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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相的种族歧视 评中国的户籍制度
吕耿松(浙江)



户籍制度是国家制度化对农民的控制掠夺,是二十世纪最严酷的身份隔离和压迫之一。
                 
今年2月,公安部法制局副局长孙茂利透露,公安部目前正抓紧调研起草户籍法。10月25日,中央综治委流动人口治安管理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公安部副部长 刘金国透露,公安部正在进一步深化户籍制度改革,拟取消农业、非农业户口界限,探索建立城乡统一户口登记管理制度。同时,以具有合法固定住所作为落户的基 本条件,逐步放宽大中城市户口迁移限制。一石激起千层浪,深受户籍隔离之害的中国贱民欢呼雀跃。但是中国户籍制度能够彻底解决吗?
  

一、中国当代户籍制度的形成
                
1991至1992年我在浙江省海宁市公安局锻炼时,正值中国户口大拍卖。有一段时间,我的工作是协助户籍警登记蓝印户口。海宁市峡石镇的户 口是 3万元一个,买的人都是乡下有些钱的农民。闲聊时,我对买户口的农民说,3万元可以在峡石买套房子,买户口还不如房子,有了房子,你可以住在城里,很实 惠;买了户口,你不住在城里,没什么意义。农民说,这可不一样,有了城市户口,就是居民身份,即使住在农村,也高人一等;光有房子,没有户口,不是居民, 住在城里也会被人瞧不起,况且户口是为子女买的。

居民是人的自然身份,享有这种身份可以说是天赋人权。但新中国后,居民 独为城里人所享有,农民却享受不到这种国民待遇,农民实际上成了中国的黑奴,受尽歧视。时至今日,中国虽然早就实行了居民身份证制度,但在国人的思 维习惯里,居民仍是城里人的专利,农民还是贱民。

我国现行户籍制度大体经历了形成(1951年1958年)、发展(1958年 1978年)、初步改革(1978年至今)三个阶段,其间颁布的主要法规、制度简列如下:1951年7月,公安部颁布、实施了《城市户口管理暂行条例》, 这是共产党建政以后最早的一个户籍法规。1955年6月,国务院发布《关于建立经常户口登记制度的指示》,规定全国城市、集镇、乡村都要建立户口登记制 度。1956年、1957年不到两年的时间,国家又连续颁发 4个限制和控制农民盲目流入城市的文件。 1958年1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并以国家主席令形式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该条例标志中国政府开始对人口自由流动实行严格限制和政府 管制,第一次明确将城乡居民区分为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两种不同户籍,在事实上废弃了1954年宪法关于迁徙自由的规定。

1964年 8月,国务院批转了《公安部关于处理户口迁移的规定(草案)》,该文件比较集中的体现了处理户口迁移的基本精神,即两个 严加限制 :对从农村迁往城市、集镇的要严加限制;对从集镇迁往城市的要严加限制。此规定堵住了农村人口迁往城镇的大门。1975年,宪法正式取消了有关迁徙自由 的规定,此后一直没有恢复。这种封闭式的户籍管理模式构成了世界罕见的城乡壁垒,户口本成为中国人之间身份及待遇差别的一大标志。 1977年11月,国务院批转《公安部关于处理户口迁移的规定》,提出严格控制市、镇人口,是党在社会主义时期的一项重要政策。该规定进一步强调要严 格控制农村人口进入城镇,第一次正式提出严格控制农转非 。稍后,公安部在《关于认真贯彻〈国务院批转公安部关于处理户口迁移的规定的通知〉的意见》中,具体规定了农转非的内部控制指标,即每年从农村 迁入市镇的 农转非 人数不得超过现有非农业人口的1.5。

1985年7月,公安部颁布了《关于城镇暂住人口管理的暂行规定》,决定对流动人口实行《暂住证》、《寄住证》制度。1985年9月,全国人 大常委会颁布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条例》,规定凡16岁以上的中国公民,均须申领居民身份证。 1992年8月,公安部发出通知,决定在小城镇、经济特区、经济开发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实行当地有效城镇户口制度,以满足招商引资的需要。 1986年,安徽滁州市天水县秦栏镇实行 绿卡户籍制。 1992年,浙江温州推行绿卡制 。 1993年,上海推行蓝印户口制。 1995年,广东深圳施行蓝印户口制。这就是全国户口大拍卖 时期,各地政府以1万至10万元不等的价格从一部分刚刚富起来的农民身上榨取了巨额资金。 1997年6月,国务院批转公安部《关于小城镇户籍管理制度改革的试点方案》。根据此方案,已在小城镇就业、居住、并符合一定条件 (指对国家有贡献) 的农村人口,可以在小城镇办理城镇常住户口。 1998年8月,国务院批转公安部《关于当前户籍管理中几个突出问题的意见》,主要规定:实行婴儿落户随父随母自愿的政策;放宽解决夫妻分居问题的户口政 策;投靠子女的老人可以在城市落户;在城市投资、兴办实业、购买商品房的公民及其共同居住的直系亲属,符合一定条件可以落户 (这条政策要收城市扩容费 5000至10000元)。2001年3月30日国务院批转公安部《关于推进小城镇户籍管理制度改革的意见》,小城镇户籍制度改革全面推进,其结果 是小城镇周边农村的土地都被当地政府兼并,农民没有了土地,变相成了城镇居民。

需要指出的是,在所谓初步改革中,许多东西都是空的,如1998年8月,国务院批转公安部《关于当前户籍管理中几个突出问题的意见》中有婴儿落户随父 随母自愿的政策 ,但北京至今还未实行或完全实行。今年两会前夕,北京的刘先生在一份报纸上看到,一位人大代表呼吁北京市应该允许孩子的户口自愿随父随母。当时刘先生 拿着报纸马不停蹄地赶到派出所,结果民警告诉他目前还没有接到文件通知,让他耐心等待。不久,那位代表也更正了自己的话,称这项政策的实施还需时日。如此 等等。2003年10月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就修宪事宜征求意见并讨论,原修宪焦点之一就是公民迁徙自由。但后来的修宪中并没有这一条,而是增加了紧 急状态法这样的侵犯人权的条款。
  

二、被歧视压迫的种族:农民
  
当前中国舆论界批评中国户籍制度存在三大弊端:一是城市和农村户口的二元化管理;二是迁徙不自由;三是户籍和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权利挂钩,被人为 付予了太多的附加值。也有人对户籍制度列出如下罪状:窒息了中国城市化的进程;无法形成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农民被限制进城就业,缺少城乡之间 的就业竞争,造成城市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二元结构的户籍制度及其配套制度演化为两种不同的身份制度,形成不平等的两个社会集团等。上述批评虽然触及了户 籍制度的一些弊端,但没有指出它的要害,即它实质上是中国特色的种族歧视和种族隔离制度,是共产党官僚集团剥削、掠夺农民的经济基础,也是腐败的源泉之 一。

中国的户籍制度、南非的种族隔离制度和印度的种姓制度在上个世纪80年代被世界人权组织称为世界三大身份歧视制度。南非的种族制度随着南非的解放而结束, 印度的种姓制度随着印度民主的发展而逐渐消失,但中国的户籍制度却由于共产党的存在而丝毫没有改变,当然它必定会随着共产党的消失而消失。作为一个农民的 儿子,我对于农民所受到的身份歧视,是深有体会的。

首先,农民没有当国家干部的资格。农民可以当村里的干部,90年代后也可以当乡里的合同制干部,但绝对不能当县以上的干部,除非是象陈永贵那样特殊身份的 人。农民要当国家干部,必须去掉农民身份这是对农民政治权利的赤裸裸的剥夺。其次,农民不能和城里人通婚,这一条婚姻法虽然没有规定,但户籍制度造成 了这样的事实。例外的情况是,当年知识青年下乡后,一些没有背景的人没有上调,在乡下娶了农村的妻子;农村一些相貌出众的姑娘,经人介绍后,嫁给城里 那些家贫且大龄的男人为妻;此外城里也有少数姑娘嫁给来自农村的富翁。城乡通婚基本上是这么三种情况,前两种是无奈的选择,后一种是财富的诱惑。这样的婚 姻,通常没有感情基础,婚后并不幸福。1991年,36岁的南京人马某与比他小15岁的安徽肥东农村姑娘小芳结婚,以后有了孩子。1995年,儿子满3 岁,马某考虑到孩子户口与妻子在一起,至今还是农村户口,以后上学、就业都是问题,于是夫妻二人以年龄悬殊、感情不和为名办理了离婚手续。离婚后 ,儿子判归马某,户口迁到南京。但离婚却弄假成真,小芳确实感到年龄悬殊、感情不和,不愿和马某复婚。马某为了儿子的户口,却丢掉了妻子,又悔又 恨,大病一场。其三,农民的子女不能在城里上学,如果要上学,首先必须交一笔昂贵的赞助费。这是当前比较普遍的情况。来自河南农村的张兴贵夫妇在北京 起早贪黑卖菜谋生已经 7年多,生活虽然很辛苦,比在家种地强多了 ,但9岁大女儿的上学问题成了他们的心病。他们在附近的几所小学打听过,因为没有北京户口,他们的孩子要想就读,最便宜的也得一次交齐8000元赞助费, 这个天文数字足以使他们多年来省吃俭用的全部积蓄化为乌有。而且这还只能解决一个孩子的问题,还有以后的初中、高中呢?他们面对着一个可怕的无底洞。如今 已9岁的女儿仍未上学,跟母亲一起卖菜。她浑然不觉母亲对她未来的担忧,也感觉不到这个城市对她的冷酷与歧视,不能与同龄人平等接受教育的她会有一个什么 样的将来?1991年9月,云南省检察院检察官黄庆因妻子是农业户口儿子读书受阻,气愤之下,写下了四五千字的一封匿名信,复写数份以后,分别寄给省委、 省政府、省人大、市委、市政府、市人大等党政机关。 他在信中抨击了中国的户籍制度,讥讽地建议:昆明市应当把城区圈起来,竖一 块牌子,上面写西山、官渡(郊区)人与狗不得入内。因这封信,黄庆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被判处两年管制刑。

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蔡肪教授认为,户籍制度的核心作用,是人为地在城乡之间树起一道藩篱,以工农业剪刀差的形式,为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提供制度保障。从 1952年到 1990年38年间,中国工业化建设从农业中净调动了约 1万亿元的资金,平均每年高达250亿元。而国家始终没有对农民实行超出赈灾和救济范围内的福利和保障。农民千辛万苦创造的财富就这样几十年如一日地被国 家以剪刀差形式不断挖走以支持工业和城市。同时,国家又通过农业税收和其他税费从农村吸取超过农民承受能力的巨额资金。 1995~2000年,农民年均缴纳农业税金254亿元,1999年农民缴纳农业特产税88.9亿元,缴纳屠宰税、耕地占有税、农村个体承担工商税 1449.8亿元; 1998年农民缴纳提留统筹费729.7亿元。加上其他乱收费和摊派,农民苦不堪言。农民财富的被超额剥夺和税费负担的居高不下,既造成了 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使几千万农民活活饿死的大饥荒,又引发了 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农民负担日益沉重为主要特征的三农问题。所以,说户籍制度是共产党官僚集团剥削、掠夺农民的经济基础并不为过。


三、改革:户口大拍卖
                
前面提到的户口大拍卖,是借户口掠夺农民。80年代初,安徽来安县开了全国第一个集体卖户口的先例:县委作出交5000元办理一个城市户口的决定,并 设想卖出10000个户口,筹集5000万资金。短短的6天时间,就卖了773户,收款386.3万元。1991年山东德州地区作出可以适当以收城建费 形式解决部分农民户口问题的决定:德州一个城市户口1.2万元,齐河5000元,宁津7000元,乐陵6000元。接着,全国各地争先恐后地刮起了卖户 口之风。

以给朱镕基上书出名的原湖北省监利县棋盘乡党委书记李昌平回忆了当时卖户口的情景:90年代初期,他所在的县城的户口每年出售 100个、200个、500个不等,每个20000元、30000元不等。一些农民,借债也给自己的孩子买户口,买高价户口还要开后门。那时也有好多人 求我走后门,有的人真是哭着求我帮忙。

再到后来,全国都卖户口了,有的城市一个户口卖十几万甚至更高,现在要得到北京等城市的户口,依然还要出高价,我在北京工作好几年了,就是做不成北京人, 因为买不起户口。户口这个东西,吸走了多少农村的财富!后来卖户口的政策虽然叫停了,但各地相继出台的一些户籍改革政策仍在搜刮,如对投资、纳税及 购房的面积都有十分苛刻的要求,只有满足这些要求,才能拿到城市户口。所谓的户籍改革,其实是将 户口由制度壁垒转化成了新的金元壁垒,所不同的是歧视的对象换成了穷人,搜刮的对象不光是农民,还有其它的城里人。与金元壁垒相对应,没有摇钱树素质 的人口则成为地方政府歧视和严厉限制的对象。 1996年起,北京市劳动局每年都会发布新的限制使用外来劳动力的行业和工种。这些行业和工种从1996年的15个,增加到1997年的34个、1998 年的36个,直至2000年的103个。这种带有歧视性的就业政策同时又配以严厉的治安行政手段。


四、腐败的源泉

中国的农业户口相当于西方殖民时代的有色人种,低人一等,农民拿到农转非户口卡,就象当年美国黑奴拿到解放证书一样,极为珍贵,所以农转非指 标就成官员手中的特权和财源。一个城市工人若娶了农村妻子,按正常程序他这辈子也别想把妻子和子女的户口转到城里,但這在掌握实权的官员手里,却是一件轻 而易举的事。

广东省汕头市公安局副局长詹振昆1986年将其大侄子从农村迁入汕头市区,不久又将大侄子全家6口人迁入市区并全部转为居民户口。办完了侄子户口后,又将 其妻弟全家从农村迁入市区。黑龙江省伊春市检察院副检察长林长胜虽然不是直接管户口的,但他把一个老乡全家6口人的户口从山东农村迁入伊春市,仅花了一年 时间。象解放证书一样珍贵的农转非户口指标,当官的竟能如此容易地搞到手,于是在-些有市场经济头脑的官员那里,成了原始资本。广东省英德县 二轻局长江炽涛向公安局长张文列行贿 2000元,弄到6个农转非指标,然后又以每个4000元的价格卖给个体老板,一下子赚了22000元。山西运城地区解决老职工留农村大龄子女招 工、换户遗留问题领导小组负责人马江浩,在1985年至1990年5年期间,先后在13个县21个厂矿、单位向1299人索贿受贿总价值达12.4万 元,他还采用空中飞人、张冠李戴等手法为17户批办全家农转非。他对人说: 我这个肥缺,给个市长也不换。

1994年至1996年,江西省南昌市委副书记曾新民为其大款朋友吴光华及其妻子、 3个子女、2个妻妹解決了农转非户口,這位自称我是清官,南昌老百姓也一度认为他是清官的副书记也从吴光华手里拿走 1.7万元。1994年至1995年,甘肃省金昌市计委主任张树生和金昌市公安局副局长姚崇武从市计委弄走 农转非户口指标310个,先后以2700元至4700元不等的价格,卖给户口倒爷和个体老板,获赃款66万元。2002年至2003年,北京一派 出所户籍警毕桂敏违反规定 为 10多名外地人办理了北京户口,并从中受贿 6万余元。
  

五、彻底废除户籍制度
             
《世界人权宣言》第十三条第一款规定:人人在各国境内有权自由迁徙和居住。中国的户籍制度完全违背了这一规定。除中国、朝鲜、贝宁外,目前世界大多数 国家在人口管理上都遵循着自由迁徙的原则。在美国,每年约有1/5的人口在搬迁,各类技术人才和大批年轻力壮的劳动力源源不断地流动。在日本,这一比例是 20%,法国、德国、瑞典等国家每年的人口迁移率也超过了10%,而中国至今只有0.53%。在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上,美国已达到 90%以上,发达国家占80%以上,全球平均为46%,而中国仅为33%,只相当美国1880年时的水准,位居全球第94位。2000年我国城市化程度与 发达国家平均水平的差距已经扩大至14个百分点 。另据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统计,我国城市化的水平仍低于中等发达国家50%~60%之间的水平,更低于发达国家75%以上的水平。因此,无论从保障人权的 角度,还是从推进城市化进程的角度来看,中国的户籍制度都应该废除,而不是改革。





户籍制度是国家制度化对农民的控制掠夺,是二十世纪最严酷的身份隔离和压迫之一。
                 
今年2月,公安部法制局副局长孙茂利透露,公安部目前正抓紧调研起草户籍法。10月25日,中央综治委流动人口治安管理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公安部副部长 刘金国透露,公安部正在进一步深化户籍制度改革,拟取消农业、非农业户口界限,探索建立城乡统一户口登记管理制度。同时,以具有合法固定住所作为落户的基 本条件,逐步放宽大中城市户口迁移限制。一石激起千层浪,深受户籍隔离之害的中国贱民欢呼雀跃。但是中国户籍制度能够彻底解决吗?
  

一、中国当代户籍制度的形成
                
1991至1992年我在浙江省海宁市公安局锻炼时,正值中国户口大拍卖。有一段时间,我的工作是协助户籍警登记蓝印户口。海宁市峡石镇的户 口是 3万元一个,买的人都是乡下有些钱的农民。闲聊时,我对买户口的农民说,3万元可以在峡石买套房子,买户口还不如房子,有了房子,你可以住在城里,很实 惠;买了户口,你不住在城里,没什么意义。农民说,这可不一样,有了城市户口,就是居民身份,即使住在农村,也高人一等;光有房子,没有户口,不是居民, 住在城里也会被人瞧不起,况且户口是为子女买的。

居民是人的自然身份,享有这种身份可以说是天赋人权。但新中国后,居民 独为城里人所享有,农民却享受不到这种国民待遇,农民实际上成了中国的黑奴,受尽歧视。时至今日,中国虽然早就实行了居民身份证制度,但在国人的思 维习惯里,居民仍是城里人的专利,农民还是贱民。

我国现行户籍制度大体经历了形成(1951年1958年)、发展(1958年 1978年)、初步改革(1978年至今)三个阶段,其间颁布的主要法规、制度简列如下:1951年7月,公安部颁布、实施了《城市户口管理暂行条例》, 这是共产党建政以后最早的一个户籍法规。1955年6月,国务院发布《关于建立经常户口登记制度的指示》,规定全国城市、集镇、乡村都要建立户口登记制 度。1956年、1957年不到两年的时间,国家又连续颁发 4个限制和控制农民盲目流入城市的文件。 1958年1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并以国家主席令形式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该条例标志中国政府开始对人口自由流动实行严格限制和政府 管制,第一次明确将城乡居民区分为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两种不同户籍,在事实上废弃了1954年宪法关于迁徙自由的规定。

1964年 8月,国务院批转了《公安部关于处理户口迁移的规定(草案)》,该文件比较集中的体现了处理户口迁移的基本精神,即两个 严加限制 :对从农村迁往城市、集镇的要严加限制;对从集镇迁往城市的要严加限制。此规定堵住了农村人口迁往城镇的大门。1975年,宪法正式取消了有关迁徙自由 的规定,此后一直没有恢复。这种封闭式的户籍管理模式构成了世界罕见的城乡壁垒,户口本成为中国人之间身份及待遇差别的一大标志。 1977年11月,国务院批转《公安部关于处理户口迁移的规定》,提出严格控制市、镇人口,是党在社会主义时期的一项重要政策。该规定进一步强调要严 格控制农村人口进入城镇,第一次正式提出严格控制农转非 。稍后,公安部在《关于认真贯彻〈国务院批转公安部关于处理户口迁移的规定的通知〉的意见》中,具体规定了农转非的内部控制指标,即每年从农村 迁入市镇的 农转非 人数不得超过现有非农业人口的1.5。

1985年7月,公安部颁布了《关于城镇暂住人口管理的暂行规定》,决定对流动人口实行《暂住证》、《寄住证》制度。1985年9月,全国人 大常委会颁布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条例》,规定凡16岁以上的中国公民,均须申领居民身份证。 1992年8月,公安部发出通知,决定在小城镇、经济特区、经济开发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实行当地有效城镇户口制度,以满足招商引资的需要。 1986年,安徽滁州市天水县秦栏镇实行 绿卡户籍制。 1992年,浙江温州推行绿卡制 。 1993年,上海推行蓝印户口制。 1995年,广东深圳施行蓝印户口制。这就是全国户口大拍卖 时期,各地政府以1万至10万元不等的价格从一部分刚刚富起来的农民身上榨取了巨额资金。 1997年6月,国务院批转公安部《关于小城镇户籍管理制度改革的试点方案》。根据此方案,已在小城镇就业、居住、并符合一定条件 (指对国家有贡献) 的农村人口,可以在小城镇办理城镇常住户口。 1998年8月,国务院批转公安部《关于当前户籍管理中几个突出问题的意见》,主要规定:实行婴儿落户随父随母自愿的政策;放宽解决夫妻分居问题的户口政 策;投靠子女的老人可以在城市落户;在城市投资、兴办实业、购买商品房的公民及其共同居住的直系亲属,符合一定条件可以落户 (这条政策要收城市扩容费 5000至10000元)。2001年3月30日国务院批转公安部《关于推进小城镇户籍管理制度改革的意见》,小城镇户籍制度改革全面推进,其结果 是小城镇周边农村的土地都被当地政府兼并,农民没有了土地,变相成了城镇居民。

需要指出的是,在所谓初步改革中,许多东西都是空的,如1998年8月,国务院批转公安部《关于当前户籍管理中几个突出问题的意见》中有婴儿落户随父 随母自愿的政策 ,但北京至今还未实行或完全实行。今年两会前夕,北京的刘先生在一份报纸上看到,一位人大代表呼吁北京市应该允许孩子的户口自愿随父随母。当时刘先生 拿着报纸马不停蹄地赶到派出所,结果民警告诉他目前还没有接到文件通知,让他耐心等待。不久,那位代表也更正了自己的话,称这项政策的实施还需时日。如此 等等。2003年10月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就修宪事宜征求意见并讨论,原修宪焦点之一就是公民迁徙自由。但后来的修宪中并没有这一条,而是增加了紧 急状态法这样的侵犯人权的条款。
  

二、被歧视压迫的种族:农民
  
当前中国舆论界批评中国户籍制度存在三大弊端:一是城市和农村户口的二元化管理;二是迁徙不自由;三是户籍和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权利挂钩,被人为 付予了太多的附加值。也有人对户籍制度列出如下罪状:窒息了中国城市化的进程;无法形成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农民被限制进城就业,缺少城乡之间 的就业竞争,造成城市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二元结构的户籍制度及其配套制度演化为两种不同的身份制度,形成不平等的两个社会集团等。上述批评虽然触及了户 籍制度的一些弊端,但没有指出它的要害,即它实质上是中国特色的种族歧视和种族隔离制度,是共产党官僚集团剥削、掠夺农民的经济基础,也是腐败的源泉之 一。

中国的户籍制度、南非的种族隔离制度和印度的种姓制度在上个世纪80年代被世界人权组织称为世界三大身份歧视制度。南非的种族制度随着南非的解放而结束, 印度的种姓制度随着印度民主的发展而逐渐消失,但中国的户籍制度却由于共产党的存在而丝毫没有改变,当然它必定会随着共产党的消失而消失。作为一个农民的 儿子,我对于农民所受到的身份歧视,是深有体会的。

首先,农民没有当国家干部的资格。农民可以当村里的干部,90年代后也可以当乡里的合同制干部,但绝对不能当县以上的干部,除非是象陈永贵那样特殊身份的 人。农民要当国家干部,必须去掉农民身份这是对农民政治权利的赤裸裸的剥夺。其次,农民不能和城里人通婚,这一条婚姻法虽然没有规定,但户籍制度造成 了这样的事实。例外的情况是,当年知识青年下乡后,一些没有背景的人没有上调,在乡下娶了农村的妻子;农村一些相貌出众的姑娘,经人介绍后,嫁给城里 那些家贫且大龄的男人为妻;此外城里也有少数姑娘嫁给来自农村的富翁。城乡通婚基本上是这么三种情况,前两种是无奈的选择,后一种是财富的诱惑。这样的婚 姻,通常没有感情基础,婚后并不幸福。1991年,36岁的南京人马某与比他小15岁的安徽肥东农村姑娘小芳结婚,以后有了孩子。1995年,儿子满3 岁,马某考虑到孩子户口与妻子在一起,至今还是农村户口,以后上学、就业都是问题,于是夫妻二人以年龄悬殊、感情不和为名办理了离婚手续。离婚后 ,儿子判归马某,户口迁到南京。但离婚却弄假成真,小芳确实感到年龄悬殊、感情不和,不愿和马某复婚。马某为了儿子的户口,却丢掉了妻子,又悔又 恨,大病一场。其三,农民的子女不能在城里上学,如果要上学,首先必须交一笔昂贵的赞助费。这是当前比较普遍的情况。来自河南农村的张兴贵夫妇在北京 起早贪黑卖菜谋生已经 7年多,生活虽然很辛苦,比在家种地强多了 ,但9岁大女儿的上学问题成了他们的心病。他们在附近的几所小学打听过,因为没有北京户口,他们的孩子要想就读,最便宜的也得一次交齐8000元赞助费, 这个天文数字足以使他们多年来省吃俭用的全部积蓄化为乌有。而且这还只能解决一个孩子的问题,还有以后的初中、高中呢?他们面对着一个可怕的无底洞。如今 已9岁的女儿仍未上学,跟母亲一起卖菜。她浑然不觉母亲对她未来的担忧,也感觉不到这个城市对她的冷酷与歧视,不能与同龄人平等接受教育的她会有一个什么 样的将来?1991年9月,云南省检察院检察官黄庆因妻子是农业户口儿子读书受阻,气愤之下,写下了四五千字的一封匿名信,复写数份以后,分别寄给省委、 省政府、省人大、市委、市政府、市人大等党政机关。 他在信中抨击了中国的户籍制度,讥讽地建议:昆明市应当把城区圈起来,竖一 块牌子,上面写西山、官渡(郊区)人与狗不得入内。因这封信,黄庆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被判处两年管制刑。

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蔡肪教授认为,户籍制度的核心作用,是人为地在城乡之间树起一道藩篱,以工农业剪刀差的形式,为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提供制度保障。从 1952年到 1990年38年间,中国工业化建设从农业中净调动了约 1万亿元的资金,平均每年高达250亿元。而国家始终没有对农民实行超出赈灾和救济范围内的福利和保障。农民千辛万苦创造的财富就这样几十年如一日地被国 家以剪刀差形式不断挖走以支持工业和城市。同时,国家又通过农业税收和其他税费从农村吸取超过农民承受能力的巨额资金。 1995~2000年,农民年均缴纳农业税金254亿元,1999年农民缴纳农业特产税88.9亿元,缴纳屠宰税、耕地占有税、农村个体承担工商税 1449.8亿元; 1998年农民缴纳提留统筹费729.7亿元。加上其他乱收费和摊派,农民苦不堪言。农民财富的被超额剥夺和税费负担的居高不下,既造成了 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使几千万农民活活饿死的大饥荒,又引发了 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农民负担日益沉重为主要特征的三农问题。所以,说户籍制度是共产党官僚集团剥削、掠夺农民的经济基础并不为过。


三、改革:户口大拍卖
                
前面提到的户口大拍卖,是借户口掠夺农民。80年代初,安徽来安县开了全国第一个集体卖户口的先例:县委作出交5000元办理一个城市户口的决定,并 设想卖出10000个户口,筹集5000万资金。短短的6天时间,就卖了773户,收款386.3万元。1991年山东德州地区作出可以适当以收城建费 形式解决部分农民户口问题的决定:德州一个城市户口1.2万元,齐河5000元,宁津7000元,乐陵6000元。接着,全国各地争先恐后地刮起了卖户 口之风。

以给朱镕基上书出名的原湖北省监利县棋盘乡党委书记李昌平回忆了当时卖户口的情景:90年代初期,他所在的县城的户口每年出售 100个、200个、500个不等,每个20000元、30000元不等。一些农民,借债也给自己的孩子买户口,买高价户口还要开后门。那时也有好多人 求我走后门,有的人真是哭着求我帮忙。

再到后来,全国都卖户口了,有的城市一个户口卖十几万甚至更高,现在要得到北京等城市的户口,依然还要出高价,我在北京工作好几年了,就是做不成北京人, 因为买不起户口。户口这个东西,吸走了多少农村的财富!后来卖户口的政策虽然叫停了,但各地相继出台的一些户籍改革政策仍在搜刮,如对投资、纳税及 购房的面积都有十分苛刻的要求,只有满足这些要求,才能拿到城市户口。所谓的户籍改革,其实是将 户口由制度壁垒转化成了新的金元壁垒,所不同的是歧视的对象换成了穷人,搜刮的对象不光是农民,还有其它的城里人。与金元壁垒相对应,没有摇钱树素质 的人口则成为地方政府歧视和严厉限制的对象。 1996年起,北京市劳动局每年都会发布新的限制使用外来劳动力的行业和工种。这些行业和工种从1996年的15个,增加到1997年的34个、1998 年的36个,直至2000年的103个。这种带有歧视性的就业政策同时又配以严厉的治安行政手段。


四、腐败的源泉

中国的农业户口相当于西方殖民时代的有色人种,低人一等,农民拿到农转非户口卡,就象当年美国黑奴拿到解放证书一样,极为珍贵,所以农转非指 标就成官员手中的特权和财源。一个城市工人若娶了农村妻子,按正常程序他这辈子也别想把妻子和子女的户口转到城里,但這在掌握实权的官员手里,却是一件轻 而易举的事。

广东省汕头市公安局副局长詹振昆1986年将其大侄子从农村迁入汕头市区,不久又将大侄子全家6口人迁入市区并全部转为居民户口。办完了侄子户口后,又将 其妻弟全家从农村迁入市区。黑龙江省伊春市检察院副检察长林长胜虽然不是直接管户口的,但他把一个老乡全家6口人的户口从山东农村迁入伊春市,仅花了一年 时间。象解放证书一样珍贵的农转非户口指标,当官的竟能如此容易地搞到手,于是在-些有市场经济头脑的官员那里,成了原始资本。广东省英德县 二轻局长江炽涛向公安局长张文列行贿 2000元,弄到6个农转非指标,然后又以每个4000元的价格卖给个体老板,一下子赚了22000元。山西运城地区解决老职工留农村大龄子女招 工、换户遗留问题领导小组负责人马江浩,在1985年至1990年5年期间,先后在13个县21个厂矿、单位向1299人索贿受贿总价值达12.4万 元,他还采用空中飞人、张冠李戴等手法为17户批办全家农转非。他对人说: 我这个肥缺,给个市长也不换。

1994年至1996年,江西省南昌市委副书记曾新民为其大款朋友吴光华及其妻子、 3个子女、2个妻妹解決了农转非户口,這位自称我是清官,南昌老百姓也一度认为他是清官的副书记也从吴光华手里拿走 1.7万元。1994年至1995年,甘肃省金昌市计委主任张树生和金昌市公安局副局长姚崇武从市计委弄走 农转非户口指标310个,先后以2700元至4700元不等的价格,卖给户口倒爷和个体老板,获赃款66万元。2002年至2003年,北京一派 出所户籍警毕桂敏违反规定 为 10多名外地人办理了北京户口,并从中受贿 6万余元。
  

五、彻底废除户籍制度
             
《世界人权宣言》第十三条第一款规定:人人在各国境内有权自由迁徙和居住。中国的户籍制度完全违背了这一规定。除中国、朝鲜、贝宁外,目前世界大多数 国家在人口管理上都遵循着自由迁徙的原则。在美国,每年约有1/5的人口在搬迁,各类技术人才和大批年轻力壮的劳动力源源不断地流动。在日本,这一比例是 20%,法国、德国、瑞典等国家每年的人口迁移率也超过了10%,而中国至今只有0.53%。在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上,美国已达到 90%以上,发达国家占80%以上,全球平均为46%,而中国仅为33%,只相当美国1880年时的水准,位居全球第94位。2000年我国城市化程度与 发达国家平均水平的差距已经扩大至14个百分点 。另据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统计,我国城市化的水平仍低于中等发达国家50%~60%之间的水平,更低于发达国家75%以上的水平。因此,无论从保障人权的 角度,还是从推进城市化进程的角度来看,中国的户籍制度都应该废除,而不是改革。





户籍制度是国家制度化对农民的控制掠夺,是二十世纪最严酷的身份隔离和压迫之一。
                 
今年2月,公安部法制局副局长孙茂利透露,公安部目前正抓紧调研起草户籍法。10月25日,中央综治委流动人口治安管理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公安部副部长 刘金国透露,公安部正在进一步深化户籍制度改革,拟取消农业、非农业户口界限,探索建立城乡统一户口登记管理制度。同时,以具有合法固定住所作为落户的基 本条件,逐步放宽大中城市户口迁移限制。一石激起千层浪,深受户籍隔离之害的中国贱民欢呼雀跃。但是中国户籍制度能够彻底解决吗?
  

一、中国当代户籍制度的形成
                
1991至1992年我在浙江省海宁市公安局锻炼时,正值中国户口大拍卖。有一段时间,我的工作是协助户籍警登记蓝印户口。海宁市峡石镇的户 口是 3万元一个,买的人都是乡下有些钱的农民。闲聊时,我对买户口的农民说,3万元可以在峡石买套房子,买户口还不如房子,有了房子,你可以住在城里,很实 惠;买了户口,你不住在城里,没什么意义。农民说,这可不一样,有了城市户口,就是居民身份,即使住在农村,也高人一等;光有房子,没有户口,不是居民, 住在城里也会被人瞧不起,况且户口是为子女买的。

居民是人的自然身份,享有这种身份可以说是天赋人权。但新中国后,居民 独为城里人所享有,农民却享受不到这种国民待遇,农民实际上成了中国的黑奴,受尽歧视。时至今日,中国虽然早就实行了居民身份证制度,但在国人的思 维习惯里,居民仍是城里人的专利,农民还是贱民。

我国现行户籍制度大体经历了形成(1951年1958年)、发展(1958年 1978年)、初步改革(1978年至今)三个阶段,其间颁布的主要法规、制度简列如下:1951年7月,公安部颁布、实施了《城市户口管理暂行条例》, 这是共产党建政以后最早的一个户籍法规。1955年6月,国务院发布《关于建立经常户口登记制度的指示》,规定全国城市、集镇、乡村都要建立户口登记制 度。1956年、1957年不到两年的时间,国家又连续颁发 4个限制和控制农民盲目流入城市的文件。 1958年1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并以国家主席令形式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该条例标志中国政府开始对人口自由流动实行严格限制和政府 管制,第一次明确将城乡居民区分为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两种不同户籍,在事实上废弃了1954年宪法关于迁徙自由的规定。

1964年 8月,国务院批转了《公安部关于处理户口迁移的规定(草案)》,该文件比较集中的体现了处理户口迁移的基本精神,即两个 严加限制 :对从农村迁往城市、集镇的要严加限制;对从集镇迁往城市的要严加限制。此规定堵住了农村人口迁往城镇的大门。1975年,宪法正式取消了有关迁徙自由 的规定,此后一直没有恢复。这种封闭式的户籍管理模式构成了世界罕见的城乡壁垒,户口本成为中国人之间身份及待遇差别的一大标志。 1977年11月,国务院批转《公安部关于处理户口迁移的规定》,提出严格控制市、镇人口,是党在社会主义时期的一项重要政策。该规定进一步强调要严 格控制农村人口进入城镇,第一次正式提出严格控制农转非 。稍后,公安部在《关于认真贯彻〈国务院批转公安部关于处理户口迁移的规定的通知〉的意见》中,具体规定了农转非的内部控制指标,即每年从农村 迁入市镇的 农转非 人数不得超过现有非农业人口的1.5。

1985年7月,公安部颁布了《关于城镇暂住人口管理的暂行规定》,决定对流动人口实行《暂住证》、《寄住证》制度。1985年9月,全国人 大常委会颁布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条例》,规定凡16岁以上的中国公民,均须申领居民身份证。 1992年8月,公安部发出通知,决定在小城镇、经济特区、经济开发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实行当地有效城镇户口制度,以满足招商引资的需要。 1986年,安徽滁州市天水县秦栏镇实行 绿卡户籍制。 1992年,浙江温州推行绿卡制 。 1993年,上海推行蓝印户口制。 1995年,广东深圳施行蓝印户口制。这就是全国户口大拍卖 时期,各地政府以1万至10万元不等的价格从一部分刚刚富起来的农民身上榨取了巨额资金。 1997年6月,国务院批转公安部《关于小城镇户籍管理制度改革的试点方案》。根据此方案,已在小城镇就业、居住、并符合一定条件 (指对国家有贡献) 的农村人口,可以在小城镇办理城镇常住户口。 1998年8月,国务院批转公安部《关于当前户籍管理中几个突出问题的意见》,主要规定:实行婴儿落户随父随母自愿的政策;放宽解决夫妻分居问题的户口政 策;投靠子女的老人可以在城市落户;在城市投资、兴办实业、购买商品房的公民及其共同居住的直系亲属,符合一定条件可以落户 (这条政策要收城市扩容费 5000至10000元)。2001年3月30日国务院批转公安部《关于推进小城镇户籍管理制度改革的意见》,小城镇户籍制度改革全面推进,其结果 是小城镇周边农村的土地都被当地政府兼并,农民没有了土地,变相成了城镇居民。

需要指出的是,在所谓初步改革中,许多东西都是空的,如1998年8月,国务院批转公安部《关于当前户籍管理中几个突出问题的意见》中有婴儿落户随父 随母自愿的政策 ,但北京至今还未实行或完全实行。今年两会前夕,北京的刘先生在一份报纸上看到,一位人大代表呼吁北京市应该允许孩子的户口自愿随父随母。当时刘先生 拿着报纸马不停蹄地赶到派出所,结果民警告诉他目前还没有接到文件通知,让他耐心等待。不久,那位代表也更正了自己的话,称这项政策的实施还需时日。如此 等等。2003年10月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就修宪事宜征求意见并讨论,原修宪焦点之一就是公民迁徙自由。但后来的修宪中并没有这一条,而是增加了紧 急状态法这样的侵犯人权的条款。
  

二、被歧视压迫的种族:农民
  
当前中国舆论界批评中国户籍制度存在三大弊端:一是城市和农村户口的二元化管理;二是迁徙不自由;三是户籍和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权利挂钩,被人为 付予了太多的附加值。也有人对户籍制度列出如下罪状:窒息了中国城市化的进程;无法形成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农民被限制进城就业,缺少城乡之间 的就业竞争,造成城市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二元结构的户籍制度及其配套制度演化为两种不同的身份制度,形成不平等的两个社会集团等。上述批评虽然触及了户 籍制度的一些弊端,但没有指出它的要害,即它实质上是中国特色的种族歧视和种族隔离制度,是共产党官僚集团剥削、掠夺农民的经济基础,也是腐败的源泉之 一。

中国的户籍制度、南非的种族隔离制度和印度的种姓制度在上个世纪80年代被世界人权组织称为世界三大身份歧视制度。南非的种族制度随着南非的解放而结束, 印度的种姓制度随着印度民主的发展而逐渐消失,但中国的户籍制度却由于共产党的存在而丝毫没有改变,当然它必定会随着共产党的消失而消失。作为一个农民的 儿子,我对于农民所受到的身份歧视,是深有体会的。

首先,农民没有当国家干部的资格。农民可以当村里的干部,90年代后也可以当乡里的合同制干部,但绝对不能当县以上的干部,除非是象陈永贵那样特殊身份的 人。农民要当国家干部,必须去掉农民身份这是对农民政治权利的赤裸裸的剥夺。其次,农民不能和城里人通婚,这一条婚姻法虽然没有规定,但户籍制度造成 了这样的事实。例外的情况是,当年知识青年下乡后,一些没有背景的人没有上调,在乡下娶了农村的妻子;农村一些相貌出众的姑娘,经人介绍后,嫁给城里 那些家贫且大龄的男人为妻;此外城里也有少数姑娘嫁给来自农村的富翁。城乡通婚基本上是这么三种情况,前两种是无奈的选择,后一种是财富的诱惑。这样的婚 姻,通常没有感情基础,婚后并不幸福。1991年,36岁的南京人马某与比他小15岁的安徽肥东农村姑娘小芳结婚,以后有了孩子。1995年,儿子满3 岁,马某考虑到孩子户口与妻子在一起,至今还是农村户口,以后上学、就业都是问题,于是夫妻二人以年龄悬殊、感情不和为名办理了离婚手续。离婚后 ,儿子判归马某,户口迁到南京。但离婚却弄假成真,小芳确实感到年龄悬殊、感情不和,不愿和马某复婚。马某为了儿子的户口,却丢掉了妻子,又悔又 恨,大病一场。其三,农民的子女不能在城里上学,如果要上学,首先必须交一笔昂贵的赞助费。这是当前比较普遍的情况。来自河南农村的张兴贵夫妇在北京 起早贪黑卖菜谋生已经 7年多,生活虽然很辛苦,比在家种地强多了 ,但9岁大女儿的上学问题成了他们的心病。他们在附近的几所小学打听过,因为没有北京户口,他们的孩子要想就读,最便宜的也得一次交齐8000元赞助费, 这个天文数字足以使他们多年来省吃俭用的全部积蓄化为乌有。而且这还只能解决一个孩子的问题,还有以后的初中、高中呢?他们面对着一个可怕的无底洞。如今 已9岁的女儿仍未上学,跟母亲一起卖菜。她浑然不觉母亲对她未来的担忧,也感觉不到这个城市对她的冷酷与歧视,不能与同龄人平等接受教育的她会有一个什么 样的将来?1991年9月,云南省检察院检察官黄庆因妻子是农业户口儿子读书受阻,气愤之下,写下了四五千字的一封匿名信,复写数份以后,分别寄给省委、 省政府、省人大、市委、市政府、市人大等党政机关。 他在信中抨击了中国的户籍制度,讥讽地建议:昆明市应当把城区圈起来,竖一 块牌子,上面写西山、官渡(郊区)人与狗不得入内。因这封信,黄庆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被判处两年管制刑。

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蔡肪教授认为,户籍制度的核心作用,是人为地在城乡之间树起一道藩篱,以工农业剪刀差的形式,为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提供制度保障。从 1952年到 1990年38年间,中国工业化建设从农业中净调动了约 1万亿元的资金,平均每年高达250亿元。而国家始终没有对农民实行超出赈灾和救济范围内的福利和保障。农民千辛万苦创造的财富就这样几十年如一日地被国 家以剪刀差形式不断挖走以支持工业和城市。同时,国家又通过农业税收和其他税费从农村吸取超过农民承受能力的巨额资金。 1995~2000年,农民年均缴纳农业税金254亿元,1999年农民缴纳农业特产税88.9亿元,缴纳屠宰税、耕地占有税、农村个体承担工商税 1449.8亿元; 1998年农民缴纳提留统筹费729.7亿元。加上其他乱收费和摊派,农民苦不堪言。农民财富的被超额剥夺和税费负担的居高不下,既造成了 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使几千万农民活活饿死的大饥荒,又引发了 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农民负担日益沉重为主要特征的三农问题。所以,说户籍制度是共产党官僚集团剥削、掠夺农民的经济基础并不为过。


三、改革:户口大拍卖
                
前面提到的户口大拍卖,是借户口掠夺农民。80年代初,安徽来安县开了全国第一个集体卖户口的先例:县委作出交5000元办理一个城市户口的决定,并 设想卖出10000个户口,筹集5000万资金。短短的6天时间,就卖了773户,收款386.3万元。1991年山东德州地区作出可以适当以收城建费 形式解决部分农民户口问题的决定:德州一个城市户口1.2万元,齐河5000元,宁津7000元,乐陵6000元。接着,全国各地争先恐后地刮起了卖户 口之风。

以给朱镕基上书出名的原湖北省监利县棋盘乡党委书记李昌平回忆了当时卖户口的情景:90年代初期,他所在的县城的户口每年出售 100个、200个、500个不等,每个20000元、30000元不等。一些农民,借债也给自己的孩子买户口,买高价户口还要开后门。那时也有好多人 求我走后门,有的人真是哭着求我帮忙。

再到后来,全国都卖户口了,有的城市一个户口卖十几万甚至更高,现在要得到北京等城市的户口,依然还要出高价,我在北京工作好几年了,就是做不成北京人, 因为买不起户口。户口这个东西,吸走了多少农村的财富!后来卖户口的政策虽然叫停了,但各地相继出台的一些户籍改革政策仍在搜刮,如对投资、纳税及 购房的面积都有十分苛刻的要求,只有满足这些要求,才能拿到城市户口。所谓的户籍改革,其实是将 户口由制度壁垒转化成了新的金元壁垒,所不同的是歧视的对象换成了穷人,搜刮的对象不光是农民,还有其它的城里人。与金元壁垒相对应,没有摇钱树素质 的人口则成为地方政府歧视和严厉限制的对象。 1996年起,北京市劳动局每年都会发布新的限制使用外来劳动力的行业和工种。这些行业和工种从1996年的15个,增加到1997年的34个、1998 年的36个,直至2000年的103个。这种带有歧视性的就业政策同时又配以严厉的治安行政手段。


四、腐败的源泉

中国的农业户口相当于西方殖民时代的有色人种,低人一等,农民拿到农转非户口卡,就象当年美国黑奴拿到解放证书一样,极为珍贵,所以农转非指 标就成官员手中的特权和财源。一个城市工人若娶了农村妻子,按正常程序他这辈子也别想把妻子和子女的户口转到城里,但這在掌握实权的官员手里,却是一件轻 而易举的事。

广东省汕头市公安局副局长詹振昆1986年将其大侄子从农村迁入汕头市区,不久又将大侄子全家6口人迁入市区并全部转为居民户口。办完了侄子户口后,又将 其妻弟全家从农村迁入市区。黑龙江省伊春市检察院副检察长林长胜虽然不是直接管户口的,但他把一个老乡全家6口人的户口从山东农村迁入伊春市,仅花了一年 时间。象解放证书一样珍贵的农转非户口指标,当官的竟能如此容易地搞到手,于是在-些有市场经济头脑的官员那里,成了原始资本。广东省英德县 二轻局长江炽涛向公安局长张文列行贿 2000元,弄到6个农转非指标,然后又以每个4000元的价格卖给个体老板,一下子赚了22000元。山西运城地区解决老职工留农村大龄子女招 工、换户遗留问题领导小组负责人马江浩,在1985年至1990年5年期间,先后在13个县21个厂矿、单位向1299人索贿受贿总价值达12.4万 元,他还采用空中飞人、张冠李戴等手法为17户批办全家农转非。他对人说: 我这个肥缺,给个市长也不换。

1994年至1996年,江西省南昌市委副书记曾新民为其大款朋友吴光华及其妻子、 3个子女、2个妻妹解決了农转非户口,這位自称我是清官,南昌老百姓也一度认为他是清官的副书记也从吴光华手里拿走 1.7万元。1994年至1995年,甘肃省金昌市计委主任张树生和金昌市公安局副局长姚崇武从市计委弄走 农转非户口指标310个,先后以2700元至4700元不等的价格,卖给户口倒爷和个体老板,获赃款66万元。2002年至2003年,北京一派 出所户籍警毕桂敏违反规定 为 10多名外地人办理了北京户口,并从中受贿 6万余元。
  

五、彻底废除户籍制度
             
《世界人权宣言》第十三条第一款规定:人人在各国境内有权自由迁徙和居住。中国的户籍制度完全违背了这一规定。除中国、朝鲜、贝宁外,目前世界大多数 国家在人口管理上都遵循着自由迁徙的原则。在美国,每年约有1/5的人口在搬迁,各类技术人才和大批年轻力壮的劳动力源源不断地流动。在日本,这一比例是 20%,法国、德国、瑞典等国家每年的人口迁移率也超过了10%,而中国至今只有0.53%。在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上,美国已达到 90%以上,发达国家占80%以上,全球平均为46%,而中国仅为33%,只相当美国1880年时的水准,位居全球第94位。2000年我国城市化程度与 发达国家平均水平的差距已经扩大至14个百分点 。另据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统计,我国城市化的水平仍低于中等发达国家50%~60%之间的水平,更低于发达国家75%以上的水平。因此,无论从保障人权的 角度,还是从推进城市化进程的角度来看,中国的户籍制度都应该废除,而不是改革。





户籍制度是国家制度化对农民的控制掠夺,是二十世纪最严酷的身份隔离和压迫之一。
                 
今年2月,公安部法制局副局长孙茂利透露,公安部目前正抓紧调研起草户籍法。10月25日,中央综治委流动人口治安管理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公安部副部长 刘金国透露,公安部正在进一步深化户籍制度改革,拟取消农业、非农业户口界限,探索建立城乡统一户口登记管理制度。同时,以具有合法固定住所作为落户的基 本条件,逐步放宽大中城市户口迁移限制。一石激起千层浪,深受户籍隔离之害的中国贱民欢呼雀跃。但是中国户籍制度能够彻底解决吗?
  

一、中国当代户籍制度的形成
                
1991至1992年我在浙江省海宁市公安局锻炼时,正值中国户口大拍卖。有一段时间,我的工作是协助户籍警登记蓝印户口。海宁市峡石镇的户 口是 3万元一个,买的人都是乡下有些钱的农民。闲聊时,我对买户口的农民说,3万元可以在峡石买套房子,买户口还不如房子,有了房子,你可以住在城里,很实 惠;买了户口,你不住在城里,没什么意义。农民说,这可不一样,有了城市户口,就是居民身份,即使住在农村,也高人一等;光有房子,没有户口,不是居民, 住在城里也会被人瞧不起,况且户口是为子女买的。

居民是人的自然身份,享有这种身份可以说是天赋人权。但新中国后,居民 独为城里人所享有,农民却享受不到这种国民待遇,农民实际上成了中国的黑奴,受尽歧视。时至今日,中国虽然早就实行了居民身份证制度,但在国人的思 维习惯里,居民仍是城里人的专利,农民还是贱民。

我国现行户籍制度大体经历了形成(1951年1958年)、发展(1958年 1978年)、初步改革(1978年至今)三个阶段,其间颁布的主要法规、制度简列如下:1951年7月,公安部颁布、实施了《城市户口管理暂行条例》, 这是共产党建政以后最早的一个户籍法规。1955年6月,国务院发布《关于建立经常户口登记制度的指示》,规定全国城市、集镇、乡村都要建立户口登记制 度。1956年、1957年不到两年的时间,国家又连续颁发 4个限制和控制农民盲目流入城市的文件。 1958年1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并以国家主席令形式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该条例标志中国政府开始对人口自由流动实行严格限制和政府 管制,第一次明确将城乡居民区分为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两种不同户籍,在事实上废弃了1954年宪法关于迁徙自由的规定。

1964年 8月,国务院批转了《公安部关于处理户口迁移的规定(草案)》,该文件比较集中的体现了处理户口迁移的基本精神,即两个 严加限制 :对从农村迁往城市、集镇的要严加限制;对从集镇迁往城市的要严加限制。此规定堵住了农村人口迁往城镇的大门。1975年,宪法正式取消了有关迁徙自由 的规定,此后一直没有恢复。这种封闭式的户籍管理模式构成了世界罕见的城乡壁垒,户口本成为中国人之间身份及待遇差别的一大标志。 1977年11月,国务院批转《公安部关于处理户口迁移的规定》,提出严格控制市、镇人口,是党在社会主义时期的一项重要政策。该规定进一步强调要严 格控制农村人口进入城镇,第一次正式提出严格控制农转非 。稍后,公安部在《关于认真贯彻〈国务院批转公安部关于处理户口迁移的规定的通知〉的意见》中,具体规定了农转非的内部控制指标,即每年从农村 迁入市镇的 农转非 人数不得超过现有非农业人口的1.5。

1985年7月,公安部颁布了《关于城镇暂住人口管理的暂行规定》,决定对流动人口实行《暂住证》、《寄住证》制度。1985年9月,全国人 大常委会颁布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条例》,规定凡16岁以上的中国公民,均须申领居民身份证。 1992年8月,公安部发出通知,决定在小城镇、经济特区、经济开发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实行当地有效城镇户口制度,以满足招商引资的需要。 1986年,安徽滁州市天水县秦栏镇实行 绿卡户籍制。 1992年,浙江温州推行绿卡制 。 1993年,上海推行蓝印户口制。 1995年,广东深圳施行蓝印户口制。这就是全国户口大拍卖 时期,各地政府以1万至10万元不等的价格从一部分刚刚富起来的农民身上榨取了巨额资金。 1997年6月,国务院批转公安部《关于小城镇户籍管理制度改革的试点方案》。根据此方案,已在小城镇就业、居住、并符合一定条件 (指对国家有贡献) 的农村人口,可以在小城镇办理城镇常住户口。 1998年8月,国务院批转公安部《关于当前户籍管理中几个突出问题的意见》,主要规定:实行婴儿落户随父随母自愿的政策;放宽解决夫妻分居问题的户口政 策;投靠子女的老人可以在城市落户;在城市投资、兴办实业、购买商品房的公民及其共同居住的直系亲属,符合一定条件可以落户 (这条政策要收城市扩容费 5000至10000元)。2001年3月30日国务院批转公安部《关于推进小城镇户籍管理制度改革的意见》,小城镇户籍制度改革全面推进,其结果 是小城镇周边农村的土地都被当地政府兼并,农民没有了土地,变相成了城镇居民。

需要指出的是,在所谓初步改革中,许多东西都是空的,如1998年8月,国务院批转公安部《关于当前户籍管理中几个突出问题的意见》中有婴儿落户随父 随母自愿的政策 ,但北京至今还未实行或完全实行。今年两会前夕,北京的刘先生在一份报纸上看到,一位人大代表呼吁北京市应该允许孩子的户口自愿随父随母。当时刘先生 拿着报纸马不停蹄地赶到派出所,结果民警告诉他目前还没有接到文件通知,让他耐心等待。不久,那位代表也更正了自己的话,称这项政策的实施还需时日。如此 等等。2003年10月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就修宪事宜征求意见并讨论,原修宪焦点之一就是公民迁徙自由。但后来的修宪中并没有这一条,而是增加了紧 急状态法这样的侵犯人权的条款。
  

二、被歧视压迫的种族:农民
  
当前中国舆论界批评中国户籍制度存在三大弊端:一是城市和农村户口的二元化管理;二是迁徙不自由;三是户籍和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权利挂钩,被人为 付予了太多的附加值。也有人对户籍制度列出如下罪状:窒息了中国城市化的进程;无法形成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农民被限制进城就业,缺少城乡之间 的就业竞争,造成城市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二元结构的户籍制度及其配套制度演化为两种不同的身份制度,形成不平等的两个社会集团等。上述批评虽然触及了户 籍制度的一些弊端,但没有指出它的要害,即它实质上是中国特色的种族歧视和种族隔离制度,是共产党官僚集团剥削、掠夺农民的经济基础,也是腐败的源泉之 一。

中国的户籍制度、南非的种族隔离制度和印度的种姓制度在上个世纪80年代被世界人权组织称为世界三大身份歧视制度。南非的种族制度随着南非的解放而结束, 印度的种姓制度随着印度民主的发展而逐渐消失,但中国的户籍制度却由于共产党的存在而丝毫没有改变,当然它必定会随着共产党的消失而消失。作为一个农民的 儿子,我对于农民所受到的身份歧视,是深有体会的。

首先,农民没有当国家干部的资格。农民可以当村里的干部,90年代后也可以当乡里的合同制干部,但绝对不能当县以上的干部,除非是象陈永贵那样特殊身份的 人。农民要当国家干部,必须去掉农民身份这是对农民政治权利的赤裸裸的剥夺。其次,农民不能和城里人通婚,这一条婚姻法虽然没有规定,但户籍制度造成 了这样的事实。例外的情况是,当年知识青年下乡后,一些没有背景的人没有上调,在乡下娶了农村的妻子;农村一些相貌出众的姑娘,经人介绍后,嫁给城里 那些家贫且大龄的男人为妻;此外城里也有少数姑娘嫁给来自农村的富翁。城乡通婚基本上是这么三种情况,前两种是无奈的选择,后一种是财富的诱惑。这样的婚 姻,通常没有感情基础,婚后并不幸福。1991年,36岁的南京人马某与比他小15岁的安徽肥东农村姑娘小芳结婚,以后有了孩子。1995年,儿子满3 岁,马某考虑到孩子户口与妻子在一起,至今还是农村户口,以后上学、就业都是问题,于是夫妻二人以年龄悬殊、感情不和为名办理了离婚手续。离婚后 ,儿子判归马某,户口迁到南京。但离婚却弄假成真,小芳确实感到年龄悬殊、感情不和,不愿和马某复婚。马某为了儿子的户口,却丢掉了妻子,又悔又 恨,大病一场。其三,农民的子女不能在城里上学,如果要上学,首先必须交一笔昂贵的赞助费。这是当前比较普遍的情况。来自河南农村的张兴贵夫妇在北京 起早贪黑卖菜谋生已经 7年多,生活虽然很辛苦,比在家种地强多了 ,但9岁大女儿的上学问题成了他们的心病。他们在附近的几所小学打听过,因为没有北京户口,他们的孩子要想就读,最便宜的也得一次交齐8000元赞助费, 这个天文数字足以使他们多年来省吃俭用的全部积蓄化为乌有。而且这还只能解决一个孩子的问题,还有以后的初中、高中呢?他们面对着一个可怕的无底洞。如今 已9岁的女儿仍未上学,跟母亲一起卖菜。她浑然不觉母亲对她未来的担忧,也感觉不到这个城市对她的冷酷与歧视,不能与同龄人平等接受教育的她会有一个什么 样的将来?1991年9月,云南省检察院检察官黄庆因妻子是农业户口儿子读书受阻,气愤之下,写下了四五千字的一封匿名信,复写数份以后,分别寄给省委、 省政府、省人大、市委、市政府、市人大等党政机关。 他在信中抨击了中国的户籍制度,讥讽地建议:昆明市应当把城区圈起来,竖一 块牌子,上面写西山、官渡(郊区)人与狗不得入内。因这封信,黄庆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被判处两年管制刑。

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蔡肪教授认为,户籍制度的核心作用,是人为地在城乡之间树起一道藩篱,以工农业剪刀差的形式,为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提供制度保障。从 1952年到 1990年38年间,中国工业化建设从农业中净调动了约 1万亿元的资金,平均每年高达250亿元。而国家始终没有对农民实行超出赈灾和救济范围内的福利和保障。农民千辛万苦创造的财富就这样几十年如一日地被国 家以剪刀差形式不断挖走以支持工业和城市。同时,国家又通过农业税收和其他税费从农村吸取超过农民承受能力的巨额资金。 1995~2000年,农民年均缴纳农业税金254亿元,1999年农民缴纳农业特产税88.9亿元,缴纳屠宰税、耕地占有税、农村个体承担工商税 1449.8亿元; 1998年农民缴纳提留统筹费729.7亿元。加上其他乱收费和摊派,农民苦不堪言。农民财富的被超额剥夺和税费负担的居高不下,既造成了 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使几千万农民活活饿死的大饥荒,又引发了 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农民负担日益沉重为主要特征的三农问题。所以,说户籍制度是共产党官僚集团剥削、掠夺农民的经济基础并不为过。


三、改革:户口大拍卖
                
前面提到的户口大拍卖,是借户口掠夺农民。80年代初,安徽来安县开了全国第一个集体卖户口的先例:县委作出交5000元办理一个城市户口的决定,并 设想卖出10000个户口,筹集5000万资金。短短的6天时间,就卖了773户,收款386.3万元。1991年山东德州地区作出可以适当以收城建费 形式解决部分农民户口问题的决定:德州一个城市户口1.2万元,齐河5000元,宁津7000元,乐陵6000元。接着,全国各地争先恐后地刮起了卖户 口之风。

以给朱镕基上书出名的原湖北省监利县棋盘乡党委书记李昌平回忆了当时卖户口的情景:90年代初期,他所在的县城的户口每年出售 100个、200个、500个不等,每个20000元、30000元不等。一些农民,借债也给自己的孩子买户口,买高价户口还要开后门。那时也有好多人 求我走后门,有的人真是哭着求我帮忙。

再到后来,全国都卖户口了,有的城市一个户口卖十几万甚至更高,现在要得到北京等城市的户口,依然还要出高价,我在北京工作好几年了,就是做不成北京人, 因为买不起户口。户口这个东西,吸走了多少农村的财富!后来卖户口的政策虽然叫停了,但各地相继出台的一些户籍改革政策仍在搜刮,如对投资、纳税及 购房的面积都有十分苛刻的要求,只有满足这些要求,才能拿到城市户口。所谓的户籍改革,其实是将 户口由制度壁垒转化成了新的金元壁垒,所不同的是歧视的对象换成了穷人,搜刮的对象不光是农民,还有其它的城里人。与金元壁垒相对应,没有摇钱树素质 的人口则成为地方政府歧视和严厉限制的对象。 1996年起,北京市劳动局每年都会发布新的限制使用外来劳动力的行业和工种。这些行业和工种从1996年的15个,增加到1997年的34个、1998 年的36个,直至2000年的103个。这种带有歧视性的就业政策同时又配以严厉的治安行政手段。


四、腐败的源泉

中国的农业户口相当于西方殖民时代的有色人种,低人一等,农民拿到农转非户口卡,就象当年美国黑奴拿到解放证书一样,极为珍贵,所以农转非指 标就成官员手中的特权和财源。一个城市工人若娶了农村妻子,按正常程序他这辈子也别想把妻子和子女的户口转到城里,但這在掌握实权的官员手里,却是一件轻 而易举的事。

广东省汕头市公安局副局长詹振昆1986年将其大侄子从农村迁入汕头市区,不久又将大侄子全家6口人迁入市区并全部转为居民户口。办完了侄子户口后,又将 其妻弟全家从农村迁入市区。黑龙江省伊春市检察院副检察长林长胜虽然不是直接管户口的,但他把一个老乡全家6口人的户口从山东农村迁入伊春市,仅花了一年 时间。象解放证书一样珍贵的农转非户口指标,当官的竟能如此容易地搞到手,于是在-些有市场经济头脑的官员那里,成了原始资本。广东省英德县 二轻局长江炽涛向公安局长张文列行贿 2000元,弄到6个农转非指标,然后又以每个4000元的价格卖给个体老板,一下子赚了22000元。山西运城地区解决老职工留农村大龄子女招 工、换户遗留问题领导小组负责人马江浩,在1985年至1990年5年期间,先后在13个县21个厂矿、单位向1299人索贿受贿总价值达12.4万 元,他还采用空中飞人、张冠李戴等手法为17户批办全家农转非。他对人说: 我这个肥缺,给个市长也不换。

1994年至1996年,江西省南昌市委副书记曾新民为其大款朋友吴光华及其妻子、 3个子女、2个妻妹解決了农转非户口,這位自称我是清官,南昌老百姓也一度认为他是清官的副书记也从吴光华手里拿走 1.7万元。1994年至1995年,甘肃省金昌市计委主任张树生和金昌市公安局副局长姚崇武从市计委弄走 农转非户口指标310个,先后以2700元至4700元不等的价格,卖给户口倒爷和个体老板,获赃款66万元。2002年至2003年,北京一派 出所户籍警毕桂敏违反规定 为 10多名外地人办理了北京户口,并从中受贿 6万余元。
  

五、彻底废除户籍制度
             
《世界人权宣言》第十三条第一款规定:人人在各国境内有权自由迁徙和居住。中国的户籍制度完全违背了这一规定。除中国、朝鲜、贝宁外,目前世界大多数 国家在人口管理上都遵循着自由迁徙的原则。在美国,每年约有1/5的人口在搬迁,各类技术人才和大批年轻力壮的劳动力源源不断地流动。在日本,这一比例是 20%,法国、德国、瑞典等国家每年的人口迁移率也超过了10%,而中国至今只有0.53%。在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上,美国已达到 90%以上,发达国家占80%以上,全球平均为46%,而中国仅为33%,只相当美国1880年时的水准,位居全球第94位。2000年我国城市化程度与 发达国家平均水平的差距已经扩大至14个百分点 。另据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统计,我国城市化的水平仍低于中等发达国家50%~60%之间的水平,更低于发达国家75%以上的水平。因此,无论从保障人权的 角度,还是从推进城市化进程的角度来看,中国的户籍制度都应该废除,而不是改革。





户籍制度是国家制度化对农民的控制掠夺,是二十世纪最严酷的身份隔离和压迫之一。
                 
今年2月,公安部法制局副局长孙茂利透露,公安部目前正抓紧调研起草户籍法。10月25日,中央综治委流动人口治安管理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公安部副部长 刘金国透露,公安部正在进一步深化户籍制度改革,拟取消农业、非农业户口界限,探索建立城乡统一户口登记管理制度。同时,以具有合法固定住所作为落户的基 本条件,逐步放宽大中城市户口迁移限制。一石激起千层浪,深受户籍隔离之害的中国贱民欢呼雀跃。但是中国户籍制度能够彻底解决吗?
  

一、中国当代户籍制度的形成
                
1991至1992年我在浙江省海宁市公安局锻炼时,正值中国户口大拍卖。有一段时间,我的工作是协助户籍警登记蓝印户口。海宁市峡石镇的户 口是 3万元一个,买的人都是乡下有些钱的农民。闲聊时,我对买户口的农民说,3万元可以在峡石买套房子,买户口还不如房子,有了房子,你可以住在城里,很实 惠;买了户口,你不住在城里,没什么意义。农民说,这可不一样,有了城市户口,就是居民身份,即使住在农村,也高人一等;光有房子,没有户口,不是居民, 住在城里也会被人瞧不起,况且户口是为子女买的。

居民是人的自然身份,享有这种身份可以说是天赋人权。但新中国后,居民 独为城里人所享有,农民却享受不到这种国民待遇,农民实际上成了中国的黑奴,受尽歧视。时至今日,中国虽然早就实行了居民身份证制度,但在国人的思 维习惯里,居民仍是城里人的专利,农民还是贱民。

我国现行户籍制度大体经历了形成(1951年1958年)、发展(1958年 1978年)、初步改革(1978年至今)三个阶段,其间颁布的主要法规、制度简列如下:1951年7月,公安部颁布、实施了《城市户口管理暂行条例》, 这是共产党建政以后最早的一个户籍法规。1955年6月,国务院发布《关于建立经常户口登记制度的指示》,规定全国城市、集镇、乡村都要建立户口登记制 度。1956年、1957年不到两年的时间,国家又连续颁发 4个限制和控制农民盲目流入城市的文件。 1958年1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并以国家主席令形式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该条例标志中国政府开始对人口自由流动实行严格限制和政府 管制,第一次明确将城乡居民区分为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两种不同户籍,在事实上废弃了1954年宪法关于迁徙自由的规定。

1964年 8月,国务院批转了《公安部关于处理户口迁移的规定(草案)》,该文件比较集中的体现了处理户口迁移的基本精神,即两个 严加限制 :对从农村迁往城市、集镇的要严加限制;对从集镇迁往城市的要严加限制。此规定堵住了农村人口迁往城镇的大门。1975年,宪法正式取消了有关迁徙自由 的规定,此后一直没有恢复。这种封闭式的户籍管理模式构成了世界罕见的城乡壁垒,户口本成为中国人之间身份及待遇差别的一大标志。 1977年11月,国务院批转《公安部关于处理户口迁移的规定》,提出严格控制市、镇人口,是党在社会主义时期的一项重要政策。该规定进一步强调要严 格控制农村人口进入城镇,第一次正式提出严格控制农转非 。稍后,公安部在《关于认真贯彻〈国务院批转公安部关于处理户口迁移的规定的通知〉的意见》中,具体规定了农转非的内部控制指标,即每年从农村 迁入市镇的 农转非 人数不得超过现有非农业人口的1.5。

1985年7月,公安部颁布了《关于城镇暂住人口管理的暂行规定》,决定对流动人口实行《暂住证》、《寄住证》制度。1985年9月,全国人 大常委会颁布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条例》,规定凡16岁以上的中国公民,均须申领居民身份证。 1992年8月,公安部发出通知,决定在小城镇、经济特区、经济开发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实行当地有效城镇户口制度,以满足招商引资的需要。 1986年,安徽滁州市天水县秦栏镇实行 绿卡户籍制。 1992年,浙江温州推行绿卡制 。 1993年,上海推行蓝印户口制。 1995年,广东深圳施行蓝印户口制。这就是全国户口大拍卖 时期,各地政府以1万至10万元不等的价格从一部分刚刚富起来的农民身上榨取了巨额资金。 1997年6月,国务院批转公安部《关于小城镇户籍管理制度改革的试点方案》。根据此方案,已在小城镇就业、居住、并符合一定条件 (指对国家有贡献) 的农村人口,可以在小城镇办理城镇常住户口。 1998年8月,国务院批转公安部《关于当前户籍管理中几个突出问题的意见》,主要规定:实行婴儿落户随父随母自愿的政策;放宽解决夫妻分居问题的户口政 策;投靠子女的老人可以在城市落户;在城市投资、兴办实业、购买商品房的公民及其共同居住的直系亲属,符合一定条件可以落户 (这条政策要收城市扩容费 5000至10000元)。2001年3月30日国务院批转公安部《关于推进小城镇户籍管理制度改革的意见》,小城镇户籍制度改革全面推进,其结果 是小城镇周边农村的土地都被当地政府兼并,农民没有了土地,变相成了城镇居民。

需要指出的是,在所谓初步改革中,许多东西都是空的,如1998年8月,国务院批转公安部《关于当前户籍管理中几个突出问题的意见》中有婴儿落户随父 随母自愿的政策 ,但北京至今还未实行或完全实行。今年两会前夕,北京的刘先生在一份报纸上看到,一位人大代表呼吁北京市应该允许孩子的户口自愿随父随母。当时刘先生 拿着报纸马不停蹄地赶到派出所,结果民警告诉他目前还没有接到文件通知,让他耐心等待。不久,那位代表也更正了自己的话,称这项政策的实施还需时日。如此 等等。2003年10月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就修宪事宜征求意见并讨论,原修宪焦点之一就是公民迁徙自由。但后来的修宪中并没有这一条,而是增加了紧 急状态法这样的侵犯人权的条款。
  

二、被歧视压迫的种族:农民
  
当前中国舆论界批评中国户籍制度存在三大弊端:一是城市和农村户口的二元化管理;二是迁徙不自由;三是户籍和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权利挂钩,被人为 付予了太多的附加值。也有人对户籍制度列出如下罪状:窒息了中国城市化的进程;无法形成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农民被限制进城就业,缺少城乡之间 的就业竞争,造成城市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二元结构的户籍制度及其配套制度演化为两种不同的身份制度,形成不平等的两个社会集团等。上述批评虽然触及了户 籍制度的一些弊端,但没有指出它的要害,即它实质上是中国特色的种族歧视和种族隔离制度,是共产党官僚集团剥削、掠夺农民的经济基础,也是腐败的源泉之 一。

中国的户籍制度、南非的种族隔离制度和印度的种姓制度在上个世纪80年代被世界人权组织称为世界三大身份歧视制度。南非的种族制度随着南非的解放而结束, 印度的种姓制度随着印度民主的发展而逐渐消失,但中国的户籍制度却由于共产党的存在而丝毫没有改变,当然它必定会随着共产党的消失而消失。作为一个农民的 儿子,我对于农民所受到的身份歧视,是深有体会的。

首先,农民没有当国家干部的资格。农民可以当村里的干部,90年代后也可以当乡里的合同制干部,但绝对不能当县以上的干部,除非是象陈永贵那样特殊身份的 人。农民要当国家干部,必须去掉农民身份这是对农民政治权利的赤裸裸的剥夺。其次,农民不能和城里人通婚,这一条婚姻法虽然没有规定,但户籍制度造成 了这样的事实。例外的情况是,当年知识青年下乡后,一些没有背景的人没有上调,在乡下娶了农村的妻子;农村一些相貌出众的姑娘,经人介绍后,嫁给城里 那些家贫且大龄的男人为妻;此外城里也有少数姑娘嫁给来自农村的富翁。城乡通婚基本上是这么三种情况,前两种是无奈的选择,后一种是财富的诱惑。这样的婚 姻,通常没有感情基础,婚后并不幸福。1991年,36岁的南京人马某与比他小15岁的安徽肥东农村姑娘小芳结婚,以后有了孩子。1995年,儿子满3 岁,马某考虑到孩子户口与妻子在一起,至今还是农村户口,以后上学、就业都是问题,于是夫妻二人以年龄悬殊、感情不和为名办理了离婚手续。离婚后 ,儿子判归马某,户口迁到南京。但离婚却弄假成真,小芳确实感到年龄悬殊、感情不和,不愿和马某复婚。马某为了儿子的户口,却丢掉了妻子,又悔又 恨,大病一场。其三,农民的子女不能在城里上学,如果要上学,首先必须交一笔昂贵的赞助费。这是当前比较普遍的情况。来自河南农村的张兴贵夫妇在北京 起早贪黑卖菜谋生已经 7年多,生活虽然很辛苦,比在家种地强多了 ,但9岁大女儿的上学问题成了他们的心病。他们在附近的几所小学打听过,因为没有北京户口,他们的孩子要想就读,最便宜的也得一次交齐8000元赞助费, 这个天文数字足以使他们多年来省吃俭用的全部积蓄化为乌有。而且这还只能解决一个孩子的问题,还有以后的初中、高中呢?他们面对着一个可怕的无底洞。如今 已9岁的女儿仍未上学,跟母亲一起卖菜。她浑然不觉母亲对她未来的担忧,也感觉不到这个城市对她的冷酷与歧视,不能与同龄人平等接受教育的她会有一个什么 样的将来?1991年9月,云南省检察院检察官黄庆因妻子是农业户口儿子读书受阻,气愤之下,写下了四五千字的一封匿名信,复写数份以后,分别寄给省委、 省政府、省人大、市委、市政府、市人大等党政机关。 他在信中抨击了中国的户籍制度,讥讽地建议:昆明市应当把城区圈起来,竖一 块牌子,上面写西山、官渡(郊区)人与狗不得入内。因这封信,黄庆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被判处两年管制刑。

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蔡肪教授认为,户籍制度的核心作用,是人为地在城乡之间树起一道藩篱,以工农业剪刀差的形式,为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提供制度保障。从 1952年到 1990年38年间,中国工业化建设从农业中净调动了约 1万亿元的资金,平均每年高达250亿元。而国家始终没有对农民实行超出赈灾和救济范围内的福利和保障。农民千辛万苦创造的财富就这样几十年如一日地被国 家以剪刀差形式不断挖走以支持工业和城市。同时,国家又通过农业税收和其他税费从农村吸取超过农民承受能力的巨额资金。 1995~2000年,农民年均缴纳农业税金254亿元,1999年农民缴纳农业特产税88.9亿元,缴纳屠宰税、耕地占有税、农村个体承担工商税 1449.8亿元; 1998年农民缴纳提留统筹费729.7亿元。加上其他乱收费和摊派,农民苦不堪言。农民财富的被超额剥夺和税费负担的居高不下,既造成了 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使几千万农民活活饿死的大饥荒,又引发了 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农民负担日益沉重为主要特征的三农问题。所以,说户籍制度是共产党官僚集团剥削、掠夺农民的经济基础并不为过。


三、改革:户口大拍卖
                
前面提到的户口大拍卖,是借户口掠夺农民。80年代初,安徽来安县开了全国第一个集体卖户口的先例:县委作出交5000元办理一个城市户口的决定,并 设想卖出10000个户口,筹集5000万资金。短短的6天时间,就卖了773户,收款386.3万元。1991年山东德州地区作出可以适当以收城建费 形式解决部分农民户口问题的决定:德州一个城市户口1.2万元,齐河5000元,宁津7000元,乐陵6000元。接着,全国各地争先恐后地刮起了卖户 口之风。

以给朱镕基上书出名的原湖北省监利县棋盘乡党委书记李昌平回忆了当时卖户口的情景:90年代初期,他所在的县城的户口每年出售 100个、200个、500个不等,每个20000元、30000元不等。一些农民,借债也给自己的孩子买户口,买高价户口还要开后门。那时也有好多人 求我走后门,有的人真是哭着求我帮忙。

再到后来,全国都卖户口了,有的城市一个户口卖十几万甚至更高,现在要得到北京等城市的户口,依然还要出高价,我在北京工作好几年了,就是做不成北京人, 因为买不起户口。户口这个东西,吸走了多少农村的财富!后来卖户口的政策虽然叫停了,但各地相继出台的一些户籍改革政策仍在搜刮,如对投资、纳税及 购房的面积都有十分苛刻的要求,只有满足这些要求,才能拿到城市户口。所谓的户籍改革,其实是将 户口由制度壁垒转化成了新的金元壁垒,所不同的是歧视的对象换成了穷人,搜刮的对象不光是农民,还有其它的城里人。与金元壁垒相对应,没有摇钱树素质 的人口则成为地方政府歧视和严厉限制的对象。 1996年起,北京市劳动局每年都会发布新的限制使用外来劳动力的行业和工种。这些行业和工种从1996年的15个,增加到1997年的34个、1998 年的36个,直至2000年的103个。这种带有歧视性的就业政策同时又配以严厉的治安行政手段。


四、腐败的源泉

中国的农业户口相当于西方殖民时代的有色人种,低人一等,农民拿到农转非户口卡,就象当年美国黑奴拿到解放证书一样,极为珍贵,所以农转非指 标就成官员手中的特权和财源。一个城市工人若娶了农村妻子,按正常程序他这辈子也别想把妻子和子女的户口转到城里,但這在掌握实权的官员手里,却是一件轻 而易举的事。

广东省汕头市公安局副局长詹振昆1986年将其大侄子从农村迁入汕头市区,不久又将大侄子全家6口人迁入市区并全部转为居民户口。办完了侄子户口后,又将 其妻弟全家从农村迁入市区。黑龙江省伊春市检察院副检察长林长胜虽然不是直接管户口的,但他把一个老乡全家6口人的户口从山东农村迁入伊春市,仅花了一年 时间。象解放证书一样珍贵的农转非户口指标,当官的竟能如此容易地搞到手,于是在-些有市场经济头脑的官员那里,成了原始资本。广东省英德县 二轻局长江炽涛向公安局长张文列行贿 2000元,弄到6个农转非指标,然后又以每个4000元的价格卖给个体老板,一下子赚了22000元。山西运城地区解决老职工留农村大龄子女招 工、换户遗留问题领导小组负责人马江浩,在1985年至1990年5年期间,先后在13个县21个厂矿、单位向1299人索贿受贿总价值达12.4万 元,他还采用空中飞人、张冠李戴等手法为17户批办全家农转非。他对人说: 我这个肥缺,给个市长也不换。

1994年至1996年,江西省南昌市委副书记曾新民为其大款朋友吴光华及其妻子、 3个子女、2个妻妹解決了农转非户口,這位自称我是清官,南昌老百姓也一度认为他是清官的副书记也从吴光华手里拿走 1.7万元。1994年至1995年,甘肃省金昌市计委主任张树生和金昌市公安局副局长姚崇武从市计委弄走 农转非户口指标310个,先后以2700元至4700元不等的价格,卖给户口倒爷和个体老板,获赃款66万元。2002年至2003年,北京一派 出所户籍警毕桂敏违反规定 为 10多名外地人办理了北京户口,并从中受贿 6万余元。
  

五、彻底废除户籍制度
             
《世界人权宣言》第十三条第一款规定:人人在各国境内有权自由迁徙和居住。中国的户籍制度完全违背了这一规定。除中国、朝鲜、贝宁外,目前世界大多数 国家在人口管理上都遵循着自由迁徙的原则。在美国,每年约有1/5的人口在搬迁,各类技术人才和大批年轻力壮的劳动力源源不断地流动。在日本,这一比例是 20%,法国、德国、瑞典等国家每年的人口迁移率也超过了10%,而中国至今只有0.53%。在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上,美国已达到 90%以上,发达国家占80%以上,全球平均为46%,而中国仅为33%,只相当美国1880年时的水准,位居全球第94位。2000年我国城市化程度与 发达国家平均水平的差距已经扩大至14个百分点 。另据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统计,我国城市化的水平仍低于中等发达国家50%~60%之间的水平,更低于发达国家75%以上的水平。因此,无论从保障人权的 角度,还是从推进城市化进程的角度来看,中国的户籍制度都应该废除,而不是改革。





户籍制度是国家制度化对农民的控制掠夺,是二十世纪最严酷的身份隔离和压迫之一。
                 
今年2月,公安部法制局副局长孙茂利透露,公安部目前正抓紧调研起草户籍法。10月25日,中央综治委流动人口治安管理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公安部副部长 刘金国透露,公安部正在进一步深化户籍制度改革,拟取消农业、非农业户口界限,探索建立城乡统一户口登记管理制度。同时,以具有合法固定住所作为落户的基 本条件,逐步放宽大中城市户口迁移限制。一石激起千层浪,深受户籍隔离之害的中国贱民欢呼雀跃。但是中国户籍制度能够彻底解决吗?
  

一、中国当代户籍制度的形成
                
1991至1992年我在浙江省海宁市公安局锻炼时,正值中国户口大拍卖。有一段时间,我的工作是协助户籍警登记蓝印户口。海宁市峡石镇的户 口是 3万元一个,买的人都是乡下有些钱的农民。闲聊时,我对买户口的农民说,3万元可以在峡石买套房子,买户口还不如房子,有了房子,你可以住在城里,很实 惠;买了户口,你不住在城里,没什么意义。农民说,这可不一样,有了城市户口,就是居民身份,即使住在农村,也高人一等;光有房子,没有户口,不是居民, 住在城里也会被人瞧不起,况且户口是为子女买的。

居民是人的自然身份,享有这种身份可以说是天赋人权。但新中国后,居民 独为城里人所享有,农民却享受不到这种国民待遇,农民实际上成了中国的黑奴,受尽歧视。时至今日,中国虽然早就实行了居民身份证制度,但在国人的思 维习惯里,居民仍是城里人的专利,农民还是贱民。

我国现行户籍制度大体经历了形成(1951年1958年)、发展(1958年 1978年)、初步改革(1978年至今)三个阶段,其间颁布的主要法规、制度简列如下:1951年7月,公安部颁布、实施了《城市户口管理暂行条例》, 这是共产党建政以后最早的一个户籍法规。1955年6月,国务院发布《关于建立经常户口登记制度的指示》,规定全国城市、集镇、乡村都要建立户口登记制 度。1956年、1957年不到两年的时间,国家又连续颁发 4个限制和控制农民盲目流入城市的文件。 1958年1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并以国家主席令形式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该条例标志中国政府开始对人口自由流动实行严格限制和政府 管制,第一次明确将城乡居民区分为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两种不同户籍,在事实上废弃了1954年宪法关于迁徙自由的规定。

1964年 8月,国务院批转了《公安部关于处理户口迁移的规定(草案)》,该文件比较集中的体现了处理户口迁移的基本精神,即两个 严加限制 :对从农村迁往城市、集镇的要严加限制;对从集镇迁往城市的要严加限制。此规定堵住了农村人口迁往城镇的大门。1975年,宪法正式取消了有关迁徙自由 的规定,此后一直没有恢复。这种封闭式的户籍管理模式构成了世界罕见的城乡壁垒,户口本成为中国人之间身份及待遇差别的一大标志。 1977年11月,国务院批转《公安部关于处理户口迁移的规定》,提出严格控制市、镇人口,是党在社会主义时期的一项重要政策。该规定进一步强调要严 格控制农村人口进入城镇,第一次正式提出严格控制农转非 。稍后,公安部在《关于认真贯彻〈国务院批转公安部关于处理户口迁移的规定的通知〉的意见》中,具体规定了农转非的内部控制指标,即每年从农村 迁入市镇的 农转非 人数不得超过现有非农业人口的1.5。

1985年7月,公安部颁布了《关于城镇暂住人口管理的暂行规定》,决定对流动人口实行《暂住证》、《寄住证》制度。1985年9月,全国人 大常委会颁布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条例》,规定凡16岁以上的中国公民,均须申领居民身份证。 1992年8月,公安部发出通知,决定在小城镇、经济特区、经济开发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实行当地有效城镇户口制度,以满足招商引资的需要。 1986年,安徽滁州市天水县秦栏镇实行 绿卡户籍制。 1992年,浙江温州推行绿卡制 。 1993年,上海推行蓝印户口制。 1995年,广东深圳施行蓝印户口制。这就是全国户口大拍卖 时期,各地政府以1万至10万元不等的价格从一部分刚刚富起来的农民身上榨取了巨额资金。 1997年6月,国务院批转公安部《关于小城镇户籍管理制度改革的试点方案》。根据此方案,已在小城镇就业、居住、并符合一定条件 (指对国家有贡献) 的农村人口,可以在小城镇办理城镇常住户口。 1998年8月,国务院批转公安部《关于当前户籍管理中几个突出问题的意见》,主要规定:实行婴儿落户随父随母自愿的政策;放宽解决夫妻分居问题的户口政 策;投靠子女的老人可以在城市落户;在城市投资、兴办实业、购买商品房的公民及其共同居住的直系亲属,符合一定条件可以落户 (这条政策要收城市扩容费 5000至10000元)。2001年3月30日国务院批转公安部《关于推进小城镇户籍管理制度改革的意见》,小城镇户籍制度改革全面推进,其结果 是小城镇周边农村的土地都被当地政府兼并,农民没有了土地,变相成了城镇居民。

需要指出的是,在所谓初步改革中,许多东西都是空的,如1998年8月,国务院批转公安部《关于当前户籍管理中几个突出问题的意见》中有婴儿落户随父 随母自愿的政策 ,但北京至今还未实行或完全实行。今年两会前夕,北京的刘先生在一份报纸上看到,一位人大代表呼吁北京市应该允许孩子的户口自愿随父随母。当时刘先生 拿着报纸马不停蹄地赶到派出所,结果民警告诉他目前还没有接到文件通知,让他耐心等待。不久,那位代表也更正了自己的话,称这项政策的实施还需时日。如此 等等。2003年10月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就修宪事宜征求意见并讨论,原修宪焦点之一就是公民迁徙自由。但后来的修宪中并没有这一条,而是增加了紧 急状态法这样的侵犯人权的条款。
  

二、被歧视压迫的种族:农民
  
当前中国舆论界批评中国户籍制度存在三大弊端:一是城市和农村户口的二元化管理;二是迁徙不自由;三是户籍和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权利挂钩,被人为 付予了太多的附加值。也有人对户籍制度列出如下罪状:窒息了中国城市化的进程;无法形成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农民被限制进城就业,缺少城乡之间 的就业竞争,造成城市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二元结构的户籍制度及其配套制度演化为两种不同的身份制度,形成不平等的两个社会集团等。上述批评虽然触及了户 籍制度的一些弊端,但没有指出它的要害,即它实质上是中国特色的种族歧视和种族隔离制度,是共产党官僚集团剥削、掠夺农民的经济基础,也是腐败的源泉之 一。

中国的户籍制度、南非的种族隔离制度和印度的种姓制度在上个世纪80年代被世界人权组织称为世界三大身份歧视制度。南非的种族制度随着南非的解放而结束, 印度的种姓制度随着印度民主的发展而逐渐消失,但中国的户籍制度却由于共产党的存在而丝毫没有改变,当然它必定会随着共产党的消失而消失。作为一个农民的 儿子,我对于农民所受到的身份歧视,是深有体会的。

首先,农民没有当国家干部的资格。农民可以当村里的干部,90年代后也可以当乡里的合同制干部,但绝对不能当县以上的干部,除非是象陈永贵那样特殊身份的 人。农民要当国家干部,必须去掉农民身份这是对农民政治权利的赤裸裸的剥夺。其次,农民不能和城里人通婚,这一条婚姻法虽然没有规定,但户籍制度造成 了这样的事实。例外的情况是,当年知识青年下乡后,一些没有背景的人没有上调,在乡下娶了农村的妻子;农村一些相貌出众的姑娘,经人介绍后,嫁给城里 那些家贫且大龄的男人为妻;此外城里也有少数姑娘嫁给来自农村的富翁。城乡通婚基本上是这么三种情况,前两种是无奈的选择,后一种是财富的诱惑。这样的婚 姻,通常没有感情基础,婚后并不幸福。1991年,36岁的南京人马某与比他小15岁的安徽肥东农村姑娘小芳结婚,以后有了孩子。1995年,儿子满3 岁,马某考虑到孩子户口与妻子在一起,至今还是农村户口,以后上学、就业都是问题,于是夫妻二人以年龄悬殊、感情不和为名办理了离婚手续。离婚后 ,儿子判归马某,户口迁到南京。但离婚却弄假成真,小芳确实感到年龄悬殊、感情不和,不愿和马某复婚。马某为了儿子的户口,却丢掉了妻子,又悔又 恨,大病一场。其三,农民的子女不能在城里上学,如果要上学,首先必须交一笔昂贵的赞助费。这是当前比较普遍的情况。来自河南农村的张兴贵夫妇在北京 起早贪黑卖菜谋生已经 7年多,生活虽然很辛苦,比在家种地强多了 ,但9岁大女儿的上学问题成了他们的心病。他们在附近的几所小学打听过,因为没有北京户口,他们的孩子要想就读,最便宜的也得一次交齐8000元赞助费, 这个天文数字足以使他们多年来省吃俭用的全部积蓄化为乌有。而且这还只能解决一个孩子的问题,还有以后的初中、高中呢?他们面对着一个可怕的无底洞。如今 已9岁的女儿仍未上学,跟母亲一起卖菜。她浑然不觉母亲对她未来的担忧,也感觉不到这个城市对她的冷酷与歧视,不能与同龄人平等接受教育的她会有一个什么 样的将来?1991年9月,云南省检察院检察官黄庆因妻子是农业户口儿子读书受阻,气愤之下,写下了四五千字的一封匿名信,复写数份以后,分别寄给省委、 省政府、省人大、市委、市政府、市人大等党政机关。 他在信中抨击了中国的户籍制度,讥讽地建议:昆明市应当把城区圈起来,竖一 块牌子,上面写西山、官渡(郊区)人与狗不得入内。因这封信,黄庆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被判处两年管制刑。

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蔡肪教授认为,户籍制度的核心作用,是人为地在城乡之间树起一道藩篱,以工农业剪刀差的形式,为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提供制度保障。从 1952年到 1990年38年间,中国工业化建设从农业中净调动了约 1万亿元的资金,平均每年高达250亿元。而国家始终没有对农民实行超出赈灾和救济范围内的福利和保障。农民千辛万苦创造的财富就这样几十年如一日地被国 家以剪刀差形式不断挖走以支持工业和城市。同时,国家又通过农业税收和其他税费从农村吸取超过农民承受能力的巨额资金。 1995~2000年,农民年均缴纳农业税金254亿元,1999年农民缴纳农业特产税88.9亿元,缴纳屠宰税、耕地占有税、农村个体承担工商税 1449.8亿元; 1998年农民缴纳提留统筹费729.7亿元。加上其他乱收费和摊派,农民苦不堪言。农民财富的被超额剥夺和税费负担的居高不下,既造成了 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使几千万农民活活饿死的大饥荒,又引发了 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农民负担日益沉重为主要特征的三农问题。所以,说户籍制度是共产党官僚集团剥削、掠夺农民的经济基础并不为过。


三、改革:户口大拍卖
                
前面提到的户口大拍卖,是借户口掠夺农民。80年代初,安徽来安县开了全国第一个集体卖户口的先例:县委作出交5000元办理一个城市户口的决定,并 设想卖出10000个户口,筹集5000万资金。短短的6天时间,就卖了773户,收款386.3万元。1991年山东德州地区作出可以适当以收城建费 形式解决部分农民户口问题的决定:德州一个城市户口1.2万元,齐河5000元,宁津7000元,乐陵6000元。接着,全国各地争先恐后地刮起了卖户 口之风。

以给朱镕基上书出名的原湖北省监利县棋盘乡党委书记李昌平回忆了当时卖户口的情景:90年代初期,他所在的县城的户口每年出售 100个、200个、500个不等,每个20000元、30000元不等。一些农民,借债也给自己的孩子买户口,买高价户口还要开后门。那时也有好多人 求我走后门,有的人真是哭着求我帮忙。

再到后来,全国都卖户口了,有的城市一个户口卖十几万甚至更高,现在要得到北京等城市的户口,依然还要出高价,我在北京工作好几年了,就是做不成北京人, 因为买不起户口。户口这个东西,吸走了多少农村的财富!后来卖户口的政策虽然叫停了,但各地相继出台的一些户籍改革政策仍在搜刮,如对投资、纳税及 购房的面积都有十分苛刻的要求,只有满足这些要求,才能拿到城市户口。所谓的户籍改革,其实是将 户口由制度壁垒转化成了新的金元壁垒,所不同的是歧视的对象换成了穷人,搜刮的对象不光是农民,还有其它的城里人。与金元壁垒相对应,没有摇钱树素质 的人口则成为地方政府歧视和严厉限制的对象。 1996年起,北京市劳动局每年都会发布新的限制使用外来劳动力的行业和工种。这些行业和工种从1996年的15个,增加到1997年的34个、1998 年的36个,直至2000年的103个。这种带有歧视性的就业政策同时又配以严厉的治安行政手段。


四、腐败的源泉

中国的农业户口相当于西方殖民时代的有色人种,低人一等,农民拿到农转非户口卡,就象当年美国黑奴拿到解放证书一样,极为珍贵,所以农转非指 标就成官员手中的特权和财源。一个城市工人若娶了农村妻子,按正常程序他这辈子也别想把妻子和子女的户口转到城里,但這在掌握实权的官员手里,却是一件轻 而易举的事。

广东省汕头市公安局副局长詹振昆1986年将其大侄子从农村迁入汕头市区,不久又将大侄子全家6口人迁入市区并全部转为居民户口。办完了侄子户口后,又将 其妻弟全家从农村迁入市区。黑龙江省伊春市检察院副检察长林长胜虽然不是直接管户口的,但他把一个老乡全家6口人的户口从山东农村迁入伊春市,仅花了一年 时间。象解放证书一样珍贵的农转非户口指标,当官的竟能如此容易地搞到手,于是在-些有市场经济头脑的官员那里,成了原始资本。广东省英德县 二轻局长江炽涛向公安局长张文列行贿 2000元,弄到6个农转非指标,然后又以每个4000元的价格卖给个体老板,一下子赚了22000元。山西运城地区解决老职工留农村大龄子女招 工、换户遗留问题领导小组负责人马江浩,在1985年至1990年5年期间,先后在13个县21个厂矿、单位向1299人索贿受贿总价值达12.4万 元,他还采用空中飞人、张冠李戴等手法为17户批办全家农转非。他对人说: 我这个肥缺,给个市长也不换。

1994年至1996年,江西省南昌市委副书记曾新民为其大款朋友吴光华及其妻子、 3个子女、2个妻妹解決了农转非户口,這位自称我是清官,南昌老百姓也一度认为他是清官的副书记也从吴光华手里拿走 1.7万元。1994年至1995年,甘肃省金昌市计委主任张树生和金昌市公安局副局长姚崇武从市计委弄走 农转非户口指标310个,先后以2700元至4700元不等的价格,卖给户口倒爷和个体老板,获赃款66万元。2002年至2003年,北京一派 出所户籍警毕桂敏违反规定 为 10多名外地人办理了北京户口,并从中受贿 6万余元。
  

五、彻底废除户籍制度
             
《世界人权宣言》第十三条第一款规定:人人在各国境内有权自由迁徙和居住。中国的户籍制度完全违背了这一规定。除中国、朝鲜、贝宁外,目前世界大多数 国家在人口管理上都遵循着自由迁徙的原则。在美国,每年约有1/5的人口在搬迁,各类技术人才和大批年轻力壮的劳动力源源不断地流动。在日本,这一比例是 20%,法国、德国、瑞典等国家每年的人口迁移率也超过了10%,而中国至今只有0.53%。在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上,美国已达到 90%以上,发达国家占80%以上,全球平均为46%,而中国仅为33%,只相当美国1880年时的水准,位居全球第94位。2000年我国城市化程度与 发达国家平均水平的差距已经扩大至14个百分点 。另据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统计,我国城市化的水平仍低于中等发达国家50%~60%之间的水平,更低于发达国家75%以上的水平。因此,无论从保障人权的 角度,还是从推进城市化进程的角度来看,中国的户籍制度都应该废除,而不是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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