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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不断地争取新闻自由祝贺师涛荣获自由金笔奖
李海 (美国)



争取中国言论、新闻自由的事业是光荣的事业,是人类共同的事业,言论、新闻自由是普世价值,有此人的生存权才有保障。



世界报业协会将2007年的自由金笔奖授予师涛,以奖励他为争取中国新闻自由作出的杰出贡献。2004年六四前夕,中国当局对限制媒体作了有关部署,传达到各新闻单位,师涛当时作为《当代商报》编辑,将有关信息用电信传给了在美国的《民主论坛》。为此,师涛以泄露国家机密罪,被当局判处10年监禁。

由于师涛在狱中,她的母亲高琴声女士赴南非开普敦,参加世界报业大会,代儿子领奖。颁奖仪式上,世界编辑论坛主席乔治布洛克在授奖词中说:我们今天在这里授予荣誉者。他揭露了国家不为人所知的事情,而他付出的代价就是今天还在监狱里。 当全世界都在准备迎接明年北京奥运会的时候,重要的就是应该记住,中国不仅仅是体育和旅游,不仅仅是两位数字的经济增长。今天授奖给师涛已经激怒了中国当局。中国官方的报业协会已经要求我们撤消这个奖, 我们不为这个辩解所动。如果法律可能将如此个案中的新闻工作者送进监狱,这法律应该立即废除,因为它违背任何可以设想的国际标准和有关信息自由及人权的公约。 师涛的母亲在答谢辞中说:我的儿子师涛作为新闻桎梏的直接受害者,能获得这一荣誉,让我深感荣幸。 由此证明,我的儿子师涛确实是无罪无辜的,他只是做了一个勇敢的记者应该做的事情。所以才得到了全世界主持正义的同行们的支持和同情。即使用人类最美好的语言,也难以表达我们母子对大家的感激之情,同时为有师涛这样一个好儿子感到自豪。高女士还朗读了师涛的一首诗:

六月

所有的日子
都绕不过六月
六月,我的心脏死了
我的诗歌死了
我的恋人
也死在浪漫的血泊里
           
六月,烈日烧开皮肤
露出伤口的真相
六月,鱼儿离开血红的海水
游向另一处冬眠之地
六月,大地变形、河流无声
成堆的信札已无法送到死者手中

颁奖仪式是在6月4日举行的,寓意不言而喻,这是对六四的纪念,对杀戮的谴责,对民众反抗极权,对追求民主自由的肯定和赞颂。这个奖本来就属于自由之精神。六四的血腥镇压和监禁师涛,二者是一致的,中共对镇压民众的反抗,扼杀自由的声音,从来就没有动摇过,也没有停止过,这甚至可以追溯到1949年以来的历史。当然,六四是一场集中的鲜血淌淌的屠杀,监禁师涛只是之后持续镇压的一个小小的墨点,但是如果将六四之后所逮捕的成千上万的参与者,及这18年来对异议者、记者、作家、律师、访民、维权人士的迫害和监禁汇集起来,那也是罄竹难书。而这种迫害和镇压也还在继续。中国经济腾飞,但这些身边日日夜夜的黑暗,人们绝不可忽视,而这也正是纪念六四的意义。

与之相同,八九运动是中国民众争取自由、民主的运动,是中国民众自由民主精神的彻底觉醒,民主女神就是它的象征。今天民主女神已经矗立华盛顿共产主义纪念碑的碑座,这是八九民主运动的骄傲,是中国民众争取自由的骄傲。这场震撼世界的自由民主运动虽然被碾碎于坦克履带之下,但是中国民众反极权争自由要民主的精神并没有倒下,虽然六四后,中国再没发生像八九那样的大规模的民主运动,但是中国民众争取自由民主的奋斗一刻也没有停止,其虽不是浩大的游行,确是一点一滴的,具体的,各地各处,方方面面,锲入在中国社会与现实中。自由民主已经是中国民众的普遍要求,就是官方也不得不说民主是个好东西。师涛作为一名记者、诗人,他所写的许多诗文,他不惧监禁,为传达中国的真实信息,争取新闻自由所作的努力及所付的代价, 就是中国民众持续追求自由民主的一个代表。类似,我们还可以列举许多人。今天,中国大陆此起彼伏的民众维权运动即是八九民运的果实,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其发展。如果说八九民运的主体还是学生,集中在城市,他们的自由民主的追求更多还是理想主义的;但是今天的维权运动已经覆盖农村,普及全民,自由民主已经不仅仅地理想,而关系到每个人的切身利益,因此有了广泛的民众基础。令人振奋的是,就在六四的前夕,厦门万人环保大游行成功地举行了,其目的不是政治的,但是厦门民众却勇敢地行使了自己的自由的权力。自由金笔奖授予师涛,也就是授予六四之后为自由民主的继续努力和奋斗。

在今天,中国人的各种自由中,首要的是言论、新闻自由。没有言论、新闻自由就不可能去争取人的其它权利,甚至人的基本生存权也没有保障。孙志刚事件是由一条报道引发的,无此就没有社会道义舆论,也不会唤起民众公愤,该事件会如同无数的事件被秘密埋葬,害人的收容法也不会被废除。近来,山西黑窑事件也是起于互联网,丢失孩子的家长们发布了消息。这条消息暴露了黑暗,唤起了全民的义愤,迫于民愤,地方当局才被迫行动,解救窑奴。没有互联网,没有那条消息,窑奴们就将继续被埋葬在那里。厦门万人大游行也是起于一条手机短信。

秦灭六国后,收天下兵器,铸金人为十二;天下人无兵器,而唯受暴政。现代,特别是后工业化时代,社会日益庞大,人们依传媒而相联一体,共生共在。传媒对于社会的组织:一是提供真实的消息,其保证人生活在真实中;二是监督社会,保证社会公义。而极权制度剥夺公民的言论权,垄断媒体,新闻为权力统治服务,提供假信息,于是人丧失了对现实的真实意识,而生活在权力的控制中。媒体对社会的监督变成了权力对社会的控制,社会公义成为空话假话,一切都是暗中操作。因此说极权社会在本质上即是黑社会,其一切操作都在地下。毛时代是寡头地下操纵,当今是地方层层政府成为黑社会集团。当今时代,剥夺公民的言论、新闻自由就如同秦收缴天下的兵器,没有了言论、新闻自由,天下民就唯受暴政。

胡平在1975年写了《论言论自由》,他说言论自由是极权主义社会的阿基利斯之踵;也有一位记者曾说:一份报纸可以颠覆一个极权国家。瓦解极权,走向民主,首要就是言论、新闻自由。极权制度是强大的,但也是脆弱的。它的统治一方面是暴力强制;另一方面就是对人的意识控制,而意识控制来于言论垄断。在武器高度发展的现代,民众没有可能直接对抗极权的暴力武装,但是却可以讲出真相,只要讲出真相,权力的意识控制就瓦解。如果五十年代,中国有一本类似的《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哪怕是地下流传,就不会有毛泽东的神话,不会有红卫兵运动。真话就是戳透和瓦解极权制度的锐器和硫酸。因此,极权制度中,争取自由民主的努力,首先就是尽一切努力讲述真实,争取言论的权利。中国七十年代末到八九民运,毛意识形态的瓦解就是从西单那一面自由言论墙开始的。

八十年代后,中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由极权进入后极权社会。共产意识形态瓦解,各级官吏由控制人转而追逐实际私利,利用职权化共产为私有,瓜分全民资产和国家资源。表面上,社会有了许多自由,人尽可为个人谋利,但实际上国家的资源和利益都由权力集团所垄断,大小官僚们要多捞多得,将公有转为私有,而民众则成了被掠夺者。后极权中国,一方面私人话语范畴尽可以自由,但是公共话语却依然牢牢地被当局所控制,特别是新闻。因为权力集团要维护自身的合法性,维护他们的政权,垄断权力和利益,合法地占有和掠夺。后极权社会无所不可,由卖官卖血到黑窑童奴,但是权力垄断不容挑衅。权力控制媒体、新闻是对他们掠夺的制度性的保护。只要没有新闻自由,权力集团大大小小的黑窑就会藏在暗中继续运作。

因此,在后极权中国,民众依然要为争取言论、新闻自由而抗争。不论体制内外,人们要尽一切可能披露真相,向社会提供真实信息,挑战权力控制的言语边界。好在现在有了互联网,有手机通讯,人们有了新的争取言论自由的方式和手段;当然官方同时也有了金盾工程,有了雅虎、古狗等西方大公司的合作,但是历史总是在向前推动。九十年代末维权运动兴起,其推动了中国言论、新闻自由的发展,也对言论、新闻自由提出了新的要求。维权运动与争取言论、新闻自由相辅相成。言论、新闻可以发动民众维权,比如厦门游行;也可以唤起社会公义和民众舆论,比如黑窑事件。如果中国的每一家报纸、杂志都能起到这种作用,黑暗将无处躲藏,中国的社会也将有公义有希望。而这就需要在制度上实现言论、新闻、出版自由。

师涛现在仍然在狱中,他是中国争取言论、新闻自由的一位英雄。中国权力垄断言论、新闻直接依靠暴力,那就是将勇于讲真话、发布真实消息的人关进监狱,既处罚当事人,又恐吓记者和民众。中国入狱记者、作家、网民,我们可以例出一长串的名字。感谢世界报业协会将自由金笔奖授予师涛,它表明争取中国言论、新闻自由的事业是光荣的事业,是人类共同的事业,言论、新闻自由是普世价值,有此人的生存权才有保障。我们需要继续为言论、新闻自由而奋争。







争取中国言论、新闻自由的事业是光荣的事业,是人类共同的事业,言论、新闻自由是普世价值,有此人的生存权才有保障。



世界报业协会将2007年的自由金笔奖授予师涛,以奖励他为争取中国新闻自由作出的杰出贡献。2004年六四前夕,中国当局对限制媒体作了有关部署,传达到各新闻单位,师涛当时作为《当代商报》编辑,将有关信息用电信传给了在美国的《民主论坛》。为此,师涛以泄露国家机密罪,被当局判处10年监禁。

由于师涛在狱中,她的母亲高琴声女士赴南非开普敦,参加世界报业大会,代儿子领奖。颁奖仪式上,世界编辑论坛主席乔治布洛克在授奖词中说:我们今天在这里授予荣誉者。他揭露了国家不为人所知的事情,而他付出的代价就是今天还在监狱里。 当全世界都在准备迎接明年北京奥运会的时候,重要的就是应该记住,中国不仅仅是体育和旅游,不仅仅是两位数字的经济增长。今天授奖给师涛已经激怒了中国当局。中国官方的报业协会已经要求我们撤消这个奖, 我们不为这个辩解所动。如果法律可能将如此个案中的新闻工作者送进监狱,这法律应该立即废除,因为它违背任何可以设想的国际标准和有关信息自由及人权的公约。 师涛的母亲在答谢辞中说:我的儿子师涛作为新闻桎梏的直接受害者,能获得这一荣誉,让我深感荣幸。 由此证明,我的儿子师涛确实是无罪无辜的,他只是做了一个勇敢的记者应该做的事情。所以才得到了全世界主持正义的同行们的支持和同情。即使用人类最美好的语言,也难以表达我们母子对大家的感激之情,同时为有师涛这样一个好儿子感到自豪。高女士还朗读了师涛的一首诗:

六月

所有的日子
都绕不过六月
六月,我的心脏死了
我的诗歌死了
我的恋人
也死在浪漫的血泊里
           
六月,烈日烧开皮肤
露出伤口的真相
六月,鱼儿离开血红的海水
游向另一处冬眠之地
六月,大地变形、河流无声
成堆的信札已无法送到死者手中

颁奖仪式是在6月4日举行的,寓意不言而喻,这是对六四的纪念,对杀戮的谴责,对民众反抗极权,对追求民主自由的肯定和赞颂。这个奖本来就属于自由之精神。六四的血腥镇压和监禁师涛,二者是一致的,中共对镇压民众的反抗,扼杀自由的声音,从来就没有动摇过,也没有停止过,这甚至可以追溯到1949年以来的历史。当然,六四是一场集中的鲜血淌淌的屠杀,监禁师涛只是之后持续镇压的一个小小的墨点,但是如果将六四之后所逮捕的成千上万的参与者,及这18年来对异议者、记者、作家、律师、访民、维权人士的迫害和监禁汇集起来,那也是罄竹难书。而这种迫害和镇压也还在继续。中国经济腾飞,但这些身边日日夜夜的黑暗,人们绝不可忽视,而这也正是纪念六四的意义。

与之相同,八九运动是中国民众争取自由、民主的运动,是中国民众自由民主精神的彻底觉醒,民主女神就是它的象征。今天民主女神已经矗立华盛顿共产主义纪念碑的碑座,这是八九民主运动的骄傲,是中国民众争取自由的骄傲。这场震撼世界的自由民主运动虽然被碾碎于坦克履带之下,但是中国民众反极权争自由要民主的精神并没有倒下,虽然六四后,中国再没发生像八九那样的大规模的民主运动,但是中国民众争取自由民主的奋斗一刻也没有停止,其虽不是浩大的游行,确是一点一滴的,具体的,各地各处,方方面面,锲入在中国社会与现实中。自由民主已经是中国民众的普遍要求,就是官方也不得不说民主是个好东西。师涛作为一名记者、诗人,他所写的许多诗文,他不惧监禁,为传达中国的真实信息,争取新闻自由所作的努力及所付的代价, 就是中国民众持续追求自由民主的一个代表。类似,我们还可以列举许多人。今天,中国大陆此起彼伏的民众维权运动即是八九民运的果实,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其发展。如果说八九民运的主体还是学生,集中在城市,他们的自由民主的追求更多还是理想主义的;但是今天的维权运动已经覆盖农村,普及全民,自由民主已经不仅仅地理想,而关系到每个人的切身利益,因此有了广泛的民众基础。令人振奋的是,就在六四的前夕,厦门万人环保大游行成功地举行了,其目的不是政治的,但是厦门民众却勇敢地行使了自己的自由的权力。自由金笔奖授予师涛,也就是授予六四之后为自由民主的继续努力和奋斗。

在今天,中国人的各种自由中,首要的是言论、新闻自由。没有言论、新闻自由就不可能去争取人的其它权利,甚至人的基本生存权也没有保障。孙志刚事件是由一条报道引发的,无此就没有社会道义舆论,也不会唤起民众公愤,该事件会如同无数的事件被秘密埋葬,害人的收容法也不会被废除。近来,山西黑窑事件也是起于互联网,丢失孩子的家长们发布了消息。这条消息暴露了黑暗,唤起了全民的义愤,迫于民愤,地方当局才被迫行动,解救窑奴。没有互联网,没有那条消息,窑奴们就将继续被埋葬在那里。厦门万人大游行也是起于一条手机短信。

秦灭六国后,收天下兵器,铸金人为十二;天下人无兵器,而唯受暴政。现代,特别是后工业化时代,社会日益庞大,人们依传媒而相联一体,共生共在。传媒对于社会的组织:一是提供真实的消息,其保证人生活在真实中;二是监督社会,保证社会公义。而极权制度剥夺公民的言论权,垄断媒体,新闻为权力统治服务,提供假信息,于是人丧失了对现实的真实意识,而生活在权力的控制中。媒体对社会的监督变成了权力对社会的控制,社会公义成为空话假话,一切都是暗中操作。因此说极权社会在本质上即是黑社会,其一切操作都在地下。毛时代是寡头地下操纵,当今是地方层层政府成为黑社会集团。当今时代,剥夺公民的言论、新闻自由就如同秦收缴天下的兵器,没有了言论、新闻自由,天下民就唯受暴政。

胡平在1975年写了《论言论自由》,他说言论自由是极权主义社会的阿基利斯之踵;也有一位记者曾说:一份报纸可以颠覆一个极权国家。瓦解极权,走向民主,首要就是言论、新闻自由。极权制度是强大的,但也是脆弱的。它的统治一方面是暴力强制;另一方面就是对人的意识控制,而意识控制来于言论垄断。在武器高度发展的现代,民众没有可能直接对抗极权的暴力武装,但是却可以讲出真相,只要讲出真相,权力的意识控制就瓦解。如果五十年代,中国有一本类似的《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哪怕是地下流传,就不会有毛泽东的神话,不会有红卫兵运动。真话就是戳透和瓦解极权制度的锐器和硫酸。因此,极权制度中,争取自由民主的努力,首先就是尽一切努力讲述真实,争取言论的权利。中国七十年代末到八九民运,毛意识形态的瓦解就是从西单那一面自由言论墙开始的。

八十年代后,中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由极权进入后极权社会。共产意识形态瓦解,各级官吏由控制人转而追逐实际私利,利用职权化共产为私有,瓜分全民资产和国家资源。表面上,社会有了许多自由,人尽可为个人谋利,但实际上国家的资源和利益都由权力集团所垄断,大小官僚们要多捞多得,将公有转为私有,而民众则成了被掠夺者。后极权中国,一方面私人话语范畴尽可以自由,但是公共话语却依然牢牢地被当局所控制,特别是新闻。因为权力集团要维护自身的合法性,维护他们的政权,垄断权力和利益,合法地占有和掠夺。后极权社会无所不可,由卖官卖血到黑窑童奴,但是权力垄断不容挑衅。权力控制媒体、新闻是对他们掠夺的制度性的保护。只要没有新闻自由,权力集团大大小小的黑窑就会藏在暗中继续运作。

因此,在后极权中国,民众依然要为争取言论、新闻自由而抗争。不论体制内外,人们要尽一切可能披露真相,向社会提供真实信息,挑战权力控制的言语边界。好在现在有了互联网,有手机通讯,人们有了新的争取言论自由的方式和手段;当然官方同时也有了金盾工程,有了雅虎、古狗等西方大公司的合作,但是历史总是在向前推动。九十年代末维权运动兴起,其推动了中国言论、新闻自由的发展,也对言论、新闻自由提出了新的要求。维权运动与争取言论、新闻自由相辅相成。言论、新闻可以发动民众维权,比如厦门游行;也可以唤起社会公义和民众舆论,比如黑窑事件。如果中国的每一家报纸、杂志都能起到这种作用,黑暗将无处躲藏,中国的社会也将有公义有希望。而这就需要在制度上实现言论、新闻、出版自由。

师涛现在仍然在狱中,他是中国争取言论、新闻自由的一位英雄。中国权力垄断言论、新闻直接依靠暴力,那就是将勇于讲真话、发布真实消息的人关进监狱,既处罚当事人,又恐吓记者和民众。中国入狱记者、作家、网民,我们可以例出一长串的名字。感谢世界报业协会将自由金笔奖授予师涛,它表明争取中国言论、新闻自由的事业是光荣的事业,是人类共同的事业,言论、新闻自由是普世价值,有此人的生存权才有保障。我们需要继续为言论、新闻自由而奋争。







争取中国言论、新闻自由的事业是光荣的事业,是人类共同的事业,言论、新闻自由是普世价值,有此人的生存权才有保障。



世界报业协会将2007年的自由金笔奖授予师涛,以奖励他为争取中国新闻自由作出的杰出贡献。2004年六四前夕,中国当局对限制媒体作了有关部署,传达到各新闻单位,师涛当时作为《当代商报》编辑,将有关信息用电信传给了在美国的《民主论坛》。为此,师涛以泄露国家机密罪,被当局判处10年监禁。

由于师涛在狱中,她的母亲高琴声女士赴南非开普敦,参加世界报业大会,代儿子领奖。颁奖仪式上,世界编辑论坛主席乔治布洛克在授奖词中说:我们今天在这里授予荣誉者。他揭露了国家不为人所知的事情,而他付出的代价就是今天还在监狱里。 当全世界都在准备迎接明年北京奥运会的时候,重要的就是应该记住,中国不仅仅是体育和旅游,不仅仅是两位数字的经济增长。今天授奖给师涛已经激怒了中国当局。中国官方的报业协会已经要求我们撤消这个奖, 我们不为这个辩解所动。如果法律可能将如此个案中的新闻工作者送进监狱,这法律应该立即废除,因为它违背任何可以设想的国际标准和有关信息自由及人权的公约。 师涛的母亲在答谢辞中说:我的儿子师涛作为新闻桎梏的直接受害者,能获得这一荣誉,让我深感荣幸。 由此证明,我的儿子师涛确实是无罪无辜的,他只是做了一个勇敢的记者应该做的事情。所以才得到了全世界主持正义的同行们的支持和同情。即使用人类最美好的语言,也难以表达我们母子对大家的感激之情,同时为有师涛这样一个好儿子感到自豪。高女士还朗读了师涛的一首诗:

六月

所有的日子
都绕不过六月
六月,我的心脏死了
我的诗歌死了
我的恋人
也死在浪漫的血泊里
           
六月,烈日烧开皮肤
露出伤口的真相
六月,鱼儿离开血红的海水
游向另一处冬眠之地
六月,大地变形、河流无声
成堆的信札已无法送到死者手中

颁奖仪式是在6月4日举行的,寓意不言而喻,这是对六四的纪念,对杀戮的谴责,对民众反抗极权,对追求民主自由的肯定和赞颂。这个奖本来就属于自由之精神。六四的血腥镇压和监禁师涛,二者是一致的,中共对镇压民众的反抗,扼杀自由的声音,从来就没有动摇过,也没有停止过,这甚至可以追溯到1949年以来的历史。当然,六四是一场集中的鲜血淌淌的屠杀,监禁师涛只是之后持续镇压的一个小小的墨点,但是如果将六四之后所逮捕的成千上万的参与者,及这18年来对异议者、记者、作家、律师、访民、维权人士的迫害和监禁汇集起来,那也是罄竹难书。而这种迫害和镇压也还在继续。中国经济腾飞,但这些身边日日夜夜的黑暗,人们绝不可忽视,而这也正是纪念六四的意义。

与之相同,八九运动是中国民众争取自由、民主的运动,是中国民众自由民主精神的彻底觉醒,民主女神就是它的象征。今天民主女神已经矗立华盛顿共产主义纪念碑的碑座,这是八九民主运动的骄傲,是中国民众争取自由的骄傲。这场震撼世界的自由民主运动虽然被碾碎于坦克履带之下,但是中国民众反极权争自由要民主的精神并没有倒下,虽然六四后,中国再没发生像八九那样的大规模的民主运动,但是中国民众争取自由民主的奋斗一刻也没有停止,其虽不是浩大的游行,确是一点一滴的,具体的,各地各处,方方面面,锲入在中国社会与现实中。自由民主已经是中国民众的普遍要求,就是官方也不得不说民主是个好东西。师涛作为一名记者、诗人,他所写的许多诗文,他不惧监禁,为传达中国的真实信息,争取新闻自由所作的努力及所付的代价, 就是中国民众持续追求自由民主的一个代表。类似,我们还可以列举许多人。今天,中国大陆此起彼伏的民众维权运动即是八九民运的果实,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其发展。如果说八九民运的主体还是学生,集中在城市,他们的自由民主的追求更多还是理想主义的;但是今天的维权运动已经覆盖农村,普及全民,自由民主已经不仅仅地理想,而关系到每个人的切身利益,因此有了广泛的民众基础。令人振奋的是,就在六四的前夕,厦门万人环保大游行成功地举行了,其目的不是政治的,但是厦门民众却勇敢地行使了自己的自由的权力。自由金笔奖授予师涛,也就是授予六四之后为自由民主的继续努力和奋斗。

在今天,中国人的各种自由中,首要的是言论、新闻自由。没有言论、新闻自由就不可能去争取人的其它权利,甚至人的基本生存权也没有保障。孙志刚事件是由一条报道引发的,无此就没有社会道义舆论,也不会唤起民众公愤,该事件会如同无数的事件被秘密埋葬,害人的收容法也不会被废除。近来,山西黑窑事件也是起于互联网,丢失孩子的家长们发布了消息。这条消息暴露了黑暗,唤起了全民的义愤,迫于民愤,地方当局才被迫行动,解救窑奴。没有互联网,没有那条消息,窑奴们就将继续被埋葬在那里。厦门万人大游行也是起于一条手机短信。

秦灭六国后,收天下兵器,铸金人为十二;天下人无兵器,而唯受暴政。现代,特别是后工业化时代,社会日益庞大,人们依传媒而相联一体,共生共在。传媒对于社会的组织:一是提供真实的消息,其保证人生活在真实中;二是监督社会,保证社会公义。而极权制度剥夺公民的言论权,垄断媒体,新闻为权力统治服务,提供假信息,于是人丧失了对现实的真实意识,而生活在权力的控制中。媒体对社会的监督变成了权力对社会的控制,社会公义成为空话假话,一切都是暗中操作。因此说极权社会在本质上即是黑社会,其一切操作都在地下。毛时代是寡头地下操纵,当今是地方层层政府成为黑社会集团。当今时代,剥夺公民的言论、新闻自由就如同秦收缴天下的兵器,没有了言论、新闻自由,天下民就唯受暴政。

胡平在1975年写了《论言论自由》,他说言论自由是极权主义社会的阿基利斯之踵;也有一位记者曾说:一份报纸可以颠覆一个极权国家。瓦解极权,走向民主,首要就是言论、新闻自由。极权制度是强大的,但也是脆弱的。它的统治一方面是暴力强制;另一方面就是对人的意识控制,而意识控制来于言论垄断。在武器高度发展的现代,民众没有可能直接对抗极权的暴力武装,但是却可以讲出真相,只要讲出真相,权力的意识控制就瓦解。如果五十年代,中国有一本类似的《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哪怕是地下流传,就不会有毛泽东的神话,不会有红卫兵运动。真话就是戳透和瓦解极权制度的锐器和硫酸。因此,极权制度中,争取自由民主的努力,首先就是尽一切努力讲述真实,争取言论的权利。中国七十年代末到八九民运,毛意识形态的瓦解就是从西单那一面自由言论墙开始的。

八十年代后,中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由极权进入后极权社会。共产意识形态瓦解,各级官吏由控制人转而追逐实际私利,利用职权化共产为私有,瓜分全民资产和国家资源。表面上,社会有了许多自由,人尽可为个人谋利,但实际上国家的资源和利益都由权力集团所垄断,大小官僚们要多捞多得,将公有转为私有,而民众则成了被掠夺者。后极权中国,一方面私人话语范畴尽可以自由,但是公共话语却依然牢牢地被当局所控制,特别是新闻。因为权力集团要维护自身的合法性,维护他们的政权,垄断权力和利益,合法地占有和掠夺。后极权社会无所不可,由卖官卖血到黑窑童奴,但是权力垄断不容挑衅。权力控制媒体、新闻是对他们掠夺的制度性的保护。只要没有新闻自由,权力集团大大小小的黑窑就会藏在暗中继续运作。

因此,在后极权中国,民众依然要为争取言论、新闻自由而抗争。不论体制内外,人们要尽一切可能披露真相,向社会提供真实信息,挑战权力控制的言语边界。好在现在有了互联网,有手机通讯,人们有了新的争取言论自由的方式和手段;当然官方同时也有了金盾工程,有了雅虎、古狗等西方大公司的合作,但是历史总是在向前推动。九十年代末维权运动兴起,其推动了中国言论、新闻自由的发展,也对言论、新闻自由提出了新的要求。维权运动与争取言论、新闻自由相辅相成。言论、新闻可以发动民众维权,比如厦门游行;也可以唤起社会公义和民众舆论,比如黑窑事件。如果中国的每一家报纸、杂志都能起到这种作用,黑暗将无处躲藏,中国的社会也将有公义有希望。而这就需要在制度上实现言论、新闻、出版自由。

师涛现在仍然在狱中,他是中国争取言论、新闻自由的一位英雄。中国权力垄断言论、新闻直接依靠暴力,那就是将勇于讲真话、发布真实消息的人关进监狱,既处罚当事人,又恐吓记者和民众。中国入狱记者、作家、网民,我们可以例出一长串的名字。感谢世界报业协会将自由金笔奖授予师涛,它表明争取中国言论、新闻自由的事业是光荣的事业,是人类共同的事业,言论、新闻自由是普世价值,有此人的生存权才有保障。我们需要继续为言论、新闻自由而奋争。







争取中国言论、新闻自由的事业是光荣的事业,是人类共同的事业,言论、新闻自由是普世价值,有此人的生存权才有保障。



世界报业协会将2007年的自由金笔奖授予师涛,以奖励他为争取中国新闻自由作出的杰出贡献。2004年六四前夕,中国当局对限制媒体作了有关部署,传达到各新闻单位,师涛当时作为《当代商报》编辑,将有关信息用电信传给了在美国的《民主论坛》。为此,师涛以泄露国家机密罪,被当局判处10年监禁。

由于师涛在狱中,她的母亲高琴声女士赴南非开普敦,参加世界报业大会,代儿子领奖。颁奖仪式上,世界编辑论坛主席乔治布洛克在授奖词中说:我们今天在这里授予荣誉者。他揭露了国家不为人所知的事情,而他付出的代价就是今天还在监狱里。 当全世界都在准备迎接明年北京奥运会的时候,重要的就是应该记住,中国不仅仅是体育和旅游,不仅仅是两位数字的经济增长。今天授奖给师涛已经激怒了中国当局。中国官方的报业协会已经要求我们撤消这个奖, 我们不为这个辩解所动。如果法律可能将如此个案中的新闻工作者送进监狱,这法律应该立即废除,因为它违背任何可以设想的国际标准和有关信息自由及人权的公约。 师涛的母亲在答谢辞中说:我的儿子师涛作为新闻桎梏的直接受害者,能获得这一荣誉,让我深感荣幸。 由此证明,我的儿子师涛确实是无罪无辜的,他只是做了一个勇敢的记者应该做的事情。所以才得到了全世界主持正义的同行们的支持和同情。即使用人类最美好的语言,也难以表达我们母子对大家的感激之情,同时为有师涛这样一个好儿子感到自豪。高女士还朗读了师涛的一首诗:

六月

所有的日子
都绕不过六月
六月,我的心脏死了
我的诗歌死了
我的恋人
也死在浪漫的血泊里
           
六月,烈日烧开皮肤
露出伤口的真相
六月,鱼儿离开血红的海水
游向另一处冬眠之地
六月,大地变形、河流无声
成堆的信札已无法送到死者手中

颁奖仪式是在6月4日举行的,寓意不言而喻,这是对六四的纪念,对杀戮的谴责,对民众反抗极权,对追求民主自由的肯定和赞颂。这个奖本来就属于自由之精神。六四的血腥镇压和监禁师涛,二者是一致的,中共对镇压民众的反抗,扼杀自由的声音,从来就没有动摇过,也没有停止过,这甚至可以追溯到1949年以来的历史。当然,六四是一场集中的鲜血淌淌的屠杀,监禁师涛只是之后持续镇压的一个小小的墨点,但是如果将六四之后所逮捕的成千上万的参与者,及这18年来对异议者、记者、作家、律师、访民、维权人士的迫害和监禁汇集起来,那也是罄竹难书。而这种迫害和镇压也还在继续。中国经济腾飞,但这些身边日日夜夜的黑暗,人们绝不可忽视,而这也正是纪念六四的意义。

与之相同,八九运动是中国民众争取自由、民主的运动,是中国民众自由民主精神的彻底觉醒,民主女神就是它的象征。今天民主女神已经矗立华盛顿共产主义纪念碑的碑座,这是八九民主运动的骄傲,是中国民众争取自由的骄傲。这场震撼世界的自由民主运动虽然被碾碎于坦克履带之下,但是中国民众反极权争自由要民主的精神并没有倒下,虽然六四后,中国再没发生像八九那样的大规模的民主运动,但是中国民众争取自由民主的奋斗一刻也没有停止,其虽不是浩大的游行,确是一点一滴的,具体的,各地各处,方方面面,锲入在中国社会与现实中。自由民主已经是中国民众的普遍要求,就是官方也不得不说民主是个好东西。师涛作为一名记者、诗人,他所写的许多诗文,他不惧监禁,为传达中国的真实信息,争取新闻自由所作的努力及所付的代价, 就是中国民众持续追求自由民主的一个代表。类似,我们还可以列举许多人。今天,中国大陆此起彼伏的民众维权运动即是八九民运的果实,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其发展。如果说八九民运的主体还是学生,集中在城市,他们的自由民主的追求更多还是理想主义的;但是今天的维权运动已经覆盖农村,普及全民,自由民主已经不仅仅地理想,而关系到每个人的切身利益,因此有了广泛的民众基础。令人振奋的是,就在六四的前夕,厦门万人环保大游行成功地举行了,其目的不是政治的,但是厦门民众却勇敢地行使了自己的自由的权力。自由金笔奖授予师涛,也就是授予六四之后为自由民主的继续努力和奋斗。

在今天,中国人的各种自由中,首要的是言论、新闻自由。没有言论、新闻自由就不可能去争取人的其它权利,甚至人的基本生存权也没有保障。孙志刚事件是由一条报道引发的,无此就没有社会道义舆论,也不会唤起民众公愤,该事件会如同无数的事件被秘密埋葬,害人的收容法也不会被废除。近来,山西黑窑事件也是起于互联网,丢失孩子的家长们发布了消息。这条消息暴露了黑暗,唤起了全民的义愤,迫于民愤,地方当局才被迫行动,解救窑奴。没有互联网,没有那条消息,窑奴们就将继续被埋葬在那里。厦门万人大游行也是起于一条手机短信。

秦灭六国后,收天下兵器,铸金人为十二;天下人无兵器,而唯受暴政。现代,特别是后工业化时代,社会日益庞大,人们依传媒而相联一体,共生共在。传媒对于社会的组织:一是提供真实的消息,其保证人生活在真实中;二是监督社会,保证社会公义。而极权制度剥夺公民的言论权,垄断媒体,新闻为权力统治服务,提供假信息,于是人丧失了对现实的真实意识,而生活在权力的控制中。媒体对社会的监督变成了权力对社会的控制,社会公义成为空话假话,一切都是暗中操作。因此说极权社会在本质上即是黑社会,其一切操作都在地下。毛时代是寡头地下操纵,当今是地方层层政府成为黑社会集团。当今时代,剥夺公民的言论、新闻自由就如同秦收缴天下的兵器,没有了言论、新闻自由,天下民就唯受暴政。

胡平在1975年写了《论言论自由》,他说言论自由是极权主义社会的阿基利斯之踵;也有一位记者曾说:一份报纸可以颠覆一个极权国家。瓦解极权,走向民主,首要就是言论、新闻自由。极权制度是强大的,但也是脆弱的。它的统治一方面是暴力强制;另一方面就是对人的意识控制,而意识控制来于言论垄断。在武器高度发展的现代,民众没有可能直接对抗极权的暴力武装,但是却可以讲出真相,只要讲出真相,权力的意识控制就瓦解。如果五十年代,中国有一本类似的《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哪怕是地下流传,就不会有毛泽东的神话,不会有红卫兵运动。真话就是戳透和瓦解极权制度的锐器和硫酸。因此,极权制度中,争取自由民主的努力,首先就是尽一切努力讲述真实,争取言论的权利。中国七十年代末到八九民运,毛意识形态的瓦解就是从西单那一面自由言论墙开始的。

八十年代后,中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由极权进入后极权社会。共产意识形态瓦解,各级官吏由控制人转而追逐实际私利,利用职权化共产为私有,瓜分全民资产和国家资源。表面上,社会有了许多自由,人尽可为个人谋利,但实际上国家的资源和利益都由权力集团所垄断,大小官僚们要多捞多得,将公有转为私有,而民众则成了被掠夺者。后极权中国,一方面私人话语范畴尽可以自由,但是公共话语却依然牢牢地被当局所控制,特别是新闻。因为权力集团要维护自身的合法性,维护他们的政权,垄断权力和利益,合法地占有和掠夺。后极权社会无所不可,由卖官卖血到黑窑童奴,但是权力垄断不容挑衅。权力控制媒体、新闻是对他们掠夺的制度性的保护。只要没有新闻自由,权力集团大大小小的黑窑就会藏在暗中继续运作。

因此,在后极权中国,民众依然要为争取言论、新闻自由而抗争。不论体制内外,人们要尽一切可能披露真相,向社会提供真实信息,挑战权力控制的言语边界。好在现在有了互联网,有手机通讯,人们有了新的争取言论自由的方式和手段;当然官方同时也有了金盾工程,有了雅虎、古狗等西方大公司的合作,但是历史总是在向前推动。九十年代末维权运动兴起,其推动了中国言论、新闻自由的发展,也对言论、新闻自由提出了新的要求。维权运动与争取言论、新闻自由相辅相成。言论、新闻可以发动民众维权,比如厦门游行;也可以唤起社会公义和民众舆论,比如黑窑事件。如果中国的每一家报纸、杂志都能起到这种作用,黑暗将无处躲藏,中国的社会也将有公义有希望。而这就需要在制度上实现言论、新闻、出版自由。

师涛现在仍然在狱中,他是中国争取言论、新闻自由的一位英雄。中国权力垄断言论、新闻直接依靠暴力,那就是将勇于讲真话、发布真实消息的人关进监狱,既处罚当事人,又恐吓记者和民众。中国入狱记者、作家、网民,我们可以例出一长串的名字。感谢世界报业协会将自由金笔奖授予师涛,它表明争取中国言论、新闻自由的事业是光荣的事业,是人类共同的事业,言论、新闻自由是普世价值,有此人的生存权才有保障。我们需要继续为言论、新闻自由而奋争。







争取中国言论、新闻自由的事业是光荣的事业,是人类共同的事业,言论、新闻自由是普世价值,有此人的生存权才有保障。



世界报业协会将2007年的自由金笔奖授予师涛,以奖励他为争取中国新闻自由作出的杰出贡献。2004年六四前夕,中国当局对限制媒体作了有关部署,传达到各新闻单位,师涛当时作为《当代商报》编辑,将有关信息用电信传给了在美国的《民主论坛》。为此,师涛以泄露国家机密罪,被当局判处10年监禁。

由于师涛在狱中,她的母亲高琴声女士赴南非开普敦,参加世界报业大会,代儿子领奖。颁奖仪式上,世界编辑论坛主席乔治布洛克在授奖词中说:我们今天在这里授予荣誉者。他揭露了国家不为人所知的事情,而他付出的代价就是今天还在监狱里。 当全世界都在准备迎接明年北京奥运会的时候,重要的就是应该记住,中国不仅仅是体育和旅游,不仅仅是两位数字的经济增长。今天授奖给师涛已经激怒了中国当局。中国官方的报业协会已经要求我们撤消这个奖, 我们不为这个辩解所动。如果法律可能将如此个案中的新闻工作者送进监狱,这法律应该立即废除,因为它违背任何可以设想的国际标准和有关信息自由及人权的公约。 师涛的母亲在答谢辞中说:我的儿子师涛作为新闻桎梏的直接受害者,能获得这一荣誉,让我深感荣幸。 由此证明,我的儿子师涛确实是无罪无辜的,他只是做了一个勇敢的记者应该做的事情。所以才得到了全世界主持正义的同行们的支持和同情。即使用人类最美好的语言,也难以表达我们母子对大家的感激之情,同时为有师涛这样一个好儿子感到自豪。高女士还朗读了师涛的一首诗:

六月

所有的日子
都绕不过六月
六月,我的心脏死了
我的诗歌死了
我的恋人
也死在浪漫的血泊里
           
六月,烈日烧开皮肤
露出伤口的真相
六月,鱼儿离开血红的海水
游向另一处冬眠之地
六月,大地变形、河流无声
成堆的信札已无法送到死者手中

颁奖仪式是在6月4日举行的,寓意不言而喻,这是对六四的纪念,对杀戮的谴责,对民众反抗极权,对追求民主自由的肯定和赞颂。这个奖本来就属于自由之精神。六四的血腥镇压和监禁师涛,二者是一致的,中共对镇压民众的反抗,扼杀自由的声音,从来就没有动摇过,也没有停止过,这甚至可以追溯到1949年以来的历史。当然,六四是一场集中的鲜血淌淌的屠杀,监禁师涛只是之后持续镇压的一个小小的墨点,但是如果将六四之后所逮捕的成千上万的参与者,及这18年来对异议者、记者、作家、律师、访民、维权人士的迫害和监禁汇集起来,那也是罄竹难书。而这种迫害和镇压也还在继续。中国经济腾飞,但这些身边日日夜夜的黑暗,人们绝不可忽视,而这也正是纪念六四的意义。

与之相同,八九运动是中国民众争取自由、民主的运动,是中国民众自由民主精神的彻底觉醒,民主女神就是它的象征。今天民主女神已经矗立华盛顿共产主义纪念碑的碑座,这是八九民主运动的骄傲,是中国民众争取自由的骄傲。这场震撼世界的自由民主运动虽然被碾碎于坦克履带之下,但是中国民众反极权争自由要民主的精神并没有倒下,虽然六四后,中国再没发生像八九那样的大规模的民主运动,但是中国民众争取自由民主的奋斗一刻也没有停止,其虽不是浩大的游行,确是一点一滴的,具体的,各地各处,方方面面,锲入在中国社会与现实中。自由民主已经是中国民众的普遍要求,就是官方也不得不说民主是个好东西。师涛作为一名记者、诗人,他所写的许多诗文,他不惧监禁,为传达中国的真实信息,争取新闻自由所作的努力及所付的代价, 就是中国民众持续追求自由民主的一个代表。类似,我们还可以列举许多人。今天,中国大陆此起彼伏的民众维权运动即是八九民运的果实,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其发展。如果说八九民运的主体还是学生,集中在城市,他们的自由民主的追求更多还是理想主义的;但是今天的维权运动已经覆盖农村,普及全民,自由民主已经不仅仅地理想,而关系到每个人的切身利益,因此有了广泛的民众基础。令人振奋的是,就在六四的前夕,厦门万人环保大游行成功地举行了,其目的不是政治的,但是厦门民众却勇敢地行使了自己的自由的权力。自由金笔奖授予师涛,也就是授予六四之后为自由民主的继续努力和奋斗。

在今天,中国人的各种自由中,首要的是言论、新闻自由。没有言论、新闻自由就不可能去争取人的其它权利,甚至人的基本生存权也没有保障。孙志刚事件是由一条报道引发的,无此就没有社会道义舆论,也不会唤起民众公愤,该事件会如同无数的事件被秘密埋葬,害人的收容法也不会被废除。近来,山西黑窑事件也是起于互联网,丢失孩子的家长们发布了消息。这条消息暴露了黑暗,唤起了全民的义愤,迫于民愤,地方当局才被迫行动,解救窑奴。没有互联网,没有那条消息,窑奴们就将继续被埋葬在那里。厦门万人大游行也是起于一条手机短信。

秦灭六国后,收天下兵器,铸金人为十二;天下人无兵器,而唯受暴政。现代,特别是后工业化时代,社会日益庞大,人们依传媒而相联一体,共生共在。传媒对于社会的组织:一是提供真实的消息,其保证人生活在真实中;二是监督社会,保证社会公义。而极权制度剥夺公民的言论权,垄断媒体,新闻为权力统治服务,提供假信息,于是人丧失了对现实的真实意识,而生活在权力的控制中。媒体对社会的监督变成了权力对社会的控制,社会公义成为空话假话,一切都是暗中操作。因此说极权社会在本质上即是黑社会,其一切操作都在地下。毛时代是寡头地下操纵,当今是地方层层政府成为黑社会集团。当今时代,剥夺公民的言论、新闻自由就如同秦收缴天下的兵器,没有了言论、新闻自由,天下民就唯受暴政。

胡平在1975年写了《论言论自由》,他说言论自由是极权主义社会的阿基利斯之踵;也有一位记者曾说:一份报纸可以颠覆一个极权国家。瓦解极权,走向民主,首要就是言论、新闻自由。极权制度是强大的,但也是脆弱的。它的统治一方面是暴力强制;另一方面就是对人的意识控制,而意识控制来于言论垄断。在武器高度发展的现代,民众没有可能直接对抗极权的暴力武装,但是却可以讲出真相,只要讲出真相,权力的意识控制就瓦解。如果五十年代,中国有一本类似的《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哪怕是地下流传,就不会有毛泽东的神话,不会有红卫兵运动。真话就是戳透和瓦解极权制度的锐器和硫酸。因此,极权制度中,争取自由民主的努力,首先就是尽一切努力讲述真实,争取言论的权利。中国七十年代末到八九民运,毛意识形态的瓦解就是从西单那一面自由言论墙开始的。

八十年代后,中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由极权进入后极权社会。共产意识形态瓦解,各级官吏由控制人转而追逐实际私利,利用职权化共产为私有,瓜分全民资产和国家资源。表面上,社会有了许多自由,人尽可为个人谋利,但实际上国家的资源和利益都由权力集团所垄断,大小官僚们要多捞多得,将公有转为私有,而民众则成了被掠夺者。后极权中国,一方面私人话语范畴尽可以自由,但是公共话语却依然牢牢地被当局所控制,特别是新闻。因为权力集团要维护自身的合法性,维护他们的政权,垄断权力和利益,合法地占有和掠夺。后极权社会无所不可,由卖官卖血到黑窑童奴,但是权力垄断不容挑衅。权力控制媒体、新闻是对他们掠夺的制度性的保护。只要没有新闻自由,权力集团大大小小的黑窑就会藏在暗中继续运作。

因此,在后极权中国,民众依然要为争取言论、新闻自由而抗争。不论体制内外,人们要尽一切可能披露真相,向社会提供真实信息,挑战权力控制的言语边界。好在现在有了互联网,有手机通讯,人们有了新的争取言论自由的方式和手段;当然官方同时也有了金盾工程,有了雅虎、古狗等西方大公司的合作,但是历史总是在向前推动。九十年代末维权运动兴起,其推动了中国言论、新闻自由的发展,也对言论、新闻自由提出了新的要求。维权运动与争取言论、新闻自由相辅相成。言论、新闻可以发动民众维权,比如厦门游行;也可以唤起社会公义和民众舆论,比如黑窑事件。如果中国的每一家报纸、杂志都能起到这种作用,黑暗将无处躲藏,中国的社会也将有公义有希望。而这就需要在制度上实现言论、新闻、出版自由。

师涛现在仍然在狱中,他是中国争取言论、新闻自由的一位英雄。中国权力垄断言论、新闻直接依靠暴力,那就是将勇于讲真话、发布真实消息的人关进监狱,既处罚当事人,又恐吓记者和民众。中国入狱记者、作家、网民,我们可以例出一长串的名字。感谢世界报业协会将自由金笔奖授予师涛,它表明争取中国言论、新闻自由的事业是光荣的事业,是人类共同的事业,言论、新闻自由是普世价值,有此人的生存权才有保障。我们需要继续为言论、新闻自由而奋争。







争取中国言论、新闻自由的事业是光荣的事业,是人类共同的事业,言论、新闻自由是普世价值,有此人的生存权才有保障。



世界报业协会将2007年的自由金笔奖授予师涛,以奖励他为争取中国新闻自由作出的杰出贡献。2004年六四前夕,中国当局对限制媒体作了有关部署,传达到各新闻单位,师涛当时作为《当代商报》编辑,将有关信息用电信传给了在美国的《民主论坛》。为此,师涛以泄露国家机密罪,被当局判处10年监禁。

由于师涛在狱中,她的母亲高琴声女士赴南非开普敦,参加世界报业大会,代儿子领奖。颁奖仪式上,世界编辑论坛主席乔治布洛克在授奖词中说:我们今天在这里授予荣誉者。他揭露了国家不为人所知的事情,而他付出的代价就是今天还在监狱里。 当全世界都在准备迎接明年北京奥运会的时候,重要的就是应该记住,中国不仅仅是体育和旅游,不仅仅是两位数字的经济增长。今天授奖给师涛已经激怒了中国当局。中国官方的报业协会已经要求我们撤消这个奖, 我们不为这个辩解所动。如果法律可能将如此个案中的新闻工作者送进监狱,这法律应该立即废除,因为它违背任何可以设想的国际标准和有关信息自由及人权的公约。 师涛的母亲在答谢辞中说:我的儿子师涛作为新闻桎梏的直接受害者,能获得这一荣誉,让我深感荣幸。 由此证明,我的儿子师涛确实是无罪无辜的,他只是做了一个勇敢的记者应该做的事情。所以才得到了全世界主持正义的同行们的支持和同情。即使用人类最美好的语言,也难以表达我们母子对大家的感激之情,同时为有师涛这样一个好儿子感到自豪。高女士还朗读了师涛的一首诗:

六月

所有的日子
都绕不过六月
六月,我的心脏死了
我的诗歌死了
我的恋人
也死在浪漫的血泊里
           
六月,烈日烧开皮肤
露出伤口的真相
六月,鱼儿离开血红的海水
游向另一处冬眠之地
六月,大地变形、河流无声
成堆的信札已无法送到死者手中

颁奖仪式是在6月4日举行的,寓意不言而喻,这是对六四的纪念,对杀戮的谴责,对民众反抗极权,对追求民主自由的肯定和赞颂。这个奖本来就属于自由之精神。六四的血腥镇压和监禁师涛,二者是一致的,中共对镇压民众的反抗,扼杀自由的声音,从来就没有动摇过,也没有停止过,这甚至可以追溯到1949年以来的历史。当然,六四是一场集中的鲜血淌淌的屠杀,监禁师涛只是之后持续镇压的一个小小的墨点,但是如果将六四之后所逮捕的成千上万的参与者,及这18年来对异议者、记者、作家、律师、访民、维权人士的迫害和监禁汇集起来,那也是罄竹难书。而这种迫害和镇压也还在继续。中国经济腾飞,但这些身边日日夜夜的黑暗,人们绝不可忽视,而这也正是纪念六四的意义。

与之相同,八九运动是中国民众争取自由、民主的运动,是中国民众自由民主精神的彻底觉醒,民主女神就是它的象征。今天民主女神已经矗立华盛顿共产主义纪念碑的碑座,这是八九民主运动的骄傲,是中国民众争取自由的骄傲。这场震撼世界的自由民主运动虽然被碾碎于坦克履带之下,但是中国民众反极权争自由要民主的精神并没有倒下,虽然六四后,中国再没发生像八九那样的大规模的民主运动,但是中国民众争取自由民主的奋斗一刻也没有停止,其虽不是浩大的游行,确是一点一滴的,具体的,各地各处,方方面面,锲入在中国社会与现实中。自由民主已经是中国民众的普遍要求,就是官方也不得不说民主是个好东西。师涛作为一名记者、诗人,他所写的许多诗文,他不惧监禁,为传达中国的真实信息,争取新闻自由所作的努力及所付的代价, 就是中国民众持续追求自由民主的一个代表。类似,我们还可以列举许多人。今天,中国大陆此起彼伏的民众维权运动即是八九民运的果实,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其发展。如果说八九民运的主体还是学生,集中在城市,他们的自由民主的追求更多还是理想主义的;但是今天的维权运动已经覆盖农村,普及全民,自由民主已经不仅仅地理想,而关系到每个人的切身利益,因此有了广泛的民众基础。令人振奋的是,就在六四的前夕,厦门万人环保大游行成功地举行了,其目的不是政治的,但是厦门民众却勇敢地行使了自己的自由的权力。自由金笔奖授予师涛,也就是授予六四之后为自由民主的继续努力和奋斗。

在今天,中国人的各种自由中,首要的是言论、新闻自由。没有言论、新闻自由就不可能去争取人的其它权利,甚至人的基本生存权也没有保障。孙志刚事件是由一条报道引发的,无此就没有社会道义舆论,也不会唤起民众公愤,该事件会如同无数的事件被秘密埋葬,害人的收容法也不会被废除。近来,山西黑窑事件也是起于互联网,丢失孩子的家长们发布了消息。这条消息暴露了黑暗,唤起了全民的义愤,迫于民愤,地方当局才被迫行动,解救窑奴。没有互联网,没有那条消息,窑奴们就将继续被埋葬在那里。厦门万人大游行也是起于一条手机短信。

秦灭六国后,收天下兵器,铸金人为十二;天下人无兵器,而唯受暴政。现代,特别是后工业化时代,社会日益庞大,人们依传媒而相联一体,共生共在。传媒对于社会的组织:一是提供真实的消息,其保证人生活在真实中;二是监督社会,保证社会公义。而极权制度剥夺公民的言论权,垄断媒体,新闻为权力统治服务,提供假信息,于是人丧失了对现实的真实意识,而生活在权力的控制中。媒体对社会的监督变成了权力对社会的控制,社会公义成为空话假话,一切都是暗中操作。因此说极权社会在本质上即是黑社会,其一切操作都在地下。毛时代是寡头地下操纵,当今是地方层层政府成为黑社会集团。当今时代,剥夺公民的言论、新闻自由就如同秦收缴天下的兵器,没有了言论、新闻自由,天下民就唯受暴政。

胡平在1975年写了《论言论自由》,他说言论自由是极权主义社会的阿基利斯之踵;也有一位记者曾说:一份报纸可以颠覆一个极权国家。瓦解极权,走向民主,首要就是言论、新闻自由。极权制度是强大的,但也是脆弱的。它的统治一方面是暴力强制;另一方面就是对人的意识控制,而意识控制来于言论垄断。在武器高度发展的现代,民众没有可能直接对抗极权的暴力武装,但是却可以讲出真相,只要讲出真相,权力的意识控制就瓦解。如果五十年代,中国有一本类似的《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哪怕是地下流传,就不会有毛泽东的神话,不会有红卫兵运动。真话就是戳透和瓦解极权制度的锐器和硫酸。因此,极权制度中,争取自由民主的努力,首先就是尽一切努力讲述真实,争取言论的权利。中国七十年代末到八九民运,毛意识形态的瓦解就是从西单那一面自由言论墙开始的。

八十年代后,中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由极权进入后极权社会。共产意识形态瓦解,各级官吏由控制人转而追逐实际私利,利用职权化共产为私有,瓜分全民资产和国家资源。表面上,社会有了许多自由,人尽可为个人谋利,但实际上国家的资源和利益都由权力集团所垄断,大小官僚们要多捞多得,将公有转为私有,而民众则成了被掠夺者。后极权中国,一方面私人话语范畴尽可以自由,但是公共话语却依然牢牢地被当局所控制,特别是新闻。因为权力集团要维护自身的合法性,维护他们的政权,垄断权力和利益,合法地占有和掠夺。后极权社会无所不可,由卖官卖血到黑窑童奴,但是权力垄断不容挑衅。权力控制媒体、新闻是对他们掠夺的制度性的保护。只要没有新闻自由,权力集团大大小小的黑窑就会藏在暗中继续运作。

因此,在后极权中国,民众依然要为争取言论、新闻自由而抗争。不论体制内外,人们要尽一切可能披露真相,向社会提供真实信息,挑战权力控制的言语边界。好在现在有了互联网,有手机通讯,人们有了新的争取言论自由的方式和手段;当然官方同时也有了金盾工程,有了雅虎、古狗等西方大公司的合作,但是历史总是在向前推动。九十年代末维权运动兴起,其推动了中国言论、新闻自由的发展,也对言论、新闻自由提出了新的要求。维权运动与争取言论、新闻自由相辅相成。言论、新闻可以发动民众维权,比如厦门游行;也可以唤起社会公义和民众舆论,比如黑窑事件。如果中国的每一家报纸、杂志都能起到这种作用,黑暗将无处躲藏,中国的社会也将有公义有希望。而这就需要在制度上实现言论、新闻、出版自由。

师涛现在仍然在狱中,他是中国争取言论、新闻自由的一位英雄。中国权力垄断言论、新闻直接依靠暴力,那就是将勇于讲真话、发布真实消息的人关进监狱,既处罚当事人,又恐吓记者和民众。中国入狱记者、作家、网民,我们可以例出一长串的名字。感谢世界报业协会将自由金笔奖授予师涛,它表明争取中国言论、新闻自由的事业是光荣的事业,是人类共同的事业,言论、新闻自由是普世价值,有此人的生存权才有保障。我们需要继续为言论、新闻自由而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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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编:胡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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