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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国际人权标准 兼论中国政府人权观与政策
黄默



战后五十年﹐人权观念大放异彩。联合国宪章把对人权的尊重与保障列为组织宗旨之一﹐一九四八年世界人权宣言进一步明确列举各项权利与基本自由。 其后几十个国际人权公约、条约、协定﹐包括公民与政治权利公约及经济、社会权利公约﹐以及若干联合国机构(如大会与安全理事会)的决议案﹐又把人权观念推 进一步。地域性组织﹐如欧洲共同体﹐也都通过人权法案。若干新独立国家则在宪法中涉有权利与自由专章。共产国家也不例外。近几年来前苏联及东欧共产政权的 解体﹐或多或少受到人权运动的冲击。中国政府在八九民运后﹐也因它的人权政策﹐在国际上受到各方的压力。我们可以说当代国际社会在人权观念上已取得共识﹐ 一个政府的人权纪录也已构成国际关系的一个课题。

当然﹐以上这一说法决不表示人权观念已无争议或人权状况已臻理想。五十年来﹐有关人权的争论不曾停过﹐人权状况还有不少亟待改进之处。



三位学者的看法


我们先就人权下一个定义﹐虽然﹐这几十年来人权的讨论很多﹐但专家、学者看法的偏重仍有所不同。我只举三位学者来说明﹕

  • 英国政治哲学家克里斯顿(Maurice Cranston)把人权看作道德的权利﹐道德的诉求﹐有别于法律的权利﹐也有别于法律的主张。用浅近的话来说﹐也就是人权是我们应该享有但却不尽然享有 的权利与自由。反之﹐法律的权利即是我们应该享有﹐而也受法律保障的。再进一步﹐Cranston 又给人权规范出三个标准﹐以示人权与其它道德权利和诉求的区别。这三个标准是普遍性、重要性和可行性。Cranston 认为人权的范畴过份扩大的话﹐反而使人权观念混淆﹐有损权利与自由的保障。基于此立场﹐他不同意把若干经济与社会权利﹐如工作权﹐社会福利措施视为人权。 他认为在许多亚非国家﹐政府财政困难﹐决不可能满足这些诉求。

    Cranston 这个看法﹐源于十七、十八世纪欧西个人主义政治哲学。以战后这几十年来人权观念的扩大与发展来看﹐稍嫌保守。但若干欧美学者对此观念﹐似仍不愿轻言放弃。

  • 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教授 Louis Henkin 的看法较为中肯。他认为人权是一个人对社会与政府的主张与诉求﹐且应被视为权利﹐有别于基于恩赐或友爱的诉求。在他看来﹐当代国际社会对人权的共识已逐步 形成。如果一个政府签署、批准了一个国际人权条约或协定﹐这个政府就有遵守、履行的义务﹐不得任意以文化、历史背景为借口﹐提出不同的立场。

  • 早在一九二零年末期﹐中国学者罗隆基就给人权下了一个较广泛的定。当时国民党政府正在巩固政权﹐开始对言论、结社、集会各项权 利加以限制﹐实行一党专政。胡适、罗隆基、梁实秋等知识分子起而抗争﹐大力提倡立宪及保障人权。在论人权一文中﹐罗隆基主张人权即是﹕做人的必要条件 ﹐包括衣、食、住、行以及追求幸福生活的权利﹔而且﹐人权不仅限于个人﹐更应推广到群体。在二十年代﹐这是相当进步的看法。半个世纪以后﹐魏京生在论第 五个现代化一文中对人权的界定﹐可说与罗隆基的观点吻合。

国际社会


我在这里就国际社会这一名词做一简单说明。自从主流国家(即领土国家)形成以后﹐这一新的政治组织即成为国际社会的成员﹐主导国际政治。这些成员国家之间的关系或和平或战争﹐界限分明﹐外交谈判多出自双边方式﹐而战争却是主权国家不可剥夺的权利。

到了十九世纪以后情势开始有变。二次大战后﹐国际组织、跨国公司、银行、基金会、人权组织及环保运动等都在世界政局中扮演一个角色﹐对主权国家的 地位构成挑战。同时﹐国际贸易、金融、投资数量大增﹐科技、信息交流频繁﹐军事力量已非主权国家外交政策最有效的工具。诸多问题﹐如发展与环境保护﹐关系 整个人类生存﹐更有待于国际社会每一个成员的合作与努力。也正因此﹐国际社会的结构与典章制度十分错综复杂﹐相互运作﹐相互制衡。虽然﹐在许多情况下(如 前南斯拉夫波斯尼亚境内族群清洗罪行)国际社会仍然缺少强制力量﹐但也决非传统观念中的无政府状态可比。我们不敢预言大同世界即将来临﹐但大 势所趋﹐一个地球村的来临﹐已不可逆转。


人权世代的划分


我们可把对人权和自由形成的观念划分为几个大类或几个世代﹕

  • 十八世纪强调诸如宗教自由、言论、集会、结社自由和参与政治的权利等﹐大多为针对政府的专制控制而言。也就是当 代所说的公民与政治权利﹐又称消极权利或第一世代人权﹐是建基于个人主义的政治哲学﹐亦即以个人为权利主体进而保障个人权利﹐设立政治组织。 当时思想家辈出﹐美国与法国大革命可说是为争取公民与政治权利的圣战。

  • 虽然法国一七九一年宪章对工作权与受教育权利有所保障﹐这一类权利在十九世纪工业革命以后才真正得到重视﹐于是在资本主义社会 初期对劳工阶级的剥削引起抗争。这个时候社会主义思潮兴起﹐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提出了新的人权观﹕工作权当是劳工大众必争的权利。没有工作就维持不了生 活﹐同时﹐组织工会﹐医疗保障﹐失业救济等等也逐步成为不可或缺的权利。二十世纪以后更扩大一步﹐把享有文化、科技成果也包括在内。这种权利被称为经济社 会权利﹐亦称积极的权利﹐需要政府拨出经费﹐采取措施才能享有。亦即第二世代人权。

  • 第一次大战后﹐美国威尔逊总统提倡民族自决权及对少数民族的保护。二次大战后殖民统治逐步解体﹐在亚非新独立国家推动之下﹐民 族自决和对自然资源及经济发展的自主权都成为当代人权的一部份。对种族、语言、宗教和少数的保障也进一步予以肯定。个人所以享有这类权利只是因为他们是某 一特定团体的成员﹐因之?A这类权利也称为群体权利。

  • 七十年代以后﹐人权观念又再扩大﹐如和平权、发展权、环境权与信息权等。这一类权利既涉及个人﹐也赋予群体种种权利与义务﹐且 与人类生存与福祉密切相关。试以和平权为例﹕和平权即是个人与国家享有和平的权利。为了维护和平每个人都需要做出种种努力﹐国家尤需遵守不使用武力﹐以和 平手段解决国际争端﹐并裁减军备等义务。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和平乃是人类追求的理想﹐也是国联与联合国的宗旨。但把享有和平视为一项权利却是近二十年来的事。

再以发展权与环境权为例﹐在五十年代发展权只是指亚非拉美落后国家的经济发展﹐但到了七十年代﹐这项权利内容有了改变﹐不仅限于经济层面﹐也兼顾 个人与群体。对个人来说即是享受身心健康发展、人格完善的权利﹔对亚非拉美国家来说﹐则是独立自主﹐不受外力干涉﹐寻求合理、有效发展途径并建立一个新国 际经济秩序的权利。在这一新国际经济秩序的规范之下﹐富裕国家负有种种援助贫穷国家发展的义务。

环境权利即指每一个人享有一个足以维持尊严与幸福生活环境的权利。同时﹐国家负有透过国际合作满足这项诉求的责任。进一步来看﹐这项权利的享有必须兼顾后代子孙的福祉﹐不能有损他们生存的条件。

八十年代以后﹐发展权与环境权的互动关系﹐日趋明朗。经济发展与科技应用提高生活水平﹐但也带来许多严重问题﹐如人口激增﹐耕地减少﹐空气、河川 的污染﹐臭氧层的破坏等等﹐这一连串问题似乎只有透过国际合作﹐建立全球性的制度才能解决。因之﹐持续发展观念逐步取代传统经济发展的观念。简单来说 ﹐持续发展主张发展与环境保护相辅相成。发展策略的订定与执行既必须顾及国家内部贫富情况﹐有助于最贫穷阶层与弱势群体﹐也必须同时改善富裕国家与贫 穷国家悬殊的局势﹐给落后地域人民必要的援助。而追求发展既是为了当代人类的幸福﹐也要对后代子孙负责。

以上所提到的种种权利﹐称团结的权利或第三世代人权。有些学者且认为可以与法国大革命自由、平等、博爱口号中博爱一词相互参照。 这些年来国际社会立法也逐步涉及这类权利。美苏裁减核子武器条约与协定及联合国维护和平措施有助于世界和平﹐当是不争之论。一九八二年巴西举行的发展与环 境世界大会所通过的宣言也与人类生存幸福密切相关。


共识中的争论


当代国际社会对人权观念既有共识﹐也有争论﹐也可以说是共识中的争论。在这里我们只能略举一二﹐以为说明﹕

  • 公民、政治权利或经济、社会权利孰优的争论﹐历久不衰。欧美各国政府大多数强调公民、政治权利﹐对经济与社会权 利较不重视﹐或以为后者只算社会福利。他们的学者不少也持相同看法。如 Cranston 即认为亚非社会十分贫穷落后﹐要求这些政府保障种种经济、社会权利﹐必定负担不了﹐只能徒具虚名。早年共产集团政府、社会主义国家政府和受其影响的学者则 持相反意见﹐认为经济
    与社会权利应优先。他们说﹐如果生活条件都得不到保障﹐在饥寒交迫的情况下﹐言论、集会、结社诸自由又有什么意义﹖

    平心而论﹐以上这两个看法都失之偏激。从理论来说﹐若干权利难于归类。譬如﹐参加工会既是结社自由的具体表现﹐也是追求经济、社会权利不可或缺的 条件。再进一步来说﹐公民、政治权利和经济、社会权利之间的关系是相辅相成﹕缺了前者﹐后者成为政府或社会上强势群体的恩赐﹐难有保障﹔缺了后者﹐前者的 意义与作用几乎全失去。再从实证研究来看﹐两者关系也密切不可分割。譬如说中国政府严格控制新闻讯息﹐不许报章杂志讨论三峡工程的利弊﹐因此﹐对这一影响 数百万人民生计的巨大工程﹐人民也就无权批评和监督了。是此之故﹐笔者认为争论这两类权利孰优孰劣﹐没有多大的意思。

  • 近几年来﹐激进女权主义者对传统人权观念的基本假设与结构提出质疑。她们认为在男性主宰的社会﹐人权观念只能建立在男性立场﹐ 对女性权益少有保障。譬如说在许多社会里面﹐婚姻制度只为男性权益而设﹐教育制度也是如此。即使以美国的平等开放﹐立法保障的言论自由也沦为色情报刊的借 口﹐对女性构成伤害。

  • 群体权利也引起不少争论。一般说来﹐欧美政府及学者认为只有个人才是权利主体﹐不愿同意群体权利的观念。亚非国家与学者却正相 反﹐强调民族自决及经济发展的自主权利。双方僵持不下。客观而论﹐群体范围难以界定﹐如界定标准失之过宽﹐许多民族国家必受挑战﹐可能解体。前苏联与南斯 拉夫即是很好的例子。但是﹐如果无视民族自决的要求﹐无视于种族、宗教、语言等少数的主张﹐而强行中央集权﹐那么人权与自由则必然会受到侵犯。若干亚非国 家陷于一种矛盾﹕他们一方面主张民族自决﹐反抗殖民帝国主义﹐但另一方面对境内少数民族的种种诉求﹐却以高压手段来对付。群体权利之难于付之实行﹐可见一 斑。

  • 关于第三世代人权争论尤多。这类权利或从既有观念扩大而来﹐如和平权﹔或涉及新观念﹐理论上的探讨有待进一步深入。如果我 们以道德标准来看﹐这些都是人类追求的目标﹐无可厚非。证之现实﹐以亚非国家之落后﹐一个基于正义或公平原则的国际经济秩序﹐尤不可缺。但许多学者认为这 类诉求观念不甚明确﹐权利与义务界定含糊﹐似乎不能与法律权利相提并论。
再进一步来看﹐这类权利既是对传统观念与价值的挑战﹐也严重 影响既得利益﹐自难达成协议。这二十年来许多有关经济、金融、贸易和环境保护条约或协定的谈判﹐费时旷日﹐困难重重。一条约或协议的达成非常困难﹐先需要 主权国家内部不同的经济、社会力量取得协调﹐而后进一步取得国际合作与谅解﹐这样才能做到。譬如﹐一九八二年﹐美国里根政府受到大企业影响﹐不肯同意海洋 法中关于探测海底资源开发的规定﹐而拒绝签署草约﹐即为一例。又一九九二年﹐联合国发展与环境会议宣言所引起富裕国家与贫穷国家相互指控﹐则是另一例。

虽是如此﹐这二十年来国际社会对这类权利已逐步得到共识﹐在法规制度方面也渐具完备。今后再进一步发展下去﹐范围日益扩大﹐强制力量日渐加强当在意料之中。


中国政府的国情论??/b>


我们再从国际人权标准的角度来看中国政府的人权观与政策。

多年来﹐人权在中国是一个禁区﹐不许讨论﹐即使提到﹐如果不是把它视为资产阶级社会的产物不屑一顾﹐就是强调中国社会已进入社会主义阶段﹐中国人 民享有充份的人权与自由﹐且远较资本主义社会优越。只是到了八十年代以后这种情况才有所改变。中国政府既在联合国取得代表权﹐并逐步参与有关人权事务﹐自 不能不对人权提出一个较具系统的看法﹐也不能不对国际人权组织(尤其是非政府组织)的批评做出反应。大体上说来中国政府遵循马克思主义人权观﹐认为经济与 社会权利优于公民与政治权利﹐并强调群体权利﹐如和平权、生存权与发展权等。近几年来﹐中国官方更进一步突出国情论﹐主张由于各国历史、文化背景不同﹐社 会制度与经济发展阶段有异﹐对人权与自由的看法自不可能划一﹐因此一个国家(或政府)采取什么政策与措施来实现人权﹐是这个国家的内政﹐不允许国际社会来 干涉。一九八五年邓小平即说过这样的话﹕什么是人权﹖是多少人的人权﹖是少数人的人权﹐还是全国人民的人权﹖西方世界的所谓人权和我们讲的人权是两回 事﹐观念不同。

去年(一九九三年)六月维也纳世界人权大会﹐中国政府代表团对人权与基本自由的普遍性与不可分割性提出质疑﹐引起与美国政府代表的争端﹐也受到华 人人权组织的批评。但中国政府这一立场却得到不少亚洲国家的支持。最后会议宣言仍维持草案原议﹐重申人权与基本自由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原则。

从以上简单叙述来看﹐中国政府的人权观与国际人权标准是怎样的关系﹖中国政府的质疑是否言之成理﹖我们试从三方面来说明。

  • 从形式的层面﹐亦即从战后五十年国际人权标准形成的过程来看﹐中国政府参与不少﹐国民党掌权时期 ﹐中国政府即参与联合国宪章的起草工作﹐对人权宣言修订贡献尤多。根据当年联合国秘书处人权部门﹐也是宣言起草人 John P.Humphrey 教授的回忆﹐中国政府代表张彭寿在人权委员会中表现卓越﹐对讨论进程起了很大作用。再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取得席次之后﹐对人权事务的关注也日渐增 多。一九七零年初﹐中国政府对亚非拉美地区反殖民主义、反种族歧视的抗争﹐都十分支持﹐对建立一个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努力也非常同情。八零年代以后﹐中国 政府连续签署﹐加入几个国际人权条约﹐如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公约、关于难民地位公约、禁止并惩罚种族隔离罪 行国际公约、防止及惩治种族灭绝罪公约以及禁止酷刑与其它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待遇与处罚公约等。简言之﹐中国政府已逐步认同国际人权标准﹐ 不再置身于国际社会之外。国际人权标准也不只是欧美社会产物﹐而已成为人类的共同财富。

  • 再从实质层面来看﹐亦即从权利内涵来看。中国政府强调中国的历史、文化背景与欧美社会不同﹐经济发展阶段有异。 问题在于我们从事实推论出怎样的立场呢﹖我们能不能说因为国情不同﹐中国就能否定人权的普遍性与不可分割性﹐自作主张呢﹖我想这样的论证是错误的。因为国 际人权标准的保障与实现﹐基本上有赖于各国政府的立法和措施。因此﹐我们只能说基于中国国情﹐人权的保障与实现是一项十分艰巨的工作﹐不能一蹴而就。即使 这么说﹐如果我们略为留意﹐我们当会发现国家人权法并非无视各国历史、文化背景之不同与经济发展阶段之差异。

    我在这里只举两个例子。经济与社会权利之保障与实现﹐当以逐步完善原则为准绳﹐也就是说各国国家应该善用自己的资源﹐量力而为﹐这已经是国际 社会的共识了。又公民与政治权利公约明文规定﹐在一个立约国家面临紧急情况时﹐政府可以宣布豁免﹐亦即暂时停止某项权利的享有。当然﹐这项豁免权 并非无条件的权利﹐政府使用时必须有适当的措施﹐?且应该是为了应付紧急情况等等。同
    时﹐若干基本权利﹐如生命权、免于刑求的自由等﹐在任何情况之下都必须实现﹐不得豁免。
从以上所说﹐即 使中国政府认同国际人权标准﹐也无损主权独立。如果中国政府在人权立法与政策上确能另外打开一条途径﹐找出一条新路子﹐进而修订或扩大当代国际人权标准﹐ 这当是中国政府的一个贡献。当今政府领导阶层不做如此打算﹐反而轻言推翻人权的普遍性与不可分割性﹐落得与亚洲及中东若干人权纪录最窳拥恼��?◆椋?饺 还铝?诠?噬缁嶂?狻?

假设我们同意中国政府对人权普遍性与不可分割性的质疑﹐又假设我们也又同意中国政府对美国政府干涉内政的谴责﹐我们仍然不能不面对一个事实﹐这就是在共产党统治之下﹐人权情况亟待改进﹐某些领蚋��鞘?侄窳印N颐侵痪倨渲凶钍苴覆〉募赶睿?

  • 司法体系的不公平﹐不合理﹔
  • 劳改营制度﹔
  • 对人权、民主运动分子及政治上持异议者的迫害﹔
  • 在西藏采取高压统治手段。
以上几项事实﹐似乎不是国情论所能辩解的。不问中国政府怎样界定人权﹐也不问中国文化、历史如何特殊﹐经济如 何落后﹐劳改营是不能允许的﹐对民运分子的无情镇压是不能允许的﹐西藏的情况也是不能允许的。中国政府文过饰非﹐提出一些似是而非的说法﹐实在是于事无补 ﹐只能招致一步一步丧失政权的合法性﹐引起社会、政治上的不安定与动乱。

【本文是作者在1994年5月28日由二十一世纪中国基金会在 Berkeley 大学主办的中国人权研讨会上的发言。】
                         
一九九四年秋季

2001-12-09



战后五十年﹐人权观念大放异彩。联合国宪章把对人权的尊重与保障列为组织宗旨之一﹐一九四八年世界人权宣言进一步明确列举各项权利与基本自由。 其后几十个国际人权公约、条约、协定﹐包括公民与政治权利公约及经济、社会权利公约﹐以及若干联合国机构(如大会与安全理事会)的决议案﹐又把人权观念推 进一步。地域性组织﹐如欧洲共同体﹐也都通过人权法案。若干新独立国家则在宪法中涉有权利与自由专章。共产国家也不例外。近几年来前苏联及东欧共产政权的 解体﹐或多或少受到人权运动的冲击。中国政府在八九民运后﹐也因它的人权政策﹐在国际上受到各方的压力。我们可以说当代国际社会在人权观念上已取得共识﹐ 一个政府的人权纪录也已构成国际关系的一个课题。

当然﹐以上这一说法决不表示人权观念已无争议或人权状况已臻理想。五十年来﹐有关人权的争论不曾停过﹐人权状况还有不少亟待改进之处。



三位学者的看法


我们先就人权下一个定义﹐虽然﹐这几十年来人权的讨论很多﹐但专家、学者看法的偏重仍有所不同。我只举三位学者来说明﹕

  • 英国政治哲学家克里斯顿(Maurice Cranston)把人权看作道德的权利﹐道德的诉求﹐有别于法律的权利﹐也有别于法律的主张。用浅近的话来说﹐也就是人权是我们应该享有但却不尽然享有 的权利与自由。反之﹐法律的权利即是我们应该享有﹐而也受法律保障的。再进一步﹐Cranston 又给人权规范出三个标准﹐以示人权与其它道德权利和诉求的区别。这三个标准是普遍性、重要性和可行性。Cranston 认为人权的范畴过份扩大的话﹐反而使人权观念混淆﹐有损权利与自由的保障。基于此立场﹐他不同意把若干经济与社会权利﹐如工作权﹐社会福利措施视为人权。 他认为在许多亚非国家﹐政府财政困难﹐决不可能满足这些诉求。

    Cranston 这个看法﹐源于十七、十八世纪欧西个人主义政治哲学。以战后这几十年来人权观念的扩大与发展来看﹐稍嫌保守。但若干欧美学者对此观念﹐似仍不愿轻言放弃。

  • 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教授 Louis Henkin 的看法较为中肯。他认为人权是一个人对社会与政府的主张与诉求﹐且应被视为权利﹐有别于基于恩赐或友爱的诉求。在他看来﹐当代国际社会对人权的共识已逐步 形成。如果一个政府签署、批准了一个国际人权条约或协定﹐这个政府就有遵守、履行的义务﹐不得任意以文化、历史背景为借口﹐提出不同的立场。

  • 早在一九二零年末期﹐中国学者罗隆基就给人权下了一个较广泛的定。当时国民党政府正在巩固政权﹐开始对言论、结社、集会各项权 利加以限制﹐实行一党专政。胡适、罗隆基、梁实秋等知识分子起而抗争﹐大力提倡立宪及保障人权。在论人权一文中﹐罗隆基主张人权即是﹕做人的必要条件 ﹐包括衣、食、住、行以及追求幸福生活的权利﹔而且﹐人权不仅限于个人﹐更应推广到群体。在二十年代﹐这是相当进步的看法。半个世纪以后﹐魏京生在论第 五个现代化一文中对人权的界定﹐可说与罗隆基的观点吻合。

国际社会


我在这里就国际社会这一名词做一简单说明。自从主流国家(即领土国家)形成以后﹐这一新的政治组织即成为国际社会的成员﹐主导国际政治。这些成员国家之间的关系或和平或战争﹐界限分明﹐外交谈判多出自双边方式﹐而战争却是主权国家不可剥夺的权利。

到了十九世纪以后情势开始有变。二次大战后﹐国际组织、跨国公司、银行、基金会、人权组织及环保运动等都在世界政局中扮演一个角色﹐对主权国家的 地位构成挑战。同时﹐国际贸易、金融、投资数量大增﹐科技、信息交流频繁﹐军事力量已非主权国家外交政策最有效的工具。诸多问题﹐如发展与环境保护﹐关系 整个人类生存﹐更有待于国际社会每一个成员的合作与努力。也正因此﹐国际社会的结构与典章制度十分错综复杂﹐相互运作﹐相互制衡。虽然﹐在许多情况下(如 前南斯拉夫波斯尼亚境内族群清洗罪行)国际社会仍然缺少强制力量﹐但也决非传统观念中的无政府状态可比。我们不敢预言大同世界即将来临﹐但大 势所趋﹐一个地球村的来临﹐已不可逆转。


人权世代的划分


我们可把对人权和自由形成的观念划分为几个大类或几个世代﹕

  • 十八世纪强调诸如宗教自由、言论、集会、结社自由和参与政治的权利等﹐大多为针对政府的专制控制而言。也就是当 代所说的公民与政治权利﹐又称消极权利或第一世代人权﹐是建基于个人主义的政治哲学﹐亦即以个人为权利主体进而保障个人权利﹐设立政治组织。 当时思想家辈出﹐美国与法国大革命可说是为争取公民与政治权利的圣战。

  • 虽然法国一七九一年宪章对工作权与受教育权利有所保障﹐这一类权利在十九世纪工业革命以后才真正得到重视﹐于是在资本主义社会 初期对劳工阶级的剥削引起抗争。这个时候社会主义思潮兴起﹐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提出了新的人权观﹕工作权当是劳工大众必争的权利。没有工作就维持不了生 活﹐同时﹐组织工会﹐医疗保障﹐失业救济等等也逐步成为不可或缺的权利。二十世纪以后更扩大一步﹐把享有文化、科技成果也包括在内。这种权利被称为经济社 会权利﹐亦称积极的权利﹐需要政府拨出经费﹐采取措施才能享有。亦即第二世代人权。

  • 第一次大战后﹐美国威尔逊总统提倡民族自决权及对少数民族的保护。二次大战后殖民统治逐步解体﹐在亚非新独立国家推动之下﹐民 族自决和对自然资源及经济发展的自主权都成为当代人权的一部份。对种族、语言、宗教和少数的保障也进一步予以肯定。个人所以享有这类权利只是因为他们是某 一特定团体的成员﹐因之?A这类权利也称为群体权利。

  • 七十年代以后﹐人权观念又再扩大﹐如和平权、发展权、环境权与信息权等。这一类权利既涉及个人﹐也赋予群体种种权利与义务﹐且 与人类生存与福祉密切相关。试以和平权为例﹕和平权即是个人与国家享有和平的权利。为了维护和平每个人都需要做出种种努力﹐国家尤需遵守不使用武力﹐以和 平手段解决国际争端﹐并裁减军备等义务。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和平乃是人类追求的理想﹐也是国联与联合国的宗旨。但把享有和平视为一项权利却是近二十年来的事。

再以发展权与环境权为例﹐在五十年代发展权只是指亚非拉美落后国家的经济发展﹐但到了七十年代﹐这项权利内容有了改变﹐不仅限于经济层面﹐也兼顾 个人与群体。对个人来说即是享受身心健康发展、人格完善的权利﹔对亚非拉美国家来说﹐则是独立自主﹐不受外力干涉﹐寻求合理、有效发展途径并建立一个新国 际经济秩序的权利。在这一新国际经济秩序的规范之下﹐富裕国家负有种种援助贫穷国家发展的义务。

环境权利即指每一个人享有一个足以维持尊严与幸福生活环境的权利。同时﹐国家负有透过国际合作满足这项诉求的责任。进一步来看﹐这项权利的享有必须兼顾后代子孙的福祉﹐不能有损他们生存的条件。

八十年代以后﹐发展权与环境权的互动关系﹐日趋明朗。经济发展与科技应用提高生活水平﹐但也带来许多严重问题﹐如人口激增﹐耕地减少﹐空气、河川 的污染﹐臭氧层的破坏等等﹐这一连串问题似乎只有透过国际合作﹐建立全球性的制度才能解决。因之﹐持续发展观念逐步取代传统经济发展的观念。简单来说 ﹐持续发展主张发展与环境保护相辅相成。发展策略的订定与执行既必须顾及国家内部贫富情况﹐有助于最贫穷阶层与弱势群体﹐也必须同时改善富裕国家与贫 穷国家悬殊的局势﹐给落后地域人民必要的援助。而追求发展既是为了当代人类的幸福﹐也要对后代子孙负责。

以上所提到的种种权利﹐称团结的权利或第三世代人权。有些学者且认为可以与法国大革命自由、平等、博爱口号中博爱一词相互参照。 这些年来国际社会立法也逐步涉及这类权利。美苏裁减核子武器条约与协定及联合国维护和平措施有助于世界和平﹐当是不争之论。一九八二年巴西举行的发展与环 境世界大会所通过的宣言也与人类生存幸福密切相关。


共识中的争论


当代国际社会对人权观念既有共识﹐也有争论﹐也可以说是共识中的争论。在这里我们只能略举一二﹐以为说明﹕

  • 公民、政治权利或经济、社会权利孰优的争论﹐历久不衰。欧美各国政府大多数强调公民、政治权利﹐对经济与社会权 利较不重视﹐或以为后者只算社会福利。他们的学者不少也持相同看法。如 Cranston 即认为亚非社会十分贫穷落后﹐要求这些政府保障种种经济、社会权利﹐必定负担不了﹐只能徒具虚名。早年共产集团政府、社会主义国家政府和受其影响的学者则 持相反意见﹐认为经济
    与社会权利应优先。他们说﹐如果生活条件都得不到保障﹐在饥寒交迫的情况下﹐言论、集会、结社诸自由又有什么意义﹖

    平心而论﹐以上这两个看法都失之偏激。从理论来说﹐若干权利难于归类。譬如﹐参加工会既是结社自由的具体表现﹐也是追求经济、社会权利不可或缺的 条件。再进一步来说﹐公民、政治权利和经济、社会权利之间的关系是相辅相成﹕缺了前者﹐后者成为政府或社会上强势群体的恩赐﹐难有保障﹔缺了后者﹐前者的 意义与作用几乎全失去。再从实证研究来看﹐两者关系也密切不可分割。譬如说中国政府严格控制新闻讯息﹐不许报章杂志讨论三峡工程的利弊﹐因此﹐对这一影响 数百万人民生计的巨大工程﹐人民也就无权批评和监督了。是此之故﹐笔者认为争论这两类权利孰优孰劣﹐没有多大的意思。

  • 近几年来﹐激进女权主义者对传统人权观念的基本假设与结构提出质疑。她们认为在男性主宰的社会﹐人权观念只能建立在男性立场﹐ 对女性权益少有保障。譬如说在许多社会里面﹐婚姻制度只为男性权益而设﹐教育制度也是如此。即使以美国的平等开放﹐立法保障的言论自由也沦为色情报刊的借 口﹐对女性构成伤害。

  • 群体权利也引起不少争论。一般说来﹐欧美政府及学者认为只有个人才是权利主体﹐不愿同意群体权利的观念。亚非国家与学者却正相 反﹐强调民族自决及经济发展的自主权利。双方僵持不下。客观而论﹐群体范围难以界定﹐如界定标准失之过宽﹐许多民族国家必受挑战﹐可能解体。前苏联与南斯 拉夫即是很好的例子。但是﹐如果无视民族自决的要求﹐无视于种族、宗教、语言等少数的主张﹐而强行中央集权﹐那么人权与自由则必然会受到侵犯。若干亚非国 家陷于一种矛盾﹕他们一方面主张民族自决﹐反抗殖民帝国主义﹐但另一方面对境内少数民族的种种诉求﹐却以高压手段来对付。群体权利之难于付之实行﹐可见一 斑。

  • 关于第三世代人权争论尤多。这类权利或从既有观念扩大而来﹐如和平权﹔或涉及新观念﹐理论上的探讨有待进一步深入。如果我 们以道德标准来看﹐这些都是人类追求的目标﹐无可厚非。证之现实﹐以亚非国家之落后﹐一个基于正义或公平原则的国际经济秩序﹐尤不可缺。但许多学者认为这 类诉求观念不甚明确﹐权利与义务界定含糊﹐似乎不能与法律权利相提并论。
再进一步来看﹐这类权利既是对传统观念与价值的挑战﹐也严重 影响既得利益﹐自难达成协议。这二十年来许多有关经济、金融、贸易和环境保护条约或协定的谈判﹐费时旷日﹐困难重重。一条约或协议的达成非常困难﹐先需要 主权国家内部不同的经济、社会力量取得协调﹐而后进一步取得国际合作与谅解﹐这样才能做到。譬如﹐一九八二年﹐美国里根政府受到大企业影响﹐不肯同意海洋 法中关于探测海底资源开发的规定﹐而拒绝签署草约﹐即为一例。又一九九二年﹐联合国发展与环境会议宣言所引起富裕国家与贫穷国家相互指控﹐则是另一例。

虽是如此﹐这二十年来国际社会对这类权利已逐步得到共识﹐在法规制度方面也渐具完备。今后再进一步发展下去﹐范围日益扩大﹐强制力量日渐加强当在意料之中。


中国政府的国情论??/b>


我们再从国际人权标准的角度来看中国政府的人权观与政策。

多年来﹐人权在中国是一个禁区﹐不许讨论﹐即使提到﹐如果不是把它视为资产阶级社会的产物不屑一顾﹐就是强调中国社会已进入社会主义阶段﹐中国人 民享有充份的人权与自由﹐且远较资本主义社会优越。只是到了八十年代以后这种情况才有所改变。中国政府既在联合国取得代表权﹐并逐步参与有关人权事务﹐自 不能不对人权提出一个较具系统的看法﹐也不能不对国际人权组织(尤其是非政府组织)的批评做出反应。大体上说来中国政府遵循马克思主义人权观﹐认为经济与 社会权利优于公民与政治权利﹐并强调群体权利﹐如和平权、生存权与发展权等。近几年来﹐中国官方更进一步突出国情论﹐主张由于各国历史、文化背景不同﹐社 会制度与经济发展阶段有异﹐对人权与自由的看法自不可能划一﹐因此一个国家(或政府)采取什么政策与措施来实现人权﹐是这个国家的内政﹐不允许国际社会来 干涉。一九八五年邓小平即说过这样的话﹕什么是人权﹖是多少人的人权﹖是少数人的人权﹐还是全国人民的人权﹖西方世界的所谓人权和我们讲的人权是两回 事﹐观念不同。

去年(一九九三年)六月维也纳世界人权大会﹐中国政府代表团对人权与基本自由的普遍性与不可分割性提出质疑﹐引起与美国政府代表的争端﹐也受到华 人人权组织的批评。但中国政府这一立场却得到不少亚洲国家的支持。最后会议宣言仍维持草案原议﹐重申人权与基本自由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原则。

从以上简单叙述来看﹐中国政府的人权观与国际人权标准是怎样的关系﹖中国政府的质疑是否言之成理﹖我们试从三方面来说明。

  • 从形式的层面﹐亦即从战后五十年国际人权标准形成的过程来看﹐中国政府参与不少﹐国民党掌权时期 ﹐中国政府即参与联合国宪章的起草工作﹐对人权宣言修订贡献尤多。根据当年联合国秘书处人权部门﹐也是宣言起草人 John P.Humphrey 教授的回忆﹐中国政府代表张彭寿在人权委员会中表现卓越﹐对讨论进程起了很大作用。再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取得席次之后﹐对人权事务的关注也日渐增 多。一九七零年初﹐中国政府对亚非拉美地区反殖民主义、反种族歧视的抗争﹐都十分支持﹐对建立一个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努力也非常同情。八零年代以后﹐中国 政府连续签署﹐加入几个国际人权条约﹐如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公约、关于难民地位公约、禁止并惩罚种族隔离罪 行国际公约、防止及惩治种族灭绝罪公约以及禁止酷刑与其它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待遇与处罚公约等。简言之﹐中国政府已逐步认同国际人权标准﹐ 不再置身于国际社会之外。国际人权标准也不只是欧美社会产物﹐而已成为人类的共同财富。

  • 再从实质层面来看﹐亦即从权利内涵来看。中国政府强调中国的历史、文化背景与欧美社会不同﹐经济发展阶段有异。 问题在于我们从事实推论出怎样的立场呢﹖我们能不能说因为国情不同﹐中国就能否定人权的普遍性与不可分割性﹐自作主张呢﹖我想这样的论证是错误的。因为国 际人权标准的保障与实现﹐基本上有赖于各国政府的立法和措施。因此﹐我们只能说基于中国国情﹐人权的保障与实现是一项十分艰巨的工作﹐不能一蹴而就。即使 这么说﹐如果我们略为留意﹐我们当会发现国家人权法并非无视各国历史、文化背景之不同与经济发展阶段之差异。

    我在这里只举两个例子。经济与社会权利之保障与实现﹐当以逐步完善原则为准绳﹐也就是说各国国家应该善用自己的资源﹐量力而为﹐这已经是国际 社会的共识了。又公民与政治权利公约明文规定﹐在一个立约国家面临紧急情况时﹐政府可以宣布豁免﹐亦即暂时停止某项权利的享有。当然﹐这项豁免权 并非无条件的权利﹐政府使用时必须有适当的措施﹐?且应该是为了应付紧急情况等等。同
    时﹐若干基本权利﹐如生命权、免于刑求的自由等﹐在任何情况之下都必须实现﹐不得豁免。
从以上所说﹐即 使中国政府认同国际人权标准﹐也无损主权独立。如果中国政府在人权立法与政策上确能另外打开一条途径﹐找出一条新路子﹐进而修订或扩大当代国际人权标准﹐ 这当是中国政府的一个贡献。当今政府领导阶层不做如此打算﹐反而轻言推翻人权的普遍性与不可分割性﹐落得与亚洲及中东若干人权纪录最窳拥恼��?◆椋?饺 还铝?诠?噬缁嶂?狻?

假设我们同意中国政府对人权普遍性与不可分割性的质疑﹐又假设我们也又同意中国政府对美国政府干涉内政的谴责﹐我们仍然不能不面对一个事实﹐这就是在共产党统治之下﹐人权情况亟待改进﹐某些领蚋��鞘?侄窳印N颐侵痪倨渲凶钍苴覆〉募赶睿?

  • 司法体系的不公平﹐不合理﹔
  • 劳改营制度﹔
  • 对人权、民主运动分子及政治上持异议者的迫害﹔
  • 在西藏采取高压统治手段。
以上几项事实﹐似乎不是国情论所能辩解的。不问中国政府怎样界定人权﹐也不问中国文化、历史如何特殊﹐经济如 何落后﹐劳改营是不能允许的﹐对民运分子的无情镇压是不能允许的﹐西藏的情况也是不能允许的。中国政府文过饰非﹐提出一些似是而非的说法﹐实在是于事无补 ﹐只能招致一步一步丧失政权的合法性﹐引起社会、政治上的不安定与动乱。

【本文是作者在1994年5月28日由二十一世纪中国基金会在 Berkeley 大学主办的中国人权研讨会上的发言。】
                         
一九九四年秋季

2001-12-09



战后五十年﹐人权观念大放异彩。联合国宪章把对人权的尊重与保障列为组织宗旨之一﹐一九四八年世界人权宣言进一步明确列举各项权利与基本自由。 其后几十个国际人权公约、条约、协定﹐包括公民与政治权利公约及经济、社会权利公约﹐以及若干联合国机构(如大会与安全理事会)的决议案﹐又把人权观念推 进一步。地域性组织﹐如欧洲共同体﹐也都通过人权法案。若干新独立国家则在宪法中涉有权利与自由专章。共产国家也不例外。近几年来前苏联及东欧共产政权的 解体﹐或多或少受到人权运动的冲击。中国政府在八九民运后﹐也因它的人权政策﹐在国际上受到各方的压力。我们可以说当代国际社会在人权观念上已取得共识﹐ 一个政府的人权纪录也已构成国际关系的一个课题。

当然﹐以上这一说法决不表示人权观念已无争议或人权状况已臻理想。五十年来﹐有关人权的争论不曾停过﹐人权状况还有不少亟待改进之处。



三位学者的看法


我们先就人权下一个定义﹐虽然﹐这几十年来人权的讨论很多﹐但专家、学者看法的偏重仍有所不同。我只举三位学者来说明﹕

  • 英国政治哲学家克里斯顿(Maurice Cranston)把人权看作道德的权利﹐道德的诉求﹐有别于法律的权利﹐也有别于法律的主张。用浅近的话来说﹐也就是人权是我们应该享有但却不尽然享有 的权利与自由。反之﹐法律的权利即是我们应该享有﹐而也受法律保障的。再进一步﹐Cranston 又给人权规范出三个标准﹐以示人权与其它道德权利和诉求的区别。这三个标准是普遍性、重要性和可行性。Cranston 认为人权的范畴过份扩大的话﹐反而使人权观念混淆﹐有损权利与自由的保障。基于此立场﹐他不同意把若干经济与社会权利﹐如工作权﹐社会福利措施视为人权。 他认为在许多亚非国家﹐政府财政困难﹐决不可能满足这些诉求。

    Cranston 这个看法﹐源于十七、十八世纪欧西个人主义政治哲学。以战后这几十年来人权观念的扩大与发展来看﹐稍嫌保守。但若干欧美学者对此观念﹐似仍不愿轻言放弃。

  • 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教授 Louis Henkin 的看法较为中肯。他认为人权是一个人对社会与政府的主张与诉求﹐且应被视为权利﹐有别于基于恩赐或友爱的诉求。在他看来﹐当代国际社会对人权的共识已逐步 形成。如果一个政府签署、批准了一个国际人权条约或协定﹐这个政府就有遵守、履行的义务﹐不得任意以文化、历史背景为借口﹐提出不同的立场。

  • 早在一九二零年末期﹐中国学者罗隆基就给人权下了一个较广泛的定。当时国民党政府正在巩固政权﹐开始对言论、结社、集会各项权 利加以限制﹐实行一党专政。胡适、罗隆基、梁实秋等知识分子起而抗争﹐大力提倡立宪及保障人权。在论人权一文中﹐罗隆基主张人权即是﹕做人的必要条件 ﹐包括衣、食、住、行以及追求幸福生活的权利﹔而且﹐人权不仅限于个人﹐更应推广到群体。在二十年代﹐这是相当进步的看法。半个世纪以后﹐魏京生在论第 五个现代化一文中对人权的界定﹐可说与罗隆基的观点吻合。

国际社会


我在这里就国际社会这一名词做一简单说明。自从主流国家(即领土国家)形成以后﹐这一新的政治组织即成为国际社会的成员﹐主导国际政治。这些成员国家之间的关系或和平或战争﹐界限分明﹐外交谈判多出自双边方式﹐而战争却是主权国家不可剥夺的权利。

到了十九世纪以后情势开始有变。二次大战后﹐国际组织、跨国公司、银行、基金会、人权组织及环保运动等都在世界政局中扮演一个角色﹐对主权国家的 地位构成挑战。同时﹐国际贸易、金融、投资数量大增﹐科技、信息交流频繁﹐军事力量已非主权国家外交政策最有效的工具。诸多问题﹐如发展与环境保护﹐关系 整个人类生存﹐更有待于国际社会每一个成员的合作与努力。也正因此﹐国际社会的结构与典章制度十分错综复杂﹐相互运作﹐相互制衡。虽然﹐在许多情况下(如 前南斯拉夫波斯尼亚境内族群清洗罪行)国际社会仍然缺少强制力量﹐但也决非传统观念中的无政府状态可比。我们不敢预言大同世界即将来临﹐但大 势所趋﹐一个地球村的来临﹐已不可逆转。


人权世代的划分


我们可把对人权和自由形成的观念划分为几个大类或几个世代﹕

  • 十八世纪强调诸如宗教自由、言论、集会、结社自由和参与政治的权利等﹐大多为针对政府的专制控制而言。也就是当 代所说的公民与政治权利﹐又称消极权利或第一世代人权﹐是建基于个人主义的政治哲学﹐亦即以个人为权利主体进而保障个人权利﹐设立政治组织。 当时思想家辈出﹐美国与法国大革命可说是为争取公民与政治权利的圣战。

  • 虽然法国一七九一年宪章对工作权与受教育权利有所保障﹐这一类权利在十九世纪工业革命以后才真正得到重视﹐于是在资本主义社会 初期对劳工阶级的剥削引起抗争。这个时候社会主义思潮兴起﹐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提出了新的人权观﹕工作权当是劳工大众必争的权利。没有工作就维持不了生 活﹐同时﹐组织工会﹐医疗保障﹐失业救济等等也逐步成为不可或缺的权利。二十世纪以后更扩大一步﹐把享有文化、科技成果也包括在内。这种权利被称为经济社 会权利﹐亦称积极的权利﹐需要政府拨出经费﹐采取措施才能享有。亦即第二世代人权。

  • 第一次大战后﹐美国威尔逊总统提倡民族自决权及对少数民族的保护。二次大战后殖民统治逐步解体﹐在亚非新独立国家推动之下﹐民 族自决和对自然资源及经济发展的自主权都成为当代人权的一部份。对种族、语言、宗教和少数的保障也进一步予以肯定。个人所以享有这类权利只是因为他们是某 一特定团体的成员﹐因之?A这类权利也称为群体权利。

  • 七十年代以后﹐人权观念又再扩大﹐如和平权、发展权、环境权与信息权等。这一类权利既涉及个人﹐也赋予群体种种权利与义务﹐且 与人类生存与福祉密切相关。试以和平权为例﹕和平权即是个人与国家享有和平的权利。为了维护和平每个人都需要做出种种努力﹐国家尤需遵守不使用武力﹐以和 平手段解决国际争端﹐并裁减军备等义务。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和平乃是人类追求的理想﹐也是国联与联合国的宗旨。但把享有和平视为一项权利却是近二十年来的事。

再以发展权与环境权为例﹐在五十年代发展权只是指亚非拉美落后国家的经济发展﹐但到了七十年代﹐这项权利内容有了改变﹐不仅限于经济层面﹐也兼顾 个人与群体。对个人来说即是享受身心健康发展、人格完善的权利﹔对亚非拉美国家来说﹐则是独立自主﹐不受外力干涉﹐寻求合理、有效发展途径并建立一个新国 际经济秩序的权利。在这一新国际经济秩序的规范之下﹐富裕国家负有种种援助贫穷国家发展的义务。

环境权利即指每一个人享有一个足以维持尊严与幸福生活环境的权利。同时﹐国家负有透过国际合作满足这项诉求的责任。进一步来看﹐这项权利的享有必须兼顾后代子孙的福祉﹐不能有损他们生存的条件。

八十年代以后﹐发展权与环境权的互动关系﹐日趋明朗。经济发展与科技应用提高生活水平﹐但也带来许多严重问题﹐如人口激增﹐耕地减少﹐空气、河川 的污染﹐臭氧层的破坏等等﹐这一连串问题似乎只有透过国际合作﹐建立全球性的制度才能解决。因之﹐持续发展观念逐步取代传统经济发展的观念。简单来说 ﹐持续发展主张发展与环境保护相辅相成。发展策略的订定与执行既必须顾及国家内部贫富情况﹐有助于最贫穷阶层与弱势群体﹐也必须同时改善富裕国家与贫 穷国家悬殊的局势﹐给落后地域人民必要的援助。而追求发展既是为了当代人类的幸福﹐也要对后代子孙负责。

以上所提到的种种权利﹐称团结的权利或第三世代人权。有些学者且认为可以与法国大革命自由、平等、博爱口号中博爱一词相互参照。 这些年来国际社会立法也逐步涉及这类权利。美苏裁减核子武器条约与协定及联合国维护和平措施有助于世界和平﹐当是不争之论。一九八二年巴西举行的发展与环 境世界大会所通过的宣言也与人类生存幸福密切相关。


共识中的争论


当代国际社会对人权观念既有共识﹐也有争论﹐也可以说是共识中的争论。在这里我们只能略举一二﹐以为说明﹕

  • 公民、政治权利或经济、社会权利孰优的争论﹐历久不衰。欧美各国政府大多数强调公民、政治权利﹐对经济与社会权 利较不重视﹐或以为后者只算社会福利。他们的学者不少也持相同看法。如 Cranston 即认为亚非社会十分贫穷落后﹐要求这些政府保障种种经济、社会权利﹐必定负担不了﹐只能徒具虚名。早年共产集团政府、社会主义国家政府和受其影响的学者则 持相反意见﹐认为经济
    与社会权利应优先。他们说﹐如果生活条件都得不到保障﹐在饥寒交迫的情况下﹐言论、集会、结社诸自由又有什么意义﹖

    平心而论﹐以上这两个看法都失之偏激。从理论来说﹐若干权利难于归类。譬如﹐参加工会既是结社自由的具体表现﹐也是追求经济、社会权利不可或缺的 条件。再进一步来说﹐公民、政治权利和经济、社会权利之间的关系是相辅相成﹕缺了前者﹐后者成为政府或社会上强势群体的恩赐﹐难有保障﹔缺了后者﹐前者的 意义与作用几乎全失去。再从实证研究来看﹐两者关系也密切不可分割。譬如说中国政府严格控制新闻讯息﹐不许报章杂志讨论三峡工程的利弊﹐因此﹐对这一影响 数百万人民生计的巨大工程﹐人民也就无权批评和监督了。是此之故﹐笔者认为争论这两类权利孰优孰劣﹐没有多大的意思。

  • 近几年来﹐激进女权主义者对传统人权观念的基本假设与结构提出质疑。她们认为在男性主宰的社会﹐人权观念只能建立在男性立场﹐ 对女性权益少有保障。譬如说在许多社会里面﹐婚姻制度只为男性权益而设﹐教育制度也是如此。即使以美国的平等开放﹐立法保障的言论自由也沦为色情报刊的借 口﹐对女性构成伤害。

  • 群体权利也引起不少争论。一般说来﹐欧美政府及学者认为只有个人才是权利主体﹐不愿同意群体权利的观念。亚非国家与学者却正相 反﹐强调民族自决及经济发展的自主权利。双方僵持不下。客观而论﹐群体范围难以界定﹐如界定标准失之过宽﹐许多民族国家必受挑战﹐可能解体。前苏联与南斯 拉夫即是很好的例子。但是﹐如果无视民族自决的要求﹐无视于种族、宗教、语言等少数的主张﹐而强行中央集权﹐那么人权与自由则必然会受到侵犯。若干亚非国 家陷于一种矛盾﹕他们一方面主张民族自决﹐反抗殖民帝国主义﹐但另一方面对境内少数民族的种种诉求﹐却以高压手段来对付。群体权利之难于付之实行﹐可见一 斑。

  • 关于第三世代人权争论尤多。这类权利或从既有观念扩大而来﹐如和平权﹔或涉及新观念﹐理论上的探讨有待进一步深入。如果我 们以道德标准来看﹐这些都是人类追求的目标﹐无可厚非。证之现实﹐以亚非国家之落后﹐一个基于正义或公平原则的国际经济秩序﹐尤不可缺。但许多学者认为这 类诉求观念不甚明确﹐权利与义务界定含糊﹐似乎不能与法律权利相提并论。
再进一步来看﹐这类权利既是对传统观念与价值的挑战﹐也严重 影响既得利益﹐自难达成协议。这二十年来许多有关经济、金融、贸易和环境保护条约或协定的谈判﹐费时旷日﹐困难重重。一条约或协议的达成非常困难﹐先需要 主权国家内部不同的经济、社会力量取得协调﹐而后进一步取得国际合作与谅解﹐这样才能做到。譬如﹐一九八二年﹐美国里根政府受到大企业影响﹐不肯同意海洋 法中关于探测海底资源开发的规定﹐而拒绝签署草约﹐即为一例。又一九九二年﹐联合国发展与环境会议宣言所引起富裕国家与贫穷国家相互指控﹐则是另一例。

虽是如此﹐这二十年来国际社会对这类权利已逐步得到共识﹐在法规制度方面也渐具完备。今后再进一步发展下去﹐范围日益扩大﹐强制力量日渐加强当在意料之中。


中国政府的国情论??/b>


我们再从国际人权标准的角度来看中国政府的人权观与政策。

多年来﹐人权在中国是一个禁区﹐不许讨论﹐即使提到﹐如果不是把它视为资产阶级社会的产物不屑一顾﹐就是强调中国社会已进入社会主义阶段﹐中国人 民享有充份的人权与自由﹐且远较资本主义社会优越。只是到了八十年代以后这种情况才有所改变。中国政府既在联合国取得代表权﹐并逐步参与有关人权事务﹐自 不能不对人权提出一个较具系统的看法﹐也不能不对国际人权组织(尤其是非政府组织)的批评做出反应。大体上说来中国政府遵循马克思主义人权观﹐认为经济与 社会权利优于公民与政治权利﹐并强调群体权利﹐如和平权、生存权与发展权等。近几年来﹐中国官方更进一步突出国情论﹐主张由于各国历史、文化背景不同﹐社 会制度与经济发展阶段有异﹐对人权与自由的看法自不可能划一﹐因此一个国家(或政府)采取什么政策与措施来实现人权﹐是这个国家的内政﹐不允许国际社会来 干涉。一九八五年邓小平即说过这样的话﹕什么是人权﹖是多少人的人权﹖是少数人的人权﹐还是全国人民的人权﹖西方世界的所谓人权和我们讲的人权是两回 事﹐观念不同。

去年(一九九三年)六月维也纳世界人权大会﹐中国政府代表团对人权与基本自由的普遍性与不可分割性提出质疑﹐引起与美国政府代表的争端﹐也受到华 人人权组织的批评。但中国政府这一立场却得到不少亚洲国家的支持。最后会议宣言仍维持草案原议﹐重申人权与基本自由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原则。

从以上简单叙述来看﹐中国政府的人权观与国际人权标准是怎样的关系﹖中国政府的质疑是否言之成理﹖我们试从三方面来说明。

  • 从形式的层面﹐亦即从战后五十年国际人权标准形成的过程来看﹐中国政府参与不少﹐国民党掌权时期 ﹐中国政府即参与联合国宪章的起草工作﹐对人权宣言修订贡献尤多。根据当年联合国秘书处人权部门﹐也是宣言起草人 John P.Humphrey 教授的回忆﹐中国政府代表张彭寿在人权委员会中表现卓越﹐对讨论进程起了很大作用。再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取得席次之后﹐对人权事务的关注也日渐增 多。一九七零年初﹐中国政府对亚非拉美地区反殖民主义、反种族歧视的抗争﹐都十分支持﹐对建立一个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努力也非常同情。八零年代以后﹐中国 政府连续签署﹐加入几个国际人权条约﹐如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公约、关于难民地位公约、禁止并惩罚种族隔离罪 行国际公约、防止及惩治种族灭绝罪公约以及禁止酷刑与其它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待遇与处罚公约等。简言之﹐中国政府已逐步认同国际人权标准﹐ 不再置身于国际社会之外。国际人权标准也不只是欧美社会产物﹐而已成为人类的共同财富。

  • 再从实质层面来看﹐亦即从权利内涵来看。中国政府强调中国的历史、文化背景与欧美社会不同﹐经济发展阶段有异。 问题在于我们从事实推论出怎样的立场呢﹖我们能不能说因为国情不同﹐中国就能否定人权的普遍性与不可分割性﹐自作主张呢﹖我想这样的论证是错误的。因为国 际人权标准的保障与实现﹐基本上有赖于各国政府的立法和措施。因此﹐我们只能说基于中国国情﹐人权的保障与实现是一项十分艰巨的工作﹐不能一蹴而就。即使 这么说﹐如果我们略为留意﹐我们当会发现国家人权法并非无视各国历史、文化背景之不同与经济发展阶段之差异。

    我在这里只举两个例子。经济与社会权利之保障与实现﹐当以逐步完善原则为准绳﹐也就是说各国国家应该善用自己的资源﹐量力而为﹐这已经是国际 社会的共识了。又公民与政治权利公约明文规定﹐在一个立约国家面临紧急情况时﹐政府可以宣布豁免﹐亦即暂时停止某项权利的享有。当然﹐这项豁免权 并非无条件的权利﹐政府使用时必须有适当的措施﹐?且应该是为了应付紧急情况等等。同
    时﹐若干基本权利﹐如生命权、免于刑求的自由等﹐在任何情况之下都必须实现﹐不得豁免。
从以上所说﹐即 使中国政府认同国际人权标准﹐也无损主权独立。如果中国政府在人权立法与政策上确能另外打开一条途径﹐找出一条新路子﹐进而修订或扩大当代国际人权标准﹐ 这当是中国政府的一个贡献。当今政府领导阶层不做如此打算﹐反而轻言推翻人权的普遍性与不可分割性﹐落得与亚洲及中东若干人权纪录最窳拥恼��?◆椋?饺 还铝?诠?噬缁嶂?狻?

假设我们同意中国政府对人权普遍性与不可分割性的质疑﹐又假设我们也又同意中国政府对美国政府干涉内政的谴责﹐我们仍然不能不面对一个事实﹐这就是在共产党统治之下﹐人权情况亟待改进﹐某些领蚋��鞘?侄窳印N颐侵痪倨渲凶钍苴覆〉募赶睿?

  • 司法体系的不公平﹐不合理﹔
  • 劳改营制度﹔
  • 对人权、民主运动分子及政治上持异议者的迫害﹔
  • 在西藏采取高压统治手段。
以上几项事实﹐似乎不是国情论所能辩解的。不问中国政府怎样界定人权﹐也不问中国文化、历史如何特殊﹐经济如 何落后﹐劳改营是不能允许的﹐对民运分子的无情镇压是不能允许的﹐西藏的情况也是不能允许的。中国政府文过饰非﹐提出一些似是而非的说法﹐实在是于事无补 ﹐只能招致一步一步丧失政权的合法性﹐引起社会、政治上的不安定与动乱。

【本文是作者在1994年5月28日由二十一世纪中国基金会在 Berkeley 大学主办的中国人权研讨会上的发言。】
                         
一九九四年秋季

2001-12-09



战后五十年﹐人权观念大放异彩。联合国宪章把对人权的尊重与保障列为组织宗旨之一﹐一九四八年世界人权宣言进一步明确列举各项权利与基本自由。 其后几十个国际人权公约、条约、协定﹐包括公民与政治权利公约及经济、社会权利公约﹐以及若干联合国机构(如大会与安全理事会)的决议案﹐又把人权观念推 进一步。地域性组织﹐如欧洲共同体﹐也都通过人权法案。若干新独立国家则在宪法中涉有权利与自由专章。共产国家也不例外。近几年来前苏联及东欧共产政权的 解体﹐或多或少受到人权运动的冲击。中国政府在八九民运后﹐也因它的人权政策﹐在国际上受到各方的压力。我们可以说当代国际社会在人权观念上已取得共识﹐ 一个政府的人权纪录也已构成国际关系的一个课题。

当然﹐以上这一说法决不表示人权观念已无争议或人权状况已臻理想。五十年来﹐有关人权的争论不曾停过﹐人权状况还有不少亟待改进之处。



三位学者的看法


我们先就人权下一个定义﹐虽然﹐这几十年来人权的讨论很多﹐但专家、学者看法的偏重仍有所不同。我只举三位学者来说明﹕

  • 英国政治哲学家克里斯顿(Maurice Cranston)把人权看作道德的权利﹐道德的诉求﹐有别于法律的权利﹐也有别于法律的主张。用浅近的话来说﹐也就是人权是我们应该享有但却不尽然享有 的权利与自由。反之﹐法律的权利即是我们应该享有﹐而也受法律保障的。再进一步﹐Cranston 又给人权规范出三个标准﹐以示人权与其它道德权利和诉求的区别。这三个标准是普遍性、重要性和可行性。Cranston 认为人权的范畴过份扩大的话﹐反而使人权观念混淆﹐有损权利与自由的保障。基于此立场﹐他不同意把若干经济与社会权利﹐如工作权﹐社会福利措施视为人权。 他认为在许多亚非国家﹐政府财政困难﹐决不可能满足这些诉求。

    Cranston 这个看法﹐源于十七、十八世纪欧西个人主义政治哲学。以战后这几十年来人权观念的扩大与发展来看﹐稍嫌保守。但若干欧美学者对此观念﹐似仍不愿轻言放弃。

  • 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教授 Louis Henkin 的看法较为中肯。他认为人权是一个人对社会与政府的主张与诉求﹐且应被视为权利﹐有别于基于恩赐或友爱的诉求。在他看来﹐当代国际社会对人权的共识已逐步 形成。如果一个政府签署、批准了一个国际人权条约或协定﹐这个政府就有遵守、履行的义务﹐不得任意以文化、历史背景为借口﹐提出不同的立场。

  • 早在一九二零年末期﹐中国学者罗隆基就给人权下了一个较广泛的定。当时国民党政府正在巩固政权﹐开始对言论、结社、集会各项权 利加以限制﹐实行一党专政。胡适、罗隆基、梁实秋等知识分子起而抗争﹐大力提倡立宪及保障人权。在论人权一文中﹐罗隆基主张人权即是﹕做人的必要条件 ﹐包括衣、食、住、行以及追求幸福生活的权利﹔而且﹐人权不仅限于个人﹐更应推广到群体。在二十年代﹐这是相当进步的看法。半个世纪以后﹐魏京生在论第 五个现代化一文中对人权的界定﹐可说与罗隆基的观点吻合。

国际社会


我在这里就国际社会这一名词做一简单说明。自从主流国家(即领土国家)形成以后﹐这一新的政治组织即成为国际社会的成员﹐主导国际政治。这些成员国家之间的关系或和平或战争﹐界限分明﹐外交谈判多出自双边方式﹐而战争却是主权国家不可剥夺的权利。

到了十九世纪以后情势开始有变。二次大战后﹐国际组织、跨国公司、银行、基金会、人权组织及环保运动等都在世界政局中扮演一个角色﹐对主权国家的 地位构成挑战。同时﹐国际贸易、金融、投资数量大增﹐科技、信息交流频繁﹐军事力量已非主权国家外交政策最有效的工具。诸多问题﹐如发展与环境保护﹐关系 整个人类生存﹐更有待于国际社会每一个成员的合作与努力。也正因此﹐国际社会的结构与典章制度十分错综复杂﹐相互运作﹐相互制衡。虽然﹐在许多情况下(如 前南斯拉夫波斯尼亚境内族群清洗罪行)国际社会仍然缺少强制力量﹐但也决非传统观念中的无政府状态可比。我们不敢预言大同世界即将来临﹐但大 势所趋﹐一个地球村的来临﹐已不可逆转。


人权世代的划分


我们可把对人权和自由形成的观念划分为几个大类或几个世代﹕

  • 十八世纪强调诸如宗教自由、言论、集会、结社自由和参与政治的权利等﹐大多为针对政府的专制控制而言。也就是当 代所说的公民与政治权利﹐又称消极权利或第一世代人权﹐是建基于个人主义的政治哲学﹐亦即以个人为权利主体进而保障个人权利﹐设立政治组织。 当时思想家辈出﹐美国与法国大革命可说是为争取公民与政治权利的圣战。

  • 虽然法国一七九一年宪章对工作权与受教育权利有所保障﹐这一类权利在十九世纪工业革命以后才真正得到重视﹐于是在资本主义社会 初期对劳工阶级的剥削引起抗争。这个时候社会主义思潮兴起﹐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提出了新的人权观﹕工作权当是劳工大众必争的权利。没有工作就维持不了生 活﹐同时﹐组织工会﹐医疗保障﹐失业救济等等也逐步成为不可或缺的权利。二十世纪以后更扩大一步﹐把享有文化、科技成果也包括在内。这种权利被称为经济社 会权利﹐亦称积极的权利﹐需要政府拨出经费﹐采取措施才能享有。亦即第二世代人权。

  • 第一次大战后﹐美国威尔逊总统提倡民族自决权及对少数民族的保护。二次大战后殖民统治逐步解体﹐在亚非新独立国家推动之下﹐民 族自决和对自然资源及经济发展的自主权都成为当代人权的一部份。对种族、语言、宗教和少数的保障也进一步予以肯定。个人所以享有这类权利只是因为他们是某 一特定团体的成员﹐因之?A这类权利也称为群体权利。

  • 七十年代以后﹐人权观念又再扩大﹐如和平权、发展权、环境权与信息权等。这一类权利既涉及个人﹐也赋予群体种种权利与义务﹐且 与人类生存与福祉密切相关。试以和平权为例﹕和平权即是个人与国家享有和平的权利。为了维护和平每个人都需要做出种种努力﹐国家尤需遵守不使用武力﹐以和 平手段解决国际争端﹐并裁减军备等义务。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和平乃是人类追求的理想﹐也是国联与联合国的宗旨。但把享有和平视为一项权利却是近二十年来的事。

再以发展权与环境权为例﹐在五十年代发展权只是指亚非拉美落后国家的经济发展﹐但到了七十年代﹐这项权利内容有了改变﹐不仅限于经济层面﹐也兼顾 个人与群体。对个人来说即是享受身心健康发展、人格完善的权利﹔对亚非拉美国家来说﹐则是独立自主﹐不受外力干涉﹐寻求合理、有效发展途径并建立一个新国 际经济秩序的权利。在这一新国际经济秩序的规范之下﹐富裕国家负有种种援助贫穷国家发展的义务。

环境权利即指每一个人享有一个足以维持尊严与幸福生活环境的权利。同时﹐国家负有透过国际合作满足这项诉求的责任。进一步来看﹐这项权利的享有必须兼顾后代子孙的福祉﹐不能有损他们生存的条件。

八十年代以后﹐发展权与环境权的互动关系﹐日趋明朗。经济发展与科技应用提高生活水平﹐但也带来许多严重问题﹐如人口激增﹐耕地减少﹐空气、河川 的污染﹐臭氧层的破坏等等﹐这一连串问题似乎只有透过国际合作﹐建立全球性的制度才能解决。因之﹐持续发展观念逐步取代传统经济发展的观念。简单来说 ﹐持续发展主张发展与环境保护相辅相成。发展策略的订定与执行既必须顾及国家内部贫富情况﹐有助于最贫穷阶层与弱势群体﹐也必须同时改善富裕国家与贫 穷国家悬殊的局势﹐给落后地域人民必要的援助。而追求发展既是为了当代人类的幸福﹐也要对后代子孙负责。

以上所提到的种种权利﹐称团结的权利或第三世代人权。有些学者且认为可以与法国大革命自由、平等、博爱口号中博爱一词相互参照。 这些年来国际社会立法也逐步涉及这类权利。美苏裁减核子武器条约与协定及联合国维护和平措施有助于世界和平﹐当是不争之论。一九八二年巴西举行的发展与环 境世界大会所通过的宣言也与人类生存幸福密切相关。


共识中的争论


当代国际社会对人权观念既有共识﹐也有争论﹐也可以说是共识中的争论。在这里我们只能略举一二﹐以为说明﹕

  • 公民、政治权利或经济、社会权利孰优的争论﹐历久不衰。欧美各国政府大多数强调公民、政治权利﹐对经济与社会权 利较不重视﹐或以为后者只算社会福利。他们的学者不少也持相同看法。如 Cranston 即认为亚非社会十分贫穷落后﹐要求这些政府保障种种经济、社会权利﹐必定负担不了﹐只能徒具虚名。早年共产集团政府、社会主义国家政府和受其影响的学者则 持相反意见﹐认为经济
    与社会权利应优先。他们说﹐如果生活条件都得不到保障﹐在饥寒交迫的情况下﹐言论、集会、结社诸自由又有什么意义﹖

    平心而论﹐以上这两个看法都失之偏激。从理论来说﹐若干权利难于归类。譬如﹐参加工会既是结社自由的具体表现﹐也是追求经济、社会权利不可或缺的 条件。再进一步来说﹐公民、政治权利和经济、社会权利之间的关系是相辅相成﹕缺了前者﹐后者成为政府或社会上强势群体的恩赐﹐难有保障﹔缺了后者﹐前者的 意义与作用几乎全失去。再从实证研究来看﹐两者关系也密切不可分割。譬如说中国政府严格控制新闻讯息﹐不许报章杂志讨论三峡工程的利弊﹐因此﹐对这一影响 数百万人民生计的巨大工程﹐人民也就无权批评和监督了。是此之故﹐笔者认为争论这两类权利孰优孰劣﹐没有多大的意思。

  • 近几年来﹐激进女权主义者对传统人权观念的基本假设与结构提出质疑。她们认为在男性主宰的社会﹐人权观念只能建立在男性立场﹐ 对女性权益少有保障。譬如说在许多社会里面﹐婚姻制度只为男性权益而设﹐教育制度也是如此。即使以美国的平等开放﹐立法保障的言论自由也沦为色情报刊的借 口﹐对女性构成伤害。

  • 群体权利也引起不少争论。一般说来﹐欧美政府及学者认为只有个人才是权利主体﹐不愿同意群体权利的观念。亚非国家与学者却正相 反﹐强调民族自决及经济发展的自主权利。双方僵持不下。客观而论﹐群体范围难以界定﹐如界定标准失之过宽﹐许多民族国家必受挑战﹐可能解体。前苏联与南斯 拉夫即是很好的例子。但是﹐如果无视民族自决的要求﹐无视于种族、宗教、语言等少数的主张﹐而强行中央集权﹐那么人权与自由则必然会受到侵犯。若干亚非国 家陷于一种矛盾﹕他们一方面主张民族自决﹐反抗殖民帝国主义﹐但另一方面对境内少数民族的种种诉求﹐却以高压手段来对付。群体权利之难于付之实行﹐可见一 斑。

  • 关于第三世代人权争论尤多。这类权利或从既有观念扩大而来﹐如和平权﹔或涉及新观念﹐理论上的探讨有待进一步深入。如果我 们以道德标准来看﹐这些都是人类追求的目标﹐无可厚非。证之现实﹐以亚非国家之落后﹐一个基于正义或公平原则的国际经济秩序﹐尤不可缺。但许多学者认为这 类诉求观念不甚明确﹐权利与义务界定含糊﹐似乎不能与法律权利相提并论。
再进一步来看﹐这类权利既是对传统观念与价值的挑战﹐也严重 影响既得利益﹐自难达成协议。这二十年来许多有关经济、金融、贸易和环境保护条约或协定的谈判﹐费时旷日﹐困难重重。一条约或协议的达成非常困难﹐先需要 主权国家内部不同的经济、社会力量取得协调﹐而后进一步取得国际合作与谅解﹐这样才能做到。譬如﹐一九八二年﹐美国里根政府受到大企业影响﹐不肯同意海洋 法中关于探测海底资源开发的规定﹐而拒绝签署草约﹐即为一例。又一九九二年﹐联合国发展与环境会议宣言所引起富裕国家与贫穷国家相互指控﹐则是另一例。

虽是如此﹐这二十年来国际社会对这类权利已逐步得到共识﹐在法规制度方面也渐具完备。今后再进一步发展下去﹐范围日益扩大﹐强制力量日渐加强当在意料之中。


中国政府的国情论??/b>


我们再从国际人权标准的角度来看中国政府的人权观与政策。

多年来﹐人权在中国是一个禁区﹐不许讨论﹐即使提到﹐如果不是把它视为资产阶级社会的产物不屑一顾﹐就是强调中国社会已进入社会主义阶段﹐中国人 民享有充份的人权与自由﹐且远较资本主义社会优越。只是到了八十年代以后这种情况才有所改变。中国政府既在联合国取得代表权﹐并逐步参与有关人权事务﹐自 不能不对人权提出一个较具系统的看法﹐也不能不对国际人权组织(尤其是非政府组织)的批评做出反应。大体上说来中国政府遵循马克思主义人权观﹐认为经济与 社会权利优于公民与政治权利﹐并强调群体权利﹐如和平权、生存权与发展权等。近几年来﹐中国官方更进一步突出国情论﹐主张由于各国历史、文化背景不同﹐社 会制度与经济发展阶段有异﹐对人权与自由的看法自不可能划一﹐因此一个国家(或政府)采取什么政策与措施来实现人权﹐是这个国家的内政﹐不允许国际社会来 干涉。一九八五年邓小平即说过这样的话﹕什么是人权﹖是多少人的人权﹖是少数人的人权﹐还是全国人民的人权﹖西方世界的所谓人权和我们讲的人权是两回 事﹐观念不同。

去年(一九九三年)六月维也纳世界人权大会﹐中国政府代表团对人权与基本自由的普遍性与不可分割性提出质疑﹐引起与美国政府代表的争端﹐也受到华 人人权组织的批评。但中国政府这一立场却得到不少亚洲国家的支持。最后会议宣言仍维持草案原议﹐重申人权与基本自由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原则。

从以上简单叙述来看﹐中国政府的人权观与国际人权标准是怎样的关系﹖中国政府的质疑是否言之成理﹖我们试从三方面来说明。

  • 从形式的层面﹐亦即从战后五十年国际人权标准形成的过程来看﹐中国政府参与不少﹐国民党掌权时期 ﹐中国政府即参与联合国宪章的起草工作﹐对人权宣言修订贡献尤多。根据当年联合国秘书处人权部门﹐也是宣言起草人 John P.Humphrey 教授的回忆﹐中国政府代表张彭寿在人权委员会中表现卓越﹐对讨论进程起了很大作用。再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取得席次之后﹐对人权事务的关注也日渐增 多。一九七零年初﹐中国政府对亚非拉美地区反殖民主义、反种族歧视的抗争﹐都十分支持﹐对建立一个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努力也非常同情。八零年代以后﹐中国 政府连续签署﹐加入几个国际人权条约﹐如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公约、关于难民地位公约、禁止并惩罚种族隔离罪 行国际公约、防止及惩治种族灭绝罪公约以及禁止酷刑与其它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待遇与处罚公约等。简言之﹐中国政府已逐步认同国际人权标准﹐ 不再置身于国际社会之外。国际人权标准也不只是欧美社会产物﹐而已成为人类的共同财富。

  • 再从实质层面来看﹐亦即从权利内涵来看。中国政府强调中国的历史、文化背景与欧美社会不同﹐经济发展阶段有异。 问题在于我们从事实推论出怎样的立场呢﹖我们能不能说因为国情不同﹐中国就能否定人权的普遍性与不可分割性﹐自作主张呢﹖我想这样的论证是错误的。因为国 际人权标准的保障与实现﹐基本上有赖于各国政府的立法和措施。因此﹐我们只能说基于中国国情﹐人权的保障与实现是一项十分艰巨的工作﹐不能一蹴而就。即使 这么说﹐如果我们略为留意﹐我们当会发现国家人权法并非无视各国历史、文化背景之不同与经济发展阶段之差异。

    我在这里只举两个例子。经济与社会权利之保障与实现﹐当以逐步完善原则为准绳﹐也就是说各国国家应该善用自己的资源﹐量力而为﹐这已经是国际 社会的共识了。又公民与政治权利公约明文规定﹐在一个立约国家面临紧急情况时﹐政府可以宣布豁免﹐亦即暂时停止某项权利的享有。当然﹐这项豁免权 并非无条件的权利﹐政府使用时必须有适当的措施﹐?且应该是为了应付紧急情况等等。同
    时﹐若干基本权利﹐如生命权、免于刑求的自由等﹐在任何情况之下都必须实现﹐不得豁免。
从以上所说﹐即 使中国政府认同国际人权标准﹐也无损主权独立。如果中国政府在人权立法与政策上确能另外打开一条途径﹐找出一条新路子﹐进而修订或扩大当代国际人权标准﹐ 这当是中国政府的一个贡献。当今政府领导阶层不做如此打算﹐反而轻言推翻人权的普遍性与不可分割性﹐落得与亚洲及中东若干人权纪录最窳拥恼��?◆椋?饺 还铝?诠?噬缁嶂?狻?

假设我们同意中国政府对人权普遍性与不可分割性的质疑﹐又假设我们也又同意中国政府对美国政府干涉内政的谴责﹐我们仍然不能不面对一个事实﹐这就是在共产党统治之下﹐人权情况亟待改进﹐某些领蚋��鞘?侄窳印N颐侵痪倨渲凶钍苴覆〉募赶睿?

  • 司法体系的不公平﹐不合理﹔
  • 劳改营制度﹔
  • 对人权、民主运动分子及政治上持异议者的迫害﹔
  • 在西藏采取高压统治手段。
以上几项事实﹐似乎不是国情论所能辩解的。不问中国政府怎样界定人权﹐也不问中国文化、历史如何特殊﹐经济如 何落后﹐劳改营是不能允许的﹐对民运分子的无情镇压是不能允许的﹐西藏的情况也是不能允许的。中国政府文过饰非﹐提出一些似是而非的说法﹐实在是于事无补 ﹐只能招致一步一步丧失政权的合法性﹐引起社会、政治上的不安定与动乱。

【本文是作者在1994年5月28日由二十一世纪中国基金会在 Berkeley 大学主办的中国人权研讨会上的发言。】
                         
一九九四年秋季

2001-12-09



战后五十年﹐人权观念大放异彩。联合国宪章把对人权的尊重与保障列为组织宗旨之一﹐一九四八年世界人权宣言进一步明确列举各项权利与基本自由。 其后几十个国际人权公约、条约、协定﹐包括公民与政治权利公约及经济、社会权利公约﹐以及若干联合国机构(如大会与安全理事会)的决议案﹐又把人权观念推 进一步。地域性组织﹐如欧洲共同体﹐也都通过人权法案。若干新独立国家则在宪法中涉有权利与自由专章。共产国家也不例外。近几年来前苏联及东欧共产政权的 解体﹐或多或少受到人权运动的冲击。中国政府在八九民运后﹐也因它的人权政策﹐在国际上受到各方的压力。我们可以说当代国际社会在人权观念上已取得共识﹐ 一个政府的人权纪录也已构成国际关系的一个课题。

当然﹐以上这一说法决不表示人权观念已无争议或人权状况已臻理想。五十年来﹐有关人权的争论不曾停过﹐人权状况还有不少亟待改进之处。



三位学者的看法


我们先就人权下一个定义﹐虽然﹐这几十年来人权的讨论很多﹐但专家、学者看法的偏重仍有所不同。我只举三位学者来说明﹕

  • 英国政治哲学家克里斯顿(Maurice Cranston)把人权看作道德的权利﹐道德的诉求﹐有别于法律的权利﹐也有别于法律的主张。用浅近的话来说﹐也就是人权是我们应该享有但却不尽然享有 的权利与自由。反之﹐法律的权利即是我们应该享有﹐而也受法律保障的。再进一步﹐Cranston 又给人权规范出三个标准﹐以示人权与其它道德权利和诉求的区别。这三个标准是普遍性、重要性和可行性。Cranston 认为人权的范畴过份扩大的话﹐反而使人权观念混淆﹐有损权利与自由的保障。基于此立场﹐他不同意把若干经济与社会权利﹐如工作权﹐社会福利措施视为人权。 他认为在许多亚非国家﹐政府财政困难﹐决不可能满足这些诉求。

    Cranston 这个看法﹐源于十七、十八世纪欧西个人主义政治哲学。以战后这几十年来人权观念的扩大与发展来看﹐稍嫌保守。但若干欧美学者对此观念﹐似仍不愿轻言放弃。

  • 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教授 Louis Henkin 的看法较为中肯。他认为人权是一个人对社会与政府的主张与诉求﹐且应被视为权利﹐有别于基于恩赐或友爱的诉求。在他看来﹐当代国际社会对人权的共识已逐步 形成。如果一个政府签署、批准了一个国际人权条约或协定﹐这个政府就有遵守、履行的义务﹐不得任意以文化、历史背景为借口﹐提出不同的立场。

  • 早在一九二零年末期﹐中国学者罗隆基就给人权下了一个较广泛的定。当时国民党政府正在巩固政权﹐开始对言论、结社、集会各项权 利加以限制﹐实行一党专政。胡适、罗隆基、梁实秋等知识分子起而抗争﹐大力提倡立宪及保障人权。在论人权一文中﹐罗隆基主张人权即是﹕做人的必要条件 ﹐包括衣、食、住、行以及追求幸福生活的权利﹔而且﹐人权不仅限于个人﹐更应推广到群体。在二十年代﹐这是相当进步的看法。半个世纪以后﹐魏京生在论第 五个现代化一文中对人权的界定﹐可说与罗隆基的观点吻合。

国际社会


我在这里就国际社会这一名词做一简单说明。自从主流国家(即领土国家)形成以后﹐这一新的政治组织即成为国际社会的成员﹐主导国际政治。这些成员国家之间的关系或和平或战争﹐界限分明﹐外交谈判多出自双边方式﹐而战争却是主权国家不可剥夺的权利。

到了十九世纪以后情势开始有变。二次大战后﹐国际组织、跨国公司、银行、基金会、人权组织及环保运动等都在世界政局中扮演一个角色﹐对主权国家的 地位构成挑战。同时﹐国际贸易、金融、投资数量大增﹐科技、信息交流频繁﹐军事力量已非主权国家外交政策最有效的工具。诸多问题﹐如发展与环境保护﹐关系 整个人类生存﹐更有待于国际社会每一个成员的合作与努力。也正因此﹐国际社会的结构与典章制度十分错综复杂﹐相互运作﹐相互制衡。虽然﹐在许多情况下(如 前南斯拉夫波斯尼亚境内族群清洗罪行)国际社会仍然缺少强制力量﹐但也决非传统观念中的无政府状态可比。我们不敢预言大同世界即将来临﹐但大 势所趋﹐一个地球村的来临﹐已不可逆转。


人权世代的划分


我们可把对人权和自由形成的观念划分为几个大类或几个世代﹕

  • 十八世纪强调诸如宗教自由、言论、集会、结社自由和参与政治的权利等﹐大多为针对政府的专制控制而言。也就是当 代所说的公民与政治权利﹐又称消极权利或第一世代人权﹐是建基于个人主义的政治哲学﹐亦即以个人为权利主体进而保障个人权利﹐设立政治组织。 当时思想家辈出﹐美国与法国大革命可说是为争取公民与政治权利的圣战。

  • 虽然法国一七九一年宪章对工作权与受教育权利有所保障﹐这一类权利在十九世纪工业革命以后才真正得到重视﹐于是在资本主义社会 初期对劳工阶级的剥削引起抗争。这个时候社会主义思潮兴起﹐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提出了新的人权观﹕工作权当是劳工大众必争的权利。没有工作就维持不了生 活﹐同时﹐组织工会﹐医疗保障﹐失业救济等等也逐步成为不可或缺的权利。二十世纪以后更扩大一步﹐把享有文化、科技成果也包括在内。这种权利被称为经济社 会权利﹐亦称积极的权利﹐需要政府拨出经费﹐采取措施才能享有。亦即第二世代人权。

  • 第一次大战后﹐美国威尔逊总统提倡民族自决权及对少数民族的保护。二次大战后殖民统治逐步解体﹐在亚非新独立国家推动之下﹐民 族自决和对自然资源及经济发展的自主权都成为当代人权的一部份。对种族、语言、宗教和少数的保障也进一步予以肯定。个人所以享有这类权利只是因为他们是某 一特定团体的成员﹐因之?A这类权利也称为群体权利。

  • 七十年代以后﹐人权观念又再扩大﹐如和平权、发展权、环境权与信息权等。这一类权利既涉及个人﹐也赋予群体种种权利与义务﹐且 与人类生存与福祉密切相关。试以和平权为例﹕和平权即是个人与国家享有和平的权利。为了维护和平每个人都需要做出种种努力﹐国家尤需遵守不使用武力﹐以和 平手段解决国际争端﹐并裁减军备等义务。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和平乃是人类追求的理想﹐也是国联与联合国的宗旨。但把享有和平视为一项权利却是近二十年来的事。

再以发展权与环境权为例﹐在五十年代发展权只是指亚非拉美落后国家的经济发展﹐但到了七十年代﹐这项权利内容有了改变﹐不仅限于经济层面﹐也兼顾 个人与群体。对个人来说即是享受身心健康发展、人格完善的权利﹔对亚非拉美国家来说﹐则是独立自主﹐不受外力干涉﹐寻求合理、有效发展途径并建立一个新国 际经济秩序的权利。在这一新国际经济秩序的规范之下﹐富裕国家负有种种援助贫穷国家发展的义务。

环境权利即指每一个人享有一个足以维持尊严与幸福生活环境的权利。同时﹐国家负有透过国际合作满足这项诉求的责任。进一步来看﹐这项权利的享有必须兼顾后代子孙的福祉﹐不能有损他们生存的条件。

八十年代以后﹐发展权与环境权的互动关系﹐日趋明朗。经济发展与科技应用提高生活水平﹐但也带来许多严重问题﹐如人口激增﹐耕地减少﹐空气、河川 的污染﹐臭氧层的破坏等等﹐这一连串问题似乎只有透过国际合作﹐建立全球性的制度才能解决。因之﹐持续发展观念逐步取代传统经济发展的观念。简单来说 ﹐持续发展主张发展与环境保护相辅相成。发展策略的订定与执行既必须顾及国家内部贫富情况﹐有助于最贫穷阶层与弱势群体﹐也必须同时改善富裕国家与贫 穷国家悬殊的局势﹐给落后地域人民必要的援助。而追求发展既是为了当代人类的幸福﹐也要对后代子孙负责。

以上所提到的种种权利﹐称团结的权利或第三世代人权。有些学者且认为可以与法国大革命自由、平等、博爱口号中博爱一词相互参照。 这些年来国际社会立法也逐步涉及这类权利。美苏裁减核子武器条约与协定及联合国维护和平措施有助于世界和平﹐当是不争之论。一九八二年巴西举行的发展与环 境世界大会所通过的宣言也与人类生存幸福密切相关。


共识中的争论


当代国际社会对人权观念既有共识﹐也有争论﹐也可以说是共识中的争论。在这里我们只能略举一二﹐以为说明﹕

  • 公民、政治权利或经济、社会权利孰优的争论﹐历久不衰。欧美各国政府大多数强调公民、政治权利﹐对经济与社会权 利较不重视﹐或以为后者只算社会福利。他们的学者不少也持相同看法。如 Cranston 即认为亚非社会十分贫穷落后﹐要求这些政府保障种种经济、社会权利﹐必定负担不了﹐只能徒具虚名。早年共产集团政府、社会主义国家政府和受其影响的学者则 持相反意见﹐认为经济
    与社会权利应优先。他们说﹐如果生活条件都得不到保障﹐在饥寒交迫的情况下﹐言论、集会、结社诸自由又有什么意义﹖

    平心而论﹐以上这两个看法都失之偏激。从理论来说﹐若干权利难于归类。譬如﹐参加工会既是结社自由的具体表现﹐也是追求经济、社会权利不可或缺的 条件。再进一步来说﹐公民、政治权利和经济、社会权利之间的关系是相辅相成﹕缺了前者﹐后者成为政府或社会上强势群体的恩赐﹐难有保障﹔缺了后者﹐前者的 意义与作用几乎全失去。再从实证研究来看﹐两者关系也密切不可分割。譬如说中国政府严格控制新闻讯息﹐不许报章杂志讨论三峡工程的利弊﹐因此﹐对这一影响 数百万人民生计的巨大工程﹐人民也就无权批评和监督了。是此之故﹐笔者认为争论这两类权利孰优孰劣﹐没有多大的意思。

  • 近几年来﹐激进女权主义者对传统人权观念的基本假设与结构提出质疑。她们认为在男性主宰的社会﹐人权观念只能建立在男性立场﹐ 对女性权益少有保障。譬如说在许多社会里面﹐婚姻制度只为男性权益而设﹐教育制度也是如此。即使以美国的平等开放﹐立法保障的言论自由也沦为色情报刊的借 口﹐对女性构成伤害。

  • 群体权利也引起不少争论。一般说来﹐欧美政府及学者认为只有个人才是权利主体﹐不愿同意群体权利的观念。亚非国家与学者却正相 反﹐强调民族自决及经济发展的自主权利。双方僵持不下。客观而论﹐群体范围难以界定﹐如界定标准失之过宽﹐许多民族国家必受挑战﹐可能解体。前苏联与南斯 拉夫即是很好的例子。但是﹐如果无视民族自决的要求﹐无视于种族、宗教、语言等少数的主张﹐而强行中央集权﹐那么人权与自由则必然会受到侵犯。若干亚非国 家陷于一种矛盾﹕他们一方面主张民族自决﹐反抗殖民帝国主义﹐但另一方面对境内少数民族的种种诉求﹐却以高压手段来对付。群体权利之难于付之实行﹐可见一 斑。

  • 关于第三世代人权争论尤多。这类权利或从既有观念扩大而来﹐如和平权﹔或涉及新观念﹐理论上的探讨有待进一步深入。如果我 们以道德标准来看﹐这些都是人类追求的目标﹐无可厚非。证之现实﹐以亚非国家之落后﹐一个基于正义或公平原则的国际经济秩序﹐尤不可缺。但许多学者认为这 类诉求观念不甚明确﹐权利与义务界定含糊﹐似乎不能与法律权利相提并论。
再进一步来看﹐这类权利既是对传统观念与价值的挑战﹐也严重 影响既得利益﹐自难达成协议。这二十年来许多有关经济、金融、贸易和环境保护条约或协定的谈判﹐费时旷日﹐困难重重。一条约或协议的达成非常困难﹐先需要 主权国家内部不同的经济、社会力量取得协调﹐而后进一步取得国际合作与谅解﹐这样才能做到。譬如﹐一九八二年﹐美国里根政府受到大企业影响﹐不肯同意海洋 法中关于探测海底资源开发的规定﹐而拒绝签署草约﹐即为一例。又一九九二年﹐联合国发展与环境会议宣言所引起富裕国家与贫穷国家相互指控﹐则是另一例。

虽是如此﹐这二十年来国际社会对这类权利已逐步得到共识﹐在法规制度方面也渐具完备。今后再进一步发展下去﹐范围日益扩大﹐强制力量日渐加强当在意料之中。


中国政府的国情论??/b>


我们再从国际人权标准的角度来看中国政府的人权观与政策。

多年来﹐人权在中国是一个禁区﹐不许讨论﹐即使提到﹐如果不是把它视为资产阶级社会的产物不屑一顾﹐就是强调中国社会已进入社会主义阶段﹐中国人 民享有充份的人权与自由﹐且远较资本主义社会优越。只是到了八十年代以后这种情况才有所改变。中国政府既在联合国取得代表权﹐并逐步参与有关人权事务﹐自 不能不对人权提出一个较具系统的看法﹐也不能不对国际人权组织(尤其是非政府组织)的批评做出反应。大体上说来中国政府遵循马克思主义人权观﹐认为经济与 社会权利优于公民与政治权利﹐并强调群体权利﹐如和平权、生存权与发展权等。近几年来﹐中国官方更进一步突出国情论﹐主张由于各国历史、文化背景不同﹐社 会制度与经济发展阶段有异﹐对人权与自由的看法自不可能划一﹐因此一个国家(或政府)采取什么政策与措施来实现人权﹐是这个国家的内政﹐不允许国际社会来 干涉。一九八五年邓小平即说过这样的话﹕什么是人权﹖是多少人的人权﹖是少数人的人权﹐还是全国人民的人权﹖西方世界的所谓人权和我们讲的人权是两回 事﹐观念不同。

去年(一九九三年)六月维也纳世界人权大会﹐中国政府代表团对人权与基本自由的普遍性与不可分割性提出质疑﹐引起与美国政府代表的争端﹐也受到华 人人权组织的批评。但中国政府这一立场却得到不少亚洲国家的支持。最后会议宣言仍维持草案原议﹐重申人权与基本自由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原则。

从以上简单叙述来看﹐中国政府的人权观与国际人权标准是怎样的关系﹖中国政府的质疑是否言之成理﹖我们试从三方面来说明。

  • 从形式的层面﹐亦即从战后五十年国际人权标准形成的过程来看﹐中国政府参与不少﹐国民党掌权时期 ﹐中国政府即参与联合国宪章的起草工作﹐对人权宣言修订贡献尤多。根据当年联合国秘书处人权部门﹐也是宣言起草人 John P.Humphrey 教授的回忆﹐中国政府代表张彭寿在人权委员会中表现卓越﹐对讨论进程起了很大作用。再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取得席次之后﹐对人权事务的关注也日渐增 多。一九七零年初﹐中国政府对亚非拉美地区反殖民主义、反种族歧视的抗争﹐都十分支持﹐对建立一个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努力也非常同情。八零年代以后﹐中国 政府连续签署﹐加入几个国际人权条约﹐如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公约、关于难民地位公约、禁止并惩罚种族隔离罪 行国际公约、防止及惩治种族灭绝罪公约以及禁止酷刑与其它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待遇与处罚公约等。简言之﹐中国政府已逐步认同国际人权标准﹐ 不再置身于国际社会之外。国际人权标准也不只是欧美社会产物﹐而已成为人类的共同财富。

  • 再从实质层面来看﹐亦即从权利内涵来看。中国政府强调中国的历史、文化背景与欧美社会不同﹐经济发展阶段有异。 问题在于我们从事实推论出怎样的立场呢﹖我们能不能说因为国情不同﹐中国就能否定人权的普遍性与不可分割性﹐自作主张呢﹖我想这样的论证是错误的。因为国 际人权标准的保障与实现﹐基本上有赖于各国政府的立法和措施。因此﹐我们只能说基于中国国情﹐人权的保障与实现是一项十分艰巨的工作﹐不能一蹴而就。即使 这么说﹐如果我们略为留意﹐我们当会发现国家人权法并非无视各国历史、文化背景之不同与经济发展阶段之差异。

    我在这里只举两个例子。经济与社会权利之保障与实现﹐当以逐步完善原则为准绳﹐也就是说各国国家应该善用自己的资源﹐量力而为﹐这已经是国际 社会的共识了。又公民与政治权利公约明文规定﹐在一个立约国家面临紧急情况时﹐政府可以宣布豁免﹐亦即暂时停止某项权利的享有。当然﹐这项豁免权 并非无条件的权利﹐政府使用时必须有适当的措施﹐?且应该是为了应付紧急情况等等。同
    时﹐若干基本权利﹐如生命权、免于刑求的自由等﹐在任何情况之下都必须实现﹐不得豁免。
从以上所说﹐即 使中国政府认同国际人权标准﹐也无损主权独立。如果中国政府在人权立法与政策上确能另外打开一条途径﹐找出一条新路子﹐进而修订或扩大当代国际人权标准﹐ 这当是中国政府的一个贡献。当今政府领导阶层不做如此打算﹐反而轻言推翻人权的普遍性与不可分割性﹐落得与亚洲及中东若干人权纪录最窳拥恼��?◆椋?饺 还铝?诠?噬缁嶂?狻?

假设我们同意中国政府对人权普遍性与不可分割性的质疑﹐又假设我们也又同意中国政府对美国政府干涉内政的谴责﹐我们仍然不能不面对一个事实﹐这就是在共产党统治之下﹐人权情况亟待改进﹐某些领蚋��鞘?侄窳印N颐侵痪倨渲凶钍苴覆〉募赶睿?

  • 司法体系的不公平﹐不合理﹔
  • 劳改营制度﹔
  • 对人权、民主运动分子及政治上持异议者的迫害﹔
  • 在西藏采取高压统治手段。
以上几项事实﹐似乎不是国情论所能辩解的。不问中国政府怎样界定人权﹐也不问中国文化、历史如何特殊﹐经济如 何落后﹐劳改营是不能允许的﹐对民运分子的无情镇压是不能允许的﹐西藏的情况也是不能允许的。中国政府文过饰非﹐提出一些似是而非的说法﹐实在是于事无补 ﹐只能招致一步一步丧失政权的合法性﹐引起社会、政治上的不安定与动乱。

【本文是作者在1994年5月28日由二十一世纪中国基金会在 Berkeley 大学主办的中国人权研讨会上的发言。】
                         
一九九四年秋季

2001-12-09



战后五十年﹐人权观念大放异彩。联合国宪章把对人权的尊重与保障列为组织宗旨之一﹐一九四八年世界人权宣言进一步明确列举各项权利与基本自由。 其后几十个国际人权公约、条约、协定﹐包括公民与政治权利公约及经济、社会权利公约﹐以及若干联合国机构(如大会与安全理事会)的决议案﹐又把人权观念推 进一步。地域性组织﹐如欧洲共同体﹐也都通过人权法案。若干新独立国家则在宪法中涉有权利与自由专章。共产国家也不例外。近几年来前苏联及东欧共产政权的 解体﹐或多或少受到人权运动的冲击。中国政府在八九民运后﹐也因它的人权政策﹐在国际上受到各方的压力。我们可以说当代国际社会在人权观念上已取得共识﹐ 一个政府的人权纪录也已构成国际关系的一个课题。

当然﹐以上这一说法决不表示人权观念已无争议或人权状况已臻理想。五十年来﹐有关人权的争论不曾停过﹐人权状况还有不少亟待改进之处。



三位学者的看法


我们先就人权下一个定义﹐虽然﹐这几十年来人权的讨论很多﹐但专家、学者看法的偏重仍有所不同。我只举三位学者来说明﹕

  • 英国政治哲学家克里斯顿(Maurice Cranston)把人权看作道德的权利﹐道德的诉求﹐有别于法律的权利﹐也有别于法律的主张。用浅近的话来说﹐也就是人权是我们应该享有但却不尽然享有 的权利与自由。反之﹐法律的权利即是我们应该享有﹐而也受法律保障的。再进一步﹐Cranston 又给人权规范出三个标准﹐以示人权与其它道德权利和诉求的区别。这三个标准是普遍性、重要性和可行性。Cranston 认为人权的范畴过份扩大的话﹐反而使人权观念混淆﹐有损权利与自由的保障。基于此立场﹐他不同意把若干经济与社会权利﹐如工作权﹐社会福利措施视为人权。 他认为在许多亚非国家﹐政府财政困难﹐决不可能满足这些诉求。

    Cranston 这个看法﹐源于十七、十八世纪欧西个人主义政治哲学。以战后这几十年来人权观念的扩大与发展来看﹐稍嫌保守。但若干欧美学者对此观念﹐似仍不愿轻言放弃。

  • 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教授 Louis Henkin 的看法较为中肯。他认为人权是一个人对社会与政府的主张与诉求﹐且应被视为权利﹐有别于基于恩赐或友爱的诉求。在他看来﹐当代国际社会对人权的共识已逐步 形成。如果一个政府签署、批准了一个国际人权条约或协定﹐这个政府就有遵守、履行的义务﹐不得任意以文化、历史背景为借口﹐提出不同的立场。

  • 早在一九二零年末期﹐中国学者罗隆基就给人权下了一个较广泛的定。当时国民党政府正在巩固政权﹐开始对言论、结社、集会各项权 利加以限制﹐实行一党专政。胡适、罗隆基、梁实秋等知识分子起而抗争﹐大力提倡立宪及保障人权。在论人权一文中﹐罗隆基主张人权即是﹕做人的必要条件 ﹐包括衣、食、住、行以及追求幸福生活的权利﹔而且﹐人权不仅限于个人﹐更应推广到群体。在二十年代﹐这是相当进步的看法。半个世纪以后﹐魏京生在论第 五个现代化一文中对人权的界定﹐可说与罗隆基的观点吻合。

国际社会


我在这里就国际社会这一名词做一简单说明。自从主流国家(即领土国家)形成以后﹐这一新的政治组织即成为国际社会的成员﹐主导国际政治。这些成员国家之间的关系或和平或战争﹐界限分明﹐外交谈判多出自双边方式﹐而战争却是主权国家不可剥夺的权利。

到了十九世纪以后情势开始有变。二次大战后﹐国际组织、跨国公司、银行、基金会、人权组织及环保运动等都在世界政局中扮演一个角色﹐对主权国家的 地位构成挑战。同时﹐国际贸易、金融、投资数量大增﹐科技、信息交流频繁﹐军事力量已非主权国家外交政策最有效的工具。诸多问题﹐如发展与环境保护﹐关系 整个人类生存﹐更有待于国际社会每一个成员的合作与努力。也正因此﹐国际社会的结构与典章制度十分错综复杂﹐相互运作﹐相互制衡。虽然﹐在许多情况下(如 前南斯拉夫波斯尼亚境内族群清洗罪行)国际社会仍然缺少强制力量﹐但也决非传统观念中的无政府状态可比。我们不敢预言大同世界即将来临﹐但大 势所趋﹐一个地球村的来临﹐已不可逆转。


人权世代的划分


我们可把对人权和自由形成的观念划分为几个大类或几个世代﹕

  • 十八世纪强调诸如宗教自由、言论、集会、结社自由和参与政治的权利等﹐大多为针对政府的专制控制而言。也就是当 代所说的公民与政治权利﹐又称消极权利或第一世代人权﹐是建基于个人主义的政治哲学﹐亦即以个人为权利主体进而保障个人权利﹐设立政治组织。 当时思想家辈出﹐美国与法国大革命可说是为争取公民与政治权利的圣战。

  • 虽然法国一七九一年宪章对工作权与受教育权利有所保障﹐这一类权利在十九世纪工业革命以后才真正得到重视﹐于是在资本主义社会 初期对劳工阶级的剥削引起抗争。这个时候社会主义思潮兴起﹐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提出了新的人权观﹕工作权当是劳工大众必争的权利。没有工作就维持不了生 活﹐同时﹐组织工会﹐医疗保障﹐失业救济等等也逐步成为不可或缺的权利。二十世纪以后更扩大一步﹐把享有文化、科技成果也包括在内。这种权利被称为经济社 会权利﹐亦称积极的权利﹐需要政府拨出经费﹐采取措施才能享有。亦即第二世代人权。

  • 第一次大战后﹐美国威尔逊总统提倡民族自决权及对少数民族的保护。二次大战后殖民统治逐步解体﹐在亚非新独立国家推动之下﹐民 族自决和对自然资源及经济发展的自主权都成为当代人权的一部份。对种族、语言、宗教和少数的保障也进一步予以肯定。个人所以享有这类权利只是因为他们是某 一特定团体的成员﹐因之?A这类权利也称为群体权利。

  • 七十年代以后﹐人权观念又再扩大﹐如和平权、发展权、环境权与信息权等。这一类权利既涉及个人﹐也赋予群体种种权利与义务﹐且 与人类生存与福祉密切相关。试以和平权为例﹕和平权即是个人与国家享有和平的权利。为了维护和平每个人都需要做出种种努力﹐国家尤需遵守不使用武力﹐以和 平手段解决国际争端﹐并裁减军备等义务。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和平乃是人类追求的理想﹐也是国联与联合国的宗旨。但把享有和平视为一项权利却是近二十年来的事。

再以发展权与环境权为例﹐在五十年代发展权只是指亚非拉美落后国家的经济发展﹐但到了七十年代﹐这项权利内容有了改变﹐不仅限于经济层面﹐也兼顾 个人与群体。对个人来说即是享受身心健康发展、人格完善的权利﹔对亚非拉美国家来说﹐则是独立自主﹐不受外力干涉﹐寻求合理、有效发展途径并建立一个新国 际经济秩序的权利。在这一新国际经济秩序的规范之下﹐富裕国家负有种种援助贫穷国家发展的义务。

环境权利即指每一个人享有一个足以维持尊严与幸福生活环境的权利。同时﹐国家负有透过国际合作满足这项诉求的责任。进一步来看﹐这项权利的享有必须兼顾后代子孙的福祉﹐不能有损他们生存的条件。

八十年代以后﹐发展权与环境权的互动关系﹐日趋明朗。经济发展与科技应用提高生活水平﹐但也带来许多严重问题﹐如人口激增﹐耕地减少﹐空气、河川 的污染﹐臭氧层的破坏等等﹐这一连串问题似乎只有透过国际合作﹐建立全球性的制度才能解决。因之﹐持续发展观念逐步取代传统经济发展的观念。简单来说 ﹐持续发展主张发展与环境保护相辅相成。发展策略的订定与执行既必须顾及国家内部贫富情况﹐有助于最贫穷阶层与弱势群体﹐也必须同时改善富裕国家与贫 穷国家悬殊的局势﹐给落后地域人民必要的援助。而追求发展既是为了当代人类的幸福﹐也要对后代子孙负责。

以上所提到的种种权利﹐称团结的权利或第三世代人权。有些学者且认为可以与法国大革命自由、平等、博爱口号中博爱一词相互参照。 这些年来国际社会立法也逐步涉及这类权利。美苏裁减核子武器条约与协定及联合国维护和平措施有助于世界和平﹐当是不争之论。一九八二年巴西举行的发展与环 境世界大会所通过的宣言也与人类生存幸福密切相关。


共识中的争论


当代国际社会对人权观念既有共识﹐也有争论﹐也可以说是共识中的争论。在这里我们只能略举一二﹐以为说明﹕

  • 公民、政治权利或经济、社会权利孰优的争论﹐历久不衰。欧美各国政府大多数强调公民、政治权利﹐对经济与社会权 利较不重视﹐或以为后者只算社会福利。他们的学者不少也持相同看法。如 Cranston 即认为亚非社会十分贫穷落后﹐要求这些政府保障种种经济、社会权利﹐必定负担不了﹐只能徒具虚名。早年共产集团政府、社会主义国家政府和受其影响的学者则 持相反意见﹐认为经济
    与社会权利应优先。他们说﹐如果生活条件都得不到保障﹐在饥寒交迫的情况下﹐言论、集会、结社诸自由又有什么意义﹖

    平心而论﹐以上这两个看法都失之偏激。从理论来说﹐若干权利难于归类。譬如﹐参加工会既是结社自由的具体表现﹐也是追求经济、社会权利不可或缺的 条件。再进一步来说﹐公民、政治权利和经济、社会权利之间的关系是相辅相成﹕缺了前者﹐后者成为政府或社会上强势群体的恩赐﹐难有保障﹔缺了后者﹐前者的 意义与作用几乎全失去。再从实证研究来看﹐两者关系也密切不可分割。譬如说中国政府严格控制新闻讯息﹐不许报章杂志讨论三峡工程的利弊﹐因此﹐对这一影响 数百万人民生计的巨大工程﹐人民也就无权批评和监督了。是此之故﹐笔者认为争论这两类权利孰优孰劣﹐没有多大的意思。

  • 近几年来﹐激进女权主义者对传统人权观念的基本假设与结构提出质疑。她们认为在男性主宰的社会﹐人权观念只能建立在男性立场﹐ 对女性权益少有保障。譬如说在许多社会里面﹐婚姻制度只为男性权益而设﹐教育制度也是如此。即使以美国的平等开放﹐立法保障的言论自由也沦为色情报刊的借 口﹐对女性构成伤害。

  • 群体权利也引起不少争论。一般说来﹐欧美政府及学者认为只有个人才是权利主体﹐不愿同意群体权利的观念。亚非国家与学者却正相 反﹐强调民族自决及经济发展的自主权利。双方僵持不下。客观而论﹐群体范围难以界定﹐如界定标准失之过宽﹐许多民族国家必受挑战﹐可能解体。前苏联与南斯 拉夫即是很好的例子。但是﹐如果无视民族自决的要求﹐无视于种族、宗教、语言等少数的主张﹐而强行中央集权﹐那么人权与自由则必然会受到侵犯。若干亚非国 家陷于一种矛盾﹕他们一方面主张民族自决﹐反抗殖民帝国主义﹐但另一方面对境内少数民族的种种诉求﹐却以高压手段来对付。群体权利之难于付之实行﹐可见一 斑。

  • 关于第三世代人权争论尤多。这类权利或从既有观念扩大而来﹐如和平权﹔或涉及新观念﹐理论上的探讨有待进一步深入。如果我 们以道德标准来看﹐这些都是人类追求的目标﹐无可厚非。证之现实﹐以亚非国家之落后﹐一个基于正义或公平原则的国际经济秩序﹐尤不可缺。但许多学者认为这 类诉求观念不甚明确﹐权利与义务界定含糊﹐似乎不能与法律权利相提并论。
再进一步来看﹐这类权利既是对传统观念与价值的挑战﹐也严重 影响既得利益﹐自难达成协议。这二十年来许多有关经济、金融、贸易和环境保护条约或协定的谈判﹐费时旷日﹐困难重重。一条约或协议的达成非常困难﹐先需要 主权国家内部不同的经济、社会力量取得协调﹐而后进一步取得国际合作与谅解﹐这样才能做到。譬如﹐一九八二年﹐美国里根政府受到大企业影响﹐不肯同意海洋 法中关于探测海底资源开发的规定﹐而拒绝签署草约﹐即为一例。又一九九二年﹐联合国发展与环境会议宣言所引起富裕国家与贫穷国家相互指控﹐则是另一例。

虽是如此﹐这二十年来国际社会对这类权利已逐步得到共识﹐在法规制度方面也渐具完备。今后再进一步发展下去﹐范围日益扩大﹐强制力量日渐加强当在意料之中。


中国政府的国情论??/b>


我们再从国际人权标准的角度来看中国政府的人权观与政策。

多年来﹐人权在中国是一个禁区﹐不许讨论﹐即使提到﹐如果不是把它视为资产阶级社会的产物不屑一顾﹐就是强调中国社会已进入社会主义阶段﹐中国人 民享有充份的人权与自由﹐且远较资本主义社会优越。只是到了八十年代以后这种情况才有所改变。中国政府既在联合国取得代表权﹐并逐步参与有关人权事务﹐自 不能不对人权提出一个较具系统的看法﹐也不能不对国际人权组织(尤其是非政府组织)的批评做出反应。大体上说来中国政府遵循马克思主义人权观﹐认为经济与 社会权利优于公民与政治权利﹐并强调群体权利﹐如和平权、生存权与发展权等。近几年来﹐中国官方更进一步突出国情论﹐主张由于各国历史、文化背景不同﹐社 会制度与经济发展阶段有异﹐对人权与自由的看法自不可能划一﹐因此一个国家(或政府)采取什么政策与措施来实现人权﹐是这个国家的内政﹐不允许国际社会来 干涉。一九八五年邓小平即说过这样的话﹕什么是人权﹖是多少人的人权﹖是少数人的人权﹐还是全国人民的人权﹖西方世界的所谓人权和我们讲的人权是两回 事﹐观念不同。

去年(一九九三年)六月维也纳世界人权大会﹐中国政府代表团对人权与基本自由的普遍性与不可分割性提出质疑﹐引起与美国政府代表的争端﹐也受到华 人人权组织的批评。但中国政府这一立场却得到不少亚洲国家的支持。最后会议宣言仍维持草案原议﹐重申人权与基本自由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原则。

从以上简单叙述来看﹐中国政府的人权观与国际人权标准是怎样的关系﹖中国政府的质疑是否言之成理﹖我们试从三方面来说明。

  • 从形式的层面﹐亦即从战后五十年国际人权标准形成的过程来看﹐中国政府参与不少﹐国民党掌权时期 ﹐中国政府即参与联合国宪章的起草工作﹐对人权宣言修订贡献尤多。根据当年联合国秘书处人权部门﹐也是宣言起草人 John P.Humphrey 教授的回忆﹐中国政府代表张彭寿在人权委员会中表现卓越﹐对讨论进程起了很大作用。再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取得席次之后﹐对人权事务的关注也日渐增 多。一九七零年初﹐中国政府对亚非拉美地区反殖民主义、反种族歧视的抗争﹐都十分支持﹐对建立一个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努力也非常同情。八零年代以后﹐中国 政府连续签署﹐加入几个国际人权条约﹐如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公约、关于难民地位公约、禁止并惩罚种族隔离罪 行国际公约、防止及惩治种族灭绝罪公约以及禁止酷刑与其它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待遇与处罚公约等。简言之﹐中国政府已逐步认同国际人权标准﹐ 不再置身于国际社会之外。国际人权标准也不只是欧美社会产物﹐而已成为人类的共同财富。

  • 再从实质层面来看﹐亦即从权利内涵来看。中国政府强调中国的历史、文化背景与欧美社会不同﹐经济发展阶段有异。 问题在于我们从事实推论出怎样的立场呢﹖我们能不能说因为国情不同﹐中国就能否定人权的普遍性与不可分割性﹐自作主张呢﹖我想这样的论证是错误的。因为国 际人权标准的保障与实现﹐基本上有赖于各国政府的立法和措施。因此﹐我们只能说基于中国国情﹐人权的保障与实现是一项十分艰巨的工作﹐不能一蹴而就。即使 这么说﹐如果我们略为留意﹐我们当会发现国家人权法并非无视各国历史、文化背景之不同与经济发展阶段之差异。

    我在这里只举两个例子。经济与社会权利之保障与实现﹐当以逐步完善原则为准绳﹐也就是说各国国家应该善用自己的资源﹐量力而为﹐这已经是国际 社会的共识了。又公民与政治权利公约明文规定﹐在一个立约国家面临紧急情况时﹐政府可以宣布豁免﹐亦即暂时停止某项权利的享有。当然﹐这项豁免权 并非无条件的权利﹐政府使用时必须有适当的措施﹐?且应该是为了应付紧急情况等等。同
    时﹐若干基本权利﹐如生命权、免于刑求的自由等﹐在任何情况之下都必须实现﹐不得豁免。
从以上所说﹐即 使中国政府认同国际人权标准﹐也无损主权独立。如果中国政府在人权立法与政策上确能另外打开一条途径﹐找出一条新路子﹐进而修订或扩大当代国际人权标准﹐ 这当是中国政府的一个贡献。当今政府领导阶层不做如此打算﹐反而轻言推翻人权的普遍性与不可分割性﹐落得与亚洲及中东若干人权纪录最窳拥恼��?◆椋?饺 还铝?诠?噬缁嶂?狻?

假设我们同意中国政府对人权普遍性与不可分割性的质疑﹐又假设我们也又同意中国政府对美国政府干涉内政的谴责﹐我们仍然不能不面对一个事实﹐这就是在共产党统治之下﹐人权情况亟待改进﹐某些领蚋��鞘?侄窳印N颐侵痪倨渲凶钍苴覆〉募赶睿?

  • 司法体系的不公平﹐不合理﹔
  • 劳改营制度﹔
  • 对人权、民主运动分子及政治上持异议者的迫害﹔
  • 在西藏采取高压统治手段。
以上几项事实﹐似乎不是国情论所能辩解的。不问中国政府怎样界定人权﹐也不问中国文化、历史如何特殊﹐经济如 何落后﹐劳改营是不能允许的﹐对民运分子的无情镇压是不能允许的﹐西藏的情况也是不能允许的。中国政府文过饰非﹐提出一些似是而非的说法﹐实在是于事无补 ﹐只能招致一步一步丧失政权的合法性﹐引起社会、政治上的不安定与动乱。

【本文是作者在1994年5月28日由二十一世纪中国基金会在 Berkeley 大学主办的中国人权研讨会上的发言。】
                         
一九九四年秋季

2001-1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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