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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权促进民主的策略覧非政治的政治
贺伟华(湖南)



基于捍卫共同利益,追求非政治性的有限目标,全社会的集体抗争是可欲又可求的现实。
 

一、   民众群体抗争与维权覧自生自发的社会力量

从今年八月份高智晟、陈光诚被捕后,我曾经预言中国将步入一个无权可维、以暴易暴的特殊历史时期。在对后来的发展情形还不明确的时候,人们对此产生过一些争议与讨论。国内法学界的良知学者认为,中国的非政治性维权并不会因此而受到影响,依法维权的工作还在继续进行着。这让我得以看到了一种希望,也产生了一种疑问,就是民运和维权的背后是否还有着市场经济的因素,其中能否有健康的力量成长起来?政治理想与民众的利益,什么更重要?
 
现在看来,民众维权的力量日益强大。这是由市场经济所推动,民众以各种不同的方式维护自己的权益,他们不需要鼓动,在与强势的博弈中不断成长与壮大,并升华出道义,成为促进社会进步的健康力量。无论如何,只要有自由经济,其所需要的契约、伦理与程序被强权所践踏,人民的利益受到侵害,维权就是民众的普遍需求,并不断增长。 再,像高律师那样面对专制而勇敢地捍卫受害者权利、为被侵害的弱势者说话,这样的良心律师还有不少;在司法界遵从法律,按程序办事的正值人士,也有许多。因此,我们不能说中国已进入一个无权可维的历史时期。我们要看到社会健康的力量,保护、促进他们的成长。中国的维权运动将推动中国的宪政改革。
 
我认为公民的自利与利他理想都有可能给社会带来危害。自利可能侵害他人,而利他理想也可能导致集体主义、多数暴力、侵害自由。关键是恰当的尺度,建立合理的制度。我们只能信任制度、遵从法律,而警惕人性。民运也好,维权也好,根本落脚点都在制度的完善,落实宪政与法治。
 
我想应该把民运与维权区分一下。民运是的政治诉求,要求改变国家权力和制度。而维权是公民自身权益诉求,个人或某群体起来维护自己的权益,他们主要的要求是经济的;无论是个案、还是群体突发事件,无论是暴力的还是和平的,它们都是非政治的。中国政府将民运列为敌对势力,要坚决镇压;而维权则属于"人民内部矛盾",不好镇压。再,民运的参与者是少数先知勇者;而维权的主体则是广大民众。应该说民运和维权作中的目的是一致的,民运是要求改变制度,落实宪政,有制度的保证,才能真正保证民权;而维权则是民运的基础,民众起来维护自身权益是促进中国健全法律,促进制度变革的根本力量。在民主与维权之间,我们面临策略的问题; 如何使中国大多民众投入社会进步的进程,同时又尽量减少牺牲。
 

二、民运的政治性与民权运动的非政治特点与机会

为什么政治性的民主运动得不到社会的广泛响应与民众的支持?为什么知识分子为民主事业奔走呼号几十年,至今收效甚微,民众竟不为所动?关键还在于精英民运为民众带来的究竟是什么?民运倡导者是否真正代表人民的利益而获得人民的信任?
 
人们可以为利益而群起,但绝不为政治作无谓牺牲,这是中国的现实。无论民主斗士们如何抱怨人们求利益而丧失政治热情与社会责任,但人们并不为之所动。为什么?这不是启蒙所能解决的。一个失地农民需要合理补偿,一个民工需要讨回拖欠的工钱,它们的生活和利益是具体而现实的,政治理想再好而不能解决他们现时的具体的生存问题,他们也就自然对之漠然。无论民主志士如何高风亮节舍生忘死,如果民运没有和中国大多民众切身利益的契合点,民众就不会投入。

中国民主的希望究竟在哪里?在民主斗士的英勇赴死?在自由知识分子的呐喊?这些都重要,但民主的真正力量来源却是民众个人权益要求的增长,使他们起来自觉地维护自己的权益。民众的权益需求和维护将是一场全民的对公正意识和法律的建设,其将有力地抑制官僚,促进民主制度的诞生。为说明这一点,我专门撰写了《大规模群体冲突事件背后的社会理性构建动力与文明进程》,阐述中国民运的真正力量所在,不在直接的政治权力诉求,而在非政治的公民维权。
 
当专制政府用权力、金钱收买知识精英、经济精英与政治精英而结成强势利益集团时,请问我们的民主志士在做什么?许多人重复道德说教、要求民众无私奉献,追求崇高理想。他们忘记了大多数民众的切身权益要求。这是民运的致命伤。民主事业不是空中楼阁,它应该与人民权益血肉相连。如何把民主运动与人民的利益紧密的结合在一起,这是值得探讨、反思与实践的大问题。
 
民运战屡败,而公民维权异军突起,恰恰在于维权切中了问题的根本点覧民众的切身权益。在政府强制打压之下,民众群体抗争与维权的出路究竟在哪里?我们如何把功利主义的公民自救的群体抗争与民主运动结合起来,去实现民主建政的宏大目标?
 
就此,我在独立评论论坛与武振荣等先生就"民主运动的真正动力究竟在哪里?在知识精英的理想主义追求?还是根植于民众的自利覧对自由、财产与幸福的渴望与追求?"等问题进行了讨论,并找到了两点共识:人民正在创造历史,及维权运动是民主运动的初级阶段。
 

三、 人民创造历史---民主运动现实主义回归

武振荣先生把波兰的工人运动、前捷克斯洛伐克的 77宪章运动归纳于民主运动的范畴;而我却认为其本质是民众维权运动覧民权运动。人们在联动捍卫权利、追求法治、完善制度的同时,壮大了社会力量,最后才演变成全社会参与的理性和平的民主运动。今天中国此起彼伏的群体抗争,是有序、理性、全社会联合抗争的前奏,是民主的前奏。它的动力源于民众对共同利益的追求、捍卫和社会道义的成长。它的目标是现实的覧杜绝制度弊端、解决具体问题、保障民众权益。
 
由此,我想到了一个经典的例子:一座坚固的桥梁,一天突然轰然崩塌。这桥梁能承受坦克的碾压,经过岁月的考验,怎么会崩塌呢?原来是一队士兵步调一致地奔跑,带来共振,造成桥梁倒塌。如今中国民众群体抗争事件此起彼伏、绵绵不绝,却没有造成中国政体的崩溃,因为民众抗争还没有形成社会步调一致的"共振"。如果有一天,中国民众的维权逐步积累、发展,步调一致,形成体制内和体制外的共振,那就是专制权力的崩溃。

中国各阶层民众维权此消彼长,周期性的联动抗争最终将产生巨大的共振能量,而突然引起政坛地震,迎来中国的颜色革命与民主政治。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公民自救集体维权(民权运动)与民主运动不过一步之遥,却是实现民主政治的根本性动力。民权运动既可能存在于民主国家,也可能存在于专制暴虐的中国,因为毕竟宪法与法律已经为人民的集体抗争提供了诸多合法性依据。
 

四、 非政治化的策略与智慧

原本维权不过捍卫宪法与法律保障的公民个人权益,而非颠覆政权和制度,然而由于恰当的操作,其可演变成民主政治运动。在强权专制的中国,由非政治的维权走向政治的民运,不能不说是个好策略。

虽然中国政府在镇压,但是镇压并不能消除普遍的官民利益的冲突与矛盾,反之冲突倒很可能由于镇压而日益激化。几个月来的现实证明了这一点,群体突发性抗争与日俱增,并招致了政府的武力镇压。 11月14日政府出台《军队应急预案》,更是对群体抗争事件的公然武力威慑。在严酷的现实面前,维权运动、民权运动的非政治化越来越显示出紧迫性与重要性。如何让敏感的维权人士、政治异议人士在形式上暂离民众而保障民众抗争事件的非政治属性?如何让民主运动以一个地下的、组织化的形式生存发展下去?这些成了人们应该重视的课题。
 
眼下,任何脱离与民众利益需要的政治倡议与要求不但得不到社会的广泛响应,还可能导致盲动,招致政府的镇压,造成不必要的的牺牲。对大陆的民主人士提出不切实际的要求,动员大张旗鼓发起政治运动也是不现实的幻想。在我看来,这时民主人士可以做的事情不是冲锋陷阵;也不是鼓动政治热情。政府镇压凤毛麟角的民主人士易如反掌,然而政府镇压维权民众则是自掘坟墓。
 
我思考的结果就是非政治的政治。让政治运动在大陆后退一步,暂时偃旗息鼓;让此起彼伏的民众非政治的群体抗争逐步发展,走向全国性联动与周期性暴发,形成当局穷于应对,又不敢镇压的势态。如今实现此目标的前提条件已经具备,自发性的民众集体抗争事件已经达到历史的最高纪录,中共出台《军队应急预案》,表明其对民众的惧怕心理。这是有史以来,中共最虚弱、最无助、最无奈的时期,除了武力恐吓,它丧失了一切民意基础与道义资源。这为动员社会力量、号召民众追求非政治性的有限目标创造了条件;为强制政府妥协、在利益的博弈中形成官民之间良性互动打下了基础。
 
民众群体抗争的最大价值与意义在于它的非政治性特点,政府的镇压行为必将导致其道义资源的丧失、人心的丧尽;引发基于对受害者同情的更大规模的群体抗争,并可能导致武警、公安甚至军队的反叛。因为这时政府是镇压为基本生存而挣扎的父老乡亲、在镇压自己的人民与亲人,而不是所谓的反动颠覆势力。人们维护基本生存权利天然合法性,权力的肆虐镇压将使人们的人道情怀日益增长,并发挥更强劲的作用。用临界暴力理论预测政府可能的行为,如果民众压力充分强大,政府就可能被迫退让。发展维权运动,使之构成对当局的强大压力,这将带来社会变革的机会。
 
民众自救运动不需要民运人士直接参与,却需要民运志士和良心知识分子的思想、策略及应变的指导。国内外民运阵容能做的事情,我认为还有信息的沟通,对事件及时报道与评论。民众会凭借自己的智慧,选择合适的方法,追求着自身权益,在此过程中,他们将不断累积民主经验、提高自身素质、促进制度更新与完善。这就是我说的非政治的政治,就是维权运动对民主运动的巨大贡献。避免激烈革命给社会带来大动荡与生命伤害,稳步递进地成就民主宪政,这是公民自救运动的意义所在。





基于捍卫共同利益,追求非政治性的有限目标,全社会的集体抗争是可欲又可求的现实。
 

一、   民众群体抗争与维权覧自生自发的社会力量

从今年八月份高智晟、陈光诚被捕后,我曾经预言中国将步入一个无权可维、以暴易暴的特殊历史时期。在对后来的发展情形还不明确的时候,人们对此产生过一些争议与讨论。国内法学界的良知学者认为,中国的非政治性维权并不会因此而受到影响,依法维权的工作还在继续进行着。这让我得以看到了一种希望,也产生了一种疑问,就是民运和维权的背后是否还有着市场经济的因素,其中能否有健康的力量成长起来?政治理想与民众的利益,什么更重要?
 
现在看来,民众维权的力量日益强大。这是由市场经济所推动,民众以各种不同的方式维护自己的权益,他们不需要鼓动,在与强势的博弈中不断成长与壮大,并升华出道义,成为促进社会进步的健康力量。无论如何,只要有自由经济,其所需要的契约、伦理与程序被强权所践踏,人民的利益受到侵害,维权就是民众的普遍需求,并不断增长。 再,像高律师那样面对专制而勇敢地捍卫受害者权利、为被侵害的弱势者说话,这样的良心律师还有不少;在司法界遵从法律,按程序办事的正值人士,也有许多。因此,我们不能说中国已进入一个无权可维的历史时期。我们要看到社会健康的力量,保护、促进他们的成长。中国的维权运动将推动中国的宪政改革。
 
我认为公民的自利与利他理想都有可能给社会带来危害。自利可能侵害他人,而利他理想也可能导致集体主义、多数暴力、侵害自由。关键是恰当的尺度,建立合理的制度。我们只能信任制度、遵从法律,而警惕人性。民运也好,维权也好,根本落脚点都在制度的完善,落实宪政与法治。
 
我想应该把民运与维权区分一下。民运是的政治诉求,要求改变国家权力和制度。而维权是公民自身权益诉求,个人或某群体起来维护自己的权益,他们主要的要求是经济的;无论是个案、还是群体突发事件,无论是暴力的还是和平的,它们都是非政治的。中国政府将民运列为敌对势力,要坚决镇压;而维权则属于"人民内部矛盾",不好镇压。再,民运的参与者是少数先知勇者;而维权的主体则是广大民众。应该说民运和维权作中的目的是一致的,民运是要求改变制度,落实宪政,有制度的保证,才能真正保证民权;而维权则是民运的基础,民众起来维护自身权益是促进中国健全法律,促进制度变革的根本力量。在民主与维权之间,我们面临策略的问题; 如何使中国大多民众投入社会进步的进程,同时又尽量减少牺牲。
 

二、民运的政治性与民权运动的非政治特点与机会

为什么政治性的民主运动得不到社会的广泛响应与民众的支持?为什么知识分子为民主事业奔走呼号几十年,至今收效甚微,民众竟不为所动?关键还在于精英民运为民众带来的究竟是什么?民运倡导者是否真正代表人民的利益而获得人民的信任?
 
人们可以为利益而群起,但绝不为政治作无谓牺牲,这是中国的现实。无论民主斗士们如何抱怨人们求利益而丧失政治热情与社会责任,但人们并不为之所动。为什么?这不是启蒙所能解决的。一个失地农民需要合理补偿,一个民工需要讨回拖欠的工钱,它们的生活和利益是具体而现实的,政治理想再好而不能解决他们现时的具体的生存问题,他们也就自然对之漠然。无论民主志士如何高风亮节舍生忘死,如果民运没有和中国大多民众切身利益的契合点,民众就不会投入。

中国民主的希望究竟在哪里?在民主斗士的英勇赴死?在自由知识分子的呐喊?这些都重要,但民主的真正力量来源却是民众个人权益要求的增长,使他们起来自觉地维护自己的权益。民众的权益需求和维护将是一场全民的对公正意识和法律的建设,其将有力地抑制官僚,促进民主制度的诞生。为说明这一点,我专门撰写了《大规模群体冲突事件背后的社会理性构建动力与文明进程》,阐述中国民运的真正力量所在,不在直接的政治权力诉求,而在非政治的公民维权。
 
当专制政府用权力、金钱收买知识精英、经济精英与政治精英而结成强势利益集团时,请问我们的民主志士在做什么?许多人重复道德说教、要求民众无私奉献,追求崇高理想。他们忘记了大多数民众的切身权益要求。这是民运的致命伤。民主事业不是空中楼阁,它应该与人民权益血肉相连。如何把民主运动与人民的利益紧密的结合在一起,这是值得探讨、反思与实践的大问题。
 
民运战屡败,而公民维权异军突起,恰恰在于维权切中了问题的根本点覧民众的切身权益。在政府强制打压之下,民众群体抗争与维权的出路究竟在哪里?我们如何把功利主义的公民自救的群体抗争与民主运动结合起来,去实现民主建政的宏大目标?
 
就此,我在独立评论论坛与武振荣等先生就"民主运动的真正动力究竟在哪里?在知识精英的理想主义追求?还是根植于民众的自利覧对自由、财产与幸福的渴望与追求?"等问题进行了讨论,并找到了两点共识:人民正在创造历史,及维权运动是民主运动的初级阶段。
 

三、 人民创造历史---民主运动现实主义回归

武振荣先生把波兰的工人运动、前捷克斯洛伐克的 77宪章运动归纳于民主运动的范畴;而我却认为其本质是民众维权运动覧民权运动。人们在联动捍卫权利、追求法治、完善制度的同时,壮大了社会力量,最后才演变成全社会参与的理性和平的民主运动。今天中国此起彼伏的群体抗争,是有序、理性、全社会联合抗争的前奏,是民主的前奏。它的动力源于民众对共同利益的追求、捍卫和社会道义的成长。它的目标是现实的覧杜绝制度弊端、解决具体问题、保障民众权益。
 
由此,我想到了一个经典的例子:一座坚固的桥梁,一天突然轰然崩塌。这桥梁能承受坦克的碾压,经过岁月的考验,怎么会崩塌呢?原来是一队士兵步调一致地奔跑,带来共振,造成桥梁倒塌。如今中国民众群体抗争事件此起彼伏、绵绵不绝,却没有造成中国政体的崩溃,因为民众抗争还没有形成社会步调一致的"共振"。如果有一天,中国民众的维权逐步积累、发展,步调一致,形成体制内和体制外的共振,那就是专制权力的崩溃。

中国各阶层民众维权此消彼长,周期性的联动抗争最终将产生巨大的共振能量,而突然引起政坛地震,迎来中国的颜色革命与民主政治。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公民自救集体维权(民权运动)与民主运动不过一步之遥,却是实现民主政治的根本性动力。民权运动既可能存在于民主国家,也可能存在于专制暴虐的中国,因为毕竟宪法与法律已经为人民的集体抗争提供了诸多合法性依据。
 

四、 非政治化的策略与智慧

原本维权不过捍卫宪法与法律保障的公民个人权益,而非颠覆政权和制度,然而由于恰当的操作,其可演变成民主政治运动。在强权专制的中国,由非政治的维权走向政治的民运,不能不说是个好策略。

虽然中国政府在镇压,但是镇压并不能消除普遍的官民利益的冲突与矛盾,反之冲突倒很可能由于镇压而日益激化。几个月来的现实证明了这一点,群体突发性抗争与日俱增,并招致了政府的武力镇压。 11月14日政府出台《军队应急预案》,更是对群体抗争事件的公然武力威慑。在严酷的现实面前,维权运动、民权运动的非政治化越来越显示出紧迫性与重要性。如何让敏感的维权人士、政治异议人士在形式上暂离民众而保障民众抗争事件的非政治属性?如何让民主运动以一个地下的、组织化的形式生存发展下去?这些成了人们应该重视的课题。
 
眼下,任何脱离与民众利益需要的政治倡议与要求不但得不到社会的广泛响应,还可能导致盲动,招致政府的镇压,造成不必要的的牺牲。对大陆的民主人士提出不切实际的要求,动员大张旗鼓发起政治运动也是不现实的幻想。在我看来,这时民主人士可以做的事情不是冲锋陷阵;也不是鼓动政治热情。政府镇压凤毛麟角的民主人士易如反掌,然而政府镇压维权民众则是自掘坟墓。
 
我思考的结果就是非政治的政治。让政治运动在大陆后退一步,暂时偃旗息鼓;让此起彼伏的民众非政治的群体抗争逐步发展,走向全国性联动与周期性暴发,形成当局穷于应对,又不敢镇压的势态。如今实现此目标的前提条件已经具备,自发性的民众集体抗争事件已经达到历史的最高纪录,中共出台《军队应急预案》,表明其对民众的惧怕心理。这是有史以来,中共最虚弱、最无助、最无奈的时期,除了武力恐吓,它丧失了一切民意基础与道义资源。这为动员社会力量、号召民众追求非政治性的有限目标创造了条件;为强制政府妥协、在利益的博弈中形成官民之间良性互动打下了基础。
 
民众群体抗争的最大价值与意义在于它的非政治性特点,政府的镇压行为必将导致其道义资源的丧失、人心的丧尽;引发基于对受害者同情的更大规模的群体抗争,并可能导致武警、公安甚至军队的反叛。因为这时政府是镇压为基本生存而挣扎的父老乡亲、在镇压自己的人民与亲人,而不是所谓的反动颠覆势力。人们维护基本生存权利天然合法性,权力的肆虐镇压将使人们的人道情怀日益增长,并发挥更强劲的作用。用临界暴力理论预测政府可能的行为,如果民众压力充分强大,政府就可能被迫退让。发展维权运动,使之构成对当局的强大压力,这将带来社会变革的机会。
 
民众自救运动不需要民运人士直接参与,却需要民运志士和良心知识分子的思想、策略及应变的指导。国内外民运阵容能做的事情,我认为还有信息的沟通,对事件及时报道与评论。民众会凭借自己的智慧,选择合适的方法,追求着自身权益,在此过程中,他们将不断累积民主经验、提高自身素质、促进制度更新与完善。这就是我说的非政治的政治,就是维权运动对民主运动的巨大贡献。避免激烈革命给社会带来大动荡与生命伤害,稳步递进地成就民主宪政,这是公民自救运动的意义所在。





基于捍卫共同利益,追求非政治性的有限目标,全社会的集体抗争是可欲又可求的现实。
 

一、   民众群体抗争与维权覧自生自发的社会力量

从今年八月份高智晟、陈光诚被捕后,我曾经预言中国将步入一个无权可维、以暴易暴的特殊历史时期。在对后来的发展情形还不明确的时候,人们对此产生过一些争议与讨论。国内法学界的良知学者认为,中国的非政治性维权并不会因此而受到影响,依法维权的工作还在继续进行着。这让我得以看到了一种希望,也产生了一种疑问,就是民运和维权的背后是否还有着市场经济的因素,其中能否有健康的力量成长起来?政治理想与民众的利益,什么更重要?
 
现在看来,民众维权的力量日益强大。这是由市场经济所推动,民众以各种不同的方式维护自己的权益,他们不需要鼓动,在与强势的博弈中不断成长与壮大,并升华出道义,成为促进社会进步的健康力量。无论如何,只要有自由经济,其所需要的契约、伦理与程序被强权所践踏,人民的利益受到侵害,维权就是民众的普遍需求,并不断增长。 再,像高律师那样面对专制而勇敢地捍卫受害者权利、为被侵害的弱势者说话,这样的良心律师还有不少;在司法界遵从法律,按程序办事的正值人士,也有许多。因此,我们不能说中国已进入一个无权可维的历史时期。我们要看到社会健康的力量,保护、促进他们的成长。中国的维权运动将推动中国的宪政改革。
 
我认为公民的自利与利他理想都有可能给社会带来危害。自利可能侵害他人,而利他理想也可能导致集体主义、多数暴力、侵害自由。关键是恰当的尺度,建立合理的制度。我们只能信任制度、遵从法律,而警惕人性。民运也好,维权也好,根本落脚点都在制度的完善,落实宪政与法治。
 
我想应该把民运与维权区分一下。民运是的政治诉求,要求改变国家权力和制度。而维权是公民自身权益诉求,个人或某群体起来维护自己的权益,他们主要的要求是经济的;无论是个案、还是群体突发事件,无论是暴力的还是和平的,它们都是非政治的。中国政府将民运列为敌对势力,要坚决镇压;而维权则属于"人民内部矛盾",不好镇压。再,民运的参与者是少数先知勇者;而维权的主体则是广大民众。应该说民运和维权作中的目的是一致的,民运是要求改变制度,落实宪政,有制度的保证,才能真正保证民权;而维权则是民运的基础,民众起来维护自身权益是促进中国健全法律,促进制度变革的根本力量。在民主与维权之间,我们面临策略的问题; 如何使中国大多民众投入社会进步的进程,同时又尽量减少牺牲。
 

二、民运的政治性与民权运动的非政治特点与机会

为什么政治性的民主运动得不到社会的广泛响应与民众的支持?为什么知识分子为民主事业奔走呼号几十年,至今收效甚微,民众竟不为所动?关键还在于精英民运为民众带来的究竟是什么?民运倡导者是否真正代表人民的利益而获得人民的信任?
 
人们可以为利益而群起,但绝不为政治作无谓牺牲,这是中国的现实。无论民主斗士们如何抱怨人们求利益而丧失政治热情与社会责任,但人们并不为之所动。为什么?这不是启蒙所能解决的。一个失地农民需要合理补偿,一个民工需要讨回拖欠的工钱,它们的生活和利益是具体而现实的,政治理想再好而不能解决他们现时的具体的生存问题,他们也就自然对之漠然。无论民主志士如何高风亮节舍生忘死,如果民运没有和中国大多民众切身利益的契合点,民众就不会投入。

中国民主的希望究竟在哪里?在民主斗士的英勇赴死?在自由知识分子的呐喊?这些都重要,但民主的真正力量来源却是民众个人权益要求的增长,使他们起来自觉地维护自己的权益。民众的权益需求和维护将是一场全民的对公正意识和法律的建设,其将有力地抑制官僚,促进民主制度的诞生。为说明这一点,我专门撰写了《大规模群体冲突事件背后的社会理性构建动力与文明进程》,阐述中国民运的真正力量所在,不在直接的政治权力诉求,而在非政治的公民维权。
 
当专制政府用权力、金钱收买知识精英、经济精英与政治精英而结成强势利益集团时,请问我们的民主志士在做什么?许多人重复道德说教、要求民众无私奉献,追求崇高理想。他们忘记了大多数民众的切身权益要求。这是民运的致命伤。民主事业不是空中楼阁,它应该与人民权益血肉相连。如何把民主运动与人民的利益紧密的结合在一起,这是值得探讨、反思与实践的大问题。
 
民运战屡败,而公民维权异军突起,恰恰在于维权切中了问题的根本点覧民众的切身权益。在政府强制打压之下,民众群体抗争与维权的出路究竟在哪里?我们如何把功利主义的公民自救的群体抗争与民主运动结合起来,去实现民主建政的宏大目标?
 
就此,我在独立评论论坛与武振荣等先生就"民主运动的真正动力究竟在哪里?在知识精英的理想主义追求?还是根植于民众的自利覧对自由、财产与幸福的渴望与追求?"等问题进行了讨论,并找到了两点共识:人民正在创造历史,及维权运动是民主运动的初级阶段。
 

三、 人民创造历史---民主运动现实主义回归

武振荣先生把波兰的工人运动、前捷克斯洛伐克的 77宪章运动归纳于民主运动的范畴;而我却认为其本质是民众维权运动覧民权运动。人们在联动捍卫权利、追求法治、完善制度的同时,壮大了社会力量,最后才演变成全社会参与的理性和平的民主运动。今天中国此起彼伏的群体抗争,是有序、理性、全社会联合抗争的前奏,是民主的前奏。它的动力源于民众对共同利益的追求、捍卫和社会道义的成长。它的目标是现实的覧杜绝制度弊端、解决具体问题、保障民众权益。
 
由此,我想到了一个经典的例子:一座坚固的桥梁,一天突然轰然崩塌。这桥梁能承受坦克的碾压,经过岁月的考验,怎么会崩塌呢?原来是一队士兵步调一致地奔跑,带来共振,造成桥梁倒塌。如今中国民众群体抗争事件此起彼伏、绵绵不绝,却没有造成中国政体的崩溃,因为民众抗争还没有形成社会步调一致的"共振"。如果有一天,中国民众的维权逐步积累、发展,步调一致,形成体制内和体制外的共振,那就是专制权力的崩溃。

中国各阶层民众维权此消彼长,周期性的联动抗争最终将产生巨大的共振能量,而突然引起政坛地震,迎来中国的颜色革命与民主政治。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公民自救集体维权(民权运动)与民主运动不过一步之遥,却是实现民主政治的根本性动力。民权运动既可能存在于民主国家,也可能存在于专制暴虐的中国,因为毕竟宪法与法律已经为人民的集体抗争提供了诸多合法性依据。
 

四、 非政治化的策略与智慧

原本维权不过捍卫宪法与法律保障的公民个人权益,而非颠覆政权和制度,然而由于恰当的操作,其可演变成民主政治运动。在强权专制的中国,由非政治的维权走向政治的民运,不能不说是个好策略。

虽然中国政府在镇压,但是镇压并不能消除普遍的官民利益的冲突与矛盾,反之冲突倒很可能由于镇压而日益激化。几个月来的现实证明了这一点,群体突发性抗争与日俱增,并招致了政府的武力镇压。 11月14日政府出台《军队应急预案》,更是对群体抗争事件的公然武力威慑。在严酷的现实面前,维权运动、民权运动的非政治化越来越显示出紧迫性与重要性。如何让敏感的维权人士、政治异议人士在形式上暂离民众而保障民众抗争事件的非政治属性?如何让民主运动以一个地下的、组织化的形式生存发展下去?这些成了人们应该重视的课题。
 
眼下,任何脱离与民众利益需要的政治倡议与要求不但得不到社会的广泛响应,还可能导致盲动,招致政府的镇压,造成不必要的的牺牲。对大陆的民主人士提出不切实际的要求,动员大张旗鼓发起政治运动也是不现实的幻想。在我看来,这时民主人士可以做的事情不是冲锋陷阵;也不是鼓动政治热情。政府镇压凤毛麟角的民主人士易如反掌,然而政府镇压维权民众则是自掘坟墓。
 
我思考的结果就是非政治的政治。让政治运动在大陆后退一步,暂时偃旗息鼓;让此起彼伏的民众非政治的群体抗争逐步发展,走向全国性联动与周期性暴发,形成当局穷于应对,又不敢镇压的势态。如今实现此目标的前提条件已经具备,自发性的民众集体抗争事件已经达到历史的最高纪录,中共出台《军队应急预案》,表明其对民众的惧怕心理。这是有史以来,中共最虚弱、最无助、最无奈的时期,除了武力恐吓,它丧失了一切民意基础与道义资源。这为动员社会力量、号召民众追求非政治性的有限目标创造了条件;为强制政府妥协、在利益的博弈中形成官民之间良性互动打下了基础。
 
民众群体抗争的最大价值与意义在于它的非政治性特点,政府的镇压行为必将导致其道义资源的丧失、人心的丧尽;引发基于对受害者同情的更大规模的群体抗争,并可能导致武警、公安甚至军队的反叛。因为这时政府是镇压为基本生存而挣扎的父老乡亲、在镇压自己的人民与亲人,而不是所谓的反动颠覆势力。人们维护基本生存权利天然合法性,权力的肆虐镇压将使人们的人道情怀日益增长,并发挥更强劲的作用。用临界暴力理论预测政府可能的行为,如果民众压力充分强大,政府就可能被迫退让。发展维权运动,使之构成对当局的强大压力,这将带来社会变革的机会。
 
民众自救运动不需要民运人士直接参与,却需要民运志士和良心知识分子的思想、策略及应变的指导。国内外民运阵容能做的事情,我认为还有信息的沟通,对事件及时报道与评论。民众会凭借自己的智慧,选择合适的方法,追求着自身权益,在此过程中,他们将不断累积民主经验、提高自身素质、促进制度更新与完善。这就是我说的非政治的政治,就是维权运动对民主运动的巨大贡献。避免激烈革命给社会带来大动荡与生命伤害,稳步递进地成就民主宪政,这是公民自救运动的意义所在。





基于捍卫共同利益,追求非政治性的有限目标,全社会的集体抗争是可欲又可求的现实。
 

一、   民众群体抗争与维权覧自生自发的社会力量

从今年八月份高智晟、陈光诚被捕后,我曾经预言中国将步入一个无权可维、以暴易暴的特殊历史时期。在对后来的发展情形还不明确的时候,人们对此产生过一些争议与讨论。国内法学界的良知学者认为,中国的非政治性维权并不会因此而受到影响,依法维权的工作还在继续进行着。这让我得以看到了一种希望,也产生了一种疑问,就是民运和维权的背后是否还有着市场经济的因素,其中能否有健康的力量成长起来?政治理想与民众的利益,什么更重要?
 
现在看来,民众维权的力量日益强大。这是由市场经济所推动,民众以各种不同的方式维护自己的权益,他们不需要鼓动,在与强势的博弈中不断成长与壮大,并升华出道义,成为促进社会进步的健康力量。无论如何,只要有自由经济,其所需要的契约、伦理与程序被强权所践踏,人民的利益受到侵害,维权就是民众的普遍需求,并不断增长。 再,像高律师那样面对专制而勇敢地捍卫受害者权利、为被侵害的弱势者说话,这样的良心律师还有不少;在司法界遵从法律,按程序办事的正值人士,也有许多。因此,我们不能说中国已进入一个无权可维的历史时期。我们要看到社会健康的力量,保护、促进他们的成长。中国的维权运动将推动中国的宪政改革。
 
我认为公民的自利与利他理想都有可能给社会带来危害。自利可能侵害他人,而利他理想也可能导致集体主义、多数暴力、侵害自由。关键是恰当的尺度,建立合理的制度。我们只能信任制度、遵从法律,而警惕人性。民运也好,维权也好,根本落脚点都在制度的完善,落实宪政与法治。
 
我想应该把民运与维权区分一下。民运是的政治诉求,要求改变国家权力和制度。而维权是公民自身权益诉求,个人或某群体起来维护自己的权益,他们主要的要求是经济的;无论是个案、还是群体突发事件,无论是暴力的还是和平的,它们都是非政治的。中国政府将民运列为敌对势力,要坚决镇压;而维权则属于"人民内部矛盾",不好镇压。再,民运的参与者是少数先知勇者;而维权的主体则是广大民众。应该说民运和维权作中的目的是一致的,民运是要求改变制度,落实宪政,有制度的保证,才能真正保证民权;而维权则是民运的基础,民众起来维护自身权益是促进中国健全法律,促进制度变革的根本力量。在民主与维权之间,我们面临策略的问题; 如何使中国大多民众投入社会进步的进程,同时又尽量减少牺牲。
 

二、民运的政治性与民权运动的非政治特点与机会

为什么政治性的民主运动得不到社会的广泛响应与民众的支持?为什么知识分子为民主事业奔走呼号几十年,至今收效甚微,民众竟不为所动?关键还在于精英民运为民众带来的究竟是什么?民运倡导者是否真正代表人民的利益而获得人民的信任?
 
人们可以为利益而群起,但绝不为政治作无谓牺牲,这是中国的现实。无论民主斗士们如何抱怨人们求利益而丧失政治热情与社会责任,但人们并不为之所动。为什么?这不是启蒙所能解决的。一个失地农民需要合理补偿,一个民工需要讨回拖欠的工钱,它们的生活和利益是具体而现实的,政治理想再好而不能解决他们现时的具体的生存问题,他们也就自然对之漠然。无论民主志士如何高风亮节舍生忘死,如果民运没有和中国大多民众切身利益的契合点,民众就不会投入。

中国民主的希望究竟在哪里?在民主斗士的英勇赴死?在自由知识分子的呐喊?这些都重要,但民主的真正力量来源却是民众个人权益要求的增长,使他们起来自觉地维护自己的权益。民众的权益需求和维护将是一场全民的对公正意识和法律的建设,其将有力地抑制官僚,促进民主制度的诞生。为说明这一点,我专门撰写了《大规模群体冲突事件背后的社会理性构建动力与文明进程》,阐述中国民运的真正力量所在,不在直接的政治权力诉求,而在非政治的公民维权。
 
当专制政府用权力、金钱收买知识精英、经济精英与政治精英而结成强势利益集团时,请问我们的民主志士在做什么?许多人重复道德说教、要求民众无私奉献,追求崇高理想。他们忘记了大多数民众的切身权益要求。这是民运的致命伤。民主事业不是空中楼阁,它应该与人民权益血肉相连。如何把民主运动与人民的利益紧密的结合在一起,这是值得探讨、反思与实践的大问题。
 
民运战屡败,而公民维权异军突起,恰恰在于维权切中了问题的根本点覧民众的切身权益。在政府强制打压之下,民众群体抗争与维权的出路究竟在哪里?我们如何把功利主义的公民自救的群体抗争与民主运动结合起来,去实现民主建政的宏大目标?
 
就此,我在独立评论论坛与武振荣等先生就"民主运动的真正动力究竟在哪里?在知识精英的理想主义追求?还是根植于民众的自利覧对自由、财产与幸福的渴望与追求?"等问题进行了讨论,并找到了两点共识:人民正在创造历史,及维权运动是民主运动的初级阶段。
 

三、 人民创造历史---民主运动现实主义回归

武振荣先生把波兰的工人运动、前捷克斯洛伐克的 77宪章运动归纳于民主运动的范畴;而我却认为其本质是民众维权运动覧民权运动。人们在联动捍卫权利、追求法治、完善制度的同时,壮大了社会力量,最后才演变成全社会参与的理性和平的民主运动。今天中国此起彼伏的群体抗争,是有序、理性、全社会联合抗争的前奏,是民主的前奏。它的动力源于民众对共同利益的追求、捍卫和社会道义的成长。它的目标是现实的覧杜绝制度弊端、解决具体问题、保障民众权益。
 
由此,我想到了一个经典的例子:一座坚固的桥梁,一天突然轰然崩塌。这桥梁能承受坦克的碾压,经过岁月的考验,怎么会崩塌呢?原来是一队士兵步调一致地奔跑,带来共振,造成桥梁倒塌。如今中国民众群体抗争事件此起彼伏、绵绵不绝,却没有造成中国政体的崩溃,因为民众抗争还没有形成社会步调一致的"共振"。如果有一天,中国民众的维权逐步积累、发展,步调一致,形成体制内和体制外的共振,那就是专制权力的崩溃。

中国各阶层民众维权此消彼长,周期性的联动抗争最终将产生巨大的共振能量,而突然引起政坛地震,迎来中国的颜色革命与民主政治。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公民自救集体维权(民权运动)与民主运动不过一步之遥,却是实现民主政治的根本性动力。民权运动既可能存在于民主国家,也可能存在于专制暴虐的中国,因为毕竟宪法与法律已经为人民的集体抗争提供了诸多合法性依据。
 

四、 非政治化的策略与智慧

原本维权不过捍卫宪法与法律保障的公民个人权益,而非颠覆政权和制度,然而由于恰当的操作,其可演变成民主政治运动。在强权专制的中国,由非政治的维权走向政治的民运,不能不说是个好策略。

虽然中国政府在镇压,但是镇压并不能消除普遍的官民利益的冲突与矛盾,反之冲突倒很可能由于镇压而日益激化。几个月来的现实证明了这一点,群体突发性抗争与日俱增,并招致了政府的武力镇压。 11月14日政府出台《军队应急预案》,更是对群体抗争事件的公然武力威慑。在严酷的现实面前,维权运动、民权运动的非政治化越来越显示出紧迫性与重要性。如何让敏感的维权人士、政治异议人士在形式上暂离民众而保障民众抗争事件的非政治属性?如何让民主运动以一个地下的、组织化的形式生存发展下去?这些成了人们应该重视的课题。
 
眼下,任何脱离与民众利益需要的政治倡议与要求不但得不到社会的广泛响应,还可能导致盲动,招致政府的镇压,造成不必要的的牺牲。对大陆的民主人士提出不切实际的要求,动员大张旗鼓发起政治运动也是不现实的幻想。在我看来,这时民主人士可以做的事情不是冲锋陷阵;也不是鼓动政治热情。政府镇压凤毛麟角的民主人士易如反掌,然而政府镇压维权民众则是自掘坟墓。
 
我思考的结果就是非政治的政治。让政治运动在大陆后退一步,暂时偃旗息鼓;让此起彼伏的民众非政治的群体抗争逐步发展,走向全国性联动与周期性暴发,形成当局穷于应对,又不敢镇压的势态。如今实现此目标的前提条件已经具备,自发性的民众集体抗争事件已经达到历史的最高纪录,中共出台《军队应急预案》,表明其对民众的惧怕心理。这是有史以来,中共最虚弱、最无助、最无奈的时期,除了武力恐吓,它丧失了一切民意基础与道义资源。这为动员社会力量、号召民众追求非政治性的有限目标创造了条件;为强制政府妥协、在利益的博弈中形成官民之间良性互动打下了基础。
 
民众群体抗争的最大价值与意义在于它的非政治性特点,政府的镇压行为必将导致其道义资源的丧失、人心的丧尽;引发基于对受害者同情的更大规模的群体抗争,并可能导致武警、公安甚至军队的反叛。因为这时政府是镇压为基本生存而挣扎的父老乡亲、在镇压自己的人民与亲人,而不是所谓的反动颠覆势力。人们维护基本生存权利天然合法性,权力的肆虐镇压将使人们的人道情怀日益增长,并发挥更强劲的作用。用临界暴力理论预测政府可能的行为,如果民众压力充分强大,政府就可能被迫退让。发展维权运动,使之构成对当局的强大压力,这将带来社会变革的机会。
 
民众自救运动不需要民运人士直接参与,却需要民运志士和良心知识分子的思想、策略及应变的指导。国内外民运阵容能做的事情,我认为还有信息的沟通,对事件及时报道与评论。民众会凭借自己的智慧,选择合适的方法,追求着自身权益,在此过程中,他们将不断累积民主经验、提高自身素质、促进制度更新与完善。这就是我说的非政治的政治,就是维权运动对民主运动的巨大贡献。避免激烈革命给社会带来大动荡与生命伤害,稳步递进地成就民主宪政,这是公民自救运动的意义所在。





基于捍卫共同利益,追求非政治性的有限目标,全社会的集体抗争是可欲又可求的现实。
 

一、   民众群体抗争与维权覧自生自发的社会力量

从今年八月份高智晟、陈光诚被捕后,我曾经预言中国将步入一个无权可维、以暴易暴的特殊历史时期。在对后来的发展情形还不明确的时候,人们对此产生过一些争议与讨论。国内法学界的良知学者认为,中国的非政治性维权并不会因此而受到影响,依法维权的工作还在继续进行着。这让我得以看到了一种希望,也产生了一种疑问,就是民运和维权的背后是否还有着市场经济的因素,其中能否有健康的力量成长起来?政治理想与民众的利益,什么更重要?
 
现在看来,民众维权的力量日益强大。这是由市场经济所推动,民众以各种不同的方式维护自己的权益,他们不需要鼓动,在与强势的博弈中不断成长与壮大,并升华出道义,成为促进社会进步的健康力量。无论如何,只要有自由经济,其所需要的契约、伦理与程序被强权所践踏,人民的利益受到侵害,维权就是民众的普遍需求,并不断增长。 再,像高律师那样面对专制而勇敢地捍卫受害者权利、为被侵害的弱势者说话,这样的良心律师还有不少;在司法界遵从法律,按程序办事的正值人士,也有许多。因此,我们不能说中国已进入一个无权可维的历史时期。我们要看到社会健康的力量,保护、促进他们的成长。中国的维权运动将推动中国的宪政改革。
 
我认为公民的自利与利他理想都有可能给社会带来危害。自利可能侵害他人,而利他理想也可能导致集体主义、多数暴力、侵害自由。关键是恰当的尺度,建立合理的制度。我们只能信任制度、遵从法律,而警惕人性。民运也好,维权也好,根本落脚点都在制度的完善,落实宪政与法治。
 
我想应该把民运与维权区分一下。民运是的政治诉求,要求改变国家权力和制度。而维权是公民自身权益诉求,个人或某群体起来维护自己的权益,他们主要的要求是经济的;无论是个案、还是群体突发事件,无论是暴力的还是和平的,它们都是非政治的。中国政府将民运列为敌对势力,要坚决镇压;而维权则属于"人民内部矛盾",不好镇压。再,民运的参与者是少数先知勇者;而维权的主体则是广大民众。应该说民运和维权作中的目的是一致的,民运是要求改变制度,落实宪政,有制度的保证,才能真正保证民权;而维权则是民运的基础,民众起来维护自身权益是促进中国健全法律,促进制度变革的根本力量。在民主与维权之间,我们面临策略的问题; 如何使中国大多民众投入社会进步的进程,同时又尽量减少牺牲。
 

二、民运的政治性与民权运动的非政治特点与机会

为什么政治性的民主运动得不到社会的广泛响应与民众的支持?为什么知识分子为民主事业奔走呼号几十年,至今收效甚微,民众竟不为所动?关键还在于精英民运为民众带来的究竟是什么?民运倡导者是否真正代表人民的利益而获得人民的信任?
 
人们可以为利益而群起,但绝不为政治作无谓牺牲,这是中国的现实。无论民主斗士们如何抱怨人们求利益而丧失政治热情与社会责任,但人们并不为之所动。为什么?这不是启蒙所能解决的。一个失地农民需要合理补偿,一个民工需要讨回拖欠的工钱,它们的生活和利益是具体而现实的,政治理想再好而不能解决他们现时的具体的生存问题,他们也就自然对之漠然。无论民主志士如何高风亮节舍生忘死,如果民运没有和中国大多民众切身利益的契合点,民众就不会投入。

中国民主的希望究竟在哪里?在民主斗士的英勇赴死?在自由知识分子的呐喊?这些都重要,但民主的真正力量来源却是民众个人权益要求的增长,使他们起来自觉地维护自己的权益。民众的权益需求和维护将是一场全民的对公正意识和法律的建设,其将有力地抑制官僚,促进民主制度的诞生。为说明这一点,我专门撰写了《大规模群体冲突事件背后的社会理性构建动力与文明进程》,阐述中国民运的真正力量所在,不在直接的政治权力诉求,而在非政治的公民维权。
 
当专制政府用权力、金钱收买知识精英、经济精英与政治精英而结成强势利益集团时,请问我们的民主志士在做什么?许多人重复道德说教、要求民众无私奉献,追求崇高理想。他们忘记了大多数民众的切身权益要求。这是民运的致命伤。民主事业不是空中楼阁,它应该与人民权益血肉相连。如何把民主运动与人民的利益紧密的结合在一起,这是值得探讨、反思与实践的大问题。
 
民运战屡败,而公民维权异军突起,恰恰在于维权切中了问题的根本点覧民众的切身权益。在政府强制打压之下,民众群体抗争与维权的出路究竟在哪里?我们如何把功利主义的公民自救的群体抗争与民主运动结合起来,去实现民主建政的宏大目标?
 
就此,我在独立评论论坛与武振荣等先生就"民主运动的真正动力究竟在哪里?在知识精英的理想主义追求?还是根植于民众的自利覧对自由、财产与幸福的渴望与追求?"等问题进行了讨论,并找到了两点共识:人民正在创造历史,及维权运动是民主运动的初级阶段。
 

三、 人民创造历史---民主运动现实主义回归

武振荣先生把波兰的工人运动、前捷克斯洛伐克的 77宪章运动归纳于民主运动的范畴;而我却认为其本质是民众维权运动覧民权运动。人们在联动捍卫权利、追求法治、完善制度的同时,壮大了社会力量,最后才演变成全社会参与的理性和平的民主运动。今天中国此起彼伏的群体抗争,是有序、理性、全社会联合抗争的前奏,是民主的前奏。它的动力源于民众对共同利益的追求、捍卫和社会道义的成长。它的目标是现实的覧杜绝制度弊端、解决具体问题、保障民众权益。
 
由此,我想到了一个经典的例子:一座坚固的桥梁,一天突然轰然崩塌。这桥梁能承受坦克的碾压,经过岁月的考验,怎么会崩塌呢?原来是一队士兵步调一致地奔跑,带来共振,造成桥梁倒塌。如今中国民众群体抗争事件此起彼伏、绵绵不绝,却没有造成中国政体的崩溃,因为民众抗争还没有形成社会步调一致的"共振"。如果有一天,中国民众的维权逐步积累、发展,步调一致,形成体制内和体制外的共振,那就是专制权力的崩溃。

中国各阶层民众维权此消彼长,周期性的联动抗争最终将产生巨大的共振能量,而突然引起政坛地震,迎来中国的颜色革命与民主政治。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公民自救集体维权(民权运动)与民主运动不过一步之遥,却是实现民主政治的根本性动力。民权运动既可能存在于民主国家,也可能存在于专制暴虐的中国,因为毕竟宪法与法律已经为人民的集体抗争提供了诸多合法性依据。
 

四、 非政治化的策略与智慧

原本维权不过捍卫宪法与法律保障的公民个人权益,而非颠覆政权和制度,然而由于恰当的操作,其可演变成民主政治运动。在强权专制的中国,由非政治的维权走向政治的民运,不能不说是个好策略。

虽然中国政府在镇压,但是镇压并不能消除普遍的官民利益的冲突与矛盾,反之冲突倒很可能由于镇压而日益激化。几个月来的现实证明了这一点,群体突发性抗争与日俱增,并招致了政府的武力镇压。 11月14日政府出台《军队应急预案》,更是对群体抗争事件的公然武力威慑。在严酷的现实面前,维权运动、民权运动的非政治化越来越显示出紧迫性与重要性。如何让敏感的维权人士、政治异议人士在形式上暂离民众而保障民众抗争事件的非政治属性?如何让民主运动以一个地下的、组织化的形式生存发展下去?这些成了人们应该重视的课题。
 
眼下,任何脱离与民众利益需要的政治倡议与要求不但得不到社会的广泛响应,还可能导致盲动,招致政府的镇压,造成不必要的的牺牲。对大陆的民主人士提出不切实际的要求,动员大张旗鼓发起政治运动也是不现实的幻想。在我看来,这时民主人士可以做的事情不是冲锋陷阵;也不是鼓动政治热情。政府镇压凤毛麟角的民主人士易如反掌,然而政府镇压维权民众则是自掘坟墓。
 
我思考的结果就是非政治的政治。让政治运动在大陆后退一步,暂时偃旗息鼓;让此起彼伏的民众非政治的群体抗争逐步发展,走向全国性联动与周期性暴发,形成当局穷于应对,又不敢镇压的势态。如今实现此目标的前提条件已经具备,自发性的民众集体抗争事件已经达到历史的最高纪录,中共出台《军队应急预案》,表明其对民众的惧怕心理。这是有史以来,中共最虚弱、最无助、最无奈的时期,除了武力恐吓,它丧失了一切民意基础与道义资源。这为动员社会力量、号召民众追求非政治性的有限目标创造了条件;为强制政府妥协、在利益的博弈中形成官民之间良性互动打下了基础。
 
民众群体抗争的最大价值与意义在于它的非政治性特点,政府的镇压行为必将导致其道义资源的丧失、人心的丧尽;引发基于对受害者同情的更大规模的群体抗争,并可能导致武警、公安甚至军队的反叛。因为这时政府是镇压为基本生存而挣扎的父老乡亲、在镇压自己的人民与亲人,而不是所谓的反动颠覆势力。人们维护基本生存权利天然合法性,权力的肆虐镇压将使人们的人道情怀日益增长,并发挥更强劲的作用。用临界暴力理论预测政府可能的行为,如果民众压力充分强大,政府就可能被迫退让。发展维权运动,使之构成对当局的强大压力,这将带来社会变革的机会。
 
民众自救运动不需要民运人士直接参与,却需要民运志士和良心知识分子的思想、策略及应变的指导。国内外民运阵容能做的事情,我认为还有信息的沟通,对事件及时报道与评论。民众会凭借自己的智慧,选择合适的方法,追求着自身权益,在此过程中,他们将不断累积民主经验、提高自身素质、促进制度更新与完善。这就是我说的非政治的政治,就是维权运动对民主运动的巨大贡献。避免激烈革命给社会带来大动荡与生命伤害,稳步递进地成就民主宪政,这是公民自救运动的意义所在。





基于捍卫共同利益,追求非政治性的有限目标,全社会的集体抗争是可欲又可求的现实。
 

一、   民众群体抗争与维权覧自生自发的社会力量

从今年八月份高智晟、陈光诚被捕后,我曾经预言中国将步入一个无权可维、以暴易暴的特殊历史时期。在对后来的发展情形还不明确的时候,人们对此产生过一些争议与讨论。国内法学界的良知学者认为,中国的非政治性维权并不会因此而受到影响,依法维权的工作还在继续进行着。这让我得以看到了一种希望,也产生了一种疑问,就是民运和维权的背后是否还有着市场经济的因素,其中能否有健康的力量成长起来?政治理想与民众的利益,什么更重要?
 
现在看来,民众维权的力量日益强大。这是由市场经济所推动,民众以各种不同的方式维护自己的权益,他们不需要鼓动,在与强势的博弈中不断成长与壮大,并升华出道义,成为促进社会进步的健康力量。无论如何,只要有自由经济,其所需要的契约、伦理与程序被强权所践踏,人民的利益受到侵害,维权就是民众的普遍需求,并不断增长。 再,像高律师那样面对专制而勇敢地捍卫受害者权利、为被侵害的弱势者说话,这样的良心律师还有不少;在司法界遵从法律,按程序办事的正值人士,也有许多。因此,我们不能说中国已进入一个无权可维的历史时期。我们要看到社会健康的力量,保护、促进他们的成长。中国的维权运动将推动中国的宪政改革。
 
我认为公民的自利与利他理想都有可能给社会带来危害。自利可能侵害他人,而利他理想也可能导致集体主义、多数暴力、侵害自由。关键是恰当的尺度,建立合理的制度。我们只能信任制度、遵从法律,而警惕人性。民运也好,维权也好,根本落脚点都在制度的完善,落实宪政与法治。
 
我想应该把民运与维权区分一下。民运是的政治诉求,要求改变国家权力和制度。而维权是公民自身权益诉求,个人或某群体起来维护自己的权益,他们主要的要求是经济的;无论是个案、还是群体突发事件,无论是暴力的还是和平的,它们都是非政治的。中国政府将民运列为敌对势力,要坚决镇压;而维权则属于"人民内部矛盾",不好镇压。再,民运的参与者是少数先知勇者;而维权的主体则是广大民众。应该说民运和维权作中的目的是一致的,民运是要求改变制度,落实宪政,有制度的保证,才能真正保证民权;而维权则是民运的基础,民众起来维护自身权益是促进中国健全法律,促进制度变革的根本力量。在民主与维权之间,我们面临策略的问题; 如何使中国大多民众投入社会进步的进程,同时又尽量减少牺牲。
 

二、民运的政治性与民权运动的非政治特点与机会

为什么政治性的民主运动得不到社会的广泛响应与民众的支持?为什么知识分子为民主事业奔走呼号几十年,至今收效甚微,民众竟不为所动?关键还在于精英民运为民众带来的究竟是什么?民运倡导者是否真正代表人民的利益而获得人民的信任?
 
人们可以为利益而群起,但绝不为政治作无谓牺牲,这是中国的现实。无论民主斗士们如何抱怨人们求利益而丧失政治热情与社会责任,但人们并不为之所动。为什么?这不是启蒙所能解决的。一个失地农民需要合理补偿,一个民工需要讨回拖欠的工钱,它们的生活和利益是具体而现实的,政治理想再好而不能解决他们现时的具体的生存问题,他们也就自然对之漠然。无论民主志士如何高风亮节舍生忘死,如果民运没有和中国大多民众切身利益的契合点,民众就不会投入。

中国民主的希望究竟在哪里?在民主斗士的英勇赴死?在自由知识分子的呐喊?这些都重要,但民主的真正力量来源却是民众个人权益要求的增长,使他们起来自觉地维护自己的权益。民众的权益需求和维护将是一场全民的对公正意识和法律的建设,其将有力地抑制官僚,促进民主制度的诞生。为说明这一点,我专门撰写了《大规模群体冲突事件背后的社会理性构建动力与文明进程》,阐述中国民运的真正力量所在,不在直接的政治权力诉求,而在非政治的公民维权。
 
当专制政府用权力、金钱收买知识精英、经济精英与政治精英而结成强势利益集团时,请问我们的民主志士在做什么?许多人重复道德说教、要求民众无私奉献,追求崇高理想。他们忘记了大多数民众的切身权益要求。这是民运的致命伤。民主事业不是空中楼阁,它应该与人民权益血肉相连。如何把民主运动与人民的利益紧密的结合在一起,这是值得探讨、反思与实践的大问题。
 
民运战屡败,而公民维权异军突起,恰恰在于维权切中了问题的根本点覧民众的切身权益。在政府强制打压之下,民众群体抗争与维权的出路究竟在哪里?我们如何把功利主义的公民自救的群体抗争与民主运动结合起来,去实现民主建政的宏大目标?
 
就此,我在独立评论论坛与武振荣等先生就"民主运动的真正动力究竟在哪里?在知识精英的理想主义追求?还是根植于民众的自利覧对自由、财产与幸福的渴望与追求?"等问题进行了讨论,并找到了两点共识:人民正在创造历史,及维权运动是民主运动的初级阶段。
 

三、 人民创造历史---民主运动现实主义回归

武振荣先生把波兰的工人运动、前捷克斯洛伐克的 77宪章运动归纳于民主运动的范畴;而我却认为其本质是民众维权运动覧民权运动。人们在联动捍卫权利、追求法治、完善制度的同时,壮大了社会力量,最后才演变成全社会参与的理性和平的民主运动。今天中国此起彼伏的群体抗争,是有序、理性、全社会联合抗争的前奏,是民主的前奏。它的动力源于民众对共同利益的追求、捍卫和社会道义的成长。它的目标是现实的覧杜绝制度弊端、解决具体问题、保障民众权益。
 
由此,我想到了一个经典的例子:一座坚固的桥梁,一天突然轰然崩塌。这桥梁能承受坦克的碾压,经过岁月的考验,怎么会崩塌呢?原来是一队士兵步调一致地奔跑,带来共振,造成桥梁倒塌。如今中国民众群体抗争事件此起彼伏、绵绵不绝,却没有造成中国政体的崩溃,因为民众抗争还没有形成社会步调一致的"共振"。如果有一天,中国民众的维权逐步积累、发展,步调一致,形成体制内和体制外的共振,那就是专制权力的崩溃。

中国各阶层民众维权此消彼长,周期性的联动抗争最终将产生巨大的共振能量,而突然引起政坛地震,迎来中国的颜色革命与民主政治。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公民自救集体维权(民权运动)与民主运动不过一步之遥,却是实现民主政治的根本性动力。民权运动既可能存在于民主国家,也可能存在于专制暴虐的中国,因为毕竟宪法与法律已经为人民的集体抗争提供了诸多合法性依据。
 

四、 非政治化的策略与智慧

原本维权不过捍卫宪法与法律保障的公民个人权益,而非颠覆政权和制度,然而由于恰当的操作,其可演变成民主政治运动。在强权专制的中国,由非政治的维权走向政治的民运,不能不说是个好策略。

虽然中国政府在镇压,但是镇压并不能消除普遍的官民利益的冲突与矛盾,反之冲突倒很可能由于镇压而日益激化。几个月来的现实证明了这一点,群体突发性抗争与日俱增,并招致了政府的武力镇压。 11月14日政府出台《军队应急预案》,更是对群体抗争事件的公然武力威慑。在严酷的现实面前,维权运动、民权运动的非政治化越来越显示出紧迫性与重要性。如何让敏感的维权人士、政治异议人士在形式上暂离民众而保障民众抗争事件的非政治属性?如何让民主运动以一个地下的、组织化的形式生存发展下去?这些成了人们应该重视的课题。
 
眼下,任何脱离与民众利益需要的政治倡议与要求不但得不到社会的广泛响应,还可能导致盲动,招致政府的镇压,造成不必要的的牺牲。对大陆的民主人士提出不切实际的要求,动员大张旗鼓发起政治运动也是不现实的幻想。在我看来,这时民主人士可以做的事情不是冲锋陷阵;也不是鼓动政治热情。政府镇压凤毛麟角的民主人士易如反掌,然而政府镇压维权民众则是自掘坟墓。
 
我思考的结果就是非政治的政治。让政治运动在大陆后退一步,暂时偃旗息鼓;让此起彼伏的民众非政治的群体抗争逐步发展,走向全国性联动与周期性暴发,形成当局穷于应对,又不敢镇压的势态。如今实现此目标的前提条件已经具备,自发性的民众集体抗争事件已经达到历史的最高纪录,中共出台《军队应急预案》,表明其对民众的惧怕心理。这是有史以来,中共最虚弱、最无助、最无奈的时期,除了武力恐吓,它丧失了一切民意基础与道义资源。这为动员社会力量、号召民众追求非政治性的有限目标创造了条件;为强制政府妥协、在利益的博弈中形成官民之间良性互动打下了基础。
 
民众群体抗争的最大价值与意义在于它的非政治性特点,政府的镇压行为必将导致其道义资源的丧失、人心的丧尽;引发基于对受害者同情的更大规模的群体抗争,并可能导致武警、公安甚至军队的反叛。因为这时政府是镇压为基本生存而挣扎的父老乡亲、在镇压自己的人民与亲人,而不是所谓的反动颠覆势力。人们维护基本生存权利天然合法性,权力的肆虐镇压将使人们的人道情怀日益增长,并发挥更强劲的作用。用临界暴力理论预测政府可能的行为,如果民众压力充分强大,政府就可能被迫退让。发展维权运动,使之构成对当局的强大压力,这将带来社会变革的机会。
 
民众自救运动不需要民运人士直接参与,却需要民运志士和良心知识分子的思想、策略及应变的指导。国内外民运阵容能做的事情,我认为还有信息的沟通,对事件及时报道与评论。民众会凭借自己的智慧,选择合适的方法,追求着自身权益,在此过程中,他们将不断累积民主经验、提高自身素质、促进制度更新与完善。这就是我说的非政治的政治,就是维权运动对民主运动的巨大贡献。避免激烈革命给社会带来大动荡与生命伤害,稳步递进地成就民主宪政,这是公民自救运动的意义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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