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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师: 天使与魔鬼 — 一个立法工作者与律师的恩恩怨怨
俞梅荪 (北京)



一、 缘起

     我见过李建强先生一面,那是在2004年4月16日,由李柏光主持的《宪法在人民心中生根开花──唐山、秦皇岛、宁德、福州农民罢免活动研讨会》上,赵岩 和我作主题发言,散会时一个叫李建强的山东律师向我热情问候。由于那段时间我为失地农民 向两会呈送要求罢免该市高官的全国人大代表资格的万民折而被警方追捕,逃亡过程中不慎煤气中毒又脑震荡,记忆力大减,我对他的模样却记 不起来了。后来我知道他是杜导斌、罗永忠、黄静等网络大案的代理律师,使我很钦佩。

     以前,我曾读到一个叫刘路的律师的几篇文章,其中 他对湖北的一位法轮功练习者被刑讯逼供致死案的评论,那悲天悯人的情怀使我深为感动。 尤其是他在文章中引用米兰昆德拉的话:在这个世界上,一切都被预先原谅了,一切都被可笑的允许了。人们只能凭藉回想的依稀微光来辨析一切。16世纪 英国宗教诗人约翰堂恩的布道辞:没有人是自成一体与世隔绝的孤岛,每一个人都是广袤大陆的一部份。如果海浪冲掉一块岩石,欧洲就少了一角。任何人的死亡 都是我的损伤,因为我存在于人类之中。所以,不要问丧钟为谁而鸣,它就为你而鸣!他用这两段经典名言来呼唤全社会要关注冤案,那种悲怆的呐喊, 力透纸背,感人至深。我对这两段名言爱不释手,数月后把其抄录在我悼紫阳的文章之中。

     那天,我终于在网上找到刘路并与其聊天。 我首先说:我非常欣赏你和李建强的每一篇文章,向你们致敬!他说:我和李建强是一个人啊。我还见过您一次呢。我这才知道,原来刘路是李建强律师的笔名!

二、神交

     此前,我在同仁网上看到李建强的一些文章和与人讨论的文字。2005年2月初,我因悼紫阳而逃亡在外地的网吧,看到李建强在这个网站上的公开留言:俞兄 到青岛来吧,我这里安全。趁机休养一下,看看海景,喝喝啤酒。作为一个执业律师,他能顶风收留我这个在逃要犯而不怕丢饭碗,使孤身苦旅的我深为感 动。后因警方不再追捕而未继续流窜去青岛,我逃亡26天后回到家中。

     2月28日,李建强来电话告诉我,他现在北京,要来看我。我说,现在没空。他又热情邀我次日去聚会。由于我正在准备次日早上出发去某地党政机关作破冰之 旅,为在两会之前与那里的党政领导沟通农民维权之事。因怕消息走漏被炒作而误大事,又因我的电话被监听,故未置可否。他次日下午再找到我时,我已在外 地了,内心却很歉疚。直到6月10日,我在网上刚与他联系上,他又说,下次来北京还要见我。他的厚爱使我很过意不去。

     我在网上头一次与他聊天就一见如故,所聊的各种问题都使我震撼,一发不可收拾地聊到午夜。之后,我彻夜未眠。

     由于我坐过3年冤狱,对冤案已见怪不怪且又怕受刺激,故平日很少阅读案例与评说。前不久,我读了刘路的《成都市中级法院判决黄琦的两个死穴》。此案的大概 过程是,黄琦夫妇在成都成立了中国首家寻人事务所并开启天网寻人网站,1999年底,该网站报导全国20多万农民外出打工者被搜刮钱财。朱总理对此批示, 要求调查。这原本是天大的好事,没想到,黄琦却受到数十次恐吓、利诱,并两次被公安局传讯,网站被关闭。黄琦因涉嫌传播危害国家安全的言论,被以颠覆国家 政权罪判处有期徒刑5年。

     在黄琦判刑入狱时,刘路撰文指出其判决的两个死穴是:
1、出现在天网寻人网站上的一些言辞过激致使黄琦被治罪的文章,均为间接证据,不能说明就是黄琦创作或转贴的。
2、这些别人发贴的文章,是否具有颠覆国家政权的内容尚有待商榷。
刘路的结论:黄琦根本不构成犯罪!其判决既无事实根据,又无法律依据,完全是以言治罪的文字狱。

     这篇短文使我对早有所闻的这起大案一目了然。我深深地为功德无量的黄琦而痛心疾首,又触景生情地想到,如果黄琦案有两个死穴,那么我的冤案则全是死穴啊。


三、我的奇冤

     我不由想起尘封已久的往事,1992年10月初中共十四大前夕,我担任顾明(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副主任)的秘书期间,因支持上海《文汇报》以正确的舆论 引导人及时宣传十四大路线而取得成效,使其获奖(据说该报还受到当时的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吴邦国和副总理朱镕基的表扬),后来我又指导该报搞好法治宣传。 由于有关文件不慎被该报驻京办事处人员非法偷印,1994年我被北京警方枉法加害,以泄密罪起诉,著名的江平律师 在一审和二审都为我作了无罪辩护。他认为:构成本案犯罪所必须全部具备的三个要件:犯罪动机、犯罪手段、犯罪后果(社会危害)都不存在,因此泄密罪不能 成立。他的辩护被法官判为没有事实和法律根据,我则被判刑三年。而偷印我文件的该报驻京办事处主任兼首席记者不仅没有法律责任,在我出狱后得知他早已被 调回上海升任为该报的国内部主任。

     窃贼没事,我这个失窃者却坐了牢。法官判我有罪所依据的竟是文汇报驻京办事处团伙作案的几个人所栽赃陷害的伪证!

     1997年我刑满释放,妻离子散,倾家荡产,贫病交加,至今连每月300元的最低生活保障都没有。《文汇报》驻京办事处新主任拒绝向该报领导人反映我的情 况。于是,我去上海求见《文汇报》报社党委书记兼总编辑张承启等领导(实际上是本案的受益人并总策划),请求澄清事实,并先给以每月几百元的最低生活费。 张承启捎话给我说:你是北京法院判的,找北京法院去吧,与我们没有关系。该报退休人员温某一再向我索要了不少关于案情的各种文书之后就变了脸。他补充 道:我们只接待北京法院来人调查,不接待你。

     他们拒绝见面,拒绝通电话,还生怕从我这个刑满释放犯沾上晦气,气得我心脏病发作而差点瘫倒在地。 搞立法的我竟被司法者枉法判刑!


四、问案戳我心头伤口

     李建强律师早已得知我的冤案,头次聊天就向我索要判决书等法律文书,要为我代理申诉。这对于专事为冤屈者请命为己任的李建强律师来说似习以为常,但对我这 个刑满释放9年来求告律师无门的含冤者来说,却是破天荒的大事。说者无意,听者有心,致使淤积在我内心深处的创伤涌动而迸发起来,血流如注。

     回想1984年至1994年,我在中南海从事立法工作10年,致力于立法的规划与实施,其中包括为初创时期的律师业做了不少工作。我在司法各界的上层有着 广泛的人脉关系,与不少官员和律师很熟悉。由于我的冤案很出名,刑满释放以来,不少法律界同仁对我十分同情和友好,但却从未有人要来帮助我申诉冤情。 1997年刑满出狱后,我来到案发地上海,求助一些大律师均被拒绝,几度魂断律师界,往事哪里堪回首?

     我刚到上海就约见上海市司法局所属的某法律杂志的主编兼律师。回想1986年该刊创刊时,我曾积极撰文支持。上世纪90年代初,为大力提高上海律师业的社 会地位和影响,由市司法局和该刊主办了促进律师走进企业界的为期数月大规模系列活动。我游说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副主任顾明等两位领导人担任这一活动的顾 问,我又代表顾明专程去上海,和当时主管法治的刘振元副市长出席开幕式并作主题发言,我还谢绝了一切咨询费、顾问费等。如今在我落难之际,这位主编在大饭 店设宴,我兴冲冲地去了,刚一见面他就要我免谈冤案。之后,另一位客人来了,我仍被其介绍成入狱之前的 国务院办公厅秘书一职。那位贵客对我刮目相看,与我热情攀谈并吃喝起来。原来这是他有求于这位要人而拉我作陪作秀,我被其榨取剩余价值而浪费了一个晚 上。

     我还约见上海的一所名牌法律大学校长兼律师,这位好友在上海政界和法律界很有影响,是前程似锦的明星。他热情地请我吃饭,好生款待,耐心听我诉说冤案真 相,深表同情,却无意为我做点什么。 后来,我求见《文汇报》领导而被拒绝,我还找了该报社的其他熟人,也都不被理睬。我只好请律师代为去《文汇报》联系。一位我曾给予不少帮助且已成为大律师 的朋友,他生怕得罪《文汇报》而推我去找当时号称全国刑法第一大律师郑传本。我读过不少关于郑传本办案的优秀事迹报道,对他慕名已久。我平生头一次慕名虔 诚求见律师。在电话中,郑大律师刚听到我原来的职务就打断我的话,盛情邀我立即去,要恭候我的一切事情。可能是他从未遇见京官找来,只觉其阿谀逢迎的热情 扑面而来,使我诚惶诚恐,不知如何是好。接着,我说的第二句话则是刚出冤狱而慕名求助,不等我把罪名(还不是内容)说完,立即被其以忙而没空为由打断了。 我请求把话说完,被他不耐烦的严词拒绝了。从热脸到冷屁股,迅捷得不到一秒钟。他也不让手下的律师听我再说几句,电话从接通到结束仅几分钟。

     我当然知道请律师是要花钱的,且请大律师则要花大钱。当时我手头尚有朋友们接济我的近 两万元,送上门的生意怎么不问价,我好生纳闷。其实他已从身份上断定我穷酸而不屑搭理了。后来才知他办案的开价是16万元,还要另收10万元的所谓风险担 保现金 ①,即使我把平生头一次持有且对我已是天文数字的两万元全都奉上,离他的天价还差很远。况且,《文汇报》是党的喉舌,大律师们都需要靠其炒作扬名来赚钱, 哪怕我支付32万元律师费和20万元风险担保金,他也不会代理的。

     没有职业道德、没有商人对顾客的礼貌、没有司法者对立法者的礼遇、没有任何寒暄、更没有问价等一切业务行为,赶走一个上门的乞丐,赶走一个急需治疗的重病 穷人是再简单不过的了,一切都是赤裸裸而准确无误,无需任何饰掩,倒也干脆利索,很有个性特色, 莫非这就是大律师们的过人之处。幸好我没有在他的办公室,不然我非得把其墙上挂着的铁肩担道义的名人墨宝(我在某法律杂志上见到过)给砸了不可。

     一位上海社科院法学研究所所长兼律师的朋友关切地问我,有什么困难。我感慨道:我长期致力于立法,结果却在司法绝境中得不到任何法律帮助。他仅表同情 而已。1997年,我两次去上海,滞留达半年,结果都是叫天不应,叫地不灵,在狱中患上的心脏病时时发作,依法维权不成反遭更大的摧残。后来我又几次去上 海,都没有任何收获。只有偷印文件的驻京办主任对我因他而坐牢表示歉意并私下给了一些钱以示救济,但拒绝引我去该报社与官方联系。


五、红包与无偿

     1994年上半年我深陷囹圄,家人为我请了一位素不相识且的普通律师,他来看守所浮皮潦草地问我案情,在开庭审理时为我作有罪辩护,说我有主观恶性, 是过失(犯罪)行为,这个辩护意见又被 法官在判决书上进一步篡改为故意(犯罪)行为,竟成为法官定罪量刑的依据。他后来准备二审继续辩护被我拒绝。我刑满回家后才得知,临开庭时这位律师还收取 家人的2000元红包,据说这是行规且还不算多呢。当时我是国务院办公厅秘书、七级正处级公务员,工资300多元,这个红包相当于我半年的工资,如再送其 代理二审的红包则是我一年的工资,而我被捕后就没有工资了。当然如能辩得好也认了,但由于他的不尽职,其有罪辩护 却成了法官弄虚作假,枉法加重情节,制造冤假错案的帮手。后来得知,律师界的普遍水平均为如此,不足为奇。

     当时,幸好有江平律师(七届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是我的领导)、王志强律师(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张友渔的秘书,是我的同事)、刘斌律 师(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我的好友)。他们了解我的工作特点和为人,冒着酷暑四处奔走调查取证还出了车祸,汗流浃背地在一审和二审全力为我作无罪辩护, 尽管都被法官拒绝,也算是给历史留下了见证,在道义上还了我清白。他们不仅为我无偿的服务,还常去看望我的母亲,送其2000元。他们在我服刑期间来狱中 探视,刑满时接我回家,还一直接济我。


六、无意再 申诉

     李建强律师是否为我代理申诉已不重要,用我们重刑犯监狱囚徒的俗话:只要有你这句话就够了。其实即使申诉被法院立案重审,要向玩事实和法律于 股掌之中,枉法加害于我的那些警官、检察官、法官去角逐,去博弈,去推翻伪证从而翻案,如同与虎谋皮,我怕为此而受到更大的身心伤害,这要比当初被动去坐 牢更痛苦。 1997 年,中国社科院副院长刘吉(曾被打成反革命达10年)热情鼓励我去努力申诉翻案。他要我坚持5 年乃至10 年以上,并每每记录其全过程,以此来撰写中国的《论法的精神》、中国的《悲惨世界》。我回答:有不少反革命和右派分子坚持申诉10至20年,但 其结果却是,有的在漫漫上访路上死了,有的在平反昭雪后死了。恕我无能,如这么干非死在里面不可。但我还是被他的耳提面命所激励 ,鼓起勇气折腾了两年而 惨败。只好惹不起躲得起,忍辱负重, 唾面自干,逐渐平和,身心健康才得以恢复。如今,我已习惯了底层社会的平淡和 清贫,对申诉也已厌倦了。

     况且,迟到的公正,根本就不是什么公正!我在狱中所经历整个刑事诉讼过程中的每一个环节,司法人员都明知我无罪却不择手段地使我受追诉,他们 故意违背事实和法律作枉法裁判,加害 于我的司法人员达20余人。即使李建强律师不辞辛劳地为我代理申诉这个陈年旧案,想必难度极大,事倍功半。他不如为当前更多的冤者去代理诉讼,更有实际意 义。

其实,那些陷害我的枉法者们才是真正的罪犯。我不屑于去向他们讨什么公道,况且他们又怎能还我什么公道呢。


七、律师是什么

     我在冥冥中已弄不清法律为何物,律师是干什么的。2000年,哲人张显扬就我案感慨道:法在没事时管用,在有事时就不管用了,在人治的社会搞法治,还不 如干脆搞人治呢。同理,律师也是在没事时管用,在有事时就不管用了,还不如没有律师则可省 去我的这些无谓辛酸泪呢。

     法律制定得再多,如果不去实施,则使良法变成恶法;律师发展的再多,如果不去依法作为,则成了赚钱机器。这使法治无法运行,而且更具有欺骗性,致使最广大 人民的根本利益更加得不到保障,成为一种恶性循环。律师业在司法界的地位和作用原本就不高,律师代理诉讼也未必能起什么作用。但是,不少律师却趋炎附势, 见利忘义,猥琐不堪,自我下滑,何以发展。律师既可以成为天使,更可以成为魔鬼。

     劫后余生,我终于还活着,写作是为活着寻找理由。我悲愤,我踌躇,最终还是把血腥和粗暴的细节,把荒诞和滑稽的故事叙述出来了。我无意否定整个律师界,但 我否定我所遇到的一切,这些无能之辈的律师生怕我不知其为何物而每每当头棒喝。在孤独寂寞的漫漫长夜里却使我比白昼看得更清晰,我匍匐在四面楚歌中的彷徨 与呐喊。我作为处在司法之颠的立法工作者,每遇如此简单明了的冤屈,尚且在劫难逃,没有律师为我申诉,更何况是广大人民群众呢!我呼唤律师的职业道德和敬 业精神。

     近年来,各地因维权或因文字等被无端治罪而深陷囹圄的精英人士多起来了,他们大都很清贫,拿不出太多的律师费,而且其案又被警方当成大案要案,案情似是而 非,扑朔迷离, 被弄得十分复杂,急待有经验的资深律师去代理诉讼。警方对律师大都很抵触,律师代理这类诉讼不仅十分艰辛,还可能冒政治风险;不仅无利可图,还可能要贴 钱。好在像李建强那样关注这类案件的律师开始多起来了,在全国似已达 10位,这使我十分欣慰。

     我原本只想对萍水相逢李建强的厚爱写点感受,赞赏他难能可贵的勇气与正直。其实,每每震撼我的李建强律师并不奇特。古人云:图难于其易,为大于其细。天 下之难作于易,天下之大作于细。 大事业的基础,体现在无数小事与细作之中。然天底下的大祸一般都是由小事未作好而积重难返酿成的。千里之堤毁于蚁穴,使人扼腕叹息。不以小善而不为,不以 小恶而为之。其实, 每一位律师均应如此。倘能如此,则律师业幸甚!民族幸甚!人民幸甚!


完稿于2005年7月25日

①沈嘉立,郑传本律师高价出庭之辨,民主与法制,1998,4




一、 缘起

     我见过李建强先生一面,那是在2004年4月16日,由李柏光主持的《宪法在人民心中生根开花──唐山、秦皇岛、宁德、福州农民罢免活动研讨会》上,赵岩 和我作主题发言,散会时一个叫李建强的山东律师向我热情问候。由于那段时间我为失地农民 向两会呈送要求罢免该市高官的全国人大代表资格的万民折而被警方追捕,逃亡过程中不慎煤气中毒又脑震荡,记忆力大减,我对他的模样却记 不起来了。后来我知道他是杜导斌、罗永忠、黄静等网络大案的代理律师,使我很钦佩。

     以前,我曾读到一个叫刘路的律师的几篇文章,其中 他对湖北的一位法轮功练习者被刑讯逼供致死案的评论,那悲天悯人的情怀使我深为感动。 尤其是他在文章中引用米兰昆德拉的话:在这个世界上,一切都被预先原谅了,一切都被可笑的允许了。人们只能凭藉回想的依稀微光来辨析一切。16世纪 英国宗教诗人约翰堂恩的布道辞:没有人是自成一体与世隔绝的孤岛,每一个人都是广袤大陆的一部份。如果海浪冲掉一块岩石,欧洲就少了一角。任何人的死亡 都是我的损伤,因为我存在于人类之中。所以,不要问丧钟为谁而鸣,它就为你而鸣!他用这两段经典名言来呼唤全社会要关注冤案,那种悲怆的呐喊, 力透纸背,感人至深。我对这两段名言爱不释手,数月后把其抄录在我悼紫阳的文章之中。

     那天,我终于在网上找到刘路并与其聊天。 我首先说:我非常欣赏你和李建强的每一篇文章,向你们致敬!他说:我和李建强是一个人啊。我还见过您一次呢。我这才知道,原来刘路是李建强律师的笔名!

二、神交

     此前,我在同仁网上看到李建强的一些文章和与人讨论的文字。2005年2月初,我因悼紫阳而逃亡在外地的网吧,看到李建强在这个网站上的公开留言:俞兄 到青岛来吧,我这里安全。趁机休养一下,看看海景,喝喝啤酒。作为一个执业律师,他能顶风收留我这个在逃要犯而不怕丢饭碗,使孤身苦旅的我深为感 动。后因警方不再追捕而未继续流窜去青岛,我逃亡26天后回到家中。

     2月28日,李建强来电话告诉我,他现在北京,要来看我。我说,现在没空。他又热情邀我次日去聚会。由于我正在准备次日早上出发去某地党政机关作破冰之 旅,为在两会之前与那里的党政领导沟通农民维权之事。因怕消息走漏被炒作而误大事,又因我的电话被监听,故未置可否。他次日下午再找到我时,我已在外 地了,内心却很歉疚。直到6月10日,我在网上刚与他联系上,他又说,下次来北京还要见我。他的厚爱使我很过意不去。

     我在网上头一次与他聊天就一见如故,所聊的各种问题都使我震撼,一发不可收拾地聊到午夜。之后,我彻夜未眠。

     由于我坐过3年冤狱,对冤案已见怪不怪且又怕受刺激,故平日很少阅读案例与评说。前不久,我读了刘路的《成都市中级法院判决黄琦的两个死穴》。此案的大概 过程是,黄琦夫妇在成都成立了中国首家寻人事务所并开启天网寻人网站,1999年底,该网站报导全国20多万农民外出打工者被搜刮钱财。朱总理对此批示, 要求调查。这原本是天大的好事,没想到,黄琦却受到数十次恐吓、利诱,并两次被公安局传讯,网站被关闭。黄琦因涉嫌传播危害国家安全的言论,被以颠覆国家 政权罪判处有期徒刑5年。

     在黄琦判刑入狱时,刘路撰文指出其判决的两个死穴是:
1、出现在天网寻人网站上的一些言辞过激致使黄琦被治罪的文章,均为间接证据,不能说明就是黄琦创作或转贴的。
2、这些别人发贴的文章,是否具有颠覆国家政权的内容尚有待商榷。
刘路的结论:黄琦根本不构成犯罪!其判决既无事实根据,又无法律依据,完全是以言治罪的文字狱。

     这篇短文使我对早有所闻的这起大案一目了然。我深深地为功德无量的黄琦而痛心疾首,又触景生情地想到,如果黄琦案有两个死穴,那么我的冤案则全是死穴啊。


三、我的奇冤

     我不由想起尘封已久的往事,1992年10月初中共十四大前夕,我担任顾明(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副主任)的秘书期间,因支持上海《文汇报》以正确的舆论 引导人及时宣传十四大路线而取得成效,使其获奖(据说该报还受到当时的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吴邦国和副总理朱镕基的表扬),后来我又指导该报搞好法治宣传。 由于有关文件不慎被该报驻京办事处人员非法偷印,1994年我被北京警方枉法加害,以泄密罪起诉,著名的江平律师 在一审和二审都为我作了无罪辩护。他认为:构成本案犯罪所必须全部具备的三个要件:犯罪动机、犯罪手段、犯罪后果(社会危害)都不存在,因此泄密罪不能 成立。他的辩护被法官判为没有事实和法律根据,我则被判刑三年。而偷印我文件的该报驻京办事处主任兼首席记者不仅没有法律责任,在我出狱后得知他早已被 调回上海升任为该报的国内部主任。

     窃贼没事,我这个失窃者却坐了牢。法官判我有罪所依据的竟是文汇报驻京办事处团伙作案的几个人所栽赃陷害的伪证!

     1997年我刑满释放,妻离子散,倾家荡产,贫病交加,至今连每月300元的最低生活保障都没有。《文汇报》驻京办事处新主任拒绝向该报领导人反映我的情 况。于是,我去上海求见《文汇报》报社党委书记兼总编辑张承启等领导(实际上是本案的受益人并总策划),请求澄清事实,并先给以每月几百元的最低生活费。 张承启捎话给我说:你是北京法院判的,找北京法院去吧,与我们没有关系。该报退休人员温某一再向我索要了不少关于案情的各种文书之后就变了脸。他补充 道:我们只接待北京法院来人调查,不接待你。

     他们拒绝见面,拒绝通电话,还生怕从我这个刑满释放犯沾上晦气,气得我心脏病发作而差点瘫倒在地。 搞立法的我竟被司法者枉法判刑!


四、问案戳我心头伤口

     李建强律师早已得知我的冤案,头次聊天就向我索要判决书等法律文书,要为我代理申诉。这对于专事为冤屈者请命为己任的李建强律师来说似习以为常,但对我这 个刑满释放9年来求告律师无门的含冤者来说,却是破天荒的大事。说者无意,听者有心,致使淤积在我内心深处的创伤涌动而迸发起来,血流如注。

     回想1984年至1994年,我在中南海从事立法工作10年,致力于立法的规划与实施,其中包括为初创时期的律师业做了不少工作。我在司法各界的上层有着 广泛的人脉关系,与不少官员和律师很熟悉。由于我的冤案很出名,刑满释放以来,不少法律界同仁对我十分同情和友好,但却从未有人要来帮助我申诉冤情。 1997年刑满出狱后,我来到案发地上海,求助一些大律师均被拒绝,几度魂断律师界,往事哪里堪回首?

     我刚到上海就约见上海市司法局所属的某法律杂志的主编兼律师。回想1986年该刊创刊时,我曾积极撰文支持。上世纪90年代初,为大力提高上海律师业的社 会地位和影响,由市司法局和该刊主办了促进律师走进企业界的为期数月大规模系列活动。我游说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副主任顾明等两位领导人担任这一活动的顾 问,我又代表顾明专程去上海,和当时主管法治的刘振元副市长出席开幕式并作主题发言,我还谢绝了一切咨询费、顾问费等。如今在我落难之际,这位主编在大饭 店设宴,我兴冲冲地去了,刚一见面他就要我免谈冤案。之后,另一位客人来了,我仍被其介绍成入狱之前的 国务院办公厅秘书一职。那位贵客对我刮目相看,与我热情攀谈并吃喝起来。原来这是他有求于这位要人而拉我作陪作秀,我被其榨取剩余价值而浪费了一个晚 上。

     我还约见上海的一所名牌法律大学校长兼律师,这位好友在上海政界和法律界很有影响,是前程似锦的明星。他热情地请我吃饭,好生款待,耐心听我诉说冤案真 相,深表同情,却无意为我做点什么。 后来,我求见《文汇报》领导而被拒绝,我还找了该报社的其他熟人,也都不被理睬。我只好请律师代为去《文汇报》联系。一位我曾给予不少帮助且已成为大律师 的朋友,他生怕得罪《文汇报》而推我去找当时号称全国刑法第一大律师郑传本。我读过不少关于郑传本办案的优秀事迹报道,对他慕名已久。我平生头一次慕名虔 诚求见律师。在电话中,郑大律师刚听到我原来的职务就打断我的话,盛情邀我立即去,要恭候我的一切事情。可能是他从未遇见京官找来,只觉其阿谀逢迎的热情 扑面而来,使我诚惶诚恐,不知如何是好。接着,我说的第二句话则是刚出冤狱而慕名求助,不等我把罪名(还不是内容)说完,立即被其以忙而没空为由打断了。 我请求把话说完,被他不耐烦的严词拒绝了。从热脸到冷屁股,迅捷得不到一秒钟。他也不让手下的律师听我再说几句,电话从接通到结束仅几分钟。

     我当然知道请律师是要花钱的,且请大律师则要花大钱。当时我手头尚有朋友们接济我的近 两万元,送上门的生意怎么不问价,我好生纳闷。其实他已从身份上断定我穷酸而不屑搭理了。后来才知他办案的开价是16万元,还要另收10万元的所谓风险担 保现金 ①,即使我把平生头一次持有且对我已是天文数字的两万元全都奉上,离他的天价还差很远。况且,《文汇报》是党的喉舌,大律师们都需要靠其炒作扬名来赚钱, 哪怕我支付32万元律师费和20万元风险担保金,他也不会代理的。

     没有职业道德、没有商人对顾客的礼貌、没有司法者对立法者的礼遇、没有任何寒暄、更没有问价等一切业务行为,赶走一个上门的乞丐,赶走一个急需治疗的重病 穷人是再简单不过的了,一切都是赤裸裸而准确无误,无需任何饰掩,倒也干脆利索,很有个性特色, 莫非这就是大律师们的过人之处。幸好我没有在他的办公室,不然我非得把其墙上挂着的铁肩担道义的名人墨宝(我在某法律杂志上见到过)给砸了不可。

     一位上海社科院法学研究所所长兼律师的朋友关切地问我,有什么困难。我感慨道:我长期致力于立法,结果却在司法绝境中得不到任何法律帮助。他仅表同情 而已。1997年,我两次去上海,滞留达半年,结果都是叫天不应,叫地不灵,在狱中患上的心脏病时时发作,依法维权不成反遭更大的摧残。后来我又几次去上 海,都没有任何收获。只有偷印文件的驻京办主任对我因他而坐牢表示歉意并私下给了一些钱以示救济,但拒绝引我去该报社与官方联系。


五、红包与无偿

     1994年上半年我深陷囹圄,家人为我请了一位素不相识且的普通律师,他来看守所浮皮潦草地问我案情,在开庭审理时为我作有罪辩护,说我有主观恶性, 是过失(犯罪)行为,这个辩护意见又被 法官在判决书上进一步篡改为故意(犯罪)行为,竟成为法官定罪量刑的依据。他后来准备二审继续辩护被我拒绝。我刑满回家后才得知,临开庭时这位律师还收取 家人的2000元红包,据说这是行规且还不算多呢。当时我是国务院办公厅秘书、七级正处级公务员,工资300多元,这个红包相当于我半年的工资,如再送其 代理二审的红包则是我一年的工资,而我被捕后就没有工资了。当然如能辩得好也认了,但由于他的不尽职,其有罪辩护 却成了法官弄虚作假,枉法加重情节,制造冤假错案的帮手。后来得知,律师界的普遍水平均为如此,不足为奇。

     当时,幸好有江平律师(七届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是我的领导)、王志强律师(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张友渔的秘书,是我的同事)、刘斌律 师(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我的好友)。他们了解我的工作特点和为人,冒着酷暑四处奔走调查取证还出了车祸,汗流浃背地在一审和二审全力为我作无罪辩护, 尽管都被法官拒绝,也算是给历史留下了见证,在道义上还了我清白。他们不仅为我无偿的服务,还常去看望我的母亲,送其2000元。他们在我服刑期间来狱中 探视,刑满时接我回家,还一直接济我。


六、无意再 申诉

     李建强律师是否为我代理申诉已不重要,用我们重刑犯监狱囚徒的俗话:只要有你这句话就够了。其实即使申诉被法院立案重审,要向玩事实和法律于 股掌之中,枉法加害于我的那些警官、检察官、法官去角逐,去博弈,去推翻伪证从而翻案,如同与虎谋皮,我怕为此而受到更大的身心伤害,这要比当初被动去坐 牢更痛苦。 1997 年,中国社科院副院长刘吉(曾被打成反革命达10年)热情鼓励我去努力申诉翻案。他要我坚持5 年乃至10 年以上,并每每记录其全过程,以此来撰写中国的《论法的精神》、中国的《悲惨世界》。我回答:有不少反革命和右派分子坚持申诉10至20年,但 其结果却是,有的在漫漫上访路上死了,有的在平反昭雪后死了。恕我无能,如这么干非死在里面不可。但我还是被他的耳提面命所激励 ,鼓起勇气折腾了两年而 惨败。只好惹不起躲得起,忍辱负重, 唾面自干,逐渐平和,身心健康才得以恢复。如今,我已习惯了底层社会的平淡和 清贫,对申诉也已厌倦了。

     况且,迟到的公正,根本就不是什么公正!我在狱中所经历整个刑事诉讼过程中的每一个环节,司法人员都明知我无罪却不择手段地使我受追诉,他们 故意违背事实和法律作枉法裁判,加害 于我的司法人员达20余人。即使李建强律师不辞辛劳地为我代理申诉这个陈年旧案,想必难度极大,事倍功半。他不如为当前更多的冤者去代理诉讼,更有实际意 义。

其实,那些陷害我的枉法者们才是真正的罪犯。我不屑于去向他们讨什么公道,况且他们又怎能还我什么公道呢。


七、律师是什么

     我在冥冥中已弄不清法律为何物,律师是干什么的。2000年,哲人张显扬就我案感慨道:法在没事时管用,在有事时就不管用了,在人治的社会搞法治,还不 如干脆搞人治呢。同理,律师也是在没事时管用,在有事时就不管用了,还不如没有律师则可省 去我的这些无谓辛酸泪呢。

     法律制定得再多,如果不去实施,则使良法变成恶法;律师发展的再多,如果不去依法作为,则成了赚钱机器。这使法治无法运行,而且更具有欺骗性,致使最广大 人民的根本利益更加得不到保障,成为一种恶性循环。律师业在司法界的地位和作用原本就不高,律师代理诉讼也未必能起什么作用。但是,不少律师却趋炎附势, 见利忘义,猥琐不堪,自我下滑,何以发展。律师既可以成为天使,更可以成为魔鬼。

     劫后余生,我终于还活着,写作是为活着寻找理由。我悲愤,我踌躇,最终还是把血腥和粗暴的细节,把荒诞和滑稽的故事叙述出来了。我无意否定整个律师界,但 我否定我所遇到的一切,这些无能之辈的律师生怕我不知其为何物而每每当头棒喝。在孤独寂寞的漫漫长夜里却使我比白昼看得更清晰,我匍匐在四面楚歌中的彷徨 与呐喊。我作为处在司法之颠的立法工作者,每遇如此简单明了的冤屈,尚且在劫难逃,没有律师为我申诉,更何况是广大人民群众呢!我呼唤律师的职业道德和敬 业精神。

     近年来,各地因维权或因文字等被无端治罪而深陷囹圄的精英人士多起来了,他们大都很清贫,拿不出太多的律师费,而且其案又被警方当成大案要案,案情似是而 非,扑朔迷离, 被弄得十分复杂,急待有经验的资深律师去代理诉讼。警方对律师大都很抵触,律师代理这类诉讼不仅十分艰辛,还可能冒政治风险;不仅无利可图,还可能要贴 钱。好在像李建强那样关注这类案件的律师开始多起来了,在全国似已达 10位,这使我十分欣慰。

     我原本只想对萍水相逢李建强的厚爱写点感受,赞赏他难能可贵的勇气与正直。其实,每每震撼我的李建强律师并不奇特。古人云:图难于其易,为大于其细。天 下之难作于易,天下之大作于细。 大事业的基础,体现在无数小事与细作之中。然天底下的大祸一般都是由小事未作好而积重难返酿成的。千里之堤毁于蚁穴,使人扼腕叹息。不以小善而不为,不以 小恶而为之。其实, 每一位律师均应如此。倘能如此,则律师业幸甚!民族幸甚!人民幸甚!


完稿于2005年7月25日

①沈嘉立,郑传本律师高价出庭之辨,民主与法制,1998,4




一、 缘起

     我见过李建强先生一面,那是在2004年4月16日,由李柏光主持的《宪法在人民心中生根开花──唐山、秦皇岛、宁德、福州农民罢免活动研讨会》上,赵岩 和我作主题发言,散会时一个叫李建强的山东律师向我热情问候。由于那段时间我为失地农民 向两会呈送要求罢免该市高官的全国人大代表资格的万民折而被警方追捕,逃亡过程中不慎煤气中毒又脑震荡,记忆力大减,我对他的模样却记 不起来了。后来我知道他是杜导斌、罗永忠、黄静等网络大案的代理律师,使我很钦佩。

     以前,我曾读到一个叫刘路的律师的几篇文章,其中 他对湖北的一位法轮功练习者被刑讯逼供致死案的评论,那悲天悯人的情怀使我深为感动。 尤其是他在文章中引用米兰昆德拉的话:在这个世界上,一切都被预先原谅了,一切都被可笑的允许了。人们只能凭藉回想的依稀微光来辨析一切。16世纪 英国宗教诗人约翰堂恩的布道辞:没有人是自成一体与世隔绝的孤岛,每一个人都是广袤大陆的一部份。如果海浪冲掉一块岩石,欧洲就少了一角。任何人的死亡 都是我的损伤,因为我存在于人类之中。所以,不要问丧钟为谁而鸣,它就为你而鸣!他用这两段经典名言来呼唤全社会要关注冤案,那种悲怆的呐喊, 力透纸背,感人至深。我对这两段名言爱不释手,数月后把其抄录在我悼紫阳的文章之中。

     那天,我终于在网上找到刘路并与其聊天。 我首先说:我非常欣赏你和李建强的每一篇文章,向你们致敬!他说:我和李建强是一个人啊。我还见过您一次呢。我这才知道,原来刘路是李建强律师的笔名!

二、神交

     此前,我在同仁网上看到李建强的一些文章和与人讨论的文字。2005年2月初,我因悼紫阳而逃亡在外地的网吧,看到李建强在这个网站上的公开留言:俞兄 到青岛来吧,我这里安全。趁机休养一下,看看海景,喝喝啤酒。作为一个执业律师,他能顶风收留我这个在逃要犯而不怕丢饭碗,使孤身苦旅的我深为感 动。后因警方不再追捕而未继续流窜去青岛,我逃亡26天后回到家中。

     2月28日,李建强来电话告诉我,他现在北京,要来看我。我说,现在没空。他又热情邀我次日去聚会。由于我正在准备次日早上出发去某地党政机关作破冰之 旅,为在两会之前与那里的党政领导沟通农民维权之事。因怕消息走漏被炒作而误大事,又因我的电话被监听,故未置可否。他次日下午再找到我时,我已在外 地了,内心却很歉疚。直到6月10日,我在网上刚与他联系上,他又说,下次来北京还要见我。他的厚爱使我很过意不去。

     我在网上头一次与他聊天就一见如故,所聊的各种问题都使我震撼,一发不可收拾地聊到午夜。之后,我彻夜未眠。

     由于我坐过3年冤狱,对冤案已见怪不怪且又怕受刺激,故平日很少阅读案例与评说。前不久,我读了刘路的《成都市中级法院判决黄琦的两个死穴》。此案的大概 过程是,黄琦夫妇在成都成立了中国首家寻人事务所并开启天网寻人网站,1999年底,该网站报导全国20多万农民外出打工者被搜刮钱财。朱总理对此批示, 要求调查。这原本是天大的好事,没想到,黄琦却受到数十次恐吓、利诱,并两次被公安局传讯,网站被关闭。黄琦因涉嫌传播危害国家安全的言论,被以颠覆国家 政权罪判处有期徒刑5年。

     在黄琦判刑入狱时,刘路撰文指出其判决的两个死穴是:
1、出现在天网寻人网站上的一些言辞过激致使黄琦被治罪的文章,均为间接证据,不能说明就是黄琦创作或转贴的。
2、这些别人发贴的文章,是否具有颠覆国家政权的内容尚有待商榷。
刘路的结论:黄琦根本不构成犯罪!其判决既无事实根据,又无法律依据,完全是以言治罪的文字狱。

     这篇短文使我对早有所闻的这起大案一目了然。我深深地为功德无量的黄琦而痛心疾首,又触景生情地想到,如果黄琦案有两个死穴,那么我的冤案则全是死穴啊。


三、我的奇冤

     我不由想起尘封已久的往事,1992年10月初中共十四大前夕,我担任顾明(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副主任)的秘书期间,因支持上海《文汇报》以正确的舆论 引导人及时宣传十四大路线而取得成效,使其获奖(据说该报还受到当时的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吴邦国和副总理朱镕基的表扬),后来我又指导该报搞好法治宣传。 由于有关文件不慎被该报驻京办事处人员非法偷印,1994年我被北京警方枉法加害,以泄密罪起诉,著名的江平律师 在一审和二审都为我作了无罪辩护。他认为:构成本案犯罪所必须全部具备的三个要件:犯罪动机、犯罪手段、犯罪后果(社会危害)都不存在,因此泄密罪不能 成立。他的辩护被法官判为没有事实和法律根据,我则被判刑三年。而偷印我文件的该报驻京办事处主任兼首席记者不仅没有法律责任,在我出狱后得知他早已被 调回上海升任为该报的国内部主任。

     窃贼没事,我这个失窃者却坐了牢。法官判我有罪所依据的竟是文汇报驻京办事处团伙作案的几个人所栽赃陷害的伪证!

     1997年我刑满释放,妻离子散,倾家荡产,贫病交加,至今连每月300元的最低生活保障都没有。《文汇报》驻京办事处新主任拒绝向该报领导人反映我的情 况。于是,我去上海求见《文汇报》报社党委书记兼总编辑张承启等领导(实际上是本案的受益人并总策划),请求澄清事实,并先给以每月几百元的最低生活费。 张承启捎话给我说:你是北京法院判的,找北京法院去吧,与我们没有关系。该报退休人员温某一再向我索要了不少关于案情的各种文书之后就变了脸。他补充 道:我们只接待北京法院来人调查,不接待你。

     他们拒绝见面,拒绝通电话,还生怕从我这个刑满释放犯沾上晦气,气得我心脏病发作而差点瘫倒在地。 搞立法的我竟被司法者枉法判刑!


四、问案戳我心头伤口

     李建强律师早已得知我的冤案,头次聊天就向我索要判决书等法律文书,要为我代理申诉。这对于专事为冤屈者请命为己任的李建强律师来说似习以为常,但对我这 个刑满释放9年来求告律师无门的含冤者来说,却是破天荒的大事。说者无意,听者有心,致使淤积在我内心深处的创伤涌动而迸发起来,血流如注。

     回想1984年至1994年,我在中南海从事立法工作10年,致力于立法的规划与实施,其中包括为初创时期的律师业做了不少工作。我在司法各界的上层有着 广泛的人脉关系,与不少官员和律师很熟悉。由于我的冤案很出名,刑满释放以来,不少法律界同仁对我十分同情和友好,但却从未有人要来帮助我申诉冤情。 1997年刑满出狱后,我来到案发地上海,求助一些大律师均被拒绝,几度魂断律师界,往事哪里堪回首?

     我刚到上海就约见上海市司法局所属的某法律杂志的主编兼律师。回想1986年该刊创刊时,我曾积极撰文支持。上世纪90年代初,为大力提高上海律师业的社 会地位和影响,由市司法局和该刊主办了促进律师走进企业界的为期数月大规模系列活动。我游说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副主任顾明等两位领导人担任这一活动的顾 问,我又代表顾明专程去上海,和当时主管法治的刘振元副市长出席开幕式并作主题发言,我还谢绝了一切咨询费、顾问费等。如今在我落难之际,这位主编在大饭 店设宴,我兴冲冲地去了,刚一见面他就要我免谈冤案。之后,另一位客人来了,我仍被其介绍成入狱之前的 国务院办公厅秘书一职。那位贵客对我刮目相看,与我热情攀谈并吃喝起来。原来这是他有求于这位要人而拉我作陪作秀,我被其榨取剩余价值而浪费了一个晚 上。

     我还约见上海的一所名牌法律大学校长兼律师,这位好友在上海政界和法律界很有影响,是前程似锦的明星。他热情地请我吃饭,好生款待,耐心听我诉说冤案真 相,深表同情,却无意为我做点什么。 后来,我求见《文汇报》领导而被拒绝,我还找了该报社的其他熟人,也都不被理睬。我只好请律师代为去《文汇报》联系。一位我曾给予不少帮助且已成为大律师 的朋友,他生怕得罪《文汇报》而推我去找当时号称全国刑法第一大律师郑传本。我读过不少关于郑传本办案的优秀事迹报道,对他慕名已久。我平生头一次慕名虔 诚求见律师。在电话中,郑大律师刚听到我原来的职务就打断我的话,盛情邀我立即去,要恭候我的一切事情。可能是他从未遇见京官找来,只觉其阿谀逢迎的热情 扑面而来,使我诚惶诚恐,不知如何是好。接着,我说的第二句话则是刚出冤狱而慕名求助,不等我把罪名(还不是内容)说完,立即被其以忙而没空为由打断了。 我请求把话说完,被他不耐烦的严词拒绝了。从热脸到冷屁股,迅捷得不到一秒钟。他也不让手下的律师听我再说几句,电话从接通到结束仅几分钟。

     我当然知道请律师是要花钱的,且请大律师则要花大钱。当时我手头尚有朋友们接济我的近 两万元,送上门的生意怎么不问价,我好生纳闷。其实他已从身份上断定我穷酸而不屑搭理了。后来才知他办案的开价是16万元,还要另收10万元的所谓风险担 保现金 ①,即使我把平生头一次持有且对我已是天文数字的两万元全都奉上,离他的天价还差很远。况且,《文汇报》是党的喉舌,大律师们都需要靠其炒作扬名来赚钱, 哪怕我支付32万元律师费和20万元风险担保金,他也不会代理的。

     没有职业道德、没有商人对顾客的礼貌、没有司法者对立法者的礼遇、没有任何寒暄、更没有问价等一切业务行为,赶走一个上门的乞丐,赶走一个急需治疗的重病 穷人是再简单不过的了,一切都是赤裸裸而准确无误,无需任何饰掩,倒也干脆利索,很有个性特色, 莫非这就是大律师们的过人之处。幸好我没有在他的办公室,不然我非得把其墙上挂着的铁肩担道义的名人墨宝(我在某法律杂志上见到过)给砸了不可。

     一位上海社科院法学研究所所长兼律师的朋友关切地问我,有什么困难。我感慨道:我长期致力于立法,结果却在司法绝境中得不到任何法律帮助。他仅表同情 而已。1997年,我两次去上海,滞留达半年,结果都是叫天不应,叫地不灵,在狱中患上的心脏病时时发作,依法维权不成反遭更大的摧残。后来我又几次去上 海,都没有任何收获。只有偷印文件的驻京办主任对我因他而坐牢表示歉意并私下给了一些钱以示救济,但拒绝引我去该报社与官方联系。


五、红包与无偿

     1994年上半年我深陷囹圄,家人为我请了一位素不相识且的普通律师,他来看守所浮皮潦草地问我案情,在开庭审理时为我作有罪辩护,说我有主观恶性, 是过失(犯罪)行为,这个辩护意见又被 法官在判决书上进一步篡改为故意(犯罪)行为,竟成为法官定罪量刑的依据。他后来准备二审继续辩护被我拒绝。我刑满回家后才得知,临开庭时这位律师还收取 家人的2000元红包,据说这是行规且还不算多呢。当时我是国务院办公厅秘书、七级正处级公务员,工资300多元,这个红包相当于我半年的工资,如再送其 代理二审的红包则是我一年的工资,而我被捕后就没有工资了。当然如能辩得好也认了,但由于他的不尽职,其有罪辩护 却成了法官弄虚作假,枉法加重情节,制造冤假错案的帮手。后来得知,律师界的普遍水平均为如此,不足为奇。

     当时,幸好有江平律师(七届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是我的领导)、王志强律师(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张友渔的秘书,是我的同事)、刘斌律 师(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我的好友)。他们了解我的工作特点和为人,冒着酷暑四处奔走调查取证还出了车祸,汗流浃背地在一审和二审全力为我作无罪辩护, 尽管都被法官拒绝,也算是给历史留下了见证,在道义上还了我清白。他们不仅为我无偿的服务,还常去看望我的母亲,送其2000元。他们在我服刑期间来狱中 探视,刑满时接我回家,还一直接济我。


六、无意再 申诉

     李建强律师是否为我代理申诉已不重要,用我们重刑犯监狱囚徒的俗话:只要有你这句话就够了。其实即使申诉被法院立案重审,要向玩事实和法律于 股掌之中,枉法加害于我的那些警官、检察官、法官去角逐,去博弈,去推翻伪证从而翻案,如同与虎谋皮,我怕为此而受到更大的身心伤害,这要比当初被动去坐 牢更痛苦。 1997 年,中国社科院副院长刘吉(曾被打成反革命达10年)热情鼓励我去努力申诉翻案。他要我坚持5 年乃至10 年以上,并每每记录其全过程,以此来撰写中国的《论法的精神》、中国的《悲惨世界》。我回答:有不少反革命和右派分子坚持申诉10至20年,但 其结果却是,有的在漫漫上访路上死了,有的在平反昭雪后死了。恕我无能,如这么干非死在里面不可。但我还是被他的耳提面命所激励 ,鼓起勇气折腾了两年而 惨败。只好惹不起躲得起,忍辱负重, 唾面自干,逐渐平和,身心健康才得以恢复。如今,我已习惯了底层社会的平淡和 清贫,对申诉也已厌倦了。

     况且,迟到的公正,根本就不是什么公正!我在狱中所经历整个刑事诉讼过程中的每一个环节,司法人员都明知我无罪却不择手段地使我受追诉,他们 故意违背事实和法律作枉法裁判,加害 于我的司法人员达20余人。即使李建强律师不辞辛劳地为我代理申诉这个陈年旧案,想必难度极大,事倍功半。他不如为当前更多的冤者去代理诉讼,更有实际意 义。

其实,那些陷害我的枉法者们才是真正的罪犯。我不屑于去向他们讨什么公道,况且他们又怎能还我什么公道呢。


七、律师是什么

     我在冥冥中已弄不清法律为何物,律师是干什么的。2000年,哲人张显扬就我案感慨道:法在没事时管用,在有事时就不管用了,在人治的社会搞法治,还不 如干脆搞人治呢。同理,律师也是在没事时管用,在有事时就不管用了,还不如没有律师则可省 去我的这些无谓辛酸泪呢。

     法律制定得再多,如果不去实施,则使良法变成恶法;律师发展的再多,如果不去依法作为,则成了赚钱机器。这使法治无法运行,而且更具有欺骗性,致使最广大 人民的根本利益更加得不到保障,成为一种恶性循环。律师业在司法界的地位和作用原本就不高,律师代理诉讼也未必能起什么作用。但是,不少律师却趋炎附势, 见利忘义,猥琐不堪,自我下滑,何以发展。律师既可以成为天使,更可以成为魔鬼。

     劫后余生,我终于还活着,写作是为活着寻找理由。我悲愤,我踌躇,最终还是把血腥和粗暴的细节,把荒诞和滑稽的故事叙述出来了。我无意否定整个律师界,但 我否定我所遇到的一切,这些无能之辈的律师生怕我不知其为何物而每每当头棒喝。在孤独寂寞的漫漫长夜里却使我比白昼看得更清晰,我匍匐在四面楚歌中的彷徨 与呐喊。我作为处在司法之颠的立法工作者,每遇如此简单明了的冤屈,尚且在劫难逃,没有律师为我申诉,更何况是广大人民群众呢!我呼唤律师的职业道德和敬 业精神。

     近年来,各地因维权或因文字等被无端治罪而深陷囹圄的精英人士多起来了,他们大都很清贫,拿不出太多的律师费,而且其案又被警方当成大案要案,案情似是而 非,扑朔迷离, 被弄得十分复杂,急待有经验的资深律师去代理诉讼。警方对律师大都很抵触,律师代理这类诉讼不仅十分艰辛,还可能冒政治风险;不仅无利可图,还可能要贴 钱。好在像李建强那样关注这类案件的律师开始多起来了,在全国似已达 10位,这使我十分欣慰。

     我原本只想对萍水相逢李建强的厚爱写点感受,赞赏他难能可贵的勇气与正直。其实,每每震撼我的李建强律师并不奇特。古人云:图难于其易,为大于其细。天 下之难作于易,天下之大作于细。 大事业的基础,体现在无数小事与细作之中。然天底下的大祸一般都是由小事未作好而积重难返酿成的。千里之堤毁于蚁穴,使人扼腕叹息。不以小善而不为,不以 小恶而为之。其实, 每一位律师均应如此。倘能如此,则律师业幸甚!民族幸甚!人民幸甚!


完稿于2005年7月25日

①沈嘉立,郑传本律师高价出庭之辨,民主与法制,1998,4




一、 缘起

     我见过李建强先生一面,那是在2004年4月16日,由李柏光主持的《宪法在人民心中生根开花──唐山、秦皇岛、宁德、福州农民罢免活动研讨会》上,赵岩 和我作主题发言,散会时一个叫李建强的山东律师向我热情问候。由于那段时间我为失地农民 向两会呈送要求罢免该市高官的全国人大代表资格的万民折而被警方追捕,逃亡过程中不慎煤气中毒又脑震荡,记忆力大减,我对他的模样却记 不起来了。后来我知道他是杜导斌、罗永忠、黄静等网络大案的代理律师,使我很钦佩。

     以前,我曾读到一个叫刘路的律师的几篇文章,其中 他对湖北的一位法轮功练习者被刑讯逼供致死案的评论,那悲天悯人的情怀使我深为感动。 尤其是他在文章中引用米兰昆德拉的话:在这个世界上,一切都被预先原谅了,一切都被可笑的允许了。人们只能凭藉回想的依稀微光来辨析一切。16世纪 英国宗教诗人约翰堂恩的布道辞:没有人是自成一体与世隔绝的孤岛,每一个人都是广袤大陆的一部份。如果海浪冲掉一块岩石,欧洲就少了一角。任何人的死亡 都是我的损伤,因为我存在于人类之中。所以,不要问丧钟为谁而鸣,它就为你而鸣!他用这两段经典名言来呼唤全社会要关注冤案,那种悲怆的呐喊, 力透纸背,感人至深。我对这两段名言爱不释手,数月后把其抄录在我悼紫阳的文章之中。

     那天,我终于在网上找到刘路并与其聊天。 我首先说:我非常欣赏你和李建强的每一篇文章,向你们致敬!他说:我和李建强是一个人啊。我还见过您一次呢。我这才知道,原来刘路是李建强律师的笔名!

二、神交

     此前,我在同仁网上看到李建强的一些文章和与人讨论的文字。2005年2月初,我因悼紫阳而逃亡在外地的网吧,看到李建强在这个网站上的公开留言:俞兄 到青岛来吧,我这里安全。趁机休养一下,看看海景,喝喝啤酒。作为一个执业律师,他能顶风收留我这个在逃要犯而不怕丢饭碗,使孤身苦旅的我深为感 动。后因警方不再追捕而未继续流窜去青岛,我逃亡26天后回到家中。

     2月28日,李建强来电话告诉我,他现在北京,要来看我。我说,现在没空。他又热情邀我次日去聚会。由于我正在准备次日早上出发去某地党政机关作破冰之 旅,为在两会之前与那里的党政领导沟通农民维权之事。因怕消息走漏被炒作而误大事,又因我的电话被监听,故未置可否。他次日下午再找到我时,我已在外 地了,内心却很歉疚。直到6月10日,我在网上刚与他联系上,他又说,下次来北京还要见我。他的厚爱使我很过意不去。

     我在网上头一次与他聊天就一见如故,所聊的各种问题都使我震撼,一发不可收拾地聊到午夜。之后,我彻夜未眠。

     由于我坐过3年冤狱,对冤案已见怪不怪且又怕受刺激,故平日很少阅读案例与评说。前不久,我读了刘路的《成都市中级法院判决黄琦的两个死穴》。此案的大概 过程是,黄琦夫妇在成都成立了中国首家寻人事务所并开启天网寻人网站,1999年底,该网站报导全国20多万农民外出打工者被搜刮钱财。朱总理对此批示, 要求调查。这原本是天大的好事,没想到,黄琦却受到数十次恐吓、利诱,并两次被公安局传讯,网站被关闭。黄琦因涉嫌传播危害国家安全的言论,被以颠覆国家 政权罪判处有期徒刑5年。

     在黄琦判刑入狱时,刘路撰文指出其判决的两个死穴是:
1、出现在天网寻人网站上的一些言辞过激致使黄琦被治罪的文章,均为间接证据,不能说明就是黄琦创作或转贴的。
2、这些别人发贴的文章,是否具有颠覆国家政权的内容尚有待商榷。
刘路的结论:黄琦根本不构成犯罪!其判决既无事实根据,又无法律依据,完全是以言治罪的文字狱。

     这篇短文使我对早有所闻的这起大案一目了然。我深深地为功德无量的黄琦而痛心疾首,又触景生情地想到,如果黄琦案有两个死穴,那么我的冤案则全是死穴啊。


三、我的奇冤

     我不由想起尘封已久的往事,1992年10月初中共十四大前夕,我担任顾明(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副主任)的秘书期间,因支持上海《文汇报》以正确的舆论 引导人及时宣传十四大路线而取得成效,使其获奖(据说该报还受到当时的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吴邦国和副总理朱镕基的表扬),后来我又指导该报搞好法治宣传。 由于有关文件不慎被该报驻京办事处人员非法偷印,1994年我被北京警方枉法加害,以泄密罪起诉,著名的江平律师 在一审和二审都为我作了无罪辩护。他认为:构成本案犯罪所必须全部具备的三个要件:犯罪动机、犯罪手段、犯罪后果(社会危害)都不存在,因此泄密罪不能 成立。他的辩护被法官判为没有事实和法律根据,我则被判刑三年。而偷印我文件的该报驻京办事处主任兼首席记者不仅没有法律责任,在我出狱后得知他早已被 调回上海升任为该报的国内部主任。

     窃贼没事,我这个失窃者却坐了牢。法官判我有罪所依据的竟是文汇报驻京办事处团伙作案的几个人所栽赃陷害的伪证!

     1997年我刑满释放,妻离子散,倾家荡产,贫病交加,至今连每月300元的最低生活保障都没有。《文汇报》驻京办事处新主任拒绝向该报领导人反映我的情 况。于是,我去上海求见《文汇报》报社党委书记兼总编辑张承启等领导(实际上是本案的受益人并总策划),请求澄清事实,并先给以每月几百元的最低生活费。 张承启捎话给我说:你是北京法院判的,找北京法院去吧,与我们没有关系。该报退休人员温某一再向我索要了不少关于案情的各种文书之后就变了脸。他补充 道:我们只接待北京法院来人调查,不接待你。

     他们拒绝见面,拒绝通电话,还生怕从我这个刑满释放犯沾上晦气,气得我心脏病发作而差点瘫倒在地。 搞立法的我竟被司法者枉法判刑!


四、问案戳我心头伤口

     李建强律师早已得知我的冤案,头次聊天就向我索要判决书等法律文书,要为我代理申诉。这对于专事为冤屈者请命为己任的李建强律师来说似习以为常,但对我这 个刑满释放9年来求告律师无门的含冤者来说,却是破天荒的大事。说者无意,听者有心,致使淤积在我内心深处的创伤涌动而迸发起来,血流如注。

     回想1984年至1994年,我在中南海从事立法工作10年,致力于立法的规划与实施,其中包括为初创时期的律师业做了不少工作。我在司法各界的上层有着 广泛的人脉关系,与不少官员和律师很熟悉。由于我的冤案很出名,刑满释放以来,不少法律界同仁对我十分同情和友好,但却从未有人要来帮助我申诉冤情。 1997年刑满出狱后,我来到案发地上海,求助一些大律师均被拒绝,几度魂断律师界,往事哪里堪回首?

     我刚到上海就约见上海市司法局所属的某法律杂志的主编兼律师。回想1986年该刊创刊时,我曾积极撰文支持。上世纪90年代初,为大力提高上海律师业的社 会地位和影响,由市司法局和该刊主办了促进律师走进企业界的为期数月大规模系列活动。我游说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副主任顾明等两位领导人担任这一活动的顾 问,我又代表顾明专程去上海,和当时主管法治的刘振元副市长出席开幕式并作主题发言,我还谢绝了一切咨询费、顾问费等。如今在我落难之际,这位主编在大饭 店设宴,我兴冲冲地去了,刚一见面他就要我免谈冤案。之后,另一位客人来了,我仍被其介绍成入狱之前的 国务院办公厅秘书一职。那位贵客对我刮目相看,与我热情攀谈并吃喝起来。原来这是他有求于这位要人而拉我作陪作秀,我被其榨取剩余价值而浪费了一个晚 上。

     我还约见上海的一所名牌法律大学校长兼律师,这位好友在上海政界和法律界很有影响,是前程似锦的明星。他热情地请我吃饭,好生款待,耐心听我诉说冤案真 相,深表同情,却无意为我做点什么。 后来,我求见《文汇报》领导而被拒绝,我还找了该报社的其他熟人,也都不被理睬。我只好请律师代为去《文汇报》联系。一位我曾给予不少帮助且已成为大律师 的朋友,他生怕得罪《文汇报》而推我去找当时号称全国刑法第一大律师郑传本。我读过不少关于郑传本办案的优秀事迹报道,对他慕名已久。我平生头一次慕名虔 诚求见律师。在电话中,郑大律师刚听到我原来的职务就打断我的话,盛情邀我立即去,要恭候我的一切事情。可能是他从未遇见京官找来,只觉其阿谀逢迎的热情 扑面而来,使我诚惶诚恐,不知如何是好。接着,我说的第二句话则是刚出冤狱而慕名求助,不等我把罪名(还不是内容)说完,立即被其以忙而没空为由打断了。 我请求把话说完,被他不耐烦的严词拒绝了。从热脸到冷屁股,迅捷得不到一秒钟。他也不让手下的律师听我再说几句,电话从接通到结束仅几分钟。

     我当然知道请律师是要花钱的,且请大律师则要花大钱。当时我手头尚有朋友们接济我的近 两万元,送上门的生意怎么不问价,我好生纳闷。其实他已从身份上断定我穷酸而不屑搭理了。后来才知他办案的开价是16万元,还要另收10万元的所谓风险担 保现金 ①,即使我把平生头一次持有且对我已是天文数字的两万元全都奉上,离他的天价还差很远。况且,《文汇报》是党的喉舌,大律师们都需要靠其炒作扬名来赚钱, 哪怕我支付32万元律师费和20万元风险担保金,他也不会代理的。

     没有职业道德、没有商人对顾客的礼貌、没有司法者对立法者的礼遇、没有任何寒暄、更没有问价等一切业务行为,赶走一个上门的乞丐,赶走一个急需治疗的重病 穷人是再简单不过的了,一切都是赤裸裸而准确无误,无需任何饰掩,倒也干脆利索,很有个性特色, 莫非这就是大律师们的过人之处。幸好我没有在他的办公室,不然我非得把其墙上挂着的铁肩担道义的名人墨宝(我在某法律杂志上见到过)给砸了不可。

     一位上海社科院法学研究所所长兼律师的朋友关切地问我,有什么困难。我感慨道:我长期致力于立法,结果却在司法绝境中得不到任何法律帮助。他仅表同情 而已。1997年,我两次去上海,滞留达半年,结果都是叫天不应,叫地不灵,在狱中患上的心脏病时时发作,依法维权不成反遭更大的摧残。后来我又几次去上 海,都没有任何收获。只有偷印文件的驻京办主任对我因他而坐牢表示歉意并私下给了一些钱以示救济,但拒绝引我去该报社与官方联系。


五、红包与无偿

     1994年上半年我深陷囹圄,家人为我请了一位素不相识且的普通律师,他来看守所浮皮潦草地问我案情,在开庭审理时为我作有罪辩护,说我有主观恶性, 是过失(犯罪)行为,这个辩护意见又被 法官在判决书上进一步篡改为故意(犯罪)行为,竟成为法官定罪量刑的依据。他后来准备二审继续辩护被我拒绝。我刑满回家后才得知,临开庭时这位律师还收取 家人的2000元红包,据说这是行规且还不算多呢。当时我是国务院办公厅秘书、七级正处级公务员,工资300多元,这个红包相当于我半年的工资,如再送其 代理二审的红包则是我一年的工资,而我被捕后就没有工资了。当然如能辩得好也认了,但由于他的不尽职,其有罪辩护 却成了法官弄虚作假,枉法加重情节,制造冤假错案的帮手。后来得知,律师界的普遍水平均为如此,不足为奇。

     当时,幸好有江平律师(七届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是我的领导)、王志强律师(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张友渔的秘书,是我的同事)、刘斌律 师(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我的好友)。他们了解我的工作特点和为人,冒着酷暑四处奔走调查取证还出了车祸,汗流浃背地在一审和二审全力为我作无罪辩护, 尽管都被法官拒绝,也算是给历史留下了见证,在道义上还了我清白。他们不仅为我无偿的服务,还常去看望我的母亲,送其2000元。他们在我服刑期间来狱中 探视,刑满时接我回家,还一直接济我。


六、无意再 申诉

     李建强律师是否为我代理申诉已不重要,用我们重刑犯监狱囚徒的俗话:只要有你这句话就够了。其实即使申诉被法院立案重审,要向玩事实和法律于 股掌之中,枉法加害于我的那些警官、检察官、法官去角逐,去博弈,去推翻伪证从而翻案,如同与虎谋皮,我怕为此而受到更大的身心伤害,这要比当初被动去坐 牢更痛苦。 1997 年,中国社科院副院长刘吉(曾被打成反革命达10年)热情鼓励我去努力申诉翻案。他要我坚持5 年乃至10 年以上,并每每记录其全过程,以此来撰写中国的《论法的精神》、中国的《悲惨世界》。我回答:有不少反革命和右派分子坚持申诉10至20年,但 其结果却是,有的在漫漫上访路上死了,有的在平反昭雪后死了。恕我无能,如这么干非死在里面不可。但我还是被他的耳提面命所激励 ,鼓起勇气折腾了两年而 惨败。只好惹不起躲得起,忍辱负重, 唾面自干,逐渐平和,身心健康才得以恢复。如今,我已习惯了底层社会的平淡和 清贫,对申诉也已厌倦了。

     况且,迟到的公正,根本就不是什么公正!我在狱中所经历整个刑事诉讼过程中的每一个环节,司法人员都明知我无罪却不择手段地使我受追诉,他们 故意违背事实和法律作枉法裁判,加害 于我的司法人员达20余人。即使李建强律师不辞辛劳地为我代理申诉这个陈年旧案,想必难度极大,事倍功半。他不如为当前更多的冤者去代理诉讼,更有实际意 义。

其实,那些陷害我的枉法者们才是真正的罪犯。我不屑于去向他们讨什么公道,况且他们又怎能还我什么公道呢。


七、律师是什么

     我在冥冥中已弄不清法律为何物,律师是干什么的。2000年,哲人张显扬就我案感慨道:法在没事时管用,在有事时就不管用了,在人治的社会搞法治,还不 如干脆搞人治呢。同理,律师也是在没事时管用,在有事时就不管用了,还不如没有律师则可省 去我的这些无谓辛酸泪呢。

     法律制定得再多,如果不去实施,则使良法变成恶法;律师发展的再多,如果不去依法作为,则成了赚钱机器。这使法治无法运行,而且更具有欺骗性,致使最广大 人民的根本利益更加得不到保障,成为一种恶性循环。律师业在司法界的地位和作用原本就不高,律师代理诉讼也未必能起什么作用。但是,不少律师却趋炎附势, 见利忘义,猥琐不堪,自我下滑,何以发展。律师既可以成为天使,更可以成为魔鬼。

     劫后余生,我终于还活着,写作是为活着寻找理由。我悲愤,我踌躇,最终还是把血腥和粗暴的细节,把荒诞和滑稽的故事叙述出来了。我无意否定整个律师界,但 我否定我所遇到的一切,这些无能之辈的律师生怕我不知其为何物而每每当头棒喝。在孤独寂寞的漫漫长夜里却使我比白昼看得更清晰,我匍匐在四面楚歌中的彷徨 与呐喊。我作为处在司法之颠的立法工作者,每遇如此简单明了的冤屈,尚且在劫难逃,没有律师为我申诉,更何况是广大人民群众呢!我呼唤律师的职业道德和敬 业精神。

     近年来,各地因维权或因文字等被无端治罪而深陷囹圄的精英人士多起来了,他们大都很清贫,拿不出太多的律师费,而且其案又被警方当成大案要案,案情似是而 非,扑朔迷离, 被弄得十分复杂,急待有经验的资深律师去代理诉讼。警方对律师大都很抵触,律师代理这类诉讼不仅十分艰辛,还可能冒政治风险;不仅无利可图,还可能要贴 钱。好在像李建强那样关注这类案件的律师开始多起来了,在全国似已达 10位,这使我十分欣慰。

     我原本只想对萍水相逢李建强的厚爱写点感受,赞赏他难能可贵的勇气与正直。其实,每每震撼我的李建强律师并不奇特。古人云:图难于其易,为大于其细。天 下之难作于易,天下之大作于细。 大事业的基础,体现在无数小事与细作之中。然天底下的大祸一般都是由小事未作好而积重难返酿成的。千里之堤毁于蚁穴,使人扼腕叹息。不以小善而不为,不以 小恶而为之。其实, 每一位律师均应如此。倘能如此,则律师业幸甚!民族幸甚!人民幸甚!


完稿于2005年7月25日

①沈嘉立,郑传本律师高价出庭之辨,民主与法制,1998,4




一、 缘起

     我见过李建强先生一面,那是在2004年4月16日,由李柏光主持的《宪法在人民心中生根开花──唐山、秦皇岛、宁德、福州农民罢免活动研讨会》上,赵岩 和我作主题发言,散会时一个叫李建强的山东律师向我热情问候。由于那段时间我为失地农民 向两会呈送要求罢免该市高官的全国人大代表资格的万民折而被警方追捕,逃亡过程中不慎煤气中毒又脑震荡,记忆力大减,我对他的模样却记 不起来了。后来我知道他是杜导斌、罗永忠、黄静等网络大案的代理律师,使我很钦佩。

     以前,我曾读到一个叫刘路的律师的几篇文章,其中 他对湖北的一位法轮功练习者被刑讯逼供致死案的评论,那悲天悯人的情怀使我深为感动。 尤其是他在文章中引用米兰昆德拉的话:在这个世界上,一切都被预先原谅了,一切都被可笑的允许了。人们只能凭藉回想的依稀微光来辨析一切。16世纪 英国宗教诗人约翰堂恩的布道辞:没有人是自成一体与世隔绝的孤岛,每一个人都是广袤大陆的一部份。如果海浪冲掉一块岩石,欧洲就少了一角。任何人的死亡 都是我的损伤,因为我存在于人类之中。所以,不要问丧钟为谁而鸣,它就为你而鸣!他用这两段经典名言来呼唤全社会要关注冤案,那种悲怆的呐喊, 力透纸背,感人至深。我对这两段名言爱不释手,数月后把其抄录在我悼紫阳的文章之中。

     那天,我终于在网上找到刘路并与其聊天。 我首先说:我非常欣赏你和李建强的每一篇文章,向你们致敬!他说:我和李建强是一个人啊。我还见过您一次呢。我这才知道,原来刘路是李建强律师的笔名!

二、神交

     此前,我在同仁网上看到李建强的一些文章和与人讨论的文字。2005年2月初,我因悼紫阳而逃亡在外地的网吧,看到李建强在这个网站上的公开留言:俞兄 到青岛来吧,我这里安全。趁机休养一下,看看海景,喝喝啤酒。作为一个执业律师,他能顶风收留我这个在逃要犯而不怕丢饭碗,使孤身苦旅的我深为感 动。后因警方不再追捕而未继续流窜去青岛,我逃亡26天后回到家中。

     2月28日,李建强来电话告诉我,他现在北京,要来看我。我说,现在没空。他又热情邀我次日去聚会。由于我正在准备次日早上出发去某地党政机关作破冰之 旅,为在两会之前与那里的党政领导沟通农民维权之事。因怕消息走漏被炒作而误大事,又因我的电话被监听,故未置可否。他次日下午再找到我时,我已在外 地了,内心却很歉疚。直到6月10日,我在网上刚与他联系上,他又说,下次来北京还要见我。他的厚爱使我很过意不去。

     我在网上头一次与他聊天就一见如故,所聊的各种问题都使我震撼,一发不可收拾地聊到午夜。之后,我彻夜未眠。

     由于我坐过3年冤狱,对冤案已见怪不怪且又怕受刺激,故平日很少阅读案例与评说。前不久,我读了刘路的《成都市中级法院判决黄琦的两个死穴》。此案的大概 过程是,黄琦夫妇在成都成立了中国首家寻人事务所并开启天网寻人网站,1999年底,该网站报导全国20多万农民外出打工者被搜刮钱财。朱总理对此批示, 要求调查。这原本是天大的好事,没想到,黄琦却受到数十次恐吓、利诱,并两次被公安局传讯,网站被关闭。黄琦因涉嫌传播危害国家安全的言论,被以颠覆国家 政权罪判处有期徒刑5年。

     在黄琦判刑入狱时,刘路撰文指出其判决的两个死穴是:
1、出现在天网寻人网站上的一些言辞过激致使黄琦被治罪的文章,均为间接证据,不能说明就是黄琦创作或转贴的。
2、这些别人发贴的文章,是否具有颠覆国家政权的内容尚有待商榷。
刘路的结论:黄琦根本不构成犯罪!其判决既无事实根据,又无法律依据,完全是以言治罪的文字狱。

     这篇短文使我对早有所闻的这起大案一目了然。我深深地为功德无量的黄琦而痛心疾首,又触景生情地想到,如果黄琦案有两个死穴,那么我的冤案则全是死穴啊。


三、我的奇冤

     我不由想起尘封已久的往事,1992年10月初中共十四大前夕,我担任顾明(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副主任)的秘书期间,因支持上海《文汇报》以正确的舆论 引导人及时宣传十四大路线而取得成效,使其获奖(据说该报还受到当时的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吴邦国和副总理朱镕基的表扬),后来我又指导该报搞好法治宣传。 由于有关文件不慎被该报驻京办事处人员非法偷印,1994年我被北京警方枉法加害,以泄密罪起诉,著名的江平律师 在一审和二审都为我作了无罪辩护。他认为:构成本案犯罪所必须全部具备的三个要件:犯罪动机、犯罪手段、犯罪后果(社会危害)都不存在,因此泄密罪不能 成立。他的辩护被法官判为没有事实和法律根据,我则被判刑三年。而偷印我文件的该报驻京办事处主任兼首席记者不仅没有法律责任,在我出狱后得知他早已被 调回上海升任为该报的国内部主任。

     窃贼没事,我这个失窃者却坐了牢。法官判我有罪所依据的竟是文汇报驻京办事处团伙作案的几个人所栽赃陷害的伪证!

     1997年我刑满释放,妻离子散,倾家荡产,贫病交加,至今连每月300元的最低生活保障都没有。《文汇报》驻京办事处新主任拒绝向该报领导人反映我的情 况。于是,我去上海求见《文汇报》报社党委书记兼总编辑张承启等领导(实际上是本案的受益人并总策划),请求澄清事实,并先给以每月几百元的最低生活费。 张承启捎话给我说:你是北京法院判的,找北京法院去吧,与我们没有关系。该报退休人员温某一再向我索要了不少关于案情的各种文书之后就变了脸。他补充 道:我们只接待北京法院来人调查,不接待你。

     他们拒绝见面,拒绝通电话,还生怕从我这个刑满释放犯沾上晦气,气得我心脏病发作而差点瘫倒在地。 搞立法的我竟被司法者枉法判刑!


四、问案戳我心头伤口

     李建强律师早已得知我的冤案,头次聊天就向我索要判决书等法律文书,要为我代理申诉。这对于专事为冤屈者请命为己任的李建强律师来说似习以为常,但对我这 个刑满释放9年来求告律师无门的含冤者来说,却是破天荒的大事。说者无意,听者有心,致使淤积在我内心深处的创伤涌动而迸发起来,血流如注。

     回想1984年至1994年,我在中南海从事立法工作10年,致力于立法的规划与实施,其中包括为初创时期的律师业做了不少工作。我在司法各界的上层有着 广泛的人脉关系,与不少官员和律师很熟悉。由于我的冤案很出名,刑满释放以来,不少法律界同仁对我十分同情和友好,但却从未有人要来帮助我申诉冤情。 1997年刑满出狱后,我来到案发地上海,求助一些大律师均被拒绝,几度魂断律师界,往事哪里堪回首?

     我刚到上海就约见上海市司法局所属的某法律杂志的主编兼律师。回想1986年该刊创刊时,我曾积极撰文支持。上世纪90年代初,为大力提高上海律师业的社 会地位和影响,由市司法局和该刊主办了促进律师走进企业界的为期数月大规模系列活动。我游说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副主任顾明等两位领导人担任这一活动的顾 问,我又代表顾明专程去上海,和当时主管法治的刘振元副市长出席开幕式并作主题发言,我还谢绝了一切咨询费、顾问费等。如今在我落难之际,这位主编在大饭 店设宴,我兴冲冲地去了,刚一见面他就要我免谈冤案。之后,另一位客人来了,我仍被其介绍成入狱之前的 国务院办公厅秘书一职。那位贵客对我刮目相看,与我热情攀谈并吃喝起来。原来这是他有求于这位要人而拉我作陪作秀,我被其榨取剩余价值而浪费了一个晚 上。

     我还约见上海的一所名牌法律大学校长兼律师,这位好友在上海政界和法律界很有影响,是前程似锦的明星。他热情地请我吃饭,好生款待,耐心听我诉说冤案真 相,深表同情,却无意为我做点什么。 后来,我求见《文汇报》领导而被拒绝,我还找了该报社的其他熟人,也都不被理睬。我只好请律师代为去《文汇报》联系。一位我曾给予不少帮助且已成为大律师 的朋友,他生怕得罪《文汇报》而推我去找当时号称全国刑法第一大律师郑传本。我读过不少关于郑传本办案的优秀事迹报道,对他慕名已久。我平生头一次慕名虔 诚求见律师。在电话中,郑大律师刚听到我原来的职务就打断我的话,盛情邀我立即去,要恭候我的一切事情。可能是他从未遇见京官找来,只觉其阿谀逢迎的热情 扑面而来,使我诚惶诚恐,不知如何是好。接着,我说的第二句话则是刚出冤狱而慕名求助,不等我把罪名(还不是内容)说完,立即被其以忙而没空为由打断了。 我请求把话说完,被他不耐烦的严词拒绝了。从热脸到冷屁股,迅捷得不到一秒钟。他也不让手下的律师听我再说几句,电话从接通到结束仅几分钟。

     我当然知道请律师是要花钱的,且请大律师则要花大钱。当时我手头尚有朋友们接济我的近 两万元,送上门的生意怎么不问价,我好生纳闷。其实他已从身份上断定我穷酸而不屑搭理了。后来才知他办案的开价是16万元,还要另收10万元的所谓风险担 保现金 ①,即使我把平生头一次持有且对我已是天文数字的两万元全都奉上,离他的天价还差很远。况且,《文汇报》是党的喉舌,大律师们都需要靠其炒作扬名来赚钱, 哪怕我支付32万元律师费和20万元风险担保金,他也不会代理的。

     没有职业道德、没有商人对顾客的礼貌、没有司法者对立法者的礼遇、没有任何寒暄、更没有问价等一切业务行为,赶走一个上门的乞丐,赶走一个急需治疗的重病 穷人是再简单不过的了,一切都是赤裸裸而准确无误,无需任何饰掩,倒也干脆利索,很有个性特色, 莫非这就是大律师们的过人之处。幸好我没有在他的办公室,不然我非得把其墙上挂着的铁肩担道义的名人墨宝(我在某法律杂志上见到过)给砸了不可。

     一位上海社科院法学研究所所长兼律师的朋友关切地问我,有什么困难。我感慨道:我长期致力于立法,结果却在司法绝境中得不到任何法律帮助。他仅表同情 而已。1997年,我两次去上海,滞留达半年,结果都是叫天不应,叫地不灵,在狱中患上的心脏病时时发作,依法维权不成反遭更大的摧残。后来我又几次去上 海,都没有任何收获。只有偷印文件的驻京办主任对我因他而坐牢表示歉意并私下给了一些钱以示救济,但拒绝引我去该报社与官方联系。


五、红包与无偿

     1994年上半年我深陷囹圄,家人为我请了一位素不相识且的普通律师,他来看守所浮皮潦草地问我案情,在开庭审理时为我作有罪辩护,说我有主观恶性, 是过失(犯罪)行为,这个辩护意见又被 法官在判决书上进一步篡改为故意(犯罪)行为,竟成为法官定罪量刑的依据。他后来准备二审继续辩护被我拒绝。我刑满回家后才得知,临开庭时这位律师还收取 家人的2000元红包,据说这是行规且还不算多呢。当时我是国务院办公厅秘书、七级正处级公务员,工资300多元,这个红包相当于我半年的工资,如再送其 代理二审的红包则是我一年的工资,而我被捕后就没有工资了。当然如能辩得好也认了,但由于他的不尽职,其有罪辩护 却成了法官弄虚作假,枉法加重情节,制造冤假错案的帮手。后来得知,律师界的普遍水平均为如此,不足为奇。

     当时,幸好有江平律师(七届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是我的领导)、王志强律师(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张友渔的秘书,是我的同事)、刘斌律 师(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我的好友)。他们了解我的工作特点和为人,冒着酷暑四处奔走调查取证还出了车祸,汗流浃背地在一审和二审全力为我作无罪辩护, 尽管都被法官拒绝,也算是给历史留下了见证,在道义上还了我清白。他们不仅为我无偿的服务,还常去看望我的母亲,送其2000元。他们在我服刑期间来狱中 探视,刑满时接我回家,还一直接济我。


六、无意再 申诉

     李建强律师是否为我代理申诉已不重要,用我们重刑犯监狱囚徒的俗话:只要有你这句话就够了。其实即使申诉被法院立案重审,要向玩事实和法律于 股掌之中,枉法加害于我的那些警官、检察官、法官去角逐,去博弈,去推翻伪证从而翻案,如同与虎谋皮,我怕为此而受到更大的身心伤害,这要比当初被动去坐 牢更痛苦。 1997 年,中国社科院副院长刘吉(曾被打成反革命达10年)热情鼓励我去努力申诉翻案。他要我坚持5 年乃至10 年以上,并每每记录其全过程,以此来撰写中国的《论法的精神》、中国的《悲惨世界》。我回答:有不少反革命和右派分子坚持申诉10至20年,但 其结果却是,有的在漫漫上访路上死了,有的在平反昭雪后死了。恕我无能,如这么干非死在里面不可。但我还是被他的耳提面命所激励 ,鼓起勇气折腾了两年而 惨败。只好惹不起躲得起,忍辱负重, 唾面自干,逐渐平和,身心健康才得以恢复。如今,我已习惯了底层社会的平淡和 清贫,对申诉也已厌倦了。

     况且,迟到的公正,根本就不是什么公正!我在狱中所经历整个刑事诉讼过程中的每一个环节,司法人员都明知我无罪却不择手段地使我受追诉,他们 故意违背事实和法律作枉法裁判,加害 于我的司法人员达20余人。即使李建强律师不辞辛劳地为我代理申诉这个陈年旧案,想必难度极大,事倍功半。他不如为当前更多的冤者去代理诉讼,更有实际意 义。

其实,那些陷害我的枉法者们才是真正的罪犯。我不屑于去向他们讨什么公道,况且他们又怎能还我什么公道呢。


七、律师是什么

     我在冥冥中已弄不清法律为何物,律师是干什么的。2000年,哲人张显扬就我案感慨道:法在没事时管用,在有事时就不管用了,在人治的社会搞法治,还不 如干脆搞人治呢。同理,律师也是在没事时管用,在有事时就不管用了,还不如没有律师则可省 去我的这些无谓辛酸泪呢。

     法律制定得再多,如果不去实施,则使良法变成恶法;律师发展的再多,如果不去依法作为,则成了赚钱机器。这使法治无法运行,而且更具有欺骗性,致使最广大 人民的根本利益更加得不到保障,成为一种恶性循环。律师业在司法界的地位和作用原本就不高,律师代理诉讼也未必能起什么作用。但是,不少律师却趋炎附势, 见利忘义,猥琐不堪,自我下滑,何以发展。律师既可以成为天使,更可以成为魔鬼。

     劫后余生,我终于还活着,写作是为活着寻找理由。我悲愤,我踌躇,最终还是把血腥和粗暴的细节,把荒诞和滑稽的故事叙述出来了。我无意否定整个律师界,但 我否定我所遇到的一切,这些无能之辈的律师生怕我不知其为何物而每每当头棒喝。在孤独寂寞的漫漫长夜里却使我比白昼看得更清晰,我匍匐在四面楚歌中的彷徨 与呐喊。我作为处在司法之颠的立法工作者,每遇如此简单明了的冤屈,尚且在劫难逃,没有律师为我申诉,更何况是广大人民群众呢!我呼唤律师的职业道德和敬 业精神。

     近年来,各地因维权或因文字等被无端治罪而深陷囹圄的精英人士多起来了,他们大都很清贫,拿不出太多的律师费,而且其案又被警方当成大案要案,案情似是而 非,扑朔迷离, 被弄得十分复杂,急待有经验的资深律师去代理诉讼。警方对律师大都很抵触,律师代理这类诉讼不仅十分艰辛,还可能冒政治风险;不仅无利可图,还可能要贴 钱。好在像李建强那样关注这类案件的律师开始多起来了,在全国似已达 10位,这使我十分欣慰。

     我原本只想对萍水相逢李建强的厚爱写点感受,赞赏他难能可贵的勇气与正直。其实,每每震撼我的李建强律师并不奇特。古人云:图难于其易,为大于其细。天 下之难作于易,天下之大作于细。 大事业的基础,体现在无数小事与细作之中。然天底下的大祸一般都是由小事未作好而积重难返酿成的。千里之堤毁于蚁穴,使人扼腕叹息。不以小善而不为,不以 小恶而为之。其实, 每一位律师均应如此。倘能如此,则律师业幸甚!民族幸甚!人民幸甚!


完稿于2005年7月25日

①沈嘉立,郑传本律师高价出庭之辨,民主与法制,1998,4




一、 缘起

     我见过李建强先生一面,那是在2004年4月16日,由李柏光主持的《宪法在人民心中生根开花──唐山、秦皇岛、宁德、福州农民罢免活动研讨会》上,赵岩 和我作主题发言,散会时一个叫李建强的山东律师向我热情问候。由于那段时间我为失地农民 向两会呈送要求罢免该市高官的全国人大代表资格的万民折而被警方追捕,逃亡过程中不慎煤气中毒又脑震荡,记忆力大减,我对他的模样却记 不起来了。后来我知道他是杜导斌、罗永忠、黄静等网络大案的代理律师,使我很钦佩。

     以前,我曾读到一个叫刘路的律师的几篇文章,其中 他对湖北的一位法轮功练习者被刑讯逼供致死案的评论,那悲天悯人的情怀使我深为感动。 尤其是他在文章中引用米兰昆德拉的话:在这个世界上,一切都被预先原谅了,一切都被可笑的允许了。人们只能凭藉回想的依稀微光来辨析一切。16世纪 英国宗教诗人约翰堂恩的布道辞:没有人是自成一体与世隔绝的孤岛,每一个人都是广袤大陆的一部份。如果海浪冲掉一块岩石,欧洲就少了一角。任何人的死亡 都是我的损伤,因为我存在于人类之中。所以,不要问丧钟为谁而鸣,它就为你而鸣!他用这两段经典名言来呼唤全社会要关注冤案,那种悲怆的呐喊, 力透纸背,感人至深。我对这两段名言爱不释手,数月后把其抄录在我悼紫阳的文章之中。

     那天,我终于在网上找到刘路并与其聊天。 我首先说:我非常欣赏你和李建强的每一篇文章,向你们致敬!他说:我和李建强是一个人啊。我还见过您一次呢。我这才知道,原来刘路是李建强律师的笔名!

二、神交

     此前,我在同仁网上看到李建强的一些文章和与人讨论的文字。2005年2月初,我因悼紫阳而逃亡在外地的网吧,看到李建强在这个网站上的公开留言:俞兄 到青岛来吧,我这里安全。趁机休养一下,看看海景,喝喝啤酒。作为一个执业律师,他能顶风收留我这个在逃要犯而不怕丢饭碗,使孤身苦旅的我深为感 动。后因警方不再追捕而未继续流窜去青岛,我逃亡26天后回到家中。

     2月28日,李建强来电话告诉我,他现在北京,要来看我。我说,现在没空。他又热情邀我次日去聚会。由于我正在准备次日早上出发去某地党政机关作破冰之 旅,为在两会之前与那里的党政领导沟通农民维权之事。因怕消息走漏被炒作而误大事,又因我的电话被监听,故未置可否。他次日下午再找到我时,我已在外 地了,内心却很歉疚。直到6月10日,我在网上刚与他联系上,他又说,下次来北京还要见我。他的厚爱使我很过意不去。

     我在网上头一次与他聊天就一见如故,所聊的各种问题都使我震撼,一发不可收拾地聊到午夜。之后,我彻夜未眠。

     由于我坐过3年冤狱,对冤案已见怪不怪且又怕受刺激,故平日很少阅读案例与评说。前不久,我读了刘路的《成都市中级法院判决黄琦的两个死穴》。此案的大概 过程是,黄琦夫妇在成都成立了中国首家寻人事务所并开启天网寻人网站,1999年底,该网站报导全国20多万农民外出打工者被搜刮钱财。朱总理对此批示, 要求调查。这原本是天大的好事,没想到,黄琦却受到数十次恐吓、利诱,并两次被公安局传讯,网站被关闭。黄琦因涉嫌传播危害国家安全的言论,被以颠覆国家 政权罪判处有期徒刑5年。

     在黄琦判刑入狱时,刘路撰文指出其判决的两个死穴是:
1、出现在天网寻人网站上的一些言辞过激致使黄琦被治罪的文章,均为间接证据,不能说明就是黄琦创作或转贴的。
2、这些别人发贴的文章,是否具有颠覆国家政权的内容尚有待商榷。
刘路的结论:黄琦根本不构成犯罪!其判决既无事实根据,又无法律依据,完全是以言治罪的文字狱。

     这篇短文使我对早有所闻的这起大案一目了然。我深深地为功德无量的黄琦而痛心疾首,又触景生情地想到,如果黄琦案有两个死穴,那么我的冤案则全是死穴啊。


三、我的奇冤

     我不由想起尘封已久的往事,1992年10月初中共十四大前夕,我担任顾明(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副主任)的秘书期间,因支持上海《文汇报》以正确的舆论 引导人及时宣传十四大路线而取得成效,使其获奖(据说该报还受到当时的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吴邦国和副总理朱镕基的表扬),后来我又指导该报搞好法治宣传。 由于有关文件不慎被该报驻京办事处人员非法偷印,1994年我被北京警方枉法加害,以泄密罪起诉,著名的江平律师 在一审和二审都为我作了无罪辩护。他认为:构成本案犯罪所必须全部具备的三个要件:犯罪动机、犯罪手段、犯罪后果(社会危害)都不存在,因此泄密罪不能 成立。他的辩护被法官判为没有事实和法律根据,我则被判刑三年。而偷印我文件的该报驻京办事处主任兼首席记者不仅没有法律责任,在我出狱后得知他早已被 调回上海升任为该报的国内部主任。

     窃贼没事,我这个失窃者却坐了牢。法官判我有罪所依据的竟是文汇报驻京办事处团伙作案的几个人所栽赃陷害的伪证!

     1997年我刑满释放,妻离子散,倾家荡产,贫病交加,至今连每月300元的最低生活保障都没有。《文汇报》驻京办事处新主任拒绝向该报领导人反映我的情 况。于是,我去上海求见《文汇报》报社党委书记兼总编辑张承启等领导(实际上是本案的受益人并总策划),请求澄清事实,并先给以每月几百元的最低生活费。 张承启捎话给我说:你是北京法院判的,找北京法院去吧,与我们没有关系。该报退休人员温某一再向我索要了不少关于案情的各种文书之后就变了脸。他补充 道:我们只接待北京法院来人调查,不接待你。

     他们拒绝见面,拒绝通电话,还生怕从我这个刑满释放犯沾上晦气,气得我心脏病发作而差点瘫倒在地。 搞立法的我竟被司法者枉法判刑!


四、问案戳我心头伤口

     李建强律师早已得知我的冤案,头次聊天就向我索要判决书等法律文书,要为我代理申诉。这对于专事为冤屈者请命为己任的李建强律师来说似习以为常,但对我这 个刑满释放9年来求告律师无门的含冤者来说,却是破天荒的大事。说者无意,听者有心,致使淤积在我内心深处的创伤涌动而迸发起来,血流如注。

     回想1984年至1994年,我在中南海从事立法工作10年,致力于立法的规划与实施,其中包括为初创时期的律师业做了不少工作。我在司法各界的上层有着 广泛的人脉关系,与不少官员和律师很熟悉。由于我的冤案很出名,刑满释放以来,不少法律界同仁对我十分同情和友好,但却从未有人要来帮助我申诉冤情。 1997年刑满出狱后,我来到案发地上海,求助一些大律师均被拒绝,几度魂断律师界,往事哪里堪回首?

     我刚到上海就约见上海市司法局所属的某法律杂志的主编兼律师。回想1986年该刊创刊时,我曾积极撰文支持。上世纪90年代初,为大力提高上海律师业的社 会地位和影响,由市司法局和该刊主办了促进律师走进企业界的为期数月大规模系列活动。我游说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副主任顾明等两位领导人担任这一活动的顾 问,我又代表顾明专程去上海,和当时主管法治的刘振元副市长出席开幕式并作主题发言,我还谢绝了一切咨询费、顾问费等。如今在我落难之际,这位主编在大饭 店设宴,我兴冲冲地去了,刚一见面他就要我免谈冤案。之后,另一位客人来了,我仍被其介绍成入狱之前的 国务院办公厅秘书一职。那位贵客对我刮目相看,与我热情攀谈并吃喝起来。原来这是他有求于这位要人而拉我作陪作秀,我被其榨取剩余价值而浪费了一个晚 上。

     我还约见上海的一所名牌法律大学校长兼律师,这位好友在上海政界和法律界很有影响,是前程似锦的明星。他热情地请我吃饭,好生款待,耐心听我诉说冤案真 相,深表同情,却无意为我做点什么。 后来,我求见《文汇报》领导而被拒绝,我还找了该报社的其他熟人,也都不被理睬。我只好请律师代为去《文汇报》联系。一位我曾给予不少帮助且已成为大律师 的朋友,他生怕得罪《文汇报》而推我去找当时号称全国刑法第一大律师郑传本。我读过不少关于郑传本办案的优秀事迹报道,对他慕名已久。我平生头一次慕名虔 诚求见律师。在电话中,郑大律师刚听到我原来的职务就打断我的话,盛情邀我立即去,要恭候我的一切事情。可能是他从未遇见京官找来,只觉其阿谀逢迎的热情 扑面而来,使我诚惶诚恐,不知如何是好。接着,我说的第二句话则是刚出冤狱而慕名求助,不等我把罪名(还不是内容)说完,立即被其以忙而没空为由打断了。 我请求把话说完,被他不耐烦的严词拒绝了。从热脸到冷屁股,迅捷得不到一秒钟。他也不让手下的律师听我再说几句,电话从接通到结束仅几分钟。

     我当然知道请律师是要花钱的,且请大律师则要花大钱。当时我手头尚有朋友们接济我的近 两万元,送上门的生意怎么不问价,我好生纳闷。其实他已从身份上断定我穷酸而不屑搭理了。后来才知他办案的开价是16万元,还要另收10万元的所谓风险担 保现金 ①,即使我把平生头一次持有且对我已是天文数字的两万元全都奉上,离他的天价还差很远。况且,《文汇报》是党的喉舌,大律师们都需要靠其炒作扬名来赚钱, 哪怕我支付32万元律师费和20万元风险担保金,他也不会代理的。

     没有职业道德、没有商人对顾客的礼貌、没有司法者对立法者的礼遇、没有任何寒暄、更没有问价等一切业务行为,赶走一个上门的乞丐,赶走一个急需治疗的重病 穷人是再简单不过的了,一切都是赤裸裸而准确无误,无需任何饰掩,倒也干脆利索,很有个性特色, 莫非这就是大律师们的过人之处。幸好我没有在他的办公室,不然我非得把其墙上挂着的铁肩担道义的名人墨宝(我在某法律杂志上见到过)给砸了不可。

     一位上海社科院法学研究所所长兼律师的朋友关切地问我,有什么困难。我感慨道:我长期致力于立法,结果却在司法绝境中得不到任何法律帮助。他仅表同情 而已。1997年,我两次去上海,滞留达半年,结果都是叫天不应,叫地不灵,在狱中患上的心脏病时时发作,依法维权不成反遭更大的摧残。后来我又几次去上 海,都没有任何收获。只有偷印文件的驻京办主任对我因他而坐牢表示歉意并私下给了一些钱以示救济,但拒绝引我去该报社与官方联系。


五、红包与无偿

     1994年上半年我深陷囹圄,家人为我请了一位素不相识且的普通律师,他来看守所浮皮潦草地问我案情,在开庭审理时为我作有罪辩护,说我有主观恶性, 是过失(犯罪)行为,这个辩护意见又被 法官在判决书上进一步篡改为故意(犯罪)行为,竟成为法官定罪量刑的依据。他后来准备二审继续辩护被我拒绝。我刑满回家后才得知,临开庭时这位律师还收取 家人的2000元红包,据说这是行规且还不算多呢。当时我是国务院办公厅秘书、七级正处级公务员,工资300多元,这个红包相当于我半年的工资,如再送其 代理二审的红包则是我一年的工资,而我被捕后就没有工资了。当然如能辩得好也认了,但由于他的不尽职,其有罪辩护 却成了法官弄虚作假,枉法加重情节,制造冤假错案的帮手。后来得知,律师界的普遍水平均为如此,不足为奇。

     当时,幸好有江平律师(七届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是我的领导)、王志强律师(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张友渔的秘书,是我的同事)、刘斌律 师(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我的好友)。他们了解我的工作特点和为人,冒着酷暑四处奔走调查取证还出了车祸,汗流浃背地在一审和二审全力为我作无罪辩护, 尽管都被法官拒绝,也算是给历史留下了见证,在道义上还了我清白。他们不仅为我无偿的服务,还常去看望我的母亲,送其2000元。他们在我服刑期间来狱中 探视,刑满时接我回家,还一直接济我。


六、无意再 申诉

     李建强律师是否为我代理申诉已不重要,用我们重刑犯监狱囚徒的俗话:只要有你这句话就够了。其实即使申诉被法院立案重审,要向玩事实和法律于 股掌之中,枉法加害于我的那些警官、检察官、法官去角逐,去博弈,去推翻伪证从而翻案,如同与虎谋皮,我怕为此而受到更大的身心伤害,这要比当初被动去坐 牢更痛苦。 1997 年,中国社科院副院长刘吉(曾被打成反革命达10年)热情鼓励我去努力申诉翻案。他要我坚持5 年乃至10 年以上,并每每记录其全过程,以此来撰写中国的《论法的精神》、中国的《悲惨世界》。我回答:有不少反革命和右派分子坚持申诉10至20年,但 其结果却是,有的在漫漫上访路上死了,有的在平反昭雪后死了。恕我无能,如这么干非死在里面不可。但我还是被他的耳提面命所激励 ,鼓起勇气折腾了两年而 惨败。只好惹不起躲得起,忍辱负重, 唾面自干,逐渐平和,身心健康才得以恢复。如今,我已习惯了底层社会的平淡和 清贫,对申诉也已厌倦了。

     况且,迟到的公正,根本就不是什么公正!我在狱中所经历整个刑事诉讼过程中的每一个环节,司法人员都明知我无罪却不择手段地使我受追诉,他们 故意违背事实和法律作枉法裁判,加害 于我的司法人员达20余人。即使李建强律师不辞辛劳地为我代理申诉这个陈年旧案,想必难度极大,事倍功半。他不如为当前更多的冤者去代理诉讼,更有实际意 义。

其实,那些陷害我的枉法者们才是真正的罪犯。我不屑于去向他们讨什么公道,况且他们又怎能还我什么公道呢。


七、律师是什么

     我在冥冥中已弄不清法律为何物,律师是干什么的。2000年,哲人张显扬就我案感慨道:法在没事时管用,在有事时就不管用了,在人治的社会搞法治,还不 如干脆搞人治呢。同理,律师也是在没事时管用,在有事时就不管用了,还不如没有律师则可省 去我的这些无谓辛酸泪呢。

     法律制定得再多,如果不去实施,则使良法变成恶法;律师发展的再多,如果不去依法作为,则成了赚钱机器。这使法治无法运行,而且更具有欺骗性,致使最广大 人民的根本利益更加得不到保障,成为一种恶性循环。律师业在司法界的地位和作用原本就不高,律师代理诉讼也未必能起什么作用。但是,不少律师却趋炎附势, 见利忘义,猥琐不堪,自我下滑,何以发展。律师既可以成为天使,更可以成为魔鬼。

     劫后余生,我终于还活着,写作是为活着寻找理由。我悲愤,我踌躇,最终还是把血腥和粗暴的细节,把荒诞和滑稽的故事叙述出来了。我无意否定整个律师界,但 我否定我所遇到的一切,这些无能之辈的律师生怕我不知其为何物而每每当头棒喝。在孤独寂寞的漫漫长夜里却使我比白昼看得更清晰,我匍匐在四面楚歌中的彷徨 与呐喊。我作为处在司法之颠的立法工作者,每遇如此简单明了的冤屈,尚且在劫难逃,没有律师为我申诉,更何况是广大人民群众呢!我呼唤律师的职业道德和敬 业精神。

     近年来,各地因维权或因文字等被无端治罪而深陷囹圄的精英人士多起来了,他们大都很清贫,拿不出太多的律师费,而且其案又被警方当成大案要案,案情似是而 非,扑朔迷离, 被弄得十分复杂,急待有经验的资深律师去代理诉讼。警方对律师大都很抵触,律师代理这类诉讼不仅十分艰辛,还可能冒政治风险;不仅无利可图,还可能要贴 钱。好在像李建强那样关注这类案件的律师开始多起来了,在全国似已达 10位,这使我十分欣慰。

     我原本只想对萍水相逢李建强的厚爱写点感受,赞赏他难能可贵的勇气与正直。其实,每每震撼我的李建强律师并不奇特。古人云:图难于其易,为大于其细。天 下之难作于易,天下之大作于细。 大事业的基础,体现在无数小事与细作之中。然天底下的大祸一般都是由小事未作好而积重难返酿成的。千里之堤毁于蚁穴,使人扼腕叹息。不以小善而不为,不以 小恶而为之。其实, 每一位律师均应如此。倘能如此,则律师业幸甚!民族幸甚!人民幸甚!


完稿于2005年7月25日

①沈嘉立,郑传本律师高价出庭之辨,民主与法制,19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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