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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DP是中共的精神鸦片
刘晓波(北京)



中国的GDP高增长的阳光所照耀的仅仅是极少数权贵,而绝大多数平民则处在承担着高增长代价的阴影中。
  
  某种具有致幻作用且能煽起全民癫狂的观念产品,通常会被比喻为“精神鸦片”。马克思曾把宗教喻为“人民的精神鸦片”,把资本主义贬为“商品拜物教”, 也可以说就是另一种“精神鸦片”;针对二战后法国左倾知识界对苏联的狂热,雷蒙·阿隆几乎是孤军奋战地坚持古典自由主义立场,把共产主义喻为“知识分子的 鸦片”。现在看来,这一比喻堪称经典。
  
  由此类推,希特勒曾经是德国人的精神鸦片,斯大林曾经是苏联人民的“精神鸦片”,毛泽东曾经是中国人民的“精神鸦片”。曾几何时,这些极权者是世界上最具致幻作用的精神麻醉剂,德国人对希特勒、苏联人斯大林、中国人对毛泽东的狂热崇拜,连至高无上的上帝也望尘莫及。
  
  然而,精神鸦片的致幻作用大都是暂时性的,自由化进程是最有效的“祛魅剂”,当西方经济学重回古典自由主义、“里根-撒切尔主义”为萎靡不振的西方注 入了新的活力之时,整个共产世界也开始走上改革之路,中国的改革开放和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中国伟大的八九运动和苏东帝国的全面崩溃,使共产乌托邦丧失了 “精神鸦片”的致幻作用。
  
  但中国的改革和苏东的改革却有本质区别,苏东的“天鹅绒革命”带来的是自由经济和民主政治的同步,但邓小平及其中共的独裁本性却葬送了政治改革的千载 难逢的时机。民间要求政治改革的伟大八九运动被镇压。坦克和刺刀当然无法给中国带来健康的改革,纵使邓小平南巡使经济改革的步伐加快,但也只能是经热政冷 的跛足改革和畸形发展。个人极权变成寡头独裁,计划经济和公有制变成权力市场化和权贵私有化,改革成果的分配极端不公正,使今日中国变成了“权贵的天堂和 弱者的地狱”。与此同时,当实用主义猫论代替了共产主义革命论之后,黄色发财梦也代替了红色乌托邦。
  
  从邓小平到江泽民再到胡锦涛,中共为了保住独裁政权和权贵们的既得利益,奉行“稳定第一”和“GDP优先”的跛足改革,鼓吹“一切向钱看”的价值取 向,从中央到地方,衡量官员们的第一政绩标准,也由政治挂帅必然变成GDP挂帅标准;从城市精英到乡村农民,衡量人的价值的第一标准,也由清教徒道德变成 暴发户道德。套用马克思的话说,中国沉迷于“金钱拜物教”,GDP增长率变成了中共政权的“精神鸦片”。
  
  2004年年底,中共当局宣称:继续宏观调控并下调了GDP指标,并预测2005年经济增长率为8%左右;国际经济分析机构也多预测2005年中国经 济增长将减缓。然而,一年后的2005年年末,中共统计局局长李德水对外宣布:“全国第一次经济普查已经圆满结束”,普查发现漏报2.3万亿元人民币, 2004年GDP因此上调16.8%,达到15.98万亿元人民币,中国的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六,超过了意大利。
  
  2006年1月9日,中共统计局再次宣布:从1979年到2004年的25年间,中国平均每年GDP的增长率为9.6%,比原先的数据高0.2个百分 点;也宣布了近四年的GDP增长率修正数据,2002年由8.3%调整为9.1%;2003年由9.5%调整为10.0%,2004年由9.5%调整为 10.1%,2005年为9.8%。这样,中国经济总量就已经超过英国和法国,跃居世界第四。
  
  此次修正的目的之一,是为了消除中国高增长给外界带来的不健康忧虑,所以李德水特意介绍了大幅度修正的根据:投资性增长的比重大幅度降低而服务业增长 的比重大幅度上升。他说:“这一增幅主要应归于中国先前对服务业的低估”,“中国的投资过热其实并没有官方数据所言那么严重,GDP调整后,固定资产投资 占GDP的比率也有望从46%下滑到42%-43%。”,“此前许多过高的‘比率’将不再成为大问题,此前让中国经济界担忧的‘硬着陆’风险也将在一系列 大大优化的数据面前迎刃而解。”。

  同时,为了消除外界对此一修正的怀疑,李德水还特意举出其他国家修正经济数据的例子:“过去东南亚某一个国家经过普查以后(GDP)调整了18%,欧 洲一个国家经过普查以后调整了17%,这都是很正常的。”他还警告说:“我们任何时候都要保持清醒的头脑,不能因为普查增加了一点GDP就沾沾自喜。”他 指出:不要光看GDP总量,而要看人均GDP。如果按照人均GDP排名,中国仅仅排在107位。但国内外舆论却是一片喧哗和骚动,狂炒中国经济地位在国际 上的飙升。
  
  事实上,对中国GDP高增长的欢呼,并非今年的特例,近年来,每年公布的GDP增长数字——无论是超过8%还是超过9%——都能带来欢呼。2005年 2月28日,中共当局公布2004年GDP增长率后,国内舆论曾热烈欢呼过中国经济总量跃居全球第七(1.65万亿美元);10月后,官方公布了修正后的 数据,显示出中国经济的高增长奇迹,再次产生强烈的致幻作用。在这种经济奇迹中,国人想起了毛泽东当年提出的“赶英超美”的目标,现在似乎已经实现的一 半。
  
  所以,国内媒体大都用“中国有望超过英法成为全球第四经济大国”作为标题,各媒体的2005年年终特刊也大肆渲染中国世纪,《人民日报》社论题为“伟 大的开局之年━━元旦献词”,财经时报出版的年终特刊题为《2005中国的世界元年》,开篇标题为《中国和平崛起的大问题及大智慧》,最后一篇的小标题为 《这是歌舞升平的一年》。
  
  央视《新闻周刊》的主持人白岩松说:甚至不用提中国经济世界第四,只要一想到我们可以谈论“中国经济世界第几”,就足以令人激动。他还说,“赶英超 美”的老话应该改为“超英赶美”了。按现在的发展速度,2005年第四,2006年的中国经济很可能超过德国变成世界第三,剩下的就是追赶老二日本和老大 美国了。
  
  那些御用智囊和狂热愤青,已经把“大国崛起”作为立论的根据,谈论着中国可以纵横世界的美妙前景;那些以“价值中立”标榜的经济学家,说起话来也有种 令人眩晕的光环;那些跨国的经济分析的机构,那些中国权贵经济的外籍代言人和外国大资本的中国代言人,也大都为中国经济的迅速崛起而欢呼。

  然而,中国经济总量的飙升必然引来“中国威胁论”的升温。此次中共当局修正GDP数据,上调中国经济总量,也让欧美各国纷纷聚焦中国挑战。甚至英国首相布莱尔也表示:中国最终将会成为左右世界经济的强大力量。为了应对中国崛起的挑战,西方国家应该加快改革。
  
  由于中日关系降到两国恢复邦交以来的最低点,区域竞争、领土争端、东海能源和历史恩怨,再次激起双方“亚洲老大之争”的心态,日本国内的“中国威胁 论”遽然升温,已经由民间和学界上升为官方言论。在中共发布GDP修正数字之后,日本外相麻生太郎在12月22日说:1,中国正在成为相当程度的威胁。 2,日本应成为亚洲领袖。日本官房长官安倍晋三也在当天表示,他和小泉首相均赞同麻生有关要求中国军费开支“透明化”的言论。这是小泉内阁阁僚首次公开宣 称“中国威胁论”。

  对于一阔脸就变的中共政权及其爱国者们来说,中国经济总量在超过英、法两大国之后,大国幻觉支配着的下一个超越目标就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日本。而且, 事情就是这么凑巧,赶超日本的心愿居然立刻兑现。2006年1月2日,中共社会科学院发布国际形势黄皮书《2006年:全球政治与安全报告》(主编是李慎 明和王逸舟),报告排出“综合国力”的全球座次,中国第六,日本第七。换言之,虽然中国经济总量落后于日本,但是综合国力首次超过日本,足以让国人的民族 自豪感油然而生。
  
  从古至今,中国人谈论日本的口气从来都是蔑视的,古代是“礼仪之邦”VS“蛮夷倭寇”,即便在中国屡败于日本的国耻中,仍然是“大中国”VS“小日 本”。同样,日本从近代崛起开始,也总是用轻蔑的口气谈论中国人,“支那人”就是典型蔑称。即便是二战失败后的日本,仍然具有傲视中国的资本。无论经济还 是政治,大中国和小日本完全不可同日而语。即便不谈中国在政治制度和价值观念等软实力上的落伍,仅仅就硬实力的对比而言,中国离日本的距离仍然遥远。
  
  从经济持续高增长的角度讲,日本经济的起飞开始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连续十八年以GDP年均增长10%的速度飙升,到1968年时,日本以1597 亿美元的GDP超出了西德、英国和法国,一跃成为资本主义的经济大国;再到八十年代中期,日本超过前苏联而跃升为世界第二。同时,日本经济飙升不仅是 GDP总量,更是人均GDP;1950年时,日本的人均GDP还只有美国的十四分之一;但到1987年,日本人均GDP已经首次超过了美国。
  
  进入九十年代,日本式高增长的弊端逐渐显露,特别是在房地产泡沫和金融坏账的拖累下,日本经济进入停滞和调整的时期。现在的小泉政府正在进行民营化改 革,就是为了医治不健康的经济发展模式。即便如此,就2004年的经济总量而言,日本为46,234万亿美元,中国为19,317万亿美元,“小日本”仍 然是“大中国”的2.4倍左右。论人均产值,日本第五,中国第107,“小日本”是“大中国”的30倍。
  
  从生活质量上看,日本早已步入发展型消费社会,而中国仍然是生存型消费社会。同时,在经济发展的质量方面,诸如生产效率、投资效率、环境保护、科技水 平、教育水平等方面,中日之间的差距就更为巨大。即便中日两国都存在着严重的金融坏账问题,但坏账比率日本远远低于中国。
  
  更重要的是,与中国相比,日本经济崛起最为可取的地方,在于财富分配的相对公正,使全体国民普遍分享到经济高增长的成果。1946年,日本通过了《生 活保障法》,确立了最低生活保障的三原则——平等原则、最低生活原则和补助性原则。同时,日本企业普遍实行“员工福利计划”,为此企业可以享受国家税收优 惠。“员工福利计划”保障覆盖范围非常广泛,惠及到员工的住宅、医疗、养老、生活补助、资金贷款、财产形成,甚至要保障到红白喜事互助和文化体育娱乐等方 面,包括“员工死亡后家属保障”。这种遗属保障由五项福利和一项员工自我积累所构成,足以让遗属们的生活维持社会的平均水准。
  
  所以,从财富分配的公平性上看,在七大资本主义国家中,第二大经济体的日本却是贫富差距最小的国家,也就是收入分配最公平的国家之一,日本的基尼系数 只有0.285。换言之,日本仅仅用了不到二十年的时间就追赶上西方强国,而且,日本的赶超是实实在在的,既是经济总量和人均GDP的双重赶超,也是政治 制度和价值观念的全面提升。
  
  再看改革以来中国,无论国内还是国外,各类关于中国财富分配公平性的调查数据都在证明,中国经济高增长的主要受惠者与绝大多数中国人无关,而只与极少 数权贵有关,中国的贫富差距逐年拉大,且毫无缓解的迹象。现在,中国已被公认为世界各国分配最不公平的国家之一,特别是城乡收入的差距为世界之冠,已经高 达6:1。
  
  据中国社会科学院2005年公布的调查结果,20世纪80年代,10%的人掌握着60%的有价证券和40%的银行储蓄;90年代末,20%的人拥有80%的银行储蓄;现在,1%的人拥有50%以上的社会财富。
  
  据《中国证券报》2005年12月14日报道:中国0.5%家庭拥有60%个人财富。而且,在这些豪富群体内,大约70%的财富掌握在资产超过50万 美元的家庭手中,而其余95.5%的中国家庭,其中包括所谓“小康”或“中产”家庭,也只占有个人财富的40%。换言之,中国年均GDP增长率为9%,而 0.5%家庭的财富的年均增长率为13%。权贵财富的膨胀速度远远高于GDP的增长速度。
  
  据联合国统计,中国目前18%人口每天生活费不足一美元,也就是说,中国目前仍然有2.35亿人生活在国际贫困线之下,而不是世界银行所说的8800万,更不是按中共政权标准所说的3000万。
  
  国际通行标准认为,人均可支配收入应占GDP的25-33%,而中国绝大多数人的可支配收入却只占GDP的10%左右。所以,GDP高增长,对于权贵 阶层意味着私人钱包滚雪球般膨胀,而对于弱势群体则意味着养家度日的日益艰难。特别是在居民生活的住房、教育和医疗这三个最基本需求领域,不要说最广大的 农民群体得不到最低满足,即便是城镇百姓负担之沉重,也已经到了“买不起房、看不起病、上不起学”的地步。
  随着中国经济高增长的是基尼系数的迅猛增长,1978年为0.18,1988年为0.382,1994年为0.467,现在,个人年收入和人均家庭收 入的基尼系数分别达到了0.529和0.561,已大大超过0.35-0.4的国际警戒线水平,而实际差距可能更大。因为,大陆人普遍相信,中国最有钱的 人集中在北京,因为北京是高层权贵最集中的皇城,但在中国富豪排行榜上,见到的大都是财产可以见光的私营老板,而从中央到地方的权贵家族却榜上无名。老一 代权贵邓小平、陈云等家族有多少资产?新一代权贵江泽民、李鹏等家族拥有多少钱?无人知道,也不可能知道。在此意义上,就财富分配的公正度而言,“小日本 之大”更衬托出“大中国之小”。
  
  独裁的滥权和冷酷的突出表现之一,就是“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强烈对比:当中国仍然拥有2亿多生活在温饱线以下的贫困人口时,权贵们却大嚼黄金 宴和女体宴,大玩小蜜和二奶,狂购各类名牌和周游世界,他们通过合法的和非法的腐败侵吞并挥霍太多的民脂民膏,官僚们吃喝玩乐消费及奢侈办公开支等消费和 被贪官们侵吞的国民财富,保守估计,每年也要在1.3万亿以上,平均到13亿人口,就是每年每人1000元。
  
  中国仍然是发展中国家,但税率之高已经排在世界第二,更不公平的是,国家税收的80%由工薪阶层承担,权贵阶层只承担国家税收20%。然而,工薪阶层却得不到应有的医疗、教育、失业、养老等社会保障。
  
  作为对比,在贫富差距比较悬殊的美国,占有50%财富的1%的富人,却承担着美国51%的税收。同时,美国富豪是世界上最慷慨的慈善家,全球首富比尔 ·盖茨把个人财富的90%以上捐给慈善事业。在此意义上可以说,美国富人不仅承担着政府福利的大头,同时承担着世界慈善事业的绝大多数资金。
  
  中国的底层民众还要承担畸形发展带来的巨额债务。综合各类统计数字显示,中国经济高增长的背后是天文数字的债务黑洞,由各级政权财政赤字、国债、社会 保障欠帐和金融坏账所积累起来的债务总额,已经高达16万2千8百多亿人民币。也就是说,独裁政权及其权贵固守的跛足改革,已经提前挥霍掉了子孙后代的未 来。从毛泽东时代的红色中国到后毛时代的赤字中国,权贵们坐吃山空,吃祖宗吃百姓吃后代吃未来,十多亿国人多年来创造和积累的财富,别说现在的将近11万 亿存款,就是再有一个10万亿,也不够权贵集团的侵吞和挥霍。
  
  更令人愤怒的是,中共主导下的GDP高增长沾满了弱势群体的血泪。各地方官权在个人政绩和既得利益的驱使下,盲目地进行商业开发和城镇扩展,为了建电 厂、开发区、工业园、娱乐场、商品房而进行强制性的征地和拆迁,由此引发出越来越多、规模越来越大且越来越暴烈的官民冲突,其中不乏大规模的官民冲突和流 血事件的发生,四川汉源因建电站而引发出高达十万人官民流血冲突,广东汕尾因建电厂而酿成举世瞩目的东洲血案。在一桩桩血案的对比下,那一组组令世界惊叹 的GDP数字,显得那么冷酷,冷酷得“毫无人性”。

  GDP高增长作为精神鸦片具有强烈的致幻作用,撕裂成官权中国与民间中国的悖论,官权鼓噪出大国崛起的骄狂和浮躁,国人越发陶醉于赶英超美的神话,却 全然无视这种崛起带来的极端不公正:中国式分配不公绝非来自单纯的资源匮乏、人口众多和供给不足,而更多的是来自制度贫困所导致的权利贫困和尊严贫困,国 人在权利分配上的严重不公,在尊严拥有上的巨大不平等,正是独裁体制的残酷和野蛮之所在,这种权利分配的不平等远甚于经济上的贫富差异。
  
  中国的GDP高增长的阳光所照耀的仅仅是极少数权贵,而绝大多数平民则处在承担着高增长代价的阴影中;中国的主导话语权也掌握在独裁政权及权贵们手 中,可以利用垄断媒体为现行的跛足改革提供铺天盖地的辩护。现在,在对中国经济总量跃升世界第四的热烈欢呼中,政权高官和暴富阶层的声音最为洪亮,而那些 利益受损群体且为跛足改革承担了最大代价的弱势群体则毫无感觉。
  
  一向自称“伟光正”的官权和GDP崇拜鼓噪下的大国幻觉相结合,自然只愿看繁荣崛起的一面,而不愿看凋敝衰落的另一面;只让垄断媒体高唱主旋律赞歌, 而严厉打压民间的批评之声;只愿计算中国何时能够超过美国,且越算自信心越强、与西方国家的差距越小,而不愿正视制约中国发展的制度和资源的双重瓶颈,也 不愿承认在软硬实力上与主流国家之间的巨大差距;只愿听到来自西方的惊叹和赞美,愿意从“中国威胁论”的流行中玩味西方人的惊恐不安,而不愿听来自西方的 警戒和批评,更不愿正视“独裁式崛起”对本国和世界的双重危害。
  
  在严格的言论管制之下,当异见者的声音、境外媒体的负面报道和批评之声难以被大陆民众听到时,即便官方媒体唱赞歌的喧哗再高调再热闹,偌大中国仍然是 “无声的中国”(鲁迅语)。“无声的中国”又吞噬了过量的“GDP精神鸦片”,必然变成“幻觉的中国”;而一个“无声而虚幻的中国”的经济崛起再高速,也 只能是泡沫化的无限膨胀,最终难逃破碎的厄运。


2006年1月15日于北京家中



中国的GDP高增长的阳光所照耀的仅仅是极少数权贵,而绝大多数平民则处在承担着高增长代价的阴影中。
  
  某种具有致幻作用且能煽起全民癫狂的观念产品,通常会被比喻为“精神鸦片”。马克思曾把宗教喻为“人民的精神鸦片”,把资本主义贬为“商品拜物教”, 也可以说就是另一种“精神鸦片”;针对二战后法国左倾知识界对苏联的狂热,雷蒙·阿隆几乎是孤军奋战地坚持古典自由主义立场,把共产主义喻为“知识分子的 鸦片”。现在看来,这一比喻堪称经典。
  
  由此类推,希特勒曾经是德国人的精神鸦片,斯大林曾经是苏联人民的“精神鸦片”,毛泽东曾经是中国人民的“精神鸦片”。曾几何时,这些极权者是世界上最具致幻作用的精神麻醉剂,德国人对希特勒、苏联人斯大林、中国人对毛泽东的狂热崇拜,连至高无上的上帝也望尘莫及。
  
  然而,精神鸦片的致幻作用大都是暂时性的,自由化进程是最有效的“祛魅剂”,当西方经济学重回古典自由主义、“里根-撒切尔主义”为萎靡不振的西方注 入了新的活力之时,整个共产世界也开始走上改革之路,中国的改革开放和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中国伟大的八九运动和苏东帝国的全面崩溃,使共产乌托邦丧失了 “精神鸦片”的致幻作用。
  
  但中国的改革和苏东的改革却有本质区别,苏东的“天鹅绒革命”带来的是自由经济和民主政治的同步,但邓小平及其中共的独裁本性却葬送了政治改革的千载 难逢的时机。民间要求政治改革的伟大八九运动被镇压。坦克和刺刀当然无法给中国带来健康的改革,纵使邓小平南巡使经济改革的步伐加快,但也只能是经热政冷 的跛足改革和畸形发展。个人极权变成寡头独裁,计划经济和公有制变成权力市场化和权贵私有化,改革成果的分配极端不公正,使今日中国变成了“权贵的天堂和 弱者的地狱”。与此同时,当实用主义猫论代替了共产主义革命论之后,黄色发财梦也代替了红色乌托邦。
  
  从邓小平到江泽民再到胡锦涛,中共为了保住独裁政权和权贵们的既得利益,奉行“稳定第一”和“GDP优先”的跛足改革,鼓吹“一切向钱看”的价值取 向,从中央到地方,衡量官员们的第一政绩标准,也由政治挂帅必然变成GDP挂帅标准;从城市精英到乡村农民,衡量人的价值的第一标准,也由清教徒道德变成 暴发户道德。套用马克思的话说,中国沉迷于“金钱拜物教”,GDP增长率变成了中共政权的“精神鸦片”。
  
  2004年年底,中共当局宣称:继续宏观调控并下调了GDP指标,并预测2005年经济增长率为8%左右;国际经济分析机构也多预测2005年中国经 济增长将减缓。然而,一年后的2005年年末,中共统计局局长李德水对外宣布:“全国第一次经济普查已经圆满结束”,普查发现漏报2.3万亿元人民币, 2004年GDP因此上调16.8%,达到15.98万亿元人民币,中国的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六,超过了意大利。
  
  2006年1月9日,中共统计局再次宣布:从1979年到2004年的25年间,中国平均每年GDP的增长率为9.6%,比原先的数据高0.2个百分 点;也宣布了近四年的GDP增长率修正数据,2002年由8.3%调整为9.1%;2003年由9.5%调整为10.0%,2004年由9.5%调整为 10.1%,2005年为9.8%。这样,中国经济总量就已经超过英国和法国,跃居世界第四。
  
  此次修正的目的之一,是为了消除中国高增长给外界带来的不健康忧虑,所以李德水特意介绍了大幅度修正的根据:投资性增长的比重大幅度降低而服务业增长 的比重大幅度上升。他说:“这一增幅主要应归于中国先前对服务业的低估”,“中国的投资过热其实并没有官方数据所言那么严重,GDP调整后,固定资产投资 占GDP的比率也有望从46%下滑到42%-43%。”,“此前许多过高的‘比率’将不再成为大问题,此前让中国经济界担忧的‘硬着陆’风险也将在一系列 大大优化的数据面前迎刃而解。”。

  同时,为了消除外界对此一修正的怀疑,李德水还特意举出其他国家修正经济数据的例子:“过去东南亚某一个国家经过普查以后(GDP)调整了18%,欧 洲一个国家经过普查以后调整了17%,这都是很正常的。”他还警告说:“我们任何时候都要保持清醒的头脑,不能因为普查增加了一点GDP就沾沾自喜。”他 指出:不要光看GDP总量,而要看人均GDP。如果按照人均GDP排名,中国仅仅排在107位。但国内外舆论却是一片喧哗和骚动,狂炒中国经济地位在国际 上的飙升。
  
  事实上,对中国GDP高增长的欢呼,并非今年的特例,近年来,每年公布的GDP增长数字——无论是超过8%还是超过9%——都能带来欢呼。2005年 2月28日,中共当局公布2004年GDP增长率后,国内舆论曾热烈欢呼过中国经济总量跃居全球第七(1.65万亿美元);10月后,官方公布了修正后的 数据,显示出中国经济的高增长奇迹,再次产生强烈的致幻作用。在这种经济奇迹中,国人想起了毛泽东当年提出的“赶英超美”的目标,现在似乎已经实现的一 半。
  
  所以,国内媒体大都用“中国有望超过英法成为全球第四经济大国”作为标题,各媒体的2005年年终特刊也大肆渲染中国世纪,《人民日报》社论题为“伟 大的开局之年━━元旦献词”,财经时报出版的年终特刊题为《2005中国的世界元年》,开篇标题为《中国和平崛起的大问题及大智慧》,最后一篇的小标题为 《这是歌舞升平的一年》。
  
  央视《新闻周刊》的主持人白岩松说:甚至不用提中国经济世界第四,只要一想到我们可以谈论“中国经济世界第几”,就足以令人激动。他还说,“赶英超 美”的老话应该改为“超英赶美”了。按现在的发展速度,2005年第四,2006年的中国经济很可能超过德国变成世界第三,剩下的就是追赶老二日本和老大 美国了。
  
  那些御用智囊和狂热愤青,已经把“大国崛起”作为立论的根据,谈论着中国可以纵横世界的美妙前景;那些以“价值中立”标榜的经济学家,说起话来也有种 令人眩晕的光环;那些跨国的经济分析的机构,那些中国权贵经济的外籍代言人和外国大资本的中国代言人,也大都为中国经济的迅速崛起而欢呼。

  然而,中国经济总量的飙升必然引来“中国威胁论”的升温。此次中共当局修正GDP数据,上调中国经济总量,也让欧美各国纷纷聚焦中国挑战。甚至英国首相布莱尔也表示:中国最终将会成为左右世界经济的强大力量。为了应对中国崛起的挑战,西方国家应该加快改革。
  
  由于中日关系降到两国恢复邦交以来的最低点,区域竞争、领土争端、东海能源和历史恩怨,再次激起双方“亚洲老大之争”的心态,日本国内的“中国威胁 论”遽然升温,已经由民间和学界上升为官方言论。在中共发布GDP修正数字之后,日本外相麻生太郎在12月22日说:1,中国正在成为相当程度的威胁。 2,日本应成为亚洲领袖。日本官房长官安倍晋三也在当天表示,他和小泉首相均赞同麻生有关要求中国军费开支“透明化”的言论。这是小泉内阁阁僚首次公开宣 称“中国威胁论”。

  对于一阔脸就变的中共政权及其爱国者们来说,中国经济总量在超过英、法两大国之后,大国幻觉支配着的下一个超越目标就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日本。而且, 事情就是这么凑巧,赶超日本的心愿居然立刻兑现。2006年1月2日,中共社会科学院发布国际形势黄皮书《2006年:全球政治与安全报告》(主编是李慎 明和王逸舟),报告排出“综合国力”的全球座次,中国第六,日本第七。换言之,虽然中国经济总量落后于日本,但是综合国力首次超过日本,足以让国人的民族 自豪感油然而生。
  
  从古至今,中国人谈论日本的口气从来都是蔑视的,古代是“礼仪之邦”VS“蛮夷倭寇”,即便在中国屡败于日本的国耻中,仍然是“大中国”VS“小日 本”。同样,日本从近代崛起开始,也总是用轻蔑的口气谈论中国人,“支那人”就是典型蔑称。即便是二战失败后的日本,仍然具有傲视中国的资本。无论经济还 是政治,大中国和小日本完全不可同日而语。即便不谈中国在政治制度和价值观念等软实力上的落伍,仅仅就硬实力的对比而言,中国离日本的距离仍然遥远。
  
  从经济持续高增长的角度讲,日本经济的起飞开始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连续十八年以GDP年均增长10%的速度飙升,到1968年时,日本以1597 亿美元的GDP超出了西德、英国和法国,一跃成为资本主义的经济大国;再到八十年代中期,日本超过前苏联而跃升为世界第二。同时,日本经济飙升不仅是 GDP总量,更是人均GDP;1950年时,日本的人均GDP还只有美国的十四分之一;但到1987年,日本人均GDP已经首次超过了美国。
  
  进入九十年代,日本式高增长的弊端逐渐显露,特别是在房地产泡沫和金融坏账的拖累下,日本经济进入停滞和调整的时期。现在的小泉政府正在进行民营化改 革,就是为了医治不健康的经济发展模式。即便如此,就2004年的经济总量而言,日本为46,234万亿美元,中国为19,317万亿美元,“小日本”仍 然是“大中国”的2.4倍左右。论人均产值,日本第五,中国第107,“小日本”是“大中国”的30倍。
  
  从生活质量上看,日本早已步入发展型消费社会,而中国仍然是生存型消费社会。同时,在经济发展的质量方面,诸如生产效率、投资效率、环境保护、科技水 平、教育水平等方面,中日之间的差距就更为巨大。即便中日两国都存在着严重的金融坏账问题,但坏账比率日本远远低于中国。
  
  更重要的是,与中国相比,日本经济崛起最为可取的地方,在于财富分配的相对公正,使全体国民普遍分享到经济高增长的成果。1946年,日本通过了《生 活保障法》,确立了最低生活保障的三原则——平等原则、最低生活原则和补助性原则。同时,日本企业普遍实行“员工福利计划”,为此企业可以享受国家税收优 惠。“员工福利计划”保障覆盖范围非常广泛,惠及到员工的住宅、医疗、养老、生活补助、资金贷款、财产形成,甚至要保障到红白喜事互助和文化体育娱乐等方 面,包括“员工死亡后家属保障”。这种遗属保障由五项福利和一项员工自我积累所构成,足以让遗属们的生活维持社会的平均水准。
  
  所以,从财富分配的公平性上看,在七大资本主义国家中,第二大经济体的日本却是贫富差距最小的国家,也就是收入分配最公平的国家之一,日本的基尼系数 只有0.285。换言之,日本仅仅用了不到二十年的时间就追赶上西方强国,而且,日本的赶超是实实在在的,既是经济总量和人均GDP的双重赶超,也是政治 制度和价值观念的全面提升。
  
  再看改革以来中国,无论国内还是国外,各类关于中国财富分配公平性的调查数据都在证明,中国经济高增长的主要受惠者与绝大多数中国人无关,而只与极少 数权贵有关,中国的贫富差距逐年拉大,且毫无缓解的迹象。现在,中国已被公认为世界各国分配最不公平的国家之一,特别是城乡收入的差距为世界之冠,已经高 达6:1。
  
  据中国社会科学院2005年公布的调查结果,20世纪80年代,10%的人掌握着60%的有价证券和40%的银行储蓄;90年代末,20%的人拥有80%的银行储蓄;现在,1%的人拥有50%以上的社会财富。
  
  据《中国证券报》2005年12月14日报道:中国0.5%家庭拥有60%个人财富。而且,在这些豪富群体内,大约70%的财富掌握在资产超过50万 美元的家庭手中,而其余95.5%的中国家庭,其中包括所谓“小康”或“中产”家庭,也只占有个人财富的40%。换言之,中国年均GDP增长率为9%,而 0.5%家庭的财富的年均增长率为13%。权贵财富的膨胀速度远远高于GDP的增长速度。
  
  据联合国统计,中国目前18%人口每天生活费不足一美元,也就是说,中国目前仍然有2.35亿人生活在国际贫困线之下,而不是世界银行所说的8800万,更不是按中共政权标准所说的3000万。
  
  国际通行标准认为,人均可支配收入应占GDP的25-33%,而中国绝大多数人的可支配收入却只占GDP的10%左右。所以,GDP高增长,对于权贵 阶层意味着私人钱包滚雪球般膨胀,而对于弱势群体则意味着养家度日的日益艰难。特别是在居民生活的住房、教育和医疗这三个最基本需求领域,不要说最广大的 农民群体得不到最低满足,即便是城镇百姓负担之沉重,也已经到了“买不起房、看不起病、上不起学”的地步。
  随着中国经济高增长的是基尼系数的迅猛增长,1978年为0.18,1988年为0.382,1994年为0.467,现在,个人年收入和人均家庭收 入的基尼系数分别达到了0.529和0.561,已大大超过0.35-0.4的国际警戒线水平,而实际差距可能更大。因为,大陆人普遍相信,中国最有钱的 人集中在北京,因为北京是高层权贵最集中的皇城,但在中国富豪排行榜上,见到的大都是财产可以见光的私营老板,而从中央到地方的权贵家族却榜上无名。老一 代权贵邓小平、陈云等家族有多少资产?新一代权贵江泽民、李鹏等家族拥有多少钱?无人知道,也不可能知道。在此意义上,就财富分配的公正度而言,“小日本 之大”更衬托出“大中国之小”。
  
  独裁的滥权和冷酷的突出表现之一,就是“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强烈对比:当中国仍然拥有2亿多生活在温饱线以下的贫困人口时,权贵们却大嚼黄金 宴和女体宴,大玩小蜜和二奶,狂购各类名牌和周游世界,他们通过合法的和非法的腐败侵吞并挥霍太多的民脂民膏,官僚们吃喝玩乐消费及奢侈办公开支等消费和 被贪官们侵吞的国民财富,保守估计,每年也要在1.3万亿以上,平均到13亿人口,就是每年每人1000元。
  
  中国仍然是发展中国家,但税率之高已经排在世界第二,更不公平的是,国家税收的80%由工薪阶层承担,权贵阶层只承担国家税收20%。然而,工薪阶层却得不到应有的医疗、教育、失业、养老等社会保障。
  
  作为对比,在贫富差距比较悬殊的美国,占有50%财富的1%的富人,却承担着美国51%的税收。同时,美国富豪是世界上最慷慨的慈善家,全球首富比尔 ·盖茨把个人财富的90%以上捐给慈善事业。在此意义上可以说,美国富人不仅承担着政府福利的大头,同时承担着世界慈善事业的绝大多数资金。
  
  中国的底层民众还要承担畸形发展带来的巨额债务。综合各类统计数字显示,中国经济高增长的背后是天文数字的债务黑洞,由各级政权财政赤字、国债、社会 保障欠帐和金融坏账所积累起来的债务总额,已经高达16万2千8百多亿人民币。也就是说,独裁政权及其权贵固守的跛足改革,已经提前挥霍掉了子孙后代的未 来。从毛泽东时代的红色中国到后毛时代的赤字中国,权贵们坐吃山空,吃祖宗吃百姓吃后代吃未来,十多亿国人多年来创造和积累的财富,别说现在的将近11万 亿存款,就是再有一个10万亿,也不够权贵集团的侵吞和挥霍。
  
  更令人愤怒的是,中共主导下的GDP高增长沾满了弱势群体的血泪。各地方官权在个人政绩和既得利益的驱使下,盲目地进行商业开发和城镇扩展,为了建电 厂、开发区、工业园、娱乐场、商品房而进行强制性的征地和拆迁,由此引发出越来越多、规模越来越大且越来越暴烈的官民冲突,其中不乏大规模的官民冲突和流 血事件的发生,四川汉源因建电站而引发出高达十万人官民流血冲突,广东汕尾因建电厂而酿成举世瞩目的东洲血案。在一桩桩血案的对比下,那一组组令世界惊叹 的GDP数字,显得那么冷酷,冷酷得“毫无人性”。

  GDP高增长作为精神鸦片具有强烈的致幻作用,撕裂成官权中国与民间中国的悖论,官权鼓噪出大国崛起的骄狂和浮躁,国人越发陶醉于赶英超美的神话,却 全然无视这种崛起带来的极端不公正:中国式分配不公绝非来自单纯的资源匮乏、人口众多和供给不足,而更多的是来自制度贫困所导致的权利贫困和尊严贫困,国 人在权利分配上的严重不公,在尊严拥有上的巨大不平等,正是独裁体制的残酷和野蛮之所在,这种权利分配的不平等远甚于经济上的贫富差异。
  
  中国的GDP高增长的阳光所照耀的仅仅是极少数权贵,而绝大多数平民则处在承担着高增长代价的阴影中;中国的主导话语权也掌握在独裁政权及权贵们手 中,可以利用垄断媒体为现行的跛足改革提供铺天盖地的辩护。现在,在对中国经济总量跃升世界第四的热烈欢呼中,政权高官和暴富阶层的声音最为洪亮,而那些 利益受损群体且为跛足改革承担了最大代价的弱势群体则毫无感觉。
  
  一向自称“伟光正”的官权和GDP崇拜鼓噪下的大国幻觉相结合,自然只愿看繁荣崛起的一面,而不愿看凋敝衰落的另一面;只让垄断媒体高唱主旋律赞歌, 而严厉打压民间的批评之声;只愿计算中国何时能够超过美国,且越算自信心越强、与西方国家的差距越小,而不愿正视制约中国发展的制度和资源的双重瓶颈,也 不愿承认在软硬实力上与主流国家之间的巨大差距;只愿听到来自西方的惊叹和赞美,愿意从“中国威胁论”的流行中玩味西方人的惊恐不安,而不愿听来自西方的 警戒和批评,更不愿正视“独裁式崛起”对本国和世界的双重危害。
  
  在严格的言论管制之下,当异见者的声音、境外媒体的负面报道和批评之声难以被大陆民众听到时,即便官方媒体唱赞歌的喧哗再高调再热闹,偌大中国仍然是 “无声的中国”(鲁迅语)。“无声的中国”又吞噬了过量的“GDP精神鸦片”,必然变成“幻觉的中国”;而一个“无声而虚幻的中国”的经济崛起再高速,也 只能是泡沫化的无限膨胀,最终难逃破碎的厄运。


2006年1月15日于北京家中



中国的GDP高增长的阳光所照耀的仅仅是极少数权贵,而绝大多数平民则处在承担着高增长代价的阴影中。
  
  某种具有致幻作用且能煽起全民癫狂的观念产品,通常会被比喻为“精神鸦片”。马克思曾把宗教喻为“人民的精神鸦片”,把资本主义贬为“商品拜物教”, 也可以说就是另一种“精神鸦片”;针对二战后法国左倾知识界对苏联的狂热,雷蒙·阿隆几乎是孤军奋战地坚持古典自由主义立场,把共产主义喻为“知识分子的 鸦片”。现在看来,这一比喻堪称经典。
  
  由此类推,希特勒曾经是德国人的精神鸦片,斯大林曾经是苏联人民的“精神鸦片”,毛泽东曾经是中国人民的“精神鸦片”。曾几何时,这些极权者是世界上最具致幻作用的精神麻醉剂,德国人对希特勒、苏联人斯大林、中国人对毛泽东的狂热崇拜,连至高无上的上帝也望尘莫及。
  
  然而,精神鸦片的致幻作用大都是暂时性的,自由化进程是最有效的“祛魅剂”,当西方经济学重回古典自由主义、“里根-撒切尔主义”为萎靡不振的西方注 入了新的活力之时,整个共产世界也开始走上改革之路,中国的改革开放和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中国伟大的八九运动和苏东帝国的全面崩溃,使共产乌托邦丧失了 “精神鸦片”的致幻作用。
  
  但中国的改革和苏东的改革却有本质区别,苏东的“天鹅绒革命”带来的是自由经济和民主政治的同步,但邓小平及其中共的独裁本性却葬送了政治改革的千载 难逢的时机。民间要求政治改革的伟大八九运动被镇压。坦克和刺刀当然无法给中国带来健康的改革,纵使邓小平南巡使经济改革的步伐加快,但也只能是经热政冷 的跛足改革和畸形发展。个人极权变成寡头独裁,计划经济和公有制变成权力市场化和权贵私有化,改革成果的分配极端不公正,使今日中国变成了“权贵的天堂和 弱者的地狱”。与此同时,当实用主义猫论代替了共产主义革命论之后,黄色发财梦也代替了红色乌托邦。
  
  从邓小平到江泽民再到胡锦涛,中共为了保住独裁政权和权贵们的既得利益,奉行“稳定第一”和“GDP优先”的跛足改革,鼓吹“一切向钱看”的价值取 向,从中央到地方,衡量官员们的第一政绩标准,也由政治挂帅必然变成GDP挂帅标准;从城市精英到乡村农民,衡量人的价值的第一标准,也由清教徒道德变成 暴发户道德。套用马克思的话说,中国沉迷于“金钱拜物教”,GDP增长率变成了中共政权的“精神鸦片”。
  
  2004年年底,中共当局宣称:继续宏观调控并下调了GDP指标,并预测2005年经济增长率为8%左右;国际经济分析机构也多预测2005年中国经 济增长将减缓。然而,一年后的2005年年末,中共统计局局长李德水对外宣布:“全国第一次经济普查已经圆满结束”,普查发现漏报2.3万亿元人民币, 2004年GDP因此上调16.8%,达到15.98万亿元人民币,中国的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六,超过了意大利。
  
  2006年1月9日,中共统计局再次宣布:从1979年到2004年的25年间,中国平均每年GDP的增长率为9.6%,比原先的数据高0.2个百分 点;也宣布了近四年的GDP增长率修正数据,2002年由8.3%调整为9.1%;2003年由9.5%调整为10.0%,2004年由9.5%调整为 10.1%,2005年为9.8%。这样,中国经济总量就已经超过英国和法国,跃居世界第四。
  
  此次修正的目的之一,是为了消除中国高增长给外界带来的不健康忧虑,所以李德水特意介绍了大幅度修正的根据:投资性增长的比重大幅度降低而服务业增长 的比重大幅度上升。他说:“这一增幅主要应归于中国先前对服务业的低估”,“中国的投资过热其实并没有官方数据所言那么严重,GDP调整后,固定资产投资 占GDP的比率也有望从46%下滑到42%-43%。”,“此前许多过高的‘比率’将不再成为大问题,此前让中国经济界担忧的‘硬着陆’风险也将在一系列 大大优化的数据面前迎刃而解。”。

  同时,为了消除外界对此一修正的怀疑,李德水还特意举出其他国家修正经济数据的例子:“过去东南亚某一个国家经过普查以后(GDP)调整了18%,欧 洲一个国家经过普查以后调整了17%,这都是很正常的。”他还警告说:“我们任何时候都要保持清醒的头脑,不能因为普查增加了一点GDP就沾沾自喜。”他 指出:不要光看GDP总量,而要看人均GDP。如果按照人均GDP排名,中国仅仅排在107位。但国内外舆论却是一片喧哗和骚动,狂炒中国经济地位在国际 上的飙升。
  
  事实上,对中国GDP高增长的欢呼,并非今年的特例,近年来,每年公布的GDP增长数字——无论是超过8%还是超过9%——都能带来欢呼。2005年 2月28日,中共当局公布2004年GDP增长率后,国内舆论曾热烈欢呼过中国经济总量跃居全球第七(1.65万亿美元);10月后,官方公布了修正后的 数据,显示出中国经济的高增长奇迹,再次产生强烈的致幻作用。在这种经济奇迹中,国人想起了毛泽东当年提出的“赶英超美”的目标,现在似乎已经实现的一 半。
  
  所以,国内媒体大都用“中国有望超过英法成为全球第四经济大国”作为标题,各媒体的2005年年终特刊也大肆渲染中国世纪,《人民日报》社论题为“伟 大的开局之年━━元旦献词”,财经时报出版的年终特刊题为《2005中国的世界元年》,开篇标题为《中国和平崛起的大问题及大智慧》,最后一篇的小标题为 《这是歌舞升平的一年》。
  
  央视《新闻周刊》的主持人白岩松说:甚至不用提中国经济世界第四,只要一想到我们可以谈论“中国经济世界第几”,就足以令人激动。他还说,“赶英超 美”的老话应该改为“超英赶美”了。按现在的发展速度,2005年第四,2006年的中国经济很可能超过德国变成世界第三,剩下的就是追赶老二日本和老大 美国了。
  
  那些御用智囊和狂热愤青,已经把“大国崛起”作为立论的根据,谈论着中国可以纵横世界的美妙前景;那些以“价值中立”标榜的经济学家,说起话来也有种 令人眩晕的光环;那些跨国的经济分析的机构,那些中国权贵经济的外籍代言人和外国大资本的中国代言人,也大都为中国经济的迅速崛起而欢呼。

  然而,中国经济总量的飙升必然引来“中国威胁论”的升温。此次中共当局修正GDP数据,上调中国经济总量,也让欧美各国纷纷聚焦中国挑战。甚至英国首相布莱尔也表示:中国最终将会成为左右世界经济的强大力量。为了应对中国崛起的挑战,西方国家应该加快改革。
  
  由于中日关系降到两国恢复邦交以来的最低点,区域竞争、领土争端、东海能源和历史恩怨,再次激起双方“亚洲老大之争”的心态,日本国内的“中国威胁 论”遽然升温,已经由民间和学界上升为官方言论。在中共发布GDP修正数字之后,日本外相麻生太郎在12月22日说:1,中国正在成为相当程度的威胁。 2,日本应成为亚洲领袖。日本官房长官安倍晋三也在当天表示,他和小泉首相均赞同麻生有关要求中国军费开支“透明化”的言论。这是小泉内阁阁僚首次公开宣 称“中国威胁论”。

  对于一阔脸就变的中共政权及其爱国者们来说,中国经济总量在超过英、法两大国之后,大国幻觉支配着的下一个超越目标就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日本。而且, 事情就是这么凑巧,赶超日本的心愿居然立刻兑现。2006年1月2日,中共社会科学院发布国际形势黄皮书《2006年:全球政治与安全报告》(主编是李慎 明和王逸舟),报告排出“综合国力”的全球座次,中国第六,日本第七。换言之,虽然中国经济总量落后于日本,但是综合国力首次超过日本,足以让国人的民族 自豪感油然而生。
  
  从古至今,中国人谈论日本的口气从来都是蔑视的,古代是“礼仪之邦”VS“蛮夷倭寇”,即便在中国屡败于日本的国耻中,仍然是“大中国”VS“小日 本”。同样,日本从近代崛起开始,也总是用轻蔑的口气谈论中国人,“支那人”就是典型蔑称。即便是二战失败后的日本,仍然具有傲视中国的资本。无论经济还 是政治,大中国和小日本完全不可同日而语。即便不谈中国在政治制度和价值观念等软实力上的落伍,仅仅就硬实力的对比而言,中国离日本的距离仍然遥远。
  
  从经济持续高增长的角度讲,日本经济的起飞开始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连续十八年以GDP年均增长10%的速度飙升,到1968年时,日本以1597 亿美元的GDP超出了西德、英国和法国,一跃成为资本主义的经济大国;再到八十年代中期,日本超过前苏联而跃升为世界第二。同时,日本经济飙升不仅是 GDP总量,更是人均GDP;1950年时,日本的人均GDP还只有美国的十四分之一;但到1987年,日本人均GDP已经首次超过了美国。
  
  进入九十年代,日本式高增长的弊端逐渐显露,特别是在房地产泡沫和金融坏账的拖累下,日本经济进入停滞和调整的时期。现在的小泉政府正在进行民营化改 革,就是为了医治不健康的经济发展模式。即便如此,就2004年的经济总量而言,日本为46,234万亿美元,中国为19,317万亿美元,“小日本”仍 然是“大中国”的2.4倍左右。论人均产值,日本第五,中国第107,“小日本”是“大中国”的30倍。
  
  从生活质量上看,日本早已步入发展型消费社会,而中国仍然是生存型消费社会。同时,在经济发展的质量方面,诸如生产效率、投资效率、环境保护、科技水 平、教育水平等方面,中日之间的差距就更为巨大。即便中日两国都存在着严重的金融坏账问题,但坏账比率日本远远低于中国。
  
  更重要的是,与中国相比,日本经济崛起最为可取的地方,在于财富分配的相对公正,使全体国民普遍分享到经济高增长的成果。1946年,日本通过了《生 活保障法》,确立了最低生活保障的三原则——平等原则、最低生活原则和补助性原则。同时,日本企业普遍实行“员工福利计划”,为此企业可以享受国家税收优 惠。“员工福利计划”保障覆盖范围非常广泛,惠及到员工的住宅、医疗、养老、生活补助、资金贷款、财产形成,甚至要保障到红白喜事互助和文化体育娱乐等方 面,包括“员工死亡后家属保障”。这种遗属保障由五项福利和一项员工自我积累所构成,足以让遗属们的生活维持社会的平均水准。
  
  所以,从财富分配的公平性上看,在七大资本主义国家中,第二大经济体的日本却是贫富差距最小的国家,也就是收入分配最公平的国家之一,日本的基尼系数 只有0.285。换言之,日本仅仅用了不到二十年的时间就追赶上西方强国,而且,日本的赶超是实实在在的,既是经济总量和人均GDP的双重赶超,也是政治 制度和价值观念的全面提升。
  
  再看改革以来中国,无论国内还是国外,各类关于中国财富分配公平性的调查数据都在证明,中国经济高增长的主要受惠者与绝大多数中国人无关,而只与极少 数权贵有关,中国的贫富差距逐年拉大,且毫无缓解的迹象。现在,中国已被公认为世界各国分配最不公平的国家之一,特别是城乡收入的差距为世界之冠,已经高 达6:1。
  
  据中国社会科学院2005年公布的调查结果,20世纪80年代,10%的人掌握着60%的有价证券和40%的银行储蓄;90年代末,20%的人拥有80%的银行储蓄;现在,1%的人拥有50%以上的社会财富。
  
  据《中国证券报》2005年12月14日报道:中国0.5%家庭拥有60%个人财富。而且,在这些豪富群体内,大约70%的财富掌握在资产超过50万 美元的家庭手中,而其余95.5%的中国家庭,其中包括所谓“小康”或“中产”家庭,也只占有个人财富的40%。换言之,中国年均GDP增长率为9%,而 0.5%家庭的财富的年均增长率为13%。权贵财富的膨胀速度远远高于GDP的增长速度。
  
  据联合国统计,中国目前18%人口每天生活费不足一美元,也就是说,中国目前仍然有2.35亿人生活在国际贫困线之下,而不是世界银行所说的8800万,更不是按中共政权标准所说的3000万。
  
  国际通行标准认为,人均可支配收入应占GDP的25-33%,而中国绝大多数人的可支配收入却只占GDP的10%左右。所以,GDP高增长,对于权贵 阶层意味着私人钱包滚雪球般膨胀,而对于弱势群体则意味着养家度日的日益艰难。特别是在居民生活的住房、教育和医疗这三个最基本需求领域,不要说最广大的 农民群体得不到最低满足,即便是城镇百姓负担之沉重,也已经到了“买不起房、看不起病、上不起学”的地步。
  随着中国经济高增长的是基尼系数的迅猛增长,1978年为0.18,1988年为0.382,1994年为0.467,现在,个人年收入和人均家庭收 入的基尼系数分别达到了0.529和0.561,已大大超过0.35-0.4的国际警戒线水平,而实际差距可能更大。因为,大陆人普遍相信,中国最有钱的 人集中在北京,因为北京是高层权贵最集中的皇城,但在中国富豪排行榜上,见到的大都是财产可以见光的私营老板,而从中央到地方的权贵家族却榜上无名。老一 代权贵邓小平、陈云等家族有多少资产?新一代权贵江泽民、李鹏等家族拥有多少钱?无人知道,也不可能知道。在此意义上,就财富分配的公正度而言,“小日本 之大”更衬托出“大中国之小”。
  
  独裁的滥权和冷酷的突出表现之一,就是“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强烈对比:当中国仍然拥有2亿多生活在温饱线以下的贫困人口时,权贵们却大嚼黄金 宴和女体宴,大玩小蜜和二奶,狂购各类名牌和周游世界,他们通过合法的和非法的腐败侵吞并挥霍太多的民脂民膏,官僚们吃喝玩乐消费及奢侈办公开支等消费和 被贪官们侵吞的国民财富,保守估计,每年也要在1.3万亿以上,平均到13亿人口,就是每年每人1000元。
  
  中国仍然是发展中国家,但税率之高已经排在世界第二,更不公平的是,国家税收的80%由工薪阶层承担,权贵阶层只承担国家税收20%。然而,工薪阶层却得不到应有的医疗、教育、失业、养老等社会保障。
  
  作为对比,在贫富差距比较悬殊的美国,占有50%财富的1%的富人,却承担着美国51%的税收。同时,美国富豪是世界上最慷慨的慈善家,全球首富比尔 ·盖茨把个人财富的90%以上捐给慈善事业。在此意义上可以说,美国富人不仅承担着政府福利的大头,同时承担着世界慈善事业的绝大多数资金。
  
  中国的底层民众还要承担畸形发展带来的巨额债务。综合各类统计数字显示,中国经济高增长的背后是天文数字的债务黑洞,由各级政权财政赤字、国债、社会 保障欠帐和金融坏账所积累起来的债务总额,已经高达16万2千8百多亿人民币。也就是说,独裁政权及其权贵固守的跛足改革,已经提前挥霍掉了子孙后代的未 来。从毛泽东时代的红色中国到后毛时代的赤字中国,权贵们坐吃山空,吃祖宗吃百姓吃后代吃未来,十多亿国人多年来创造和积累的财富,别说现在的将近11万 亿存款,就是再有一个10万亿,也不够权贵集团的侵吞和挥霍。
  
  更令人愤怒的是,中共主导下的GDP高增长沾满了弱势群体的血泪。各地方官权在个人政绩和既得利益的驱使下,盲目地进行商业开发和城镇扩展,为了建电 厂、开发区、工业园、娱乐场、商品房而进行强制性的征地和拆迁,由此引发出越来越多、规模越来越大且越来越暴烈的官民冲突,其中不乏大规模的官民冲突和流 血事件的发生,四川汉源因建电站而引发出高达十万人官民流血冲突,广东汕尾因建电厂而酿成举世瞩目的东洲血案。在一桩桩血案的对比下,那一组组令世界惊叹 的GDP数字,显得那么冷酷,冷酷得“毫无人性”。

  GDP高增长作为精神鸦片具有强烈的致幻作用,撕裂成官权中国与民间中国的悖论,官权鼓噪出大国崛起的骄狂和浮躁,国人越发陶醉于赶英超美的神话,却 全然无视这种崛起带来的极端不公正:中国式分配不公绝非来自单纯的资源匮乏、人口众多和供给不足,而更多的是来自制度贫困所导致的权利贫困和尊严贫困,国 人在权利分配上的严重不公,在尊严拥有上的巨大不平等,正是独裁体制的残酷和野蛮之所在,这种权利分配的不平等远甚于经济上的贫富差异。
  
  中国的GDP高增长的阳光所照耀的仅仅是极少数权贵,而绝大多数平民则处在承担着高增长代价的阴影中;中国的主导话语权也掌握在独裁政权及权贵们手 中,可以利用垄断媒体为现行的跛足改革提供铺天盖地的辩护。现在,在对中国经济总量跃升世界第四的热烈欢呼中,政权高官和暴富阶层的声音最为洪亮,而那些 利益受损群体且为跛足改革承担了最大代价的弱势群体则毫无感觉。
  
  一向自称“伟光正”的官权和GDP崇拜鼓噪下的大国幻觉相结合,自然只愿看繁荣崛起的一面,而不愿看凋敝衰落的另一面;只让垄断媒体高唱主旋律赞歌, 而严厉打压民间的批评之声;只愿计算中国何时能够超过美国,且越算自信心越强、与西方国家的差距越小,而不愿正视制约中国发展的制度和资源的双重瓶颈,也 不愿承认在软硬实力上与主流国家之间的巨大差距;只愿听到来自西方的惊叹和赞美,愿意从“中国威胁论”的流行中玩味西方人的惊恐不安,而不愿听来自西方的 警戒和批评,更不愿正视“独裁式崛起”对本国和世界的双重危害。
  
  在严格的言论管制之下,当异见者的声音、境外媒体的负面报道和批评之声难以被大陆民众听到时,即便官方媒体唱赞歌的喧哗再高调再热闹,偌大中国仍然是 “无声的中国”(鲁迅语)。“无声的中国”又吞噬了过量的“GDP精神鸦片”,必然变成“幻觉的中国”;而一个“无声而虚幻的中国”的经济崛起再高速,也 只能是泡沫化的无限膨胀,最终难逃破碎的厄运。


2006年1月15日于北京家中



中国的GDP高增长的阳光所照耀的仅仅是极少数权贵,而绝大多数平民则处在承担着高增长代价的阴影中。
  
  某种具有致幻作用且能煽起全民癫狂的观念产品,通常会被比喻为“精神鸦片”。马克思曾把宗教喻为“人民的精神鸦片”,把资本主义贬为“商品拜物教”, 也可以说就是另一种“精神鸦片”;针对二战后法国左倾知识界对苏联的狂热,雷蒙·阿隆几乎是孤军奋战地坚持古典自由主义立场,把共产主义喻为“知识分子的 鸦片”。现在看来,这一比喻堪称经典。
  
  由此类推,希特勒曾经是德国人的精神鸦片,斯大林曾经是苏联人民的“精神鸦片”,毛泽东曾经是中国人民的“精神鸦片”。曾几何时,这些极权者是世界上最具致幻作用的精神麻醉剂,德国人对希特勒、苏联人斯大林、中国人对毛泽东的狂热崇拜,连至高无上的上帝也望尘莫及。
  
  然而,精神鸦片的致幻作用大都是暂时性的,自由化进程是最有效的“祛魅剂”,当西方经济学重回古典自由主义、“里根-撒切尔主义”为萎靡不振的西方注 入了新的活力之时,整个共产世界也开始走上改革之路,中国的改革开放和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中国伟大的八九运动和苏东帝国的全面崩溃,使共产乌托邦丧失了 “精神鸦片”的致幻作用。
  
  但中国的改革和苏东的改革却有本质区别,苏东的“天鹅绒革命”带来的是自由经济和民主政治的同步,但邓小平及其中共的独裁本性却葬送了政治改革的千载 难逢的时机。民间要求政治改革的伟大八九运动被镇压。坦克和刺刀当然无法给中国带来健康的改革,纵使邓小平南巡使经济改革的步伐加快,但也只能是经热政冷 的跛足改革和畸形发展。个人极权变成寡头独裁,计划经济和公有制变成权力市场化和权贵私有化,改革成果的分配极端不公正,使今日中国变成了“权贵的天堂和 弱者的地狱”。与此同时,当实用主义猫论代替了共产主义革命论之后,黄色发财梦也代替了红色乌托邦。
  
  从邓小平到江泽民再到胡锦涛,中共为了保住独裁政权和权贵们的既得利益,奉行“稳定第一”和“GDP优先”的跛足改革,鼓吹“一切向钱看”的价值取 向,从中央到地方,衡量官员们的第一政绩标准,也由政治挂帅必然变成GDP挂帅标准;从城市精英到乡村农民,衡量人的价值的第一标准,也由清教徒道德变成 暴发户道德。套用马克思的话说,中国沉迷于“金钱拜物教”,GDP增长率变成了中共政权的“精神鸦片”。
  
  2004年年底,中共当局宣称:继续宏观调控并下调了GDP指标,并预测2005年经济增长率为8%左右;国际经济分析机构也多预测2005年中国经 济增长将减缓。然而,一年后的2005年年末,中共统计局局长李德水对外宣布:“全国第一次经济普查已经圆满结束”,普查发现漏报2.3万亿元人民币, 2004年GDP因此上调16.8%,达到15.98万亿元人民币,中国的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六,超过了意大利。
  
  2006年1月9日,中共统计局再次宣布:从1979年到2004年的25年间,中国平均每年GDP的增长率为9.6%,比原先的数据高0.2个百分 点;也宣布了近四年的GDP增长率修正数据,2002年由8.3%调整为9.1%;2003年由9.5%调整为10.0%,2004年由9.5%调整为 10.1%,2005年为9.8%。这样,中国经济总量就已经超过英国和法国,跃居世界第四。
  
  此次修正的目的之一,是为了消除中国高增长给外界带来的不健康忧虑,所以李德水特意介绍了大幅度修正的根据:投资性增长的比重大幅度降低而服务业增长 的比重大幅度上升。他说:“这一增幅主要应归于中国先前对服务业的低估”,“中国的投资过热其实并没有官方数据所言那么严重,GDP调整后,固定资产投资 占GDP的比率也有望从46%下滑到42%-43%。”,“此前许多过高的‘比率’将不再成为大问题,此前让中国经济界担忧的‘硬着陆’风险也将在一系列 大大优化的数据面前迎刃而解。”。

  同时,为了消除外界对此一修正的怀疑,李德水还特意举出其他国家修正经济数据的例子:“过去东南亚某一个国家经过普查以后(GDP)调整了18%,欧 洲一个国家经过普查以后调整了17%,这都是很正常的。”他还警告说:“我们任何时候都要保持清醒的头脑,不能因为普查增加了一点GDP就沾沾自喜。”他 指出:不要光看GDP总量,而要看人均GDP。如果按照人均GDP排名,中国仅仅排在107位。但国内外舆论却是一片喧哗和骚动,狂炒中国经济地位在国际 上的飙升。
  
  事实上,对中国GDP高增长的欢呼,并非今年的特例,近年来,每年公布的GDP增长数字——无论是超过8%还是超过9%——都能带来欢呼。2005年 2月28日,中共当局公布2004年GDP增长率后,国内舆论曾热烈欢呼过中国经济总量跃居全球第七(1.65万亿美元);10月后,官方公布了修正后的 数据,显示出中国经济的高增长奇迹,再次产生强烈的致幻作用。在这种经济奇迹中,国人想起了毛泽东当年提出的“赶英超美”的目标,现在似乎已经实现的一 半。
  
  所以,国内媒体大都用“中国有望超过英法成为全球第四经济大国”作为标题,各媒体的2005年年终特刊也大肆渲染中国世纪,《人民日报》社论题为“伟 大的开局之年━━元旦献词”,财经时报出版的年终特刊题为《2005中国的世界元年》,开篇标题为《中国和平崛起的大问题及大智慧》,最后一篇的小标题为 《这是歌舞升平的一年》。
  
  央视《新闻周刊》的主持人白岩松说:甚至不用提中国经济世界第四,只要一想到我们可以谈论“中国经济世界第几”,就足以令人激动。他还说,“赶英超 美”的老话应该改为“超英赶美”了。按现在的发展速度,2005年第四,2006年的中国经济很可能超过德国变成世界第三,剩下的就是追赶老二日本和老大 美国了。
  
  那些御用智囊和狂热愤青,已经把“大国崛起”作为立论的根据,谈论着中国可以纵横世界的美妙前景;那些以“价值中立”标榜的经济学家,说起话来也有种 令人眩晕的光环;那些跨国的经济分析的机构,那些中国权贵经济的外籍代言人和外国大资本的中国代言人,也大都为中国经济的迅速崛起而欢呼。

  然而,中国经济总量的飙升必然引来“中国威胁论”的升温。此次中共当局修正GDP数据,上调中国经济总量,也让欧美各国纷纷聚焦中国挑战。甚至英国首相布莱尔也表示:中国最终将会成为左右世界经济的强大力量。为了应对中国崛起的挑战,西方国家应该加快改革。
  
  由于中日关系降到两国恢复邦交以来的最低点,区域竞争、领土争端、东海能源和历史恩怨,再次激起双方“亚洲老大之争”的心态,日本国内的“中国威胁 论”遽然升温,已经由民间和学界上升为官方言论。在中共发布GDP修正数字之后,日本外相麻生太郎在12月22日说:1,中国正在成为相当程度的威胁。 2,日本应成为亚洲领袖。日本官房长官安倍晋三也在当天表示,他和小泉首相均赞同麻生有关要求中国军费开支“透明化”的言论。这是小泉内阁阁僚首次公开宣 称“中国威胁论”。

  对于一阔脸就变的中共政权及其爱国者们来说,中国经济总量在超过英、法两大国之后,大国幻觉支配着的下一个超越目标就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日本。而且, 事情就是这么凑巧,赶超日本的心愿居然立刻兑现。2006年1月2日,中共社会科学院发布国际形势黄皮书《2006年:全球政治与安全报告》(主编是李慎 明和王逸舟),报告排出“综合国力”的全球座次,中国第六,日本第七。换言之,虽然中国经济总量落后于日本,但是综合国力首次超过日本,足以让国人的民族 自豪感油然而生。
  
  从古至今,中国人谈论日本的口气从来都是蔑视的,古代是“礼仪之邦”VS“蛮夷倭寇”,即便在中国屡败于日本的国耻中,仍然是“大中国”VS“小日 本”。同样,日本从近代崛起开始,也总是用轻蔑的口气谈论中国人,“支那人”就是典型蔑称。即便是二战失败后的日本,仍然具有傲视中国的资本。无论经济还 是政治,大中国和小日本完全不可同日而语。即便不谈中国在政治制度和价值观念等软实力上的落伍,仅仅就硬实力的对比而言,中国离日本的距离仍然遥远。
  
  从经济持续高增长的角度讲,日本经济的起飞开始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连续十八年以GDP年均增长10%的速度飙升,到1968年时,日本以1597 亿美元的GDP超出了西德、英国和法国,一跃成为资本主义的经济大国;再到八十年代中期,日本超过前苏联而跃升为世界第二。同时,日本经济飙升不仅是 GDP总量,更是人均GDP;1950年时,日本的人均GDP还只有美国的十四分之一;但到1987年,日本人均GDP已经首次超过了美国。
  
  进入九十年代,日本式高增长的弊端逐渐显露,特别是在房地产泡沫和金融坏账的拖累下,日本经济进入停滞和调整的时期。现在的小泉政府正在进行民营化改 革,就是为了医治不健康的经济发展模式。即便如此,就2004年的经济总量而言,日本为46,234万亿美元,中国为19,317万亿美元,“小日本”仍 然是“大中国”的2.4倍左右。论人均产值,日本第五,中国第107,“小日本”是“大中国”的30倍。
  
  从生活质量上看,日本早已步入发展型消费社会,而中国仍然是生存型消费社会。同时,在经济发展的质量方面,诸如生产效率、投资效率、环境保护、科技水 平、教育水平等方面,中日之间的差距就更为巨大。即便中日两国都存在着严重的金融坏账问题,但坏账比率日本远远低于中国。
  
  更重要的是,与中国相比,日本经济崛起最为可取的地方,在于财富分配的相对公正,使全体国民普遍分享到经济高增长的成果。1946年,日本通过了《生 活保障法》,确立了最低生活保障的三原则——平等原则、最低生活原则和补助性原则。同时,日本企业普遍实行“员工福利计划”,为此企业可以享受国家税收优 惠。“员工福利计划”保障覆盖范围非常广泛,惠及到员工的住宅、医疗、养老、生活补助、资金贷款、财产形成,甚至要保障到红白喜事互助和文化体育娱乐等方 面,包括“员工死亡后家属保障”。这种遗属保障由五项福利和一项员工自我积累所构成,足以让遗属们的生活维持社会的平均水准。
  
  所以,从财富分配的公平性上看,在七大资本主义国家中,第二大经济体的日本却是贫富差距最小的国家,也就是收入分配最公平的国家之一,日本的基尼系数 只有0.285。换言之,日本仅仅用了不到二十年的时间就追赶上西方强国,而且,日本的赶超是实实在在的,既是经济总量和人均GDP的双重赶超,也是政治 制度和价值观念的全面提升。
  
  再看改革以来中国,无论国内还是国外,各类关于中国财富分配公平性的调查数据都在证明,中国经济高增长的主要受惠者与绝大多数中国人无关,而只与极少 数权贵有关,中国的贫富差距逐年拉大,且毫无缓解的迹象。现在,中国已被公认为世界各国分配最不公平的国家之一,特别是城乡收入的差距为世界之冠,已经高 达6:1。
  
  据中国社会科学院2005年公布的调查结果,20世纪80年代,10%的人掌握着60%的有价证券和40%的银行储蓄;90年代末,20%的人拥有80%的银行储蓄;现在,1%的人拥有50%以上的社会财富。
  
  据《中国证券报》2005年12月14日报道:中国0.5%家庭拥有60%个人财富。而且,在这些豪富群体内,大约70%的财富掌握在资产超过50万 美元的家庭手中,而其余95.5%的中国家庭,其中包括所谓“小康”或“中产”家庭,也只占有个人财富的40%。换言之,中国年均GDP增长率为9%,而 0.5%家庭的财富的年均增长率为13%。权贵财富的膨胀速度远远高于GDP的增长速度。
  
  据联合国统计,中国目前18%人口每天生活费不足一美元,也就是说,中国目前仍然有2.35亿人生活在国际贫困线之下,而不是世界银行所说的8800万,更不是按中共政权标准所说的3000万。
  
  国际通行标准认为,人均可支配收入应占GDP的25-33%,而中国绝大多数人的可支配收入却只占GDP的10%左右。所以,GDP高增长,对于权贵 阶层意味着私人钱包滚雪球般膨胀,而对于弱势群体则意味着养家度日的日益艰难。特别是在居民生活的住房、教育和医疗这三个最基本需求领域,不要说最广大的 农民群体得不到最低满足,即便是城镇百姓负担之沉重,也已经到了“买不起房、看不起病、上不起学”的地步。
  随着中国经济高增长的是基尼系数的迅猛增长,1978年为0.18,1988年为0.382,1994年为0.467,现在,个人年收入和人均家庭收 入的基尼系数分别达到了0.529和0.561,已大大超过0.35-0.4的国际警戒线水平,而实际差距可能更大。因为,大陆人普遍相信,中国最有钱的 人集中在北京,因为北京是高层权贵最集中的皇城,但在中国富豪排行榜上,见到的大都是财产可以见光的私营老板,而从中央到地方的权贵家族却榜上无名。老一 代权贵邓小平、陈云等家族有多少资产?新一代权贵江泽民、李鹏等家族拥有多少钱?无人知道,也不可能知道。在此意义上,就财富分配的公正度而言,“小日本 之大”更衬托出“大中国之小”。
  
  独裁的滥权和冷酷的突出表现之一,就是“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强烈对比:当中国仍然拥有2亿多生活在温饱线以下的贫困人口时,权贵们却大嚼黄金 宴和女体宴,大玩小蜜和二奶,狂购各类名牌和周游世界,他们通过合法的和非法的腐败侵吞并挥霍太多的民脂民膏,官僚们吃喝玩乐消费及奢侈办公开支等消费和 被贪官们侵吞的国民财富,保守估计,每年也要在1.3万亿以上,平均到13亿人口,就是每年每人1000元。
  
  中国仍然是发展中国家,但税率之高已经排在世界第二,更不公平的是,国家税收的80%由工薪阶层承担,权贵阶层只承担国家税收20%。然而,工薪阶层却得不到应有的医疗、教育、失业、养老等社会保障。
  
  作为对比,在贫富差距比较悬殊的美国,占有50%财富的1%的富人,却承担着美国51%的税收。同时,美国富豪是世界上最慷慨的慈善家,全球首富比尔 ·盖茨把个人财富的90%以上捐给慈善事业。在此意义上可以说,美国富人不仅承担着政府福利的大头,同时承担着世界慈善事业的绝大多数资金。
  
  中国的底层民众还要承担畸形发展带来的巨额债务。综合各类统计数字显示,中国经济高增长的背后是天文数字的债务黑洞,由各级政权财政赤字、国债、社会 保障欠帐和金融坏账所积累起来的债务总额,已经高达16万2千8百多亿人民币。也就是说,独裁政权及其权贵固守的跛足改革,已经提前挥霍掉了子孙后代的未 来。从毛泽东时代的红色中国到后毛时代的赤字中国,权贵们坐吃山空,吃祖宗吃百姓吃后代吃未来,十多亿国人多年来创造和积累的财富,别说现在的将近11万 亿存款,就是再有一个10万亿,也不够权贵集团的侵吞和挥霍。
  
  更令人愤怒的是,中共主导下的GDP高增长沾满了弱势群体的血泪。各地方官权在个人政绩和既得利益的驱使下,盲目地进行商业开发和城镇扩展,为了建电 厂、开发区、工业园、娱乐场、商品房而进行强制性的征地和拆迁,由此引发出越来越多、规模越来越大且越来越暴烈的官民冲突,其中不乏大规模的官民冲突和流 血事件的发生,四川汉源因建电站而引发出高达十万人官民流血冲突,广东汕尾因建电厂而酿成举世瞩目的东洲血案。在一桩桩血案的对比下,那一组组令世界惊叹 的GDP数字,显得那么冷酷,冷酷得“毫无人性”。

  GDP高增长作为精神鸦片具有强烈的致幻作用,撕裂成官权中国与民间中国的悖论,官权鼓噪出大国崛起的骄狂和浮躁,国人越发陶醉于赶英超美的神话,却 全然无视这种崛起带来的极端不公正:中国式分配不公绝非来自单纯的资源匮乏、人口众多和供给不足,而更多的是来自制度贫困所导致的权利贫困和尊严贫困,国 人在权利分配上的严重不公,在尊严拥有上的巨大不平等,正是独裁体制的残酷和野蛮之所在,这种权利分配的不平等远甚于经济上的贫富差异。
  
  中国的GDP高增长的阳光所照耀的仅仅是极少数权贵,而绝大多数平民则处在承担着高增长代价的阴影中;中国的主导话语权也掌握在独裁政权及权贵们手 中,可以利用垄断媒体为现行的跛足改革提供铺天盖地的辩护。现在,在对中国经济总量跃升世界第四的热烈欢呼中,政权高官和暴富阶层的声音最为洪亮,而那些 利益受损群体且为跛足改革承担了最大代价的弱势群体则毫无感觉。
  
  一向自称“伟光正”的官权和GDP崇拜鼓噪下的大国幻觉相结合,自然只愿看繁荣崛起的一面,而不愿看凋敝衰落的另一面;只让垄断媒体高唱主旋律赞歌, 而严厉打压民间的批评之声;只愿计算中国何时能够超过美国,且越算自信心越强、与西方国家的差距越小,而不愿正视制约中国发展的制度和资源的双重瓶颈,也 不愿承认在软硬实力上与主流国家之间的巨大差距;只愿听到来自西方的惊叹和赞美,愿意从“中国威胁论”的流行中玩味西方人的惊恐不安,而不愿听来自西方的 警戒和批评,更不愿正视“独裁式崛起”对本国和世界的双重危害。
  
  在严格的言论管制之下,当异见者的声音、境外媒体的负面报道和批评之声难以被大陆民众听到时,即便官方媒体唱赞歌的喧哗再高调再热闹,偌大中国仍然是 “无声的中国”(鲁迅语)。“无声的中国”又吞噬了过量的“GDP精神鸦片”,必然变成“幻觉的中国”;而一个“无声而虚幻的中国”的经济崛起再高速,也 只能是泡沫化的无限膨胀,最终难逃破碎的厄运。


2006年1月15日于北京家中



中国的GDP高增长的阳光所照耀的仅仅是极少数权贵,而绝大多数平民则处在承担着高增长代价的阴影中。
  
  某种具有致幻作用且能煽起全民癫狂的观念产品,通常会被比喻为“精神鸦片”。马克思曾把宗教喻为“人民的精神鸦片”,把资本主义贬为“商品拜物教”, 也可以说就是另一种“精神鸦片”;针对二战后法国左倾知识界对苏联的狂热,雷蒙·阿隆几乎是孤军奋战地坚持古典自由主义立场,把共产主义喻为“知识分子的 鸦片”。现在看来,这一比喻堪称经典。
  
  由此类推,希特勒曾经是德国人的精神鸦片,斯大林曾经是苏联人民的“精神鸦片”,毛泽东曾经是中国人民的“精神鸦片”。曾几何时,这些极权者是世界上最具致幻作用的精神麻醉剂,德国人对希特勒、苏联人斯大林、中国人对毛泽东的狂热崇拜,连至高无上的上帝也望尘莫及。
  
  然而,精神鸦片的致幻作用大都是暂时性的,自由化进程是最有效的“祛魅剂”,当西方经济学重回古典自由主义、“里根-撒切尔主义”为萎靡不振的西方注 入了新的活力之时,整个共产世界也开始走上改革之路,中国的改革开放和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中国伟大的八九运动和苏东帝国的全面崩溃,使共产乌托邦丧失了 “精神鸦片”的致幻作用。
  
  但中国的改革和苏东的改革却有本质区别,苏东的“天鹅绒革命”带来的是自由经济和民主政治的同步,但邓小平及其中共的独裁本性却葬送了政治改革的千载 难逢的时机。民间要求政治改革的伟大八九运动被镇压。坦克和刺刀当然无法给中国带来健康的改革,纵使邓小平南巡使经济改革的步伐加快,但也只能是经热政冷 的跛足改革和畸形发展。个人极权变成寡头独裁,计划经济和公有制变成权力市场化和权贵私有化,改革成果的分配极端不公正,使今日中国变成了“权贵的天堂和 弱者的地狱”。与此同时,当实用主义猫论代替了共产主义革命论之后,黄色发财梦也代替了红色乌托邦。
  
  从邓小平到江泽民再到胡锦涛,中共为了保住独裁政权和权贵们的既得利益,奉行“稳定第一”和“GDP优先”的跛足改革,鼓吹“一切向钱看”的价值取 向,从中央到地方,衡量官员们的第一政绩标准,也由政治挂帅必然变成GDP挂帅标准;从城市精英到乡村农民,衡量人的价值的第一标准,也由清教徒道德变成 暴发户道德。套用马克思的话说,中国沉迷于“金钱拜物教”,GDP增长率变成了中共政权的“精神鸦片”。
  
  2004年年底,中共当局宣称:继续宏观调控并下调了GDP指标,并预测2005年经济增长率为8%左右;国际经济分析机构也多预测2005年中国经 济增长将减缓。然而,一年后的2005年年末,中共统计局局长李德水对外宣布:“全国第一次经济普查已经圆满结束”,普查发现漏报2.3万亿元人民币, 2004年GDP因此上调16.8%,达到15.98万亿元人民币,中国的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六,超过了意大利。
  
  2006年1月9日,中共统计局再次宣布:从1979年到2004年的25年间,中国平均每年GDP的增长率为9.6%,比原先的数据高0.2个百分 点;也宣布了近四年的GDP增长率修正数据,2002年由8.3%调整为9.1%;2003年由9.5%调整为10.0%,2004年由9.5%调整为 10.1%,2005年为9.8%。这样,中国经济总量就已经超过英国和法国,跃居世界第四。
  
  此次修正的目的之一,是为了消除中国高增长给外界带来的不健康忧虑,所以李德水特意介绍了大幅度修正的根据:投资性增长的比重大幅度降低而服务业增长 的比重大幅度上升。他说:“这一增幅主要应归于中国先前对服务业的低估”,“中国的投资过热其实并没有官方数据所言那么严重,GDP调整后,固定资产投资 占GDP的比率也有望从46%下滑到42%-43%。”,“此前许多过高的‘比率’将不再成为大问题,此前让中国经济界担忧的‘硬着陆’风险也将在一系列 大大优化的数据面前迎刃而解。”。

  同时,为了消除外界对此一修正的怀疑,李德水还特意举出其他国家修正经济数据的例子:“过去东南亚某一个国家经过普查以后(GDP)调整了18%,欧 洲一个国家经过普查以后调整了17%,这都是很正常的。”他还警告说:“我们任何时候都要保持清醒的头脑,不能因为普查增加了一点GDP就沾沾自喜。”他 指出:不要光看GDP总量,而要看人均GDP。如果按照人均GDP排名,中国仅仅排在107位。但国内外舆论却是一片喧哗和骚动,狂炒中国经济地位在国际 上的飙升。
  
  事实上,对中国GDP高增长的欢呼,并非今年的特例,近年来,每年公布的GDP增长数字——无论是超过8%还是超过9%——都能带来欢呼。2005年 2月28日,中共当局公布2004年GDP增长率后,国内舆论曾热烈欢呼过中国经济总量跃居全球第七(1.65万亿美元);10月后,官方公布了修正后的 数据,显示出中国经济的高增长奇迹,再次产生强烈的致幻作用。在这种经济奇迹中,国人想起了毛泽东当年提出的“赶英超美”的目标,现在似乎已经实现的一 半。
  
  所以,国内媒体大都用“中国有望超过英法成为全球第四经济大国”作为标题,各媒体的2005年年终特刊也大肆渲染中国世纪,《人民日报》社论题为“伟 大的开局之年━━元旦献词”,财经时报出版的年终特刊题为《2005中国的世界元年》,开篇标题为《中国和平崛起的大问题及大智慧》,最后一篇的小标题为 《这是歌舞升平的一年》。
  
  央视《新闻周刊》的主持人白岩松说:甚至不用提中国经济世界第四,只要一想到我们可以谈论“中国经济世界第几”,就足以令人激动。他还说,“赶英超 美”的老话应该改为“超英赶美”了。按现在的发展速度,2005年第四,2006年的中国经济很可能超过德国变成世界第三,剩下的就是追赶老二日本和老大 美国了。
  
  那些御用智囊和狂热愤青,已经把“大国崛起”作为立论的根据,谈论着中国可以纵横世界的美妙前景;那些以“价值中立”标榜的经济学家,说起话来也有种 令人眩晕的光环;那些跨国的经济分析的机构,那些中国权贵经济的外籍代言人和外国大资本的中国代言人,也大都为中国经济的迅速崛起而欢呼。

  然而,中国经济总量的飙升必然引来“中国威胁论”的升温。此次中共当局修正GDP数据,上调中国经济总量,也让欧美各国纷纷聚焦中国挑战。甚至英国首相布莱尔也表示:中国最终将会成为左右世界经济的强大力量。为了应对中国崛起的挑战,西方国家应该加快改革。
  
  由于中日关系降到两国恢复邦交以来的最低点,区域竞争、领土争端、东海能源和历史恩怨,再次激起双方“亚洲老大之争”的心态,日本国内的“中国威胁 论”遽然升温,已经由民间和学界上升为官方言论。在中共发布GDP修正数字之后,日本外相麻生太郎在12月22日说:1,中国正在成为相当程度的威胁。 2,日本应成为亚洲领袖。日本官房长官安倍晋三也在当天表示,他和小泉首相均赞同麻生有关要求中国军费开支“透明化”的言论。这是小泉内阁阁僚首次公开宣 称“中国威胁论”。

  对于一阔脸就变的中共政权及其爱国者们来说,中国经济总量在超过英、法两大国之后,大国幻觉支配着的下一个超越目标就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日本。而且, 事情就是这么凑巧,赶超日本的心愿居然立刻兑现。2006年1月2日,中共社会科学院发布国际形势黄皮书《2006年:全球政治与安全报告》(主编是李慎 明和王逸舟),报告排出“综合国力”的全球座次,中国第六,日本第七。换言之,虽然中国经济总量落后于日本,但是综合国力首次超过日本,足以让国人的民族 自豪感油然而生。
  
  从古至今,中国人谈论日本的口气从来都是蔑视的,古代是“礼仪之邦”VS“蛮夷倭寇”,即便在中国屡败于日本的国耻中,仍然是“大中国”VS“小日 本”。同样,日本从近代崛起开始,也总是用轻蔑的口气谈论中国人,“支那人”就是典型蔑称。即便是二战失败后的日本,仍然具有傲视中国的资本。无论经济还 是政治,大中国和小日本完全不可同日而语。即便不谈中国在政治制度和价值观念等软实力上的落伍,仅仅就硬实力的对比而言,中国离日本的距离仍然遥远。
  
  从经济持续高增长的角度讲,日本经济的起飞开始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连续十八年以GDP年均增长10%的速度飙升,到1968年时,日本以1597 亿美元的GDP超出了西德、英国和法国,一跃成为资本主义的经济大国;再到八十年代中期,日本超过前苏联而跃升为世界第二。同时,日本经济飙升不仅是 GDP总量,更是人均GDP;1950年时,日本的人均GDP还只有美国的十四分之一;但到1987年,日本人均GDP已经首次超过了美国。
  
  进入九十年代,日本式高增长的弊端逐渐显露,特别是在房地产泡沫和金融坏账的拖累下,日本经济进入停滞和调整的时期。现在的小泉政府正在进行民营化改 革,就是为了医治不健康的经济发展模式。即便如此,就2004年的经济总量而言,日本为46,234万亿美元,中国为19,317万亿美元,“小日本”仍 然是“大中国”的2.4倍左右。论人均产值,日本第五,中国第107,“小日本”是“大中国”的30倍。
  
  从生活质量上看,日本早已步入发展型消费社会,而中国仍然是生存型消费社会。同时,在经济发展的质量方面,诸如生产效率、投资效率、环境保护、科技水 平、教育水平等方面,中日之间的差距就更为巨大。即便中日两国都存在着严重的金融坏账问题,但坏账比率日本远远低于中国。
  
  更重要的是,与中国相比,日本经济崛起最为可取的地方,在于财富分配的相对公正,使全体国民普遍分享到经济高增长的成果。1946年,日本通过了《生 活保障法》,确立了最低生活保障的三原则——平等原则、最低生活原则和补助性原则。同时,日本企业普遍实行“员工福利计划”,为此企业可以享受国家税收优 惠。“员工福利计划”保障覆盖范围非常广泛,惠及到员工的住宅、医疗、养老、生活补助、资金贷款、财产形成,甚至要保障到红白喜事互助和文化体育娱乐等方 面,包括“员工死亡后家属保障”。这种遗属保障由五项福利和一项员工自我积累所构成,足以让遗属们的生活维持社会的平均水准。
  
  所以,从财富分配的公平性上看,在七大资本主义国家中,第二大经济体的日本却是贫富差距最小的国家,也就是收入分配最公平的国家之一,日本的基尼系数 只有0.285。换言之,日本仅仅用了不到二十年的时间就追赶上西方强国,而且,日本的赶超是实实在在的,既是经济总量和人均GDP的双重赶超,也是政治 制度和价值观念的全面提升。
  
  再看改革以来中国,无论国内还是国外,各类关于中国财富分配公平性的调查数据都在证明,中国经济高增长的主要受惠者与绝大多数中国人无关,而只与极少 数权贵有关,中国的贫富差距逐年拉大,且毫无缓解的迹象。现在,中国已被公认为世界各国分配最不公平的国家之一,特别是城乡收入的差距为世界之冠,已经高 达6:1。
  
  据中国社会科学院2005年公布的调查结果,20世纪80年代,10%的人掌握着60%的有价证券和40%的银行储蓄;90年代末,20%的人拥有80%的银行储蓄;现在,1%的人拥有50%以上的社会财富。
  
  据《中国证券报》2005年12月14日报道:中国0.5%家庭拥有60%个人财富。而且,在这些豪富群体内,大约70%的财富掌握在资产超过50万 美元的家庭手中,而其余95.5%的中国家庭,其中包括所谓“小康”或“中产”家庭,也只占有个人财富的40%。换言之,中国年均GDP增长率为9%,而 0.5%家庭的财富的年均增长率为13%。权贵财富的膨胀速度远远高于GDP的增长速度。
  
  据联合国统计,中国目前18%人口每天生活费不足一美元,也就是说,中国目前仍然有2.35亿人生活在国际贫困线之下,而不是世界银行所说的8800万,更不是按中共政权标准所说的3000万。
  
  国际通行标准认为,人均可支配收入应占GDP的25-33%,而中国绝大多数人的可支配收入却只占GDP的10%左右。所以,GDP高增长,对于权贵 阶层意味着私人钱包滚雪球般膨胀,而对于弱势群体则意味着养家度日的日益艰难。特别是在居民生活的住房、教育和医疗这三个最基本需求领域,不要说最广大的 农民群体得不到最低满足,即便是城镇百姓负担之沉重,也已经到了“买不起房、看不起病、上不起学”的地步。
  随着中国经济高增长的是基尼系数的迅猛增长,1978年为0.18,1988年为0.382,1994年为0.467,现在,个人年收入和人均家庭收 入的基尼系数分别达到了0.529和0.561,已大大超过0.35-0.4的国际警戒线水平,而实际差距可能更大。因为,大陆人普遍相信,中国最有钱的 人集中在北京,因为北京是高层权贵最集中的皇城,但在中国富豪排行榜上,见到的大都是财产可以见光的私营老板,而从中央到地方的权贵家族却榜上无名。老一 代权贵邓小平、陈云等家族有多少资产?新一代权贵江泽民、李鹏等家族拥有多少钱?无人知道,也不可能知道。在此意义上,就财富分配的公正度而言,“小日本 之大”更衬托出“大中国之小”。
  
  独裁的滥权和冷酷的突出表现之一,就是“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强烈对比:当中国仍然拥有2亿多生活在温饱线以下的贫困人口时,权贵们却大嚼黄金 宴和女体宴,大玩小蜜和二奶,狂购各类名牌和周游世界,他们通过合法的和非法的腐败侵吞并挥霍太多的民脂民膏,官僚们吃喝玩乐消费及奢侈办公开支等消费和 被贪官们侵吞的国民财富,保守估计,每年也要在1.3万亿以上,平均到13亿人口,就是每年每人1000元。
  
  中国仍然是发展中国家,但税率之高已经排在世界第二,更不公平的是,国家税收的80%由工薪阶层承担,权贵阶层只承担国家税收20%。然而,工薪阶层却得不到应有的医疗、教育、失业、养老等社会保障。
  
  作为对比,在贫富差距比较悬殊的美国,占有50%财富的1%的富人,却承担着美国51%的税收。同时,美国富豪是世界上最慷慨的慈善家,全球首富比尔 ·盖茨把个人财富的90%以上捐给慈善事业。在此意义上可以说,美国富人不仅承担着政府福利的大头,同时承担着世界慈善事业的绝大多数资金。
  
  中国的底层民众还要承担畸形发展带来的巨额债务。综合各类统计数字显示,中国经济高增长的背后是天文数字的债务黑洞,由各级政权财政赤字、国债、社会 保障欠帐和金融坏账所积累起来的债务总额,已经高达16万2千8百多亿人民币。也就是说,独裁政权及其权贵固守的跛足改革,已经提前挥霍掉了子孙后代的未 来。从毛泽东时代的红色中国到后毛时代的赤字中国,权贵们坐吃山空,吃祖宗吃百姓吃后代吃未来,十多亿国人多年来创造和积累的财富,别说现在的将近11万 亿存款,就是再有一个10万亿,也不够权贵集团的侵吞和挥霍。
  
  更令人愤怒的是,中共主导下的GDP高增长沾满了弱势群体的血泪。各地方官权在个人政绩和既得利益的驱使下,盲目地进行商业开发和城镇扩展,为了建电 厂、开发区、工业园、娱乐场、商品房而进行强制性的征地和拆迁,由此引发出越来越多、规模越来越大且越来越暴烈的官民冲突,其中不乏大规模的官民冲突和流 血事件的发生,四川汉源因建电站而引发出高达十万人官民流血冲突,广东汕尾因建电厂而酿成举世瞩目的东洲血案。在一桩桩血案的对比下,那一组组令世界惊叹 的GDP数字,显得那么冷酷,冷酷得“毫无人性”。

  GDP高增长作为精神鸦片具有强烈的致幻作用,撕裂成官权中国与民间中国的悖论,官权鼓噪出大国崛起的骄狂和浮躁,国人越发陶醉于赶英超美的神话,却 全然无视这种崛起带来的极端不公正:中国式分配不公绝非来自单纯的资源匮乏、人口众多和供给不足,而更多的是来自制度贫困所导致的权利贫困和尊严贫困,国 人在权利分配上的严重不公,在尊严拥有上的巨大不平等,正是独裁体制的残酷和野蛮之所在,这种权利分配的不平等远甚于经济上的贫富差异。
  
  中国的GDP高增长的阳光所照耀的仅仅是极少数权贵,而绝大多数平民则处在承担着高增长代价的阴影中;中国的主导话语权也掌握在独裁政权及权贵们手 中,可以利用垄断媒体为现行的跛足改革提供铺天盖地的辩护。现在,在对中国经济总量跃升世界第四的热烈欢呼中,政权高官和暴富阶层的声音最为洪亮,而那些 利益受损群体且为跛足改革承担了最大代价的弱势群体则毫无感觉。
  
  一向自称“伟光正”的官权和GDP崇拜鼓噪下的大国幻觉相结合,自然只愿看繁荣崛起的一面,而不愿看凋敝衰落的另一面;只让垄断媒体高唱主旋律赞歌, 而严厉打压民间的批评之声;只愿计算中国何时能够超过美国,且越算自信心越强、与西方国家的差距越小,而不愿正视制约中国发展的制度和资源的双重瓶颈,也 不愿承认在软硬实力上与主流国家之间的巨大差距;只愿听到来自西方的惊叹和赞美,愿意从“中国威胁论”的流行中玩味西方人的惊恐不安,而不愿听来自西方的 警戒和批评,更不愿正视“独裁式崛起”对本国和世界的双重危害。
  
  在严格的言论管制之下,当异见者的声音、境外媒体的负面报道和批评之声难以被大陆民众听到时,即便官方媒体唱赞歌的喧哗再高调再热闹,偌大中国仍然是 “无声的中国”(鲁迅语)。“无声的中国”又吞噬了过量的“GDP精神鸦片”,必然变成“幻觉的中国”;而一个“无声而虚幻的中国”的经济崛起再高速,也 只能是泡沫化的无限膨胀,最终难逃破碎的厄运。


2006年1月15日于北京家中



中国的GDP高增长的阳光所照耀的仅仅是极少数权贵,而绝大多数平民则处在承担着高增长代价的阴影中。
  
  某种具有致幻作用且能煽起全民癫狂的观念产品,通常会被比喻为“精神鸦片”。马克思曾把宗教喻为“人民的精神鸦片”,把资本主义贬为“商品拜物教”, 也可以说就是另一种“精神鸦片”;针对二战后法国左倾知识界对苏联的狂热,雷蒙·阿隆几乎是孤军奋战地坚持古典自由主义立场,把共产主义喻为“知识分子的 鸦片”。现在看来,这一比喻堪称经典。
  
  由此类推,希特勒曾经是德国人的精神鸦片,斯大林曾经是苏联人民的“精神鸦片”,毛泽东曾经是中国人民的“精神鸦片”。曾几何时,这些极权者是世界上最具致幻作用的精神麻醉剂,德国人对希特勒、苏联人斯大林、中国人对毛泽东的狂热崇拜,连至高无上的上帝也望尘莫及。
  
  然而,精神鸦片的致幻作用大都是暂时性的,自由化进程是最有效的“祛魅剂”,当西方经济学重回古典自由主义、“里根-撒切尔主义”为萎靡不振的西方注 入了新的活力之时,整个共产世界也开始走上改革之路,中国的改革开放和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中国伟大的八九运动和苏东帝国的全面崩溃,使共产乌托邦丧失了 “精神鸦片”的致幻作用。
  
  但中国的改革和苏东的改革却有本质区别,苏东的“天鹅绒革命”带来的是自由经济和民主政治的同步,但邓小平及其中共的独裁本性却葬送了政治改革的千载 难逢的时机。民间要求政治改革的伟大八九运动被镇压。坦克和刺刀当然无法给中国带来健康的改革,纵使邓小平南巡使经济改革的步伐加快,但也只能是经热政冷 的跛足改革和畸形发展。个人极权变成寡头独裁,计划经济和公有制变成权力市场化和权贵私有化,改革成果的分配极端不公正,使今日中国变成了“权贵的天堂和 弱者的地狱”。与此同时,当实用主义猫论代替了共产主义革命论之后,黄色发财梦也代替了红色乌托邦。
  
  从邓小平到江泽民再到胡锦涛,中共为了保住独裁政权和权贵们的既得利益,奉行“稳定第一”和“GDP优先”的跛足改革,鼓吹“一切向钱看”的价值取 向,从中央到地方,衡量官员们的第一政绩标准,也由政治挂帅必然变成GDP挂帅标准;从城市精英到乡村农民,衡量人的价值的第一标准,也由清教徒道德变成 暴发户道德。套用马克思的话说,中国沉迷于“金钱拜物教”,GDP增长率变成了中共政权的“精神鸦片”。
  
  2004年年底,中共当局宣称:继续宏观调控并下调了GDP指标,并预测2005年经济增长率为8%左右;国际经济分析机构也多预测2005年中国经 济增长将减缓。然而,一年后的2005年年末,中共统计局局长李德水对外宣布:“全国第一次经济普查已经圆满结束”,普查发现漏报2.3万亿元人民币, 2004年GDP因此上调16.8%,达到15.98万亿元人民币,中国的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六,超过了意大利。
  
  2006年1月9日,中共统计局再次宣布:从1979年到2004年的25年间,中国平均每年GDP的增长率为9.6%,比原先的数据高0.2个百分 点;也宣布了近四年的GDP增长率修正数据,2002年由8.3%调整为9.1%;2003年由9.5%调整为10.0%,2004年由9.5%调整为 10.1%,2005年为9.8%。这样,中国经济总量就已经超过英国和法国,跃居世界第四。
  
  此次修正的目的之一,是为了消除中国高增长给外界带来的不健康忧虑,所以李德水特意介绍了大幅度修正的根据:投资性增长的比重大幅度降低而服务业增长 的比重大幅度上升。他说:“这一增幅主要应归于中国先前对服务业的低估”,“中国的投资过热其实并没有官方数据所言那么严重,GDP调整后,固定资产投资 占GDP的比率也有望从46%下滑到42%-43%。”,“此前许多过高的‘比率’将不再成为大问题,此前让中国经济界担忧的‘硬着陆’风险也将在一系列 大大优化的数据面前迎刃而解。”。

  同时,为了消除外界对此一修正的怀疑,李德水还特意举出其他国家修正经济数据的例子:“过去东南亚某一个国家经过普查以后(GDP)调整了18%,欧 洲一个国家经过普查以后调整了17%,这都是很正常的。”他还警告说:“我们任何时候都要保持清醒的头脑,不能因为普查增加了一点GDP就沾沾自喜。”他 指出:不要光看GDP总量,而要看人均GDP。如果按照人均GDP排名,中国仅仅排在107位。但国内外舆论却是一片喧哗和骚动,狂炒中国经济地位在国际 上的飙升。
  
  事实上,对中国GDP高增长的欢呼,并非今年的特例,近年来,每年公布的GDP增长数字——无论是超过8%还是超过9%——都能带来欢呼。2005年 2月28日,中共当局公布2004年GDP增长率后,国内舆论曾热烈欢呼过中国经济总量跃居全球第七(1.65万亿美元);10月后,官方公布了修正后的 数据,显示出中国经济的高增长奇迹,再次产生强烈的致幻作用。在这种经济奇迹中,国人想起了毛泽东当年提出的“赶英超美”的目标,现在似乎已经实现的一 半。
  
  所以,国内媒体大都用“中国有望超过英法成为全球第四经济大国”作为标题,各媒体的2005年年终特刊也大肆渲染中国世纪,《人民日报》社论题为“伟 大的开局之年━━元旦献词”,财经时报出版的年终特刊题为《2005中国的世界元年》,开篇标题为《中国和平崛起的大问题及大智慧》,最后一篇的小标题为 《这是歌舞升平的一年》。
  
  央视《新闻周刊》的主持人白岩松说:甚至不用提中国经济世界第四,只要一想到我们可以谈论“中国经济世界第几”,就足以令人激动。他还说,“赶英超 美”的老话应该改为“超英赶美”了。按现在的发展速度,2005年第四,2006年的中国经济很可能超过德国变成世界第三,剩下的就是追赶老二日本和老大 美国了。
  
  那些御用智囊和狂热愤青,已经把“大国崛起”作为立论的根据,谈论着中国可以纵横世界的美妙前景;那些以“价值中立”标榜的经济学家,说起话来也有种 令人眩晕的光环;那些跨国的经济分析的机构,那些中国权贵经济的外籍代言人和外国大资本的中国代言人,也大都为中国经济的迅速崛起而欢呼。

  然而,中国经济总量的飙升必然引来“中国威胁论”的升温。此次中共当局修正GDP数据,上调中国经济总量,也让欧美各国纷纷聚焦中国挑战。甚至英国首相布莱尔也表示:中国最终将会成为左右世界经济的强大力量。为了应对中国崛起的挑战,西方国家应该加快改革。
  
  由于中日关系降到两国恢复邦交以来的最低点,区域竞争、领土争端、东海能源和历史恩怨,再次激起双方“亚洲老大之争”的心态,日本国内的“中国威胁 论”遽然升温,已经由民间和学界上升为官方言论。在中共发布GDP修正数字之后,日本外相麻生太郎在12月22日说:1,中国正在成为相当程度的威胁。 2,日本应成为亚洲领袖。日本官房长官安倍晋三也在当天表示,他和小泉首相均赞同麻生有关要求中国军费开支“透明化”的言论。这是小泉内阁阁僚首次公开宣 称“中国威胁论”。

  对于一阔脸就变的中共政权及其爱国者们来说,中国经济总量在超过英、法两大国之后,大国幻觉支配着的下一个超越目标就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日本。而且, 事情就是这么凑巧,赶超日本的心愿居然立刻兑现。2006年1月2日,中共社会科学院发布国际形势黄皮书《2006年:全球政治与安全报告》(主编是李慎 明和王逸舟),报告排出“综合国力”的全球座次,中国第六,日本第七。换言之,虽然中国经济总量落后于日本,但是综合国力首次超过日本,足以让国人的民族 自豪感油然而生。
  
  从古至今,中国人谈论日本的口气从来都是蔑视的,古代是“礼仪之邦”VS“蛮夷倭寇”,即便在中国屡败于日本的国耻中,仍然是“大中国”VS“小日 本”。同样,日本从近代崛起开始,也总是用轻蔑的口气谈论中国人,“支那人”就是典型蔑称。即便是二战失败后的日本,仍然具有傲视中国的资本。无论经济还 是政治,大中国和小日本完全不可同日而语。即便不谈中国在政治制度和价值观念等软实力上的落伍,仅仅就硬实力的对比而言,中国离日本的距离仍然遥远。
  
  从经济持续高增长的角度讲,日本经济的起飞开始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连续十八年以GDP年均增长10%的速度飙升,到1968年时,日本以1597 亿美元的GDP超出了西德、英国和法国,一跃成为资本主义的经济大国;再到八十年代中期,日本超过前苏联而跃升为世界第二。同时,日本经济飙升不仅是 GDP总量,更是人均GDP;1950年时,日本的人均GDP还只有美国的十四分之一;但到1987年,日本人均GDP已经首次超过了美国。
  
  进入九十年代,日本式高增长的弊端逐渐显露,特别是在房地产泡沫和金融坏账的拖累下,日本经济进入停滞和调整的时期。现在的小泉政府正在进行民营化改 革,就是为了医治不健康的经济发展模式。即便如此,就2004年的经济总量而言,日本为46,234万亿美元,中国为19,317万亿美元,“小日本”仍 然是“大中国”的2.4倍左右。论人均产值,日本第五,中国第107,“小日本”是“大中国”的30倍。
  
  从生活质量上看,日本早已步入发展型消费社会,而中国仍然是生存型消费社会。同时,在经济发展的质量方面,诸如生产效率、投资效率、环境保护、科技水 平、教育水平等方面,中日之间的差距就更为巨大。即便中日两国都存在着严重的金融坏账问题,但坏账比率日本远远低于中国。
  
  更重要的是,与中国相比,日本经济崛起最为可取的地方,在于财富分配的相对公正,使全体国民普遍分享到经济高增长的成果。1946年,日本通过了《生 活保障法》,确立了最低生活保障的三原则——平等原则、最低生活原则和补助性原则。同时,日本企业普遍实行“员工福利计划”,为此企业可以享受国家税收优 惠。“员工福利计划”保障覆盖范围非常广泛,惠及到员工的住宅、医疗、养老、生活补助、资金贷款、财产形成,甚至要保障到红白喜事互助和文化体育娱乐等方 面,包括“员工死亡后家属保障”。这种遗属保障由五项福利和一项员工自我积累所构成,足以让遗属们的生活维持社会的平均水准。
  
  所以,从财富分配的公平性上看,在七大资本主义国家中,第二大经济体的日本却是贫富差距最小的国家,也就是收入分配最公平的国家之一,日本的基尼系数 只有0.285。换言之,日本仅仅用了不到二十年的时间就追赶上西方强国,而且,日本的赶超是实实在在的,既是经济总量和人均GDP的双重赶超,也是政治 制度和价值观念的全面提升。
  
  再看改革以来中国,无论国内还是国外,各类关于中国财富分配公平性的调查数据都在证明,中国经济高增长的主要受惠者与绝大多数中国人无关,而只与极少 数权贵有关,中国的贫富差距逐年拉大,且毫无缓解的迹象。现在,中国已被公认为世界各国分配最不公平的国家之一,特别是城乡收入的差距为世界之冠,已经高 达6:1。
  
  据中国社会科学院2005年公布的调查结果,20世纪80年代,10%的人掌握着60%的有价证券和40%的银行储蓄;90年代末,20%的人拥有80%的银行储蓄;现在,1%的人拥有50%以上的社会财富。
  
  据《中国证券报》2005年12月14日报道:中国0.5%家庭拥有60%个人财富。而且,在这些豪富群体内,大约70%的财富掌握在资产超过50万 美元的家庭手中,而其余95.5%的中国家庭,其中包括所谓“小康”或“中产”家庭,也只占有个人财富的40%。换言之,中国年均GDP增长率为9%,而 0.5%家庭的财富的年均增长率为13%。权贵财富的膨胀速度远远高于GDP的增长速度。
  
  据联合国统计,中国目前18%人口每天生活费不足一美元,也就是说,中国目前仍然有2.35亿人生活在国际贫困线之下,而不是世界银行所说的8800万,更不是按中共政权标准所说的3000万。
  
  国际通行标准认为,人均可支配收入应占GDP的25-33%,而中国绝大多数人的可支配收入却只占GDP的10%左右。所以,GDP高增长,对于权贵 阶层意味着私人钱包滚雪球般膨胀,而对于弱势群体则意味着养家度日的日益艰难。特别是在居民生活的住房、教育和医疗这三个最基本需求领域,不要说最广大的 农民群体得不到最低满足,即便是城镇百姓负担之沉重,也已经到了“买不起房、看不起病、上不起学”的地步。
  随着中国经济高增长的是基尼系数的迅猛增长,1978年为0.18,1988年为0.382,1994年为0.467,现在,个人年收入和人均家庭收 入的基尼系数分别达到了0.529和0.561,已大大超过0.35-0.4的国际警戒线水平,而实际差距可能更大。因为,大陆人普遍相信,中国最有钱的 人集中在北京,因为北京是高层权贵最集中的皇城,但在中国富豪排行榜上,见到的大都是财产可以见光的私营老板,而从中央到地方的权贵家族却榜上无名。老一 代权贵邓小平、陈云等家族有多少资产?新一代权贵江泽民、李鹏等家族拥有多少钱?无人知道,也不可能知道。在此意义上,就财富分配的公正度而言,“小日本 之大”更衬托出“大中国之小”。
  
  独裁的滥权和冷酷的突出表现之一,就是“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强烈对比:当中国仍然拥有2亿多生活在温饱线以下的贫困人口时,权贵们却大嚼黄金 宴和女体宴,大玩小蜜和二奶,狂购各类名牌和周游世界,他们通过合法的和非法的腐败侵吞并挥霍太多的民脂民膏,官僚们吃喝玩乐消费及奢侈办公开支等消费和 被贪官们侵吞的国民财富,保守估计,每年也要在1.3万亿以上,平均到13亿人口,就是每年每人1000元。
  
  中国仍然是发展中国家,但税率之高已经排在世界第二,更不公平的是,国家税收的80%由工薪阶层承担,权贵阶层只承担国家税收20%。然而,工薪阶层却得不到应有的医疗、教育、失业、养老等社会保障。
  
  作为对比,在贫富差距比较悬殊的美国,占有50%财富的1%的富人,却承担着美国51%的税收。同时,美国富豪是世界上最慷慨的慈善家,全球首富比尔 ·盖茨把个人财富的90%以上捐给慈善事业。在此意义上可以说,美国富人不仅承担着政府福利的大头,同时承担着世界慈善事业的绝大多数资金。
  
  中国的底层民众还要承担畸形发展带来的巨额债务。综合各类统计数字显示,中国经济高增长的背后是天文数字的债务黑洞,由各级政权财政赤字、国债、社会 保障欠帐和金融坏账所积累起来的债务总额,已经高达16万2千8百多亿人民币。也就是说,独裁政权及其权贵固守的跛足改革,已经提前挥霍掉了子孙后代的未 来。从毛泽东时代的红色中国到后毛时代的赤字中国,权贵们坐吃山空,吃祖宗吃百姓吃后代吃未来,十多亿国人多年来创造和积累的财富,别说现在的将近11万 亿存款,就是再有一个10万亿,也不够权贵集团的侵吞和挥霍。
  
  更令人愤怒的是,中共主导下的GDP高增长沾满了弱势群体的血泪。各地方官权在个人政绩和既得利益的驱使下,盲目地进行商业开发和城镇扩展,为了建电 厂、开发区、工业园、娱乐场、商品房而进行强制性的征地和拆迁,由此引发出越来越多、规模越来越大且越来越暴烈的官民冲突,其中不乏大规模的官民冲突和流 血事件的发生,四川汉源因建电站而引发出高达十万人官民流血冲突,广东汕尾因建电厂而酿成举世瞩目的东洲血案。在一桩桩血案的对比下,那一组组令世界惊叹 的GDP数字,显得那么冷酷,冷酷得“毫无人性”。

  GDP高增长作为精神鸦片具有强烈的致幻作用,撕裂成官权中国与民间中国的悖论,官权鼓噪出大国崛起的骄狂和浮躁,国人越发陶醉于赶英超美的神话,却 全然无视这种崛起带来的极端不公正:中国式分配不公绝非来自单纯的资源匮乏、人口众多和供给不足,而更多的是来自制度贫困所导致的权利贫困和尊严贫困,国 人在权利分配上的严重不公,在尊严拥有上的巨大不平等,正是独裁体制的残酷和野蛮之所在,这种权利分配的不平等远甚于经济上的贫富差异。
  
  中国的GDP高增长的阳光所照耀的仅仅是极少数权贵,而绝大多数平民则处在承担着高增长代价的阴影中;中国的主导话语权也掌握在独裁政权及权贵们手 中,可以利用垄断媒体为现行的跛足改革提供铺天盖地的辩护。现在,在对中国经济总量跃升世界第四的热烈欢呼中,政权高官和暴富阶层的声音最为洪亮,而那些 利益受损群体且为跛足改革承担了最大代价的弱势群体则毫无感觉。
  
  一向自称“伟光正”的官权和GDP崇拜鼓噪下的大国幻觉相结合,自然只愿看繁荣崛起的一面,而不愿看凋敝衰落的另一面;只让垄断媒体高唱主旋律赞歌, 而严厉打压民间的批评之声;只愿计算中国何时能够超过美国,且越算自信心越强、与西方国家的差距越小,而不愿正视制约中国发展的制度和资源的双重瓶颈,也 不愿承认在软硬实力上与主流国家之间的巨大差距;只愿听到来自西方的惊叹和赞美,愿意从“中国威胁论”的流行中玩味西方人的惊恐不安,而不愿听来自西方的 警戒和批评,更不愿正视“独裁式崛起”对本国和世界的双重危害。
  
  在严格的言论管制之下,当异见者的声音、境外媒体的负面报道和批评之声难以被大陆民众听到时,即便官方媒体唱赞歌的喧哗再高调再热闹,偌大中国仍然是 “无声的中国”(鲁迅语)。“无声的中国”又吞噬了过量的“GDP精神鸦片”,必然变成“幻觉的中国”;而一个“无声而虚幻的中国”的经济崛起再高速,也 只能是泡沫化的无限膨胀,最终难逃破碎的厄运。


2006年1月15日于北京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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