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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警察,还是妓院老板?
余杰



    在一个正常的法治社会里,人们一般很难将警察和妓院老板两种不同的职业联系起来、合在一个人的身上。但是,这样的事情出现了而这名特殊警察之所以被曝光,原因并非是经营妓院,而是对妻子实施暴力,凑巧得很,他的妻子又是一位政协委员。于是,纸终于包不住火了,警察先生的其他恶行这才顺藤摸瓜地被揭发出来。

 

沈阳《华商晨报》率先报道了一起警察丈夫毒打白衣天使妻子的事件:孙洪是一名护士,也是沈阳市沈河区的政协委员。十年前,二十二岁的孙洪嫁给了当警察的蒋某(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该媒体未能公布主人公的全名)。女儿出生后,蒋某开始对她冷漠起来。从二零零二年开始,蒋某在沈阳市东陵区丰乐街开办了一家名叫快乐足疗的足疗店,公然组织、容留卖淫女卖淫。对于妻子的劝阻,蒋某回敬的是一次次的毒打和用家中的管制刀具相威胁。蒋某还在南方花高价购买回一枝枪,每次蒋某殴打孙洪时,他都会用那枝枪指着孙洪的头部凶狠地威胁。

 

二零零三年八月二日,由于蒋某已经近两个月不回家,孙洪就带着女儿到足疗店索要孩子的生活费。一进足疗室,孙洪就看见蒋某正和一足疗店的小姐坐在床上亲昵,愤怒的孙洪当场和蒋某发生争吵。蒋某跳到地上用拳头猛力击打孙洪的头部,并在孙洪反抗时用一把尖刀刺伤孙洪的双手,一直到把孙洪殴打到昏厥在足疗店的按摩床底下,蒋某才停手。孙洪在床底下苏醒后报警。当警察赶到现场时,蒋某已经逃之夭夭。

 

记者随后采访了沈阳市公安交警支队支队长陈广仁。于是,我读到了下面一段颇值玩味的对话

 

记者:我们想了解一下蒋某的职务。

陈队长:他是交警支队秘书处控告申诉科科长。

记者:他在吗?我们想就他和孙洪人身伤害一案对他进行采访。

陈队长:他不在,他休假了。

记者:他殴打了妻子,并且还造成了伤害,难道作为单位不找他吗?

陈队长:我们找不到他,打他的手机、传呼、住宅电话都联系不上他。

记者:那受理他伤害孙洪案件的派出所没来交警支队找他吗?

陈队长:没有,办案单位没有来找过他。

记者:作为单位领导您对发生这样的事件有什么看法?准备对他本人采取什么措施?

陈队长:我们作为单位和组织没有权利管他和妻子的事情,毕竟那是他们两口子的事情,是家务事,我们没有办法,管也管不了。所以没有权利处理他,我们能做的只有对他进行批评教育。

记者:但是他现在已经给孙洪造成了人身伤害,这一点作为单位没有权利管他吗?

陈队长:至于他是否给孙洪造成伤害那要由公安机关办案单位来处理,够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

记者:对于蒋某开足疗店这件事情交警支队掌握吗?

陈队长:这一点我们真的不掌握。不过没关系,不是有五条禁令和其他的规章制度吗,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

 

陈广仁不愧为交警支队的支队长,经验丰富,人情洞察,他所回答的每一个问题似乎都滴水不漏,并将自己的职责推卸得一干二净。我最感兴趣的是陈广仁关于下属经营色情场所问题的回答,他搬出公安部的五条禁令和其他规章制度来,企图给人以泰山压顶之感。但是,我想反问的是,虽然有五条禁令和其他规章制度,但如果没有人去执行,它们照样是死老虎,没有一个警察会感到害怕。而执行这五条禁令和其他规章制度的,不就是陈支队长这样的警务部门的基层领导吗?连作为直接上司的陈支队长都真的不掌握下属的非法活动,那么由谁来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呢?在其理直气壮的回答背后,是严重的渎职和极度无能,是一种同流合污的洋洋得意。这样的领导还有什么资格继续担任支队长职务呢?然而,在今天的公检法系统中确实充斥着这类无知者无畏的官僚。

 

后来,孙洪的母亲接待了记者,并向记者展示了蒋某经营足疗店的证据。记者看到大量足疗店的账簿,上面记载着足疗小姐正规足疗的提成款和向客人提供性服务的提成账目。据粗略统计,从二零零二年八月开始到事发时二零零三年八月止,蒋某的足疗店一共有二十多个卖淫女从事色情交易,总营业额达到十多万元。记者还看到大量工商局给蒋某下达的因无照经营足疗店接受处罚的行政通知书,还有一些工商局的封条等物。

 

当记者来到蒋某家中时,更是大跌眼镜:这是一套面积为两百多平方米的住宅,内部装修相当豪华。蒋某的邻居告诉记者,在这里购买一套像蒋某家一样的房屋就得花七八十万元,加上装修下来共计一百多万元。作为交警支队秘书处控告申诉科科长这样不入流的芝麻官,在沈阳一个月的工资大概就一两千元。如果用工资来购买和装修这套豪宅,不吃不喝也需要大约五十年左右的时间。那么,蒋某到底从哪里来的这笔巨款呢?他非法经营色情场所,一年也就十多万的总营业额。显然,他还有许多别的获得大量灰色收入的渠道。

 

我们不妨把目光对准蒋某的职位交警支队秘书处控告申诉科科长,虽然只是小小的科长,却有不小的权力。交警部门是中国目前油水最多的行业之一。我的中学同学中有几位颇有家庭背景的,没有考上大学,后来都当上了交警。一开始,我还感到很奇怪,为什么这些养尊处优的少爷们愿意去当交警呢?短短几年之后,他们在小县城里摇身一变成了开着宝马香车、身边美女环抱的风尚人物,我这才明白其中的奥妙。而蒋某执掌着处理控告申述事务的权力,更是有权者中的更有权者,也就是狼群中的老虎,连狼群都得巴结他,绵羊们哪能不给他上贡呢?

 

尽管我也对孙洪的遭遇深感同情,但我同样疑惑的是:作为蒋某长达十年妻子,孙洪不会不知道蒋某的贪污、腐败和非法经营色情场所等恶劣行径。但是,她并没有及时举报蒋某。只是到了蒋某对其实施暴力行为之后,她才不得不报警。于是,这才揭露出蒋某一系列的犯罪事实来。对此,我想换一个角度来思考:如果蒋某没有对孙洪实施暴力行为,相反他在家庭中是一个好丈夫和好父亲,那么孙洪也许就会默许蒋某的贪污和犯罪行为,因为她自己也是蒋某开妓院的成果的享有者她也心安理得地居住在那套豪宅之中。同时,蒋某的上级诸如陈广仁等,也都会继续对这一警察开妓院的可耻事实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倘若如此,是否蒋某的种种违法犯罪行为永远也无法被揭露出来?答案是肯定的,尽管这种肯定让人遗憾和失望。蒋某无疑是个坏人,却正是在这种专门挑选最坏的人掌权的制度下,像蒋某之流的流氓凶徒便顺利当上交警支队秘书处控告申诉科科长。在沈阳,在东北,乃至在全中国;在交警部门,在公检法部门,乃至在所有的权力机关,类似于蒋某这样的大小官员究竟有多少呢?

 

蒋某的妓院和豪宅是从家庭暴力事件中调查出来的副产品,但这些事实与家庭暴力事件同等重要。警察开妓院在中国已经不是新鲜的新闻了,我也早就失去了第一次听到这类事件时的惊诧;而蒋某百万元的豪宅,比起那些比他位高权重的官员们的超级豪宅来,又不过是九牛一毫。小小的交警科长,居然可以公开地开办妓院、收藏管制刀具和枪支,已然说明在今日的中国警权之大已经大如天。蒋某连自己的妻子都要拳打脚踢乃至用刀枪威胁,那么他在遇到普通黎民百姓将是何等的飞扬跋扈!沈阳是中国失业工人最多的城市之一,沈阳的许多失业工人被迫蹬三轮车谋生。大量的当代祥子们,由于没有资本购买被交官府垄断的牌号,只得冒着风险拉黑车。当像蒋某这样穷凶极恶的交警抓到他们的时候,他们的末日就来临了。当然,蒋某堂堂一个科长,是不用亲自上街抓黑车的,上街的是比他更加凶残的手下们。

 

英国上诉法院院长丹宁勋爵在《古利特诉邮政工人联合会案》的判词中这样写道:对这块土地上的每一个臣民来说,不管他多么有权势,我都要用托马斯富勒三百年前的一句话:你决不是那么高贵,法律在你之上公正是人类社会的一个永恒的话题。从伦理学的角度来说,它是一种理想的道德标准;从法律学的角度来说,它应该是法律的根本出发点。理论上,法律是实现公正的前提,按正当的法律程序维护社会秩序,调解社会矛盾,平衡社会利益,就能实现公正。但是,在中国,普通公民与抽象的法律发生关系最多的渠道,乃是警察机构,而后才是法院和律师。正是警察权力的过度扩张,才发生了警察经营妓院、警察导演处女卖淫案件、警察制造在家看黄碟案件以及通过刑讯逼供炮制出荒谬的杀妻案件等若干骇人听闻的事件,导致法律被歪曲、公正被践踏,最终使得民众丧失了对法律和社会公正的信心。要真正杜绝警察开妓院的情况,仅仅靠警察机关内部的纪律约束和政治教育显然是不够的,更为重要的是用立法手段对警察的权力进行严格的限定,用舆论监督的方法对警察的执法过程进行透明化的报道让所有的警察和所有的公民都意识到:警察不是化外之民和法外之民,法律在警察之上。

二零零五年五月改定

 

 



    在一个正常的法治社会里,人们一般很难将警察和妓院老板两种不同的职业联系起来、合在一个人的身上。但是,这样的事情出现了而这名特殊警察之所以被曝光,原因并非是经营妓院,而是对妻子实施暴力,凑巧得很,他的妻子又是一位政协委员。于是,纸终于包不住火了,警察先生的其他恶行这才顺藤摸瓜地被揭发出来。

 

沈阳《华商晨报》率先报道了一起警察丈夫毒打白衣天使妻子的事件:孙洪是一名护士,也是沈阳市沈河区的政协委员。十年前,二十二岁的孙洪嫁给了当警察的蒋某(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该媒体未能公布主人公的全名)。女儿出生后,蒋某开始对她冷漠起来。从二零零二年开始,蒋某在沈阳市东陵区丰乐街开办了一家名叫快乐足疗的足疗店,公然组织、容留卖淫女卖淫。对于妻子的劝阻,蒋某回敬的是一次次的毒打和用家中的管制刀具相威胁。蒋某还在南方花高价购买回一枝枪,每次蒋某殴打孙洪时,他都会用那枝枪指着孙洪的头部凶狠地威胁。

 

二零零三年八月二日,由于蒋某已经近两个月不回家,孙洪就带着女儿到足疗店索要孩子的生活费。一进足疗室,孙洪就看见蒋某正和一足疗店的小姐坐在床上亲昵,愤怒的孙洪当场和蒋某发生争吵。蒋某跳到地上用拳头猛力击打孙洪的头部,并在孙洪反抗时用一把尖刀刺伤孙洪的双手,一直到把孙洪殴打到昏厥在足疗店的按摩床底下,蒋某才停手。孙洪在床底下苏醒后报警。当警察赶到现场时,蒋某已经逃之夭夭。

 

记者随后采访了沈阳市公安交警支队支队长陈广仁。于是,我读到了下面一段颇值玩味的对话

 

记者:我们想了解一下蒋某的职务。

陈队长:他是交警支队秘书处控告申诉科科长。

记者:他在吗?我们想就他和孙洪人身伤害一案对他进行采访。

陈队长:他不在,他休假了。

记者:他殴打了妻子,并且还造成了伤害,难道作为单位不找他吗?

陈队长:我们找不到他,打他的手机、传呼、住宅电话都联系不上他。

记者:那受理他伤害孙洪案件的派出所没来交警支队找他吗?

陈队长:没有,办案单位没有来找过他。

记者:作为单位领导您对发生这样的事件有什么看法?准备对他本人采取什么措施?

陈队长:我们作为单位和组织没有权利管他和妻子的事情,毕竟那是他们两口子的事情,是家务事,我们没有办法,管也管不了。所以没有权利处理他,我们能做的只有对他进行批评教育。

记者:但是他现在已经给孙洪造成了人身伤害,这一点作为单位没有权利管他吗?

陈队长:至于他是否给孙洪造成伤害那要由公安机关办案单位来处理,够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

记者:对于蒋某开足疗店这件事情交警支队掌握吗?

陈队长:这一点我们真的不掌握。不过没关系,不是有五条禁令和其他的规章制度吗,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

 

陈广仁不愧为交警支队的支队长,经验丰富,人情洞察,他所回答的每一个问题似乎都滴水不漏,并将自己的职责推卸得一干二净。我最感兴趣的是陈广仁关于下属经营色情场所问题的回答,他搬出公安部的五条禁令和其他规章制度来,企图给人以泰山压顶之感。但是,我想反问的是,虽然有五条禁令和其他规章制度,但如果没有人去执行,它们照样是死老虎,没有一个警察会感到害怕。而执行这五条禁令和其他规章制度的,不就是陈支队长这样的警务部门的基层领导吗?连作为直接上司的陈支队长都真的不掌握下属的非法活动,那么由谁来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呢?在其理直气壮的回答背后,是严重的渎职和极度无能,是一种同流合污的洋洋得意。这样的领导还有什么资格继续担任支队长职务呢?然而,在今天的公检法系统中确实充斥着这类无知者无畏的官僚。

 

后来,孙洪的母亲接待了记者,并向记者展示了蒋某经营足疗店的证据。记者看到大量足疗店的账簿,上面记载着足疗小姐正规足疗的提成款和向客人提供性服务的提成账目。据粗略统计,从二零零二年八月开始到事发时二零零三年八月止,蒋某的足疗店一共有二十多个卖淫女从事色情交易,总营业额达到十多万元。记者还看到大量工商局给蒋某下达的因无照经营足疗店接受处罚的行政通知书,还有一些工商局的封条等物。

 

当记者来到蒋某家中时,更是大跌眼镜:这是一套面积为两百多平方米的住宅,内部装修相当豪华。蒋某的邻居告诉记者,在这里购买一套像蒋某家一样的房屋就得花七八十万元,加上装修下来共计一百多万元。作为交警支队秘书处控告申诉科科长这样不入流的芝麻官,在沈阳一个月的工资大概就一两千元。如果用工资来购买和装修这套豪宅,不吃不喝也需要大约五十年左右的时间。那么,蒋某到底从哪里来的这笔巨款呢?他非法经营色情场所,一年也就十多万的总营业额。显然,他还有许多别的获得大量灰色收入的渠道。

 

我们不妨把目光对准蒋某的职位交警支队秘书处控告申诉科科长,虽然只是小小的科长,却有不小的权力。交警部门是中国目前油水最多的行业之一。我的中学同学中有几位颇有家庭背景的,没有考上大学,后来都当上了交警。一开始,我还感到很奇怪,为什么这些养尊处优的少爷们愿意去当交警呢?短短几年之后,他们在小县城里摇身一变成了开着宝马香车、身边美女环抱的风尚人物,我这才明白其中的奥妙。而蒋某执掌着处理控告申述事务的权力,更是有权者中的更有权者,也就是狼群中的老虎,连狼群都得巴结他,绵羊们哪能不给他上贡呢?

 

尽管我也对孙洪的遭遇深感同情,但我同样疑惑的是:作为蒋某长达十年妻子,孙洪不会不知道蒋某的贪污、腐败和非法经营色情场所等恶劣行径。但是,她并没有及时举报蒋某。只是到了蒋某对其实施暴力行为之后,她才不得不报警。于是,这才揭露出蒋某一系列的犯罪事实来。对此,我想换一个角度来思考:如果蒋某没有对孙洪实施暴力行为,相反他在家庭中是一个好丈夫和好父亲,那么孙洪也许就会默许蒋某的贪污和犯罪行为,因为她自己也是蒋某开妓院的成果的享有者她也心安理得地居住在那套豪宅之中。同时,蒋某的上级诸如陈广仁等,也都会继续对这一警察开妓院的可耻事实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倘若如此,是否蒋某的种种违法犯罪行为永远也无法被揭露出来?答案是肯定的,尽管这种肯定让人遗憾和失望。蒋某无疑是个坏人,却正是在这种专门挑选最坏的人掌权的制度下,像蒋某之流的流氓凶徒便顺利当上交警支队秘书处控告申诉科科长。在沈阳,在东北,乃至在全中国;在交警部门,在公检法部门,乃至在所有的权力机关,类似于蒋某这样的大小官员究竟有多少呢?

 

蒋某的妓院和豪宅是从家庭暴力事件中调查出来的副产品,但这些事实与家庭暴力事件同等重要。警察开妓院在中国已经不是新鲜的新闻了,我也早就失去了第一次听到这类事件时的惊诧;而蒋某百万元的豪宅,比起那些比他位高权重的官员们的超级豪宅来,又不过是九牛一毫。小小的交警科长,居然可以公开地开办妓院、收藏管制刀具和枪支,已然说明在今日的中国警权之大已经大如天。蒋某连自己的妻子都要拳打脚踢乃至用刀枪威胁,那么他在遇到普通黎民百姓将是何等的飞扬跋扈!沈阳是中国失业工人最多的城市之一,沈阳的许多失业工人被迫蹬三轮车谋生。大量的当代祥子们,由于没有资本购买被交官府垄断的牌号,只得冒着风险拉黑车。当像蒋某这样穷凶极恶的交警抓到他们的时候,他们的末日就来临了。当然,蒋某堂堂一个科长,是不用亲自上街抓黑车的,上街的是比他更加凶残的手下们。

 

英国上诉法院院长丹宁勋爵在《古利特诉邮政工人联合会案》的判词中这样写道:对这块土地上的每一个臣民来说,不管他多么有权势,我都要用托马斯富勒三百年前的一句话:你决不是那么高贵,法律在你之上公正是人类社会的一个永恒的话题。从伦理学的角度来说,它是一种理想的道德标准;从法律学的角度来说,它应该是法律的根本出发点。理论上,法律是实现公正的前提,按正当的法律程序维护社会秩序,调解社会矛盾,平衡社会利益,就能实现公正。但是,在中国,普通公民与抽象的法律发生关系最多的渠道,乃是警察机构,而后才是法院和律师。正是警察权力的过度扩张,才发生了警察经营妓院、警察导演处女卖淫案件、警察制造在家看黄碟案件以及通过刑讯逼供炮制出荒谬的杀妻案件等若干骇人听闻的事件,导致法律被歪曲、公正被践踏,最终使得民众丧失了对法律和社会公正的信心。要真正杜绝警察开妓院的情况,仅仅靠警察机关内部的纪律约束和政治教育显然是不够的,更为重要的是用立法手段对警察的权力进行严格的限定,用舆论监督的方法对警察的执法过程进行透明化的报道让所有的警察和所有的公民都意识到:警察不是化外之民和法外之民,法律在警察之上。

二零零五年五月改定

 

 



    在一个正常的法治社会里,人们一般很难将警察和妓院老板两种不同的职业联系起来、合在一个人的身上。但是,这样的事情出现了而这名特殊警察之所以被曝光,原因并非是经营妓院,而是对妻子实施暴力,凑巧得很,他的妻子又是一位政协委员。于是,纸终于包不住火了,警察先生的其他恶行这才顺藤摸瓜地被揭发出来。

 

沈阳《华商晨报》率先报道了一起警察丈夫毒打白衣天使妻子的事件:孙洪是一名护士,也是沈阳市沈河区的政协委员。十年前,二十二岁的孙洪嫁给了当警察的蒋某(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该媒体未能公布主人公的全名)。女儿出生后,蒋某开始对她冷漠起来。从二零零二年开始,蒋某在沈阳市东陵区丰乐街开办了一家名叫快乐足疗的足疗店,公然组织、容留卖淫女卖淫。对于妻子的劝阻,蒋某回敬的是一次次的毒打和用家中的管制刀具相威胁。蒋某还在南方花高价购买回一枝枪,每次蒋某殴打孙洪时,他都会用那枝枪指着孙洪的头部凶狠地威胁。

 

二零零三年八月二日,由于蒋某已经近两个月不回家,孙洪就带着女儿到足疗店索要孩子的生活费。一进足疗室,孙洪就看见蒋某正和一足疗店的小姐坐在床上亲昵,愤怒的孙洪当场和蒋某发生争吵。蒋某跳到地上用拳头猛力击打孙洪的头部,并在孙洪反抗时用一把尖刀刺伤孙洪的双手,一直到把孙洪殴打到昏厥在足疗店的按摩床底下,蒋某才停手。孙洪在床底下苏醒后报警。当警察赶到现场时,蒋某已经逃之夭夭。

 

记者随后采访了沈阳市公安交警支队支队长陈广仁。于是,我读到了下面一段颇值玩味的对话

 

记者:我们想了解一下蒋某的职务。

陈队长:他是交警支队秘书处控告申诉科科长。

记者:他在吗?我们想就他和孙洪人身伤害一案对他进行采访。

陈队长:他不在,他休假了。

记者:他殴打了妻子,并且还造成了伤害,难道作为单位不找他吗?

陈队长:我们找不到他,打他的手机、传呼、住宅电话都联系不上他。

记者:那受理他伤害孙洪案件的派出所没来交警支队找他吗?

陈队长:没有,办案单位没有来找过他。

记者:作为单位领导您对发生这样的事件有什么看法?准备对他本人采取什么措施?

陈队长:我们作为单位和组织没有权利管他和妻子的事情,毕竟那是他们两口子的事情,是家务事,我们没有办法,管也管不了。所以没有权利处理他,我们能做的只有对他进行批评教育。

记者:但是他现在已经给孙洪造成了人身伤害,这一点作为单位没有权利管他吗?

陈队长:至于他是否给孙洪造成伤害那要由公安机关办案单位来处理,够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

记者:对于蒋某开足疗店这件事情交警支队掌握吗?

陈队长:这一点我们真的不掌握。不过没关系,不是有五条禁令和其他的规章制度吗,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

 

陈广仁不愧为交警支队的支队长,经验丰富,人情洞察,他所回答的每一个问题似乎都滴水不漏,并将自己的职责推卸得一干二净。我最感兴趣的是陈广仁关于下属经营色情场所问题的回答,他搬出公安部的五条禁令和其他规章制度来,企图给人以泰山压顶之感。但是,我想反问的是,虽然有五条禁令和其他规章制度,但如果没有人去执行,它们照样是死老虎,没有一个警察会感到害怕。而执行这五条禁令和其他规章制度的,不就是陈支队长这样的警务部门的基层领导吗?连作为直接上司的陈支队长都真的不掌握下属的非法活动,那么由谁来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呢?在其理直气壮的回答背后,是严重的渎职和极度无能,是一种同流合污的洋洋得意。这样的领导还有什么资格继续担任支队长职务呢?然而,在今天的公检法系统中确实充斥着这类无知者无畏的官僚。

 

后来,孙洪的母亲接待了记者,并向记者展示了蒋某经营足疗店的证据。记者看到大量足疗店的账簿,上面记载着足疗小姐正规足疗的提成款和向客人提供性服务的提成账目。据粗略统计,从二零零二年八月开始到事发时二零零三年八月止,蒋某的足疗店一共有二十多个卖淫女从事色情交易,总营业额达到十多万元。记者还看到大量工商局给蒋某下达的因无照经营足疗店接受处罚的行政通知书,还有一些工商局的封条等物。

 

当记者来到蒋某家中时,更是大跌眼镜:这是一套面积为两百多平方米的住宅,内部装修相当豪华。蒋某的邻居告诉记者,在这里购买一套像蒋某家一样的房屋就得花七八十万元,加上装修下来共计一百多万元。作为交警支队秘书处控告申诉科科长这样不入流的芝麻官,在沈阳一个月的工资大概就一两千元。如果用工资来购买和装修这套豪宅,不吃不喝也需要大约五十年左右的时间。那么,蒋某到底从哪里来的这笔巨款呢?他非法经营色情场所,一年也就十多万的总营业额。显然,他还有许多别的获得大量灰色收入的渠道。

 

我们不妨把目光对准蒋某的职位交警支队秘书处控告申诉科科长,虽然只是小小的科长,却有不小的权力。交警部门是中国目前油水最多的行业之一。我的中学同学中有几位颇有家庭背景的,没有考上大学,后来都当上了交警。一开始,我还感到很奇怪,为什么这些养尊处优的少爷们愿意去当交警呢?短短几年之后,他们在小县城里摇身一变成了开着宝马香车、身边美女环抱的风尚人物,我这才明白其中的奥妙。而蒋某执掌着处理控告申述事务的权力,更是有权者中的更有权者,也就是狼群中的老虎,连狼群都得巴结他,绵羊们哪能不给他上贡呢?

 

尽管我也对孙洪的遭遇深感同情,但我同样疑惑的是:作为蒋某长达十年妻子,孙洪不会不知道蒋某的贪污、腐败和非法经营色情场所等恶劣行径。但是,她并没有及时举报蒋某。只是到了蒋某对其实施暴力行为之后,她才不得不报警。于是,这才揭露出蒋某一系列的犯罪事实来。对此,我想换一个角度来思考:如果蒋某没有对孙洪实施暴力行为,相反他在家庭中是一个好丈夫和好父亲,那么孙洪也许就会默许蒋某的贪污和犯罪行为,因为她自己也是蒋某开妓院的成果的享有者她也心安理得地居住在那套豪宅之中。同时,蒋某的上级诸如陈广仁等,也都会继续对这一警察开妓院的可耻事实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倘若如此,是否蒋某的种种违法犯罪行为永远也无法被揭露出来?答案是肯定的,尽管这种肯定让人遗憾和失望。蒋某无疑是个坏人,却正是在这种专门挑选最坏的人掌权的制度下,像蒋某之流的流氓凶徒便顺利当上交警支队秘书处控告申诉科科长。在沈阳,在东北,乃至在全中国;在交警部门,在公检法部门,乃至在所有的权力机关,类似于蒋某这样的大小官员究竟有多少呢?

 

蒋某的妓院和豪宅是从家庭暴力事件中调查出来的副产品,但这些事实与家庭暴力事件同等重要。警察开妓院在中国已经不是新鲜的新闻了,我也早就失去了第一次听到这类事件时的惊诧;而蒋某百万元的豪宅,比起那些比他位高权重的官员们的超级豪宅来,又不过是九牛一毫。小小的交警科长,居然可以公开地开办妓院、收藏管制刀具和枪支,已然说明在今日的中国警权之大已经大如天。蒋某连自己的妻子都要拳打脚踢乃至用刀枪威胁,那么他在遇到普通黎民百姓将是何等的飞扬跋扈!沈阳是中国失业工人最多的城市之一,沈阳的许多失业工人被迫蹬三轮车谋生。大量的当代祥子们,由于没有资本购买被交官府垄断的牌号,只得冒着风险拉黑车。当像蒋某这样穷凶极恶的交警抓到他们的时候,他们的末日就来临了。当然,蒋某堂堂一个科长,是不用亲自上街抓黑车的,上街的是比他更加凶残的手下们。

 

英国上诉法院院长丹宁勋爵在《古利特诉邮政工人联合会案》的判词中这样写道:对这块土地上的每一个臣民来说,不管他多么有权势,我都要用托马斯富勒三百年前的一句话:你决不是那么高贵,法律在你之上公正是人类社会的一个永恒的话题。从伦理学的角度来说,它是一种理想的道德标准;从法律学的角度来说,它应该是法律的根本出发点。理论上,法律是实现公正的前提,按正当的法律程序维护社会秩序,调解社会矛盾,平衡社会利益,就能实现公正。但是,在中国,普通公民与抽象的法律发生关系最多的渠道,乃是警察机构,而后才是法院和律师。正是警察权力的过度扩张,才发生了警察经营妓院、警察导演处女卖淫案件、警察制造在家看黄碟案件以及通过刑讯逼供炮制出荒谬的杀妻案件等若干骇人听闻的事件,导致法律被歪曲、公正被践踏,最终使得民众丧失了对法律和社会公正的信心。要真正杜绝警察开妓院的情况,仅仅靠警察机关内部的纪律约束和政治教育显然是不够的,更为重要的是用立法手段对警察的权力进行严格的限定,用舆论监督的方法对警察的执法过程进行透明化的报道让所有的警察和所有的公民都意识到:警察不是化外之民和法外之民,法律在警察之上。

二零零五年五月改定

 

 



    在一个正常的法治社会里,人们一般很难将警察和妓院老板两种不同的职业联系起来、合在一个人的身上。但是,这样的事情出现了而这名特殊警察之所以被曝光,原因并非是经营妓院,而是对妻子实施暴力,凑巧得很,他的妻子又是一位政协委员。于是,纸终于包不住火了,警察先生的其他恶行这才顺藤摸瓜地被揭发出来。

 

沈阳《华商晨报》率先报道了一起警察丈夫毒打白衣天使妻子的事件:孙洪是一名护士,也是沈阳市沈河区的政协委员。十年前,二十二岁的孙洪嫁给了当警察的蒋某(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该媒体未能公布主人公的全名)。女儿出生后,蒋某开始对她冷漠起来。从二零零二年开始,蒋某在沈阳市东陵区丰乐街开办了一家名叫快乐足疗的足疗店,公然组织、容留卖淫女卖淫。对于妻子的劝阻,蒋某回敬的是一次次的毒打和用家中的管制刀具相威胁。蒋某还在南方花高价购买回一枝枪,每次蒋某殴打孙洪时,他都会用那枝枪指着孙洪的头部凶狠地威胁。

 

二零零三年八月二日,由于蒋某已经近两个月不回家,孙洪就带着女儿到足疗店索要孩子的生活费。一进足疗室,孙洪就看见蒋某正和一足疗店的小姐坐在床上亲昵,愤怒的孙洪当场和蒋某发生争吵。蒋某跳到地上用拳头猛力击打孙洪的头部,并在孙洪反抗时用一把尖刀刺伤孙洪的双手,一直到把孙洪殴打到昏厥在足疗店的按摩床底下,蒋某才停手。孙洪在床底下苏醒后报警。当警察赶到现场时,蒋某已经逃之夭夭。

 

记者随后采访了沈阳市公安交警支队支队长陈广仁。于是,我读到了下面一段颇值玩味的对话

 

记者:我们想了解一下蒋某的职务。

陈队长:他是交警支队秘书处控告申诉科科长。

记者:他在吗?我们想就他和孙洪人身伤害一案对他进行采访。

陈队长:他不在,他休假了。

记者:他殴打了妻子,并且还造成了伤害,难道作为单位不找他吗?

陈队长:我们找不到他,打他的手机、传呼、住宅电话都联系不上他。

记者:那受理他伤害孙洪案件的派出所没来交警支队找他吗?

陈队长:没有,办案单位没有来找过他。

记者:作为单位领导您对发生这样的事件有什么看法?准备对他本人采取什么措施?

陈队长:我们作为单位和组织没有权利管他和妻子的事情,毕竟那是他们两口子的事情,是家务事,我们没有办法,管也管不了。所以没有权利处理他,我们能做的只有对他进行批评教育。

记者:但是他现在已经给孙洪造成了人身伤害,这一点作为单位没有权利管他吗?

陈队长:至于他是否给孙洪造成伤害那要由公安机关办案单位来处理,够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

记者:对于蒋某开足疗店这件事情交警支队掌握吗?

陈队长:这一点我们真的不掌握。不过没关系,不是有五条禁令和其他的规章制度吗,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

 

陈广仁不愧为交警支队的支队长,经验丰富,人情洞察,他所回答的每一个问题似乎都滴水不漏,并将自己的职责推卸得一干二净。我最感兴趣的是陈广仁关于下属经营色情场所问题的回答,他搬出公安部的五条禁令和其他规章制度来,企图给人以泰山压顶之感。但是,我想反问的是,虽然有五条禁令和其他规章制度,但如果没有人去执行,它们照样是死老虎,没有一个警察会感到害怕。而执行这五条禁令和其他规章制度的,不就是陈支队长这样的警务部门的基层领导吗?连作为直接上司的陈支队长都真的不掌握下属的非法活动,那么由谁来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呢?在其理直气壮的回答背后,是严重的渎职和极度无能,是一种同流合污的洋洋得意。这样的领导还有什么资格继续担任支队长职务呢?然而,在今天的公检法系统中确实充斥着这类无知者无畏的官僚。

 

后来,孙洪的母亲接待了记者,并向记者展示了蒋某经营足疗店的证据。记者看到大量足疗店的账簿,上面记载着足疗小姐正规足疗的提成款和向客人提供性服务的提成账目。据粗略统计,从二零零二年八月开始到事发时二零零三年八月止,蒋某的足疗店一共有二十多个卖淫女从事色情交易,总营业额达到十多万元。记者还看到大量工商局给蒋某下达的因无照经营足疗店接受处罚的行政通知书,还有一些工商局的封条等物。

 

当记者来到蒋某家中时,更是大跌眼镜:这是一套面积为两百多平方米的住宅,内部装修相当豪华。蒋某的邻居告诉记者,在这里购买一套像蒋某家一样的房屋就得花七八十万元,加上装修下来共计一百多万元。作为交警支队秘书处控告申诉科科长这样不入流的芝麻官,在沈阳一个月的工资大概就一两千元。如果用工资来购买和装修这套豪宅,不吃不喝也需要大约五十年左右的时间。那么,蒋某到底从哪里来的这笔巨款呢?他非法经营色情场所,一年也就十多万的总营业额。显然,他还有许多别的获得大量灰色收入的渠道。

 

我们不妨把目光对准蒋某的职位交警支队秘书处控告申诉科科长,虽然只是小小的科长,却有不小的权力。交警部门是中国目前油水最多的行业之一。我的中学同学中有几位颇有家庭背景的,没有考上大学,后来都当上了交警。一开始,我还感到很奇怪,为什么这些养尊处优的少爷们愿意去当交警呢?短短几年之后,他们在小县城里摇身一变成了开着宝马香车、身边美女环抱的风尚人物,我这才明白其中的奥妙。而蒋某执掌着处理控告申述事务的权力,更是有权者中的更有权者,也就是狼群中的老虎,连狼群都得巴结他,绵羊们哪能不给他上贡呢?

 

尽管我也对孙洪的遭遇深感同情,但我同样疑惑的是:作为蒋某长达十年妻子,孙洪不会不知道蒋某的贪污、腐败和非法经营色情场所等恶劣行径。但是,她并没有及时举报蒋某。只是到了蒋某对其实施暴力行为之后,她才不得不报警。于是,这才揭露出蒋某一系列的犯罪事实来。对此,我想换一个角度来思考:如果蒋某没有对孙洪实施暴力行为,相反他在家庭中是一个好丈夫和好父亲,那么孙洪也许就会默许蒋某的贪污和犯罪行为,因为她自己也是蒋某开妓院的成果的享有者她也心安理得地居住在那套豪宅之中。同时,蒋某的上级诸如陈广仁等,也都会继续对这一警察开妓院的可耻事实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倘若如此,是否蒋某的种种违法犯罪行为永远也无法被揭露出来?答案是肯定的,尽管这种肯定让人遗憾和失望。蒋某无疑是个坏人,却正是在这种专门挑选最坏的人掌权的制度下,像蒋某之流的流氓凶徒便顺利当上交警支队秘书处控告申诉科科长。在沈阳,在东北,乃至在全中国;在交警部门,在公检法部门,乃至在所有的权力机关,类似于蒋某这样的大小官员究竟有多少呢?

 

蒋某的妓院和豪宅是从家庭暴力事件中调查出来的副产品,但这些事实与家庭暴力事件同等重要。警察开妓院在中国已经不是新鲜的新闻了,我也早就失去了第一次听到这类事件时的惊诧;而蒋某百万元的豪宅,比起那些比他位高权重的官员们的超级豪宅来,又不过是九牛一毫。小小的交警科长,居然可以公开地开办妓院、收藏管制刀具和枪支,已然说明在今日的中国警权之大已经大如天。蒋某连自己的妻子都要拳打脚踢乃至用刀枪威胁,那么他在遇到普通黎民百姓将是何等的飞扬跋扈!沈阳是中国失业工人最多的城市之一,沈阳的许多失业工人被迫蹬三轮车谋生。大量的当代祥子们,由于没有资本购买被交官府垄断的牌号,只得冒着风险拉黑车。当像蒋某这样穷凶极恶的交警抓到他们的时候,他们的末日就来临了。当然,蒋某堂堂一个科长,是不用亲自上街抓黑车的,上街的是比他更加凶残的手下们。

 

英国上诉法院院长丹宁勋爵在《古利特诉邮政工人联合会案》的判词中这样写道:对这块土地上的每一个臣民来说,不管他多么有权势,我都要用托马斯富勒三百年前的一句话:你决不是那么高贵,法律在你之上公正是人类社会的一个永恒的话题。从伦理学的角度来说,它是一种理想的道德标准;从法律学的角度来说,它应该是法律的根本出发点。理论上,法律是实现公正的前提,按正当的法律程序维护社会秩序,调解社会矛盾,平衡社会利益,就能实现公正。但是,在中国,普通公民与抽象的法律发生关系最多的渠道,乃是警察机构,而后才是法院和律师。正是警察权力的过度扩张,才发生了警察经营妓院、警察导演处女卖淫案件、警察制造在家看黄碟案件以及通过刑讯逼供炮制出荒谬的杀妻案件等若干骇人听闻的事件,导致法律被歪曲、公正被践踏,最终使得民众丧失了对法律和社会公正的信心。要真正杜绝警察开妓院的情况,仅仅靠警察机关内部的纪律约束和政治教育显然是不够的,更为重要的是用立法手段对警察的权力进行严格的限定,用舆论监督的方法对警察的执法过程进行透明化的报道让所有的警察和所有的公民都意识到:警察不是化外之民和法外之民,法律在警察之上。

二零零五年五月改定

 

 



    在一个正常的法治社会里,人们一般很难将警察和妓院老板两种不同的职业联系起来、合在一个人的身上。但是,这样的事情出现了而这名特殊警察之所以被曝光,原因并非是经营妓院,而是对妻子实施暴力,凑巧得很,他的妻子又是一位政协委员。于是,纸终于包不住火了,警察先生的其他恶行这才顺藤摸瓜地被揭发出来。

 

沈阳《华商晨报》率先报道了一起警察丈夫毒打白衣天使妻子的事件:孙洪是一名护士,也是沈阳市沈河区的政协委员。十年前,二十二岁的孙洪嫁给了当警察的蒋某(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该媒体未能公布主人公的全名)。女儿出生后,蒋某开始对她冷漠起来。从二零零二年开始,蒋某在沈阳市东陵区丰乐街开办了一家名叫快乐足疗的足疗店,公然组织、容留卖淫女卖淫。对于妻子的劝阻,蒋某回敬的是一次次的毒打和用家中的管制刀具相威胁。蒋某还在南方花高价购买回一枝枪,每次蒋某殴打孙洪时,他都会用那枝枪指着孙洪的头部凶狠地威胁。

 

二零零三年八月二日,由于蒋某已经近两个月不回家,孙洪就带着女儿到足疗店索要孩子的生活费。一进足疗室,孙洪就看见蒋某正和一足疗店的小姐坐在床上亲昵,愤怒的孙洪当场和蒋某发生争吵。蒋某跳到地上用拳头猛力击打孙洪的头部,并在孙洪反抗时用一把尖刀刺伤孙洪的双手,一直到把孙洪殴打到昏厥在足疗店的按摩床底下,蒋某才停手。孙洪在床底下苏醒后报警。当警察赶到现场时,蒋某已经逃之夭夭。

 

记者随后采访了沈阳市公安交警支队支队长陈广仁。于是,我读到了下面一段颇值玩味的对话

 

记者:我们想了解一下蒋某的职务。

陈队长:他是交警支队秘书处控告申诉科科长。

记者:他在吗?我们想就他和孙洪人身伤害一案对他进行采访。

陈队长:他不在,他休假了。

记者:他殴打了妻子,并且还造成了伤害,难道作为单位不找他吗?

陈队长:我们找不到他,打他的手机、传呼、住宅电话都联系不上他。

记者:那受理他伤害孙洪案件的派出所没来交警支队找他吗?

陈队长:没有,办案单位没有来找过他。

记者:作为单位领导您对发生这样的事件有什么看法?准备对他本人采取什么措施?

陈队长:我们作为单位和组织没有权利管他和妻子的事情,毕竟那是他们两口子的事情,是家务事,我们没有办法,管也管不了。所以没有权利处理他,我们能做的只有对他进行批评教育。

记者:但是他现在已经给孙洪造成了人身伤害,这一点作为单位没有权利管他吗?

陈队长:至于他是否给孙洪造成伤害那要由公安机关办案单位来处理,够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

记者:对于蒋某开足疗店这件事情交警支队掌握吗?

陈队长:这一点我们真的不掌握。不过没关系,不是有五条禁令和其他的规章制度吗,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

 

陈广仁不愧为交警支队的支队长,经验丰富,人情洞察,他所回答的每一个问题似乎都滴水不漏,并将自己的职责推卸得一干二净。我最感兴趣的是陈广仁关于下属经营色情场所问题的回答,他搬出公安部的五条禁令和其他规章制度来,企图给人以泰山压顶之感。但是,我想反问的是,虽然有五条禁令和其他规章制度,但如果没有人去执行,它们照样是死老虎,没有一个警察会感到害怕。而执行这五条禁令和其他规章制度的,不就是陈支队长这样的警务部门的基层领导吗?连作为直接上司的陈支队长都真的不掌握下属的非法活动,那么由谁来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呢?在其理直气壮的回答背后,是严重的渎职和极度无能,是一种同流合污的洋洋得意。这样的领导还有什么资格继续担任支队长职务呢?然而,在今天的公检法系统中确实充斥着这类无知者无畏的官僚。

 

后来,孙洪的母亲接待了记者,并向记者展示了蒋某经营足疗店的证据。记者看到大量足疗店的账簿,上面记载着足疗小姐正规足疗的提成款和向客人提供性服务的提成账目。据粗略统计,从二零零二年八月开始到事发时二零零三年八月止,蒋某的足疗店一共有二十多个卖淫女从事色情交易,总营业额达到十多万元。记者还看到大量工商局给蒋某下达的因无照经营足疗店接受处罚的行政通知书,还有一些工商局的封条等物。

 

当记者来到蒋某家中时,更是大跌眼镜:这是一套面积为两百多平方米的住宅,内部装修相当豪华。蒋某的邻居告诉记者,在这里购买一套像蒋某家一样的房屋就得花七八十万元,加上装修下来共计一百多万元。作为交警支队秘书处控告申诉科科长这样不入流的芝麻官,在沈阳一个月的工资大概就一两千元。如果用工资来购买和装修这套豪宅,不吃不喝也需要大约五十年左右的时间。那么,蒋某到底从哪里来的这笔巨款呢?他非法经营色情场所,一年也就十多万的总营业额。显然,他还有许多别的获得大量灰色收入的渠道。

 

我们不妨把目光对准蒋某的职位交警支队秘书处控告申诉科科长,虽然只是小小的科长,却有不小的权力。交警部门是中国目前油水最多的行业之一。我的中学同学中有几位颇有家庭背景的,没有考上大学,后来都当上了交警。一开始,我还感到很奇怪,为什么这些养尊处优的少爷们愿意去当交警呢?短短几年之后,他们在小县城里摇身一变成了开着宝马香车、身边美女环抱的风尚人物,我这才明白其中的奥妙。而蒋某执掌着处理控告申述事务的权力,更是有权者中的更有权者,也就是狼群中的老虎,连狼群都得巴结他,绵羊们哪能不给他上贡呢?

 

尽管我也对孙洪的遭遇深感同情,但我同样疑惑的是:作为蒋某长达十年妻子,孙洪不会不知道蒋某的贪污、腐败和非法经营色情场所等恶劣行径。但是,她并没有及时举报蒋某。只是到了蒋某对其实施暴力行为之后,她才不得不报警。于是,这才揭露出蒋某一系列的犯罪事实来。对此,我想换一个角度来思考:如果蒋某没有对孙洪实施暴力行为,相反他在家庭中是一个好丈夫和好父亲,那么孙洪也许就会默许蒋某的贪污和犯罪行为,因为她自己也是蒋某开妓院的成果的享有者她也心安理得地居住在那套豪宅之中。同时,蒋某的上级诸如陈广仁等,也都会继续对这一警察开妓院的可耻事实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倘若如此,是否蒋某的种种违法犯罪行为永远也无法被揭露出来?答案是肯定的,尽管这种肯定让人遗憾和失望。蒋某无疑是个坏人,却正是在这种专门挑选最坏的人掌权的制度下,像蒋某之流的流氓凶徒便顺利当上交警支队秘书处控告申诉科科长。在沈阳,在东北,乃至在全中国;在交警部门,在公检法部门,乃至在所有的权力机关,类似于蒋某这样的大小官员究竟有多少呢?

 

蒋某的妓院和豪宅是从家庭暴力事件中调查出来的副产品,但这些事实与家庭暴力事件同等重要。警察开妓院在中国已经不是新鲜的新闻了,我也早就失去了第一次听到这类事件时的惊诧;而蒋某百万元的豪宅,比起那些比他位高权重的官员们的超级豪宅来,又不过是九牛一毫。小小的交警科长,居然可以公开地开办妓院、收藏管制刀具和枪支,已然说明在今日的中国警权之大已经大如天。蒋某连自己的妻子都要拳打脚踢乃至用刀枪威胁,那么他在遇到普通黎民百姓将是何等的飞扬跋扈!沈阳是中国失业工人最多的城市之一,沈阳的许多失业工人被迫蹬三轮车谋生。大量的当代祥子们,由于没有资本购买被交官府垄断的牌号,只得冒着风险拉黑车。当像蒋某这样穷凶极恶的交警抓到他们的时候,他们的末日就来临了。当然,蒋某堂堂一个科长,是不用亲自上街抓黑车的,上街的是比他更加凶残的手下们。

 

英国上诉法院院长丹宁勋爵在《古利特诉邮政工人联合会案》的判词中这样写道:对这块土地上的每一个臣民来说,不管他多么有权势,我都要用托马斯富勒三百年前的一句话:你决不是那么高贵,法律在你之上公正是人类社会的一个永恒的话题。从伦理学的角度来说,它是一种理想的道德标准;从法律学的角度来说,它应该是法律的根本出发点。理论上,法律是实现公正的前提,按正当的法律程序维护社会秩序,调解社会矛盾,平衡社会利益,就能实现公正。但是,在中国,普通公民与抽象的法律发生关系最多的渠道,乃是警察机构,而后才是法院和律师。正是警察权力的过度扩张,才发生了警察经营妓院、警察导演处女卖淫案件、警察制造在家看黄碟案件以及通过刑讯逼供炮制出荒谬的杀妻案件等若干骇人听闻的事件,导致法律被歪曲、公正被践踏,最终使得民众丧失了对法律和社会公正的信心。要真正杜绝警察开妓院的情况,仅仅靠警察机关内部的纪律约束和政治教育显然是不够的,更为重要的是用立法手段对警察的权力进行严格的限定,用舆论监督的方法对警察的执法过程进行透明化的报道让所有的警察和所有的公民都意识到:警察不是化外之民和法外之民,法律在警察之上。

二零零五年五月改定

 

 



    在一个正常的法治社会里,人们一般很难将警察和妓院老板两种不同的职业联系起来、合在一个人的身上。但是,这样的事情出现了而这名特殊警察之所以被曝光,原因并非是经营妓院,而是对妻子实施暴力,凑巧得很,他的妻子又是一位政协委员。于是,纸终于包不住火了,警察先生的其他恶行这才顺藤摸瓜地被揭发出来。

 

沈阳《华商晨报》率先报道了一起警察丈夫毒打白衣天使妻子的事件:孙洪是一名护士,也是沈阳市沈河区的政协委员。十年前,二十二岁的孙洪嫁给了当警察的蒋某(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该媒体未能公布主人公的全名)。女儿出生后,蒋某开始对她冷漠起来。从二零零二年开始,蒋某在沈阳市东陵区丰乐街开办了一家名叫快乐足疗的足疗店,公然组织、容留卖淫女卖淫。对于妻子的劝阻,蒋某回敬的是一次次的毒打和用家中的管制刀具相威胁。蒋某还在南方花高价购买回一枝枪,每次蒋某殴打孙洪时,他都会用那枝枪指着孙洪的头部凶狠地威胁。

 

二零零三年八月二日,由于蒋某已经近两个月不回家,孙洪就带着女儿到足疗店索要孩子的生活费。一进足疗室,孙洪就看见蒋某正和一足疗店的小姐坐在床上亲昵,愤怒的孙洪当场和蒋某发生争吵。蒋某跳到地上用拳头猛力击打孙洪的头部,并在孙洪反抗时用一把尖刀刺伤孙洪的双手,一直到把孙洪殴打到昏厥在足疗店的按摩床底下,蒋某才停手。孙洪在床底下苏醒后报警。当警察赶到现场时,蒋某已经逃之夭夭。

 

记者随后采访了沈阳市公安交警支队支队长陈广仁。于是,我读到了下面一段颇值玩味的对话

 

记者:我们想了解一下蒋某的职务。

陈队长:他是交警支队秘书处控告申诉科科长。

记者:他在吗?我们想就他和孙洪人身伤害一案对他进行采访。

陈队长:他不在,他休假了。

记者:他殴打了妻子,并且还造成了伤害,难道作为单位不找他吗?

陈队长:我们找不到他,打他的手机、传呼、住宅电话都联系不上他。

记者:那受理他伤害孙洪案件的派出所没来交警支队找他吗?

陈队长:没有,办案单位没有来找过他。

记者:作为单位领导您对发生这样的事件有什么看法?准备对他本人采取什么措施?

陈队长:我们作为单位和组织没有权利管他和妻子的事情,毕竟那是他们两口子的事情,是家务事,我们没有办法,管也管不了。所以没有权利处理他,我们能做的只有对他进行批评教育。

记者:但是他现在已经给孙洪造成了人身伤害,这一点作为单位没有权利管他吗?

陈队长:至于他是否给孙洪造成伤害那要由公安机关办案单位来处理,够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

记者:对于蒋某开足疗店这件事情交警支队掌握吗?

陈队长:这一点我们真的不掌握。不过没关系,不是有五条禁令和其他的规章制度吗,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

 

陈广仁不愧为交警支队的支队长,经验丰富,人情洞察,他所回答的每一个问题似乎都滴水不漏,并将自己的职责推卸得一干二净。我最感兴趣的是陈广仁关于下属经营色情场所问题的回答,他搬出公安部的五条禁令和其他规章制度来,企图给人以泰山压顶之感。但是,我想反问的是,虽然有五条禁令和其他规章制度,但如果没有人去执行,它们照样是死老虎,没有一个警察会感到害怕。而执行这五条禁令和其他规章制度的,不就是陈支队长这样的警务部门的基层领导吗?连作为直接上司的陈支队长都真的不掌握下属的非法活动,那么由谁来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呢?在其理直气壮的回答背后,是严重的渎职和极度无能,是一种同流合污的洋洋得意。这样的领导还有什么资格继续担任支队长职务呢?然而,在今天的公检法系统中确实充斥着这类无知者无畏的官僚。

 

后来,孙洪的母亲接待了记者,并向记者展示了蒋某经营足疗店的证据。记者看到大量足疗店的账簿,上面记载着足疗小姐正规足疗的提成款和向客人提供性服务的提成账目。据粗略统计,从二零零二年八月开始到事发时二零零三年八月止,蒋某的足疗店一共有二十多个卖淫女从事色情交易,总营业额达到十多万元。记者还看到大量工商局给蒋某下达的因无照经营足疗店接受处罚的行政通知书,还有一些工商局的封条等物。

 

当记者来到蒋某家中时,更是大跌眼镜:这是一套面积为两百多平方米的住宅,内部装修相当豪华。蒋某的邻居告诉记者,在这里购买一套像蒋某家一样的房屋就得花七八十万元,加上装修下来共计一百多万元。作为交警支队秘书处控告申诉科科长这样不入流的芝麻官,在沈阳一个月的工资大概就一两千元。如果用工资来购买和装修这套豪宅,不吃不喝也需要大约五十年左右的时间。那么,蒋某到底从哪里来的这笔巨款呢?他非法经营色情场所,一年也就十多万的总营业额。显然,他还有许多别的获得大量灰色收入的渠道。

 

我们不妨把目光对准蒋某的职位交警支队秘书处控告申诉科科长,虽然只是小小的科长,却有不小的权力。交警部门是中国目前油水最多的行业之一。我的中学同学中有几位颇有家庭背景的,没有考上大学,后来都当上了交警。一开始,我还感到很奇怪,为什么这些养尊处优的少爷们愿意去当交警呢?短短几年之后,他们在小县城里摇身一变成了开着宝马香车、身边美女环抱的风尚人物,我这才明白其中的奥妙。而蒋某执掌着处理控告申述事务的权力,更是有权者中的更有权者,也就是狼群中的老虎,连狼群都得巴结他,绵羊们哪能不给他上贡呢?

 

尽管我也对孙洪的遭遇深感同情,但我同样疑惑的是:作为蒋某长达十年妻子,孙洪不会不知道蒋某的贪污、腐败和非法经营色情场所等恶劣行径。但是,她并没有及时举报蒋某。只是到了蒋某对其实施暴力行为之后,她才不得不报警。于是,这才揭露出蒋某一系列的犯罪事实来。对此,我想换一个角度来思考:如果蒋某没有对孙洪实施暴力行为,相反他在家庭中是一个好丈夫和好父亲,那么孙洪也许就会默许蒋某的贪污和犯罪行为,因为她自己也是蒋某开妓院的成果的享有者她也心安理得地居住在那套豪宅之中。同时,蒋某的上级诸如陈广仁等,也都会继续对这一警察开妓院的可耻事实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倘若如此,是否蒋某的种种违法犯罪行为永远也无法被揭露出来?答案是肯定的,尽管这种肯定让人遗憾和失望。蒋某无疑是个坏人,却正是在这种专门挑选最坏的人掌权的制度下,像蒋某之流的流氓凶徒便顺利当上交警支队秘书处控告申诉科科长。在沈阳,在东北,乃至在全中国;在交警部门,在公检法部门,乃至在所有的权力机关,类似于蒋某这样的大小官员究竟有多少呢?

 

蒋某的妓院和豪宅是从家庭暴力事件中调查出来的副产品,但这些事实与家庭暴力事件同等重要。警察开妓院在中国已经不是新鲜的新闻了,我也早就失去了第一次听到这类事件时的惊诧;而蒋某百万元的豪宅,比起那些比他位高权重的官员们的超级豪宅来,又不过是九牛一毫。小小的交警科长,居然可以公开地开办妓院、收藏管制刀具和枪支,已然说明在今日的中国警权之大已经大如天。蒋某连自己的妻子都要拳打脚踢乃至用刀枪威胁,那么他在遇到普通黎民百姓将是何等的飞扬跋扈!沈阳是中国失业工人最多的城市之一,沈阳的许多失业工人被迫蹬三轮车谋生。大量的当代祥子们,由于没有资本购买被交官府垄断的牌号,只得冒着风险拉黑车。当像蒋某这样穷凶极恶的交警抓到他们的时候,他们的末日就来临了。当然,蒋某堂堂一个科长,是不用亲自上街抓黑车的,上街的是比他更加凶残的手下们。

 

英国上诉法院院长丹宁勋爵在《古利特诉邮政工人联合会案》的判词中这样写道:对这块土地上的每一个臣民来说,不管他多么有权势,我都要用托马斯富勒三百年前的一句话:你决不是那么高贵,法律在你之上公正是人类社会的一个永恒的话题。从伦理学的角度来说,它是一种理想的道德标准;从法律学的角度来说,它应该是法律的根本出发点。理论上,法律是实现公正的前提,按正当的法律程序维护社会秩序,调解社会矛盾,平衡社会利益,就能实现公正。但是,在中国,普通公民与抽象的法律发生关系最多的渠道,乃是警察机构,而后才是法院和律师。正是警察权力的过度扩张,才发生了警察经营妓院、警察导演处女卖淫案件、警察制造在家看黄碟案件以及通过刑讯逼供炮制出荒谬的杀妻案件等若干骇人听闻的事件,导致法律被歪曲、公正被践踏,最终使得民众丧失了对法律和社会公正的信心。要真正杜绝警察开妓院的情况,仅仅靠警察机关内部的纪律约束和政治教育显然是不够的,更为重要的是用立法手段对警察的权力进行严格的限定,用舆论监督的方法对警察的执法过程进行透明化的报道让所有的警察和所有的公民都意识到:警察不是化外之民和法外之民,法律在警察之上。

二零零五年五月改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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