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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雅虎是自由的敌人
王怡



一、我们不是肉体意义上的消费者

60多年前,IBM公司的利益一度是犹太人的敌人。因为这家公司成为奥维辛和其他集中营的供应商。尽管两位制还没被发明,但一些当时最先进的设备,如记录 整理犹太人资料的穿孔卡片系统,被广泛运用在对犹太人的“最终解决”上。IBM的工程师们为纳粹设计出完美的数目字管理,譬如最后一个数字“1”代表奥斯 威辛,另一个数列中“3”代表同性恋,“6”代表共产党,最后一个数字如果是“4”,代表枪毙;“6”代表特殊处理,意思就是进毒气室。IBM设计、调试 这些系统,甚至连卡片的印刷也包揽了。当希姆莱在纽伦堡法庭上辩称,不知道集中营中发生了什么。他的可信度,再低也低不过IBM公司。同样60多年前,一 部分美国公司也曾是中国人的敌人。太平洋战争未爆发前,日本侵华的全部军事装备,有三分之二来自美国军工企业。

自由世界的公司享有一种特权。它们知道自由和民主的可贵,知道自己的财富来源于一个维护私人自由的体制。在民主世界内部,它们也遵循并受益于这些普适价 值。同样,西方世界的价值根基,也受益于无数私人企业在自由体制下的成长。但当它们转身面对专制主义时,它们在道义上和法律上拥有一种奢侈的选择权。一些 自由世界的企业发现,背弃市场体制的灵魂,背弃它们身在的那个世界的价值观,背弃它们与专制社会中那些猪狗不如的消费者们所签订的契约,是一种天大的诱 惑。

因为它们的财产在自由世界受到确定的保护,它们的欲望却在专制社会受到无限的纵容。专制国家的政府千方百计的鼓励它们把商业利润和价值观分开,专制国家的 政府说,你们到我这里来,只管赚钱,其他的不必操心。没有一个政府会对本国的企业这样暗示,连专制政府也不会。唯有专制国家面对来自自由世界的企业时,就 像拉皮条的劝说嫖客一样赤裸裸。

自由世界的企业来中国做生意,就像道貌岸然的领导干部到泰国去嫖妓。国内的一切价值约束都卸下了。专制政府最喜欢的,就是唯利是图的外国企业。但唯利是图 的实质是什么呢?当思科公司选择为中国政府管制网络开发提供关键词过滤技术,当雅虎公司2002年主动配合中共签订《中国互联网行业自律公约》,当它向中 国安全部门提供自己的客户师涛先生的电子邮箱记录,帮助中国政府镇压言论自由、判处师涛先生10年有期徒刑。当McAfee、诺顿等企业因同样意图向中国 安全部门提供数百种电脑病毒和黑客程序时。它们一个潜在的价值观,和主张解除对华武器禁运的法国政府如出一辙,只不过是认为中国人不配享受这个世界的普遍 人权,更不值得自己为他们做什么。
在跨国公司们眼里,中国人根本就不是人,只不过是肉体意义上的消费者。

所以在美国,它们宁愿得罪政府也不愿得罪消费者。在中国反过来,它们不怕得罪中国人,怕的只是得罪中国政府。今天有一个危险的倾向,就是全世界的政府和企 业都对中国充满了肉欲,把中国仅仅当作一个世上最庞大的市场。而中共政府和中国的市场模式,则欢天喜地的挑逗着全世界的这种肉欲。

中国人在全球化时代的意义,被简化成了消费者。而所谓消费者就是一群待喂养的猪。你想天下有没有一个卖猪食的人,会怕猪的哼唷,胜过怕养猪人的脸色?在雅 虎公司眼里,师涛先生只不过是猪。所有注册成为雅虎用户的中国人都只不过是猪,是随时可以出卖给中国政府的猪猡。雅虎公司从一开始,就不打算为保护自己客 户的利益做任何努力。从一开始,雅虎公司来中国做生意,就没有打算尊重它和一个叫师涛的人将要签订的契约。

二、雅虎在法律上的责任

雅虎香港控股公司的负责人,为雅虎辩解说“我们不知道警方索要师涛的个人信息要干什么”。没有人会相信,一家公司连警察索要客户资料的目的都不清楚,就将 客户信息拱手送上。当它得知案件涉及政治迫害时,反而会据理抗争?这句话其实透露出两个不被原谅的事实,第一,中国警方并没有按标准程序收集证据,没有提 供案由,更没有申请针对雅虎公司的搜查令。按香港的基本法,中国的安全部门也不可能申请到对雅虎香港控股公司的搜查令。第二,雅虎公司没有为保护师涛的利 益作任何努力,雅虎公司放弃了对警方正当程序的质疑,没有行使任何一种法律上的抗辩权。它假装自己像一个中国边远山区的农民,听见老爷一声吆喝就慌忙把口 袋里的银子(别人存放的银子)全掏出来。

很多人出于恐惧,不要求来自政府的正当程序。宣传部门一个电话,出版社就停止履行出版合同,报社就取消公民的知情权。警察一亮证件,银行、网站就把客户的 资料如数奉上。个人的妥协可能与公共利益无关,因此是值得同情的。他的筹码只是他自己的职称、工作、奖金、人身自由或身家性命。但一家服务商的妥协,却是 拿别人的利益去做筹码。这样的行为不能因为恐惧的真实性就得到谅解。你恐惧,不能拿别人的命去买单。无论雅虎曾面对什么政治压力或商业上的盘算,维护客户 利益,履行自己在契约中给予师涛的承诺,也是法律上的一个首要责任。

但雅虎如此轻易的背弃了自己签订的合同。也背叛了西方商业社会赖以存在的契约精神。什么是契约的精神。在契约内部,契约双方的利益可能是冲突的。但契约意 味着契约的缔结者在任何第三方的利益面前,选择与自己的对方当事人站在一起。契约中的诚信首先是针对第三方的,这一点和婚姻是类似的。人们通过契约获得未 来的利益,这样的利益仅仅因为对方的承诺,才成为一种确定的利益。所以法律上称为一种“可信赖的利益”。但师涛先生从他和雅虎的合同中,获得了任何可信赖 的利益吗?师涛对这份契约的信赖,最终把自己送进了监狱。

以赔偿为对价的情况下,放弃承诺是被谅解的。但在任何情况下,向第三方出卖对方的信赖,都是不被谅解的。雅虎只有在一种情况下,可以交出师涛的客户资料而 不受谴责。那就是根据法律的要求。但警方的要求,并不等于法律的要求。对来自自由世界的雅虎公司来说,这是一个基本常识。雅虎完全有权拒绝警方的要求,基 于契约的约束,雅虎也有义务行使抗辩权,为客户的利益寻求最正当的程序。警方只有在申请到搜查令的情况下,才能打破民事契约的约束力,强制性的从雅虎那里 得到他们想要的东西。在西方国家(及香港),搜查令由法院批准,只有法院才有权命令雅虎交出客户的资料。只有法院的命令才是雅虎必须听从并能因此免除契约 责任的。在中国大陆,搜查令由检察院批准。但大陆的检察院并没有对香港公司的管辖权。

因此,只有香港法院能以法律的名义,命令雅虎香港公司交出师涛的资料。换句话说,没有雅虎公司的“学雷锋”,中国秘密警察将没有任何法律途径获得师涛的帐 户资料。雅虎放弃对警方正当程序的要求,就是对师涛先生的背叛,警方的“索要”并不能免除雅虎的违约责任。同时,这对几年来为反对二十三条立法不懈斗争的 全体香港市民,也是一种出卖。

三、雅虎对普适价值的道义责任

能否进一步要求公司承担道义责任?目前国际笔会、记者无疆界等国际组织和广泛的国际舆论,都指责雅虎放弃对普遍人权价值的判断,放弃企业的社会责任。批评 者尤其提到了《世界人权宣言》的第十九条,“人人有权享受主张和发表意见的自由;此项权利包括持有主张而不受干涉的自由,和通过任何媒介和不论国界寻求、 接受和传递消息和思想的自由”。

公司被称为法律意义上的人,普世的价值观也是公司应当持有的。尤其是受益于这些人权价值的西方公司。《世界人权宣言》的前言中也说到,“大会发布这一〈世 界人权宣言〉,作为所有人民和所有国家努力实现的共同标准,以期每一个人和社会机构经常铭念本宣言,努力通过教诲和教育促进对权利和自由的尊重”。这明确 将机构的责任包涵在了其中。之前的纽伦堡审判,一些帮助纳粹的德国企业受审,则是企业的道义责任受到司法审查的一个开端。

尤其值得提及的是,中国是《世界人权宣言》的发起和签署国。中国在几千年的历史上昙花一现的和普适人权如此挨近,并成为全球人权价值的倡导者和捍卫者之 一。这个地位是中国人在反击法西斯的全球战争中用几千万人的性命换来的。每一个死难者的后裔,今天都有理由要求全世界一切政府、一切公司,把中国人当成和 他们一样配得基本自由的人看待,而不是仅仅看作待喂养的猪或被中共政权所绑架的奴隶。

因此对雅虎的指责,不但指向雅虎管理层的那些自然人,同样也指向作为抽象法人的雅虎公司。尽管公司在法律上是一种特殊的人。这种“人”天生有一种特质,用 一位英国作家的话说,所谓法人就是“没有需要被拯救的灵魂,也没有可以被监禁的身体”的人。因此我们对企业的一个传统界定,就是“追求盈利最大化”的机 构。但自从1924年美国的谢尔顿率先提出“公司社会责任”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的概念之后,公司就不再被理解为纯粹的、私法意义上的盈利组织。

最近二十年多年,英美国家更是出现了“企业社会责任运动”的浪潮。1989年美国修改《公司法》,全面加大公司对相关利益群体所负的、传统民事责任之外的 责任。1997年美国非政府组织“社会责任国际”(SAI)发布了全球第一个企业社会责任认证标准。当时这个标准仅限于关注劳工权益。近几年,国际标准化 组织(ISO)也开始推广企业社会责任国际标准认证(SA8000),目前已有400多家跨国公司自愿接受这一认证。

自由世界的企业如何在专制国家做生意。如何对待那些专制国家的劳工和客户?1999年,联合国的安南提出了一个“企业公民”的“全球契约”,列出了公司应 在人权、劳工标准、环境等9个方面所遵循的基本原则。目前有100多个国家、1000多家全球著名企业、100多家国际经济组织自愿接受这个契约。雅虎公 司没有参加,不敢参加也不配参加这个全球契约。因为契约中有这样的明确宣示:
原则1.企业应在其影响力范围内对保护国际人权给予支持和尊重。
原则2.企业应保证不与践踏人权者同流合污;
原则3. 企业界应支持结社自由及切实承认集体谈判权。

这些都发生在雅虎所在的那个世界。也是雅虎和中国秘密警察同流合污的时候装着不知道的。这也是此次“雅虎帮凶事件”在国际上引起激烈关注的原因之一。事实 上,就连专制下的部分中国企业也开始自觉担当社会责任,拒绝与政府同流合污。最近两年,国内民间开始自发的推广SA8000认证。去年《南方周末》联合一 批企业,推出了《中国企业公民宣言》。其中第五条引人瞩目的宣称,“我们要积极推动社会公益事业,关注民主进程和政治改革,对国家和人民负责”。继孙大午 之后,“云南红”酒业的董事长武克钢先生去年发表《中国呼唤工商文明》一文,提出企业要反对暴政和暴民,关注政治,“展现资本的社会价值”,成为工商文明 的捍卫者。这个讲话在企业界和学术界引起震动,人称为中国工商界的第一份政治宣言。

雅虎,一度是互联网时代最高级的宠儿。如今却沦为自由企业的“bad apple”。一个无耻的、最低等的“企业公民”。在自由世界享受人权,在专制社会和专制者合谋。在师涛案件中,雅虎公司已经背叛了当初造就它的互联网的基本精神,那就是信息的自由流通。

四、不要让人民币摧毁这个世界

雅虎的所为,不仅对中国人的自由构成了伤害。在今天,一种被国家权力高度挟持的市场模式,对全世界的政府和公司都构成了诱惑和挑战,也对人类几百年来所积 累的自由市场和契约传统构成了羞辱。我很可悲的看到,共产党的市场改革,只用了20年的时间,就打败了西方世界的契约精神。只用了20年的时间,就把全世 界几百年市场经济所涵养出来的工商精英们,改造成了“有中国特色的西方公司”。把它们一一的变成了市场体制中的“bad apple”。

雅虎事件让我看到一个尖锐的伤口。这个伤口不仅关乎中国,也关乎世界。最近美国人伊森.葛特曼(Ethan Gutmann)写了一本书,《失去新中国──美商在中国的理想与背叛》(Losing the New China--A Story of American Commerce, Desire and Betrayal ),在美国即将出版。作家以惊人的资料描述了无数美国公司在中国市场体制下是怎么堕落的。中国的市场模式,正在成为西方自由市场和契约精神的坟墓。中国的 市场对全世界的诱惑有多大,全世界距离这一坟墓就有多近。因为一家西方公司到了中国,如果不赤裸裸的背叛这一传统,如果不把自己从本国的自由人变成中共党 委的半个臣仆,它就几乎无法赚钱。

葛特曼在书中归纳了外国公司向共产党显示友善的三种方法:
“第一种是夏皮罗和李敦白式的,即紧紧跟着党走,永远为党的目标奋斗。但这不仅是动动嘴皮子,经过五十年的历练,中国领导人虽在处理公共关系方面还是生手,但却能熟练地判断一个西方人所说的话可信度有多少。
“第二种,即用之于亚洲地区而皆准的商务活动──送礼(投资、政治优惠、技术上的援助甚至性贿赂)。如果贝彼得能为中国引入投资,并愿意在其他外国企业撤 出的时候表示对中国局势有信心,那么他将会立即得到部长们的接见。如果通过他的公共事务机构进行运作,则起码要花上数年的时间。
“第三种是学者或记者的方法,很简单,就是拍马屁,对中国文化大加赞赏。这种方法如果运用得好,会被认为是真诚的、发自内心的对中国的向往。譬如用英文写 与《人民日报》步调一致的文章在西方报刊上发表,批判法轮功是邪教,自己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供《参考消息》转载,等等”。

葛特曼说,“每一个成功的在华外商都会用一至三个上述的办法”。 中国模式的实质,就是鼓励全世界在一个价值约束和人权标准更低的体制下挣钱。鼓励全世界的公司不要把交易伙伴放在第一位,要把和中国政府的关系放在第一 位。在专制主义政体下,这就等于要求来中国做生意的公司,必须“时刻准备着”背叛自己的客户。正是专制制度,使中共而不是中国人,成为了这个世界上最得罪 不起的客户。

在全球化时代,中国模式是撒旦对于自由世界的一种试探。当全世界最大的那个专制者,手中拿着全世界最大的那个面包。所有令西方世界引以为傲的那些价值和传 统,包括伟大的市场和契约传统,能不能抵御这种试探,回到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的价值和制度约束中去。不要让人民币摧毁这个世界,就像专制者通过雅虎,摧毁 师涛先生的生活那样。

雅虎开创了一个恶例。西方公司在中国的堕落,第一个受害者也许是师涛先生,但最终的受害者必将是西方世界。与中国政府竭力主张贸易与人权无关的立场相反, 当代国际经济法的泰斗人物,曾担任关贸总协定和世贸组织法律顾问的E·U·彼得斯曼,认为宪法功能和人权进路正是国际贸易立法的灵魂。在全球化时代,如果 西方世界缺乏一个能够保卫“国际公共物品”的国际贸易秩序,单凭一国内部的宪法不可能发挥维护人权和自由秩序的作用。彼得斯曼认为,国际经济法所要维护的 这个“国际公共物品”,就是“市场的开放、对人权的尊重、民主、和平及可持续性发展”。

中国模式的实质,就是一个不肯放弃专制权力的政府对这一“国际公共物品”的和平演变和颜色革命。而像雅虎这样的公司,不但自身背叛西方传统,同时也是甘愿为这一和平演变火中取栗的帮凶。

2005年9月20日,为了师涛先生和我自己,我开始停止使用雅虎公司的邮箱,卸载了电脑中所有雅虎软件。雅虎公司一天不对师涛先生及其家属、也对它的全 体用户一个交待。我就一天将雅虎公司视为师涛先生的敌人,我的敌人,也视其为自由的敌人。我呼吁我的每一位朋友和读者,用脚投票,拒绝使用雅虎公司的任何 服务。用嘴说话,在一切场合反对雅虎公司的商业利益。
    因为雅虎,是互联网时代的败类。
    因为师涛,为我们留下这样的诗句——
    “谁是亡者?是谁活着?”
    是谁把痛苦咀嚼得如此缓慢
    让我在漫长的夜里整整走了十年
2005-9-23

一、我们不是肉体意义上的消费者

60多年前,IBM公司的利益一度是犹太人的敌人。因为这家公司成为奥维辛和其他集中营的供应商。尽管两位制还没被发明,但一些当时最先进的设备,如记录 整理犹太人资料的穿孔卡片系统,被广泛运用在对犹太人的“最终解决”上。IBM的工程师们为纳粹设计出完美的数目字管理,譬如最后一个数字“1”代表奥斯 威辛,另一个数列中“3”代表同性恋,“6”代表共产党,最后一个数字如果是“4”,代表枪毙;“6”代表特殊处理,意思就是进毒气室。IBM设计、调试 这些系统,甚至连卡片的印刷也包揽了。当希姆莱在纽伦堡法庭上辩称,不知道集中营中发生了什么。他的可信度,再低也低不过IBM公司。同样60多年前,一 部分美国公司也曾是中国人的敌人。太平洋战争未爆发前,日本侵华的全部军事装备,有三分之二来自美国军工企业。

自由世界的公司享有一种特权。它们知道自由和民主的可贵,知道自己的财富来源于一个维护私人自由的体制。在民主世界内部,它们也遵循并受益于这些普适价 值。同样,西方世界的价值根基,也受益于无数私人企业在自由体制下的成长。但当它们转身面对专制主义时,它们在道义上和法律上拥有一种奢侈的选择权。一些 自由世界的企业发现,背弃市场体制的灵魂,背弃它们身在的那个世界的价值观,背弃它们与专制社会中那些猪狗不如的消费者们所签订的契约,是一种天大的诱 惑。

因为它们的财产在自由世界受到确定的保护,它们的欲望却在专制社会受到无限的纵容。专制国家的政府千方百计的鼓励它们把商业利润和价值观分开,专制国家的 政府说,你们到我这里来,只管赚钱,其他的不必操心。没有一个政府会对本国的企业这样暗示,连专制政府也不会。唯有专制国家面对来自自由世界的企业时,就 像拉皮条的劝说嫖客一样赤裸裸。

自由世界的企业来中国做生意,就像道貌岸然的领导干部到泰国去嫖妓。国内的一切价值约束都卸下了。专制政府最喜欢的,就是唯利是图的外国企业。但唯利是图 的实质是什么呢?当思科公司选择为中国政府管制网络开发提供关键词过滤技术,当雅虎公司2002年主动配合中共签订《中国互联网行业自律公约》,当它向中 国安全部门提供自己的客户师涛先生的电子邮箱记录,帮助中国政府镇压言论自由、判处师涛先生10年有期徒刑。当McAfee、诺顿等企业因同样意图向中国 安全部门提供数百种电脑病毒和黑客程序时。它们一个潜在的价值观,和主张解除对华武器禁运的法国政府如出一辙,只不过是认为中国人不配享受这个世界的普遍 人权,更不值得自己为他们做什么。
在跨国公司们眼里,中国人根本就不是人,只不过是肉体意义上的消费者。

所以在美国,它们宁愿得罪政府也不愿得罪消费者。在中国反过来,它们不怕得罪中国人,怕的只是得罪中国政府。今天有一个危险的倾向,就是全世界的政府和企 业都对中国充满了肉欲,把中国仅仅当作一个世上最庞大的市场。而中共政府和中国的市场模式,则欢天喜地的挑逗着全世界的这种肉欲。

中国人在全球化时代的意义,被简化成了消费者。而所谓消费者就是一群待喂养的猪。你想天下有没有一个卖猪食的人,会怕猪的哼唷,胜过怕养猪人的脸色?在雅 虎公司眼里,师涛先生只不过是猪。所有注册成为雅虎用户的中国人都只不过是猪,是随时可以出卖给中国政府的猪猡。雅虎公司从一开始,就不打算为保护自己客 户的利益做任何努力。从一开始,雅虎公司来中国做生意,就没有打算尊重它和一个叫师涛的人将要签订的契约。

二、雅虎在法律上的责任

雅虎香港控股公司的负责人,为雅虎辩解说“我们不知道警方索要师涛的个人信息要干什么”。没有人会相信,一家公司连警察索要客户资料的目的都不清楚,就将 客户信息拱手送上。当它得知案件涉及政治迫害时,反而会据理抗争?这句话其实透露出两个不被原谅的事实,第一,中国警方并没有按标准程序收集证据,没有提 供案由,更没有申请针对雅虎公司的搜查令。按香港的基本法,中国的安全部门也不可能申请到对雅虎香港控股公司的搜查令。第二,雅虎公司没有为保护师涛的利 益作任何努力,雅虎公司放弃了对警方正当程序的质疑,没有行使任何一种法律上的抗辩权。它假装自己像一个中国边远山区的农民,听见老爷一声吆喝就慌忙把口 袋里的银子(别人存放的银子)全掏出来。

很多人出于恐惧,不要求来自政府的正当程序。宣传部门一个电话,出版社就停止履行出版合同,报社就取消公民的知情权。警察一亮证件,银行、网站就把客户的 资料如数奉上。个人的妥协可能与公共利益无关,因此是值得同情的。他的筹码只是他自己的职称、工作、奖金、人身自由或身家性命。但一家服务商的妥协,却是 拿别人的利益去做筹码。这样的行为不能因为恐惧的真实性就得到谅解。你恐惧,不能拿别人的命去买单。无论雅虎曾面对什么政治压力或商业上的盘算,维护客户 利益,履行自己在契约中给予师涛的承诺,也是法律上的一个首要责任。

但雅虎如此轻易的背弃了自己签订的合同。也背叛了西方商业社会赖以存在的契约精神。什么是契约的精神。在契约内部,契约双方的利益可能是冲突的。但契约意 味着契约的缔结者在任何第三方的利益面前,选择与自己的对方当事人站在一起。契约中的诚信首先是针对第三方的,这一点和婚姻是类似的。人们通过契约获得未 来的利益,这样的利益仅仅因为对方的承诺,才成为一种确定的利益。所以法律上称为一种“可信赖的利益”。但师涛先生从他和雅虎的合同中,获得了任何可信赖 的利益吗?师涛对这份契约的信赖,最终把自己送进了监狱。

以赔偿为对价的情况下,放弃承诺是被谅解的。但在任何情况下,向第三方出卖对方的信赖,都是不被谅解的。雅虎只有在一种情况下,可以交出师涛的客户资料而 不受谴责。那就是根据法律的要求。但警方的要求,并不等于法律的要求。对来自自由世界的雅虎公司来说,这是一个基本常识。雅虎完全有权拒绝警方的要求,基 于契约的约束,雅虎也有义务行使抗辩权,为客户的利益寻求最正当的程序。警方只有在申请到搜查令的情况下,才能打破民事契约的约束力,强制性的从雅虎那里 得到他们想要的东西。在西方国家(及香港),搜查令由法院批准,只有法院才有权命令雅虎交出客户的资料。只有法院的命令才是雅虎必须听从并能因此免除契约 责任的。在中国大陆,搜查令由检察院批准。但大陆的检察院并没有对香港公司的管辖权。

因此,只有香港法院能以法律的名义,命令雅虎香港公司交出师涛的资料。换句话说,没有雅虎公司的“学雷锋”,中国秘密警察将没有任何法律途径获得师涛的帐 户资料。雅虎放弃对警方正当程序的要求,就是对师涛先生的背叛,警方的“索要”并不能免除雅虎的违约责任。同时,这对几年来为反对二十三条立法不懈斗争的 全体香港市民,也是一种出卖。

三、雅虎对普适价值的道义责任

能否进一步要求公司承担道义责任?目前国际笔会、记者无疆界等国际组织和广泛的国际舆论,都指责雅虎放弃对普遍人权价值的判断,放弃企业的社会责任。批评 者尤其提到了《世界人权宣言》的第十九条,“人人有权享受主张和发表意见的自由;此项权利包括持有主张而不受干涉的自由,和通过任何媒介和不论国界寻求、 接受和传递消息和思想的自由”。

公司被称为法律意义上的人,普世的价值观也是公司应当持有的。尤其是受益于这些人权价值的西方公司。《世界人权宣言》的前言中也说到,“大会发布这一〈世 界人权宣言〉,作为所有人民和所有国家努力实现的共同标准,以期每一个人和社会机构经常铭念本宣言,努力通过教诲和教育促进对权利和自由的尊重”。这明确 将机构的责任包涵在了其中。之前的纽伦堡审判,一些帮助纳粹的德国企业受审,则是企业的道义责任受到司法审查的一个开端。

尤其值得提及的是,中国是《世界人权宣言》的发起和签署国。中国在几千年的历史上昙花一现的和普适人权如此挨近,并成为全球人权价值的倡导者和捍卫者之 一。这个地位是中国人在反击法西斯的全球战争中用几千万人的性命换来的。每一个死难者的后裔,今天都有理由要求全世界一切政府、一切公司,把中国人当成和 他们一样配得基本自由的人看待,而不是仅仅看作待喂养的猪或被中共政权所绑架的奴隶。

因此对雅虎的指责,不但指向雅虎管理层的那些自然人,同样也指向作为抽象法人的雅虎公司。尽管公司在法律上是一种特殊的人。这种“人”天生有一种特质,用 一位英国作家的话说,所谓法人就是“没有需要被拯救的灵魂,也没有可以被监禁的身体”的人。因此我们对企业的一个传统界定,就是“追求盈利最大化”的机 构。但自从1924年美国的谢尔顿率先提出“公司社会责任”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的概念之后,公司就不再被理解为纯粹的、私法意义上的盈利组织。

最近二十年多年,英美国家更是出现了“企业社会责任运动”的浪潮。1989年美国修改《公司法》,全面加大公司对相关利益群体所负的、传统民事责任之外的 责任。1997年美国非政府组织“社会责任国际”(SAI)发布了全球第一个企业社会责任认证标准。当时这个标准仅限于关注劳工权益。近几年,国际标准化 组织(ISO)也开始推广企业社会责任国际标准认证(SA8000),目前已有400多家跨国公司自愿接受这一认证。

自由世界的企业如何在专制国家做生意。如何对待那些专制国家的劳工和客户?1999年,联合国的安南提出了一个“企业公民”的“全球契约”,列出了公司应 在人权、劳工标准、环境等9个方面所遵循的基本原则。目前有100多个国家、1000多家全球著名企业、100多家国际经济组织自愿接受这个契约。雅虎公 司没有参加,不敢参加也不配参加这个全球契约。因为契约中有这样的明确宣示:
原则1.企业应在其影响力范围内对保护国际人权给予支持和尊重。
原则2.企业应保证不与践踏人权者同流合污;
原则3. 企业界应支持结社自由及切实承认集体谈判权。

这些都发生在雅虎所在的那个世界。也是雅虎和中国秘密警察同流合污的时候装着不知道的。这也是此次“雅虎帮凶事件”在国际上引起激烈关注的原因之一。事实 上,就连专制下的部分中国企业也开始自觉担当社会责任,拒绝与政府同流合污。最近两年,国内民间开始自发的推广SA8000认证。去年《南方周末》联合一 批企业,推出了《中国企业公民宣言》。其中第五条引人瞩目的宣称,“我们要积极推动社会公益事业,关注民主进程和政治改革,对国家和人民负责”。继孙大午 之后,“云南红”酒业的董事长武克钢先生去年发表《中国呼唤工商文明》一文,提出企业要反对暴政和暴民,关注政治,“展现资本的社会价值”,成为工商文明 的捍卫者。这个讲话在企业界和学术界引起震动,人称为中国工商界的第一份政治宣言。

雅虎,一度是互联网时代最高级的宠儿。如今却沦为自由企业的“bad apple”。一个无耻的、最低等的“企业公民”。在自由世界享受人权,在专制社会和专制者合谋。在师涛案件中,雅虎公司已经背叛了当初造就它的互联网的基本精神,那就是信息的自由流通。

四、不要让人民币摧毁这个世界

雅虎的所为,不仅对中国人的自由构成了伤害。在今天,一种被国家权力高度挟持的市场模式,对全世界的政府和公司都构成了诱惑和挑战,也对人类几百年来所积 累的自由市场和契约传统构成了羞辱。我很可悲的看到,共产党的市场改革,只用了20年的时间,就打败了西方世界的契约精神。只用了20年的时间,就把全世 界几百年市场经济所涵养出来的工商精英们,改造成了“有中国特色的西方公司”。把它们一一的变成了市场体制中的“bad apple”。

雅虎事件让我看到一个尖锐的伤口。这个伤口不仅关乎中国,也关乎世界。最近美国人伊森.葛特曼(Ethan Gutmann)写了一本书,《失去新中国──美商在中国的理想与背叛》(Losing the New China--A Story of American Commerce, Desire and Betrayal ),在美国即将出版。作家以惊人的资料描述了无数美国公司在中国市场体制下是怎么堕落的。中国的市场模式,正在成为西方自由市场和契约精神的坟墓。中国的 市场对全世界的诱惑有多大,全世界距离这一坟墓就有多近。因为一家西方公司到了中国,如果不赤裸裸的背叛这一传统,如果不把自己从本国的自由人变成中共党 委的半个臣仆,它就几乎无法赚钱。

葛特曼在书中归纳了外国公司向共产党显示友善的三种方法:
“第一种是夏皮罗和李敦白式的,即紧紧跟着党走,永远为党的目标奋斗。但这不仅是动动嘴皮子,经过五十年的历练,中国领导人虽在处理公共关系方面还是生手,但却能熟练地判断一个西方人所说的话可信度有多少。
“第二种,即用之于亚洲地区而皆准的商务活动──送礼(投资、政治优惠、技术上的援助甚至性贿赂)。如果贝彼得能为中国引入投资,并愿意在其他外国企业撤 出的时候表示对中国局势有信心,那么他将会立即得到部长们的接见。如果通过他的公共事务机构进行运作,则起码要花上数年的时间。
“第三种是学者或记者的方法,很简单,就是拍马屁,对中国文化大加赞赏。这种方法如果运用得好,会被认为是真诚的、发自内心的对中国的向往。譬如用英文写 与《人民日报》步调一致的文章在西方报刊上发表,批判法轮功是邪教,自己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供《参考消息》转载,等等”。

葛特曼说,“每一个成功的在华外商都会用一至三个上述的办法”。 中国模式的实质,就是鼓励全世界在一个价值约束和人权标准更低的体制下挣钱。鼓励全世界的公司不要把交易伙伴放在第一位,要把和中国政府的关系放在第一 位。在专制主义政体下,这就等于要求来中国做生意的公司,必须“时刻准备着”背叛自己的客户。正是专制制度,使中共而不是中国人,成为了这个世界上最得罪 不起的客户。

在全球化时代,中国模式是撒旦对于自由世界的一种试探。当全世界最大的那个专制者,手中拿着全世界最大的那个面包。所有令西方世界引以为傲的那些价值和传 统,包括伟大的市场和契约传统,能不能抵御这种试探,回到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的价值和制度约束中去。不要让人民币摧毁这个世界,就像专制者通过雅虎,摧毁 师涛先生的生活那样。

雅虎开创了一个恶例。西方公司在中国的堕落,第一个受害者也许是师涛先生,但最终的受害者必将是西方世界。与中国政府竭力主张贸易与人权无关的立场相反, 当代国际经济法的泰斗人物,曾担任关贸总协定和世贸组织法律顾问的E·U·彼得斯曼,认为宪法功能和人权进路正是国际贸易立法的灵魂。在全球化时代,如果 西方世界缺乏一个能够保卫“国际公共物品”的国际贸易秩序,单凭一国内部的宪法不可能发挥维护人权和自由秩序的作用。彼得斯曼认为,国际经济法所要维护的 这个“国际公共物品”,就是“市场的开放、对人权的尊重、民主、和平及可持续性发展”。

中国模式的实质,就是一个不肯放弃专制权力的政府对这一“国际公共物品”的和平演变和颜色革命。而像雅虎这样的公司,不但自身背叛西方传统,同时也是甘愿为这一和平演变火中取栗的帮凶。

2005年9月20日,为了师涛先生和我自己,我开始停止使用雅虎公司的邮箱,卸载了电脑中所有雅虎软件。雅虎公司一天不对师涛先生及其家属、也对它的全 体用户一个交待。我就一天将雅虎公司视为师涛先生的敌人,我的敌人,也视其为自由的敌人。我呼吁我的每一位朋友和读者,用脚投票,拒绝使用雅虎公司的任何 服务。用嘴说话,在一切场合反对雅虎公司的商业利益。
    因为雅虎,是互联网时代的败类。
    因为师涛,为我们留下这样的诗句——
    “谁是亡者?是谁活着?”
    是谁把痛苦咀嚼得如此缓慢
    让我在漫长的夜里整整走了十年
2005-9-23

一、我们不是肉体意义上的消费者

60多年前,IBM公司的利益一度是犹太人的敌人。因为这家公司成为奥维辛和其他集中营的供应商。尽管两位制还没被发明,但一些当时最先进的设备,如记录 整理犹太人资料的穿孔卡片系统,被广泛运用在对犹太人的“最终解决”上。IBM的工程师们为纳粹设计出完美的数目字管理,譬如最后一个数字“1”代表奥斯 威辛,另一个数列中“3”代表同性恋,“6”代表共产党,最后一个数字如果是“4”,代表枪毙;“6”代表特殊处理,意思就是进毒气室。IBM设计、调试 这些系统,甚至连卡片的印刷也包揽了。当希姆莱在纽伦堡法庭上辩称,不知道集中营中发生了什么。他的可信度,再低也低不过IBM公司。同样60多年前,一 部分美国公司也曾是中国人的敌人。太平洋战争未爆发前,日本侵华的全部军事装备,有三分之二来自美国军工企业。

自由世界的公司享有一种特权。它们知道自由和民主的可贵,知道自己的财富来源于一个维护私人自由的体制。在民主世界内部,它们也遵循并受益于这些普适价 值。同样,西方世界的价值根基,也受益于无数私人企业在自由体制下的成长。但当它们转身面对专制主义时,它们在道义上和法律上拥有一种奢侈的选择权。一些 自由世界的企业发现,背弃市场体制的灵魂,背弃它们身在的那个世界的价值观,背弃它们与专制社会中那些猪狗不如的消费者们所签订的契约,是一种天大的诱 惑。

因为它们的财产在自由世界受到确定的保护,它们的欲望却在专制社会受到无限的纵容。专制国家的政府千方百计的鼓励它们把商业利润和价值观分开,专制国家的 政府说,你们到我这里来,只管赚钱,其他的不必操心。没有一个政府会对本国的企业这样暗示,连专制政府也不会。唯有专制国家面对来自自由世界的企业时,就 像拉皮条的劝说嫖客一样赤裸裸。

自由世界的企业来中国做生意,就像道貌岸然的领导干部到泰国去嫖妓。国内的一切价值约束都卸下了。专制政府最喜欢的,就是唯利是图的外国企业。但唯利是图 的实质是什么呢?当思科公司选择为中国政府管制网络开发提供关键词过滤技术,当雅虎公司2002年主动配合中共签订《中国互联网行业自律公约》,当它向中 国安全部门提供自己的客户师涛先生的电子邮箱记录,帮助中国政府镇压言论自由、判处师涛先生10年有期徒刑。当McAfee、诺顿等企业因同样意图向中国 安全部门提供数百种电脑病毒和黑客程序时。它们一个潜在的价值观,和主张解除对华武器禁运的法国政府如出一辙,只不过是认为中国人不配享受这个世界的普遍 人权,更不值得自己为他们做什么。
在跨国公司们眼里,中国人根本就不是人,只不过是肉体意义上的消费者。

所以在美国,它们宁愿得罪政府也不愿得罪消费者。在中国反过来,它们不怕得罪中国人,怕的只是得罪中国政府。今天有一个危险的倾向,就是全世界的政府和企 业都对中国充满了肉欲,把中国仅仅当作一个世上最庞大的市场。而中共政府和中国的市场模式,则欢天喜地的挑逗着全世界的这种肉欲。

中国人在全球化时代的意义,被简化成了消费者。而所谓消费者就是一群待喂养的猪。你想天下有没有一个卖猪食的人,会怕猪的哼唷,胜过怕养猪人的脸色?在雅 虎公司眼里,师涛先生只不过是猪。所有注册成为雅虎用户的中国人都只不过是猪,是随时可以出卖给中国政府的猪猡。雅虎公司从一开始,就不打算为保护自己客 户的利益做任何努力。从一开始,雅虎公司来中国做生意,就没有打算尊重它和一个叫师涛的人将要签订的契约。

二、雅虎在法律上的责任

雅虎香港控股公司的负责人,为雅虎辩解说“我们不知道警方索要师涛的个人信息要干什么”。没有人会相信,一家公司连警察索要客户资料的目的都不清楚,就将 客户信息拱手送上。当它得知案件涉及政治迫害时,反而会据理抗争?这句话其实透露出两个不被原谅的事实,第一,中国警方并没有按标准程序收集证据,没有提 供案由,更没有申请针对雅虎公司的搜查令。按香港的基本法,中国的安全部门也不可能申请到对雅虎香港控股公司的搜查令。第二,雅虎公司没有为保护师涛的利 益作任何努力,雅虎公司放弃了对警方正当程序的质疑,没有行使任何一种法律上的抗辩权。它假装自己像一个中国边远山区的农民,听见老爷一声吆喝就慌忙把口 袋里的银子(别人存放的银子)全掏出来。

很多人出于恐惧,不要求来自政府的正当程序。宣传部门一个电话,出版社就停止履行出版合同,报社就取消公民的知情权。警察一亮证件,银行、网站就把客户的 资料如数奉上。个人的妥协可能与公共利益无关,因此是值得同情的。他的筹码只是他自己的职称、工作、奖金、人身自由或身家性命。但一家服务商的妥协,却是 拿别人的利益去做筹码。这样的行为不能因为恐惧的真实性就得到谅解。你恐惧,不能拿别人的命去买单。无论雅虎曾面对什么政治压力或商业上的盘算,维护客户 利益,履行自己在契约中给予师涛的承诺,也是法律上的一个首要责任。

但雅虎如此轻易的背弃了自己签订的合同。也背叛了西方商业社会赖以存在的契约精神。什么是契约的精神。在契约内部,契约双方的利益可能是冲突的。但契约意 味着契约的缔结者在任何第三方的利益面前,选择与自己的对方当事人站在一起。契约中的诚信首先是针对第三方的,这一点和婚姻是类似的。人们通过契约获得未 来的利益,这样的利益仅仅因为对方的承诺,才成为一种确定的利益。所以法律上称为一种“可信赖的利益”。但师涛先生从他和雅虎的合同中,获得了任何可信赖 的利益吗?师涛对这份契约的信赖,最终把自己送进了监狱。

以赔偿为对价的情况下,放弃承诺是被谅解的。但在任何情况下,向第三方出卖对方的信赖,都是不被谅解的。雅虎只有在一种情况下,可以交出师涛的客户资料而 不受谴责。那就是根据法律的要求。但警方的要求,并不等于法律的要求。对来自自由世界的雅虎公司来说,这是一个基本常识。雅虎完全有权拒绝警方的要求,基 于契约的约束,雅虎也有义务行使抗辩权,为客户的利益寻求最正当的程序。警方只有在申请到搜查令的情况下,才能打破民事契约的约束力,强制性的从雅虎那里 得到他们想要的东西。在西方国家(及香港),搜查令由法院批准,只有法院才有权命令雅虎交出客户的资料。只有法院的命令才是雅虎必须听从并能因此免除契约 责任的。在中国大陆,搜查令由检察院批准。但大陆的检察院并没有对香港公司的管辖权。

因此,只有香港法院能以法律的名义,命令雅虎香港公司交出师涛的资料。换句话说,没有雅虎公司的“学雷锋”,中国秘密警察将没有任何法律途径获得师涛的帐 户资料。雅虎放弃对警方正当程序的要求,就是对师涛先生的背叛,警方的“索要”并不能免除雅虎的违约责任。同时,这对几年来为反对二十三条立法不懈斗争的 全体香港市民,也是一种出卖。

三、雅虎对普适价值的道义责任

能否进一步要求公司承担道义责任?目前国际笔会、记者无疆界等国际组织和广泛的国际舆论,都指责雅虎放弃对普遍人权价值的判断,放弃企业的社会责任。批评 者尤其提到了《世界人权宣言》的第十九条,“人人有权享受主张和发表意见的自由;此项权利包括持有主张而不受干涉的自由,和通过任何媒介和不论国界寻求、 接受和传递消息和思想的自由”。

公司被称为法律意义上的人,普世的价值观也是公司应当持有的。尤其是受益于这些人权价值的西方公司。《世界人权宣言》的前言中也说到,“大会发布这一〈世 界人权宣言〉,作为所有人民和所有国家努力实现的共同标准,以期每一个人和社会机构经常铭念本宣言,努力通过教诲和教育促进对权利和自由的尊重”。这明确 将机构的责任包涵在了其中。之前的纽伦堡审判,一些帮助纳粹的德国企业受审,则是企业的道义责任受到司法审查的一个开端。

尤其值得提及的是,中国是《世界人权宣言》的发起和签署国。中国在几千年的历史上昙花一现的和普适人权如此挨近,并成为全球人权价值的倡导者和捍卫者之 一。这个地位是中国人在反击法西斯的全球战争中用几千万人的性命换来的。每一个死难者的后裔,今天都有理由要求全世界一切政府、一切公司,把中国人当成和 他们一样配得基本自由的人看待,而不是仅仅看作待喂养的猪或被中共政权所绑架的奴隶。

因此对雅虎的指责,不但指向雅虎管理层的那些自然人,同样也指向作为抽象法人的雅虎公司。尽管公司在法律上是一种特殊的人。这种“人”天生有一种特质,用 一位英国作家的话说,所谓法人就是“没有需要被拯救的灵魂,也没有可以被监禁的身体”的人。因此我们对企业的一个传统界定,就是“追求盈利最大化”的机 构。但自从1924年美国的谢尔顿率先提出“公司社会责任”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的概念之后,公司就不再被理解为纯粹的、私法意义上的盈利组织。

最近二十年多年,英美国家更是出现了“企业社会责任运动”的浪潮。1989年美国修改《公司法》,全面加大公司对相关利益群体所负的、传统民事责任之外的 责任。1997年美国非政府组织“社会责任国际”(SAI)发布了全球第一个企业社会责任认证标准。当时这个标准仅限于关注劳工权益。近几年,国际标准化 组织(ISO)也开始推广企业社会责任国际标准认证(SA8000),目前已有400多家跨国公司自愿接受这一认证。

自由世界的企业如何在专制国家做生意。如何对待那些专制国家的劳工和客户?1999年,联合国的安南提出了一个“企业公民”的“全球契约”,列出了公司应 在人权、劳工标准、环境等9个方面所遵循的基本原则。目前有100多个国家、1000多家全球著名企业、100多家国际经济组织自愿接受这个契约。雅虎公 司没有参加,不敢参加也不配参加这个全球契约。因为契约中有这样的明确宣示:
原则1.企业应在其影响力范围内对保护国际人权给予支持和尊重。
原则2.企业应保证不与践踏人权者同流合污;
原则3. 企业界应支持结社自由及切实承认集体谈判权。

这些都发生在雅虎所在的那个世界。也是雅虎和中国秘密警察同流合污的时候装着不知道的。这也是此次“雅虎帮凶事件”在国际上引起激烈关注的原因之一。事实 上,就连专制下的部分中国企业也开始自觉担当社会责任,拒绝与政府同流合污。最近两年,国内民间开始自发的推广SA8000认证。去年《南方周末》联合一 批企业,推出了《中国企业公民宣言》。其中第五条引人瞩目的宣称,“我们要积极推动社会公益事业,关注民主进程和政治改革,对国家和人民负责”。继孙大午 之后,“云南红”酒业的董事长武克钢先生去年发表《中国呼唤工商文明》一文,提出企业要反对暴政和暴民,关注政治,“展现资本的社会价值”,成为工商文明 的捍卫者。这个讲话在企业界和学术界引起震动,人称为中国工商界的第一份政治宣言。

雅虎,一度是互联网时代最高级的宠儿。如今却沦为自由企业的“bad apple”。一个无耻的、最低等的“企业公民”。在自由世界享受人权,在专制社会和专制者合谋。在师涛案件中,雅虎公司已经背叛了当初造就它的互联网的基本精神,那就是信息的自由流通。

四、不要让人民币摧毁这个世界

雅虎的所为,不仅对中国人的自由构成了伤害。在今天,一种被国家权力高度挟持的市场模式,对全世界的政府和公司都构成了诱惑和挑战,也对人类几百年来所积 累的自由市场和契约传统构成了羞辱。我很可悲的看到,共产党的市场改革,只用了20年的时间,就打败了西方世界的契约精神。只用了20年的时间,就把全世 界几百年市场经济所涵养出来的工商精英们,改造成了“有中国特色的西方公司”。把它们一一的变成了市场体制中的“bad apple”。

雅虎事件让我看到一个尖锐的伤口。这个伤口不仅关乎中国,也关乎世界。最近美国人伊森.葛特曼(Ethan Gutmann)写了一本书,《失去新中国──美商在中国的理想与背叛》(Losing the New China--A Story of American Commerce, Desire and Betrayal ),在美国即将出版。作家以惊人的资料描述了无数美国公司在中国市场体制下是怎么堕落的。中国的市场模式,正在成为西方自由市场和契约精神的坟墓。中国的 市场对全世界的诱惑有多大,全世界距离这一坟墓就有多近。因为一家西方公司到了中国,如果不赤裸裸的背叛这一传统,如果不把自己从本国的自由人变成中共党 委的半个臣仆,它就几乎无法赚钱。

葛特曼在书中归纳了外国公司向共产党显示友善的三种方法:
“第一种是夏皮罗和李敦白式的,即紧紧跟着党走,永远为党的目标奋斗。但这不仅是动动嘴皮子,经过五十年的历练,中国领导人虽在处理公共关系方面还是生手,但却能熟练地判断一个西方人所说的话可信度有多少。
“第二种,即用之于亚洲地区而皆准的商务活动──送礼(投资、政治优惠、技术上的援助甚至性贿赂)。如果贝彼得能为中国引入投资,并愿意在其他外国企业撤 出的时候表示对中国局势有信心,那么他将会立即得到部长们的接见。如果通过他的公共事务机构进行运作,则起码要花上数年的时间。
“第三种是学者或记者的方法,很简单,就是拍马屁,对中国文化大加赞赏。这种方法如果运用得好,会被认为是真诚的、发自内心的对中国的向往。譬如用英文写 与《人民日报》步调一致的文章在西方报刊上发表,批判法轮功是邪教,自己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供《参考消息》转载,等等”。

葛特曼说,“每一个成功的在华外商都会用一至三个上述的办法”。 中国模式的实质,就是鼓励全世界在一个价值约束和人权标准更低的体制下挣钱。鼓励全世界的公司不要把交易伙伴放在第一位,要把和中国政府的关系放在第一 位。在专制主义政体下,这就等于要求来中国做生意的公司,必须“时刻准备着”背叛自己的客户。正是专制制度,使中共而不是中国人,成为了这个世界上最得罪 不起的客户。

在全球化时代,中国模式是撒旦对于自由世界的一种试探。当全世界最大的那个专制者,手中拿着全世界最大的那个面包。所有令西方世界引以为傲的那些价值和传 统,包括伟大的市场和契约传统,能不能抵御这种试探,回到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的价值和制度约束中去。不要让人民币摧毁这个世界,就像专制者通过雅虎,摧毁 师涛先生的生活那样。

雅虎开创了一个恶例。西方公司在中国的堕落,第一个受害者也许是师涛先生,但最终的受害者必将是西方世界。与中国政府竭力主张贸易与人权无关的立场相反, 当代国际经济法的泰斗人物,曾担任关贸总协定和世贸组织法律顾问的E·U·彼得斯曼,认为宪法功能和人权进路正是国际贸易立法的灵魂。在全球化时代,如果 西方世界缺乏一个能够保卫“国际公共物品”的国际贸易秩序,单凭一国内部的宪法不可能发挥维护人权和自由秩序的作用。彼得斯曼认为,国际经济法所要维护的 这个“国际公共物品”,就是“市场的开放、对人权的尊重、民主、和平及可持续性发展”。

中国模式的实质,就是一个不肯放弃专制权力的政府对这一“国际公共物品”的和平演变和颜色革命。而像雅虎这样的公司,不但自身背叛西方传统,同时也是甘愿为这一和平演变火中取栗的帮凶。

2005年9月20日,为了师涛先生和我自己,我开始停止使用雅虎公司的邮箱,卸载了电脑中所有雅虎软件。雅虎公司一天不对师涛先生及其家属、也对它的全 体用户一个交待。我就一天将雅虎公司视为师涛先生的敌人,我的敌人,也视其为自由的敌人。我呼吁我的每一位朋友和读者,用脚投票,拒绝使用雅虎公司的任何 服务。用嘴说话,在一切场合反对雅虎公司的商业利益。
    因为雅虎,是互联网时代的败类。
    因为师涛,为我们留下这样的诗句——
    “谁是亡者?是谁活着?”
    是谁把痛苦咀嚼得如此缓慢
    让我在漫长的夜里整整走了十年
2005-9-23

一、我们不是肉体意义上的消费者

60多年前,IBM公司的利益一度是犹太人的敌人。因为这家公司成为奥维辛和其他集中营的供应商。尽管两位制还没被发明,但一些当时最先进的设备,如记录 整理犹太人资料的穿孔卡片系统,被广泛运用在对犹太人的“最终解决”上。IBM的工程师们为纳粹设计出完美的数目字管理,譬如最后一个数字“1”代表奥斯 威辛,另一个数列中“3”代表同性恋,“6”代表共产党,最后一个数字如果是“4”,代表枪毙;“6”代表特殊处理,意思就是进毒气室。IBM设计、调试 这些系统,甚至连卡片的印刷也包揽了。当希姆莱在纽伦堡法庭上辩称,不知道集中营中发生了什么。他的可信度,再低也低不过IBM公司。同样60多年前,一 部分美国公司也曾是中国人的敌人。太平洋战争未爆发前,日本侵华的全部军事装备,有三分之二来自美国军工企业。

自由世界的公司享有一种特权。它们知道自由和民主的可贵,知道自己的财富来源于一个维护私人自由的体制。在民主世界内部,它们也遵循并受益于这些普适价 值。同样,西方世界的价值根基,也受益于无数私人企业在自由体制下的成长。但当它们转身面对专制主义时,它们在道义上和法律上拥有一种奢侈的选择权。一些 自由世界的企业发现,背弃市场体制的灵魂,背弃它们身在的那个世界的价值观,背弃它们与专制社会中那些猪狗不如的消费者们所签订的契约,是一种天大的诱 惑。

因为它们的财产在自由世界受到确定的保护,它们的欲望却在专制社会受到无限的纵容。专制国家的政府千方百计的鼓励它们把商业利润和价值观分开,专制国家的 政府说,你们到我这里来,只管赚钱,其他的不必操心。没有一个政府会对本国的企业这样暗示,连专制政府也不会。唯有专制国家面对来自自由世界的企业时,就 像拉皮条的劝说嫖客一样赤裸裸。

自由世界的企业来中国做生意,就像道貌岸然的领导干部到泰国去嫖妓。国内的一切价值约束都卸下了。专制政府最喜欢的,就是唯利是图的外国企业。但唯利是图 的实质是什么呢?当思科公司选择为中国政府管制网络开发提供关键词过滤技术,当雅虎公司2002年主动配合中共签订《中国互联网行业自律公约》,当它向中 国安全部门提供自己的客户师涛先生的电子邮箱记录,帮助中国政府镇压言论自由、判处师涛先生10年有期徒刑。当McAfee、诺顿等企业因同样意图向中国 安全部门提供数百种电脑病毒和黑客程序时。它们一个潜在的价值观,和主张解除对华武器禁运的法国政府如出一辙,只不过是认为中国人不配享受这个世界的普遍 人权,更不值得自己为他们做什么。
在跨国公司们眼里,中国人根本就不是人,只不过是肉体意义上的消费者。

所以在美国,它们宁愿得罪政府也不愿得罪消费者。在中国反过来,它们不怕得罪中国人,怕的只是得罪中国政府。今天有一个危险的倾向,就是全世界的政府和企 业都对中国充满了肉欲,把中国仅仅当作一个世上最庞大的市场。而中共政府和中国的市场模式,则欢天喜地的挑逗着全世界的这种肉欲。

中国人在全球化时代的意义,被简化成了消费者。而所谓消费者就是一群待喂养的猪。你想天下有没有一个卖猪食的人,会怕猪的哼唷,胜过怕养猪人的脸色?在雅 虎公司眼里,师涛先生只不过是猪。所有注册成为雅虎用户的中国人都只不过是猪,是随时可以出卖给中国政府的猪猡。雅虎公司从一开始,就不打算为保护自己客 户的利益做任何努力。从一开始,雅虎公司来中国做生意,就没有打算尊重它和一个叫师涛的人将要签订的契约。

二、雅虎在法律上的责任

雅虎香港控股公司的负责人,为雅虎辩解说“我们不知道警方索要师涛的个人信息要干什么”。没有人会相信,一家公司连警察索要客户资料的目的都不清楚,就将 客户信息拱手送上。当它得知案件涉及政治迫害时,反而会据理抗争?这句话其实透露出两个不被原谅的事实,第一,中国警方并没有按标准程序收集证据,没有提 供案由,更没有申请针对雅虎公司的搜查令。按香港的基本法,中国的安全部门也不可能申请到对雅虎香港控股公司的搜查令。第二,雅虎公司没有为保护师涛的利 益作任何努力,雅虎公司放弃了对警方正当程序的质疑,没有行使任何一种法律上的抗辩权。它假装自己像一个中国边远山区的农民,听见老爷一声吆喝就慌忙把口 袋里的银子(别人存放的银子)全掏出来。

很多人出于恐惧,不要求来自政府的正当程序。宣传部门一个电话,出版社就停止履行出版合同,报社就取消公民的知情权。警察一亮证件,银行、网站就把客户的 资料如数奉上。个人的妥协可能与公共利益无关,因此是值得同情的。他的筹码只是他自己的职称、工作、奖金、人身自由或身家性命。但一家服务商的妥协,却是 拿别人的利益去做筹码。这样的行为不能因为恐惧的真实性就得到谅解。你恐惧,不能拿别人的命去买单。无论雅虎曾面对什么政治压力或商业上的盘算,维护客户 利益,履行自己在契约中给予师涛的承诺,也是法律上的一个首要责任。

但雅虎如此轻易的背弃了自己签订的合同。也背叛了西方商业社会赖以存在的契约精神。什么是契约的精神。在契约内部,契约双方的利益可能是冲突的。但契约意 味着契约的缔结者在任何第三方的利益面前,选择与自己的对方当事人站在一起。契约中的诚信首先是针对第三方的,这一点和婚姻是类似的。人们通过契约获得未 来的利益,这样的利益仅仅因为对方的承诺,才成为一种确定的利益。所以法律上称为一种“可信赖的利益”。但师涛先生从他和雅虎的合同中,获得了任何可信赖 的利益吗?师涛对这份契约的信赖,最终把自己送进了监狱。

以赔偿为对价的情况下,放弃承诺是被谅解的。但在任何情况下,向第三方出卖对方的信赖,都是不被谅解的。雅虎只有在一种情况下,可以交出师涛的客户资料而 不受谴责。那就是根据法律的要求。但警方的要求,并不等于法律的要求。对来自自由世界的雅虎公司来说,这是一个基本常识。雅虎完全有权拒绝警方的要求,基 于契约的约束,雅虎也有义务行使抗辩权,为客户的利益寻求最正当的程序。警方只有在申请到搜查令的情况下,才能打破民事契约的约束力,强制性的从雅虎那里 得到他们想要的东西。在西方国家(及香港),搜查令由法院批准,只有法院才有权命令雅虎交出客户的资料。只有法院的命令才是雅虎必须听从并能因此免除契约 责任的。在中国大陆,搜查令由检察院批准。但大陆的检察院并没有对香港公司的管辖权。

因此,只有香港法院能以法律的名义,命令雅虎香港公司交出师涛的资料。换句话说,没有雅虎公司的“学雷锋”,中国秘密警察将没有任何法律途径获得师涛的帐 户资料。雅虎放弃对警方正当程序的要求,就是对师涛先生的背叛,警方的“索要”并不能免除雅虎的违约责任。同时,这对几年来为反对二十三条立法不懈斗争的 全体香港市民,也是一种出卖。

三、雅虎对普适价值的道义责任

能否进一步要求公司承担道义责任?目前国际笔会、记者无疆界等国际组织和广泛的国际舆论,都指责雅虎放弃对普遍人权价值的判断,放弃企业的社会责任。批评 者尤其提到了《世界人权宣言》的第十九条,“人人有权享受主张和发表意见的自由;此项权利包括持有主张而不受干涉的自由,和通过任何媒介和不论国界寻求、 接受和传递消息和思想的自由”。

公司被称为法律意义上的人,普世的价值观也是公司应当持有的。尤其是受益于这些人权价值的西方公司。《世界人权宣言》的前言中也说到,“大会发布这一〈世 界人权宣言〉,作为所有人民和所有国家努力实现的共同标准,以期每一个人和社会机构经常铭念本宣言,努力通过教诲和教育促进对权利和自由的尊重”。这明确 将机构的责任包涵在了其中。之前的纽伦堡审判,一些帮助纳粹的德国企业受审,则是企业的道义责任受到司法审查的一个开端。

尤其值得提及的是,中国是《世界人权宣言》的发起和签署国。中国在几千年的历史上昙花一现的和普适人权如此挨近,并成为全球人权价值的倡导者和捍卫者之 一。这个地位是中国人在反击法西斯的全球战争中用几千万人的性命换来的。每一个死难者的后裔,今天都有理由要求全世界一切政府、一切公司,把中国人当成和 他们一样配得基本自由的人看待,而不是仅仅看作待喂养的猪或被中共政权所绑架的奴隶。

因此对雅虎的指责,不但指向雅虎管理层的那些自然人,同样也指向作为抽象法人的雅虎公司。尽管公司在法律上是一种特殊的人。这种“人”天生有一种特质,用 一位英国作家的话说,所谓法人就是“没有需要被拯救的灵魂,也没有可以被监禁的身体”的人。因此我们对企业的一个传统界定,就是“追求盈利最大化”的机 构。但自从1924年美国的谢尔顿率先提出“公司社会责任”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的概念之后,公司就不再被理解为纯粹的、私法意义上的盈利组织。

最近二十年多年,英美国家更是出现了“企业社会责任运动”的浪潮。1989年美国修改《公司法》,全面加大公司对相关利益群体所负的、传统民事责任之外的 责任。1997年美国非政府组织“社会责任国际”(SAI)发布了全球第一个企业社会责任认证标准。当时这个标准仅限于关注劳工权益。近几年,国际标准化 组织(ISO)也开始推广企业社会责任国际标准认证(SA8000),目前已有400多家跨国公司自愿接受这一认证。

自由世界的企业如何在专制国家做生意。如何对待那些专制国家的劳工和客户?1999年,联合国的安南提出了一个“企业公民”的“全球契约”,列出了公司应 在人权、劳工标准、环境等9个方面所遵循的基本原则。目前有100多个国家、1000多家全球著名企业、100多家国际经济组织自愿接受这个契约。雅虎公 司没有参加,不敢参加也不配参加这个全球契约。因为契约中有这样的明确宣示:
原则1.企业应在其影响力范围内对保护国际人权给予支持和尊重。
原则2.企业应保证不与践踏人权者同流合污;
原则3. 企业界应支持结社自由及切实承认集体谈判权。

这些都发生在雅虎所在的那个世界。也是雅虎和中国秘密警察同流合污的时候装着不知道的。这也是此次“雅虎帮凶事件”在国际上引起激烈关注的原因之一。事实 上,就连专制下的部分中国企业也开始自觉担当社会责任,拒绝与政府同流合污。最近两年,国内民间开始自发的推广SA8000认证。去年《南方周末》联合一 批企业,推出了《中国企业公民宣言》。其中第五条引人瞩目的宣称,“我们要积极推动社会公益事业,关注民主进程和政治改革,对国家和人民负责”。继孙大午 之后,“云南红”酒业的董事长武克钢先生去年发表《中国呼唤工商文明》一文,提出企业要反对暴政和暴民,关注政治,“展现资本的社会价值”,成为工商文明 的捍卫者。这个讲话在企业界和学术界引起震动,人称为中国工商界的第一份政治宣言。

雅虎,一度是互联网时代最高级的宠儿。如今却沦为自由企业的“bad apple”。一个无耻的、最低等的“企业公民”。在自由世界享受人权,在专制社会和专制者合谋。在师涛案件中,雅虎公司已经背叛了当初造就它的互联网的基本精神,那就是信息的自由流通。

四、不要让人民币摧毁这个世界

雅虎的所为,不仅对中国人的自由构成了伤害。在今天,一种被国家权力高度挟持的市场模式,对全世界的政府和公司都构成了诱惑和挑战,也对人类几百年来所积 累的自由市场和契约传统构成了羞辱。我很可悲的看到,共产党的市场改革,只用了20年的时间,就打败了西方世界的契约精神。只用了20年的时间,就把全世 界几百年市场经济所涵养出来的工商精英们,改造成了“有中国特色的西方公司”。把它们一一的变成了市场体制中的“bad apple”。

雅虎事件让我看到一个尖锐的伤口。这个伤口不仅关乎中国,也关乎世界。最近美国人伊森.葛特曼(Ethan Gutmann)写了一本书,《失去新中国──美商在中国的理想与背叛》(Losing the New China--A Story of American Commerce, Desire and Betrayal ),在美国即将出版。作家以惊人的资料描述了无数美国公司在中国市场体制下是怎么堕落的。中国的市场模式,正在成为西方自由市场和契约精神的坟墓。中国的 市场对全世界的诱惑有多大,全世界距离这一坟墓就有多近。因为一家西方公司到了中国,如果不赤裸裸的背叛这一传统,如果不把自己从本国的自由人变成中共党 委的半个臣仆,它就几乎无法赚钱。

葛特曼在书中归纳了外国公司向共产党显示友善的三种方法:
“第一种是夏皮罗和李敦白式的,即紧紧跟着党走,永远为党的目标奋斗。但这不仅是动动嘴皮子,经过五十年的历练,中国领导人虽在处理公共关系方面还是生手,但却能熟练地判断一个西方人所说的话可信度有多少。
“第二种,即用之于亚洲地区而皆准的商务活动──送礼(投资、政治优惠、技术上的援助甚至性贿赂)。如果贝彼得能为中国引入投资,并愿意在其他外国企业撤 出的时候表示对中国局势有信心,那么他将会立即得到部长们的接见。如果通过他的公共事务机构进行运作,则起码要花上数年的时间。
“第三种是学者或记者的方法,很简单,就是拍马屁,对中国文化大加赞赏。这种方法如果运用得好,会被认为是真诚的、发自内心的对中国的向往。譬如用英文写 与《人民日报》步调一致的文章在西方报刊上发表,批判法轮功是邪教,自己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供《参考消息》转载,等等”。

葛特曼说,“每一个成功的在华外商都会用一至三个上述的办法”。 中国模式的实质,就是鼓励全世界在一个价值约束和人权标准更低的体制下挣钱。鼓励全世界的公司不要把交易伙伴放在第一位,要把和中国政府的关系放在第一 位。在专制主义政体下,这就等于要求来中国做生意的公司,必须“时刻准备着”背叛自己的客户。正是专制制度,使中共而不是中国人,成为了这个世界上最得罪 不起的客户。

在全球化时代,中国模式是撒旦对于自由世界的一种试探。当全世界最大的那个专制者,手中拿着全世界最大的那个面包。所有令西方世界引以为傲的那些价值和传 统,包括伟大的市场和契约传统,能不能抵御这种试探,回到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的价值和制度约束中去。不要让人民币摧毁这个世界,就像专制者通过雅虎,摧毁 师涛先生的生活那样。

雅虎开创了一个恶例。西方公司在中国的堕落,第一个受害者也许是师涛先生,但最终的受害者必将是西方世界。与中国政府竭力主张贸易与人权无关的立场相反, 当代国际经济法的泰斗人物,曾担任关贸总协定和世贸组织法律顾问的E·U·彼得斯曼,认为宪法功能和人权进路正是国际贸易立法的灵魂。在全球化时代,如果 西方世界缺乏一个能够保卫“国际公共物品”的国际贸易秩序,单凭一国内部的宪法不可能发挥维护人权和自由秩序的作用。彼得斯曼认为,国际经济法所要维护的 这个“国际公共物品”,就是“市场的开放、对人权的尊重、民主、和平及可持续性发展”。

中国模式的实质,就是一个不肯放弃专制权力的政府对这一“国际公共物品”的和平演变和颜色革命。而像雅虎这样的公司,不但自身背叛西方传统,同时也是甘愿为这一和平演变火中取栗的帮凶。

2005年9月20日,为了师涛先生和我自己,我开始停止使用雅虎公司的邮箱,卸载了电脑中所有雅虎软件。雅虎公司一天不对师涛先生及其家属、也对它的全 体用户一个交待。我就一天将雅虎公司视为师涛先生的敌人,我的敌人,也视其为自由的敌人。我呼吁我的每一位朋友和读者,用脚投票,拒绝使用雅虎公司的任何 服务。用嘴说话,在一切场合反对雅虎公司的商业利益。
    因为雅虎,是互联网时代的败类。
    因为师涛,为我们留下这样的诗句——
    “谁是亡者?是谁活着?”
    是谁把痛苦咀嚼得如此缓慢
    让我在漫长的夜里整整走了十年
2005-9-23

一、我们不是肉体意义上的消费者

60多年前,IBM公司的利益一度是犹太人的敌人。因为这家公司成为奥维辛和其他集中营的供应商。尽管两位制还没被发明,但一些当时最先进的设备,如记录 整理犹太人资料的穿孔卡片系统,被广泛运用在对犹太人的“最终解决”上。IBM的工程师们为纳粹设计出完美的数目字管理,譬如最后一个数字“1”代表奥斯 威辛,另一个数列中“3”代表同性恋,“6”代表共产党,最后一个数字如果是“4”,代表枪毙;“6”代表特殊处理,意思就是进毒气室。IBM设计、调试 这些系统,甚至连卡片的印刷也包揽了。当希姆莱在纽伦堡法庭上辩称,不知道集中营中发生了什么。他的可信度,再低也低不过IBM公司。同样60多年前,一 部分美国公司也曾是中国人的敌人。太平洋战争未爆发前,日本侵华的全部军事装备,有三分之二来自美国军工企业。

自由世界的公司享有一种特权。它们知道自由和民主的可贵,知道自己的财富来源于一个维护私人自由的体制。在民主世界内部,它们也遵循并受益于这些普适价 值。同样,西方世界的价值根基,也受益于无数私人企业在自由体制下的成长。但当它们转身面对专制主义时,它们在道义上和法律上拥有一种奢侈的选择权。一些 自由世界的企业发现,背弃市场体制的灵魂,背弃它们身在的那个世界的价值观,背弃它们与专制社会中那些猪狗不如的消费者们所签订的契约,是一种天大的诱 惑。

因为它们的财产在自由世界受到确定的保护,它们的欲望却在专制社会受到无限的纵容。专制国家的政府千方百计的鼓励它们把商业利润和价值观分开,专制国家的 政府说,你们到我这里来,只管赚钱,其他的不必操心。没有一个政府会对本国的企业这样暗示,连专制政府也不会。唯有专制国家面对来自自由世界的企业时,就 像拉皮条的劝说嫖客一样赤裸裸。

自由世界的企业来中国做生意,就像道貌岸然的领导干部到泰国去嫖妓。国内的一切价值约束都卸下了。专制政府最喜欢的,就是唯利是图的外国企业。但唯利是图 的实质是什么呢?当思科公司选择为中国政府管制网络开发提供关键词过滤技术,当雅虎公司2002年主动配合中共签订《中国互联网行业自律公约》,当它向中 国安全部门提供自己的客户师涛先生的电子邮箱记录,帮助中国政府镇压言论自由、判处师涛先生10年有期徒刑。当McAfee、诺顿等企业因同样意图向中国 安全部门提供数百种电脑病毒和黑客程序时。它们一个潜在的价值观,和主张解除对华武器禁运的法国政府如出一辙,只不过是认为中国人不配享受这个世界的普遍 人权,更不值得自己为他们做什么。
在跨国公司们眼里,中国人根本就不是人,只不过是肉体意义上的消费者。

所以在美国,它们宁愿得罪政府也不愿得罪消费者。在中国反过来,它们不怕得罪中国人,怕的只是得罪中国政府。今天有一个危险的倾向,就是全世界的政府和企 业都对中国充满了肉欲,把中国仅仅当作一个世上最庞大的市场。而中共政府和中国的市场模式,则欢天喜地的挑逗着全世界的这种肉欲。

中国人在全球化时代的意义,被简化成了消费者。而所谓消费者就是一群待喂养的猪。你想天下有没有一个卖猪食的人,会怕猪的哼唷,胜过怕养猪人的脸色?在雅 虎公司眼里,师涛先生只不过是猪。所有注册成为雅虎用户的中国人都只不过是猪,是随时可以出卖给中国政府的猪猡。雅虎公司从一开始,就不打算为保护自己客 户的利益做任何努力。从一开始,雅虎公司来中国做生意,就没有打算尊重它和一个叫师涛的人将要签订的契约。

二、雅虎在法律上的责任

雅虎香港控股公司的负责人,为雅虎辩解说“我们不知道警方索要师涛的个人信息要干什么”。没有人会相信,一家公司连警察索要客户资料的目的都不清楚,就将 客户信息拱手送上。当它得知案件涉及政治迫害时,反而会据理抗争?这句话其实透露出两个不被原谅的事实,第一,中国警方并没有按标准程序收集证据,没有提 供案由,更没有申请针对雅虎公司的搜查令。按香港的基本法,中国的安全部门也不可能申请到对雅虎香港控股公司的搜查令。第二,雅虎公司没有为保护师涛的利 益作任何努力,雅虎公司放弃了对警方正当程序的质疑,没有行使任何一种法律上的抗辩权。它假装自己像一个中国边远山区的农民,听见老爷一声吆喝就慌忙把口 袋里的银子(别人存放的银子)全掏出来。

很多人出于恐惧,不要求来自政府的正当程序。宣传部门一个电话,出版社就停止履行出版合同,报社就取消公民的知情权。警察一亮证件,银行、网站就把客户的 资料如数奉上。个人的妥协可能与公共利益无关,因此是值得同情的。他的筹码只是他自己的职称、工作、奖金、人身自由或身家性命。但一家服务商的妥协,却是 拿别人的利益去做筹码。这样的行为不能因为恐惧的真实性就得到谅解。你恐惧,不能拿别人的命去买单。无论雅虎曾面对什么政治压力或商业上的盘算,维护客户 利益,履行自己在契约中给予师涛的承诺,也是法律上的一个首要责任。

但雅虎如此轻易的背弃了自己签订的合同。也背叛了西方商业社会赖以存在的契约精神。什么是契约的精神。在契约内部,契约双方的利益可能是冲突的。但契约意 味着契约的缔结者在任何第三方的利益面前,选择与自己的对方当事人站在一起。契约中的诚信首先是针对第三方的,这一点和婚姻是类似的。人们通过契约获得未 来的利益,这样的利益仅仅因为对方的承诺,才成为一种确定的利益。所以法律上称为一种“可信赖的利益”。但师涛先生从他和雅虎的合同中,获得了任何可信赖 的利益吗?师涛对这份契约的信赖,最终把自己送进了监狱。

以赔偿为对价的情况下,放弃承诺是被谅解的。但在任何情况下,向第三方出卖对方的信赖,都是不被谅解的。雅虎只有在一种情况下,可以交出师涛的客户资料而 不受谴责。那就是根据法律的要求。但警方的要求,并不等于法律的要求。对来自自由世界的雅虎公司来说,这是一个基本常识。雅虎完全有权拒绝警方的要求,基 于契约的约束,雅虎也有义务行使抗辩权,为客户的利益寻求最正当的程序。警方只有在申请到搜查令的情况下,才能打破民事契约的约束力,强制性的从雅虎那里 得到他们想要的东西。在西方国家(及香港),搜查令由法院批准,只有法院才有权命令雅虎交出客户的资料。只有法院的命令才是雅虎必须听从并能因此免除契约 责任的。在中国大陆,搜查令由检察院批准。但大陆的检察院并没有对香港公司的管辖权。

因此,只有香港法院能以法律的名义,命令雅虎香港公司交出师涛的资料。换句话说,没有雅虎公司的“学雷锋”,中国秘密警察将没有任何法律途径获得师涛的帐 户资料。雅虎放弃对警方正当程序的要求,就是对师涛先生的背叛,警方的“索要”并不能免除雅虎的违约责任。同时,这对几年来为反对二十三条立法不懈斗争的 全体香港市民,也是一种出卖。

三、雅虎对普适价值的道义责任

能否进一步要求公司承担道义责任?目前国际笔会、记者无疆界等国际组织和广泛的国际舆论,都指责雅虎放弃对普遍人权价值的判断,放弃企业的社会责任。批评 者尤其提到了《世界人权宣言》的第十九条,“人人有权享受主张和发表意见的自由;此项权利包括持有主张而不受干涉的自由,和通过任何媒介和不论国界寻求、 接受和传递消息和思想的自由”。

公司被称为法律意义上的人,普世的价值观也是公司应当持有的。尤其是受益于这些人权价值的西方公司。《世界人权宣言》的前言中也说到,“大会发布这一〈世 界人权宣言〉,作为所有人民和所有国家努力实现的共同标准,以期每一个人和社会机构经常铭念本宣言,努力通过教诲和教育促进对权利和自由的尊重”。这明确 将机构的责任包涵在了其中。之前的纽伦堡审判,一些帮助纳粹的德国企业受审,则是企业的道义责任受到司法审查的一个开端。

尤其值得提及的是,中国是《世界人权宣言》的发起和签署国。中国在几千年的历史上昙花一现的和普适人权如此挨近,并成为全球人权价值的倡导者和捍卫者之 一。这个地位是中国人在反击法西斯的全球战争中用几千万人的性命换来的。每一个死难者的后裔,今天都有理由要求全世界一切政府、一切公司,把中国人当成和 他们一样配得基本自由的人看待,而不是仅仅看作待喂养的猪或被中共政权所绑架的奴隶。

因此对雅虎的指责,不但指向雅虎管理层的那些自然人,同样也指向作为抽象法人的雅虎公司。尽管公司在法律上是一种特殊的人。这种“人”天生有一种特质,用 一位英国作家的话说,所谓法人就是“没有需要被拯救的灵魂,也没有可以被监禁的身体”的人。因此我们对企业的一个传统界定,就是“追求盈利最大化”的机 构。但自从1924年美国的谢尔顿率先提出“公司社会责任”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的概念之后,公司就不再被理解为纯粹的、私法意义上的盈利组织。

最近二十年多年,英美国家更是出现了“企业社会责任运动”的浪潮。1989年美国修改《公司法》,全面加大公司对相关利益群体所负的、传统民事责任之外的 责任。1997年美国非政府组织“社会责任国际”(SAI)发布了全球第一个企业社会责任认证标准。当时这个标准仅限于关注劳工权益。近几年,国际标准化 组织(ISO)也开始推广企业社会责任国际标准认证(SA8000),目前已有400多家跨国公司自愿接受这一认证。

自由世界的企业如何在专制国家做生意。如何对待那些专制国家的劳工和客户?1999年,联合国的安南提出了一个“企业公民”的“全球契约”,列出了公司应 在人权、劳工标准、环境等9个方面所遵循的基本原则。目前有100多个国家、1000多家全球著名企业、100多家国际经济组织自愿接受这个契约。雅虎公 司没有参加,不敢参加也不配参加这个全球契约。因为契约中有这样的明确宣示:
原则1.企业应在其影响力范围内对保护国际人权给予支持和尊重。
原则2.企业应保证不与践踏人权者同流合污;
原则3. 企业界应支持结社自由及切实承认集体谈判权。

这些都发生在雅虎所在的那个世界。也是雅虎和中国秘密警察同流合污的时候装着不知道的。这也是此次“雅虎帮凶事件”在国际上引起激烈关注的原因之一。事实 上,就连专制下的部分中国企业也开始自觉担当社会责任,拒绝与政府同流合污。最近两年,国内民间开始自发的推广SA8000认证。去年《南方周末》联合一 批企业,推出了《中国企业公民宣言》。其中第五条引人瞩目的宣称,“我们要积极推动社会公益事业,关注民主进程和政治改革,对国家和人民负责”。继孙大午 之后,“云南红”酒业的董事长武克钢先生去年发表《中国呼唤工商文明》一文,提出企业要反对暴政和暴民,关注政治,“展现资本的社会价值”,成为工商文明 的捍卫者。这个讲话在企业界和学术界引起震动,人称为中国工商界的第一份政治宣言。

雅虎,一度是互联网时代最高级的宠儿。如今却沦为自由企业的“bad apple”。一个无耻的、最低等的“企业公民”。在自由世界享受人权,在专制社会和专制者合谋。在师涛案件中,雅虎公司已经背叛了当初造就它的互联网的基本精神,那就是信息的自由流通。

四、不要让人民币摧毁这个世界

雅虎的所为,不仅对中国人的自由构成了伤害。在今天,一种被国家权力高度挟持的市场模式,对全世界的政府和公司都构成了诱惑和挑战,也对人类几百年来所积 累的自由市场和契约传统构成了羞辱。我很可悲的看到,共产党的市场改革,只用了20年的时间,就打败了西方世界的契约精神。只用了20年的时间,就把全世 界几百年市场经济所涵养出来的工商精英们,改造成了“有中国特色的西方公司”。把它们一一的变成了市场体制中的“bad apple”。

雅虎事件让我看到一个尖锐的伤口。这个伤口不仅关乎中国,也关乎世界。最近美国人伊森.葛特曼(Ethan Gutmann)写了一本书,《失去新中国──美商在中国的理想与背叛》(Losing the New China--A Story of American Commerce, Desire and Betrayal ),在美国即将出版。作家以惊人的资料描述了无数美国公司在中国市场体制下是怎么堕落的。中国的市场模式,正在成为西方自由市场和契约精神的坟墓。中国的 市场对全世界的诱惑有多大,全世界距离这一坟墓就有多近。因为一家西方公司到了中国,如果不赤裸裸的背叛这一传统,如果不把自己从本国的自由人变成中共党 委的半个臣仆,它就几乎无法赚钱。

葛特曼在书中归纳了外国公司向共产党显示友善的三种方法:
“第一种是夏皮罗和李敦白式的,即紧紧跟着党走,永远为党的目标奋斗。但这不仅是动动嘴皮子,经过五十年的历练,中国领导人虽在处理公共关系方面还是生手,但却能熟练地判断一个西方人所说的话可信度有多少。
“第二种,即用之于亚洲地区而皆准的商务活动──送礼(投资、政治优惠、技术上的援助甚至性贿赂)。如果贝彼得能为中国引入投资,并愿意在其他外国企业撤 出的时候表示对中国局势有信心,那么他将会立即得到部长们的接见。如果通过他的公共事务机构进行运作,则起码要花上数年的时间。
“第三种是学者或记者的方法,很简单,就是拍马屁,对中国文化大加赞赏。这种方法如果运用得好,会被认为是真诚的、发自内心的对中国的向往。譬如用英文写 与《人民日报》步调一致的文章在西方报刊上发表,批判法轮功是邪教,自己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供《参考消息》转载,等等”。

葛特曼说,“每一个成功的在华外商都会用一至三个上述的办法”。 中国模式的实质,就是鼓励全世界在一个价值约束和人权标准更低的体制下挣钱。鼓励全世界的公司不要把交易伙伴放在第一位,要把和中国政府的关系放在第一 位。在专制主义政体下,这就等于要求来中国做生意的公司,必须“时刻准备着”背叛自己的客户。正是专制制度,使中共而不是中国人,成为了这个世界上最得罪 不起的客户。

在全球化时代,中国模式是撒旦对于自由世界的一种试探。当全世界最大的那个专制者,手中拿着全世界最大的那个面包。所有令西方世界引以为傲的那些价值和传 统,包括伟大的市场和契约传统,能不能抵御这种试探,回到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的价值和制度约束中去。不要让人民币摧毁这个世界,就像专制者通过雅虎,摧毁 师涛先生的生活那样。

雅虎开创了一个恶例。西方公司在中国的堕落,第一个受害者也许是师涛先生,但最终的受害者必将是西方世界。与中国政府竭力主张贸易与人权无关的立场相反, 当代国际经济法的泰斗人物,曾担任关贸总协定和世贸组织法律顾问的E·U·彼得斯曼,认为宪法功能和人权进路正是国际贸易立法的灵魂。在全球化时代,如果 西方世界缺乏一个能够保卫“国际公共物品”的国际贸易秩序,单凭一国内部的宪法不可能发挥维护人权和自由秩序的作用。彼得斯曼认为,国际经济法所要维护的 这个“国际公共物品”,就是“市场的开放、对人权的尊重、民主、和平及可持续性发展”。

中国模式的实质,就是一个不肯放弃专制权力的政府对这一“国际公共物品”的和平演变和颜色革命。而像雅虎这样的公司,不但自身背叛西方传统,同时也是甘愿为这一和平演变火中取栗的帮凶。

2005年9月20日,为了师涛先生和我自己,我开始停止使用雅虎公司的邮箱,卸载了电脑中所有雅虎软件。雅虎公司一天不对师涛先生及其家属、也对它的全 体用户一个交待。我就一天将雅虎公司视为师涛先生的敌人,我的敌人,也视其为自由的敌人。我呼吁我的每一位朋友和读者,用脚投票,拒绝使用雅虎公司的任何 服务。用嘴说话,在一切场合反对雅虎公司的商业利益。
    因为雅虎,是互联网时代的败类。
    因为师涛,为我们留下这样的诗句——
    “谁是亡者?是谁活着?”
    是谁把痛苦咀嚼得如此缓慢
    让我在漫长的夜里整整走了十年
2005-9-23

一、我们不是肉体意义上的消费者

60多年前,IBM公司的利益一度是犹太人的敌人。因为这家公司成为奥维辛和其他集中营的供应商。尽管两位制还没被发明,但一些当时最先进的设备,如记录 整理犹太人资料的穿孔卡片系统,被广泛运用在对犹太人的“最终解决”上。IBM的工程师们为纳粹设计出完美的数目字管理,譬如最后一个数字“1”代表奥斯 威辛,另一个数列中“3”代表同性恋,“6”代表共产党,最后一个数字如果是“4”,代表枪毙;“6”代表特殊处理,意思就是进毒气室。IBM设计、调试 这些系统,甚至连卡片的印刷也包揽了。当希姆莱在纽伦堡法庭上辩称,不知道集中营中发生了什么。他的可信度,再低也低不过IBM公司。同样60多年前,一 部分美国公司也曾是中国人的敌人。太平洋战争未爆发前,日本侵华的全部军事装备,有三分之二来自美国军工企业。

自由世界的公司享有一种特权。它们知道自由和民主的可贵,知道自己的财富来源于一个维护私人自由的体制。在民主世界内部,它们也遵循并受益于这些普适价 值。同样,西方世界的价值根基,也受益于无数私人企业在自由体制下的成长。但当它们转身面对专制主义时,它们在道义上和法律上拥有一种奢侈的选择权。一些 自由世界的企业发现,背弃市场体制的灵魂,背弃它们身在的那个世界的价值观,背弃它们与专制社会中那些猪狗不如的消费者们所签订的契约,是一种天大的诱 惑。

因为它们的财产在自由世界受到确定的保护,它们的欲望却在专制社会受到无限的纵容。专制国家的政府千方百计的鼓励它们把商业利润和价值观分开,专制国家的 政府说,你们到我这里来,只管赚钱,其他的不必操心。没有一个政府会对本国的企业这样暗示,连专制政府也不会。唯有专制国家面对来自自由世界的企业时,就 像拉皮条的劝说嫖客一样赤裸裸。

自由世界的企业来中国做生意,就像道貌岸然的领导干部到泰国去嫖妓。国内的一切价值约束都卸下了。专制政府最喜欢的,就是唯利是图的外国企业。但唯利是图 的实质是什么呢?当思科公司选择为中国政府管制网络开发提供关键词过滤技术,当雅虎公司2002年主动配合中共签订《中国互联网行业自律公约》,当它向中 国安全部门提供自己的客户师涛先生的电子邮箱记录,帮助中国政府镇压言论自由、判处师涛先生10年有期徒刑。当McAfee、诺顿等企业因同样意图向中国 安全部门提供数百种电脑病毒和黑客程序时。它们一个潜在的价值观,和主张解除对华武器禁运的法国政府如出一辙,只不过是认为中国人不配享受这个世界的普遍 人权,更不值得自己为他们做什么。
在跨国公司们眼里,中国人根本就不是人,只不过是肉体意义上的消费者。

所以在美国,它们宁愿得罪政府也不愿得罪消费者。在中国反过来,它们不怕得罪中国人,怕的只是得罪中国政府。今天有一个危险的倾向,就是全世界的政府和企 业都对中国充满了肉欲,把中国仅仅当作一个世上最庞大的市场。而中共政府和中国的市场模式,则欢天喜地的挑逗着全世界的这种肉欲。

中国人在全球化时代的意义,被简化成了消费者。而所谓消费者就是一群待喂养的猪。你想天下有没有一个卖猪食的人,会怕猪的哼唷,胜过怕养猪人的脸色?在雅 虎公司眼里,师涛先生只不过是猪。所有注册成为雅虎用户的中国人都只不过是猪,是随时可以出卖给中国政府的猪猡。雅虎公司从一开始,就不打算为保护自己客 户的利益做任何努力。从一开始,雅虎公司来中国做生意,就没有打算尊重它和一个叫师涛的人将要签订的契约。

二、雅虎在法律上的责任

雅虎香港控股公司的负责人,为雅虎辩解说“我们不知道警方索要师涛的个人信息要干什么”。没有人会相信,一家公司连警察索要客户资料的目的都不清楚,就将 客户信息拱手送上。当它得知案件涉及政治迫害时,反而会据理抗争?这句话其实透露出两个不被原谅的事实,第一,中国警方并没有按标准程序收集证据,没有提 供案由,更没有申请针对雅虎公司的搜查令。按香港的基本法,中国的安全部门也不可能申请到对雅虎香港控股公司的搜查令。第二,雅虎公司没有为保护师涛的利 益作任何努力,雅虎公司放弃了对警方正当程序的质疑,没有行使任何一种法律上的抗辩权。它假装自己像一个中国边远山区的农民,听见老爷一声吆喝就慌忙把口 袋里的银子(别人存放的银子)全掏出来。

很多人出于恐惧,不要求来自政府的正当程序。宣传部门一个电话,出版社就停止履行出版合同,报社就取消公民的知情权。警察一亮证件,银行、网站就把客户的 资料如数奉上。个人的妥协可能与公共利益无关,因此是值得同情的。他的筹码只是他自己的职称、工作、奖金、人身自由或身家性命。但一家服务商的妥协,却是 拿别人的利益去做筹码。这样的行为不能因为恐惧的真实性就得到谅解。你恐惧,不能拿别人的命去买单。无论雅虎曾面对什么政治压力或商业上的盘算,维护客户 利益,履行自己在契约中给予师涛的承诺,也是法律上的一个首要责任。

但雅虎如此轻易的背弃了自己签订的合同。也背叛了西方商业社会赖以存在的契约精神。什么是契约的精神。在契约内部,契约双方的利益可能是冲突的。但契约意 味着契约的缔结者在任何第三方的利益面前,选择与自己的对方当事人站在一起。契约中的诚信首先是针对第三方的,这一点和婚姻是类似的。人们通过契约获得未 来的利益,这样的利益仅仅因为对方的承诺,才成为一种确定的利益。所以法律上称为一种“可信赖的利益”。但师涛先生从他和雅虎的合同中,获得了任何可信赖 的利益吗?师涛对这份契约的信赖,最终把自己送进了监狱。

以赔偿为对价的情况下,放弃承诺是被谅解的。但在任何情况下,向第三方出卖对方的信赖,都是不被谅解的。雅虎只有在一种情况下,可以交出师涛的客户资料而 不受谴责。那就是根据法律的要求。但警方的要求,并不等于法律的要求。对来自自由世界的雅虎公司来说,这是一个基本常识。雅虎完全有权拒绝警方的要求,基 于契约的约束,雅虎也有义务行使抗辩权,为客户的利益寻求最正当的程序。警方只有在申请到搜查令的情况下,才能打破民事契约的约束力,强制性的从雅虎那里 得到他们想要的东西。在西方国家(及香港),搜查令由法院批准,只有法院才有权命令雅虎交出客户的资料。只有法院的命令才是雅虎必须听从并能因此免除契约 责任的。在中国大陆,搜查令由检察院批准。但大陆的检察院并没有对香港公司的管辖权。

因此,只有香港法院能以法律的名义,命令雅虎香港公司交出师涛的资料。换句话说,没有雅虎公司的“学雷锋”,中国秘密警察将没有任何法律途径获得师涛的帐 户资料。雅虎放弃对警方正当程序的要求,就是对师涛先生的背叛,警方的“索要”并不能免除雅虎的违约责任。同时,这对几年来为反对二十三条立法不懈斗争的 全体香港市民,也是一种出卖。

三、雅虎对普适价值的道义责任

能否进一步要求公司承担道义责任?目前国际笔会、记者无疆界等国际组织和广泛的国际舆论,都指责雅虎放弃对普遍人权价值的判断,放弃企业的社会责任。批评 者尤其提到了《世界人权宣言》的第十九条,“人人有权享受主张和发表意见的自由;此项权利包括持有主张而不受干涉的自由,和通过任何媒介和不论国界寻求、 接受和传递消息和思想的自由”。

公司被称为法律意义上的人,普世的价值观也是公司应当持有的。尤其是受益于这些人权价值的西方公司。《世界人权宣言》的前言中也说到,“大会发布这一〈世 界人权宣言〉,作为所有人民和所有国家努力实现的共同标准,以期每一个人和社会机构经常铭念本宣言,努力通过教诲和教育促进对权利和自由的尊重”。这明确 将机构的责任包涵在了其中。之前的纽伦堡审判,一些帮助纳粹的德国企业受审,则是企业的道义责任受到司法审查的一个开端。

尤其值得提及的是,中国是《世界人权宣言》的发起和签署国。中国在几千年的历史上昙花一现的和普适人权如此挨近,并成为全球人权价值的倡导者和捍卫者之 一。这个地位是中国人在反击法西斯的全球战争中用几千万人的性命换来的。每一个死难者的后裔,今天都有理由要求全世界一切政府、一切公司,把中国人当成和 他们一样配得基本自由的人看待,而不是仅仅看作待喂养的猪或被中共政权所绑架的奴隶。

因此对雅虎的指责,不但指向雅虎管理层的那些自然人,同样也指向作为抽象法人的雅虎公司。尽管公司在法律上是一种特殊的人。这种“人”天生有一种特质,用 一位英国作家的话说,所谓法人就是“没有需要被拯救的灵魂,也没有可以被监禁的身体”的人。因此我们对企业的一个传统界定,就是“追求盈利最大化”的机 构。但自从1924年美国的谢尔顿率先提出“公司社会责任”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的概念之后,公司就不再被理解为纯粹的、私法意义上的盈利组织。

最近二十年多年,英美国家更是出现了“企业社会责任运动”的浪潮。1989年美国修改《公司法》,全面加大公司对相关利益群体所负的、传统民事责任之外的 责任。1997年美国非政府组织“社会责任国际”(SAI)发布了全球第一个企业社会责任认证标准。当时这个标准仅限于关注劳工权益。近几年,国际标准化 组织(ISO)也开始推广企业社会责任国际标准认证(SA8000),目前已有400多家跨国公司自愿接受这一认证。

自由世界的企业如何在专制国家做生意。如何对待那些专制国家的劳工和客户?1999年,联合国的安南提出了一个“企业公民”的“全球契约”,列出了公司应 在人权、劳工标准、环境等9个方面所遵循的基本原则。目前有100多个国家、1000多家全球著名企业、100多家国际经济组织自愿接受这个契约。雅虎公 司没有参加,不敢参加也不配参加这个全球契约。因为契约中有这样的明确宣示:
原则1.企业应在其影响力范围内对保护国际人权给予支持和尊重。
原则2.企业应保证不与践踏人权者同流合污;
原则3. 企业界应支持结社自由及切实承认集体谈判权。

这些都发生在雅虎所在的那个世界。也是雅虎和中国秘密警察同流合污的时候装着不知道的。这也是此次“雅虎帮凶事件”在国际上引起激烈关注的原因之一。事实 上,就连专制下的部分中国企业也开始自觉担当社会责任,拒绝与政府同流合污。最近两年,国内民间开始自发的推广SA8000认证。去年《南方周末》联合一 批企业,推出了《中国企业公民宣言》。其中第五条引人瞩目的宣称,“我们要积极推动社会公益事业,关注民主进程和政治改革,对国家和人民负责”。继孙大午 之后,“云南红”酒业的董事长武克钢先生去年发表《中国呼唤工商文明》一文,提出企业要反对暴政和暴民,关注政治,“展现资本的社会价值”,成为工商文明 的捍卫者。这个讲话在企业界和学术界引起震动,人称为中国工商界的第一份政治宣言。

雅虎,一度是互联网时代最高级的宠儿。如今却沦为自由企业的“bad apple”。一个无耻的、最低等的“企业公民”。在自由世界享受人权,在专制社会和专制者合谋。在师涛案件中,雅虎公司已经背叛了当初造就它的互联网的基本精神,那就是信息的自由流通。

四、不要让人民币摧毁这个世界

雅虎的所为,不仅对中国人的自由构成了伤害。在今天,一种被国家权力高度挟持的市场模式,对全世界的政府和公司都构成了诱惑和挑战,也对人类几百年来所积 累的自由市场和契约传统构成了羞辱。我很可悲的看到,共产党的市场改革,只用了20年的时间,就打败了西方世界的契约精神。只用了20年的时间,就把全世 界几百年市场经济所涵养出来的工商精英们,改造成了“有中国特色的西方公司”。把它们一一的变成了市场体制中的“bad apple”。

雅虎事件让我看到一个尖锐的伤口。这个伤口不仅关乎中国,也关乎世界。最近美国人伊森.葛特曼(Ethan Gutmann)写了一本书,《失去新中国──美商在中国的理想与背叛》(Losing the New China--A Story of American Commerce, Desire and Betrayal ),在美国即将出版。作家以惊人的资料描述了无数美国公司在中国市场体制下是怎么堕落的。中国的市场模式,正在成为西方自由市场和契约精神的坟墓。中国的 市场对全世界的诱惑有多大,全世界距离这一坟墓就有多近。因为一家西方公司到了中国,如果不赤裸裸的背叛这一传统,如果不把自己从本国的自由人变成中共党 委的半个臣仆,它就几乎无法赚钱。

葛特曼在书中归纳了外国公司向共产党显示友善的三种方法:
“第一种是夏皮罗和李敦白式的,即紧紧跟着党走,永远为党的目标奋斗。但这不仅是动动嘴皮子,经过五十年的历练,中国领导人虽在处理公共关系方面还是生手,但却能熟练地判断一个西方人所说的话可信度有多少。
“第二种,即用之于亚洲地区而皆准的商务活动──送礼(投资、政治优惠、技术上的援助甚至性贿赂)。如果贝彼得能为中国引入投资,并愿意在其他外国企业撤 出的时候表示对中国局势有信心,那么他将会立即得到部长们的接见。如果通过他的公共事务机构进行运作,则起码要花上数年的时间。
“第三种是学者或记者的方法,很简单,就是拍马屁,对中国文化大加赞赏。这种方法如果运用得好,会被认为是真诚的、发自内心的对中国的向往。譬如用英文写 与《人民日报》步调一致的文章在西方报刊上发表,批判法轮功是邪教,自己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供《参考消息》转载,等等”。

葛特曼说,“每一个成功的在华外商都会用一至三个上述的办法”。 中国模式的实质,就是鼓励全世界在一个价值约束和人权标准更低的体制下挣钱。鼓励全世界的公司不要把交易伙伴放在第一位,要把和中国政府的关系放在第一 位。在专制主义政体下,这就等于要求来中国做生意的公司,必须“时刻准备着”背叛自己的客户。正是专制制度,使中共而不是中国人,成为了这个世界上最得罪 不起的客户。

在全球化时代,中国模式是撒旦对于自由世界的一种试探。当全世界最大的那个专制者,手中拿着全世界最大的那个面包。所有令西方世界引以为傲的那些价值和传 统,包括伟大的市场和契约传统,能不能抵御这种试探,回到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的价值和制度约束中去。不要让人民币摧毁这个世界,就像专制者通过雅虎,摧毁 师涛先生的生活那样。

雅虎开创了一个恶例。西方公司在中国的堕落,第一个受害者也许是师涛先生,但最终的受害者必将是西方世界。与中国政府竭力主张贸易与人权无关的立场相反, 当代国际经济法的泰斗人物,曾担任关贸总协定和世贸组织法律顾问的E·U·彼得斯曼,认为宪法功能和人权进路正是国际贸易立法的灵魂。在全球化时代,如果 西方世界缺乏一个能够保卫“国际公共物品”的国际贸易秩序,单凭一国内部的宪法不可能发挥维护人权和自由秩序的作用。彼得斯曼认为,国际经济法所要维护的 这个“国际公共物品”,就是“市场的开放、对人权的尊重、民主、和平及可持续性发展”。

中国模式的实质,就是一个不肯放弃专制权力的政府对这一“国际公共物品”的和平演变和颜色革命。而像雅虎这样的公司,不但自身背叛西方传统,同时也是甘愿为这一和平演变火中取栗的帮凶。

2005年9月20日,为了师涛先生和我自己,我开始停止使用雅虎公司的邮箱,卸载了电脑中所有雅虎软件。雅虎公司一天不对师涛先生及其家属、也对它的全 体用户一个交待。我就一天将雅虎公司视为师涛先生的敌人,我的敌人,也视其为自由的敌人。我呼吁我的每一位朋友和读者,用脚投票,拒绝使用雅虎公司的任何 服务。用嘴说话,在一切场合反对雅虎公司的商业利益。
    因为雅虎,是互联网时代的败类。
    因为师涛,为我们留下这样的诗句——
    “谁是亡者?是谁活着?”
    是谁把痛苦咀嚼得如此缓慢
    让我在漫长的夜里整整走了十年
2005-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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