奈之举;把对政治改革的要求指控为不合国情的超前行为,以至于,民主将祸国殃民的论调变成流行曲。


尤其令人震惊的是,最精致最具欺骗性的指控和辩护,居然出自当年的某些风云人物的笔下,出自自称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口中:他们借用西方的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之划分,用法国大革命、俄国十月革命等历史事件来论证积极自由的恶果,指控八九运动也是一种积极自由在中国的失败实践;他们甚至把五四运动与文革勾连起来,指责八九运动的学生们就是当年的红卫兵;他们指责民运或持不同政见者是野心家,是境外反华势力的走狗;最后,他们提出不作为和政治缺席权的犬儒哲学。


这样,在六四后的中国,西方的消极自由传统就变成了犬儒生存的辩护词。似乎自由不必去积极争取,而只需无所事事地等待,自由就会像哈耶克论证的自发秩序一样,自然而然地到来。而在历史上,没有几代人的积极争取,任何一个国家的自由制度都只能是幻想,即便是在消极自由传统深入人心的英美,没有光荣革命和独立革命,也决不会有今天的自由制度。


莫谈国事的传统来自不准议论的权力蛮横,它剥夺了民间参与的权利,必然消解掉人们对社会公益的个人责任的承担。久而久之,人们连关注公共事务的意愿和热情似乎都失去了,完全退回到个人的风花雪月、时尚攀比或柴米油盐之中。而民间的被迫退出,必然使作为最大公共事务的政治变成一小撮当权者的私家事务,公权力也就必然蜕变权贵们为牟取私利的工具。所以,从古至今,中国百姓的政治参与,要么是走头无路时的揭竿而起,要么是局面失控中的无法无天,要么是官方操控下的合群自大,要么是屈从于恐怖的政治冷漠,而从来形成过政治的公共性,自然也就没有基于公民责任的理性参与。


独裁政权维持稳定的秘诀之一,就是按照权力的需要任意剪裁历史,使民族记忆无法连续积累,造成代与代之间的记忆断裂和空白。在共产制度已经整体崩溃和人权高于主权的时代,中共的一党独裁之所以仍然稳定,主要的手段之一就是掩盖历史罪恶,强制人们遗忘。


在此意义上可以还说,官方的强制遗忘不值得惊讶,民间对重大公共灾难的冷漠才是中国政治的最大悲哀,也才是最令人痛心的人性现状。当年八九运动的积极参与者,如今要么变成极端自私的个人主义者,对当年的大灾难不闻不问;要么变成了官方伪造历史的参与者,为了个人的既得利益而帮忙帮闲。


其实,即便在中国的制度现实下,民间虽然无法阻止官方对六四记忆的压制、遮蔽和歪曲,但只要民间不屈从于官方的强制,起码可以为苦难深重的中国保存真实的记忆,也就等于为未来的自由中国保存了人性的基础。


对六四的遗忘,并非中华民族面对历史的唯一耻辱,事实上国人对本民族历史上发生过的多次大屠杀都鲜有真实而具体的记忆。张献忠屠川,八旗兵血洗扬州,太平军血洗南京城,甚至对最为政治正确的南京大屠杀,当今的国人也没有多少具体的记忆。


特别是中共治下的五十多年,强制性的遗忘和篡改已经使中国近现代、当代的历史面目全非。50年代人,不知道中共曾经是苏共操控下的中国支部,不知道中共早期历史上的残酷内斗,不知道毛泽东是如何通过延安整风来确立党内的独尊地位,不知道抗日战争、国共内战的真实历史;60年代人,不清楚镇反、三反五反、工商业改造、反右、大跃进、人民公社的历史;7080年代人,搞不清文革浩劫的真相,对八九运动和六四大屠杀所知寥寥。我相信,如果中共长期执政,新旧世纪之交的一代人,也不会知道法轮功是怎么回事。


我们这个受尽专制制度之害的民族,之所以至今,仍然在懦弱而健忘的人性泥潭中弋尾,还自以为中国正在崛起为世界强国,自以为过着贫嘴张大民式的幸福生活,独裁者的强制灌输固然是首要原因,但是所谓的精英们的帮忙和帮闲也要负共谋的罪责。正是权力、金钱和知识的结盟,才使民众无法知道独裁制度的真相。


对于一个民族来说,记忆对遗忘的抗拒,首先是知识精英的良知对强权的抗拒。否则的话,我们非但无法把六四大屠杀的真相、进而把独裁制度的罪恶变成民众的历史常识,也无法防止类似大悲剧的重演。难道中国历史在专制下恶性循环的时间还不够长吗?


著名自由主义思想家阿克顿勋爵说:自由是良知的统治得以成长的条件。自由就是让良知来指导我们的行为,自由就是良知的主宰。而当自由还没有到来,特别是当争取自由的运动被暂时镇压下去之后,积极争取自由就是良知的觉醒。所以,为八九运动的正义性辩护就是为普世的人权和良知辩护,见证六四真相就是为无辜死难者守灵并祈祷,用民间记忆抗拒官方的强制遗忘就是为中国人争取自由的斗争、为我们这个历尽苦难的民族,保存记忆和良知。


所以,在当下中国,对于恢复民族的真实记忆和寻求历史正义来说,在官方不准记忆、不准祭奠的压制下,致力于民间见证几乎就是唯一途径。也正是在这种只能寄希望于民间见证的背景下,天安门母亲的顽强存在和不断扩大,乃当下中国最高贵人性的表达。她们的见证,在呼唤着、激励着中国民间的良知力量的同时,也在正告现政权的独裁寡头们:在当今世界,灭绝人性的暴行决不能畅通无阻。尽管,独裁者们握有强大的国家机器、主要的社会资源和制度化的暴力手段,而天安门母亲仅仅是无权无势的群体,然而,她们仅仅靠孩子的遗嘱、靠亲人们鲜血的滋养,靠她们自身的母爱、良知、勇气,就为这个多灾多难的民族保存了走向敬重生命和自由民主的希望。


所以,在第十六个六四祭日来临时,我要再次公开表达我对天安门母亲的敬意和支持:如果说,八九运动和六四大屠杀需要纪念馆,无辜亡灵们需要纪念碑,那么,在还不允许建立纪念馆和树立纪念碑的当下大陆,天安门母亲们的见证和寻找,就是在为纪念馆和纪念碑的最终落成奠基。

2005517日于北京家中



一 孩子们留下的遗嘱之针


颠倒的时代,颠倒了是非善恶,也留下颠倒的遗嘱不是寿终正寝的母亲留给孩子的遗嘱,而是突然早逝的孩子为母亲留下的遗嘱。


年仅17岁的高中生蒋捷连;年仅十九岁的高中生王楠、大学生孙辉,职高女生张瑾,高中生叶伟航,女大学生龚纪芳;年仅20岁的厨师戴伟,大学生董晓军;年仅21岁的工人吴向东、待业青年赵龙、大学生王培文、大学生吴国锋;年仅22岁的大学生田道民;年仅23岁的硕士生何杰,大学生严文;年仅24岁的工人杜光学,大学生段昌隆,女大学生张向红;年仅25岁的大学生程仁兴,女医生王卫萍;年仅27岁的工人王建平,技术员邝敏;年仅29岁的研究人员袁力,女会计苏欣;年仅30岁的编辑杨燕声,博士生林仁富,大学教师肖波;年仅31岁的职员罗维,32岁的记者张汝宁,34岁的女职员刘锦华,


他们太年轻,远不到留下遗嘱的年龄,但他们却倒在罪恶的子弹下,在最富活力的年龄段留下遗嘱。这种颠倒的遗嘱在寻找母亲的眼睛,如同婴儿寻找母亲的乳头。


他们的遗嘱,没有文字,也没有声音,却是一根无形的尖针,刺痛母亲的双目,泪水化作见证真相的勇气;刺穿母亲的心灵,心血化作寻求正义的良知。但愿孩子的在天之灵知道,正是无字无声的遗嘱,让刽子手恐惧,让母亲们站起。


针的本性是渴望穿透一切,以血来喂养其锋芒。锈迹渗入血液,血的流动使皮肤发紫发青。这根针留在母亲的身体中,只为了一个简单的理由寻找那只抚育童年的双手,以确立它的永恒道义性。它不允许神经因懦弱而颤抖,针尖成为亡灵的守望者。


这根针寻遍了母亲们的身体,刺死过无数的恐惧和懦弱。它常常潜伏在心脏里,仔细倾听母亲们的心跳。有时,它会宽容地原谅母亲们一时的软弱;有时,它会不顾母亲的疼痛,奋力一刺,结束所有懦弱;也有时,它在发动绝决的一刺前,会有瞬间的犹豫,不敢继续向前。因为,它知道生命的脆弱,有时甚至抵不住轻轻地一刺,应该留下一点余地,一点时间,让血液把锈迹全部吸收。


命运过于残酷,把母亲们交给了孩子的遗嘱,犹如冬日把一滴水交给冰,或夏天把一只眼睛交给炽热的太阳,死于遗嘱之针是早晚的事。现在,此刻,母亲们正在感受它的锋芒和锐利,锋芒照亮内脏,锐利的滑动清洗伤口。


我是幸存者,也是孩子遗嘱的分享者。常常,在睡眠中,遗嘱之针已经习惯了我的胡思乱想和梦中呓语。阴云密布的梦魇里,我会突然听到针尖发出清脆的声响,闪光而奇妙,像流淌在血管中的一道彩虹,让我惊醒。游曳在身体中的针,充满活力,比我的文字更长久。每一次无意中的触碰,针都变得更闪亮更尖锐。


我的身体中,有一个死角格外荒凉。膨胀的罪恶不安于角落的狭窄,它要深入到记忆的核心,要驱逐掉占据身体的那些亡灵。是这根针,使尸体发出呻吟,使睁不开的双眼在黑夜里目光如注,透视出一切。那些背叛的时刻,为正义蒙上虚假的激动,玷污了那个纯粹的夜晚。


真冷呀。针在体内的游走,足以使血液结成冰,被亵渎的死亡,像一座被抢劫一空的陵园。我站在荒凉的墓碑前,烛火跃入眼底,能熔化这根针吗?身体中的针尖能变成烛火,温暖每一块墓碑下的夜晚吗?


刺穿心脏,疼痛的思想将升华死亡。


二 遗忘罪恶的民族没有前途


十六年了,那比强暴更令人绝望的罪恶,偏偏发生在青春的庭院里,一群组织严密而装备精良的土匪,肆意践踏春天的萌芽。有过人吃人的原始,有过观赏人与兽殊死角斗的野蛮,有过几百万人被推进焚尸炉的现代灭绝人类强暴自己的姐妹,是比原子弹更具破坏力的暴行。没有萌芽便凋零,没有果实便腐烂,在一切还未到来之前,一切就被彻底毁灭。


十六年,差不多已经是一代人的年龄。对于六四亡灵来说,已经足够漫长,漫长到正义的降临似乎遥遥无期;而对于历史来说,似乎又过于短暂,短暂到血腥的瞬间过去后,罪责就不再是罪责。在大多数经历过的或没有经历过六四的中国人的眼中,长安街上血迹似乎越来越淡,六四及其无辜的殉难者也似乎越来越远。


我们这个懦弱而健忘的民族,早已习惯了把坟墓记忆成宫殿,甚至在有奴隶主之前,我们已经学会了怎样下跪才最优美。


就连自由了的中国人,在面对强权压迫和私利诱惑之时,也无法逃脱朝拜的心态。君不见,在中南海一手导演的盛大统战秀舞台上,对岸的连宋也来大陆朝拜党祖。二人一踏上人民大会堂红地毯,其内在的惶恐必然表达为对独裁秩序及党魁的高调赞美。


其实,犯下大屠杀罪恶的中共政权,一天也没有忘记作为重大公共事件的六四,只不过,中共官方对六四的记忆被罪恶的权力的恐怖所颠倒,把大屠杀之日变成公共领域的禁忌,把六四亡灵的坟墓变成不许公祭的禁地,把十多年来坚持还原历史、寻找正义的天安们母亲变成严控对象,把一切与记忆六四相关的人和事清洗掉。


被民间誉为真话英雄的蒋彦永先生,继他在2003年勇敢揭露被官方隐瞒的SARS真相之后,又在2004年向官方发出为六四正名呼吁,时值六四十五周年祭日,曾引起国内外的巨大反响,但官方对他的回答是长达八个月的软禁。


今年年初,令人尊敬的赵紫阳先生,在八九运动中坚持民主和平、反对暴力镇压;在六四后近十六年的幽禁中,他仍然坚守一位杰出政治家的信念和做人的底线,直到去世。官方的内在恐惧和极度虚弱,居然连紫阳的亡灵也不会放过,正如它从不放过十六年前喋血长街的亡灵一样,草木皆兵的恐怖笼罩京城。


在官方的恐怖政治下记忆六四,需要的不是聪明的理智和高深的学理,而仅仅是良知的勇气和人性的常识。所以,我每年为六四写下的祭文,不过是从不同角度重复人人都能轻易理解的基本常识:八九运动的正义性和大屠杀的野蛮性,如同当空朗月,举目可见,不证自明,根本不需要为之辩护。中共政权是罪魁,无论它制造多少谎言和侮蔑,也无法抹黑八九运动,更无法推卸大屠杀的罪恶。正是基于对以上常识的坚信,即便在我蹲监狱的时候,我也从未想过必须为八九运动的正义性辩护。


但是,199910月出狱后的经历,让我越来越感到一个可悲的事实:强权恐怖、谎言灌输、历史歪曲、制造繁荣和利益收买的合力,已经成功地清洗了民族的记忆,真相被权杖遮蔽,记忆被谎言填充,常识被狡辩扭曲,良知被金钱收买。正如中共执政后,利用垄断权力和意识形态灌输,把中国近百年的历史变成谎言一样。亲历过八九的一代人大都不愿公开谈论六四,八九后一代的绝大多数对六四不甚了了,八九运动的正义性也在短短的十六年中,变得越来越晦暗不明。甚至,在大屠杀的主要责任人邓小平死掉之后,在六四的主要受惠者江泽民、李鹏相继下台之后,六四悲剧似乎已经过去,中共政权也似乎洗刷了罪责。


在这种或自愿或被迫的民族性遗忘中,负有主要责任的是经历过八九运动的官民。首先,已经犯有大屠杀罪恶的中共政权,继续着掩盖罪恶、强制遗忘的罪后之罪;其次,八九运动的亲历者们,特别是那些当年的风云人物,他们屈从于官方的恐怖和收买,以沉默、回避、曲笔、甚至侮蔑来对待六四。


他们中的许多人,还未来得及擦干血迹就摇身一变,有的变成大资本家,有的变成学术权威,有的变为当朝新宠,更有用人血馒头换来外国身份的海归,变成官僚集团的新星和封锁网络的技术总管。一些变成御用智囊的所谓精英,还发明了各种说辞来为大屠杀辩护。从阴谋夺权论到激进主义论,从不成熟论到被利用论,从开枪不得已论到稳定高于一切论,从国情论到秩序论,从经济优先论和威权控制下的渐进改革论,从民运精英不如中共精英论到学费成本论种种对八九运动的指责,众多为大屠杀的辩护,魔术般地,把一场反抗独裁和腐败、要求民主自由的自发民众运动,变成了受到少数人操控的阴谋;把和平、理性的运动描绘为激进主义的革命;把开枪杀人辩护成不得已而为之的无奈之举;把对政治改革的要求指控为不合国情的超前行为,以至于,民主将祸国殃民的论调变成流行曲。


尤其令人震惊的是,最精致最具欺骗性的指控和辩护,居然出自当年的某些风云人物的笔下,出自自称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口中:他们借用西方的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之划分,用法国大革命、俄国十月革命等历史事件来论证积极自由的恶果,指控八九运动也是一种积极自由在中国的失败实践;他们甚至把五四运动与文革勾连起来,指责八九运动的学生们就是当年的红卫兵;他们指责民运或持不同政见者是野心家,是境外反华势力的走狗;最后,他们提出不作为和政治缺席权的犬儒哲学。


这样,在六四后的中国,西方的消极自由传统就变成了犬儒生存的辩护词。似乎自由不必去积极争取,而只需无所事事地等待,自由就会像哈耶克论证的自发秩序一样,自然而然地到来。而在历史上,没有几代人的积极争取,任何一个国家的自由制度都只能是幻想,即便是在消极自由传统深入人心的英美,没有光荣革命和独立革命,也决不会有今天的自由制度。


莫谈国事的传统来自不准议论的权力蛮横,它剥夺了民间参与的权利,必然消解掉人们对社会公益的个人责任的承担。久而久之,人们连关注公共事务的意愿和热情似乎都失去了,完全退回到个人的风花雪月、时尚攀比或柴米油盐之中。而民间的被迫退出,必然使作为最大公共事务的政治变成一小撮当权者的私家事务,公权力也就必然蜕变权贵们为牟取私利的工具。所以,从古至今,中国百姓的政治参与,要么是走头无路时的揭竿而起,要么是局面失控中的无法无天,要么是官方操控下的合群自大,要么是屈从于恐怖的政治冷漠,而从来形成过政治的公共性,自然也就没有基于公民责任的理性参与。


独裁政权维持稳定的秘诀之一,就是按照权力的需要任意剪裁历史,使民族记忆无法连续积累,造成代与代之间的记忆断裂和空白。在共产制度已经整体崩溃和人权高于主权的时代,中共的一党独裁之所以仍然稳定,主要的手段之一就是掩盖历史罪恶,强制人们遗忘。


在此意义上可以还说,官方的强制遗忘不值得惊讶,民间对重大公共灾难的冷漠才是中国政治的最大悲哀,也才是最令人痛心的人性现状。当年八九运动的积极参与者,如今要么变成极端自私的个人主义者,对当年的大灾难不闻不问;要么变成了官方伪造历史的参与者,为了个人的既得利益而帮忙帮闲。


其实,即便在中国的制度现实下,民间虽然无法阻止官方对六四记忆的压制、遮蔽和歪曲,但只要民间不屈从于官方的强制,起码可以为苦难深重的中国保存真实的记忆,也就等于为未来的自由中国保存了人性的基础。


对六四的遗忘,并非中华民族面对历史的唯一耻辱,事实上国人对本民族历史上发生过的多次大屠杀都鲜有真实而具体的记忆。张献忠屠川,八旗兵血洗扬州,太平军血洗南京城,甚至对最为政治正确的南京大屠杀,当今的国人也没有多少具体的记忆。


特别是中共治下的五十多年,强制性的遗忘和篡改已经使中国近现代、当代的历史面目全非。50年代人,不知道中共曾经是苏共操控下的中国支部,不知道中共早期历史上的残酷内斗,不知道毛泽东是如何通过延安整风来确立党内的独尊地位,不知道抗日战争、国共内战的真实历史;60年代人,不清楚镇反、三反五反、工商业改造、反右、大跃进、人民公社的历史;7080年代人,搞不清文革浩劫的真相,对八九运动和六四大屠杀所知寥寥。我相信,如果中共长期执政,新旧世纪之交的一代人,也不会知道法轮功是怎么回事。


我们这个受尽专制制度之害的民族,之所以至今,仍然在懦弱而健忘的人性泥潭中弋尾,还自以为中国正在崛起为世界强国,自以为过着贫嘴张大民式的幸福生活,独裁者的强制灌输固然是首要原因,但是所谓的精英们的帮忙和帮闲也要负共谋的罪责。正是权力、金钱和知识的结盟,才使民众无法知道独裁制度的真相。


对于一个民族来说,记忆对遗忘的抗拒,首先是知识精英的良知对强权的抗拒。否则的话,我们非但无法把六四大屠杀的真相、进而把独裁制度的罪恶变成民众的历史常识,也无法防止类似大悲剧的重演。难道中国历史在专制下恶性循环的时间还不够长吗?


著名自由主义思想家阿克顿勋爵说:自由是良知的统治得以成长的条件。自由就是让良知来指导我们的行为,自由就是良知的主宰。而当自由还没有到来,特别是当争取自由的运动被暂时镇压下去之后,积极争取自由就是良知的觉醒。所以,为八九运动的正义性辩护就是为普世的人权和良知辩护,见证六四真相就是为无辜死难者守灵并祈祷,用民间记忆抗拒官方的强制遗忘就是为中国人争取自由的斗争、为我们这个历尽苦难的民族,保存记忆和良知。


所以,在当下中国,对于恢复民族的真实记忆和寻求历史正义来说,在官方不准记忆、不准祭奠的压制下,致力于民间见证几乎就是唯一途径。也正是在这种只能寄希望于民间见证的背景下,天安门母亲的顽强存在和不断扩大,乃当下中国最高贵人性的表达。她们的见证,在呼唤着、激励着中国民间的良知力量的同时,也在正告现政权的独裁寡头们:在当今世界,灭绝人性的暴行决不能畅通无阻。尽管,独裁者们握有强大的国家机器、主要的社会资源和制度化的暴力手段,而天安门母亲仅仅是无权无势的群体,然而,她们仅仅靠孩子的遗嘱、靠亲人们鲜血的滋养,靠她们自身的母爱、良知、勇气,就为这个多灾多难的民族保存了走向敬重生命和自由民主的希望。


所以,在第十六个六四祭日来临时,我要再次公开表达我对天安门母亲的敬意和支持:如果说,八九运动和六四大屠杀需要纪念馆,无辜亡灵们需要纪念碑,那么,在还不允许建立纪念馆和树立纪念碑的当下大陆,天安门母亲们的见证和寻找,就是在为纪念馆和纪念碑的最终落成奠基。

2005517日于北京家中



一 孩子们留下的遗嘱之针


颠倒的时代,颠倒了是非善恶,也留下颠倒的遗嘱不是寿终正寝的母亲留给孩子的遗嘱,而是突然早逝的孩子为母亲留下的遗嘱。


年仅17岁的高中生蒋捷连;年仅十九岁的高中生王楠、大学生孙辉,职高女生张瑾,高中生叶伟航,女大学生龚纪芳;年仅20岁的厨师戴伟,大学生董晓军;年仅21岁的工人吴向东、待业青年赵龙、大学生王培文、大学生吴国锋;年仅22岁的大学生田道民;年仅23岁的硕士生何杰,大学生严文;年仅24岁的工人杜光学,大学生段昌隆,女大学生张向红;年仅25岁的大学生程仁兴,女医生王卫萍;年仅27岁的工人王建平,技术员邝敏;年仅29岁的研究人员袁力,女会计苏欣;年仅30岁的编辑杨燕声,博士生林仁富,大学教师肖波;年仅31岁的职员罗维,32岁的记者张汝宁,34岁的女职员刘锦华,


他们太年轻,远不到留下遗嘱的年龄,但他们却倒在罪恶的子弹下,在最富活力的年龄段留下遗嘱。这种颠倒的遗嘱在寻找母亲的眼睛,如同婴儿寻找母亲的乳头。


他们的遗嘱,没有文字,也没有声音,却是一根无形的尖针,刺痛母亲的双目,泪水化作见证真相的勇气;刺穿母亲的心灵,心血化作寻求正义的良知。但愿孩子的在天之灵知道,正是无字无声的遗嘱,让刽子手恐惧,让母亲们站起。


针的本性是渴望穿透一切,以血来喂养其锋芒。锈迹渗入血液,血的流动使皮肤发紫发青。这根针留在母亲的身体中,只为了一个简单的理由寻找那只抚育童年的双手,以确立它的永恒道义性。它不允许神经因懦弱而颤抖,针尖成为亡灵的守望者。


这根针寻遍了母亲们的身体,刺死过无数的恐惧和懦弱。它常常潜伏在心脏里,仔细倾听母亲们的心跳。有时,它会宽容地原谅母亲们一时的软弱;有时,它会不顾母亲的疼痛,奋力一刺,结束所有懦弱;也有时,它在发动绝决的一刺前,会有瞬间的犹豫,不敢继续向前。因为,它知道生命的脆弱,有时甚至抵不住轻轻地一刺,应该留下一点余地,一点时间,让血液把锈迹全部吸收。


命运过于残酷,把母亲们交给了孩子的遗嘱,犹如冬日把一滴水交给冰,或夏天把一只眼睛交给炽热的太阳,死于遗嘱之针是早晚的事。现在,此刻,母亲们正在感受它的锋芒和锐利,锋芒照亮内脏,锐利的滑动清洗伤口。


我是幸存者,也是孩子遗嘱的分享者。常常,在睡眠中,遗嘱之针已经习惯了我的胡思乱想和梦中呓语。阴云密布的梦魇里,我会突然听到针尖发出清脆的声响,闪光而奇妙,像流淌在血管中的一道彩虹,让我惊醒。游曳在身体中的针,充满活力,比我的文字更长久。每一次无意中的触碰,针都变得更闪亮更尖锐。


我的身体中,有一个死角格外荒凉。膨胀的罪恶不安于角落的狭窄,它要深入到记忆的核心,要驱逐掉占据身体的那些亡灵。是这根针,使尸体发出呻吟,使睁不开的双眼在黑夜里目光如注,透视出一切。那些背叛的时刻,为正义蒙上虚假的激动,玷污了那个纯粹的夜晚。


真冷呀。针在体内的游走,足以使血液结成冰,被亵渎的死亡,像一座被抢劫一空的陵园。我站在荒凉的墓碑前,烛火跃入眼底,能熔化这根针吗?身体中的针尖能变成烛火,温暖每一块墓碑下的夜晚吗?


刺穿心脏,疼痛的思想将升华死亡。


二 遗忘罪恶的民族没有前途


十六年了,那比强暴更令人绝望的罪恶,偏偏发生在青春的庭院里,一群组织严密而装备精良的土匪,肆意践踏春天的萌芽。有过人吃人的原始,有过观赏人与兽殊死角斗的野蛮,有过几百万人被推进焚尸炉的现代灭绝人类强暴自己的姐妹,是比原子弹更具破坏力的暴行。没有萌芽便凋零,没有果实便腐烂,在一切还未到来之前,一切就被彻底毁灭。


十六年,差不多已经是一代人的年龄。对于六四亡灵来说,已经足够漫长,漫长到正义的降临似乎遥遥无期;而对于历史来说,似乎又过于短暂,短暂到血腥的瞬间过去后,罪责就不再是罪责。在大多数经历过的或没有经历过六四的中国人的眼中,长安街上血迹似乎越来越淡,六四及其无辜的殉难者也似乎越来越远。


我们这个懦弱而健忘的民族,早已习惯了把坟墓记忆成宫殿,甚至在有奴隶主之前,我们已经学会了怎样下跪才最优美。


就连自由了的中国人,在面对强权压迫和私利诱惑之时,也无法逃脱朝拜的心态。君不见,在中南海一手导演的盛大统战秀舞台上,对岸的连宋也来大陆朝拜党祖。二人一踏上人民大会堂红地毯,其内在的惶恐必然表达为对独裁秩序及党魁的高调赞美。


其实,犯下大屠杀罪恶的中共政权,一天也没有忘记作为重大公共事件的六四,只不过,中共官方对六四的记忆被罪恶的权力的恐怖所颠倒,把大屠杀之日变成公共领域的禁忌,把六四亡灵的坟墓变成不许公祭的禁地,把十多年来坚持还原历史、寻找正义的天安们母亲变成严控对象,把一切与记忆六四相关的人和事清洗掉。


被民间誉为真话英雄的蒋彦永先生,继他在2003年勇敢揭露被官方隐瞒的SARS真相之后,又在2004年向官方发出为六四正名呼吁,时值六四十五周年祭日,曾引起国内外的巨大反响,但官方对他的回答是长达八个月的软禁。


今年年初,令人尊敬的赵紫阳先生,在八九运动中坚持民主和平、反对暴力镇压;在六四后近十六年的幽禁中,他仍然坚守一位杰出政治家的信念和做人的底线,直到去世。官方的内在恐惧和极度虚弱,居然连紫阳的亡灵也不会放过,正如它从不放过十六年前喋血长街的亡灵一样,草木皆兵的恐怖笼罩京城。


在官方的恐怖政治下记忆六四,需要的不是聪明的理智和高深的学理,而仅仅是良知的勇气和人性的常识。所以,我每年为六四写下的祭文,不过是从不同角度重复人人都能轻易理解的基本常识:八九运动的正义性和大屠杀的野蛮性,如同当空朗月,举目可见,不证自明,根本不需要为之辩护。中共政权是罪魁,无论它制造多少谎言和侮蔑,也无法抹黑八九运动,更无法推卸大屠杀的罪恶。正是基于对以上常识的坚信,即便在我蹲监狱的时候,我也从未想过必须为八九运动的正义性辩护。


但是,199910月出狱后的经历,让我越来越感到一个可悲的事实:强权恐怖、谎言灌输、历史歪曲、制造繁荣和利益收买的合力,已经成功地清洗了民族的记忆,真相被权杖遮蔽,记忆被谎言填充,常识被狡辩扭曲,良知被金钱收买。正如中共执政后,利用垄断权力和意识形态灌输,把中国近百年的历史变成谎言一样。亲历过八九的一代人大都不愿公开谈论六四,八九后一代的绝大多数对六四不甚了了,八九运动的正义性也在短短的十六年中,变得越来越晦暗不明。甚至,在大屠杀的主要责任人邓小平死掉之后,在六四的主要受惠者江泽民、李鹏相继下台之后,六四悲剧似乎已经过去,中共政权也似乎洗刷了罪责。


在这种或自愿或被迫的民族性遗忘中,负有主要责任的是经历过八九运动的官民。首先,已经犯有大屠杀罪恶的中共政权,继续着掩盖罪恶、强制遗忘的罪后之罪;其次,八九运动的亲历者们,特别是那些当年的风云人物,他们屈从于官方的恐怖和收买,以沉默、回避、曲笔、甚至侮蔑来对待六四。


他们中的许多人,还未来得及擦干血迹就摇身一变,有的变成大资本家,有的变成学术权威,有的变为当朝新宠,更有用人血馒头换来外国身份的海归,变成官僚集团的新星和封锁网络的技术总管。一些变成御用智囊的所谓精英,还发明了各种说辞来为大屠杀辩护。从阴谋夺权论到激进主义论,从不成熟论到被利用论,从开枪不得已论到稳定高于一切论,从国情论到秩序论,从经济优先论和威权控制下的渐进改革论,从民运精英不如中共精英论到学费成本论种种对八九运动的指责,众多为大屠杀的辩护,魔术般地,把一场反抗独裁和腐败、要求民主自由的自发民众运动,变成了受到少数人操控的阴谋;把和平、理性的运动描绘为激进主义的革命;把开枪杀人辩护成不得已而为之的无奈之举;把对政治改革的要求指控为不合国情的超前行为,以至于,民主将祸国殃民的论调变成流行曲。


尤其令人震惊的是,最精致最具欺骗性的指控和辩护,居然出自当年的某些风云人物的笔下,出自自称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口中:他们借用西方的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之划分,用法国大革命、俄国十月革命等历史事件来论证积极自由的恶果,指控八九运动也是一种积极自由在中国的失败实践;他们甚至把五四运动与文革勾连起来,指责八九运动的学生们就是当年的红卫兵;他们指责民运或持不同政见者是野心家,是境外反华势力的走狗;最后,他们提出不作为和政治缺席权的犬儒哲学。


这样,在六四后的中国,西方的消极自由传统就变成了犬儒生存的辩护词。似乎自由不必去积极争取,而只需无所事事地等待,自由就会像哈耶克论证的自发秩序一样,自然而然地到来。而在历史上,没有几代人的积极争取,任何一个国家的自由制度都只能是幻想,即便是在消极自由传统深入人心的英美,没有光荣革命和独立革命,也决不会有今天的自由制度。


莫谈国事的传统来自不准议论的权力蛮横,它剥夺了民间参与的权利,必然消解掉人们对社会公益的个人责任的承担。久而久之,人们连关注公共事务的意愿和热情似乎都失去了,完全退回到个人的风花雪月、时尚攀比或柴米油盐之中。而民间的被迫退出,必然使作为最大公共事务的政治变成一小撮当权者的私家事务,公权力也就必然蜕变权贵们为牟取私利的工具。所以,从古至今,中国百姓的政治参与,要么是走头无路时的揭竿而起,要么是局面失控中的无法无天,要么是官方操控下的合群自大,要么是屈从于恐怖的政治冷漠,而从来形成过政治的公共性,自然也就没有基于公民责任的理性参与。


独裁政权维持稳定的秘诀之一,就是按照权力的需要任意剪裁历史,使民族记忆无法连续积累,造成代与代之间的记忆断裂和空白。在共产制度已经整体崩溃和人权高于主权的时代,中共的一党独裁之所以仍然稳定,主要的手段之一就是掩盖历史罪恶,强制人们遗忘。


在此意义上可以还说,官方的强制遗忘不值得惊讶,民间对重大公共灾难的冷漠才是中国政治的最大悲哀,也才是最令人痛心的人性现状。当年八九运动的积极参与者,如今要么变成极端自私的个人主义者,对当年的大灾难不闻不问;要么变成了官方伪造历史的参与者,为了个人的既得利益而帮忙帮闲。


其实,即便在中国的制度现实下,民间虽然无法阻止官方对六四记忆的压制、遮蔽和歪曲,但只要民间不屈从于官方的强制,起码可以为苦难深重的中国保存真实的记忆,也就等于为未来的自由中国保存了人性的基础。


对六四的遗忘,并非中华民族面对历史的唯一耻辱,事实上国人对本民族历史上发生过的多次大屠杀都鲜有真实而具体的记忆。张献忠屠川,八旗兵血洗扬州,太平军血洗南京城,甚至对最为政治正确的南京大屠杀,当今的国人也没有多少具体的记忆。


特别是中共治下的五十多年,强制性的遗忘和篡改已经使中国近现代、当代的历史面目全非。50年代人,不知道中共曾经是苏共操控下的中国支部,不知道中共早期历史上的残酷内斗,不知道毛泽东是如何通过延安整风来确立党内的独尊地位,不知道抗日战争、国共内战的真实历史;60年代人,不清楚镇反、三反五反、工商业改造、反右、大跃进、人民公社的历史;7080年代人,搞不清文革浩劫的真相,对八九运动和六四大屠杀所知寥寥。我相信,如果中共长期执政,新旧世纪之交的一代人,也不会知道法轮功是怎么回事。


我们这个受尽专制制度之害的民族,之所以至今,仍然在懦弱而健忘的人性泥潭中弋尾,还自以为中国正在崛起为世界强国,自以为过着贫嘴张大民式的幸福生活,独裁者的强制灌输固然是首要原因,但是所谓的精英们的帮忙和帮闲也要负共谋的罪责。正是权力、金钱和知识的结盟,才使民众无法知道独裁制度的真相。


对于一个民族来说,记忆对遗忘的抗拒,首先是知识精英的良知对强权的抗拒。否则的话,我们非但无法把六四大屠杀的真相、进而把独裁制度的罪恶变成民众的历史常识,也无法防止类似大悲剧的重演。难道中国历史在专制下恶性循环的时间还不够长吗?


著名自由主义思想家阿克顿勋爵说:自由是良知的统治得以成长的条件。自由就是让良知来指导我们的行为,自由就是良知的主宰。而当自由还没有到来,特别是当争取自由的运动被暂时镇压下去之后,积极争取自由就是良知的觉醒。所以,为八九运动的正义性辩护就是为普世的人权和良知辩护,见证六四真相就是为无辜死难者守灵并祈祷,用民间记忆抗拒官方的强制遗忘就是为中国人争取自由的斗争、为我们这个历尽苦难的民族,保存记忆和良知。


所以,在当下中国,对于恢复民族的真实记忆和寻求历史正义来说,在官方不准记忆、不准祭奠的压制下,致力于民间见证几乎就是唯一途径。也正是在这种只能寄希望于民间见证的背景下,天安门母亲的顽强存在和不断扩大,乃当下中国最高贵人性的表达。她们的见证,在呼唤着、激励着中国民间的良知力量的同时,也在正告现政权的独裁寡头们:在当今世界,灭绝人性的暴行决不能畅通无阻。尽管,独裁者们握有强大的国家机器、主要的社会资源和制度化的暴力手段,而天安门母亲仅仅是无权无势的群体,然而,她们仅仅靠孩子的遗嘱、靠亲人们鲜血的滋养,靠她们自身的母爱、良知、勇气,就为这个多灾多难的民族保存了走向敬重生命和自由民主的希望。


所以,在第十六个六四祭日来临时,我要再次公开表达我对天安门母亲的敬意和支持:如果说,八九运动和六四大屠杀需要纪念馆,无辜亡灵们需要纪念碑,那么,在还不允许建立纪念馆和树立纪念碑的当下大陆,天安门母亲们的见证和寻找,就是在为纪念馆和纪念碑的最终落成奠基。

2005517日于北京家中



一 孩子们留下的遗嘱之针


颠倒的时代,颠倒了是非善恶,也留下颠倒的遗嘱不是寿终正寝的母亲留给孩子的遗嘱,而是突然早逝的孩子为母亲留下的遗嘱。


年仅17岁的高中生蒋捷连;年仅十九岁的高中生王楠、大学生孙辉,职高女生张瑾,高中生叶伟航,女大学生龚纪芳;年仅20岁的厨师戴伟,大学生董晓军;年仅21岁的工人吴向东、待业青年赵龙、大学生王培文、大学生吴国锋;年仅22岁的大学生田道民;年仅23岁的硕士生何杰,大学生严文;年仅24岁的工人杜光学,大学生段昌隆,女大学生张向红;年仅25岁的大学生程仁兴,女医生王卫萍;年仅27岁的工人王建平,技术员邝敏;年仅29岁的研究人员袁力,女会计苏欣;年仅30岁的编辑杨燕声,博士生林仁富,大学教师肖波;年仅31岁的职员罗维,32岁的记者张汝宁,34岁的女职员刘锦华,


他们太年轻,远不到留下遗嘱的年龄,但他们却倒在罪恶的子弹下,在最富活力的年龄段留下遗嘱。这种颠倒的遗嘱在寻找母亲的眼睛,如同婴儿寻找母亲的乳头。


他们的遗嘱,没有文字,也没有声音,却是一根无形的尖针,刺痛母亲的双目,泪水化作见证真相的勇气;刺穿母亲的心灵,心血化作寻求正义的良知。但愿孩子的在天之灵知道,正是无字无声的遗嘱,让刽子手恐惧,让母亲们站起。


针的本性是渴望穿透一切,以血来喂养其锋芒。锈迹渗入血液,血的流动使皮肤发紫发青。这根针留在母亲的身体中,只为了一个简单的理由寻找那只抚育童年的双手,以确立它的永恒道义性。它不允许神经因懦弱而颤抖,针尖成为亡灵的守望者。


这根针寻遍了母亲们的身体,刺死过无数的恐惧和懦弱。它常常潜伏在心脏里,仔细倾听母亲们的心跳。有时,它会宽容地原谅母亲们一时的软弱;有时,它会不顾母亲的疼痛,奋力一刺,结束所有懦弱;也有时,它在发动绝决的一刺前,会有瞬间的犹豫,不敢继续向前。因为,它知道生命的脆弱,有时甚至抵不住轻轻地一刺,应该留下一点余地,一点时间,让血液把锈迹全部吸收。


命运过于残酷,把母亲们交给了孩子的遗嘱,犹如冬日把一滴水交给冰,或夏天把一只眼睛交给炽热的太阳,死于遗嘱之针是早晚的事。现在,此刻,母亲们正在感受它的锋芒和锐利,锋芒照亮内脏,锐利的滑动清洗伤口。


我是幸存者,也是孩子遗嘱的分享者。常常,在睡眠中,遗嘱之针已经习惯了我的胡思乱想和梦中呓语。阴云密布的梦魇里,我会突然听到针尖发出清脆的声响,闪光而奇妙,像流淌在血管中的一道彩虹,让我惊醒。游曳在身体中的针,充满活力,比我的文字更长久。每一次无意中的触碰,针都变得更闪亮更尖锐。


我的身体中,有一个死角格外荒凉。膨胀的罪恶不安于角落的狭窄,它要深入到记忆的核心,要驱逐掉占据身体的那些亡灵。是这根针,使尸体发出呻吟,使睁不开的双眼在黑夜里目光如注,透视出一切。那些背叛的时刻,为正义蒙上虚假的激动,玷污了那个纯粹的夜晚。


真冷呀。针在体内的游走,足以使血液结成冰,被亵渎的死亡,像一座被抢劫一空的陵园。我站在荒凉的墓碑前,烛火跃入眼底,能熔化这根针吗?身体中的针尖能变成烛火,温暖每一块墓碑下的夜晚吗?


刺穿心脏,疼痛的思想将升华死亡。


二 遗忘罪恶的民族没有前途


十六年了,那比强暴更令人绝望的罪恶,偏偏发生在青春的庭院里,一群组织严密而装备精良的土匪,肆意践踏春天的萌芽。有过人吃人的原始,有过观赏人与兽殊死角斗的野蛮,有过几百万人被推进焚尸炉的现代灭绝人类强暴自己的姐妹,是比原子弹更具破坏力的暴行。没有萌芽便凋零,没有果实便腐烂,在一切还未到来之前,一切就被彻底毁灭。


十六年,差不多已经是一代人的年龄。对于六四亡灵来说,已经足够漫长,漫长到正义的降临似乎遥遥无期;而对于历史来说,似乎又过于短暂,短暂到血腥的瞬间过去后,罪责就不再是罪责。在大多数经历过的或没有经历过六四的中国人的眼中,长安街上血迹似乎越来越淡,六四及其无辜的殉难者也似乎越来越远。


我们这个懦弱而健忘的民族,早已习惯了把坟墓记忆成宫殿,甚至在有奴隶主之前,我们已经学会了怎样下跪才最优美。


就连自由了的中国人,在面对强权压迫和私利诱惑之时,也无法逃脱朝拜的心态。君不见,在中南海一手导演的盛大统战秀舞台上,对岸的连宋也来大陆朝拜党祖。二人一踏上人民大会堂红地毯,其内在的惶恐必然表达为对独裁秩序及党魁的高调赞美。


其实,犯下大屠杀罪恶的中共政权,一天也没有忘记作为重大公共事件的六四,只不过,中共官方对六四的记忆被罪恶的权力的恐怖所颠倒,把大屠杀之日变成公共领域的禁忌,把六四亡灵的坟墓变成不许公祭的禁地,把十多年来坚持还原历史、寻找正义的天安们母亲变成严控对象,把一切与记忆六四相关的人和事清洗掉。


被民间誉为真话英雄的蒋彦永先生,继他在2003年勇敢揭露被官方隐瞒的SARS真相之后,又在2004年向官方发出为六四正名呼吁,时值六四十五周年祭日,曾引起国内外的巨大反响,但官方对他的回答是长达八个月的软禁。


今年年初,令人尊敬的赵紫阳先生,在八九运动中坚持民主和平、反对暴力镇压;在六四后近十六年的幽禁中,他仍然坚守一位杰出政治家的信念和做人的底线,直到去世。官方的内在恐惧和极度虚弱,居然连紫阳的亡灵也不会放过,正如它从不放过十六年前喋血长街的亡灵一样,草木皆兵的恐怖笼罩京城。


在官方的恐怖政治下记忆六四,需要的不是聪明的理智和高深的学理,而仅仅是良知的勇气和人性的常识。所以,我每年为六四写下的祭文,不过是从不同角度重复人人都能轻易理解的基本常识:八九运动的正义性和大屠杀的野蛮性,如同当空朗月,举目可见,不证自明,根本不需要为之辩护。中共政权是罪魁,无论它制造多少谎言和侮蔑,也无法抹黑八九运动,更无法推卸大屠杀的罪恶。正是基于对以上常识的坚信,即便在我蹲监狱的时候,我也从未想过必须为八九运动的正义性辩护。


但是,199910月出狱后的经历,让我越来越感到一个可悲的事实:强权恐怖、谎言灌输、历史歪曲、制造繁荣和利益收买的合力,已经成功地清洗了民族的记忆,真相被权杖遮蔽,记忆被谎言填充,常识被狡辩扭曲,良知被金钱收买。正如中共执政后,利用垄断权力和意识形态灌输,把中国近百年的历史变成谎言一样。亲历过八九的一代人大都不愿公开谈论六四,八九后一代的绝大多数对六四不甚了了,八九运动的正义性也在短短的十六年中,变得越来越晦暗不明。甚至,在大屠杀的主要责任人邓小平死掉之后,在六四的主要受惠者江泽民、李鹏相继下台之后,六四悲剧似乎已经过去,中共政权也似乎洗刷了罪责。


在这种或自愿或被迫的民族性遗忘中,负有主要责任的是经历过八九运动的官民。首先,已经犯有大屠杀罪恶的中共政权,继续着掩盖罪恶、强制遗忘的罪后之罪;其次,八九运动的亲历者们,特别是那些当年的风云人物,他们屈从于官方的恐怖和收买,以沉默、回避、曲笔、甚至侮蔑来对待六四。


他们中的许多人,还未来得及擦干血迹就摇身一变,有的变成大资本家,有的变成学术权威,有的变为当朝新宠,更有用人血馒头换来外国身份的海归,变成官僚集团的新星和封锁网络的技术总管。一些变成御用智囊的所谓精英,还发明了各种说辞来为大屠杀辩护。从阴谋夺权论到激进主义论,从不成熟论到被利用论,从开枪不得已论到稳定高于一切论,从国情论到秩序论,从经济优先论和威权控制下的渐进改革论,从民运精英不如中共精英论到学费成本论种种对八九运动的指责,众多为大屠杀的辩护,魔术般地,把一场反抗独裁和腐败、要求民主自由的自发民众运动,变成了受到少数人操控的阴谋;把和平、理性的运动描绘为激进主义的革命;把开枪杀人辩护成不得已而为之的无奈之举;把对政治改革的要求指控为不合国情的超前行为,以至于,民主将祸国殃民的论调变成流行曲。


尤其令人震惊的是,最精致最具欺骗性的指控和辩护,居然出自当年的某些风云人物的笔下,出自自称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口中:他们借用西方的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之划分,用法国大革命、俄国十月革命等历史事件来论证积极自由的恶果,指控八九运动也是一种积极自由在中国的失败实践;他们甚至把五四运动与文革勾连起来,指责八九运动的学生们就是当年的红卫兵;他们指责民运或持不同政见者是野心家,是境外反华势力的走狗;最后,他们提出不作为和政治缺席权的犬儒哲学。


这样,在六四后的中国,西方的消极自由传统就变成了犬儒生存的辩护词。似乎自由不必去积极争取,而只需无所事事地等待,自由就会像哈耶克论证的自发秩序一样,自然而然地到来。而在历史上,没有几代人的积极争取,任何一个国家的自由制度都只能是幻想,即便是在消极自由传统深入人心的英美,没有光荣革命和独立革命,也决不会有今天的自由制度。


莫谈国事的传统来自不准议论的权力蛮横,它剥夺了民间参与的权利,必然消解掉人们对社会公益的个人责任的承担。久而久之,人们连关注公共事务的意愿和热情似乎都失去了,完全退回到个人的风花雪月、时尚攀比或柴米油盐之中。而民间的被迫退出,必然使作为最大公共事务的政治变成一小撮当权者的私家事务,公权力也就必然蜕变权贵们为牟取私利的工具。所以,从古至今,中国百姓的政治参与,要么是走头无路时的揭竿而起,要么是局面失控中的无法无天,要么是官方操控下的合群自大,要么是屈从于恐怖的政治冷漠,而从来形成过政治的公共性,自然也就没有基于公民责任的理性参与。


独裁政权维持稳定的秘诀之一,就是按照权力的需要任意剪裁历史,使民族记忆无法连续积累,造成代与代之间的记忆断裂和空白。在共产制度已经整体崩溃和人权高于主权的时代,中共的一党独裁之所以仍然稳定,主要的手段之一就是掩盖历史罪恶,强制人们遗忘。


在此意义上可以还说,官方的强制遗忘不值得惊讶,民间对重大公共灾难的冷漠才是中国政治的最大悲哀,也才是最令人痛心的人性现状。当年八九运动的积极参与者,如今要么变成极端自私的个人主义者,对当年的大灾难不闻不问;要么变成了官方伪造历史的参与者,为了个人的既得利益而帮忙帮闲。


其实,即便在中国的制度现实下,民间虽然无法阻止官方对六四记忆的压制、遮蔽和歪曲,但只要民间不屈从于官方的强制,起码可以为苦难深重的中国保存真实的记忆,也就等于为未来的自由中国保存了人性的基础。


对六四的遗忘,并非中华民族面对历史的唯一耻辱,事实上国人对本民族历史上发生过的多次大屠杀都鲜有真实而具体的记忆。张献忠屠川,八旗兵血洗扬州,太平军血洗南京城,甚至对最为政治正确的南京大屠杀,当今的国人也没有多少具体的记忆。


特别是中共治下的五十多年,强制性的遗忘和篡改已经使中国近现代、当代的历史面目全非。50年代人,不知道中共曾经是苏共操控下的中国支部,不知道中共早期历史上的残酷内斗,不知道毛泽东是如何通过延安整风来确立党内的独尊地位,不知道抗日战争、国共内战的真实历史;60年代人,不清楚镇反、三反五反、工商业改造、反右、大跃进、人民公社的历史;7080年代人,搞不清文革浩劫的真相,对八九运动和六四大屠杀所知寥寥。我相信,如果中共长期执政,新旧世纪之交的一代人,也不会知道法轮功是怎么回事。


我们这个受尽专制制度之害的民族,之所以至今,仍然在懦弱而健忘的人性泥潭中弋尾,还自以为中国正在崛起为世界强国,自以为过着贫嘴张大民式的幸福生活,独裁者的强制灌输固然是首要原因,但是所谓的精英们的帮忙和帮闲也要负共谋的罪责。正是权力、金钱和知识的结盟,才使民众无法知道独裁制度的真相。


对于一个民族来说,记忆对遗忘的抗拒,首先是知识精英的良知对强权的抗拒。否则的话,我们非但无法把六四大屠杀的真相、进而把独裁制度的罪恶变成民众的历史常识,也无法防止类似大悲剧的重演。难道中国历史在专制下恶性循环的时间还不够长吗?


著名自由主义思想家阿克顿勋爵说:自由是良知的统治得以成长的条件。自由就是让良知来指导我们的行为,自由就是良知的主宰。而当自由还没有到来,特别是当争取自由的运动被暂时镇压下去之后,积极争取自由就是良知的觉醒。所以,为八九运动的正义性辩护就是为普世的人权和良知辩护,见证六四真相就是为无辜死难者守灵并祈祷,用民间记忆抗拒官方的强制遗忘就是为中国人争取自由的斗争、为我们这个历尽苦难的民族,保存记忆和良知。


所以,在当下中国,对于恢复民族的真实记忆和寻求历史正义来说,在官方不准记忆、不准祭奠的压制下,致力于民间见证几乎就是唯一途径。也正是在这种只能寄希望于民间见证的背景下,天安门母亲的顽强存在和不断扩大,乃当下中国最高贵人性的表达。她们的见证,在呼唤着、激励着中国民间的良知力量的同时,也在正告现政权的独裁寡头们:在当今世界,灭绝人性的暴行决不能畅通无阻。尽管,独裁者们握有强大的国家机器、主要的社会资源和制度化的暴力手段,而天安门母亲仅仅是无权无势的群体,然而,她们仅仅靠孩子的遗嘱、靠亲人们鲜血的滋养,靠她们自身的母爱、良知、勇气,就为这个多灾多难的民族保存了走向敬重生命和自由民主的希望。


所以,在第十六个六四祭日来临时,我要再次公开表达我对天安门母亲的敬意和支持:如果说,八九运动和六四大屠杀需要纪念馆,无辜亡灵们需要纪念碑,那么,在还不允许建立纪念馆和树立纪念碑的当下大陆,天安门母亲们的见证和寻找,就是在为纪念馆和纪念碑的最终落成奠基。

2005517日于北京家中



一 孩子们留下的遗嘱之针


颠倒的时代,颠倒了是非善恶,也留下颠倒的遗嘱不是寿终正寝的母亲留给孩子的遗嘱,而是突然早逝的孩子为母亲留下的遗嘱。


年仅17岁的高中生蒋捷连;年仅十九岁的高中生王楠、大学生孙辉,职高女生张瑾,高中生叶伟航,女大学生龚纪芳;年仅20岁的厨师戴伟,大学生董晓军;年仅21岁的工人吴向东、待业青年赵龙、大学生王培文、大学生吴国锋;年仅22岁的大学生田道民;年仅23岁的硕士生何杰,大学生严文;年仅24岁的工人杜光学,大学生段昌隆,女大学生张向红;年仅25岁的大学生程仁兴,女医生王卫萍;年仅27岁的工人王建平,技术员邝敏;年仅29岁的研究人员袁力,女会计苏欣;年仅30岁的编辑杨燕声,博士生林仁富,大学教师肖波;年仅31岁的职员罗维,32岁的记者张汝宁,34岁的女职员刘锦华,


他们太年轻,远不到留下遗嘱的年龄,但他们却倒在罪恶的子弹下,在最富活力的年龄段留下遗嘱。这种颠倒的遗嘱在寻找母亲的眼睛,如同婴儿寻找母亲的乳头。


他们的遗嘱,没有文字,也没有声音,却是一根无形的尖针,刺痛母亲的双目,泪水化作见证真相的勇气;刺穿母亲的心灵,心血化作寻求正义的良知。但愿孩子的在天之灵知道,正是无字无声的遗嘱,让刽子手恐惧,让母亲们站起。


针的本性是渴望穿透一切,以血来喂养其锋芒。锈迹渗入血液,血的流动使皮肤发紫发青。这根针留在母亲的身体中,只为了一个简单的理由寻找那只抚育童年的双手,以确立它的永恒道义性。它不允许神经因懦弱而颤抖,针尖成为亡灵的守望者。


这根针寻遍了母亲们的身体,刺死过无数的恐惧和懦弱。它常常潜伏在心脏里,仔细倾听母亲们的心跳。有时,它会宽容地原谅母亲们一时的软弱;有时,它会不顾母亲的疼痛,奋力一刺,结束所有懦弱;也有时,它在发动绝决的一刺前,会有瞬间的犹豫,不敢继续向前。因为,它知道生命的脆弱,有时甚至抵不住轻轻地一刺,应该留下一点余地,一点时间,让血液把锈迹全部吸收。


命运过于残酷,把母亲们交给了孩子的遗嘱,犹如冬日把一滴水交给冰,或夏天把一只眼睛交给炽热的太阳,死于遗嘱之针是早晚的事。现在,此刻,母亲们正在感受它的锋芒和锐利,锋芒照亮内脏,锐利的滑动清洗伤口。


我是幸存者,也是孩子遗嘱的分享者。常常,在睡眠中,遗嘱之针已经习惯了我的胡思乱想和梦中呓语。阴云密布的梦魇里,我会突然听到针尖发出清脆的声响,闪光而奇妙,像流淌在血管中的一道彩虹,让我惊醒。游曳在身体中的针,充满活力,比我的文字更长久。每一次无意中的触碰,针都变得更闪亮更尖锐。


我的身体中,有一个死角格外荒凉。膨胀的罪恶不安于角落的狭窄,它要深入到记忆的核心,要驱逐掉占据身体的那些亡灵。是这根针,使尸体发出呻吟,使睁不开的双眼在黑夜里目光如注,透视出一切。那些背叛的时刻,为正义蒙上虚假的激动,玷污了那个纯粹的夜晚。


真冷呀。针在体内的游走,足以使血液结成冰,被亵渎的死亡,像一座被抢劫一空的陵园。我站在荒凉的墓碑前,烛火跃入眼底,能熔化这根针吗?身体中的针尖能变成烛火,温暖每一块墓碑下的夜晚吗?


刺穿心脏,疼痛的思想将升华死亡。


二 遗忘罪恶的民族没有前途


十六年了,那比强暴更令人绝望的罪恶,偏偏发生在青春的庭院里,一群组织严密而装备精良的土匪,肆意践踏春天的萌芽。有过人吃人的原始,有过观赏人与兽殊死角斗的野蛮,有过几百万人被推进焚尸炉的现代灭绝人类强暴自己的姐妹,是比原子弹更具破坏力的暴行。没有萌芽便凋零,没有果实便腐烂,在一切还未到来之前,一切就被彻底毁灭。


十六年,差不多已经是一代人的年龄。对于六四亡灵来说,已经足够漫长,漫长到正义的降临似乎遥遥无期;而对于历史来说,似乎又过于短暂,短暂到血腥的瞬间过去后,罪责就不再是罪责。在大多数经历过的或没有经历过六四的中国人的眼中,长安街上血迹似乎越来越淡,六四及其无辜的殉难者也似乎越来越远。


我们这个懦弱而健忘的民族,早已习惯了把坟墓记忆成宫殿,甚至在有奴隶主之前,我们已经学会了怎样下跪才最优美。


就连自由了的中国人,在面对强权压迫和私利诱惑之时,也无法逃脱朝拜的心态。君不见,在中南海一手导演的盛大统战秀舞台上,对岸的连宋也来大陆朝拜党祖。二人一踏上人民大会堂红地毯,其内在的惶恐必然表达为对独裁秩序及党魁的高调赞美。


其实,犯下大屠杀罪恶的中共政权,一天也没有忘记作为重大公共事件的六四,只不过,中共官方对六四的记忆被罪恶的权力的恐怖所颠倒,把大屠杀之日变成公共领域的禁忌,把六四亡灵的坟墓变成不许公祭的禁地,把十多年来坚持还原历史、寻找正义的天安们母亲变成严控对象,把一切与记忆六四相关的人和事清洗掉。


被民间誉为真话英雄的蒋彦永先生,继他在2003年勇敢揭露被官方隐瞒的SARS真相之后,又在2004年向官方发出为六四正名呼吁,时值六四十五周年祭日,曾引起国内外的巨大反响,但官方对他的回答是长达八个月的软禁。


今年年初,令人尊敬的赵紫阳先生,在八九运动中坚持民主和平、反对暴力镇压;在六四后近十六年的幽禁中,他仍然坚守一位杰出政治家的信念和做人的底线,直到去世。官方的内在恐惧和极度虚弱,居然连紫阳的亡灵也不会放过,正如它从不放过十六年前喋血长街的亡灵一样,草木皆兵的恐怖笼罩京城。


在官方的恐怖政治下记忆六四,需要的不是聪明的理智和高深的学理,而仅仅是良知的勇气和人性的常识。所以,我每年为六四写下的祭文,不过是从不同角度重复人人都能轻易理解的基本常识:八九运动的正义性和大屠杀的野蛮性,如同当空朗月,举目可见,不证自明,根本不需要为之辩护。中共政权是罪魁,无论它制造多少谎言和侮蔑,也无法抹黑八九运动,更无法推卸大屠杀的罪恶。正是基于对以上常识的坚信,即便在我蹲监狱的时候,我也从未想过必须为八九运动的正义性辩护。


但是,199910月出狱后的经历,让我越来越感到一个可悲的事实:强权恐怖、谎言灌输、历史歪曲、制造繁荣和利益收买的合力,已经成功地清洗了民族的记忆,真相被权杖遮蔽,记忆被谎言填充,常识被狡辩扭曲,良知被金钱收买。正如中共执政后,利用垄断权力和意识形态灌输,把中国近百年的历史变成谎言一样。亲历过八九的一代人大都不愿公开谈论六四,八九后一代的绝大多数对六四不甚了了,八九运动的正义性也在短短的十六年中,变得越来越晦暗不明。甚至,在大屠杀的主要责任人邓小平死掉之后,在六四的主要受惠者江泽民、李鹏相继下台之后,六四悲剧似乎已经过去,中共政权也似乎洗刷了罪责。


在这种或自愿或被迫的民族性遗忘中,负有主要责任的是经历过八九运动的官民。首先,已经犯有大屠杀罪恶的中共政权,继续着掩盖罪恶、强制遗忘的罪后之罪;其次,八九运动的亲历者们,特别是那些当年的风云人物,他们屈从于官方的恐怖和收买,以沉默、回避、曲笔、甚至侮蔑来对待六四。


他们中的许多人,还未来得及擦干血迹就摇身一变,有的变成大资本家,有的变成学术权威,有的变为当朝新宠,更有用人血馒头换来外国身份的海归,变成官僚集团的新星和封锁网络的技术总管。一些变成御用智囊的所谓精英,还发明了各种说辞来为大屠杀辩护。从阴谋夺权论到激进主义论,从不成熟论到被利用论,从开枪不得已论到稳定高于一切论,从国情论到秩序论,从经济优先论和威权控制下的渐进改革论,从民运精英不如中共精英论到学费成本论种种对八九运动的指责,众多为大屠杀的辩护,魔术般地,把一场反抗独裁和腐败、要求民主自由的自发民众运动,变成了受到少数人操控的阴谋;把和平、理性的运动描绘为激进主义的革命;把开枪杀人辩护成不得已而为之的无奈之举;把对政治改革的要求指控为不合国情的超前行为,以至于,民主将祸国殃民的论调变成流行曲。


尤其令人震惊的是,最精致最具欺骗性的指控和辩护,居然出自当年的某些风云人物的笔下,出自自称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口中:他们借用西方的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之划分,用法国大革命、俄国十月革命等历史事件来论证积极自由的恶果,指控八九运动也是一种积极自由在中国的失败实践;他们甚至把五四运动与文革勾连起来,指责八九运动的学生们就是当年的红卫兵;他们指责民运或持不同政见者是野心家,是境外反华势力的走狗;最后,他们提出不作为和政治缺席权的犬儒哲学。


这样,在六四后的中国,西方的消极自由传统就变成了犬儒生存的辩护词。似乎自由不必去积极争取,而只需无所事事地等待,自由就会像哈耶克论证的自发秩序一样,自然而然地到来。而在历史上,没有几代人的积极争取,任何一个国家的自由制度都只能是幻想,即便是在消极自由传统深入人心的英美,没有光荣革命和独立革命,也决不会有今天的自由制度。


莫谈国事的传统来自不准议论的权力蛮横,它剥夺了民间参与的权利,必然消解掉人们对社会公益的个人责任的承担。久而久之,人们连关注公共事务的意愿和热情似乎都失去了,完全退回到个人的风花雪月、时尚攀比或柴米油盐之中。而民间的被迫退出,必然使作为最大公共事务的政治变成一小撮当权者的私家事务,公权力也就必然蜕变权贵们为牟取私利的工具。所以,从古至今,中国百姓的政治参与,要么是走头无路时的揭竿而起,要么是局面失控中的无法无天,要么是官方操控下的合群自大,要么是屈从于恐怖的政治冷漠,而从来形成过政治的公共性,自然也就没有基于公民责任的理性参与。


独裁政权维持稳定的秘诀之一,就是按照权力的需要任意剪裁历史,使民族记忆无法连续积累,造成代与代之间的记忆断裂和空白。在共产制度已经整体崩溃和人权高于主权的时代,中共的一党独裁之所以仍然稳定,主要的手段之一就是掩盖历史罪恶,强制人们遗忘。


在此意义上可以还说,官方的强制遗忘不值得惊讶,民间对重大公共灾难的冷漠才是中国政治的最大悲哀,也才是最令人痛心的人性现状。当年八九运动的积极参与者,如今要么变成极端自私的个人主义者,对当年的大灾难不闻不问;要么变成了官方伪造历史的参与者,为了个人的既得利益而帮忙帮闲。


其实,即便在中国的制度现实下,民间虽然无法阻止官方对六四记忆的压制、遮蔽和歪曲,但只要民间不屈从于官方的强制,起码可以为苦难深重的中国保存真实的记忆,也就等于为未来的自由中国保存了人性的基础。


对六四的遗忘,并非中华民族面对历史的唯一耻辱,事实上国人对本民族历史上发生过的多次大屠杀都鲜有真实而具体的记忆。张献忠屠川,八旗兵血洗扬州,太平军血洗南京城,甚至对最为政治正确的南京大屠杀,当今的国人也没有多少具体的记忆。


特别是中共治下的五十多年,强制性的遗忘和篡改已经使中国近现代、当代的历史面目全非。50年代人,不知道中共曾经是苏共操控下的中国支部,不知道中共早期历史上的残酷内斗,不知道毛泽东是如何通过延安整风来确立党内的独尊地位,不知道抗日战争、国共内战的真实历史;60年代人,不清楚镇反、三反五反、工商业改造、反右、大跃进、人民公社的历史;7080年代人,搞不清文革浩劫的真相,对八九运动和六四大屠杀所知寥寥。我相信,如果中共长期执政,新旧世纪之交的一代人,也不会知道法轮功是怎么回事。


我们这个受尽专制制度之害的民族,之所以至今,仍然在懦弱而健忘的人性泥潭中弋尾,还自以为中国正在崛起为世界强国,自以为过着贫嘴张大民式的幸福生活,独裁者的强制灌输固然是首要原因,但是所谓的精英们的帮忙和帮闲也要负共谋的罪责。正是权力、金钱和知识的结盟,才使民众无法知道独裁制度的真相。


对于一个民族来说,记忆对遗忘的抗拒,首先是知识精英的良知对强权的抗拒。否则的话,我们非但无法把六四大屠杀的真相、进而把独裁制度的罪恶变成民众的历史常识,也无法防止类似大悲剧的重演。难道中国历史在专制下恶性循环的时间还不够长吗?


著名自由主义思想家阿克顿勋爵说:自由是良知的统治得以成长的条件。自由就是让良知来指导我们的行为,自由就是良知的主宰。而当自由还没有到来,特别是当争取自由的运动被暂时镇压下去之后,积极争取自由就是良知的觉醒。所以,为八九运动的正义性辩护就是为普世的人权和良知辩护,见证六四真相就是为无辜死难者守灵并祈祷,用民间记忆抗拒官方的强制遗忘就是为中国人争取自由的斗争、为我们这个历尽苦难的民族,保存记忆和良知。


所以,在当下中国,对于恢复民族的真实记忆和寻求历史正义来说,在官方不准记忆、不准祭奠的压制下,致力于民间见证几乎就是唯一途径。也正是在这种只能寄希望于民间见证的背景下,天安门母亲的顽强存在和不断扩大,乃当下中国最高贵人性的表达。她们的见证,在呼唤着、激励着中国民间的良知力量的同时,也在正告现政权的独裁寡头们:在当今世界,灭绝人性的暴行决不能畅通无阻。尽管,独裁者们握有强大的国家机器、主要的社会资源和制度化的暴力手段,而天安门母亲仅仅是无权无势的群体,然而,她们仅仅靠孩子的遗嘱、靠亲人们鲜血的滋养,靠她们自身的母爱、良知、勇气,就为这个多灾多难的民族保存了走向敬重生命和自由民主的希望。


所以,在第十六个六四祭日来临时,我要再次公开表达我对天安门母亲的敬意和支持:如果说,八九运动和六四大屠杀需要纪念馆,无辜亡灵们需要纪念碑,那么,在还不允许建立纪念馆和树立纪念碑的当下大陆,天安门母亲们的见证和寻找,就是在为纪念馆和纪念碑的最终落成奠基。

2005517日于北京家中



一 孩子们留下的遗嘱之针


颠倒的时代,颠倒了是非善恶,也留下颠倒的遗嘱不是寿终正寝的母亲留给孩子的遗嘱,而是突然早逝的孩子为母亲留下的遗嘱。


年仅17岁的高中生蒋捷连;年仅十九岁的高中生王楠、大学生孙辉,职高女生张瑾,高中生叶伟航,女大学生龚纪芳;年仅20岁的厨师戴伟,大学生董晓军;年仅21岁的工人吴向东、待业青年赵龙、大学生王培文、大学生吴国锋;年仅22岁的大学生田道民;年仅23岁的硕士生何杰,大学生严文;年仅24岁的工人杜光学,大学生段昌隆,女大学生张向红;年仅25岁的大学生程仁兴,女医生王卫萍;年仅27岁的工人王建平,技术员邝敏;年仅29岁的研究人员袁力,女会计苏欣;年仅30岁的编辑杨燕声,博士生林仁富,大学教师肖波;年仅31岁的职员罗维,32岁的记者张汝宁,34岁的女职员刘锦华,


他们太年轻,远不到留下遗嘱的年龄,但他们却倒在罪恶的子弹下,在最富活力的年龄段留下遗嘱。这种颠倒的遗嘱在寻找母亲的眼睛,如同婴儿寻找母亲的乳头。


他们的遗嘱,没有文字,也没有声音,却是一根无形的尖针,刺痛母亲的双目,泪水化作见证真相的勇气;刺穿母亲的心灵,心血化作寻求正义的良知。但愿孩子的在天之灵知道,正是无字无声的遗嘱,让刽子手恐惧,让母亲们站起。


针的本性是渴望穿透一切,以血来喂养其锋芒。锈迹渗入血液,血的流动使皮肤发紫发青。这根针留在母亲的身体中,只为了一个简单的理由寻找那只抚育童年的双手,以确立它的永恒道义性。它不允许神经因懦弱而颤抖,针尖成为亡灵的守望者。


这根针寻遍了母亲们的身体,刺死过无数的恐惧和懦弱。它常常潜伏在心脏里,仔细倾听母亲们的心跳。有时,它会宽容地原谅母亲们一时的软弱;有时,它会不顾母亲的疼痛,奋力一刺,结束所有懦弱;也有时,它在发动绝决的一刺前,会有瞬间的犹豫,不敢继续向前。因为,它知道生命的脆弱,有时甚至抵不住轻轻地一刺,应该留下一点余地,一点时间,让血液把锈迹全部吸收。


命运过于残酷,把母亲们交给了孩子的遗嘱,犹如冬日把一滴水交给冰,或夏天把一只眼睛交给炽热的太阳,死于遗嘱之针是早晚的事。现在,此刻,母亲们正在感受它的锋芒和锐利,锋芒照亮内脏,锐利的滑动清洗伤口。


我是幸存者,也是孩子遗嘱的分享者。常常,在睡眠中,遗嘱之针已经习惯了我的胡思乱想和梦中呓语。阴云密布的梦魇里,我会突然听到针尖发出清脆的声响,闪光而奇妙,像流淌在血管中的一道彩虹,让我惊醒。游曳在身体中的针,充满活力,比我的文字更长久。每一次无意中的触碰,针都变得更闪亮更尖锐。


我的身体中,有一个死角格外荒凉。膨胀的罪恶不安于角落的狭窄,它要深入到记忆的核心,要驱逐掉占据身体的那些亡灵。是这根针,使尸体发出呻吟,使睁不开的双眼在黑夜里目光如注,透视出一切。那些背叛的时刻,为正义蒙上虚假的激动,玷污了那个纯粹的夜晚。


真冷呀。针在体内的游走,足以使血液结成冰,被亵渎的死亡,像一座被抢劫一空的陵园。我站在荒凉的墓碑前,烛火跃入眼底,能熔化这根针吗?身体中的针尖能变成烛火,温暖每一块墓碑下的夜晚吗?


刺穿心脏,疼痛的思想将升华死亡。


二 遗忘罪恶的民族没有前途


十六年了,那比强暴更令人绝望的罪恶,偏偏发生在青春的庭院里,一群组织严密而装备精良的土匪,肆意践踏春天的萌芽。有过人吃人的原始,有过观赏人与兽殊死角斗的野蛮,有过几百万人被推进焚尸炉的现代灭绝人类强暴自己的姐妹,是比原子弹更具破坏力的暴行。没有萌芽便凋零,没有果实便腐烂,在一切还未到来之前,一切就被彻底毁灭。


十六年,差不多已经是一代人的年龄。对于六四亡灵来说,已经足够漫长,漫长到正义的降临似乎遥遥无期;而对于历史来说,似乎又过于短暂,短暂到血腥的瞬间过去后,罪责就不再是罪责。在大多数经历过的或没有经历过六四的中国人的眼中,长安街上血迹似乎越来越淡,六四及其无辜的殉难者也似乎越来越远。


我们这个懦弱而健忘的民族,早已习惯了把坟墓记忆成宫殿,甚至在有奴隶主之前,我们已经学会了怎样下跪才最优美。


就连自由了的中国人,在面对强权压迫和私利诱惑之时,也无法逃脱朝拜的心态。君不见,在中南海一手导演的盛大统战秀舞台上,对岸的连宋也来大陆朝拜党祖。二人一踏上人民大会堂红地毯,其内在的惶恐必然表达为对独裁秩序及党魁的高调赞美。


其实,犯下大屠杀罪恶的中共政权,一天也没有忘记作为重大公共事件的六四,只不过,中共官方对六四的记忆被罪恶的权力的恐怖所颠倒,把大屠杀之日变成公共领域的禁忌,把六四亡灵的坟墓变成不许公祭的禁地,把十多年来坚持还原历史、寻找正义的天安们母亲变成严控对象,把一切与记忆六四相关的人和事清洗掉。


被民间誉为真话英雄的蒋彦永先生,继他在2003年勇敢揭露被官方隐瞒的SARS真相之后,又在2004年向官方发出为六四正名呼吁,时值六四十五周年祭日,曾引起国内外的巨大反响,但官方对他的回答是长达八个月的软禁。


今年年初,令人尊敬的赵紫阳先生,在八九运动中坚持民主和平、反对暴力镇压;在六四后近十六年的幽禁中,他仍然坚守一位杰出政治家的信念和做人的底线,直到去世。官方的内在恐惧和极度虚弱,居然连紫阳的亡灵也不会放过,正如它从不放过十六年前喋血长街的亡灵一样,草木皆兵的恐怖笼罩京城。


在官方的恐怖政治下记忆六四,需要的不是聪明的理智和高深的学理,而仅仅是良知的勇气和人性的常识。所以,我每年为六四写下的祭文,不过是从不同角度重复人人都能轻易理解的基本常识:八九运动的正义性和大屠杀的野蛮性,如同当空朗月,举目可见,不证自明,根本不需要为之辩护。中共政权是罪魁,无论它制造多少谎言和侮蔑,也无法抹黑八九运动,更无法推卸大屠杀的罪恶。正是基于对以上常识的坚信,即便在我蹲监狱的时候,我也从未想过必须为八九运动的正义性辩护。


但是,199910月出狱后的经历,让我越来越感到一个可悲的事实:强权恐怖、谎言灌输、历史歪曲、制造繁荣和利益收买的合力,已经成功地清洗了民族的记忆,真相被权杖遮蔽,记忆被谎言填充,常识被狡辩扭曲,良知被金钱收买。正如中共执政后,利用垄断权力和意识形态灌输,把中国近百年的历史变成谎言一样。亲历过八九的一代人大都不愿公开谈论六四,八九后一代的绝大多数对六四不甚了了,八九运动的正义性也在短短的十六年中,变得越来越晦暗不明。甚至,在大屠杀的主要责任人邓小平死掉之后,在六四的主要受惠者江泽民、李鹏相继下台之后,六四悲剧似乎已经过去,中共政权也似乎洗刷了罪责。


在这种或自愿或被迫的民族性遗忘中,负有主要责任的是经历过八九运动的官民。首先,已经犯有大屠杀罪恶的中共政权,继续着掩盖罪恶、强制遗忘的罪后之罪;其次,八九运动的亲历者们,特别是那些当年的风云人物,他们屈从于官方的恐怖和收买,以沉默、回避、曲笔、甚至侮蔑来对待六四。


他们中的许多人,还未来得及擦干血迹就摇身一变,有的变成大资本家,有的变成学术权威,有的变为当朝新宠,更有用人血馒头换来外国身份的海归,变成官僚集团的新星和封锁网络的技术总管。一些变成御用智囊的所谓精英,还发明了各种说辞来为大屠杀辩护。从阴谋夺权论到激进主义论,从不成熟论到被利用论,从开枪不得已论到稳定高于一切论,从国情论到秩序论,从经济优先论和威权控制下的渐进改革论,从民运精英不如中共精英论到学费成本论种种对八九运动的指责,众多为大屠杀的辩护,魔术般地,把一场反抗独裁和腐败、要求民主自由的自发民众运动,变成了受到少数人操控的阴谋;把和平、理性的运动描绘为激进主义的革命;把开枪杀人辩护成不得已而为之的无奈之举;把对政治改革的要求指控为不合国情的超前行为,以至于,民主将祸国殃民的论调变成流行曲。


尤其令人震惊的是,最精致最具欺骗性的指控和辩护,居然出自当年的某些风云人物的笔下,出自自称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口中:他们借用西方的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之划分,用法国大革命、俄国十月革命等历史事件来论证积极自由的恶果,指控八九运动也是一种积极自由在中国的失败实践;他们甚至把五四运动与文革勾连起来,指责八九运动的学生们就是当年的红卫兵;他们指责民运或持不同政见者是野心家,是境外反华势力的走狗;最后,他们提出不作为和政治缺席权的犬儒哲学。


这样,在六四后的中国,西方的消极自由传统就变成了犬儒生存的辩护词。似乎自由不必去积极争取,而只需无所事事地等待,自由就会像哈耶克论证的自发秩序一样,自然而然地到来。而在历史上,没有几代人的积极争取,任何一个国家的自由制度都只能是幻想,即便是在消极自由传统深入人心的英美,没有光荣革命和独立革命,也决不会有今天的自由制度。


莫谈国事的传统来自不准议论的权力蛮横,它剥夺了民间参与的权利,必然消解掉人们对社会公益的个人责任的承担。久而久之,人们连关注公共事务的意愿和热情似乎都失去了,完全退回到个人的风花雪月、时尚攀比或柴米油盐之中。而民间的被迫退出,必然使作为最大公共事务的政治变成一小撮当权者的私家事务,公权力也就必然蜕变权贵们为牟取私利的工具。所以,从古至今,中国百姓的政治参与,要么是走头无路时的揭竿而起,要么是局面失控中的无法无天,要么是官方操控下的合群自大,要么是屈从于恐怖的政治冷漠,而从来形成过政治的公共性,自然也就没有基于公民责任的理性参与。


独裁政权维持稳定的秘诀之一,就是按照权力的需要任意剪裁历史,使民族记忆无法连续积累,造成代与代之间的记忆断裂和空白。在共产制度已经整体崩溃和人权高于主权的时代,中共的一党独裁之所以仍然稳定,主要的手段之一就是掩盖历史罪恶,强制人们遗忘。


在此意义上可以还说,官方的强制遗忘不值得惊讶,民间对重大公共灾难的冷漠才是中国政治的最大悲哀,也才是最令人痛心的人性现状。当年八九运动的积极参与者,如今要么变成极端自私的个人主义者,对当年的大灾难不闻不问;要么变成了官方伪造历史的参与者,为了个人的既得利益而帮忙帮闲。


其实,即便在中国的制度现实下,民间虽然无法阻止官方对六四记忆的压制、遮蔽和歪曲,但只要民间不屈从于官方的强制,起码可以为苦难深重的中国保存真实的记忆,也就等于为未来的自由中国保存了人性的基础。


对六四的遗忘,并非中华民族面对历史的唯一耻辱,事实上国人对本民族历史上发生过的多次大屠杀都鲜有真实而具体的记忆。张献忠屠川,八旗兵血洗扬州,太平军血洗南京城,甚至对最为政治正确的南京大屠杀,当今的国人也没有多少具体的记忆。


特别是中共治下的五十多年,强制性的遗忘和篡改已经使中国近现代、当代的历史面目全非。50年代人,不知道中共曾经是苏共操控下的中国支部,不知道中共早期历史上的残酷内斗,不知道毛泽东是如何通过延安整风来确立党内的独尊地位,不知道抗日战争、国共内战的真实历史;60年代人,不清楚镇反、三反五反、工商业改造、反右、大跃进、人民公社的历史;7080年代人,搞不清文革浩劫的真相,对八九运动和六四大屠杀所知寥寥。我相信,如果中共长期执政,新旧世纪之交的一代人,也不会知道法轮功是怎么回事。


我们这个受尽专制制度之害的民族,之所以至今,仍然在懦弱而健忘的人性泥潭中弋尾,还自以为中国正在崛起为世界强国,自以为过着贫嘴张大民式的幸福生活,独裁者的强制灌输固然是首要原因,但是所谓的精英们的帮忙和帮闲也要负共谋的罪责。正是权力、金钱和知识的结盟,才使民众无法知道独裁制度的真相。


对于一个民族来说,记忆对遗忘的抗拒,首先是知识精英的良知对强权的抗拒。否则的话,我们非但无法把六四大屠杀的真相、进而把独裁制度的罪恶变成民众的历史常识,也无法防止类似大悲剧的重演。难道中国历史在专制下恶性循环的时间还不够长吗?


著名自由主义思想家阿克顿勋爵说:自由是良知的统治得以成长的条件。自由就是让良知来指导我们的行为,自由就是良知的主宰。而当自由还没有到来,特别是当争取自由的运动被暂时镇压下去之后,积极争取自由就是良知的觉醒。所以,为八九运动的正义性辩护就是为普世的人权和良知辩护,见证六四真相就是为无辜死难者守灵并祈祷,用民间记忆抗拒官方的强制遗忘就是为中国人争取自由的斗争、为我们这个历尽苦难的民族,保存记忆和良知。


所以,在当下中国,对于恢复民族的真实记忆和寻求历史正义来说,在官方不准记忆、不准祭奠的压制下,致力于民间见证几乎就是唯一途径。也正是在这种只能寄希望于民间见证的背景下,天安门母亲的顽强存在和不断扩大,乃当下中国最高贵人性的表达。她们的见证,在呼唤着、激励着中国民间的良知力量的同时,也在正告现政权的独裁寡头们:在当今世界,灭绝人性的暴行决不能畅通无阻。尽管,独裁者们握有强大的国家机器、主要的社会资源和制度化的暴力手段,而天安门母亲仅仅是无权无势的群体,然而,她们仅仅靠孩子的遗嘱、靠亲人们鲜血的滋养,靠她们自身的母爱、良知、勇气,就为这个多灾多难的民族保存了走向敬重生命和自由民主的希望。


所以,在第十六个六四祭日来临时,我要再次公开表达我对天安门母亲的敬意和支持:如果说,八九运动和六四大屠杀需要纪念馆,无辜亡灵们需要纪念碑,那么,在还不允许建立纪念馆和树立纪念碑的当下大陆,天安门母亲们的见证和寻找,就是在为纪念馆和纪念碑的最终落成奠基。

2005517日于北京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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