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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与当代国际人权观念
黄默



谈论中国传统与当代国际人权观念﹐简略来说可以分为两个部份﹕

  • 中国传统中是否早已有了当代国际人权的观念﹖

  • 我们能否从中国传统的价值观念得到资源来帮助我们推动。促进人权保障﹖
对以上第一个问题﹐这几十年来中国 知识分子的看法极为分歧﹐成了两个对立的阵营。早在清末谭嗣同引庄子在宥篇中闻在宥天子﹐不闻治天下两句﹐把在宥解释为自由之意。其它若干学 者也认为在宥乃彻底的自由思想。在同一时期许多学者也认为传统的大同思想﹐即天下为公﹐选贤与能就是民主政治。但是﹐用我们现在的眼光来看﹐很容 易指出庄子的在宥跟我们今天所了解的人权或基本自由﹐在内涵是不尽相同的。当代所谓的人权和自由﹐尤其是其中包含的公民与政治的权利﹐基本上是限制政 府的权力。主要功能在于不使政府为所欲为﹐这与个人修身养性追求意志的自由或称为道德上的自由不可同日而语。这些权利与自由必有赖于法律的保障﹐在重 视法律的国家﹐更是载于宪法﹐明文规定﹐共同遵守。

上述这个我国早已有之的说法到了五四运动受到了挑战。陈独秀在《新青年﹒创刊号》里即提倡人权、民主与科学﹐大力攻击中国固有文化﹐认为救中国唯 有以西欧新思潮取代儒家思想与旧制度﹐两者不能并存。这一激进看法影响深远﹐五四运动后数十年﹐大多数知识分子持此观点。1946年联合国人权委员会讨论 国际人权法案时﹐联合国文教组织(UNESCO)对世界各国若干哲学家发了一份问卷﹐邀请他们讨论他们各自国家的传统﹐文化与人权的关系。中国学者 Lo Chang-shu 即坚持中国传统思想中没有人权观念﹐他认为人权观念来自西方。因之﹐在翻译上也不能找到适当的同义字。

关于第二个问题﹐争论也不少﹐与 Lo Chang-shu 同时(40年代)也有学者主张从传统吸取资源。那时中国政府驻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代表张彭春认为仁的观念有助于一个世界性人权观念的建立。他甚而建议世 界人权起草人 John P. Humphrey 去中国访问半年或一年﹐专门研究儒家思想。这建议?没有被采纳。那时中国内战正酣﹐遍地烽火﹐民不聊生﹐人民的权利与自由实在说不上有任何保障。

最近几年海内外若干知识分子重新检讨五四运动﹐也再度评估中国传统文化。比如说﹐在去年 (1991)一次哥伦比亚大学与「中国人权」合办的讨论会上一位学者即说了下面的话﹕
儒家传统里不是完全没有人权。中国传统上是从义务﹐而不是从权利的角度来谈人权。儒家君王的义务﹐父亲的义务﹐儿子的义务。换一个角度看﹐也就是谈人民的权利﹐儿子的权利﹐父亲的权利。儒家的传统比较重视平等﹐西方观念比较重视个人自由。

1949年中共建立政权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这个政府根据完全不同的意识形态﹐取消私有制﹐彻底摧毁了公民社会的基础。

人权观念在西方的宗教传统和中国的人文主义传统都可以找到根据﹐但要在中国建立人权﹐必须先重建一个公民社会。人权不是政府赠与的﹐而私有财产制是整个文明的根本。
这 段话涉及很广﹐我们不能在这里详尽讨论。但说中国传统是从义务这个角度来引谈人权﹐似乎过于牵强。古代犹太、希腊社会也强调义务﹐与传统中国相似﹐但近代 西欧却转而强调个人权利﹐而我们只是在十九世纪末廿世纪初接受了西欧思潮影响才开l有些改变﹐而至今还有不少人对人权观念仍期期以为不可﹐大陆政府更把公 民与政治权利视为洪水猛兽。这情况实在值得大家好好检讨一下。在进一步来看﹐许多知识分子﹐尤其是在大陆生活过的那些人﹐或多或少都体会到毛泽东领导的共 产革命之所以能取得政权﹐实在与其善于运用传统的若干观念与行为模式密切相关。换一句话说﹐就是善于从传统中吸取资源。这样﹐我们希望从传统中吸取资源来 推动人权保障的工作就更加艰难了。我们如何分辩传统文化中哪些观念、价值与行为模式对推动人权保障有所裨益﹔而哪些观念、价值与行为模式能为权威或制度所 用。这就不是从古籍中引用几句话能解决的问题了。

我也十分了解如果我们能说当代国际人权观念我国早已有之﹐或能从传统吸取资源来帮助我们的工作﹐那当然是一件好事。这既有助于加强我们的自信心﹐ 也使我们的努力容易成功。但我想我们是否可以从另一角度来谈这问题﹕虽然人权观念来自西欧﹐但几个世纪以来它的内涵不断修正﹐不断扩张﹐到了二十世纪末叶 已可说是人类共同遗产﹐今后且必有进一步发展。比如说﹐女权观念是否能在我们当前所熟悉的人权范畴内讨论﹐必是今后几年大家争论的课题﹔又如一个足以维持 生存环境之权利也引起了国际社会的注意。如何平衡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与环境的维护实有赖于国际社会的共识﹐尤其是富裕国家与亚非拉美国家的共同努力。在这 样的情况下﹐我们或不必斤斤计较我们传统文化对人权观念作了什么贡献﹐有多少贡献。只要我们每一个中国人立志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人﹐主张宪法及法律上的种种 权利﹐进而学会监督政府﹐不使滥用权力﹐这就是当代中国人对人权的贡献。达到了这个目标﹐中国社会的各方面﹐尤其是学术方面必定大有进步。那时候中国人对 人权的理论与实践也必能做出较大的贡献。

                         
一九九二年冬季

2001-12-09



谈论中国传统与当代国际人权观念﹐简略来说可以分为两个部份﹕

  • 中国传统中是否早已有了当代国际人权的观念﹖

  • 我们能否从中国传统的价值观念得到资源来帮助我们推动。促进人权保障﹖
对以上第一个问题﹐这几十年来中国 知识分子的看法极为分歧﹐成了两个对立的阵营。早在清末谭嗣同引庄子在宥篇中闻在宥天子﹐不闻治天下两句﹐把在宥解释为自由之意。其它若干学 者也认为在宥乃彻底的自由思想。在同一时期许多学者也认为传统的大同思想﹐即天下为公﹐选贤与能就是民主政治。但是﹐用我们现在的眼光来看﹐很容 易指出庄子的在宥跟我们今天所了解的人权或基本自由﹐在内涵是不尽相同的。当代所谓的人权和自由﹐尤其是其中包含的公民与政治的权利﹐基本上是限制政 府的权力。主要功能在于不使政府为所欲为﹐这与个人修身养性追求意志的自由或称为道德上的自由不可同日而语。这些权利与自由必有赖于法律的保障﹐在重 视法律的国家﹐更是载于宪法﹐明文规定﹐共同遵守。

上述这个我国早已有之的说法到了五四运动受到了挑战。陈独秀在《新青年﹒创刊号》里即提倡人权、民主与科学﹐大力攻击中国固有文化﹐认为救中国唯 有以西欧新思潮取代儒家思想与旧制度﹐两者不能并存。这一激进看法影响深远﹐五四运动后数十年﹐大多数知识分子持此观点。1946年联合国人权委员会讨论 国际人权法案时﹐联合国文教组织(UNESCO)对世界各国若干哲学家发了一份问卷﹐邀请他们讨论他们各自国家的传统﹐文化与人权的关系。中国学者 Lo Chang-shu 即坚持中国传统思想中没有人权观念﹐他认为人权观念来自西方。因之﹐在翻译上也不能找到适当的同义字。

关于第二个问题﹐争论也不少﹐与 Lo Chang-shu 同时(40年代)也有学者主张从传统吸取资源。那时中国政府驻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代表张彭春认为仁的观念有助于一个世界性人权观念的建立。他甚而建议世 界人权起草人 John P. Humphrey 去中国访问半年或一年﹐专门研究儒家思想。这建议?没有被采纳。那时中国内战正酣﹐遍地烽火﹐民不聊生﹐人民的权利与自由实在说不上有任何保障。

最近几年海内外若干知识分子重新检讨五四运动﹐也再度评估中国传统文化。比如说﹐在去年 (1991)一次哥伦比亚大学与「中国人权」合办的讨论会上一位学者即说了下面的话﹕
儒家传统里不是完全没有人权。中国传统上是从义务﹐而不是从权利的角度来谈人权。儒家君王的义务﹐父亲的义务﹐儿子的义务。换一个角度看﹐也就是谈人民的权利﹐儿子的权利﹐父亲的权利。儒家的传统比较重视平等﹐西方观念比较重视个人自由。

1949年中共建立政权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这个政府根据完全不同的意识形态﹐取消私有制﹐彻底摧毁了公民社会的基础。

人权观念在西方的宗教传统和中国的人文主义传统都可以找到根据﹐但要在中国建立人权﹐必须先重建一个公民社会。人权不是政府赠与的﹐而私有财产制是整个文明的根本。
这 段话涉及很广﹐我们不能在这里详尽讨论。但说中国传统是从义务这个角度来引谈人权﹐似乎过于牵强。古代犹太、希腊社会也强调义务﹐与传统中国相似﹐但近代 西欧却转而强调个人权利﹐而我们只是在十九世纪末廿世纪初接受了西欧思潮影响才开l有些改变﹐而至今还有不少人对人权观念仍期期以为不可﹐大陆政府更把公 民与政治权利视为洪水猛兽。这情况实在值得大家好好检讨一下。在进一步来看﹐许多知识分子﹐尤其是在大陆生活过的那些人﹐或多或少都体会到毛泽东领导的共 产革命之所以能取得政权﹐实在与其善于运用传统的若干观念与行为模式密切相关。换一句话说﹐就是善于从传统中吸取资源。这样﹐我们希望从传统中吸取资源来 推动人权保障的工作就更加艰难了。我们如何分辩传统文化中哪些观念、价值与行为模式对推动人权保障有所裨益﹔而哪些观念、价值与行为模式能为权威或制度所 用。这就不是从古籍中引用几句话能解决的问题了。

我也十分了解如果我们能说当代国际人权观念我国早已有之﹐或能从传统吸取资源来帮助我们的工作﹐那当然是一件好事。这既有助于加强我们的自信心﹐ 也使我们的努力容易成功。但我想我们是否可以从另一角度来谈这问题﹕虽然人权观念来自西欧﹐但几个世纪以来它的内涵不断修正﹐不断扩张﹐到了二十世纪末叶 已可说是人类共同遗产﹐今后且必有进一步发展。比如说﹐女权观念是否能在我们当前所熟悉的人权范畴内讨论﹐必是今后几年大家争论的课题﹔又如一个足以维持 生存环境之权利也引起了国际社会的注意。如何平衡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与环境的维护实有赖于国际社会的共识﹐尤其是富裕国家与亚非拉美国家的共同努力。在这 样的情况下﹐我们或不必斤斤计较我们传统文化对人权观念作了什么贡献﹐有多少贡献。只要我们每一个中国人立志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人﹐主张宪法及法律上的种种 权利﹐进而学会监督政府﹐不使滥用权力﹐这就是当代中国人对人权的贡献。达到了这个目标﹐中国社会的各方面﹐尤其是学术方面必定大有进步。那时候中国人对 人权的理论与实践也必能做出较大的贡献。

                         
一九九二年冬季

2001-12-09



谈论中国传统与当代国际人权观念﹐简略来说可以分为两个部份﹕

  • 中国传统中是否早已有了当代国际人权的观念﹖

  • 我们能否从中国传统的价值观念得到资源来帮助我们推动。促进人权保障﹖
对以上第一个问题﹐这几十年来中国 知识分子的看法极为分歧﹐成了两个对立的阵营。早在清末谭嗣同引庄子在宥篇中闻在宥天子﹐不闻治天下两句﹐把在宥解释为自由之意。其它若干学 者也认为在宥乃彻底的自由思想。在同一时期许多学者也认为传统的大同思想﹐即天下为公﹐选贤与能就是民主政治。但是﹐用我们现在的眼光来看﹐很容 易指出庄子的在宥跟我们今天所了解的人权或基本自由﹐在内涵是不尽相同的。当代所谓的人权和自由﹐尤其是其中包含的公民与政治的权利﹐基本上是限制政 府的权力。主要功能在于不使政府为所欲为﹐这与个人修身养性追求意志的自由或称为道德上的自由不可同日而语。这些权利与自由必有赖于法律的保障﹐在重 视法律的国家﹐更是载于宪法﹐明文规定﹐共同遵守。

上述这个我国早已有之的说法到了五四运动受到了挑战。陈独秀在《新青年﹒创刊号》里即提倡人权、民主与科学﹐大力攻击中国固有文化﹐认为救中国唯 有以西欧新思潮取代儒家思想与旧制度﹐两者不能并存。这一激进看法影响深远﹐五四运动后数十年﹐大多数知识分子持此观点。1946年联合国人权委员会讨论 国际人权法案时﹐联合国文教组织(UNESCO)对世界各国若干哲学家发了一份问卷﹐邀请他们讨论他们各自国家的传统﹐文化与人权的关系。中国学者 Lo Chang-shu 即坚持中国传统思想中没有人权观念﹐他认为人权观念来自西方。因之﹐在翻译上也不能找到适当的同义字。

关于第二个问题﹐争论也不少﹐与 Lo Chang-shu 同时(40年代)也有学者主张从传统吸取资源。那时中国政府驻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代表张彭春认为仁的观念有助于一个世界性人权观念的建立。他甚而建议世 界人权起草人 John P. Humphrey 去中国访问半年或一年﹐专门研究儒家思想。这建议?没有被采纳。那时中国内战正酣﹐遍地烽火﹐民不聊生﹐人民的权利与自由实在说不上有任何保障。

最近几年海内外若干知识分子重新检讨五四运动﹐也再度评估中国传统文化。比如说﹐在去年 (1991)一次哥伦比亚大学与「中国人权」合办的讨论会上一位学者即说了下面的话﹕
儒家传统里不是完全没有人权。中国传统上是从义务﹐而不是从权利的角度来谈人权。儒家君王的义务﹐父亲的义务﹐儿子的义务。换一个角度看﹐也就是谈人民的权利﹐儿子的权利﹐父亲的权利。儒家的传统比较重视平等﹐西方观念比较重视个人自由。

1949年中共建立政权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这个政府根据完全不同的意识形态﹐取消私有制﹐彻底摧毁了公民社会的基础。

人权观念在西方的宗教传统和中国的人文主义传统都可以找到根据﹐但要在中国建立人权﹐必须先重建一个公民社会。人权不是政府赠与的﹐而私有财产制是整个文明的根本。
这 段话涉及很广﹐我们不能在这里详尽讨论。但说中国传统是从义务这个角度来引谈人权﹐似乎过于牵强。古代犹太、希腊社会也强调义务﹐与传统中国相似﹐但近代 西欧却转而强调个人权利﹐而我们只是在十九世纪末廿世纪初接受了西欧思潮影响才开l有些改变﹐而至今还有不少人对人权观念仍期期以为不可﹐大陆政府更把公 民与政治权利视为洪水猛兽。这情况实在值得大家好好检讨一下。在进一步来看﹐许多知识分子﹐尤其是在大陆生活过的那些人﹐或多或少都体会到毛泽东领导的共 产革命之所以能取得政权﹐实在与其善于运用传统的若干观念与行为模式密切相关。换一句话说﹐就是善于从传统中吸取资源。这样﹐我们希望从传统中吸取资源来 推动人权保障的工作就更加艰难了。我们如何分辩传统文化中哪些观念、价值与行为模式对推动人权保障有所裨益﹔而哪些观念、价值与行为模式能为权威或制度所 用。这就不是从古籍中引用几句话能解决的问题了。

我也十分了解如果我们能说当代国际人权观念我国早已有之﹐或能从传统吸取资源来帮助我们的工作﹐那当然是一件好事。这既有助于加强我们的自信心﹐ 也使我们的努力容易成功。但我想我们是否可以从另一角度来谈这问题﹕虽然人权观念来自西欧﹐但几个世纪以来它的内涵不断修正﹐不断扩张﹐到了二十世纪末叶 已可说是人类共同遗产﹐今后且必有进一步发展。比如说﹐女权观念是否能在我们当前所熟悉的人权范畴内讨论﹐必是今后几年大家争论的课题﹔又如一个足以维持 生存环境之权利也引起了国际社会的注意。如何平衡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与环境的维护实有赖于国际社会的共识﹐尤其是富裕国家与亚非拉美国家的共同努力。在这 样的情况下﹐我们或不必斤斤计较我们传统文化对人权观念作了什么贡献﹐有多少贡献。只要我们每一个中国人立志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人﹐主张宪法及法律上的种种 权利﹐进而学会监督政府﹐不使滥用权力﹐这就是当代中国人对人权的贡献。达到了这个目标﹐中国社会的各方面﹐尤其是学术方面必定大有进步。那时候中国人对 人权的理论与实践也必能做出较大的贡献。

                         
一九九二年冬季

2001-12-09



谈论中国传统与当代国际人权观念﹐简略来说可以分为两个部份﹕

  • 中国传统中是否早已有了当代国际人权的观念﹖

  • 我们能否从中国传统的价值观念得到资源来帮助我们推动。促进人权保障﹖
对以上第一个问题﹐这几十年来中国 知识分子的看法极为分歧﹐成了两个对立的阵营。早在清末谭嗣同引庄子在宥篇中闻在宥天子﹐不闻治天下两句﹐把在宥解释为自由之意。其它若干学 者也认为在宥乃彻底的自由思想。在同一时期许多学者也认为传统的大同思想﹐即天下为公﹐选贤与能就是民主政治。但是﹐用我们现在的眼光来看﹐很容 易指出庄子的在宥跟我们今天所了解的人权或基本自由﹐在内涵是不尽相同的。当代所谓的人权和自由﹐尤其是其中包含的公民与政治的权利﹐基本上是限制政 府的权力。主要功能在于不使政府为所欲为﹐这与个人修身养性追求意志的自由或称为道德上的自由不可同日而语。这些权利与自由必有赖于法律的保障﹐在重 视法律的国家﹐更是载于宪法﹐明文规定﹐共同遵守。

上述这个我国早已有之的说法到了五四运动受到了挑战。陈独秀在《新青年﹒创刊号》里即提倡人权、民主与科学﹐大力攻击中国固有文化﹐认为救中国唯 有以西欧新思潮取代儒家思想与旧制度﹐两者不能并存。这一激进看法影响深远﹐五四运动后数十年﹐大多数知识分子持此观点。1946年联合国人权委员会讨论 国际人权法案时﹐联合国文教组织(UNESCO)对世界各国若干哲学家发了一份问卷﹐邀请他们讨论他们各自国家的传统﹐文化与人权的关系。中国学者 Lo Chang-shu 即坚持中国传统思想中没有人权观念﹐他认为人权观念来自西方。因之﹐在翻译上也不能找到适当的同义字。

关于第二个问题﹐争论也不少﹐与 Lo Chang-shu 同时(40年代)也有学者主张从传统吸取资源。那时中国政府驻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代表张彭春认为仁的观念有助于一个世界性人权观念的建立。他甚而建议世 界人权起草人 John P. Humphrey 去中国访问半年或一年﹐专门研究儒家思想。这建议?没有被采纳。那时中国内战正酣﹐遍地烽火﹐民不聊生﹐人民的权利与自由实在说不上有任何保障。

最近几年海内外若干知识分子重新检讨五四运动﹐也再度评估中国传统文化。比如说﹐在去年 (1991)一次哥伦比亚大学与「中国人权」合办的讨论会上一位学者即说了下面的话﹕
儒家传统里不是完全没有人权。中国传统上是从义务﹐而不是从权利的角度来谈人权。儒家君王的义务﹐父亲的义务﹐儿子的义务。换一个角度看﹐也就是谈人民的权利﹐儿子的权利﹐父亲的权利。儒家的传统比较重视平等﹐西方观念比较重视个人自由。

1949年中共建立政权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这个政府根据完全不同的意识形态﹐取消私有制﹐彻底摧毁了公民社会的基础。

人权观念在西方的宗教传统和中国的人文主义传统都可以找到根据﹐但要在中国建立人权﹐必须先重建一个公民社会。人权不是政府赠与的﹐而私有财产制是整个文明的根本。
这 段话涉及很广﹐我们不能在这里详尽讨论。但说中国传统是从义务这个角度来引谈人权﹐似乎过于牵强。古代犹太、希腊社会也强调义务﹐与传统中国相似﹐但近代 西欧却转而强调个人权利﹐而我们只是在十九世纪末廿世纪初接受了西欧思潮影响才开l有些改变﹐而至今还有不少人对人权观念仍期期以为不可﹐大陆政府更把公 民与政治权利视为洪水猛兽。这情况实在值得大家好好检讨一下。在进一步来看﹐许多知识分子﹐尤其是在大陆生活过的那些人﹐或多或少都体会到毛泽东领导的共 产革命之所以能取得政权﹐实在与其善于运用传统的若干观念与行为模式密切相关。换一句话说﹐就是善于从传统中吸取资源。这样﹐我们希望从传统中吸取资源来 推动人权保障的工作就更加艰难了。我们如何分辩传统文化中哪些观念、价值与行为模式对推动人权保障有所裨益﹔而哪些观念、价值与行为模式能为权威或制度所 用。这就不是从古籍中引用几句话能解决的问题了。

我也十分了解如果我们能说当代国际人权观念我国早已有之﹐或能从传统吸取资源来帮助我们的工作﹐那当然是一件好事。这既有助于加强我们的自信心﹐ 也使我们的努力容易成功。但我想我们是否可以从另一角度来谈这问题﹕虽然人权观念来自西欧﹐但几个世纪以来它的内涵不断修正﹐不断扩张﹐到了二十世纪末叶 已可说是人类共同遗产﹐今后且必有进一步发展。比如说﹐女权观念是否能在我们当前所熟悉的人权范畴内讨论﹐必是今后几年大家争论的课题﹔又如一个足以维持 生存环境之权利也引起了国际社会的注意。如何平衡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与环境的维护实有赖于国际社会的共识﹐尤其是富裕国家与亚非拉美国家的共同努力。在这 样的情况下﹐我们或不必斤斤计较我们传统文化对人权观念作了什么贡献﹐有多少贡献。只要我们每一个中国人立志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人﹐主张宪法及法律上的种种 权利﹐进而学会监督政府﹐不使滥用权力﹐这就是当代中国人对人权的贡献。达到了这个目标﹐中国社会的各方面﹐尤其是学术方面必定大有进步。那时候中国人对 人权的理论与实践也必能做出较大的贡献。

                         
一九九二年冬季

2001-12-09



谈论中国传统与当代国际人权观念﹐简略来说可以分为两个部份﹕

  • 中国传统中是否早已有了当代国际人权的观念﹖

  • 我们能否从中国传统的价值观念得到资源来帮助我们推动。促进人权保障﹖
对以上第一个问题﹐这几十年来中国 知识分子的看法极为分歧﹐成了两个对立的阵营。早在清末谭嗣同引庄子在宥篇中闻在宥天子﹐不闻治天下两句﹐把在宥解释为自由之意。其它若干学 者也认为在宥乃彻底的自由思想。在同一时期许多学者也认为传统的大同思想﹐即天下为公﹐选贤与能就是民主政治。但是﹐用我们现在的眼光来看﹐很容 易指出庄子的在宥跟我们今天所了解的人权或基本自由﹐在内涵是不尽相同的。当代所谓的人权和自由﹐尤其是其中包含的公民与政治的权利﹐基本上是限制政 府的权力。主要功能在于不使政府为所欲为﹐这与个人修身养性追求意志的自由或称为道德上的自由不可同日而语。这些权利与自由必有赖于法律的保障﹐在重 视法律的国家﹐更是载于宪法﹐明文规定﹐共同遵守。

上述这个我国早已有之的说法到了五四运动受到了挑战。陈独秀在《新青年﹒创刊号》里即提倡人权、民主与科学﹐大力攻击中国固有文化﹐认为救中国唯 有以西欧新思潮取代儒家思想与旧制度﹐两者不能并存。这一激进看法影响深远﹐五四运动后数十年﹐大多数知识分子持此观点。1946年联合国人权委员会讨论 国际人权法案时﹐联合国文教组织(UNESCO)对世界各国若干哲学家发了一份问卷﹐邀请他们讨论他们各自国家的传统﹐文化与人权的关系。中国学者 Lo Chang-shu 即坚持中国传统思想中没有人权观念﹐他认为人权观念来自西方。因之﹐在翻译上也不能找到适当的同义字。

关于第二个问题﹐争论也不少﹐与 Lo Chang-shu 同时(40年代)也有学者主张从传统吸取资源。那时中国政府驻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代表张彭春认为仁的观念有助于一个世界性人权观念的建立。他甚而建议世 界人权起草人 John P. Humphrey 去中国访问半年或一年﹐专门研究儒家思想。这建议?没有被采纳。那时中国内战正酣﹐遍地烽火﹐民不聊生﹐人民的权利与自由实在说不上有任何保障。

最近几年海内外若干知识分子重新检讨五四运动﹐也再度评估中国传统文化。比如说﹐在去年 (1991)一次哥伦比亚大学与「中国人权」合办的讨论会上一位学者即说了下面的话﹕
儒家传统里不是完全没有人权。中国传统上是从义务﹐而不是从权利的角度来谈人权。儒家君王的义务﹐父亲的义务﹐儿子的义务。换一个角度看﹐也就是谈人民的权利﹐儿子的权利﹐父亲的权利。儒家的传统比较重视平等﹐西方观念比较重视个人自由。

1949年中共建立政权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这个政府根据完全不同的意识形态﹐取消私有制﹐彻底摧毁了公民社会的基础。

人权观念在西方的宗教传统和中国的人文主义传统都可以找到根据﹐但要在中国建立人权﹐必须先重建一个公民社会。人权不是政府赠与的﹐而私有财产制是整个文明的根本。
这 段话涉及很广﹐我们不能在这里详尽讨论。但说中国传统是从义务这个角度来引谈人权﹐似乎过于牵强。古代犹太、希腊社会也强调义务﹐与传统中国相似﹐但近代 西欧却转而强调个人权利﹐而我们只是在十九世纪末廿世纪初接受了西欧思潮影响才开l有些改变﹐而至今还有不少人对人权观念仍期期以为不可﹐大陆政府更把公 民与政治权利视为洪水猛兽。这情况实在值得大家好好检讨一下。在进一步来看﹐许多知识分子﹐尤其是在大陆生活过的那些人﹐或多或少都体会到毛泽东领导的共 产革命之所以能取得政权﹐实在与其善于运用传统的若干观念与行为模式密切相关。换一句话说﹐就是善于从传统中吸取资源。这样﹐我们希望从传统中吸取资源来 推动人权保障的工作就更加艰难了。我们如何分辩传统文化中哪些观念、价值与行为模式对推动人权保障有所裨益﹔而哪些观念、价值与行为模式能为权威或制度所 用。这就不是从古籍中引用几句话能解决的问题了。

我也十分了解如果我们能说当代国际人权观念我国早已有之﹐或能从传统吸取资源来帮助我们的工作﹐那当然是一件好事。这既有助于加强我们的自信心﹐ 也使我们的努力容易成功。但我想我们是否可以从另一角度来谈这问题﹕虽然人权观念来自西欧﹐但几个世纪以来它的内涵不断修正﹐不断扩张﹐到了二十世纪末叶 已可说是人类共同遗产﹐今后且必有进一步发展。比如说﹐女权观念是否能在我们当前所熟悉的人权范畴内讨论﹐必是今后几年大家争论的课题﹔又如一个足以维持 生存环境之权利也引起了国际社会的注意。如何平衡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与环境的维护实有赖于国际社会的共识﹐尤其是富裕国家与亚非拉美国家的共同努力。在这 样的情况下﹐我们或不必斤斤计较我们传统文化对人权观念作了什么贡献﹐有多少贡献。只要我们每一个中国人立志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人﹐主张宪法及法律上的种种 权利﹐进而学会监督政府﹐不使滥用权力﹐这就是当代中国人对人权的贡献。达到了这个目标﹐中国社会的各方面﹐尤其是学术方面必定大有进步。那时候中国人对 人权的理论与实践也必能做出较大的贡献。

                         
一九九二年冬季

2001-12-09



谈论中国传统与当代国际人权观念﹐简略来说可以分为两个部份﹕

  • 中国传统中是否早已有了当代国际人权的观念﹖

  • 我们能否从中国传统的价值观念得到资源来帮助我们推动。促进人权保障﹖
对以上第一个问题﹐这几十年来中国 知识分子的看法极为分歧﹐成了两个对立的阵营。早在清末谭嗣同引庄子在宥篇中闻在宥天子﹐不闻治天下两句﹐把在宥解释为自由之意。其它若干学 者也认为在宥乃彻底的自由思想。在同一时期许多学者也认为传统的大同思想﹐即天下为公﹐选贤与能就是民主政治。但是﹐用我们现在的眼光来看﹐很容 易指出庄子的在宥跟我们今天所了解的人权或基本自由﹐在内涵是不尽相同的。当代所谓的人权和自由﹐尤其是其中包含的公民与政治的权利﹐基本上是限制政 府的权力。主要功能在于不使政府为所欲为﹐这与个人修身养性追求意志的自由或称为道德上的自由不可同日而语。这些权利与自由必有赖于法律的保障﹐在重 视法律的国家﹐更是载于宪法﹐明文规定﹐共同遵守。

上述这个我国早已有之的说法到了五四运动受到了挑战。陈独秀在《新青年﹒创刊号》里即提倡人权、民主与科学﹐大力攻击中国固有文化﹐认为救中国唯 有以西欧新思潮取代儒家思想与旧制度﹐两者不能并存。这一激进看法影响深远﹐五四运动后数十年﹐大多数知识分子持此观点。1946年联合国人权委员会讨论 国际人权法案时﹐联合国文教组织(UNESCO)对世界各国若干哲学家发了一份问卷﹐邀请他们讨论他们各自国家的传统﹐文化与人权的关系。中国学者 Lo Chang-shu 即坚持中国传统思想中没有人权观念﹐他认为人权观念来自西方。因之﹐在翻译上也不能找到适当的同义字。

关于第二个问题﹐争论也不少﹐与 Lo Chang-shu 同时(40年代)也有学者主张从传统吸取资源。那时中国政府驻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代表张彭春认为仁的观念有助于一个世界性人权观念的建立。他甚而建议世 界人权起草人 John P. Humphrey 去中国访问半年或一年﹐专门研究儒家思想。这建议?没有被采纳。那时中国内战正酣﹐遍地烽火﹐民不聊生﹐人民的权利与自由实在说不上有任何保障。

最近几年海内外若干知识分子重新检讨五四运动﹐也再度评估中国传统文化。比如说﹐在去年 (1991)一次哥伦比亚大学与「中国人权」合办的讨论会上一位学者即说了下面的话﹕
儒家传统里不是完全没有人权。中国传统上是从义务﹐而不是从权利的角度来谈人权。儒家君王的义务﹐父亲的义务﹐儿子的义务。换一个角度看﹐也就是谈人民的权利﹐儿子的权利﹐父亲的权利。儒家的传统比较重视平等﹐西方观念比较重视个人自由。

1949年中共建立政权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这个政府根据完全不同的意识形态﹐取消私有制﹐彻底摧毁了公民社会的基础。

人权观念在西方的宗教传统和中国的人文主义传统都可以找到根据﹐但要在中国建立人权﹐必须先重建一个公民社会。人权不是政府赠与的﹐而私有财产制是整个文明的根本。
这 段话涉及很广﹐我们不能在这里详尽讨论。但说中国传统是从义务这个角度来引谈人权﹐似乎过于牵强。古代犹太、希腊社会也强调义务﹐与传统中国相似﹐但近代 西欧却转而强调个人权利﹐而我们只是在十九世纪末廿世纪初接受了西欧思潮影响才开l有些改变﹐而至今还有不少人对人权观念仍期期以为不可﹐大陆政府更把公 民与政治权利视为洪水猛兽。这情况实在值得大家好好检讨一下。在进一步来看﹐许多知识分子﹐尤其是在大陆生活过的那些人﹐或多或少都体会到毛泽东领导的共 产革命之所以能取得政权﹐实在与其善于运用传统的若干观念与行为模式密切相关。换一句话说﹐就是善于从传统中吸取资源。这样﹐我们希望从传统中吸取资源来 推动人权保障的工作就更加艰难了。我们如何分辩传统文化中哪些观念、价值与行为模式对推动人权保障有所裨益﹔而哪些观念、价值与行为模式能为权威或制度所 用。这就不是从古籍中引用几句话能解决的问题了。

我也十分了解如果我们能说当代国际人权观念我国早已有之﹐或能从传统吸取资源来帮助我们的工作﹐那当然是一件好事。这既有助于加强我们的自信心﹐ 也使我们的努力容易成功。但我想我们是否可以从另一角度来谈这问题﹕虽然人权观念来自西欧﹐但几个世纪以来它的内涵不断修正﹐不断扩张﹐到了二十世纪末叶 已可说是人类共同遗产﹐今后且必有进一步发展。比如说﹐女权观念是否能在我们当前所熟悉的人权范畴内讨论﹐必是今后几年大家争论的课题﹔又如一个足以维持 生存环境之权利也引起了国际社会的注意。如何平衡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与环境的维护实有赖于国际社会的共识﹐尤其是富裕国家与亚非拉美国家的共同努力。在这 样的情况下﹐我们或不必斤斤计较我们传统文化对人权观念作了什么贡献﹐有多少贡献。只要我们每一个中国人立志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人﹐主张宪法及法律上的种种 权利﹐进而学会监督政府﹐不使滥用权力﹐这就是当代中国人对人权的贡献。达到了这个目标﹐中国社会的各方面﹐尤其是学术方面必定大有进步。那时候中国人对 人权的理论与实践也必能做出较大的贡献。

                         
一九九二年冬季

2001-1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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