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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权律师的人权保障与中国大陆司法环境
朱中原 (北京)



宪法是人权与宪政的中间支撑力量;人权律师则是宪法与人权的中间力量;其是推进中国政治转型的重要社会力量。

谨以此文,献给一切为中国人权事业而奋斗的人权事业者。 宪法是人权与宪政的中间支撑力量;人权律师则是宪法与人权的中间力量;其是推进中国政治转型的重要社会力量。

最近,中国法律界事情不断,参与陕北石油案的朱久虎律师被当局非法关押,参与代理维权律师郑恩宠案件的人权律师郭国汀被罚停律师职业一年,参与太石村 案的维权律师郭飞雄等人被当局非法关押,参与山东临沂暴力计生事件维权运动的律师许志永等人被殴打,代理陕北民企石油案及参与拯救郭飞雄事件、基督 教家庭教师蔡卓华案以及为法轮功死难者辩护伸冤的知名律师高智晟律师事务所被非法取缔等等,甚至我们还可以上溯到为孙志刚案及南都案辩护的律师团 及法学知识分子如张思之、顾则徐、许志永、张星水、陈兴良、滕彪、张祖桦等等所遭遇的严酷处境,以及上海地下政论家顾则徐网站被封,张祖桦、余杰、刘晓波 等人被传唤和人身监控,知名作家杨银波被捕等等,所有这些,都从整体上暴露出了中国大陆人权律师及人权知识分子的艰难处境,以及大陆司法环境的不健全,司 法体制的不透明,政治环境的严酷。人权律师作为一个公益律师群体,他们做的是无偿代理各类涉及人权的重大刑事、民事案件,而且凭着一身正气与渊博的学识、 智慧与雄辩之才,与权势集团及地方政府对簿公堂,人权律师通过这些实质性的社会工作,维护的是整个社会的弱势群体的公民权利。可以说,人权律师在实践层面 促进了中国法治转型及宪政转型,推动了中国人权事业的进展,促使中国政治由集权政治向宪法政治转型,由官本政治向民本政治转型,由人治社会向法治社会转 型,由专制社会向公民社会转型。人权律师还是一个社会自下而上的公民维权运动与自上而下的宪政改革运动的中间力量,它至少为中国的政治改革、政治转型与经 济改革、经济转型提供了一种现实层面的法治参考,尽管这种改革与转型是艰难的,是要经历历史阵痛的。

中国是一个由专制集权社会逐步向公民社会、市场化社会过渡和转型的国家,然而,在不断的市场化和经济自由化的进程中,却出现了权力市场化以及权力寻租的现 象,这就是经济学家吴敬琏所说的中国有堕入权贵资本主义的危险,而这却是以牺牲弱势群体的根本利益为代价的。中国不断市场化的过程,其实就是权贵集团 利用强权不断掠夺弱势群体的经济利益和社会资源的过程,是社会资源和社会财富得以重新分配的过程,而社会资源的重新分配有相当多却是不受现行法律约束的或 者说是非法的。为了防止中国堕入权贵资本主义,中国就必须要昌明法治,法治的昌明一在于要立法为民,二在于要司法独立。司法之独立在于要有一大批专门 为保障公民权益的人权律师的出现。然而,中国的现实情况是,公民人权不但不能得以保障,而且连维护公民权益的人权律师的人权也不能得以保障。从根本上说, 人权律师自身的人权不能得以保障的根本原因主要在于大陆没有公开、透明的司法环境,司法环境的不公开、不透明从根本上制约了中国人权事业的进展。公民人权 的维护、人权律师自身人权的保障,根本在于要改善现行的司法体制,营造良好的司法环境。

宪法、法律、律师、司法环境与人权维护之间的关系是环环相扣的。人权的保障必得要有法律的施行,而法律的施行必得要有宪法作支撑,如果宪法没有将人权保障 纳入其程序,那么所有的人权保障都将是一句空话,而如果仅仅只有宪法而没有透明的司法环境,人权保障也是一句空话。2004年,中国已将人权写入宪法, 人权入宪是中国人权建设迈出的重要一步,但这仅仅只是第一步。有了保障人权的宪法不等于就能够保障人权。事实上,仅2004年以后,中国大陆就已发生 了多起违背宪法、侵害人权、践踏人权的案例的发生。而人权律师,正是在这种艰难的司法环境中,呼之欲出,他们为争取人权的保障而进行着艰难的抗争。中国并 不缺少宪法和法律,但是却缺少宪政,缺少透明的司法环境,缺少为中国人权事业鼓与呼的人权律师,人权律师在中国是个稀有资源。正因为如此,我们才要更加重 视人权律师的人权保障。人权的保障必须要通过司法公正来获得,而司法的公正与否则需要人权律师的申诉。在《民间维权与宪政转型》一文中,我曾将维权与宪政 比作一座桥的两端,而桥梁则是法律。在这里,我们同样可以把宪法与人权比作一座桥的两端,而人权律师就是连接这座桥的桥梁,桥这头是法律,桥那头是人权, 而桥梁则是人权律师。人权律师作为桥梁是一个中间支撑力量。也就是说,宪法是人权(维权)与宪政的中间支撑力量,而人权律师则又是宪法与人权的中间力量,这样,人权律师就成了维护人权、施行宪政、推进中国政治转型的重要社会力量。但 是,现在,问题又出来了,突然一块万吨巨石横空而降,压在了桥梁上,使得桥梁突然断裂,那么,连接法律与人权的桥梁断裂。而这块万吨巨石就是强权。强权犹 如一块万吨巨石压在了人权律师的身上,不但使得人权律师无法进行维权工作,而且还使得人权律师自身的人权无法得以保障。权力话语的强行介入往往使得法治与 人权之间的中间桥梁被阻断,道路被阻塞。

随着中国市场化进程的加快及公民意识的增强,人权的呼声也日益高涨,而随着人权呼声的日益高涨,人权律师自身的人权保障的呼声也日益高涨。在中国酷烈的现 实政治语境下,律师职业被公认为是近年来高风险职业之一,而人权律师尤其面临高风险。人权律师一般所接手的都是有关权利与权力博弈与抗争的案子,一无经济 保障,二无人身安全保障,仅仅只有独立之精神与人格。若人权律师自身之人权都无法得以保障,那么中国之人权事业必将暗无天日。

专制社会,没有独立的人权,然而,恰恰是在专制社会,却一直都存在着为人权而奔波的人权律师及正义知识分子。事实上,古代的清官,虽然身在体制内,但仍然 两袖清风,一身正气,一生办理了许多刑事、民事案件。从某种角度说,古代的清官就相当于现在的正义的法官或人权律师,只不过古代没有律师及法官这一职业和 称谓而已。但是,古代的清官和现代的人权律师又存在着本质的区别,那就是:前者是作为体制内的为维护现行体制、专制统治正常运行的官僚群体而存在的,而后 者是作为维护公民权益的独立的社会群体而存在的,严格意义上的律师群体是不应该有任何依附性的。而正是这样,才决定了维权律师职业的高风险性。人权律师面 临的不是一般性的民事纠纷或经济纠纷,而是直接面临公民与国家之间、民间与官方之间、个体与整体之间、权利与权力之间、弱势群体与强势群体之间的博弈与抗 争,这其中直接面对的可能就是来自强权或黑恶势力的暴力恐吓或人身威胁。2005年11月12日,在北京三味书屋举行的一次读书沙龙上,我有幸采访了为太 石村村民进行维权运动的湖北省枝江市人大代表吕邦列先生,吕先生为太石村村民维权而被当地地方政府指派打手殴打,当场晕死,遍体鳞伤,直到现在仍未恢复。 吕邦列作为一个人大代表都遭到了当地地方政府灭绝人性地殴打,还何况没有人大代表身份的郭飞雄律师呢?在吕邦列先生的提议下,近期将组织民间考察团,亲赴 太石村进行考察,此次考察,我以为,必将推动中国人权事业的进一步发展,虽然这种行动面临着巨大的安全隐患,但是正义的力量是任何邪恶与困难都阻挡不了 的。

原则上,法权凌驾于一切权力,任何权力都必须接受法权的监督与制约,但是,在中国的现实政治语境中,却恰恰相反,政权凌驾于法权之上,法权在一切权力面前 显得软弱无力,人权律师纵有千古之辩才,也得受制于来自非司法领域的权力的强行干扰与控制。或许,人权律师为弱势群体维权的过程,就是人权律师自身人权丧 失的过程。这在中国独特的政治与社会语境中,是一个潜规则。

中国社会的权力运行模式的蹊跷之处正在于:权力者只有绕开法制与法治的轨道,才可能使权力得以非正常运行,而要绕开法制和法治的束缚与制约,就必须要绕开 法制和法治的实际执行者律师及法官。而且,中国还有一个奇怪的现象就是:权势者为了要从根本上摆脱法的制约,他们甚至可以在立法上做手脚,立法的过程 实际上就是违法的过程,所立之法本身就是违法的,确切地说是违宪的。权势者正是利用了这一荒谬的逻辑,才蒙骗了广大公民,甚至让人权律师有理难辩。这就是 所谓的以法制法。以法制法的实质就是以权制法,只不过所谓的法是为权作掩护而已,以法制法的过程实际上就是违法的过程,就是 侵害人权的过程。只有理解了这一点,才能清醒地认识中国社会的权力允许的潜规则。典型的案例就是四川自贡发生的政府违法违规征地案,实际上类似的非法征地 案、强行拆迁案还有很多很多,比如湖南嘉禾、河南郑州、江苏无锡、四川汉源、广西南宁、陕西西安、广东中山、河北定州、北京顺义等地,都发生了类似的非法 征地或强行拆迁案。所有这些案件的发生,有一个既定的事实就是,政府往往凭着一纸公文,将公文当作法律条文,强行拆迁居民住宅,或强行征地,这就是违法 的。在强大的行政权力面前,任何的法律都是一纸空文。在这里,我们就看到了以法制法的荒唐现象产生,而在这种荒唐的逻辑前提下,任何的维权行动,在权 势者看来,都是不合法的,你与政府作对,你就是与法律作对。正是这样,参与维权行动的维权律师和刘正友们才经历了种种的磨难和艰辛。这种预设的前提就强行 将维权律师置入了一种尴尬的境地。说白了,这种法仍然是一种传统的王法,谁权力大谁就说了算,而真正的法却被搁置一边。我们再以2003年发 生的孙志刚案、南都案为例,从孙志刚案到南都案的过程中,我们发现中间处处充满了权利与权力的抗争与博弈、人权保障与人权侵害的背谬与冲 撞。从孙志刚之死到《南都》报道此事到程益中被捕再到人权律师为程益中辩护的这一连环的事件中,前仆后继的人权事业者都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南都》为 报道孙志刚、拯救中国进城人口的人权状况,《南都》总编程益中遭遇人权侵害,而人权律师为拯救程益中,人权律师遭遇人权侵害,这中间的任何一个环节都充满 了来自外界的强大权力的干扰。2004年底,因强烈呼吁中国政改、抨击中国政治体制而突然被公安局传唤的北京、上海知名作家余杰、张祖桦、刘晓波、顾则徐 等人,遭遇了人权侵犯,余、顾等人被封杀,顾则徐因替南都案辩护,不仅个人网站被关,而且遭到封杀,不准在国内任何平面媒体发表文章。余杰同样如此。 张祖桦先生至今仍被人身监控。知名律师高智晟因为为死难的法轮功学员讨回公道而遭致律师事务所被关,个人屡次被传唤、监控,而且其家人遭到恐吓,高律师及 其家人的人权完全被非法剥夺。有些观察者仅仅把事件归罪于北京市司法局,这是不确切的。没有最高层的指示,北京市司法局是不敢轻举妄动的。所以,针对于高 智晟律师事务所被关,我以为,这是中共高层对中国异见分子的又一次整肃与打压,是政治权力在司法领域的又一次横行无忌,是对中国律师人权的又一次严重挑 衅!有良知的中国公民应该为此而奋起抗争,保卫律师人权,保卫中国人权!

哪里有人权被侵害,哪里就有人权律师去维护,而哪里有人权律师,哪里就有打压人权律师的强权势力的存在,这就陷入了一种连环的无限循环的发展悖论之中,只 要中国现行的政治体制及司法体制没有改变,那么这种逻辑循环就可能永远存在。尽管中国人权维护希望近乎渺茫,但仍然需要人去做,这就是现实。鲁迅早就说 过,在中国,搬动一张桌子都要流血。这真是肺腑之言!

这使我们不得不又一次慨叹:在中国的土地上,在现实的司法环境下,没有真正的法律可言,也没有几个人能相信真正有法律。合法的就是非法的,非法的就是合法 的。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普天之下,无有公法;公法不立,民冤不伸;民冤不伸,民权不保;民权不保,民意难平;民意不平,社会不昌;社会不昌,法令不 行;法令不行,宪政难立;宪政不立,政改无望;政改无望,中国危矣!

所以,中国一切之希望在于人权之保障,人权之保障在于公民社会之建立,公民社会之建立在于宪政之施行,宪政之施行在于法治之昌明,法治之昌明在于权治(人 治)之废除,权治(人治)之废除在于独立司法环境之建立,而独立司法环境之建立在于要有一批人权律师及人权事业者的鼓与呼。现行司法体制之变革之根本要义 在于宪政,宪政之要义在于限政,限政即是限制权力,彰显权利,只有让权力受制于法治监督之下,才可能会有良好的司法环境的出现,也才会使大陆人权状况得以 根本改善。

   2005年11月13日于北京
  
  




宪法是人权与宪政的中间支撑力量;人权律师则是宪法与人权的中间力量;其是推进中国政治转型的重要社会力量。

谨以此文,献给一切为中国人权事业而奋斗的人权事业者。 宪法是人权与宪政的中间支撑力量;人权律师则是宪法与人权的中间力量;其是推进中国政治转型的重要社会力量。

最近,中国法律界事情不断,参与陕北石油案的朱久虎律师被当局非法关押,参与代理维权律师郑恩宠案件的人权律师郭国汀被罚停律师职业一年,参与太石村 案的维权律师郭飞雄等人被当局非法关押,参与山东临沂暴力计生事件维权运动的律师许志永等人被殴打,代理陕北民企石油案及参与拯救郭飞雄事件、基督 教家庭教师蔡卓华案以及为法轮功死难者辩护伸冤的知名律师高智晟律师事务所被非法取缔等等,甚至我们还可以上溯到为孙志刚案及南都案辩护的律师团 及法学知识分子如张思之、顾则徐、许志永、张星水、陈兴良、滕彪、张祖桦等等所遭遇的严酷处境,以及上海地下政论家顾则徐网站被封,张祖桦、余杰、刘晓波 等人被传唤和人身监控,知名作家杨银波被捕等等,所有这些,都从整体上暴露出了中国大陆人权律师及人权知识分子的艰难处境,以及大陆司法环境的不健全,司 法体制的不透明,政治环境的严酷。人权律师作为一个公益律师群体,他们做的是无偿代理各类涉及人权的重大刑事、民事案件,而且凭着一身正气与渊博的学识、 智慧与雄辩之才,与权势集团及地方政府对簿公堂,人权律师通过这些实质性的社会工作,维护的是整个社会的弱势群体的公民权利。可以说,人权律师在实践层面 促进了中国法治转型及宪政转型,推动了中国人权事业的进展,促使中国政治由集权政治向宪法政治转型,由官本政治向民本政治转型,由人治社会向法治社会转 型,由专制社会向公民社会转型。人权律师还是一个社会自下而上的公民维权运动与自上而下的宪政改革运动的中间力量,它至少为中国的政治改革、政治转型与经 济改革、经济转型提供了一种现实层面的法治参考,尽管这种改革与转型是艰难的,是要经历历史阵痛的。

中国是一个由专制集权社会逐步向公民社会、市场化社会过渡和转型的国家,然而,在不断的市场化和经济自由化的进程中,却出现了权力市场化以及权力寻租的现 象,这就是经济学家吴敬琏所说的中国有堕入权贵资本主义的危险,而这却是以牺牲弱势群体的根本利益为代价的。中国不断市场化的过程,其实就是权贵集团 利用强权不断掠夺弱势群体的经济利益和社会资源的过程,是社会资源和社会财富得以重新分配的过程,而社会资源的重新分配有相当多却是不受现行法律约束的或 者说是非法的。为了防止中国堕入权贵资本主义,中国就必须要昌明法治,法治的昌明一在于要立法为民,二在于要司法独立。司法之独立在于要有一大批专门 为保障公民权益的人权律师的出现。然而,中国的现实情况是,公民人权不但不能得以保障,而且连维护公民权益的人权律师的人权也不能得以保障。从根本上说, 人权律师自身的人权不能得以保障的根本原因主要在于大陆没有公开、透明的司法环境,司法环境的不公开、不透明从根本上制约了中国人权事业的进展。公民人权 的维护、人权律师自身人权的保障,根本在于要改善现行的司法体制,营造良好的司法环境。

宪法、法律、律师、司法环境与人权维护之间的关系是环环相扣的。人权的保障必得要有法律的施行,而法律的施行必得要有宪法作支撑,如果宪法没有将人权保障 纳入其程序,那么所有的人权保障都将是一句空话,而如果仅仅只有宪法而没有透明的司法环境,人权保障也是一句空话。2004年,中国已将人权写入宪法, 人权入宪是中国人权建设迈出的重要一步,但这仅仅只是第一步。有了保障人权的宪法不等于就能够保障人权。事实上,仅2004年以后,中国大陆就已发生 了多起违背宪法、侵害人权、践踏人权的案例的发生。而人权律师,正是在这种艰难的司法环境中,呼之欲出,他们为争取人权的保障而进行着艰难的抗争。中国并 不缺少宪法和法律,但是却缺少宪政,缺少透明的司法环境,缺少为中国人权事业鼓与呼的人权律师,人权律师在中国是个稀有资源。正因为如此,我们才要更加重 视人权律师的人权保障。人权的保障必须要通过司法公正来获得,而司法的公正与否则需要人权律师的申诉。在《民间维权与宪政转型》一文中,我曾将维权与宪政 比作一座桥的两端,而桥梁则是法律。在这里,我们同样可以把宪法与人权比作一座桥的两端,而人权律师就是连接这座桥的桥梁,桥这头是法律,桥那头是人权, 而桥梁则是人权律师。人权律师作为桥梁是一个中间支撑力量。也就是说,宪法是人权(维权)与宪政的中间支撑力量,而人权律师则又是宪法与人权的中间力量,这样,人权律师就成了维护人权、施行宪政、推进中国政治转型的重要社会力量。但 是,现在,问题又出来了,突然一块万吨巨石横空而降,压在了桥梁上,使得桥梁突然断裂,那么,连接法律与人权的桥梁断裂。而这块万吨巨石就是强权。强权犹 如一块万吨巨石压在了人权律师的身上,不但使得人权律师无法进行维权工作,而且还使得人权律师自身的人权无法得以保障。权力话语的强行介入往往使得法治与 人权之间的中间桥梁被阻断,道路被阻塞。

随着中国市场化进程的加快及公民意识的增强,人权的呼声也日益高涨,而随着人权呼声的日益高涨,人权律师自身的人权保障的呼声也日益高涨。在中国酷烈的现 实政治语境下,律师职业被公认为是近年来高风险职业之一,而人权律师尤其面临高风险。人权律师一般所接手的都是有关权利与权力博弈与抗争的案子,一无经济 保障,二无人身安全保障,仅仅只有独立之精神与人格。若人权律师自身之人权都无法得以保障,那么中国之人权事业必将暗无天日。

专制社会,没有独立的人权,然而,恰恰是在专制社会,却一直都存在着为人权而奔波的人权律师及正义知识分子。事实上,古代的清官,虽然身在体制内,但仍然 两袖清风,一身正气,一生办理了许多刑事、民事案件。从某种角度说,古代的清官就相当于现在的正义的法官或人权律师,只不过古代没有律师及法官这一职业和 称谓而已。但是,古代的清官和现代的人权律师又存在着本质的区别,那就是:前者是作为体制内的为维护现行体制、专制统治正常运行的官僚群体而存在的,而后 者是作为维护公民权益的独立的社会群体而存在的,严格意义上的律师群体是不应该有任何依附性的。而正是这样,才决定了维权律师职业的高风险性。人权律师面 临的不是一般性的民事纠纷或经济纠纷,而是直接面临公民与国家之间、民间与官方之间、个体与整体之间、权利与权力之间、弱势群体与强势群体之间的博弈与抗 争,这其中直接面对的可能就是来自强权或黑恶势力的暴力恐吓或人身威胁。2005年11月12日,在北京三味书屋举行的一次读书沙龙上,我有幸采访了为太 石村村民进行维权运动的湖北省枝江市人大代表吕邦列先生,吕先生为太石村村民维权而被当地地方政府指派打手殴打,当场晕死,遍体鳞伤,直到现在仍未恢复。 吕邦列作为一个人大代表都遭到了当地地方政府灭绝人性地殴打,还何况没有人大代表身份的郭飞雄律师呢?在吕邦列先生的提议下,近期将组织民间考察团,亲赴 太石村进行考察,此次考察,我以为,必将推动中国人权事业的进一步发展,虽然这种行动面临着巨大的安全隐患,但是正义的力量是任何邪恶与困难都阻挡不了 的。

原则上,法权凌驾于一切权力,任何权力都必须接受法权的监督与制约,但是,在中国的现实政治语境中,却恰恰相反,政权凌驾于法权之上,法权在一切权力面前 显得软弱无力,人权律师纵有千古之辩才,也得受制于来自非司法领域的权力的强行干扰与控制。或许,人权律师为弱势群体维权的过程,就是人权律师自身人权丧 失的过程。这在中国独特的政治与社会语境中,是一个潜规则。

中国社会的权力运行模式的蹊跷之处正在于:权力者只有绕开法制与法治的轨道,才可能使权力得以非正常运行,而要绕开法制和法治的束缚与制约,就必须要绕开 法制和法治的实际执行者律师及法官。而且,中国还有一个奇怪的现象就是:权势者为了要从根本上摆脱法的制约,他们甚至可以在立法上做手脚,立法的过程 实际上就是违法的过程,所立之法本身就是违法的,确切地说是违宪的。权势者正是利用了这一荒谬的逻辑,才蒙骗了广大公民,甚至让人权律师有理难辩。这就是 所谓的以法制法。以法制法的实质就是以权制法,只不过所谓的法是为权作掩护而已,以法制法的过程实际上就是违法的过程,就是 侵害人权的过程。只有理解了这一点,才能清醒地认识中国社会的权力允许的潜规则。典型的案例就是四川自贡发生的政府违法违规征地案,实际上类似的非法征地 案、强行拆迁案还有很多很多,比如湖南嘉禾、河南郑州、江苏无锡、四川汉源、广西南宁、陕西西安、广东中山、河北定州、北京顺义等地,都发生了类似的非法 征地或强行拆迁案。所有这些案件的发生,有一个既定的事实就是,政府往往凭着一纸公文,将公文当作法律条文,强行拆迁居民住宅,或强行征地,这就是违法 的。在强大的行政权力面前,任何的法律都是一纸空文。在这里,我们就看到了以法制法的荒唐现象产生,而在这种荒唐的逻辑前提下,任何的维权行动,在权 势者看来,都是不合法的,你与政府作对,你就是与法律作对。正是这样,参与维权行动的维权律师和刘正友们才经历了种种的磨难和艰辛。这种预设的前提就强行 将维权律师置入了一种尴尬的境地。说白了,这种法仍然是一种传统的王法,谁权力大谁就说了算,而真正的法却被搁置一边。我们再以2003年发 生的孙志刚案、南都案为例,从孙志刚案到南都案的过程中,我们发现中间处处充满了权利与权力的抗争与博弈、人权保障与人权侵害的背谬与冲 撞。从孙志刚之死到《南都》报道此事到程益中被捕再到人权律师为程益中辩护的这一连环的事件中,前仆后继的人权事业者都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南都》为 报道孙志刚、拯救中国进城人口的人权状况,《南都》总编程益中遭遇人权侵害,而人权律师为拯救程益中,人权律师遭遇人权侵害,这中间的任何一个环节都充满 了来自外界的强大权力的干扰。2004年底,因强烈呼吁中国政改、抨击中国政治体制而突然被公安局传唤的北京、上海知名作家余杰、张祖桦、刘晓波、顾则徐 等人,遭遇了人权侵犯,余、顾等人被封杀,顾则徐因替南都案辩护,不仅个人网站被关,而且遭到封杀,不准在国内任何平面媒体发表文章。余杰同样如此。 张祖桦先生至今仍被人身监控。知名律师高智晟因为为死难的法轮功学员讨回公道而遭致律师事务所被关,个人屡次被传唤、监控,而且其家人遭到恐吓,高律师及 其家人的人权完全被非法剥夺。有些观察者仅仅把事件归罪于北京市司法局,这是不确切的。没有最高层的指示,北京市司法局是不敢轻举妄动的。所以,针对于高 智晟律师事务所被关,我以为,这是中共高层对中国异见分子的又一次整肃与打压,是政治权力在司法领域的又一次横行无忌,是对中国律师人权的又一次严重挑 衅!有良知的中国公民应该为此而奋起抗争,保卫律师人权,保卫中国人权!

哪里有人权被侵害,哪里就有人权律师去维护,而哪里有人权律师,哪里就有打压人权律师的强权势力的存在,这就陷入了一种连环的无限循环的发展悖论之中,只 要中国现行的政治体制及司法体制没有改变,那么这种逻辑循环就可能永远存在。尽管中国人权维护希望近乎渺茫,但仍然需要人去做,这就是现实。鲁迅早就说 过,在中国,搬动一张桌子都要流血。这真是肺腑之言!

这使我们不得不又一次慨叹:在中国的土地上,在现实的司法环境下,没有真正的法律可言,也没有几个人能相信真正有法律。合法的就是非法的,非法的就是合法 的。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普天之下,无有公法;公法不立,民冤不伸;民冤不伸,民权不保;民权不保,民意难平;民意不平,社会不昌;社会不昌,法令不 行;法令不行,宪政难立;宪政不立,政改无望;政改无望,中国危矣!

所以,中国一切之希望在于人权之保障,人权之保障在于公民社会之建立,公民社会之建立在于宪政之施行,宪政之施行在于法治之昌明,法治之昌明在于权治(人 治)之废除,权治(人治)之废除在于独立司法环境之建立,而独立司法环境之建立在于要有一批人权律师及人权事业者的鼓与呼。现行司法体制之变革之根本要义 在于宪政,宪政之要义在于限政,限政即是限制权力,彰显权利,只有让权力受制于法治监督之下,才可能会有良好的司法环境的出现,也才会使大陆人权状况得以 根本改善。

   2005年11月13日于北京
  
  




宪法是人权与宪政的中间支撑力量;人权律师则是宪法与人权的中间力量;其是推进中国政治转型的重要社会力量。

谨以此文,献给一切为中国人权事业而奋斗的人权事业者。 宪法是人权与宪政的中间支撑力量;人权律师则是宪法与人权的中间力量;其是推进中国政治转型的重要社会力量。

最近,中国法律界事情不断,参与陕北石油案的朱久虎律师被当局非法关押,参与代理维权律师郑恩宠案件的人权律师郭国汀被罚停律师职业一年,参与太石村 案的维权律师郭飞雄等人被当局非法关押,参与山东临沂暴力计生事件维权运动的律师许志永等人被殴打,代理陕北民企石油案及参与拯救郭飞雄事件、基督 教家庭教师蔡卓华案以及为法轮功死难者辩护伸冤的知名律师高智晟律师事务所被非法取缔等等,甚至我们还可以上溯到为孙志刚案及南都案辩护的律师团 及法学知识分子如张思之、顾则徐、许志永、张星水、陈兴良、滕彪、张祖桦等等所遭遇的严酷处境,以及上海地下政论家顾则徐网站被封,张祖桦、余杰、刘晓波 等人被传唤和人身监控,知名作家杨银波被捕等等,所有这些,都从整体上暴露出了中国大陆人权律师及人权知识分子的艰难处境,以及大陆司法环境的不健全,司 法体制的不透明,政治环境的严酷。人权律师作为一个公益律师群体,他们做的是无偿代理各类涉及人权的重大刑事、民事案件,而且凭着一身正气与渊博的学识、 智慧与雄辩之才,与权势集团及地方政府对簿公堂,人权律师通过这些实质性的社会工作,维护的是整个社会的弱势群体的公民权利。可以说,人权律师在实践层面 促进了中国法治转型及宪政转型,推动了中国人权事业的进展,促使中国政治由集权政治向宪法政治转型,由官本政治向民本政治转型,由人治社会向法治社会转 型,由专制社会向公民社会转型。人权律师还是一个社会自下而上的公民维权运动与自上而下的宪政改革运动的中间力量,它至少为中国的政治改革、政治转型与经 济改革、经济转型提供了一种现实层面的法治参考,尽管这种改革与转型是艰难的,是要经历历史阵痛的。

中国是一个由专制集权社会逐步向公民社会、市场化社会过渡和转型的国家,然而,在不断的市场化和经济自由化的进程中,却出现了权力市场化以及权力寻租的现 象,这就是经济学家吴敬琏所说的中国有堕入权贵资本主义的危险,而这却是以牺牲弱势群体的根本利益为代价的。中国不断市场化的过程,其实就是权贵集团 利用强权不断掠夺弱势群体的经济利益和社会资源的过程,是社会资源和社会财富得以重新分配的过程,而社会资源的重新分配有相当多却是不受现行法律约束的或 者说是非法的。为了防止中国堕入权贵资本主义,中国就必须要昌明法治,法治的昌明一在于要立法为民,二在于要司法独立。司法之独立在于要有一大批专门 为保障公民权益的人权律师的出现。然而,中国的现实情况是,公民人权不但不能得以保障,而且连维护公民权益的人权律师的人权也不能得以保障。从根本上说, 人权律师自身的人权不能得以保障的根本原因主要在于大陆没有公开、透明的司法环境,司法环境的不公开、不透明从根本上制约了中国人权事业的进展。公民人权 的维护、人权律师自身人权的保障,根本在于要改善现行的司法体制,营造良好的司法环境。

宪法、法律、律师、司法环境与人权维护之间的关系是环环相扣的。人权的保障必得要有法律的施行,而法律的施行必得要有宪法作支撑,如果宪法没有将人权保障 纳入其程序,那么所有的人权保障都将是一句空话,而如果仅仅只有宪法而没有透明的司法环境,人权保障也是一句空话。2004年,中国已将人权写入宪法, 人权入宪是中国人权建设迈出的重要一步,但这仅仅只是第一步。有了保障人权的宪法不等于就能够保障人权。事实上,仅2004年以后,中国大陆就已发生 了多起违背宪法、侵害人权、践踏人权的案例的发生。而人权律师,正是在这种艰难的司法环境中,呼之欲出,他们为争取人权的保障而进行着艰难的抗争。中国并 不缺少宪法和法律,但是却缺少宪政,缺少透明的司法环境,缺少为中国人权事业鼓与呼的人权律师,人权律师在中国是个稀有资源。正因为如此,我们才要更加重 视人权律师的人权保障。人权的保障必须要通过司法公正来获得,而司法的公正与否则需要人权律师的申诉。在《民间维权与宪政转型》一文中,我曾将维权与宪政 比作一座桥的两端,而桥梁则是法律。在这里,我们同样可以把宪法与人权比作一座桥的两端,而人权律师就是连接这座桥的桥梁,桥这头是法律,桥那头是人权, 而桥梁则是人权律师。人权律师作为桥梁是一个中间支撑力量。也就是说,宪法是人权(维权)与宪政的中间支撑力量,而人权律师则又是宪法与人权的中间力量,这样,人权律师就成了维护人权、施行宪政、推进中国政治转型的重要社会力量。但 是,现在,问题又出来了,突然一块万吨巨石横空而降,压在了桥梁上,使得桥梁突然断裂,那么,连接法律与人权的桥梁断裂。而这块万吨巨石就是强权。强权犹 如一块万吨巨石压在了人权律师的身上,不但使得人权律师无法进行维权工作,而且还使得人权律师自身的人权无法得以保障。权力话语的强行介入往往使得法治与 人权之间的中间桥梁被阻断,道路被阻塞。

随着中国市场化进程的加快及公民意识的增强,人权的呼声也日益高涨,而随着人权呼声的日益高涨,人权律师自身的人权保障的呼声也日益高涨。在中国酷烈的现 实政治语境下,律师职业被公认为是近年来高风险职业之一,而人权律师尤其面临高风险。人权律师一般所接手的都是有关权利与权力博弈与抗争的案子,一无经济 保障,二无人身安全保障,仅仅只有独立之精神与人格。若人权律师自身之人权都无法得以保障,那么中国之人权事业必将暗无天日。

专制社会,没有独立的人权,然而,恰恰是在专制社会,却一直都存在着为人权而奔波的人权律师及正义知识分子。事实上,古代的清官,虽然身在体制内,但仍然 两袖清风,一身正气,一生办理了许多刑事、民事案件。从某种角度说,古代的清官就相当于现在的正义的法官或人权律师,只不过古代没有律师及法官这一职业和 称谓而已。但是,古代的清官和现代的人权律师又存在着本质的区别,那就是:前者是作为体制内的为维护现行体制、专制统治正常运行的官僚群体而存在的,而后 者是作为维护公民权益的独立的社会群体而存在的,严格意义上的律师群体是不应该有任何依附性的。而正是这样,才决定了维权律师职业的高风险性。人权律师面 临的不是一般性的民事纠纷或经济纠纷,而是直接面临公民与国家之间、民间与官方之间、个体与整体之间、权利与权力之间、弱势群体与强势群体之间的博弈与抗 争,这其中直接面对的可能就是来自强权或黑恶势力的暴力恐吓或人身威胁。2005年11月12日,在北京三味书屋举行的一次读书沙龙上,我有幸采访了为太 石村村民进行维权运动的湖北省枝江市人大代表吕邦列先生,吕先生为太石村村民维权而被当地地方政府指派打手殴打,当场晕死,遍体鳞伤,直到现在仍未恢复。 吕邦列作为一个人大代表都遭到了当地地方政府灭绝人性地殴打,还何况没有人大代表身份的郭飞雄律师呢?在吕邦列先生的提议下,近期将组织民间考察团,亲赴 太石村进行考察,此次考察,我以为,必将推动中国人权事业的进一步发展,虽然这种行动面临着巨大的安全隐患,但是正义的力量是任何邪恶与困难都阻挡不了 的。

原则上,法权凌驾于一切权力,任何权力都必须接受法权的监督与制约,但是,在中国的现实政治语境中,却恰恰相反,政权凌驾于法权之上,法权在一切权力面前 显得软弱无力,人权律师纵有千古之辩才,也得受制于来自非司法领域的权力的强行干扰与控制。或许,人权律师为弱势群体维权的过程,就是人权律师自身人权丧 失的过程。这在中国独特的政治与社会语境中,是一个潜规则。

中国社会的权力运行模式的蹊跷之处正在于:权力者只有绕开法制与法治的轨道,才可能使权力得以非正常运行,而要绕开法制和法治的束缚与制约,就必须要绕开 法制和法治的实际执行者律师及法官。而且,中国还有一个奇怪的现象就是:权势者为了要从根本上摆脱法的制约,他们甚至可以在立法上做手脚,立法的过程 实际上就是违法的过程,所立之法本身就是违法的,确切地说是违宪的。权势者正是利用了这一荒谬的逻辑,才蒙骗了广大公民,甚至让人权律师有理难辩。这就是 所谓的以法制法。以法制法的实质就是以权制法,只不过所谓的法是为权作掩护而已,以法制法的过程实际上就是违法的过程,就是 侵害人权的过程。只有理解了这一点,才能清醒地认识中国社会的权力允许的潜规则。典型的案例就是四川自贡发生的政府违法违规征地案,实际上类似的非法征地 案、强行拆迁案还有很多很多,比如湖南嘉禾、河南郑州、江苏无锡、四川汉源、广西南宁、陕西西安、广东中山、河北定州、北京顺义等地,都发生了类似的非法 征地或强行拆迁案。所有这些案件的发生,有一个既定的事实就是,政府往往凭着一纸公文,将公文当作法律条文,强行拆迁居民住宅,或强行征地,这就是违法 的。在强大的行政权力面前,任何的法律都是一纸空文。在这里,我们就看到了以法制法的荒唐现象产生,而在这种荒唐的逻辑前提下,任何的维权行动,在权 势者看来,都是不合法的,你与政府作对,你就是与法律作对。正是这样,参与维权行动的维权律师和刘正友们才经历了种种的磨难和艰辛。这种预设的前提就强行 将维权律师置入了一种尴尬的境地。说白了,这种法仍然是一种传统的王法,谁权力大谁就说了算,而真正的法却被搁置一边。我们再以2003年发 生的孙志刚案、南都案为例,从孙志刚案到南都案的过程中,我们发现中间处处充满了权利与权力的抗争与博弈、人权保障与人权侵害的背谬与冲 撞。从孙志刚之死到《南都》报道此事到程益中被捕再到人权律师为程益中辩护的这一连环的事件中,前仆后继的人权事业者都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南都》为 报道孙志刚、拯救中国进城人口的人权状况,《南都》总编程益中遭遇人权侵害,而人权律师为拯救程益中,人权律师遭遇人权侵害,这中间的任何一个环节都充满 了来自外界的强大权力的干扰。2004年底,因强烈呼吁中国政改、抨击中国政治体制而突然被公安局传唤的北京、上海知名作家余杰、张祖桦、刘晓波、顾则徐 等人,遭遇了人权侵犯,余、顾等人被封杀,顾则徐因替南都案辩护,不仅个人网站被关,而且遭到封杀,不准在国内任何平面媒体发表文章。余杰同样如此。 张祖桦先生至今仍被人身监控。知名律师高智晟因为为死难的法轮功学员讨回公道而遭致律师事务所被关,个人屡次被传唤、监控,而且其家人遭到恐吓,高律师及 其家人的人权完全被非法剥夺。有些观察者仅仅把事件归罪于北京市司法局,这是不确切的。没有最高层的指示,北京市司法局是不敢轻举妄动的。所以,针对于高 智晟律师事务所被关,我以为,这是中共高层对中国异见分子的又一次整肃与打压,是政治权力在司法领域的又一次横行无忌,是对中国律师人权的又一次严重挑 衅!有良知的中国公民应该为此而奋起抗争,保卫律师人权,保卫中国人权!

哪里有人权被侵害,哪里就有人权律师去维护,而哪里有人权律师,哪里就有打压人权律师的强权势力的存在,这就陷入了一种连环的无限循环的发展悖论之中,只 要中国现行的政治体制及司法体制没有改变,那么这种逻辑循环就可能永远存在。尽管中国人权维护希望近乎渺茫,但仍然需要人去做,这就是现实。鲁迅早就说 过,在中国,搬动一张桌子都要流血。这真是肺腑之言!

这使我们不得不又一次慨叹:在中国的土地上,在现实的司法环境下,没有真正的法律可言,也没有几个人能相信真正有法律。合法的就是非法的,非法的就是合法 的。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普天之下,无有公法;公法不立,民冤不伸;民冤不伸,民权不保;民权不保,民意难平;民意不平,社会不昌;社会不昌,法令不 行;法令不行,宪政难立;宪政不立,政改无望;政改无望,中国危矣!

所以,中国一切之希望在于人权之保障,人权之保障在于公民社会之建立,公民社会之建立在于宪政之施行,宪政之施行在于法治之昌明,法治之昌明在于权治(人 治)之废除,权治(人治)之废除在于独立司法环境之建立,而独立司法环境之建立在于要有一批人权律师及人权事业者的鼓与呼。现行司法体制之变革之根本要义 在于宪政,宪政之要义在于限政,限政即是限制权力,彰显权利,只有让权力受制于法治监督之下,才可能会有良好的司法环境的出现,也才会使大陆人权状况得以 根本改善。

   2005年11月13日于北京
  
  




宪法是人权与宪政的中间支撑力量;人权律师则是宪法与人权的中间力量;其是推进中国政治转型的重要社会力量。

谨以此文,献给一切为中国人权事业而奋斗的人权事业者。 宪法是人权与宪政的中间支撑力量;人权律师则是宪法与人权的中间力量;其是推进中国政治转型的重要社会力量。

最近,中国法律界事情不断,参与陕北石油案的朱久虎律师被当局非法关押,参与代理维权律师郑恩宠案件的人权律师郭国汀被罚停律师职业一年,参与太石村 案的维权律师郭飞雄等人被当局非法关押,参与山东临沂暴力计生事件维权运动的律师许志永等人被殴打,代理陕北民企石油案及参与拯救郭飞雄事件、基督 教家庭教师蔡卓华案以及为法轮功死难者辩护伸冤的知名律师高智晟律师事务所被非法取缔等等,甚至我们还可以上溯到为孙志刚案及南都案辩护的律师团 及法学知识分子如张思之、顾则徐、许志永、张星水、陈兴良、滕彪、张祖桦等等所遭遇的严酷处境,以及上海地下政论家顾则徐网站被封,张祖桦、余杰、刘晓波 等人被传唤和人身监控,知名作家杨银波被捕等等,所有这些,都从整体上暴露出了中国大陆人权律师及人权知识分子的艰难处境,以及大陆司法环境的不健全,司 法体制的不透明,政治环境的严酷。人权律师作为一个公益律师群体,他们做的是无偿代理各类涉及人权的重大刑事、民事案件,而且凭着一身正气与渊博的学识、 智慧与雄辩之才,与权势集团及地方政府对簿公堂,人权律师通过这些实质性的社会工作,维护的是整个社会的弱势群体的公民权利。可以说,人权律师在实践层面 促进了中国法治转型及宪政转型,推动了中国人权事业的进展,促使中国政治由集权政治向宪法政治转型,由官本政治向民本政治转型,由人治社会向法治社会转 型,由专制社会向公民社会转型。人权律师还是一个社会自下而上的公民维权运动与自上而下的宪政改革运动的中间力量,它至少为中国的政治改革、政治转型与经 济改革、经济转型提供了一种现实层面的法治参考,尽管这种改革与转型是艰难的,是要经历历史阵痛的。

中国是一个由专制集权社会逐步向公民社会、市场化社会过渡和转型的国家,然而,在不断的市场化和经济自由化的进程中,却出现了权力市场化以及权力寻租的现 象,这就是经济学家吴敬琏所说的中国有堕入权贵资本主义的危险,而这却是以牺牲弱势群体的根本利益为代价的。中国不断市场化的过程,其实就是权贵集团 利用强权不断掠夺弱势群体的经济利益和社会资源的过程,是社会资源和社会财富得以重新分配的过程,而社会资源的重新分配有相当多却是不受现行法律约束的或 者说是非法的。为了防止中国堕入权贵资本主义,中国就必须要昌明法治,法治的昌明一在于要立法为民,二在于要司法独立。司法之独立在于要有一大批专门 为保障公民权益的人权律师的出现。然而,中国的现实情况是,公民人权不但不能得以保障,而且连维护公民权益的人权律师的人权也不能得以保障。从根本上说, 人权律师自身的人权不能得以保障的根本原因主要在于大陆没有公开、透明的司法环境,司法环境的不公开、不透明从根本上制约了中国人权事业的进展。公民人权 的维护、人权律师自身人权的保障,根本在于要改善现行的司法体制,营造良好的司法环境。

宪法、法律、律师、司法环境与人权维护之间的关系是环环相扣的。人权的保障必得要有法律的施行,而法律的施行必得要有宪法作支撑,如果宪法没有将人权保障 纳入其程序,那么所有的人权保障都将是一句空话,而如果仅仅只有宪法而没有透明的司法环境,人权保障也是一句空话。2004年,中国已将人权写入宪法, 人权入宪是中国人权建设迈出的重要一步,但这仅仅只是第一步。有了保障人权的宪法不等于就能够保障人权。事实上,仅2004年以后,中国大陆就已发生 了多起违背宪法、侵害人权、践踏人权的案例的发生。而人权律师,正是在这种艰难的司法环境中,呼之欲出,他们为争取人权的保障而进行着艰难的抗争。中国并 不缺少宪法和法律,但是却缺少宪政,缺少透明的司法环境,缺少为中国人权事业鼓与呼的人权律师,人权律师在中国是个稀有资源。正因为如此,我们才要更加重 视人权律师的人权保障。人权的保障必须要通过司法公正来获得,而司法的公正与否则需要人权律师的申诉。在《民间维权与宪政转型》一文中,我曾将维权与宪政 比作一座桥的两端,而桥梁则是法律。在这里,我们同样可以把宪法与人权比作一座桥的两端,而人权律师就是连接这座桥的桥梁,桥这头是法律,桥那头是人权, 而桥梁则是人权律师。人权律师作为桥梁是一个中间支撑力量。也就是说,宪法是人权(维权)与宪政的中间支撑力量,而人权律师则又是宪法与人权的中间力量,这样,人权律师就成了维护人权、施行宪政、推进中国政治转型的重要社会力量。但 是,现在,问题又出来了,突然一块万吨巨石横空而降,压在了桥梁上,使得桥梁突然断裂,那么,连接法律与人权的桥梁断裂。而这块万吨巨石就是强权。强权犹 如一块万吨巨石压在了人权律师的身上,不但使得人权律师无法进行维权工作,而且还使得人权律师自身的人权无法得以保障。权力话语的强行介入往往使得法治与 人权之间的中间桥梁被阻断,道路被阻塞。

随着中国市场化进程的加快及公民意识的增强,人权的呼声也日益高涨,而随着人权呼声的日益高涨,人权律师自身的人权保障的呼声也日益高涨。在中国酷烈的现 实政治语境下,律师职业被公认为是近年来高风险职业之一,而人权律师尤其面临高风险。人权律师一般所接手的都是有关权利与权力博弈与抗争的案子,一无经济 保障,二无人身安全保障,仅仅只有独立之精神与人格。若人权律师自身之人权都无法得以保障,那么中国之人权事业必将暗无天日。

专制社会,没有独立的人权,然而,恰恰是在专制社会,却一直都存在着为人权而奔波的人权律师及正义知识分子。事实上,古代的清官,虽然身在体制内,但仍然 两袖清风,一身正气,一生办理了许多刑事、民事案件。从某种角度说,古代的清官就相当于现在的正义的法官或人权律师,只不过古代没有律师及法官这一职业和 称谓而已。但是,古代的清官和现代的人权律师又存在着本质的区别,那就是:前者是作为体制内的为维护现行体制、专制统治正常运行的官僚群体而存在的,而后 者是作为维护公民权益的独立的社会群体而存在的,严格意义上的律师群体是不应该有任何依附性的。而正是这样,才决定了维权律师职业的高风险性。人权律师面 临的不是一般性的民事纠纷或经济纠纷,而是直接面临公民与国家之间、民间与官方之间、个体与整体之间、权利与权力之间、弱势群体与强势群体之间的博弈与抗 争,这其中直接面对的可能就是来自强权或黑恶势力的暴力恐吓或人身威胁。2005年11月12日,在北京三味书屋举行的一次读书沙龙上,我有幸采访了为太 石村村民进行维权运动的湖北省枝江市人大代表吕邦列先生,吕先生为太石村村民维权而被当地地方政府指派打手殴打,当场晕死,遍体鳞伤,直到现在仍未恢复。 吕邦列作为一个人大代表都遭到了当地地方政府灭绝人性地殴打,还何况没有人大代表身份的郭飞雄律师呢?在吕邦列先生的提议下,近期将组织民间考察团,亲赴 太石村进行考察,此次考察,我以为,必将推动中国人权事业的进一步发展,虽然这种行动面临着巨大的安全隐患,但是正义的力量是任何邪恶与困难都阻挡不了 的。

原则上,法权凌驾于一切权力,任何权力都必须接受法权的监督与制约,但是,在中国的现实政治语境中,却恰恰相反,政权凌驾于法权之上,法权在一切权力面前 显得软弱无力,人权律师纵有千古之辩才,也得受制于来自非司法领域的权力的强行干扰与控制。或许,人权律师为弱势群体维权的过程,就是人权律师自身人权丧 失的过程。这在中国独特的政治与社会语境中,是一个潜规则。

中国社会的权力运行模式的蹊跷之处正在于:权力者只有绕开法制与法治的轨道,才可能使权力得以非正常运行,而要绕开法制和法治的束缚与制约,就必须要绕开 法制和法治的实际执行者律师及法官。而且,中国还有一个奇怪的现象就是:权势者为了要从根本上摆脱法的制约,他们甚至可以在立法上做手脚,立法的过程 实际上就是违法的过程,所立之法本身就是违法的,确切地说是违宪的。权势者正是利用了这一荒谬的逻辑,才蒙骗了广大公民,甚至让人权律师有理难辩。这就是 所谓的以法制法。以法制法的实质就是以权制法,只不过所谓的法是为权作掩护而已,以法制法的过程实际上就是违法的过程,就是 侵害人权的过程。只有理解了这一点,才能清醒地认识中国社会的权力允许的潜规则。典型的案例就是四川自贡发生的政府违法违规征地案,实际上类似的非法征地 案、强行拆迁案还有很多很多,比如湖南嘉禾、河南郑州、江苏无锡、四川汉源、广西南宁、陕西西安、广东中山、河北定州、北京顺义等地,都发生了类似的非法 征地或强行拆迁案。所有这些案件的发生,有一个既定的事实就是,政府往往凭着一纸公文,将公文当作法律条文,强行拆迁居民住宅,或强行征地,这就是违法 的。在强大的行政权力面前,任何的法律都是一纸空文。在这里,我们就看到了以法制法的荒唐现象产生,而在这种荒唐的逻辑前提下,任何的维权行动,在权 势者看来,都是不合法的,你与政府作对,你就是与法律作对。正是这样,参与维权行动的维权律师和刘正友们才经历了种种的磨难和艰辛。这种预设的前提就强行 将维权律师置入了一种尴尬的境地。说白了,这种法仍然是一种传统的王法,谁权力大谁就说了算,而真正的法却被搁置一边。我们再以2003年发 生的孙志刚案、南都案为例,从孙志刚案到南都案的过程中,我们发现中间处处充满了权利与权力的抗争与博弈、人权保障与人权侵害的背谬与冲 撞。从孙志刚之死到《南都》报道此事到程益中被捕再到人权律师为程益中辩护的这一连环的事件中,前仆后继的人权事业者都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南都》为 报道孙志刚、拯救中国进城人口的人权状况,《南都》总编程益中遭遇人权侵害,而人权律师为拯救程益中,人权律师遭遇人权侵害,这中间的任何一个环节都充满 了来自外界的强大权力的干扰。2004年底,因强烈呼吁中国政改、抨击中国政治体制而突然被公安局传唤的北京、上海知名作家余杰、张祖桦、刘晓波、顾则徐 等人,遭遇了人权侵犯,余、顾等人被封杀,顾则徐因替南都案辩护,不仅个人网站被关,而且遭到封杀,不准在国内任何平面媒体发表文章。余杰同样如此。 张祖桦先生至今仍被人身监控。知名律师高智晟因为为死难的法轮功学员讨回公道而遭致律师事务所被关,个人屡次被传唤、监控,而且其家人遭到恐吓,高律师及 其家人的人权完全被非法剥夺。有些观察者仅仅把事件归罪于北京市司法局,这是不确切的。没有最高层的指示,北京市司法局是不敢轻举妄动的。所以,针对于高 智晟律师事务所被关,我以为,这是中共高层对中国异见分子的又一次整肃与打压,是政治权力在司法领域的又一次横行无忌,是对中国律师人权的又一次严重挑 衅!有良知的中国公民应该为此而奋起抗争,保卫律师人权,保卫中国人权!

哪里有人权被侵害,哪里就有人权律师去维护,而哪里有人权律师,哪里就有打压人权律师的强权势力的存在,这就陷入了一种连环的无限循环的发展悖论之中,只 要中国现行的政治体制及司法体制没有改变,那么这种逻辑循环就可能永远存在。尽管中国人权维护希望近乎渺茫,但仍然需要人去做,这就是现实。鲁迅早就说 过,在中国,搬动一张桌子都要流血。这真是肺腑之言!

这使我们不得不又一次慨叹:在中国的土地上,在现实的司法环境下,没有真正的法律可言,也没有几个人能相信真正有法律。合法的就是非法的,非法的就是合法 的。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普天之下,无有公法;公法不立,民冤不伸;民冤不伸,民权不保;民权不保,民意难平;民意不平,社会不昌;社会不昌,法令不 行;法令不行,宪政难立;宪政不立,政改无望;政改无望,中国危矣!

所以,中国一切之希望在于人权之保障,人权之保障在于公民社会之建立,公民社会之建立在于宪政之施行,宪政之施行在于法治之昌明,法治之昌明在于权治(人 治)之废除,权治(人治)之废除在于独立司法环境之建立,而独立司法环境之建立在于要有一批人权律师及人权事业者的鼓与呼。现行司法体制之变革之根本要义 在于宪政,宪政之要义在于限政,限政即是限制权力,彰显权利,只有让权力受制于法治监督之下,才可能会有良好的司法环境的出现,也才会使大陆人权状况得以 根本改善。

   2005年11月13日于北京
  
  




宪法是人权与宪政的中间支撑力量;人权律师则是宪法与人权的中间力量;其是推进中国政治转型的重要社会力量。

谨以此文,献给一切为中国人权事业而奋斗的人权事业者。 宪法是人权与宪政的中间支撑力量;人权律师则是宪法与人权的中间力量;其是推进中国政治转型的重要社会力量。

最近,中国法律界事情不断,参与陕北石油案的朱久虎律师被当局非法关押,参与代理维权律师郑恩宠案件的人权律师郭国汀被罚停律师职业一年,参与太石村 案的维权律师郭飞雄等人被当局非法关押,参与山东临沂暴力计生事件维权运动的律师许志永等人被殴打,代理陕北民企石油案及参与拯救郭飞雄事件、基督 教家庭教师蔡卓华案以及为法轮功死难者辩护伸冤的知名律师高智晟律师事务所被非法取缔等等,甚至我们还可以上溯到为孙志刚案及南都案辩护的律师团 及法学知识分子如张思之、顾则徐、许志永、张星水、陈兴良、滕彪、张祖桦等等所遭遇的严酷处境,以及上海地下政论家顾则徐网站被封,张祖桦、余杰、刘晓波 等人被传唤和人身监控,知名作家杨银波被捕等等,所有这些,都从整体上暴露出了中国大陆人权律师及人权知识分子的艰难处境,以及大陆司法环境的不健全,司 法体制的不透明,政治环境的严酷。人权律师作为一个公益律师群体,他们做的是无偿代理各类涉及人权的重大刑事、民事案件,而且凭着一身正气与渊博的学识、 智慧与雄辩之才,与权势集团及地方政府对簿公堂,人权律师通过这些实质性的社会工作,维护的是整个社会的弱势群体的公民权利。可以说,人权律师在实践层面 促进了中国法治转型及宪政转型,推动了中国人权事业的进展,促使中国政治由集权政治向宪法政治转型,由官本政治向民本政治转型,由人治社会向法治社会转 型,由专制社会向公民社会转型。人权律师还是一个社会自下而上的公民维权运动与自上而下的宪政改革运动的中间力量,它至少为中国的政治改革、政治转型与经 济改革、经济转型提供了一种现实层面的法治参考,尽管这种改革与转型是艰难的,是要经历历史阵痛的。

中国是一个由专制集权社会逐步向公民社会、市场化社会过渡和转型的国家,然而,在不断的市场化和经济自由化的进程中,却出现了权力市场化以及权力寻租的现 象,这就是经济学家吴敬琏所说的中国有堕入权贵资本主义的危险,而这却是以牺牲弱势群体的根本利益为代价的。中国不断市场化的过程,其实就是权贵集团 利用强权不断掠夺弱势群体的经济利益和社会资源的过程,是社会资源和社会财富得以重新分配的过程,而社会资源的重新分配有相当多却是不受现行法律约束的或 者说是非法的。为了防止中国堕入权贵资本主义,中国就必须要昌明法治,法治的昌明一在于要立法为民,二在于要司法独立。司法之独立在于要有一大批专门 为保障公民权益的人权律师的出现。然而,中国的现实情况是,公民人权不但不能得以保障,而且连维护公民权益的人权律师的人权也不能得以保障。从根本上说, 人权律师自身的人权不能得以保障的根本原因主要在于大陆没有公开、透明的司法环境,司法环境的不公开、不透明从根本上制约了中国人权事业的进展。公民人权 的维护、人权律师自身人权的保障,根本在于要改善现行的司法体制,营造良好的司法环境。

宪法、法律、律师、司法环境与人权维护之间的关系是环环相扣的。人权的保障必得要有法律的施行,而法律的施行必得要有宪法作支撑,如果宪法没有将人权保障 纳入其程序,那么所有的人权保障都将是一句空话,而如果仅仅只有宪法而没有透明的司法环境,人权保障也是一句空话。2004年,中国已将人权写入宪法, 人权入宪是中国人权建设迈出的重要一步,但这仅仅只是第一步。有了保障人权的宪法不等于就能够保障人权。事实上,仅2004年以后,中国大陆就已发生 了多起违背宪法、侵害人权、践踏人权的案例的发生。而人权律师,正是在这种艰难的司法环境中,呼之欲出,他们为争取人权的保障而进行着艰难的抗争。中国并 不缺少宪法和法律,但是却缺少宪政,缺少透明的司法环境,缺少为中国人权事业鼓与呼的人权律师,人权律师在中国是个稀有资源。正因为如此,我们才要更加重 视人权律师的人权保障。人权的保障必须要通过司法公正来获得,而司法的公正与否则需要人权律师的申诉。在《民间维权与宪政转型》一文中,我曾将维权与宪政 比作一座桥的两端,而桥梁则是法律。在这里,我们同样可以把宪法与人权比作一座桥的两端,而人权律师就是连接这座桥的桥梁,桥这头是法律,桥那头是人权, 而桥梁则是人权律师。人权律师作为桥梁是一个中间支撑力量。也就是说,宪法是人权(维权)与宪政的中间支撑力量,而人权律师则又是宪法与人权的中间力量,这样,人权律师就成了维护人权、施行宪政、推进中国政治转型的重要社会力量。但 是,现在,问题又出来了,突然一块万吨巨石横空而降,压在了桥梁上,使得桥梁突然断裂,那么,连接法律与人权的桥梁断裂。而这块万吨巨石就是强权。强权犹 如一块万吨巨石压在了人权律师的身上,不但使得人权律师无法进行维权工作,而且还使得人权律师自身的人权无法得以保障。权力话语的强行介入往往使得法治与 人权之间的中间桥梁被阻断,道路被阻塞。

随着中国市场化进程的加快及公民意识的增强,人权的呼声也日益高涨,而随着人权呼声的日益高涨,人权律师自身的人权保障的呼声也日益高涨。在中国酷烈的现 实政治语境下,律师职业被公认为是近年来高风险职业之一,而人权律师尤其面临高风险。人权律师一般所接手的都是有关权利与权力博弈与抗争的案子,一无经济 保障,二无人身安全保障,仅仅只有独立之精神与人格。若人权律师自身之人权都无法得以保障,那么中国之人权事业必将暗无天日。

专制社会,没有独立的人权,然而,恰恰是在专制社会,却一直都存在着为人权而奔波的人权律师及正义知识分子。事实上,古代的清官,虽然身在体制内,但仍然 两袖清风,一身正气,一生办理了许多刑事、民事案件。从某种角度说,古代的清官就相当于现在的正义的法官或人权律师,只不过古代没有律师及法官这一职业和 称谓而已。但是,古代的清官和现代的人权律师又存在着本质的区别,那就是:前者是作为体制内的为维护现行体制、专制统治正常运行的官僚群体而存在的,而后 者是作为维护公民权益的独立的社会群体而存在的,严格意义上的律师群体是不应该有任何依附性的。而正是这样,才决定了维权律师职业的高风险性。人权律师面 临的不是一般性的民事纠纷或经济纠纷,而是直接面临公民与国家之间、民间与官方之间、个体与整体之间、权利与权力之间、弱势群体与强势群体之间的博弈与抗 争,这其中直接面对的可能就是来自强权或黑恶势力的暴力恐吓或人身威胁。2005年11月12日,在北京三味书屋举行的一次读书沙龙上,我有幸采访了为太 石村村民进行维权运动的湖北省枝江市人大代表吕邦列先生,吕先生为太石村村民维权而被当地地方政府指派打手殴打,当场晕死,遍体鳞伤,直到现在仍未恢复。 吕邦列作为一个人大代表都遭到了当地地方政府灭绝人性地殴打,还何况没有人大代表身份的郭飞雄律师呢?在吕邦列先生的提议下,近期将组织民间考察团,亲赴 太石村进行考察,此次考察,我以为,必将推动中国人权事业的进一步发展,虽然这种行动面临着巨大的安全隐患,但是正义的力量是任何邪恶与困难都阻挡不了 的。

原则上,法权凌驾于一切权力,任何权力都必须接受法权的监督与制约,但是,在中国的现实政治语境中,却恰恰相反,政权凌驾于法权之上,法权在一切权力面前 显得软弱无力,人权律师纵有千古之辩才,也得受制于来自非司法领域的权力的强行干扰与控制。或许,人权律师为弱势群体维权的过程,就是人权律师自身人权丧 失的过程。这在中国独特的政治与社会语境中,是一个潜规则。

中国社会的权力运行模式的蹊跷之处正在于:权力者只有绕开法制与法治的轨道,才可能使权力得以非正常运行,而要绕开法制和法治的束缚与制约,就必须要绕开 法制和法治的实际执行者律师及法官。而且,中国还有一个奇怪的现象就是:权势者为了要从根本上摆脱法的制约,他们甚至可以在立法上做手脚,立法的过程 实际上就是违法的过程,所立之法本身就是违法的,确切地说是违宪的。权势者正是利用了这一荒谬的逻辑,才蒙骗了广大公民,甚至让人权律师有理难辩。这就是 所谓的以法制法。以法制法的实质就是以权制法,只不过所谓的法是为权作掩护而已,以法制法的过程实际上就是违法的过程,就是 侵害人权的过程。只有理解了这一点,才能清醒地认识中国社会的权力允许的潜规则。典型的案例就是四川自贡发生的政府违法违规征地案,实际上类似的非法征地 案、强行拆迁案还有很多很多,比如湖南嘉禾、河南郑州、江苏无锡、四川汉源、广西南宁、陕西西安、广东中山、河北定州、北京顺义等地,都发生了类似的非法 征地或强行拆迁案。所有这些案件的发生,有一个既定的事实就是,政府往往凭着一纸公文,将公文当作法律条文,强行拆迁居民住宅,或强行征地,这就是违法 的。在强大的行政权力面前,任何的法律都是一纸空文。在这里,我们就看到了以法制法的荒唐现象产生,而在这种荒唐的逻辑前提下,任何的维权行动,在权 势者看来,都是不合法的,你与政府作对,你就是与法律作对。正是这样,参与维权行动的维权律师和刘正友们才经历了种种的磨难和艰辛。这种预设的前提就强行 将维权律师置入了一种尴尬的境地。说白了,这种法仍然是一种传统的王法,谁权力大谁就说了算,而真正的法却被搁置一边。我们再以2003年发 生的孙志刚案、南都案为例,从孙志刚案到南都案的过程中,我们发现中间处处充满了权利与权力的抗争与博弈、人权保障与人权侵害的背谬与冲 撞。从孙志刚之死到《南都》报道此事到程益中被捕再到人权律师为程益中辩护的这一连环的事件中,前仆后继的人权事业者都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南都》为 报道孙志刚、拯救中国进城人口的人权状况,《南都》总编程益中遭遇人权侵害,而人权律师为拯救程益中,人权律师遭遇人权侵害,这中间的任何一个环节都充满 了来自外界的强大权力的干扰。2004年底,因强烈呼吁中国政改、抨击中国政治体制而突然被公安局传唤的北京、上海知名作家余杰、张祖桦、刘晓波、顾则徐 等人,遭遇了人权侵犯,余、顾等人被封杀,顾则徐因替南都案辩护,不仅个人网站被关,而且遭到封杀,不准在国内任何平面媒体发表文章。余杰同样如此。 张祖桦先生至今仍被人身监控。知名律师高智晟因为为死难的法轮功学员讨回公道而遭致律师事务所被关,个人屡次被传唤、监控,而且其家人遭到恐吓,高律师及 其家人的人权完全被非法剥夺。有些观察者仅仅把事件归罪于北京市司法局,这是不确切的。没有最高层的指示,北京市司法局是不敢轻举妄动的。所以,针对于高 智晟律师事务所被关,我以为,这是中共高层对中国异见分子的又一次整肃与打压,是政治权力在司法领域的又一次横行无忌,是对中国律师人权的又一次严重挑 衅!有良知的中国公民应该为此而奋起抗争,保卫律师人权,保卫中国人权!

哪里有人权被侵害,哪里就有人权律师去维护,而哪里有人权律师,哪里就有打压人权律师的强权势力的存在,这就陷入了一种连环的无限循环的发展悖论之中,只 要中国现行的政治体制及司法体制没有改变,那么这种逻辑循环就可能永远存在。尽管中国人权维护希望近乎渺茫,但仍然需要人去做,这就是现实。鲁迅早就说 过,在中国,搬动一张桌子都要流血。这真是肺腑之言!

这使我们不得不又一次慨叹:在中国的土地上,在现实的司法环境下,没有真正的法律可言,也没有几个人能相信真正有法律。合法的就是非法的,非法的就是合法 的。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普天之下,无有公法;公法不立,民冤不伸;民冤不伸,民权不保;民权不保,民意难平;民意不平,社会不昌;社会不昌,法令不 行;法令不行,宪政难立;宪政不立,政改无望;政改无望,中国危矣!

所以,中国一切之希望在于人权之保障,人权之保障在于公民社会之建立,公民社会之建立在于宪政之施行,宪政之施行在于法治之昌明,法治之昌明在于权治(人 治)之废除,权治(人治)之废除在于独立司法环境之建立,而独立司法环境之建立在于要有一批人权律师及人权事业者的鼓与呼。现行司法体制之变革之根本要义 在于宪政,宪政之要义在于限政,限政即是限制权力,彰显权利,只有让权力受制于法治监督之下,才可能会有良好的司法环境的出现,也才会使大陆人权状况得以 根本改善。

   2005年11月13日于北京
  
  




宪法是人权与宪政的中间支撑力量;人权律师则是宪法与人权的中间力量;其是推进中国政治转型的重要社会力量。

谨以此文,献给一切为中国人权事业而奋斗的人权事业者。 宪法是人权与宪政的中间支撑力量;人权律师则是宪法与人权的中间力量;其是推进中国政治转型的重要社会力量。

最近,中国法律界事情不断,参与陕北石油案的朱久虎律师被当局非法关押,参与代理维权律师郑恩宠案件的人权律师郭国汀被罚停律师职业一年,参与太石村 案的维权律师郭飞雄等人被当局非法关押,参与山东临沂暴力计生事件维权运动的律师许志永等人被殴打,代理陕北民企石油案及参与拯救郭飞雄事件、基督 教家庭教师蔡卓华案以及为法轮功死难者辩护伸冤的知名律师高智晟律师事务所被非法取缔等等,甚至我们还可以上溯到为孙志刚案及南都案辩护的律师团 及法学知识分子如张思之、顾则徐、许志永、张星水、陈兴良、滕彪、张祖桦等等所遭遇的严酷处境,以及上海地下政论家顾则徐网站被封,张祖桦、余杰、刘晓波 等人被传唤和人身监控,知名作家杨银波被捕等等,所有这些,都从整体上暴露出了中国大陆人权律师及人权知识分子的艰难处境,以及大陆司法环境的不健全,司 法体制的不透明,政治环境的严酷。人权律师作为一个公益律师群体,他们做的是无偿代理各类涉及人权的重大刑事、民事案件,而且凭着一身正气与渊博的学识、 智慧与雄辩之才,与权势集团及地方政府对簿公堂,人权律师通过这些实质性的社会工作,维护的是整个社会的弱势群体的公民权利。可以说,人权律师在实践层面 促进了中国法治转型及宪政转型,推动了中国人权事业的进展,促使中国政治由集权政治向宪法政治转型,由官本政治向民本政治转型,由人治社会向法治社会转 型,由专制社会向公民社会转型。人权律师还是一个社会自下而上的公民维权运动与自上而下的宪政改革运动的中间力量,它至少为中国的政治改革、政治转型与经 济改革、经济转型提供了一种现实层面的法治参考,尽管这种改革与转型是艰难的,是要经历历史阵痛的。

中国是一个由专制集权社会逐步向公民社会、市场化社会过渡和转型的国家,然而,在不断的市场化和经济自由化的进程中,却出现了权力市场化以及权力寻租的现 象,这就是经济学家吴敬琏所说的中国有堕入权贵资本主义的危险,而这却是以牺牲弱势群体的根本利益为代价的。中国不断市场化的过程,其实就是权贵集团 利用强权不断掠夺弱势群体的经济利益和社会资源的过程,是社会资源和社会财富得以重新分配的过程,而社会资源的重新分配有相当多却是不受现行法律约束的或 者说是非法的。为了防止中国堕入权贵资本主义,中国就必须要昌明法治,法治的昌明一在于要立法为民,二在于要司法独立。司法之独立在于要有一大批专门 为保障公民权益的人权律师的出现。然而,中国的现实情况是,公民人权不但不能得以保障,而且连维护公民权益的人权律师的人权也不能得以保障。从根本上说, 人权律师自身的人权不能得以保障的根本原因主要在于大陆没有公开、透明的司法环境,司法环境的不公开、不透明从根本上制约了中国人权事业的进展。公民人权 的维护、人权律师自身人权的保障,根本在于要改善现行的司法体制,营造良好的司法环境。

宪法、法律、律师、司法环境与人权维护之间的关系是环环相扣的。人权的保障必得要有法律的施行,而法律的施行必得要有宪法作支撑,如果宪法没有将人权保障 纳入其程序,那么所有的人权保障都将是一句空话,而如果仅仅只有宪法而没有透明的司法环境,人权保障也是一句空话。2004年,中国已将人权写入宪法, 人权入宪是中国人权建设迈出的重要一步,但这仅仅只是第一步。有了保障人权的宪法不等于就能够保障人权。事实上,仅2004年以后,中国大陆就已发生 了多起违背宪法、侵害人权、践踏人权的案例的发生。而人权律师,正是在这种艰难的司法环境中,呼之欲出,他们为争取人权的保障而进行着艰难的抗争。中国并 不缺少宪法和法律,但是却缺少宪政,缺少透明的司法环境,缺少为中国人权事业鼓与呼的人权律师,人权律师在中国是个稀有资源。正因为如此,我们才要更加重 视人权律师的人权保障。人权的保障必须要通过司法公正来获得,而司法的公正与否则需要人权律师的申诉。在《民间维权与宪政转型》一文中,我曾将维权与宪政 比作一座桥的两端,而桥梁则是法律。在这里,我们同样可以把宪法与人权比作一座桥的两端,而人权律师就是连接这座桥的桥梁,桥这头是法律,桥那头是人权, 而桥梁则是人权律师。人权律师作为桥梁是一个中间支撑力量。也就是说,宪法是人权(维权)与宪政的中间支撑力量,而人权律师则又是宪法与人权的中间力量,这样,人权律师就成了维护人权、施行宪政、推进中国政治转型的重要社会力量。但 是,现在,问题又出来了,突然一块万吨巨石横空而降,压在了桥梁上,使得桥梁突然断裂,那么,连接法律与人权的桥梁断裂。而这块万吨巨石就是强权。强权犹 如一块万吨巨石压在了人权律师的身上,不但使得人权律师无法进行维权工作,而且还使得人权律师自身的人权无法得以保障。权力话语的强行介入往往使得法治与 人权之间的中间桥梁被阻断,道路被阻塞。

随着中国市场化进程的加快及公民意识的增强,人权的呼声也日益高涨,而随着人权呼声的日益高涨,人权律师自身的人权保障的呼声也日益高涨。在中国酷烈的现 实政治语境下,律师职业被公认为是近年来高风险职业之一,而人权律师尤其面临高风险。人权律师一般所接手的都是有关权利与权力博弈与抗争的案子,一无经济 保障,二无人身安全保障,仅仅只有独立之精神与人格。若人权律师自身之人权都无法得以保障,那么中国之人权事业必将暗无天日。

专制社会,没有独立的人权,然而,恰恰是在专制社会,却一直都存在着为人权而奔波的人权律师及正义知识分子。事实上,古代的清官,虽然身在体制内,但仍然 两袖清风,一身正气,一生办理了许多刑事、民事案件。从某种角度说,古代的清官就相当于现在的正义的法官或人权律师,只不过古代没有律师及法官这一职业和 称谓而已。但是,古代的清官和现代的人权律师又存在着本质的区别,那就是:前者是作为体制内的为维护现行体制、专制统治正常运行的官僚群体而存在的,而后 者是作为维护公民权益的独立的社会群体而存在的,严格意义上的律师群体是不应该有任何依附性的。而正是这样,才决定了维权律师职业的高风险性。人权律师面 临的不是一般性的民事纠纷或经济纠纷,而是直接面临公民与国家之间、民间与官方之间、个体与整体之间、权利与权力之间、弱势群体与强势群体之间的博弈与抗 争,这其中直接面对的可能就是来自强权或黑恶势力的暴力恐吓或人身威胁。2005年11月12日,在北京三味书屋举行的一次读书沙龙上,我有幸采访了为太 石村村民进行维权运动的湖北省枝江市人大代表吕邦列先生,吕先生为太石村村民维权而被当地地方政府指派打手殴打,当场晕死,遍体鳞伤,直到现在仍未恢复。 吕邦列作为一个人大代表都遭到了当地地方政府灭绝人性地殴打,还何况没有人大代表身份的郭飞雄律师呢?在吕邦列先生的提议下,近期将组织民间考察团,亲赴 太石村进行考察,此次考察,我以为,必将推动中国人权事业的进一步发展,虽然这种行动面临着巨大的安全隐患,但是正义的力量是任何邪恶与困难都阻挡不了 的。

原则上,法权凌驾于一切权力,任何权力都必须接受法权的监督与制约,但是,在中国的现实政治语境中,却恰恰相反,政权凌驾于法权之上,法权在一切权力面前 显得软弱无力,人权律师纵有千古之辩才,也得受制于来自非司法领域的权力的强行干扰与控制。或许,人权律师为弱势群体维权的过程,就是人权律师自身人权丧 失的过程。这在中国独特的政治与社会语境中,是一个潜规则。

中国社会的权力运行模式的蹊跷之处正在于:权力者只有绕开法制与法治的轨道,才可能使权力得以非正常运行,而要绕开法制和法治的束缚与制约,就必须要绕开 法制和法治的实际执行者律师及法官。而且,中国还有一个奇怪的现象就是:权势者为了要从根本上摆脱法的制约,他们甚至可以在立法上做手脚,立法的过程 实际上就是违法的过程,所立之法本身就是违法的,确切地说是违宪的。权势者正是利用了这一荒谬的逻辑,才蒙骗了广大公民,甚至让人权律师有理难辩。这就是 所谓的以法制法。以法制法的实质就是以权制法,只不过所谓的法是为权作掩护而已,以法制法的过程实际上就是违法的过程,就是 侵害人权的过程。只有理解了这一点,才能清醒地认识中国社会的权力允许的潜规则。典型的案例就是四川自贡发生的政府违法违规征地案,实际上类似的非法征地 案、强行拆迁案还有很多很多,比如湖南嘉禾、河南郑州、江苏无锡、四川汉源、广西南宁、陕西西安、广东中山、河北定州、北京顺义等地,都发生了类似的非法 征地或强行拆迁案。所有这些案件的发生,有一个既定的事实就是,政府往往凭着一纸公文,将公文当作法律条文,强行拆迁居民住宅,或强行征地,这就是违法 的。在强大的行政权力面前,任何的法律都是一纸空文。在这里,我们就看到了以法制法的荒唐现象产生,而在这种荒唐的逻辑前提下,任何的维权行动,在权 势者看来,都是不合法的,你与政府作对,你就是与法律作对。正是这样,参与维权行动的维权律师和刘正友们才经历了种种的磨难和艰辛。这种预设的前提就强行 将维权律师置入了一种尴尬的境地。说白了,这种法仍然是一种传统的王法,谁权力大谁就说了算,而真正的法却被搁置一边。我们再以2003年发 生的孙志刚案、南都案为例,从孙志刚案到南都案的过程中,我们发现中间处处充满了权利与权力的抗争与博弈、人权保障与人权侵害的背谬与冲 撞。从孙志刚之死到《南都》报道此事到程益中被捕再到人权律师为程益中辩护的这一连环的事件中,前仆后继的人权事业者都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南都》为 报道孙志刚、拯救中国进城人口的人权状况,《南都》总编程益中遭遇人权侵害,而人权律师为拯救程益中,人权律师遭遇人权侵害,这中间的任何一个环节都充满 了来自外界的强大权力的干扰。2004年底,因强烈呼吁中国政改、抨击中国政治体制而突然被公安局传唤的北京、上海知名作家余杰、张祖桦、刘晓波、顾则徐 等人,遭遇了人权侵犯,余、顾等人被封杀,顾则徐因替南都案辩护,不仅个人网站被关,而且遭到封杀,不准在国内任何平面媒体发表文章。余杰同样如此。 张祖桦先生至今仍被人身监控。知名律师高智晟因为为死难的法轮功学员讨回公道而遭致律师事务所被关,个人屡次被传唤、监控,而且其家人遭到恐吓,高律师及 其家人的人权完全被非法剥夺。有些观察者仅仅把事件归罪于北京市司法局,这是不确切的。没有最高层的指示,北京市司法局是不敢轻举妄动的。所以,针对于高 智晟律师事务所被关,我以为,这是中共高层对中国异见分子的又一次整肃与打压,是政治权力在司法领域的又一次横行无忌,是对中国律师人权的又一次严重挑 衅!有良知的中国公民应该为此而奋起抗争,保卫律师人权,保卫中国人权!

哪里有人权被侵害,哪里就有人权律师去维护,而哪里有人权律师,哪里就有打压人权律师的强权势力的存在,这就陷入了一种连环的无限循环的发展悖论之中,只 要中国现行的政治体制及司法体制没有改变,那么这种逻辑循环就可能永远存在。尽管中国人权维护希望近乎渺茫,但仍然需要人去做,这就是现实。鲁迅早就说 过,在中国,搬动一张桌子都要流血。这真是肺腑之言!

这使我们不得不又一次慨叹:在中国的土地上,在现实的司法环境下,没有真正的法律可言,也没有几个人能相信真正有法律。合法的就是非法的,非法的就是合法 的。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普天之下,无有公法;公法不立,民冤不伸;民冤不伸,民权不保;民权不保,民意难平;民意不平,社会不昌;社会不昌,法令不 行;法令不行,宪政难立;宪政不立,政改无望;政改无望,中国危矣!

所以,中国一切之希望在于人权之保障,人权之保障在于公民社会之建立,公民社会之建立在于宪政之施行,宪政之施行在于法治之昌明,法治之昌明在于权治(人 治)之废除,权治(人治)之废除在于独立司法环境之建立,而独立司法环境之建立在于要有一批人权律师及人权事业者的鼓与呼。现行司法体制之变革之根本要义 在于宪政,宪政之要义在于限政,限政即是限制权力,彰显权利,只有让权力受制于法治监督之下,才可能会有良好的司法环境的出现,也才会使大陆人权状况得以 根本改善。

   2005年11月13日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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