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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胞唐存理
廖亦武



                    
                                              一
   
   采访缘起。2005年1月25日,星期二,我在成都西门的金沙遗址旁访问了从台湾回来不久的唐存理先生。
   唐先生高个子,黑风衣,目光阴郁,笑容苦涩,与冷雨连绵的盆地天气挺般配。我们在约定的茶房单间落坐,唐先生取下围巾和大衣,搓着双手说:总算暖和一点了。
   我点头应和的瞬间,却蓦然从这下意识的搓手动作中,看见了若干劳改犯的影子。十几年过去了,我仍然从梦里一次一次回到监狱,里面有一位长相同唐先生酷似的国民党特务,他在大陆潜伏了20多年,刚一露头,恢复与台湾的组织联系,就被破获了。
   经国安部门审讯,此特务的接头暗号为把沙漠改造成绿洲于是他在狱中的绰号也叫绿洲。我栽进去时,绿洲已被劳动改造了十几年,差不多成沙漠了。
   我刚要提起这个话头,以活跃一下气氛,却见心直口快的唐先生道:我先简单介绍一下家庭背景吧。
   我在打开录音机的同时,动笔记录。
  
   唐先生原籍江苏盐城,却于1940年10月5日出生于抗战陪都重庆。其父唐 ,1932年毕业于由蒋介石任校长的南京中央政治学校第一期,为国民党元老戴季陶、朱家骅、罗家伦、陈果夫等人的学生,因此同中统cc派关系密切,也曾参加军统前身复兴社。唐父毕业后,即派往黔东南,任过岑巩、黄平的县长,接着升任贵州省烟酒专卖局局长。自此平步青云,担任过庐山军官训练团教官、别动总队中队长、陪都烟酒专卖局局长、湖北省政府主任秘书,直至中央合作金库主任。在国民党政府败退之际,负责将一部分黄金美钞运往台湾。
   唐先生的母亲为四川简阳人氏,毕业于国立北平女子师范大学,曾受教于钱玄同,并与刘和珍、许广平同学。曾辗转于山东济南、青岛、烟台及广西梧州等地,教书为生。1948年冬,为躲避战祸,离开丈夫,携儿带女回到阔别多年的故乡,却不料国军兵败如山倒,作为大后方的四川很快陷入动荡之中。唐母惶惶不可终日,就以数封电报催促已准备弃家出境的唐父来川。
   其时,唐父身在广州,伸腿即可抵香港,然而亲情难舍,他不顾朋友和同僚们的警告,在大溃败中逆流而上,企图接引老婆和孩子一道逃离。可事与愿违,四川眨眼之间就解放了。唐父于1950年初被捕,在次年的镇压反革命运动中,惨遭枪杀。
   话至此,唐先生悲叹道:生死关头,父母都铸成了大错!
   我疑惑道:国共交兵,按你父亲的官阶,应该作为战犯的。
   唐先生道:在战场之外,有多少俘虏被屠杀,至今也没个确切的数字。母亲为此悔恨终生,她认为父亲没有杀人放火,只要缴械,总会放一条生路。哪料到不仅搞得家破人亡,还要殃及后人。
   我心想:放一条生路又能怎样呢?绿洲潜伏了几十年,仍然被改造成沙漠了。
   唐先生接着发出感慨:人生跌跌撞撞到如今,虽然还没至名利于我如浮云的境界,但也犯不起错误了。
   此话怎讲?
   人在二、三十岁时犯错,哪怕是不可饶恕的大错,到了五、六十岁,差不多会随着时光的流逝,时代的更迭,被冲刷得干干净净;可已经60多岁的人,如我,就犯不起错,哪怕不是不可饶恕的大错,因为没有改正的机会,人们将会为一个小污点而记你一辈子。
   这么严重吗?
   你现在才40多岁,勉强来得及浪子回头,当然体味不了浪子回不了头的悲观。
   那就书归正传,我沮丧道,人生若梦啊,明早醒来我也60多岁了。

                             二

   唐存理:父亲被镇压后,家里的顶梁柱倒了,作为新知识女性的母亲只能忍辱负重,靠江苏老家亲戚们的微薄资助,艰难度日,拉扯儿女。1951年,我刚11岁,就以优异成绩考上了历史悠久的名牌学校石室中学。
   老威:黑五类的子女也能进名牌学校?
   唐存理:政权交替,为安定人心,共产党提出了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的口号,不少旧社会过来的公职人员还参与政府的工作呢。我那时小小年纪,就知道要有出路,只能发奋读书,学好本事,为社会作贡献。我的成绩在学校一直名列前矛,并且还在课外自修高等数学、流体力学等大学课程,我在这方面有些天赋,我的理想是做个工程师。
   1957年夏天,由于毛泽东引蛇出洞阳谋的成功施展,大规模的反右开始了。我父母的亲戚,绝大多数成了右派。在如此黑云压城城欲催的政治环境下,我高中毕业,并且参加高考,结果尽在意料中出身剥削阶级家庭的高材生全部落榜!多年以后,我才从一位前中共教育官员口中得之毛泽东在当时的内部指示:培养他们(指关、管、杀)的子弟,无异于栽林养虎。
   由于落榜的打击,我们那一批因家庭出身而被扫地出门的高材生经常聚在一块,边喝茶边发表对现实不满的言论。由于怀才不遇,心理失衡,有些走极端的同学甚至主张偷越国境。有个叫叶ΧΧ的,还来动员我一起逃。因为我胆子小,对母亲、妹妹也比较依恋,就拒绝了。后来以叶ΧΧ为首,酿成一起企图投敌叛国的集团案,我无端受到连累,几乎死无葬身之地。
   老威:我想起《四川文学》曾有个编辑,叫ΧΧ,57年做青年学生时被弄成右派,一时冲动,就跑到深圳。那时的深圳还是个偏僻的小渔村,ΧΧ选个水草密的地方,四顾无人就下了水,不料才游出20多米,就叫兜头一排子弹给打了回来。后来,ΧΧ获投敌叛国罪,坐了20多年牢,平反出狱时已50多岁了。
   唐存理:可叶ΧΧ没等到平反释放,就死在狱中了。这起案子判了二十几个人,许多人我都不认识。
   老威:你在社会上流落了几年?
   唐存理:高考落榜到1959年底。由于家境贫寒,我一直打临工,其间也在小学和民办中学代过课。被捕之前我正在成都市交通局平车处,地点是南郊红牌楼。我们当时修土铁路,干得热火朝天。
   老威:什么是土铁路?
   唐存理:这也是1958年大跃进中诞生的奇异风景中间是一条简易铁路,铁轨上趴着三、四节货厢,你猜用什么作动力?
   老威:火车头嘛。
   唐存理:汽车头。骑在铁轨两边,吭哧吭哧拖货厢,远看像机械马拉车。可铺铁路要耗费大量人力,我们干了几个月,辗转了好几个工地,直到1959年12月29号。
   那天上午还在卖苦力,下午我就被暗中看管住了。接着在工地食堂召开几十人大会,领导和积极分子先后发言,把斗争气氛搞热了,才大吼一声:把反革命分子唐存理抓起来!
   我的胳膊被擒住了。此时一辆小轿车驶进工地,那年月,这非常扎眼。从车内钻出一高一矮两位便衣公安人员,他们目不斜视地走进会场,从积极分子手里接过我,转身押入轿车后座。
   群众都涌出会场来看戏,轿车发动了。接着绕出工地,经过大街,驶入成都市中级法院的大门,就停在院坝里。而我下了车,被继续朝前带,直到拐了几个弯,才在挂着成都市劳动教养办公室的平房前遵命刹步。
   从下午4点折腾到傍晚,我已心力交瘁。劳教中转站有许多野兽笼子一般的监房,我被丢进其中一间,面积约10来平方米,却羁押了20多人,满的像开了锅的汤。起夜蹑手蹑脚靠近旮旯里的尿桶,倍觉艰辛,待尿完折回,却寻不见原来的铺位了,只好支着半边屁股作思索状。
   我在这儿关了6天,熬得双眼通红,却辗转难眠。我以为自己会同许多人一样,判劳教,去边远苦寒之地,再也回不到成都母亲身边了窒息般的绝望一阵阵袭上心头。
   1960年1月5号晚上,我被唤出监房,押解至劳教监所外面的一个十几平方米的房间。靠里的条桌后,并排坐了两个人,我猜大概是审判员和书记员,而旁边小桌后,坐的就是陪审员了。审讯过场走了约10分钟,无非是对照已打印好的《判决书》,核对姓名、年龄、住址、个人和家庭成分,验明正身。
   我双手颤抖地接过《判决书》,见上面的日期为1959年12月30日。
   老威:劳教是公安机关说了算,还需判决吗?
   唐存理:劳教是不需要法院判决,只要一纸《劳动教养通知书》就搞定了。但我判得是管制。
   老威:群众管制也要法院判决?我可是第一次听说。
   唐存理:不是象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那样,放在当地管制,而是管制劳教比劳教的性质更严重。
   老威:我还是不明白。
   唐存理:劳教在名目上是人民内部矛盾,不走法律过场,因此派出所的民警瞧你不顺眼,都有权送你去劳教;而管制劳教是敌我矛盾,有正式起诉和判决,可管制的地点在劳教农场。
   老威:算不算正式的劳改犯?
   唐存理:程度上稍轻吧?不知道。总之在当时,判管制劳教的不少。也不上正式的法庭,连《起诉书》和《判决书》都是一块儿给我的,辩护就更别提了。在我的印象中,律师这种新鲜事物,也是在改革开发之后才有的。
   《判决书》的原文是这样的
   唐存理,男,现年19岁,本人出身学生,家庭成分伪官僚。对我党有阶级仇恨。攻击我社会主义制度没有民主,攻击反右斗争是压制民主。与叶、周等纠集成反革命集团,企图从广州偷越到香港(或西藏偷越到印度)等等判处管制3年,送劳动教养。
   落款为成都市西城区人民法院,而公诉单位为成都市公安局,局长林佐夫。
   老威:你的罪状太不过硬了。
   唐存理:也就喝茶的时候发过几句牢骚,或者别人发牢骚时我附和了两句。至于偷渡,纯属无稽之谈。可就因为这个,我劳改了将近20年!
   老威:你没想到会去这么久?
   唐存理:我太年轻了,还随身带着数学教程,想在里面自学成材呢。
   老威:1960年初,全国正发生着大饥荒,饿死了不少人,你是怎麽熬过来的?
   唐存理:记忆已经很模糊了。
   老威:怎么可能呢?当时我才两岁,饿出了水肿病,差点死了。直到如今,做梦都怕挨饿。
   唐存理:我不是张紫葛那样的作家,把人吃人的细节对你描述得身临其境。我只是个记忆很糟的普通人,脑子里有就有,没有也编不出来。我先被送到雅安里面的天全硫磺矿。那是大山区,一年四季阴霾密布,气温很低。劳改犯从海拔极高的地方背矿石下来冶炼,毒烟弥漫,经常出事我曾亲眼见一场大火烧死几十个人。幸而我体质太差,就分在蔬菜队,不久就饿出了水肿病,住进了医院。
   老威:当时的粮食定量是多少?
   唐存理:27斤。
   老威:干部的定量也是27斤?
   唐存理:这是小秤,也就是16两为1斤,金裹银,红苕为主。
   老威:金裹银?
   唐存理:也就是玉米粒煮饭,金灿灿的一锅。粮食不够吃,有经验的犯人就凭生存嗅觉,四处偷东西,田里、地里,甚至入土三尺,只要能进嘴,都去掏。我算个读书人,无贼心贼胆,只能靠定量干撑着。当然也学着去扯些野菜,迫不及待地填肚子,结果上吐下泻。在医院住了一年,差点就死了。我一米八几的个子,瘦得只有79斤,形同枯骨。连呼吸都累,一张皮扯得跟拉风箱一般,滋滋滋的。
   老威:你周围有饿死的人吗?
   唐存理:我饿得神智不清,不晓得四周进出了多少人。可医院的后面山脚就是野坟地,有时一车拉走几具尸,咚咚往事先挖好的坑里扔,那声音隔墙传进病房,朦胧中就听人议论:扔大炮了!一会儿,又有人用手电射我的瞳孔,检查是否活着。我怕自己被扔大炮,神经下意识地绷紧了。
   老威:我早年当卡车司机,经常从那一带翻二朗山进康巴藏区,不知你说的硫磺矿在哪个位置?
   唐存理:地名叫脚基坪,有1万多犯人,主要是背矿和炼矿。记得吴弘达写过中国的古拉格群岛,书里也有一张劳改营的分布图,但这远不是全貌。中国到底有多少监狱和劳改农场?恐怕连司法局的官员也弄不清楚。区、县、市、地区、省、中央,我估计方圆几百里就有一座监狱,这还不算私设公堂。
   老威:你能从大饥荒年代的劳改犯里活出来,真够幸运。
   唐存理:但我奄奄一息,许多场景、许多记忆已经被抹去。一人独处时,某个褪色的画面,某个亡友的名字会突然闪一下,搞得浑身起鸡皮疙瘩,可真要追溯,就是抓破头皮也想不起来。就像火山灰烬,还热得烫手,却已看不见、说不出毁灭性的具体细节。
   总之,脚基坪毁于山洪爆发与硫磺矿的火灾,死了太多的人,连警察的生命也受到威胁,才不得不转监。62年往大凉山普格县的荞窝农场迁,一长串的密封囚车由公安部门押送着,经过雅安、荣经、汉源,再沿大渡河向上。
   老威:你不能象张紫葛那样讲得再详细一点吗?
   唐存理:我真的不是作家,记性太糟。我乘的病号车,挤在身边的都是一具具骷髅,偶而抡一抡胳臂,才发觉是人,不过瘦得不行了。一张皮,几根筋,一把骨头不单病号,所有从脚基坪幸存下来的犯人都这样。颠簸了10天左右,路上能偶而望见衣衫褴褛的老百姓,那真是个十室九空的年代呵。荣经县委书记姚青你知道吗?他可是全国响当当的人物,因为在他的治下,荣经县的饿殍高居全国之冠,最后连抬尸体也找不到人,就连死人带房屋晾着,恶臭四溢,直到某一天房顶朽了,轰地塌下来。这个鬼见愁的姚青书记被中共当作替罪羊,判了18年徒刑。
   老威:你见过这位姚书记吗?
   唐存理:在荞窝农场,我曾与国共两党的一些将军、官员关在一个队,其中就有这个姚青。当我问起饿死人的事,他还不好意思。据说他后来不服判决,一直申诉,还平了反。
   老威:申诉理由呢?
   唐存理:他觉得是上面的政策错误,自己只是个执行者,不该负主要责任。现在这段历史成了中共的糊涂帐,而芝麻官姚青或许早死了。
  
   (待续) 



                    
                                              一
   
   采访缘起。2005年1月25日,星期二,我在成都西门的金沙遗址旁访问了从台湾回来不久的唐存理先生。
   唐先生高个子,黑风衣,目光阴郁,笑容苦涩,与冷雨连绵的盆地天气挺般配。我们在约定的茶房单间落坐,唐先生取下围巾和大衣,搓着双手说:总算暖和一点了。
   我点头应和的瞬间,却蓦然从这下意识的搓手动作中,看见了若干劳改犯的影子。十几年过去了,我仍然从梦里一次一次回到监狱,里面有一位长相同唐先生酷似的国民党特务,他在大陆潜伏了20多年,刚一露头,恢复与台湾的组织联系,就被破获了。
   经国安部门审讯,此特务的接头暗号为把沙漠改造成绿洲于是他在狱中的绰号也叫绿洲。我栽进去时,绿洲已被劳动改造了十几年,差不多成沙漠了。
   我刚要提起这个话头,以活跃一下气氛,却见心直口快的唐先生道:我先简单介绍一下家庭背景吧。
   我在打开录音机的同时,动笔记录。
  
   唐先生原籍江苏盐城,却于1940年10月5日出生于抗战陪都重庆。其父唐 ,1932年毕业于由蒋介石任校长的南京中央政治学校第一期,为国民党元老戴季陶、朱家骅、罗家伦、陈果夫等人的学生,因此同中统cc派关系密切,也曾参加军统前身复兴社。唐父毕业后,即派往黔东南,任过岑巩、黄平的县长,接着升任贵州省烟酒专卖局局长。自此平步青云,担任过庐山军官训练团教官、别动总队中队长、陪都烟酒专卖局局长、湖北省政府主任秘书,直至中央合作金库主任。在国民党政府败退之际,负责将一部分黄金美钞运往台湾。
   唐先生的母亲为四川简阳人氏,毕业于国立北平女子师范大学,曾受教于钱玄同,并与刘和珍、许广平同学。曾辗转于山东济南、青岛、烟台及广西梧州等地,教书为生。1948年冬,为躲避战祸,离开丈夫,携儿带女回到阔别多年的故乡,却不料国军兵败如山倒,作为大后方的四川很快陷入动荡之中。唐母惶惶不可终日,就以数封电报催促已准备弃家出境的唐父来川。
   其时,唐父身在广州,伸腿即可抵香港,然而亲情难舍,他不顾朋友和同僚们的警告,在大溃败中逆流而上,企图接引老婆和孩子一道逃离。可事与愿违,四川眨眼之间就解放了。唐父于1950年初被捕,在次年的镇压反革命运动中,惨遭枪杀。
   话至此,唐先生悲叹道:生死关头,父母都铸成了大错!
   我疑惑道:国共交兵,按你父亲的官阶,应该作为战犯的。
   唐先生道:在战场之外,有多少俘虏被屠杀,至今也没个确切的数字。母亲为此悔恨终生,她认为父亲没有杀人放火,只要缴械,总会放一条生路。哪料到不仅搞得家破人亡,还要殃及后人。
   我心想:放一条生路又能怎样呢?绿洲潜伏了几十年,仍然被改造成沙漠了。
   唐先生接着发出感慨:人生跌跌撞撞到如今,虽然还没至名利于我如浮云的境界,但也犯不起错误了。
   此话怎讲?
   人在二、三十岁时犯错,哪怕是不可饶恕的大错,到了五、六十岁,差不多会随着时光的流逝,时代的更迭,被冲刷得干干净净;可已经60多岁的人,如我,就犯不起错,哪怕不是不可饶恕的大错,因为没有改正的机会,人们将会为一个小污点而记你一辈子。
   这么严重吗?
   你现在才40多岁,勉强来得及浪子回头,当然体味不了浪子回不了头的悲观。
   那就书归正传,我沮丧道,人生若梦啊,明早醒来我也60多岁了。

                             二

   唐存理:父亲被镇压后,家里的顶梁柱倒了,作为新知识女性的母亲只能忍辱负重,靠江苏老家亲戚们的微薄资助,艰难度日,拉扯儿女。1951年,我刚11岁,就以优异成绩考上了历史悠久的名牌学校石室中学。
   老威:黑五类的子女也能进名牌学校?
   唐存理:政权交替,为安定人心,共产党提出了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的口号,不少旧社会过来的公职人员还参与政府的工作呢。我那时小小年纪,就知道要有出路,只能发奋读书,学好本事,为社会作贡献。我的成绩在学校一直名列前矛,并且还在课外自修高等数学、流体力学等大学课程,我在这方面有些天赋,我的理想是做个工程师。
   1957年夏天,由于毛泽东引蛇出洞阳谋的成功施展,大规模的反右开始了。我父母的亲戚,绝大多数成了右派。在如此黑云压城城欲催的政治环境下,我高中毕业,并且参加高考,结果尽在意料中出身剥削阶级家庭的高材生全部落榜!多年以后,我才从一位前中共教育官员口中得之毛泽东在当时的内部指示:培养他们(指关、管、杀)的子弟,无异于栽林养虎。
   由于落榜的打击,我们那一批因家庭出身而被扫地出门的高材生经常聚在一块,边喝茶边发表对现实不满的言论。由于怀才不遇,心理失衡,有些走极端的同学甚至主张偷越国境。有个叫叶ΧΧ的,还来动员我一起逃。因为我胆子小,对母亲、妹妹也比较依恋,就拒绝了。后来以叶ΧΧ为首,酿成一起企图投敌叛国的集团案,我无端受到连累,几乎死无葬身之地。
   老威:我想起《四川文学》曾有个编辑,叫ΧΧ,57年做青年学生时被弄成右派,一时冲动,就跑到深圳。那时的深圳还是个偏僻的小渔村,ΧΧ选个水草密的地方,四顾无人就下了水,不料才游出20多米,就叫兜头一排子弹给打了回来。后来,ΧΧ获投敌叛国罪,坐了20多年牢,平反出狱时已50多岁了。
   唐存理:可叶ΧΧ没等到平反释放,就死在狱中了。这起案子判了二十几个人,许多人我都不认识。
   老威:你在社会上流落了几年?
   唐存理:高考落榜到1959年底。由于家境贫寒,我一直打临工,其间也在小学和民办中学代过课。被捕之前我正在成都市交通局平车处,地点是南郊红牌楼。我们当时修土铁路,干得热火朝天。
   老威:什么是土铁路?
   唐存理:这也是1958年大跃进中诞生的奇异风景中间是一条简易铁路,铁轨上趴着三、四节货厢,你猜用什么作动力?
   老威:火车头嘛。
   唐存理:汽车头。骑在铁轨两边,吭哧吭哧拖货厢,远看像机械马拉车。可铺铁路要耗费大量人力,我们干了几个月,辗转了好几个工地,直到1959年12月29号。
   那天上午还在卖苦力,下午我就被暗中看管住了。接着在工地食堂召开几十人大会,领导和积极分子先后发言,把斗争气氛搞热了,才大吼一声:把反革命分子唐存理抓起来!
   我的胳膊被擒住了。此时一辆小轿车驶进工地,那年月,这非常扎眼。从车内钻出一高一矮两位便衣公安人员,他们目不斜视地走进会场,从积极分子手里接过我,转身押入轿车后座。
   群众都涌出会场来看戏,轿车发动了。接着绕出工地,经过大街,驶入成都市中级法院的大门,就停在院坝里。而我下了车,被继续朝前带,直到拐了几个弯,才在挂着成都市劳动教养办公室的平房前遵命刹步。
   从下午4点折腾到傍晚,我已心力交瘁。劳教中转站有许多野兽笼子一般的监房,我被丢进其中一间,面积约10来平方米,却羁押了20多人,满的像开了锅的汤。起夜蹑手蹑脚靠近旮旯里的尿桶,倍觉艰辛,待尿完折回,却寻不见原来的铺位了,只好支着半边屁股作思索状。
   我在这儿关了6天,熬得双眼通红,却辗转难眠。我以为自己会同许多人一样,判劳教,去边远苦寒之地,再也回不到成都母亲身边了窒息般的绝望一阵阵袭上心头。
   1960年1月5号晚上,我被唤出监房,押解至劳教监所外面的一个十几平方米的房间。靠里的条桌后,并排坐了两个人,我猜大概是审判员和书记员,而旁边小桌后,坐的就是陪审员了。审讯过场走了约10分钟,无非是对照已打印好的《判决书》,核对姓名、年龄、住址、个人和家庭成分,验明正身。
   我双手颤抖地接过《判决书》,见上面的日期为1959年12月30日。
   老威:劳教是公安机关说了算,还需判决吗?
   唐存理:劳教是不需要法院判决,只要一纸《劳动教养通知书》就搞定了。但我判得是管制。
   老威:群众管制也要法院判决?我可是第一次听说。
   唐存理:不是象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那样,放在当地管制,而是管制劳教比劳教的性质更严重。
   老威:我还是不明白。
   唐存理:劳教在名目上是人民内部矛盾,不走法律过场,因此派出所的民警瞧你不顺眼,都有权送你去劳教;而管制劳教是敌我矛盾,有正式起诉和判决,可管制的地点在劳教农场。
   老威:算不算正式的劳改犯?
   唐存理:程度上稍轻吧?不知道。总之在当时,判管制劳教的不少。也不上正式的法庭,连《起诉书》和《判决书》都是一块儿给我的,辩护就更别提了。在我的印象中,律师这种新鲜事物,也是在改革开发之后才有的。
   《判决书》的原文是这样的
   唐存理,男,现年19岁,本人出身学生,家庭成分伪官僚。对我党有阶级仇恨。攻击我社会主义制度没有民主,攻击反右斗争是压制民主。与叶、周等纠集成反革命集团,企图从广州偷越到香港(或西藏偷越到印度)等等判处管制3年,送劳动教养。
   落款为成都市西城区人民法院,而公诉单位为成都市公安局,局长林佐夫。
   老威:你的罪状太不过硬了。
   唐存理:也就喝茶的时候发过几句牢骚,或者别人发牢骚时我附和了两句。至于偷渡,纯属无稽之谈。可就因为这个,我劳改了将近20年!
   老威:你没想到会去这么久?
   唐存理:我太年轻了,还随身带着数学教程,想在里面自学成材呢。
   老威:1960年初,全国正发生着大饥荒,饿死了不少人,你是怎麽熬过来的?
   唐存理:记忆已经很模糊了。
   老威:怎么可能呢?当时我才两岁,饿出了水肿病,差点死了。直到如今,做梦都怕挨饿。
   唐存理:我不是张紫葛那样的作家,把人吃人的细节对你描述得身临其境。我只是个记忆很糟的普通人,脑子里有就有,没有也编不出来。我先被送到雅安里面的天全硫磺矿。那是大山区,一年四季阴霾密布,气温很低。劳改犯从海拔极高的地方背矿石下来冶炼,毒烟弥漫,经常出事我曾亲眼见一场大火烧死几十个人。幸而我体质太差,就分在蔬菜队,不久就饿出了水肿病,住进了医院。
   老威:当时的粮食定量是多少?
   唐存理:27斤。
   老威:干部的定量也是27斤?
   唐存理:这是小秤,也就是16两为1斤,金裹银,红苕为主。
   老威:金裹银?
   唐存理:也就是玉米粒煮饭,金灿灿的一锅。粮食不够吃,有经验的犯人就凭生存嗅觉,四处偷东西,田里、地里,甚至入土三尺,只要能进嘴,都去掏。我算个读书人,无贼心贼胆,只能靠定量干撑着。当然也学着去扯些野菜,迫不及待地填肚子,结果上吐下泻。在医院住了一年,差点就死了。我一米八几的个子,瘦得只有79斤,形同枯骨。连呼吸都累,一张皮扯得跟拉风箱一般,滋滋滋的。
   老威:你周围有饿死的人吗?
   唐存理:我饿得神智不清,不晓得四周进出了多少人。可医院的后面山脚就是野坟地,有时一车拉走几具尸,咚咚往事先挖好的坑里扔,那声音隔墙传进病房,朦胧中就听人议论:扔大炮了!一会儿,又有人用手电射我的瞳孔,检查是否活着。我怕自己被扔大炮,神经下意识地绷紧了。
   老威:我早年当卡车司机,经常从那一带翻二朗山进康巴藏区,不知你说的硫磺矿在哪个位置?
   唐存理:地名叫脚基坪,有1万多犯人,主要是背矿和炼矿。记得吴弘达写过中国的古拉格群岛,书里也有一张劳改营的分布图,但这远不是全貌。中国到底有多少监狱和劳改农场?恐怕连司法局的官员也弄不清楚。区、县、市、地区、省、中央,我估计方圆几百里就有一座监狱,这还不算私设公堂。
   老威:你能从大饥荒年代的劳改犯里活出来,真够幸运。
   唐存理:但我奄奄一息,许多场景、许多记忆已经被抹去。一人独处时,某个褪色的画面,某个亡友的名字会突然闪一下,搞得浑身起鸡皮疙瘩,可真要追溯,就是抓破头皮也想不起来。就像火山灰烬,还热得烫手,却已看不见、说不出毁灭性的具体细节。
   总之,脚基坪毁于山洪爆发与硫磺矿的火灾,死了太多的人,连警察的生命也受到威胁,才不得不转监。62年往大凉山普格县的荞窝农场迁,一长串的密封囚车由公安部门押送着,经过雅安、荣经、汉源,再沿大渡河向上。
   老威:你不能象张紫葛那样讲得再详细一点吗?
   唐存理:我真的不是作家,记性太糟。我乘的病号车,挤在身边的都是一具具骷髅,偶而抡一抡胳臂,才发觉是人,不过瘦得不行了。一张皮,几根筋,一把骨头不单病号,所有从脚基坪幸存下来的犯人都这样。颠簸了10天左右,路上能偶而望见衣衫褴褛的老百姓,那真是个十室九空的年代呵。荣经县委书记姚青你知道吗?他可是全国响当当的人物,因为在他的治下,荣经县的饿殍高居全国之冠,最后连抬尸体也找不到人,就连死人带房屋晾着,恶臭四溢,直到某一天房顶朽了,轰地塌下来。这个鬼见愁的姚青书记被中共当作替罪羊,判了18年徒刑。
   老威:你见过这位姚书记吗?
   唐存理:在荞窝农场,我曾与国共两党的一些将军、官员关在一个队,其中就有这个姚青。当我问起饿死人的事,他还不好意思。据说他后来不服判决,一直申诉,还平了反。
   老威:申诉理由呢?
   唐存理:他觉得是上面的政策错误,自己只是个执行者,不该负主要责任。现在这段历史成了中共的糊涂帐,而芝麻官姚青或许早死了。
  
   (待续) 



                    
                                              一
   
   采访缘起。2005年1月25日,星期二,我在成都西门的金沙遗址旁访问了从台湾回来不久的唐存理先生。
   唐先生高个子,黑风衣,目光阴郁,笑容苦涩,与冷雨连绵的盆地天气挺般配。我们在约定的茶房单间落坐,唐先生取下围巾和大衣,搓着双手说:总算暖和一点了。
   我点头应和的瞬间,却蓦然从这下意识的搓手动作中,看见了若干劳改犯的影子。十几年过去了,我仍然从梦里一次一次回到监狱,里面有一位长相同唐先生酷似的国民党特务,他在大陆潜伏了20多年,刚一露头,恢复与台湾的组织联系,就被破获了。
   经国安部门审讯,此特务的接头暗号为把沙漠改造成绿洲于是他在狱中的绰号也叫绿洲。我栽进去时,绿洲已被劳动改造了十几年,差不多成沙漠了。
   我刚要提起这个话头,以活跃一下气氛,却见心直口快的唐先生道:我先简单介绍一下家庭背景吧。
   我在打开录音机的同时,动笔记录。
  
   唐先生原籍江苏盐城,却于1940年10月5日出生于抗战陪都重庆。其父唐 ,1932年毕业于由蒋介石任校长的南京中央政治学校第一期,为国民党元老戴季陶、朱家骅、罗家伦、陈果夫等人的学生,因此同中统cc派关系密切,也曾参加军统前身复兴社。唐父毕业后,即派往黔东南,任过岑巩、黄平的县长,接着升任贵州省烟酒专卖局局长。自此平步青云,担任过庐山军官训练团教官、别动总队中队长、陪都烟酒专卖局局长、湖北省政府主任秘书,直至中央合作金库主任。在国民党政府败退之际,负责将一部分黄金美钞运往台湾。
   唐先生的母亲为四川简阳人氏,毕业于国立北平女子师范大学,曾受教于钱玄同,并与刘和珍、许广平同学。曾辗转于山东济南、青岛、烟台及广西梧州等地,教书为生。1948年冬,为躲避战祸,离开丈夫,携儿带女回到阔别多年的故乡,却不料国军兵败如山倒,作为大后方的四川很快陷入动荡之中。唐母惶惶不可终日,就以数封电报催促已准备弃家出境的唐父来川。
   其时,唐父身在广州,伸腿即可抵香港,然而亲情难舍,他不顾朋友和同僚们的警告,在大溃败中逆流而上,企图接引老婆和孩子一道逃离。可事与愿违,四川眨眼之间就解放了。唐父于1950年初被捕,在次年的镇压反革命运动中,惨遭枪杀。
   话至此,唐先生悲叹道:生死关头,父母都铸成了大错!
   我疑惑道:国共交兵,按你父亲的官阶,应该作为战犯的。
   唐先生道:在战场之外,有多少俘虏被屠杀,至今也没个确切的数字。母亲为此悔恨终生,她认为父亲没有杀人放火,只要缴械,总会放一条生路。哪料到不仅搞得家破人亡,还要殃及后人。
   我心想:放一条生路又能怎样呢?绿洲潜伏了几十年,仍然被改造成沙漠了。
   唐先生接着发出感慨:人生跌跌撞撞到如今,虽然还没至名利于我如浮云的境界,但也犯不起错误了。
   此话怎讲?
   人在二、三十岁时犯错,哪怕是不可饶恕的大错,到了五、六十岁,差不多会随着时光的流逝,时代的更迭,被冲刷得干干净净;可已经60多岁的人,如我,就犯不起错,哪怕不是不可饶恕的大错,因为没有改正的机会,人们将会为一个小污点而记你一辈子。
   这么严重吗?
   你现在才40多岁,勉强来得及浪子回头,当然体味不了浪子回不了头的悲观。
   那就书归正传,我沮丧道,人生若梦啊,明早醒来我也60多岁了。

                             二

   唐存理:父亲被镇压后,家里的顶梁柱倒了,作为新知识女性的母亲只能忍辱负重,靠江苏老家亲戚们的微薄资助,艰难度日,拉扯儿女。1951年,我刚11岁,就以优异成绩考上了历史悠久的名牌学校石室中学。
   老威:黑五类的子女也能进名牌学校?
   唐存理:政权交替,为安定人心,共产党提出了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的口号,不少旧社会过来的公职人员还参与政府的工作呢。我那时小小年纪,就知道要有出路,只能发奋读书,学好本事,为社会作贡献。我的成绩在学校一直名列前矛,并且还在课外自修高等数学、流体力学等大学课程,我在这方面有些天赋,我的理想是做个工程师。
   1957年夏天,由于毛泽东引蛇出洞阳谋的成功施展,大规模的反右开始了。我父母的亲戚,绝大多数成了右派。在如此黑云压城城欲催的政治环境下,我高中毕业,并且参加高考,结果尽在意料中出身剥削阶级家庭的高材生全部落榜!多年以后,我才从一位前中共教育官员口中得之毛泽东在当时的内部指示:培养他们(指关、管、杀)的子弟,无异于栽林养虎。
   由于落榜的打击,我们那一批因家庭出身而被扫地出门的高材生经常聚在一块,边喝茶边发表对现实不满的言论。由于怀才不遇,心理失衡,有些走极端的同学甚至主张偷越国境。有个叫叶ΧΧ的,还来动员我一起逃。因为我胆子小,对母亲、妹妹也比较依恋,就拒绝了。后来以叶ΧΧ为首,酿成一起企图投敌叛国的集团案,我无端受到连累,几乎死无葬身之地。
   老威:我想起《四川文学》曾有个编辑,叫ΧΧ,57年做青年学生时被弄成右派,一时冲动,就跑到深圳。那时的深圳还是个偏僻的小渔村,ΧΧ选个水草密的地方,四顾无人就下了水,不料才游出20多米,就叫兜头一排子弹给打了回来。后来,ΧΧ获投敌叛国罪,坐了20多年牢,平反出狱时已50多岁了。
   唐存理:可叶ΧΧ没等到平反释放,就死在狱中了。这起案子判了二十几个人,许多人我都不认识。
   老威:你在社会上流落了几年?
   唐存理:高考落榜到1959年底。由于家境贫寒,我一直打临工,其间也在小学和民办中学代过课。被捕之前我正在成都市交通局平车处,地点是南郊红牌楼。我们当时修土铁路,干得热火朝天。
   老威:什么是土铁路?
   唐存理:这也是1958年大跃进中诞生的奇异风景中间是一条简易铁路,铁轨上趴着三、四节货厢,你猜用什么作动力?
   老威:火车头嘛。
   唐存理:汽车头。骑在铁轨两边,吭哧吭哧拖货厢,远看像机械马拉车。可铺铁路要耗费大量人力,我们干了几个月,辗转了好几个工地,直到1959年12月29号。
   那天上午还在卖苦力,下午我就被暗中看管住了。接着在工地食堂召开几十人大会,领导和积极分子先后发言,把斗争气氛搞热了,才大吼一声:把反革命分子唐存理抓起来!
   我的胳膊被擒住了。此时一辆小轿车驶进工地,那年月,这非常扎眼。从车内钻出一高一矮两位便衣公安人员,他们目不斜视地走进会场,从积极分子手里接过我,转身押入轿车后座。
   群众都涌出会场来看戏,轿车发动了。接着绕出工地,经过大街,驶入成都市中级法院的大门,就停在院坝里。而我下了车,被继续朝前带,直到拐了几个弯,才在挂着成都市劳动教养办公室的平房前遵命刹步。
   从下午4点折腾到傍晚,我已心力交瘁。劳教中转站有许多野兽笼子一般的监房,我被丢进其中一间,面积约10来平方米,却羁押了20多人,满的像开了锅的汤。起夜蹑手蹑脚靠近旮旯里的尿桶,倍觉艰辛,待尿完折回,却寻不见原来的铺位了,只好支着半边屁股作思索状。
   我在这儿关了6天,熬得双眼通红,却辗转难眠。我以为自己会同许多人一样,判劳教,去边远苦寒之地,再也回不到成都母亲身边了窒息般的绝望一阵阵袭上心头。
   1960年1月5号晚上,我被唤出监房,押解至劳教监所外面的一个十几平方米的房间。靠里的条桌后,并排坐了两个人,我猜大概是审判员和书记员,而旁边小桌后,坐的就是陪审员了。审讯过场走了约10分钟,无非是对照已打印好的《判决书》,核对姓名、年龄、住址、个人和家庭成分,验明正身。
   我双手颤抖地接过《判决书》,见上面的日期为1959年12月30日。
   老威:劳教是公安机关说了算,还需判决吗?
   唐存理:劳教是不需要法院判决,只要一纸《劳动教养通知书》就搞定了。但我判得是管制。
   老威:群众管制也要法院判决?我可是第一次听说。
   唐存理:不是象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那样,放在当地管制,而是管制劳教比劳教的性质更严重。
   老威:我还是不明白。
   唐存理:劳教在名目上是人民内部矛盾,不走法律过场,因此派出所的民警瞧你不顺眼,都有权送你去劳教;而管制劳教是敌我矛盾,有正式起诉和判决,可管制的地点在劳教农场。
   老威:算不算正式的劳改犯?
   唐存理:程度上稍轻吧?不知道。总之在当时,判管制劳教的不少。也不上正式的法庭,连《起诉书》和《判决书》都是一块儿给我的,辩护就更别提了。在我的印象中,律师这种新鲜事物,也是在改革开发之后才有的。
   《判决书》的原文是这样的
   唐存理,男,现年19岁,本人出身学生,家庭成分伪官僚。对我党有阶级仇恨。攻击我社会主义制度没有民主,攻击反右斗争是压制民主。与叶、周等纠集成反革命集团,企图从广州偷越到香港(或西藏偷越到印度)等等判处管制3年,送劳动教养。
   落款为成都市西城区人民法院,而公诉单位为成都市公安局,局长林佐夫。
   老威:你的罪状太不过硬了。
   唐存理:也就喝茶的时候发过几句牢骚,或者别人发牢骚时我附和了两句。至于偷渡,纯属无稽之谈。可就因为这个,我劳改了将近20年!
   老威:你没想到会去这么久?
   唐存理:我太年轻了,还随身带着数学教程,想在里面自学成材呢。
   老威:1960年初,全国正发生着大饥荒,饿死了不少人,你是怎麽熬过来的?
   唐存理:记忆已经很模糊了。
   老威:怎么可能呢?当时我才两岁,饿出了水肿病,差点死了。直到如今,做梦都怕挨饿。
   唐存理:我不是张紫葛那样的作家,把人吃人的细节对你描述得身临其境。我只是个记忆很糟的普通人,脑子里有就有,没有也编不出来。我先被送到雅安里面的天全硫磺矿。那是大山区,一年四季阴霾密布,气温很低。劳改犯从海拔极高的地方背矿石下来冶炼,毒烟弥漫,经常出事我曾亲眼见一场大火烧死几十个人。幸而我体质太差,就分在蔬菜队,不久就饿出了水肿病,住进了医院。
   老威:当时的粮食定量是多少?
   唐存理:27斤。
   老威:干部的定量也是27斤?
   唐存理:这是小秤,也就是16两为1斤,金裹银,红苕为主。
   老威:金裹银?
   唐存理:也就是玉米粒煮饭,金灿灿的一锅。粮食不够吃,有经验的犯人就凭生存嗅觉,四处偷东西,田里、地里,甚至入土三尺,只要能进嘴,都去掏。我算个读书人,无贼心贼胆,只能靠定量干撑着。当然也学着去扯些野菜,迫不及待地填肚子,结果上吐下泻。在医院住了一年,差点就死了。我一米八几的个子,瘦得只有79斤,形同枯骨。连呼吸都累,一张皮扯得跟拉风箱一般,滋滋滋的。
   老威:你周围有饿死的人吗?
   唐存理:我饿得神智不清,不晓得四周进出了多少人。可医院的后面山脚就是野坟地,有时一车拉走几具尸,咚咚往事先挖好的坑里扔,那声音隔墙传进病房,朦胧中就听人议论:扔大炮了!一会儿,又有人用手电射我的瞳孔,检查是否活着。我怕自己被扔大炮,神经下意识地绷紧了。
   老威:我早年当卡车司机,经常从那一带翻二朗山进康巴藏区,不知你说的硫磺矿在哪个位置?
   唐存理:地名叫脚基坪,有1万多犯人,主要是背矿和炼矿。记得吴弘达写过中国的古拉格群岛,书里也有一张劳改营的分布图,但这远不是全貌。中国到底有多少监狱和劳改农场?恐怕连司法局的官员也弄不清楚。区、县、市、地区、省、中央,我估计方圆几百里就有一座监狱,这还不算私设公堂。
   老威:你能从大饥荒年代的劳改犯里活出来,真够幸运。
   唐存理:但我奄奄一息,许多场景、许多记忆已经被抹去。一人独处时,某个褪色的画面,某个亡友的名字会突然闪一下,搞得浑身起鸡皮疙瘩,可真要追溯,就是抓破头皮也想不起来。就像火山灰烬,还热得烫手,却已看不见、说不出毁灭性的具体细节。
   总之,脚基坪毁于山洪爆发与硫磺矿的火灾,死了太多的人,连警察的生命也受到威胁,才不得不转监。62年往大凉山普格县的荞窝农场迁,一长串的密封囚车由公安部门押送着,经过雅安、荣经、汉源,再沿大渡河向上。
   老威:你不能象张紫葛那样讲得再详细一点吗?
   唐存理:我真的不是作家,记性太糟。我乘的病号车,挤在身边的都是一具具骷髅,偶而抡一抡胳臂,才发觉是人,不过瘦得不行了。一张皮,几根筋,一把骨头不单病号,所有从脚基坪幸存下来的犯人都这样。颠簸了10天左右,路上能偶而望见衣衫褴褛的老百姓,那真是个十室九空的年代呵。荣经县委书记姚青你知道吗?他可是全国响当当的人物,因为在他的治下,荣经县的饿殍高居全国之冠,最后连抬尸体也找不到人,就连死人带房屋晾着,恶臭四溢,直到某一天房顶朽了,轰地塌下来。这个鬼见愁的姚青书记被中共当作替罪羊,判了18年徒刑。
   老威:你见过这位姚书记吗?
   唐存理:在荞窝农场,我曾与国共两党的一些将军、官员关在一个队,其中就有这个姚青。当我问起饿死人的事,他还不好意思。据说他后来不服判决,一直申诉,还平了反。
   老威:申诉理由呢?
   唐存理:他觉得是上面的政策错误,自己只是个执行者,不该负主要责任。现在这段历史成了中共的糊涂帐,而芝麻官姚青或许早死了。
  
   (待续) 



                    
                                              一
   
   采访缘起。2005年1月25日,星期二,我在成都西门的金沙遗址旁访问了从台湾回来不久的唐存理先生。
   唐先生高个子,黑风衣,目光阴郁,笑容苦涩,与冷雨连绵的盆地天气挺般配。我们在约定的茶房单间落坐,唐先生取下围巾和大衣,搓着双手说:总算暖和一点了。
   我点头应和的瞬间,却蓦然从这下意识的搓手动作中,看见了若干劳改犯的影子。十几年过去了,我仍然从梦里一次一次回到监狱,里面有一位长相同唐先生酷似的国民党特务,他在大陆潜伏了20多年,刚一露头,恢复与台湾的组织联系,就被破获了。
   经国安部门审讯,此特务的接头暗号为把沙漠改造成绿洲于是他在狱中的绰号也叫绿洲。我栽进去时,绿洲已被劳动改造了十几年,差不多成沙漠了。
   我刚要提起这个话头,以活跃一下气氛,却见心直口快的唐先生道:我先简单介绍一下家庭背景吧。
   我在打开录音机的同时,动笔记录。
  
   唐先生原籍江苏盐城,却于1940年10月5日出生于抗战陪都重庆。其父唐 ,1932年毕业于由蒋介石任校长的南京中央政治学校第一期,为国民党元老戴季陶、朱家骅、罗家伦、陈果夫等人的学生,因此同中统cc派关系密切,也曾参加军统前身复兴社。唐父毕业后,即派往黔东南,任过岑巩、黄平的县长,接着升任贵州省烟酒专卖局局长。自此平步青云,担任过庐山军官训练团教官、别动总队中队长、陪都烟酒专卖局局长、湖北省政府主任秘书,直至中央合作金库主任。在国民党政府败退之际,负责将一部分黄金美钞运往台湾。
   唐先生的母亲为四川简阳人氏,毕业于国立北平女子师范大学,曾受教于钱玄同,并与刘和珍、许广平同学。曾辗转于山东济南、青岛、烟台及广西梧州等地,教书为生。1948年冬,为躲避战祸,离开丈夫,携儿带女回到阔别多年的故乡,却不料国军兵败如山倒,作为大后方的四川很快陷入动荡之中。唐母惶惶不可终日,就以数封电报催促已准备弃家出境的唐父来川。
   其时,唐父身在广州,伸腿即可抵香港,然而亲情难舍,他不顾朋友和同僚们的警告,在大溃败中逆流而上,企图接引老婆和孩子一道逃离。可事与愿违,四川眨眼之间就解放了。唐父于1950年初被捕,在次年的镇压反革命运动中,惨遭枪杀。
   话至此,唐先生悲叹道:生死关头,父母都铸成了大错!
   我疑惑道:国共交兵,按你父亲的官阶,应该作为战犯的。
   唐先生道:在战场之外,有多少俘虏被屠杀,至今也没个确切的数字。母亲为此悔恨终生,她认为父亲没有杀人放火,只要缴械,总会放一条生路。哪料到不仅搞得家破人亡,还要殃及后人。
   我心想:放一条生路又能怎样呢?绿洲潜伏了几十年,仍然被改造成沙漠了。
   唐先生接着发出感慨:人生跌跌撞撞到如今,虽然还没至名利于我如浮云的境界,但也犯不起错误了。
   此话怎讲?
   人在二、三十岁时犯错,哪怕是不可饶恕的大错,到了五、六十岁,差不多会随着时光的流逝,时代的更迭,被冲刷得干干净净;可已经60多岁的人,如我,就犯不起错,哪怕不是不可饶恕的大错,因为没有改正的机会,人们将会为一个小污点而记你一辈子。
   这么严重吗?
   你现在才40多岁,勉强来得及浪子回头,当然体味不了浪子回不了头的悲观。
   那就书归正传,我沮丧道,人生若梦啊,明早醒来我也60多岁了。

                             二

   唐存理:父亲被镇压后,家里的顶梁柱倒了,作为新知识女性的母亲只能忍辱负重,靠江苏老家亲戚们的微薄资助,艰难度日,拉扯儿女。1951年,我刚11岁,就以优异成绩考上了历史悠久的名牌学校石室中学。
   老威:黑五类的子女也能进名牌学校?
   唐存理:政权交替,为安定人心,共产党提出了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的口号,不少旧社会过来的公职人员还参与政府的工作呢。我那时小小年纪,就知道要有出路,只能发奋读书,学好本事,为社会作贡献。我的成绩在学校一直名列前矛,并且还在课外自修高等数学、流体力学等大学课程,我在这方面有些天赋,我的理想是做个工程师。
   1957年夏天,由于毛泽东引蛇出洞阳谋的成功施展,大规模的反右开始了。我父母的亲戚,绝大多数成了右派。在如此黑云压城城欲催的政治环境下,我高中毕业,并且参加高考,结果尽在意料中出身剥削阶级家庭的高材生全部落榜!多年以后,我才从一位前中共教育官员口中得之毛泽东在当时的内部指示:培养他们(指关、管、杀)的子弟,无异于栽林养虎。
   由于落榜的打击,我们那一批因家庭出身而被扫地出门的高材生经常聚在一块,边喝茶边发表对现实不满的言论。由于怀才不遇,心理失衡,有些走极端的同学甚至主张偷越国境。有个叫叶ΧΧ的,还来动员我一起逃。因为我胆子小,对母亲、妹妹也比较依恋,就拒绝了。后来以叶ΧΧ为首,酿成一起企图投敌叛国的集团案,我无端受到连累,几乎死无葬身之地。
   老威:我想起《四川文学》曾有个编辑,叫ΧΧ,57年做青年学生时被弄成右派,一时冲动,就跑到深圳。那时的深圳还是个偏僻的小渔村,ΧΧ选个水草密的地方,四顾无人就下了水,不料才游出20多米,就叫兜头一排子弹给打了回来。后来,ΧΧ获投敌叛国罪,坐了20多年牢,平反出狱时已50多岁了。
   唐存理:可叶ΧΧ没等到平反释放,就死在狱中了。这起案子判了二十几个人,许多人我都不认识。
   老威:你在社会上流落了几年?
   唐存理:高考落榜到1959年底。由于家境贫寒,我一直打临工,其间也在小学和民办中学代过课。被捕之前我正在成都市交通局平车处,地点是南郊红牌楼。我们当时修土铁路,干得热火朝天。
   老威:什么是土铁路?
   唐存理:这也是1958年大跃进中诞生的奇异风景中间是一条简易铁路,铁轨上趴着三、四节货厢,你猜用什么作动力?
   老威:火车头嘛。
   唐存理:汽车头。骑在铁轨两边,吭哧吭哧拖货厢,远看像机械马拉车。可铺铁路要耗费大量人力,我们干了几个月,辗转了好几个工地,直到1959年12月29号。
   那天上午还在卖苦力,下午我就被暗中看管住了。接着在工地食堂召开几十人大会,领导和积极分子先后发言,把斗争气氛搞热了,才大吼一声:把反革命分子唐存理抓起来!
   我的胳膊被擒住了。此时一辆小轿车驶进工地,那年月,这非常扎眼。从车内钻出一高一矮两位便衣公安人员,他们目不斜视地走进会场,从积极分子手里接过我,转身押入轿车后座。
   群众都涌出会场来看戏,轿车发动了。接着绕出工地,经过大街,驶入成都市中级法院的大门,就停在院坝里。而我下了车,被继续朝前带,直到拐了几个弯,才在挂着成都市劳动教养办公室的平房前遵命刹步。
   从下午4点折腾到傍晚,我已心力交瘁。劳教中转站有许多野兽笼子一般的监房,我被丢进其中一间,面积约10来平方米,却羁押了20多人,满的像开了锅的汤。起夜蹑手蹑脚靠近旮旯里的尿桶,倍觉艰辛,待尿完折回,却寻不见原来的铺位了,只好支着半边屁股作思索状。
   我在这儿关了6天,熬得双眼通红,却辗转难眠。我以为自己会同许多人一样,判劳教,去边远苦寒之地,再也回不到成都母亲身边了窒息般的绝望一阵阵袭上心头。
   1960年1月5号晚上,我被唤出监房,押解至劳教监所外面的一个十几平方米的房间。靠里的条桌后,并排坐了两个人,我猜大概是审判员和书记员,而旁边小桌后,坐的就是陪审员了。审讯过场走了约10分钟,无非是对照已打印好的《判决书》,核对姓名、年龄、住址、个人和家庭成分,验明正身。
   我双手颤抖地接过《判决书》,见上面的日期为1959年12月30日。
   老威:劳教是公安机关说了算,还需判决吗?
   唐存理:劳教是不需要法院判决,只要一纸《劳动教养通知书》就搞定了。但我判得是管制。
   老威:群众管制也要法院判决?我可是第一次听说。
   唐存理:不是象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那样,放在当地管制,而是管制劳教比劳教的性质更严重。
   老威:我还是不明白。
   唐存理:劳教在名目上是人民内部矛盾,不走法律过场,因此派出所的民警瞧你不顺眼,都有权送你去劳教;而管制劳教是敌我矛盾,有正式起诉和判决,可管制的地点在劳教农场。
   老威:算不算正式的劳改犯?
   唐存理:程度上稍轻吧?不知道。总之在当时,判管制劳教的不少。也不上正式的法庭,连《起诉书》和《判决书》都是一块儿给我的,辩护就更别提了。在我的印象中,律师这种新鲜事物,也是在改革开发之后才有的。
   《判决书》的原文是这样的
   唐存理,男,现年19岁,本人出身学生,家庭成分伪官僚。对我党有阶级仇恨。攻击我社会主义制度没有民主,攻击反右斗争是压制民主。与叶、周等纠集成反革命集团,企图从广州偷越到香港(或西藏偷越到印度)等等判处管制3年,送劳动教养。
   落款为成都市西城区人民法院,而公诉单位为成都市公安局,局长林佐夫。
   老威:你的罪状太不过硬了。
   唐存理:也就喝茶的时候发过几句牢骚,或者别人发牢骚时我附和了两句。至于偷渡,纯属无稽之谈。可就因为这个,我劳改了将近20年!
   老威:你没想到会去这么久?
   唐存理:我太年轻了,还随身带着数学教程,想在里面自学成材呢。
   老威:1960年初,全国正发生着大饥荒,饿死了不少人,你是怎麽熬过来的?
   唐存理:记忆已经很模糊了。
   老威:怎么可能呢?当时我才两岁,饿出了水肿病,差点死了。直到如今,做梦都怕挨饿。
   唐存理:我不是张紫葛那样的作家,把人吃人的细节对你描述得身临其境。我只是个记忆很糟的普通人,脑子里有就有,没有也编不出来。我先被送到雅安里面的天全硫磺矿。那是大山区,一年四季阴霾密布,气温很低。劳改犯从海拔极高的地方背矿石下来冶炼,毒烟弥漫,经常出事我曾亲眼见一场大火烧死几十个人。幸而我体质太差,就分在蔬菜队,不久就饿出了水肿病,住进了医院。
   老威:当时的粮食定量是多少?
   唐存理:27斤。
   老威:干部的定量也是27斤?
   唐存理:这是小秤,也就是16两为1斤,金裹银,红苕为主。
   老威:金裹银?
   唐存理:也就是玉米粒煮饭,金灿灿的一锅。粮食不够吃,有经验的犯人就凭生存嗅觉,四处偷东西,田里、地里,甚至入土三尺,只要能进嘴,都去掏。我算个读书人,无贼心贼胆,只能靠定量干撑着。当然也学着去扯些野菜,迫不及待地填肚子,结果上吐下泻。在医院住了一年,差点就死了。我一米八几的个子,瘦得只有79斤,形同枯骨。连呼吸都累,一张皮扯得跟拉风箱一般,滋滋滋的。
   老威:你周围有饿死的人吗?
   唐存理:我饿得神智不清,不晓得四周进出了多少人。可医院的后面山脚就是野坟地,有时一车拉走几具尸,咚咚往事先挖好的坑里扔,那声音隔墙传进病房,朦胧中就听人议论:扔大炮了!一会儿,又有人用手电射我的瞳孔,检查是否活着。我怕自己被扔大炮,神经下意识地绷紧了。
   老威:我早年当卡车司机,经常从那一带翻二朗山进康巴藏区,不知你说的硫磺矿在哪个位置?
   唐存理:地名叫脚基坪,有1万多犯人,主要是背矿和炼矿。记得吴弘达写过中国的古拉格群岛,书里也有一张劳改营的分布图,但这远不是全貌。中国到底有多少监狱和劳改农场?恐怕连司法局的官员也弄不清楚。区、县、市、地区、省、中央,我估计方圆几百里就有一座监狱,这还不算私设公堂。
   老威:你能从大饥荒年代的劳改犯里活出来,真够幸运。
   唐存理:但我奄奄一息,许多场景、许多记忆已经被抹去。一人独处时,某个褪色的画面,某个亡友的名字会突然闪一下,搞得浑身起鸡皮疙瘩,可真要追溯,就是抓破头皮也想不起来。就像火山灰烬,还热得烫手,却已看不见、说不出毁灭性的具体细节。
   总之,脚基坪毁于山洪爆发与硫磺矿的火灾,死了太多的人,连警察的生命也受到威胁,才不得不转监。62年往大凉山普格县的荞窝农场迁,一长串的密封囚车由公安部门押送着,经过雅安、荣经、汉源,再沿大渡河向上。
   老威:你不能象张紫葛那样讲得再详细一点吗?
   唐存理:我真的不是作家,记性太糟。我乘的病号车,挤在身边的都是一具具骷髅,偶而抡一抡胳臂,才发觉是人,不过瘦得不行了。一张皮,几根筋,一把骨头不单病号,所有从脚基坪幸存下来的犯人都这样。颠簸了10天左右,路上能偶而望见衣衫褴褛的老百姓,那真是个十室九空的年代呵。荣经县委书记姚青你知道吗?他可是全国响当当的人物,因为在他的治下,荣经县的饿殍高居全国之冠,最后连抬尸体也找不到人,就连死人带房屋晾着,恶臭四溢,直到某一天房顶朽了,轰地塌下来。这个鬼见愁的姚青书记被中共当作替罪羊,判了18年徒刑。
   老威:你见过这位姚书记吗?
   唐存理:在荞窝农场,我曾与国共两党的一些将军、官员关在一个队,其中就有这个姚青。当我问起饿死人的事,他还不好意思。据说他后来不服判决,一直申诉,还平了反。
   老威:申诉理由呢?
   唐存理:他觉得是上面的政策错误,自己只是个执行者,不该负主要责任。现在这段历史成了中共的糊涂帐,而芝麻官姚青或许早死了。
  
   (待续) 



                    
                                              一
   
   采访缘起。2005年1月25日,星期二,我在成都西门的金沙遗址旁访问了从台湾回来不久的唐存理先生。
   唐先生高个子,黑风衣,目光阴郁,笑容苦涩,与冷雨连绵的盆地天气挺般配。我们在约定的茶房单间落坐,唐先生取下围巾和大衣,搓着双手说:总算暖和一点了。
   我点头应和的瞬间,却蓦然从这下意识的搓手动作中,看见了若干劳改犯的影子。十几年过去了,我仍然从梦里一次一次回到监狱,里面有一位长相同唐先生酷似的国民党特务,他在大陆潜伏了20多年,刚一露头,恢复与台湾的组织联系,就被破获了。
   经国安部门审讯,此特务的接头暗号为把沙漠改造成绿洲于是他在狱中的绰号也叫绿洲。我栽进去时,绿洲已被劳动改造了十几年,差不多成沙漠了。
   我刚要提起这个话头,以活跃一下气氛,却见心直口快的唐先生道:我先简单介绍一下家庭背景吧。
   我在打开录音机的同时,动笔记录。
  
   唐先生原籍江苏盐城,却于1940年10月5日出生于抗战陪都重庆。其父唐 ,1932年毕业于由蒋介石任校长的南京中央政治学校第一期,为国民党元老戴季陶、朱家骅、罗家伦、陈果夫等人的学生,因此同中统cc派关系密切,也曾参加军统前身复兴社。唐父毕业后,即派往黔东南,任过岑巩、黄平的县长,接着升任贵州省烟酒专卖局局长。自此平步青云,担任过庐山军官训练团教官、别动总队中队长、陪都烟酒专卖局局长、湖北省政府主任秘书,直至中央合作金库主任。在国民党政府败退之际,负责将一部分黄金美钞运往台湾。
   唐先生的母亲为四川简阳人氏,毕业于国立北平女子师范大学,曾受教于钱玄同,并与刘和珍、许广平同学。曾辗转于山东济南、青岛、烟台及广西梧州等地,教书为生。1948年冬,为躲避战祸,离开丈夫,携儿带女回到阔别多年的故乡,却不料国军兵败如山倒,作为大后方的四川很快陷入动荡之中。唐母惶惶不可终日,就以数封电报催促已准备弃家出境的唐父来川。
   其时,唐父身在广州,伸腿即可抵香港,然而亲情难舍,他不顾朋友和同僚们的警告,在大溃败中逆流而上,企图接引老婆和孩子一道逃离。可事与愿违,四川眨眼之间就解放了。唐父于1950年初被捕,在次年的镇压反革命运动中,惨遭枪杀。
   话至此,唐先生悲叹道:生死关头,父母都铸成了大错!
   我疑惑道:国共交兵,按你父亲的官阶,应该作为战犯的。
   唐先生道:在战场之外,有多少俘虏被屠杀,至今也没个确切的数字。母亲为此悔恨终生,她认为父亲没有杀人放火,只要缴械,总会放一条生路。哪料到不仅搞得家破人亡,还要殃及后人。
   我心想:放一条生路又能怎样呢?绿洲潜伏了几十年,仍然被改造成沙漠了。
   唐先生接着发出感慨:人生跌跌撞撞到如今,虽然还没至名利于我如浮云的境界,但也犯不起错误了。
   此话怎讲?
   人在二、三十岁时犯错,哪怕是不可饶恕的大错,到了五、六十岁,差不多会随着时光的流逝,时代的更迭,被冲刷得干干净净;可已经60多岁的人,如我,就犯不起错,哪怕不是不可饶恕的大错,因为没有改正的机会,人们将会为一个小污点而记你一辈子。
   这么严重吗?
   你现在才40多岁,勉强来得及浪子回头,当然体味不了浪子回不了头的悲观。
   那就书归正传,我沮丧道,人生若梦啊,明早醒来我也60多岁了。

                             二

   唐存理:父亲被镇压后,家里的顶梁柱倒了,作为新知识女性的母亲只能忍辱负重,靠江苏老家亲戚们的微薄资助,艰难度日,拉扯儿女。1951年,我刚11岁,就以优异成绩考上了历史悠久的名牌学校石室中学。
   老威:黑五类的子女也能进名牌学校?
   唐存理:政权交替,为安定人心,共产党提出了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的口号,不少旧社会过来的公职人员还参与政府的工作呢。我那时小小年纪,就知道要有出路,只能发奋读书,学好本事,为社会作贡献。我的成绩在学校一直名列前矛,并且还在课外自修高等数学、流体力学等大学课程,我在这方面有些天赋,我的理想是做个工程师。
   1957年夏天,由于毛泽东引蛇出洞阳谋的成功施展,大规模的反右开始了。我父母的亲戚,绝大多数成了右派。在如此黑云压城城欲催的政治环境下,我高中毕业,并且参加高考,结果尽在意料中出身剥削阶级家庭的高材生全部落榜!多年以后,我才从一位前中共教育官员口中得之毛泽东在当时的内部指示:培养他们(指关、管、杀)的子弟,无异于栽林养虎。
   由于落榜的打击,我们那一批因家庭出身而被扫地出门的高材生经常聚在一块,边喝茶边发表对现实不满的言论。由于怀才不遇,心理失衡,有些走极端的同学甚至主张偷越国境。有个叫叶ΧΧ的,还来动员我一起逃。因为我胆子小,对母亲、妹妹也比较依恋,就拒绝了。后来以叶ΧΧ为首,酿成一起企图投敌叛国的集团案,我无端受到连累,几乎死无葬身之地。
   老威:我想起《四川文学》曾有个编辑,叫ΧΧ,57年做青年学生时被弄成右派,一时冲动,就跑到深圳。那时的深圳还是个偏僻的小渔村,ΧΧ选个水草密的地方,四顾无人就下了水,不料才游出20多米,就叫兜头一排子弹给打了回来。后来,ΧΧ获投敌叛国罪,坐了20多年牢,平反出狱时已50多岁了。
   唐存理:可叶ΧΧ没等到平反释放,就死在狱中了。这起案子判了二十几个人,许多人我都不认识。
   老威:你在社会上流落了几年?
   唐存理:高考落榜到1959年底。由于家境贫寒,我一直打临工,其间也在小学和民办中学代过课。被捕之前我正在成都市交通局平车处,地点是南郊红牌楼。我们当时修土铁路,干得热火朝天。
   老威:什么是土铁路?
   唐存理:这也是1958年大跃进中诞生的奇异风景中间是一条简易铁路,铁轨上趴着三、四节货厢,你猜用什么作动力?
   老威:火车头嘛。
   唐存理:汽车头。骑在铁轨两边,吭哧吭哧拖货厢,远看像机械马拉车。可铺铁路要耗费大量人力,我们干了几个月,辗转了好几个工地,直到1959年12月29号。
   那天上午还在卖苦力,下午我就被暗中看管住了。接着在工地食堂召开几十人大会,领导和积极分子先后发言,把斗争气氛搞热了,才大吼一声:把反革命分子唐存理抓起来!
   我的胳膊被擒住了。此时一辆小轿车驶进工地,那年月,这非常扎眼。从车内钻出一高一矮两位便衣公安人员,他们目不斜视地走进会场,从积极分子手里接过我,转身押入轿车后座。
   群众都涌出会场来看戏,轿车发动了。接着绕出工地,经过大街,驶入成都市中级法院的大门,就停在院坝里。而我下了车,被继续朝前带,直到拐了几个弯,才在挂着成都市劳动教养办公室的平房前遵命刹步。
   从下午4点折腾到傍晚,我已心力交瘁。劳教中转站有许多野兽笼子一般的监房,我被丢进其中一间,面积约10来平方米,却羁押了20多人,满的像开了锅的汤。起夜蹑手蹑脚靠近旮旯里的尿桶,倍觉艰辛,待尿完折回,却寻不见原来的铺位了,只好支着半边屁股作思索状。
   我在这儿关了6天,熬得双眼通红,却辗转难眠。我以为自己会同许多人一样,判劳教,去边远苦寒之地,再也回不到成都母亲身边了窒息般的绝望一阵阵袭上心头。
   1960年1月5号晚上,我被唤出监房,押解至劳教监所外面的一个十几平方米的房间。靠里的条桌后,并排坐了两个人,我猜大概是审判员和书记员,而旁边小桌后,坐的就是陪审员了。审讯过场走了约10分钟,无非是对照已打印好的《判决书》,核对姓名、年龄、住址、个人和家庭成分,验明正身。
   我双手颤抖地接过《判决书》,见上面的日期为1959年12月30日。
   老威:劳教是公安机关说了算,还需判决吗?
   唐存理:劳教是不需要法院判决,只要一纸《劳动教养通知书》就搞定了。但我判得是管制。
   老威:群众管制也要法院判决?我可是第一次听说。
   唐存理:不是象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那样,放在当地管制,而是管制劳教比劳教的性质更严重。
   老威:我还是不明白。
   唐存理:劳教在名目上是人民内部矛盾,不走法律过场,因此派出所的民警瞧你不顺眼,都有权送你去劳教;而管制劳教是敌我矛盾,有正式起诉和判决,可管制的地点在劳教农场。
   老威:算不算正式的劳改犯?
   唐存理:程度上稍轻吧?不知道。总之在当时,判管制劳教的不少。也不上正式的法庭,连《起诉书》和《判决书》都是一块儿给我的,辩护就更别提了。在我的印象中,律师这种新鲜事物,也是在改革开发之后才有的。
   《判决书》的原文是这样的
   唐存理,男,现年19岁,本人出身学生,家庭成分伪官僚。对我党有阶级仇恨。攻击我社会主义制度没有民主,攻击反右斗争是压制民主。与叶、周等纠集成反革命集团,企图从广州偷越到香港(或西藏偷越到印度)等等判处管制3年,送劳动教养。
   落款为成都市西城区人民法院,而公诉单位为成都市公安局,局长林佐夫。
   老威:你的罪状太不过硬了。
   唐存理:也就喝茶的时候发过几句牢骚,或者别人发牢骚时我附和了两句。至于偷渡,纯属无稽之谈。可就因为这个,我劳改了将近20年!
   老威:你没想到会去这么久?
   唐存理:我太年轻了,还随身带着数学教程,想在里面自学成材呢。
   老威:1960年初,全国正发生着大饥荒,饿死了不少人,你是怎麽熬过来的?
   唐存理:记忆已经很模糊了。
   老威:怎么可能呢?当时我才两岁,饿出了水肿病,差点死了。直到如今,做梦都怕挨饿。
   唐存理:我不是张紫葛那样的作家,把人吃人的细节对你描述得身临其境。我只是个记忆很糟的普通人,脑子里有就有,没有也编不出来。我先被送到雅安里面的天全硫磺矿。那是大山区,一年四季阴霾密布,气温很低。劳改犯从海拔极高的地方背矿石下来冶炼,毒烟弥漫,经常出事我曾亲眼见一场大火烧死几十个人。幸而我体质太差,就分在蔬菜队,不久就饿出了水肿病,住进了医院。
   老威:当时的粮食定量是多少?
   唐存理:27斤。
   老威:干部的定量也是27斤?
   唐存理:这是小秤,也就是16两为1斤,金裹银,红苕为主。
   老威:金裹银?
   唐存理:也就是玉米粒煮饭,金灿灿的一锅。粮食不够吃,有经验的犯人就凭生存嗅觉,四处偷东西,田里、地里,甚至入土三尺,只要能进嘴,都去掏。我算个读书人,无贼心贼胆,只能靠定量干撑着。当然也学着去扯些野菜,迫不及待地填肚子,结果上吐下泻。在医院住了一年,差点就死了。我一米八几的个子,瘦得只有79斤,形同枯骨。连呼吸都累,一张皮扯得跟拉风箱一般,滋滋滋的。
   老威:你周围有饿死的人吗?
   唐存理:我饿得神智不清,不晓得四周进出了多少人。可医院的后面山脚就是野坟地,有时一车拉走几具尸,咚咚往事先挖好的坑里扔,那声音隔墙传进病房,朦胧中就听人议论:扔大炮了!一会儿,又有人用手电射我的瞳孔,检查是否活着。我怕自己被扔大炮,神经下意识地绷紧了。
   老威:我早年当卡车司机,经常从那一带翻二朗山进康巴藏区,不知你说的硫磺矿在哪个位置?
   唐存理:地名叫脚基坪,有1万多犯人,主要是背矿和炼矿。记得吴弘达写过中国的古拉格群岛,书里也有一张劳改营的分布图,但这远不是全貌。中国到底有多少监狱和劳改农场?恐怕连司法局的官员也弄不清楚。区、县、市、地区、省、中央,我估计方圆几百里就有一座监狱,这还不算私设公堂。
   老威:你能从大饥荒年代的劳改犯里活出来,真够幸运。
   唐存理:但我奄奄一息,许多场景、许多记忆已经被抹去。一人独处时,某个褪色的画面,某个亡友的名字会突然闪一下,搞得浑身起鸡皮疙瘩,可真要追溯,就是抓破头皮也想不起来。就像火山灰烬,还热得烫手,却已看不见、说不出毁灭性的具体细节。
   总之,脚基坪毁于山洪爆发与硫磺矿的火灾,死了太多的人,连警察的生命也受到威胁,才不得不转监。62年往大凉山普格县的荞窝农场迁,一长串的密封囚车由公安部门押送着,经过雅安、荣经、汉源,再沿大渡河向上。
   老威:你不能象张紫葛那样讲得再详细一点吗?
   唐存理:我真的不是作家,记性太糟。我乘的病号车,挤在身边的都是一具具骷髅,偶而抡一抡胳臂,才发觉是人,不过瘦得不行了。一张皮,几根筋,一把骨头不单病号,所有从脚基坪幸存下来的犯人都这样。颠簸了10天左右,路上能偶而望见衣衫褴褛的老百姓,那真是个十室九空的年代呵。荣经县委书记姚青你知道吗?他可是全国响当当的人物,因为在他的治下,荣经县的饿殍高居全国之冠,最后连抬尸体也找不到人,就连死人带房屋晾着,恶臭四溢,直到某一天房顶朽了,轰地塌下来。这个鬼见愁的姚青书记被中共当作替罪羊,判了18年徒刑。
   老威:你见过这位姚书记吗?
   唐存理:在荞窝农场,我曾与国共两党的一些将军、官员关在一个队,其中就有这个姚青。当我问起饿死人的事,他还不好意思。据说他后来不服判决,一直申诉,还平了反。
   老威:申诉理由呢?
   唐存理:他觉得是上面的政策错误,自己只是个执行者,不该负主要责任。现在这段历史成了中共的糊涂帐,而芝麻官姚青或许早死了。
  
   (待续) 



                    
                                              一
   
   采访缘起。2005年1月25日,星期二,我在成都西门的金沙遗址旁访问了从台湾回来不久的唐存理先生。
   唐先生高个子,黑风衣,目光阴郁,笑容苦涩,与冷雨连绵的盆地天气挺般配。我们在约定的茶房单间落坐,唐先生取下围巾和大衣,搓着双手说:总算暖和一点了。
   我点头应和的瞬间,却蓦然从这下意识的搓手动作中,看见了若干劳改犯的影子。十几年过去了,我仍然从梦里一次一次回到监狱,里面有一位长相同唐先生酷似的国民党特务,他在大陆潜伏了20多年,刚一露头,恢复与台湾的组织联系,就被破获了。
   经国安部门审讯,此特务的接头暗号为把沙漠改造成绿洲于是他在狱中的绰号也叫绿洲。我栽进去时,绿洲已被劳动改造了十几年,差不多成沙漠了。
   我刚要提起这个话头,以活跃一下气氛,却见心直口快的唐先生道:我先简单介绍一下家庭背景吧。
   我在打开录音机的同时,动笔记录。
  
   唐先生原籍江苏盐城,却于1940年10月5日出生于抗战陪都重庆。其父唐 ,1932年毕业于由蒋介石任校长的南京中央政治学校第一期,为国民党元老戴季陶、朱家骅、罗家伦、陈果夫等人的学生,因此同中统cc派关系密切,也曾参加军统前身复兴社。唐父毕业后,即派往黔东南,任过岑巩、黄平的县长,接着升任贵州省烟酒专卖局局长。自此平步青云,担任过庐山军官训练团教官、别动总队中队长、陪都烟酒专卖局局长、湖北省政府主任秘书,直至中央合作金库主任。在国民党政府败退之际,负责将一部分黄金美钞运往台湾。
   唐先生的母亲为四川简阳人氏,毕业于国立北平女子师范大学,曾受教于钱玄同,并与刘和珍、许广平同学。曾辗转于山东济南、青岛、烟台及广西梧州等地,教书为生。1948年冬,为躲避战祸,离开丈夫,携儿带女回到阔别多年的故乡,却不料国军兵败如山倒,作为大后方的四川很快陷入动荡之中。唐母惶惶不可终日,就以数封电报催促已准备弃家出境的唐父来川。
   其时,唐父身在广州,伸腿即可抵香港,然而亲情难舍,他不顾朋友和同僚们的警告,在大溃败中逆流而上,企图接引老婆和孩子一道逃离。可事与愿违,四川眨眼之间就解放了。唐父于1950年初被捕,在次年的镇压反革命运动中,惨遭枪杀。
   话至此,唐先生悲叹道:生死关头,父母都铸成了大错!
   我疑惑道:国共交兵,按你父亲的官阶,应该作为战犯的。
   唐先生道:在战场之外,有多少俘虏被屠杀,至今也没个确切的数字。母亲为此悔恨终生,她认为父亲没有杀人放火,只要缴械,总会放一条生路。哪料到不仅搞得家破人亡,还要殃及后人。
   我心想:放一条生路又能怎样呢?绿洲潜伏了几十年,仍然被改造成沙漠了。
   唐先生接着发出感慨:人生跌跌撞撞到如今,虽然还没至名利于我如浮云的境界,但也犯不起错误了。
   此话怎讲?
   人在二、三十岁时犯错,哪怕是不可饶恕的大错,到了五、六十岁,差不多会随着时光的流逝,时代的更迭,被冲刷得干干净净;可已经60多岁的人,如我,就犯不起错,哪怕不是不可饶恕的大错,因为没有改正的机会,人们将会为一个小污点而记你一辈子。
   这么严重吗?
   你现在才40多岁,勉强来得及浪子回头,当然体味不了浪子回不了头的悲观。
   那就书归正传,我沮丧道,人生若梦啊,明早醒来我也60多岁了。

                             二

   唐存理:父亲被镇压后,家里的顶梁柱倒了,作为新知识女性的母亲只能忍辱负重,靠江苏老家亲戚们的微薄资助,艰难度日,拉扯儿女。1951年,我刚11岁,就以优异成绩考上了历史悠久的名牌学校石室中学。
   老威:黑五类的子女也能进名牌学校?
   唐存理:政权交替,为安定人心,共产党提出了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的口号,不少旧社会过来的公职人员还参与政府的工作呢。我那时小小年纪,就知道要有出路,只能发奋读书,学好本事,为社会作贡献。我的成绩在学校一直名列前矛,并且还在课外自修高等数学、流体力学等大学课程,我在这方面有些天赋,我的理想是做个工程师。
   1957年夏天,由于毛泽东引蛇出洞阳谋的成功施展,大规模的反右开始了。我父母的亲戚,绝大多数成了右派。在如此黑云压城城欲催的政治环境下,我高中毕业,并且参加高考,结果尽在意料中出身剥削阶级家庭的高材生全部落榜!多年以后,我才从一位前中共教育官员口中得之毛泽东在当时的内部指示:培养他们(指关、管、杀)的子弟,无异于栽林养虎。
   由于落榜的打击,我们那一批因家庭出身而被扫地出门的高材生经常聚在一块,边喝茶边发表对现实不满的言论。由于怀才不遇,心理失衡,有些走极端的同学甚至主张偷越国境。有个叫叶ΧΧ的,还来动员我一起逃。因为我胆子小,对母亲、妹妹也比较依恋,就拒绝了。后来以叶ΧΧ为首,酿成一起企图投敌叛国的集团案,我无端受到连累,几乎死无葬身之地。
   老威:我想起《四川文学》曾有个编辑,叫ΧΧ,57年做青年学生时被弄成右派,一时冲动,就跑到深圳。那时的深圳还是个偏僻的小渔村,ΧΧ选个水草密的地方,四顾无人就下了水,不料才游出20多米,就叫兜头一排子弹给打了回来。后来,ΧΧ获投敌叛国罪,坐了20多年牢,平反出狱时已50多岁了。
   唐存理:可叶ΧΧ没等到平反释放,就死在狱中了。这起案子判了二十几个人,许多人我都不认识。
   老威:你在社会上流落了几年?
   唐存理:高考落榜到1959年底。由于家境贫寒,我一直打临工,其间也在小学和民办中学代过课。被捕之前我正在成都市交通局平车处,地点是南郊红牌楼。我们当时修土铁路,干得热火朝天。
   老威:什么是土铁路?
   唐存理:这也是1958年大跃进中诞生的奇异风景中间是一条简易铁路,铁轨上趴着三、四节货厢,你猜用什么作动力?
   老威:火车头嘛。
   唐存理:汽车头。骑在铁轨两边,吭哧吭哧拖货厢,远看像机械马拉车。可铺铁路要耗费大量人力,我们干了几个月,辗转了好几个工地,直到1959年12月29号。
   那天上午还在卖苦力,下午我就被暗中看管住了。接着在工地食堂召开几十人大会,领导和积极分子先后发言,把斗争气氛搞热了,才大吼一声:把反革命分子唐存理抓起来!
   我的胳膊被擒住了。此时一辆小轿车驶进工地,那年月,这非常扎眼。从车内钻出一高一矮两位便衣公安人员,他们目不斜视地走进会场,从积极分子手里接过我,转身押入轿车后座。
   群众都涌出会场来看戏,轿车发动了。接着绕出工地,经过大街,驶入成都市中级法院的大门,就停在院坝里。而我下了车,被继续朝前带,直到拐了几个弯,才在挂着成都市劳动教养办公室的平房前遵命刹步。
   从下午4点折腾到傍晚,我已心力交瘁。劳教中转站有许多野兽笼子一般的监房,我被丢进其中一间,面积约10来平方米,却羁押了20多人,满的像开了锅的汤。起夜蹑手蹑脚靠近旮旯里的尿桶,倍觉艰辛,待尿完折回,却寻不见原来的铺位了,只好支着半边屁股作思索状。
   我在这儿关了6天,熬得双眼通红,却辗转难眠。我以为自己会同许多人一样,判劳教,去边远苦寒之地,再也回不到成都母亲身边了窒息般的绝望一阵阵袭上心头。
   1960年1月5号晚上,我被唤出监房,押解至劳教监所外面的一个十几平方米的房间。靠里的条桌后,并排坐了两个人,我猜大概是审判员和书记员,而旁边小桌后,坐的就是陪审员了。审讯过场走了约10分钟,无非是对照已打印好的《判决书》,核对姓名、年龄、住址、个人和家庭成分,验明正身。
   我双手颤抖地接过《判决书》,见上面的日期为1959年12月30日。
   老威:劳教是公安机关说了算,还需判决吗?
   唐存理:劳教是不需要法院判决,只要一纸《劳动教养通知书》就搞定了。但我判得是管制。
   老威:群众管制也要法院判决?我可是第一次听说。
   唐存理:不是象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那样,放在当地管制,而是管制劳教比劳教的性质更严重。
   老威:我还是不明白。
   唐存理:劳教在名目上是人民内部矛盾,不走法律过场,因此派出所的民警瞧你不顺眼,都有权送你去劳教;而管制劳教是敌我矛盾,有正式起诉和判决,可管制的地点在劳教农场。
   老威:算不算正式的劳改犯?
   唐存理:程度上稍轻吧?不知道。总之在当时,判管制劳教的不少。也不上正式的法庭,连《起诉书》和《判决书》都是一块儿给我的,辩护就更别提了。在我的印象中,律师这种新鲜事物,也是在改革开发之后才有的。
   《判决书》的原文是这样的
   唐存理,男,现年19岁,本人出身学生,家庭成分伪官僚。对我党有阶级仇恨。攻击我社会主义制度没有民主,攻击反右斗争是压制民主。与叶、周等纠集成反革命集团,企图从广州偷越到香港(或西藏偷越到印度)等等判处管制3年,送劳动教养。
   落款为成都市西城区人民法院,而公诉单位为成都市公安局,局长林佐夫。
   老威:你的罪状太不过硬了。
   唐存理:也就喝茶的时候发过几句牢骚,或者别人发牢骚时我附和了两句。至于偷渡,纯属无稽之谈。可就因为这个,我劳改了将近20年!
   老威:你没想到会去这么久?
   唐存理:我太年轻了,还随身带着数学教程,想在里面自学成材呢。
   老威:1960年初,全国正发生着大饥荒,饿死了不少人,你是怎麽熬过来的?
   唐存理:记忆已经很模糊了。
   老威:怎么可能呢?当时我才两岁,饿出了水肿病,差点死了。直到如今,做梦都怕挨饿。
   唐存理:我不是张紫葛那样的作家,把人吃人的细节对你描述得身临其境。我只是个记忆很糟的普通人,脑子里有就有,没有也编不出来。我先被送到雅安里面的天全硫磺矿。那是大山区,一年四季阴霾密布,气温很低。劳改犯从海拔极高的地方背矿石下来冶炼,毒烟弥漫,经常出事我曾亲眼见一场大火烧死几十个人。幸而我体质太差,就分在蔬菜队,不久就饿出了水肿病,住进了医院。
   老威:当时的粮食定量是多少?
   唐存理:27斤。
   老威:干部的定量也是27斤?
   唐存理:这是小秤,也就是16两为1斤,金裹银,红苕为主。
   老威:金裹银?
   唐存理:也就是玉米粒煮饭,金灿灿的一锅。粮食不够吃,有经验的犯人就凭生存嗅觉,四处偷东西,田里、地里,甚至入土三尺,只要能进嘴,都去掏。我算个读书人,无贼心贼胆,只能靠定量干撑着。当然也学着去扯些野菜,迫不及待地填肚子,结果上吐下泻。在医院住了一年,差点就死了。我一米八几的个子,瘦得只有79斤,形同枯骨。连呼吸都累,一张皮扯得跟拉风箱一般,滋滋滋的。
   老威:你周围有饿死的人吗?
   唐存理:我饿得神智不清,不晓得四周进出了多少人。可医院的后面山脚就是野坟地,有时一车拉走几具尸,咚咚往事先挖好的坑里扔,那声音隔墙传进病房,朦胧中就听人议论:扔大炮了!一会儿,又有人用手电射我的瞳孔,检查是否活着。我怕自己被扔大炮,神经下意识地绷紧了。
   老威:我早年当卡车司机,经常从那一带翻二朗山进康巴藏区,不知你说的硫磺矿在哪个位置?
   唐存理:地名叫脚基坪,有1万多犯人,主要是背矿和炼矿。记得吴弘达写过中国的古拉格群岛,书里也有一张劳改营的分布图,但这远不是全貌。中国到底有多少监狱和劳改农场?恐怕连司法局的官员也弄不清楚。区、县、市、地区、省、中央,我估计方圆几百里就有一座监狱,这还不算私设公堂。
   老威:你能从大饥荒年代的劳改犯里活出来,真够幸运。
   唐存理:但我奄奄一息,许多场景、许多记忆已经被抹去。一人独处时,某个褪色的画面,某个亡友的名字会突然闪一下,搞得浑身起鸡皮疙瘩,可真要追溯,就是抓破头皮也想不起来。就像火山灰烬,还热得烫手,却已看不见、说不出毁灭性的具体细节。
   总之,脚基坪毁于山洪爆发与硫磺矿的火灾,死了太多的人,连警察的生命也受到威胁,才不得不转监。62年往大凉山普格县的荞窝农场迁,一长串的密封囚车由公安部门押送着,经过雅安、荣经、汉源,再沿大渡河向上。
   老威:你不能象张紫葛那样讲得再详细一点吗?
   唐存理:我真的不是作家,记性太糟。我乘的病号车,挤在身边的都是一具具骷髅,偶而抡一抡胳臂,才发觉是人,不过瘦得不行了。一张皮,几根筋,一把骨头不单病号,所有从脚基坪幸存下来的犯人都这样。颠簸了10天左右,路上能偶而望见衣衫褴褛的老百姓,那真是个十室九空的年代呵。荣经县委书记姚青你知道吗?他可是全国响当当的人物,因为在他的治下,荣经县的饿殍高居全国之冠,最后连抬尸体也找不到人,就连死人带房屋晾着,恶臭四溢,直到某一天房顶朽了,轰地塌下来。这个鬼见愁的姚青书记被中共当作替罪羊,判了18年徒刑。
   老威:你见过这位姚书记吗?
   唐存理:在荞窝农场,我曾与国共两党的一些将军、官员关在一个队,其中就有这个姚青。当我问起饿死人的事,他还不好意思。据说他后来不服判决,一直申诉,还平了反。
   老威:申诉理由呢?
   唐存理:他觉得是上面的政策错误,自己只是个执行者,不该负主要责任。现在这段历史成了中共的糊涂帐,而芝麻官姚青或许早死了。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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