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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砖窑事件是人治的惯性发作
刘水 (深圳)



更要拷问那些作为公权部门的公安局、劳动监察、村乡镇部门都去了哪里?



但凡还有点人性的人,都会被山西、河南、河北的黑砖窑事件震动。人们一方面同情少年奴隶的悲惨遭遇,诅咒黑心窑主,更要拷问那些作为公权部门的公安局、劳动监察、村乡镇部门都去了哪里?在部门利益的驱赶下,金钱让这些人丧尽天良,跟禽兽无异。政府人员眼里的少年,连圈在笼子里的动物都不如,动辄遭受残害、虐打、活埋。地方政府服务于人民还是残害人民,其行为超越了民间社会的心理底线。
    
再联想到山西矿难频繁,地方官员参与投资分红,罔顾矿工生命,疯狂掠夺资源的灾变记录。这些都证明地方政府勾结矿主和窑主,成为合法化的敛财机构,地方政府普遍奉行的是血酬定律,也显示地方政权作为公共权力机构业已瘫痪,呈现黑社会特征。苛政蒙于虎。现在老百姓中间不缺任何角色,只差陈胜和吴广。

鲁迅先生在中国史书上读到的是吃人。我们在中共三个代表的当下和谐社会,见闻的却是活生生的人吃人惨象。 

关注系列黑砖窑事件,在于其暴虐程度打破了数个纪录。

一、10年累计的黑砖窑应在1000个以上,不全在山西洪洞县。
二、时间跨度达10年之久。
三、地域跨度达3个省份。
四、摧残工人(包括大量未成年人)数额巨大,达千人以上。其确切数量根本无法统计。
五、地方政府(公安、劳动、环保、土管、村乡、纪检、县市、工商)负责人涉嫌渎职和行政不作为犯罪,部分公职人员参与受贿、绑架儿童犯罪。特别是当地县市长、书记渎职行为,以及派出所负责人的行政不作为,尤为严重。
六、包工头和窑主涉嫌绑架、拘禁、伤害、雇佣童工、超时工作、行贿等多项犯罪。
七、部分当地新闻媒体间接参与了犯罪。现在尚未有证据表明,各级宣传部是否多年来下令媒体不准报道黑砖窑。
八、奴工从被绑架到解救,充满惨绝人寰的暴虐特征。

黑砖窑在北京的直接干预下,人们仅见山西洪洞县为解救出的工人补发工资和慰问金,并且派出工作组,分赴各地寻找受害人。这些后续努力是政府理应所为,不值得感激,更不该被蒙蔽视线。人们应该清醒地看到,这些努力并不能掩藏、或者取代政府公职人员的违法行为。那些违法的公职人员理应受到法律制裁。

如果山西河南河北省政府有足够诚意的话,应该在省级电视台公而告知发出寻人启事,寻找那些分布在中国某个角落的受害人。10年来的受害人数远在1000人以上。让这些受害人作为证人,指证黑窑主、包工头和打手,以及人贩子。

如果山西河南河北省政府有足够诚意的话,应该从400名未成年人受害者父亲的投诉信中,发现并追究不受理报案派出所所长的刑事责任,并调查他们是否受贿。当地村乡县各级政府负责人,不可能不知道存在如此普遍和长久的奴工现象,他们也应该承担连带刑事责任。

如果山西河南河北省政府有足够诚意的话,不应该存在中央督察下好事变好事的错误意识,更不应该试图用事后补偿替代渎职和行政不作为的违法事实。

如果山西河南河北省政府有足够诚意的话,在追捕黑窑主和黑包工头的同时,应该同步勒令当地公安、劳动、环保、土管、村乡等政府部门负责人,引咎辞职,进而搜集他们的违法犯罪事实。

黑砖窑事件,只是中国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社会弱势群体悲惨遭遇的一个缩影。经济发展并不能必然带来法治昌明,生命得到保证,基本人权受到尊重。透过这个极端事件,人们可以看到,地方政权仅仅只有自上而下的监督是远远不够的。只有自下而上的监督,才是最真实而且最有威慑性的。我们不禁要问:那些分布在当地社会各个阶层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难道没有听闻黑砖窑残害工人的事件?他们为什么不作声?

在制度不存在多党制衡、道德崩溃的国度,如果一厢情愿地用冷漠解读中国这个沉疴的社会,类似的黑砖窑事件还会相继出现。当地村民也对黑砖窑长年存在保持沉默,我宁可理解为是村民对政府部门极端不信任的结果。社会集体冷漠,实际上是一个社会的正义、公平价值极度贫乏,民间无法抗衡政府的无力感使然。有人赞同乱世用重典来监管官员,有个现象值得考量这一说法的不可行性:贪官遍地,前赴后继。中共反贪的决心和力度,不可谓不大,为什么贪官越反越多?中共反贪的惯例是由党内上级官员查处下级贪官,采取双规措施,其间有太多的人为因素,反贪制度本身先天不足。反贪亡党,不反贪亡国。专制制度永远不能解决自身的制度弊端。

现在的官员眼里只有权和钱,成为权贵和金钱的奴隶。当政府的征地、拆迁等非法行为,遭遇社会的抗拒时,动用军警暴力工具摆平,是他们的不二选择。这个时候,官员的眼里,再没有什么群众利益。政府作为为纳税人服务的仆人角色,早被官员抛到九霄云外,甚至直接参与了草菅人命的非法活动中。地方政权暴政是中国最贴近民间社会的独裁的注脚,是中国社会转型中出现的一种致命景象,中央对地方政权出现失控苗头。

转型正义,是各个国家制度转型过程中遭遇的重大难题。后起的苏东、拉美、东亚的民主国家,都曾陷入这个梦靥中不能自拔。一元制度天然不能革除自身不断膨胀的毒瘤,需要借助民主的变革手段,监督、制衡权力的扩张。制度安排才能从根本上遏制人治的恶果。人们宁可相信制度,但不能相信某个官员。民主制度是人类发展至今唯一有效的社会制度,即使社会最底层者都能望见正义的光芒。

值得警醒的是,山西洪洞县不应成为系列黑砖窑事件的顶罪羊。存在黑砖窑的每个地方,涉及的政府部门负责人、黑窑主、包工头都受到法律制裁;所有遭难工人都应得到抚慰和国家赔偿(包括精神赔偿);黑砖窑全部关闭。系列黑砖窑灾难才能称得上最后解决。

对此结果,没有乐观的理由。


2007年6月20日







更要拷问那些作为公权部门的公安局、劳动监察、村乡镇部门都去了哪里?



但凡还有点人性的人,都会被山西、河南、河北的黑砖窑事件震动。人们一方面同情少年奴隶的悲惨遭遇,诅咒黑心窑主,更要拷问那些作为公权部门的公安局、劳动监察、村乡镇部门都去了哪里?在部门利益的驱赶下,金钱让这些人丧尽天良,跟禽兽无异。政府人员眼里的少年,连圈在笼子里的动物都不如,动辄遭受残害、虐打、活埋。地方政府服务于人民还是残害人民,其行为超越了民间社会的心理底线。
    
再联想到山西矿难频繁,地方官员参与投资分红,罔顾矿工生命,疯狂掠夺资源的灾变记录。这些都证明地方政府勾结矿主和窑主,成为合法化的敛财机构,地方政府普遍奉行的是血酬定律,也显示地方政权作为公共权力机构业已瘫痪,呈现黑社会特征。苛政蒙于虎。现在老百姓中间不缺任何角色,只差陈胜和吴广。

鲁迅先生在中国史书上读到的是吃人。我们在中共三个代表的当下和谐社会,见闻的却是活生生的人吃人惨象。 

关注系列黑砖窑事件,在于其暴虐程度打破了数个纪录。

一、10年累计的黑砖窑应在1000个以上,不全在山西洪洞县。
二、时间跨度达10年之久。
三、地域跨度达3个省份。
四、摧残工人(包括大量未成年人)数额巨大,达千人以上。其确切数量根本无法统计。
五、地方政府(公安、劳动、环保、土管、村乡、纪检、县市、工商)负责人涉嫌渎职和行政不作为犯罪,部分公职人员参与受贿、绑架儿童犯罪。特别是当地县市长、书记渎职行为,以及派出所负责人的行政不作为,尤为严重。
六、包工头和窑主涉嫌绑架、拘禁、伤害、雇佣童工、超时工作、行贿等多项犯罪。
七、部分当地新闻媒体间接参与了犯罪。现在尚未有证据表明,各级宣传部是否多年来下令媒体不准报道黑砖窑。
八、奴工从被绑架到解救,充满惨绝人寰的暴虐特征。

黑砖窑在北京的直接干预下,人们仅见山西洪洞县为解救出的工人补发工资和慰问金,并且派出工作组,分赴各地寻找受害人。这些后续努力是政府理应所为,不值得感激,更不该被蒙蔽视线。人们应该清醒地看到,这些努力并不能掩藏、或者取代政府公职人员的违法行为。那些违法的公职人员理应受到法律制裁。

如果山西河南河北省政府有足够诚意的话,应该在省级电视台公而告知发出寻人启事,寻找那些分布在中国某个角落的受害人。10年来的受害人数远在1000人以上。让这些受害人作为证人,指证黑窑主、包工头和打手,以及人贩子。

如果山西河南河北省政府有足够诚意的话,应该从400名未成年人受害者父亲的投诉信中,发现并追究不受理报案派出所所长的刑事责任,并调查他们是否受贿。当地村乡县各级政府负责人,不可能不知道存在如此普遍和长久的奴工现象,他们也应该承担连带刑事责任。

如果山西河南河北省政府有足够诚意的话,不应该存在中央督察下好事变好事的错误意识,更不应该试图用事后补偿替代渎职和行政不作为的违法事实。

如果山西河南河北省政府有足够诚意的话,在追捕黑窑主和黑包工头的同时,应该同步勒令当地公安、劳动、环保、土管、村乡等政府部门负责人,引咎辞职,进而搜集他们的违法犯罪事实。

黑砖窑事件,只是中国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社会弱势群体悲惨遭遇的一个缩影。经济发展并不能必然带来法治昌明,生命得到保证,基本人权受到尊重。透过这个极端事件,人们可以看到,地方政权仅仅只有自上而下的监督是远远不够的。只有自下而上的监督,才是最真实而且最有威慑性的。我们不禁要问:那些分布在当地社会各个阶层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难道没有听闻黑砖窑残害工人的事件?他们为什么不作声?

在制度不存在多党制衡、道德崩溃的国度,如果一厢情愿地用冷漠解读中国这个沉疴的社会,类似的黑砖窑事件还会相继出现。当地村民也对黑砖窑长年存在保持沉默,我宁可理解为是村民对政府部门极端不信任的结果。社会集体冷漠,实际上是一个社会的正义、公平价值极度贫乏,民间无法抗衡政府的无力感使然。有人赞同乱世用重典来监管官员,有个现象值得考量这一说法的不可行性:贪官遍地,前赴后继。中共反贪的决心和力度,不可谓不大,为什么贪官越反越多?中共反贪的惯例是由党内上级官员查处下级贪官,采取双规措施,其间有太多的人为因素,反贪制度本身先天不足。反贪亡党,不反贪亡国。专制制度永远不能解决自身的制度弊端。

现在的官员眼里只有权和钱,成为权贵和金钱的奴隶。当政府的征地、拆迁等非法行为,遭遇社会的抗拒时,动用军警暴力工具摆平,是他们的不二选择。这个时候,官员的眼里,再没有什么群众利益。政府作为为纳税人服务的仆人角色,早被官员抛到九霄云外,甚至直接参与了草菅人命的非法活动中。地方政权暴政是中国最贴近民间社会的独裁的注脚,是中国社会转型中出现的一种致命景象,中央对地方政权出现失控苗头。

转型正义,是各个国家制度转型过程中遭遇的重大难题。后起的苏东、拉美、东亚的民主国家,都曾陷入这个梦靥中不能自拔。一元制度天然不能革除自身不断膨胀的毒瘤,需要借助民主的变革手段,监督、制衡权力的扩张。制度安排才能从根本上遏制人治的恶果。人们宁可相信制度,但不能相信某个官员。民主制度是人类发展至今唯一有效的社会制度,即使社会最底层者都能望见正义的光芒。

值得警醒的是,山西洪洞县不应成为系列黑砖窑事件的顶罪羊。存在黑砖窑的每个地方,涉及的政府部门负责人、黑窑主、包工头都受到法律制裁;所有遭难工人都应得到抚慰和国家赔偿(包括精神赔偿);黑砖窑全部关闭。系列黑砖窑灾难才能称得上最后解决。

对此结果,没有乐观的理由。


2007年6月20日







更要拷问那些作为公权部门的公安局、劳动监察、村乡镇部门都去了哪里?



但凡还有点人性的人,都会被山西、河南、河北的黑砖窑事件震动。人们一方面同情少年奴隶的悲惨遭遇,诅咒黑心窑主,更要拷问那些作为公权部门的公安局、劳动监察、村乡镇部门都去了哪里?在部门利益的驱赶下,金钱让这些人丧尽天良,跟禽兽无异。政府人员眼里的少年,连圈在笼子里的动物都不如,动辄遭受残害、虐打、活埋。地方政府服务于人民还是残害人民,其行为超越了民间社会的心理底线。
    
再联想到山西矿难频繁,地方官员参与投资分红,罔顾矿工生命,疯狂掠夺资源的灾变记录。这些都证明地方政府勾结矿主和窑主,成为合法化的敛财机构,地方政府普遍奉行的是血酬定律,也显示地方政权作为公共权力机构业已瘫痪,呈现黑社会特征。苛政蒙于虎。现在老百姓中间不缺任何角色,只差陈胜和吴广。

鲁迅先生在中国史书上读到的是吃人。我们在中共三个代表的当下和谐社会,见闻的却是活生生的人吃人惨象。 

关注系列黑砖窑事件,在于其暴虐程度打破了数个纪录。

一、10年累计的黑砖窑应在1000个以上,不全在山西洪洞县。
二、时间跨度达10年之久。
三、地域跨度达3个省份。
四、摧残工人(包括大量未成年人)数额巨大,达千人以上。其确切数量根本无法统计。
五、地方政府(公安、劳动、环保、土管、村乡、纪检、县市、工商)负责人涉嫌渎职和行政不作为犯罪,部分公职人员参与受贿、绑架儿童犯罪。特别是当地县市长、书记渎职行为,以及派出所负责人的行政不作为,尤为严重。
六、包工头和窑主涉嫌绑架、拘禁、伤害、雇佣童工、超时工作、行贿等多项犯罪。
七、部分当地新闻媒体间接参与了犯罪。现在尚未有证据表明,各级宣传部是否多年来下令媒体不准报道黑砖窑。
八、奴工从被绑架到解救,充满惨绝人寰的暴虐特征。

黑砖窑在北京的直接干预下,人们仅见山西洪洞县为解救出的工人补发工资和慰问金,并且派出工作组,分赴各地寻找受害人。这些后续努力是政府理应所为,不值得感激,更不该被蒙蔽视线。人们应该清醒地看到,这些努力并不能掩藏、或者取代政府公职人员的违法行为。那些违法的公职人员理应受到法律制裁。

如果山西河南河北省政府有足够诚意的话,应该在省级电视台公而告知发出寻人启事,寻找那些分布在中国某个角落的受害人。10年来的受害人数远在1000人以上。让这些受害人作为证人,指证黑窑主、包工头和打手,以及人贩子。

如果山西河南河北省政府有足够诚意的话,应该从400名未成年人受害者父亲的投诉信中,发现并追究不受理报案派出所所长的刑事责任,并调查他们是否受贿。当地村乡县各级政府负责人,不可能不知道存在如此普遍和长久的奴工现象,他们也应该承担连带刑事责任。

如果山西河南河北省政府有足够诚意的话,不应该存在中央督察下好事变好事的错误意识,更不应该试图用事后补偿替代渎职和行政不作为的违法事实。

如果山西河南河北省政府有足够诚意的话,在追捕黑窑主和黑包工头的同时,应该同步勒令当地公安、劳动、环保、土管、村乡等政府部门负责人,引咎辞职,进而搜集他们的违法犯罪事实。

黑砖窑事件,只是中国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社会弱势群体悲惨遭遇的一个缩影。经济发展并不能必然带来法治昌明,生命得到保证,基本人权受到尊重。透过这个极端事件,人们可以看到,地方政权仅仅只有自上而下的监督是远远不够的。只有自下而上的监督,才是最真实而且最有威慑性的。我们不禁要问:那些分布在当地社会各个阶层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难道没有听闻黑砖窑残害工人的事件?他们为什么不作声?

在制度不存在多党制衡、道德崩溃的国度,如果一厢情愿地用冷漠解读中国这个沉疴的社会,类似的黑砖窑事件还会相继出现。当地村民也对黑砖窑长年存在保持沉默,我宁可理解为是村民对政府部门极端不信任的结果。社会集体冷漠,实际上是一个社会的正义、公平价值极度贫乏,民间无法抗衡政府的无力感使然。有人赞同乱世用重典来监管官员,有个现象值得考量这一说法的不可行性:贪官遍地,前赴后继。中共反贪的决心和力度,不可谓不大,为什么贪官越反越多?中共反贪的惯例是由党内上级官员查处下级贪官,采取双规措施,其间有太多的人为因素,反贪制度本身先天不足。反贪亡党,不反贪亡国。专制制度永远不能解决自身的制度弊端。

现在的官员眼里只有权和钱,成为权贵和金钱的奴隶。当政府的征地、拆迁等非法行为,遭遇社会的抗拒时,动用军警暴力工具摆平,是他们的不二选择。这个时候,官员的眼里,再没有什么群众利益。政府作为为纳税人服务的仆人角色,早被官员抛到九霄云外,甚至直接参与了草菅人命的非法活动中。地方政权暴政是中国最贴近民间社会的独裁的注脚,是中国社会转型中出现的一种致命景象,中央对地方政权出现失控苗头。

转型正义,是各个国家制度转型过程中遭遇的重大难题。后起的苏东、拉美、东亚的民主国家,都曾陷入这个梦靥中不能自拔。一元制度天然不能革除自身不断膨胀的毒瘤,需要借助民主的变革手段,监督、制衡权力的扩张。制度安排才能从根本上遏制人治的恶果。人们宁可相信制度,但不能相信某个官员。民主制度是人类发展至今唯一有效的社会制度,即使社会最底层者都能望见正义的光芒。

值得警醒的是,山西洪洞县不应成为系列黑砖窑事件的顶罪羊。存在黑砖窑的每个地方,涉及的政府部门负责人、黑窑主、包工头都受到法律制裁;所有遭难工人都应得到抚慰和国家赔偿(包括精神赔偿);黑砖窑全部关闭。系列黑砖窑灾难才能称得上最后解决。

对此结果,没有乐观的理由。


2007年6月20日







更要拷问那些作为公权部门的公安局、劳动监察、村乡镇部门都去了哪里?



但凡还有点人性的人,都会被山西、河南、河北的黑砖窑事件震动。人们一方面同情少年奴隶的悲惨遭遇,诅咒黑心窑主,更要拷问那些作为公权部门的公安局、劳动监察、村乡镇部门都去了哪里?在部门利益的驱赶下,金钱让这些人丧尽天良,跟禽兽无异。政府人员眼里的少年,连圈在笼子里的动物都不如,动辄遭受残害、虐打、活埋。地方政府服务于人民还是残害人民,其行为超越了民间社会的心理底线。
    
再联想到山西矿难频繁,地方官员参与投资分红,罔顾矿工生命,疯狂掠夺资源的灾变记录。这些都证明地方政府勾结矿主和窑主,成为合法化的敛财机构,地方政府普遍奉行的是血酬定律,也显示地方政权作为公共权力机构业已瘫痪,呈现黑社会特征。苛政蒙于虎。现在老百姓中间不缺任何角色,只差陈胜和吴广。

鲁迅先生在中国史书上读到的是吃人。我们在中共三个代表的当下和谐社会,见闻的却是活生生的人吃人惨象。 

关注系列黑砖窑事件,在于其暴虐程度打破了数个纪录。

一、10年累计的黑砖窑应在1000个以上,不全在山西洪洞县。
二、时间跨度达10年之久。
三、地域跨度达3个省份。
四、摧残工人(包括大量未成年人)数额巨大,达千人以上。其确切数量根本无法统计。
五、地方政府(公安、劳动、环保、土管、村乡、纪检、县市、工商)负责人涉嫌渎职和行政不作为犯罪,部分公职人员参与受贿、绑架儿童犯罪。特别是当地县市长、书记渎职行为,以及派出所负责人的行政不作为,尤为严重。
六、包工头和窑主涉嫌绑架、拘禁、伤害、雇佣童工、超时工作、行贿等多项犯罪。
七、部分当地新闻媒体间接参与了犯罪。现在尚未有证据表明,各级宣传部是否多年来下令媒体不准报道黑砖窑。
八、奴工从被绑架到解救,充满惨绝人寰的暴虐特征。

黑砖窑在北京的直接干预下,人们仅见山西洪洞县为解救出的工人补发工资和慰问金,并且派出工作组,分赴各地寻找受害人。这些后续努力是政府理应所为,不值得感激,更不该被蒙蔽视线。人们应该清醒地看到,这些努力并不能掩藏、或者取代政府公职人员的违法行为。那些违法的公职人员理应受到法律制裁。

如果山西河南河北省政府有足够诚意的话,应该在省级电视台公而告知发出寻人启事,寻找那些分布在中国某个角落的受害人。10年来的受害人数远在1000人以上。让这些受害人作为证人,指证黑窑主、包工头和打手,以及人贩子。

如果山西河南河北省政府有足够诚意的话,应该从400名未成年人受害者父亲的投诉信中,发现并追究不受理报案派出所所长的刑事责任,并调查他们是否受贿。当地村乡县各级政府负责人,不可能不知道存在如此普遍和长久的奴工现象,他们也应该承担连带刑事责任。

如果山西河南河北省政府有足够诚意的话,不应该存在中央督察下好事变好事的错误意识,更不应该试图用事后补偿替代渎职和行政不作为的违法事实。

如果山西河南河北省政府有足够诚意的话,在追捕黑窑主和黑包工头的同时,应该同步勒令当地公安、劳动、环保、土管、村乡等政府部门负责人,引咎辞职,进而搜集他们的违法犯罪事实。

黑砖窑事件,只是中国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社会弱势群体悲惨遭遇的一个缩影。经济发展并不能必然带来法治昌明,生命得到保证,基本人权受到尊重。透过这个极端事件,人们可以看到,地方政权仅仅只有自上而下的监督是远远不够的。只有自下而上的监督,才是最真实而且最有威慑性的。我们不禁要问:那些分布在当地社会各个阶层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难道没有听闻黑砖窑残害工人的事件?他们为什么不作声?

在制度不存在多党制衡、道德崩溃的国度,如果一厢情愿地用冷漠解读中国这个沉疴的社会,类似的黑砖窑事件还会相继出现。当地村民也对黑砖窑长年存在保持沉默,我宁可理解为是村民对政府部门极端不信任的结果。社会集体冷漠,实际上是一个社会的正义、公平价值极度贫乏,民间无法抗衡政府的无力感使然。有人赞同乱世用重典来监管官员,有个现象值得考量这一说法的不可行性:贪官遍地,前赴后继。中共反贪的决心和力度,不可谓不大,为什么贪官越反越多?中共反贪的惯例是由党内上级官员查处下级贪官,采取双规措施,其间有太多的人为因素,反贪制度本身先天不足。反贪亡党,不反贪亡国。专制制度永远不能解决自身的制度弊端。

现在的官员眼里只有权和钱,成为权贵和金钱的奴隶。当政府的征地、拆迁等非法行为,遭遇社会的抗拒时,动用军警暴力工具摆平,是他们的不二选择。这个时候,官员的眼里,再没有什么群众利益。政府作为为纳税人服务的仆人角色,早被官员抛到九霄云外,甚至直接参与了草菅人命的非法活动中。地方政权暴政是中国最贴近民间社会的独裁的注脚,是中国社会转型中出现的一种致命景象,中央对地方政权出现失控苗头。

转型正义,是各个国家制度转型过程中遭遇的重大难题。后起的苏东、拉美、东亚的民主国家,都曾陷入这个梦靥中不能自拔。一元制度天然不能革除自身不断膨胀的毒瘤,需要借助民主的变革手段,监督、制衡权力的扩张。制度安排才能从根本上遏制人治的恶果。人们宁可相信制度,但不能相信某个官员。民主制度是人类发展至今唯一有效的社会制度,即使社会最底层者都能望见正义的光芒。

值得警醒的是,山西洪洞县不应成为系列黑砖窑事件的顶罪羊。存在黑砖窑的每个地方,涉及的政府部门负责人、黑窑主、包工头都受到法律制裁;所有遭难工人都应得到抚慰和国家赔偿(包括精神赔偿);黑砖窑全部关闭。系列黑砖窑灾难才能称得上最后解决。

对此结果,没有乐观的理由。


2007年6月20日







更要拷问那些作为公权部门的公安局、劳动监察、村乡镇部门都去了哪里?



但凡还有点人性的人,都会被山西、河南、河北的黑砖窑事件震动。人们一方面同情少年奴隶的悲惨遭遇,诅咒黑心窑主,更要拷问那些作为公权部门的公安局、劳动监察、村乡镇部门都去了哪里?在部门利益的驱赶下,金钱让这些人丧尽天良,跟禽兽无异。政府人员眼里的少年,连圈在笼子里的动物都不如,动辄遭受残害、虐打、活埋。地方政府服务于人民还是残害人民,其行为超越了民间社会的心理底线。
    
再联想到山西矿难频繁,地方官员参与投资分红,罔顾矿工生命,疯狂掠夺资源的灾变记录。这些都证明地方政府勾结矿主和窑主,成为合法化的敛财机构,地方政府普遍奉行的是血酬定律,也显示地方政权作为公共权力机构业已瘫痪,呈现黑社会特征。苛政蒙于虎。现在老百姓中间不缺任何角色,只差陈胜和吴广。

鲁迅先生在中国史书上读到的是吃人。我们在中共三个代表的当下和谐社会,见闻的却是活生生的人吃人惨象。 

关注系列黑砖窑事件,在于其暴虐程度打破了数个纪录。

一、10年累计的黑砖窑应在1000个以上,不全在山西洪洞县。
二、时间跨度达10年之久。
三、地域跨度达3个省份。
四、摧残工人(包括大量未成年人)数额巨大,达千人以上。其确切数量根本无法统计。
五、地方政府(公安、劳动、环保、土管、村乡、纪检、县市、工商)负责人涉嫌渎职和行政不作为犯罪,部分公职人员参与受贿、绑架儿童犯罪。特别是当地县市长、书记渎职行为,以及派出所负责人的行政不作为,尤为严重。
六、包工头和窑主涉嫌绑架、拘禁、伤害、雇佣童工、超时工作、行贿等多项犯罪。
七、部分当地新闻媒体间接参与了犯罪。现在尚未有证据表明,各级宣传部是否多年来下令媒体不准报道黑砖窑。
八、奴工从被绑架到解救,充满惨绝人寰的暴虐特征。

黑砖窑在北京的直接干预下,人们仅见山西洪洞县为解救出的工人补发工资和慰问金,并且派出工作组,分赴各地寻找受害人。这些后续努力是政府理应所为,不值得感激,更不该被蒙蔽视线。人们应该清醒地看到,这些努力并不能掩藏、或者取代政府公职人员的违法行为。那些违法的公职人员理应受到法律制裁。

如果山西河南河北省政府有足够诚意的话,应该在省级电视台公而告知发出寻人启事,寻找那些分布在中国某个角落的受害人。10年来的受害人数远在1000人以上。让这些受害人作为证人,指证黑窑主、包工头和打手,以及人贩子。

如果山西河南河北省政府有足够诚意的话,应该从400名未成年人受害者父亲的投诉信中,发现并追究不受理报案派出所所长的刑事责任,并调查他们是否受贿。当地村乡县各级政府负责人,不可能不知道存在如此普遍和长久的奴工现象,他们也应该承担连带刑事责任。

如果山西河南河北省政府有足够诚意的话,不应该存在中央督察下好事变好事的错误意识,更不应该试图用事后补偿替代渎职和行政不作为的违法事实。

如果山西河南河北省政府有足够诚意的话,在追捕黑窑主和黑包工头的同时,应该同步勒令当地公安、劳动、环保、土管、村乡等政府部门负责人,引咎辞职,进而搜集他们的违法犯罪事实。

黑砖窑事件,只是中国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社会弱势群体悲惨遭遇的一个缩影。经济发展并不能必然带来法治昌明,生命得到保证,基本人权受到尊重。透过这个极端事件,人们可以看到,地方政权仅仅只有自上而下的监督是远远不够的。只有自下而上的监督,才是最真实而且最有威慑性的。我们不禁要问:那些分布在当地社会各个阶层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难道没有听闻黑砖窑残害工人的事件?他们为什么不作声?

在制度不存在多党制衡、道德崩溃的国度,如果一厢情愿地用冷漠解读中国这个沉疴的社会,类似的黑砖窑事件还会相继出现。当地村民也对黑砖窑长年存在保持沉默,我宁可理解为是村民对政府部门极端不信任的结果。社会集体冷漠,实际上是一个社会的正义、公平价值极度贫乏,民间无法抗衡政府的无力感使然。有人赞同乱世用重典来监管官员,有个现象值得考量这一说法的不可行性:贪官遍地,前赴后继。中共反贪的决心和力度,不可谓不大,为什么贪官越反越多?中共反贪的惯例是由党内上级官员查处下级贪官,采取双规措施,其间有太多的人为因素,反贪制度本身先天不足。反贪亡党,不反贪亡国。专制制度永远不能解决自身的制度弊端。

现在的官员眼里只有权和钱,成为权贵和金钱的奴隶。当政府的征地、拆迁等非法行为,遭遇社会的抗拒时,动用军警暴力工具摆平,是他们的不二选择。这个时候,官员的眼里,再没有什么群众利益。政府作为为纳税人服务的仆人角色,早被官员抛到九霄云外,甚至直接参与了草菅人命的非法活动中。地方政权暴政是中国最贴近民间社会的独裁的注脚,是中国社会转型中出现的一种致命景象,中央对地方政权出现失控苗头。

转型正义,是各个国家制度转型过程中遭遇的重大难题。后起的苏东、拉美、东亚的民主国家,都曾陷入这个梦靥中不能自拔。一元制度天然不能革除自身不断膨胀的毒瘤,需要借助民主的变革手段,监督、制衡权力的扩张。制度安排才能从根本上遏制人治的恶果。人们宁可相信制度,但不能相信某个官员。民主制度是人类发展至今唯一有效的社会制度,即使社会最底层者都能望见正义的光芒。

值得警醒的是,山西洪洞县不应成为系列黑砖窑事件的顶罪羊。存在黑砖窑的每个地方,涉及的政府部门负责人、黑窑主、包工头都受到法律制裁;所有遭难工人都应得到抚慰和国家赔偿(包括精神赔偿);黑砖窑全部关闭。系列黑砖窑灾难才能称得上最后解决。

对此结果,没有乐观的理由。


2007年6月20日







更要拷问那些作为公权部门的公安局、劳动监察、村乡镇部门都去了哪里?



但凡还有点人性的人,都会被山西、河南、河北的黑砖窑事件震动。人们一方面同情少年奴隶的悲惨遭遇,诅咒黑心窑主,更要拷问那些作为公权部门的公安局、劳动监察、村乡镇部门都去了哪里?在部门利益的驱赶下,金钱让这些人丧尽天良,跟禽兽无异。政府人员眼里的少年,连圈在笼子里的动物都不如,动辄遭受残害、虐打、活埋。地方政府服务于人民还是残害人民,其行为超越了民间社会的心理底线。
    
再联想到山西矿难频繁,地方官员参与投资分红,罔顾矿工生命,疯狂掠夺资源的灾变记录。这些都证明地方政府勾结矿主和窑主,成为合法化的敛财机构,地方政府普遍奉行的是血酬定律,也显示地方政权作为公共权力机构业已瘫痪,呈现黑社会特征。苛政蒙于虎。现在老百姓中间不缺任何角色,只差陈胜和吴广。

鲁迅先生在中国史书上读到的是吃人。我们在中共三个代表的当下和谐社会,见闻的却是活生生的人吃人惨象。 

关注系列黑砖窑事件,在于其暴虐程度打破了数个纪录。

一、10年累计的黑砖窑应在1000个以上,不全在山西洪洞县。
二、时间跨度达10年之久。
三、地域跨度达3个省份。
四、摧残工人(包括大量未成年人)数额巨大,达千人以上。其确切数量根本无法统计。
五、地方政府(公安、劳动、环保、土管、村乡、纪检、县市、工商)负责人涉嫌渎职和行政不作为犯罪,部分公职人员参与受贿、绑架儿童犯罪。特别是当地县市长、书记渎职行为,以及派出所负责人的行政不作为,尤为严重。
六、包工头和窑主涉嫌绑架、拘禁、伤害、雇佣童工、超时工作、行贿等多项犯罪。
七、部分当地新闻媒体间接参与了犯罪。现在尚未有证据表明,各级宣传部是否多年来下令媒体不准报道黑砖窑。
八、奴工从被绑架到解救,充满惨绝人寰的暴虐特征。

黑砖窑在北京的直接干预下,人们仅见山西洪洞县为解救出的工人补发工资和慰问金,并且派出工作组,分赴各地寻找受害人。这些后续努力是政府理应所为,不值得感激,更不该被蒙蔽视线。人们应该清醒地看到,这些努力并不能掩藏、或者取代政府公职人员的违法行为。那些违法的公职人员理应受到法律制裁。

如果山西河南河北省政府有足够诚意的话,应该在省级电视台公而告知发出寻人启事,寻找那些分布在中国某个角落的受害人。10年来的受害人数远在1000人以上。让这些受害人作为证人,指证黑窑主、包工头和打手,以及人贩子。

如果山西河南河北省政府有足够诚意的话,应该从400名未成年人受害者父亲的投诉信中,发现并追究不受理报案派出所所长的刑事责任,并调查他们是否受贿。当地村乡县各级政府负责人,不可能不知道存在如此普遍和长久的奴工现象,他们也应该承担连带刑事责任。

如果山西河南河北省政府有足够诚意的话,不应该存在中央督察下好事变好事的错误意识,更不应该试图用事后补偿替代渎职和行政不作为的违法事实。

如果山西河南河北省政府有足够诚意的话,在追捕黑窑主和黑包工头的同时,应该同步勒令当地公安、劳动、环保、土管、村乡等政府部门负责人,引咎辞职,进而搜集他们的违法犯罪事实。

黑砖窑事件,只是中国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社会弱势群体悲惨遭遇的一个缩影。经济发展并不能必然带来法治昌明,生命得到保证,基本人权受到尊重。透过这个极端事件,人们可以看到,地方政权仅仅只有自上而下的监督是远远不够的。只有自下而上的监督,才是最真实而且最有威慑性的。我们不禁要问:那些分布在当地社会各个阶层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难道没有听闻黑砖窑残害工人的事件?他们为什么不作声?

在制度不存在多党制衡、道德崩溃的国度,如果一厢情愿地用冷漠解读中国这个沉疴的社会,类似的黑砖窑事件还会相继出现。当地村民也对黑砖窑长年存在保持沉默,我宁可理解为是村民对政府部门极端不信任的结果。社会集体冷漠,实际上是一个社会的正义、公平价值极度贫乏,民间无法抗衡政府的无力感使然。有人赞同乱世用重典来监管官员,有个现象值得考量这一说法的不可行性:贪官遍地,前赴后继。中共反贪的决心和力度,不可谓不大,为什么贪官越反越多?中共反贪的惯例是由党内上级官员查处下级贪官,采取双规措施,其间有太多的人为因素,反贪制度本身先天不足。反贪亡党,不反贪亡国。专制制度永远不能解决自身的制度弊端。

现在的官员眼里只有权和钱,成为权贵和金钱的奴隶。当政府的征地、拆迁等非法行为,遭遇社会的抗拒时,动用军警暴力工具摆平,是他们的不二选择。这个时候,官员的眼里,再没有什么群众利益。政府作为为纳税人服务的仆人角色,早被官员抛到九霄云外,甚至直接参与了草菅人命的非法活动中。地方政权暴政是中国最贴近民间社会的独裁的注脚,是中国社会转型中出现的一种致命景象,中央对地方政权出现失控苗头。

转型正义,是各个国家制度转型过程中遭遇的重大难题。后起的苏东、拉美、东亚的民主国家,都曾陷入这个梦靥中不能自拔。一元制度天然不能革除自身不断膨胀的毒瘤,需要借助民主的变革手段,监督、制衡权力的扩张。制度安排才能从根本上遏制人治的恶果。人们宁可相信制度,但不能相信某个官员。民主制度是人类发展至今唯一有效的社会制度,即使社会最底层者都能望见正义的光芒。

值得警醒的是,山西洪洞县不应成为系列黑砖窑事件的顶罪羊。存在黑砖窑的每个地方,涉及的政府部门负责人、黑窑主、包工头都受到法律制裁;所有遭难工人都应得到抚慰和国家赔偿(包括精神赔偿);黑砖窑全部关闭。系列黑砖窑灾难才能称得上最后解决。

对此结果,没有乐观的理由。


2007年6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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