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与人权》简介  编辑部  编辑启示
HRIC
RYRQ

《人与人权》首页栏目

时政焦点

公民权益

人权与法制

专题探讨

杂文与随笔

社会与维权

中国人权所属网站和刊物


中国人权网站


《华夏报》


《人权论坛》


报告和简报


"六四" 档案网站



网上献花,支持 "天安门母亲"


网站联络
约稿启事和通告
读者评论及来信

Forward Print


移监救援声浪岂能挡住
李贵仁 (陕西)



作者因六四入狱,为之得到世界各地的救援。这给囚犯带来了温暖,也给政府带来了恐惧。
      
      
    1991年9月,当局把我从西安市看守所转移到设在富平县的陕西省第一监狱时,我的刑期还剩下两年零九个月,按说不会再换地方了。可是谁也没有想到,仅仅半年之后,我就不得不离开刚熟悉的这个新环境,被转移到第三个关押点去。

    造成这种非正常局面的原因,说起来很简单:恐惧。

    谁恐惧?为什么恐惧?

    当然是中国政府恐惧。来自世界各地的强大舆论压力,使他们不能不恐惧。

    至于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我当时并不清楚。我能知道的事情太少。
    
    在监狱里生活,有两个基本特点:一是不断重复昨天,在僵死状态中销蚀人的生命,所以,除了每月一次同亲属会见的日子,谁也不指望变化;二是很难同外界沟通,因而无从得知外界发生的许多事情。由这两个基本特点决定,监狱生活就只能是单调而沉闷的。当然,过段时间身边也会发生点事情,造成一点或大或小的波澜,然而所发生的多半不是好事。

    进入1992年,我们一中队在头两个月里只出了一件事,就是那个姓甘的反革命会计突然因中风而死亡。但在中队之外,我还碰到了另外几件事情。这几件事都在我心灵中引起了强烈震动。

    其一是某日召开全监狱大会批斗刚抓捕回来的逃犯。大约两千名犯人齐集大操场,坐西朝东,默然面对台子北侧绳捆索绑的被批斗对象,静听台上监狱干部慷慨愤怒的批斗言辞,气氛煞是森冷。我起初没弄清,过了一会才惊讶地发现,那个距我六七十米远,已被打得皮开肉绽的家伙,竟是我在入监队时经常接触的小胖子。他的整个面孔都被打得又红又肿,已经完全变形,真是惨不忍睹,难怪我起初没认出来;紧紧捆缚他身体的绳索下面,因棍棒和鞭子的抽打而破碎的衣片在风中飘动着,使人不用多费脑筋就能想象出他经受了怎样的惩罚。天哪,怎么会这样?小胖子,这个看起来傻乎乎的家伙,是附近某县农民,二十出头,家里很穷,长期在外流浪,以盗窃为生,抓到监狱后表现得很快活,说是有吃有住,比在家里好,甚至信誓旦旦地说,进来就不想出去了,给他机会他也不跑。看他那副天真诚恳的样子,大家都相信他说的是真话。加之他在入监队的表现很好,既温顺又勤快,十分讨人喜欢,更使人觉得他是喜欢监狱甚过喜欢家的。有人说,世界上某些人在家里穷得过不下去而宁肯坐监狱,也许小胖子就是这样的人。我被转到一中队后,他仍留在入监队,我总以为他会一直很平静地呆下去,不会出什么事。谁能想到,恰恰是这个一再声称不想出去更不会逃跑的家伙,却成了很长时间以来惟一越狱逃跑的犯人。真令人惊诧呵!看来,他表面的傻和温顺只是假象,在骨子里,他却比一般人更强烈地渴盼自由!他一再声称不想出去更不会逃跑,只不过是为了麻痹所有人,从而更有效地实施越狱计划。这一招果然起了作用,结果是他成功了,逃离监狱后沿着铁道跑了很远;但他终究还是失败了,没多长时间就被抓了回来。在中国,即便逃出监狱,也是逃不出专政铁掌的啊。现在,他不仅惨遭皮肉之苦,还面临着加刑的惩罚,真够受的。他会怎么想呢?也许很后悔,但也许不。

    其二是曲海涛突然自杀。这是我在第一监狱期间所碰到的最意外、最震惊也最痛心的事情。那是在春节之前不久,张崇亮告诉我的。好在未遂,当下救过来了。我得到消息时,曲海涛还在病房里。我马上过去看望,见他已无大碍,就放了心,但是对他的心态仍很担忧。他什么话也不说,我也不好问,所以一直不知道他自杀的原因和经过。是他自己还是他的家庭发生了什么使他难以承受的变故?或者,已经熬了很长时间但是还得熬很久的刑期压垮了他的意志,使他对未来的命运和生命的意义都失去了信心?我无从得知,也不愿意多想,只是呆呆地坐在他面前,说了些自己也觉得很无力的劝解和开导的话,并给他讲了杰克伦敦的短篇名作《热爱生命》,希望他能感悟。他听了,还是一言不发。

    在此之后,我就再也没见过曲海涛,而且再也没听到过他的消息。但我经常想起他的绘画才能和命运,想起他对我的关心和帮助。我还经常在心中默默为他祈祷,祝他尽快恢复健康,祝他早日刑满出狱,祝他获得施展绘画才能的机会,在艺术上有可喜建树。

    曲海涛自杀前依然对我十分关心。那时,我的心绞痛、胆结石和胃痛等症发作频率越来越高,经常苦不堪言,他就特地对一个因反革命罪而被判处二十年徒刑的监狱医生打了招呼:尽量多关照我。虽然没起多大作用,但是他和那个医生的心尽到了,我不能不感谢。

    就在这样的状态中,迎来了1992年的春节。在监狱里过春节,当然不会有什么欢乐,甚至比平时更让人难受。然而就在这时,竟突然发生了一件和我有关的大事,这是谁也没料到的。

    除夕夜,已经很熟悉的一中队积委会几个成员把我叫到他们的办公室去下面条吃。积委会主任姓任,四十多岁,陕北人,因为一桩说不清的伤害案判了二十年徒刑,好像还有七八年。他和张崇亮关系很好,因此,虽然和我接触很少,也对我很热情。我们几个围着火炉,一边吃一边聊,苦中作乐,算是贺年。突然,姓任的积委会主任对我说:世界各地来了很多信,要求释放你。

    真的吗?我很意外,根本想不到会有这种事情,乍一听说自然很兴奋,但是并未表现出惊喜的样子,只淡淡地问了一句。

    当然是真的!信越来越多,已经有一大摞了,还在不断发来,搞得监狱很头疼。

    某些老资格的犯人同某些监狱干部关系密切,因而能够知道一般人不知道的许多事情,这不是什么怪现象。我明白这一点,所以相信了自己听到的不是玩笑,而是事实。至于具体情况,我觉得不好多问,就不再说什么。

    春节过后不久,此事便得到了证实。某日,我突然被叫到指导员办公室去狱政科姓韦的副科长特地找我谈话。

    韦科长身材魁梧,面目和善,看样子还不到四十岁。他很客气地微笑着寒暄几句就进入了正题:你在国外有亲戚吗?

    没有。

    是不是有很多外国朋友?

    没有,一个也没有。

    事实上,我在许多年前曾经有过几个外国朋友。意大利大导演贝尔纳多贝尔托鲁奇在拍《末代皇帝》之前和我有过一次关于电影艺术的深入交谈;他的助手,一个名叫柯梧莉的德国姑娘,还想把我请去在那部电影中担任一个角色。但是我和他们后来再无联系,在政治方面和他们更无瓜葛,因此,在谈到和我当前事态有关的问题时,必须把他们排除。

    另一方面,我还有一些身在国外的中国朋友,比如1988年应邀赴美讲学后不能归国的至交刘宾雁,以及1989年前赴美留学的学弟学妹;1989年后流亡欧美的各种人士,可能也有我的朋友,只是我不知道罢了。但是无论哪个我都一直不可能联系,我在此刻当然也不能把他们扯出来。

    那你怎么会有那么多外国来信?寄信的人又怎么知道你在这里?

    什么外国来信?没人给过我,也没人告诉过我啊!至于寄信的人怎么知道我在这里,你得问他们去。我这几年一直被你们关着,与世隔绝,外面的事情怎么能知道呢?

    你家里人是不是和国外有联系?

    第一,我家里人连我的国内朋友都不认识,没联系,更不可能认识和联系我都不知道的所谓外国朋友;第二,我家里人只盼着我平安,所以总希望避免任何事端,决不会自己搞些事情出来,让你们以此为借口把我管得更严,整得更凶。你们别乱猜了。事实上,知道我关在什么地方,并且知道我当前情况的人,各方面恐怕都不少吧,而最清楚的只能是你们。再说,当今世界资讯传播那么发达,许多事情都会长出翅膀莫名其妙地乱飞,甚至连当事人都弄不清楚究竟是怎么搞的,这已经是很平常的现象。去年我在看守所接到一审判决,公安局的人告诉我,第二天美国之音就广播了,而我家里人那时还不知道我已经判了,你说这该怎么解释?

    我这番话使韦科长无法应对,他只好什么也不再追问,但还是嘱咐了几句:决不要同海外联系,让家里人也不要同海外联系。我笑着对他说:你这种话对我和我家里人毫无意义!

    我非常平静地回到号子,没有对任何人提起这次谈话内容,自己也不去多想。但我已经十分明白,我并没有被人们忘记,世界上许多地方都有人一直关注着我的情况,而且以多种方式对我实施救援。他们中间可能有我的朋友,但是绝大多数肯定是我根本不认识的。现在,这种来自海外的救援声浪已经直接进入监狱,到了我的身边,而且声势很壮。很难说会有什么结果,但是,哪怕我的处境得不到改变,这种来自海外的救援声浪也具有非凡意义对中国政府而言,是一种威力强大的震慑;对中国政府所镇压的为民主事业而奋斗的民众而言,则是巨大鼓舞。事实上,这种来自海外的救援声浪已经产生了显著作用:中国政府不是已经恐惧了吗监狱干部找我谈话就是明证。

    原以为谈过这次话就没事了,情况却并非如此。又在僵死的常态中过了一些日子,一个善良而有正义感的干部突然很紧张地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去,神色不安地告诉我:又要给你换地方了。上面指示,马上把你转移到二监去。赶快准备一下。

    我有些惊诧:何至于如此呢?为什么又要改换我的关押地点,我当然很明白原因就是那日渐汹涌的海外救援声浪使当局惊慌失措了,他们企图通过转移我来逃避那种舆论压力。但这不是非常蠢吗?海外救援声浪岂是用这一手就能阻挡的?

    当局动作很快,那位干部刚把消息透露给我,正式通知就跟着来了。根本没有什么准备时间。事实上也没有什么需要准备,只是有些人需要告别而已有犯人,也有干部。毕竟,他们在过去半年时间里真诚地关心过我,帮忙过我,至少也对我表示过善意。特别是曲海涛,从我到这里的第一天起就像亲人一样在各方面对我尽力关照,而他自己却在不久之前几乎走上不归路。他现在怎样了呢?我一直没有机会再去看他,在离别时也不可能再见一面,这使我不免有些伤感。还有三中队的中队长宋强,虽然未能如愿把我调到他那里去时刻关照,却一直操心我的身体,在我病情严重难以进食时,竟然私下炖了鸡送来给我调养,我想去表示感谢也不可能,真有些对不起他。除此之外,这个监狱猪圈一样的环境,猪饲料一样的伙食,迫使我在病中绝食从而加重病情的野兽一样的干部,在我心中激起的都只是诅咒,离开得越快越好,哪里用得着准备?当然,我马上要去的新环境也不是什么好地方,但那是另一回事。不管怎么说,陕西省第一监狱怕我留在这里,要送走我,好得很。我走了,它最好马上毁灭!

    两小时后,专程送我的吉普车开到了设在渭南市的陕西省第二监狱。

    不言而喻,我的基本情况和把我转移过来的原因,都在我到达之前由上面通知了二监,因此我刚到这里就引起了重视。也正因为如此,我在二监所享受的待遇比在前两个关押点高得多。一个显著标志是,当天,狱政科姓姚的副科长就把我叫到管教室去郑重其事地谈话,这种情况很不寻常。

    二监姚XX和一监韦XX,同是狱政科副科长,找我谈话的内容和目的竟也完全相同,不同的只是他们二人的表情:韦科长神色和蔼,姚科长神色冷峻。

    姚科长同样问了我是不是有许多外国朋友,我和我家里人是不是和海外有联系。他很坦率地对我说,把我从一监转到二监是为了避免再受干扰,希望我和我家里人积极配合,决不要再和海外联系。咳,几个地方的监管当局竟然都说出这么愚蠢的话来,我禁不住要狂笑,但还是忍住性子,平静地把前些日子对韦科长说过的话对他重复了一遍,指出他们的想法太荒唐。但这一次我说得更扎实更有力,不仅以事实和逻辑论证了我和我家里人根本不可能和海外联系,而且以嘲讽的口气说:你们以为把我转来转去就能阻止海外来信吗?真幼稚!别说把我从一监转到二监,就是把我转到人迹罕至的深山老林,挖个地洞把我关进去,那种信件也照样会跟着寄去!这不是我和我家里人能决定的,也不是你们能决定的!当然,从另一种意义上说,这是由你们决定的你们抓了我,关了我,才引来了这样的信!

    姚科长不再说什么。他是个聪明人,完全明白我说的都是事实。我甚至相信,他很清楚自己对我说的都是愚蠢的废话。这种废话不是他自己要说的,而是上级要求他说的上级因为恐惧想出了那些愚蠢的废话,先是让韦科长对我说,现在又让他对我说。

    此后,这种废话就再也没人对我说了,因为事态的发展很快证明了当局的愚蠢和失策:海外救援声浪紧跟着就波涛汹涌地从一监转到了二监。

    使我甚感意外而又十分高兴的是,二监关心我、支持我的干部更多,胆量也更大。一年多后,他们已经同我十分熟悉,就不仅悄悄告诉我说世界各地要求释放我的信件越来越多,而且在适当时机私下给我看了一部分,其中某些已经由监狱方面找人在信纸上写出了片断译文。我惊讶地发现,有一封的署名是奥地利总统的代表,另外一些来自欧美亚澳几十个国家的信件则让我知道了掀起救援声浪的包括大赦国际、人权观察和中国人权等组织。

    我出狱之后,一位不相识的朋友从咸阳来西安看我,送给我一份他外访时从东南亚某国华文报纸上剪下来的消息,内容是英国首相梅杰访华时特地向中国政府提出释放李贵仁的要求。两位不相识的西安朋友来我家看望时,则谈起了他们访港时在许多香港报纸和美英报纸上看到的关于我的报道。一位受人权观察委托的美国记者和一位德国法兰克福汇报的记者先后采访我时,更是较详尽地介绍了各国政府、人权组织和广大民众对我实施救援的情况。

    原来,这是一股由许多国家的元首和政府首脑以及若干人权组织和无数民众汇聚而成的声势浩大的救援声浪。对此,中国政府怎么能不恐惧呢?又怎么能阻挡呢?
   

2006年5月26日于西安
    
    
    



作者因六四入狱,为之得到世界各地的救援。这给囚犯带来了温暖,也给政府带来了恐惧。
      
      
    1991年9月,当局把我从西安市看守所转移到设在富平县的陕西省第一监狱时,我的刑期还剩下两年零九个月,按说不会再换地方了。可是谁也没有想到,仅仅半年之后,我就不得不离开刚熟悉的这个新环境,被转移到第三个关押点去。

    造成这种非正常局面的原因,说起来很简单:恐惧。

    谁恐惧?为什么恐惧?

    当然是中国政府恐惧。来自世界各地的强大舆论压力,使他们不能不恐惧。

    至于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我当时并不清楚。我能知道的事情太少。
    
    在监狱里生活,有两个基本特点:一是不断重复昨天,在僵死状态中销蚀人的生命,所以,除了每月一次同亲属会见的日子,谁也不指望变化;二是很难同外界沟通,因而无从得知外界发生的许多事情。由这两个基本特点决定,监狱生活就只能是单调而沉闷的。当然,过段时间身边也会发生点事情,造成一点或大或小的波澜,然而所发生的多半不是好事。

    进入1992年,我们一中队在头两个月里只出了一件事,就是那个姓甘的反革命会计突然因中风而死亡。但在中队之外,我还碰到了另外几件事情。这几件事都在我心灵中引起了强烈震动。

    其一是某日召开全监狱大会批斗刚抓捕回来的逃犯。大约两千名犯人齐集大操场,坐西朝东,默然面对台子北侧绳捆索绑的被批斗对象,静听台上监狱干部慷慨愤怒的批斗言辞,气氛煞是森冷。我起初没弄清,过了一会才惊讶地发现,那个距我六七十米远,已被打得皮开肉绽的家伙,竟是我在入监队时经常接触的小胖子。他的整个面孔都被打得又红又肿,已经完全变形,真是惨不忍睹,难怪我起初没认出来;紧紧捆缚他身体的绳索下面,因棍棒和鞭子的抽打而破碎的衣片在风中飘动着,使人不用多费脑筋就能想象出他经受了怎样的惩罚。天哪,怎么会这样?小胖子,这个看起来傻乎乎的家伙,是附近某县农民,二十出头,家里很穷,长期在外流浪,以盗窃为生,抓到监狱后表现得很快活,说是有吃有住,比在家里好,甚至信誓旦旦地说,进来就不想出去了,给他机会他也不跑。看他那副天真诚恳的样子,大家都相信他说的是真话。加之他在入监队的表现很好,既温顺又勤快,十分讨人喜欢,更使人觉得他是喜欢监狱甚过喜欢家的。有人说,世界上某些人在家里穷得过不下去而宁肯坐监狱,也许小胖子就是这样的人。我被转到一中队后,他仍留在入监队,我总以为他会一直很平静地呆下去,不会出什么事。谁能想到,恰恰是这个一再声称不想出去更不会逃跑的家伙,却成了很长时间以来惟一越狱逃跑的犯人。真令人惊诧呵!看来,他表面的傻和温顺只是假象,在骨子里,他却比一般人更强烈地渴盼自由!他一再声称不想出去更不会逃跑,只不过是为了麻痹所有人,从而更有效地实施越狱计划。这一招果然起了作用,结果是他成功了,逃离监狱后沿着铁道跑了很远;但他终究还是失败了,没多长时间就被抓了回来。在中国,即便逃出监狱,也是逃不出专政铁掌的啊。现在,他不仅惨遭皮肉之苦,还面临着加刑的惩罚,真够受的。他会怎么想呢?也许很后悔,但也许不。

    其二是曲海涛突然自杀。这是我在第一监狱期间所碰到的最意外、最震惊也最痛心的事情。那是在春节之前不久,张崇亮告诉我的。好在未遂,当下救过来了。我得到消息时,曲海涛还在病房里。我马上过去看望,见他已无大碍,就放了心,但是对他的心态仍很担忧。他什么话也不说,我也不好问,所以一直不知道他自杀的原因和经过。是他自己还是他的家庭发生了什么使他难以承受的变故?或者,已经熬了很长时间但是还得熬很久的刑期压垮了他的意志,使他对未来的命运和生命的意义都失去了信心?我无从得知,也不愿意多想,只是呆呆地坐在他面前,说了些自己也觉得很无力的劝解和开导的话,并给他讲了杰克伦敦的短篇名作《热爱生命》,希望他能感悟。他听了,还是一言不发。

    在此之后,我就再也没见过曲海涛,而且再也没听到过他的消息。但我经常想起他的绘画才能和命运,想起他对我的关心和帮助。我还经常在心中默默为他祈祷,祝他尽快恢复健康,祝他早日刑满出狱,祝他获得施展绘画才能的机会,在艺术上有可喜建树。

    曲海涛自杀前依然对我十分关心。那时,我的心绞痛、胆结石和胃痛等症发作频率越来越高,经常苦不堪言,他就特地对一个因反革命罪而被判处二十年徒刑的监狱医生打了招呼:尽量多关照我。虽然没起多大作用,但是他和那个医生的心尽到了,我不能不感谢。

    就在这样的状态中,迎来了1992年的春节。在监狱里过春节,当然不会有什么欢乐,甚至比平时更让人难受。然而就在这时,竟突然发生了一件和我有关的大事,这是谁也没料到的。

    除夕夜,已经很熟悉的一中队积委会几个成员把我叫到他们的办公室去下面条吃。积委会主任姓任,四十多岁,陕北人,因为一桩说不清的伤害案判了二十年徒刑,好像还有七八年。他和张崇亮关系很好,因此,虽然和我接触很少,也对我很热情。我们几个围着火炉,一边吃一边聊,苦中作乐,算是贺年。突然,姓任的积委会主任对我说:世界各地来了很多信,要求释放你。

    真的吗?我很意外,根本想不到会有这种事情,乍一听说自然很兴奋,但是并未表现出惊喜的样子,只淡淡地问了一句。

    当然是真的!信越来越多,已经有一大摞了,还在不断发来,搞得监狱很头疼。

    某些老资格的犯人同某些监狱干部关系密切,因而能够知道一般人不知道的许多事情,这不是什么怪现象。我明白这一点,所以相信了自己听到的不是玩笑,而是事实。至于具体情况,我觉得不好多问,就不再说什么。

    春节过后不久,此事便得到了证实。某日,我突然被叫到指导员办公室去狱政科姓韦的副科长特地找我谈话。

    韦科长身材魁梧,面目和善,看样子还不到四十岁。他很客气地微笑着寒暄几句就进入了正题:你在国外有亲戚吗?

    没有。

    是不是有很多外国朋友?

    没有,一个也没有。

    事实上,我在许多年前曾经有过几个外国朋友。意大利大导演贝尔纳多贝尔托鲁奇在拍《末代皇帝》之前和我有过一次关于电影艺术的深入交谈;他的助手,一个名叫柯梧莉的德国姑娘,还想把我请去在那部电影中担任一个角色。但是我和他们后来再无联系,在政治方面和他们更无瓜葛,因此,在谈到和我当前事态有关的问题时,必须把他们排除。

    另一方面,我还有一些身在国外的中国朋友,比如1988年应邀赴美讲学后不能归国的至交刘宾雁,以及1989年前赴美留学的学弟学妹;1989年后流亡欧美的各种人士,可能也有我的朋友,只是我不知道罢了。但是无论哪个我都一直不可能联系,我在此刻当然也不能把他们扯出来。

    那你怎么会有那么多外国来信?寄信的人又怎么知道你在这里?

    什么外国来信?没人给过我,也没人告诉过我啊!至于寄信的人怎么知道我在这里,你得问他们去。我这几年一直被你们关着,与世隔绝,外面的事情怎么能知道呢?

    你家里人是不是和国外有联系?

    第一,我家里人连我的国内朋友都不认识,没联系,更不可能认识和联系我都不知道的所谓外国朋友;第二,我家里人只盼着我平安,所以总希望避免任何事端,决不会自己搞些事情出来,让你们以此为借口把我管得更严,整得更凶。你们别乱猜了。事实上,知道我关在什么地方,并且知道我当前情况的人,各方面恐怕都不少吧,而最清楚的只能是你们。再说,当今世界资讯传播那么发达,许多事情都会长出翅膀莫名其妙地乱飞,甚至连当事人都弄不清楚究竟是怎么搞的,这已经是很平常的现象。去年我在看守所接到一审判决,公安局的人告诉我,第二天美国之音就广播了,而我家里人那时还不知道我已经判了,你说这该怎么解释?

    我这番话使韦科长无法应对,他只好什么也不再追问,但还是嘱咐了几句:决不要同海外联系,让家里人也不要同海外联系。我笑着对他说:你这种话对我和我家里人毫无意义!

    我非常平静地回到号子,没有对任何人提起这次谈话内容,自己也不去多想。但我已经十分明白,我并没有被人们忘记,世界上许多地方都有人一直关注着我的情况,而且以多种方式对我实施救援。他们中间可能有我的朋友,但是绝大多数肯定是我根本不认识的。现在,这种来自海外的救援声浪已经直接进入监狱,到了我的身边,而且声势很壮。很难说会有什么结果,但是,哪怕我的处境得不到改变,这种来自海外的救援声浪也具有非凡意义对中国政府而言,是一种威力强大的震慑;对中国政府所镇压的为民主事业而奋斗的民众而言,则是巨大鼓舞。事实上,这种来自海外的救援声浪已经产生了显著作用:中国政府不是已经恐惧了吗监狱干部找我谈话就是明证。

    原以为谈过这次话就没事了,情况却并非如此。又在僵死的常态中过了一些日子,一个善良而有正义感的干部突然很紧张地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去,神色不安地告诉我:又要给你换地方了。上面指示,马上把你转移到二监去。赶快准备一下。

    我有些惊诧:何至于如此呢?为什么又要改换我的关押地点,我当然很明白原因就是那日渐汹涌的海外救援声浪使当局惊慌失措了,他们企图通过转移我来逃避那种舆论压力。但这不是非常蠢吗?海外救援声浪岂是用这一手就能阻挡的?

    当局动作很快,那位干部刚把消息透露给我,正式通知就跟着来了。根本没有什么准备时间。事实上也没有什么需要准备,只是有些人需要告别而已有犯人,也有干部。毕竟,他们在过去半年时间里真诚地关心过我,帮忙过我,至少也对我表示过善意。特别是曲海涛,从我到这里的第一天起就像亲人一样在各方面对我尽力关照,而他自己却在不久之前几乎走上不归路。他现在怎样了呢?我一直没有机会再去看他,在离别时也不可能再见一面,这使我不免有些伤感。还有三中队的中队长宋强,虽然未能如愿把我调到他那里去时刻关照,却一直操心我的身体,在我病情严重难以进食时,竟然私下炖了鸡送来给我调养,我想去表示感谢也不可能,真有些对不起他。除此之外,这个监狱猪圈一样的环境,猪饲料一样的伙食,迫使我在病中绝食从而加重病情的野兽一样的干部,在我心中激起的都只是诅咒,离开得越快越好,哪里用得着准备?当然,我马上要去的新环境也不是什么好地方,但那是另一回事。不管怎么说,陕西省第一监狱怕我留在这里,要送走我,好得很。我走了,它最好马上毁灭!

    两小时后,专程送我的吉普车开到了设在渭南市的陕西省第二监狱。

    不言而喻,我的基本情况和把我转移过来的原因,都在我到达之前由上面通知了二监,因此我刚到这里就引起了重视。也正因为如此,我在二监所享受的待遇比在前两个关押点高得多。一个显著标志是,当天,狱政科姓姚的副科长就把我叫到管教室去郑重其事地谈话,这种情况很不寻常。

    二监姚XX和一监韦XX,同是狱政科副科长,找我谈话的内容和目的竟也完全相同,不同的只是他们二人的表情:韦科长神色和蔼,姚科长神色冷峻。

    姚科长同样问了我是不是有许多外国朋友,我和我家里人是不是和海外有联系。他很坦率地对我说,把我从一监转到二监是为了避免再受干扰,希望我和我家里人积极配合,决不要再和海外联系。咳,几个地方的监管当局竟然都说出这么愚蠢的话来,我禁不住要狂笑,但还是忍住性子,平静地把前些日子对韦科长说过的话对他重复了一遍,指出他们的想法太荒唐。但这一次我说得更扎实更有力,不仅以事实和逻辑论证了我和我家里人根本不可能和海外联系,而且以嘲讽的口气说:你们以为把我转来转去就能阻止海外来信吗?真幼稚!别说把我从一监转到二监,就是把我转到人迹罕至的深山老林,挖个地洞把我关进去,那种信件也照样会跟着寄去!这不是我和我家里人能决定的,也不是你们能决定的!当然,从另一种意义上说,这是由你们决定的你们抓了我,关了我,才引来了这样的信!

    姚科长不再说什么。他是个聪明人,完全明白我说的都是事实。我甚至相信,他很清楚自己对我说的都是愚蠢的废话。这种废话不是他自己要说的,而是上级要求他说的上级因为恐惧想出了那些愚蠢的废话,先是让韦科长对我说,现在又让他对我说。

    此后,这种废话就再也没人对我说了,因为事态的发展很快证明了当局的愚蠢和失策:海外救援声浪紧跟着就波涛汹涌地从一监转到了二监。

    使我甚感意外而又十分高兴的是,二监关心我、支持我的干部更多,胆量也更大。一年多后,他们已经同我十分熟悉,就不仅悄悄告诉我说世界各地要求释放我的信件越来越多,而且在适当时机私下给我看了一部分,其中某些已经由监狱方面找人在信纸上写出了片断译文。我惊讶地发现,有一封的署名是奥地利总统的代表,另外一些来自欧美亚澳几十个国家的信件则让我知道了掀起救援声浪的包括大赦国际、人权观察和中国人权等组织。

    我出狱之后,一位不相识的朋友从咸阳来西安看我,送给我一份他外访时从东南亚某国华文报纸上剪下来的消息,内容是英国首相梅杰访华时特地向中国政府提出释放李贵仁的要求。两位不相识的西安朋友来我家看望时,则谈起了他们访港时在许多香港报纸和美英报纸上看到的关于我的报道。一位受人权观察委托的美国记者和一位德国法兰克福汇报的记者先后采访我时,更是较详尽地介绍了各国政府、人权组织和广大民众对我实施救援的情况。

    原来,这是一股由许多国家的元首和政府首脑以及若干人权组织和无数民众汇聚而成的声势浩大的救援声浪。对此,中国政府怎么能不恐惧呢?又怎么能阻挡呢?
   

2006年5月26日于西安
    
    
    



作者因六四入狱,为之得到世界各地的救援。这给囚犯带来了温暖,也给政府带来了恐惧。
      
      
    1991年9月,当局把我从西安市看守所转移到设在富平县的陕西省第一监狱时,我的刑期还剩下两年零九个月,按说不会再换地方了。可是谁也没有想到,仅仅半年之后,我就不得不离开刚熟悉的这个新环境,被转移到第三个关押点去。

    造成这种非正常局面的原因,说起来很简单:恐惧。

    谁恐惧?为什么恐惧?

    当然是中国政府恐惧。来自世界各地的强大舆论压力,使他们不能不恐惧。

    至于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我当时并不清楚。我能知道的事情太少。
    
    在监狱里生活,有两个基本特点:一是不断重复昨天,在僵死状态中销蚀人的生命,所以,除了每月一次同亲属会见的日子,谁也不指望变化;二是很难同外界沟通,因而无从得知外界发生的许多事情。由这两个基本特点决定,监狱生活就只能是单调而沉闷的。当然,过段时间身边也会发生点事情,造成一点或大或小的波澜,然而所发生的多半不是好事。

    进入1992年,我们一中队在头两个月里只出了一件事,就是那个姓甘的反革命会计突然因中风而死亡。但在中队之外,我还碰到了另外几件事情。这几件事都在我心灵中引起了强烈震动。

    其一是某日召开全监狱大会批斗刚抓捕回来的逃犯。大约两千名犯人齐集大操场,坐西朝东,默然面对台子北侧绳捆索绑的被批斗对象,静听台上监狱干部慷慨愤怒的批斗言辞,气氛煞是森冷。我起初没弄清,过了一会才惊讶地发现,那个距我六七十米远,已被打得皮开肉绽的家伙,竟是我在入监队时经常接触的小胖子。他的整个面孔都被打得又红又肿,已经完全变形,真是惨不忍睹,难怪我起初没认出来;紧紧捆缚他身体的绳索下面,因棍棒和鞭子的抽打而破碎的衣片在风中飘动着,使人不用多费脑筋就能想象出他经受了怎样的惩罚。天哪,怎么会这样?小胖子,这个看起来傻乎乎的家伙,是附近某县农民,二十出头,家里很穷,长期在外流浪,以盗窃为生,抓到监狱后表现得很快活,说是有吃有住,比在家里好,甚至信誓旦旦地说,进来就不想出去了,给他机会他也不跑。看他那副天真诚恳的样子,大家都相信他说的是真话。加之他在入监队的表现很好,既温顺又勤快,十分讨人喜欢,更使人觉得他是喜欢监狱甚过喜欢家的。有人说,世界上某些人在家里穷得过不下去而宁肯坐监狱,也许小胖子就是这样的人。我被转到一中队后,他仍留在入监队,我总以为他会一直很平静地呆下去,不会出什么事。谁能想到,恰恰是这个一再声称不想出去更不会逃跑的家伙,却成了很长时间以来惟一越狱逃跑的犯人。真令人惊诧呵!看来,他表面的傻和温顺只是假象,在骨子里,他却比一般人更强烈地渴盼自由!他一再声称不想出去更不会逃跑,只不过是为了麻痹所有人,从而更有效地实施越狱计划。这一招果然起了作用,结果是他成功了,逃离监狱后沿着铁道跑了很远;但他终究还是失败了,没多长时间就被抓了回来。在中国,即便逃出监狱,也是逃不出专政铁掌的啊。现在,他不仅惨遭皮肉之苦,还面临着加刑的惩罚,真够受的。他会怎么想呢?也许很后悔,但也许不。

    其二是曲海涛突然自杀。这是我在第一监狱期间所碰到的最意外、最震惊也最痛心的事情。那是在春节之前不久,张崇亮告诉我的。好在未遂,当下救过来了。我得到消息时,曲海涛还在病房里。我马上过去看望,见他已无大碍,就放了心,但是对他的心态仍很担忧。他什么话也不说,我也不好问,所以一直不知道他自杀的原因和经过。是他自己还是他的家庭发生了什么使他难以承受的变故?或者,已经熬了很长时间但是还得熬很久的刑期压垮了他的意志,使他对未来的命运和生命的意义都失去了信心?我无从得知,也不愿意多想,只是呆呆地坐在他面前,说了些自己也觉得很无力的劝解和开导的话,并给他讲了杰克伦敦的短篇名作《热爱生命》,希望他能感悟。他听了,还是一言不发。

    在此之后,我就再也没见过曲海涛,而且再也没听到过他的消息。但我经常想起他的绘画才能和命运,想起他对我的关心和帮助。我还经常在心中默默为他祈祷,祝他尽快恢复健康,祝他早日刑满出狱,祝他获得施展绘画才能的机会,在艺术上有可喜建树。

    曲海涛自杀前依然对我十分关心。那时,我的心绞痛、胆结石和胃痛等症发作频率越来越高,经常苦不堪言,他就特地对一个因反革命罪而被判处二十年徒刑的监狱医生打了招呼:尽量多关照我。虽然没起多大作用,但是他和那个医生的心尽到了,我不能不感谢。

    就在这样的状态中,迎来了1992年的春节。在监狱里过春节,当然不会有什么欢乐,甚至比平时更让人难受。然而就在这时,竟突然发生了一件和我有关的大事,这是谁也没料到的。

    除夕夜,已经很熟悉的一中队积委会几个成员把我叫到他们的办公室去下面条吃。积委会主任姓任,四十多岁,陕北人,因为一桩说不清的伤害案判了二十年徒刑,好像还有七八年。他和张崇亮关系很好,因此,虽然和我接触很少,也对我很热情。我们几个围着火炉,一边吃一边聊,苦中作乐,算是贺年。突然,姓任的积委会主任对我说:世界各地来了很多信,要求释放你。

    真的吗?我很意外,根本想不到会有这种事情,乍一听说自然很兴奋,但是并未表现出惊喜的样子,只淡淡地问了一句。

    当然是真的!信越来越多,已经有一大摞了,还在不断发来,搞得监狱很头疼。

    某些老资格的犯人同某些监狱干部关系密切,因而能够知道一般人不知道的许多事情,这不是什么怪现象。我明白这一点,所以相信了自己听到的不是玩笑,而是事实。至于具体情况,我觉得不好多问,就不再说什么。

    春节过后不久,此事便得到了证实。某日,我突然被叫到指导员办公室去狱政科姓韦的副科长特地找我谈话。

    韦科长身材魁梧,面目和善,看样子还不到四十岁。他很客气地微笑着寒暄几句就进入了正题:你在国外有亲戚吗?

    没有。

    是不是有很多外国朋友?

    没有,一个也没有。

    事实上,我在许多年前曾经有过几个外国朋友。意大利大导演贝尔纳多贝尔托鲁奇在拍《末代皇帝》之前和我有过一次关于电影艺术的深入交谈;他的助手,一个名叫柯梧莉的德国姑娘,还想把我请去在那部电影中担任一个角色。但是我和他们后来再无联系,在政治方面和他们更无瓜葛,因此,在谈到和我当前事态有关的问题时,必须把他们排除。

    另一方面,我还有一些身在国外的中国朋友,比如1988年应邀赴美讲学后不能归国的至交刘宾雁,以及1989年前赴美留学的学弟学妹;1989年后流亡欧美的各种人士,可能也有我的朋友,只是我不知道罢了。但是无论哪个我都一直不可能联系,我在此刻当然也不能把他们扯出来。

    那你怎么会有那么多外国来信?寄信的人又怎么知道你在这里?

    什么外国来信?没人给过我,也没人告诉过我啊!至于寄信的人怎么知道我在这里,你得问他们去。我这几年一直被你们关着,与世隔绝,外面的事情怎么能知道呢?

    你家里人是不是和国外有联系?

    第一,我家里人连我的国内朋友都不认识,没联系,更不可能认识和联系我都不知道的所谓外国朋友;第二,我家里人只盼着我平安,所以总希望避免任何事端,决不会自己搞些事情出来,让你们以此为借口把我管得更严,整得更凶。你们别乱猜了。事实上,知道我关在什么地方,并且知道我当前情况的人,各方面恐怕都不少吧,而最清楚的只能是你们。再说,当今世界资讯传播那么发达,许多事情都会长出翅膀莫名其妙地乱飞,甚至连当事人都弄不清楚究竟是怎么搞的,这已经是很平常的现象。去年我在看守所接到一审判决,公安局的人告诉我,第二天美国之音就广播了,而我家里人那时还不知道我已经判了,你说这该怎么解释?

    我这番话使韦科长无法应对,他只好什么也不再追问,但还是嘱咐了几句:决不要同海外联系,让家里人也不要同海外联系。我笑着对他说:你这种话对我和我家里人毫无意义!

    我非常平静地回到号子,没有对任何人提起这次谈话内容,自己也不去多想。但我已经十分明白,我并没有被人们忘记,世界上许多地方都有人一直关注着我的情况,而且以多种方式对我实施救援。他们中间可能有我的朋友,但是绝大多数肯定是我根本不认识的。现在,这种来自海外的救援声浪已经直接进入监狱,到了我的身边,而且声势很壮。很难说会有什么结果,但是,哪怕我的处境得不到改变,这种来自海外的救援声浪也具有非凡意义对中国政府而言,是一种威力强大的震慑;对中国政府所镇压的为民主事业而奋斗的民众而言,则是巨大鼓舞。事实上,这种来自海外的救援声浪已经产生了显著作用:中国政府不是已经恐惧了吗监狱干部找我谈话就是明证。

    原以为谈过这次话就没事了,情况却并非如此。又在僵死的常态中过了一些日子,一个善良而有正义感的干部突然很紧张地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去,神色不安地告诉我:又要给你换地方了。上面指示,马上把你转移到二监去。赶快准备一下。

    我有些惊诧:何至于如此呢?为什么又要改换我的关押地点,我当然很明白原因就是那日渐汹涌的海外救援声浪使当局惊慌失措了,他们企图通过转移我来逃避那种舆论压力。但这不是非常蠢吗?海外救援声浪岂是用这一手就能阻挡的?

    当局动作很快,那位干部刚把消息透露给我,正式通知就跟着来了。根本没有什么准备时间。事实上也没有什么需要准备,只是有些人需要告别而已有犯人,也有干部。毕竟,他们在过去半年时间里真诚地关心过我,帮忙过我,至少也对我表示过善意。特别是曲海涛,从我到这里的第一天起就像亲人一样在各方面对我尽力关照,而他自己却在不久之前几乎走上不归路。他现在怎样了呢?我一直没有机会再去看他,在离别时也不可能再见一面,这使我不免有些伤感。还有三中队的中队长宋强,虽然未能如愿把我调到他那里去时刻关照,却一直操心我的身体,在我病情严重难以进食时,竟然私下炖了鸡送来给我调养,我想去表示感谢也不可能,真有些对不起他。除此之外,这个监狱猪圈一样的环境,猪饲料一样的伙食,迫使我在病中绝食从而加重病情的野兽一样的干部,在我心中激起的都只是诅咒,离开得越快越好,哪里用得着准备?当然,我马上要去的新环境也不是什么好地方,但那是另一回事。不管怎么说,陕西省第一监狱怕我留在这里,要送走我,好得很。我走了,它最好马上毁灭!

    两小时后,专程送我的吉普车开到了设在渭南市的陕西省第二监狱。

    不言而喻,我的基本情况和把我转移过来的原因,都在我到达之前由上面通知了二监,因此我刚到这里就引起了重视。也正因为如此,我在二监所享受的待遇比在前两个关押点高得多。一个显著标志是,当天,狱政科姓姚的副科长就把我叫到管教室去郑重其事地谈话,这种情况很不寻常。

    二监姚XX和一监韦XX,同是狱政科副科长,找我谈话的内容和目的竟也完全相同,不同的只是他们二人的表情:韦科长神色和蔼,姚科长神色冷峻。

    姚科长同样问了我是不是有许多外国朋友,我和我家里人是不是和海外有联系。他很坦率地对我说,把我从一监转到二监是为了避免再受干扰,希望我和我家里人积极配合,决不要再和海外联系。咳,几个地方的监管当局竟然都说出这么愚蠢的话来,我禁不住要狂笑,但还是忍住性子,平静地把前些日子对韦科长说过的话对他重复了一遍,指出他们的想法太荒唐。但这一次我说得更扎实更有力,不仅以事实和逻辑论证了我和我家里人根本不可能和海外联系,而且以嘲讽的口气说:你们以为把我转来转去就能阻止海外来信吗?真幼稚!别说把我从一监转到二监,就是把我转到人迹罕至的深山老林,挖个地洞把我关进去,那种信件也照样会跟着寄去!这不是我和我家里人能决定的,也不是你们能决定的!当然,从另一种意义上说,这是由你们决定的你们抓了我,关了我,才引来了这样的信!

    姚科长不再说什么。他是个聪明人,完全明白我说的都是事实。我甚至相信,他很清楚自己对我说的都是愚蠢的废话。这种废话不是他自己要说的,而是上级要求他说的上级因为恐惧想出了那些愚蠢的废话,先是让韦科长对我说,现在又让他对我说。

    此后,这种废话就再也没人对我说了,因为事态的发展很快证明了当局的愚蠢和失策:海外救援声浪紧跟着就波涛汹涌地从一监转到了二监。

    使我甚感意外而又十分高兴的是,二监关心我、支持我的干部更多,胆量也更大。一年多后,他们已经同我十分熟悉,就不仅悄悄告诉我说世界各地要求释放我的信件越来越多,而且在适当时机私下给我看了一部分,其中某些已经由监狱方面找人在信纸上写出了片断译文。我惊讶地发现,有一封的署名是奥地利总统的代表,另外一些来自欧美亚澳几十个国家的信件则让我知道了掀起救援声浪的包括大赦国际、人权观察和中国人权等组织。

    我出狱之后,一位不相识的朋友从咸阳来西安看我,送给我一份他外访时从东南亚某国华文报纸上剪下来的消息,内容是英国首相梅杰访华时特地向中国政府提出释放李贵仁的要求。两位不相识的西安朋友来我家看望时,则谈起了他们访港时在许多香港报纸和美英报纸上看到的关于我的报道。一位受人权观察委托的美国记者和一位德国法兰克福汇报的记者先后采访我时,更是较详尽地介绍了各国政府、人权组织和广大民众对我实施救援的情况。

    原来,这是一股由许多国家的元首和政府首脑以及若干人权组织和无数民众汇聚而成的声势浩大的救援声浪。对此,中国政府怎么能不恐惧呢?又怎么能阻挡呢?
   

2006年5月26日于西安
    
    
    



作者因六四入狱,为之得到世界各地的救援。这给囚犯带来了温暖,也给政府带来了恐惧。
      
      
    1991年9月,当局把我从西安市看守所转移到设在富平县的陕西省第一监狱时,我的刑期还剩下两年零九个月,按说不会再换地方了。可是谁也没有想到,仅仅半年之后,我就不得不离开刚熟悉的这个新环境,被转移到第三个关押点去。

    造成这种非正常局面的原因,说起来很简单:恐惧。

    谁恐惧?为什么恐惧?

    当然是中国政府恐惧。来自世界各地的强大舆论压力,使他们不能不恐惧。

    至于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我当时并不清楚。我能知道的事情太少。
    
    在监狱里生活,有两个基本特点:一是不断重复昨天,在僵死状态中销蚀人的生命,所以,除了每月一次同亲属会见的日子,谁也不指望变化;二是很难同外界沟通,因而无从得知外界发生的许多事情。由这两个基本特点决定,监狱生活就只能是单调而沉闷的。当然,过段时间身边也会发生点事情,造成一点或大或小的波澜,然而所发生的多半不是好事。

    进入1992年,我们一中队在头两个月里只出了一件事,就是那个姓甘的反革命会计突然因中风而死亡。但在中队之外,我还碰到了另外几件事情。这几件事都在我心灵中引起了强烈震动。

    其一是某日召开全监狱大会批斗刚抓捕回来的逃犯。大约两千名犯人齐集大操场,坐西朝东,默然面对台子北侧绳捆索绑的被批斗对象,静听台上监狱干部慷慨愤怒的批斗言辞,气氛煞是森冷。我起初没弄清,过了一会才惊讶地发现,那个距我六七十米远,已被打得皮开肉绽的家伙,竟是我在入监队时经常接触的小胖子。他的整个面孔都被打得又红又肿,已经完全变形,真是惨不忍睹,难怪我起初没认出来;紧紧捆缚他身体的绳索下面,因棍棒和鞭子的抽打而破碎的衣片在风中飘动着,使人不用多费脑筋就能想象出他经受了怎样的惩罚。天哪,怎么会这样?小胖子,这个看起来傻乎乎的家伙,是附近某县农民,二十出头,家里很穷,长期在外流浪,以盗窃为生,抓到监狱后表现得很快活,说是有吃有住,比在家里好,甚至信誓旦旦地说,进来就不想出去了,给他机会他也不跑。看他那副天真诚恳的样子,大家都相信他说的是真话。加之他在入监队的表现很好,既温顺又勤快,十分讨人喜欢,更使人觉得他是喜欢监狱甚过喜欢家的。有人说,世界上某些人在家里穷得过不下去而宁肯坐监狱,也许小胖子就是这样的人。我被转到一中队后,他仍留在入监队,我总以为他会一直很平静地呆下去,不会出什么事。谁能想到,恰恰是这个一再声称不想出去更不会逃跑的家伙,却成了很长时间以来惟一越狱逃跑的犯人。真令人惊诧呵!看来,他表面的傻和温顺只是假象,在骨子里,他却比一般人更强烈地渴盼自由!他一再声称不想出去更不会逃跑,只不过是为了麻痹所有人,从而更有效地实施越狱计划。这一招果然起了作用,结果是他成功了,逃离监狱后沿着铁道跑了很远;但他终究还是失败了,没多长时间就被抓了回来。在中国,即便逃出监狱,也是逃不出专政铁掌的啊。现在,他不仅惨遭皮肉之苦,还面临着加刑的惩罚,真够受的。他会怎么想呢?也许很后悔,但也许不。

    其二是曲海涛突然自杀。这是我在第一监狱期间所碰到的最意外、最震惊也最痛心的事情。那是在春节之前不久,张崇亮告诉我的。好在未遂,当下救过来了。我得到消息时,曲海涛还在病房里。我马上过去看望,见他已无大碍,就放了心,但是对他的心态仍很担忧。他什么话也不说,我也不好问,所以一直不知道他自杀的原因和经过。是他自己还是他的家庭发生了什么使他难以承受的变故?或者,已经熬了很长时间但是还得熬很久的刑期压垮了他的意志,使他对未来的命运和生命的意义都失去了信心?我无从得知,也不愿意多想,只是呆呆地坐在他面前,说了些自己也觉得很无力的劝解和开导的话,并给他讲了杰克伦敦的短篇名作《热爱生命》,希望他能感悟。他听了,还是一言不发。

    在此之后,我就再也没见过曲海涛,而且再也没听到过他的消息。但我经常想起他的绘画才能和命运,想起他对我的关心和帮助。我还经常在心中默默为他祈祷,祝他尽快恢复健康,祝他早日刑满出狱,祝他获得施展绘画才能的机会,在艺术上有可喜建树。

    曲海涛自杀前依然对我十分关心。那时,我的心绞痛、胆结石和胃痛等症发作频率越来越高,经常苦不堪言,他就特地对一个因反革命罪而被判处二十年徒刑的监狱医生打了招呼:尽量多关照我。虽然没起多大作用,但是他和那个医生的心尽到了,我不能不感谢。

    就在这样的状态中,迎来了1992年的春节。在监狱里过春节,当然不会有什么欢乐,甚至比平时更让人难受。然而就在这时,竟突然发生了一件和我有关的大事,这是谁也没料到的。

    除夕夜,已经很熟悉的一中队积委会几个成员把我叫到他们的办公室去下面条吃。积委会主任姓任,四十多岁,陕北人,因为一桩说不清的伤害案判了二十年徒刑,好像还有七八年。他和张崇亮关系很好,因此,虽然和我接触很少,也对我很热情。我们几个围着火炉,一边吃一边聊,苦中作乐,算是贺年。突然,姓任的积委会主任对我说:世界各地来了很多信,要求释放你。

    真的吗?我很意外,根本想不到会有这种事情,乍一听说自然很兴奋,但是并未表现出惊喜的样子,只淡淡地问了一句。

    当然是真的!信越来越多,已经有一大摞了,还在不断发来,搞得监狱很头疼。

    某些老资格的犯人同某些监狱干部关系密切,因而能够知道一般人不知道的许多事情,这不是什么怪现象。我明白这一点,所以相信了自己听到的不是玩笑,而是事实。至于具体情况,我觉得不好多问,就不再说什么。

    春节过后不久,此事便得到了证实。某日,我突然被叫到指导员办公室去狱政科姓韦的副科长特地找我谈话。

    韦科长身材魁梧,面目和善,看样子还不到四十岁。他很客气地微笑着寒暄几句就进入了正题:你在国外有亲戚吗?

    没有。

    是不是有很多外国朋友?

    没有,一个也没有。

    事实上,我在许多年前曾经有过几个外国朋友。意大利大导演贝尔纳多贝尔托鲁奇在拍《末代皇帝》之前和我有过一次关于电影艺术的深入交谈;他的助手,一个名叫柯梧莉的德国姑娘,还想把我请去在那部电影中担任一个角色。但是我和他们后来再无联系,在政治方面和他们更无瓜葛,因此,在谈到和我当前事态有关的问题时,必须把他们排除。

    另一方面,我还有一些身在国外的中国朋友,比如1988年应邀赴美讲学后不能归国的至交刘宾雁,以及1989年前赴美留学的学弟学妹;1989年后流亡欧美的各种人士,可能也有我的朋友,只是我不知道罢了。但是无论哪个我都一直不可能联系,我在此刻当然也不能把他们扯出来。

    那你怎么会有那么多外国来信?寄信的人又怎么知道你在这里?

    什么外国来信?没人给过我,也没人告诉过我啊!至于寄信的人怎么知道我在这里,你得问他们去。我这几年一直被你们关着,与世隔绝,外面的事情怎么能知道呢?

    你家里人是不是和国外有联系?

    第一,我家里人连我的国内朋友都不认识,没联系,更不可能认识和联系我都不知道的所谓外国朋友;第二,我家里人只盼着我平安,所以总希望避免任何事端,决不会自己搞些事情出来,让你们以此为借口把我管得更严,整得更凶。你们别乱猜了。事实上,知道我关在什么地方,并且知道我当前情况的人,各方面恐怕都不少吧,而最清楚的只能是你们。再说,当今世界资讯传播那么发达,许多事情都会长出翅膀莫名其妙地乱飞,甚至连当事人都弄不清楚究竟是怎么搞的,这已经是很平常的现象。去年我在看守所接到一审判决,公安局的人告诉我,第二天美国之音就广播了,而我家里人那时还不知道我已经判了,你说这该怎么解释?

    我这番话使韦科长无法应对,他只好什么也不再追问,但还是嘱咐了几句:决不要同海外联系,让家里人也不要同海外联系。我笑着对他说:你这种话对我和我家里人毫无意义!

    我非常平静地回到号子,没有对任何人提起这次谈话内容,自己也不去多想。但我已经十分明白,我并没有被人们忘记,世界上许多地方都有人一直关注着我的情况,而且以多种方式对我实施救援。他们中间可能有我的朋友,但是绝大多数肯定是我根本不认识的。现在,这种来自海外的救援声浪已经直接进入监狱,到了我的身边,而且声势很壮。很难说会有什么结果,但是,哪怕我的处境得不到改变,这种来自海外的救援声浪也具有非凡意义对中国政府而言,是一种威力强大的震慑;对中国政府所镇压的为民主事业而奋斗的民众而言,则是巨大鼓舞。事实上,这种来自海外的救援声浪已经产生了显著作用:中国政府不是已经恐惧了吗监狱干部找我谈话就是明证。

    原以为谈过这次话就没事了,情况却并非如此。又在僵死的常态中过了一些日子,一个善良而有正义感的干部突然很紧张地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去,神色不安地告诉我:又要给你换地方了。上面指示,马上把你转移到二监去。赶快准备一下。

    我有些惊诧:何至于如此呢?为什么又要改换我的关押地点,我当然很明白原因就是那日渐汹涌的海外救援声浪使当局惊慌失措了,他们企图通过转移我来逃避那种舆论压力。但这不是非常蠢吗?海外救援声浪岂是用这一手就能阻挡的?

    当局动作很快,那位干部刚把消息透露给我,正式通知就跟着来了。根本没有什么准备时间。事实上也没有什么需要准备,只是有些人需要告别而已有犯人,也有干部。毕竟,他们在过去半年时间里真诚地关心过我,帮忙过我,至少也对我表示过善意。特别是曲海涛,从我到这里的第一天起就像亲人一样在各方面对我尽力关照,而他自己却在不久之前几乎走上不归路。他现在怎样了呢?我一直没有机会再去看他,在离别时也不可能再见一面,这使我不免有些伤感。还有三中队的中队长宋强,虽然未能如愿把我调到他那里去时刻关照,却一直操心我的身体,在我病情严重难以进食时,竟然私下炖了鸡送来给我调养,我想去表示感谢也不可能,真有些对不起他。除此之外,这个监狱猪圈一样的环境,猪饲料一样的伙食,迫使我在病中绝食从而加重病情的野兽一样的干部,在我心中激起的都只是诅咒,离开得越快越好,哪里用得着准备?当然,我马上要去的新环境也不是什么好地方,但那是另一回事。不管怎么说,陕西省第一监狱怕我留在这里,要送走我,好得很。我走了,它最好马上毁灭!

    两小时后,专程送我的吉普车开到了设在渭南市的陕西省第二监狱。

    不言而喻,我的基本情况和把我转移过来的原因,都在我到达之前由上面通知了二监,因此我刚到这里就引起了重视。也正因为如此,我在二监所享受的待遇比在前两个关押点高得多。一个显著标志是,当天,狱政科姓姚的副科长就把我叫到管教室去郑重其事地谈话,这种情况很不寻常。

    二监姚XX和一监韦XX,同是狱政科副科长,找我谈话的内容和目的竟也完全相同,不同的只是他们二人的表情:韦科长神色和蔼,姚科长神色冷峻。

    姚科长同样问了我是不是有许多外国朋友,我和我家里人是不是和海外有联系。他很坦率地对我说,把我从一监转到二监是为了避免再受干扰,希望我和我家里人积极配合,决不要再和海外联系。咳,几个地方的监管当局竟然都说出这么愚蠢的话来,我禁不住要狂笑,但还是忍住性子,平静地把前些日子对韦科长说过的话对他重复了一遍,指出他们的想法太荒唐。但这一次我说得更扎实更有力,不仅以事实和逻辑论证了我和我家里人根本不可能和海外联系,而且以嘲讽的口气说:你们以为把我转来转去就能阻止海外来信吗?真幼稚!别说把我从一监转到二监,就是把我转到人迹罕至的深山老林,挖个地洞把我关进去,那种信件也照样会跟着寄去!这不是我和我家里人能决定的,也不是你们能决定的!当然,从另一种意义上说,这是由你们决定的你们抓了我,关了我,才引来了这样的信!

    姚科长不再说什么。他是个聪明人,完全明白我说的都是事实。我甚至相信,他很清楚自己对我说的都是愚蠢的废话。这种废话不是他自己要说的,而是上级要求他说的上级因为恐惧想出了那些愚蠢的废话,先是让韦科长对我说,现在又让他对我说。

    此后,这种废话就再也没人对我说了,因为事态的发展很快证明了当局的愚蠢和失策:海外救援声浪紧跟着就波涛汹涌地从一监转到了二监。

    使我甚感意外而又十分高兴的是,二监关心我、支持我的干部更多,胆量也更大。一年多后,他们已经同我十分熟悉,就不仅悄悄告诉我说世界各地要求释放我的信件越来越多,而且在适当时机私下给我看了一部分,其中某些已经由监狱方面找人在信纸上写出了片断译文。我惊讶地发现,有一封的署名是奥地利总统的代表,另外一些来自欧美亚澳几十个国家的信件则让我知道了掀起救援声浪的包括大赦国际、人权观察和中国人权等组织。

    我出狱之后,一位不相识的朋友从咸阳来西安看我,送给我一份他外访时从东南亚某国华文报纸上剪下来的消息,内容是英国首相梅杰访华时特地向中国政府提出释放李贵仁的要求。两位不相识的西安朋友来我家看望时,则谈起了他们访港时在许多香港报纸和美英报纸上看到的关于我的报道。一位受人权观察委托的美国记者和一位德国法兰克福汇报的记者先后采访我时,更是较详尽地介绍了各国政府、人权组织和广大民众对我实施救援的情况。

    原来,这是一股由许多国家的元首和政府首脑以及若干人权组织和无数民众汇聚而成的声势浩大的救援声浪。对此,中国政府怎么能不恐惧呢?又怎么能阻挡呢?
   

2006年5月26日于西安
    
    
    



作者因六四入狱,为之得到世界各地的救援。这给囚犯带来了温暖,也给政府带来了恐惧。
      
      
    1991年9月,当局把我从西安市看守所转移到设在富平县的陕西省第一监狱时,我的刑期还剩下两年零九个月,按说不会再换地方了。可是谁也没有想到,仅仅半年之后,我就不得不离开刚熟悉的这个新环境,被转移到第三个关押点去。

    造成这种非正常局面的原因,说起来很简单:恐惧。

    谁恐惧?为什么恐惧?

    当然是中国政府恐惧。来自世界各地的强大舆论压力,使他们不能不恐惧。

    至于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我当时并不清楚。我能知道的事情太少。
    
    在监狱里生活,有两个基本特点:一是不断重复昨天,在僵死状态中销蚀人的生命,所以,除了每月一次同亲属会见的日子,谁也不指望变化;二是很难同外界沟通,因而无从得知外界发生的许多事情。由这两个基本特点决定,监狱生活就只能是单调而沉闷的。当然,过段时间身边也会发生点事情,造成一点或大或小的波澜,然而所发生的多半不是好事。

    进入1992年,我们一中队在头两个月里只出了一件事,就是那个姓甘的反革命会计突然因中风而死亡。但在中队之外,我还碰到了另外几件事情。这几件事都在我心灵中引起了强烈震动。

    其一是某日召开全监狱大会批斗刚抓捕回来的逃犯。大约两千名犯人齐集大操场,坐西朝东,默然面对台子北侧绳捆索绑的被批斗对象,静听台上监狱干部慷慨愤怒的批斗言辞,气氛煞是森冷。我起初没弄清,过了一会才惊讶地发现,那个距我六七十米远,已被打得皮开肉绽的家伙,竟是我在入监队时经常接触的小胖子。他的整个面孔都被打得又红又肿,已经完全变形,真是惨不忍睹,难怪我起初没认出来;紧紧捆缚他身体的绳索下面,因棍棒和鞭子的抽打而破碎的衣片在风中飘动着,使人不用多费脑筋就能想象出他经受了怎样的惩罚。天哪,怎么会这样?小胖子,这个看起来傻乎乎的家伙,是附近某县农民,二十出头,家里很穷,长期在外流浪,以盗窃为生,抓到监狱后表现得很快活,说是有吃有住,比在家里好,甚至信誓旦旦地说,进来就不想出去了,给他机会他也不跑。看他那副天真诚恳的样子,大家都相信他说的是真话。加之他在入监队的表现很好,既温顺又勤快,十分讨人喜欢,更使人觉得他是喜欢监狱甚过喜欢家的。有人说,世界上某些人在家里穷得过不下去而宁肯坐监狱,也许小胖子就是这样的人。我被转到一中队后,他仍留在入监队,我总以为他会一直很平静地呆下去,不会出什么事。谁能想到,恰恰是这个一再声称不想出去更不会逃跑的家伙,却成了很长时间以来惟一越狱逃跑的犯人。真令人惊诧呵!看来,他表面的傻和温顺只是假象,在骨子里,他却比一般人更强烈地渴盼自由!他一再声称不想出去更不会逃跑,只不过是为了麻痹所有人,从而更有效地实施越狱计划。这一招果然起了作用,结果是他成功了,逃离监狱后沿着铁道跑了很远;但他终究还是失败了,没多长时间就被抓了回来。在中国,即便逃出监狱,也是逃不出专政铁掌的啊。现在,他不仅惨遭皮肉之苦,还面临着加刑的惩罚,真够受的。他会怎么想呢?也许很后悔,但也许不。

    其二是曲海涛突然自杀。这是我在第一监狱期间所碰到的最意外、最震惊也最痛心的事情。那是在春节之前不久,张崇亮告诉我的。好在未遂,当下救过来了。我得到消息时,曲海涛还在病房里。我马上过去看望,见他已无大碍,就放了心,但是对他的心态仍很担忧。他什么话也不说,我也不好问,所以一直不知道他自杀的原因和经过。是他自己还是他的家庭发生了什么使他难以承受的变故?或者,已经熬了很长时间但是还得熬很久的刑期压垮了他的意志,使他对未来的命运和生命的意义都失去了信心?我无从得知,也不愿意多想,只是呆呆地坐在他面前,说了些自己也觉得很无力的劝解和开导的话,并给他讲了杰克伦敦的短篇名作《热爱生命》,希望他能感悟。他听了,还是一言不发。

    在此之后,我就再也没见过曲海涛,而且再也没听到过他的消息。但我经常想起他的绘画才能和命运,想起他对我的关心和帮助。我还经常在心中默默为他祈祷,祝他尽快恢复健康,祝他早日刑满出狱,祝他获得施展绘画才能的机会,在艺术上有可喜建树。

    曲海涛自杀前依然对我十分关心。那时,我的心绞痛、胆结石和胃痛等症发作频率越来越高,经常苦不堪言,他就特地对一个因反革命罪而被判处二十年徒刑的监狱医生打了招呼:尽量多关照我。虽然没起多大作用,但是他和那个医生的心尽到了,我不能不感谢。

    就在这样的状态中,迎来了1992年的春节。在监狱里过春节,当然不会有什么欢乐,甚至比平时更让人难受。然而就在这时,竟突然发生了一件和我有关的大事,这是谁也没料到的。

    除夕夜,已经很熟悉的一中队积委会几个成员把我叫到他们的办公室去下面条吃。积委会主任姓任,四十多岁,陕北人,因为一桩说不清的伤害案判了二十年徒刑,好像还有七八年。他和张崇亮关系很好,因此,虽然和我接触很少,也对我很热情。我们几个围着火炉,一边吃一边聊,苦中作乐,算是贺年。突然,姓任的积委会主任对我说:世界各地来了很多信,要求释放你。

    真的吗?我很意外,根本想不到会有这种事情,乍一听说自然很兴奋,但是并未表现出惊喜的样子,只淡淡地问了一句。

    当然是真的!信越来越多,已经有一大摞了,还在不断发来,搞得监狱很头疼。

    某些老资格的犯人同某些监狱干部关系密切,因而能够知道一般人不知道的许多事情,这不是什么怪现象。我明白这一点,所以相信了自己听到的不是玩笑,而是事实。至于具体情况,我觉得不好多问,就不再说什么。

    春节过后不久,此事便得到了证实。某日,我突然被叫到指导员办公室去狱政科姓韦的副科长特地找我谈话。

    韦科长身材魁梧,面目和善,看样子还不到四十岁。他很客气地微笑着寒暄几句就进入了正题:你在国外有亲戚吗?

    没有。

    是不是有很多外国朋友?

    没有,一个也没有。

    事实上,我在许多年前曾经有过几个外国朋友。意大利大导演贝尔纳多贝尔托鲁奇在拍《末代皇帝》之前和我有过一次关于电影艺术的深入交谈;他的助手,一个名叫柯梧莉的德国姑娘,还想把我请去在那部电影中担任一个角色。但是我和他们后来再无联系,在政治方面和他们更无瓜葛,因此,在谈到和我当前事态有关的问题时,必须把他们排除。

    另一方面,我还有一些身在国外的中国朋友,比如1988年应邀赴美讲学后不能归国的至交刘宾雁,以及1989年前赴美留学的学弟学妹;1989年后流亡欧美的各种人士,可能也有我的朋友,只是我不知道罢了。但是无论哪个我都一直不可能联系,我在此刻当然也不能把他们扯出来。

    那你怎么会有那么多外国来信?寄信的人又怎么知道你在这里?

    什么外国来信?没人给过我,也没人告诉过我啊!至于寄信的人怎么知道我在这里,你得问他们去。我这几年一直被你们关着,与世隔绝,外面的事情怎么能知道呢?

    你家里人是不是和国外有联系?

    第一,我家里人连我的国内朋友都不认识,没联系,更不可能认识和联系我都不知道的所谓外国朋友;第二,我家里人只盼着我平安,所以总希望避免任何事端,决不会自己搞些事情出来,让你们以此为借口把我管得更严,整得更凶。你们别乱猜了。事实上,知道我关在什么地方,并且知道我当前情况的人,各方面恐怕都不少吧,而最清楚的只能是你们。再说,当今世界资讯传播那么发达,许多事情都会长出翅膀莫名其妙地乱飞,甚至连当事人都弄不清楚究竟是怎么搞的,这已经是很平常的现象。去年我在看守所接到一审判决,公安局的人告诉我,第二天美国之音就广播了,而我家里人那时还不知道我已经判了,你说这该怎么解释?

    我这番话使韦科长无法应对,他只好什么也不再追问,但还是嘱咐了几句:决不要同海外联系,让家里人也不要同海外联系。我笑着对他说:你这种话对我和我家里人毫无意义!

    我非常平静地回到号子,没有对任何人提起这次谈话内容,自己也不去多想。但我已经十分明白,我并没有被人们忘记,世界上许多地方都有人一直关注着我的情况,而且以多种方式对我实施救援。他们中间可能有我的朋友,但是绝大多数肯定是我根本不认识的。现在,这种来自海外的救援声浪已经直接进入监狱,到了我的身边,而且声势很壮。很难说会有什么结果,但是,哪怕我的处境得不到改变,这种来自海外的救援声浪也具有非凡意义对中国政府而言,是一种威力强大的震慑;对中国政府所镇压的为民主事业而奋斗的民众而言,则是巨大鼓舞。事实上,这种来自海外的救援声浪已经产生了显著作用:中国政府不是已经恐惧了吗监狱干部找我谈话就是明证。

    原以为谈过这次话就没事了,情况却并非如此。又在僵死的常态中过了一些日子,一个善良而有正义感的干部突然很紧张地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去,神色不安地告诉我:又要给你换地方了。上面指示,马上把你转移到二监去。赶快准备一下。

    我有些惊诧:何至于如此呢?为什么又要改换我的关押地点,我当然很明白原因就是那日渐汹涌的海外救援声浪使当局惊慌失措了,他们企图通过转移我来逃避那种舆论压力。但这不是非常蠢吗?海外救援声浪岂是用这一手就能阻挡的?

    当局动作很快,那位干部刚把消息透露给我,正式通知就跟着来了。根本没有什么准备时间。事实上也没有什么需要准备,只是有些人需要告别而已有犯人,也有干部。毕竟,他们在过去半年时间里真诚地关心过我,帮忙过我,至少也对我表示过善意。特别是曲海涛,从我到这里的第一天起就像亲人一样在各方面对我尽力关照,而他自己却在不久之前几乎走上不归路。他现在怎样了呢?我一直没有机会再去看他,在离别时也不可能再见一面,这使我不免有些伤感。还有三中队的中队长宋强,虽然未能如愿把我调到他那里去时刻关照,却一直操心我的身体,在我病情严重难以进食时,竟然私下炖了鸡送来给我调养,我想去表示感谢也不可能,真有些对不起他。除此之外,这个监狱猪圈一样的环境,猪饲料一样的伙食,迫使我在病中绝食从而加重病情的野兽一样的干部,在我心中激起的都只是诅咒,离开得越快越好,哪里用得着准备?当然,我马上要去的新环境也不是什么好地方,但那是另一回事。不管怎么说,陕西省第一监狱怕我留在这里,要送走我,好得很。我走了,它最好马上毁灭!

    两小时后,专程送我的吉普车开到了设在渭南市的陕西省第二监狱。

    不言而喻,我的基本情况和把我转移过来的原因,都在我到达之前由上面通知了二监,因此我刚到这里就引起了重视。也正因为如此,我在二监所享受的待遇比在前两个关押点高得多。一个显著标志是,当天,狱政科姓姚的副科长就把我叫到管教室去郑重其事地谈话,这种情况很不寻常。

    二监姚XX和一监韦XX,同是狱政科副科长,找我谈话的内容和目的竟也完全相同,不同的只是他们二人的表情:韦科长神色和蔼,姚科长神色冷峻。

    姚科长同样问了我是不是有许多外国朋友,我和我家里人是不是和海外有联系。他很坦率地对我说,把我从一监转到二监是为了避免再受干扰,希望我和我家里人积极配合,决不要再和海外联系。咳,几个地方的监管当局竟然都说出这么愚蠢的话来,我禁不住要狂笑,但还是忍住性子,平静地把前些日子对韦科长说过的话对他重复了一遍,指出他们的想法太荒唐。但这一次我说得更扎实更有力,不仅以事实和逻辑论证了我和我家里人根本不可能和海外联系,而且以嘲讽的口气说:你们以为把我转来转去就能阻止海外来信吗?真幼稚!别说把我从一监转到二监,就是把我转到人迹罕至的深山老林,挖个地洞把我关进去,那种信件也照样会跟着寄去!这不是我和我家里人能决定的,也不是你们能决定的!当然,从另一种意义上说,这是由你们决定的你们抓了我,关了我,才引来了这样的信!

    姚科长不再说什么。他是个聪明人,完全明白我说的都是事实。我甚至相信,他很清楚自己对我说的都是愚蠢的废话。这种废话不是他自己要说的,而是上级要求他说的上级因为恐惧想出了那些愚蠢的废话,先是让韦科长对我说,现在又让他对我说。

    此后,这种废话就再也没人对我说了,因为事态的发展很快证明了当局的愚蠢和失策:海外救援声浪紧跟着就波涛汹涌地从一监转到了二监。

    使我甚感意外而又十分高兴的是,二监关心我、支持我的干部更多,胆量也更大。一年多后,他们已经同我十分熟悉,就不仅悄悄告诉我说世界各地要求释放我的信件越来越多,而且在适当时机私下给我看了一部分,其中某些已经由监狱方面找人在信纸上写出了片断译文。我惊讶地发现,有一封的署名是奥地利总统的代表,另外一些来自欧美亚澳几十个国家的信件则让我知道了掀起救援声浪的包括大赦国际、人权观察和中国人权等组织。

    我出狱之后,一位不相识的朋友从咸阳来西安看我,送给我一份他外访时从东南亚某国华文报纸上剪下来的消息,内容是英国首相梅杰访华时特地向中国政府提出释放李贵仁的要求。两位不相识的西安朋友来我家看望时,则谈起了他们访港时在许多香港报纸和美英报纸上看到的关于我的报道。一位受人权观察委托的美国记者和一位德国法兰克福汇报的记者先后采访我时,更是较详尽地介绍了各国政府、人权组织和广大民众对我实施救援的情况。

    原来,这是一股由许多国家的元首和政府首脑以及若干人权组织和无数民众汇聚而成的声势浩大的救援声浪。对此,中国政府怎么能不恐惧呢?又怎么能阻挡呢?
   

2006年5月26日于西安
    
    
    



作者因六四入狱,为之得到世界各地的救援。这给囚犯带来了温暖,也给政府带来了恐惧。
      
      
    1991年9月,当局把我从西安市看守所转移到设在富平县的陕西省第一监狱时,我的刑期还剩下两年零九个月,按说不会再换地方了。可是谁也没有想到,仅仅半年之后,我就不得不离开刚熟悉的这个新环境,被转移到第三个关押点去。

    造成这种非正常局面的原因,说起来很简单:恐惧。

    谁恐惧?为什么恐惧?

    当然是中国政府恐惧。来自世界各地的强大舆论压力,使他们不能不恐惧。

    至于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我当时并不清楚。我能知道的事情太少。
    
    在监狱里生活,有两个基本特点:一是不断重复昨天,在僵死状态中销蚀人的生命,所以,除了每月一次同亲属会见的日子,谁也不指望变化;二是很难同外界沟通,因而无从得知外界发生的许多事情。由这两个基本特点决定,监狱生活就只能是单调而沉闷的。当然,过段时间身边也会发生点事情,造成一点或大或小的波澜,然而所发生的多半不是好事。

    进入1992年,我们一中队在头两个月里只出了一件事,就是那个姓甘的反革命会计突然因中风而死亡。但在中队之外,我还碰到了另外几件事情。这几件事都在我心灵中引起了强烈震动。

    其一是某日召开全监狱大会批斗刚抓捕回来的逃犯。大约两千名犯人齐集大操场,坐西朝东,默然面对台子北侧绳捆索绑的被批斗对象,静听台上监狱干部慷慨愤怒的批斗言辞,气氛煞是森冷。我起初没弄清,过了一会才惊讶地发现,那个距我六七十米远,已被打得皮开肉绽的家伙,竟是我在入监队时经常接触的小胖子。他的整个面孔都被打得又红又肿,已经完全变形,真是惨不忍睹,难怪我起初没认出来;紧紧捆缚他身体的绳索下面,因棍棒和鞭子的抽打而破碎的衣片在风中飘动着,使人不用多费脑筋就能想象出他经受了怎样的惩罚。天哪,怎么会这样?小胖子,这个看起来傻乎乎的家伙,是附近某县农民,二十出头,家里很穷,长期在外流浪,以盗窃为生,抓到监狱后表现得很快活,说是有吃有住,比在家里好,甚至信誓旦旦地说,进来就不想出去了,给他机会他也不跑。看他那副天真诚恳的样子,大家都相信他说的是真话。加之他在入监队的表现很好,既温顺又勤快,十分讨人喜欢,更使人觉得他是喜欢监狱甚过喜欢家的。有人说,世界上某些人在家里穷得过不下去而宁肯坐监狱,也许小胖子就是这样的人。我被转到一中队后,他仍留在入监队,我总以为他会一直很平静地呆下去,不会出什么事。谁能想到,恰恰是这个一再声称不想出去更不会逃跑的家伙,却成了很长时间以来惟一越狱逃跑的犯人。真令人惊诧呵!看来,他表面的傻和温顺只是假象,在骨子里,他却比一般人更强烈地渴盼自由!他一再声称不想出去更不会逃跑,只不过是为了麻痹所有人,从而更有效地实施越狱计划。这一招果然起了作用,结果是他成功了,逃离监狱后沿着铁道跑了很远;但他终究还是失败了,没多长时间就被抓了回来。在中国,即便逃出监狱,也是逃不出专政铁掌的啊。现在,他不仅惨遭皮肉之苦,还面临着加刑的惩罚,真够受的。他会怎么想呢?也许很后悔,但也许不。

    其二是曲海涛突然自杀。这是我在第一监狱期间所碰到的最意外、最震惊也最痛心的事情。那是在春节之前不久,张崇亮告诉我的。好在未遂,当下救过来了。我得到消息时,曲海涛还在病房里。我马上过去看望,见他已无大碍,就放了心,但是对他的心态仍很担忧。他什么话也不说,我也不好问,所以一直不知道他自杀的原因和经过。是他自己还是他的家庭发生了什么使他难以承受的变故?或者,已经熬了很长时间但是还得熬很久的刑期压垮了他的意志,使他对未来的命运和生命的意义都失去了信心?我无从得知,也不愿意多想,只是呆呆地坐在他面前,说了些自己也觉得很无力的劝解和开导的话,并给他讲了杰克伦敦的短篇名作《热爱生命》,希望他能感悟。他听了,还是一言不发。

    在此之后,我就再也没见过曲海涛,而且再也没听到过他的消息。但我经常想起他的绘画才能和命运,想起他对我的关心和帮助。我还经常在心中默默为他祈祷,祝他尽快恢复健康,祝他早日刑满出狱,祝他获得施展绘画才能的机会,在艺术上有可喜建树。

    曲海涛自杀前依然对我十分关心。那时,我的心绞痛、胆结石和胃痛等症发作频率越来越高,经常苦不堪言,他就特地对一个因反革命罪而被判处二十年徒刑的监狱医生打了招呼:尽量多关照我。虽然没起多大作用,但是他和那个医生的心尽到了,我不能不感谢。

    就在这样的状态中,迎来了1992年的春节。在监狱里过春节,当然不会有什么欢乐,甚至比平时更让人难受。然而就在这时,竟突然发生了一件和我有关的大事,这是谁也没料到的。

    除夕夜,已经很熟悉的一中队积委会几个成员把我叫到他们的办公室去下面条吃。积委会主任姓任,四十多岁,陕北人,因为一桩说不清的伤害案判了二十年徒刑,好像还有七八年。他和张崇亮关系很好,因此,虽然和我接触很少,也对我很热情。我们几个围着火炉,一边吃一边聊,苦中作乐,算是贺年。突然,姓任的积委会主任对我说:世界各地来了很多信,要求释放你。

    真的吗?我很意外,根本想不到会有这种事情,乍一听说自然很兴奋,但是并未表现出惊喜的样子,只淡淡地问了一句。

    当然是真的!信越来越多,已经有一大摞了,还在不断发来,搞得监狱很头疼。

    某些老资格的犯人同某些监狱干部关系密切,因而能够知道一般人不知道的许多事情,这不是什么怪现象。我明白这一点,所以相信了自己听到的不是玩笑,而是事实。至于具体情况,我觉得不好多问,就不再说什么。

    春节过后不久,此事便得到了证实。某日,我突然被叫到指导员办公室去狱政科姓韦的副科长特地找我谈话。

    韦科长身材魁梧,面目和善,看样子还不到四十岁。他很客气地微笑着寒暄几句就进入了正题:你在国外有亲戚吗?

    没有。

    是不是有很多外国朋友?

    没有,一个也没有。

    事实上,我在许多年前曾经有过几个外国朋友。意大利大导演贝尔纳多贝尔托鲁奇在拍《末代皇帝》之前和我有过一次关于电影艺术的深入交谈;他的助手,一个名叫柯梧莉的德国姑娘,还想把我请去在那部电影中担任一个角色。但是我和他们后来再无联系,在政治方面和他们更无瓜葛,因此,在谈到和我当前事态有关的问题时,必须把他们排除。

    另一方面,我还有一些身在国外的中国朋友,比如1988年应邀赴美讲学后不能归国的至交刘宾雁,以及1989年前赴美留学的学弟学妹;1989年后流亡欧美的各种人士,可能也有我的朋友,只是我不知道罢了。但是无论哪个我都一直不可能联系,我在此刻当然也不能把他们扯出来。

    那你怎么会有那么多外国来信?寄信的人又怎么知道你在这里?

    什么外国来信?没人给过我,也没人告诉过我啊!至于寄信的人怎么知道我在这里,你得问他们去。我这几年一直被你们关着,与世隔绝,外面的事情怎么能知道呢?

    你家里人是不是和国外有联系?

    第一,我家里人连我的国内朋友都不认识,没联系,更不可能认识和联系我都不知道的所谓外国朋友;第二,我家里人只盼着我平安,所以总希望避免任何事端,决不会自己搞些事情出来,让你们以此为借口把我管得更严,整得更凶。你们别乱猜了。事实上,知道我关在什么地方,并且知道我当前情况的人,各方面恐怕都不少吧,而最清楚的只能是你们。再说,当今世界资讯传播那么发达,许多事情都会长出翅膀莫名其妙地乱飞,甚至连当事人都弄不清楚究竟是怎么搞的,这已经是很平常的现象。去年我在看守所接到一审判决,公安局的人告诉我,第二天美国之音就广播了,而我家里人那时还不知道我已经判了,你说这该怎么解释?

    我这番话使韦科长无法应对,他只好什么也不再追问,但还是嘱咐了几句:决不要同海外联系,让家里人也不要同海外联系。我笑着对他说:你这种话对我和我家里人毫无意义!

    我非常平静地回到号子,没有对任何人提起这次谈话内容,自己也不去多想。但我已经十分明白,我并没有被人们忘记,世界上许多地方都有人一直关注着我的情况,而且以多种方式对我实施救援。他们中间可能有我的朋友,但是绝大多数肯定是我根本不认识的。现在,这种来自海外的救援声浪已经直接进入监狱,到了我的身边,而且声势很壮。很难说会有什么结果,但是,哪怕我的处境得不到改变,这种来自海外的救援声浪也具有非凡意义对中国政府而言,是一种威力强大的震慑;对中国政府所镇压的为民主事业而奋斗的民众而言,则是巨大鼓舞。事实上,这种来自海外的救援声浪已经产生了显著作用:中国政府不是已经恐惧了吗监狱干部找我谈话就是明证。

    原以为谈过这次话就没事了,情况却并非如此。又在僵死的常态中过了一些日子,一个善良而有正义感的干部突然很紧张地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去,神色不安地告诉我:又要给你换地方了。上面指示,马上把你转移到二监去。赶快准备一下。

    我有些惊诧:何至于如此呢?为什么又要改换我的关押地点,我当然很明白原因就是那日渐汹涌的海外救援声浪使当局惊慌失措了,他们企图通过转移我来逃避那种舆论压力。但这不是非常蠢吗?海外救援声浪岂是用这一手就能阻挡的?

    当局动作很快,那位干部刚把消息透露给我,正式通知就跟着来了。根本没有什么准备时间。事实上也没有什么需要准备,只是有些人需要告别而已有犯人,也有干部。毕竟,他们在过去半年时间里真诚地关心过我,帮忙过我,至少也对我表示过善意。特别是曲海涛,从我到这里的第一天起就像亲人一样在各方面对我尽力关照,而他自己却在不久之前几乎走上不归路。他现在怎样了呢?我一直没有机会再去看他,在离别时也不可能再见一面,这使我不免有些伤感。还有三中队的中队长宋强,虽然未能如愿把我调到他那里去时刻关照,却一直操心我的身体,在我病情严重难以进食时,竟然私下炖了鸡送来给我调养,我想去表示感谢也不可能,真有些对不起他。除此之外,这个监狱猪圈一样的环境,猪饲料一样的伙食,迫使我在病中绝食从而加重病情的野兽一样的干部,在我心中激起的都只是诅咒,离开得越快越好,哪里用得着准备?当然,我马上要去的新环境也不是什么好地方,但那是另一回事。不管怎么说,陕西省第一监狱怕我留在这里,要送走我,好得很。我走了,它最好马上毁灭!

    两小时后,专程送我的吉普车开到了设在渭南市的陕西省第二监狱。

    不言而喻,我的基本情况和把我转移过来的原因,都在我到达之前由上面通知了二监,因此我刚到这里就引起了重视。也正因为如此,我在二监所享受的待遇比在前两个关押点高得多。一个显著标志是,当天,狱政科姓姚的副科长就把我叫到管教室去郑重其事地谈话,这种情况很不寻常。

    二监姚XX和一监韦XX,同是狱政科副科长,找我谈话的内容和目的竟也完全相同,不同的只是他们二人的表情:韦科长神色和蔼,姚科长神色冷峻。

    姚科长同样问了我是不是有许多外国朋友,我和我家里人是不是和海外有联系。他很坦率地对我说,把我从一监转到二监是为了避免再受干扰,希望我和我家里人积极配合,决不要再和海外联系。咳,几个地方的监管当局竟然都说出这么愚蠢的话来,我禁不住要狂笑,但还是忍住性子,平静地把前些日子对韦科长说过的话对他重复了一遍,指出他们的想法太荒唐。但这一次我说得更扎实更有力,不仅以事实和逻辑论证了我和我家里人根本不可能和海外联系,而且以嘲讽的口气说:你们以为把我转来转去就能阻止海外来信吗?真幼稚!别说把我从一监转到二监,就是把我转到人迹罕至的深山老林,挖个地洞把我关进去,那种信件也照样会跟着寄去!这不是我和我家里人能决定的,也不是你们能决定的!当然,从另一种意义上说,这是由你们决定的你们抓了我,关了我,才引来了这样的信!

    姚科长不再说什么。他是个聪明人,完全明白我说的都是事实。我甚至相信,他很清楚自己对我说的都是愚蠢的废话。这种废话不是他自己要说的,而是上级要求他说的上级因为恐惧想出了那些愚蠢的废话,先是让韦科长对我说,现在又让他对我说。

    此后,这种废话就再也没人对我说了,因为事态的发展很快证明了当局的愚蠢和失策:海外救援声浪紧跟着就波涛汹涌地从一监转到了二监。

    使我甚感意外而又十分高兴的是,二监关心我、支持我的干部更多,胆量也更大。一年多后,他们已经同我十分熟悉,就不仅悄悄告诉我说世界各地要求释放我的信件越来越多,而且在适当时机私下给我看了一部分,其中某些已经由监狱方面找人在信纸上写出了片断译文。我惊讶地发现,有一封的署名是奥地利总统的代表,另外一些来自欧美亚澳几十个国家的信件则让我知道了掀起救援声浪的包括大赦国际、人权观察和中国人权等组织。

    我出狱之后,一位不相识的朋友从咸阳来西安看我,送给我一份他外访时从东南亚某国华文报纸上剪下来的消息,内容是英国首相梅杰访华时特地向中国政府提出释放李贵仁的要求。两位不相识的西安朋友来我家看望时,则谈起了他们访港时在许多香港报纸和美英报纸上看到的关于我的报道。一位受人权观察委托的美国记者和一位德国法兰克福汇报的记者先后采访我时,更是较详尽地介绍了各国政府、人权组织和广大民众对我实施救援的情况。

    原来,这是一股由许多国家的元首和政府首脑以及若干人权组织和无数民众汇聚而成的声势浩大的救援声浪。对此,中国政府怎么能不恐惧呢?又怎么能阻挡呢?
   

2006年5月26日于西安
    
    
    



************************************************************


《人与人权》(http://www.renyurenquan.org)发表的文章文责自负,
均不代表中国人权http://www.hrichina.org/chs)的立场观点,除特别注明。

主编:胡平
责任编辑:一平
投稿和联系信箱:communications@hrichina.org

编辑部


 
编辑联繫 | 隐私政策声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