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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磨难志不衰记中国骨科专家右派车玉生氏
严家伟



为世所弃,却不弃世;不为邪恶所同化;始终保持清白、清醒地做人。



公元1995年在中国的医药学术界,有一起值得大书特书的事件,那就是中国医药学史上一部篇幅最钜,收词最多的医学工具书《中央英汉医学辞海》(图解)在台北中央图书出版且诞生了。全书共收词廿十余万条,人体解剖彩色图二佰余幅,总字数一千余万字,为当前世界上篇幅最大,收词最多,除百科全书外的一部最大型综合医学词典,也是世界上第一部英汉西医学辞典中有系统地收入中国传统医学词目(限针炙及植物性药材部分)的辞典,完成该书历时6年耗资台币二千四百余万元,有数十位专家参与,而主编者便是一位 幸存者中国的骨科专家车玉先生。

就是这样一位国宝级的人才,不仅在58年被打成所谓右派分子,而且还在两劳(劳改、劳教)场所中,被整整地关了二十多年!

 
强寇压境投笔从戎

 
车玉生先生,山东文登市人又名海风,晚年自号愚僧。1919年生,1937年毕业于文登师范校。正准备应聘执教,而其祖父母抱孙心切,令车与一素不相识之女完婚,车反对包办婚姻,坚不从命,遂离家出走。

此时,任山东省主席的韩复榘,按照著名学者梁漱溟先生乡村建设的有关理论,在全省七、八十个县中,撤销了区政府,改为乡农学校,校长有区长之职,为一把手,一把手为教育主任、主管教育,再次为指导员,管经济,以及军事教官。其时济宁正举办乡村服务人员训练处,培训上列各类人员,车离家后,便到济宁,被录取进入教育主任班培训。

此时是1937年8月,日寇正发动七七事变,大举进攻我国,豕突狼奔,烽烟遍地。10月以后,大批敌机空袭济宁,造成惨重伤亡,而韩复榘为保存实力,竟不战而退,率军逃跑,于是梁漱溟先生成立游击训练班以培训抗日骨干,车玉生旋即进入该班,并奋笔疾书,以诗明志,有句云:弱冠从成气吞虹,寇声急,生死置度外,别无所从

在日寇的强劲攻势和韩复榘的退缩逃跑下,山东很快便沦陷了。车玉生随游击训练班全副武装进入河南。此时,中国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蒋中正委员长,以召开军事会议为名将韩复榘逮捕,并果断地将韩处决,所有山东的武装人员均在商丘被国军警备司令缴械。游击训练班两千余人,徒步到达河南南阳以西的镇平县杏花山菩提寺(该地是当时乡村建设派的基地之一,负责人为彭禹廷先生)集结待命。

1938年2月,梁漱溟先生,从这两千余人中,亲自选定了一百五十余人,送到武汉,成为我国政府在该地举办的战时工作干部训练团(简称战干团)第一期的学员,该班毕业的学员以后均由我政府规定亨有黄埔军校15期之同等学历,此是后话。车玉生亦名列于这一百五十余人之中。经过半年产格的军事训练后,7月16日,三民主义青年团建团仪式在武昌举行,蒋中正委员长亲自主持了入团仪式。年仅十九岁的车玉生抱着一颗爱国抗日之心,参加了庄严的入团宣誓。

是年8月战干团第一期学员毕业。经过精心挑选,车玉生等10人被留下,其余则作为骨干返回山东组织游击战争。这些人回去后,一个个抛头颅,洒热血,与倭寇拼死抗争,为中华民族的抗战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车玉生等10人留下后,于8月在武汉珞珈山,进入了中央训练团青年干部训练班(第一期),经过两月多的训练到10月底结业。此时武汉失守,训练班学龄前员被分到各省去建立、发展青年工作。这时又经过精心挑选,在全班学员中,选出36人成为青干班军官队,真可谓精英中之精英,当时他们(被人戏称为三十六个置于),由桂永清将军亲自训练,车玉生也在三十六人之列,先到了湖南长沙,后又到桃源,接受各种轻重武器之训练。随着战局的变化又由桃源而又湘西,再贵阳,最后到达中国抗战的圣地,陪都重庆。

五十年后车老旧地重游,挥笔写成如下诗句,足见其壮怀豪情:
泪挥独忆珞珈山,
气壮山河意指天。
湘鄂川黔志未馁,
一心报国苦犹甘。

1939年3月1日,中央训练团党政班在重庆南泉开办第一期,车玉生等即以服务员名义,与党政班生活在一起。第二期地址由南泉江往浮图关,期时,蒋介石为激励抗日士气,将浮图关改名复兴关,意在抗日到底复兴民族也。同时又将其爱子经国先生送入二期受训,车玉生与经国先生同班。经国虽贵为太子,却是个平易近人的谦谦君子与车同室傍傍床相处甚得。

此后不久车玉生被正式调到中央训练团教育长办公室任上尉副官(教育长是王东原先生)。1941年刚刚满过二十一岁的车玉生已晋升为少校了。

在人生的旅途上,车玉生以其优异的才能,首次展现了他的辉煌,他正一步步走向高层,接近核心,并完全有可能成为中国政坛上一颗耀眼的,正在上升的明日之星!

  
艰难抉择弃官从医


知足常乐,古有明训。就名利而言,个人的确应早点知足。但若在知识、技能、学问等方面,一个人似乎又应当不知足才好。车玉生正是这种不知足的人。

他不仅没有因宦途得意,才二十了头就已官拜少校而飘飘然。相反,却痛感到自己的诸多不足,其中最重要的是欠缺正规学历。一个师范学历,不仅太低,而且又未在校执教:在军队任职,却连军事院校的大门也未得入(战干团按黄埔15期同等学历计,在当时还未被纳入正轨),真有点非文非武的味道。再看从山东来的许多同学都纷纷考入大学去了。

正在此时,一个生活中的事件,给了车玉生不小的刺激。车的一个女友正在中央训练团音干班学习,不仅年轻貌美,且极富音乐天才,弹得一手好钢琴。与车情投意合,过从其密。但该女在1942年音干班毕业后,却去了白崇禧家担任家庭教师,车对此表示不快,去信阻止。殊知此女不仅不听,反将她过去读书(音干班)时,用车的一些钱,以汇款的形式还给了车,似有绝交之意。车一怒之下,遂与之断绝往来。这件事给车玉生的自尊心造成了不小的伤害,觉得在人家手下作这么一个副官,实在显得太庸庸碌碌了。因此经过几番思索,终作出决定:从头开始,再去求学。

车玉生把他的这个想法去告诉了教育长王东原先生。王平素对车十分器重,觉得他少年老成,聪明干练,特别是车的记忆力,王最为欣赏,平日事先钜细,即使事过多日,只要王一问,车便立即能将他要问的事,或要找的人,一一从头告知,从无错漏,使王觉得真是其身边的一名得力助手。因而他对车的成长,乃至一言一行均十分关心,且爱中有严。例如他见到车勤奋好学,诵读英文,脸上便露出了欣慰的微笑,颖颖点头。但若一听到车在屋内读俄文,他就会迈着沉重步子跨进屋来,语重心长地对车说道车副官,别念了,别念了在今天看来,也许会觉得这位将军,太爱管闲事了,但在那个时代,他的苦心孤诣,却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这天,他听完车玉生的陈述,脸上露出了惋惜之色,但沉吟半响,还是同意了,并问道:你准备上哪里读书呢?车答道:准备到我们山东医学院去学医。王听了高兴地说道:好,很好,有志男儿,不为良相,也当为良医,去吧!临行前,王东原先生还送了几百元给车玉生作为助学之资。

离别浮图关车去向霍原璧老先生辞行,霍是陈诚、王东原更早期的老保定,深受敬仰,他告诉车毳世切莫为官,又说学医足以济世,更鼓舞了车学医的决心。

1942年二十三岁的车玉生,抱着不为良相,也当为良医的志向,考入了当时设在四川万县的山东医学院。并为自己订下了约法三章:1、从此不再过问政治;2、不出风头;3、不谈恋爱一心读书。

当时正值抗战期中,国难当头,而教育部长陈立夫先生,对于教育则是十分重视,特别是许多理、工科院校,都实行公费。象后来荣获诺贝尔奖的华人科学家李政道、扬振宁都是当时我国公费培养出的大学生。山东医学院也是公费制,但毕竟是战争年代,条件仍十分艰苦,无论生活条件或教学设备都极其困难和简陋。学生一日只有两餐饭(上午9时,下午4时),教学工具,由于学校是从山东逃难而来,所以几乎是一无所有。

当时学校的教师,基本是留德的,教学多用德语,头两年最使车玉生感到紧张的,一是必须从头学德语,二是解剖学没有人骨标本,全身二百多块骨头,单靠解剖图纸上谈兵是绝对不够的。幸好此时抗战大后方的第十重伤医院就设在山东医学院附近,二者在业务上已合为一家。解决了尸体解剖的许多难题,然而每个学生要有一副骨架,角然办不到。于是为了学医,车玉生和他的同学们,只好干起了掘坟盗墓的事来。但他们要盗的既非珠宝,也非钱财,而就是那墓中主人的一具骨架。墓穴多在旷野,有不知名的野葬地,也有值得人们永远崇敬和怀念的无名英雄。

车玉生和他的同学们,挑选的都是那些埋葬三年以上,八年以下的墓穴,因为这时死者肌肤已经腐烂,而骨骼却完整,他们都是在深夜,从墓侧掘开一个刚可容人进出的洞,然后自己钻了进去,这时腐尸的恶臭扑鼻而来,令人欲呕。但为了求学成才。顾不得这一切,忍着难闻的臭味,借着电筒的光辉,一节、一块地把尸骨取出,墓内一人捡,外面有人接,女同学站岗放哨,就这样,不知经过了多少个艰难的夜晚,最后,每个同学都有了一副完整的人体骨架标本了。

头两年最紧张,最困难的学习没有能难住车玉生,在解剖学结束考试时,教授用德语指定了几个他要的骨骼的名称,车玉生立刻熟练地把这些骨头从标本中捡了出来摆在教授的面前,并用德文回答了教授的提问。考试成绩优良。

他不仅学业优异,而且在在同学中表现出非常优秀的组织才能和号召能力。因此被同学们推举为该院学生会主席。到了一九四四年终于违背了他自己订下的约法三章。开始与一个比他高一年级叫杜敏时的女同学(又是同乡)谈恋爱了。才气横溢,总是异性注目的对象,杜敏时对车人品才能都十分爱慕,成了她心中的白马王子,而同学鲁北人蔡玉汉又是车、杜二人的好友,积极从中穿针引线,所以终于使邱辟特的神箭射进了两人的心中。

不久车玉生因营养不佳患了因缺乏维他命B1所致的脚气病,双腿无力,几乎上不了台阶。当时根本买不到维B1的任何制剂,只有靠吃麦麸和鸭蛋汤(鸡蛋太贵都买不起),以疗顽疾,此时杜敏时在经济上给了车一些接济,后来病总算慢慢好了。

1945年上半年抗战即将胜利前,学生生活反而更苦,校长的太太主持学校财政,对学生伙食费占有侵吞,学生极为不满。一天早餐时几个山东日照的学生,因一点口角把鲁北同学蔡玉汉和鲁西的崔义明打得头破血流,校长也是日照人,对此不仅不主持公道,反而坦护共乡,将蔡崔二人除名,引起多数同学公愤。学生抬起校方除名蔡崔二人的告示牌,在校园内游行,直奔校长办公室,校长慑于众怒,只好溜之大吉,车玉生领导了这次学潮,最后由万县专员曾德威等出面调查、调解,校方收回开除学生之成命,并由鲁北张教授等组成校务管理委员会代行校长职务,学潮取得了全胜。

1945年8月在盟军的强大攻势和原子弹的攻击下,不可一世的日本终于无条件投降。全中国都沉浸在欢乐的海洋中。但就在这时,苏联乘机出兵侵占我东北,更为可恶的是,将我东北三省财富劫掠一空。消息传来,青年学子一个个义愤填膺。本来抗战之前,俄国佬就抢走瓜分我们的外蒙古,人们记忆犹新。殊料抗日胜利伊始,披着盟友外衣的俄国佬,竟在光天化日下,干出了与日寇如出一辙的强盗勾当,旧恨新仇,能不怒发冲冠?!

这时身为山东医学院学生会主席的车玉生,顾不得三年前曾给自己立下过的不过问政治的誓言,振臂一呼,应者如潮,抗战期中,迁来万县各院校,立刻组成了浩浩荡荡的示威队伍,在万县举行了一场威武雄壮的反苏大游行,车玉生任总指挥。同学们高呼口号,散发传单,张贴标语。愤怒声讨苏俄的侵略罪行。许多市民纷纷自觉响应,加入游行队伍,同仇敌忾,场面感人。事后车玉生对人说我自学医后,已决心不再过问政治,但国家的耻辱,民族的尊严,不允许我沉默。这是我学医后,破例地过问了一次政治。

1946年车玉生在山东医学院毕业,来到重庆市民医院(现名重庆市第一人民医院)实习,1947年4月,被正式录用车与杜敏时结为伉佩。
    当时重庆市民医院,如果用今天时兴的术语来说,虽然在硬件(如病房、设备)方面,并无特别独到之处,但在软件方在。却堪称实力雄厚,抗战中从上海医学院来川的一大批技术尖子,都在这里落地扎根了。车玉生象一粒优良的种子,落在了这块外科技术的肥沃土中,因而基本功练得很扎实,进步也十分迅速。1948年傅安龄先生主动提出愿介绍车去上海海军医院工作,这个机会对于车玉生来说的确是太宝贵了,这不仅因为海军医院是当时国内最先进的医院之一,而且它直属海军,而海军总司令桂永清将军又是车的老领导,其发展前途,自不待言。但此时车玉生在重庆却拖着一大家人,妻子杜敏时娘家由于是地主,在内战中,从老家逃来重庆女婿家中,因此车玉生养活着车、杜两家连同保姆近十口人,全靠他们夫妇工薪养活。在这种情况下,他去海军医院之梦终未能得园,也是不得已而作出的牺牲。

历史的脚步,很快把中国带到了一九四九年这个十字路口。国共内战即将告一段落,车玉生也走到了他一生中一个最重要的十字路口,如前所述,他完全可以随海军医院去台湾,但因此而骨肉离散,又是他难以接受的。正当徘徊难决之际,车的一位老朋友李医生从广州来到了重庆,李是车玉生在浮图关时的同事,二人曾一道学俄语。李医生对车说我从广州来,对共产党的情况,有所了解,象你这样早就已脱离了国民党去学医,现在又是医生,根本没有再涉足政治的技术人员,留下来根本没问题,不用怕,不要走,跑到台湾,妻子儿女怎么办?并告诉车玉生说车医生,你别怕,你知道吗?共产党来了三生有幸,你就是三生之一,车听了不解,问道:此话怎讲?那人说:所谓三生就是指医生、学生、先生(教师),这三种人,共产党要特别给予优待,故曰三生有幸。

人拿不定主意的时候,最喜欢听对自己有利的话,最容易相信那种对自己最好的结果。车玉生也觉得,我在国民党的手下虽然干了几年,但那是为了抗日爱国,并没有去打过共产党,总不能说抗日也有罪,何况我早就脱离了国民党,三年国共内战,我是一个无党无派的医生,共产党应该是不会找我算什么账的,别怕!

就这样,他决定和全家一起留在重庆,每当心里觉得不踏实的时候,他便服下三生有幸这片镇静剂以安抚自己。


三生有幸反成不幸


1949年年11月30日共产党的军队进驻重庆,不久给市民医院派来了一个军代表主管一切。真是无巧不成书,这位代表不仅是车玉生的同乡,而且是车的小学老师之弟弟。同乡加上师生谊,使二人似乎有点一见如故,关系比较融洽。于是接收医院,清理财产,这些事,军代表都叫车来一道参与,很快车成了医院内的一个积极分子了。1951年后,开始了镇反运动,车玉生将自己的历史作了彻底的交代,究竟彻底到什么程度呢?用车自己的话来说不仅按年按月作了交代,甚至某天干了些什么,凡是重要的,有价值的,都写得一清二楚的。

1952年的三反运动中,车玉生更在院内担任了打虎队长,抓贪污分子,搞得很是轰轰烈烈。随着运动的发展,车从内心逐渐感到: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这些提法都无可非议。但一些具体的作法,却使人感到很难以接受,特别有几件事,简直叫人触目惊心,事隔多年也不能平静。

例如医院里有个老太婆(工人)叫任少卿,负责在妇产科门口接待病人,给病人一点卫生纸,同时每次收费一分钱,运动中,她也交代了,但竟被打成老虎。斗来、斗去、活活整残。又如护理部主任李锦如(女),硬说她是贪污分子。一个护理部,有什么可贪,因而她死也不认,于是打虎队员就把这个女子拉进停尸房去关起,半夜还叫人在外面装鬼叫,往停尸房窗上撤沙子。一个文雅的弱女子,哪禁得起如此恐吓?终于被副得精神失常,从窗子上往外跳,腿跌断,成了终身残废。

这些事使车玉生生的良心深感不安,他觉得:反贪污本来是对的,但这样任意伤害无辜,却是完全不能接受和原谅的。

1952年医院经重庆市卫生局批准,决定派车玉生去北京进修骨科,与此同时车的大女儿车芳因患髋关节先天性脱位,当时四川无法治疗,于是同意车带孩子同往,边进修,边照看孩子治病。车带女儿到京后,因住院问题几经周折,最后在天津骨科医院进修(孩子也在那里住院),在指导医师方先之教授副食之下,认真学习新技术。这时,天津骨科医院,在用链霉素保证下,开展了国内首例骨与关节结核病灶清除术。车玉生进修完毕回渝后,于1953年夏在重庆市第一人民医院开展此项技术,受到教授的重视和好评。此后车玉生又在重庆带头开展了腰椎问盘手术、膝关节半月板手术,以上手术均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受到西南医学界的瞩目。贵阳、成都,甚至陕西、湖北的此类病人也纷纷前来重庆求治。同时,川医、贵医、云医以及西安医学院的学生,也都前来重庆第一人民医院实习。

医疗实践的成功。使车玉生在理论上有了更进一步的提高,为创作提供了充沛的源泉,一篇篇有创造性见解的文章,署着车玉生的大名,都先后发表在国内权威性的医学刊物上。如《中华外科》杂志1957年2月发了车的《慢性骨髓炎的综合治疗法》一文。该刊主编特别在文前加了按语:1957年7月《骨科通讯》又发表了《膝关节半月板的手术治疗》;1958年5月《外科》再次发表车的《1013例骨与关节损伤》成为我国第一个骨与关节损伤的大组报告;1958年9月《中华医学杂志》还发表了车的《回盲部癌症与兰尾炎的鉴别诊断》。除上述全国性的刊物外,车还在重庆市的《骨科通讯》和市卫生局的论文集上发表了好几篇文章如《骨与关节结核的手术治疗》、《祖国骨科医学史》、《止血带下静脉麻醉在骨科上的应用》等等。

正当我们这位才华横溢的中年医师,在医学的宫殿上登堂入室,欲更上一层楼之际,仁慈的上帝和他开了一个小小的玩笑,象当年如来佛一反掌把孙行者压到五行山下一样。车玉生一下就被推下了十八层地狱。所不同的是,孙悟空确实大闹了天宫,如来佛对他实行专政,似还犹可说也,而我们的车大夫,不但没挥舞全箍棒打谁,而是一直拿着一柄手术刀,在勤勤恳恳地为患者刮骨疗毒,却一夜之间,也被打成右派。

说起车玉生的这个右派分子,似乎还有点不大正宗。众所周知,反右是1957年的事,而车平安地辛苦过了1957年,到1958年三八节这天,突然成了右派,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他这个右派,不是正式录取,而是补差额,补上去的。天下就有这种怪事!学校招生,除了正式录取若干名外,有时还录取一、二名备取生,怕正式录取生中,临时有个把两个来不了的,可兹备用,万没想到十恶不赦的右派分子,也有这种福气。原来反右一开始上面就给各个部门下了指标,什么指标呢?在你那个部门或单位中,一百个人中要抓出几个右派来。听来似乎荒唐,其实是完全有道理的。第一,阶级斗争无时无刻无处不存在,难道你那个部门能是桃源仙境,能没有阶段斗争吗?所以一定有右派。但也不能太多,倘若人人,或大多数人都成了右派,那又怎能体现,多数群众是跟党一心一德呢?所以就只好预先定下指标,要揪出百分之几,这就说明反党的右派毕竟只是一小撮,请看,这是何等的英明和正确啊!

当时重庆市卫生局揪右派的指标听说是百分之三!多乎哉!不多也!

然而,也是车玉生合该倒霉,1957年完了,这个指标就没完成,怎么办?毫无疑问,必须坚决完成!

1957年鸣放开始后,车玉生凭直觉感到气氛不对,还是少说为佳。妻子杜敏时,也对丈夫提出了忠告:老车,少开口啊!所以他本来打算什么也不主产,可是领导却三番五次来动员,说提意见是帮助党整风,提借了也不要紧嘛!甚至还说意见提得就是不正确,那也只是个思想方法上的问题;但是如果不提意见,这就是你对党的态度问题了,你也是要和共产党同心同德呢?还是要同床异梦呢?天呀!谁都会明白,一旦认定你是个同床异梦者,其后果将是什么?车玉生感到不应付两句恐怕不行。

那么说什么呢?政治话题,肯定不能谈,那么就谈点日常工作的话题该可以吧!言不由衷,没话找话说,本来就不是车的个性,然而不说又不行,这可难坏人了。后来市民革在重庆市卫生系统开征求意见会,用汽车把车玉生请了去,今天务必要衣您老兄,帮助党整风提点宝贵的意见。人家如此礼贤下士、齐玄德三顾茅庐,也不过如此吧!你要是再一言不发,也就实在有悖于情理,也就难怪人家要怀疑你是同床异梦了。

车玉生坐在汽车里,边走边想,搜索枯肠,终于想出了一条自认为是无伤大雅的意见。那是1956年重庆市第一人民医院外科贾主任去天津做手术期间,由车玉生代理主任,手术室要求要添置一些医生术前洗手时用的衣服、鞋子之类的东西,这本是医疗上司空见惯的事,车便同意签了字,由总务科造计划到会计室去领钱。按财会制度应由院长何贤宝批准,才能发钱。何便问财会科的人这衣服、鞋子是给谁穿的?答曰是医生们穿的。何院长一听老大不高兴说:这些医生一个月领了那么高的工资了,怎么衣服、鞋子都还要公家出钱买?财会科那人不知是不懂医,还是不敢犯上,只好唯唯诺诺说这这个我不清楚。何院长最后还是勉强批了,满腔不高兴。这事后来车玉生知道了,觉得你是个院长,怎么这点医疗常识都没有,手术室要保主下无菌操作,怎么能穿着自己的衣、裤鞋子进去做手术呢?据说当年山东省主席韩复榘去视察中学,看见学生打兰球,立刻把校长叫来训了一顿,说:我拨给你的经费,你拿去干什么去了?这么多人抢一个球,你就不能给他们一人发一个球?弄得校长哭笑不得。这也不知是否真有其事,但车却不敢用这类话去调侃何大院长。那天他在会上谈了这事,把话说得委婉又委婉,客气又客气,说希望何院长多到下边来走走看看,到手术室来参观参观,这些问题都是可以避免的。他心想这样说够和风细雨了吧!

当时会上谁也没说这意见有什么不对,但等到秋后算账的时候,等着他的却是一场暴风骤雨!

1958年3月8日夜晚通知车玉生去大礼堂开会,他还蒙在鼓里,什么也不知道,一进会场,好家伙!满屋满墙已贴满了大字报揪出大右派车玉生,坚持向大右派车玉生开火!车玉生否定党的领导,必须低头认罪接着来的是批判斗争,更确切地说是诬陷和辱骂,请听听下面这些高论吧!

你车玉生说,何院长不懂医疗技术,也就是所胃外行不能领导内行,说穿了,就是要把党的领导赶出医院,这家伙是何等嚣张,何等疯狂!

"告诉你车玉生:你不要以为没有你,重庆市第一人民医院的骨科就要关门了,地球就不转了,你在作梦!

坚决清除这个败类!

坚决揪出这个坏家伙

扣帽子,打棍子,尚不足以表现自己的左和革命,就只好借助于歇斯底里的喊叫。一切都已丧失理智!一切都已无理可讲!

几天后,又再次批判,这次强自更加升高说车是一贯反动。什么叫反动,这定义谁也搞不清楚,大约凡不合当局之意,或长官之意者,均可谓之反动。既然有这么个模模糊糊的内涵其外延自然无边无际。如再加上一贯,那意思大约就是:此人从来就没做过一件好事;从娘肚子出来就不是个好人;如果他以前曾加入过共产党,那只能叫混入党内;即使是做了极大的好事,也只能叫伪装积极。总之凡加上这个诛语,即意味着将对此人全盘否定,一棍子打死。

这时重庆市卫生局五人小组(专门决定谁是右派的权力核心)中,有个女士与车有一定交情,冒着风险,晚上悄悄来到车的家里,告诉车,事已如此,千万要忍耐,在会上千万不能反驳,否则,后果会更不堪设想。车照办了。然而逆来顺受,也无法挽狂澜于既倒。

1958年5月1日,这个据说是全世界劳动者的节日,就在这一天,车玉生这个年富力强、风华正茂,曾为无数患者解除过痛苦的医生,这样一个正直的劳动者,既无任何过失,又示经过任何司法程序,就被剥夺了工作权利和人身自由。他的名字从重庆第一人民医院的名册中莫明其妙的消失了,而且不明不白地送到了自贡市,进行劳动教养集中改造。

当时,一位官员对他们说你们这些劳教人员有公民权,不同于判刑劳改。按照中国的法律,任何公民,必须构成犯罪,并经过司法审判认定有罪后,才可以开除其公职,剥夺其人身自由,强迫进行劳动改造。然而当时的车玉生并无谁指控他犯了什么罪,更未经过任何司法审判,判定他有罪,可他的公职被剥夺,甚至连人身自由也丧失了,连同妻子儿女住在一起的权利也没有了,必须到指定的地点自贡来接受所谓的改造,但同时又说他还有公民权,真弄不清这是一笔什么糊涂账!

车玉生就这样被糊里糊涂地弄进了劳教队,更可笑的是还要他自己来定个改造计划,你自己说,你要在这里改造多久才能改造好、如果真是可以自由表达意志,那答案肯定是:我今天就应该离开,因为我既不愿意,也没有必要到这里来!但已到矮檐下,怎敢不低头?于是有人订3年,有人订2年,车玉生也订两年改造好。不知怎么官员又说车太保守了。那年头不是甚么都在跃进为一年改造好。至于什么是改造,怎么个改造法,如何才是好,恐怕只有天知道!

与此同时,重庆市第一人民医院,却由于车玉生的离开,虽然地球还是每天照样转,但整个骨科却彻底关门大吉,有关的医生、护士、也劳燕分飞、东走西调,直到二十多年后,车重新回到该院,才又重建了骨科。不知那些在批判会上慷慨陈词的先生们,对此作何感想?

有人说1957年揪斗右派分子,是引蛇出洞以便聚而殊之所以这不是阴谋,是阳谋(为汉语增添了一个绝妙的新名词此功不可没)。但最后(虽然是二十多年后)又不得不承认反右斗争扩大化,反右还是该反,只是扩大了一些,究竟扩大了多少呢?从当时报纸上看到的,中央各部、委直属机关、北京各高校,许多都是百分之九十几,甚至百分之百都得到了改正,据有关资料显示,1978年全国公职人员中被改正的右派为552877人(见:《炎黄春秋》1955年第11期)而没有得到改正的右派全国总共不过5000人左右,也就是说,既不是扩大了百分之十,也不是二十、三十,而是扩大了百分之九十九。

当然,反右斗争,仍然是必须的,正确的。


忍辱负重素志不改


从此,车玉生开始了他的半囚徒生涯。在劳教队里,没有分派他去抬石、运木,仍然是医生。这是对他的优待吗?非也!这有个专门名词叫用其一技之长。这是公开的,冠冕堂皇的名称,另外,还有个内部名辞叫废物利用。你是医生,应该是科技人员、是国家干部。但是,你入队(劳教队)后,你甚么也不是了,你仅仅就是一个劳动力(又是一个特殊的专用名辞),把你这个劳动力用来拿听诊器,手术刀,比用去拿钢杆、抬杠子,效果更好些。因此就叫你作医务劳动的劳动力。在这里劳动这个词,已经变了味,再不是政治教科书里面讲的劳动创造人、创造世界劳动是光荣、伟大的豪迈事业等等。而是一种特殊的惩罚方式。所以送劳教是一种毋须经过司法程序的最高行政处分。这就是车玉生必须直面的无情现实。

车玉生以一个科学工作者的客观和冷静、默默地承受着这一切不公正的待遇,同样以一个科学工作者的道德和良知,努力作好自己担负的一切医疗工作(当时只能称作劳动)。也许是劳动的十分出色,也许是当时他们那个劳教单位(四川铁路工程总队)太缺乏这种特殊的技术人才(啊,不劳动力)了,所以就在1961年底宣布对车玉生解除劳教。

按理讲,既已解除劳教,本人就有权离开你这个对我实行劳教的单位。因为你仅仅是一种最高行政处分,处分既已完结、解除,别人自然有权离开。然而事情就有那么怪,就是不准离开他这个劳教单位。据说是工作需要,必须你老兄留在这儿,这叫服从需要。如果谁要胆敢不服从,就会慷慨地送你一项帽子叫做妄图摆脱无产阶级专政。

车玉生当然不敢妄图摆脱,不过当时对他似还有另眼看待。61年底刚一解教,不久即宣布恢复其主治医师职称,恢复其原有工资。而且不当作所谓就业人员而是作为一名技术干部留在医院工作。除搞医疗外,还不时出差采购医药器械,并准其参加院务会议。在所谓解教人员中,能受到如此礼遇者,实不多见。于是车玉生也只好随遇而安,留了下来。但接着医院又出新招,准备把车的妻子也从重庆调来。车玉生明白,如果这样,他将永无希望离开劳教队回重庆了。连忙告知妻子坚决不同意,因而此计终未得逞。

但是车玉生虽然心里不痛快,不愿留队,工作上仍然是拼命地干,而且积累了不少的资料。单是膝关节半月板手术就有五、六十例,而其充气造影资料有六、七十例,可惜均在文革中全部被毁。

这几年中,车玉生在四川铁路工程总队医院里不分外科、内科一人顶了下来。外、妇、内、儿、传,凡是重病疑难病,都只有他来处理。修铁路流动性大、生活艰苦、工作危险、事故频繁,这给医疗工作带来了更多的压力,而医院随工程流动,因陋就简,设备更谈不上,但这一切都难不到车大夫。在西昌喜德县一次事故中,一名解教人员叫向光华,是一位中学教师,遭到脑外伤,造成颅内血肿,深度昏迷,生命垂危。而当时,他们医院连个开颅器也没有。车玉生就地取材,因陋就简,叫汽车连作了一个园锯,就靠着这么一个土家伙,在深夜12点为患者打开了颅腔,取出血块,凌晨3点病人便从昏迷中醒来了。在五十年代在那么一个医疗设备十分简陋的地方,能救活这样的重病人,一时被颂为奇迹。后来这病人成了车的好友。

然而精湛的医术,出色的工作,在政治寒潮袭来之时,不但不能遮风蔽雨,反而成了别人妒恨和攻击的目标。1962年千万不要忘记的伟大号召一出笼,车玉生立即被视为阶级异已分子。院务会议,也不要他参加了。1963至1964年该队更将所有右派全部集中,听说是准备送往青岛、新疆。1966年那场史无前例的大灾难大革文化命,终于革到了每个中国人的头上。这时车玉生连请假回家探亲的权利也被剥夺了。

1967年车的妻子杜敏时从西安回重庆途中来看望丈夫,妻子告诉他的几乎全是坏消息,都是车过去的老同学、同事,一个个在政治上遭了殃,挨了整。车已明白,自己恐怕是在劫难逃了。于是叫家人作好思想准备,把身边积蓄的一点钱都交给了妻子。一切交代完毕后,反倒平静了下来。这时全中国大陆,已经变成了一座疯子的乐园,一介书生的他,除了听天由命还能做什么呢?!

人在逆境里,在远离亲人、朋友、同学的环境中,孤独感是十分可怕的,最希望得到的自然是友谊和一两个知己,而在那年代人与人之间存在的只有互相监视和告密。这时,一个叫牛亚男的女右派分子闯进了车玉生的生活中。牛亚男也是一个知识分子,作财会工作,因有亲属在海外,当右派自是意实中事。到劳教队后,她被分配到医院供应室作消毒医疗器械等杂活,牛亚男对人大方热情,彬彬有礼,对车更有师长般的敬重,而且两人在许多问题(特别是有关政治等问题上都有十分近似的观点,所以无形中车也视牛亚男为自己的一位红粉知己了。

1967年姚文元《评陶铸的两本书》在人民日报发表。连太阳里有黑子这种人尽皆知的自然现象,居然也成了诬蔑伟大领袖罪!真是千古奇闻。而姚文元早在1965年发表《评海瑞黑官》一文时,车就对此人的武断专横,十分反感。这次看了他的《评陶铸的两本书》觉得如此牵强附会,信口雌黄地给人罗织罪名,不仅登在《人民日报》显著位置,而且这样一篇文章,就可以打倒一个中央政治局常委、兼国务院副总理,真是太荒唐、太可怕了,就连昔日秦桧的莫须有、雍正的维民所止也显得相形见础。然而这些话,如骨梗在喉,又敢去向谁讲呢?在吟罢低头无写处的愤慨和惆怅之中,他想到了牛亚男,于是写出一张字条,悄悄地给了牛亚男:你看了《评陶铸的两本书》没有?这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典型,如此下去,国家不知将伊于胡底?!

这种不平,这种忧虑,在当时可以说,任何一个良知尚未泯灭,而又稍有头脑的中国人心中都是存在的,然而在四人帮的淫威之下,又有向人敢于表露,敢于向人倾吐呢?车玉生这样作了,然而在那个年代,敢说真话的人是要遭殃的。

牛亚男这位小姐,不知何时有点收藏癖,凡是她认为好的,有意义的东西,总是舍不得丢弃,也许车的这张字条,正是她的心声,而且是在那样的血雨腥风之中,有人敢向她表达,这实在是太珍贵的纪念了,于是她舍不得销毁,把它藏在了自己的箱子里面。然而她忽略了当时那险恶的环境,公民的人身权利,根本没有任何保证,任何人随时都可能被搜查,被抄家,何况她不过是个所谓的黑五类,那还在话下吗?

1968年因为一个偶发的其他事件,队上干部对牛亚男因怀疑而进行搜查,什么也没搜出,却搜出了车玉生那张大逆不道的字条!

在那时,别看是张小字条,可是比谋杀太子,拐卖公主还要严重的滔天大罪。牛亚、车玉生都被打得死去活来,什么捆、斗、九十度弯腰、喷气式,咱们在这方面的花样,不用说历来都居于世界领先水平。而且还有个老账新账一齐算的优良传统。所谓老账并不限于三、五年,十年、二十年乃至上一代人,祖宗三代的都在算之列。于是斗争之中车玉生的一切历史问题都被翻了出来,以证明其一贯反动。更有甚者,批斗者充分发挥其高度而丰富的想象力谓:车玉生,你当年才二十出头,就在国民党内,官拜少校,怎么一下子不干了,跑去学医,明眼人一看便知,这一定是国民党指使你潜伏下来,以便暗中进行破坏活动,怎么回事,快快老实交代。此言一出,人们欣喜若狂精神大振,揪出了一个潜伏多年的国民党老特务,这自然又是文化大革命的一个丰硕成果了。不过他们不知是有意蔬忽,还是不愿看看这一事实:车玉生并非在48年、49年国民党行将撤出大陆时潜伏下来,而是在1942年国民政府眉威时期,怎么就知道将来要被共产党打败,而早早主不潜伏了呢?然而那年代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啊!于是就这样,七斗、八斗,无限上纲,终于以反革罪被逮捕,进而判刑劳改,牛亚男也以同样罪名被判刑,送往汉王山茶场劳改。

天命之年作楚囚,1970年,年逾五十的车玉生,拖着一身的伤病,被送进四川省第四监狱,进行关押劳改。

大概又是废物利用原则在起作用吧!车玉生一下囚车就被关进了监狱医院,穿上白大褂,令其从事医务劳动。中国人是非常聪明的,政治上把你斗倒,搞臭。但对你的技术还必须拿来为我所和,使之成为最有剩余价值的劳动力。于是便化废为宝了。

车玉生并非不懂这些,但他的态度是:世人弃我,我不弃世,不管此人与我有无恩怨,那怕是素不相识,甚至斗过整过我的人,只要你有了病,住进了医院,就一定尽心竭力,为你治病,甚至甘冒风险,也在所不惜。

当时车玉生在政治上是专政对象,身体上伤病俱全,肩周炎使其举手抬臂都艰难万分,然而,这一切都不能使他放弃作为医生应尽的天职。特别是当病人处于死神威胁的生死关头,车玉生不仅会一下子忘了自己的犯人身份,而以生命卫士的姿态与死神展开殊死的搏斗,甚至还会在一般人都认为已无能不力时,以大将风度,指挥若定,力挽狂澜,使患者转危为安。

他刚到医院不久,自己都还未从沉重的创伤中恢复过来,一天晚上,附近一个农民,被牛打伤,造成脾破裂腹的内大出血,送入医院已处于休克状态,见此情景,那些头戴国徽的干部医生们一个个面有难色。于是找来车玉生,他一口答应没问题,只要有人输血,我们就可以动手术抢救,当下有七、八个农民自愿献血,于是车玉生精神抖擞地站到了主刀位置上开始了手术。谁知刚刚把患者腹部皮下切开,他那七、八个自愿献血的阶级弟兄,,都不风踪影了。原来,一般农民缺乏科学知识,听人说被抽了血,不死,也得少活几年于是一个个都吓跑了,干部医生见此情景,也慌了手脚,连忙对车玉生说这手术看来只好不作了,没有血怎么作?当时,有个规矩:干部的每一句话,就是命令,几乎等于法律,犯人只能听从,决不能反对,就是干部说错了,也得照着做。车玉生当然知道这个不成文的规矩,他连想都没想就答道:不行,如果我们停止手术,病人必死无疑。根据刚才我对病的检查来看,病人的肠子大概没有破,淤积在腹腔内有大量的血,可以回输给病人,这样病人就有希望救活。在场的其他专政对象个个都给车捏了一把汗,这老头今天吃了豹子胆了吗?公然敢把干部的指示给顶回去,那还了得。常言道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医务工作者的一片丹心,一片忠态,似乎感动了上帝,也感动了那位干部。他不但没训斥车玉生,而且点头同意了。

无影灯下,随着车玉生一双灵巧的手飞快地转动。只听见刀、钳、镊、剪、奏出了和谐的共鸣。手术高速度、高质量地顺利完成了,淤积在腹腔中的血液,又重新回到患者的体循环内,休克消失了,死神抛下患者落荒而逃,刚入监狱的车玉生就这样打了一个漂亮的胜仗。几天后感谢信送来了,锦旗也送来了,还敲锣打鼓、鞭炮齐鸣。毛主席万岁!万万岁!毛主席的革命医疗方针万岁!感谢共产党,感谢监狱领导和革命干部,挽救了贫下中农的生命!军民团结如一和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多么动听的豪言壮语,多么感人的场面啊!然而就没有提一句:车大夫,谢谢你!似乎车大夫根本就不存在。如果还有人记得他做了什么的话,大概就是记得他有顶撞干部指标的反改造行为。

然而车玉生对此似乎并不在意,只要救活了病了,他就很满足了,于是仍然我行我素而且屡教不改。又是一个深夜,一个急腹痛的病人送入院了,这回可不是个红彤彤的贫下中农,而是个黑黝黝的四类分子。刑满留队就业,还戴着所谓的反革命帽子,管你是个什么人,车大夫只知道你是个病人,凭他多年的经验,一听病史,一看症状,伸手一摸那板状腹,就基本可以断定为胃穿孔,必须立即手术。于是马上去请来个主管干部医生。此公不知是打搅了他的好梦,心里不舒服,还是觉得这种黑四类死了也没啥,几乎看都没看一眼,就下了个口头医嘱:先把液输上,用点抗菌素,对症治疗一下,明天早晨再说。话一完,抬腿,就打算再赴温柔梦乡。另外有个医生,当时也被打成了反字号,哪敢开口。惟有车玉生不知趣,立即答道:这种手术不能拖,必须今晚作,如果拖到明天上午,病人可能出现弥漫的腹膜炎,甚至休克也来了,我们就太被动了。那干部听了,虽然心里老大不高兴,但作为医疗原则,人家句句在埋,实在没法,只好答应,但在手术时,不要车主刀,叫他去搞麻醉,以此稍示警告吧!

离监狱不远,有个长庆机器厂,一位女干部,突患腹痛,被疑为肝脾破裂,立即被送上手术台进行抢救,但手术中发现并无腹内脏器破裂的情况,而血仍然在出。病情危急,医生们焦急万分。只有向附近兄弟单位求援。监狱立即派车玉生前往。车去后,凭借他多年丰富的外科临床经验,很快就解决了这个疑难急症,确诊为卵巢滤泡破裂出血,针对病因,立即进行手术,挽救了患者的生命。

虽然车玉生如此出色地工作,挽救患者的生命,解除他人的痛苦,然而在那斗争为纲、政治挂师的年代里,特别是在那特定的环境中,他一方面在医疗实践中过五关斩六将,另一方面在日常生活中却经常丢荆州走麦城无缘无故被人欺凌侮辱,受到许多不公正的待遇。

有个姓朱的干部,叫车玉生给他看病,他骄横傲慢,根本不把车放在眼里,还恬不知耻地说你们这种人,还能给我看病,这就是你们最大的荣幸了。车以沉默表太自己的轻蔑。从而又引起他的不满,无缘无故将车弄来进行批斗。另一干部,小病大养住医院,查房时他到处玩耍去了,因而未给他开药,晚上他回来了,车玉生连忙去问问病情,刚说了一句:今天上午查房您不在这个干部一下就火了,掉上一巴掌我在不在你管得着吗?把车狠狠骂了一通。文革中搞派性,你斗我,我斗你,无止无休,有个干部受不了,成了神经官能症,晚上不能入睡。说他出不倒气,要死了,大叫救命啊!车玉生去一检查,心跳、血压呼吸都正常,是个典型的神经官能症。根据现代医学,这种疾病,是因为人长期处于极度紧张兴奋的状态,而使神经出现功能性的障碍,唯一的办法,是要使他精神放松,给予安慰和暗示。于是开始使用了一些镇静、安眠之类的药物,由于这些药物都有成瘾性,不能长期使用,所以只好改为暗示疗法。即给病人说是用的安眠镇静药,而实际用的是极上的量,最后就根本没有了,这样让病人自然慢慢地康复。

然而在车玉生用暗示疗法中,却有人去给这病人说:车玉生给您用的是安眠药,长期吃下去,就像鸦片烟一样,一辈子都离不开,那怎么办?他一听,又紧张了,马上把车找去加以责怪。车不得己,只有实言相告,用的是暗示疗法,不存在成瘾之患。谁知这一解释更槽,竟大骂车玉生胆敢用假药欺骗干部、谋害干部要把车捆起来。

真是无理可讲,动辄得昝。就在职样的环境中,车玉生仍然坚持不丢手术刀,不放弃医学实践,不放弃学习英语,犯人不准读外语,他就一人悄悄读,记单词从不间断。而且还一面搞西医临床,一面自学中医。在治疗肺结核大略血时,把抗痨药物和中药止红散相结合,取得了很好的止血效果。腹部手术后,用中药扶正理气汤,预防术后肠粘连,也得到好评。

俗话说:酒好不怕巷子深。车玉生虽然当时是一名关在铁窗内的囚徒,但他的精湛医术仍是声名远播,南充市省一临,一位长期患腰腿痛的老红军,久治不愈。通过省有关部门,将车接去南充为其治病,在南充住了三个多月直到其病情完全好转稳定才返回,这时已是1978年的5月,十年浩劫,已经过去,四人帮已灰飞烟灭,新世纪的曙光,已在中国的地平线上隐约可见了。

然而监狱里,还是一切依旧。车玉生还要在这高墙铁网气萧森的地方呆到何年何月呢?


曲终奏雅  夕照辉煌


黑夜漫长终有边,春风不日度江南,冰由颜作千重浪,江海翻波谈笑间。

这是车玉生的一位朋友,送给他的一首诗,这位朋友,当时也因受政治迫害和车关在一个监狱。1978年的中国,确实正如诗中所写是一个寒夜将逝,东方欲曙的黎明。振聋发耿见天日,得到昭雪。

1978年12月的一天,车玉生象往常一样,干完了一堆医务劳动之后,随手翻开了一张《人民日报》,他虽然关在与世隔绝的铁窗之中,但对外面世界的一切变化,仍然十分关心。

一封终于发出的信,作者:陶斯亮。陶是何许人也?当时车玉生并不知道。但这个带着浪漫的抒情笔调的标题吸引了他,于是一口气读了下去,啊!真是看破天惊,原来陶斯亮是陶铸的女儿,这篇文章就是写他父亲陶铸,如何被姚文元凭空诬陷,罗织罪名迫害致死的过程。现在,陶铸的问题,终于得到了昭雪平反。然而当年为此事,写了一张小字条,象耳语般地发了几声抗辩的车玉生,却还背着反革命的十字架在狱中受苦,天下能有这种道理吗?!

他下放报纸,连夜奋笔疾书,写出申诉,要求法院作出无罪的判决。他把这份申诉直接交给一位姓吴的监狱长,请他转交给法院。

一切非常顺利,几天以后,车玉生在文革中被搜去的相片等物品给退还下来了。1979年3月车玉生终于获得平反法院宣告车玉生无罪。

这下监狱当局似乎才意识到,车玉生是个难得的人才。一位主管领导人,把车请了去对他说我代表监狱党委、全狱干、工、家属,代表附近贫下中农,诚恳挽留下在监狱工作。并说昔日您是阶下囚,今日就是座上客了。

车玉生以淡淡一笑和归心似箭四字婉拒了这些盛情的邀请。他对这泡了他二十多年的两劳场所确实感到太厌倦,同时更挂牵着他在重庆的妻子儿女,以及他曾为之呕心沥血的第一人民医院骨科,他一定要回去。

此时,车玉生万感交集,提笔写道:六十老翁出牢诚,始醒悟,古今同一理,欲加之罪咋说都行。

车玉生回到重庆后,首先面临的是一个破碎的家,妻子迫于政治压力,不得不在文革中,和他划清界限,作出形式上的离婚。子女因出身黑五类家庭,有的被迫辍学,有的被赶到外地,有的还失业(应该叫待业)在家。车玉生和妻子复了婚,为子女找工作。联系单位将他们调回重庆,忙个不亦乐乎。

车理所当然回第一人民医院,此时医院的党委书记是文革中的红人,他见车玉生平反回来,很可能有点别是一般滋味在心头,不好说不欢迎,便说您这么大年纪了,就别上班了,我给您安排退休好了。车玉生一听,坚决不同意,他说:我落实政策回来是为退休吗?不是!是为了把丢失的二十年找回来,我要重新工作!见退休不成,又生一计,要把车调回重庆外科医院,车也不同意说我在这里,被人家划成右派,被人家打倒,扫地出门,我就要在这里重新振作,重新工作,重新站起来!

1980年春节医院党委书记,与全院高级知识分子举行团拜。许多人提起过去,都是声泪俱下,甚至泣不成声。有个老医师问道:我现在是改正右派,是个什么意思,难道说还算右派,只是改正了吗?谁来改的?搞不清楚。车玉生说不管叫个什么,反正就是我们没有错,而且我们挨了这么多年的整,一没被整死,二没被整残,三没被整疯、整傻,我们是大难不死,应该值得高兴。

车玉生又在重庆一医院外科开始工作了,第一例手术是华莹山煤矿一位因工致残的工人。为其作脊髓手术。手术那天,许多人都表现出极大的兴趣,有的人是久闻车氏大名,但不知威名是否副实,有的人是车的老战友,但他去院骨科二十多年,而且还关在大牢里多年,还能做手术吗?各种各样的心情,引发了各种各样的好奇心,于是都想一睹为快。车玉生从容不迫地走进手术室,洗完手,穿上工作服,站在主刀位上熟练地开始了工作。手术顺利地完成了,术后效果极佳。真是宝刀不老,身手不凡,获得了一致的好评。接着车玉生担任了外科主任,并着手重建反右后就垮了的骨科,1981年完成骨科重建工作,遂改任骨科主任。

车玉生历来重视书籍和资料的收藏,当年家中曾是藏书万卷,坐拥百城。但此次回来却发现已是书去屋空,家徒四壁。原来文革中,儿子怕这些书惹祸,便将其转移至他在南充的丈母娘家。谁知车玉生的这位亲家母是一个不识字的妇女,看见这么多的书,不给它们安排点用途,岂不白白浪费。书全部发光发热!不仅派上了极大的用途,而且使这位民妇同伟大的秦始皇也能来个欲与天公试比高了!不愧千古美谈!

失去的就让他失去吧!车玉生又从头作起,搜集资料、书籍。1982年恢复中断了几十年的学术活动,参加了昆明的中法外科学会;1983年又加入了四川骨科学会及重庆市骨科学会,1984年又到南京参加了全国骨科学会。直到1985年他才离开骨科主任的行政职务,退居二线。

从车玉生八○年回院重建骨科以后,直到他退居二线前,他与葛尊信副主任一道带领全科共作腰椎向盘突出症手术近百余例,取得了很好效果,优良率达百分之九十四点六。在治疗腰腿痛病人方面,车玉生通过查阅外文资料和吸收外地兄弟医院的先进经验,再经过反复多次试验,终于完成了水剂造影的先进方法,使医生在手术前能准确地查清病灶、病情,以便有的放矢,对症施治。这些先进经验在1984年全国骨科学术讨论会上,受到了与会者的重视与好评。在此期间车玉生还在省市骨科学会上作了《关于痹症探索》的报告,还发表了《麦氏症再商榷》、《中西医结合治疗腰椎向盘突出症》等一系列论文。

车大夫不仅有精湛的医技,更有高尚的医德,鉴于近年来医学界有少数人钱迷心窍,以迫遂利润为第一,几乎忘了白衣使者的圣洁天职,甚至乱收费坑害病员,没有钱就见死不救。对此歪风邪气,车玉生深恶痛绝,口诛笔伐,加以抨击。一九八五年十月车玉生应邀到南桐矿务局医院,作关于医德的专题演讲,他讲得生动形象,深入浅出博得了听众雷鸣般的掌声。重庆日报对此作了专访报导。

一九八五年十二月,车玉生又在重庆市卫生局内部业务学习资料,上撰文题为《医生与医德》,车氏旁征博引从《希波格拉底誓词》到孙思邀《千金要方》中的为医之道都作了精辟详尽的阐述。对时下违反医德的种种行为作了无情的解剖,而更重要的不仅是言,而在于行。车玉生在多年临床实践中,不仅对病员认真负责,细致耐心。从无贵践贫富,恩怨亲蔬之分。而且数十年如一日,从不借医谋私,在病家身上捞取半点好处。真是一身正气,两袖清风。

在退居二线以后,仍然关心着祖国的医疗事业和病人的身体健康。1986年车玉生不顾年近古稀的高龄,受命于民革重庆市委,率领一支医疗咨询小分队,千里迢迢,万里尘沙,远赴新疆克拉马依油田、白碱滩医院,为石油工人进行义务医疗咨询活动。该队由重庆一、三人民医院,外科医院四位医师组成。车玉生在白碱滩3个月义务诊治病员2000余人次。老工人李德增,三十多年为找石油转战南北疆。后来,不幸患膝关节结核性骨膜炎,不能站立,四处求治,三年不愈,使这位五十多岁的老工人痛不欲生。李德增在得知骨科专家车玉生来克拉马依义诊的消息,即赶来白碱滩医院,经车玉生精心诊治后,又腿又重新站了起来。他百感交集,抱着车大夫只说了一句谢谢你们便泣不成声,在场的人也无不热泪盈眶。克拉马依市政协、新疆石油管理局钻进处和白碱滩医院,把一面上书:医疗支边,红心济人,石油工人感谢你们的锦旗送给了小分队,并在《中国石油画报》88年创刊号,以显著位置,刊了以上消息。

1988年8月车玉生经重庆长山科技开发公司总经理方长寿先生的介绍,会见了来大陆的台湾中央图书出版社总经理林在高先生。经几番晤谈,终于决定了编著出版《中央英汉医学辞海》这部巨型医学工具图书。在这个问题上,两岸各有所长,台湾拥有资金,但要邀请几十位专家学者,用五、六年的时间来完成,台湾则没有这样剩余的人力,只有大陆才怡怡有,因而取得了合作的共识。

从此,车玉生就全心身地投入了这部巨型工具书的编著工作。这时车老已是年逾七旬,身体自然大不如昔,但一工作起来,仍然是当年那股一往无前舍生忘死的精神,重庆盛夏气温高达摄氏42度,他住的楼上闷热得象个蒸笼,连穿件衬衣也是汗流浃背,车老便赤膊大战;而隆冬严寒,气温接近0度,也从未停止工作。工薪阶层的人,那请得起保姆,夫人又住在女儿家里,许多时候,只顾着奋笔疾书,却忘了炉上早已汤沸水干。因此半年多时间内,家里的锅被烧烂了五口,也大概可算得是一项世界记录。就这样六易寒署奋力拼搏,终于使这本巨著得以问世。可以说车玉生是用自己渊博的知识和辛勤的劳动,为中国的医学事业,树起了一座高大的纪念碑!

皇天不负苦心人,车玉生对医学事业的杰出贡献,终于在历尽沧桑之后,得到了世人的公认,1993年车玉生的名字被载入《中国当代高级科技人才词典》;1995年车玉生的名字被载入《中国名医列传》之中;1997年车的事迹又被载入《世界名人录》里。

伟大的美国科学家本杰明富兰克林曾经说过:一个人如果要在死后不被人忘记,要么是写出一些值得人读的东西,要么是做一些值得人写的事情。我们的车大夫应该说在这两方面都兼而有这,特别是后者。

车玉生只是一个普通的中国人,一生并无惊天动地之举,却有可歌可泣之事。特别是在受到一连串不公正的待遇之后,为世所弃,却不弃世;在万分恶劣的环境中,仍能保持自己的节操,不为邪恶所同化;始终保持清白、清醒地作人;始终保持作一个有道德,有良心的好人;作一个负责任,有作为的好医生;作一个为中国医学事业不断作出贡献的这者。







为世所弃,却不弃世;不为邪恶所同化;始终保持清白、清醒地做人。



公元1995年在中国的医药学术界,有一起值得大书特书的事件,那就是中国医药学史上一部篇幅最钜,收词最多的医学工具书《中央英汉医学辞海》(图解)在台北中央图书出版且诞生了。全书共收词廿十余万条,人体解剖彩色图二佰余幅,总字数一千余万字,为当前世界上篇幅最大,收词最多,除百科全书外的一部最大型综合医学词典,也是世界上第一部英汉西医学辞典中有系统地收入中国传统医学词目(限针炙及植物性药材部分)的辞典,完成该书历时6年耗资台币二千四百余万元,有数十位专家参与,而主编者便是一位 幸存者中国的骨科专家车玉先生。

就是这样一位国宝级的人才,不仅在58年被打成所谓右派分子,而且还在两劳(劳改、劳教)场所中,被整整地关了二十多年!

 
强寇压境投笔从戎

 
车玉生先生,山东文登市人又名海风,晚年自号愚僧。1919年生,1937年毕业于文登师范校。正准备应聘执教,而其祖父母抱孙心切,令车与一素不相识之女完婚,车反对包办婚姻,坚不从命,遂离家出走。

此时,任山东省主席的韩复榘,按照著名学者梁漱溟先生乡村建设的有关理论,在全省七、八十个县中,撤销了区政府,改为乡农学校,校长有区长之职,为一把手,一把手为教育主任、主管教育,再次为指导员,管经济,以及军事教官。其时济宁正举办乡村服务人员训练处,培训上列各类人员,车离家后,便到济宁,被录取进入教育主任班培训。

此时是1937年8月,日寇正发动七七事变,大举进攻我国,豕突狼奔,烽烟遍地。10月以后,大批敌机空袭济宁,造成惨重伤亡,而韩复榘为保存实力,竟不战而退,率军逃跑,于是梁漱溟先生成立游击训练班以培训抗日骨干,车玉生旋即进入该班,并奋笔疾书,以诗明志,有句云:弱冠从成气吞虹,寇声急,生死置度外,别无所从

在日寇的强劲攻势和韩复榘的退缩逃跑下,山东很快便沦陷了。车玉生随游击训练班全副武装进入河南。此时,中国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蒋中正委员长,以召开军事会议为名将韩复榘逮捕,并果断地将韩处决,所有山东的武装人员均在商丘被国军警备司令缴械。游击训练班两千余人,徒步到达河南南阳以西的镇平县杏花山菩提寺(该地是当时乡村建设派的基地之一,负责人为彭禹廷先生)集结待命。

1938年2月,梁漱溟先生,从这两千余人中,亲自选定了一百五十余人,送到武汉,成为我国政府在该地举办的战时工作干部训练团(简称战干团)第一期的学员,该班毕业的学员以后均由我政府规定亨有黄埔军校15期之同等学历,此是后话。车玉生亦名列于这一百五十余人之中。经过半年产格的军事训练后,7月16日,三民主义青年团建团仪式在武昌举行,蒋中正委员长亲自主持了入团仪式。年仅十九岁的车玉生抱着一颗爱国抗日之心,参加了庄严的入团宣誓。

是年8月战干团第一期学员毕业。经过精心挑选,车玉生等10人被留下,其余则作为骨干返回山东组织游击战争。这些人回去后,一个个抛头颅,洒热血,与倭寇拼死抗争,为中华民族的抗战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车玉生等10人留下后,于8月在武汉珞珈山,进入了中央训练团青年干部训练班(第一期),经过两月多的训练到10月底结业。此时武汉失守,训练班学龄前员被分到各省去建立、发展青年工作。这时又经过精心挑选,在全班学员中,选出36人成为青干班军官队,真可谓精英中之精英,当时他们(被人戏称为三十六个置于),由桂永清将军亲自训练,车玉生也在三十六人之列,先到了湖南长沙,后又到桃源,接受各种轻重武器之训练。随着战局的变化又由桃源而又湘西,再贵阳,最后到达中国抗战的圣地,陪都重庆。

五十年后车老旧地重游,挥笔写成如下诗句,足见其壮怀豪情:
泪挥独忆珞珈山,
气壮山河意指天。
湘鄂川黔志未馁,
一心报国苦犹甘。

1939年3月1日,中央训练团党政班在重庆南泉开办第一期,车玉生等即以服务员名义,与党政班生活在一起。第二期地址由南泉江往浮图关,期时,蒋介石为激励抗日士气,将浮图关改名复兴关,意在抗日到底复兴民族也。同时又将其爱子经国先生送入二期受训,车玉生与经国先生同班。经国虽贵为太子,却是个平易近人的谦谦君子与车同室傍傍床相处甚得。

此后不久车玉生被正式调到中央训练团教育长办公室任上尉副官(教育长是王东原先生)。1941年刚刚满过二十一岁的车玉生已晋升为少校了。

在人生的旅途上,车玉生以其优异的才能,首次展现了他的辉煌,他正一步步走向高层,接近核心,并完全有可能成为中国政坛上一颗耀眼的,正在上升的明日之星!

  
艰难抉择弃官从医


知足常乐,古有明训。就名利而言,个人的确应早点知足。但若在知识、技能、学问等方面,一个人似乎又应当不知足才好。车玉生正是这种不知足的人。

他不仅没有因宦途得意,才二十了头就已官拜少校而飘飘然。相反,却痛感到自己的诸多不足,其中最重要的是欠缺正规学历。一个师范学历,不仅太低,而且又未在校执教:在军队任职,却连军事院校的大门也未得入(战干团按黄埔15期同等学历计,在当时还未被纳入正轨),真有点非文非武的味道。再看从山东来的许多同学都纷纷考入大学去了。

正在此时,一个生活中的事件,给了车玉生不小的刺激。车的一个女友正在中央训练团音干班学习,不仅年轻貌美,且极富音乐天才,弹得一手好钢琴。与车情投意合,过从其密。但该女在1942年音干班毕业后,却去了白崇禧家担任家庭教师,车对此表示不快,去信阻止。殊知此女不仅不听,反将她过去读书(音干班)时,用车的一些钱,以汇款的形式还给了车,似有绝交之意。车一怒之下,遂与之断绝往来。这件事给车玉生的自尊心造成了不小的伤害,觉得在人家手下作这么一个副官,实在显得太庸庸碌碌了。因此经过几番思索,终作出决定:从头开始,再去求学。

车玉生把他的这个想法去告诉了教育长王东原先生。王平素对车十分器重,觉得他少年老成,聪明干练,特别是车的记忆力,王最为欣赏,平日事先钜细,即使事过多日,只要王一问,车便立即能将他要问的事,或要找的人,一一从头告知,从无错漏,使王觉得真是其身边的一名得力助手。因而他对车的成长,乃至一言一行均十分关心,且爱中有严。例如他见到车勤奋好学,诵读英文,脸上便露出了欣慰的微笑,颖颖点头。但若一听到车在屋内读俄文,他就会迈着沉重步子跨进屋来,语重心长地对车说道车副官,别念了,别念了在今天看来,也许会觉得这位将军,太爱管闲事了,但在那个时代,他的苦心孤诣,却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这天,他听完车玉生的陈述,脸上露出了惋惜之色,但沉吟半响,还是同意了,并问道:你准备上哪里读书呢?车答道:准备到我们山东医学院去学医。王听了高兴地说道:好,很好,有志男儿,不为良相,也当为良医,去吧!临行前,王东原先生还送了几百元给车玉生作为助学之资。

离别浮图关车去向霍原璧老先生辞行,霍是陈诚、王东原更早期的老保定,深受敬仰,他告诉车毳世切莫为官,又说学医足以济世,更鼓舞了车学医的决心。

1942年二十三岁的车玉生,抱着不为良相,也当为良医的志向,考入了当时设在四川万县的山东医学院。并为自己订下了约法三章:1、从此不再过问政治;2、不出风头;3、不谈恋爱一心读书。

当时正值抗战期中,国难当头,而教育部长陈立夫先生,对于教育则是十分重视,特别是许多理、工科院校,都实行公费。象后来荣获诺贝尔奖的华人科学家李政道、扬振宁都是当时我国公费培养出的大学生。山东医学院也是公费制,但毕竟是战争年代,条件仍十分艰苦,无论生活条件或教学设备都极其困难和简陋。学生一日只有两餐饭(上午9时,下午4时),教学工具,由于学校是从山东逃难而来,所以几乎是一无所有。

当时学校的教师,基本是留德的,教学多用德语,头两年最使车玉生感到紧张的,一是必须从头学德语,二是解剖学没有人骨标本,全身二百多块骨头,单靠解剖图纸上谈兵是绝对不够的。幸好此时抗战大后方的第十重伤医院就设在山东医学院附近,二者在业务上已合为一家。解决了尸体解剖的许多难题,然而每个学生要有一副骨架,角然办不到。于是为了学医,车玉生和他的同学们,只好干起了掘坟盗墓的事来。但他们要盗的既非珠宝,也非钱财,而就是那墓中主人的一具骨架。墓穴多在旷野,有不知名的野葬地,也有值得人们永远崇敬和怀念的无名英雄。

车玉生和他的同学们,挑选的都是那些埋葬三年以上,八年以下的墓穴,因为这时死者肌肤已经腐烂,而骨骼却完整,他们都是在深夜,从墓侧掘开一个刚可容人进出的洞,然后自己钻了进去,这时腐尸的恶臭扑鼻而来,令人欲呕。但为了求学成才。顾不得这一切,忍着难闻的臭味,借着电筒的光辉,一节、一块地把尸骨取出,墓内一人捡,外面有人接,女同学站岗放哨,就这样,不知经过了多少个艰难的夜晚,最后,每个同学都有了一副完整的人体骨架标本了。

头两年最紧张,最困难的学习没有能难住车玉生,在解剖学结束考试时,教授用德语指定了几个他要的骨骼的名称,车玉生立刻熟练地把这些骨头从标本中捡了出来摆在教授的面前,并用德文回答了教授的提问。考试成绩优良。

他不仅学业优异,而且在在同学中表现出非常优秀的组织才能和号召能力。因此被同学们推举为该院学生会主席。到了一九四四年终于违背了他自己订下的约法三章。开始与一个比他高一年级叫杜敏时的女同学(又是同乡)谈恋爱了。才气横溢,总是异性注目的对象,杜敏时对车人品才能都十分爱慕,成了她心中的白马王子,而同学鲁北人蔡玉汉又是车、杜二人的好友,积极从中穿针引线,所以终于使邱辟特的神箭射进了两人的心中。

不久车玉生因营养不佳患了因缺乏维他命B1所致的脚气病,双腿无力,几乎上不了台阶。当时根本买不到维B1的任何制剂,只有靠吃麦麸和鸭蛋汤(鸡蛋太贵都买不起),以疗顽疾,此时杜敏时在经济上给了车一些接济,后来病总算慢慢好了。

1945年上半年抗战即将胜利前,学生生活反而更苦,校长的太太主持学校财政,对学生伙食费占有侵吞,学生极为不满。一天早餐时几个山东日照的学生,因一点口角把鲁北同学蔡玉汉和鲁西的崔义明打得头破血流,校长也是日照人,对此不仅不主持公道,反而坦护共乡,将蔡崔二人除名,引起多数同学公愤。学生抬起校方除名蔡崔二人的告示牌,在校园内游行,直奔校长办公室,校长慑于众怒,只好溜之大吉,车玉生领导了这次学潮,最后由万县专员曾德威等出面调查、调解,校方收回开除学生之成命,并由鲁北张教授等组成校务管理委员会代行校长职务,学潮取得了全胜。

1945年8月在盟军的强大攻势和原子弹的攻击下,不可一世的日本终于无条件投降。全中国都沉浸在欢乐的海洋中。但就在这时,苏联乘机出兵侵占我东北,更为可恶的是,将我东北三省财富劫掠一空。消息传来,青年学子一个个义愤填膺。本来抗战之前,俄国佬就抢走瓜分我们的外蒙古,人们记忆犹新。殊料抗日胜利伊始,披着盟友外衣的俄国佬,竟在光天化日下,干出了与日寇如出一辙的强盗勾当,旧恨新仇,能不怒发冲冠?!

这时身为山东医学院学生会主席的车玉生,顾不得三年前曾给自己立下过的不过问政治的誓言,振臂一呼,应者如潮,抗战期中,迁来万县各院校,立刻组成了浩浩荡荡的示威队伍,在万县举行了一场威武雄壮的反苏大游行,车玉生任总指挥。同学们高呼口号,散发传单,张贴标语。愤怒声讨苏俄的侵略罪行。许多市民纷纷自觉响应,加入游行队伍,同仇敌忾,场面感人。事后车玉生对人说我自学医后,已决心不再过问政治,但国家的耻辱,民族的尊严,不允许我沉默。这是我学医后,破例地过问了一次政治。

1946年车玉生在山东医学院毕业,来到重庆市民医院(现名重庆市第一人民医院)实习,1947年4月,被正式录用车与杜敏时结为伉佩。
    当时重庆市民医院,如果用今天时兴的术语来说,虽然在硬件(如病房、设备)方面,并无特别独到之处,但在软件方在。却堪称实力雄厚,抗战中从上海医学院来川的一大批技术尖子,都在这里落地扎根了。车玉生象一粒优良的种子,落在了这块外科技术的肥沃土中,因而基本功练得很扎实,进步也十分迅速。1948年傅安龄先生主动提出愿介绍车去上海海军医院工作,这个机会对于车玉生来说的确是太宝贵了,这不仅因为海军医院是当时国内最先进的医院之一,而且它直属海军,而海军总司令桂永清将军又是车的老领导,其发展前途,自不待言。但此时车玉生在重庆却拖着一大家人,妻子杜敏时娘家由于是地主,在内战中,从老家逃来重庆女婿家中,因此车玉生养活着车、杜两家连同保姆近十口人,全靠他们夫妇工薪养活。在这种情况下,他去海军医院之梦终未能得园,也是不得已而作出的牺牲。

历史的脚步,很快把中国带到了一九四九年这个十字路口。国共内战即将告一段落,车玉生也走到了他一生中一个最重要的十字路口,如前所述,他完全可以随海军医院去台湾,但因此而骨肉离散,又是他难以接受的。正当徘徊难决之际,车的一位老朋友李医生从广州来到了重庆,李是车玉生在浮图关时的同事,二人曾一道学俄语。李医生对车说我从广州来,对共产党的情况,有所了解,象你这样早就已脱离了国民党去学医,现在又是医生,根本没有再涉足政治的技术人员,留下来根本没问题,不用怕,不要走,跑到台湾,妻子儿女怎么办?并告诉车玉生说车医生,你别怕,你知道吗?共产党来了三生有幸,你就是三生之一,车听了不解,问道:此话怎讲?那人说:所谓三生就是指医生、学生、先生(教师),这三种人,共产党要特别给予优待,故曰三生有幸。

人拿不定主意的时候,最喜欢听对自己有利的话,最容易相信那种对自己最好的结果。车玉生也觉得,我在国民党的手下虽然干了几年,但那是为了抗日爱国,并没有去打过共产党,总不能说抗日也有罪,何况我早就脱离了国民党,三年国共内战,我是一个无党无派的医生,共产党应该是不会找我算什么账的,别怕!

就这样,他决定和全家一起留在重庆,每当心里觉得不踏实的时候,他便服下三生有幸这片镇静剂以安抚自己。


三生有幸反成不幸


1949年年11月30日共产党的军队进驻重庆,不久给市民医院派来了一个军代表主管一切。真是无巧不成书,这位代表不仅是车玉生的同乡,而且是车的小学老师之弟弟。同乡加上师生谊,使二人似乎有点一见如故,关系比较融洽。于是接收医院,清理财产,这些事,军代表都叫车来一道参与,很快车成了医院内的一个积极分子了。1951年后,开始了镇反运动,车玉生将自己的历史作了彻底的交代,究竟彻底到什么程度呢?用车自己的话来说不仅按年按月作了交代,甚至某天干了些什么,凡是重要的,有价值的,都写得一清二楚的。

1952年的三反运动中,车玉生更在院内担任了打虎队长,抓贪污分子,搞得很是轰轰烈烈。随着运动的发展,车从内心逐渐感到: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这些提法都无可非议。但一些具体的作法,却使人感到很难以接受,特别有几件事,简直叫人触目惊心,事隔多年也不能平静。

例如医院里有个老太婆(工人)叫任少卿,负责在妇产科门口接待病人,给病人一点卫生纸,同时每次收费一分钱,运动中,她也交代了,但竟被打成老虎。斗来、斗去、活活整残。又如护理部主任李锦如(女),硬说她是贪污分子。一个护理部,有什么可贪,因而她死也不认,于是打虎队员就把这个女子拉进停尸房去关起,半夜还叫人在外面装鬼叫,往停尸房窗上撤沙子。一个文雅的弱女子,哪禁得起如此恐吓?终于被副得精神失常,从窗子上往外跳,腿跌断,成了终身残废。

这些事使车玉生生的良心深感不安,他觉得:反贪污本来是对的,但这样任意伤害无辜,却是完全不能接受和原谅的。

1952年医院经重庆市卫生局批准,决定派车玉生去北京进修骨科,与此同时车的大女儿车芳因患髋关节先天性脱位,当时四川无法治疗,于是同意车带孩子同往,边进修,边照看孩子治病。车带女儿到京后,因住院问题几经周折,最后在天津骨科医院进修(孩子也在那里住院),在指导医师方先之教授副食之下,认真学习新技术。这时,天津骨科医院,在用链霉素保证下,开展了国内首例骨与关节结核病灶清除术。车玉生进修完毕回渝后,于1953年夏在重庆市第一人民医院开展此项技术,受到教授的重视和好评。此后车玉生又在重庆带头开展了腰椎问盘手术、膝关节半月板手术,以上手术均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受到西南医学界的瞩目。贵阳、成都,甚至陕西、湖北的此类病人也纷纷前来重庆求治。同时,川医、贵医、云医以及西安医学院的学生,也都前来重庆第一人民医院实习。

医疗实践的成功。使车玉生在理论上有了更进一步的提高,为创作提供了充沛的源泉,一篇篇有创造性见解的文章,署着车玉生的大名,都先后发表在国内权威性的医学刊物上。如《中华外科》杂志1957年2月发了车的《慢性骨髓炎的综合治疗法》一文。该刊主编特别在文前加了按语:1957年7月《骨科通讯》又发表了《膝关节半月板的手术治疗》;1958年5月《外科》再次发表车的《1013例骨与关节损伤》成为我国第一个骨与关节损伤的大组报告;1958年9月《中华医学杂志》还发表了车的《回盲部癌症与兰尾炎的鉴别诊断》。除上述全国性的刊物外,车还在重庆市的《骨科通讯》和市卫生局的论文集上发表了好几篇文章如《骨与关节结核的手术治疗》、《祖国骨科医学史》、《止血带下静脉麻醉在骨科上的应用》等等。

正当我们这位才华横溢的中年医师,在医学的宫殿上登堂入室,欲更上一层楼之际,仁慈的上帝和他开了一个小小的玩笑,象当年如来佛一反掌把孙行者压到五行山下一样。车玉生一下就被推下了十八层地狱。所不同的是,孙悟空确实大闹了天宫,如来佛对他实行专政,似还犹可说也,而我们的车大夫,不但没挥舞全箍棒打谁,而是一直拿着一柄手术刀,在勤勤恳恳地为患者刮骨疗毒,却一夜之间,也被打成右派。

说起车玉生的这个右派分子,似乎还有点不大正宗。众所周知,反右是1957年的事,而车平安地辛苦过了1957年,到1958年三八节这天,突然成了右派,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他这个右派,不是正式录取,而是补差额,补上去的。天下就有这种怪事!学校招生,除了正式录取若干名外,有时还录取一、二名备取生,怕正式录取生中,临时有个把两个来不了的,可兹备用,万没想到十恶不赦的右派分子,也有这种福气。原来反右一开始上面就给各个部门下了指标,什么指标呢?在你那个部门或单位中,一百个人中要抓出几个右派来。听来似乎荒唐,其实是完全有道理的。第一,阶级斗争无时无刻无处不存在,难道你那个部门能是桃源仙境,能没有阶段斗争吗?所以一定有右派。但也不能太多,倘若人人,或大多数人都成了右派,那又怎能体现,多数群众是跟党一心一德呢?所以就只好预先定下指标,要揪出百分之几,这就说明反党的右派毕竟只是一小撮,请看,这是何等的英明和正确啊!

当时重庆市卫生局揪右派的指标听说是百分之三!多乎哉!不多也!

然而,也是车玉生合该倒霉,1957年完了,这个指标就没完成,怎么办?毫无疑问,必须坚决完成!

1957年鸣放开始后,车玉生凭直觉感到气氛不对,还是少说为佳。妻子杜敏时,也对丈夫提出了忠告:老车,少开口啊!所以他本来打算什么也不主产,可是领导却三番五次来动员,说提意见是帮助党整风,提借了也不要紧嘛!甚至还说意见提得就是不正确,那也只是个思想方法上的问题;但是如果不提意见,这就是你对党的态度问题了,你也是要和共产党同心同德呢?还是要同床异梦呢?天呀!谁都会明白,一旦认定你是个同床异梦者,其后果将是什么?车玉生感到不应付两句恐怕不行。

那么说什么呢?政治话题,肯定不能谈,那么就谈点日常工作的话题该可以吧!言不由衷,没话找话说,本来就不是车的个性,然而不说又不行,这可难坏人了。后来市民革在重庆市卫生系统开征求意见会,用汽车把车玉生请了去,今天务必要衣您老兄,帮助党整风提点宝贵的意见。人家如此礼贤下士、齐玄德三顾茅庐,也不过如此吧!你要是再一言不发,也就实在有悖于情理,也就难怪人家要怀疑你是同床异梦了。

车玉生坐在汽车里,边走边想,搜索枯肠,终于想出了一条自认为是无伤大雅的意见。那是1956年重庆市第一人民医院外科贾主任去天津做手术期间,由车玉生代理主任,手术室要求要添置一些医生术前洗手时用的衣服、鞋子之类的东西,这本是医疗上司空见惯的事,车便同意签了字,由总务科造计划到会计室去领钱。按财会制度应由院长何贤宝批准,才能发钱。何便问财会科的人这衣服、鞋子是给谁穿的?答曰是医生们穿的。何院长一听老大不高兴说:这些医生一个月领了那么高的工资了,怎么衣服、鞋子都还要公家出钱买?财会科那人不知是不懂医,还是不敢犯上,只好唯唯诺诺说这这个我不清楚。何院长最后还是勉强批了,满腔不高兴。这事后来车玉生知道了,觉得你是个院长,怎么这点医疗常识都没有,手术室要保主下无菌操作,怎么能穿着自己的衣、裤鞋子进去做手术呢?据说当年山东省主席韩复榘去视察中学,看见学生打兰球,立刻把校长叫来训了一顿,说:我拨给你的经费,你拿去干什么去了?这么多人抢一个球,你就不能给他们一人发一个球?弄得校长哭笑不得。这也不知是否真有其事,但车却不敢用这类话去调侃何大院长。那天他在会上谈了这事,把话说得委婉又委婉,客气又客气,说希望何院长多到下边来走走看看,到手术室来参观参观,这些问题都是可以避免的。他心想这样说够和风细雨了吧!

当时会上谁也没说这意见有什么不对,但等到秋后算账的时候,等着他的却是一场暴风骤雨!

1958年3月8日夜晚通知车玉生去大礼堂开会,他还蒙在鼓里,什么也不知道,一进会场,好家伙!满屋满墙已贴满了大字报揪出大右派车玉生,坚持向大右派车玉生开火!车玉生否定党的领导,必须低头认罪接着来的是批判斗争,更确切地说是诬陷和辱骂,请听听下面这些高论吧!

你车玉生说,何院长不懂医疗技术,也就是所胃外行不能领导内行,说穿了,就是要把党的领导赶出医院,这家伙是何等嚣张,何等疯狂!

"告诉你车玉生:你不要以为没有你,重庆市第一人民医院的骨科就要关门了,地球就不转了,你在作梦!

坚决清除这个败类!

坚决揪出这个坏家伙

扣帽子,打棍子,尚不足以表现自己的左和革命,就只好借助于歇斯底里的喊叫。一切都已丧失理智!一切都已无理可讲!

几天后,又再次批判,这次强自更加升高说车是一贯反动。什么叫反动,这定义谁也搞不清楚,大约凡不合当局之意,或长官之意者,均可谓之反动。既然有这么个模模糊糊的内涵其外延自然无边无际。如再加上一贯,那意思大约就是:此人从来就没做过一件好事;从娘肚子出来就不是个好人;如果他以前曾加入过共产党,那只能叫混入党内;即使是做了极大的好事,也只能叫伪装积极。总之凡加上这个诛语,即意味着将对此人全盘否定,一棍子打死。

这时重庆市卫生局五人小组(专门决定谁是右派的权力核心)中,有个女士与车有一定交情,冒着风险,晚上悄悄来到车的家里,告诉车,事已如此,千万要忍耐,在会上千万不能反驳,否则,后果会更不堪设想。车照办了。然而逆来顺受,也无法挽狂澜于既倒。

1958年5月1日,这个据说是全世界劳动者的节日,就在这一天,车玉生这个年富力强、风华正茂,曾为无数患者解除过痛苦的医生,这样一个正直的劳动者,既无任何过失,又示经过任何司法程序,就被剥夺了工作权利和人身自由。他的名字从重庆第一人民医院的名册中莫明其妙的消失了,而且不明不白地送到了自贡市,进行劳动教养集中改造。

当时,一位官员对他们说你们这些劳教人员有公民权,不同于判刑劳改。按照中国的法律,任何公民,必须构成犯罪,并经过司法审判认定有罪后,才可以开除其公职,剥夺其人身自由,强迫进行劳动改造。然而当时的车玉生并无谁指控他犯了什么罪,更未经过任何司法审判,判定他有罪,可他的公职被剥夺,甚至连人身自由也丧失了,连同妻子儿女住在一起的权利也没有了,必须到指定的地点自贡来接受所谓的改造,但同时又说他还有公民权,真弄不清这是一笔什么糊涂账!

车玉生就这样被糊里糊涂地弄进了劳教队,更可笑的是还要他自己来定个改造计划,你自己说,你要在这里改造多久才能改造好、如果真是可以自由表达意志,那答案肯定是:我今天就应该离开,因为我既不愿意,也没有必要到这里来!但已到矮檐下,怎敢不低头?于是有人订3年,有人订2年,车玉生也订两年改造好。不知怎么官员又说车太保守了。那年头不是甚么都在跃进为一年改造好。至于什么是改造,怎么个改造法,如何才是好,恐怕只有天知道!

与此同时,重庆市第一人民医院,却由于车玉生的离开,虽然地球还是每天照样转,但整个骨科却彻底关门大吉,有关的医生、护士、也劳燕分飞、东走西调,直到二十多年后,车重新回到该院,才又重建了骨科。不知那些在批判会上慷慨陈词的先生们,对此作何感想?

有人说1957年揪斗右派分子,是引蛇出洞以便聚而殊之所以这不是阴谋,是阳谋(为汉语增添了一个绝妙的新名词此功不可没)。但最后(虽然是二十多年后)又不得不承认反右斗争扩大化,反右还是该反,只是扩大了一些,究竟扩大了多少呢?从当时报纸上看到的,中央各部、委直属机关、北京各高校,许多都是百分之九十几,甚至百分之百都得到了改正,据有关资料显示,1978年全国公职人员中被改正的右派为552877人(见:《炎黄春秋》1955年第11期)而没有得到改正的右派全国总共不过5000人左右,也就是说,既不是扩大了百分之十,也不是二十、三十,而是扩大了百分之九十九。

当然,反右斗争,仍然是必须的,正确的。


忍辱负重素志不改


从此,车玉生开始了他的半囚徒生涯。在劳教队里,没有分派他去抬石、运木,仍然是医生。这是对他的优待吗?非也!这有个专门名词叫用其一技之长。这是公开的,冠冕堂皇的名称,另外,还有个内部名辞叫废物利用。你是医生,应该是科技人员、是国家干部。但是,你入队(劳教队)后,你甚么也不是了,你仅仅就是一个劳动力(又是一个特殊的专用名辞),把你这个劳动力用来拿听诊器,手术刀,比用去拿钢杆、抬杠子,效果更好些。因此就叫你作医务劳动的劳动力。在这里劳动这个词,已经变了味,再不是政治教科书里面讲的劳动创造人、创造世界劳动是光荣、伟大的豪迈事业等等。而是一种特殊的惩罚方式。所以送劳教是一种毋须经过司法程序的最高行政处分。这就是车玉生必须直面的无情现实。

车玉生以一个科学工作者的客观和冷静、默默地承受着这一切不公正的待遇,同样以一个科学工作者的道德和良知,努力作好自己担负的一切医疗工作(当时只能称作劳动)。也许是劳动的十分出色,也许是当时他们那个劳教单位(四川铁路工程总队)太缺乏这种特殊的技术人才(啊,不劳动力)了,所以就在1961年底宣布对车玉生解除劳教。

按理讲,既已解除劳教,本人就有权离开你这个对我实行劳教的单位。因为你仅仅是一种最高行政处分,处分既已完结、解除,别人自然有权离开。然而事情就有那么怪,就是不准离开他这个劳教单位。据说是工作需要,必须你老兄留在这儿,这叫服从需要。如果谁要胆敢不服从,就会慷慨地送你一项帽子叫做妄图摆脱无产阶级专政。

车玉生当然不敢妄图摆脱,不过当时对他似还有另眼看待。61年底刚一解教,不久即宣布恢复其主治医师职称,恢复其原有工资。而且不当作所谓就业人员而是作为一名技术干部留在医院工作。除搞医疗外,还不时出差采购医药器械,并准其参加院务会议。在所谓解教人员中,能受到如此礼遇者,实不多见。于是车玉生也只好随遇而安,留了下来。但接着医院又出新招,准备把车的妻子也从重庆调来。车玉生明白,如果这样,他将永无希望离开劳教队回重庆了。连忙告知妻子坚决不同意,因而此计终未得逞。

但是车玉生虽然心里不痛快,不愿留队,工作上仍然是拼命地干,而且积累了不少的资料。单是膝关节半月板手术就有五、六十例,而其充气造影资料有六、七十例,可惜均在文革中全部被毁。

这几年中,车玉生在四川铁路工程总队医院里不分外科、内科一人顶了下来。外、妇、内、儿、传,凡是重病疑难病,都只有他来处理。修铁路流动性大、生活艰苦、工作危险、事故频繁,这给医疗工作带来了更多的压力,而医院随工程流动,因陋就简,设备更谈不上,但这一切都难不到车大夫。在西昌喜德县一次事故中,一名解教人员叫向光华,是一位中学教师,遭到脑外伤,造成颅内血肿,深度昏迷,生命垂危。而当时,他们医院连个开颅器也没有。车玉生就地取材,因陋就简,叫汽车连作了一个园锯,就靠着这么一个土家伙,在深夜12点为患者打开了颅腔,取出血块,凌晨3点病人便从昏迷中醒来了。在五十年代在那么一个医疗设备十分简陋的地方,能救活这样的重病人,一时被颂为奇迹。后来这病人成了车的好友。

然而精湛的医术,出色的工作,在政治寒潮袭来之时,不但不能遮风蔽雨,反而成了别人妒恨和攻击的目标。1962年千万不要忘记的伟大号召一出笼,车玉生立即被视为阶级异已分子。院务会议,也不要他参加了。1963至1964年该队更将所有右派全部集中,听说是准备送往青岛、新疆。1966年那场史无前例的大灾难大革文化命,终于革到了每个中国人的头上。这时车玉生连请假回家探亲的权利也被剥夺了。

1967年车的妻子杜敏时从西安回重庆途中来看望丈夫,妻子告诉他的几乎全是坏消息,都是车过去的老同学、同事,一个个在政治上遭了殃,挨了整。车已明白,自己恐怕是在劫难逃了。于是叫家人作好思想准备,把身边积蓄的一点钱都交给了妻子。一切交代完毕后,反倒平静了下来。这时全中国大陆,已经变成了一座疯子的乐园,一介书生的他,除了听天由命还能做什么呢?!

人在逆境里,在远离亲人、朋友、同学的环境中,孤独感是十分可怕的,最希望得到的自然是友谊和一两个知己,而在那年代人与人之间存在的只有互相监视和告密。这时,一个叫牛亚男的女右派分子闯进了车玉生的生活中。牛亚男也是一个知识分子,作财会工作,因有亲属在海外,当右派自是意实中事。到劳教队后,她被分配到医院供应室作消毒医疗器械等杂活,牛亚男对人大方热情,彬彬有礼,对车更有师长般的敬重,而且两人在许多问题(特别是有关政治等问题上都有十分近似的观点,所以无形中车也视牛亚男为自己的一位红粉知己了。

1967年姚文元《评陶铸的两本书》在人民日报发表。连太阳里有黑子这种人尽皆知的自然现象,居然也成了诬蔑伟大领袖罪!真是千古奇闻。而姚文元早在1965年发表《评海瑞黑官》一文时,车就对此人的武断专横,十分反感。这次看了他的《评陶铸的两本书》觉得如此牵强附会,信口雌黄地给人罗织罪名,不仅登在《人民日报》显著位置,而且这样一篇文章,就可以打倒一个中央政治局常委、兼国务院副总理,真是太荒唐、太可怕了,就连昔日秦桧的莫须有、雍正的维民所止也显得相形见础。然而这些话,如骨梗在喉,又敢去向谁讲呢?在吟罢低头无写处的愤慨和惆怅之中,他想到了牛亚男,于是写出一张字条,悄悄地给了牛亚男:你看了《评陶铸的两本书》没有?这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典型,如此下去,国家不知将伊于胡底?!

这种不平,这种忧虑,在当时可以说,任何一个良知尚未泯灭,而又稍有头脑的中国人心中都是存在的,然而在四人帮的淫威之下,又有向人敢于表露,敢于向人倾吐呢?车玉生这样作了,然而在那个年代,敢说真话的人是要遭殃的。

牛亚男这位小姐,不知何时有点收藏癖,凡是她认为好的,有意义的东西,总是舍不得丢弃,也许车的这张字条,正是她的心声,而且是在那样的血雨腥风之中,有人敢向她表达,这实在是太珍贵的纪念了,于是她舍不得销毁,把它藏在了自己的箱子里面。然而她忽略了当时那险恶的环境,公民的人身权利,根本没有任何保证,任何人随时都可能被搜查,被抄家,何况她不过是个所谓的黑五类,那还在话下吗?

1968年因为一个偶发的其他事件,队上干部对牛亚男因怀疑而进行搜查,什么也没搜出,却搜出了车玉生那张大逆不道的字条!

在那时,别看是张小字条,可是比谋杀太子,拐卖公主还要严重的滔天大罪。牛亚、车玉生都被打得死去活来,什么捆、斗、九十度弯腰、喷气式,咱们在这方面的花样,不用说历来都居于世界领先水平。而且还有个老账新账一齐算的优良传统。所谓老账并不限于三、五年,十年、二十年乃至上一代人,祖宗三代的都在算之列。于是斗争之中车玉生的一切历史问题都被翻了出来,以证明其一贯反动。更有甚者,批斗者充分发挥其高度而丰富的想象力谓:车玉生,你当年才二十出头,就在国民党内,官拜少校,怎么一下子不干了,跑去学医,明眼人一看便知,这一定是国民党指使你潜伏下来,以便暗中进行破坏活动,怎么回事,快快老实交代。此言一出,人们欣喜若狂精神大振,揪出了一个潜伏多年的国民党老特务,这自然又是文化大革命的一个丰硕成果了。不过他们不知是有意蔬忽,还是不愿看看这一事实:车玉生并非在48年、49年国民党行将撤出大陆时潜伏下来,而是在1942年国民政府眉威时期,怎么就知道将来要被共产党打败,而早早主不潜伏了呢?然而那年代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啊!于是就这样,七斗、八斗,无限上纲,终于以反革罪被逮捕,进而判刑劳改,牛亚男也以同样罪名被判刑,送往汉王山茶场劳改。

天命之年作楚囚,1970年,年逾五十的车玉生,拖着一身的伤病,被送进四川省第四监狱,进行关押劳改。

大概又是废物利用原则在起作用吧!车玉生一下囚车就被关进了监狱医院,穿上白大褂,令其从事医务劳动。中国人是非常聪明的,政治上把你斗倒,搞臭。但对你的技术还必须拿来为我所和,使之成为最有剩余价值的劳动力。于是便化废为宝了。

车玉生并非不懂这些,但他的态度是:世人弃我,我不弃世,不管此人与我有无恩怨,那怕是素不相识,甚至斗过整过我的人,只要你有了病,住进了医院,就一定尽心竭力,为你治病,甚至甘冒风险,也在所不惜。

当时车玉生在政治上是专政对象,身体上伤病俱全,肩周炎使其举手抬臂都艰难万分,然而,这一切都不能使他放弃作为医生应尽的天职。特别是当病人处于死神威胁的生死关头,车玉生不仅会一下子忘了自己的犯人身份,而以生命卫士的姿态与死神展开殊死的搏斗,甚至还会在一般人都认为已无能不力时,以大将风度,指挥若定,力挽狂澜,使患者转危为安。

他刚到医院不久,自己都还未从沉重的创伤中恢复过来,一天晚上,附近一个农民,被牛打伤,造成脾破裂腹的内大出血,送入医院已处于休克状态,见此情景,那些头戴国徽的干部医生们一个个面有难色。于是找来车玉生,他一口答应没问题,只要有人输血,我们就可以动手术抢救,当下有七、八个农民自愿献血,于是车玉生精神抖擞地站到了主刀位置上开始了手术。谁知刚刚把患者腹部皮下切开,他那七、八个自愿献血的阶级弟兄,,都不风踪影了。原来,一般农民缺乏科学知识,听人说被抽了血,不死,也得少活几年于是一个个都吓跑了,干部医生见此情景,也慌了手脚,连忙对车玉生说这手术看来只好不作了,没有血怎么作?当时,有个规矩:干部的每一句话,就是命令,几乎等于法律,犯人只能听从,决不能反对,就是干部说错了,也得照着做。车玉生当然知道这个不成文的规矩,他连想都没想就答道:不行,如果我们停止手术,病人必死无疑。根据刚才我对病的检查来看,病人的肠子大概没有破,淤积在腹腔内有大量的血,可以回输给病人,这样病人就有希望救活。在场的其他专政对象个个都给车捏了一把汗,这老头今天吃了豹子胆了吗?公然敢把干部的指示给顶回去,那还了得。常言道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医务工作者的一片丹心,一片忠态,似乎感动了上帝,也感动了那位干部。他不但没训斥车玉生,而且点头同意了。

无影灯下,随着车玉生一双灵巧的手飞快地转动。只听见刀、钳、镊、剪、奏出了和谐的共鸣。手术高速度、高质量地顺利完成了,淤积在腹腔中的血液,又重新回到患者的体循环内,休克消失了,死神抛下患者落荒而逃,刚入监狱的车玉生就这样打了一个漂亮的胜仗。几天后感谢信送来了,锦旗也送来了,还敲锣打鼓、鞭炮齐鸣。毛主席万岁!万万岁!毛主席的革命医疗方针万岁!感谢共产党,感谢监狱领导和革命干部,挽救了贫下中农的生命!军民团结如一和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多么动听的豪言壮语,多么感人的场面啊!然而就没有提一句:车大夫,谢谢你!似乎车大夫根本就不存在。如果还有人记得他做了什么的话,大概就是记得他有顶撞干部指标的反改造行为。

然而车玉生对此似乎并不在意,只要救活了病了,他就很满足了,于是仍然我行我素而且屡教不改。又是一个深夜,一个急腹痛的病人送入院了,这回可不是个红彤彤的贫下中农,而是个黑黝黝的四类分子。刑满留队就业,还戴着所谓的反革命帽子,管你是个什么人,车大夫只知道你是个病人,凭他多年的经验,一听病史,一看症状,伸手一摸那板状腹,就基本可以断定为胃穿孔,必须立即手术。于是马上去请来个主管干部医生。此公不知是打搅了他的好梦,心里不舒服,还是觉得这种黑四类死了也没啥,几乎看都没看一眼,就下了个口头医嘱:先把液输上,用点抗菌素,对症治疗一下,明天早晨再说。话一完,抬腿,就打算再赴温柔梦乡。另外有个医生,当时也被打成了反字号,哪敢开口。惟有车玉生不知趣,立即答道:这种手术不能拖,必须今晚作,如果拖到明天上午,病人可能出现弥漫的腹膜炎,甚至休克也来了,我们就太被动了。那干部听了,虽然心里老大不高兴,但作为医疗原则,人家句句在埋,实在没法,只好答应,但在手术时,不要车主刀,叫他去搞麻醉,以此稍示警告吧!

离监狱不远,有个长庆机器厂,一位女干部,突患腹痛,被疑为肝脾破裂,立即被送上手术台进行抢救,但手术中发现并无腹内脏器破裂的情况,而血仍然在出。病情危急,医生们焦急万分。只有向附近兄弟单位求援。监狱立即派车玉生前往。车去后,凭借他多年丰富的外科临床经验,很快就解决了这个疑难急症,确诊为卵巢滤泡破裂出血,针对病因,立即进行手术,挽救了患者的生命。

虽然车玉生如此出色地工作,挽救患者的生命,解除他人的痛苦,然而在那斗争为纲、政治挂师的年代里,特别是在那特定的环境中,他一方面在医疗实践中过五关斩六将,另一方面在日常生活中却经常丢荆州走麦城无缘无故被人欺凌侮辱,受到许多不公正的待遇。

有个姓朱的干部,叫车玉生给他看病,他骄横傲慢,根本不把车放在眼里,还恬不知耻地说你们这种人,还能给我看病,这就是你们最大的荣幸了。车以沉默表太自己的轻蔑。从而又引起他的不满,无缘无故将车弄来进行批斗。另一干部,小病大养住医院,查房时他到处玩耍去了,因而未给他开药,晚上他回来了,车玉生连忙去问问病情,刚说了一句:今天上午查房您不在这个干部一下就火了,掉上一巴掌我在不在你管得着吗?把车狠狠骂了一通。文革中搞派性,你斗我,我斗你,无止无休,有个干部受不了,成了神经官能症,晚上不能入睡。说他出不倒气,要死了,大叫救命啊!车玉生去一检查,心跳、血压呼吸都正常,是个典型的神经官能症。根据现代医学,这种疾病,是因为人长期处于极度紧张兴奋的状态,而使神经出现功能性的障碍,唯一的办法,是要使他精神放松,给予安慰和暗示。于是开始使用了一些镇静、安眠之类的药物,由于这些药物都有成瘾性,不能长期使用,所以只好改为暗示疗法。即给病人说是用的安眠镇静药,而实际用的是极上的量,最后就根本没有了,这样让病人自然慢慢地康复。

然而在车玉生用暗示疗法中,却有人去给这病人说:车玉生给您用的是安眠药,长期吃下去,就像鸦片烟一样,一辈子都离不开,那怎么办?他一听,又紧张了,马上把车找去加以责怪。车不得己,只有实言相告,用的是暗示疗法,不存在成瘾之患。谁知这一解释更槽,竟大骂车玉生胆敢用假药欺骗干部、谋害干部要把车捆起来。

真是无理可讲,动辄得昝。就在职样的环境中,车玉生仍然坚持不丢手术刀,不放弃医学实践,不放弃学习英语,犯人不准读外语,他就一人悄悄读,记单词从不间断。而且还一面搞西医临床,一面自学中医。在治疗肺结核大略血时,把抗痨药物和中药止红散相结合,取得了很好的止血效果。腹部手术后,用中药扶正理气汤,预防术后肠粘连,也得到好评。

俗话说:酒好不怕巷子深。车玉生虽然当时是一名关在铁窗内的囚徒,但他的精湛医术仍是声名远播,南充市省一临,一位长期患腰腿痛的老红军,久治不愈。通过省有关部门,将车接去南充为其治病,在南充住了三个多月直到其病情完全好转稳定才返回,这时已是1978年的5月,十年浩劫,已经过去,四人帮已灰飞烟灭,新世纪的曙光,已在中国的地平线上隐约可见了。

然而监狱里,还是一切依旧。车玉生还要在这高墙铁网气萧森的地方呆到何年何月呢?


曲终奏雅  夕照辉煌


黑夜漫长终有边,春风不日度江南,冰由颜作千重浪,江海翻波谈笑间。

这是车玉生的一位朋友,送给他的一首诗,这位朋友,当时也因受政治迫害和车关在一个监狱。1978年的中国,确实正如诗中所写是一个寒夜将逝,东方欲曙的黎明。振聋发耿见天日,得到昭雪。

1978年12月的一天,车玉生象往常一样,干完了一堆医务劳动之后,随手翻开了一张《人民日报》,他虽然关在与世隔绝的铁窗之中,但对外面世界的一切变化,仍然十分关心。

一封终于发出的信,作者:陶斯亮。陶是何许人也?当时车玉生并不知道。但这个带着浪漫的抒情笔调的标题吸引了他,于是一口气读了下去,啊!真是看破天惊,原来陶斯亮是陶铸的女儿,这篇文章就是写他父亲陶铸,如何被姚文元凭空诬陷,罗织罪名迫害致死的过程。现在,陶铸的问题,终于得到了昭雪平反。然而当年为此事,写了一张小字条,象耳语般地发了几声抗辩的车玉生,却还背着反革命的十字架在狱中受苦,天下能有这种道理吗?!

他下放报纸,连夜奋笔疾书,写出申诉,要求法院作出无罪的判决。他把这份申诉直接交给一位姓吴的监狱长,请他转交给法院。

一切非常顺利,几天以后,车玉生在文革中被搜去的相片等物品给退还下来了。1979年3月车玉生终于获得平反法院宣告车玉生无罪。

这下监狱当局似乎才意识到,车玉生是个难得的人才。一位主管领导人,把车请了去对他说我代表监狱党委、全狱干、工、家属,代表附近贫下中农,诚恳挽留下在监狱工作。并说昔日您是阶下囚,今日就是座上客了。

车玉生以淡淡一笑和归心似箭四字婉拒了这些盛情的邀请。他对这泡了他二十多年的两劳场所确实感到太厌倦,同时更挂牵着他在重庆的妻子儿女,以及他曾为之呕心沥血的第一人民医院骨科,他一定要回去。

此时,车玉生万感交集,提笔写道:六十老翁出牢诚,始醒悟,古今同一理,欲加之罪咋说都行。

车玉生回到重庆后,首先面临的是一个破碎的家,妻子迫于政治压力,不得不在文革中,和他划清界限,作出形式上的离婚。子女因出身黑五类家庭,有的被迫辍学,有的被赶到外地,有的还失业(应该叫待业)在家。车玉生和妻子复了婚,为子女找工作。联系单位将他们调回重庆,忙个不亦乐乎。

车理所当然回第一人民医院,此时医院的党委书记是文革中的红人,他见车玉生平反回来,很可能有点别是一般滋味在心头,不好说不欢迎,便说您这么大年纪了,就别上班了,我给您安排退休好了。车玉生一听,坚决不同意,他说:我落实政策回来是为退休吗?不是!是为了把丢失的二十年找回来,我要重新工作!见退休不成,又生一计,要把车调回重庆外科医院,车也不同意说我在这里,被人家划成右派,被人家打倒,扫地出门,我就要在这里重新振作,重新工作,重新站起来!

1980年春节医院党委书记,与全院高级知识分子举行团拜。许多人提起过去,都是声泪俱下,甚至泣不成声。有个老医师问道:我现在是改正右派,是个什么意思,难道说还算右派,只是改正了吗?谁来改的?搞不清楚。车玉生说不管叫个什么,反正就是我们没有错,而且我们挨了这么多年的整,一没被整死,二没被整残,三没被整疯、整傻,我们是大难不死,应该值得高兴。

车玉生又在重庆一医院外科开始工作了,第一例手术是华莹山煤矿一位因工致残的工人。为其作脊髓手术。手术那天,许多人都表现出极大的兴趣,有的人是久闻车氏大名,但不知威名是否副实,有的人是车的老战友,但他去院骨科二十多年,而且还关在大牢里多年,还能做手术吗?各种各样的心情,引发了各种各样的好奇心,于是都想一睹为快。车玉生从容不迫地走进手术室,洗完手,穿上工作服,站在主刀位上熟练地开始了工作。手术顺利地完成了,术后效果极佳。真是宝刀不老,身手不凡,获得了一致的好评。接着车玉生担任了外科主任,并着手重建反右后就垮了的骨科,1981年完成骨科重建工作,遂改任骨科主任。

车玉生历来重视书籍和资料的收藏,当年家中曾是藏书万卷,坐拥百城。但此次回来却发现已是书去屋空,家徒四壁。原来文革中,儿子怕这些书惹祸,便将其转移至他在南充的丈母娘家。谁知车玉生的这位亲家母是一个不识字的妇女,看见这么多的书,不给它们安排点用途,岂不白白浪费。书全部发光发热!不仅派上了极大的用途,而且使这位民妇同伟大的秦始皇也能来个欲与天公试比高了!不愧千古美谈!

失去的就让他失去吧!车玉生又从头作起,搜集资料、书籍。1982年恢复中断了几十年的学术活动,参加了昆明的中法外科学会;1983年又加入了四川骨科学会及重庆市骨科学会,1984年又到南京参加了全国骨科学会。直到1985年他才离开骨科主任的行政职务,退居二线。

从车玉生八○年回院重建骨科以后,直到他退居二线前,他与葛尊信副主任一道带领全科共作腰椎向盘突出症手术近百余例,取得了很好效果,优良率达百分之九十四点六。在治疗腰腿痛病人方面,车玉生通过查阅外文资料和吸收外地兄弟医院的先进经验,再经过反复多次试验,终于完成了水剂造影的先进方法,使医生在手术前能准确地查清病灶、病情,以便有的放矢,对症施治。这些先进经验在1984年全国骨科学术讨论会上,受到了与会者的重视与好评。在此期间车玉生还在省市骨科学会上作了《关于痹症探索》的报告,还发表了《麦氏症再商榷》、《中西医结合治疗腰椎向盘突出症》等一系列论文。

车大夫不仅有精湛的医技,更有高尚的医德,鉴于近年来医学界有少数人钱迷心窍,以迫遂利润为第一,几乎忘了白衣使者的圣洁天职,甚至乱收费坑害病员,没有钱就见死不救。对此歪风邪气,车玉生深恶痛绝,口诛笔伐,加以抨击。一九八五年十月车玉生应邀到南桐矿务局医院,作关于医德的专题演讲,他讲得生动形象,深入浅出博得了听众雷鸣般的掌声。重庆日报对此作了专访报导。

一九八五年十二月,车玉生又在重庆市卫生局内部业务学习资料,上撰文题为《医生与医德》,车氏旁征博引从《希波格拉底誓词》到孙思邀《千金要方》中的为医之道都作了精辟详尽的阐述。对时下违反医德的种种行为作了无情的解剖,而更重要的不仅是言,而在于行。车玉生在多年临床实践中,不仅对病员认真负责,细致耐心。从无贵践贫富,恩怨亲蔬之分。而且数十年如一日,从不借医谋私,在病家身上捞取半点好处。真是一身正气,两袖清风。

在退居二线以后,仍然关心着祖国的医疗事业和病人的身体健康。1986年车玉生不顾年近古稀的高龄,受命于民革重庆市委,率领一支医疗咨询小分队,千里迢迢,万里尘沙,远赴新疆克拉马依油田、白碱滩医院,为石油工人进行义务医疗咨询活动。该队由重庆一、三人民医院,外科医院四位医师组成。车玉生在白碱滩3个月义务诊治病员2000余人次。老工人李德增,三十多年为找石油转战南北疆。后来,不幸患膝关节结核性骨膜炎,不能站立,四处求治,三年不愈,使这位五十多岁的老工人痛不欲生。李德增在得知骨科专家车玉生来克拉马依义诊的消息,即赶来白碱滩医院,经车玉生精心诊治后,又腿又重新站了起来。他百感交集,抱着车大夫只说了一句谢谢你们便泣不成声,在场的人也无不热泪盈眶。克拉马依市政协、新疆石油管理局钻进处和白碱滩医院,把一面上书:医疗支边,红心济人,石油工人感谢你们的锦旗送给了小分队,并在《中国石油画报》88年创刊号,以显著位置,刊了以上消息。

1988年8月车玉生经重庆长山科技开发公司总经理方长寿先生的介绍,会见了来大陆的台湾中央图书出版社总经理林在高先生。经几番晤谈,终于决定了编著出版《中央英汉医学辞海》这部巨型医学工具图书。在这个问题上,两岸各有所长,台湾拥有资金,但要邀请几十位专家学者,用五、六年的时间来完成,台湾则没有这样剩余的人力,只有大陆才怡怡有,因而取得了合作的共识。

从此,车玉生就全心身地投入了这部巨型工具书的编著工作。这时车老已是年逾七旬,身体自然大不如昔,但一工作起来,仍然是当年那股一往无前舍生忘死的精神,重庆盛夏气温高达摄氏42度,他住的楼上闷热得象个蒸笼,连穿件衬衣也是汗流浃背,车老便赤膊大战;而隆冬严寒,气温接近0度,也从未停止工作。工薪阶层的人,那请得起保姆,夫人又住在女儿家里,许多时候,只顾着奋笔疾书,却忘了炉上早已汤沸水干。因此半年多时间内,家里的锅被烧烂了五口,也大概可算得是一项世界记录。就这样六易寒署奋力拼搏,终于使这本巨著得以问世。可以说车玉生是用自己渊博的知识和辛勤的劳动,为中国的医学事业,树起了一座高大的纪念碑!

皇天不负苦心人,车玉生对医学事业的杰出贡献,终于在历尽沧桑之后,得到了世人的公认,1993年车玉生的名字被载入《中国当代高级科技人才词典》;1995年车玉生的名字被载入《中国名医列传》之中;1997年车的事迹又被载入《世界名人录》里。

伟大的美国科学家本杰明富兰克林曾经说过:一个人如果要在死后不被人忘记,要么是写出一些值得人读的东西,要么是做一些值得人写的事情。我们的车大夫应该说在这两方面都兼而有这,特别是后者。

车玉生只是一个普通的中国人,一生并无惊天动地之举,却有可歌可泣之事。特别是在受到一连串不公正的待遇之后,为世所弃,却不弃世;在万分恶劣的环境中,仍能保持自己的节操,不为邪恶所同化;始终保持清白、清醒地作人;始终保持作一个有道德,有良心的好人;作一个负责任,有作为的好医生;作一个为中国医学事业不断作出贡献的这者。







为世所弃,却不弃世;不为邪恶所同化;始终保持清白、清醒地做人。



公元1995年在中国的医药学术界,有一起值得大书特书的事件,那就是中国医药学史上一部篇幅最钜,收词最多的医学工具书《中央英汉医学辞海》(图解)在台北中央图书出版且诞生了。全书共收词廿十余万条,人体解剖彩色图二佰余幅,总字数一千余万字,为当前世界上篇幅最大,收词最多,除百科全书外的一部最大型综合医学词典,也是世界上第一部英汉西医学辞典中有系统地收入中国传统医学词目(限针炙及植物性药材部分)的辞典,完成该书历时6年耗资台币二千四百余万元,有数十位专家参与,而主编者便是一位 幸存者中国的骨科专家车玉先生。

就是这样一位国宝级的人才,不仅在58年被打成所谓右派分子,而且还在两劳(劳改、劳教)场所中,被整整地关了二十多年!

 
强寇压境投笔从戎

 
车玉生先生,山东文登市人又名海风,晚年自号愚僧。1919年生,1937年毕业于文登师范校。正准备应聘执教,而其祖父母抱孙心切,令车与一素不相识之女完婚,车反对包办婚姻,坚不从命,遂离家出走。

此时,任山东省主席的韩复榘,按照著名学者梁漱溟先生乡村建设的有关理论,在全省七、八十个县中,撤销了区政府,改为乡农学校,校长有区长之职,为一把手,一把手为教育主任、主管教育,再次为指导员,管经济,以及军事教官。其时济宁正举办乡村服务人员训练处,培训上列各类人员,车离家后,便到济宁,被录取进入教育主任班培训。

此时是1937年8月,日寇正发动七七事变,大举进攻我国,豕突狼奔,烽烟遍地。10月以后,大批敌机空袭济宁,造成惨重伤亡,而韩复榘为保存实力,竟不战而退,率军逃跑,于是梁漱溟先生成立游击训练班以培训抗日骨干,车玉生旋即进入该班,并奋笔疾书,以诗明志,有句云:弱冠从成气吞虹,寇声急,生死置度外,别无所从

在日寇的强劲攻势和韩复榘的退缩逃跑下,山东很快便沦陷了。车玉生随游击训练班全副武装进入河南。此时,中国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蒋中正委员长,以召开军事会议为名将韩复榘逮捕,并果断地将韩处决,所有山东的武装人员均在商丘被国军警备司令缴械。游击训练班两千余人,徒步到达河南南阳以西的镇平县杏花山菩提寺(该地是当时乡村建设派的基地之一,负责人为彭禹廷先生)集结待命。

1938年2月,梁漱溟先生,从这两千余人中,亲自选定了一百五十余人,送到武汉,成为我国政府在该地举办的战时工作干部训练团(简称战干团)第一期的学员,该班毕业的学员以后均由我政府规定亨有黄埔军校15期之同等学历,此是后话。车玉生亦名列于这一百五十余人之中。经过半年产格的军事训练后,7月16日,三民主义青年团建团仪式在武昌举行,蒋中正委员长亲自主持了入团仪式。年仅十九岁的车玉生抱着一颗爱国抗日之心,参加了庄严的入团宣誓。

是年8月战干团第一期学员毕业。经过精心挑选,车玉生等10人被留下,其余则作为骨干返回山东组织游击战争。这些人回去后,一个个抛头颅,洒热血,与倭寇拼死抗争,为中华民族的抗战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车玉生等10人留下后,于8月在武汉珞珈山,进入了中央训练团青年干部训练班(第一期),经过两月多的训练到10月底结业。此时武汉失守,训练班学龄前员被分到各省去建立、发展青年工作。这时又经过精心挑选,在全班学员中,选出36人成为青干班军官队,真可谓精英中之精英,当时他们(被人戏称为三十六个置于),由桂永清将军亲自训练,车玉生也在三十六人之列,先到了湖南长沙,后又到桃源,接受各种轻重武器之训练。随着战局的变化又由桃源而又湘西,再贵阳,最后到达中国抗战的圣地,陪都重庆。

五十年后车老旧地重游,挥笔写成如下诗句,足见其壮怀豪情:
泪挥独忆珞珈山,
气壮山河意指天。
湘鄂川黔志未馁,
一心报国苦犹甘。

1939年3月1日,中央训练团党政班在重庆南泉开办第一期,车玉生等即以服务员名义,与党政班生活在一起。第二期地址由南泉江往浮图关,期时,蒋介石为激励抗日士气,将浮图关改名复兴关,意在抗日到底复兴民族也。同时又将其爱子经国先生送入二期受训,车玉生与经国先生同班。经国虽贵为太子,却是个平易近人的谦谦君子与车同室傍傍床相处甚得。

此后不久车玉生被正式调到中央训练团教育长办公室任上尉副官(教育长是王东原先生)。1941年刚刚满过二十一岁的车玉生已晋升为少校了。

在人生的旅途上,车玉生以其优异的才能,首次展现了他的辉煌,他正一步步走向高层,接近核心,并完全有可能成为中国政坛上一颗耀眼的,正在上升的明日之星!

  
艰难抉择弃官从医


知足常乐,古有明训。就名利而言,个人的确应早点知足。但若在知识、技能、学问等方面,一个人似乎又应当不知足才好。车玉生正是这种不知足的人。

他不仅没有因宦途得意,才二十了头就已官拜少校而飘飘然。相反,却痛感到自己的诸多不足,其中最重要的是欠缺正规学历。一个师范学历,不仅太低,而且又未在校执教:在军队任职,却连军事院校的大门也未得入(战干团按黄埔15期同等学历计,在当时还未被纳入正轨),真有点非文非武的味道。再看从山东来的许多同学都纷纷考入大学去了。

正在此时,一个生活中的事件,给了车玉生不小的刺激。车的一个女友正在中央训练团音干班学习,不仅年轻貌美,且极富音乐天才,弹得一手好钢琴。与车情投意合,过从其密。但该女在1942年音干班毕业后,却去了白崇禧家担任家庭教师,车对此表示不快,去信阻止。殊知此女不仅不听,反将她过去读书(音干班)时,用车的一些钱,以汇款的形式还给了车,似有绝交之意。车一怒之下,遂与之断绝往来。这件事给车玉生的自尊心造成了不小的伤害,觉得在人家手下作这么一个副官,实在显得太庸庸碌碌了。因此经过几番思索,终作出决定:从头开始,再去求学。

车玉生把他的这个想法去告诉了教育长王东原先生。王平素对车十分器重,觉得他少年老成,聪明干练,特别是车的记忆力,王最为欣赏,平日事先钜细,即使事过多日,只要王一问,车便立即能将他要问的事,或要找的人,一一从头告知,从无错漏,使王觉得真是其身边的一名得力助手。因而他对车的成长,乃至一言一行均十分关心,且爱中有严。例如他见到车勤奋好学,诵读英文,脸上便露出了欣慰的微笑,颖颖点头。但若一听到车在屋内读俄文,他就会迈着沉重步子跨进屋来,语重心长地对车说道车副官,别念了,别念了在今天看来,也许会觉得这位将军,太爱管闲事了,但在那个时代,他的苦心孤诣,却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这天,他听完车玉生的陈述,脸上露出了惋惜之色,但沉吟半响,还是同意了,并问道:你准备上哪里读书呢?车答道:准备到我们山东医学院去学医。王听了高兴地说道:好,很好,有志男儿,不为良相,也当为良医,去吧!临行前,王东原先生还送了几百元给车玉生作为助学之资。

离别浮图关车去向霍原璧老先生辞行,霍是陈诚、王东原更早期的老保定,深受敬仰,他告诉车毳世切莫为官,又说学医足以济世,更鼓舞了车学医的决心。

1942年二十三岁的车玉生,抱着不为良相,也当为良医的志向,考入了当时设在四川万县的山东医学院。并为自己订下了约法三章:1、从此不再过问政治;2、不出风头;3、不谈恋爱一心读书。

当时正值抗战期中,国难当头,而教育部长陈立夫先生,对于教育则是十分重视,特别是许多理、工科院校,都实行公费。象后来荣获诺贝尔奖的华人科学家李政道、扬振宁都是当时我国公费培养出的大学生。山东医学院也是公费制,但毕竟是战争年代,条件仍十分艰苦,无论生活条件或教学设备都极其困难和简陋。学生一日只有两餐饭(上午9时,下午4时),教学工具,由于学校是从山东逃难而来,所以几乎是一无所有。

当时学校的教师,基本是留德的,教学多用德语,头两年最使车玉生感到紧张的,一是必须从头学德语,二是解剖学没有人骨标本,全身二百多块骨头,单靠解剖图纸上谈兵是绝对不够的。幸好此时抗战大后方的第十重伤医院就设在山东医学院附近,二者在业务上已合为一家。解决了尸体解剖的许多难题,然而每个学生要有一副骨架,角然办不到。于是为了学医,车玉生和他的同学们,只好干起了掘坟盗墓的事来。但他们要盗的既非珠宝,也非钱财,而就是那墓中主人的一具骨架。墓穴多在旷野,有不知名的野葬地,也有值得人们永远崇敬和怀念的无名英雄。

车玉生和他的同学们,挑选的都是那些埋葬三年以上,八年以下的墓穴,因为这时死者肌肤已经腐烂,而骨骼却完整,他们都是在深夜,从墓侧掘开一个刚可容人进出的洞,然后自己钻了进去,这时腐尸的恶臭扑鼻而来,令人欲呕。但为了求学成才。顾不得这一切,忍着难闻的臭味,借着电筒的光辉,一节、一块地把尸骨取出,墓内一人捡,外面有人接,女同学站岗放哨,就这样,不知经过了多少个艰难的夜晚,最后,每个同学都有了一副完整的人体骨架标本了。

头两年最紧张,最困难的学习没有能难住车玉生,在解剖学结束考试时,教授用德语指定了几个他要的骨骼的名称,车玉生立刻熟练地把这些骨头从标本中捡了出来摆在教授的面前,并用德文回答了教授的提问。考试成绩优良。

他不仅学业优异,而且在在同学中表现出非常优秀的组织才能和号召能力。因此被同学们推举为该院学生会主席。到了一九四四年终于违背了他自己订下的约法三章。开始与一个比他高一年级叫杜敏时的女同学(又是同乡)谈恋爱了。才气横溢,总是异性注目的对象,杜敏时对车人品才能都十分爱慕,成了她心中的白马王子,而同学鲁北人蔡玉汉又是车、杜二人的好友,积极从中穿针引线,所以终于使邱辟特的神箭射进了两人的心中。

不久车玉生因营养不佳患了因缺乏维他命B1所致的脚气病,双腿无力,几乎上不了台阶。当时根本买不到维B1的任何制剂,只有靠吃麦麸和鸭蛋汤(鸡蛋太贵都买不起),以疗顽疾,此时杜敏时在经济上给了车一些接济,后来病总算慢慢好了。

1945年上半年抗战即将胜利前,学生生活反而更苦,校长的太太主持学校财政,对学生伙食费占有侵吞,学生极为不满。一天早餐时几个山东日照的学生,因一点口角把鲁北同学蔡玉汉和鲁西的崔义明打得头破血流,校长也是日照人,对此不仅不主持公道,反而坦护共乡,将蔡崔二人除名,引起多数同学公愤。学生抬起校方除名蔡崔二人的告示牌,在校园内游行,直奔校长办公室,校长慑于众怒,只好溜之大吉,车玉生领导了这次学潮,最后由万县专员曾德威等出面调查、调解,校方收回开除学生之成命,并由鲁北张教授等组成校务管理委员会代行校长职务,学潮取得了全胜。

1945年8月在盟军的强大攻势和原子弹的攻击下,不可一世的日本终于无条件投降。全中国都沉浸在欢乐的海洋中。但就在这时,苏联乘机出兵侵占我东北,更为可恶的是,将我东北三省财富劫掠一空。消息传来,青年学子一个个义愤填膺。本来抗战之前,俄国佬就抢走瓜分我们的外蒙古,人们记忆犹新。殊料抗日胜利伊始,披着盟友外衣的俄国佬,竟在光天化日下,干出了与日寇如出一辙的强盗勾当,旧恨新仇,能不怒发冲冠?!

这时身为山东医学院学生会主席的车玉生,顾不得三年前曾给自己立下过的不过问政治的誓言,振臂一呼,应者如潮,抗战期中,迁来万县各院校,立刻组成了浩浩荡荡的示威队伍,在万县举行了一场威武雄壮的反苏大游行,车玉生任总指挥。同学们高呼口号,散发传单,张贴标语。愤怒声讨苏俄的侵略罪行。许多市民纷纷自觉响应,加入游行队伍,同仇敌忾,场面感人。事后车玉生对人说我自学医后,已决心不再过问政治,但国家的耻辱,民族的尊严,不允许我沉默。这是我学医后,破例地过问了一次政治。

1946年车玉生在山东医学院毕业,来到重庆市民医院(现名重庆市第一人民医院)实习,1947年4月,被正式录用车与杜敏时结为伉佩。
    当时重庆市民医院,如果用今天时兴的术语来说,虽然在硬件(如病房、设备)方面,并无特别独到之处,但在软件方在。却堪称实力雄厚,抗战中从上海医学院来川的一大批技术尖子,都在这里落地扎根了。车玉生象一粒优良的种子,落在了这块外科技术的肥沃土中,因而基本功练得很扎实,进步也十分迅速。1948年傅安龄先生主动提出愿介绍车去上海海军医院工作,这个机会对于车玉生来说的确是太宝贵了,这不仅因为海军医院是当时国内最先进的医院之一,而且它直属海军,而海军总司令桂永清将军又是车的老领导,其发展前途,自不待言。但此时车玉生在重庆却拖着一大家人,妻子杜敏时娘家由于是地主,在内战中,从老家逃来重庆女婿家中,因此车玉生养活着车、杜两家连同保姆近十口人,全靠他们夫妇工薪养活。在这种情况下,他去海军医院之梦终未能得园,也是不得已而作出的牺牲。

历史的脚步,很快把中国带到了一九四九年这个十字路口。国共内战即将告一段落,车玉生也走到了他一生中一个最重要的十字路口,如前所述,他完全可以随海军医院去台湾,但因此而骨肉离散,又是他难以接受的。正当徘徊难决之际,车的一位老朋友李医生从广州来到了重庆,李是车玉生在浮图关时的同事,二人曾一道学俄语。李医生对车说我从广州来,对共产党的情况,有所了解,象你这样早就已脱离了国民党去学医,现在又是医生,根本没有再涉足政治的技术人员,留下来根本没问题,不用怕,不要走,跑到台湾,妻子儿女怎么办?并告诉车玉生说车医生,你别怕,你知道吗?共产党来了三生有幸,你就是三生之一,车听了不解,问道:此话怎讲?那人说:所谓三生就是指医生、学生、先生(教师),这三种人,共产党要特别给予优待,故曰三生有幸。

人拿不定主意的时候,最喜欢听对自己有利的话,最容易相信那种对自己最好的结果。车玉生也觉得,我在国民党的手下虽然干了几年,但那是为了抗日爱国,并没有去打过共产党,总不能说抗日也有罪,何况我早就脱离了国民党,三年国共内战,我是一个无党无派的医生,共产党应该是不会找我算什么账的,别怕!

就这样,他决定和全家一起留在重庆,每当心里觉得不踏实的时候,他便服下三生有幸这片镇静剂以安抚自己。


三生有幸反成不幸


1949年年11月30日共产党的军队进驻重庆,不久给市民医院派来了一个军代表主管一切。真是无巧不成书,这位代表不仅是车玉生的同乡,而且是车的小学老师之弟弟。同乡加上师生谊,使二人似乎有点一见如故,关系比较融洽。于是接收医院,清理财产,这些事,军代表都叫车来一道参与,很快车成了医院内的一个积极分子了。1951年后,开始了镇反运动,车玉生将自己的历史作了彻底的交代,究竟彻底到什么程度呢?用车自己的话来说不仅按年按月作了交代,甚至某天干了些什么,凡是重要的,有价值的,都写得一清二楚的。

1952年的三反运动中,车玉生更在院内担任了打虎队长,抓贪污分子,搞得很是轰轰烈烈。随着运动的发展,车从内心逐渐感到: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这些提法都无可非议。但一些具体的作法,却使人感到很难以接受,特别有几件事,简直叫人触目惊心,事隔多年也不能平静。

例如医院里有个老太婆(工人)叫任少卿,负责在妇产科门口接待病人,给病人一点卫生纸,同时每次收费一分钱,运动中,她也交代了,但竟被打成老虎。斗来、斗去、活活整残。又如护理部主任李锦如(女),硬说她是贪污分子。一个护理部,有什么可贪,因而她死也不认,于是打虎队员就把这个女子拉进停尸房去关起,半夜还叫人在外面装鬼叫,往停尸房窗上撤沙子。一个文雅的弱女子,哪禁得起如此恐吓?终于被副得精神失常,从窗子上往外跳,腿跌断,成了终身残废。

这些事使车玉生生的良心深感不安,他觉得:反贪污本来是对的,但这样任意伤害无辜,却是完全不能接受和原谅的。

1952年医院经重庆市卫生局批准,决定派车玉生去北京进修骨科,与此同时车的大女儿车芳因患髋关节先天性脱位,当时四川无法治疗,于是同意车带孩子同往,边进修,边照看孩子治病。车带女儿到京后,因住院问题几经周折,最后在天津骨科医院进修(孩子也在那里住院),在指导医师方先之教授副食之下,认真学习新技术。这时,天津骨科医院,在用链霉素保证下,开展了国内首例骨与关节结核病灶清除术。车玉生进修完毕回渝后,于1953年夏在重庆市第一人民医院开展此项技术,受到教授的重视和好评。此后车玉生又在重庆带头开展了腰椎问盘手术、膝关节半月板手术,以上手术均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受到西南医学界的瞩目。贵阳、成都,甚至陕西、湖北的此类病人也纷纷前来重庆求治。同时,川医、贵医、云医以及西安医学院的学生,也都前来重庆第一人民医院实习。

医疗实践的成功。使车玉生在理论上有了更进一步的提高,为创作提供了充沛的源泉,一篇篇有创造性见解的文章,署着车玉生的大名,都先后发表在国内权威性的医学刊物上。如《中华外科》杂志1957年2月发了车的《慢性骨髓炎的综合治疗法》一文。该刊主编特别在文前加了按语:1957年7月《骨科通讯》又发表了《膝关节半月板的手术治疗》;1958年5月《外科》再次发表车的《1013例骨与关节损伤》成为我国第一个骨与关节损伤的大组报告;1958年9月《中华医学杂志》还发表了车的《回盲部癌症与兰尾炎的鉴别诊断》。除上述全国性的刊物外,车还在重庆市的《骨科通讯》和市卫生局的论文集上发表了好几篇文章如《骨与关节结核的手术治疗》、《祖国骨科医学史》、《止血带下静脉麻醉在骨科上的应用》等等。

正当我们这位才华横溢的中年医师,在医学的宫殿上登堂入室,欲更上一层楼之际,仁慈的上帝和他开了一个小小的玩笑,象当年如来佛一反掌把孙行者压到五行山下一样。车玉生一下就被推下了十八层地狱。所不同的是,孙悟空确实大闹了天宫,如来佛对他实行专政,似还犹可说也,而我们的车大夫,不但没挥舞全箍棒打谁,而是一直拿着一柄手术刀,在勤勤恳恳地为患者刮骨疗毒,却一夜之间,也被打成右派。

说起车玉生的这个右派分子,似乎还有点不大正宗。众所周知,反右是1957年的事,而车平安地辛苦过了1957年,到1958年三八节这天,突然成了右派,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他这个右派,不是正式录取,而是补差额,补上去的。天下就有这种怪事!学校招生,除了正式录取若干名外,有时还录取一、二名备取生,怕正式录取生中,临时有个把两个来不了的,可兹备用,万没想到十恶不赦的右派分子,也有这种福气。原来反右一开始上面就给各个部门下了指标,什么指标呢?在你那个部门或单位中,一百个人中要抓出几个右派来。听来似乎荒唐,其实是完全有道理的。第一,阶级斗争无时无刻无处不存在,难道你那个部门能是桃源仙境,能没有阶段斗争吗?所以一定有右派。但也不能太多,倘若人人,或大多数人都成了右派,那又怎能体现,多数群众是跟党一心一德呢?所以就只好预先定下指标,要揪出百分之几,这就说明反党的右派毕竟只是一小撮,请看,这是何等的英明和正确啊!

当时重庆市卫生局揪右派的指标听说是百分之三!多乎哉!不多也!

然而,也是车玉生合该倒霉,1957年完了,这个指标就没完成,怎么办?毫无疑问,必须坚决完成!

1957年鸣放开始后,车玉生凭直觉感到气氛不对,还是少说为佳。妻子杜敏时,也对丈夫提出了忠告:老车,少开口啊!所以他本来打算什么也不主产,可是领导却三番五次来动员,说提意见是帮助党整风,提借了也不要紧嘛!甚至还说意见提得就是不正确,那也只是个思想方法上的问题;但是如果不提意见,这就是你对党的态度问题了,你也是要和共产党同心同德呢?还是要同床异梦呢?天呀!谁都会明白,一旦认定你是个同床异梦者,其后果将是什么?车玉生感到不应付两句恐怕不行。

那么说什么呢?政治话题,肯定不能谈,那么就谈点日常工作的话题该可以吧!言不由衷,没话找话说,本来就不是车的个性,然而不说又不行,这可难坏人了。后来市民革在重庆市卫生系统开征求意见会,用汽车把车玉生请了去,今天务必要衣您老兄,帮助党整风提点宝贵的意见。人家如此礼贤下士、齐玄德三顾茅庐,也不过如此吧!你要是再一言不发,也就实在有悖于情理,也就难怪人家要怀疑你是同床异梦了。

车玉生坐在汽车里,边走边想,搜索枯肠,终于想出了一条自认为是无伤大雅的意见。那是1956年重庆市第一人民医院外科贾主任去天津做手术期间,由车玉生代理主任,手术室要求要添置一些医生术前洗手时用的衣服、鞋子之类的东西,这本是医疗上司空见惯的事,车便同意签了字,由总务科造计划到会计室去领钱。按财会制度应由院长何贤宝批准,才能发钱。何便问财会科的人这衣服、鞋子是给谁穿的?答曰是医生们穿的。何院长一听老大不高兴说:这些医生一个月领了那么高的工资了,怎么衣服、鞋子都还要公家出钱买?财会科那人不知是不懂医,还是不敢犯上,只好唯唯诺诺说这这个我不清楚。何院长最后还是勉强批了,满腔不高兴。这事后来车玉生知道了,觉得你是个院长,怎么这点医疗常识都没有,手术室要保主下无菌操作,怎么能穿着自己的衣、裤鞋子进去做手术呢?据说当年山东省主席韩复榘去视察中学,看见学生打兰球,立刻把校长叫来训了一顿,说:我拨给你的经费,你拿去干什么去了?这么多人抢一个球,你就不能给他们一人发一个球?弄得校长哭笑不得。这也不知是否真有其事,但车却不敢用这类话去调侃何大院长。那天他在会上谈了这事,把话说得委婉又委婉,客气又客气,说希望何院长多到下边来走走看看,到手术室来参观参观,这些问题都是可以避免的。他心想这样说够和风细雨了吧!

当时会上谁也没说这意见有什么不对,但等到秋后算账的时候,等着他的却是一场暴风骤雨!

1958年3月8日夜晚通知车玉生去大礼堂开会,他还蒙在鼓里,什么也不知道,一进会场,好家伙!满屋满墙已贴满了大字报揪出大右派车玉生,坚持向大右派车玉生开火!车玉生否定党的领导,必须低头认罪接着来的是批判斗争,更确切地说是诬陷和辱骂,请听听下面这些高论吧!

你车玉生说,何院长不懂医疗技术,也就是所胃外行不能领导内行,说穿了,就是要把党的领导赶出医院,这家伙是何等嚣张,何等疯狂!

"告诉你车玉生:你不要以为没有你,重庆市第一人民医院的骨科就要关门了,地球就不转了,你在作梦!

坚决清除这个败类!

坚决揪出这个坏家伙

扣帽子,打棍子,尚不足以表现自己的左和革命,就只好借助于歇斯底里的喊叫。一切都已丧失理智!一切都已无理可讲!

几天后,又再次批判,这次强自更加升高说车是一贯反动。什么叫反动,这定义谁也搞不清楚,大约凡不合当局之意,或长官之意者,均可谓之反动。既然有这么个模模糊糊的内涵其外延自然无边无际。如再加上一贯,那意思大约就是:此人从来就没做过一件好事;从娘肚子出来就不是个好人;如果他以前曾加入过共产党,那只能叫混入党内;即使是做了极大的好事,也只能叫伪装积极。总之凡加上这个诛语,即意味着将对此人全盘否定,一棍子打死。

这时重庆市卫生局五人小组(专门决定谁是右派的权力核心)中,有个女士与车有一定交情,冒着风险,晚上悄悄来到车的家里,告诉车,事已如此,千万要忍耐,在会上千万不能反驳,否则,后果会更不堪设想。车照办了。然而逆来顺受,也无法挽狂澜于既倒。

1958年5月1日,这个据说是全世界劳动者的节日,就在这一天,车玉生这个年富力强、风华正茂,曾为无数患者解除过痛苦的医生,这样一个正直的劳动者,既无任何过失,又示经过任何司法程序,就被剥夺了工作权利和人身自由。他的名字从重庆第一人民医院的名册中莫明其妙的消失了,而且不明不白地送到了自贡市,进行劳动教养集中改造。

当时,一位官员对他们说你们这些劳教人员有公民权,不同于判刑劳改。按照中国的法律,任何公民,必须构成犯罪,并经过司法审判认定有罪后,才可以开除其公职,剥夺其人身自由,强迫进行劳动改造。然而当时的车玉生并无谁指控他犯了什么罪,更未经过任何司法审判,判定他有罪,可他的公职被剥夺,甚至连人身自由也丧失了,连同妻子儿女住在一起的权利也没有了,必须到指定的地点自贡来接受所谓的改造,但同时又说他还有公民权,真弄不清这是一笔什么糊涂账!

车玉生就这样被糊里糊涂地弄进了劳教队,更可笑的是还要他自己来定个改造计划,你自己说,你要在这里改造多久才能改造好、如果真是可以自由表达意志,那答案肯定是:我今天就应该离开,因为我既不愿意,也没有必要到这里来!但已到矮檐下,怎敢不低头?于是有人订3年,有人订2年,车玉生也订两年改造好。不知怎么官员又说车太保守了。那年头不是甚么都在跃进为一年改造好。至于什么是改造,怎么个改造法,如何才是好,恐怕只有天知道!

与此同时,重庆市第一人民医院,却由于车玉生的离开,虽然地球还是每天照样转,但整个骨科却彻底关门大吉,有关的医生、护士、也劳燕分飞、东走西调,直到二十多年后,车重新回到该院,才又重建了骨科。不知那些在批判会上慷慨陈词的先生们,对此作何感想?

有人说1957年揪斗右派分子,是引蛇出洞以便聚而殊之所以这不是阴谋,是阳谋(为汉语增添了一个绝妙的新名词此功不可没)。但最后(虽然是二十多年后)又不得不承认反右斗争扩大化,反右还是该反,只是扩大了一些,究竟扩大了多少呢?从当时报纸上看到的,中央各部、委直属机关、北京各高校,许多都是百分之九十几,甚至百分之百都得到了改正,据有关资料显示,1978年全国公职人员中被改正的右派为552877人(见:《炎黄春秋》1955年第11期)而没有得到改正的右派全国总共不过5000人左右,也就是说,既不是扩大了百分之十,也不是二十、三十,而是扩大了百分之九十九。

当然,反右斗争,仍然是必须的,正确的。


忍辱负重素志不改


从此,车玉生开始了他的半囚徒生涯。在劳教队里,没有分派他去抬石、运木,仍然是医生。这是对他的优待吗?非也!这有个专门名词叫用其一技之长。这是公开的,冠冕堂皇的名称,另外,还有个内部名辞叫废物利用。你是医生,应该是科技人员、是国家干部。但是,你入队(劳教队)后,你甚么也不是了,你仅仅就是一个劳动力(又是一个特殊的专用名辞),把你这个劳动力用来拿听诊器,手术刀,比用去拿钢杆、抬杠子,效果更好些。因此就叫你作医务劳动的劳动力。在这里劳动这个词,已经变了味,再不是政治教科书里面讲的劳动创造人、创造世界劳动是光荣、伟大的豪迈事业等等。而是一种特殊的惩罚方式。所以送劳教是一种毋须经过司法程序的最高行政处分。这就是车玉生必须直面的无情现实。

车玉生以一个科学工作者的客观和冷静、默默地承受着这一切不公正的待遇,同样以一个科学工作者的道德和良知,努力作好自己担负的一切医疗工作(当时只能称作劳动)。也许是劳动的十分出色,也许是当时他们那个劳教单位(四川铁路工程总队)太缺乏这种特殊的技术人才(啊,不劳动力)了,所以就在1961年底宣布对车玉生解除劳教。

按理讲,既已解除劳教,本人就有权离开你这个对我实行劳教的单位。因为你仅仅是一种最高行政处分,处分既已完结、解除,别人自然有权离开。然而事情就有那么怪,就是不准离开他这个劳教单位。据说是工作需要,必须你老兄留在这儿,这叫服从需要。如果谁要胆敢不服从,就会慷慨地送你一项帽子叫做妄图摆脱无产阶级专政。

车玉生当然不敢妄图摆脱,不过当时对他似还有另眼看待。61年底刚一解教,不久即宣布恢复其主治医师职称,恢复其原有工资。而且不当作所谓就业人员而是作为一名技术干部留在医院工作。除搞医疗外,还不时出差采购医药器械,并准其参加院务会议。在所谓解教人员中,能受到如此礼遇者,实不多见。于是车玉生也只好随遇而安,留了下来。但接着医院又出新招,准备把车的妻子也从重庆调来。车玉生明白,如果这样,他将永无希望离开劳教队回重庆了。连忙告知妻子坚决不同意,因而此计终未得逞。

但是车玉生虽然心里不痛快,不愿留队,工作上仍然是拼命地干,而且积累了不少的资料。单是膝关节半月板手术就有五、六十例,而其充气造影资料有六、七十例,可惜均在文革中全部被毁。

这几年中,车玉生在四川铁路工程总队医院里不分外科、内科一人顶了下来。外、妇、内、儿、传,凡是重病疑难病,都只有他来处理。修铁路流动性大、生活艰苦、工作危险、事故频繁,这给医疗工作带来了更多的压力,而医院随工程流动,因陋就简,设备更谈不上,但这一切都难不到车大夫。在西昌喜德县一次事故中,一名解教人员叫向光华,是一位中学教师,遭到脑外伤,造成颅内血肿,深度昏迷,生命垂危。而当时,他们医院连个开颅器也没有。车玉生就地取材,因陋就简,叫汽车连作了一个园锯,就靠着这么一个土家伙,在深夜12点为患者打开了颅腔,取出血块,凌晨3点病人便从昏迷中醒来了。在五十年代在那么一个医疗设备十分简陋的地方,能救活这样的重病人,一时被颂为奇迹。后来这病人成了车的好友。

然而精湛的医术,出色的工作,在政治寒潮袭来之时,不但不能遮风蔽雨,反而成了别人妒恨和攻击的目标。1962年千万不要忘记的伟大号召一出笼,车玉生立即被视为阶级异已分子。院务会议,也不要他参加了。1963至1964年该队更将所有右派全部集中,听说是准备送往青岛、新疆。1966年那场史无前例的大灾难大革文化命,终于革到了每个中国人的头上。这时车玉生连请假回家探亲的权利也被剥夺了。

1967年车的妻子杜敏时从西安回重庆途中来看望丈夫,妻子告诉他的几乎全是坏消息,都是车过去的老同学、同事,一个个在政治上遭了殃,挨了整。车已明白,自己恐怕是在劫难逃了。于是叫家人作好思想准备,把身边积蓄的一点钱都交给了妻子。一切交代完毕后,反倒平静了下来。这时全中国大陆,已经变成了一座疯子的乐园,一介书生的他,除了听天由命还能做什么呢?!

人在逆境里,在远离亲人、朋友、同学的环境中,孤独感是十分可怕的,最希望得到的自然是友谊和一两个知己,而在那年代人与人之间存在的只有互相监视和告密。这时,一个叫牛亚男的女右派分子闯进了车玉生的生活中。牛亚男也是一个知识分子,作财会工作,因有亲属在海外,当右派自是意实中事。到劳教队后,她被分配到医院供应室作消毒医疗器械等杂活,牛亚男对人大方热情,彬彬有礼,对车更有师长般的敬重,而且两人在许多问题(特别是有关政治等问题上都有十分近似的观点,所以无形中车也视牛亚男为自己的一位红粉知己了。

1967年姚文元《评陶铸的两本书》在人民日报发表。连太阳里有黑子这种人尽皆知的自然现象,居然也成了诬蔑伟大领袖罪!真是千古奇闻。而姚文元早在1965年发表《评海瑞黑官》一文时,车就对此人的武断专横,十分反感。这次看了他的《评陶铸的两本书》觉得如此牵强附会,信口雌黄地给人罗织罪名,不仅登在《人民日报》显著位置,而且这样一篇文章,就可以打倒一个中央政治局常委、兼国务院副总理,真是太荒唐、太可怕了,就连昔日秦桧的莫须有、雍正的维民所止也显得相形见础。然而这些话,如骨梗在喉,又敢去向谁讲呢?在吟罢低头无写处的愤慨和惆怅之中,他想到了牛亚男,于是写出一张字条,悄悄地给了牛亚男:你看了《评陶铸的两本书》没有?这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典型,如此下去,国家不知将伊于胡底?!

这种不平,这种忧虑,在当时可以说,任何一个良知尚未泯灭,而又稍有头脑的中国人心中都是存在的,然而在四人帮的淫威之下,又有向人敢于表露,敢于向人倾吐呢?车玉生这样作了,然而在那个年代,敢说真话的人是要遭殃的。

牛亚男这位小姐,不知何时有点收藏癖,凡是她认为好的,有意义的东西,总是舍不得丢弃,也许车的这张字条,正是她的心声,而且是在那样的血雨腥风之中,有人敢向她表达,这实在是太珍贵的纪念了,于是她舍不得销毁,把它藏在了自己的箱子里面。然而她忽略了当时那险恶的环境,公民的人身权利,根本没有任何保证,任何人随时都可能被搜查,被抄家,何况她不过是个所谓的黑五类,那还在话下吗?

1968年因为一个偶发的其他事件,队上干部对牛亚男因怀疑而进行搜查,什么也没搜出,却搜出了车玉生那张大逆不道的字条!

在那时,别看是张小字条,可是比谋杀太子,拐卖公主还要严重的滔天大罪。牛亚、车玉生都被打得死去活来,什么捆、斗、九十度弯腰、喷气式,咱们在这方面的花样,不用说历来都居于世界领先水平。而且还有个老账新账一齐算的优良传统。所谓老账并不限于三、五年,十年、二十年乃至上一代人,祖宗三代的都在算之列。于是斗争之中车玉生的一切历史问题都被翻了出来,以证明其一贯反动。更有甚者,批斗者充分发挥其高度而丰富的想象力谓:车玉生,你当年才二十出头,就在国民党内,官拜少校,怎么一下子不干了,跑去学医,明眼人一看便知,这一定是国民党指使你潜伏下来,以便暗中进行破坏活动,怎么回事,快快老实交代。此言一出,人们欣喜若狂精神大振,揪出了一个潜伏多年的国民党老特务,这自然又是文化大革命的一个丰硕成果了。不过他们不知是有意蔬忽,还是不愿看看这一事实:车玉生并非在48年、49年国民党行将撤出大陆时潜伏下来,而是在1942年国民政府眉威时期,怎么就知道将来要被共产党打败,而早早主不潜伏了呢?然而那年代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啊!于是就这样,七斗、八斗,无限上纲,终于以反革罪被逮捕,进而判刑劳改,牛亚男也以同样罪名被判刑,送往汉王山茶场劳改。

天命之年作楚囚,1970年,年逾五十的车玉生,拖着一身的伤病,被送进四川省第四监狱,进行关押劳改。

大概又是废物利用原则在起作用吧!车玉生一下囚车就被关进了监狱医院,穿上白大褂,令其从事医务劳动。中国人是非常聪明的,政治上把你斗倒,搞臭。但对你的技术还必须拿来为我所和,使之成为最有剩余价值的劳动力。于是便化废为宝了。

车玉生并非不懂这些,但他的态度是:世人弃我,我不弃世,不管此人与我有无恩怨,那怕是素不相识,甚至斗过整过我的人,只要你有了病,住进了医院,就一定尽心竭力,为你治病,甚至甘冒风险,也在所不惜。

当时车玉生在政治上是专政对象,身体上伤病俱全,肩周炎使其举手抬臂都艰难万分,然而,这一切都不能使他放弃作为医生应尽的天职。特别是当病人处于死神威胁的生死关头,车玉生不仅会一下子忘了自己的犯人身份,而以生命卫士的姿态与死神展开殊死的搏斗,甚至还会在一般人都认为已无能不力时,以大将风度,指挥若定,力挽狂澜,使患者转危为安。

他刚到医院不久,自己都还未从沉重的创伤中恢复过来,一天晚上,附近一个农民,被牛打伤,造成脾破裂腹的内大出血,送入医院已处于休克状态,见此情景,那些头戴国徽的干部医生们一个个面有难色。于是找来车玉生,他一口答应没问题,只要有人输血,我们就可以动手术抢救,当下有七、八个农民自愿献血,于是车玉生精神抖擞地站到了主刀位置上开始了手术。谁知刚刚把患者腹部皮下切开,他那七、八个自愿献血的阶级弟兄,,都不风踪影了。原来,一般农民缺乏科学知识,听人说被抽了血,不死,也得少活几年于是一个个都吓跑了,干部医生见此情景,也慌了手脚,连忙对车玉生说这手术看来只好不作了,没有血怎么作?当时,有个规矩:干部的每一句话,就是命令,几乎等于法律,犯人只能听从,决不能反对,就是干部说错了,也得照着做。车玉生当然知道这个不成文的规矩,他连想都没想就答道:不行,如果我们停止手术,病人必死无疑。根据刚才我对病的检查来看,病人的肠子大概没有破,淤积在腹腔内有大量的血,可以回输给病人,这样病人就有希望救活。在场的其他专政对象个个都给车捏了一把汗,这老头今天吃了豹子胆了吗?公然敢把干部的指示给顶回去,那还了得。常言道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医务工作者的一片丹心,一片忠态,似乎感动了上帝,也感动了那位干部。他不但没训斥车玉生,而且点头同意了。

无影灯下,随着车玉生一双灵巧的手飞快地转动。只听见刀、钳、镊、剪、奏出了和谐的共鸣。手术高速度、高质量地顺利完成了,淤积在腹腔中的血液,又重新回到患者的体循环内,休克消失了,死神抛下患者落荒而逃,刚入监狱的车玉生就这样打了一个漂亮的胜仗。几天后感谢信送来了,锦旗也送来了,还敲锣打鼓、鞭炮齐鸣。毛主席万岁!万万岁!毛主席的革命医疗方针万岁!感谢共产党,感谢监狱领导和革命干部,挽救了贫下中农的生命!军民团结如一和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多么动听的豪言壮语,多么感人的场面啊!然而就没有提一句:车大夫,谢谢你!似乎车大夫根本就不存在。如果还有人记得他做了什么的话,大概就是记得他有顶撞干部指标的反改造行为。

然而车玉生对此似乎并不在意,只要救活了病了,他就很满足了,于是仍然我行我素而且屡教不改。又是一个深夜,一个急腹痛的病人送入院了,这回可不是个红彤彤的贫下中农,而是个黑黝黝的四类分子。刑满留队就业,还戴着所谓的反革命帽子,管你是个什么人,车大夫只知道你是个病人,凭他多年的经验,一听病史,一看症状,伸手一摸那板状腹,就基本可以断定为胃穿孔,必须立即手术。于是马上去请来个主管干部医生。此公不知是打搅了他的好梦,心里不舒服,还是觉得这种黑四类死了也没啥,几乎看都没看一眼,就下了个口头医嘱:先把液输上,用点抗菌素,对症治疗一下,明天早晨再说。话一完,抬腿,就打算再赴温柔梦乡。另外有个医生,当时也被打成了反字号,哪敢开口。惟有车玉生不知趣,立即答道:这种手术不能拖,必须今晚作,如果拖到明天上午,病人可能出现弥漫的腹膜炎,甚至休克也来了,我们就太被动了。那干部听了,虽然心里老大不高兴,但作为医疗原则,人家句句在埋,实在没法,只好答应,但在手术时,不要车主刀,叫他去搞麻醉,以此稍示警告吧!

离监狱不远,有个长庆机器厂,一位女干部,突患腹痛,被疑为肝脾破裂,立即被送上手术台进行抢救,但手术中发现并无腹内脏器破裂的情况,而血仍然在出。病情危急,医生们焦急万分。只有向附近兄弟单位求援。监狱立即派车玉生前往。车去后,凭借他多年丰富的外科临床经验,很快就解决了这个疑难急症,确诊为卵巢滤泡破裂出血,针对病因,立即进行手术,挽救了患者的生命。

虽然车玉生如此出色地工作,挽救患者的生命,解除他人的痛苦,然而在那斗争为纲、政治挂师的年代里,特别是在那特定的环境中,他一方面在医疗实践中过五关斩六将,另一方面在日常生活中却经常丢荆州走麦城无缘无故被人欺凌侮辱,受到许多不公正的待遇。

有个姓朱的干部,叫车玉生给他看病,他骄横傲慢,根本不把车放在眼里,还恬不知耻地说你们这种人,还能给我看病,这就是你们最大的荣幸了。车以沉默表太自己的轻蔑。从而又引起他的不满,无缘无故将车弄来进行批斗。另一干部,小病大养住医院,查房时他到处玩耍去了,因而未给他开药,晚上他回来了,车玉生连忙去问问病情,刚说了一句:今天上午查房您不在这个干部一下就火了,掉上一巴掌我在不在你管得着吗?把车狠狠骂了一通。文革中搞派性,你斗我,我斗你,无止无休,有个干部受不了,成了神经官能症,晚上不能入睡。说他出不倒气,要死了,大叫救命啊!车玉生去一检查,心跳、血压呼吸都正常,是个典型的神经官能症。根据现代医学,这种疾病,是因为人长期处于极度紧张兴奋的状态,而使神经出现功能性的障碍,唯一的办法,是要使他精神放松,给予安慰和暗示。于是开始使用了一些镇静、安眠之类的药物,由于这些药物都有成瘾性,不能长期使用,所以只好改为暗示疗法。即给病人说是用的安眠镇静药,而实际用的是极上的量,最后就根本没有了,这样让病人自然慢慢地康复。

然而在车玉生用暗示疗法中,却有人去给这病人说:车玉生给您用的是安眠药,长期吃下去,就像鸦片烟一样,一辈子都离不开,那怎么办?他一听,又紧张了,马上把车找去加以责怪。车不得己,只有实言相告,用的是暗示疗法,不存在成瘾之患。谁知这一解释更槽,竟大骂车玉生胆敢用假药欺骗干部、谋害干部要把车捆起来。

真是无理可讲,动辄得昝。就在职样的环境中,车玉生仍然坚持不丢手术刀,不放弃医学实践,不放弃学习英语,犯人不准读外语,他就一人悄悄读,记单词从不间断。而且还一面搞西医临床,一面自学中医。在治疗肺结核大略血时,把抗痨药物和中药止红散相结合,取得了很好的止血效果。腹部手术后,用中药扶正理气汤,预防术后肠粘连,也得到好评。

俗话说:酒好不怕巷子深。车玉生虽然当时是一名关在铁窗内的囚徒,但他的精湛医术仍是声名远播,南充市省一临,一位长期患腰腿痛的老红军,久治不愈。通过省有关部门,将车接去南充为其治病,在南充住了三个多月直到其病情完全好转稳定才返回,这时已是1978年的5月,十年浩劫,已经过去,四人帮已灰飞烟灭,新世纪的曙光,已在中国的地平线上隐约可见了。

然而监狱里,还是一切依旧。车玉生还要在这高墙铁网气萧森的地方呆到何年何月呢?


曲终奏雅  夕照辉煌


黑夜漫长终有边,春风不日度江南,冰由颜作千重浪,江海翻波谈笑间。

这是车玉生的一位朋友,送给他的一首诗,这位朋友,当时也因受政治迫害和车关在一个监狱。1978年的中国,确实正如诗中所写是一个寒夜将逝,东方欲曙的黎明。振聋发耿见天日,得到昭雪。

1978年12月的一天,车玉生象往常一样,干完了一堆医务劳动之后,随手翻开了一张《人民日报》,他虽然关在与世隔绝的铁窗之中,但对外面世界的一切变化,仍然十分关心。

一封终于发出的信,作者:陶斯亮。陶是何许人也?当时车玉生并不知道。但这个带着浪漫的抒情笔调的标题吸引了他,于是一口气读了下去,啊!真是看破天惊,原来陶斯亮是陶铸的女儿,这篇文章就是写他父亲陶铸,如何被姚文元凭空诬陷,罗织罪名迫害致死的过程。现在,陶铸的问题,终于得到了昭雪平反。然而当年为此事,写了一张小字条,象耳语般地发了几声抗辩的车玉生,却还背着反革命的十字架在狱中受苦,天下能有这种道理吗?!

他下放报纸,连夜奋笔疾书,写出申诉,要求法院作出无罪的判决。他把这份申诉直接交给一位姓吴的监狱长,请他转交给法院。

一切非常顺利,几天以后,车玉生在文革中被搜去的相片等物品给退还下来了。1979年3月车玉生终于获得平反法院宣告车玉生无罪。

这下监狱当局似乎才意识到,车玉生是个难得的人才。一位主管领导人,把车请了去对他说我代表监狱党委、全狱干、工、家属,代表附近贫下中农,诚恳挽留下在监狱工作。并说昔日您是阶下囚,今日就是座上客了。

车玉生以淡淡一笑和归心似箭四字婉拒了这些盛情的邀请。他对这泡了他二十多年的两劳场所确实感到太厌倦,同时更挂牵着他在重庆的妻子儿女,以及他曾为之呕心沥血的第一人民医院骨科,他一定要回去。

此时,车玉生万感交集,提笔写道:六十老翁出牢诚,始醒悟,古今同一理,欲加之罪咋说都行。

车玉生回到重庆后,首先面临的是一个破碎的家,妻子迫于政治压力,不得不在文革中,和他划清界限,作出形式上的离婚。子女因出身黑五类家庭,有的被迫辍学,有的被赶到外地,有的还失业(应该叫待业)在家。车玉生和妻子复了婚,为子女找工作。联系单位将他们调回重庆,忙个不亦乐乎。

车理所当然回第一人民医院,此时医院的党委书记是文革中的红人,他见车玉生平反回来,很可能有点别是一般滋味在心头,不好说不欢迎,便说您这么大年纪了,就别上班了,我给您安排退休好了。车玉生一听,坚决不同意,他说:我落实政策回来是为退休吗?不是!是为了把丢失的二十年找回来,我要重新工作!见退休不成,又生一计,要把车调回重庆外科医院,车也不同意说我在这里,被人家划成右派,被人家打倒,扫地出门,我就要在这里重新振作,重新工作,重新站起来!

1980年春节医院党委书记,与全院高级知识分子举行团拜。许多人提起过去,都是声泪俱下,甚至泣不成声。有个老医师问道:我现在是改正右派,是个什么意思,难道说还算右派,只是改正了吗?谁来改的?搞不清楚。车玉生说不管叫个什么,反正就是我们没有错,而且我们挨了这么多年的整,一没被整死,二没被整残,三没被整疯、整傻,我们是大难不死,应该值得高兴。

车玉生又在重庆一医院外科开始工作了,第一例手术是华莹山煤矿一位因工致残的工人。为其作脊髓手术。手术那天,许多人都表现出极大的兴趣,有的人是久闻车氏大名,但不知威名是否副实,有的人是车的老战友,但他去院骨科二十多年,而且还关在大牢里多年,还能做手术吗?各种各样的心情,引发了各种各样的好奇心,于是都想一睹为快。车玉生从容不迫地走进手术室,洗完手,穿上工作服,站在主刀位上熟练地开始了工作。手术顺利地完成了,术后效果极佳。真是宝刀不老,身手不凡,获得了一致的好评。接着车玉生担任了外科主任,并着手重建反右后就垮了的骨科,1981年完成骨科重建工作,遂改任骨科主任。

车玉生历来重视书籍和资料的收藏,当年家中曾是藏书万卷,坐拥百城。但此次回来却发现已是书去屋空,家徒四壁。原来文革中,儿子怕这些书惹祸,便将其转移至他在南充的丈母娘家。谁知车玉生的这位亲家母是一个不识字的妇女,看见这么多的书,不给它们安排点用途,岂不白白浪费。书全部发光发热!不仅派上了极大的用途,而且使这位民妇同伟大的秦始皇也能来个欲与天公试比高了!不愧千古美谈!

失去的就让他失去吧!车玉生又从头作起,搜集资料、书籍。1982年恢复中断了几十年的学术活动,参加了昆明的中法外科学会;1983年又加入了四川骨科学会及重庆市骨科学会,1984年又到南京参加了全国骨科学会。直到1985年他才离开骨科主任的行政职务,退居二线。

从车玉生八○年回院重建骨科以后,直到他退居二线前,他与葛尊信副主任一道带领全科共作腰椎向盘突出症手术近百余例,取得了很好效果,优良率达百分之九十四点六。在治疗腰腿痛病人方面,车玉生通过查阅外文资料和吸收外地兄弟医院的先进经验,再经过反复多次试验,终于完成了水剂造影的先进方法,使医生在手术前能准确地查清病灶、病情,以便有的放矢,对症施治。这些先进经验在1984年全国骨科学术讨论会上,受到了与会者的重视与好评。在此期间车玉生还在省市骨科学会上作了《关于痹症探索》的报告,还发表了《麦氏症再商榷》、《中西医结合治疗腰椎向盘突出症》等一系列论文。

车大夫不仅有精湛的医技,更有高尚的医德,鉴于近年来医学界有少数人钱迷心窍,以迫遂利润为第一,几乎忘了白衣使者的圣洁天职,甚至乱收费坑害病员,没有钱就见死不救。对此歪风邪气,车玉生深恶痛绝,口诛笔伐,加以抨击。一九八五年十月车玉生应邀到南桐矿务局医院,作关于医德的专题演讲,他讲得生动形象,深入浅出博得了听众雷鸣般的掌声。重庆日报对此作了专访报导。

一九八五年十二月,车玉生又在重庆市卫生局内部业务学习资料,上撰文题为《医生与医德》,车氏旁征博引从《希波格拉底誓词》到孙思邀《千金要方》中的为医之道都作了精辟详尽的阐述。对时下违反医德的种种行为作了无情的解剖,而更重要的不仅是言,而在于行。车玉生在多年临床实践中,不仅对病员认真负责,细致耐心。从无贵践贫富,恩怨亲蔬之分。而且数十年如一日,从不借医谋私,在病家身上捞取半点好处。真是一身正气,两袖清风。

在退居二线以后,仍然关心着祖国的医疗事业和病人的身体健康。1986年车玉生不顾年近古稀的高龄,受命于民革重庆市委,率领一支医疗咨询小分队,千里迢迢,万里尘沙,远赴新疆克拉马依油田、白碱滩医院,为石油工人进行义务医疗咨询活动。该队由重庆一、三人民医院,外科医院四位医师组成。车玉生在白碱滩3个月义务诊治病员2000余人次。老工人李德增,三十多年为找石油转战南北疆。后来,不幸患膝关节结核性骨膜炎,不能站立,四处求治,三年不愈,使这位五十多岁的老工人痛不欲生。李德增在得知骨科专家车玉生来克拉马依义诊的消息,即赶来白碱滩医院,经车玉生精心诊治后,又腿又重新站了起来。他百感交集,抱着车大夫只说了一句谢谢你们便泣不成声,在场的人也无不热泪盈眶。克拉马依市政协、新疆石油管理局钻进处和白碱滩医院,把一面上书:医疗支边,红心济人,石油工人感谢你们的锦旗送给了小分队,并在《中国石油画报》88年创刊号,以显著位置,刊了以上消息。

1988年8月车玉生经重庆长山科技开发公司总经理方长寿先生的介绍,会见了来大陆的台湾中央图书出版社总经理林在高先生。经几番晤谈,终于决定了编著出版《中央英汉医学辞海》这部巨型医学工具图书。在这个问题上,两岸各有所长,台湾拥有资金,但要邀请几十位专家学者,用五、六年的时间来完成,台湾则没有这样剩余的人力,只有大陆才怡怡有,因而取得了合作的共识。

从此,车玉生就全心身地投入了这部巨型工具书的编著工作。这时车老已是年逾七旬,身体自然大不如昔,但一工作起来,仍然是当年那股一往无前舍生忘死的精神,重庆盛夏气温高达摄氏42度,他住的楼上闷热得象个蒸笼,连穿件衬衣也是汗流浃背,车老便赤膊大战;而隆冬严寒,气温接近0度,也从未停止工作。工薪阶层的人,那请得起保姆,夫人又住在女儿家里,许多时候,只顾着奋笔疾书,却忘了炉上早已汤沸水干。因此半年多时间内,家里的锅被烧烂了五口,也大概可算得是一项世界记录。就这样六易寒署奋力拼搏,终于使这本巨著得以问世。可以说车玉生是用自己渊博的知识和辛勤的劳动,为中国的医学事业,树起了一座高大的纪念碑!

皇天不负苦心人,车玉生对医学事业的杰出贡献,终于在历尽沧桑之后,得到了世人的公认,1993年车玉生的名字被载入《中国当代高级科技人才词典》;1995年车玉生的名字被载入《中国名医列传》之中;1997年车的事迹又被载入《世界名人录》里。

伟大的美国科学家本杰明富兰克林曾经说过:一个人如果要在死后不被人忘记,要么是写出一些值得人读的东西,要么是做一些值得人写的事情。我们的车大夫应该说在这两方面都兼而有这,特别是后者。

车玉生只是一个普通的中国人,一生并无惊天动地之举,却有可歌可泣之事。特别是在受到一连串不公正的待遇之后,为世所弃,却不弃世;在万分恶劣的环境中,仍能保持自己的节操,不为邪恶所同化;始终保持清白、清醒地作人;始终保持作一个有道德,有良心的好人;作一个负责任,有作为的好医生;作一个为中国医学事业不断作出贡献的这者。







为世所弃,却不弃世;不为邪恶所同化;始终保持清白、清醒地做人。



公元1995年在中国的医药学术界,有一起值得大书特书的事件,那就是中国医药学史上一部篇幅最钜,收词最多的医学工具书《中央英汉医学辞海》(图解)在台北中央图书出版且诞生了。全书共收词廿十余万条,人体解剖彩色图二佰余幅,总字数一千余万字,为当前世界上篇幅最大,收词最多,除百科全书外的一部最大型综合医学词典,也是世界上第一部英汉西医学辞典中有系统地收入中国传统医学词目(限针炙及植物性药材部分)的辞典,完成该书历时6年耗资台币二千四百余万元,有数十位专家参与,而主编者便是一位 幸存者中国的骨科专家车玉先生。

就是这样一位国宝级的人才,不仅在58年被打成所谓右派分子,而且还在两劳(劳改、劳教)场所中,被整整地关了二十多年!

 
强寇压境投笔从戎

 
车玉生先生,山东文登市人又名海风,晚年自号愚僧。1919年生,1937年毕业于文登师范校。正准备应聘执教,而其祖父母抱孙心切,令车与一素不相识之女完婚,车反对包办婚姻,坚不从命,遂离家出走。

此时,任山东省主席的韩复榘,按照著名学者梁漱溟先生乡村建设的有关理论,在全省七、八十个县中,撤销了区政府,改为乡农学校,校长有区长之职,为一把手,一把手为教育主任、主管教育,再次为指导员,管经济,以及军事教官。其时济宁正举办乡村服务人员训练处,培训上列各类人员,车离家后,便到济宁,被录取进入教育主任班培训。

此时是1937年8月,日寇正发动七七事变,大举进攻我国,豕突狼奔,烽烟遍地。10月以后,大批敌机空袭济宁,造成惨重伤亡,而韩复榘为保存实力,竟不战而退,率军逃跑,于是梁漱溟先生成立游击训练班以培训抗日骨干,车玉生旋即进入该班,并奋笔疾书,以诗明志,有句云:弱冠从成气吞虹,寇声急,生死置度外,别无所从

在日寇的强劲攻势和韩复榘的退缩逃跑下,山东很快便沦陷了。车玉生随游击训练班全副武装进入河南。此时,中国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蒋中正委员长,以召开军事会议为名将韩复榘逮捕,并果断地将韩处决,所有山东的武装人员均在商丘被国军警备司令缴械。游击训练班两千余人,徒步到达河南南阳以西的镇平县杏花山菩提寺(该地是当时乡村建设派的基地之一,负责人为彭禹廷先生)集结待命。

1938年2月,梁漱溟先生,从这两千余人中,亲自选定了一百五十余人,送到武汉,成为我国政府在该地举办的战时工作干部训练团(简称战干团)第一期的学员,该班毕业的学员以后均由我政府规定亨有黄埔军校15期之同等学历,此是后话。车玉生亦名列于这一百五十余人之中。经过半年产格的军事训练后,7月16日,三民主义青年团建团仪式在武昌举行,蒋中正委员长亲自主持了入团仪式。年仅十九岁的车玉生抱着一颗爱国抗日之心,参加了庄严的入团宣誓。

是年8月战干团第一期学员毕业。经过精心挑选,车玉生等10人被留下,其余则作为骨干返回山东组织游击战争。这些人回去后,一个个抛头颅,洒热血,与倭寇拼死抗争,为中华民族的抗战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车玉生等10人留下后,于8月在武汉珞珈山,进入了中央训练团青年干部训练班(第一期),经过两月多的训练到10月底结业。此时武汉失守,训练班学龄前员被分到各省去建立、发展青年工作。这时又经过精心挑选,在全班学员中,选出36人成为青干班军官队,真可谓精英中之精英,当时他们(被人戏称为三十六个置于),由桂永清将军亲自训练,车玉生也在三十六人之列,先到了湖南长沙,后又到桃源,接受各种轻重武器之训练。随着战局的变化又由桃源而又湘西,再贵阳,最后到达中国抗战的圣地,陪都重庆。

五十年后车老旧地重游,挥笔写成如下诗句,足见其壮怀豪情:
泪挥独忆珞珈山,
气壮山河意指天。
湘鄂川黔志未馁,
一心报国苦犹甘。

1939年3月1日,中央训练团党政班在重庆南泉开办第一期,车玉生等即以服务员名义,与党政班生活在一起。第二期地址由南泉江往浮图关,期时,蒋介石为激励抗日士气,将浮图关改名复兴关,意在抗日到底复兴民族也。同时又将其爱子经国先生送入二期受训,车玉生与经国先生同班。经国虽贵为太子,却是个平易近人的谦谦君子与车同室傍傍床相处甚得。

此后不久车玉生被正式调到中央训练团教育长办公室任上尉副官(教育长是王东原先生)。1941年刚刚满过二十一岁的车玉生已晋升为少校了。

在人生的旅途上,车玉生以其优异的才能,首次展现了他的辉煌,他正一步步走向高层,接近核心,并完全有可能成为中国政坛上一颗耀眼的,正在上升的明日之星!

  
艰难抉择弃官从医


知足常乐,古有明训。就名利而言,个人的确应早点知足。但若在知识、技能、学问等方面,一个人似乎又应当不知足才好。车玉生正是这种不知足的人。

他不仅没有因宦途得意,才二十了头就已官拜少校而飘飘然。相反,却痛感到自己的诸多不足,其中最重要的是欠缺正规学历。一个师范学历,不仅太低,而且又未在校执教:在军队任职,却连军事院校的大门也未得入(战干团按黄埔15期同等学历计,在当时还未被纳入正轨),真有点非文非武的味道。再看从山东来的许多同学都纷纷考入大学去了。

正在此时,一个生活中的事件,给了车玉生不小的刺激。车的一个女友正在中央训练团音干班学习,不仅年轻貌美,且极富音乐天才,弹得一手好钢琴。与车情投意合,过从其密。但该女在1942年音干班毕业后,却去了白崇禧家担任家庭教师,车对此表示不快,去信阻止。殊知此女不仅不听,反将她过去读书(音干班)时,用车的一些钱,以汇款的形式还给了车,似有绝交之意。车一怒之下,遂与之断绝往来。这件事给车玉生的自尊心造成了不小的伤害,觉得在人家手下作这么一个副官,实在显得太庸庸碌碌了。因此经过几番思索,终作出决定:从头开始,再去求学。

车玉生把他的这个想法去告诉了教育长王东原先生。王平素对车十分器重,觉得他少年老成,聪明干练,特别是车的记忆力,王最为欣赏,平日事先钜细,即使事过多日,只要王一问,车便立即能将他要问的事,或要找的人,一一从头告知,从无错漏,使王觉得真是其身边的一名得力助手。因而他对车的成长,乃至一言一行均十分关心,且爱中有严。例如他见到车勤奋好学,诵读英文,脸上便露出了欣慰的微笑,颖颖点头。但若一听到车在屋内读俄文,他就会迈着沉重步子跨进屋来,语重心长地对车说道车副官,别念了,别念了在今天看来,也许会觉得这位将军,太爱管闲事了,但在那个时代,他的苦心孤诣,却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这天,他听完车玉生的陈述,脸上露出了惋惜之色,但沉吟半响,还是同意了,并问道:你准备上哪里读书呢?车答道:准备到我们山东医学院去学医。王听了高兴地说道:好,很好,有志男儿,不为良相,也当为良医,去吧!临行前,王东原先生还送了几百元给车玉生作为助学之资。

离别浮图关车去向霍原璧老先生辞行,霍是陈诚、王东原更早期的老保定,深受敬仰,他告诉车毳世切莫为官,又说学医足以济世,更鼓舞了车学医的决心。

1942年二十三岁的车玉生,抱着不为良相,也当为良医的志向,考入了当时设在四川万县的山东医学院。并为自己订下了约法三章:1、从此不再过问政治;2、不出风头;3、不谈恋爱一心读书。

当时正值抗战期中,国难当头,而教育部长陈立夫先生,对于教育则是十分重视,特别是许多理、工科院校,都实行公费。象后来荣获诺贝尔奖的华人科学家李政道、扬振宁都是当时我国公费培养出的大学生。山东医学院也是公费制,但毕竟是战争年代,条件仍十分艰苦,无论生活条件或教学设备都极其困难和简陋。学生一日只有两餐饭(上午9时,下午4时),教学工具,由于学校是从山东逃难而来,所以几乎是一无所有。

当时学校的教师,基本是留德的,教学多用德语,头两年最使车玉生感到紧张的,一是必须从头学德语,二是解剖学没有人骨标本,全身二百多块骨头,单靠解剖图纸上谈兵是绝对不够的。幸好此时抗战大后方的第十重伤医院就设在山东医学院附近,二者在业务上已合为一家。解决了尸体解剖的许多难题,然而每个学生要有一副骨架,角然办不到。于是为了学医,车玉生和他的同学们,只好干起了掘坟盗墓的事来。但他们要盗的既非珠宝,也非钱财,而就是那墓中主人的一具骨架。墓穴多在旷野,有不知名的野葬地,也有值得人们永远崇敬和怀念的无名英雄。

车玉生和他的同学们,挑选的都是那些埋葬三年以上,八年以下的墓穴,因为这时死者肌肤已经腐烂,而骨骼却完整,他们都是在深夜,从墓侧掘开一个刚可容人进出的洞,然后自己钻了进去,这时腐尸的恶臭扑鼻而来,令人欲呕。但为了求学成才。顾不得这一切,忍着难闻的臭味,借着电筒的光辉,一节、一块地把尸骨取出,墓内一人捡,外面有人接,女同学站岗放哨,就这样,不知经过了多少个艰难的夜晚,最后,每个同学都有了一副完整的人体骨架标本了。

头两年最紧张,最困难的学习没有能难住车玉生,在解剖学结束考试时,教授用德语指定了几个他要的骨骼的名称,车玉生立刻熟练地把这些骨头从标本中捡了出来摆在教授的面前,并用德文回答了教授的提问。考试成绩优良。

他不仅学业优异,而且在在同学中表现出非常优秀的组织才能和号召能力。因此被同学们推举为该院学生会主席。到了一九四四年终于违背了他自己订下的约法三章。开始与一个比他高一年级叫杜敏时的女同学(又是同乡)谈恋爱了。才气横溢,总是异性注目的对象,杜敏时对车人品才能都十分爱慕,成了她心中的白马王子,而同学鲁北人蔡玉汉又是车、杜二人的好友,积极从中穿针引线,所以终于使邱辟特的神箭射进了两人的心中。

不久车玉生因营养不佳患了因缺乏维他命B1所致的脚气病,双腿无力,几乎上不了台阶。当时根本买不到维B1的任何制剂,只有靠吃麦麸和鸭蛋汤(鸡蛋太贵都买不起),以疗顽疾,此时杜敏时在经济上给了车一些接济,后来病总算慢慢好了。

1945年上半年抗战即将胜利前,学生生活反而更苦,校长的太太主持学校财政,对学生伙食费占有侵吞,学生极为不满。一天早餐时几个山东日照的学生,因一点口角把鲁北同学蔡玉汉和鲁西的崔义明打得头破血流,校长也是日照人,对此不仅不主持公道,反而坦护共乡,将蔡崔二人除名,引起多数同学公愤。学生抬起校方除名蔡崔二人的告示牌,在校园内游行,直奔校长办公室,校长慑于众怒,只好溜之大吉,车玉生领导了这次学潮,最后由万县专员曾德威等出面调查、调解,校方收回开除学生之成命,并由鲁北张教授等组成校务管理委员会代行校长职务,学潮取得了全胜。

1945年8月在盟军的强大攻势和原子弹的攻击下,不可一世的日本终于无条件投降。全中国都沉浸在欢乐的海洋中。但就在这时,苏联乘机出兵侵占我东北,更为可恶的是,将我东北三省财富劫掠一空。消息传来,青年学子一个个义愤填膺。本来抗战之前,俄国佬就抢走瓜分我们的外蒙古,人们记忆犹新。殊料抗日胜利伊始,披着盟友外衣的俄国佬,竟在光天化日下,干出了与日寇如出一辙的强盗勾当,旧恨新仇,能不怒发冲冠?!

这时身为山东医学院学生会主席的车玉生,顾不得三年前曾给自己立下过的不过问政治的誓言,振臂一呼,应者如潮,抗战期中,迁来万县各院校,立刻组成了浩浩荡荡的示威队伍,在万县举行了一场威武雄壮的反苏大游行,车玉生任总指挥。同学们高呼口号,散发传单,张贴标语。愤怒声讨苏俄的侵略罪行。许多市民纷纷自觉响应,加入游行队伍,同仇敌忾,场面感人。事后车玉生对人说我自学医后,已决心不再过问政治,但国家的耻辱,民族的尊严,不允许我沉默。这是我学医后,破例地过问了一次政治。

1946年车玉生在山东医学院毕业,来到重庆市民医院(现名重庆市第一人民医院)实习,1947年4月,被正式录用车与杜敏时结为伉佩。
    当时重庆市民医院,如果用今天时兴的术语来说,虽然在硬件(如病房、设备)方面,并无特别独到之处,但在软件方在。却堪称实力雄厚,抗战中从上海医学院来川的一大批技术尖子,都在这里落地扎根了。车玉生象一粒优良的种子,落在了这块外科技术的肥沃土中,因而基本功练得很扎实,进步也十分迅速。1948年傅安龄先生主动提出愿介绍车去上海海军医院工作,这个机会对于车玉生来说的确是太宝贵了,这不仅因为海军医院是当时国内最先进的医院之一,而且它直属海军,而海军总司令桂永清将军又是车的老领导,其发展前途,自不待言。但此时车玉生在重庆却拖着一大家人,妻子杜敏时娘家由于是地主,在内战中,从老家逃来重庆女婿家中,因此车玉生养活着车、杜两家连同保姆近十口人,全靠他们夫妇工薪养活。在这种情况下,他去海军医院之梦终未能得园,也是不得已而作出的牺牲。

历史的脚步,很快把中国带到了一九四九年这个十字路口。国共内战即将告一段落,车玉生也走到了他一生中一个最重要的十字路口,如前所述,他完全可以随海军医院去台湾,但因此而骨肉离散,又是他难以接受的。正当徘徊难决之际,车的一位老朋友李医生从广州来到了重庆,李是车玉生在浮图关时的同事,二人曾一道学俄语。李医生对车说我从广州来,对共产党的情况,有所了解,象你这样早就已脱离了国民党去学医,现在又是医生,根本没有再涉足政治的技术人员,留下来根本没问题,不用怕,不要走,跑到台湾,妻子儿女怎么办?并告诉车玉生说车医生,你别怕,你知道吗?共产党来了三生有幸,你就是三生之一,车听了不解,问道:此话怎讲?那人说:所谓三生就是指医生、学生、先生(教师),这三种人,共产党要特别给予优待,故曰三生有幸。

人拿不定主意的时候,最喜欢听对自己有利的话,最容易相信那种对自己最好的结果。车玉生也觉得,我在国民党的手下虽然干了几年,但那是为了抗日爱国,并没有去打过共产党,总不能说抗日也有罪,何况我早就脱离了国民党,三年国共内战,我是一个无党无派的医生,共产党应该是不会找我算什么账的,别怕!

就这样,他决定和全家一起留在重庆,每当心里觉得不踏实的时候,他便服下三生有幸这片镇静剂以安抚自己。


三生有幸反成不幸


1949年年11月30日共产党的军队进驻重庆,不久给市民医院派来了一个军代表主管一切。真是无巧不成书,这位代表不仅是车玉生的同乡,而且是车的小学老师之弟弟。同乡加上师生谊,使二人似乎有点一见如故,关系比较融洽。于是接收医院,清理财产,这些事,军代表都叫车来一道参与,很快车成了医院内的一个积极分子了。1951年后,开始了镇反运动,车玉生将自己的历史作了彻底的交代,究竟彻底到什么程度呢?用车自己的话来说不仅按年按月作了交代,甚至某天干了些什么,凡是重要的,有价值的,都写得一清二楚的。

1952年的三反运动中,车玉生更在院内担任了打虎队长,抓贪污分子,搞得很是轰轰烈烈。随着运动的发展,车从内心逐渐感到: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这些提法都无可非议。但一些具体的作法,却使人感到很难以接受,特别有几件事,简直叫人触目惊心,事隔多年也不能平静。

例如医院里有个老太婆(工人)叫任少卿,负责在妇产科门口接待病人,给病人一点卫生纸,同时每次收费一分钱,运动中,她也交代了,但竟被打成老虎。斗来、斗去、活活整残。又如护理部主任李锦如(女),硬说她是贪污分子。一个护理部,有什么可贪,因而她死也不认,于是打虎队员就把这个女子拉进停尸房去关起,半夜还叫人在外面装鬼叫,往停尸房窗上撤沙子。一个文雅的弱女子,哪禁得起如此恐吓?终于被副得精神失常,从窗子上往外跳,腿跌断,成了终身残废。

这些事使车玉生生的良心深感不安,他觉得:反贪污本来是对的,但这样任意伤害无辜,却是完全不能接受和原谅的。

1952年医院经重庆市卫生局批准,决定派车玉生去北京进修骨科,与此同时车的大女儿车芳因患髋关节先天性脱位,当时四川无法治疗,于是同意车带孩子同往,边进修,边照看孩子治病。车带女儿到京后,因住院问题几经周折,最后在天津骨科医院进修(孩子也在那里住院),在指导医师方先之教授副食之下,认真学习新技术。这时,天津骨科医院,在用链霉素保证下,开展了国内首例骨与关节结核病灶清除术。车玉生进修完毕回渝后,于1953年夏在重庆市第一人民医院开展此项技术,受到教授的重视和好评。此后车玉生又在重庆带头开展了腰椎问盘手术、膝关节半月板手术,以上手术均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受到西南医学界的瞩目。贵阳、成都,甚至陕西、湖北的此类病人也纷纷前来重庆求治。同时,川医、贵医、云医以及西安医学院的学生,也都前来重庆第一人民医院实习。

医疗实践的成功。使车玉生在理论上有了更进一步的提高,为创作提供了充沛的源泉,一篇篇有创造性见解的文章,署着车玉生的大名,都先后发表在国内权威性的医学刊物上。如《中华外科》杂志1957年2月发了车的《慢性骨髓炎的综合治疗法》一文。该刊主编特别在文前加了按语:1957年7月《骨科通讯》又发表了《膝关节半月板的手术治疗》;1958年5月《外科》再次发表车的《1013例骨与关节损伤》成为我国第一个骨与关节损伤的大组报告;1958年9月《中华医学杂志》还发表了车的《回盲部癌症与兰尾炎的鉴别诊断》。除上述全国性的刊物外,车还在重庆市的《骨科通讯》和市卫生局的论文集上发表了好几篇文章如《骨与关节结核的手术治疗》、《祖国骨科医学史》、《止血带下静脉麻醉在骨科上的应用》等等。

正当我们这位才华横溢的中年医师,在医学的宫殿上登堂入室,欲更上一层楼之际,仁慈的上帝和他开了一个小小的玩笑,象当年如来佛一反掌把孙行者压到五行山下一样。车玉生一下就被推下了十八层地狱。所不同的是,孙悟空确实大闹了天宫,如来佛对他实行专政,似还犹可说也,而我们的车大夫,不但没挥舞全箍棒打谁,而是一直拿着一柄手术刀,在勤勤恳恳地为患者刮骨疗毒,却一夜之间,也被打成右派。

说起车玉生的这个右派分子,似乎还有点不大正宗。众所周知,反右是1957年的事,而车平安地辛苦过了1957年,到1958年三八节这天,突然成了右派,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他这个右派,不是正式录取,而是补差额,补上去的。天下就有这种怪事!学校招生,除了正式录取若干名外,有时还录取一、二名备取生,怕正式录取生中,临时有个把两个来不了的,可兹备用,万没想到十恶不赦的右派分子,也有这种福气。原来反右一开始上面就给各个部门下了指标,什么指标呢?在你那个部门或单位中,一百个人中要抓出几个右派来。听来似乎荒唐,其实是完全有道理的。第一,阶级斗争无时无刻无处不存在,难道你那个部门能是桃源仙境,能没有阶段斗争吗?所以一定有右派。但也不能太多,倘若人人,或大多数人都成了右派,那又怎能体现,多数群众是跟党一心一德呢?所以就只好预先定下指标,要揪出百分之几,这就说明反党的右派毕竟只是一小撮,请看,这是何等的英明和正确啊!

当时重庆市卫生局揪右派的指标听说是百分之三!多乎哉!不多也!

然而,也是车玉生合该倒霉,1957年完了,这个指标就没完成,怎么办?毫无疑问,必须坚决完成!

1957年鸣放开始后,车玉生凭直觉感到气氛不对,还是少说为佳。妻子杜敏时,也对丈夫提出了忠告:老车,少开口啊!所以他本来打算什么也不主产,可是领导却三番五次来动员,说提意见是帮助党整风,提借了也不要紧嘛!甚至还说意见提得就是不正确,那也只是个思想方法上的问题;但是如果不提意见,这就是你对党的态度问题了,你也是要和共产党同心同德呢?还是要同床异梦呢?天呀!谁都会明白,一旦认定你是个同床异梦者,其后果将是什么?车玉生感到不应付两句恐怕不行。

那么说什么呢?政治话题,肯定不能谈,那么就谈点日常工作的话题该可以吧!言不由衷,没话找话说,本来就不是车的个性,然而不说又不行,这可难坏人了。后来市民革在重庆市卫生系统开征求意见会,用汽车把车玉生请了去,今天务必要衣您老兄,帮助党整风提点宝贵的意见。人家如此礼贤下士、齐玄德三顾茅庐,也不过如此吧!你要是再一言不发,也就实在有悖于情理,也就难怪人家要怀疑你是同床异梦了。

车玉生坐在汽车里,边走边想,搜索枯肠,终于想出了一条自认为是无伤大雅的意见。那是1956年重庆市第一人民医院外科贾主任去天津做手术期间,由车玉生代理主任,手术室要求要添置一些医生术前洗手时用的衣服、鞋子之类的东西,这本是医疗上司空见惯的事,车便同意签了字,由总务科造计划到会计室去领钱。按财会制度应由院长何贤宝批准,才能发钱。何便问财会科的人这衣服、鞋子是给谁穿的?答曰是医生们穿的。何院长一听老大不高兴说:这些医生一个月领了那么高的工资了,怎么衣服、鞋子都还要公家出钱买?财会科那人不知是不懂医,还是不敢犯上,只好唯唯诺诺说这这个我不清楚。何院长最后还是勉强批了,满腔不高兴。这事后来车玉生知道了,觉得你是个院长,怎么这点医疗常识都没有,手术室要保主下无菌操作,怎么能穿着自己的衣、裤鞋子进去做手术呢?据说当年山东省主席韩复榘去视察中学,看见学生打兰球,立刻把校长叫来训了一顿,说:我拨给你的经费,你拿去干什么去了?这么多人抢一个球,你就不能给他们一人发一个球?弄得校长哭笑不得。这也不知是否真有其事,但车却不敢用这类话去调侃何大院长。那天他在会上谈了这事,把话说得委婉又委婉,客气又客气,说希望何院长多到下边来走走看看,到手术室来参观参观,这些问题都是可以避免的。他心想这样说够和风细雨了吧!

当时会上谁也没说这意见有什么不对,但等到秋后算账的时候,等着他的却是一场暴风骤雨!

1958年3月8日夜晚通知车玉生去大礼堂开会,他还蒙在鼓里,什么也不知道,一进会场,好家伙!满屋满墙已贴满了大字报揪出大右派车玉生,坚持向大右派车玉生开火!车玉生否定党的领导,必须低头认罪接着来的是批判斗争,更确切地说是诬陷和辱骂,请听听下面这些高论吧!

你车玉生说,何院长不懂医疗技术,也就是所胃外行不能领导内行,说穿了,就是要把党的领导赶出医院,这家伙是何等嚣张,何等疯狂!

"告诉你车玉生:你不要以为没有你,重庆市第一人民医院的骨科就要关门了,地球就不转了,你在作梦!

坚决清除这个败类!

坚决揪出这个坏家伙

扣帽子,打棍子,尚不足以表现自己的左和革命,就只好借助于歇斯底里的喊叫。一切都已丧失理智!一切都已无理可讲!

几天后,又再次批判,这次强自更加升高说车是一贯反动。什么叫反动,这定义谁也搞不清楚,大约凡不合当局之意,或长官之意者,均可谓之反动。既然有这么个模模糊糊的内涵其外延自然无边无际。如再加上一贯,那意思大约就是:此人从来就没做过一件好事;从娘肚子出来就不是个好人;如果他以前曾加入过共产党,那只能叫混入党内;即使是做了极大的好事,也只能叫伪装积极。总之凡加上这个诛语,即意味着将对此人全盘否定,一棍子打死。

这时重庆市卫生局五人小组(专门决定谁是右派的权力核心)中,有个女士与车有一定交情,冒着风险,晚上悄悄来到车的家里,告诉车,事已如此,千万要忍耐,在会上千万不能反驳,否则,后果会更不堪设想。车照办了。然而逆来顺受,也无法挽狂澜于既倒。

1958年5月1日,这个据说是全世界劳动者的节日,就在这一天,车玉生这个年富力强、风华正茂,曾为无数患者解除过痛苦的医生,这样一个正直的劳动者,既无任何过失,又示经过任何司法程序,就被剥夺了工作权利和人身自由。他的名字从重庆第一人民医院的名册中莫明其妙的消失了,而且不明不白地送到了自贡市,进行劳动教养集中改造。

当时,一位官员对他们说你们这些劳教人员有公民权,不同于判刑劳改。按照中国的法律,任何公民,必须构成犯罪,并经过司法审判认定有罪后,才可以开除其公职,剥夺其人身自由,强迫进行劳动改造。然而当时的车玉生并无谁指控他犯了什么罪,更未经过任何司法审判,判定他有罪,可他的公职被剥夺,甚至连人身自由也丧失了,连同妻子儿女住在一起的权利也没有了,必须到指定的地点自贡来接受所谓的改造,但同时又说他还有公民权,真弄不清这是一笔什么糊涂账!

车玉生就这样被糊里糊涂地弄进了劳教队,更可笑的是还要他自己来定个改造计划,你自己说,你要在这里改造多久才能改造好、如果真是可以自由表达意志,那答案肯定是:我今天就应该离开,因为我既不愿意,也没有必要到这里来!但已到矮檐下,怎敢不低头?于是有人订3年,有人订2年,车玉生也订两年改造好。不知怎么官员又说车太保守了。那年头不是甚么都在跃进为一年改造好。至于什么是改造,怎么个改造法,如何才是好,恐怕只有天知道!

与此同时,重庆市第一人民医院,却由于车玉生的离开,虽然地球还是每天照样转,但整个骨科却彻底关门大吉,有关的医生、护士、也劳燕分飞、东走西调,直到二十多年后,车重新回到该院,才又重建了骨科。不知那些在批判会上慷慨陈词的先生们,对此作何感想?

有人说1957年揪斗右派分子,是引蛇出洞以便聚而殊之所以这不是阴谋,是阳谋(为汉语增添了一个绝妙的新名词此功不可没)。但最后(虽然是二十多年后)又不得不承认反右斗争扩大化,反右还是该反,只是扩大了一些,究竟扩大了多少呢?从当时报纸上看到的,中央各部、委直属机关、北京各高校,许多都是百分之九十几,甚至百分之百都得到了改正,据有关资料显示,1978年全国公职人员中被改正的右派为552877人(见:《炎黄春秋》1955年第11期)而没有得到改正的右派全国总共不过5000人左右,也就是说,既不是扩大了百分之十,也不是二十、三十,而是扩大了百分之九十九。

当然,反右斗争,仍然是必须的,正确的。


忍辱负重素志不改


从此,车玉生开始了他的半囚徒生涯。在劳教队里,没有分派他去抬石、运木,仍然是医生。这是对他的优待吗?非也!这有个专门名词叫用其一技之长。这是公开的,冠冕堂皇的名称,另外,还有个内部名辞叫废物利用。你是医生,应该是科技人员、是国家干部。但是,你入队(劳教队)后,你甚么也不是了,你仅仅就是一个劳动力(又是一个特殊的专用名辞),把你这个劳动力用来拿听诊器,手术刀,比用去拿钢杆、抬杠子,效果更好些。因此就叫你作医务劳动的劳动力。在这里劳动这个词,已经变了味,再不是政治教科书里面讲的劳动创造人、创造世界劳动是光荣、伟大的豪迈事业等等。而是一种特殊的惩罚方式。所以送劳教是一种毋须经过司法程序的最高行政处分。这就是车玉生必须直面的无情现实。

车玉生以一个科学工作者的客观和冷静、默默地承受着这一切不公正的待遇,同样以一个科学工作者的道德和良知,努力作好自己担负的一切医疗工作(当时只能称作劳动)。也许是劳动的十分出色,也许是当时他们那个劳教单位(四川铁路工程总队)太缺乏这种特殊的技术人才(啊,不劳动力)了,所以就在1961年底宣布对车玉生解除劳教。

按理讲,既已解除劳教,本人就有权离开你这个对我实行劳教的单位。因为你仅仅是一种最高行政处分,处分既已完结、解除,别人自然有权离开。然而事情就有那么怪,就是不准离开他这个劳教单位。据说是工作需要,必须你老兄留在这儿,这叫服从需要。如果谁要胆敢不服从,就会慷慨地送你一项帽子叫做妄图摆脱无产阶级专政。

车玉生当然不敢妄图摆脱,不过当时对他似还有另眼看待。61年底刚一解教,不久即宣布恢复其主治医师职称,恢复其原有工资。而且不当作所谓就业人员而是作为一名技术干部留在医院工作。除搞医疗外,还不时出差采购医药器械,并准其参加院务会议。在所谓解教人员中,能受到如此礼遇者,实不多见。于是车玉生也只好随遇而安,留了下来。但接着医院又出新招,准备把车的妻子也从重庆调来。车玉生明白,如果这样,他将永无希望离开劳教队回重庆了。连忙告知妻子坚决不同意,因而此计终未得逞。

但是车玉生虽然心里不痛快,不愿留队,工作上仍然是拼命地干,而且积累了不少的资料。单是膝关节半月板手术就有五、六十例,而其充气造影资料有六、七十例,可惜均在文革中全部被毁。

这几年中,车玉生在四川铁路工程总队医院里不分外科、内科一人顶了下来。外、妇、内、儿、传,凡是重病疑难病,都只有他来处理。修铁路流动性大、生活艰苦、工作危险、事故频繁,这给医疗工作带来了更多的压力,而医院随工程流动,因陋就简,设备更谈不上,但这一切都难不到车大夫。在西昌喜德县一次事故中,一名解教人员叫向光华,是一位中学教师,遭到脑外伤,造成颅内血肿,深度昏迷,生命垂危。而当时,他们医院连个开颅器也没有。车玉生就地取材,因陋就简,叫汽车连作了一个园锯,就靠着这么一个土家伙,在深夜12点为患者打开了颅腔,取出血块,凌晨3点病人便从昏迷中醒来了。在五十年代在那么一个医疗设备十分简陋的地方,能救活这样的重病人,一时被颂为奇迹。后来这病人成了车的好友。

然而精湛的医术,出色的工作,在政治寒潮袭来之时,不但不能遮风蔽雨,反而成了别人妒恨和攻击的目标。1962年千万不要忘记的伟大号召一出笼,车玉生立即被视为阶级异已分子。院务会议,也不要他参加了。1963至1964年该队更将所有右派全部集中,听说是准备送往青岛、新疆。1966年那场史无前例的大灾难大革文化命,终于革到了每个中国人的头上。这时车玉生连请假回家探亲的权利也被剥夺了。

1967年车的妻子杜敏时从西安回重庆途中来看望丈夫,妻子告诉他的几乎全是坏消息,都是车过去的老同学、同事,一个个在政治上遭了殃,挨了整。车已明白,自己恐怕是在劫难逃了。于是叫家人作好思想准备,把身边积蓄的一点钱都交给了妻子。一切交代完毕后,反倒平静了下来。这时全中国大陆,已经变成了一座疯子的乐园,一介书生的他,除了听天由命还能做什么呢?!

人在逆境里,在远离亲人、朋友、同学的环境中,孤独感是十分可怕的,最希望得到的自然是友谊和一两个知己,而在那年代人与人之间存在的只有互相监视和告密。这时,一个叫牛亚男的女右派分子闯进了车玉生的生活中。牛亚男也是一个知识分子,作财会工作,因有亲属在海外,当右派自是意实中事。到劳教队后,她被分配到医院供应室作消毒医疗器械等杂活,牛亚男对人大方热情,彬彬有礼,对车更有师长般的敬重,而且两人在许多问题(特别是有关政治等问题上都有十分近似的观点,所以无形中车也视牛亚男为自己的一位红粉知己了。

1967年姚文元《评陶铸的两本书》在人民日报发表。连太阳里有黑子这种人尽皆知的自然现象,居然也成了诬蔑伟大领袖罪!真是千古奇闻。而姚文元早在1965年发表《评海瑞黑官》一文时,车就对此人的武断专横,十分反感。这次看了他的《评陶铸的两本书》觉得如此牵强附会,信口雌黄地给人罗织罪名,不仅登在《人民日报》显著位置,而且这样一篇文章,就可以打倒一个中央政治局常委、兼国务院副总理,真是太荒唐、太可怕了,就连昔日秦桧的莫须有、雍正的维民所止也显得相形见础。然而这些话,如骨梗在喉,又敢去向谁讲呢?在吟罢低头无写处的愤慨和惆怅之中,他想到了牛亚男,于是写出一张字条,悄悄地给了牛亚男:你看了《评陶铸的两本书》没有?这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典型,如此下去,国家不知将伊于胡底?!

这种不平,这种忧虑,在当时可以说,任何一个良知尚未泯灭,而又稍有头脑的中国人心中都是存在的,然而在四人帮的淫威之下,又有向人敢于表露,敢于向人倾吐呢?车玉生这样作了,然而在那个年代,敢说真话的人是要遭殃的。

牛亚男这位小姐,不知何时有点收藏癖,凡是她认为好的,有意义的东西,总是舍不得丢弃,也许车的这张字条,正是她的心声,而且是在那样的血雨腥风之中,有人敢向她表达,这实在是太珍贵的纪念了,于是她舍不得销毁,把它藏在了自己的箱子里面。然而她忽略了当时那险恶的环境,公民的人身权利,根本没有任何保证,任何人随时都可能被搜查,被抄家,何况她不过是个所谓的黑五类,那还在话下吗?

1968年因为一个偶发的其他事件,队上干部对牛亚男因怀疑而进行搜查,什么也没搜出,却搜出了车玉生那张大逆不道的字条!

在那时,别看是张小字条,可是比谋杀太子,拐卖公主还要严重的滔天大罪。牛亚、车玉生都被打得死去活来,什么捆、斗、九十度弯腰、喷气式,咱们在这方面的花样,不用说历来都居于世界领先水平。而且还有个老账新账一齐算的优良传统。所谓老账并不限于三、五年,十年、二十年乃至上一代人,祖宗三代的都在算之列。于是斗争之中车玉生的一切历史问题都被翻了出来,以证明其一贯反动。更有甚者,批斗者充分发挥其高度而丰富的想象力谓:车玉生,你当年才二十出头,就在国民党内,官拜少校,怎么一下子不干了,跑去学医,明眼人一看便知,这一定是国民党指使你潜伏下来,以便暗中进行破坏活动,怎么回事,快快老实交代。此言一出,人们欣喜若狂精神大振,揪出了一个潜伏多年的国民党老特务,这自然又是文化大革命的一个丰硕成果了。不过他们不知是有意蔬忽,还是不愿看看这一事实:车玉生并非在48年、49年国民党行将撤出大陆时潜伏下来,而是在1942年国民政府眉威时期,怎么就知道将来要被共产党打败,而早早主不潜伏了呢?然而那年代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啊!于是就这样,七斗、八斗,无限上纲,终于以反革罪被逮捕,进而判刑劳改,牛亚男也以同样罪名被判刑,送往汉王山茶场劳改。

天命之年作楚囚,1970年,年逾五十的车玉生,拖着一身的伤病,被送进四川省第四监狱,进行关押劳改。

大概又是废物利用原则在起作用吧!车玉生一下囚车就被关进了监狱医院,穿上白大褂,令其从事医务劳动。中国人是非常聪明的,政治上把你斗倒,搞臭。但对你的技术还必须拿来为我所和,使之成为最有剩余价值的劳动力。于是便化废为宝了。

车玉生并非不懂这些,但他的态度是:世人弃我,我不弃世,不管此人与我有无恩怨,那怕是素不相识,甚至斗过整过我的人,只要你有了病,住进了医院,就一定尽心竭力,为你治病,甚至甘冒风险,也在所不惜。

当时车玉生在政治上是专政对象,身体上伤病俱全,肩周炎使其举手抬臂都艰难万分,然而,这一切都不能使他放弃作为医生应尽的天职。特别是当病人处于死神威胁的生死关头,车玉生不仅会一下子忘了自己的犯人身份,而以生命卫士的姿态与死神展开殊死的搏斗,甚至还会在一般人都认为已无能不力时,以大将风度,指挥若定,力挽狂澜,使患者转危为安。

他刚到医院不久,自己都还未从沉重的创伤中恢复过来,一天晚上,附近一个农民,被牛打伤,造成脾破裂腹的内大出血,送入医院已处于休克状态,见此情景,那些头戴国徽的干部医生们一个个面有难色。于是找来车玉生,他一口答应没问题,只要有人输血,我们就可以动手术抢救,当下有七、八个农民自愿献血,于是车玉生精神抖擞地站到了主刀位置上开始了手术。谁知刚刚把患者腹部皮下切开,他那七、八个自愿献血的阶级弟兄,,都不风踪影了。原来,一般农民缺乏科学知识,听人说被抽了血,不死,也得少活几年于是一个个都吓跑了,干部医生见此情景,也慌了手脚,连忙对车玉生说这手术看来只好不作了,没有血怎么作?当时,有个规矩:干部的每一句话,就是命令,几乎等于法律,犯人只能听从,决不能反对,就是干部说错了,也得照着做。车玉生当然知道这个不成文的规矩,他连想都没想就答道:不行,如果我们停止手术,病人必死无疑。根据刚才我对病的检查来看,病人的肠子大概没有破,淤积在腹腔内有大量的血,可以回输给病人,这样病人就有希望救活。在场的其他专政对象个个都给车捏了一把汗,这老头今天吃了豹子胆了吗?公然敢把干部的指示给顶回去,那还了得。常言道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医务工作者的一片丹心,一片忠态,似乎感动了上帝,也感动了那位干部。他不但没训斥车玉生,而且点头同意了。

无影灯下,随着车玉生一双灵巧的手飞快地转动。只听见刀、钳、镊、剪、奏出了和谐的共鸣。手术高速度、高质量地顺利完成了,淤积在腹腔中的血液,又重新回到患者的体循环内,休克消失了,死神抛下患者落荒而逃,刚入监狱的车玉生就这样打了一个漂亮的胜仗。几天后感谢信送来了,锦旗也送来了,还敲锣打鼓、鞭炮齐鸣。毛主席万岁!万万岁!毛主席的革命医疗方针万岁!感谢共产党,感谢监狱领导和革命干部,挽救了贫下中农的生命!军民团结如一和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多么动听的豪言壮语,多么感人的场面啊!然而就没有提一句:车大夫,谢谢你!似乎车大夫根本就不存在。如果还有人记得他做了什么的话,大概就是记得他有顶撞干部指标的反改造行为。

然而车玉生对此似乎并不在意,只要救活了病了,他就很满足了,于是仍然我行我素而且屡教不改。又是一个深夜,一个急腹痛的病人送入院了,这回可不是个红彤彤的贫下中农,而是个黑黝黝的四类分子。刑满留队就业,还戴着所谓的反革命帽子,管你是个什么人,车大夫只知道你是个病人,凭他多年的经验,一听病史,一看症状,伸手一摸那板状腹,就基本可以断定为胃穿孔,必须立即手术。于是马上去请来个主管干部医生。此公不知是打搅了他的好梦,心里不舒服,还是觉得这种黑四类死了也没啥,几乎看都没看一眼,就下了个口头医嘱:先把液输上,用点抗菌素,对症治疗一下,明天早晨再说。话一完,抬腿,就打算再赴温柔梦乡。另外有个医生,当时也被打成了反字号,哪敢开口。惟有车玉生不知趣,立即答道:这种手术不能拖,必须今晚作,如果拖到明天上午,病人可能出现弥漫的腹膜炎,甚至休克也来了,我们就太被动了。那干部听了,虽然心里老大不高兴,但作为医疗原则,人家句句在埋,实在没法,只好答应,但在手术时,不要车主刀,叫他去搞麻醉,以此稍示警告吧!

离监狱不远,有个长庆机器厂,一位女干部,突患腹痛,被疑为肝脾破裂,立即被送上手术台进行抢救,但手术中发现并无腹内脏器破裂的情况,而血仍然在出。病情危急,医生们焦急万分。只有向附近兄弟单位求援。监狱立即派车玉生前往。车去后,凭借他多年丰富的外科临床经验,很快就解决了这个疑难急症,确诊为卵巢滤泡破裂出血,针对病因,立即进行手术,挽救了患者的生命。

虽然车玉生如此出色地工作,挽救患者的生命,解除他人的痛苦,然而在那斗争为纲、政治挂师的年代里,特别是在那特定的环境中,他一方面在医疗实践中过五关斩六将,另一方面在日常生活中却经常丢荆州走麦城无缘无故被人欺凌侮辱,受到许多不公正的待遇。

有个姓朱的干部,叫车玉生给他看病,他骄横傲慢,根本不把车放在眼里,还恬不知耻地说你们这种人,还能给我看病,这就是你们最大的荣幸了。车以沉默表太自己的轻蔑。从而又引起他的不满,无缘无故将车弄来进行批斗。另一干部,小病大养住医院,查房时他到处玩耍去了,因而未给他开药,晚上他回来了,车玉生连忙去问问病情,刚说了一句:今天上午查房您不在这个干部一下就火了,掉上一巴掌我在不在你管得着吗?把车狠狠骂了一通。文革中搞派性,你斗我,我斗你,无止无休,有个干部受不了,成了神经官能症,晚上不能入睡。说他出不倒气,要死了,大叫救命啊!车玉生去一检查,心跳、血压呼吸都正常,是个典型的神经官能症。根据现代医学,这种疾病,是因为人长期处于极度紧张兴奋的状态,而使神经出现功能性的障碍,唯一的办法,是要使他精神放松,给予安慰和暗示。于是开始使用了一些镇静、安眠之类的药物,由于这些药物都有成瘾性,不能长期使用,所以只好改为暗示疗法。即给病人说是用的安眠镇静药,而实际用的是极上的量,最后就根本没有了,这样让病人自然慢慢地康复。

然而在车玉生用暗示疗法中,却有人去给这病人说:车玉生给您用的是安眠药,长期吃下去,就像鸦片烟一样,一辈子都离不开,那怎么办?他一听,又紧张了,马上把车找去加以责怪。车不得己,只有实言相告,用的是暗示疗法,不存在成瘾之患。谁知这一解释更槽,竟大骂车玉生胆敢用假药欺骗干部、谋害干部要把车捆起来。

真是无理可讲,动辄得昝。就在职样的环境中,车玉生仍然坚持不丢手术刀,不放弃医学实践,不放弃学习英语,犯人不准读外语,他就一人悄悄读,记单词从不间断。而且还一面搞西医临床,一面自学中医。在治疗肺结核大略血时,把抗痨药物和中药止红散相结合,取得了很好的止血效果。腹部手术后,用中药扶正理气汤,预防术后肠粘连,也得到好评。

俗话说:酒好不怕巷子深。车玉生虽然当时是一名关在铁窗内的囚徒,但他的精湛医术仍是声名远播,南充市省一临,一位长期患腰腿痛的老红军,久治不愈。通过省有关部门,将车接去南充为其治病,在南充住了三个多月直到其病情完全好转稳定才返回,这时已是1978年的5月,十年浩劫,已经过去,四人帮已灰飞烟灭,新世纪的曙光,已在中国的地平线上隐约可见了。

然而监狱里,还是一切依旧。车玉生还要在这高墙铁网气萧森的地方呆到何年何月呢?


曲终奏雅  夕照辉煌


黑夜漫长终有边,春风不日度江南,冰由颜作千重浪,江海翻波谈笑间。

这是车玉生的一位朋友,送给他的一首诗,这位朋友,当时也因受政治迫害和车关在一个监狱。1978年的中国,确实正如诗中所写是一个寒夜将逝,东方欲曙的黎明。振聋发耿见天日,得到昭雪。

1978年12月的一天,车玉生象往常一样,干完了一堆医务劳动之后,随手翻开了一张《人民日报》,他虽然关在与世隔绝的铁窗之中,但对外面世界的一切变化,仍然十分关心。

一封终于发出的信,作者:陶斯亮。陶是何许人也?当时车玉生并不知道。但这个带着浪漫的抒情笔调的标题吸引了他,于是一口气读了下去,啊!真是看破天惊,原来陶斯亮是陶铸的女儿,这篇文章就是写他父亲陶铸,如何被姚文元凭空诬陷,罗织罪名迫害致死的过程。现在,陶铸的问题,终于得到了昭雪平反。然而当年为此事,写了一张小字条,象耳语般地发了几声抗辩的车玉生,却还背着反革命的十字架在狱中受苦,天下能有这种道理吗?!

他下放报纸,连夜奋笔疾书,写出申诉,要求法院作出无罪的判决。他把这份申诉直接交给一位姓吴的监狱长,请他转交给法院。

一切非常顺利,几天以后,车玉生在文革中被搜去的相片等物品给退还下来了。1979年3月车玉生终于获得平反法院宣告车玉生无罪。

这下监狱当局似乎才意识到,车玉生是个难得的人才。一位主管领导人,把车请了去对他说我代表监狱党委、全狱干、工、家属,代表附近贫下中农,诚恳挽留下在监狱工作。并说昔日您是阶下囚,今日就是座上客了。

车玉生以淡淡一笑和归心似箭四字婉拒了这些盛情的邀请。他对这泡了他二十多年的两劳场所确实感到太厌倦,同时更挂牵着他在重庆的妻子儿女,以及他曾为之呕心沥血的第一人民医院骨科,他一定要回去。

此时,车玉生万感交集,提笔写道:六十老翁出牢诚,始醒悟,古今同一理,欲加之罪咋说都行。

车玉生回到重庆后,首先面临的是一个破碎的家,妻子迫于政治压力,不得不在文革中,和他划清界限,作出形式上的离婚。子女因出身黑五类家庭,有的被迫辍学,有的被赶到外地,有的还失业(应该叫待业)在家。车玉生和妻子复了婚,为子女找工作。联系单位将他们调回重庆,忙个不亦乐乎。

车理所当然回第一人民医院,此时医院的党委书记是文革中的红人,他见车玉生平反回来,很可能有点别是一般滋味在心头,不好说不欢迎,便说您这么大年纪了,就别上班了,我给您安排退休好了。车玉生一听,坚决不同意,他说:我落实政策回来是为退休吗?不是!是为了把丢失的二十年找回来,我要重新工作!见退休不成,又生一计,要把车调回重庆外科医院,车也不同意说我在这里,被人家划成右派,被人家打倒,扫地出门,我就要在这里重新振作,重新工作,重新站起来!

1980年春节医院党委书记,与全院高级知识分子举行团拜。许多人提起过去,都是声泪俱下,甚至泣不成声。有个老医师问道:我现在是改正右派,是个什么意思,难道说还算右派,只是改正了吗?谁来改的?搞不清楚。车玉生说不管叫个什么,反正就是我们没有错,而且我们挨了这么多年的整,一没被整死,二没被整残,三没被整疯、整傻,我们是大难不死,应该值得高兴。

车玉生又在重庆一医院外科开始工作了,第一例手术是华莹山煤矿一位因工致残的工人。为其作脊髓手术。手术那天,许多人都表现出极大的兴趣,有的人是久闻车氏大名,但不知威名是否副实,有的人是车的老战友,但他去院骨科二十多年,而且还关在大牢里多年,还能做手术吗?各种各样的心情,引发了各种各样的好奇心,于是都想一睹为快。车玉生从容不迫地走进手术室,洗完手,穿上工作服,站在主刀位上熟练地开始了工作。手术顺利地完成了,术后效果极佳。真是宝刀不老,身手不凡,获得了一致的好评。接着车玉生担任了外科主任,并着手重建反右后就垮了的骨科,1981年完成骨科重建工作,遂改任骨科主任。

车玉生历来重视书籍和资料的收藏,当年家中曾是藏书万卷,坐拥百城。但此次回来却发现已是书去屋空,家徒四壁。原来文革中,儿子怕这些书惹祸,便将其转移至他在南充的丈母娘家。谁知车玉生的这位亲家母是一个不识字的妇女,看见这么多的书,不给它们安排点用途,岂不白白浪费。书全部发光发热!不仅派上了极大的用途,而且使这位民妇同伟大的秦始皇也能来个欲与天公试比高了!不愧千古美谈!

失去的就让他失去吧!车玉生又从头作起,搜集资料、书籍。1982年恢复中断了几十年的学术活动,参加了昆明的中法外科学会;1983年又加入了四川骨科学会及重庆市骨科学会,1984年又到南京参加了全国骨科学会。直到1985年他才离开骨科主任的行政职务,退居二线。

从车玉生八○年回院重建骨科以后,直到他退居二线前,他与葛尊信副主任一道带领全科共作腰椎向盘突出症手术近百余例,取得了很好效果,优良率达百分之九十四点六。在治疗腰腿痛病人方面,车玉生通过查阅外文资料和吸收外地兄弟医院的先进经验,再经过反复多次试验,终于完成了水剂造影的先进方法,使医生在手术前能准确地查清病灶、病情,以便有的放矢,对症施治。这些先进经验在1984年全国骨科学术讨论会上,受到了与会者的重视与好评。在此期间车玉生还在省市骨科学会上作了《关于痹症探索》的报告,还发表了《麦氏症再商榷》、《中西医结合治疗腰椎向盘突出症》等一系列论文。

车大夫不仅有精湛的医技,更有高尚的医德,鉴于近年来医学界有少数人钱迷心窍,以迫遂利润为第一,几乎忘了白衣使者的圣洁天职,甚至乱收费坑害病员,没有钱就见死不救。对此歪风邪气,车玉生深恶痛绝,口诛笔伐,加以抨击。一九八五年十月车玉生应邀到南桐矿务局医院,作关于医德的专题演讲,他讲得生动形象,深入浅出博得了听众雷鸣般的掌声。重庆日报对此作了专访报导。

一九八五年十二月,车玉生又在重庆市卫生局内部业务学习资料,上撰文题为《医生与医德》,车氏旁征博引从《希波格拉底誓词》到孙思邀《千金要方》中的为医之道都作了精辟详尽的阐述。对时下违反医德的种种行为作了无情的解剖,而更重要的不仅是言,而在于行。车玉生在多年临床实践中,不仅对病员认真负责,细致耐心。从无贵践贫富,恩怨亲蔬之分。而且数十年如一日,从不借医谋私,在病家身上捞取半点好处。真是一身正气,两袖清风。

在退居二线以后,仍然关心着祖国的医疗事业和病人的身体健康。1986年车玉生不顾年近古稀的高龄,受命于民革重庆市委,率领一支医疗咨询小分队,千里迢迢,万里尘沙,远赴新疆克拉马依油田、白碱滩医院,为石油工人进行义务医疗咨询活动。该队由重庆一、三人民医院,外科医院四位医师组成。车玉生在白碱滩3个月义务诊治病员2000余人次。老工人李德增,三十多年为找石油转战南北疆。后来,不幸患膝关节结核性骨膜炎,不能站立,四处求治,三年不愈,使这位五十多岁的老工人痛不欲生。李德增在得知骨科专家车玉生来克拉马依义诊的消息,即赶来白碱滩医院,经车玉生精心诊治后,又腿又重新站了起来。他百感交集,抱着车大夫只说了一句谢谢你们便泣不成声,在场的人也无不热泪盈眶。克拉马依市政协、新疆石油管理局钻进处和白碱滩医院,把一面上书:医疗支边,红心济人,石油工人感谢你们的锦旗送给了小分队,并在《中国石油画报》88年创刊号,以显著位置,刊了以上消息。

1988年8月车玉生经重庆长山科技开发公司总经理方长寿先生的介绍,会见了来大陆的台湾中央图书出版社总经理林在高先生。经几番晤谈,终于决定了编著出版《中央英汉医学辞海》这部巨型医学工具图书。在这个问题上,两岸各有所长,台湾拥有资金,但要邀请几十位专家学者,用五、六年的时间来完成,台湾则没有这样剩余的人力,只有大陆才怡怡有,因而取得了合作的共识。

从此,车玉生就全心身地投入了这部巨型工具书的编著工作。这时车老已是年逾七旬,身体自然大不如昔,但一工作起来,仍然是当年那股一往无前舍生忘死的精神,重庆盛夏气温高达摄氏42度,他住的楼上闷热得象个蒸笼,连穿件衬衣也是汗流浃背,车老便赤膊大战;而隆冬严寒,气温接近0度,也从未停止工作。工薪阶层的人,那请得起保姆,夫人又住在女儿家里,许多时候,只顾着奋笔疾书,却忘了炉上早已汤沸水干。因此半年多时间内,家里的锅被烧烂了五口,也大概可算得是一项世界记录。就这样六易寒署奋力拼搏,终于使这本巨著得以问世。可以说车玉生是用自己渊博的知识和辛勤的劳动,为中国的医学事业,树起了一座高大的纪念碑!

皇天不负苦心人,车玉生对医学事业的杰出贡献,终于在历尽沧桑之后,得到了世人的公认,1993年车玉生的名字被载入《中国当代高级科技人才词典》;1995年车玉生的名字被载入《中国名医列传》之中;1997年车的事迹又被载入《世界名人录》里。

伟大的美国科学家本杰明富兰克林曾经说过:一个人如果要在死后不被人忘记,要么是写出一些值得人读的东西,要么是做一些值得人写的事情。我们的车大夫应该说在这两方面都兼而有这,特别是后者。

车玉生只是一个普通的中国人,一生并无惊天动地之举,却有可歌可泣之事。特别是在受到一连串不公正的待遇之后,为世所弃,却不弃世;在万分恶劣的环境中,仍能保持自己的节操,不为邪恶所同化;始终保持清白、清醒地作人;始终保持作一个有道德,有良心的好人;作一个负责任,有作为的好医生;作一个为中国医学事业不断作出贡献的这者。







为世所弃,却不弃世;不为邪恶所同化;始终保持清白、清醒地做人。



公元1995年在中国的医药学术界,有一起值得大书特书的事件,那就是中国医药学史上一部篇幅最钜,收词最多的医学工具书《中央英汉医学辞海》(图解)在台北中央图书出版且诞生了。全书共收词廿十余万条,人体解剖彩色图二佰余幅,总字数一千余万字,为当前世界上篇幅最大,收词最多,除百科全书外的一部最大型综合医学词典,也是世界上第一部英汉西医学辞典中有系统地收入中国传统医学词目(限针炙及植物性药材部分)的辞典,完成该书历时6年耗资台币二千四百余万元,有数十位专家参与,而主编者便是一位 幸存者中国的骨科专家车玉先生。

就是这样一位国宝级的人才,不仅在58年被打成所谓右派分子,而且还在两劳(劳改、劳教)场所中,被整整地关了二十多年!

 
强寇压境投笔从戎

 
车玉生先生,山东文登市人又名海风,晚年自号愚僧。1919年生,1937年毕业于文登师范校。正准备应聘执教,而其祖父母抱孙心切,令车与一素不相识之女完婚,车反对包办婚姻,坚不从命,遂离家出走。

此时,任山东省主席的韩复榘,按照著名学者梁漱溟先生乡村建设的有关理论,在全省七、八十个县中,撤销了区政府,改为乡农学校,校长有区长之职,为一把手,一把手为教育主任、主管教育,再次为指导员,管经济,以及军事教官。其时济宁正举办乡村服务人员训练处,培训上列各类人员,车离家后,便到济宁,被录取进入教育主任班培训。

此时是1937年8月,日寇正发动七七事变,大举进攻我国,豕突狼奔,烽烟遍地。10月以后,大批敌机空袭济宁,造成惨重伤亡,而韩复榘为保存实力,竟不战而退,率军逃跑,于是梁漱溟先生成立游击训练班以培训抗日骨干,车玉生旋即进入该班,并奋笔疾书,以诗明志,有句云:弱冠从成气吞虹,寇声急,生死置度外,别无所从

在日寇的强劲攻势和韩复榘的退缩逃跑下,山东很快便沦陷了。车玉生随游击训练班全副武装进入河南。此时,中国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蒋中正委员长,以召开军事会议为名将韩复榘逮捕,并果断地将韩处决,所有山东的武装人员均在商丘被国军警备司令缴械。游击训练班两千余人,徒步到达河南南阳以西的镇平县杏花山菩提寺(该地是当时乡村建设派的基地之一,负责人为彭禹廷先生)集结待命。

1938年2月,梁漱溟先生,从这两千余人中,亲自选定了一百五十余人,送到武汉,成为我国政府在该地举办的战时工作干部训练团(简称战干团)第一期的学员,该班毕业的学员以后均由我政府规定亨有黄埔军校15期之同等学历,此是后话。车玉生亦名列于这一百五十余人之中。经过半年产格的军事训练后,7月16日,三民主义青年团建团仪式在武昌举行,蒋中正委员长亲自主持了入团仪式。年仅十九岁的车玉生抱着一颗爱国抗日之心,参加了庄严的入团宣誓。

是年8月战干团第一期学员毕业。经过精心挑选,车玉生等10人被留下,其余则作为骨干返回山东组织游击战争。这些人回去后,一个个抛头颅,洒热血,与倭寇拼死抗争,为中华民族的抗战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车玉生等10人留下后,于8月在武汉珞珈山,进入了中央训练团青年干部训练班(第一期),经过两月多的训练到10月底结业。此时武汉失守,训练班学龄前员被分到各省去建立、发展青年工作。这时又经过精心挑选,在全班学员中,选出36人成为青干班军官队,真可谓精英中之精英,当时他们(被人戏称为三十六个置于),由桂永清将军亲自训练,车玉生也在三十六人之列,先到了湖南长沙,后又到桃源,接受各种轻重武器之训练。随着战局的变化又由桃源而又湘西,再贵阳,最后到达中国抗战的圣地,陪都重庆。

五十年后车老旧地重游,挥笔写成如下诗句,足见其壮怀豪情:
泪挥独忆珞珈山,
气壮山河意指天。
湘鄂川黔志未馁,
一心报国苦犹甘。

1939年3月1日,中央训练团党政班在重庆南泉开办第一期,车玉生等即以服务员名义,与党政班生活在一起。第二期地址由南泉江往浮图关,期时,蒋介石为激励抗日士气,将浮图关改名复兴关,意在抗日到底复兴民族也。同时又将其爱子经国先生送入二期受训,车玉生与经国先生同班。经国虽贵为太子,却是个平易近人的谦谦君子与车同室傍傍床相处甚得。

此后不久车玉生被正式调到中央训练团教育长办公室任上尉副官(教育长是王东原先生)。1941年刚刚满过二十一岁的车玉生已晋升为少校了。

在人生的旅途上,车玉生以其优异的才能,首次展现了他的辉煌,他正一步步走向高层,接近核心,并完全有可能成为中国政坛上一颗耀眼的,正在上升的明日之星!

  
艰难抉择弃官从医


知足常乐,古有明训。就名利而言,个人的确应早点知足。但若在知识、技能、学问等方面,一个人似乎又应当不知足才好。车玉生正是这种不知足的人。

他不仅没有因宦途得意,才二十了头就已官拜少校而飘飘然。相反,却痛感到自己的诸多不足,其中最重要的是欠缺正规学历。一个师范学历,不仅太低,而且又未在校执教:在军队任职,却连军事院校的大门也未得入(战干团按黄埔15期同等学历计,在当时还未被纳入正轨),真有点非文非武的味道。再看从山东来的许多同学都纷纷考入大学去了。

正在此时,一个生活中的事件,给了车玉生不小的刺激。车的一个女友正在中央训练团音干班学习,不仅年轻貌美,且极富音乐天才,弹得一手好钢琴。与车情投意合,过从其密。但该女在1942年音干班毕业后,却去了白崇禧家担任家庭教师,车对此表示不快,去信阻止。殊知此女不仅不听,反将她过去读书(音干班)时,用车的一些钱,以汇款的形式还给了车,似有绝交之意。车一怒之下,遂与之断绝往来。这件事给车玉生的自尊心造成了不小的伤害,觉得在人家手下作这么一个副官,实在显得太庸庸碌碌了。因此经过几番思索,终作出决定:从头开始,再去求学。

车玉生把他的这个想法去告诉了教育长王东原先生。王平素对车十分器重,觉得他少年老成,聪明干练,特别是车的记忆力,王最为欣赏,平日事先钜细,即使事过多日,只要王一问,车便立即能将他要问的事,或要找的人,一一从头告知,从无错漏,使王觉得真是其身边的一名得力助手。因而他对车的成长,乃至一言一行均十分关心,且爱中有严。例如他见到车勤奋好学,诵读英文,脸上便露出了欣慰的微笑,颖颖点头。但若一听到车在屋内读俄文,他就会迈着沉重步子跨进屋来,语重心长地对车说道车副官,别念了,别念了在今天看来,也许会觉得这位将军,太爱管闲事了,但在那个时代,他的苦心孤诣,却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这天,他听完车玉生的陈述,脸上露出了惋惜之色,但沉吟半响,还是同意了,并问道:你准备上哪里读书呢?车答道:准备到我们山东医学院去学医。王听了高兴地说道:好,很好,有志男儿,不为良相,也当为良医,去吧!临行前,王东原先生还送了几百元给车玉生作为助学之资。

离别浮图关车去向霍原璧老先生辞行,霍是陈诚、王东原更早期的老保定,深受敬仰,他告诉车毳世切莫为官,又说学医足以济世,更鼓舞了车学医的决心。

1942年二十三岁的车玉生,抱着不为良相,也当为良医的志向,考入了当时设在四川万县的山东医学院。并为自己订下了约法三章:1、从此不再过问政治;2、不出风头;3、不谈恋爱一心读书。

当时正值抗战期中,国难当头,而教育部长陈立夫先生,对于教育则是十分重视,特别是许多理、工科院校,都实行公费。象后来荣获诺贝尔奖的华人科学家李政道、扬振宁都是当时我国公费培养出的大学生。山东医学院也是公费制,但毕竟是战争年代,条件仍十分艰苦,无论生活条件或教学设备都极其困难和简陋。学生一日只有两餐饭(上午9时,下午4时),教学工具,由于学校是从山东逃难而来,所以几乎是一无所有。

当时学校的教师,基本是留德的,教学多用德语,头两年最使车玉生感到紧张的,一是必须从头学德语,二是解剖学没有人骨标本,全身二百多块骨头,单靠解剖图纸上谈兵是绝对不够的。幸好此时抗战大后方的第十重伤医院就设在山东医学院附近,二者在业务上已合为一家。解决了尸体解剖的许多难题,然而每个学生要有一副骨架,角然办不到。于是为了学医,车玉生和他的同学们,只好干起了掘坟盗墓的事来。但他们要盗的既非珠宝,也非钱财,而就是那墓中主人的一具骨架。墓穴多在旷野,有不知名的野葬地,也有值得人们永远崇敬和怀念的无名英雄。

车玉生和他的同学们,挑选的都是那些埋葬三年以上,八年以下的墓穴,因为这时死者肌肤已经腐烂,而骨骼却完整,他们都是在深夜,从墓侧掘开一个刚可容人进出的洞,然后自己钻了进去,这时腐尸的恶臭扑鼻而来,令人欲呕。但为了求学成才。顾不得这一切,忍着难闻的臭味,借着电筒的光辉,一节、一块地把尸骨取出,墓内一人捡,外面有人接,女同学站岗放哨,就这样,不知经过了多少个艰难的夜晚,最后,每个同学都有了一副完整的人体骨架标本了。

头两年最紧张,最困难的学习没有能难住车玉生,在解剖学结束考试时,教授用德语指定了几个他要的骨骼的名称,车玉生立刻熟练地把这些骨头从标本中捡了出来摆在教授的面前,并用德文回答了教授的提问。考试成绩优良。

他不仅学业优异,而且在在同学中表现出非常优秀的组织才能和号召能力。因此被同学们推举为该院学生会主席。到了一九四四年终于违背了他自己订下的约法三章。开始与一个比他高一年级叫杜敏时的女同学(又是同乡)谈恋爱了。才气横溢,总是异性注目的对象,杜敏时对车人品才能都十分爱慕,成了她心中的白马王子,而同学鲁北人蔡玉汉又是车、杜二人的好友,积极从中穿针引线,所以终于使邱辟特的神箭射进了两人的心中。

不久车玉生因营养不佳患了因缺乏维他命B1所致的脚气病,双腿无力,几乎上不了台阶。当时根本买不到维B1的任何制剂,只有靠吃麦麸和鸭蛋汤(鸡蛋太贵都买不起),以疗顽疾,此时杜敏时在经济上给了车一些接济,后来病总算慢慢好了。

1945年上半年抗战即将胜利前,学生生活反而更苦,校长的太太主持学校财政,对学生伙食费占有侵吞,学生极为不满。一天早餐时几个山东日照的学生,因一点口角把鲁北同学蔡玉汉和鲁西的崔义明打得头破血流,校长也是日照人,对此不仅不主持公道,反而坦护共乡,将蔡崔二人除名,引起多数同学公愤。学生抬起校方除名蔡崔二人的告示牌,在校园内游行,直奔校长办公室,校长慑于众怒,只好溜之大吉,车玉生领导了这次学潮,最后由万县专员曾德威等出面调查、调解,校方收回开除学生之成命,并由鲁北张教授等组成校务管理委员会代行校长职务,学潮取得了全胜。

1945年8月在盟军的强大攻势和原子弹的攻击下,不可一世的日本终于无条件投降。全中国都沉浸在欢乐的海洋中。但就在这时,苏联乘机出兵侵占我东北,更为可恶的是,将我东北三省财富劫掠一空。消息传来,青年学子一个个义愤填膺。本来抗战之前,俄国佬就抢走瓜分我们的外蒙古,人们记忆犹新。殊料抗日胜利伊始,披着盟友外衣的俄国佬,竟在光天化日下,干出了与日寇如出一辙的强盗勾当,旧恨新仇,能不怒发冲冠?!

这时身为山东医学院学生会主席的车玉生,顾不得三年前曾给自己立下过的不过问政治的誓言,振臂一呼,应者如潮,抗战期中,迁来万县各院校,立刻组成了浩浩荡荡的示威队伍,在万县举行了一场威武雄壮的反苏大游行,车玉生任总指挥。同学们高呼口号,散发传单,张贴标语。愤怒声讨苏俄的侵略罪行。许多市民纷纷自觉响应,加入游行队伍,同仇敌忾,场面感人。事后车玉生对人说我自学医后,已决心不再过问政治,但国家的耻辱,民族的尊严,不允许我沉默。这是我学医后,破例地过问了一次政治。

1946年车玉生在山东医学院毕业,来到重庆市民医院(现名重庆市第一人民医院)实习,1947年4月,被正式录用车与杜敏时结为伉佩。
    当时重庆市民医院,如果用今天时兴的术语来说,虽然在硬件(如病房、设备)方面,并无特别独到之处,但在软件方在。却堪称实力雄厚,抗战中从上海医学院来川的一大批技术尖子,都在这里落地扎根了。车玉生象一粒优良的种子,落在了这块外科技术的肥沃土中,因而基本功练得很扎实,进步也十分迅速。1948年傅安龄先生主动提出愿介绍车去上海海军医院工作,这个机会对于车玉生来说的确是太宝贵了,这不仅因为海军医院是当时国内最先进的医院之一,而且它直属海军,而海军总司令桂永清将军又是车的老领导,其发展前途,自不待言。但此时车玉生在重庆却拖着一大家人,妻子杜敏时娘家由于是地主,在内战中,从老家逃来重庆女婿家中,因此车玉生养活着车、杜两家连同保姆近十口人,全靠他们夫妇工薪养活。在这种情况下,他去海军医院之梦终未能得园,也是不得已而作出的牺牲。

历史的脚步,很快把中国带到了一九四九年这个十字路口。国共内战即将告一段落,车玉生也走到了他一生中一个最重要的十字路口,如前所述,他完全可以随海军医院去台湾,但因此而骨肉离散,又是他难以接受的。正当徘徊难决之际,车的一位老朋友李医生从广州来到了重庆,李是车玉生在浮图关时的同事,二人曾一道学俄语。李医生对车说我从广州来,对共产党的情况,有所了解,象你这样早就已脱离了国民党去学医,现在又是医生,根本没有再涉足政治的技术人员,留下来根本没问题,不用怕,不要走,跑到台湾,妻子儿女怎么办?并告诉车玉生说车医生,你别怕,你知道吗?共产党来了三生有幸,你就是三生之一,车听了不解,问道:此话怎讲?那人说:所谓三生就是指医生、学生、先生(教师),这三种人,共产党要特别给予优待,故曰三生有幸。

人拿不定主意的时候,最喜欢听对自己有利的话,最容易相信那种对自己最好的结果。车玉生也觉得,我在国民党的手下虽然干了几年,但那是为了抗日爱国,并没有去打过共产党,总不能说抗日也有罪,何况我早就脱离了国民党,三年国共内战,我是一个无党无派的医生,共产党应该是不会找我算什么账的,别怕!

就这样,他决定和全家一起留在重庆,每当心里觉得不踏实的时候,他便服下三生有幸这片镇静剂以安抚自己。


三生有幸反成不幸


1949年年11月30日共产党的军队进驻重庆,不久给市民医院派来了一个军代表主管一切。真是无巧不成书,这位代表不仅是车玉生的同乡,而且是车的小学老师之弟弟。同乡加上师生谊,使二人似乎有点一见如故,关系比较融洽。于是接收医院,清理财产,这些事,军代表都叫车来一道参与,很快车成了医院内的一个积极分子了。1951年后,开始了镇反运动,车玉生将自己的历史作了彻底的交代,究竟彻底到什么程度呢?用车自己的话来说不仅按年按月作了交代,甚至某天干了些什么,凡是重要的,有价值的,都写得一清二楚的。

1952年的三反运动中,车玉生更在院内担任了打虎队长,抓贪污分子,搞得很是轰轰烈烈。随着运动的发展,车从内心逐渐感到: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这些提法都无可非议。但一些具体的作法,却使人感到很难以接受,特别有几件事,简直叫人触目惊心,事隔多年也不能平静。

例如医院里有个老太婆(工人)叫任少卿,负责在妇产科门口接待病人,给病人一点卫生纸,同时每次收费一分钱,运动中,她也交代了,但竟被打成老虎。斗来、斗去、活活整残。又如护理部主任李锦如(女),硬说她是贪污分子。一个护理部,有什么可贪,因而她死也不认,于是打虎队员就把这个女子拉进停尸房去关起,半夜还叫人在外面装鬼叫,往停尸房窗上撤沙子。一个文雅的弱女子,哪禁得起如此恐吓?终于被副得精神失常,从窗子上往外跳,腿跌断,成了终身残废。

这些事使车玉生生的良心深感不安,他觉得:反贪污本来是对的,但这样任意伤害无辜,却是完全不能接受和原谅的。

1952年医院经重庆市卫生局批准,决定派车玉生去北京进修骨科,与此同时车的大女儿车芳因患髋关节先天性脱位,当时四川无法治疗,于是同意车带孩子同往,边进修,边照看孩子治病。车带女儿到京后,因住院问题几经周折,最后在天津骨科医院进修(孩子也在那里住院),在指导医师方先之教授副食之下,认真学习新技术。这时,天津骨科医院,在用链霉素保证下,开展了国内首例骨与关节结核病灶清除术。车玉生进修完毕回渝后,于1953年夏在重庆市第一人民医院开展此项技术,受到教授的重视和好评。此后车玉生又在重庆带头开展了腰椎问盘手术、膝关节半月板手术,以上手术均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受到西南医学界的瞩目。贵阳、成都,甚至陕西、湖北的此类病人也纷纷前来重庆求治。同时,川医、贵医、云医以及西安医学院的学生,也都前来重庆第一人民医院实习。

医疗实践的成功。使车玉生在理论上有了更进一步的提高,为创作提供了充沛的源泉,一篇篇有创造性见解的文章,署着车玉生的大名,都先后发表在国内权威性的医学刊物上。如《中华外科》杂志1957年2月发了车的《慢性骨髓炎的综合治疗法》一文。该刊主编特别在文前加了按语:1957年7月《骨科通讯》又发表了《膝关节半月板的手术治疗》;1958年5月《外科》再次发表车的《1013例骨与关节损伤》成为我国第一个骨与关节损伤的大组报告;1958年9月《中华医学杂志》还发表了车的《回盲部癌症与兰尾炎的鉴别诊断》。除上述全国性的刊物外,车还在重庆市的《骨科通讯》和市卫生局的论文集上发表了好几篇文章如《骨与关节结核的手术治疗》、《祖国骨科医学史》、《止血带下静脉麻醉在骨科上的应用》等等。

正当我们这位才华横溢的中年医师,在医学的宫殿上登堂入室,欲更上一层楼之际,仁慈的上帝和他开了一个小小的玩笑,象当年如来佛一反掌把孙行者压到五行山下一样。车玉生一下就被推下了十八层地狱。所不同的是,孙悟空确实大闹了天宫,如来佛对他实行专政,似还犹可说也,而我们的车大夫,不但没挥舞全箍棒打谁,而是一直拿着一柄手术刀,在勤勤恳恳地为患者刮骨疗毒,却一夜之间,也被打成右派。

说起车玉生的这个右派分子,似乎还有点不大正宗。众所周知,反右是1957年的事,而车平安地辛苦过了1957年,到1958年三八节这天,突然成了右派,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他这个右派,不是正式录取,而是补差额,补上去的。天下就有这种怪事!学校招生,除了正式录取若干名外,有时还录取一、二名备取生,怕正式录取生中,临时有个把两个来不了的,可兹备用,万没想到十恶不赦的右派分子,也有这种福气。原来反右一开始上面就给各个部门下了指标,什么指标呢?在你那个部门或单位中,一百个人中要抓出几个右派来。听来似乎荒唐,其实是完全有道理的。第一,阶级斗争无时无刻无处不存在,难道你那个部门能是桃源仙境,能没有阶段斗争吗?所以一定有右派。但也不能太多,倘若人人,或大多数人都成了右派,那又怎能体现,多数群众是跟党一心一德呢?所以就只好预先定下指标,要揪出百分之几,这就说明反党的右派毕竟只是一小撮,请看,这是何等的英明和正确啊!

当时重庆市卫生局揪右派的指标听说是百分之三!多乎哉!不多也!

然而,也是车玉生合该倒霉,1957年完了,这个指标就没完成,怎么办?毫无疑问,必须坚决完成!

1957年鸣放开始后,车玉生凭直觉感到气氛不对,还是少说为佳。妻子杜敏时,也对丈夫提出了忠告:老车,少开口啊!所以他本来打算什么也不主产,可是领导却三番五次来动员,说提意见是帮助党整风,提借了也不要紧嘛!甚至还说意见提得就是不正确,那也只是个思想方法上的问题;但是如果不提意见,这就是你对党的态度问题了,你也是要和共产党同心同德呢?还是要同床异梦呢?天呀!谁都会明白,一旦认定你是个同床异梦者,其后果将是什么?车玉生感到不应付两句恐怕不行。

那么说什么呢?政治话题,肯定不能谈,那么就谈点日常工作的话题该可以吧!言不由衷,没话找话说,本来就不是车的个性,然而不说又不行,这可难坏人了。后来市民革在重庆市卫生系统开征求意见会,用汽车把车玉生请了去,今天务必要衣您老兄,帮助党整风提点宝贵的意见。人家如此礼贤下士、齐玄德三顾茅庐,也不过如此吧!你要是再一言不发,也就实在有悖于情理,也就难怪人家要怀疑你是同床异梦了。

车玉生坐在汽车里,边走边想,搜索枯肠,终于想出了一条自认为是无伤大雅的意见。那是1956年重庆市第一人民医院外科贾主任去天津做手术期间,由车玉生代理主任,手术室要求要添置一些医生术前洗手时用的衣服、鞋子之类的东西,这本是医疗上司空见惯的事,车便同意签了字,由总务科造计划到会计室去领钱。按财会制度应由院长何贤宝批准,才能发钱。何便问财会科的人这衣服、鞋子是给谁穿的?答曰是医生们穿的。何院长一听老大不高兴说:这些医生一个月领了那么高的工资了,怎么衣服、鞋子都还要公家出钱买?财会科那人不知是不懂医,还是不敢犯上,只好唯唯诺诺说这这个我不清楚。何院长最后还是勉强批了,满腔不高兴。这事后来车玉生知道了,觉得你是个院长,怎么这点医疗常识都没有,手术室要保主下无菌操作,怎么能穿着自己的衣、裤鞋子进去做手术呢?据说当年山东省主席韩复榘去视察中学,看见学生打兰球,立刻把校长叫来训了一顿,说:我拨给你的经费,你拿去干什么去了?这么多人抢一个球,你就不能给他们一人发一个球?弄得校长哭笑不得。这也不知是否真有其事,但车却不敢用这类话去调侃何大院长。那天他在会上谈了这事,把话说得委婉又委婉,客气又客气,说希望何院长多到下边来走走看看,到手术室来参观参观,这些问题都是可以避免的。他心想这样说够和风细雨了吧!

当时会上谁也没说这意见有什么不对,但等到秋后算账的时候,等着他的却是一场暴风骤雨!

1958年3月8日夜晚通知车玉生去大礼堂开会,他还蒙在鼓里,什么也不知道,一进会场,好家伙!满屋满墙已贴满了大字报揪出大右派车玉生,坚持向大右派车玉生开火!车玉生否定党的领导,必须低头认罪接着来的是批判斗争,更确切地说是诬陷和辱骂,请听听下面这些高论吧!

你车玉生说,何院长不懂医疗技术,也就是所胃外行不能领导内行,说穿了,就是要把党的领导赶出医院,这家伙是何等嚣张,何等疯狂!

"告诉你车玉生:你不要以为没有你,重庆市第一人民医院的骨科就要关门了,地球就不转了,你在作梦!

坚决清除这个败类!

坚决揪出这个坏家伙

扣帽子,打棍子,尚不足以表现自己的左和革命,就只好借助于歇斯底里的喊叫。一切都已丧失理智!一切都已无理可讲!

几天后,又再次批判,这次强自更加升高说车是一贯反动。什么叫反动,这定义谁也搞不清楚,大约凡不合当局之意,或长官之意者,均可谓之反动。既然有这么个模模糊糊的内涵其外延自然无边无际。如再加上一贯,那意思大约就是:此人从来就没做过一件好事;从娘肚子出来就不是个好人;如果他以前曾加入过共产党,那只能叫混入党内;即使是做了极大的好事,也只能叫伪装积极。总之凡加上这个诛语,即意味着将对此人全盘否定,一棍子打死。

这时重庆市卫生局五人小组(专门决定谁是右派的权力核心)中,有个女士与车有一定交情,冒着风险,晚上悄悄来到车的家里,告诉车,事已如此,千万要忍耐,在会上千万不能反驳,否则,后果会更不堪设想。车照办了。然而逆来顺受,也无法挽狂澜于既倒。

1958年5月1日,这个据说是全世界劳动者的节日,就在这一天,车玉生这个年富力强、风华正茂,曾为无数患者解除过痛苦的医生,这样一个正直的劳动者,既无任何过失,又示经过任何司法程序,就被剥夺了工作权利和人身自由。他的名字从重庆第一人民医院的名册中莫明其妙的消失了,而且不明不白地送到了自贡市,进行劳动教养集中改造。

当时,一位官员对他们说你们这些劳教人员有公民权,不同于判刑劳改。按照中国的法律,任何公民,必须构成犯罪,并经过司法审判认定有罪后,才可以开除其公职,剥夺其人身自由,强迫进行劳动改造。然而当时的车玉生并无谁指控他犯了什么罪,更未经过任何司法审判,判定他有罪,可他的公职被剥夺,甚至连人身自由也丧失了,连同妻子儿女住在一起的权利也没有了,必须到指定的地点自贡来接受所谓的改造,但同时又说他还有公民权,真弄不清这是一笔什么糊涂账!

车玉生就这样被糊里糊涂地弄进了劳教队,更可笑的是还要他自己来定个改造计划,你自己说,你要在这里改造多久才能改造好、如果真是可以自由表达意志,那答案肯定是:我今天就应该离开,因为我既不愿意,也没有必要到这里来!但已到矮檐下,怎敢不低头?于是有人订3年,有人订2年,车玉生也订两年改造好。不知怎么官员又说车太保守了。那年头不是甚么都在跃进为一年改造好。至于什么是改造,怎么个改造法,如何才是好,恐怕只有天知道!

与此同时,重庆市第一人民医院,却由于车玉生的离开,虽然地球还是每天照样转,但整个骨科却彻底关门大吉,有关的医生、护士、也劳燕分飞、东走西调,直到二十多年后,车重新回到该院,才又重建了骨科。不知那些在批判会上慷慨陈词的先生们,对此作何感想?

有人说1957年揪斗右派分子,是引蛇出洞以便聚而殊之所以这不是阴谋,是阳谋(为汉语增添了一个绝妙的新名词此功不可没)。但最后(虽然是二十多年后)又不得不承认反右斗争扩大化,反右还是该反,只是扩大了一些,究竟扩大了多少呢?从当时报纸上看到的,中央各部、委直属机关、北京各高校,许多都是百分之九十几,甚至百分之百都得到了改正,据有关资料显示,1978年全国公职人员中被改正的右派为552877人(见:《炎黄春秋》1955年第11期)而没有得到改正的右派全国总共不过5000人左右,也就是说,既不是扩大了百分之十,也不是二十、三十,而是扩大了百分之九十九。

当然,反右斗争,仍然是必须的,正确的。


忍辱负重素志不改


从此,车玉生开始了他的半囚徒生涯。在劳教队里,没有分派他去抬石、运木,仍然是医生。这是对他的优待吗?非也!这有个专门名词叫用其一技之长。这是公开的,冠冕堂皇的名称,另外,还有个内部名辞叫废物利用。你是医生,应该是科技人员、是国家干部。但是,你入队(劳教队)后,你甚么也不是了,你仅仅就是一个劳动力(又是一个特殊的专用名辞),把你这个劳动力用来拿听诊器,手术刀,比用去拿钢杆、抬杠子,效果更好些。因此就叫你作医务劳动的劳动力。在这里劳动这个词,已经变了味,再不是政治教科书里面讲的劳动创造人、创造世界劳动是光荣、伟大的豪迈事业等等。而是一种特殊的惩罚方式。所以送劳教是一种毋须经过司法程序的最高行政处分。这就是车玉生必须直面的无情现实。

车玉生以一个科学工作者的客观和冷静、默默地承受着这一切不公正的待遇,同样以一个科学工作者的道德和良知,努力作好自己担负的一切医疗工作(当时只能称作劳动)。也许是劳动的十分出色,也许是当时他们那个劳教单位(四川铁路工程总队)太缺乏这种特殊的技术人才(啊,不劳动力)了,所以就在1961年底宣布对车玉生解除劳教。

按理讲,既已解除劳教,本人就有权离开你这个对我实行劳教的单位。因为你仅仅是一种最高行政处分,处分既已完结、解除,别人自然有权离开。然而事情就有那么怪,就是不准离开他这个劳教单位。据说是工作需要,必须你老兄留在这儿,这叫服从需要。如果谁要胆敢不服从,就会慷慨地送你一项帽子叫做妄图摆脱无产阶级专政。

车玉生当然不敢妄图摆脱,不过当时对他似还有另眼看待。61年底刚一解教,不久即宣布恢复其主治医师职称,恢复其原有工资。而且不当作所谓就业人员而是作为一名技术干部留在医院工作。除搞医疗外,还不时出差采购医药器械,并准其参加院务会议。在所谓解教人员中,能受到如此礼遇者,实不多见。于是车玉生也只好随遇而安,留了下来。但接着医院又出新招,准备把车的妻子也从重庆调来。车玉生明白,如果这样,他将永无希望离开劳教队回重庆了。连忙告知妻子坚决不同意,因而此计终未得逞。

但是车玉生虽然心里不痛快,不愿留队,工作上仍然是拼命地干,而且积累了不少的资料。单是膝关节半月板手术就有五、六十例,而其充气造影资料有六、七十例,可惜均在文革中全部被毁。

这几年中,车玉生在四川铁路工程总队医院里不分外科、内科一人顶了下来。外、妇、内、儿、传,凡是重病疑难病,都只有他来处理。修铁路流动性大、生活艰苦、工作危险、事故频繁,这给医疗工作带来了更多的压力,而医院随工程流动,因陋就简,设备更谈不上,但这一切都难不到车大夫。在西昌喜德县一次事故中,一名解教人员叫向光华,是一位中学教师,遭到脑外伤,造成颅内血肿,深度昏迷,生命垂危。而当时,他们医院连个开颅器也没有。车玉生就地取材,因陋就简,叫汽车连作了一个园锯,就靠着这么一个土家伙,在深夜12点为患者打开了颅腔,取出血块,凌晨3点病人便从昏迷中醒来了。在五十年代在那么一个医疗设备十分简陋的地方,能救活这样的重病人,一时被颂为奇迹。后来这病人成了车的好友。

然而精湛的医术,出色的工作,在政治寒潮袭来之时,不但不能遮风蔽雨,反而成了别人妒恨和攻击的目标。1962年千万不要忘记的伟大号召一出笼,车玉生立即被视为阶级异已分子。院务会议,也不要他参加了。1963至1964年该队更将所有右派全部集中,听说是准备送往青岛、新疆。1966年那场史无前例的大灾难大革文化命,终于革到了每个中国人的头上。这时车玉生连请假回家探亲的权利也被剥夺了。

1967年车的妻子杜敏时从西安回重庆途中来看望丈夫,妻子告诉他的几乎全是坏消息,都是车过去的老同学、同事,一个个在政治上遭了殃,挨了整。车已明白,自己恐怕是在劫难逃了。于是叫家人作好思想准备,把身边积蓄的一点钱都交给了妻子。一切交代完毕后,反倒平静了下来。这时全中国大陆,已经变成了一座疯子的乐园,一介书生的他,除了听天由命还能做什么呢?!

人在逆境里,在远离亲人、朋友、同学的环境中,孤独感是十分可怕的,最希望得到的自然是友谊和一两个知己,而在那年代人与人之间存在的只有互相监视和告密。这时,一个叫牛亚男的女右派分子闯进了车玉生的生活中。牛亚男也是一个知识分子,作财会工作,因有亲属在海外,当右派自是意实中事。到劳教队后,她被分配到医院供应室作消毒医疗器械等杂活,牛亚男对人大方热情,彬彬有礼,对车更有师长般的敬重,而且两人在许多问题(特别是有关政治等问题上都有十分近似的观点,所以无形中车也视牛亚男为自己的一位红粉知己了。

1967年姚文元《评陶铸的两本书》在人民日报发表。连太阳里有黑子这种人尽皆知的自然现象,居然也成了诬蔑伟大领袖罪!真是千古奇闻。而姚文元早在1965年发表《评海瑞黑官》一文时,车就对此人的武断专横,十分反感。这次看了他的《评陶铸的两本书》觉得如此牵强附会,信口雌黄地给人罗织罪名,不仅登在《人民日报》显著位置,而且这样一篇文章,就可以打倒一个中央政治局常委、兼国务院副总理,真是太荒唐、太可怕了,就连昔日秦桧的莫须有、雍正的维民所止也显得相形见础。然而这些话,如骨梗在喉,又敢去向谁讲呢?在吟罢低头无写处的愤慨和惆怅之中,他想到了牛亚男,于是写出一张字条,悄悄地给了牛亚男:你看了《评陶铸的两本书》没有?这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典型,如此下去,国家不知将伊于胡底?!

这种不平,这种忧虑,在当时可以说,任何一个良知尚未泯灭,而又稍有头脑的中国人心中都是存在的,然而在四人帮的淫威之下,又有向人敢于表露,敢于向人倾吐呢?车玉生这样作了,然而在那个年代,敢说真话的人是要遭殃的。

牛亚男这位小姐,不知何时有点收藏癖,凡是她认为好的,有意义的东西,总是舍不得丢弃,也许车的这张字条,正是她的心声,而且是在那样的血雨腥风之中,有人敢向她表达,这实在是太珍贵的纪念了,于是她舍不得销毁,把它藏在了自己的箱子里面。然而她忽略了当时那险恶的环境,公民的人身权利,根本没有任何保证,任何人随时都可能被搜查,被抄家,何况她不过是个所谓的黑五类,那还在话下吗?

1968年因为一个偶发的其他事件,队上干部对牛亚男因怀疑而进行搜查,什么也没搜出,却搜出了车玉生那张大逆不道的字条!

在那时,别看是张小字条,可是比谋杀太子,拐卖公主还要严重的滔天大罪。牛亚、车玉生都被打得死去活来,什么捆、斗、九十度弯腰、喷气式,咱们在这方面的花样,不用说历来都居于世界领先水平。而且还有个老账新账一齐算的优良传统。所谓老账并不限于三、五年,十年、二十年乃至上一代人,祖宗三代的都在算之列。于是斗争之中车玉生的一切历史问题都被翻了出来,以证明其一贯反动。更有甚者,批斗者充分发挥其高度而丰富的想象力谓:车玉生,你当年才二十出头,就在国民党内,官拜少校,怎么一下子不干了,跑去学医,明眼人一看便知,这一定是国民党指使你潜伏下来,以便暗中进行破坏活动,怎么回事,快快老实交代。此言一出,人们欣喜若狂精神大振,揪出了一个潜伏多年的国民党老特务,这自然又是文化大革命的一个丰硕成果了。不过他们不知是有意蔬忽,还是不愿看看这一事实:车玉生并非在48年、49年国民党行将撤出大陆时潜伏下来,而是在1942年国民政府眉威时期,怎么就知道将来要被共产党打败,而早早主不潜伏了呢?然而那年代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啊!于是就这样,七斗、八斗,无限上纲,终于以反革罪被逮捕,进而判刑劳改,牛亚男也以同样罪名被判刑,送往汉王山茶场劳改。

天命之年作楚囚,1970年,年逾五十的车玉生,拖着一身的伤病,被送进四川省第四监狱,进行关押劳改。

大概又是废物利用原则在起作用吧!车玉生一下囚车就被关进了监狱医院,穿上白大褂,令其从事医务劳动。中国人是非常聪明的,政治上把你斗倒,搞臭。但对你的技术还必须拿来为我所和,使之成为最有剩余价值的劳动力。于是便化废为宝了。

车玉生并非不懂这些,但他的态度是:世人弃我,我不弃世,不管此人与我有无恩怨,那怕是素不相识,甚至斗过整过我的人,只要你有了病,住进了医院,就一定尽心竭力,为你治病,甚至甘冒风险,也在所不惜。

当时车玉生在政治上是专政对象,身体上伤病俱全,肩周炎使其举手抬臂都艰难万分,然而,这一切都不能使他放弃作为医生应尽的天职。特别是当病人处于死神威胁的生死关头,车玉生不仅会一下子忘了自己的犯人身份,而以生命卫士的姿态与死神展开殊死的搏斗,甚至还会在一般人都认为已无能不力时,以大将风度,指挥若定,力挽狂澜,使患者转危为安。

他刚到医院不久,自己都还未从沉重的创伤中恢复过来,一天晚上,附近一个农民,被牛打伤,造成脾破裂腹的内大出血,送入医院已处于休克状态,见此情景,那些头戴国徽的干部医生们一个个面有难色。于是找来车玉生,他一口答应没问题,只要有人输血,我们就可以动手术抢救,当下有七、八个农民自愿献血,于是车玉生精神抖擞地站到了主刀位置上开始了手术。谁知刚刚把患者腹部皮下切开,他那七、八个自愿献血的阶级弟兄,,都不风踪影了。原来,一般农民缺乏科学知识,听人说被抽了血,不死,也得少活几年于是一个个都吓跑了,干部医生见此情景,也慌了手脚,连忙对车玉生说这手术看来只好不作了,没有血怎么作?当时,有个规矩:干部的每一句话,就是命令,几乎等于法律,犯人只能听从,决不能反对,就是干部说错了,也得照着做。车玉生当然知道这个不成文的规矩,他连想都没想就答道:不行,如果我们停止手术,病人必死无疑。根据刚才我对病的检查来看,病人的肠子大概没有破,淤积在腹腔内有大量的血,可以回输给病人,这样病人就有希望救活。在场的其他专政对象个个都给车捏了一把汗,这老头今天吃了豹子胆了吗?公然敢把干部的指示给顶回去,那还了得。常言道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医务工作者的一片丹心,一片忠态,似乎感动了上帝,也感动了那位干部。他不但没训斥车玉生,而且点头同意了。

无影灯下,随着车玉生一双灵巧的手飞快地转动。只听见刀、钳、镊、剪、奏出了和谐的共鸣。手术高速度、高质量地顺利完成了,淤积在腹腔中的血液,又重新回到患者的体循环内,休克消失了,死神抛下患者落荒而逃,刚入监狱的车玉生就这样打了一个漂亮的胜仗。几天后感谢信送来了,锦旗也送来了,还敲锣打鼓、鞭炮齐鸣。毛主席万岁!万万岁!毛主席的革命医疗方针万岁!感谢共产党,感谢监狱领导和革命干部,挽救了贫下中农的生命!军民团结如一和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多么动听的豪言壮语,多么感人的场面啊!然而就没有提一句:车大夫,谢谢你!似乎车大夫根本就不存在。如果还有人记得他做了什么的话,大概就是记得他有顶撞干部指标的反改造行为。

然而车玉生对此似乎并不在意,只要救活了病了,他就很满足了,于是仍然我行我素而且屡教不改。又是一个深夜,一个急腹痛的病人送入院了,这回可不是个红彤彤的贫下中农,而是个黑黝黝的四类分子。刑满留队就业,还戴着所谓的反革命帽子,管你是个什么人,车大夫只知道你是个病人,凭他多年的经验,一听病史,一看症状,伸手一摸那板状腹,就基本可以断定为胃穿孔,必须立即手术。于是马上去请来个主管干部医生。此公不知是打搅了他的好梦,心里不舒服,还是觉得这种黑四类死了也没啥,几乎看都没看一眼,就下了个口头医嘱:先把液输上,用点抗菌素,对症治疗一下,明天早晨再说。话一完,抬腿,就打算再赴温柔梦乡。另外有个医生,当时也被打成了反字号,哪敢开口。惟有车玉生不知趣,立即答道:这种手术不能拖,必须今晚作,如果拖到明天上午,病人可能出现弥漫的腹膜炎,甚至休克也来了,我们就太被动了。那干部听了,虽然心里老大不高兴,但作为医疗原则,人家句句在埋,实在没法,只好答应,但在手术时,不要车主刀,叫他去搞麻醉,以此稍示警告吧!

离监狱不远,有个长庆机器厂,一位女干部,突患腹痛,被疑为肝脾破裂,立即被送上手术台进行抢救,但手术中发现并无腹内脏器破裂的情况,而血仍然在出。病情危急,医生们焦急万分。只有向附近兄弟单位求援。监狱立即派车玉生前往。车去后,凭借他多年丰富的外科临床经验,很快就解决了这个疑难急症,确诊为卵巢滤泡破裂出血,针对病因,立即进行手术,挽救了患者的生命。

虽然车玉生如此出色地工作,挽救患者的生命,解除他人的痛苦,然而在那斗争为纲、政治挂师的年代里,特别是在那特定的环境中,他一方面在医疗实践中过五关斩六将,另一方面在日常生活中却经常丢荆州走麦城无缘无故被人欺凌侮辱,受到许多不公正的待遇。

有个姓朱的干部,叫车玉生给他看病,他骄横傲慢,根本不把车放在眼里,还恬不知耻地说你们这种人,还能给我看病,这就是你们最大的荣幸了。车以沉默表太自己的轻蔑。从而又引起他的不满,无缘无故将车弄来进行批斗。另一干部,小病大养住医院,查房时他到处玩耍去了,因而未给他开药,晚上他回来了,车玉生连忙去问问病情,刚说了一句:今天上午查房您不在这个干部一下就火了,掉上一巴掌我在不在你管得着吗?把车狠狠骂了一通。文革中搞派性,你斗我,我斗你,无止无休,有个干部受不了,成了神经官能症,晚上不能入睡。说他出不倒气,要死了,大叫救命啊!车玉生去一检查,心跳、血压呼吸都正常,是个典型的神经官能症。根据现代医学,这种疾病,是因为人长期处于极度紧张兴奋的状态,而使神经出现功能性的障碍,唯一的办法,是要使他精神放松,给予安慰和暗示。于是开始使用了一些镇静、安眠之类的药物,由于这些药物都有成瘾性,不能长期使用,所以只好改为暗示疗法。即给病人说是用的安眠镇静药,而实际用的是极上的量,最后就根本没有了,这样让病人自然慢慢地康复。

然而在车玉生用暗示疗法中,却有人去给这病人说:车玉生给您用的是安眠药,长期吃下去,就像鸦片烟一样,一辈子都离不开,那怎么办?他一听,又紧张了,马上把车找去加以责怪。车不得己,只有实言相告,用的是暗示疗法,不存在成瘾之患。谁知这一解释更槽,竟大骂车玉生胆敢用假药欺骗干部、谋害干部要把车捆起来。

真是无理可讲,动辄得昝。就在职样的环境中,车玉生仍然坚持不丢手术刀,不放弃医学实践,不放弃学习英语,犯人不准读外语,他就一人悄悄读,记单词从不间断。而且还一面搞西医临床,一面自学中医。在治疗肺结核大略血时,把抗痨药物和中药止红散相结合,取得了很好的止血效果。腹部手术后,用中药扶正理气汤,预防术后肠粘连,也得到好评。

俗话说:酒好不怕巷子深。车玉生虽然当时是一名关在铁窗内的囚徒,但他的精湛医术仍是声名远播,南充市省一临,一位长期患腰腿痛的老红军,久治不愈。通过省有关部门,将车接去南充为其治病,在南充住了三个多月直到其病情完全好转稳定才返回,这时已是1978年的5月,十年浩劫,已经过去,四人帮已灰飞烟灭,新世纪的曙光,已在中国的地平线上隐约可见了。

然而监狱里,还是一切依旧。车玉生还要在这高墙铁网气萧森的地方呆到何年何月呢?


曲终奏雅  夕照辉煌


黑夜漫长终有边,春风不日度江南,冰由颜作千重浪,江海翻波谈笑间。

这是车玉生的一位朋友,送给他的一首诗,这位朋友,当时也因受政治迫害和车关在一个监狱。1978年的中国,确实正如诗中所写是一个寒夜将逝,东方欲曙的黎明。振聋发耿见天日,得到昭雪。

1978年12月的一天,车玉生象往常一样,干完了一堆医务劳动之后,随手翻开了一张《人民日报》,他虽然关在与世隔绝的铁窗之中,但对外面世界的一切变化,仍然十分关心。

一封终于发出的信,作者:陶斯亮。陶是何许人也?当时车玉生并不知道。但这个带着浪漫的抒情笔调的标题吸引了他,于是一口气读了下去,啊!真是看破天惊,原来陶斯亮是陶铸的女儿,这篇文章就是写他父亲陶铸,如何被姚文元凭空诬陷,罗织罪名迫害致死的过程。现在,陶铸的问题,终于得到了昭雪平反。然而当年为此事,写了一张小字条,象耳语般地发了几声抗辩的车玉生,却还背着反革命的十字架在狱中受苦,天下能有这种道理吗?!

他下放报纸,连夜奋笔疾书,写出申诉,要求法院作出无罪的判决。他把这份申诉直接交给一位姓吴的监狱长,请他转交给法院。

一切非常顺利,几天以后,车玉生在文革中被搜去的相片等物品给退还下来了。1979年3月车玉生终于获得平反法院宣告车玉生无罪。

这下监狱当局似乎才意识到,车玉生是个难得的人才。一位主管领导人,把车请了去对他说我代表监狱党委、全狱干、工、家属,代表附近贫下中农,诚恳挽留下在监狱工作。并说昔日您是阶下囚,今日就是座上客了。

车玉生以淡淡一笑和归心似箭四字婉拒了这些盛情的邀请。他对这泡了他二十多年的两劳场所确实感到太厌倦,同时更挂牵着他在重庆的妻子儿女,以及他曾为之呕心沥血的第一人民医院骨科,他一定要回去。

此时,车玉生万感交集,提笔写道:六十老翁出牢诚,始醒悟,古今同一理,欲加之罪咋说都行。

车玉生回到重庆后,首先面临的是一个破碎的家,妻子迫于政治压力,不得不在文革中,和他划清界限,作出形式上的离婚。子女因出身黑五类家庭,有的被迫辍学,有的被赶到外地,有的还失业(应该叫待业)在家。车玉生和妻子复了婚,为子女找工作。联系单位将他们调回重庆,忙个不亦乐乎。

车理所当然回第一人民医院,此时医院的党委书记是文革中的红人,他见车玉生平反回来,很可能有点别是一般滋味在心头,不好说不欢迎,便说您这么大年纪了,就别上班了,我给您安排退休好了。车玉生一听,坚决不同意,他说:我落实政策回来是为退休吗?不是!是为了把丢失的二十年找回来,我要重新工作!见退休不成,又生一计,要把车调回重庆外科医院,车也不同意说我在这里,被人家划成右派,被人家打倒,扫地出门,我就要在这里重新振作,重新工作,重新站起来!

1980年春节医院党委书记,与全院高级知识分子举行团拜。许多人提起过去,都是声泪俱下,甚至泣不成声。有个老医师问道:我现在是改正右派,是个什么意思,难道说还算右派,只是改正了吗?谁来改的?搞不清楚。车玉生说不管叫个什么,反正就是我们没有错,而且我们挨了这么多年的整,一没被整死,二没被整残,三没被整疯、整傻,我们是大难不死,应该值得高兴。

车玉生又在重庆一医院外科开始工作了,第一例手术是华莹山煤矿一位因工致残的工人。为其作脊髓手术。手术那天,许多人都表现出极大的兴趣,有的人是久闻车氏大名,但不知威名是否副实,有的人是车的老战友,但他去院骨科二十多年,而且还关在大牢里多年,还能做手术吗?各种各样的心情,引发了各种各样的好奇心,于是都想一睹为快。车玉生从容不迫地走进手术室,洗完手,穿上工作服,站在主刀位上熟练地开始了工作。手术顺利地完成了,术后效果极佳。真是宝刀不老,身手不凡,获得了一致的好评。接着车玉生担任了外科主任,并着手重建反右后就垮了的骨科,1981年完成骨科重建工作,遂改任骨科主任。

车玉生历来重视书籍和资料的收藏,当年家中曾是藏书万卷,坐拥百城。但此次回来却发现已是书去屋空,家徒四壁。原来文革中,儿子怕这些书惹祸,便将其转移至他在南充的丈母娘家。谁知车玉生的这位亲家母是一个不识字的妇女,看见这么多的书,不给它们安排点用途,岂不白白浪费。书全部发光发热!不仅派上了极大的用途,而且使这位民妇同伟大的秦始皇也能来个欲与天公试比高了!不愧千古美谈!

失去的就让他失去吧!车玉生又从头作起,搜集资料、书籍。1982年恢复中断了几十年的学术活动,参加了昆明的中法外科学会;1983年又加入了四川骨科学会及重庆市骨科学会,1984年又到南京参加了全国骨科学会。直到1985年他才离开骨科主任的行政职务,退居二线。

从车玉生八○年回院重建骨科以后,直到他退居二线前,他与葛尊信副主任一道带领全科共作腰椎向盘突出症手术近百余例,取得了很好效果,优良率达百分之九十四点六。在治疗腰腿痛病人方面,车玉生通过查阅外文资料和吸收外地兄弟医院的先进经验,再经过反复多次试验,终于完成了水剂造影的先进方法,使医生在手术前能准确地查清病灶、病情,以便有的放矢,对症施治。这些先进经验在1984年全国骨科学术讨论会上,受到了与会者的重视与好评。在此期间车玉生还在省市骨科学会上作了《关于痹症探索》的报告,还发表了《麦氏症再商榷》、《中西医结合治疗腰椎向盘突出症》等一系列论文。

车大夫不仅有精湛的医技,更有高尚的医德,鉴于近年来医学界有少数人钱迷心窍,以迫遂利润为第一,几乎忘了白衣使者的圣洁天职,甚至乱收费坑害病员,没有钱就见死不救。对此歪风邪气,车玉生深恶痛绝,口诛笔伐,加以抨击。一九八五年十月车玉生应邀到南桐矿务局医院,作关于医德的专题演讲,他讲得生动形象,深入浅出博得了听众雷鸣般的掌声。重庆日报对此作了专访报导。

一九八五年十二月,车玉生又在重庆市卫生局内部业务学习资料,上撰文题为《医生与医德》,车氏旁征博引从《希波格拉底誓词》到孙思邀《千金要方》中的为医之道都作了精辟详尽的阐述。对时下违反医德的种种行为作了无情的解剖,而更重要的不仅是言,而在于行。车玉生在多年临床实践中,不仅对病员认真负责,细致耐心。从无贵践贫富,恩怨亲蔬之分。而且数十年如一日,从不借医谋私,在病家身上捞取半点好处。真是一身正气,两袖清风。

在退居二线以后,仍然关心着祖国的医疗事业和病人的身体健康。1986年车玉生不顾年近古稀的高龄,受命于民革重庆市委,率领一支医疗咨询小分队,千里迢迢,万里尘沙,远赴新疆克拉马依油田、白碱滩医院,为石油工人进行义务医疗咨询活动。该队由重庆一、三人民医院,外科医院四位医师组成。车玉生在白碱滩3个月义务诊治病员2000余人次。老工人李德增,三十多年为找石油转战南北疆。后来,不幸患膝关节结核性骨膜炎,不能站立,四处求治,三年不愈,使这位五十多岁的老工人痛不欲生。李德增在得知骨科专家车玉生来克拉马依义诊的消息,即赶来白碱滩医院,经车玉生精心诊治后,又腿又重新站了起来。他百感交集,抱着车大夫只说了一句谢谢你们便泣不成声,在场的人也无不热泪盈眶。克拉马依市政协、新疆石油管理局钻进处和白碱滩医院,把一面上书:医疗支边,红心济人,石油工人感谢你们的锦旗送给了小分队,并在《中国石油画报》88年创刊号,以显著位置,刊了以上消息。

1988年8月车玉生经重庆长山科技开发公司总经理方长寿先生的介绍,会见了来大陆的台湾中央图书出版社总经理林在高先生。经几番晤谈,终于决定了编著出版《中央英汉医学辞海》这部巨型医学工具图书。在这个问题上,两岸各有所长,台湾拥有资金,但要邀请几十位专家学者,用五、六年的时间来完成,台湾则没有这样剩余的人力,只有大陆才怡怡有,因而取得了合作的共识。

从此,车玉生就全心身地投入了这部巨型工具书的编著工作。这时车老已是年逾七旬,身体自然大不如昔,但一工作起来,仍然是当年那股一往无前舍生忘死的精神,重庆盛夏气温高达摄氏42度,他住的楼上闷热得象个蒸笼,连穿件衬衣也是汗流浃背,车老便赤膊大战;而隆冬严寒,气温接近0度,也从未停止工作。工薪阶层的人,那请得起保姆,夫人又住在女儿家里,许多时候,只顾着奋笔疾书,却忘了炉上早已汤沸水干。因此半年多时间内,家里的锅被烧烂了五口,也大概可算得是一项世界记录。就这样六易寒署奋力拼搏,终于使这本巨著得以问世。可以说车玉生是用自己渊博的知识和辛勤的劳动,为中国的医学事业,树起了一座高大的纪念碑!

皇天不负苦心人,车玉生对医学事业的杰出贡献,终于在历尽沧桑之后,得到了世人的公认,1993年车玉生的名字被载入《中国当代高级科技人才词典》;1995年车玉生的名字被载入《中国名医列传》之中;1997年车的事迹又被载入《世界名人录》里。

伟大的美国科学家本杰明富兰克林曾经说过:一个人如果要在死后不被人忘记,要么是写出一些值得人读的东西,要么是做一些值得人写的事情。我们的车大夫应该说在这两方面都兼而有这,特别是后者。

车玉生只是一个普通的中国人,一生并无惊天动地之举,却有可歌可泣之事。特别是在受到一连串不公正的待遇之后,为世所弃,却不弃世;在万分恶劣的环境中,仍能保持自己的节操,不为邪恶所同化;始终保持清白、清醒地作人;始终保持作一个有道德,有良心的好人;作一个负责任,有作为的好医生;作一个为中国医学事业不断作出贡献的这者。







为世所弃,却不弃世;不为邪恶所同化;始终保持清白、清醒地做人。



公元1995年在中国的医药学术界,有一起值得大书特书的事件,那就是中国医药学史上一部篇幅最钜,收词最多的医学工具书《中央英汉医学辞海》(图解)在台北中央图书出版且诞生了。全书共收词廿十余万条,人体解剖彩色图二佰余幅,总字数一千余万字,为当前世界上篇幅最大,收词最多,除百科全书外的一部最大型综合医学词典,也是世界上第一部英汉西医学辞典中有系统地收入中国传统医学词目(限针炙及植物性药材部分)的辞典,完成该书历时6年耗资台币二千四百余万元,有数十位专家参与,而主编者便是一位 幸存者中国的骨科专家车玉先生。

就是这样一位国宝级的人才,不仅在58年被打成所谓右派分子,而且还在两劳(劳改、劳教)场所中,被整整地关了二十多年!

 
强寇压境投笔从戎

 
车玉生先生,山东文登市人又名海风,晚年自号愚僧。1919年生,1937年毕业于文登师范校。正准备应聘执教,而其祖父母抱孙心切,令车与一素不相识之女完婚,车反对包办婚姻,坚不从命,遂离家出走。

此时,任山东省主席的韩复榘,按照著名学者梁漱溟先生乡村建设的有关理论,在全省七、八十个县中,撤销了区政府,改为乡农学校,校长有区长之职,为一把手,一把手为教育主任、主管教育,再次为指导员,管经济,以及军事教官。其时济宁正举办乡村服务人员训练处,培训上列各类人员,车离家后,便到济宁,被录取进入教育主任班培训。

此时是1937年8月,日寇正发动七七事变,大举进攻我国,豕突狼奔,烽烟遍地。10月以后,大批敌机空袭济宁,造成惨重伤亡,而韩复榘为保存实力,竟不战而退,率军逃跑,于是梁漱溟先生成立游击训练班以培训抗日骨干,车玉生旋即进入该班,并奋笔疾书,以诗明志,有句云:弱冠从成气吞虹,寇声急,生死置度外,别无所从

在日寇的强劲攻势和韩复榘的退缩逃跑下,山东很快便沦陷了。车玉生随游击训练班全副武装进入河南。此时,中国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蒋中正委员长,以召开军事会议为名将韩复榘逮捕,并果断地将韩处决,所有山东的武装人员均在商丘被国军警备司令缴械。游击训练班两千余人,徒步到达河南南阳以西的镇平县杏花山菩提寺(该地是当时乡村建设派的基地之一,负责人为彭禹廷先生)集结待命。

1938年2月,梁漱溟先生,从这两千余人中,亲自选定了一百五十余人,送到武汉,成为我国政府在该地举办的战时工作干部训练团(简称战干团)第一期的学员,该班毕业的学员以后均由我政府规定亨有黄埔军校15期之同等学历,此是后话。车玉生亦名列于这一百五十余人之中。经过半年产格的军事训练后,7月16日,三民主义青年团建团仪式在武昌举行,蒋中正委员长亲自主持了入团仪式。年仅十九岁的车玉生抱着一颗爱国抗日之心,参加了庄严的入团宣誓。

是年8月战干团第一期学员毕业。经过精心挑选,车玉生等10人被留下,其余则作为骨干返回山东组织游击战争。这些人回去后,一个个抛头颅,洒热血,与倭寇拼死抗争,为中华民族的抗战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车玉生等10人留下后,于8月在武汉珞珈山,进入了中央训练团青年干部训练班(第一期),经过两月多的训练到10月底结业。此时武汉失守,训练班学龄前员被分到各省去建立、发展青年工作。这时又经过精心挑选,在全班学员中,选出36人成为青干班军官队,真可谓精英中之精英,当时他们(被人戏称为三十六个置于),由桂永清将军亲自训练,车玉生也在三十六人之列,先到了湖南长沙,后又到桃源,接受各种轻重武器之训练。随着战局的变化又由桃源而又湘西,再贵阳,最后到达中国抗战的圣地,陪都重庆。

五十年后车老旧地重游,挥笔写成如下诗句,足见其壮怀豪情:
泪挥独忆珞珈山,
气壮山河意指天。
湘鄂川黔志未馁,
一心报国苦犹甘。

1939年3月1日,中央训练团党政班在重庆南泉开办第一期,车玉生等即以服务员名义,与党政班生活在一起。第二期地址由南泉江往浮图关,期时,蒋介石为激励抗日士气,将浮图关改名复兴关,意在抗日到底复兴民族也。同时又将其爱子经国先生送入二期受训,车玉生与经国先生同班。经国虽贵为太子,却是个平易近人的谦谦君子与车同室傍傍床相处甚得。

此后不久车玉生被正式调到中央训练团教育长办公室任上尉副官(教育长是王东原先生)。1941年刚刚满过二十一岁的车玉生已晋升为少校了。

在人生的旅途上,车玉生以其优异的才能,首次展现了他的辉煌,他正一步步走向高层,接近核心,并完全有可能成为中国政坛上一颗耀眼的,正在上升的明日之星!

  
艰难抉择弃官从医


知足常乐,古有明训。就名利而言,个人的确应早点知足。但若在知识、技能、学问等方面,一个人似乎又应当不知足才好。车玉生正是这种不知足的人。

他不仅没有因宦途得意,才二十了头就已官拜少校而飘飘然。相反,却痛感到自己的诸多不足,其中最重要的是欠缺正规学历。一个师范学历,不仅太低,而且又未在校执教:在军队任职,却连军事院校的大门也未得入(战干团按黄埔15期同等学历计,在当时还未被纳入正轨),真有点非文非武的味道。再看从山东来的许多同学都纷纷考入大学去了。

正在此时,一个生活中的事件,给了车玉生不小的刺激。车的一个女友正在中央训练团音干班学习,不仅年轻貌美,且极富音乐天才,弹得一手好钢琴。与车情投意合,过从其密。但该女在1942年音干班毕业后,却去了白崇禧家担任家庭教师,车对此表示不快,去信阻止。殊知此女不仅不听,反将她过去读书(音干班)时,用车的一些钱,以汇款的形式还给了车,似有绝交之意。车一怒之下,遂与之断绝往来。这件事给车玉生的自尊心造成了不小的伤害,觉得在人家手下作这么一个副官,实在显得太庸庸碌碌了。因此经过几番思索,终作出决定:从头开始,再去求学。

车玉生把他的这个想法去告诉了教育长王东原先生。王平素对车十分器重,觉得他少年老成,聪明干练,特别是车的记忆力,王最为欣赏,平日事先钜细,即使事过多日,只要王一问,车便立即能将他要问的事,或要找的人,一一从头告知,从无错漏,使王觉得真是其身边的一名得力助手。因而他对车的成长,乃至一言一行均十分关心,且爱中有严。例如他见到车勤奋好学,诵读英文,脸上便露出了欣慰的微笑,颖颖点头。但若一听到车在屋内读俄文,他就会迈着沉重步子跨进屋来,语重心长地对车说道车副官,别念了,别念了在今天看来,也许会觉得这位将军,太爱管闲事了,但在那个时代,他的苦心孤诣,却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这天,他听完车玉生的陈述,脸上露出了惋惜之色,但沉吟半响,还是同意了,并问道:你准备上哪里读书呢?车答道:准备到我们山东医学院去学医。王听了高兴地说道:好,很好,有志男儿,不为良相,也当为良医,去吧!临行前,王东原先生还送了几百元给车玉生作为助学之资。

离别浮图关车去向霍原璧老先生辞行,霍是陈诚、王东原更早期的老保定,深受敬仰,他告诉车毳世切莫为官,又说学医足以济世,更鼓舞了车学医的决心。

1942年二十三岁的车玉生,抱着不为良相,也当为良医的志向,考入了当时设在四川万县的山东医学院。并为自己订下了约法三章:1、从此不再过问政治;2、不出风头;3、不谈恋爱一心读书。

当时正值抗战期中,国难当头,而教育部长陈立夫先生,对于教育则是十分重视,特别是许多理、工科院校,都实行公费。象后来荣获诺贝尔奖的华人科学家李政道、扬振宁都是当时我国公费培养出的大学生。山东医学院也是公费制,但毕竟是战争年代,条件仍十分艰苦,无论生活条件或教学设备都极其困难和简陋。学生一日只有两餐饭(上午9时,下午4时),教学工具,由于学校是从山东逃难而来,所以几乎是一无所有。

当时学校的教师,基本是留德的,教学多用德语,头两年最使车玉生感到紧张的,一是必须从头学德语,二是解剖学没有人骨标本,全身二百多块骨头,单靠解剖图纸上谈兵是绝对不够的。幸好此时抗战大后方的第十重伤医院就设在山东医学院附近,二者在业务上已合为一家。解决了尸体解剖的许多难题,然而每个学生要有一副骨架,角然办不到。于是为了学医,车玉生和他的同学们,只好干起了掘坟盗墓的事来。但他们要盗的既非珠宝,也非钱财,而就是那墓中主人的一具骨架。墓穴多在旷野,有不知名的野葬地,也有值得人们永远崇敬和怀念的无名英雄。

车玉生和他的同学们,挑选的都是那些埋葬三年以上,八年以下的墓穴,因为这时死者肌肤已经腐烂,而骨骼却完整,他们都是在深夜,从墓侧掘开一个刚可容人进出的洞,然后自己钻了进去,这时腐尸的恶臭扑鼻而来,令人欲呕。但为了求学成才。顾不得这一切,忍着难闻的臭味,借着电筒的光辉,一节、一块地把尸骨取出,墓内一人捡,外面有人接,女同学站岗放哨,就这样,不知经过了多少个艰难的夜晚,最后,每个同学都有了一副完整的人体骨架标本了。

头两年最紧张,最困难的学习没有能难住车玉生,在解剖学结束考试时,教授用德语指定了几个他要的骨骼的名称,车玉生立刻熟练地把这些骨头从标本中捡了出来摆在教授的面前,并用德文回答了教授的提问。考试成绩优良。

他不仅学业优异,而且在在同学中表现出非常优秀的组织才能和号召能力。因此被同学们推举为该院学生会主席。到了一九四四年终于违背了他自己订下的约法三章。开始与一个比他高一年级叫杜敏时的女同学(又是同乡)谈恋爱了。才气横溢,总是异性注目的对象,杜敏时对车人品才能都十分爱慕,成了她心中的白马王子,而同学鲁北人蔡玉汉又是车、杜二人的好友,积极从中穿针引线,所以终于使邱辟特的神箭射进了两人的心中。

不久车玉生因营养不佳患了因缺乏维他命B1所致的脚气病,双腿无力,几乎上不了台阶。当时根本买不到维B1的任何制剂,只有靠吃麦麸和鸭蛋汤(鸡蛋太贵都买不起),以疗顽疾,此时杜敏时在经济上给了车一些接济,后来病总算慢慢好了。

1945年上半年抗战即将胜利前,学生生活反而更苦,校长的太太主持学校财政,对学生伙食费占有侵吞,学生极为不满。一天早餐时几个山东日照的学生,因一点口角把鲁北同学蔡玉汉和鲁西的崔义明打得头破血流,校长也是日照人,对此不仅不主持公道,反而坦护共乡,将蔡崔二人除名,引起多数同学公愤。学生抬起校方除名蔡崔二人的告示牌,在校园内游行,直奔校长办公室,校长慑于众怒,只好溜之大吉,车玉生领导了这次学潮,最后由万县专员曾德威等出面调查、调解,校方收回开除学生之成命,并由鲁北张教授等组成校务管理委员会代行校长职务,学潮取得了全胜。

1945年8月在盟军的强大攻势和原子弹的攻击下,不可一世的日本终于无条件投降。全中国都沉浸在欢乐的海洋中。但就在这时,苏联乘机出兵侵占我东北,更为可恶的是,将我东北三省财富劫掠一空。消息传来,青年学子一个个义愤填膺。本来抗战之前,俄国佬就抢走瓜分我们的外蒙古,人们记忆犹新。殊料抗日胜利伊始,披着盟友外衣的俄国佬,竟在光天化日下,干出了与日寇如出一辙的强盗勾当,旧恨新仇,能不怒发冲冠?!

这时身为山东医学院学生会主席的车玉生,顾不得三年前曾给自己立下过的不过问政治的誓言,振臂一呼,应者如潮,抗战期中,迁来万县各院校,立刻组成了浩浩荡荡的示威队伍,在万县举行了一场威武雄壮的反苏大游行,车玉生任总指挥。同学们高呼口号,散发传单,张贴标语。愤怒声讨苏俄的侵略罪行。许多市民纷纷自觉响应,加入游行队伍,同仇敌忾,场面感人。事后车玉生对人说我自学医后,已决心不再过问政治,但国家的耻辱,民族的尊严,不允许我沉默。这是我学医后,破例地过问了一次政治。

1946年车玉生在山东医学院毕业,来到重庆市民医院(现名重庆市第一人民医院)实习,1947年4月,被正式录用车与杜敏时结为伉佩。
    当时重庆市民医院,如果用今天时兴的术语来说,虽然在硬件(如病房、设备)方面,并无特别独到之处,但在软件方在。却堪称实力雄厚,抗战中从上海医学院来川的一大批技术尖子,都在这里落地扎根了。车玉生象一粒优良的种子,落在了这块外科技术的肥沃土中,因而基本功练得很扎实,进步也十分迅速。1948年傅安龄先生主动提出愿介绍车去上海海军医院工作,这个机会对于车玉生来说的确是太宝贵了,这不仅因为海军医院是当时国内最先进的医院之一,而且它直属海军,而海军总司令桂永清将军又是车的老领导,其发展前途,自不待言。但此时车玉生在重庆却拖着一大家人,妻子杜敏时娘家由于是地主,在内战中,从老家逃来重庆女婿家中,因此车玉生养活着车、杜两家连同保姆近十口人,全靠他们夫妇工薪养活。在这种情况下,他去海军医院之梦终未能得园,也是不得已而作出的牺牲。

历史的脚步,很快把中国带到了一九四九年这个十字路口。国共内战即将告一段落,车玉生也走到了他一生中一个最重要的十字路口,如前所述,他完全可以随海军医院去台湾,但因此而骨肉离散,又是他难以接受的。正当徘徊难决之际,车的一位老朋友李医生从广州来到了重庆,李是车玉生在浮图关时的同事,二人曾一道学俄语。李医生对车说我从广州来,对共产党的情况,有所了解,象你这样早就已脱离了国民党去学医,现在又是医生,根本没有再涉足政治的技术人员,留下来根本没问题,不用怕,不要走,跑到台湾,妻子儿女怎么办?并告诉车玉生说车医生,你别怕,你知道吗?共产党来了三生有幸,你就是三生之一,车听了不解,问道:此话怎讲?那人说:所谓三生就是指医生、学生、先生(教师),这三种人,共产党要特别给予优待,故曰三生有幸。

人拿不定主意的时候,最喜欢听对自己有利的话,最容易相信那种对自己最好的结果。车玉生也觉得,我在国民党的手下虽然干了几年,但那是为了抗日爱国,并没有去打过共产党,总不能说抗日也有罪,何况我早就脱离了国民党,三年国共内战,我是一个无党无派的医生,共产党应该是不会找我算什么账的,别怕!

就这样,他决定和全家一起留在重庆,每当心里觉得不踏实的时候,他便服下三生有幸这片镇静剂以安抚自己。


三生有幸反成不幸


1949年年11月30日共产党的军队进驻重庆,不久给市民医院派来了一个军代表主管一切。真是无巧不成书,这位代表不仅是车玉生的同乡,而且是车的小学老师之弟弟。同乡加上师生谊,使二人似乎有点一见如故,关系比较融洽。于是接收医院,清理财产,这些事,军代表都叫车来一道参与,很快车成了医院内的一个积极分子了。1951年后,开始了镇反运动,车玉生将自己的历史作了彻底的交代,究竟彻底到什么程度呢?用车自己的话来说不仅按年按月作了交代,甚至某天干了些什么,凡是重要的,有价值的,都写得一清二楚的。

1952年的三反运动中,车玉生更在院内担任了打虎队长,抓贪污分子,搞得很是轰轰烈烈。随着运动的发展,车从内心逐渐感到: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这些提法都无可非议。但一些具体的作法,却使人感到很难以接受,特别有几件事,简直叫人触目惊心,事隔多年也不能平静。

例如医院里有个老太婆(工人)叫任少卿,负责在妇产科门口接待病人,给病人一点卫生纸,同时每次收费一分钱,运动中,她也交代了,但竟被打成老虎。斗来、斗去、活活整残。又如护理部主任李锦如(女),硬说她是贪污分子。一个护理部,有什么可贪,因而她死也不认,于是打虎队员就把这个女子拉进停尸房去关起,半夜还叫人在外面装鬼叫,往停尸房窗上撤沙子。一个文雅的弱女子,哪禁得起如此恐吓?终于被副得精神失常,从窗子上往外跳,腿跌断,成了终身残废。

这些事使车玉生生的良心深感不安,他觉得:反贪污本来是对的,但这样任意伤害无辜,却是完全不能接受和原谅的。

1952年医院经重庆市卫生局批准,决定派车玉生去北京进修骨科,与此同时车的大女儿车芳因患髋关节先天性脱位,当时四川无法治疗,于是同意车带孩子同往,边进修,边照看孩子治病。车带女儿到京后,因住院问题几经周折,最后在天津骨科医院进修(孩子也在那里住院),在指导医师方先之教授副食之下,认真学习新技术。这时,天津骨科医院,在用链霉素保证下,开展了国内首例骨与关节结核病灶清除术。车玉生进修完毕回渝后,于1953年夏在重庆市第一人民医院开展此项技术,受到教授的重视和好评。此后车玉生又在重庆带头开展了腰椎问盘手术、膝关节半月板手术,以上手术均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受到西南医学界的瞩目。贵阳、成都,甚至陕西、湖北的此类病人也纷纷前来重庆求治。同时,川医、贵医、云医以及西安医学院的学生,也都前来重庆第一人民医院实习。

医疗实践的成功。使车玉生在理论上有了更进一步的提高,为创作提供了充沛的源泉,一篇篇有创造性见解的文章,署着车玉生的大名,都先后发表在国内权威性的医学刊物上。如《中华外科》杂志1957年2月发了车的《慢性骨髓炎的综合治疗法》一文。该刊主编特别在文前加了按语:1957年7月《骨科通讯》又发表了《膝关节半月板的手术治疗》;1958年5月《外科》再次发表车的《1013例骨与关节损伤》成为我国第一个骨与关节损伤的大组报告;1958年9月《中华医学杂志》还发表了车的《回盲部癌症与兰尾炎的鉴别诊断》。除上述全国性的刊物外,车还在重庆市的《骨科通讯》和市卫生局的论文集上发表了好几篇文章如《骨与关节结核的手术治疗》、《祖国骨科医学史》、《止血带下静脉麻醉在骨科上的应用》等等。

正当我们这位才华横溢的中年医师,在医学的宫殿上登堂入室,欲更上一层楼之际,仁慈的上帝和他开了一个小小的玩笑,象当年如来佛一反掌把孙行者压到五行山下一样。车玉生一下就被推下了十八层地狱。所不同的是,孙悟空确实大闹了天宫,如来佛对他实行专政,似还犹可说也,而我们的车大夫,不但没挥舞全箍棒打谁,而是一直拿着一柄手术刀,在勤勤恳恳地为患者刮骨疗毒,却一夜之间,也被打成右派。

说起车玉生的这个右派分子,似乎还有点不大正宗。众所周知,反右是1957年的事,而车平安地辛苦过了1957年,到1958年三八节这天,突然成了右派,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他这个右派,不是正式录取,而是补差额,补上去的。天下就有这种怪事!学校招生,除了正式录取若干名外,有时还录取一、二名备取生,怕正式录取生中,临时有个把两个来不了的,可兹备用,万没想到十恶不赦的右派分子,也有这种福气。原来反右一开始上面就给各个部门下了指标,什么指标呢?在你那个部门或单位中,一百个人中要抓出几个右派来。听来似乎荒唐,其实是完全有道理的。第一,阶级斗争无时无刻无处不存在,难道你那个部门能是桃源仙境,能没有阶段斗争吗?所以一定有右派。但也不能太多,倘若人人,或大多数人都成了右派,那又怎能体现,多数群众是跟党一心一德呢?所以就只好预先定下指标,要揪出百分之几,这就说明反党的右派毕竟只是一小撮,请看,这是何等的英明和正确啊!

当时重庆市卫生局揪右派的指标听说是百分之三!多乎哉!不多也!

然而,也是车玉生合该倒霉,1957年完了,这个指标就没完成,怎么办?毫无疑问,必须坚决完成!

1957年鸣放开始后,车玉生凭直觉感到气氛不对,还是少说为佳。妻子杜敏时,也对丈夫提出了忠告:老车,少开口啊!所以他本来打算什么也不主产,可是领导却三番五次来动员,说提意见是帮助党整风,提借了也不要紧嘛!甚至还说意见提得就是不正确,那也只是个思想方法上的问题;但是如果不提意见,这就是你对党的态度问题了,你也是要和共产党同心同德呢?还是要同床异梦呢?天呀!谁都会明白,一旦认定你是个同床异梦者,其后果将是什么?车玉生感到不应付两句恐怕不行。

那么说什么呢?政治话题,肯定不能谈,那么就谈点日常工作的话题该可以吧!言不由衷,没话找话说,本来就不是车的个性,然而不说又不行,这可难坏人了。后来市民革在重庆市卫生系统开征求意见会,用汽车把车玉生请了去,今天务必要衣您老兄,帮助党整风提点宝贵的意见。人家如此礼贤下士、齐玄德三顾茅庐,也不过如此吧!你要是再一言不发,也就实在有悖于情理,也就难怪人家要怀疑你是同床异梦了。

车玉生坐在汽车里,边走边想,搜索枯肠,终于想出了一条自认为是无伤大雅的意见。那是1956年重庆市第一人民医院外科贾主任去天津做手术期间,由车玉生代理主任,手术室要求要添置一些医生术前洗手时用的衣服、鞋子之类的东西,这本是医疗上司空见惯的事,车便同意签了字,由总务科造计划到会计室去领钱。按财会制度应由院长何贤宝批准,才能发钱。何便问财会科的人这衣服、鞋子是给谁穿的?答曰是医生们穿的。何院长一听老大不高兴说:这些医生一个月领了那么高的工资了,怎么衣服、鞋子都还要公家出钱买?财会科那人不知是不懂医,还是不敢犯上,只好唯唯诺诺说这这个我不清楚。何院长最后还是勉强批了,满腔不高兴。这事后来车玉生知道了,觉得你是个院长,怎么这点医疗常识都没有,手术室要保主下无菌操作,怎么能穿着自己的衣、裤鞋子进去做手术呢?据说当年山东省主席韩复榘去视察中学,看见学生打兰球,立刻把校长叫来训了一顿,说:我拨给你的经费,你拿去干什么去了?这么多人抢一个球,你就不能给他们一人发一个球?弄得校长哭笑不得。这也不知是否真有其事,但车却不敢用这类话去调侃何大院长。那天他在会上谈了这事,把话说得委婉又委婉,客气又客气,说希望何院长多到下边来走走看看,到手术室来参观参观,这些问题都是可以避免的。他心想这样说够和风细雨了吧!

当时会上谁也没说这意见有什么不对,但等到秋后算账的时候,等着他的却是一场暴风骤雨!

1958年3月8日夜晚通知车玉生去大礼堂开会,他还蒙在鼓里,什么也不知道,一进会场,好家伙!满屋满墙已贴满了大字报揪出大右派车玉生,坚持向大右派车玉生开火!车玉生否定党的领导,必须低头认罪接着来的是批判斗争,更确切地说是诬陷和辱骂,请听听下面这些高论吧!

你车玉生说,何院长不懂医疗技术,也就是所胃外行不能领导内行,说穿了,就是要把党的领导赶出医院,这家伙是何等嚣张,何等疯狂!

"告诉你车玉生:你不要以为没有你,重庆市第一人民医院的骨科就要关门了,地球就不转了,你在作梦!

坚决清除这个败类!

坚决揪出这个坏家伙

扣帽子,打棍子,尚不足以表现自己的左和革命,就只好借助于歇斯底里的喊叫。一切都已丧失理智!一切都已无理可讲!

几天后,又再次批判,这次强自更加升高说车是一贯反动。什么叫反动,这定义谁也搞不清楚,大约凡不合当局之意,或长官之意者,均可谓之反动。既然有这么个模模糊糊的内涵其外延自然无边无际。如再加上一贯,那意思大约就是:此人从来就没做过一件好事;从娘肚子出来就不是个好人;如果他以前曾加入过共产党,那只能叫混入党内;即使是做了极大的好事,也只能叫伪装积极。总之凡加上这个诛语,即意味着将对此人全盘否定,一棍子打死。

这时重庆市卫生局五人小组(专门决定谁是右派的权力核心)中,有个女士与车有一定交情,冒着风险,晚上悄悄来到车的家里,告诉车,事已如此,千万要忍耐,在会上千万不能反驳,否则,后果会更不堪设想。车照办了。然而逆来顺受,也无法挽狂澜于既倒。

1958年5月1日,这个据说是全世界劳动者的节日,就在这一天,车玉生这个年富力强、风华正茂,曾为无数患者解除过痛苦的医生,这样一个正直的劳动者,既无任何过失,又示经过任何司法程序,就被剥夺了工作权利和人身自由。他的名字从重庆第一人民医院的名册中莫明其妙的消失了,而且不明不白地送到了自贡市,进行劳动教养集中改造。

当时,一位官员对他们说你们这些劳教人员有公民权,不同于判刑劳改。按照中国的法律,任何公民,必须构成犯罪,并经过司法审判认定有罪后,才可以开除其公职,剥夺其人身自由,强迫进行劳动改造。然而当时的车玉生并无谁指控他犯了什么罪,更未经过任何司法审判,判定他有罪,可他的公职被剥夺,甚至连人身自由也丧失了,连同妻子儿女住在一起的权利也没有了,必须到指定的地点自贡来接受所谓的改造,但同时又说他还有公民权,真弄不清这是一笔什么糊涂账!

车玉生就这样被糊里糊涂地弄进了劳教队,更可笑的是还要他自己来定个改造计划,你自己说,你要在这里改造多久才能改造好、如果真是可以自由表达意志,那答案肯定是:我今天就应该离开,因为我既不愿意,也没有必要到这里来!但已到矮檐下,怎敢不低头?于是有人订3年,有人订2年,车玉生也订两年改造好。不知怎么官员又说车太保守了。那年头不是甚么都在跃进为一年改造好。至于什么是改造,怎么个改造法,如何才是好,恐怕只有天知道!

与此同时,重庆市第一人民医院,却由于车玉生的离开,虽然地球还是每天照样转,但整个骨科却彻底关门大吉,有关的医生、护士、也劳燕分飞、东走西调,直到二十多年后,车重新回到该院,才又重建了骨科。不知那些在批判会上慷慨陈词的先生们,对此作何感想?

有人说1957年揪斗右派分子,是引蛇出洞以便聚而殊之所以这不是阴谋,是阳谋(为汉语增添了一个绝妙的新名词此功不可没)。但最后(虽然是二十多年后)又不得不承认反右斗争扩大化,反右还是该反,只是扩大了一些,究竟扩大了多少呢?从当时报纸上看到的,中央各部、委直属机关、北京各高校,许多都是百分之九十几,甚至百分之百都得到了改正,据有关资料显示,1978年全国公职人员中被改正的右派为552877人(见:《炎黄春秋》1955年第11期)而没有得到改正的右派全国总共不过5000人左右,也就是说,既不是扩大了百分之十,也不是二十、三十,而是扩大了百分之九十九。

当然,反右斗争,仍然是必须的,正确的。


忍辱负重素志不改


从此,车玉生开始了他的半囚徒生涯。在劳教队里,没有分派他去抬石、运木,仍然是医生。这是对他的优待吗?非也!这有个专门名词叫用其一技之长。这是公开的,冠冕堂皇的名称,另外,还有个内部名辞叫废物利用。你是医生,应该是科技人员、是国家干部。但是,你入队(劳教队)后,你甚么也不是了,你仅仅就是一个劳动力(又是一个特殊的专用名辞),把你这个劳动力用来拿听诊器,手术刀,比用去拿钢杆、抬杠子,效果更好些。因此就叫你作医务劳动的劳动力。在这里劳动这个词,已经变了味,再不是政治教科书里面讲的劳动创造人、创造世界劳动是光荣、伟大的豪迈事业等等。而是一种特殊的惩罚方式。所以送劳教是一种毋须经过司法程序的最高行政处分。这就是车玉生必须直面的无情现实。

车玉生以一个科学工作者的客观和冷静、默默地承受着这一切不公正的待遇,同样以一个科学工作者的道德和良知,努力作好自己担负的一切医疗工作(当时只能称作劳动)。也许是劳动的十分出色,也许是当时他们那个劳教单位(四川铁路工程总队)太缺乏这种特殊的技术人才(啊,不劳动力)了,所以就在1961年底宣布对车玉生解除劳教。

按理讲,既已解除劳教,本人就有权离开你这个对我实行劳教的单位。因为你仅仅是一种最高行政处分,处分既已完结、解除,别人自然有权离开。然而事情就有那么怪,就是不准离开他这个劳教单位。据说是工作需要,必须你老兄留在这儿,这叫服从需要。如果谁要胆敢不服从,就会慷慨地送你一项帽子叫做妄图摆脱无产阶级专政。

车玉生当然不敢妄图摆脱,不过当时对他似还有另眼看待。61年底刚一解教,不久即宣布恢复其主治医师职称,恢复其原有工资。而且不当作所谓就业人员而是作为一名技术干部留在医院工作。除搞医疗外,还不时出差采购医药器械,并准其参加院务会议。在所谓解教人员中,能受到如此礼遇者,实不多见。于是车玉生也只好随遇而安,留了下来。但接着医院又出新招,准备把车的妻子也从重庆调来。车玉生明白,如果这样,他将永无希望离开劳教队回重庆了。连忙告知妻子坚决不同意,因而此计终未得逞。

但是车玉生虽然心里不痛快,不愿留队,工作上仍然是拼命地干,而且积累了不少的资料。单是膝关节半月板手术就有五、六十例,而其充气造影资料有六、七十例,可惜均在文革中全部被毁。

这几年中,车玉生在四川铁路工程总队医院里不分外科、内科一人顶了下来。外、妇、内、儿、传,凡是重病疑难病,都只有他来处理。修铁路流动性大、生活艰苦、工作危险、事故频繁,这给医疗工作带来了更多的压力,而医院随工程流动,因陋就简,设备更谈不上,但这一切都难不到车大夫。在西昌喜德县一次事故中,一名解教人员叫向光华,是一位中学教师,遭到脑外伤,造成颅内血肿,深度昏迷,生命垂危。而当时,他们医院连个开颅器也没有。车玉生就地取材,因陋就简,叫汽车连作了一个园锯,就靠着这么一个土家伙,在深夜12点为患者打开了颅腔,取出血块,凌晨3点病人便从昏迷中醒来了。在五十年代在那么一个医疗设备十分简陋的地方,能救活这样的重病人,一时被颂为奇迹。后来这病人成了车的好友。

然而精湛的医术,出色的工作,在政治寒潮袭来之时,不但不能遮风蔽雨,反而成了别人妒恨和攻击的目标。1962年千万不要忘记的伟大号召一出笼,车玉生立即被视为阶级异已分子。院务会议,也不要他参加了。1963至1964年该队更将所有右派全部集中,听说是准备送往青岛、新疆。1966年那场史无前例的大灾难大革文化命,终于革到了每个中国人的头上。这时车玉生连请假回家探亲的权利也被剥夺了。

1967年车的妻子杜敏时从西安回重庆途中来看望丈夫,妻子告诉他的几乎全是坏消息,都是车过去的老同学、同事,一个个在政治上遭了殃,挨了整。车已明白,自己恐怕是在劫难逃了。于是叫家人作好思想准备,把身边积蓄的一点钱都交给了妻子。一切交代完毕后,反倒平静了下来。这时全中国大陆,已经变成了一座疯子的乐园,一介书生的他,除了听天由命还能做什么呢?!

人在逆境里,在远离亲人、朋友、同学的环境中,孤独感是十分可怕的,最希望得到的自然是友谊和一两个知己,而在那年代人与人之间存在的只有互相监视和告密。这时,一个叫牛亚男的女右派分子闯进了车玉生的生活中。牛亚男也是一个知识分子,作财会工作,因有亲属在海外,当右派自是意实中事。到劳教队后,她被分配到医院供应室作消毒医疗器械等杂活,牛亚男对人大方热情,彬彬有礼,对车更有师长般的敬重,而且两人在许多问题(特别是有关政治等问题上都有十分近似的观点,所以无形中车也视牛亚男为自己的一位红粉知己了。

1967年姚文元《评陶铸的两本书》在人民日报发表。连太阳里有黑子这种人尽皆知的自然现象,居然也成了诬蔑伟大领袖罪!真是千古奇闻。而姚文元早在1965年发表《评海瑞黑官》一文时,车就对此人的武断专横,十分反感。这次看了他的《评陶铸的两本书》觉得如此牵强附会,信口雌黄地给人罗织罪名,不仅登在《人民日报》显著位置,而且这样一篇文章,就可以打倒一个中央政治局常委、兼国务院副总理,真是太荒唐、太可怕了,就连昔日秦桧的莫须有、雍正的维民所止也显得相形见础。然而这些话,如骨梗在喉,又敢去向谁讲呢?在吟罢低头无写处的愤慨和惆怅之中,他想到了牛亚男,于是写出一张字条,悄悄地给了牛亚男:你看了《评陶铸的两本书》没有?这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典型,如此下去,国家不知将伊于胡底?!

这种不平,这种忧虑,在当时可以说,任何一个良知尚未泯灭,而又稍有头脑的中国人心中都是存在的,然而在四人帮的淫威之下,又有向人敢于表露,敢于向人倾吐呢?车玉生这样作了,然而在那个年代,敢说真话的人是要遭殃的。

牛亚男这位小姐,不知何时有点收藏癖,凡是她认为好的,有意义的东西,总是舍不得丢弃,也许车的这张字条,正是她的心声,而且是在那样的血雨腥风之中,有人敢向她表达,这实在是太珍贵的纪念了,于是她舍不得销毁,把它藏在了自己的箱子里面。然而她忽略了当时那险恶的环境,公民的人身权利,根本没有任何保证,任何人随时都可能被搜查,被抄家,何况她不过是个所谓的黑五类,那还在话下吗?

1968年因为一个偶发的其他事件,队上干部对牛亚男因怀疑而进行搜查,什么也没搜出,却搜出了车玉生那张大逆不道的字条!

在那时,别看是张小字条,可是比谋杀太子,拐卖公主还要严重的滔天大罪。牛亚、车玉生都被打得死去活来,什么捆、斗、九十度弯腰、喷气式,咱们在这方面的花样,不用说历来都居于世界领先水平。而且还有个老账新账一齐算的优良传统。所谓老账并不限于三、五年,十年、二十年乃至上一代人,祖宗三代的都在算之列。于是斗争之中车玉生的一切历史问题都被翻了出来,以证明其一贯反动。更有甚者,批斗者充分发挥其高度而丰富的想象力谓:车玉生,你当年才二十出头,就在国民党内,官拜少校,怎么一下子不干了,跑去学医,明眼人一看便知,这一定是国民党指使你潜伏下来,以便暗中进行破坏活动,怎么回事,快快老实交代。此言一出,人们欣喜若狂精神大振,揪出了一个潜伏多年的国民党老特务,这自然又是文化大革命的一个丰硕成果了。不过他们不知是有意蔬忽,还是不愿看看这一事实:车玉生并非在48年、49年国民党行将撤出大陆时潜伏下来,而是在1942年国民政府眉威时期,怎么就知道将来要被共产党打败,而早早主不潜伏了呢?然而那年代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啊!于是就这样,七斗、八斗,无限上纲,终于以反革罪被逮捕,进而判刑劳改,牛亚男也以同样罪名被判刑,送往汉王山茶场劳改。

天命之年作楚囚,1970年,年逾五十的车玉生,拖着一身的伤病,被送进四川省第四监狱,进行关押劳改。

大概又是废物利用原则在起作用吧!车玉生一下囚车就被关进了监狱医院,穿上白大褂,令其从事医务劳动。中国人是非常聪明的,政治上把你斗倒,搞臭。但对你的技术还必须拿来为我所和,使之成为最有剩余价值的劳动力。于是便化废为宝了。

车玉生并非不懂这些,但他的态度是:世人弃我,我不弃世,不管此人与我有无恩怨,那怕是素不相识,甚至斗过整过我的人,只要你有了病,住进了医院,就一定尽心竭力,为你治病,甚至甘冒风险,也在所不惜。

当时车玉生在政治上是专政对象,身体上伤病俱全,肩周炎使其举手抬臂都艰难万分,然而,这一切都不能使他放弃作为医生应尽的天职。特别是当病人处于死神威胁的生死关头,车玉生不仅会一下子忘了自己的犯人身份,而以生命卫士的姿态与死神展开殊死的搏斗,甚至还会在一般人都认为已无能不力时,以大将风度,指挥若定,力挽狂澜,使患者转危为安。

他刚到医院不久,自己都还未从沉重的创伤中恢复过来,一天晚上,附近一个农民,被牛打伤,造成脾破裂腹的内大出血,送入医院已处于休克状态,见此情景,那些头戴国徽的干部医生们一个个面有难色。于是找来车玉生,他一口答应没问题,只要有人输血,我们就可以动手术抢救,当下有七、八个农民自愿献血,于是车玉生精神抖擞地站到了主刀位置上开始了手术。谁知刚刚把患者腹部皮下切开,他那七、八个自愿献血的阶级弟兄,,都不风踪影了。原来,一般农民缺乏科学知识,听人说被抽了血,不死,也得少活几年于是一个个都吓跑了,干部医生见此情景,也慌了手脚,连忙对车玉生说这手术看来只好不作了,没有血怎么作?当时,有个规矩:干部的每一句话,就是命令,几乎等于法律,犯人只能听从,决不能反对,就是干部说错了,也得照着做。车玉生当然知道这个不成文的规矩,他连想都没想就答道:不行,如果我们停止手术,病人必死无疑。根据刚才我对病的检查来看,病人的肠子大概没有破,淤积在腹腔内有大量的血,可以回输给病人,这样病人就有希望救活。在场的其他专政对象个个都给车捏了一把汗,这老头今天吃了豹子胆了吗?公然敢把干部的指示给顶回去,那还了得。常言道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医务工作者的一片丹心,一片忠态,似乎感动了上帝,也感动了那位干部。他不但没训斥车玉生,而且点头同意了。

无影灯下,随着车玉生一双灵巧的手飞快地转动。只听见刀、钳、镊、剪、奏出了和谐的共鸣。手术高速度、高质量地顺利完成了,淤积在腹腔中的血液,又重新回到患者的体循环内,休克消失了,死神抛下患者落荒而逃,刚入监狱的车玉生就这样打了一个漂亮的胜仗。几天后感谢信送来了,锦旗也送来了,还敲锣打鼓、鞭炮齐鸣。毛主席万岁!万万岁!毛主席的革命医疗方针万岁!感谢共产党,感谢监狱领导和革命干部,挽救了贫下中农的生命!军民团结如一和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多么动听的豪言壮语,多么感人的场面啊!然而就没有提一句:车大夫,谢谢你!似乎车大夫根本就不存在。如果还有人记得他做了什么的话,大概就是记得他有顶撞干部指标的反改造行为。

然而车玉生对此似乎并不在意,只要救活了病了,他就很满足了,于是仍然我行我素而且屡教不改。又是一个深夜,一个急腹痛的病人送入院了,这回可不是个红彤彤的贫下中农,而是个黑黝黝的四类分子。刑满留队就业,还戴着所谓的反革命帽子,管你是个什么人,车大夫只知道你是个病人,凭他多年的经验,一听病史,一看症状,伸手一摸那板状腹,就基本可以断定为胃穿孔,必须立即手术。于是马上去请来个主管干部医生。此公不知是打搅了他的好梦,心里不舒服,还是觉得这种黑四类死了也没啥,几乎看都没看一眼,就下了个口头医嘱:先把液输上,用点抗菌素,对症治疗一下,明天早晨再说。话一完,抬腿,就打算再赴温柔梦乡。另外有个医生,当时也被打成了反字号,哪敢开口。惟有车玉生不知趣,立即答道:这种手术不能拖,必须今晚作,如果拖到明天上午,病人可能出现弥漫的腹膜炎,甚至休克也来了,我们就太被动了。那干部听了,虽然心里老大不高兴,但作为医疗原则,人家句句在埋,实在没法,只好答应,但在手术时,不要车主刀,叫他去搞麻醉,以此稍示警告吧!

离监狱不远,有个长庆机器厂,一位女干部,突患腹痛,被疑为肝脾破裂,立即被送上手术台进行抢救,但手术中发现并无腹内脏器破裂的情况,而血仍然在出。病情危急,医生们焦急万分。只有向附近兄弟单位求援。监狱立即派车玉生前往。车去后,凭借他多年丰富的外科临床经验,很快就解决了这个疑难急症,确诊为卵巢滤泡破裂出血,针对病因,立即进行手术,挽救了患者的生命。

虽然车玉生如此出色地工作,挽救患者的生命,解除他人的痛苦,然而在那斗争为纲、政治挂师的年代里,特别是在那特定的环境中,他一方面在医疗实践中过五关斩六将,另一方面在日常生活中却经常丢荆州走麦城无缘无故被人欺凌侮辱,受到许多不公正的待遇。

有个姓朱的干部,叫车玉生给他看病,他骄横傲慢,根本不把车放在眼里,还恬不知耻地说你们这种人,还能给我看病,这就是你们最大的荣幸了。车以沉默表太自己的轻蔑。从而又引起他的不满,无缘无故将车弄来进行批斗。另一干部,小病大养住医院,查房时他到处玩耍去了,因而未给他开药,晚上他回来了,车玉生连忙去问问病情,刚说了一句:今天上午查房您不在这个干部一下就火了,掉上一巴掌我在不在你管得着吗?把车狠狠骂了一通。文革中搞派性,你斗我,我斗你,无止无休,有个干部受不了,成了神经官能症,晚上不能入睡。说他出不倒气,要死了,大叫救命啊!车玉生去一检查,心跳、血压呼吸都正常,是个典型的神经官能症。根据现代医学,这种疾病,是因为人长期处于极度紧张兴奋的状态,而使神经出现功能性的障碍,唯一的办法,是要使他精神放松,给予安慰和暗示。于是开始使用了一些镇静、安眠之类的药物,由于这些药物都有成瘾性,不能长期使用,所以只好改为暗示疗法。即给病人说是用的安眠镇静药,而实际用的是极上的量,最后就根本没有了,这样让病人自然慢慢地康复。

然而在车玉生用暗示疗法中,却有人去给这病人说:车玉生给您用的是安眠药,长期吃下去,就像鸦片烟一样,一辈子都离不开,那怎么办?他一听,又紧张了,马上把车找去加以责怪。车不得己,只有实言相告,用的是暗示疗法,不存在成瘾之患。谁知这一解释更槽,竟大骂车玉生胆敢用假药欺骗干部、谋害干部要把车捆起来。

真是无理可讲,动辄得昝。就在职样的环境中,车玉生仍然坚持不丢手术刀,不放弃医学实践,不放弃学习英语,犯人不准读外语,他就一人悄悄读,记单词从不间断。而且还一面搞西医临床,一面自学中医。在治疗肺结核大略血时,把抗痨药物和中药止红散相结合,取得了很好的止血效果。腹部手术后,用中药扶正理气汤,预防术后肠粘连,也得到好评。

俗话说:酒好不怕巷子深。车玉生虽然当时是一名关在铁窗内的囚徒,但他的精湛医术仍是声名远播,南充市省一临,一位长期患腰腿痛的老红军,久治不愈。通过省有关部门,将车接去南充为其治病,在南充住了三个多月直到其病情完全好转稳定才返回,这时已是1978年的5月,十年浩劫,已经过去,四人帮已灰飞烟灭,新世纪的曙光,已在中国的地平线上隐约可见了。

然而监狱里,还是一切依旧。车玉生还要在这高墙铁网气萧森的地方呆到何年何月呢?


曲终奏雅  夕照辉煌


黑夜漫长终有边,春风不日度江南,冰由颜作千重浪,江海翻波谈笑间。

这是车玉生的一位朋友,送给他的一首诗,这位朋友,当时也因受政治迫害和车关在一个监狱。1978年的中国,确实正如诗中所写是一个寒夜将逝,东方欲曙的黎明。振聋发耿见天日,得到昭雪。

1978年12月的一天,车玉生象往常一样,干完了一堆医务劳动之后,随手翻开了一张《人民日报》,他虽然关在与世隔绝的铁窗之中,但对外面世界的一切变化,仍然十分关心。

一封终于发出的信,作者:陶斯亮。陶是何许人也?当时车玉生并不知道。但这个带着浪漫的抒情笔调的标题吸引了他,于是一口气读了下去,啊!真是看破天惊,原来陶斯亮是陶铸的女儿,这篇文章就是写他父亲陶铸,如何被姚文元凭空诬陷,罗织罪名迫害致死的过程。现在,陶铸的问题,终于得到了昭雪平反。然而当年为此事,写了一张小字条,象耳语般地发了几声抗辩的车玉生,却还背着反革命的十字架在狱中受苦,天下能有这种道理吗?!

他下放报纸,连夜奋笔疾书,写出申诉,要求法院作出无罪的判决。他把这份申诉直接交给一位姓吴的监狱长,请他转交给法院。

一切非常顺利,几天以后,车玉生在文革中被搜去的相片等物品给退还下来了。1979年3月车玉生终于获得平反法院宣告车玉生无罪。

这下监狱当局似乎才意识到,车玉生是个难得的人才。一位主管领导人,把车请了去对他说我代表监狱党委、全狱干、工、家属,代表附近贫下中农,诚恳挽留下在监狱工作。并说昔日您是阶下囚,今日就是座上客了。

车玉生以淡淡一笑和归心似箭四字婉拒了这些盛情的邀请。他对这泡了他二十多年的两劳场所确实感到太厌倦,同时更挂牵着他在重庆的妻子儿女,以及他曾为之呕心沥血的第一人民医院骨科,他一定要回去。

此时,车玉生万感交集,提笔写道:六十老翁出牢诚,始醒悟,古今同一理,欲加之罪咋说都行。

车玉生回到重庆后,首先面临的是一个破碎的家,妻子迫于政治压力,不得不在文革中,和他划清界限,作出形式上的离婚。子女因出身黑五类家庭,有的被迫辍学,有的被赶到外地,有的还失业(应该叫待业)在家。车玉生和妻子复了婚,为子女找工作。联系单位将他们调回重庆,忙个不亦乐乎。

车理所当然回第一人民医院,此时医院的党委书记是文革中的红人,他见车玉生平反回来,很可能有点别是一般滋味在心头,不好说不欢迎,便说您这么大年纪了,就别上班了,我给您安排退休好了。车玉生一听,坚决不同意,他说:我落实政策回来是为退休吗?不是!是为了把丢失的二十年找回来,我要重新工作!见退休不成,又生一计,要把车调回重庆外科医院,车也不同意说我在这里,被人家划成右派,被人家打倒,扫地出门,我就要在这里重新振作,重新工作,重新站起来!

1980年春节医院党委书记,与全院高级知识分子举行团拜。许多人提起过去,都是声泪俱下,甚至泣不成声。有个老医师问道:我现在是改正右派,是个什么意思,难道说还算右派,只是改正了吗?谁来改的?搞不清楚。车玉生说不管叫个什么,反正就是我们没有错,而且我们挨了这么多年的整,一没被整死,二没被整残,三没被整疯、整傻,我们是大难不死,应该值得高兴。

车玉生又在重庆一医院外科开始工作了,第一例手术是华莹山煤矿一位因工致残的工人。为其作脊髓手术。手术那天,许多人都表现出极大的兴趣,有的人是久闻车氏大名,但不知威名是否副实,有的人是车的老战友,但他去院骨科二十多年,而且还关在大牢里多年,还能做手术吗?各种各样的心情,引发了各种各样的好奇心,于是都想一睹为快。车玉生从容不迫地走进手术室,洗完手,穿上工作服,站在主刀位上熟练地开始了工作。手术顺利地完成了,术后效果极佳。真是宝刀不老,身手不凡,获得了一致的好评。接着车玉生担任了外科主任,并着手重建反右后就垮了的骨科,1981年完成骨科重建工作,遂改任骨科主任。

车玉生历来重视书籍和资料的收藏,当年家中曾是藏书万卷,坐拥百城。但此次回来却发现已是书去屋空,家徒四壁。原来文革中,儿子怕这些书惹祸,便将其转移至他在南充的丈母娘家。谁知车玉生的这位亲家母是一个不识字的妇女,看见这么多的书,不给它们安排点用途,岂不白白浪费。书全部发光发热!不仅派上了极大的用途,而且使这位民妇同伟大的秦始皇也能来个欲与天公试比高了!不愧千古美谈!

失去的就让他失去吧!车玉生又从头作起,搜集资料、书籍。1982年恢复中断了几十年的学术活动,参加了昆明的中法外科学会;1983年又加入了四川骨科学会及重庆市骨科学会,1984年又到南京参加了全国骨科学会。直到1985年他才离开骨科主任的行政职务,退居二线。

从车玉生八○年回院重建骨科以后,直到他退居二线前,他与葛尊信副主任一道带领全科共作腰椎向盘突出症手术近百余例,取得了很好效果,优良率达百分之九十四点六。在治疗腰腿痛病人方面,车玉生通过查阅外文资料和吸收外地兄弟医院的先进经验,再经过反复多次试验,终于完成了水剂造影的先进方法,使医生在手术前能准确地查清病灶、病情,以便有的放矢,对症施治。这些先进经验在1984年全国骨科学术讨论会上,受到了与会者的重视与好评。在此期间车玉生还在省市骨科学会上作了《关于痹症探索》的报告,还发表了《麦氏症再商榷》、《中西医结合治疗腰椎向盘突出症》等一系列论文。

车大夫不仅有精湛的医技,更有高尚的医德,鉴于近年来医学界有少数人钱迷心窍,以迫遂利润为第一,几乎忘了白衣使者的圣洁天职,甚至乱收费坑害病员,没有钱就见死不救。对此歪风邪气,车玉生深恶痛绝,口诛笔伐,加以抨击。一九八五年十月车玉生应邀到南桐矿务局医院,作关于医德的专题演讲,他讲得生动形象,深入浅出博得了听众雷鸣般的掌声。重庆日报对此作了专访报导。

一九八五年十二月,车玉生又在重庆市卫生局内部业务学习资料,上撰文题为《医生与医德》,车氏旁征博引从《希波格拉底誓词》到孙思邀《千金要方》中的为医之道都作了精辟详尽的阐述。对时下违反医德的种种行为作了无情的解剖,而更重要的不仅是言,而在于行。车玉生在多年临床实践中,不仅对病员认真负责,细致耐心。从无贵践贫富,恩怨亲蔬之分。而且数十年如一日,从不借医谋私,在病家身上捞取半点好处。真是一身正气,两袖清风。

在退居二线以后,仍然关心着祖国的医疗事业和病人的身体健康。1986年车玉生不顾年近古稀的高龄,受命于民革重庆市委,率领一支医疗咨询小分队,千里迢迢,万里尘沙,远赴新疆克拉马依油田、白碱滩医院,为石油工人进行义务医疗咨询活动。该队由重庆一、三人民医院,外科医院四位医师组成。车玉生在白碱滩3个月义务诊治病员2000余人次。老工人李德增,三十多年为找石油转战南北疆。后来,不幸患膝关节结核性骨膜炎,不能站立,四处求治,三年不愈,使这位五十多岁的老工人痛不欲生。李德增在得知骨科专家车玉生来克拉马依义诊的消息,即赶来白碱滩医院,经车玉生精心诊治后,又腿又重新站了起来。他百感交集,抱着车大夫只说了一句谢谢你们便泣不成声,在场的人也无不热泪盈眶。克拉马依市政协、新疆石油管理局钻进处和白碱滩医院,把一面上书:医疗支边,红心济人,石油工人感谢你们的锦旗送给了小分队,并在《中国石油画报》88年创刊号,以显著位置,刊了以上消息。

1988年8月车玉生经重庆长山科技开发公司总经理方长寿先生的介绍,会见了来大陆的台湾中央图书出版社总经理林在高先生。经几番晤谈,终于决定了编著出版《中央英汉医学辞海》这部巨型医学工具图书。在这个问题上,两岸各有所长,台湾拥有资金,但要邀请几十位专家学者,用五、六年的时间来完成,台湾则没有这样剩余的人力,只有大陆才怡怡有,因而取得了合作的共识。

从此,车玉生就全心身地投入了这部巨型工具书的编著工作。这时车老已是年逾七旬,身体自然大不如昔,但一工作起来,仍然是当年那股一往无前舍生忘死的精神,重庆盛夏气温高达摄氏42度,他住的楼上闷热得象个蒸笼,连穿件衬衣也是汗流浃背,车老便赤膊大战;而隆冬严寒,气温接近0度,也从未停止工作。工薪阶层的人,那请得起保姆,夫人又住在女儿家里,许多时候,只顾着奋笔疾书,却忘了炉上早已汤沸水干。因此半年多时间内,家里的锅被烧烂了五口,也大概可算得是一项世界记录。就这样六易寒署奋力拼搏,终于使这本巨著得以问世。可以说车玉生是用自己渊博的知识和辛勤的劳动,为中国的医学事业,树起了一座高大的纪念碑!

皇天不负苦心人,车玉生对医学事业的杰出贡献,终于在历尽沧桑之后,得到了世人的公认,1993年车玉生的名字被载入《中国当代高级科技人才词典》;1995年车玉生的名字被载入《中国名医列传》之中;1997年车的事迹又被载入《世界名人录》里。

伟大的美国科学家本杰明富兰克林曾经说过:一个人如果要在死后不被人忘记,要么是写出一些值得人读的东西,要么是做一些值得人写的事情。我们的车大夫应该说在这两方面都兼而有这,特别是后者。

车玉生只是一个普通的中国人,一生并无惊天动地之举,却有可歌可泣之事。特别是在受到一连串不公正的待遇之后,为世所弃,却不弃世;在万分恶劣的环境中,仍能保持自己的节操,不为邪恶所同化;始终保持清白、清醒地作人;始终保持作一个有道德,有良心的好人;作一个负责任,有作为的好医生;作一个为中国医学事业不断作出贡献的这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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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编:胡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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