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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宪政体是最好的防弹衣
王怡



中国体制改是党内外两套规则系统。这要求中共必须改革其秘密社团性质的组织规则,放弃自外于公共政治空间的政治租界。

福建连江的县委书记黄金高因反腐受到威胁,公开向网络媒体求助。这个颇具戏剧性的事件,让我们看到在公共生活中获取安全感的三种途径:从实到虚排 列,分别是防弹衣(及武警保镖)、公众舆论和制度规则。其中防弹衣和武警是黄金高作为县委书记的一种特权,老百姓享受不到。但有意思的是,在身穿防弹衣长 达6年之后,黄金高仍旧坐立不安,选择了向网络媒体公开反腐内幕。这有两种可能,一是黄金高认为防弹衣还不够安全,只有把官场内幕公开出去,才能添加自己 的安全系数。这是用舆论去弥补防弹衣的不足。二是黄金高不想一辈子被保镖和沉重的防弹衣包裹,他希望作为一个不穿防弹衣的普通老百姓,也能享有基本的安全 感。这是用舆论去替代防弹衣。不管怎样,连特权都不能给一个地方最高官员带来足够的安全感,是一桩极有意味的象征性事件。

黄金高是一个县委书记,但当受到来自黑白两道的阻挠和威胁时,他认为一个自由、民主的言论空间,是比县委书记前呼后拥的特权更有力量的依靠。这几 乎就是中国有史以来,一个执政者向被统治者公开求助的第一例。黄书记认为民众比特权更能保护他,网络比官场还有安全感。于是他的希望不再是防弹衣和冲锋 枪,而是老百姓的口水。鉴于他事实上受到的生命威胁,这一似乎政治不正确的选择,也最大限度地得到了上级政权的容忍。当制度和规则不能给黄金高带来足 够的安全感时,他从另一个角度理解了什么是孟子所说的民为贵。一个社会管理者从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到自己的身家性命都要求助于民众的悠悠之口, 称之为政治领域三千年未有的一种变局也不为过。这变局的真实含义是,民主比特权更能给每一个人甚至包括执政者带来安全感。

但可悲的一面是官且如此,民何以堪?一个身穿防弹衣的县委书记尚且要向网络舆论求助,一个身穿单衣、越级上访的老百姓,又将如何在公共社会中 获得同等份量的安全感呢?有媒体称黄金高此举打破了官场的潜规则,事实上黄的公开信打破的不是潜规则,而是政治领域中的正式制度。因为黄金高并不是人大选 举的县长,而是中国共产党的县委书记。党的正规组织人事制度,在解决党内政治争端和事务纠纷时,具有很强的封闭性,也有自己独特的协调手段。如封闭性的组 织生活,兼有人际沟通、缓释矛盾和心理治疗等多重功能,但至少就黄金高所属的党组织而言,这些党内秘密协调功能显然是失败的。中国共产党不提倡、也不允许 通过对外公开分歧来解决问题。如《党章》规定党员必须宣誓执行党的决定,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党的下级组织也必须坚决执行上级的任何决定,而 且严禁公开发表不同意见(第15条第2款)。黄金高作为县委书记,在市委专案组对连江的腐败案作出结论后,通过网络向全社会公开内幕与分歧,显然违背 了其宣誓效忠的党章和政党内部铁的纪律。

颇有意味的是,黄金高在答记者问时,引用了《宪法》第12条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能损害国家和集体财产的规定,来为自己查处和公开腐败案件内幕 的行为辩护。显然,黄金高引用宪法强调的是自己作为公民和社会管理者的身份。但他忘了自己的社会管理者身份是怎么来的?他是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党员和县委书 记,而不是作为民选的县长,才拥有了查处腐败案件的公共权力。黄金高在这一事件中最大的困境,其实就是双重公共身份带来的困境。其一,他是非政党意义上的 一个社会管理者。其二他又是党内的基层组织首脑。后者在组织原则上的封闭性和纪律性,与前者日益要求的透明性、平等性与竞争性构成了一种冲突。这种冲突在 本质上是一种规则与制度的冲突。这次黄金高面临官场利益争斗的威胁,不惜打破党内组织原则,转而向一个非政党意义上的公共政治领域求助,显示了这种冲突在 当下的严重性。

这也可以让我们从另一个角度理解党内民主和所谓潜规则。我们的公共政治领域事实上存在两套规则系统,一套是党内的组织规则,这是一套带有 秘密社团性质的封闭性规则,强调党员对组织的服从、奉献和牺牲。另一套是非政党的日渐民主化、法治化的国家规则。每一套规则系统相对于另一套而言,其实都 是潜规则。每一套规则的改革压力和措施,都将意味著对另一套规则的侵犯。改革开放之前一切政治都是党内的,党外无政治。这是政治空间的存量。市场化之 后,尤其是90年代后期以来随著基层选举改革和有限的舆论空间尤其是网络舆论的崛起,一个党外的、非政党含义的公共政治空间开始形成并逐渐撑大内圈。 这是政治空间的增量。党内外两套规则系统互为潜规则的冲突,其实就是当前社会政治存量与政治增量之间的拉锯。一个县委书记公开向政治增量的空间求助, 这在某种意义上是一次倒戈。他的公开信一面推动了一个非政党的公共领域的政治透明度,引起舆论关注和普遍的声援。但另一面,这一倒戈却势必对党内组织原则 构成损害甚至羞辱,使党内规则处境尴尬。因此说黄金高此举打破了政治领域的潜规则,也是可以成立的。

最后的结论是,黄金高事件暗示著党内政治和党外政治不可避免的融合趋势。当中国共产党仍然领导和宰制著整个国家和社会的公共管理时,党内规则的秘 密社团性质,和一个法治化的公共政治领域必将产生越来越频繁的冲突。也使作为社会管理者的部分党委领导在两种游戏规则之间进退失据。顾得了这头就顾不了那 头。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之一,就是党内外两套规则系统、两种公共政治空间的统一。这要求中共必须改革其秘密社团性质的组织规则,放弃自外于公共政治空间的 政治租界。否则一部分良知未泯的党干部在规则冲突中要么得罪民众,要么背叛党,没有第二条路可走。这种局面下,不可能有单独的行政吸纳政治的改革,也 不可能有关起门来的党内民主。这两条路都不可能带给中共执政集团高于防弹衣和冲锋枪的安全感。只有完整的制度规则、统一的政治市场和自由的公共舆论, 才是官员们最好的防弹衣。造这个防弹衣的唯一技术,就是推进宪政改革,实现政治增量对政治存量的并购。

2004-8-16.

注:完稿后,闻中共宣传部已严禁各地媒体继续报道黄金高事件。

2004-08-31



中国体制改是党内外两套规则系统。这要求中共必须改革其秘密社团性质的组织规则,放弃自外于公共政治空间的政治租界。

福建连江的县委书记黄金高因反腐受到威胁,公开向网络媒体求助。这个颇具戏剧性的事件,让我们看到在公共生活中获取安全感的三种途径:从实到虚排 列,分别是防弹衣(及武警保镖)、公众舆论和制度规则。其中防弹衣和武警是黄金高作为县委书记的一种特权,老百姓享受不到。但有意思的是,在身穿防弹衣长 达6年之后,黄金高仍旧坐立不安,选择了向网络媒体公开反腐内幕。这有两种可能,一是黄金高认为防弹衣还不够安全,只有把官场内幕公开出去,才能添加自己 的安全系数。这是用舆论去弥补防弹衣的不足。二是黄金高不想一辈子被保镖和沉重的防弹衣包裹,他希望作为一个不穿防弹衣的普通老百姓,也能享有基本的安全 感。这是用舆论去替代防弹衣。不管怎样,连特权都不能给一个地方最高官员带来足够的安全感,是一桩极有意味的象征性事件。

黄金高是一个县委书记,但当受到来自黑白两道的阻挠和威胁时,他认为一个自由、民主的言论空间,是比县委书记前呼后拥的特权更有力量的依靠。这几 乎就是中国有史以来,一个执政者向被统治者公开求助的第一例。黄书记认为民众比特权更能保护他,网络比官场还有安全感。于是他的希望不再是防弹衣和冲锋 枪,而是老百姓的口水。鉴于他事实上受到的生命威胁,这一似乎政治不正确的选择,也最大限度地得到了上级政权的容忍。当制度和规则不能给黄金高带来足 够的安全感时,他从另一个角度理解了什么是孟子所说的民为贵。一个社会管理者从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到自己的身家性命都要求助于民众的悠悠之口, 称之为政治领域三千年未有的一种变局也不为过。这变局的真实含义是,民主比特权更能给每一个人甚至包括执政者带来安全感。

但可悲的一面是官且如此,民何以堪?一个身穿防弹衣的县委书记尚且要向网络舆论求助,一个身穿单衣、越级上访的老百姓,又将如何在公共社会中 获得同等份量的安全感呢?有媒体称黄金高此举打破了官场的潜规则,事实上黄的公开信打破的不是潜规则,而是政治领域中的正式制度。因为黄金高并不是人大选 举的县长,而是中国共产党的县委书记。党的正规组织人事制度,在解决党内政治争端和事务纠纷时,具有很强的封闭性,也有自己独特的协调手段。如封闭性的组 织生活,兼有人际沟通、缓释矛盾和心理治疗等多重功能,但至少就黄金高所属的党组织而言,这些党内秘密协调功能显然是失败的。中国共产党不提倡、也不允许 通过对外公开分歧来解决问题。如《党章》规定党员必须宣誓执行党的决定,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党的下级组织也必须坚决执行上级的任何决定,而 且严禁公开发表不同意见(第15条第2款)。黄金高作为县委书记,在市委专案组对连江的腐败案作出结论后,通过网络向全社会公开内幕与分歧,显然违背 了其宣誓效忠的党章和政党内部铁的纪律。

颇有意味的是,黄金高在答记者问时,引用了《宪法》第12条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能损害国家和集体财产的规定,来为自己查处和公开腐败案件内幕 的行为辩护。显然,黄金高引用宪法强调的是自己作为公民和社会管理者的身份。但他忘了自己的社会管理者身份是怎么来的?他是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党员和县委书 记,而不是作为民选的县长,才拥有了查处腐败案件的公共权力。黄金高在这一事件中最大的困境,其实就是双重公共身份带来的困境。其一,他是非政党意义上的 一个社会管理者。其二他又是党内的基层组织首脑。后者在组织原则上的封闭性和纪律性,与前者日益要求的透明性、平等性与竞争性构成了一种冲突。这种冲突在 本质上是一种规则与制度的冲突。这次黄金高面临官场利益争斗的威胁,不惜打破党内组织原则,转而向一个非政党意义上的公共政治领域求助,显示了这种冲突在 当下的严重性。

这也可以让我们从另一个角度理解党内民主和所谓潜规则。我们的公共政治领域事实上存在两套规则系统,一套是党内的组织规则,这是一套带有 秘密社团性质的封闭性规则,强调党员对组织的服从、奉献和牺牲。另一套是非政党的日渐民主化、法治化的国家规则。每一套规则系统相对于另一套而言,其实都 是潜规则。每一套规则的改革压力和措施,都将意味著对另一套规则的侵犯。改革开放之前一切政治都是党内的,党外无政治。这是政治空间的存量。市场化之 后,尤其是90年代后期以来随著基层选举改革和有限的舆论空间尤其是网络舆论的崛起,一个党外的、非政党含义的公共政治空间开始形成并逐渐撑大内圈。 这是政治空间的增量。党内外两套规则系统互为潜规则的冲突,其实就是当前社会政治存量与政治增量之间的拉锯。一个县委书记公开向政治增量的空间求助, 这在某种意义上是一次倒戈。他的公开信一面推动了一个非政党的公共领域的政治透明度,引起舆论关注和普遍的声援。但另一面,这一倒戈却势必对党内组织原则 构成损害甚至羞辱,使党内规则处境尴尬。因此说黄金高此举打破了政治领域的潜规则,也是可以成立的。

最后的结论是,黄金高事件暗示著党内政治和党外政治不可避免的融合趋势。当中国共产党仍然领导和宰制著整个国家和社会的公共管理时,党内规则的秘 密社团性质,和一个法治化的公共政治领域必将产生越来越频繁的冲突。也使作为社会管理者的部分党委领导在两种游戏规则之间进退失据。顾得了这头就顾不了那 头。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之一,就是党内外两套规则系统、两种公共政治空间的统一。这要求中共必须改革其秘密社团性质的组织规则,放弃自外于公共政治空间的 政治租界。否则一部分良知未泯的党干部在规则冲突中要么得罪民众,要么背叛党,没有第二条路可走。这种局面下,不可能有单独的行政吸纳政治的改革,也 不可能有关起门来的党内民主。这两条路都不可能带给中共执政集团高于防弹衣和冲锋枪的安全感。只有完整的制度规则、统一的政治市场和自由的公共舆论, 才是官员们最好的防弹衣。造这个防弹衣的唯一技术,就是推进宪政改革,实现政治增量对政治存量的并购。

2004-8-16.

注:完稿后,闻中共宣传部已严禁各地媒体继续报道黄金高事件。

2004-08-31



中国体制改是党内外两套规则系统。这要求中共必须改革其秘密社团性质的组织规则,放弃自外于公共政治空间的政治租界。

福建连江的县委书记黄金高因反腐受到威胁,公开向网络媒体求助。这个颇具戏剧性的事件,让我们看到在公共生活中获取安全感的三种途径:从实到虚排 列,分别是防弹衣(及武警保镖)、公众舆论和制度规则。其中防弹衣和武警是黄金高作为县委书记的一种特权,老百姓享受不到。但有意思的是,在身穿防弹衣长 达6年之后,黄金高仍旧坐立不安,选择了向网络媒体公开反腐内幕。这有两种可能,一是黄金高认为防弹衣还不够安全,只有把官场内幕公开出去,才能添加自己 的安全系数。这是用舆论去弥补防弹衣的不足。二是黄金高不想一辈子被保镖和沉重的防弹衣包裹,他希望作为一个不穿防弹衣的普通老百姓,也能享有基本的安全 感。这是用舆论去替代防弹衣。不管怎样,连特权都不能给一个地方最高官员带来足够的安全感,是一桩极有意味的象征性事件。

黄金高是一个县委书记,但当受到来自黑白两道的阻挠和威胁时,他认为一个自由、民主的言论空间,是比县委书记前呼后拥的特权更有力量的依靠。这几 乎就是中国有史以来,一个执政者向被统治者公开求助的第一例。黄书记认为民众比特权更能保护他,网络比官场还有安全感。于是他的希望不再是防弹衣和冲锋 枪,而是老百姓的口水。鉴于他事实上受到的生命威胁,这一似乎政治不正确的选择,也最大限度地得到了上级政权的容忍。当制度和规则不能给黄金高带来足 够的安全感时,他从另一个角度理解了什么是孟子所说的民为贵。一个社会管理者从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到自己的身家性命都要求助于民众的悠悠之口, 称之为政治领域三千年未有的一种变局也不为过。这变局的真实含义是,民主比特权更能给每一个人甚至包括执政者带来安全感。

但可悲的一面是官且如此,民何以堪?一个身穿防弹衣的县委书记尚且要向网络舆论求助,一个身穿单衣、越级上访的老百姓,又将如何在公共社会中 获得同等份量的安全感呢?有媒体称黄金高此举打破了官场的潜规则,事实上黄的公开信打破的不是潜规则,而是政治领域中的正式制度。因为黄金高并不是人大选 举的县长,而是中国共产党的县委书记。党的正规组织人事制度,在解决党内政治争端和事务纠纷时,具有很强的封闭性,也有自己独特的协调手段。如封闭性的组 织生活,兼有人际沟通、缓释矛盾和心理治疗等多重功能,但至少就黄金高所属的党组织而言,这些党内秘密协调功能显然是失败的。中国共产党不提倡、也不允许 通过对外公开分歧来解决问题。如《党章》规定党员必须宣誓执行党的决定,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党的下级组织也必须坚决执行上级的任何决定,而 且严禁公开发表不同意见(第15条第2款)。黄金高作为县委书记,在市委专案组对连江的腐败案作出结论后,通过网络向全社会公开内幕与分歧,显然违背 了其宣誓效忠的党章和政党内部铁的纪律。

颇有意味的是,黄金高在答记者问时,引用了《宪法》第12条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能损害国家和集体财产的规定,来为自己查处和公开腐败案件内幕 的行为辩护。显然,黄金高引用宪法强调的是自己作为公民和社会管理者的身份。但他忘了自己的社会管理者身份是怎么来的?他是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党员和县委书 记,而不是作为民选的县长,才拥有了查处腐败案件的公共权力。黄金高在这一事件中最大的困境,其实就是双重公共身份带来的困境。其一,他是非政党意义上的 一个社会管理者。其二他又是党内的基层组织首脑。后者在组织原则上的封闭性和纪律性,与前者日益要求的透明性、平等性与竞争性构成了一种冲突。这种冲突在 本质上是一种规则与制度的冲突。这次黄金高面临官场利益争斗的威胁,不惜打破党内组织原则,转而向一个非政党意义上的公共政治领域求助,显示了这种冲突在 当下的严重性。

这也可以让我们从另一个角度理解党内民主和所谓潜规则。我们的公共政治领域事实上存在两套规则系统,一套是党内的组织规则,这是一套带有 秘密社团性质的封闭性规则,强调党员对组织的服从、奉献和牺牲。另一套是非政党的日渐民主化、法治化的国家规则。每一套规则系统相对于另一套而言,其实都 是潜规则。每一套规则的改革压力和措施,都将意味著对另一套规则的侵犯。改革开放之前一切政治都是党内的,党外无政治。这是政治空间的存量。市场化之 后,尤其是90年代后期以来随著基层选举改革和有限的舆论空间尤其是网络舆论的崛起,一个党外的、非政党含义的公共政治空间开始形成并逐渐撑大内圈。 这是政治空间的增量。党内外两套规则系统互为潜规则的冲突,其实就是当前社会政治存量与政治增量之间的拉锯。一个县委书记公开向政治增量的空间求助, 这在某种意义上是一次倒戈。他的公开信一面推动了一个非政党的公共领域的政治透明度,引起舆论关注和普遍的声援。但另一面,这一倒戈却势必对党内组织原则 构成损害甚至羞辱,使党内规则处境尴尬。因此说黄金高此举打破了政治领域的潜规则,也是可以成立的。

最后的结论是,黄金高事件暗示著党内政治和党外政治不可避免的融合趋势。当中国共产党仍然领导和宰制著整个国家和社会的公共管理时,党内规则的秘 密社团性质,和一个法治化的公共政治领域必将产生越来越频繁的冲突。也使作为社会管理者的部分党委领导在两种游戏规则之间进退失据。顾得了这头就顾不了那 头。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之一,就是党内外两套规则系统、两种公共政治空间的统一。这要求中共必须改革其秘密社团性质的组织规则,放弃自外于公共政治空间的 政治租界。否则一部分良知未泯的党干部在规则冲突中要么得罪民众,要么背叛党,没有第二条路可走。这种局面下,不可能有单独的行政吸纳政治的改革,也 不可能有关起门来的党内民主。这两条路都不可能带给中共执政集团高于防弹衣和冲锋枪的安全感。只有完整的制度规则、统一的政治市场和自由的公共舆论, 才是官员们最好的防弹衣。造这个防弹衣的唯一技术,就是推进宪政改革,实现政治增量对政治存量的并购。

2004-8-16.

注:完稿后,闻中共宣传部已严禁各地媒体继续报道黄金高事件。

2004-08-31



中国体制改是党内外两套规则系统。这要求中共必须改革其秘密社团性质的组织规则,放弃自外于公共政治空间的政治租界。

福建连江的县委书记黄金高因反腐受到威胁,公开向网络媒体求助。这个颇具戏剧性的事件,让我们看到在公共生活中获取安全感的三种途径:从实到虚排 列,分别是防弹衣(及武警保镖)、公众舆论和制度规则。其中防弹衣和武警是黄金高作为县委书记的一种特权,老百姓享受不到。但有意思的是,在身穿防弹衣长 达6年之后,黄金高仍旧坐立不安,选择了向网络媒体公开反腐内幕。这有两种可能,一是黄金高认为防弹衣还不够安全,只有把官场内幕公开出去,才能添加自己 的安全系数。这是用舆论去弥补防弹衣的不足。二是黄金高不想一辈子被保镖和沉重的防弹衣包裹,他希望作为一个不穿防弹衣的普通老百姓,也能享有基本的安全 感。这是用舆论去替代防弹衣。不管怎样,连特权都不能给一个地方最高官员带来足够的安全感,是一桩极有意味的象征性事件。

黄金高是一个县委书记,但当受到来自黑白两道的阻挠和威胁时,他认为一个自由、民主的言论空间,是比县委书记前呼后拥的特权更有力量的依靠。这几 乎就是中国有史以来,一个执政者向被统治者公开求助的第一例。黄书记认为民众比特权更能保护他,网络比官场还有安全感。于是他的希望不再是防弹衣和冲锋 枪,而是老百姓的口水。鉴于他事实上受到的生命威胁,这一似乎政治不正确的选择,也最大限度地得到了上级政权的容忍。当制度和规则不能给黄金高带来足 够的安全感时,他从另一个角度理解了什么是孟子所说的民为贵。一个社会管理者从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到自己的身家性命都要求助于民众的悠悠之口, 称之为政治领域三千年未有的一种变局也不为过。这变局的真实含义是,民主比特权更能给每一个人甚至包括执政者带来安全感。

但可悲的一面是官且如此,民何以堪?一个身穿防弹衣的县委书记尚且要向网络舆论求助,一个身穿单衣、越级上访的老百姓,又将如何在公共社会中 获得同等份量的安全感呢?有媒体称黄金高此举打破了官场的潜规则,事实上黄的公开信打破的不是潜规则,而是政治领域中的正式制度。因为黄金高并不是人大选 举的县长,而是中国共产党的县委书记。党的正规组织人事制度,在解决党内政治争端和事务纠纷时,具有很强的封闭性,也有自己独特的协调手段。如封闭性的组 织生活,兼有人际沟通、缓释矛盾和心理治疗等多重功能,但至少就黄金高所属的党组织而言,这些党内秘密协调功能显然是失败的。中国共产党不提倡、也不允许 通过对外公开分歧来解决问题。如《党章》规定党员必须宣誓执行党的决定,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党的下级组织也必须坚决执行上级的任何决定,而 且严禁公开发表不同意见(第15条第2款)。黄金高作为县委书记,在市委专案组对连江的腐败案作出结论后,通过网络向全社会公开内幕与分歧,显然违背 了其宣誓效忠的党章和政党内部铁的纪律。

颇有意味的是,黄金高在答记者问时,引用了《宪法》第12条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能损害国家和集体财产的规定,来为自己查处和公开腐败案件内幕 的行为辩护。显然,黄金高引用宪法强调的是自己作为公民和社会管理者的身份。但他忘了自己的社会管理者身份是怎么来的?他是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党员和县委书 记,而不是作为民选的县长,才拥有了查处腐败案件的公共权力。黄金高在这一事件中最大的困境,其实就是双重公共身份带来的困境。其一,他是非政党意义上的 一个社会管理者。其二他又是党内的基层组织首脑。后者在组织原则上的封闭性和纪律性,与前者日益要求的透明性、平等性与竞争性构成了一种冲突。这种冲突在 本质上是一种规则与制度的冲突。这次黄金高面临官场利益争斗的威胁,不惜打破党内组织原则,转而向一个非政党意义上的公共政治领域求助,显示了这种冲突在 当下的严重性。

这也可以让我们从另一个角度理解党内民主和所谓潜规则。我们的公共政治领域事实上存在两套规则系统,一套是党内的组织规则,这是一套带有 秘密社团性质的封闭性规则,强调党员对组织的服从、奉献和牺牲。另一套是非政党的日渐民主化、法治化的国家规则。每一套规则系统相对于另一套而言,其实都 是潜规则。每一套规则的改革压力和措施,都将意味著对另一套规则的侵犯。改革开放之前一切政治都是党内的,党外无政治。这是政治空间的存量。市场化之 后,尤其是90年代后期以来随著基层选举改革和有限的舆论空间尤其是网络舆论的崛起,一个党外的、非政党含义的公共政治空间开始形成并逐渐撑大内圈。 这是政治空间的增量。党内外两套规则系统互为潜规则的冲突,其实就是当前社会政治存量与政治增量之间的拉锯。一个县委书记公开向政治增量的空间求助, 这在某种意义上是一次倒戈。他的公开信一面推动了一个非政党的公共领域的政治透明度,引起舆论关注和普遍的声援。但另一面,这一倒戈却势必对党内组织原则 构成损害甚至羞辱,使党内规则处境尴尬。因此说黄金高此举打破了政治领域的潜规则,也是可以成立的。

最后的结论是,黄金高事件暗示著党内政治和党外政治不可避免的融合趋势。当中国共产党仍然领导和宰制著整个国家和社会的公共管理时,党内规则的秘 密社团性质,和一个法治化的公共政治领域必将产生越来越频繁的冲突。也使作为社会管理者的部分党委领导在两种游戏规则之间进退失据。顾得了这头就顾不了那 头。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之一,就是党内外两套规则系统、两种公共政治空间的统一。这要求中共必须改革其秘密社团性质的组织规则,放弃自外于公共政治空间的 政治租界。否则一部分良知未泯的党干部在规则冲突中要么得罪民众,要么背叛党,没有第二条路可走。这种局面下,不可能有单独的行政吸纳政治的改革,也 不可能有关起门来的党内民主。这两条路都不可能带给中共执政集团高于防弹衣和冲锋枪的安全感。只有完整的制度规则、统一的政治市场和自由的公共舆论, 才是官员们最好的防弹衣。造这个防弹衣的唯一技术,就是推进宪政改革,实现政治增量对政治存量的并购。

2004-8-16.

注:完稿后,闻中共宣传部已严禁各地媒体继续报道黄金高事件。

2004-08-31



中国体制改是党内外两套规则系统。这要求中共必须改革其秘密社团性质的组织规则,放弃自外于公共政治空间的政治租界。

福建连江的县委书记黄金高因反腐受到威胁,公开向网络媒体求助。这个颇具戏剧性的事件,让我们看到在公共生活中获取安全感的三种途径:从实到虚排 列,分别是防弹衣(及武警保镖)、公众舆论和制度规则。其中防弹衣和武警是黄金高作为县委书记的一种特权,老百姓享受不到。但有意思的是,在身穿防弹衣长 达6年之后,黄金高仍旧坐立不安,选择了向网络媒体公开反腐内幕。这有两种可能,一是黄金高认为防弹衣还不够安全,只有把官场内幕公开出去,才能添加自己 的安全系数。这是用舆论去弥补防弹衣的不足。二是黄金高不想一辈子被保镖和沉重的防弹衣包裹,他希望作为一个不穿防弹衣的普通老百姓,也能享有基本的安全 感。这是用舆论去替代防弹衣。不管怎样,连特权都不能给一个地方最高官员带来足够的安全感,是一桩极有意味的象征性事件。

黄金高是一个县委书记,但当受到来自黑白两道的阻挠和威胁时,他认为一个自由、民主的言论空间,是比县委书记前呼后拥的特权更有力量的依靠。这几 乎就是中国有史以来,一个执政者向被统治者公开求助的第一例。黄书记认为民众比特权更能保护他,网络比官场还有安全感。于是他的希望不再是防弹衣和冲锋 枪,而是老百姓的口水。鉴于他事实上受到的生命威胁,这一似乎政治不正确的选择,也最大限度地得到了上级政权的容忍。当制度和规则不能给黄金高带来足 够的安全感时,他从另一个角度理解了什么是孟子所说的民为贵。一个社会管理者从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到自己的身家性命都要求助于民众的悠悠之口, 称之为政治领域三千年未有的一种变局也不为过。这变局的真实含义是,民主比特权更能给每一个人甚至包括执政者带来安全感。

但可悲的一面是官且如此,民何以堪?一个身穿防弹衣的县委书记尚且要向网络舆论求助,一个身穿单衣、越级上访的老百姓,又将如何在公共社会中 获得同等份量的安全感呢?有媒体称黄金高此举打破了官场的潜规则,事实上黄的公开信打破的不是潜规则,而是政治领域中的正式制度。因为黄金高并不是人大选 举的县长,而是中国共产党的县委书记。党的正规组织人事制度,在解决党内政治争端和事务纠纷时,具有很强的封闭性,也有自己独特的协调手段。如封闭性的组 织生活,兼有人际沟通、缓释矛盾和心理治疗等多重功能,但至少就黄金高所属的党组织而言,这些党内秘密协调功能显然是失败的。中国共产党不提倡、也不允许 通过对外公开分歧来解决问题。如《党章》规定党员必须宣誓执行党的决定,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党的下级组织也必须坚决执行上级的任何决定,而 且严禁公开发表不同意见(第15条第2款)。黄金高作为县委书记,在市委专案组对连江的腐败案作出结论后,通过网络向全社会公开内幕与分歧,显然违背 了其宣誓效忠的党章和政党内部铁的纪律。

颇有意味的是,黄金高在答记者问时,引用了《宪法》第12条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能损害国家和集体财产的规定,来为自己查处和公开腐败案件内幕 的行为辩护。显然,黄金高引用宪法强调的是自己作为公民和社会管理者的身份。但他忘了自己的社会管理者身份是怎么来的?他是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党员和县委书 记,而不是作为民选的县长,才拥有了查处腐败案件的公共权力。黄金高在这一事件中最大的困境,其实就是双重公共身份带来的困境。其一,他是非政党意义上的 一个社会管理者。其二他又是党内的基层组织首脑。后者在组织原则上的封闭性和纪律性,与前者日益要求的透明性、平等性与竞争性构成了一种冲突。这种冲突在 本质上是一种规则与制度的冲突。这次黄金高面临官场利益争斗的威胁,不惜打破党内组织原则,转而向一个非政党意义上的公共政治领域求助,显示了这种冲突在 当下的严重性。

这也可以让我们从另一个角度理解党内民主和所谓潜规则。我们的公共政治领域事实上存在两套规则系统,一套是党内的组织规则,这是一套带有 秘密社团性质的封闭性规则,强调党员对组织的服从、奉献和牺牲。另一套是非政党的日渐民主化、法治化的国家规则。每一套规则系统相对于另一套而言,其实都 是潜规则。每一套规则的改革压力和措施,都将意味著对另一套规则的侵犯。改革开放之前一切政治都是党内的,党外无政治。这是政治空间的存量。市场化之 后,尤其是90年代后期以来随著基层选举改革和有限的舆论空间尤其是网络舆论的崛起,一个党外的、非政党含义的公共政治空间开始形成并逐渐撑大内圈。 这是政治空间的增量。党内外两套规则系统互为潜规则的冲突,其实就是当前社会政治存量与政治增量之间的拉锯。一个县委书记公开向政治增量的空间求助, 这在某种意义上是一次倒戈。他的公开信一面推动了一个非政党的公共领域的政治透明度,引起舆论关注和普遍的声援。但另一面,这一倒戈却势必对党内组织原则 构成损害甚至羞辱,使党内规则处境尴尬。因此说黄金高此举打破了政治领域的潜规则,也是可以成立的。

最后的结论是,黄金高事件暗示著党内政治和党外政治不可避免的融合趋势。当中国共产党仍然领导和宰制著整个国家和社会的公共管理时,党内规则的秘 密社团性质,和一个法治化的公共政治领域必将产生越来越频繁的冲突。也使作为社会管理者的部分党委领导在两种游戏规则之间进退失据。顾得了这头就顾不了那 头。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之一,就是党内外两套规则系统、两种公共政治空间的统一。这要求中共必须改革其秘密社团性质的组织规则,放弃自外于公共政治空间的 政治租界。否则一部分良知未泯的党干部在规则冲突中要么得罪民众,要么背叛党,没有第二条路可走。这种局面下,不可能有单独的行政吸纳政治的改革,也 不可能有关起门来的党内民主。这两条路都不可能带给中共执政集团高于防弹衣和冲锋枪的安全感。只有完整的制度规则、统一的政治市场和自由的公共舆论, 才是官员们最好的防弹衣。造这个防弹衣的唯一技术,就是推进宪政改革,实现政治增量对政治存量的并购。

2004-8-16.

注:完稿后,闻中共宣传部已严禁各地媒体继续报道黄金高事件。

2004-08-31



中国体制改是党内外两套规则系统。这要求中共必须改革其秘密社团性质的组织规则,放弃自外于公共政治空间的政治租界。

福建连江的县委书记黄金高因反腐受到威胁,公开向网络媒体求助。这个颇具戏剧性的事件,让我们看到在公共生活中获取安全感的三种途径:从实到虚排 列,分别是防弹衣(及武警保镖)、公众舆论和制度规则。其中防弹衣和武警是黄金高作为县委书记的一种特权,老百姓享受不到。但有意思的是,在身穿防弹衣长 达6年之后,黄金高仍旧坐立不安,选择了向网络媒体公开反腐内幕。这有两种可能,一是黄金高认为防弹衣还不够安全,只有把官场内幕公开出去,才能添加自己 的安全系数。这是用舆论去弥补防弹衣的不足。二是黄金高不想一辈子被保镖和沉重的防弹衣包裹,他希望作为一个不穿防弹衣的普通老百姓,也能享有基本的安全 感。这是用舆论去替代防弹衣。不管怎样,连特权都不能给一个地方最高官员带来足够的安全感,是一桩极有意味的象征性事件。

黄金高是一个县委书记,但当受到来自黑白两道的阻挠和威胁时,他认为一个自由、民主的言论空间,是比县委书记前呼后拥的特权更有力量的依靠。这几 乎就是中国有史以来,一个执政者向被统治者公开求助的第一例。黄书记认为民众比特权更能保护他,网络比官场还有安全感。于是他的希望不再是防弹衣和冲锋 枪,而是老百姓的口水。鉴于他事实上受到的生命威胁,这一似乎政治不正确的选择,也最大限度地得到了上级政权的容忍。当制度和规则不能给黄金高带来足 够的安全感时,他从另一个角度理解了什么是孟子所说的民为贵。一个社会管理者从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到自己的身家性命都要求助于民众的悠悠之口, 称之为政治领域三千年未有的一种变局也不为过。这变局的真实含义是,民主比特权更能给每一个人甚至包括执政者带来安全感。

但可悲的一面是官且如此,民何以堪?一个身穿防弹衣的县委书记尚且要向网络舆论求助,一个身穿单衣、越级上访的老百姓,又将如何在公共社会中 获得同等份量的安全感呢?有媒体称黄金高此举打破了官场的潜规则,事实上黄的公开信打破的不是潜规则,而是政治领域中的正式制度。因为黄金高并不是人大选 举的县长,而是中国共产党的县委书记。党的正规组织人事制度,在解决党内政治争端和事务纠纷时,具有很强的封闭性,也有自己独特的协调手段。如封闭性的组 织生活,兼有人际沟通、缓释矛盾和心理治疗等多重功能,但至少就黄金高所属的党组织而言,这些党内秘密协调功能显然是失败的。中国共产党不提倡、也不允许 通过对外公开分歧来解决问题。如《党章》规定党员必须宣誓执行党的决定,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党的下级组织也必须坚决执行上级的任何决定,而 且严禁公开发表不同意见(第15条第2款)。黄金高作为县委书记,在市委专案组对连江的腐败案作出结论后,通过网络向全社会公开内幕与分歧,显然违背 了其宣誓效忠的党章和政党内部铁的纪律。

颇有意味的是,黄金高在答记者问时,引用了《宪法》第12条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能损害国家和集体财产的规定,来为自己查处和公开腐败案件内幕 的行为辩护。显然,黄金高引用宪法强调的是自己作为公民和社会管理者的身份。但他忘了自己的社会管理者身份是怎么来的?他是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党员和县委书 记,而不是作为民选的县长,才拥有了查处腐败案件的公共权力。黄金高在这一事件中最大的困境,其实就是双重公共身份带来的困境。其一,他是非政党意义上的 一个社会管理者。其二他又是党内的基层组织首脑。后者在组织原则上的封闭性和纪律性,与前者日益要求的透明性、平等性与竞争性构成了一种冲突。这种冲突在 本质上是一种规则与制度的冲突。这次黄金高面临官场利益争斗的威胁,不惜打破党内组织原则,转而向一个非政党意义上的公共政治领域求助,显示了这种冲突在 当下的严重性。

这也可以让我们从另一个角度理解党内民主和所谓潜规则。我们的公共政治领域事实上存在两套规则系统,一套是党内的组织规则,这是一套带有 秘密社团性质的封闭性规则,强调党员对组织的服从、奉献和牺牲。另一套是非政党的日渐民主化、法治化的国家规则。每一套规则系统相对于另一套而言,其实都 是潜规则。每一套规则的改革压力和措施,都将意味著对另一套规则的侵犯。改革开放之前一切政治都是党内的,党外无政治。这是政治空间的存量。市场化之 后,尤其是90年代后期以来随著基层选举改革和有限的舆论空间尤其是网络舆论的崛起,一个党外的、非政党含义的公共政治空间开始形成并逐渐撑大内圈。 这是政治空间的增量。党内外两套规则系统互为潜规则的冲突,其实就是当前社会政治存量与政治增量之间的拉锯。一个县委书记公开向政治增量的空间求助, 这在某种意义上是一次倒戈。他的公开信一面推动了一个非政党的公共领域的政治透明度,引起舆论关注和普遍的声援。但另一面,这一倒戈却势必对党内组织原则 构成损害甚至羞辱,使党内规则处境尴尬。因此说黄金高此举打破了政治领域的潜规则,也是可以成立的。

最后的结论是,黄金高事件暗示著党内政治和党外政治不可避免的融合趋势。当中国共产党仍然领导和宰制著整个国家和社会的公共管理时,党内规则的秘 密社团性质,和一个法治化的公共政治领域必将产生越来越频繁的冲突。也使作为社会管理者的部分党委领导在两种游戏规则之间进退失据。顾得了这头就顾不了那 头。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之一,就是党内外两套规则系统、两种公共政治空间的统一。这要求中共必须改革其秘密社团性质的组织规则,放弃自外于公共政治空间的 政治租界。否则一部分良知未泯的党干部在规则冲突中要么得罪民众,要么背叛党,没有第二条路可走。这种局面下,不可能有单独的行政吸纳政治的改革,也 不可能有关起门来的党内民主。这两条路都不可能带给中共执政集团高于防弹衣和冲锋枪的安全感。只有完整的制度规则、统一的政治市场和自由的公共舆论, 才是官员们最好的防弹衣。造这个防弹衣的唯一技术,就是推进宪政改革,实现政治增量对政治存量的并购。

2004-8-16.

注:完稿后,闻中共宣传部已严禁各地媒体继续报道黄金高事件。

2004-0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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