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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困贵州的两极分化
刘晓波



人畜同住,人均年收入不足400元,孩子失学、发育不良;而另一边则花天酒地挥霍无度。小康梦想的致幻剂麻醉著物欲横流的中国。

前两年,我去过大陆的贫困省份贵州,并去了这个贫困省的贫困乡高坡。那?堛漱j多数家庭,除了简陋的日常生活用品(供吃饭和睡觉)之外,大都是家 徒四壁,猪马牛等牲畜与人同处一室。女孩大多没有上学,男孩也大都是小学毕业。上学的孩子要走几十里山路去学校,住校一周的全部食物,只是自带的小半碗大 米、一点辣椒酱和几片白菜叶。

而在北京这样的大城市中,孩子们有书读、有各类补习班、有计算机游戏玩、有麦当劳午餐、有生日聚会和丰厚的节日礼物、甚至有手机,富人的孩子们上 下学还有私家车接送。他们不但幸运地摆脱了贫困,而且普遍成为小皇帝,即便城里贫困家庭的父母们,也决不会让独生子女遭受物质困顿之苦。

在高坡乡,当地的朋友带我和妻子走进一个五口之家。院子杂乱无章,全没有农家小院的情趣。三间草房,房间内几乎没有阳光,晦暗不明,飘著混合著牲 畜粪便的异味。唯有中间厅堂兼饭厅亮一些。厅堂里没有桌子,中间有个地炉,全家人就坐著小矮凳,围著地炉上的黑铁锅吃饭。厅堂的右脚是凹下去一截的牲畜 圈,用木杆子围起来,大概占了厅堂面积的四分之一,里面圈著一匹骨瘦毛长的小马和一头小猪。我心里纳闷:在如此狭小的空间里,人畜如何共处?

左边的房间里,只有一口大锅,锅里堆著横七竖八的碗筷,靠?棪鴭騊衕陪像U和其它杂物;右边的房间很小,也有个地炉,正烧著一壶水,再无其它家 什。卧室在二楼,天花板很矮,大人根本直不起腰。大白天,卧室里也是黑糊糊的,人进来后,眼睛要适应一段时间,才能看清周围:只有两张简陋的木床和两副脏 兮兮的被褥,被褥胡乱地散在床上。这就是我看到的五口之家的全部。这个家庭的人均年收入不足400元。男主人瘦小,女主人壮实,三个孩子都有点发育不良。

在这个农家房舍,让我感到怪诞惊奇的是右边小屋里的唯一装饰品:一面土?暀W并排贴著两幅招贴画:一张毛泽东像,是旧画,画面上布满污尘,但还可 以看得出这是农村年画,且是简陋作坊的产品,颜色搭配艳俗之极,老毛的脸蛋和嘴唇是轻佻的粉红色;另一张招贴要新鲜得多,是红极大陆的女影星小燕子赵薇, 色彩和构图还算和谐,显然是比较专业的产品。画中的小燕子笑得很甜,只是让人感觉她的眼睛太大,大得与整个脸部不协调。

改革前的政治明星和现在的影视明星,昔日的伟大领袖与今日的四小花旦之一,在这座家徒四壁的农舍中比肩而立,似乎可以作为目前大陆百姓的审美趣味 之缩影:前现代的红色记忆和伪后现代的玫瑰色小康,前者象征著共产观念的乌托邦,曾经让全体国人如醉如痴;后者是小康梦想的致幻剂,正在麻醉物欲横流的中 国。如此看来,在迷惑大众精神的作用上,二者融合得天衣无缝。我问三个孩子喜欢那张招贴,三人不约而同地望著小燕子点头。我指著老毛的画像再问,他们转身 跑开了。

主人招待我们这些客人的午饭,不过是白水煮菜,里面有几片猪肉和几个鸡蛋,还有劣质塑料袋的袋装白酒。带我们来的当地人介绍说:这已经是当地人家 待客的盛宴了。平时,他们大都只吃米饭、蔬菜和辣椒酱,根本舍不得吃肉和蛋。这家有三个孩子,两女一男。吃饭时,只有小男孩偶尔伸过碗来,让父亲为他 夹点儿锅里的菜、肉和蛋,而两个女孩和女主人,只能站在门外,捧著一碗米饭干吃。我妻子看不下去,想给两个女孩夹点儿锅里的菜和肉,却被女主人委婉地阻 拦。

贵州乡下的男尊女卑观念仍很严重。在去高坡乡的路上,经常可以看到路边走著的男、女孩子,男孩永远是空著手,女孩永远是肩挑重担。有一次,我看到 路边走著年轻的三男两女,两个女孩各挑一副担子,里面装著禾苗之类的东西,走起来步履轻盈;三个男孩悠闲跟在后面,一个男孩手里还摇著树条,不时地凑到挑 担的女孩身边,用树条梢扶弄女孩的脸。

从贫困的高坡乡回到贵州省省会贵阳市,每天排满了各类宴请,吃完了还要去阳明寺等著名茶楼喝茶,或去其它娱乐场所消遣。所有的餐馆和娱乐场所 都有麻将桌,人们悠闲地吃著、喝著、抽著、聊著、搓著麻。在北京,晚上十点钟以后,街市便显得空旷、安静;而在贵阳市,夜晚是明亮的、喧嚣的、甚至可谓是 繁华的,人们在十点以后才纷纷走出家门,或穿梭于各个商业点之间,或围著一溜排开的街头小摊宵夜。在夜晚的贵阳市中心的街头闲逛,经常能碰到乞丐和露宿街 头的农民工。在明灭闪烁的霓虹灯下,乞丐讨钱并不象北京的乞丐那么粘糊。或在某个大厦门前的台阶上,或在开阔广场的边缘地段,躺著一排排露宿的农民 工。他们头上盖著草帽,身边放著扁担和挑筐,在省会的喧闹和消遣中入睡。

有一次,接受一位私营老板的宴请,自然是贵阳市很高级的饭馆和很贵的饭菜。席间,我谈到一些在乡下的见闻,并不时与贵阳市做比较,感慨贫困的贵州 本身,也存在著中心城市和边缘山区的两极分化。那位老板似乎听得有点不耐烦,插进来说:这还不明白?在贵州,再穷也穷不到省会,本省的大头全在贵阳,全 省各地供养著,怎么可能穷!就像咱中国,再穷也穷不到北京,中国的大头全在北京,全国各地供养著。你在贵州看到的,在西部的各省都能看到。这是普遍现象, 越是贫困地区的省会或大城市,就越是花天酒地挥霍无度,官员对下面的诈取就越狠。

在贫困的贵州,我经验了活生生的贫富两级分化。

人畜同住,人均年收入不足400元,孩子失学、发育不良;而另一边则花天酒地挥霍无度。小康梦想的致幻剂麻醉著物欲横流的中国。

前两年,我去过大陆的贫困省份贵州,并去了这个贫困省的贫困乡高坡。那?堛漱j多数家庭,除了简陋的日常生活用品(供吃饭和睡觉)之外,大都是家 徒四壁,猪马牛等牲畜与人同处一室。女孩大多没有上学,男孩也大都是小学毕业。上学的孩子要走几十里山路去学校,住校一周的全部食物,只是自带的小半碗大 米、一点辣椒酱和几片白菜叶。

而在北京这样的大城市中,孩子们有书读、有各类补习班、有计算机游戏玩、有麦当劳午餐、有生日聚会和丰厚的节日礼物、甚至有手机,富人的孩子们上 下学还有私家车接送。他们不但幸运地摆脱了贫困,而且普遍成为小皇帝,即便城里贫困家庭的父母们,也决不会让独生子女遭受物质困顿之苦。

在高坡乡,当地的朋友带我和妻子走进一个五口之家。院子杂乱无章,全没有农家小院的情趣。三间草房,房间内几乎没有阳光,晦暗不明,飘著混合著牲 畜粪便的异味。唯有中间厅堂兼饭厅亮一些。厅堂里没有桌子,中间有个地炉,全家人就坐著小矮凳,围著地炉上的黑铁锅吃饭。厅堂的右脚是凹下去一截的牲畜 圈,用木杆子围起来,大概占了厅堂面积的四分之一,里面圈著一匹骨瘦毛长的小马和一头小猪。我心里纳闷:在如此狭小的空间里,人畜如何共处?

左边的房间里,只有一口大锅,锅里堆著横七竖八的碗筷,靠?棪鴭騊衕陪像U和其它杂物;右边的房间很小,也有个地炉,正烧著一壶水,再无其它家 什。卧室在二楼,天花板很矮,大人根本直不起腰。大白天,卧室里也是黑糊糊的,人进来后,眼睛要适应一段时间,才能看清周围:只有两张简陋的木床和两副脏 兮兮的被褥,被褥胡乱地散在床上。这就是我看到的五口之家的全部。这个家庭的人均年收入不足400元。男主人瘦小,女主人壮实,三个孩子都有点发育不良。

在这个农家房舍,让我感到怪诞惊奇的是右边小屋里的唯一装饰品:一面土?暀W并排贴著两幅招贴画:一张毛泽东像,是旧画,画面上布满污尘,但还可 以看得出这是农村年画,且是简陋作坊的产品,颜色搭配艳俗之极,老毛的脸蛋和嘴唇是轻佻的粉红色;另一张招贴要新鲜得多,是红极大陆的女影星小燕子赵薇, 色彩和构图还算和谐,显然是比较专业的产品。画中的小燕子笑得很甜,只是让人感觉她的眼睛太大,大得与整个脸部不协调。

改革前的政治明星和现在的影视明星,昔日的伟大领袖与今日的四小花旦之一,在这座家徒四壁的农舍中比肩而立,似乎可以作为目前大陆百姓的审美趣味 之缩影:前现代的红色记忆和伪后现代的玫瑰色小康,前者象征著共产观念的乌托邦,曾经让全体国人如醉如痴;后者是小康梦想的致幻剂,正在麻醉物欲横流的中 国。如此看来,在迷惑大众精神的作用上,二者融合得天衣无缝。我问三个孩子喜欢那张招贴,三人不约而同地望著小燕子点头。我指著老毛的画像再问,他们转身 跑开了。

主人招待我们这些客人的午饭,不过是白水煮菜,里面有几片猪肉和几个鸡蛋,还有劣质塑料袋的袋装白酒。带我们来的当地人介绍说:这已经是当地人家 待客的盛宴了。平时,他们大都只吃米饭、蔬菜和辣椒酱,根本舍不得吃肉和蛋。这家有三个孩子,两女一男。吃饭时,只有小男孩偶尔伸过碗来,让父亲为他 夹点儿锅里的菜、肉和蛋,而两个女孩和女主人,只能站在门外,捧著一碗米饭干吃。我妻子看不下去,想给两个女孩夹点儿锅里的菜和肉,却被女主人委婉地阻 拦。

贵州乡下的男尊女卑观念仍很严重。在去高坡乡的路上,经常可以看到路边走著的男、女孩子,男孩永远是空著手,女孩永远是肩挑重担。有一次,我看到 路边走著年轻的三男两女,两个女孩各挑一副担子,里面装著禾苗之类的东西,走起来步履轻盈;三个男孩悠闲跟在后面,一个男孩手里还摇著树条,不时地凑到挑 担的女孩身边,用树条梢扶弄女孩的脸。

从贫困的高坡乡回到贵州省省会贵阳市,每天排满了各类宴请,吃完了还要去阳明寺等著名茶楼喝茶,或去其它娱乐场所消遣。所有的餐馆和娱乐场所 都有麻将桌,人们悠闲地吃著、喝著、抽著、聊著、搓著麻。在北京,晚上十点钟以后,街市便显得空旷、安静;而在贵阳市,夜晚是明亮的、喧嚣的、甚至可谓是 繁华的,人们在十点以后才纷纷走出家门,或穿梭于各个商业点之间,或围著一溜排开的街头小摊宵夜。在夜晚的贵阳市中心的街头闲逛,经常能碰到乞丐和露宿街 头的农民工。在明灭闪烁的霓虹灯下,乞丐讨钱并不象北京的乞丐那么粘糊。或在某个大厦门前的台阶上,或在开阔广场的边缘地段,躺著一排排露宿的农民 工。他们头上盖著草帽,身边放著扁担和挑筐,在省会的喧闹和消遣中入睡。

有一次,接受一位私营老板的宴请,自然是贵阳市很高级的饭馆和很贵的饭菜。席间,我谈到一些在乡下的见闻,并不时与贵阳市做比较,感慨贫困的贵州 本身,也存在著中心城市和边缘山区的两极分化。那位老板似乎听得有点不耐烦,插进来说:这还不明白?在贵州,再穷也穷不到省会,本省的大头全在贵阳,全 省各地供养著,怎么可能穷!就像咱中国,再穷也穷不到北京,中国的大头全在北京,全国各地供养著。你在贵州看到的,在西部的各省都能看到。这是普遍现象, 越是贫困地区的省会或大城市,就越是花天酒地挥霍无度,官员对下面的诈取就越狠。

在贫困的贵州,我经验了活生生的贫富两级分化。

人畜同住,人均年收入不足400元,孩子失学、发育不良;而另一边则花天酒地挥霍无度。小康梦想的致幻剂麻醉著物欲横流的中国。

前两年,我去过大陆的贫困省份贵州,并去了这个贫困省的贫困乡高坡。那?堛漱j多数家庭,除了简陋的日常生活用品(供吃饭和睡觉)之外,大都是家 徒四壁,猪马牛等牲畜与人同处一室。女孩大多没有上学,男孩也大都是小学毕业。上学的孩子要走几十里山路去学校,住校一周的全部食物,只是自带的小半碗大 米、一点辣椒酱和几片白菜叶。

而在北京这样的大城市中,孩子们有书读、有各类补习班、有计算机游戏玩、有麦当劳午餐、有生日聚会和丰厚的节日礼物、甚至有手机,富人的孩子们上 下学还有私家车接送。他们不但幸运地摆脱了贫困,而且普遍成为小皇帝,即便城里贫困家庭的父母们,也决不会让独生子女遭受物质困顿之苦。

在高坡乡,当地的朋友带我和妻子走进一个五口之家。院子杂乱无章,全没有农家小院的情趣。三间草房,房间内几乎没有阳光,晦暗不明,飘著混合著牲 畜粪便的异味。唯有中间厅堂兼饭厅亮一些。厅堂里没有桌子,中间有个地炉,全家人就坐著小矮凳,围著地炉上的黑铁锅吃饭。厅堂的右脚是凹下去一截的牲畜 圈,用木杆子围起来,大概占了厅堂面积的四分之一,里面圈著一匹骨瘦毛长的小马和一头小猪。我心里纳闷:在如此狭小的空间里,人畜如何共处?

左边的房间里,只有一口大锅,锅里堆著横七竖八的碗筷,靠?棪鴭騊衕陪像U和其它杂物;右边的房间很小,也有个地炉,正烧著一壶水,再无其它家 什。卧室在二楼,天花板很矮,大人根本直不起腰。大白天,卧室里也是黑糊糊的,人进来后,眼睛要适应一段时间,才能看清周围:只有两张简陋的木床和两副脏 兮兮的被褥,被褥胡乱地散在床上。这就是我看到的五口之家的全部。这个家庭的人均年收入不足400元。男主人瘦小,女主人壮实,三个孩子都有点发育不良。

在这个农家房舍,让我感到怪诞惊奇的是右边小屋里的唯一装饰品:一面土?暀W并排贴著两幅招贴画:一张毛泽东像,是旧画,画面上布满污尘,但还可 以看得出这是农村年画,且是简陋作坊的产品,颜色搭配艳俗之极,老毛的脸蛋和嘴唇是轻佻的粉红色;另一张招贴要新鲜得多,是红极大陆的女影星小燕子赵薇, 色彩和构图还算和谐,显然是比较专业的产品。画中的小燕子笑得很甜,只是让人感觉她的眼睛太大,大得与整个脸部不协调。

改革前的政治明星和现在的影视明星,昔日的伟大领袖与今日的四小花旦之一,在这座家徒四壁的农舍中比肩而立,似乎可以作为目前大陆百姓的审美趣味 之缩影:前现代的红色记忆和伪后现代的玫瑰色小康,前者象征著共产观念的乌托邦,曾经让全体国人如醉如痴;后者是小康梦想的致幻剂,正在麻醉物欲横流的中 国。如此看来,在迷惑大众精神的作用上,二者融合得天衣无缝。我问三个孩子喜欢那张招贴,三人不约而同地望著小燕子点头。我指著老毛的画像再问,他们转身 跑开了。

主人招待我们这些客人的午饭,不过是白水煮菜,里面有几片猪肉和几个鸡蛋,还有劣质塑料袋的袋装白酒。带我们来的当地人介绍说:这已经是当地人家 待客的盛宴了。平时,他们大都只吃米饭、蔬菜和辣椒酱,根本舍不得吃肉和蛋。这家有三个孩子,两女一男。吃饭时,只有小男孩偶尔伸过碗来,让父亲为他 夹点儿锅里的菜、肉和蛋,而两个女孩和女主人,只能站在门外,捧著一碗米饭干吃。我妻子看不下去,想给两个女孩夹点儿锅里的菜和肉,却被女主人委婉地阻 拦。

贵州乡下的男尊女卑观念仍很严重。在去高坡乡的路上,经常可以看到路边走著的男、女孩子,男孩永远是空著手,女孩永远是肩挑重担。有一次,我看到 路边走著年轻的三男两女,两个女孩各挑一副担子,里面装著禾苗之类的东西,走起来步履轻盈;三个男孩悠闲跟在后面,一个男孩手里还摇著树条,不时地凑到挑 担的女孩身边,用树条梢扶弄女孩的脸。

从贫困的高坡乡回到贵州省省会贵阳市,每天排满了各类宴请,吃完了还要去阳明寺等著名茶楼喝茶,或去其它娱乐场所消遣。所有的餐馆和娱乐场所 都有麻将桌,人们悠闲地吃著、喝著、抽著、聊著、搓著麻。在北京,晚上十点钟以后,街市便显得空旷、安静;而在贵阳市,夜晚是明亮的、喧嚣的、甚至可谓是 繁华的,人们在十点以后才纷纷走出家门,或穿梭于各个商业点之间,或围著一溜排开的街头小摊宵夜。在夜晚的贵阳市中心的街头闲逛,经常能碰到乞丐和露宿街 头的农民工。在明灭闪烁的霓虹灯下,乞丐讨钱并不象北京的乞丐那么粘糊。或在某个大厦门前的台阶上,或在开阔广场的边缘地段,躺著一排排露宿的农民 工。他们头上盖著草帽,身边放著扁担和挑筐,在省会的喧闹和消遣中入睡。

有一次,接受一位私营老板的宴请,自然是贵阳市很高级的饭馆和很贵的饭菜。席间,我谈到一些在乡下的见闻,并不时与贵阳市做比较,感慨贫困的贵州 本身,也存在著中心城市和边缘山区的两极分化。那位老板似乎听得有点不耐烦,插进来说:这还不明白?在贵州,再穷也穷不到省会,本省的大头全在贵阳,全 省各地供养著,怎么可能穷!就像咱中国,再穷也穷不到北京,中国的大头全在北京,全国各地供养著。你在贵州看到的,在西部的各省都能看到。这是普遍现象, 越是贫困地区的省会或大城市,就越是花天酒地挥霍无度,官员对下面的诈取就越狠。

在贫困的贵州,我经验了活生生的贫富两级分化。

人畜同住,人均年收入不足400元,孩子失学、发育不良;而另一边则花天酒地挥霍无度。小康梦想的致幻剂麻醉著物欲横流的中国。

前两年,我去过大陆的贫困省份贵州,并去了这个贫困省的贫困乡高坡。那?堛漱j多数家庭,除了简陋的日常生活用品(供吃饭和睡觉)之外,大都是家 徒四壁,猪马牛等牲畜与人同处一室。女孩大多没有上学,男孩也大都是小学毕业。上学的孩子要走几十里山路去学校,住校一周的全部食物,只是自带的小半碗大 米、一点辣椒酱和几片白菜叶。

而在北京这样的大城市中,孩子们有书读、有各类补习班、有计算机游戏玩、有麦当劳午餐、有生日聚会和丰厚的节日礼物、甚至有手机,富人的孩子们上 下学还有私家车接送。他们不但幸运地摆脱了贫困,而且普遍成为小皇帝,即便城里贫困家庭的父母们,也决不会让独生子女遭受物质困顿之苦。

在高坡乡,当地的朋友带我和妻子走进一个五口之家。院子杂乱无章,全没有农家小院的情趣。三间草房,房间内几乎没有阳光,晦暗不明,飘著混合著牲 畜粪便的异味。唯有中间厅堂兼饭厅亮一些。厅堂里没有桌子,中间有个地炉,全家人就坐著小矮凳,围著地炉上的黑铁锅吃饭。厅堂的右脚是凹下去一截的牲畜 圈,用木杆子围起来,大概占了厅堂面积的四分之一,里面圈著一匹骨瘦毛长的小马和一头小猪。我心里纳闷:在如此狭小的空间里,人畜如何共处?

左边的房间里,只有一口大锅,锅里堆著横七竖八的碗筷,靠?棪鴭騊衕陪像U和其它杂物;右边的房间很小,也有个地炉,正烧著一壶水,再无其它家 什。卧室在二楼,天花板很矮,大人根本直不起腰。大白天,卧室里也是黑糊糊的,人进来后,眼睛要适应一段时间,才能看清周围:只有两张简陋的木床和两副脏 兮兮的被褥,被褥胡乱地散在床上。这就是我看到的五口之家的全部。这个家庭的人均年收入不足400元。男主人瘦小,女主人壮实,三个孩子都有点发育不良。

在这个农家房舍,让我感到怪诞惊奇的是右边小屋里的唯一装饰品:一面土?暀W并排贴著两幅招贴画:一张毛泽东像,是旧画,画面上布满污尘,但还可 以看得出这是农村年画,且是简陋作坊的产品,颜色搭配艳俗之极,老毛的脸蛋和嘴唇是轻佻的粉红色;另一张招贴要新鲜得多,是红极大陆的女影星小燕子赵薇, 色彩和构图还算和谐,显然是比较专业的产品。画中的小燕子笑得很甜,只是让人感觉她的眼睛太大,大得与整个脸部不协调。

改革前的政治明星和现在的影视明星,昔日的伟大领袖与今日的四小花旦之一,在这座家徒四壁的农舍中比肩而立,似乎可以作为目前大陆百姓的审美趣味 之缩影:前现代的红色记忆和伪后现代的玫瑰色小康,前者象征著共产观念的乌托邦,曾经让全体国人如醉如痴;后者是小康梦想的致幻剂,正在麻醉物欲横流的中 国。如此看来,在迷惑大众精神的作用上,二者融合得天衣无缝。我问三个孩子喜欢那张招贴,三人不约而同地望著小燕子点头。我指著老毛的画像再问,他们转身 跑开了。

主人招待我们这些客人的午饭,不过是白水煮菜,里面有几片猪肉和几个鸡蛋,还有劣质塑料袋的袋装白酒。带我们来的当地人介绍说:这已经是当地人家 待客的盛宴了。平时,他们大都只吃米饭、蔬菜和辣椒酱,根本舍不得吃肉和蛋。这家有三个孩子,两女一男。吃饭时,只有小男孩偶尔伸过碗来,让父亲为他 夹点儿锅里的菜、肉和蛋,而两个女孩和女主人,只能站在门外,捧著一碗米饭干吃。我妻子看不下去,想给两个女孩夹点儿锅里的菜和肉,却被女主人委婉地阻 拦。

贵州乡下的男尊女卑观念仍很严重。在去高坡乡的路上,经常可以看到路边走著的男、女孩子,男孩永远是空著手,女孩永远是肩挑重担。有一次,我看到 路边走著年轻的三男两女,两个女孩各挑一副担子,里面装著禾苗之类的东西,走起来步履轻盈;三个男孩悠闲跟在后面,一个男孩手里还摇著树条,不时地凑到挑 担的女孩身边,用树条梢扶弄女孩的脸。

从贫困的高坡乡回到贵州省省会贵阳市,每天排满了各类宴请,吃完了还要去阳明寺等著名茶楼喝茶,或去其它娱乐场所消遣。所有的餐馆和娱乐场所 都有麻将桌,人们悠闲地吃著、喝著、抽著、聊著、搓著麻。在北京,晚上十点钟以后,街市便显得空旷、安静;而在贵阳市,夜晚是明亮的、喧嚣的、甚至可谓是 繁华的,人们在十点以后才纷纷走出家门,或穿梭于各个商业点之间,或围著一溜排开的街头小摊宵夜。在夜晚的贵阳市中心的街头闲逛,经常能碰到乞丐和露宿街 头的农民工。在明灭闪烁的霓虹灯下,乞丐讨钱并不象北京的乞丐那么粘糊。或在某个大厦门前的台阶上,或在开阔广场的边缘地段,躺著一排排露宿的农民 工。他们头上盖著草帽,身边放著扁担和挑筐,在省会的喧闹和消遣中入睡。

有一次,接受一位私营老板的宴请,自然是贵阳市很高级的饭馆和很贵的饭菜。席间,我谈到一些在乡下的见闻,并不时与贵阳市做比较,感慨贫困的贵州 本身,也存在著中心城市和边缘山区的两极分化。那位老板似乎听得有点不耐烦,插进来说:这还不明白?在贵州,再穷也穷不到省会,本省的大头全在贵阳,全 省各地供养著,怎么可能穷!就像咱中国,再穷也穷不到北京,中国的大头全在北京,全国各地供养著。你在贵州看到的,在西部的各省都能看到。这是普遍现象, 越是贫困地区的省会或大城市,就越是花天酒地挥霍无度,官员对下面的诈取就越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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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高坡乡,当地的朋友带我和妻子走进一个五口之家。院子杂乱无章,全没有农家小院的情趣。三间草房,房间内几乎没有阳光,晦暗不明,飘著混合著牲 畜粪便的异味。唯有中间厅堂兼饭厅亮一些。厅堂里没有桌子,中间有个地炉,全家人就坐著小矮凳,围著地炉上的黑铁锅吃饭。厅堂的右脚是凹下去一截的牲畜 圈,用木杆子围起来,大概占了厅堂面积的四分之一,里面圈著一匹骨瘦毛长的小马和一头小猪。我心里纳闷:在如此狭小的空间里,人畜如何共处?

左边的房间里,只有一口大锅,锅里堆著横七竖八的碗筷,靠?棪鴭騊衕陪像U和其它杂物;右边的房间很小,也有个地炉,正烧著一壶水,再无其它家 什。卧室在二楼,天花板很矮,大人根本直不起腰。大白天,卧室里也是黑糊糊的,人进来后,眼睛要适应一段时间,才能看清周围:只有两张简陋的木床和两副脏 兮兮的被褥,被褥胡乱地散在床上。这就是我看到的五口之家的全部。这个家庭的人均年收入不足400元。男主人瘦小,女主人壮实,三个孩子都有点发育不良。

在这个农家房舍,让我感到怪诞惊奇的是右边小屋里的唯一装饰品:一面土?暀W并排贴著两幅招贴画:一张毛泽东像,是旧画,画面上布满污尘,但还可 以看得出这是农村年画,且是简陋作坊的产品,颜色搭配艳俗之极,老毛的脸蛋和嘴唇是轻佻的粉红色;另一张招贴要新鲜得多,是红极大陆的女影星小燕子赵薇, 色彩和构图还算和谐,显然是比较专业的产品。画中的小燕子笑得很甜,只是让人感觉她的眼睛太大,大得与整个脸部不协调。

改革前的政治明星和现在的影视明星,昔日的伟大领袖与今日的四小花旦之一,在这座家徒四壁的农舍中比肩而立,似乎可以作为目前大陆百姓的审美趣味 之缩影:前现代的红色记忆和伪后现代的玫瑰色小康,前者象征著共产观念的乌托邦,曾经让全体国人如醉如痴;后者是小康梦想的致幻剂,正在麻醉物欲横流的中 国。如此看来,在迷惑大众精神的作用上,二者融合得天衣无缝。我问三个孩子喜欢那张招贴,三人不约而同地望著小燕子点头。我指著老毛的画像再问,他们转身 跑开了。

主人招待我们这些客人的午饭,不过是白水煮菜,里面有几片猪肉和几个鸡蛋,还有劣质塑料袋的袋装白酒。带我们来的当地人介绍说:这已经是当地人家 待客的盛宴了。平时,他们大都只吃米饭、蔬菜和辣椒酱,根本舍不得吃肉和蛋。这家有三个孩子,两女一男。吃饭时,只有小男孩偶尔伸过碗来,让父亲为他 夹点儿锅里的菜、肉和蛋,而两个女孩和女主人,只能站在门外,捧著一碗米饭干吃。我妻子看不下去,想给两个女孩夹点儿锅里的菜和肉,却被女主人委婉地阻 拦。

贵州乡下的男尊女卑观念仍很严重。在去高坡乡的路上,经常可以看到路边走著的男、女孩子,男孩永远是空著手,女孩永远是肩挑重担。有一次,我看到 路边走著年轻的三男两女,两个女孩各挑一副担子,里面装著禾苗之类的东西,走起来步履轻盈;三个男孩悠闲跟在后面,一个男孩手里还摇著树条,不时地凑到挑 担的女孩身边,用树条梢扶弄女孩的脸。

从贫困的高坡乡回到贵州省省会贵阳市,每天排满了各类宴请,吃完了还要去阳明寺等著名茶楼喝茶,或去其它娱乐场所消遣。所有的餐馆和娱乐场所 都有麻将桌,人们悠闲地吃著、喝著、抽著、聊著、搓著麻。在北京,晚上十点钟以后,街市便显得空旷、安静;而在贵阳市,夜晚是明亮的、喧嚣的、甚至可谓是 繁华的,人们在十点以后才纷纷走出家门,或穿梭于各个商业点之间,或围著一溜排开的街头小摊宵夜。在夜晚的贵阳市中心的街头闲逛,经常能碰到乞丐和露宿街 头的农民工。在明灭闪烁的霓虹灯下,乞丐讨钱并不象北京的乞丐那么粘糊。或在某个大厦门前的台阶上,或在开阔广场的边缘地段,躺著一排排露宿的农民 工。他们头上盖著草帽,身边放著扁担和挑筐,在省会的喧闹和消遣中入睡。

有一次,接受一位私营老板的宴请,自然是贵阳市很高级的饭馆和很贵的饭菜。席间,我谈到一些在乡下的见闻,并不时与贵阳市做比较,感慨贫困的贵州 本身,也存在著中心城市和边缘山区的两极分化。那位老板似乎听得有点不耐烦,插进来说:这还不明白?在贵州,再穷也穷不到省会,本省的大头全在贵阳,全 省各地供养著,怎么可能穷!就像咱中国,再穷也穷不到北京,中国的大头全在北京,全国各地供养著。你在贵州看到的,在西部的各省都能看到。这是普遍现象, 越是贫困地区的省会或大城市,就越是花天酒地挥霍无度,官员对下面的诈取就越狠。

在贫困的贵州,我经验了活生生的贫富两级分化。

人畜同住,人均年收入不足400元,孩子失学、发育不良;而另一边则花天酒地挥霍无度。小康梦想的致幻剂麻醉著物欲横流的中国。

前两年,我去过大陆的贫困省份贵州,并去了这个贫困省的贫困乡高坡。那?堛漱j多数家庭,除了简陋的日常生活用品(供吃饭和睡觉)之外,大都是家 徒四壁,猪马牛等牲畜与人同处一室。女孩大多没有上学,男孩也大都是小学毕业。上学的孩子要走几十里山路去学校,住校一周的全部食物,只是自带的小半碗大 米、一点辣椒酱和几片白菜叶。

而在北京这样的大城市中,孩子们有书读、有各类补习班、有计算机游戏玩、有麦当劳午餐、有生日聚会和丰厚的节日礼物、甚至有手机,富人的孩子们上 下学还有私家车接送。他们不但幸运地摆脱了贫困,而且普遍成为小皇帝,即便城里贫困家庭的父母们,也决不会让独生子女遭受物质困顿之苦。

在高坡乡,当地的朋友带我和妻子走进一个五口之家。院子杂乱无章,全没有农家小院的情趣。三间草房,房间内几乎没有阳光,晦暗不明,飘著混合著牲 畜粪便的异味。唯有中间厅堂兼饭厅亮一些。厅堂里没有桌子,中间有个地炉,全家人就坐著小矮凳,围著地炉上的黑铁锅吃饭。厅堂的右脚是凹下去一截的牲畜 圈,用木杆子围起来,大概占了厅堂面积的四分之一,里面圈著一匹骨瘦毛长的小马和一头小猪。我心里纳闷:在如此狭小的空间里,人畜如何共处?

左边的房间里,只有一口大锅,锅里堆著横七竖八的碗筷,靠?棪鴭騊衕陪像U和其它杂物;右边的房间很小,也有个地炉,正烧著一壶水,再无其它家 什。卧室在二楼,天花板很矮,大人根本直不起腰。大白天,卧室里也是黑糊糊的,人进来后,眼睛要适应一段时间,才能看清周围:只有两张简陋的木床和两副脏 兮兮的被褥,被褥胡乱地散在床上。这就是我看到的五口之家的全部。这个家庭的人均年收入不足400元。男主人瘦小,女主人壮实,三个孩子都有点发育不良。

在这个农家房舍,让我感到怪诞惊奇的是右边小屋里的唯一装饰品:一面土?暀W并排贴著两幅招贴画:一张毛泽东像,是旧画,画面上布满污尘,但还可 以看得出这是农村年画,且是简陋作坊的产品,颜色搭配艳俗之极,老毛的脸蛋和嘴唇是轻佻的粉红色;另一张招贴要新鲜得多,是红极大陆的女影星小燕子赵薇, 色彩和构图还算和谐,显然是比较专业的产品。画中的小燕子笑得很甜,只是让人感觉她的眼睛太大,大得与整个脸部不协调。

改革前的政治明星和现在的影视明星,昔日的伟大领袖与今日的四小花旦之一,在这座家徒四壁的农舍中比肩而立,似乎可以作为目前大陆百姓的审美趣味 之缩影:前现代的红色记忆和伪后现代的玫瑰色小康,前者象征著共产观念的乌托邦,曾经让全体国人如醉如痴;后者是小康梦想的致幻剂,正在麻醉物欲横流的中 国。如此看来,在迷惑大众精神的作用上,二者融合得天衣无缝。我问三个孩子喜欢那张招贴,三人不约而同地望著小燕子点头。我指著老毛的画像再问,他们转身 跑开了。

主人招待我们这些客人的午饭,不过是白水煮菜,里面有几片猪肉和几个鸡蛋,还有劣质塑料袋的袋装白酒。带我们来的当地人介绍说:这已经是当地人家 待客的盛宴了。平时,他们大都只吃米饭、蔬菜和辣椒酱,根本舍不得吃肉和蛋。这家有三个孩子,两女一男。吃饭时,只有小男孩偶尔伸过碗来,让父亲为他 夹点儿锅里的菜、肉和蛋,而两个女孩和女主人,只能站在门外,捧著一碗米饭干吃。我妻子看不下去,想给两个女孩夹点儿锅里的菜和肉,却被女主人委婉地阻 拦。

贵州乡下的男尊女卑观念仍很严重。在去高坡乡的路上,经常可以看到路边走著的男、女孩子,男孩永远是空著手,女孩永远是肩挑重担。有一次,我看到 路边走著年轻的三男两女,两个女孩各挑一副担子,里面装著禾苗之类的东西,走起来步履轻盈;三个男孩悠闲跟在后面,一个男孩手里还摇著树条,不时地凑到挑 担的女孩身边,用树条梢扶弄女孩的脸。

从贫困的高坡乡回到贵州省省会贵阳市,每天排满了各类宴请,吃完了还要去阳明寺等著名茶楼喝茶,或去其它娱乐场所消遣。所有的餐馆和娱乐场所 都有麻将桌,人们悠闲地吃著、喝著、抽著、聊著、搓著麻。在北京,晚上十点钟以后,街市便显得空旷、安静;而在贵阳市,夜晚是明亮的、喧嚣的、甚至可谓是 繁华的,人们在十点以后才纷纷走出家门,或穿梭于各个商业点之间,或围著一溜排开的街头小摊宵夜。在夜晚的贵阳市中心的街头闲逛,经常能碰到乞丐和露宿街 头的农民工。在明灭闪烁的霓虹灯下,乞丐讨钱并不象北京的乞丐那么粘糊。或在某个大厦门前的台阶上,或在开阔广场的边缘地段,躺著一排排露宿的农民 工。他们头上盖著草帽,身边放著扁担和挑筐,在省会的喧闹和消遣中入睡。

有一次,接受一位私营老板的宴请,自然是贵阳市很高级的饭馆和很贵的饭菜。席间,我谈到一些在乡下的见闻,并不时与贵阳市做比较,感慨贫困的贵州 本身,也存在著中心城市和边缘山区的两极分化。那位老板似乎听得有点不耐烦,插进来说:这还不明白?在贵州,再穷也穷不到省会,本省的大头全在贵阳,全 省各地供养著,怎么可能穷!就像咱中国,再穷也穷不到北京,中国的大头全在北京,全国各地供养著。你在贵州看到的,在西部的各省都能看到。这是普遍现象, 越是贫困地区的省会或大城市,就越是花天酒地挥霍无度,官员对下面的诈取就越狠。

在贫困的贵州,我经验了活生生的贫富两级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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